作者：陈真凡/史文亭/唐永生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圆满完成今年教育训练任务的沈阳部队某军，积极为明年大干快上做好思想准备，订出具体计划和措施。

今年，这个军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大胆拨乱反正，上下齐心思治，部队的教育训练出现了几年来没有的大好形势。
所属各单位普遍提前完成了规定的训练时间和内容，主要课目都取得了优良成绩；
各级首长、机关的训练超额完成三分之二；
普及了“三打三防”和夜间训练；
研制成功了新四○火箭筒激光预习器、八二无座力炮练习器，总部已向全军推广。

最近，这个军连续三次召开党委会，分析大好形势，围绕着如何使明年的教育训练更上一层楼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紧紧跟上飞跃发展的新形势，必须适时地把党委的精力集中到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切实改革训练。
他们的初步设想是：

改变领导作风。
工作要大上，作风要大变。
明年，各级军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训练。
强调亲自调查研究，改变靠打电话、听汇报、机关写材料“遥控”指挥的倾向；
改变照搬照套、脱离实际的倾向；
改变抓训练不讲实效，解决问题“踢皮球”的倾向。
树立一切为了适应现代战争和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想和作风。

训练重点一定要落实。
保证干部训练的人员、时间、内容三落实。
组织好连排干部的教学法集训、营团干部和团以上机关的函授作业及本级战术集训；
组织好团以上首长、机关单级或两级带通讯工具的野外演习，以及从营到师的实兵演习。
同时，努力抓好部队的“三打三防”训练，研制三打器材，编写“三打三防”教材，把“三打三防”作为检验部队教育训练好不好的主要标志。
人人学会用现有武器器材打坦克的本领。
研究对付敌夜视夜瞄器材的办法，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的夜战本领。

加强外军研究。
建立和健全外军资料室，收集、整理外军资料，组织研究活动，及时为部队提供学习材料。
打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沉闷局面，学习先进技术，熟悉作战对象。

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列入教育训练的正课。
领导要带头学习，做出样子。
解决学习中的经费、教材、教员等实际问题。
首长、机关要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办好科学技术知识讲座。
明年着重学好光导通讯、导弹火箭、指挥自动化等知识。

着眼发展改革训练。
改变某些用小生产方式组织训练的方法，注重应用训练，多搞对抗性、研究性、检验性的野外演练；
多搞在原子、化学、电子干扰等现代条件下的诸军兵种协同训练；
多搞实兵、实车、实打、实爆的组织指挥训练。

目前，这个军正自上而下地进行思想发动。
同时，已经着手筹办干部骨干“三打三防”教学法集训，初步建成了敌军资料室、军兵种知识资料室、一个电化教学室和三个电动沙盘室，并把整理好的外军资料发到了连队，开始进行有关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讲座学习。
军党委还对压缩生产、营建用兵，集中全力搞好明年的教育训练，作出了具体部署。

（陈真凡、史文亭、唐永生）

作者：肖克
版面：头版

多少脑袋斗出了八个字

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主席要去延安党校作报告。
我和康克清同志搭乘主席的汽车，从枣园出发，一同前往。

那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住在枣园。
我从前方回来，因病住在枣园招待所，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离得很近。
尽管主席工作很忙，还是找了我去谈心和了解前方的情况。
我也常去看望他们。
这次，我们同毛主席坐在一个车里，话自然少不了。

汽车平稳地行驶着。
过了一会，主席和我们搭起话来。

“康克清同志，你是万安人吧？”
“是万安的。”
我顺便插了一句：“你们万安有个梁鼎元，曾在前委办公室当过秘书。”
毛主席说：“对啊！
对啊！”
我又接着主席的话说：“后来他调地方工作，被当作AB团打了。”
这时，我和康克清同志都说：“这个人有文化，办事也好。”
康克清同志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如果那时候不把他调到地方上去，是不会死的。
真可惜！”
毛主席没有吱声，显然是在沉思，等了一会，才深沉地说：“那不一定。
我们肃反也走过弯路哇！
多少脑袋斗出了八个字。”
我立刻意识到，这八个字就是一九四三年底毛主席提出的肃反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车轮飞转，车外的景物向后面不停地飞逝而去。
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沉浸在历史经验的思考和回忆之中。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同时，指使段锡朋组织反对共产主义的AB团分子混入苏区，搞反革命煽动宣传。
这时，我们在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中，也发现有人在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总前委决定在红军和中央苏区里，开展一次肃清反革命的运动。
由于没有经验，当时提出了“绝对进攻，跟踪追击”的过“左”口号。
在肃反中，虽然肃清了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但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搞了扩大化。
梁鼎元同志的被害就是这时候的一个错案。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召开党的“七大”创造条件，以战胜日本侵略者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当时，在中央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个别人，于一九四三年的五、六月间，又错误地提出搞什么“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伤害了不少好人，重复了扩大化的错误。
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于同年八月十五日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九条审干方针，严禁逼、供、信。
接着，毛主席又在一九四三年底，明确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肃反方针。

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主席不但敢于进行揭露，认真纠正，而且亲自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
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
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

毛主席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地感动着我。
会议休息中间，碰到陈毅同志，我高兴地向他说：“毛主席在今天的大会上公开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啦！”
陈毅同志也高兴地连连点头。
这时，我想起了陈毅同志经常说的一句话：“伟大之所在”，用它来形容毛主席的崇高品质和广阔胸怀，是多么恰如其分啊！

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第十一次（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肃反问题又讲到：“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
过火的，漏掉的，都有。
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七七页）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亲自听到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论述。
他说：“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呵，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由于认识客观世界的条件限制，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全部事物。
因此，作为领袖人物在引导他的政党和人民前进的过程中，对某个事物，对个别情况处置的暂时“失算”，是认识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现象。
革命的人民加以提醒，以至严肃地批评，革命领袖不但耐心倾听，虚心改正，将群众的巨大智慧纳入革命的政策、路线之中，这不但无损于伟大的党和领袖的光辉，而且将使其更加光彩照人。
毛主席就是这样伟大的导师和领袖！

要党法，不要家法

我不只一次地听到毛主席说，我这个人的头脑也很复杂，小时信佛教，跟母亲朝南岳，信过孔夫子，后来信进化论，最后才信马克思。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又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
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一句，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
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
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
难道我不同意他（指主席）的意见就打人？
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
听着毛主席的话，我立即想起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三二年秋天，我们永（丰）吉（安）泰（和）特委的负责同志毛泽覃（特委书记）、陈正人、余泽宏和我，在富田开会。

一天晚饭后，毛泽覃同志和他的爱人贺懿同志同我们闲拉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扯东道西，无话不谈。
谈着谈着，毛泽覃同志说起他和哥哥毛泽东同志吵架的事。
他说：

“有一次，我同哥哥（指毛主席）讨论一个问题，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争吵起来，他说不服我，就要动手打我。
我问他，红军还打人？
这时，他把我没办法，也就不打了。”
泽覃同志边讲边做着手势。
贺懿同志咯咯直乐。

我当时感到兄弟之间争吵，是家常事，所以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毛主席却把它记在心里，二十多年后还把它提到反对家长制的领导来检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毛主席多次讲，在党内可不能搞家长制的领导，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主席的话，勾起了我对井冈山斗争生活的回忆。

井冈山初创时期，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其成份来说，大都是从旧军队和农村来的，虽然有党的领导，但很多东西还是旧的一套，还有浓厚的雇佣观念和军阀习气，干部打人骂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毛泽东同志发现士兵反对肉刑，对打骂现象很有意见。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就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废止肉刑，反对军阀主义习气等制度。
他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四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部队的民主空气空前浓厚，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互相有意见总是开门见山。
领导批评群众，群众批评领导，直来直去，谁也不拐弯抹角。
群众有时议论领导的错误、缺点，领导知道了，也不打击报复。
有时大家正在议论某一位干部，这个干部突然来了，战士仍无拘无束，直言不讳。
有的干部还把自己的旱烟袋锅，送到讲自己毛病的战士手上，让他边抽边讲。
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威信是逐渐建立的。
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八六——八七页）

记得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份，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部队每天要行军，做群众工作，有时还要打仗。
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
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
毛主席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
二是请大家来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
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便出了问题，也不埋怨，不推诿。

那时，前委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老总三个人领导。
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
在会议中间，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
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结论。
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按“长官意志”办事，反对那种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的封建主义思想。
他常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如果多数人不同意，那就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那时，从来没看到谁不同意谁的意见，就给人家任意扣上反对谁的帽子。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领导的典范。

让群众讲话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

自从毛主席和党中央到达延安，每当春节期间，新市场、柳树店、桥儿沟、杨家岭、枣园等各地群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住地表演文艺节目时，必定唱这一首歌子。
而在一九三九年春，毛主席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以后，这个歌子唱得更响了。

提起大生产运动的来由，还有一段十分有意义的故事呢。

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天，延安的新市场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前几天附近有一个人，被雷电打死了。
其中有一个人当场说了一句对毛主席很不满意的话，话意非常恶毒。
保卫部门准备逮捕。
毛主席知道后，指示不要捉。
他说，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人讲反对我的话呢？
而且周围的群众听到后，却无动于衷？
……事后，毛主席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

原来，陕甘宁边区地瘠民穷，人民生活本来就很苦。
因为蒋介石对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机关、部队吃粮靠当地人民供给，各种物资也取之于民。
全边区只有一百三、四十万人口，仅公粮就要上交二十万大石，七千多万斤，平均每人要负担五十多斤。
再加上运输，就更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边区人民深切感到共产党好，毛主席亲。
但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考虑不周，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有些地方还加重了负担，因此群众对我们不满。

毛主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些不满的话，甚至反对的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应该允许群众讲话，从反对的话中找出合理的内容，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加以解决。

怎样解决呢？
毛主席总是在思考，如何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饿死呢？
解散呢？
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于是，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从此，大生产运动便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那时候，每天清早，人们就扛起镢头、铁锹，开进山沟、河套，翻上土丘、山岗。
满山遍野的生产大军，惊天动地的劳动歌声，到处缭绕着烧荒、做饭的烟火。
延安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很快改变了面貌，荒丘秃岭变成了整齐的良田，千年沉睡的河套、沟谷变成了米粮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亲自参加警卫班战士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他们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
他说，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
战士们劝主席不要参加生产了。
主席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
他在自己住的窑洞下边开了一亩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他都动手。
朱德同志也开了一块地，种着各种菜蔬，有些同志从前方回来时，他总用自己地里的“土特产”招待。
周恩来副主席经常住在重庆，回到延安后，就和大家一起纺线，被评为纺线能手。

他们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劳动热情。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年间，边区农民开荒一百四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仅一九四三年，部队生产细粮三万担，延安一地的机关学校就生产六千担，还开办了工厂，纺线织布，烧炭取暖，整个边区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大好局面，不但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从那以后，这个故事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的毛主席多么伟大啊，他让群众讲话，哪怕是反对的话，也认真分析，从中发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一伙动辄给别人扣帽子、打棍子，弄得人们不敢讲话，窒息了民主空气，党内、社会上一片沉闷。
毛主席的民主作风与林彪、“四人帮”的霸道行径，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 今年大干了，明年怎么办？
-某工程团跟上形势早作准备为明年大干快上创造条件

作者：周晓山/张德福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部工程团，提前超额完成今年国防施工任务之后，抓紧有利时机，采取切实措施，为明年大干快上做好各项施工生产准备。

这个工程团今年在鄂西山区担负坑道施工任务，这里深沟峭壁，荒芜缺水，原料、材料供应不足。
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发扬大庆人的革命精神，头顶蓝天，脚踩乱石，争分夺秒大干。
施工进度月月刷新，创造出平均每人每天掘进二点四立方米的历史最好水平，最高月份达到日掘进度三点六立方米，超过规定指标二点六立方米。
到十一月中旬，全团超额完成了年度施工任务。

“今年大干了，明年怎么办？”
在部队接近完成全年施工任务时，团党委不失时机地向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发动干部战士进行讨论。
团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学习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畅谈全国全军安定团结加速实现四化的大好形势和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对我们的要求，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同志们说，抓紧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这个中心上来，大干了还要再大干。

为了明年的大干快上，他们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做好施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是狠抓专业技术训练，大力培养技术能手。
在施工进入尾声时，团里结合施工任务，新训、复训各种司机、机械手、技工二百三十多人。
进入十一月，他们安排两个连队进行整训，为部队冬季整训摸索经验。
团营相继成立了专业技术训练领导小组，对各连专业技术训练的时间、内容、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
团里还发出了《关于开展技术能手活动》的通知，拟定了技术能手等级的具体标准和评比方法，并对全团原有三百七十六名技术骨干进行考核。

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维修改进施工机械。
从十月份起，他们组织人力物力，先后对八种七十二台（部）国产机械进行了改进和革新，正在改造、革新的十六台（部）机械也可在年底前完成。
他们还借鉴兄弟单位的经验，对五种引进机械设备进行了改造，经试验，这些机械效率都比原来有了提高。
通过大打技术革新之仗，明年在掘进、被复等主要工序上将基本实现机械化。
入冬以来，修理连人员配合各机械分队，还对全团二百多台（部）机械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维修和保养，使全团所有机械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

组织部队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兄弟单位创造的施工新工艺，克服薄弱环节。
点火引爆、爆破、被复是这个部队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初，团里派十八名技术骨干分别到济南、海军、铁道兵的工程单位参观学习电火引爆、光面爆破、喷锚支护等先进技术。
回来后，团里召开现场会，让参观见学的同志，介绍采用新工艺的优越性，组织他们巡回到各连示范作业，传授技术。
许多工程技术员和技术骨干，抓紧时间钻研外国有关施工管理、掘进、被复、建筑等项技术资料，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研究改革施工管理方法。
团的领导和司、政、后机关干部分别深入到各个连队，发动群众结合年终总结，围绕领导作风、施工管理、机械革新以及明年如何加快施工步伐等问题，给领导和机关提意见，献计献策。
接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把连队代表请进来，进一步揭矛盾，提建议。
党委根据群众提出的三十多条意见，作出了党委成员明年跟班作业二百天，改善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恢复和建立超产优质、安全低耗、材料节约等项奖励的三个决定。
党委还就明年的施工计划，多次征求群众的意见，力求使计划既反映群众大干的积极性，又切合实际，留有余地。
（周晓山、张德福）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从现在到年底，只剩下十几天了，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了。
一九七九年将是一个伟大转折的关键年头。
全党全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步伐声“嚓嚓”作响。
形势喜人又逼人。
全国加速搞四化，军队怎么办？
我这条战线怎么办？
我们领导的单位怎么办？
应该逐级问下去，问得一些领导同志坐不住就好了。
沈阳部队某军为了使明年的教育训练大干快上，已经提出了设想，拿出了措施。
借问各部队：你们明年有什么打算？

明年，全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们军队工作当然也要跟着转移。
如何加速我军现代化的建设，及时改革教育训练，适应现代战争要求，这个问题将严肃地提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面前。
为了迎接这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要早作打算，以免陷于被动。

早作打算的重要一环，是必须迅速改变一些旧观念，破除因循守旧、夜郎自大、懒汉懦夫等思想。
否则，你就不敢放开胆子去设想，也就拿不出具体切实的好措施。

作者：董方林
版面：头版

作者：吴林/蔡善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九场话剧《陈毅出山》即将由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在首都公演。
从今年八月起，这个戏在军内外已演出近四十场，受到热烈欢迎。

这个戏是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丁一三同志创作的。
全剧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陈毅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可钦可敬的崇高品质。
西安事变后，在赣南山区领导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了打开江南的抗日局面，毅然于一九三七年秋出山与国民党赣南当局进行谈判。
在这场斗争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捣乱，教育、说服了自己的同志，在当地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由反蒋到联蒋的伟大的战略性的历史大转变，迎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

广大观众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的战斗生活搬上舞台，十分感动，都认为这是对林彪、“四人帮”恶毒攻击和残酷迫害陈毅同志的有力批判。
许多青年同志含着热泪看演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纷纷表示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往开来，进行新的长征，夺取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
这个戏也得到文艺界的热情赞扬和肯定。
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召开了座谈会。
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同志，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吴雪同志，都称赞《陈毅出山》是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出很好的戏。
这出戏把陈毅同志写活了，演活了。
看了后，使人想念他，跟着他的足迹前进。

创作者和空政话剧团的同志准备在公演中继续征求意见，进一步提高演出水平，以优异成绩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吴林、蔡善武）

作者：郑士华/辰晓

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炮团三连侦察班长王世明，刻苦学习科学文化，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取得显著成绩。
最近，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并经上级党委批准，破格提拔为副连长。

王世明入伍五年来，一贯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特别是华主席发出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号召以后，他重新修订了自学计划，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节假日也不例外。
王世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学习上有很多困难。
一次为了弄懂反三角函数的一个原理，他三次拜集训队教员方副参谋长为师，又向同班战士冉茂华求教，直到完全弄懂为止。
今年以来，他除了重温初中数理化课程外，又从家里要来了全套高中数理化课本，购买了《高等数学》、《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地理》等十多本数理化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
他结合训练，认真钻研了《地面炮兵侦察教材》、《军事地形学》等军事教材，演算了大量习题。
王世明运用学到的科学知识给同志们解答了不少训练中的难题，同时为本连和全团上了三十多次炮兵侦察专业理论课，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被评为这个部队的“四会”教员。

王世明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侦察专业的运算，比较复杂，他过去三角几何知识差，运算经常出错。
学了代数、三角、几何知识以后，在作业精度和计算速度上都达到和超过了优秀标准。
目测距离，过去晴天作业误差较小，复杂天气作业误差较大。
学习了气象、地理和天文知识后，懂得了阴天、雨天、雾天对目测距离容易误近和误远的规律，懂得了大气对地物的影响造成视力错觉等科学道理，能够在一些复杂的条件下，比较迅速准确地测出目标的距离。
学习了军事地形学和地理知识后，懂得了等高线显示地貌的原理，使用地图作业时，能比较迅速准确地把站立点和目标决定在图上，大大缩短了作业的时间。
在部队组织的侦察专业科目考核中，王世明都获得优秀成绩：目测距离在各种情况下只用十五秒，精度误差在百分之十以内，比教程上规定的优秀对间缩短了三分之二；
使用器材测角、测距离、定向分别只用十五秒、十二秒、四十二秒，三个项目都比教程上规定的优秀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使用地图决定三个站立点和目标在图上只用一分二十七秒，比教程上规定的优秀时间缩短了四分多钟；
基本运算只用十八秒，比教程上规定的优秀时间缩短了一半。
今年七月，上级组织炮兵专业考核，王世明取得了侦察专业五个项目的总分第一名。
（郑士华、辰晓）

栏目：编后

早在二十三年前，毛主席就号召我们“钻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四四页）。
钻了没有呢？
钻了。
但是钻得不算好。
原因是林彪、“四人帮”从中接连给我们搞大破坏。
现在扫除了国防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好好“钻”的时候了。

钻国防现代化，就离不开学数理化。
现代武器装备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而现代科学技术与数理化紧密相联。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艘现代军舰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的确是这样，一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是一架灵巧的机器。
要掌握使用它，没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知识，不懂得一点科学技术，是不可想像的。
试问，如果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大致相仿，但是文化水平悬殊：一个是文盲加科盲，一个是有数理化基础知识的初、高中学生，同时学习一件现代化武器，哪个同志掌握得快些好些呢？
答案是无庸置疑的：后者居先。

所谓数理化，不过是现代科学文化基础知识的通俗简称，当然决不是只这三门学科。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当然有些片面性。
但是前些年“四人帮”批“知识私有”批红了眼，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学数理化“批”得一钱不值。
结果来了个文化大倒退。
一些人不学无术，孤陋寡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们必须批判林彪、“四人帮”毁灭文化的罪行，肃清其流毒，扎扎实实从头学起来。
院校和部队，该开科学文化课的，赶快因地制宜地开起来；
每个干部战士，赶快抓紧时间，克服困难自学起来，不要再观望等待了。
做一个合格的战斗员、指挥员，除了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还应该有高超的军事技术，这里就包括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很多同志在训练中摸爬滚打不怕苦，这是很好的，还应该在钻研数理化等科学文化知识中用脑不怕难才行。
学习没有捷径，唯一的秘诀是：勤奋！

作者：王增奎

作者：曾阿能/郑美才

本报讯 三二三八五部队七连在年终总结评比中，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作为评选先进、立功受奖的一项重要内容，调动了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

七连今年担负着营建施工任务，许多干部战士结合施工，积极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对多快好省完成施工任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班担负着艰巨的采石工作。
班长余立平组织全班同志利用施工间隙和晚上休息时间，刻苦学习物理知识，根据力学原理，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快速采石方法，由原来平均每人每天五、六块增加到十三块，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采石两万块的任务。
十月份，上级把修建拱形石顶猪圈的任务交给了二班。
他们根据几何学中的弓形原理，自己设计出了图纸，建起了拱形石顶猪圈。
二班学科学，用科学，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全连同志一致评选二班为施工先进班，连里还呈报上级给二班记集体三等功。
八班负责全连的种菜工作。
副班长金宁田买来了《青菜》、《豆子》、《十万个为什么》和改良土壤的有关书籍，认真学习，大胆实践，掌握了蔬菜生长的规律，在山岗薄地上夺得了蔬菜丰收。
年终总结时，大家一致评他为学雷锋标兵。
（曾阿能、郑美才）

作者：黄忠金/徐步江/张正雄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师党委针对协同作战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兵种知识，熟悉协同作战原则，提高了部队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兵种作战的能力。

十一月上旬，这个师在拉练中进行了一次加强步兵师夜间进攻的检验性对抗演习。
这次演习参加兵种多，规模大，是诸兵种的协同作战。
上级给这个师配属了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舟桥连，并有航空兵支援。
作战对象是敌人一个加强摩托化步兵团。
演习中，他们虽然选择了正确的主要突击方向，但是，在兵种协同、兵力使用、战术手段上，指挥员和部队都暴露出许多不知彼也不知己的问题：师的指挥员对坦克、炮兵的战斗性能和使用原则不熟，演习中指挥、配备不合理，坦克反成为步兵的负担，团、营、连在战斗中也都出现了不会使用配属坦克、炮兵、喷火、防化、工兵和其它特种兵的问题。

师领导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干部战士对兵种知识和我军现有装备不熟；
二是平时搞协同训练少，没经验。
这是长期单一兵种作战思想指导训练的结果。
许多师、团领导深有感受地说：过去搞单一兵种指挥作战搞惯了，现在搞诸兵种协同作战，对各级指挥员和战士都是一个新课题。
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无法适应现代战争要求。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决心改变演习结束收兵回营的作法，抓住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地研究解决。
主要做法是：

首先明确思想。
师党委发动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破除单一兵种作战的思想，充分认识诸兵种协同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兵种知识。
针对战斗演习中步坦、步炮协同上的问题，师团领导组织干部战士，分别到坦克团、炮兵团参观见学。
请坦克团和炮团的同志，介绍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战术技术性能和使用原则，实地演练伴随坦克冲击和搭乘坦克冲击。
观看了火箭炮操作、昼夜间射击和目标转移射的情况。
师团指挥员还着重研究了坦克火力的使用和山地作战的特点。
团、营还组织步兵连队干部到所属炮连、机枪连学习，熟悉掌握其运用方法。
防化分队教学小组带着“三防”器材，给部队作了巡回讲课和操作表演，帮助干部战士熟悉防化分队的装备、使用原则以及对原子、化学、细菌武器的防护方法。
师团领导和干部战士一起听课，参加演练。

现地重新推演。
在熟悉现有装备基础上，他们又用三天时间，组织师团机关和排以上干部骨干，按原案重新进行了推演。
通过推演补课，各级指挥员初步懂得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协同方法。

在熟悉我军现有装备的同时，他们针对敌我装备的现状，发动干部战士开展军事民主，研究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敌人的手段，充分发挥我军现有装备的威力。

既要正视敌我装备优劣的现实，又要树立用现有装备打现代战争的信心。
他们研究了敌摩托化步兵师的装备、编制、火力配置，并与我军装备进行了对比，使大家看到敌我装备差距在那里，克服一厢情愿的思想。
同时，为了使大家树立用现有装备打现代战争的信心，师的领导向部队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在不掌握制空权和火炮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赢得战争胜利的经历；
并把我军现有装备同抗美援朝时的装备进行比较，使大家既看到现有装备落后的一面，又看到有了很大发展的一面，树立起只要充分发挥现有装备的威力，能够对付现代化敌人的坚定信念。

从敌我双方现有装备实际出发，积极研练对付现代化敌人的各种战法。
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练。
一是针对敌人火力配备强、武器射程远、机动性大的特点，研究如何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二是针对我军装备差，但协同起来威力大的特点，研究如何在局部上集中火力兵力，形成优势。
三是针对我军的某些装备与敌人相比悬殊大大，不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状况，想办法以“土”制“洋”。
如敌通讯联络发达，我军用密语通话速度慢，他们就用代密办法指挥。
敌人有现代化的指挥系统，我军下达文书时间长，他们就用网络法加快指挥的速度。
敌人机械化，运动速度快，我军车辆少，摩托化程度低。
他们就采取倒运的办法，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适应以快制快作战需要。
通过这种演练，使指战员们学到了用现有装备打现代战争的本领，也提高了信心。

（黄忠金、徐步江、张正雄）

作者：吴宝余/刘元福/宋志耀

本报讯 最近，北京部队政治部在某地召开了文化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四人帮”指使他们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妄图利用军队基层文化工作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清除其流毒和影响，决定继续推广某部二连学习和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经验。

某部二连是北京部队开展连队文化工作的一个先进典型。
二十多年来，这个连坚持以《讲话》为指针，积极开展连队文化活动，成绩显著，曾荣立集体功八次，连队代表还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一九七六年五月，总政文化部在二连召开过一次全军文化工作会议。
“四人帮”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奉张春桥之命趁机来到这里，歪曲二连这个先进典型，篡改二连二十四年来学习、实践《讲话》，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基本经验，妄图把整个部队基层文化工作纳入他们精心策划的所谓“学小靳庄”的轨道。
会上，二连在各级党委和上级文化部门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从实际出发，坚持介绍了本连二十四年来学习和实践《讲话》的基本经验。
粉碎“四人帮”以来，二连干部战士一直站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前列，连队的文化活动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有了新的发展，连队的全面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两年来连队连续立集体功两次，被军党委评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单位。

对二连的文化工作究竟怎样看？
还要不要继续推广他们的经验？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愤怒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特别是着重揭发、批判了“四人帮”那个亲信在一九七六年那次会议前后的种种丑恶表演和罪行，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
大家一致认为，二连不仅是连队文化工作的先进典型，也是一个一贯完成任务好的先进连队，他们开展文化工作的经验，对于搞好基层文化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四人帮”那个亲信的阴谋活动无损于二连这个典型。
会议作出决定：继续推广他们的经验。
总政文化部负责同志在会上指出，推广二连的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次会议上，二连指导员杨少华介绍了连队二十六年来坚持学习、实践《讲话》的基本经验，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吴宝余、刘元福、宋志耀）

作者：韦炜陈祯伟
栏目：长征江山多娇

走进广西东兰县境内的拉甲山中，远远便见一个岩洞，洞口的绝壁上镌刻着“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十一个大字，这是叶剑英副主席于今年一月亲笔所题。
这里就是列宁岩。

列宁岩原名北帝岩，岩洞口宽六十米，高四十米，是从前当地人们供奉北帝神的庙堂。
一九二五年，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利用北帝岩举办了广西最早的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此，古老荒凉的北帝岩才有了这响亮的名字——列宁岩。

走近岩口，首先看到拱门前韦拔群同志亲手书写的对联：“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
洞内，是一个宽敞的大课堂，一排排用竹片搭成的长条课桌，讲台上挂着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下面贴着一副对联：“土豪劣绅把农民当盘中餐，劳苦大众将豪绅做枪口靶。”
当时，在韦拔群同志的号召下，成千上万革命青年，争先恐后地报名入学。
不久，东兰、凤山、百色、田东、田阳、凌云、河池、都安等十多个县的秘密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了二百七十六名壮、瑶、汉各族革命青年，前来农讲所学习。
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学员们尽管吃野菜，盖稻草，但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精神，一天到晚书声琅琅，歌声嘹亮，谈笑风生。
学员们在这里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概要、国际法草案、农民运动章程和军事知识、革命音乐等。
晚上还到附近乡村去访贫问苦，调查群众生活，宣传革命道理，打击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

农讲所开办不久，经费就用完了。
韦拔群同志毅然变卖了自己家里的七、八亩水田和爱人陪嫁的部分衣物，解决了农讲所的开支困难，学员们也以他为榜样，为减轻农讲所的负担，自带伙食，自编草鞋。
大家以革命为乐，以艰苦为荣，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勤奋学习的精神。

农讲所的影响越来越大。
反动派十分害怕，千方百计地要扼杀它。
他们先是暗中破坏，然后是武装镇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江平乡大土豪龙显云暗中勾结反动县长黄守先，纠集地主武装，分兵两路进犯农讲所。
韦拔群事先得到情报，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认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留下少部分武装学员在农讲所牵制敌人，大部分学员分头到附近屯子发动组织群众，等待时机反击敌人。
黄守先领着匪兵一步一探地来到列宁岩，见无动静，以为农讲所学员躲进洞穴深处不敢出来，就搬来大堆干柴草，堵住洞口，放起火来。
而留守的学员早已从一条秘密通道撤到后山洞。
正当敌人得意洋洋上报请功，庆祝“胜利”的时候，韦拔群同志带领农讲所学员和农民武装包围了敌人驻地那陆村。
敌人如梦初醒，丢下桌上酒肉，狼狈逃窜。
农讲所学员缴获了敌人一批武器。
这一胜仗成为这一届农讲所的结业典礼。

我们站在列宁岩前高高的平台上纵目眺望，眼底景物美不胜收：那周围的群山如幛似屏，灿若壮锦，晶莹的东平河蜿蜒曲折，绿浪翻滚，岩口四周，松柏并茂，翠竹森森，多么美丽的地方！
列宁岩啊，过去为革命培养、输送了大批领导骨干，今天将激励更多的同志向四个现代化奋进。

魁星楼在武篆公社党委所在地，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宝塔式的建筑物，建于一九○六年。
据说当对武篆一带因文风不盛，无人中举，土豪劣绅就向贫苦人民募捐派款，兴建此楼，称之“魁星楼”。

大革命中，韦拔群同志在武篆一带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就是以“魁星楼”作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的。
一九二三年，韦拔群同志在这座楼上，研究、组织、布置和指挥了右江革命史上有名的“三打东兰县城”战役。
后来，“魁星楼”是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县农民协会的所在地。
从此，魁星楼成了广西革命的司令台。

一九三○年春，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来到东兰，军前委就设在“魁星楼”上，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办公达两个月之久，领导着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如今，二楼中央有一张八仙桌，四面各放一张木椅，当年，邓政委和张云逸军长、韦拔群同志等常在这里开会。
三楼便是邓政委和张军长办公的地方。
这里陈设简朴，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八仙桌和两张旧木椅，桌上放着一盏壮族农村常用的桐油灯。
邓政委曾在附近的旧州村举办党员领导干部训练班，就在这满身污垢的油灯下，邓政委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们学习。
同时，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邓政委和韦拔群同志商量决定，在东里村试办一个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共耕社。
就在“魁星楼”上，邓政委和韦拔群等同志具体研究了共耕社的性质、任务、目的和办社的方针、政策等问题。
邓政委还脚穿草鞋，步行到东里实地考察，召开群众大会，对共耕社的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由于邓政委和红七军党委的正确领导，共耕社办得很好，头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比办社前一年增产三成多，男女老少平均分得口粮五百多斤，还支援了红军部队一万多斤。

听着这些介绍，我们仿佛看到了邓政委在共耕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时的动人情景，听到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歌声：“过去旧社会，土豪吃穷人，穷人拜魁星，越拜越清贫；
来了邓政委，魁星放光明，照亮壮家路，穷人得翻身。”

作者：李庚辰
栏目：长征

“可恶罪”；
历来有之。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杂文，篇名就叫《可恶罪》，说许多人并没有什么罪，不过“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就说三国时的曹操吧，史称礼贤下士，爱才如命，他在当初求才时，甚至说过不忠不孝也不要紧的话。
可他偏偏容不得名冠“建安七子”的孔融，借口又偏偏是孔融“不孝”。
而实际原因呢？
是孔融爱提意见，又爱说个风凉话，这就使曹操觉得他可恶。
比方说吧，曹操打败袁绍后，他的大儿子曹丕把袁绍的儿媳妇甄氏弄来作了老婆。
孔融看不惯，就写信给曹操，说是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
曹操问他有何根据。
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吧。
讽刺挖苦，一点不留情面。
曹操咽不下这根刺，就罗织罪名，借故把他杀了。
据说，司马懿也是因为嵇康说了什么不合口味的话，觉着可恶，就巧立罪名，割下了他的脑袋。

到了现代，林彪、“四人帮”更善于翻云覆雨，以“可恶罪”的阴谋，加上法西斯的残暴，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镇压无辜，陷害忠良。
凡是对他们一伙篡党夺权有妨碍的，他就觉得可恶，就要捏造各种古怪的“莫须有”的罪名，往死里整你。

林彪、“四人帮”被打倒了，今天，“可恶罪”是否就断了烟火呢？
不见得。
记得今年初，本报曾发表了一篇批判“震派”的文章，揭示了“震派”人物追随“四人帮”，为了“权！
权！
权！”
整天“震！
震！
震！”
的丑恶行为。
这种“震派”人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其危害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不料“震派”一词竟被滥用了，成了某些有权的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的棍子。
你要给他提意见么，他就说你是“震派”，君不见“震派”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矛头向上”。
上者，领导也。
我是领导，敢给我提意见就是矛头向上，就是闹“地震”。
于是，对他稍有不恭的，揭过他疮疤的，批评过他的，总之他认为“可恶”的，对不起，一律封为“震派”。
客气点，不时念念紧箍咒，叫你如芒在背，浑身难受；
厉害点，干脆，一批二斗，严加处理。
无怪乎有些被屈打成“震派”分子的同志，鸣冤叫苦，愤愤不平。

曹操杀孔融，决不提是因为反对自己，所以可恶；
而只说和“不孝”有关，这才该死。
同样，给人乱定“震派”罪名的当今长官们，也都深得“可恶罪”的奥妙，恣意整人之时，同样“豁达大度”，决不提及个人私怨。
然而，琵琶遮不住粉面，堂皇的借口掩盖不了打击报复的劣迹。

看起来，给“震派”正一正“名”，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震派”人物，是指那些“权迷心窍”、“闹而优则仕”的家伙，他们闹“政治地震”，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政治阴谋服务的。
而那些出于公心，为了维护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仗义执言，向领导者提出批评意见的，则是值得赞扬的好同志。
何况，他们不过是实行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即使言词尖锐、激烈一些，同“四人帮”的阴谋有什么牵连？
又怎能算做“震派”呢？
其实，文过饰非，压制民主，滥施“长官意志”以泄私念，随便诬陷好人为“震派”的同志，恰恰是中了“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流毒。

奉劝乱挥“震派”帽子的同志，让头脑冷静下来，认真听取毛主席的教导：“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
不让人讲话呢？
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栏目：长征

魁星楼（照片）

栏目：长征

作者：黄代培
栏目：长征

作者：郭京生
栏目：长征在我们连队里

我跟董团长下五连去，半路汽车抛了锚，到时已经夜里十一点了。
刚想把连里的干部叫起来，团长一把拉住了我，说：“还是我们自己到班里打个盹吧！”
于是，值班员把我俩带到一个有空位的班里，轻手轻脚打开铺，放下蚊帐，躺下了。

忽然，靠墙边第二个蚊帐里，爆发出一连串响亮的呼噜声。
夜深人静，那声音，真象一个大汉用力地擂大鼓。

董团长在我身边辗转着翻了个身。
我猛然记起，团长这些日子经常头疼，下连前，卫生队刘军医让我注意照顾他睡眠。
眼下让这顿呼噜一打，我不由得暗暗着急起来。
一急，倒急出个“高招”，我憋着劲儿清了一下嗓子，“咳”了一下。

真灵，那“大鼓”马上住了音。
我暗暗庆幸，合上了眼。
可是，没过多大时候，“呼噜”又响开了，好不恼火！
我又使劲“咳”了两声，可那“大鼓”这回根本没理碴，反倒一声比一声高。

“嘘——”团长粗粗地出了一口气，看样子，他今晚睡不安生了。
不行，得采取个措施！
我钻出蚊帐，轻轻地走到“大鼓”跟前，隔着帐子伸手去捏他的鼻子。
好不容易找着了目标，刚要使劲，不好，我的鼻子也叫一只大手夹住了，呛得我直打嗝。
扭头一看，哎呀，是团长！

他牵羊一样把我拉到屋外，这才松开手，问：“好受吗？
叫你也尝尝滋味，这下可好了，睡觉去吧！”
无可奈何，我只好又钻进蚊帐，那面“大鼓”一直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才发现，昨晚那面“大鼓独奏家”果然非凡，大眉大眼大脸盘，大手大脚大个头，总之，一个“大”字就足以概括他的特点了。
怪不得，他本身就象一面“大鼓”嘛！

董团长对这小伙子挺注意，早饭时，特地拿碗和他碰了下边儿，问：“小鬼，叫啥名字？
哪年入伍的？”
“叫吕解放，一九七三年来的。”
大个子欠欠身，有点拘束。

“一九七三年？”
董团长笑了，“老兵了，你的呼噜打得蛮有水平嘛！”
这么一说，吕解放显得有些不安了：“哎哟！
我昨晚打呼噜了？
这该死的鼻子！”
他憨厚又带点尴尬地笑着，用手指使劲捅了捅堵塞的鼻子。

“噢！”
董团长眉头微微一皱，然后风趣地说：“那么你是‘半路出家’喽？”
说得大伙都笑了。
这时，值班员跑来告诉我，连部腾出来了，让我们中午就搬进去。
可团长却执意不肯，一口咬定就住吕解放那个班，没奈何，连里只好依了他。

中午，董团长没回班里休息，听人说，他和连里干部一起，到工地去了。
直到晚上，才见他拎着一只防护帽，浑身湿淋淋地从工地回来。
一进门，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下可找着了！”
我一下懵了；
“找着什么？”
团长微微咧嘴一笑：“你说，为什么吕解放从前不打呼噜，现在打起来了？”
“不是说感冒了吗？”
“吕解放身体怎么样？”
“敢情，壮的象推土机。”
“壮的这样，天气又没变化，怎么会感冒呢？”
“这……”我一时答不上来了。

不想团长这时却岔开了话头：“现在，有两件事通知一下器材股。
第一件，立刻给五连下发三十五件防水服，仓库里有。
第二件，通知仓库，把报废斗车焊好底，要保证不漏水。
三天后送来。
至于原因嘛……”他费力地拽下湿衣服说：“你到工地走一圈就晓得了。”
原来，五连在坑道掘进中最近连续碰到溶洞，洞顶的水象降雨一样往下落，战士们穿着雨衣坚持作业。
一下工，浑身湿淋淋的，下夜班凉风一吹，浑身起鸡皮疙瘩。
吕解放个子大，消耗体力也大，这么一来，鼻子一塞，“大鼓”就响起来了。

按照董团长的意见，第二天晚班的作业队就穿上防水服上了工。
至于废斗车嘛，经过改装，变成了简易澡盆，战士们用它洗上了热水澡。
那个“大鼓”吕解放，依然睡在董团长旁边，不过那面“大鼓”渐渐的不响了。

作者：向葵
栏目：长征小品文

张连长翻开日历，默算着裴军探家的时间：五号走的，今天二十八，二十一天假，超假两天。
好一个裴军，胆敢目无组织纪律，随便超假，回来有你好瞧的……。
张连长正想着，一声报告，裴军风尘仆仆地背着大包、提着小袋来到他的面前。

“连长，抽一支家乡烟，带把的。”
裴军边说边把烟递了上去。

张连长把烟放在桌上，沉着脸说：“你还回来了？”
“连长，来，这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米子糖、锅巴糖、香麻糖；
这是油炸豆、油炸虾；
这是你喜欢吃的鸡蛋糕、云片糕；
还有花生、瓜子……。”
裴军把一袋袋，一包包土特产放在连长面前的桌子上。

连长看着这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今天是几号你知道吗？”
裴军说：“二十八号。”
说完，又拿出一瓶酒。

连长把“二锅头”拿在手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问道：“你在家为什么事超了两天假？”
“连长，你不是准备要买缝纫机吗？
……”
“哦，是这样的。”
连长把缝纫机票放进钱夹，点着了烟，吐了一串烟圈，又剥下一块糖放在嘴里说：“一路上够辛苦的，你先休息休息，洗洗衣服，明天上班。”
“是。”
裴军扬长而去了。
……
===== 研究新形势下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方针、政策和改进措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全党动员，各方配合，齐心协力做好这项工作；
要求广大知青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新华社十二月十四日讯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决定调整政策，改进做法，城乡广开门路，发展生产，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青年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关心。
会前，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会和大家一起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
十二月十日，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陈永贵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李先念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陈永贵副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十二月十二日，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文件。
中央领导同志着重指出，要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要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要告诉广大知识青年和人民群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国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有一个过程。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当前，全国安定团结，形势很好。
巩固和发展这个形势，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大局。
解决知识青年问题，要从这个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的，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地总结了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新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改进措施。
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会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农业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农业所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我国工农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体现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
他们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贫下中农一起顶着林彪、“四人帮”刮起的妖风，坚持农业学大寨。
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大批优秀的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被选进了各级领导班子。
各级党组织、贫下中农、知青家长和广大干部都为动员、安置、教育下乡知识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他们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国民经济，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破坏“统筹兼顾”的方针，使知识青年就业和升学都很困难。
他们干扰了毛主席关于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落实。
这些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

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各项事业发展很快，为城乡广开升学和就业门路，安排知识青年，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但是，就目前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来说，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城乡要广开门路。
城市应该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
在农村，要学习大庆的做法，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领导下，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工、林、牧、副、渔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要学习湖南湘潭红旗农场的做法，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
要学习江苏省常州市的做法，把城市改组工业，调整工业布局，同创办亦工亦农知青农场结合起来。
还可以因地制宜举办造林队、牧区建设队、水产养殖队。
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对于社队的知青点要在发展社队工业中把它们带起来。
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

会议提出：对于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国家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对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和安置知青为主的农、工、林、牧、副、渔业基地，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担负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通过城乡协作、工业产品扩散等办法，支持知青场队把工业副业生产发展起来。
国家拨付的安置经费，要重点用于扶持知青场队。

会议认为：对于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方面要支持和鼓励他们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革命志向和行动，使他们安心农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务农光荣的新风尚。
对于已经选拔为公社以上机关和农场连职以上脱产干部的下乡知识青年，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根据编制定员和工作需要，报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职定级。
对于有技术专长、有发明创造的下乡知识青年，应当量材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于下乡知识青年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政治上要给予应有的荣誉，物质上给予适当的奖励。
对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有不少实际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各地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有些插队青年生活困难较大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组织他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教育他们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
要正确对待受“四人帮”毒害而犯了错误的知识青年。
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

会议强调指出：知识青年工作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作，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领导，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全党动员，各方配合，齐心协力做好这项工作。

栏目：地区小霸的丑恶嘴脸

新华社十二月十四日讯 十二月十三日，越南当局出动武装人员非法侵占我广西宁明县廖行地区的三个高地，炮击我廖行边防哨所，还开枪重伤我一名巡逻人员。

十二月十三日八时二十分，越南武装人员向我广西宁明县廖行边防哨所打炮，一发炮弹落在离我哨所一米远的地方。
与此同时，越南武装人员四十多人侵入我国境内，非法占领我廖行地区三个高地。
下午三时三十分，越南武装人员从其中一个高地向我廖行地区板就村开枪射击三十多发，重伤我巡逻人员梁健。
在此以前，十二月十日，越南武装人员曾向我廖行边防哨所打炮一发。
接着，越南武装人员二十多人侵入我国境内，向我边防哨所开枪射击。

在云南，十二月十一日晚八时至十二日晨四时半，越南武装人员先后六次向我云南金平县隔界村开枪射击，打了一千多发子弹。

新华社十二月十四日讯 据柬埔寨《革命报》报道，从今年九月到十一月十日，柬埔寨革命军在柴桢战场打死越南侵略军两千多人，俘虏五十五人，缴获各种枪三百四十八支，击毁敌人坦克十一辆，其中苏联坦克三辆，缴获敌人坦克一辆，击毁敌人军车七辆。
此外，还缴获敌人机动船五十二艘。

作者：王凤举
单位：北京部队装甲兵
栏目：干部战士谈形势

最近，越南扩张主义者在发动大规模武装侵柬的隆隆炮火声中，公然宣布成立了一个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组织，并“十分高兴地”宣称，在这个傀儡组织身上，寄托着“我们越南人民的巨大希望”。

真是利令智昏，得意忘形！
越南当权者以为它同莫斯科结成了军事同盟，有了后台老板的飞机、大炮，现在再加上傀儡“阵线”这块遮羞布，就可以有恃无恐地大杀一场，“消灭民主柬埔寨政府”；
他们梦寐以求的“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在望了，东南亚霸主的王冠戴定了。

我们警告头脑发昏的越南扩张主义者，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是先摸摸自己头上的伤疤吧！
人们记得，越南当局对民主柬埔寨政府曾一再策动反革命政变，结果呢，接连被柬埔寨人民粉碎了。
这次越南当局炮制的傀儡组织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就是跑到越南去的被粉碎的政变漏网分子。
颠覆不成就搞武装侵略。
一九七七年底和一九七八年初，越南实施了什么“速战速决”战略，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一口吞掉柬埔寨。
越南原来以为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小柬埔寨，怎能敌得过号称五千万人口的大大越南。
结局怎样呢？
柬埔寨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越南的侵略。

现在，越南当权者伤疤犹痛，却贼心不死，妄图以成立傀儡组织为幌子，掩盖它扩大侵略柬埔寨的罪恶活动。
这一回，它会不会比以前策动的颠覆和侵略得到更好的结果呢？
它的“巨大希望”能否实现呢？
不管越南当局如何“高兴”，它必然还是空欢喜一场。
历史的发展不是以那些大小霸王的主观“希望”为转移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
越南扩张主义者进行的是一场在国内外都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
据外电报道，越南“军队的士气和作战能力都大大下降”，他们“不愿意再应征参加”对柬埔寨人民的侵略战争，“开小差的比例很高”，“在有些部队中，开小差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相反，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已经并将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可以断言，越南侵略者必将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作者：根华

新华社十二月十二日讯 苏联报纸连日来竭力吹捧最近越南炮制的傀儡组织“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为越南掩盖加紧侵略和颠覆柬埔寨的罪行和阴谋。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和《真理报》继塔斯社之后，于十二月五日、九日和十日分别发表通讯和评论，与越南紧密配合，给这个傀儡组织张目。

《消息报》的评论把“阵线”的成立说成是柬埔寨的“抵抗运动已经到了联合这个国家的一切爱国力量的崭新阶段”，并鼓动这个“阵线”“反对反动的现政权”，为推翻柬埔寨现政权“作出最重要的贡献”。
评论毫不隐讳地供认“阵线”的纲领受到越南的“热烈赞同”。
《真理报》的评论，重复越南的谎言，散布什么反对柬埔寨现政权的“人民”运动“正在扩大”，“变得越来越有组织”，“真正的革命和爱国力量已经奋起进行坚决的救国斗争”云云。
这以前，《共青团真理报》的通讯也为越南宣传机器帮腔，造谣说“柬埔寨解放区正在扩大”，“对当局的反抗”在“日益加强”，等等。

莫斯科的舆论表明，这样一个傀儡组织也是苏联所需要的，以便作为它向东南亚及整个亚洲扩张打掩护。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老中友好协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马·凯坎皮吞和老中友协副主席、教育、体育和宗教部副部长维先·奔哈沙等。
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也到机场迎接。

作者：新华社短评

苏越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越南当局最终抛弃了独立自主的旗子，进一步投靠苏联。
这个要害，正是越南当局竭力要掩盖的。

越南报刊在苏越条约签订后，连篇累牍地为这个条约的性质辩解。
越南《人民报》十一月五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正如我国一贯肯定的、越苏条约也再次体现出来的那样：我国始终如一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和广泛的国际合作政策。”
《人民军队报》十一月十七日发表的文章也说：“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并不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统一的。”
然而，苏越在缔约之后采取的行动，却偏偏帮助人们看到同这些言词截然相反的现实。
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十一日刊登的一则消息，很好地说明越南当局如何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它自己。
消息说，苏越条约缔结后，越南驻日本大使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官员。
他说越南的外交方针不变，还说：“苏越条约不是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外务省以越南将坚持自主独立路线为前提而予以谅解。
但是，“由于最近越柬冲突的激化和越南一系列明显倾向苏联的政策。
政府对于越南所主张的‘自主独立路线’抱有强烈的疑虑，今后将被迫重新研究包括经济援助的方针在内的对越政策。”
最近，所谓“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成立，以及可靠的情报说，华沙条约组织各国首脑会议把越南参加这一组织的问题列入议题，使日本外务省里开始有人认为，越南倾向苏联已经是肯定的。
外务省首脑最近还同意了一种观点，即：“越南在柬埔寨建立亲越政权，是以建立包括老挝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为目标的”。

其它一些国家的舆论也揭露了苏越条约的实质和苏越条约签订之后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事实是：越南当局扩大侵略柬埔寨的行动，严重地威胁了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
他们是以这个实际行动暴露自己充当苏联的走卒、亚洲的古巴的面目的。
他们侈谈什么独立自主，只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已！

新华社万象十二月十三日电 老挝政府副总理兼教育、体育和宗教部部长富米·冯维希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接见了以陈汉章为领队的中国陕西省男子排球队全体队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富米·冯维希说，老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悠久的，你们这次来访一定会加深这一友谊。
他祝愿访问取得成功。

接见时，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在座。

中国排球队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到达万象的。

栏目：第8届亚运会

新华社曼谷十二月十四日电 第八届亚运会十四日进入第六天。
中国运动员在今天的比赛中，获得七枚金牌、七枚银牌和四枚铜牌。
羽毛球女队以五比○击败印度尼西亚队，蝉联团体冠军。
六天来，中国队共获得金牌三十枚、银牌二十六枚和铜牌二十五枚，在获得金牌的数目上仅次于日本，名列第二位。

二十岁的年轻击剑选手栾菊杰，在女子花剑决赛中接连战胜五名对手，以全胜的成绩获得冠军。
她的队友朱庆元以四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

在今天进行的六项田径决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三个第一名、两个第二名和一个第三名。
二十二岁的李晓惠在女子铁饼比赛中，以五十五米九二的成绩获得本届田径项目比赛的第一个冠军。
她的成绩打破了中国选手高玉葵在上届亚运会上创造的五十一米八四的亚运会纪录。
另一名中国选手王丹，以五十一米二二的成绩获得亚军。
十九岁的郑达真，在女子跳高比赛中，成功地跳过一米八八获得第一名，这个高度比亚运会纪录高出○点一○米。
十八岁的杨文芹获得第三名，成绩是一米八○。
男子标枪选手申毛毛，在比赛中以七十九米二四的成绩获得冠军，他把日本选手山田敏宏创造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三米一二。
丁鹏林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在撑竿跳高比赛中，陈光辉以五米○五的成绩获得第二名，打破了日本选手创造的五米亚运会纪录。

中国射击运动员获得标准手枪六十发比赛的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团体赛成绩为二千二百五十七环，邓泽宁的个人赛成绩为五百七十一环。
这两项成绩都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邓泽宁的成绩还比泰国选手拉塔拉在一九七五年创造的亚洲最好成绩多七环。

在游泳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三个第二名和一个第三名。

中国摔跤运动员高京在九十公斤级的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

本届亚运会的羽毛球男、女团体决赛，都是在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之间进行的。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国女队以五比○获胜，蝉联亚运会团体冠军。
中国选手在三盘单打和两盘双打的比赛中，全是以二比○击败对手的。
男队之间的争夺紧张激烈，最后中国队以一比四负于印度尼西亚队，获得亚军。

中国乒乓球男队今天以五比三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六战六胜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名。
在半决赛中，又以五比○胜印度尼西亚队，明天将和日本队进行冠亚军决赛。

中国足球队今天以三比○胜卡塔尔队，以二胜一负的成绩获小组第二名，进入了第二阶段决前八名的比赛。

中国男篮在第二阶段决定第一至第六名的比赛中，以九十五比七十六战胜日本队。

中国女排以○比三负于世界锦标赛亚军日本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