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
——欣欣向荣的江阴县华西大队
今年夏天，有两名外国记者到华西大队参观访问。
参观之余，他们提出，要找一个富农分子谈谈。
大队干部当即表示同意。
这两名外国记者在一个富农家里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当问到她家和华西大队社员的生活水平如何时，这个富农分子扳着指头算了一笔帐：
解放前，她家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至多十担稻谷；
现在，华西大队的社员，每人每年分配加上集体福利，达到了二百四十一元，相当于二十四担稻谷。
这个富农分子不得不承认，如今华西大队社员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富农的收入。
集体经济繁荣，社员生活富裕，这是华西大队最引人注目之处。
正因为如此，参观过华西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这样的社会主义，社员群众哪个不爱！”
欣欣向荣的新华西
十五年以前的华西，村庄东一摊，西一簇，零零落落；
星罗棋布的坟墩，蚯蚓一般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浜，把七高八低的农田分割得支离破碎。
今天的华西，地平似镜，田块成方，树木成行。
锦绣田野上稻波柳浪簇拥着华西新村，在一排排由窗明几净的平房、楼房组成的社员住宅中间，四层社员文化大楼和五层教育大楼巍然矗立。
十五年前，华西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上了《纲要》，但是，单一的粮食生产，缓慢的发展速度，始终使他们摆脱不了贫困的处境。
组织起来已经十年，大队还欠着国家一万五千元的贷款；
社员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从集体分配到的粮食仅能糊口，花钱不得不自找门路。
现在，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华西大队农业迅速发展，五业兴旺。
十五年间，粮食平均亩产连续跨过了“双纲”，“三纲”，今年达到二千七百二十斤。
这个每人只有七分地的大队，近八年来，平均每年交售粮食七十六万多斤，交售肉猪八百七十多头，鸡鸭鹅兔一万六千多只，鲜蛋近一万四千斤。
工业、副业迅速发展，经营项目达到三十多个，工业、副业产值占全大队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八。
农业、副业、工业的飞跃发展，使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全大队公共积累达一百十三万元。
队里盖了猪、羊、兔舍和仓库三百多间，添置了中小型拖拉机、卡车、发电机、电动机、插秧机等农业机械七十多台，耕翻、排灌、脱粒、植保和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富裕起来。
近几年来，社员分配平均每人每年达到一百八十五元，百分之九十八的社员家有半年到一年的储备粮。
今年社员分配，每人可达二百二十元。
集体经济的壮大，公益金的增加，使得华西大队能够举办许多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公共福利事业。
十五年来，队里按照统一规划、社员自愿、集体扶持的原则，新建了六百七十间平房、一百九十间楼房，每个社员的居住面积达到了二十多平方米。
这里，幼儿入托，小学到高中学生的学费，全部由大队负担；
社员理发、洗澡不花钱；
蔬菜免费供应，每天由专人送到户；
缝衣、看病、绱鞋收半费；
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还发给营养费；
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或五保户，不仅由大队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给五元零用钱。
队里还添置了两台电视机、两台电影放映机，办起了图书馆，修建了两个篮球场。
每逢节日假日的晚上，文化大楼灯火通明，礼堂里乐声悠扬，球场上龙腾虎跃。
社会主义使这个普通的江南农村充满幸福的春光。
靠什么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1963年前，华西大队的贫困落后是在周围社队中间出名的。
有的生产队分配水平只有五六十元。
社员“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地薄、队穷、人心散。
人们的心思稳不在农业上。
有的妇女不得不白天黑夜在家纺纱织布，赚些现钱；
有的社员干脆外出敲锣卖糖做小生意、捞鱼摸虾、当工匠混日子。
“跳出农门万丈高，行行都比农业好”。
看到这个光景，党支部忧心如焚。
教育、阻拦、批判……，用了各种办法，都不济事。
直到孙金才和阿龙出走的严重事件发生之后，才使大队党支部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开了窍。
孙金才是个巧木匠，在旧社会吃过好多苦。
农业集体化以后，他满怀喜悦盼望好日子，在队里干活很积极。
可是年复一年，华西面貌依旧，他心里凉了半截，重又背起木匠工具走村串乡。
队里农具坏了，要他去修理，他推托不干，说：
“若要我回心转意干队里的活，除非集体收入胜过我单干！”
小名叫阿龙的孙龙泉，身强力壮，有一手捕鱼摸蟹的好本事。
当初，他也一心爱社会主义，结果华西还是老样子，他也灰心了，对干部说：
“你们搞社会主义是嘴上说说的。”
他决意跳出华西自找出路，抛开农业捕鱼摸蟹。
他一下子跑到浙江嘉兴，临走时还发誓说：
“就是死在外头也不回华西这个穷地方！”
这两件事不同寻常，震动了整个华西大队。
它给大队党支部出了一个严峻的题目：
要群众爱社会主义，到底靠什么？
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心里难以平静，他为自己没有把社会主义搞好而深感内疚。
他反复思忖：
农民最讲现实。
过去他们跟党走，并不是因为我们干部说的特别好听，而是党领导他们翻身当了主人。
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如果生产不发展，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怎能一心扑到社会主义上呢？
严酷的现实使他豁然明白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
要使农民真心实意地爱上社会主义，最有力量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留下的农村面貌，把集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社员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不然，拉着、推着、哄着，是不可能把农民的心真正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搞好搞不好生产，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政治问题。
党支部从此痛下决心，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华西。
他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个发展生产，改变华西面貌的十五年规划，提出要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实现亩产一吨粮，社员统统住进新瓦房。
那些年月，正是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要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谈何容易？
当时，林彪在苏南树了一个所谓“活学活用”的样板，天天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
华西大队不理这一套，就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的“生产典型”，加上了与“政治样板”“唱对台戏”的罪名。
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决心已下，决不动摇。
他不断鼓励社员说：
“干社会主义没有罪，要吃官司我去顶！”
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崭新天地。
到1972年，华西大队提前七年实现了十五年规划。
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吨，社员的分配水平一跃上升到一百六十元，二百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新盖的瓦房。
广大社员用自己的双手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家业，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巧木匠孙金才回来了，大队造房起楼，他干得很欢。
捕鱼摸蟹的阿龙也回来了，他担任了作业组副组长，变成了个模范社员，年年得到奖状。
今天的华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象磁石一般，吸引住了广大社员。
农民为集体各尽所能，集体让社员多劳多得
华西大队党支部认为，要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让每个人都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
社员只要努力生产，就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劳动得多，得到的多。
社会主义保障社员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使他们一捧起饭碗，就感到社会主义甜蜜，一走进家门，就感到社会主义温暖，从而体会到社会主义大有奔头，越干越想干。
华西大队党支部特别注意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认真执行定额管理。
在这里，所有能劳动的社员，都分配有适当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又都严格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工分，并且实行奖励先进的办法。
社员为集体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收入也就水涨船高。
以去年为例，社员年终分配扣除粮草后，全大队平均每人分得现金一百二十六元，比1963年高出三倍以上。
在二百七十四户中，分得现金在千元以上的有二十九户，五百元以上的有一百三十七户。
今年，大队在社员收入普遍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基础上，还拿出一万多元现金奖励那些劳动好、贡献大的社员。
有些人担心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因劳动力强弱不同而造成两极分化。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真正实行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只会使劳动者共同富裕。
吴荷英一家的经济收入情况就能说明问题。
吴荷英小时候患了麻痹症，双脚瘫痪，长到十六岁还在家里吃闲饭。
她的父母都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在田里干活拿不到多少工分，她家年年都超支，生活很困难。
后来，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亲自摇着小船，把荷英送到附近的镇上学鞋匠。
学艺满师，又把她安排在生活服务组绱鞋。
根据她的贡献，大队给她按强女劳动力一样记工。
荷英的父亲被安排在养鸡场干活。
母亲在场头干些零活。
两老一残，常年劳动，收入增加。
近几年，全家扣除粮草，每年都分进现金六、七百元。
困难户变成了富裕家庭。
象吴荷英的家庭这样，全大队有八十多个老弱病残社员，都分配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八年来，年年没有超支户。
苏州地区每当“双抢”大忙，社员每天干活一般都在十六个小时以上。
有的社队动员“双抢”，不是说要脱几层皮，就是说要掉几斤肉。
华西大队党支部认为，社员劳动强度越大，越要关心社员生活。
他们规定社员每天午饭后必须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同时把农忙食堂办得好上加好。
食堂里的早饭，有油条，有包子；
午饭和晚饭，都是每桌两荤两素加一汤。
饭前还有蕃茄、西瓜消暑解渴。
下午劳动时间长，食堂还把大麦茶、馒头送到田头。
第1年办农忙食堂，他们找了六十个姑娘，大忙前先称了体重，待大忙一过复查，有三十九个增加了体重。
第2年再称，四十九个姑娘中有三十一个体重增加。
第3年大忙前又称。
大忙一过，大家乐开了，都说：
“不用再称了，看看脸色就知道啦！”
这些年，华西大队的口粮标准已经达到六百二十斤，但是党支部想到，口粮足了，还得增加副食品，加强营养。
大队不仅大力发展养猪，保证每个社员一年能吃到四十斤猪肉，还由集体给每个社员代养两只母鸡，鸡蛋全部发给社员吃。
今年08月，他们又引进了六头奶牛，要让社员每天能喝上新鲜牛奶。
最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教育
存在决定意识。
人们的思想是与物质条件密切相关的。
我们要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爱社如家”，为革命种田。
但是，政治思想教育任何时候都必须与经济工作，与关心社员的物质利益一道去作，才能收到显著成效。
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生活富裕了，他们的思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四人帮”打出了“富则变修”的假左真右的旗号，把这个问题说得吓人。
华西大队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给农民的物质利益越多，农民越热爱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越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市场就越小。
不久以前，党支部曾经对全大队社员的思想作了分析：
大部分社员心向集体，爱队如家，忘我劳动，干劲十足。
这种人，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一部分社员也懂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劳动的劲头也很大，但他们想得较多的是队里工价高，出勤少了，个人的损失就不小。
这种人当前还不少。
还有极个别的社员则认为集体富，有依靠，少干一点也吃得饱。
对第1种社员，大队大力表扬，积极提倡他们的精神。
对后两种人，大队认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只要摆出事实，讲清道理，帮助他们摆正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他们的思想觉悟是不难赶上第1种人的。
总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繁荣，使全大队社员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了，对那些后进的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比过去更有力、更有效了。
华西大队社员集体劳动的干劲越来越大，出勤的天数不断增多，1977年同1963年相比，每个男社员增加了三分之一，女社员增加了两倍。
劳动工效也大大提高。
过去要几年才能干完的事，现在往往只要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办好了。
华西大队的社员更加热爱集体了。
1964年以前，华西大队损公肥私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如今，河里跳出一尾鱼，滩上遗留一个蛋，社员们拾到后都主动交公。
夏秋季节，瓜果满园，没有一个人私自采摘。
有一年，华西大队早稻收割登场，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淋湿稻谷达七万多斤，干部们称也不称，就把稻谷分散到各家各户晾烘。
全大队二百多户家家是仓库，人人当保管。
社员们宁可大热天睡被单，却让出席子、门板为集体多晾一些稻谷。
干部对群众如此信任，群众对集体如此热爱，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看到这一切变化，华西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深有体会地说：
农民们年年都在算帐。
正因为集体经济给社员们带来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他们的心才同旧制度离得更远，跟社会主义新制度贴得更紧，他们才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同社会主义大农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袁养和
本报通讯员　龚乃光　赵和兴（附图片）
江阴县华西大队按照统一规划、社员自愿、集体扶持的原则，先后新建了六百七十间平房、一百九十间楼房，每个社员的居住面积达到了二十多平方米。
这是社员新村一角。
新华社记者　吴乙明摄
华西大队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福利事业越办越好。
这是大队自己建起的一幢五层的教育大楼。
新华社记者　吴乙明摄
华西大队实行科学种田，几年来，他们搞了一百多个杂交组合，培育成二十多个稻麦新品种，不断探索新的增产途径。
这是社员在搞科学实验。
黄宝珉摄（新华社稿）

华主席会见邦戈总统
中加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谈话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及其随行人员。
华主席在会见厅门前迎接邦戈总统，同他热情握手。
华主席同邦戈总统等贵宾一起照了像。
随后，中加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参加谈话的加蓬贵宾有：
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丹·邦戈，国家元首负责民航事务的部长级私人顾问恩图图梅·让·弗朗索瓦，加蓬驻中国大使马荣博等。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加蓬大使刘英仙等。
（附图片）
图为华主席和邦戈总统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
介绍华西大队的通讯《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说明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
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努力壮大集体经济，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社会主义道路就越走越宽广。
相反，在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不用全力发展生产，而热衷于“砍”、“堵”或者“过渡”，此路不通。
江阴县华西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穷队。
组织起来十多年，仍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社员情绪不高，外流人员不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采取教育、阻拦、批判……等各种办法，效果不大。
后来，他们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集体经济日益繁荣，社员生活日益富裕。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象磁石一般吸引了广大社员，木匠孙金才回来了，捞鱼摸虾的阿龙也回来了，变成建设新华西的积极分子。
农民是讲求实际的。
只有使农民从切身利益中感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他们才能越来越热爱社会主义，越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集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种利益，成为推动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我国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于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是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
但是，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一面用“唯生产力论”的棍子打，不准人们搞好生产；
一面拿“物质刺激”的帽子压，不许人们搞好分配和改善生活；
他们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补充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
在他们这套假左真右货色的影响下，有些同志为“堵资本主义的路”，不许农民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不许农民上农村集市，不许集体经济中工业和副业的收入超过农业的收入。
总之，“土政策”五花八门，猪羊鸡鸭都遭了殃。
结果，破坏了集体经济，农民生活下降，有的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活动，有些社员逐渐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四人帮”却说什么“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
经过揭批“四人帮”，人们逐渐明辨了是非，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这种“越穷越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毛主席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指示是完全对立的。
这几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学费，也懂得了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在农村，要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一定要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这股流毒。
当然，我们讲改善生活，前提是发展集体生产。
华西大队党支部是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建设华西、安排社员的美好生活的。
华西大队在创业的阶段，人们叫它是“做煞大队”（意思是要累死），有的姑娘怕“做煞”，不愿和华西的小伙子结婚。
现在，经过艰苦创业，集体经济壮大了，社员富裕了，人们又叫它“幸福大队”，姑娘们都愿嫁到华西来了。
华西大队党支部正是按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原则，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今日的新华西。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是基础，不可能设想，四个现代化能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农业上；
也不可能设想，在社员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员的积极性不高，有些人甚至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切真心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志，都应该象华西大队党支部那样，切切实实地集中力量壮大集体经济，并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从切身利益看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光辉前景，全力投入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加上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最有效地堵住资本主义的路。
华西大队的实践，是对林彪、“四人帮”流毒的有力批判；
华西大队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外贸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浙江提前完成今年外贸产品收购计划
新华社北京12月04日电
我国对外贸易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各项计划。
到11月30日为止，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九，比去年全年的贸易额增长百分之二十。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今年对外贸易提供了较丰富的出口产品。
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包装装潢也有改进。
某些出口商品逐步实行了以销定产，产销见面，以保证产销对路。
这样就使较多的产品能适应国外市场的要求，并且力求做到按期交货。
新华社杭州12月03日电
浙江省已提前四十天完成今年外贸产品的收购计划，收购金额比去年全年增加百分之二点二，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粮油食品、土产畜产、丝绸纺织、轻工工艺、五金矿产和化工、机械等出口产品的收购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而且质量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包装装潢也有改进。

为什么这里爱竹如宝？
四明山区是浙江省的毛竹产地。
山里有个乌岩村，早些年滥砍滥伐毛竹现象严重。
林业部门三令五申封山育林，到处立关设卡，也阻止不了毛竹蓄积量急剧下降的趋势，每亩竹林只剩下百十来株。
现在，这里有了爱竹护竹的好风尚，毛竹蓄积量又恢复到每亩一百六十五株的水平。
这个变化从何而来？
听说这是爱中公社工艺竹编厂起了大作用。
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进山采访，一路上只见竹林成片，走进竹编厂满眼都是栩栩如生的竹编动物和精致美观的日用竹器。
公社负责人介绍说，我们这里的毛竹生产，是靠这些竹制品翻过身来的，是我们社办厂起了促进作用。
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这里靠着竹山的农民，过去并不能从竹子身上得到多少好处。
那时候，把一根毛竹从山上扛到公路旁边卖给国家，只拿到块把钱。
有人指出这样的价格太低，反被说成“金钱挂帅”，“觉悟低”。
社员一气之下，不育林不管林，因为觉得竹林的收益太小。
于是有人偷偷地砍伐毛竹，拿到集市去卖，一根可得六、七元钱，关卡也卡不住。
狮声大队的例子很突出，九百多亩毛竹，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由每亩一百四十株降到八十株。
公社不得已减免了他们三年交售毛竹的任务。
山穷人穷，超支户达到百分之八十，眼看集体经济维持不下去。
怎么办？
大队派人到宁波市去找门路，看到工艺竹编品价格高，外贸又很需要，就把有手艺的社员组织起来搞竹编加工。
当时，县里一再来人说，你们的毛竹已经很少了，再发展竹编，竹山将会变成光山。
事实恰恰相反，也是两、三年的光景，这个大队的毛竹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蓄积量，又继续向国家提供毛竹了。
其他大队都来学狮声，随后公社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爱中工艺竹编厂。
他们的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折合原竹计算价格，平均每根收入十五元，最高可达三十多元，超过集市贸易的价格二至五倍。
大家看准了这条门路，谁也不愿意偷偷地砍毛竹去集市卖，那些关卡也无形中撤销了。
现在，这个社办厂的工艺竹编品，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品种，行销到三十多个国家，年产值达到六十多万元。
去年，全公社社员的分配水平达到一百二十四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五来自竹编生产。
这样，社员怎能不“爱竹如宝”呢？
我们从这里再一次看到，除了保证国家必需的原材料外，提倡就地取材兴办社队企业，把原材料加工为半成品和成品，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益。
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系重大。
那种只要农民提供原材料，而不注意提倡原材料就地加工，甚至限制加工的做法，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
虞云达

他们带了个好头
河南省委第1书记段君毅、常务书记刘杰同志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给各级干部作出了榜样
近日，记者在郑州采访，听到人们高兴地称赞：
“省委第1书记段君毅、常务书记刘杰同志带了个好头，给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事情是这样的：
段君毅、刘杰同志调河南工作以后，有的同志听说他们的家属过去很少来河南，建议他们到附近的登封县去看看。
段君毅、刘杰同志知道后，多次向家属及工作人员交代：
乘车要交车费，参观要带“干粮”，不吃招待饭，不能有半点特殊。
10月22日，星期日。
段君毅、刘杰同志的家属，搭乘机关的汽车去参观了。
第2天，段、刘两同志便派工作人员廖作奎同志给招待所送了车费来。
招待所所长惊奇地说：
“哎呀！
省委书记的家属乘了一次车也交费？
过去没有这个先例，不用交费。”
廖作奎同志说：
“不收费可不行。
这些领导同志多次讲，无论是谁都要按财务制度办事，领导干部更应该公私分明，这是党的纪律。
你现在收下，不就有先例了吗？”
经廖作奎同志再三说明，所长才如数收了十元五角汽车费。
这件事很快在机关、工厂、学校传开了，成了郑州街头的“新闻”。
其实，这种公私分明的做法，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那么，在今天的河南，为什么干部和群众反应如此强烈呢？
许多同志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那么一些人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目无党纪国法，严重违犯财经纪律，大肆挥霍浪费，干部和群众气大了。
例如，省委原来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王维群，当驻马店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以后，不顾人民的生活困苦，纵容苏华、杨作孔等人挪用救灾款物，兴建楼堂馆所，致使不少灾民今天还住在庵棚里。
有的干部把工厂生产的电视机搬到家里“试看”，把工厂的电冰箱运到自己家“试用”，索取名酒、香烟、香油等“品尝”。
有个省委副书记带着老婆孩子下乡，“人马未动，饭谱先行”，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茅台名酒，吸的是中华香烟，一顿饭就花了一百多元。
遂平县一个县委副书记，带着老婆、儿子、未婚儿媳以及县的保卫、医生、摄影等人员，一行十人到北京给老婆看病。
在北京住了十二天，大部分时间游览名胜古迹，共花了一千五百多元，全部公家报销。
如今，段君毅、刘杰同志的家属搭车都交费，这在作风上和那些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怪不得群众说：
“他们带了个好头，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这样做。”
本报记者　石德连

八三二○二部队积极退还校舍安徽农学院搬回原校址办学
编者按：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各类各级学校都遭到严重破坏，农业院校所受损失尤为惨重。
恢复和发展党的教育事业，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整个社会的大力支持。
退还占用校舍，解决校舍严重不足的困难，已成当务之急。
今年08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后，不少占用校舍的单位，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做好退还工作。
但是，仍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工作进展缓慢。
希望这些地方和单位学习八三二○二部队的榜样，尽快退还占用的校舍；
也希望这些地方的党委，象安徽省委那样，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妥善地解决退还校舍工作中的各种具体困难，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尽快做好被占用校舍的退还工作，协力把学校办好。
本报讯
记者端木来娣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二○二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将六万零六百五十四平方米房屋退还给安徽农学院，保证了这所农学院总院搬回合肥市郊原址按时开学。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安徽农学院受到严重破坏。
1968年12月，这所高等农业学校被强令在十五天内从合肥市郊迁到宿县紫芦湖、凤阳、滁县沙河集等三个偏僻的农村。
搬迁中，仪器设备损坏了四千多件，图书资料大量散失。
五万零八百一十五平方米的校舍由部队进驻使用。
近十年来，安徽农学院由于学校分散，房屋紧张，设备奇缺，师资不集中，教学质量下降，科研工作无法开展，严重影响了全省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深造。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班子问题以后，这所深受“四人帮”之害的农学院也获得了新生。
去年10月，省委第1书记万里曾两次去宿县紫芦湖看望农学院教职员工，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并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农学院办成全省重点院校。
省委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安徽农学院的办学问题，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作出了将该院大部分专业搬回合肥原址办学的决定。
对安徽农学院搬回原址办学，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也非常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
07月27日，万里同志主持召开会议，与专程来合肥的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了交接房子的问题，并成立了交接领导小组。
八三二○二部队在移交房子的过程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处处从安徽农学院的急需出发，不仅提前一个月移交了原有房屋，又把部队新建的灯光球场，战备深水井泵，全套抽水设备和设备齐全的地下道，三百多间猪圈和饲料加工房等，都无条件地交给了安徽农学院。
部队专门抽调一个连和一个排，负责打扫移交的房间和校园，检查修理门窗和电灯。
他们还主动派出大批卡车帮助农学院搬运仪器设备和学生行李，使该院很快在原址开学上课。

剥掉“优秀工人”画皮还其“四人帮”帮凶面目
陕西国防工业系统召开大会，揭批陕西省积极追随“四人帮”的那个人的各种罪行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
最近，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在西安召开揭批陕西省积极追随“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窃取高位的那个人的罪行大会。
来自西安、宝鸡、汉中等地区企业的七千多名干部群众，同仇敌忾，愤怒控诉那个人无耻吹捧“四人帮”，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大搞打砸抢的滔天罪行；
彻底剥掉了他文化大革命以来，伪装成“优秀工人”、
“优秀党员”、“群众的好代表”的画皮，还其“四人帮”帮凶的本来面目。
那个人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书写反动诗词，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受到群众的批判教育。
但他拒不接受教育，经常发泄对党和人民的不满情绪。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对别人说：
“我在四清中被人家批判过，你们也受过压，咱们应当起来造反。”
就这样，他打出了“造反”的旗号。
那时节，昆仑机械厂的工人经常可以看到他横行厂里，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高喊：
“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在他的参与和支持下，昆仑厂许多办公室被砸，机密材料被抢，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打击，什么“国际间谍案”、“暗杀集团案”等名目繁多的假案、冤案相继发生。
他还指使一些人对广大干部群众大打出手，使用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
有的干部因病走不动，不能参加他们的“批判会”，就用床板硬抬到会场批斗。
在他们的残酷迫害下，全厂有三百二十五人被错定为叛徒、特嫌，其中有几十人致伤、致残，有四名职工含冤而死。
工人梁伯民被他们一伙活活打死，经法医检查，全身被打伤二百八十七处。
那个人还是社会上大规模武斗的干将。
1967年02月份，他伙同反革命分子陶庆等人策划制造了西光厂“二·一○”打砸抢破坏事件。
尤为恶劣的是，1968年06月，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已经一个月之后，他一手策划制造了震动西安市的炮打搪瓷厂武斗事件。
在他的指挥下，武斗队伍分乘四辆卡车，动用四挺高射机枪，向搪瓷厂发射一千多发子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严重后果。
1973年，按照陕西省委的部署，陕西省总工会成立了。
那个人钻进了陕西省总工会，把持了陕西省总工会大权，他更加胡作非为，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工会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能进入省总工会，是由一个曾在陕西省把持很大权力，终于投靠了“四人帮”的坏人硬塞进去的。
1974年初，那个人从一个读书班回来，在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散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黑报告，到处扩散这个黑报告，极力煽动闹派人物、打砸抢分子卷土重来，矛头对准党组织，公开煽动工人反对党的领导。
在这一黑报告的影响下，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的一些工厂的闹派人物重整旗鼓，兴风作浪，搞得这些企业长期不得安宁。
那个人借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学着把他塞进陕西省总工会的那个坏人的腔调，恶毒攻击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恶毒地说：
他“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他们的”。
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去找陕西参加会议的代表，肆意攻击朱委员长，攻击各级老干部。
他离开陕西后，还直接插手昆仑机械厂，授意要将他的帮派骨干一一提拔重用。
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那个人仍不死心，为“四人帮”鸣冤叫屈。
在一次会议上，他与“四人帮”一个女党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公然反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今年05月，那个人回到陕西以后，被安排到一个工厂，边劳动，边检查自己的问题。
他态度恶劣，公然对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那个人的桩桩罪行，激起与会广大干部群众的无比义愤，受到大家的严肃批判。
根据他的罪行和表现，中共陕西省委最近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1971年04月以来，昆仑机械厂的共产党员殷文柱等同志，曾五次向毛主席、党中央揭发那个人的问题，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包庇，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横遭打击迫害。
直到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才伸张了正义。
在这次揭发批判大会上，昆仑机械厂职工坚决拥护陕西省委决定，对那个人实行隔离审查。

吉林农大校舍退还工作正在进行
该校负责人说，如果占用单位能进一步采取措施，继续退还一部分校舍，还可扩大招生，培养更多人才
据《吉林日报》报道：
在吉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关怀下，吉林农业大学被占校舍的退还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吉林农大地处长春市郊区净月公社何家屯。
文化大革命前，已基本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高等农业教育基地。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制造种种借口，把吉林农大从何家屯迁至白城市。
在此期间，这个农大的原校舍先后被六个单位占用。
今年春天，吉林省委、省革委会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作出恢复吉林农业大学并迁回原址办学的决定。
占用吉林农大校舍的省疗养院和驻军某部坚决执行省委、省革委会决定，立即动手退还校舍。
到目前为止，省疗养院已退还教学大楼、学生宿舍、食堂二万一千五百平方米，占其应退还校舍的百分之八十多。
驻军某部也采取果断措施，先后退还了教学大楼、服务楼和职工宿舍三千七百五十平方米，其余的将陆续退还。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吉林农大今年招收的四百名新生已经按时入学。
该校负责人说，如果各占用单位能够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继续退还一部分校舍，还可以扩大招生名额，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绵阳提拔懂农业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绵阳地区有计划地提拔一批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促进了全区农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地区十八个县（市）先后提拔了两千多名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到地、县、区、社的领导岗位上任职。
现在，十七个县的第一把手均由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担任。
另外，还充实了全地区一百六十三个区、镇的领导班子，任命了一批新的区、镇长。
绵阳地委为了改变农业后进面貌，两年来一直注意加强基层的组织建设。
他们把那些和“四人帮”有牵连、不懂农业生产、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作了调整，同时选拔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担任领导。
在选拔中，他们很注意坚持干部条件，强调一定要有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
对已确定为选拔对象的，由上级指定专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领导能力、掌握农业知识等情况进行考核。
全地区选拔的两千多名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农业劳动模范、农村工作积极分子，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等基层领导骨干，一半左右是农业技术干部、农业科研骨干等。

重点企业的“婆婆”太多
在最近召开的冶金工作会议上，记者听到一些重点冶金企业的负责人反映，重点厂矿企业管理体制下放后，冶金部，省、市委，省、市的计委、建委和工交办，省、市冶金局都是领导，“婆婆”太多，企业想要办件事，哪个“婆婆”都得拜到，这种管理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重点企业是部里要产量，地方要产值、利润。
有关基本建设、技术措施的事要找部里，劳动力指标由省里拨。
多头领导，意见往往不一致，互相扯皮，使企业办事很困难；
有时一个报告在上级转圈圈，很久批不下来，办事效率很低往往误事。
包钢党委第1书记郝田役说，包钢是双重领导，条块结合。
我们有事找“条条”，“条条”叫我们找“块块”。
我们找“块块”，“块块”又说他们管不了。
搞得我们既不姓“冶”（冶金部），又不姓“包”（包头市），日子实在不好过。
武钢党委第1书记李振江说，今年省里要从武钢调十万吨钢坯，部里不同意，说是纪律问题，弄得我们左右为难。
长城钢厂的同志反映，我们提拔一个干部，要过省、市、冶金局等九道关。
沈阳冶炼厂党委副书记陈春台说，我们要将一座三层楼加高两层，资金、材料自己解决，光是一张施工执照就办了半年。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金克说，我们要换个公章，报到市里，市里又报到省里，省里又同冶金部商量，几个月还没有批下来。
许多同志说，企业下放倒不怕，只是宁要一个要求严格、办事奏效的硬“婆婆”，不愿要许多只当家不主事的软“婆婆”。
“婆婆”多了，对企业要求就多，各敲各的锣，使企业负担过重。
重钢的同志说，上面搞什么工作，企业就得成立什么办公室，重钢现在就有二十多个办公室，有的是部里要求搞的，有的是省、市要求搞的，抽人不少，有百分之六的工人不在生产第1线。
长沙勘察公司党委书记赵荣亭说，知识青年带队，学大庆学大寨工作队，修市区马路，都要企业派人，各个领导机关还要借调，今年五、06月份，株洲硬质合金厂因这些名目派出的人员就多达三百九十名。
中央有个什么文件或指示，这些“婆婆”同时或相继开会往下传达，企业往往要派人参加四、五次同样内容的会议，而且非要一、二把手出席不可，不去就是不重视、不尊重。
还有各个“婆婆”派出的名目繁多、内容重复的检查团，前走后来，甚至几个团同时到达，把企业领导忙得团团转，稍有照顾不周，什么“摆重点企业的架子”、“骄傲”等风言风语就出来了。
许多“婆婆”对企业发号施令，出现了社会不管企业的事，企业却要管许多地方的事的怪现象。
什么职工生活物资的长途运输，知识青年下乡，人防工程，计划生育，学校教育，民兵打炮，商店，医院，有的甚至公安派出所等等，都得企业管。
乐山机修厂的党委书记巩良玉说，我们成了“全面管”企业。
许多企业的一、二把手说，这样下去，企业怎么实现以生产为中心？
主要负责干部有多少时间抓生产？
他们很羡慕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规定，说给我们规定“六分之三”也好嘛！
参加冶金工作会议的同志普遍反映，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
体制合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
他们说，这种“婆婆”多的管理体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
新华社记者　徐耀中

加强法制保障公民权利
乔木青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汉代的董仲舒曾发明过“春秋决狱”，即以《春秋》这部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判决刑事案件的根据。
他这样作是为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被统治者大开方便之门。
事隔两千年，林彪、“四人帮”为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把革命导师的语录作为处理案件的神圣教条，想要整谁就整谁。
念一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可以抄你的家，砸你的东西，抢走你的金钱和物品；
念一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可以给你画黑脸、挂牌游斗，甚至剥夺你的人身自由；
念一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可以私设公堂，严刑逼供。
一句话，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种种暴行，几乎都是在“最高指示”掩饰下干出来的。
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最高”，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的极大侮辱！
为了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我们急需制定刑法和民法。
为了保证各种案件能够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诉讼法典也是不可缺少的。
例如，对一般案件的解决，应当有个时间限制，不能成年累月，审而不决。
又如，逮捕人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讯问，证据不足者不能作为“嫌疑犯”长期关押；
如果长期关押，那和无期徒刑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如，取证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对于出自陷害目的或其它卑鄙动机而故意伪造假证者，要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
林彪、“四人帮”为了罗织罪名，陷害好人，一贯采用非法手段搜集证据。
有的人则投其所好，把给别人作假证当作升官晋爵的阶梯。
现在有些冤案、错案、假案虽然平反了，可是作假证者却逍遥法外。
我们今后决不应再给这种人在法律上留下可乘之机。
司法机关不实事求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
死者不能生，残者不能全。
司法工作者责任重大，必须实事求是，一丝不苟。
但某些公安司法人员，因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给人定罪，不搞调查研究，却实行刑讯逼供。
在封建时代，虽然刑讯逼供被当作合法的取供手段，但也有人表示过异议。
金世宗就说过：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
（《金史卷四十五》）他也知道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可以造成冤案。
若想杜绝刑讯逼供，固然需要对办案人员加强教育，但也必须采取法律措施。
为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制，在我们的刑事立法中必须使那些搞刑讯逼供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用法律手段来制止这种行为，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赞同。
我们的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时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以抓人。
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对你实行“专政”。
又如什么隔离反省、拘留审查、集体食宿、劳改队、专政队、“牛棚”等变相剥夺人身自由的办法，更是名目繁多。
总之，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杜绝了。
但是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种践踏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必须根据新宪法第47条的规定，制定出相应的立法，明确规定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者应负的刑事的和民事赔偿的责任。
多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立法，则宪法所赋予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这就是说，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判决某个公民有罪或无罪。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的组织就可自行给公民定罪，给人戴上“反革命分子”等政治帽子。
这些罪名虽然未经法院公开判决，但它比判决还厉害，后果还严重。
因为法院判决某个公民有罪，除对少数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外，一般只判处多少年的有期徒刑。
可是一旦某个单位的组织给你戴上一顶什么“帽子”，一戴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老死。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但被剥夺了辩护权，也被剥夺了申诉权。
如若申诉，就说你是“翻案”。
被戴上某种政治帽子以后，除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处分不算，还要株连到父母、妻子和亲友。
从加强法制的角度来看，要严格执行新宪法第41条的规定：
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判决某个公民有罪或者无罪。
今后凡要给某个公民戴“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应由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审理决定，并要保证公民得以充分行使辩护权与申诉权。
当然，机关、企业依照法律有权对职工实行劳动或行政纪律的处分，但也要保证职工的申诉权利。

加强法制的几点建议
金默生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加快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其它法规的制定，等等。
这里另提几点建议，供同志们讨论，供有关方面考虑：
一、恢复和建立一些法制机构。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法制工作的任务是紧迫的、繁重的，为此，恢复一些法制机构是迫切需要的。
比如过去国务院设有法制局，根据国务院指示负责起草一些法律、法规、法令；
负责协助国务院各部门审查、修改一些法规、条例草案；
并收集积累法制资料，负责编纂法规汇编等。
目前，国家还没有设置负责立法具体工作的机构，恢复法制局显得十分需要。
又比如，过去国务院设有司法部，掌管全国的司法行政和司法教育工作。
司法部撤销后，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教育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
法院是审判机关，审判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应考虑恢复司法部，把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教育工作搞好。
还有，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经济法院也是必需的，应迅速筹备。
现有的一些法制机构，也应进一步健全。
二、恢复律师制度。
建国以来，制定颁布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各种法规，也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司法方面的制度。
如1954年建立了人民律师制度。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董必武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中，就充分肯定了律师制度。
他指出：
“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
这种制度“应该予以加速推行”。
我国新宪法规定：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
我国绝大多数人缺乏法律知识。
有的人受了迫害，或受到错误判决，明明很冤枉，但申诉或上诉时往往几句话就被挡回去了。
由此可见，要保证公民能够行使辩护权和申诉权，必须有律师的协助。
律师制度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维护公民、机关、企业、团体的权利和合法利益，都有积极的作用，应当恢复和发展，并给律师在执行职务时以一定的法律保证。
我们希望主管部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研究和解决。
三、积极扩大法学队伍，加紧培训法学专门人材。
我国原来从事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并学有专长的人员，以及从政法院系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很少，又有不少人被迫转业，学非所用。
文化大革命中，政法院系大都解散或停办。
现在，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量称职的政法工作干部和律师，以及很多的法学研究和教学人员。
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帮助这些年被迫转业、学非所用的法学界人员归队。
恢复过去所有的政法院系，如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华东政法学院等。
全国各政法院系应扩大招生名额。
有计划、有目的地派遣留学生和考察人员到外国研究法学，并邀请外国学者来我国讲学。
建议教育部门从小学、中学起就开设法制教育课程。
四、建立法律学会机构。
中国法律学会正在酝酿成立。
过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是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建立的，做了大量工作。
希望中国法律学会早日建立，也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尽快筹建法律学会，以推动法学研究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加强与外国法学学术交流活动。
希望加强和扩大法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以利开展法学研究工作，多出研究成果和人材。
也希望迅速恢复法律出版社。

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李步云
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一规定，是必要的，正确的。
但是，在后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却被一些人说成是错误的，是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划清界限，是“没有阶级观点”，是主张革命与反革命“一律平等”。
这种说法必须予以澄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
封建主义的法律是以公开维护等级与特权为特征的。
它不仅确认地主阶级可以根据土地多少、官职大小、爵位高低，享有不同的封建特权，而且使地主阶级的各级官吏和封建帝王的皇亲国戚超脱于法律的约束之外。
资产阶级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
然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面的，资产阶级的法制是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
它们说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期限、教育程度以至财产资格来加以限制。
这就决定了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在事实上享有同资产阶级一样的平等权利。
因此，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
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归结为废除阶级。
社会主义的法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
因而，社会主义法律既不承认任何等级特权，也不允许财产等等的限制，真正做到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我国第1部宪法的时候，曾经说过：
“原则基本上是两个：
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下面，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坚持这一原则，不是什么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根据这一原则，凡属我国的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一律平等地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
不承认有任何享受特权的公民，也不承认有任何免除法律上义务的公民。
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特权观念的彻底否定。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抛弃这一原则，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平等的，那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享有特权，默认有人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高踞于法律之上，那么，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就无从体现，宪法和法律就会遭到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障。
公民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在我国，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
我们讲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着重是从司法方面来说的，主要是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至于立法，我们并不规定所有公民都平等，人民和阶级敌人是必须区别的。
在立法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平等的，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
而对于“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对于“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对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不是讲什么平等，而是要镇压他们的破坏活动。
这些规定，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充分体现了法律的阶级性。
但在司法上，我们讲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里的“公民”，是既包括人民，也包括敌对阶级的人在内。
即使对于还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只要他们不违法，不触犯刑律，我们就只是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其余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等，以及“遵守宪法和法律”，“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等，则是同其他公民一律平等的。
而人民内部的人，如果触犯了刑律，也同样要依法制裁，直至判处重刑。
国家机关在执行和适用法律上，必须对一切公民平等，不允许任何特殊，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严格执行。
这样做，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怎么能够说，“主张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划清界限”，就是“没有阶级观点”，就是主张革命和反革命“一律平等”呢？
反对“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必然认为法律只能管一部分人，不能管另外一部分人。
这样，就必然使一部分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任意破坏民主、践踏法制。
有些人总是喜欢搞一言堂，喜欢独断专行，认为别人犯法才算犯法，自己犯法就不算犯法，这那里还有什么法制？
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流毒，以及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队伍中，至今还有一部分人存在着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要彻底清除这种病毒，还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我们不仅要大力宣传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而且要在实践上坚决贯彻执行。
一个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如果犯了罪，都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地依法惩处，不能有任何特殊。
最近，我们的党组织和司法机关，依法给原来曾是相当高级的领导人以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只要我们真正做到“法不阿贵”，社会主义法制就一定会得到切实加强。

必须搞好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王家福　陈明侠
经济立法是指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的制定，是国家整个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我国制定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经济立法工作长期中断。
已有的一些法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有的不适用了，有的部分不适用了，有的早就不执行了。
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生活中“没得法”的状况。
所谓“没得法”，一是指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二是说遇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办法处理。
不管事情合不合理，决定行不行得通，领导人的话就成了法律。
这种法制极不健全的情况，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因此，搞好经济立法，是当务之急。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
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在一些人中间保卫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观念极为淡薄。
侵吞国家、集体财产而受不到惩处的，有之；
擅自出卖工厂设备，私分企业产品而无人管的，有之；
滥伐森林，乱开资源而管不了的，有之；
价值千万的电机大轴生锈，线圈滴水而无人过问的，有之。
至于根本不承认集体所有权，四面伸手乱拿集体财产，更是层出不穷。
一百多年前，德国资产阶级对拾他森林中的一根枯枝也要以盗窃罪惩处，我们对于人民自己的财产，难道能够不用经济立法加以保护吗？
我们一定要逐步完善经济法规。
把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地加以规定，以统帅各种单行的经济法规。
为了使各行各业有章可循，应该尽快地制定人民公社法、工厂法、公司法、银行法、基本建设法、物资供应法、航空法、铁路法、商业法、合同法。
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和自然环境，还急需拟订森林法、土地法、草原法、矿山法、环境保护法。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还必须制定发明奖励法、技术改进奖励法、科学奖金法、著作法。
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合作的迅速扩大，还应该制定海商法、对外贸易法、专利法等经济法规。
总之，我们应该逐步完备我国的经济立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有了比较完备的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经济立法，还需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司法机构。
如果没有经济司法机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再好的经济法规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置经济司法机构。
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各级法院基本上不管。
《工业三十条》规定，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由各级经委仲裁。
最近，国务院又规定，工商企业之间的纠纷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
经委也好，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好，都是行政管理机关，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构。
因此，为了使各种经济纠纷能够得到迅速、公正、准确的解决，除了充分发挥经委、工商行政管理局仲裁作用以外，还必须设置经济司法机构，加强经济司法工作。
经济司法机构，必须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对于违反经济法规，不履行合同的企业，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经济制裁。
现在，还有人一听到罚款、赔偿损失就摇头，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是很不对的。
我国的经济责任制度，同资产阶级的罚款、赔偿损失的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核算基础上的，一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是为了明确责任，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实行监督；
三是为了赏罚分明，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
为了加强经济责任，必须把经济责任同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
罚款和赔偿损失的款项，要从企业基金和福利基金中扣除，以便使经营的好坏直接和企业利益联系起来，克服现在存在的“企业违了法，罚款罚国家”的坏现象。
一个企业总是完不成任务，长期亏损，可宣告停产，重新组织领导班子。
要加强经济责任，也必须把经济责任同企业领导人和职工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完不成计划，不履行合同，不仅企业要罚款，赔偿损失，有关领导人和职工也要扣工资。
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盈利亏损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如果企业亏损了，还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企业有关人员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
要加强经济责任，还必须把经济责任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结合起来。
对严重失职，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员，应根据情节，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绝不允许给国家造成百万、千万损失的人逍遥法外，继续做经理，当厂长。
我们在以教育为主的前提下，一定要使用法律制裁这一辅助手段。
赏罚不明，只会姑息养奸，败坏干部和工人队伍。

解放思想，用科学结论打破“禁区”
法学研究所座谈法制问题
本报讯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邀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座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与会同志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许多同志愤慨地指出：
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制造那么多冤案、假案，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利用了我们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有些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状况，说明我国法制建设受到过几次干扰，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指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形成了某些方面可资敌人利用的空隙。
因此，结合批判林彪、“四人帮”，认真总结我国法制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迅速健全和加强起来，实在是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同整个思想理论战线比较，政法战线显得不够活跃。
其原因，不仅是政法部门深受林彪、“四人帮”的“砸烂”之苦，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段时间里，政法战线未能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把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进行批判，不少坚持正确观点的同志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
政法战线堪称是：
“禁区林立，根深蒂固”。
例如，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居然被人批判为“没有阶级观点”，甚至被斥之为让反革命和革命人民“一律平等”。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文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本来它的用意是排除对审判的非法影响和干扰，强调审判工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这个规定也被歪曲为“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
律师制度被认为是“替罪犯辩护”，干脆取消，等等。
大家认为，法学界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用科学的结论打破“禁区”。
同志们指出，不仅要快一点把刑法、刑诉法、民法等制定出来，而且要重视对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研究，逐步制定和完善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特别是经济交流急迫需要的各项法规，如海洋法、海商法、引进设备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设置相应的司法机构。
有的同志还建议修订选举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一定要依法真正民主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按期召开，真正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的作用。

中国瑞典政府签署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
康世恩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中国和瑞典两国政府今天下午在北京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关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出席了签字仪式。
康世恩副总理说，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中瑞两国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瑞典工业大臣埃里克·胡斯和我国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晚上，比耶尔克大使为埃里克·胡斯大臣访华举行宴会。
康世恩副总理等应邀出席宴会。
（附图片）
中国和瑞典两国政府关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2月05日在北京签字。
新华社记者　赵天聘摄

中澳交换电离层资料会谈纪要签字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科学部电离层预报部关于交换电离层资料的会谈纪要最近在北京签字。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所长靳凤荣、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伍达德在纪要上签字。

明年10月将举办“全国科普美术作品展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04日电
为了广泛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将于明年10月在北京举办“全国科普美术作品展览”。
这次展览主要展出通过各种美术形式表现科学技术知识的作品，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大以后创作的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美术作品。
例如，用油画、国画、版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挂图、插图、设计图、雕塑、模型等形式表现领袖对科技事业的关怀，我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实际行动和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新兴的科学技术，我国古代科学发明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等，通过展览，生动、形象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科普美术创作的繁荣。
展览期间，将举办创作经验交流活动和评奖活动，对优秀科普美术作品给予一定奖励。

李先念副总理同邦戈总统继续会谈
邦戈总统观看军事表演和京剧演出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同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加蓬总统邦戈今天专程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观看了战士们的军事实弹射击表演。
邦戈总统对战士们的军事表演感兴趣。
他说，这次访问有助于推进加蓬和中国间的合作，使我们有机会学习中国军人的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陪同邦戈总统参观。
在打靶场上，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正步，呼着口号，列队通过看台，向邦戈总统和来自非洲大陆的加蓬贵宾致敬。
战士们进行了步兵快速射击、重机枪射击、刺杀、火箭筒发射等十二个项目的表演，个个斗志昂扬，成绩优异。
在部队驻地，加蓬贵宾受到了部队负责人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晚举行文艺晚会欢迎邦戈总统和夫人等加蓬贵宾。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吴全衡等陪同贵宾观看了北京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盗仙草》、《闹天宫》。
演出结束后，邦戈总统向演员们赠送花篮，对他们的精彩演出表示感谢。

李强部长离京去菲律宾访问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一行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菲律宾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贸部副部长贾石、郑拓彬等。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保提斯达也到机场送行。

格森·格森西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陛下生日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泰国驻华大使格森·格森西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生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文化部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竹入义胜委员长等日本朋友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2月05日电
竹入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7次访华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国。
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梁威林、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李辉和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的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前往机场送行。
访华团是11月30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的。
离京时，廖承志副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
竹入义胜委员长一行访问成都、昆明、桂林等地时，受到了有关省、市革委会的热烈欢迎。
竹入委员长在各地访问期间一再强调：
通过同邓小平副总理和邓颖超、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会见，对中国目前的国内形势有了充分的理解。
他表示公明党决心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为使中日友好之花不断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而竭尽全力。

耿飚副总理会见马耳他朋友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马耳他工党副领袖约·布林卡特、主席利·布林卡特，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马耳他朋友是顺道前来我国访问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晚上，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设宴招待了他们。
王殊副外长出席了宴会。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马耳他工党副领袖约·布林卡特、主席利·布林卡特。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谷牧、康世恩副总理参观法国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技术展览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今天上午由法国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奥和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陪同，参观了法国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技术展览会。
在两个小时的参观过程中，谷牧、康世恩副总理听取了法国技术人员对展品的介绍，并不时提出询问，详细了解各种机械、设备的特性、效能、结构及它们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今天上午参观法国展览会的还有石油部长宋振明，化工部长孙敬文，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国家经委副主任邱纯甫，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等。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参观法国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技术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　赵天聘摄

邓小平副总理亲切会见邦戈总统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下午前往宾馆，亲切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
邓副总理同邦戈总统在1974年出席特别联大时曾会晤过。
那次会晤促成了中加两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
邦戈总统首次来中国访问时，受到了邓副总理的热情接待。
今天，旧友重逢，格外亲切。
两人久久拥抱，互致良好的祝愿。
随后，邓副总理同邦戈总统进行了愉快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有：
加蓬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丹·邦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前往宾馆，亲切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邦戈总统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下午由何英副外长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贵宾们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
邦戈总统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献给中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主席”。
（附图片）
邦戈总统等加蓬贵宾瞻仰毛主席遗容，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南领导人接见我国家计委代表团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安德烈·马林茨，11月27日在这里接见了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为团长的中国国家计委代表团，并就两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友好谈话。
接见后，联邦社会计划局局长斯·梅戴尼察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中国计委代表团，11月29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代表团在南斯拉夫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共和国。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
——记罗马尼亚的群众信访工作
在罗马尼亚，耳闻目睹，深感群众信访工作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
今年03月，罗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了如何改进群众信访工作，制定了《关于处理人民建议、揭发、控告和要求的工作的决议》，对进一步处理好群众信访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
满腔热情对待群众信访
打开报纸，时常可以看到刊登有人民来信，编辑部给读者的复信以及信访综述等。
在大量的来信中，属于社会集体生活方面的建议、要求为数最多。
下面，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来信的内容：
冬天就要到了，应该及早供应过冬的燃料。
火车站的大门坏了，为什么没有及时修理？
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时间太长了。
一家制糖厂的噪音太大了，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
……
对来信的处理是很认真的。
一封来自某小城市的信，提出该城的理发店太少了，修理电视机也很不方便，等等。
这封信转到县党委会，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
他们立即研究了解决的办法，并且给写信的人写了复信，告诉他们，已经决定在市中心增设两家理发店（一家男的，一家女的），建立一个电视机修理站，还有一家裁缝店。
罗马尼亚同志认为，群众的许多建议，事情虽小，但它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反映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必须满腔热情地尽力办好，决不可敷衍了事。
我们几次听到说，处理群众信访这是法律上要求做的事，似乎不办就是违法的。
我们没有去研究法律上有何规定，但罗共中央的上述决议确实载明，对人民群众的信访处理必须“迅速”、“及时”。
决议还指出，对来信取官僚主义态度，迟迟不予处理的干部，将交所在的党组织和劳动集体讨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各级领导亲自接待来访
我们曾经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一张布告，上面写的是工厂各方面的负责人一周中接待来访工人的时刻表。
事后知道，这种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方式，已形成一种制度，从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几乎没有例外。
最近，在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的罗共中央全会上，曾经讨论和审议了各级组织处理人民信访的报告。
按罗共中央的决议，类似的活动，中央书记处每季度要开会研究一次，中央政治执委会每半年一次，中央全会每一年一次。
此外，决议对每个中央书记、政府副总理、部长、县委第1书记，直至基层组织领导干部每月、每周接待群众来访和处理群众来信的时间，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罗共中央的决议特别指出：
各级主要领导人，都要“直接对研究和处理公民建议、揭发和要求的全部活动进行具体领导”，以保证调查处理的“及时”和“正确”。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封来信反映，布加勒斯特某学院有的干部在办公时间，利用公家的小汽车办私事。
来信转到学院的所在区委后，第1书记亲自过问这件事，他派人进行调查，并严肃地批评了学院领导存在的不良作风。
后来在区委的帮助下，学院领导作了检查，还认真讨论和制订了使用公家汽车的办法。
我们在多尔日县采访时，县委书记切特采阿努同志告诉我们说，这个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县委第1书记）都轮流主持每天的群众信访工作。
切特采阿努同志每星期三值班，但不是其他时间就不管了。
说话时，他随手从办公桌上拿出厚厚一叠信件给我们看。
切特采阿努说，近一个半月中，他经手处理了七百来件群众的来信和来访，其中有人要求调回本县任教，他还亲自跑到学校了解情况，以便给来信者作出具体的答复。
严肃处理违法乱纪事件
罗马尼亚把群众的信访看作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和实行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
特列奥尔曼县的一位公民写信给党中央，批评塞加尔卡瓦雷乡的合作社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农作物减产，牲畜不应有的死亡，一些灌溉工具被损坏，大量化肥变质等。
信里还揭发了合作社领导人违反合作社章程，把自留地分给一些不在合作社劳动的人。
县委接到这封信后，认真作了调查，弄清了这个乡的乡长及合作社主席的严重失职和违法行为后，决定给予他们撤职的处分，并要他们赔偿造成的损失。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高一级的干部。
不久前，罗共中央处理了一起县委（相当我国的省委）第1书记和县人委第1副主席违法乱纪的事件。
这个县的主要领导人滥用职权，挪用公款为私人建筑别墅和住宅的行为，被人民群众揭发出来。
罗共中央经过调查核实，做出了结论。
指出他们的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因此决定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并且将他们的非法建筑收归国有，并勒令他们赔偿用款。
利用报刊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曾经访问了《火花报》负责群众信访工作的罗什卡同志。
他告诉我们，《火花报》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五千封群众来信。
《火花报》的群众工作部有十个同志，他们从事这项工作都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有的还是法律专家。
这个部的任务是处理群众来信，编辑来信专栏，撰写信访工作经验的文章，以及定期向报社领导直至党中央汇报群众信访的情况。
报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也都亲自参与信访工作，每天轮流值班。
不久前，《火花报》还开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群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使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
可以看出，罗马尼亚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在信访工作中的作用。
罗共中央决议专门为报刊以及电台和电视台提出具体的要求，要它们更多地反映来信来访的意见，进行法制教育，抨击官僚主义。
事实上，上述列举的一些事例，不少都在报刊上登载过。
一些重要信件，还登在报纸的突出位置上，号召广大读者展开讨论，扩大了宣传的效果。
罗马尼亚党和政府重视信访工作，把它当作密切联系群众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措施。
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报记者　张启华

孔切主席接见姬副委员长
尼日尔代理外长设宴欢迎姬副委员长
新华社尼亚美12月04日电 姬鹏飞副委员长和夫人许寒冰12月04日下午乘专机到达尼亚美，对尼日尔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尼日尔代理外交和合作部长穆萨·萨拉在飞机舷梯旁热烈欢迎姬副委员长。
在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姬鹏飞同前来欢迎的尼日尔高级官员和各国外交使节一一握手。
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谢克西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随后，姬副委员长由萨拉部长陪同乘车前往政府迎宾馆，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尼亚美12月05日电 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12月05日在主席府接见了姬鹏飞副委员长，并且同他就中尼双边合作关系、非洲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
姬副委员长向孔切主席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问候。
孔切说，他对能在尼日尔接见来访的第1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姬副委员长感到荣幸。
他说，姬副委员长的访问生动地表明了尼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巩固和具体化。
在座的有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等。
新华社尼亚美12月04日电 尼日尔代理外交和合作部长穆萨·萨拉12月04日晚在欢迎姬鹏飞副委员长及其一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姬副委员长这次对尼日尔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有力证明，这种关系是在平等、互相尊重、坚持对话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他说，这次访问也明显地体现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对尼日尔人民深厚的友好感情。
他指出，尽管尼中两国相隔千里，但是两国人民正在增进了解，进一步巩固相互间的友谊。
他说：
“我们知道我们首先应当自力更生，因为国家的发展首先是尼日尔人的事情，然而在这宏伟的事业中，我们还要依靠象中国那样的友好国家的支援。”
“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合作朝着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他还赞扬了中国人民支持第3世界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
姬副委员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勤劳勇敢的尼日尔人民，在孔切主席领导下，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在建设自己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中，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
特别是近几年来，他们同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使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他说：
“尼日尔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维护非洲团结，反对外部大国干涉非洲事务，为非洲国家团结反帝、反殖、反霸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强调指出：
“非洲是一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大陆。
当前，非洲形势令人鼓舞。”
“几个世纪受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非洲人民胜利前进。”
他在谈到中尼两国关系时表示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尼友谊之花将会开得更加鲜艳，并定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尼日尔的一些政府部长也参加了宴会。

我工会代表团结束访南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宇为团长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11月29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代表团出席了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

我驻上沃尔特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北京12月01日电
瓦加杜古消息：
中国驻上沃尔特大使谢邦治12月01日离开瓦加杜古回国。
11月29日，上沃尔特外交部长穆萨·卡尔古古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谢邦治大使。
同一天，谢邦治大使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新加坡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
英国《金融时报》11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住房发展局，半官助组织的逐步发展》，摘要如下：
新加坡政府今年宣布，它已能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住房。
做到这一点，它花了十八年时间。
新加坡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高层建筑的套房。
决心很大的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决定，岛上的严重的住房问题必须赶紧解决。
在1927年至1959年期间，英国统治当局只建筑了二万三千幢住房，在此期间人口却从五十万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
住房发展局成立起来了，首要任务是在新加坡消灭破旧不堪的棚户区。
这个任务非常紧急，所以它得到了一项少有的优待——政府给予补贴。
从此以后，该局就负责指挥了一项十分庞大的建房计划。
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建成了十一万套住房，在1970年到1975年之间又建成了十一万四千套住房。
其后，每年建成住房三万套。
现在已经有大约一百四十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十——或是买下或是租住了住房发展局的房子。
在最多的一年，即1974年，有十万零六千户在住房发展局登记，排队等候新房。
而现在，排队的人已减少到不到六万户，而且多数人家是希望要求从一间一套的房子搬到较大的房子去。
政府怎样才使人们买得起新房子呢？
住房发展局建筑的二十八万套房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十五万套）是按照自购房屋计划卖出去的。
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实行是得到了政府办的中央公积金局的配合。
中央公积金局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扣下百分之十六点五作为强迫储蓄，并由雇主拿出同样数目的钱一起存入。
在1968年之前，一个工人只有在退休或离开新加坡时才能取出他存在中央公积金局的钱，现在他可以把这笔存款取出来买住房发展局的房子。
为了进一步便利买房，政府还提供大量补助。
一间一套的房子的卖价只有实际造价的三分之一。
两间和三间一套的房子得到的补贴少一些。
四间和五间一套的房子的卖价比造价高，多出来的这部分钱用来补贴前两种房子的卖价。
在1977年，住房发展局总共亏损了七千万新加坡元（因此这也是政府的实际补贴数字），占该局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二，占政府总开支的百分之二点五。
每个住户平均得到五十新加坡元的补助。
获得该局的套房的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是年满二十一岁的新加坡公民，本人没有任何地产，买房者的全家每月收入必须低于一千五百新元。
租房的条件是租房者的全家每月收入必须低于八百新元。
四间到五间一套的房子只供出售。
新加坡人口中有大约百分之八十七的人的收入低于一千五百新元，符合得到一套房子的条件。
在七十年代初，私人营造的房屋价格的猛涨，给新加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许多家庭的收入高于住房发展局规定的水平，但是又买不起私人营造的房子，因为私人房子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年间就涨了二倍。
政府因担心这种情况可能造成人才外流，因此成立了住房及城市发展公司。
全家每月收入在一千五百新元到四千新元之间的家庭有资格向该公司购买房子，并且可以为此而提用他们在中央公积金局的存款。
这类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因此，人口中只剩下了百分之七的最富人要自己拿钱到私营房屋市场买房子。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
新加坡共和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型国家。
全国面积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口有二百三十三万。
近十几年来，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
从1960年到今年的十八年间，新加坡的住房发展局就建筑了二十八万套住宅。
上图：
破旧的老式楼房逐步被淘汰，新的摩天大楼一幢幢建立起来。
充塞着新加坡河的老式木结构驳船正迅速地被现代化船只所代替。
下图：
这幢在交叉路口的建筑物，下面三层是商店，上面几层是停车场。
（新华社发）

第8届亚运会前夕各国选手云集曼谷
新华社曼谷12月04日电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缅甸、日本等亚洲国家一千六百多名运动员12月04日到达曼谷，参加将在12月09日至20日举行的第8届亚洲运动会。
由徐寅生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三百六十六人于中午乘三架专机到达。
中国代表团的自行车队已经在曼谷。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后，将于12月05日飞抵曼谷。
到达曼谷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行二百二十九人中，包括小口径步枪卧射世界纪录保持者李浩准及次最轻量级举重世界纪录保持者韩仲喜。
朝鲜足球队是上届亚运会亚军。
由于上届冠军伊朗队退出比赛，足球比赛已重新抽签分组。
朝鲜队被列为第1号种子队。
到达曼谷的日本代表团三百七十三人中，包括日本当前各个体育项目第一流选手。
他们将参加全部十九项比赛中的所有项目的比赛。
04日到达曼谷最早的是印度代表团射击队二十三人。
他们于清晨两点多钟就到达了。
接着是科威特代表团二百六十八人、巴林代表团一百○五人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二百二十八人。
这三个阿拉伯国家派出的全部是男选手。
其中沙特阿拉伯是第1次出席亚运会。
沙特阿拉伯的选手们头上包着传统的白色头巾，身穿白色长袍，走下飞机向欢迎的人们挥动沙特阿拉伯和东道主泰国的微型国旗。
蒙古代表团也于04日到达。
南朝鲜代表团二百○九人已在上星期六抵达曼谷。

英萨利副总理设宴招待我解放军杂技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04日电
金边消息：
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12月03日晚在金边设便宴招待中国人民解放军杂技团全体成员。
英萨利副总理在祝酒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杂技团的精彩演出，受到柬埔寨群众的热烈欢迎。
杂技团的访问演出加强和发展了柬中两党、两国人民和军队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成泽民团长说，这次访问，是他们向柬埔寨人民和军队学习的好机会。
他们看到柬埔寨人民正在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而英勇奋斗和忘我地工作。
他表示相信，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和军队一定能够粉碎外来的入侵。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金边消息：
以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成泽民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杂技团，圆满结束了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演出，12月05日乘专机离开金边回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杂技团访问期间，在首都金边、西南大区、中部大区、北部大区、西北大区、西部大区和磅逊市，为工人、农民、革命军战士演出二十多场，近二十万观众观看了演出。
12月04日晚，孙浩大使为杂技团圆满结束访问演出举行答谢宴会。

亚洲的“巨人” 英韬

保驻埃使馆人员殴打埃及公民
萨达特总统下令拘捕打人者
新华社开罗12月05日电
据开罗报纸今天报道，埃及警察根据萨达特总统的指示，12月04日拘捕了保加利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些殴打埃及公民的人员，以便进行审查，并且收缴了一些武器。
保加利亚大使馆人员于12月02日晚上殴打了一名埃及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强迫她们从大使馆买下的一所楼房搬出去。
报道说，当大使馆附近的群众赶来救援和同他们讲理时，保加利亚大使馆的人员就向空中鸣枪，企图恫吓和驱散群众。
埃及有关当局要求保加利亚大使馆交出枪枝以便进行调查，但是遭到了拒绝。
于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命令警察采取行动，在自己的国家里维护法律的规定和埃及公民的尊严。
另据保加利亚通讯社12月05日报道，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彼得·姆拉德诺夫照会埃及驻保加利亚大使说，保加利亚政府已决定召回保加利亚驻埃及的大使和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并限定埃及驻保加利亚大使和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在三天内离开保加利亚。

加拿大记者所看到的越南
越南越来越靠拢苏联，到处都可碰见俄国人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24日刊登了《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从河内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共产党军队打败阮文绍政权已经三年多了，越南正式统一也已经两年了，但是越南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南方对所有北方人——除了有选择的少数人以外——实行的封锁比战争时期的任何时候更为严密。
好象国家的建设和巩固不是主要任务似的，越南现在还在如下各种方面进行斗争：
它的最富饶的产米地区的大水灾，可能出现的饥荒，越柬边界的公开战争，人民外逃的难堪局面，已公开承认的政府机关内的腐败，对苏联援助的依赖，以及几乎毫无外汇可以用来为他们的有限的现代化计划买东西。
在过去三年里，世界舆论对越南的看法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战争期间，当美国这个角色显得越来越可憎时，对于北越除了是一个为了生存和国家统一而斗争的勇敢的有胆量的小国之外，它还坚决地留在共产主义阵营里这一点，人们是健忘的。
最近，这个简单的事实被发现了——特别是从这个事实对悲惨的南方所产生的影响上被发现了，于是，美国和法国的左翼组织中的支持者生气了，感到自己被欺骗了。
当然，越南是这样的国家，从火车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一事实。……在乘窄轨蒸汽机车从边界去河内要走二百公里，慢慢地走了六个小时，即便是傻瓜也能一眼就看到，土地不仅仅是未完全耕种，而且地里庄稼也长的不好，并且安排得不好。
越南人完全是骨瘦如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大多数住的是茅草屋。
田里几乎没有男人。
干农活的大都是妇女，我看到，在土路上拉极其沉重的满车子的也是妇女。
所看到的少数几个男人赶着水牛干活，或者有时用古老的手推车。
从省里的黄麻厂建筑工地到河内的垃圾清理工作。
确确实实，担子已经交给越南妇女了，如果说还不是生存本身的话。
在以男人为主进行了三十年战争以后（虽然有些坚强的前线游击队也是由妇女组成的），看来使人民有得吃、重建现在这样的市镇、使得很多小工厂得以开工、护理伤员、埋葬死者和抚养下一代战士的都是妇女。
战争在继续，今天不论你到越南什么地方，军事仍然占居首要地位，我看到一队队坦克开往柬埔寨边界，还有开往中国边境的长得惊人的满载部队的火车，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火车长得使我的车子在那里等了二十分钟才通过。
驻河内的一些西方观察家表示感到沮丧的是，三十年来已习惯于战争环境的这些越南领导人，现在仍轻易地动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解决它最棘手的问题。
有人说，“当人民渴望和平和有机会过较好生活的时候，越南对柬埔寨和中国奉行的却是一个富国的对外政策。
因为这个国家吃不消奉行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的依赖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明显和令人吃惊。”
回顾过去，在全国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法国或帝国主义的美国的热潮并不难。
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
越南被拉得越来越靠拢苏联了，现在在越南各地都可以感到苏联的势力。
我所到之处都碰见了俄国人。
我所看到的越南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

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又一次大暴露
苏联军舰公然炮轰厄立特里亚游击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停泊在红海沿岸的苏联军舰12月02日又猛烈轰击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的阵地。
苏联军舰还企图把物资和人员运上岸，但被游击队击退。
路透社和美联社12月03日从罗马报道，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驻罗马办事处发言人12月03日发表谈话指出，停泊在红海沿岸的苏联军舰12月02日猛烈轰击了厄立特里亚北部游击队的阵地。
报道还说，在这次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激战中，“游击队摧毁了二十辆由苏联人驾驶的苏制坦克，并且缴获了另外五辆。”
此外，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12月01日击落载有苏联军官的直升飞机一架。
法新社12月02日发自巴黎的一则消息报道，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驻巴黎的发言人最近发表讲话，谴责苏联和古巴军队用米格二十一和米格二十三战斗轰炸机从陆上和空中对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进行干涉。
他指出，苏联军官和二千多名古巴士兵参加了战斗。
这位发言人说：
“我们是在同苏联打仗。”
法新社的报道还援引观察家的话指出：
埃塞俄比亚军政府最近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在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于莫斯科签署《友好合作条约》的同时发生的。
另据路透社报道，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11月29日在喀土穆就游击队被迫撤出克伦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直接参加对克伦的攻势。

苏联舰艇突然从对马海峡南下
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监视
据新华社东京12月05日电
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苏联军舰六艘12月04日突然从对马海峡南下，引起日本有关方面的注意。
日本海上自卫队除派出军舰“良野”号之外，还出动了飞机，从海空两方监视苏联军舰的动向。
海上自卫队还确认，11月24日已有两只苏联舰艇从对马海峡南下。

越南当局拼凑柬埔寨傀儡组织
预示它将对柬发动大规模入侵
日本人士谴责苏越缔约加剧亚洲紧张局势
新华社北京12月05日电
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刊纷纷指出，由越南当局策划组织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越南向柬埔寨发动军事攻势行动“披上柬埔寨的‘外衣’”。
《纽约时报》记者从曼谷发出的消息说，“曼谷的分析印度支那问题的外交官认为，这是越南在其对西边邻国的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他们认为，这预兆着越南将在军事和政治上发动全面攻势”，“但是给这种行动披上柬埔寨的‘外衣’。”
路透社12月04日从曼谷发出的消息也指出，曼谷的观察家说，建立这个组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设法使“越南军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具有合法地位，把这些行动描绘成是真正的柬埔寨人采取的，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法新社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曼谷的外交界人士说，越南成立这个“组织”，“使河内武装干涉（柬埔寨）现政权就有了理由”；
“曼谷各报今天援引军事情报部门的消息说，越南现在正在设法使人相信，柬埔寨东部的军事活动是柬埔寨叛乱分子搞的，但是，实际上是越南正规军搞的。”
美联社报道，在河内电台宣布成立这个“组织”的同时，“越南地面部队和空军加紧在柬埔寨境内进行袭击”。
“曼谷研究印度支那问题的人提醒说，越南关于柬埔寨叛乱分子获得成功的说法看来是言过其实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部分地是掩饰越南正规部队采取的行动。”
新华社东京12月05日电
日本“苏联问题调查中心”负责人远坂良一最近向中国驻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一军事同盟在亚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
它必将加剧亚洲政治、军事的紧张局势，这一点是无疑的。”
他说：
“越南由于苏联的军事援助虽可能推行冒险政策，但是这只能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苏越双方由于这项条约在东南亚地区会更加孤立，处境更困难。”
远坂说，由于这次签订了苏越条约，使东南亚国家联盟增强了对它们的不信任和戒心。
进入旱季以后，越南加紧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在东南亚就愈加孤立，暴露出它所谓的“自主独立路线”的宣传完全是谎言。
远坂在谈到东南亚的今后形势时说：
“苏联虽然力图在亚洲确立霸权、从南部威胁中国和把越南变成‘亚洲的古巴’，但是这些行动的失败都已呈现在眼前。”
远坂指出：
“越南加入经互会以后，日本认为越南的自主独立路线已经靠不住。
由于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日本的警惕心进一步有了提高。”
远坂主张：
“今后日本必须改善同东南亚以及中国的关系，提高警惕，进一步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露了底的老戏法
何立
年终岁暮，照例是莫斯科公布下一年度军事预算的时候。
苏联财政部长最近宣布，1979年苏联的军事预算是一百七十二亿卢布，就是说，不多不少，跟1977年和1978年的数目一模一样。
苏联当局搞这套荒唐、虚伪的把戏，毫不稀奇，因为正如世界舆论所指出的那样，莫斯科公布的军事开支，“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是“变戏法”。
人们想知道的是：
克里姆林宫的魔术师们的戏法是怎么变的，以及他们用来蒙蒙盖盖的黑布背后的东西。
据西方分析计算，苏联实际军事费用的数字是：
1977年，一千三百亿美元左右，约合八百六十亿卢布；
1978年，一千四百亿美元，约合九百二十多亿卢布；
都要比一百七十二亿卢布高出五倍。
苏联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不是苏联所说的百分之七，而是百分之三十三。
如按照近年来苏联军费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五的速度计算，明年苏联的军费支出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全世界都明白，莫斯科也心中有数。
苏联当局公布的军事预算和实际军费开支存在的这个差距，有人称之为“隐藏的财源”。
为了隐藏这笔为数颇巨的“财源”，莫斯科当局所采取的手法真可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譬如，在“大炮代替黄油”、“坦克挤掉面包”的苏联，科学技术研究费用主要是花在研制和改进杀人武器上。
但是，在苏联公布的军事预算中，却压根儿没有这项开销。
这可不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据估计，少说也要占军事开支的四分之一。
但是，经莫斯科魔术师的一蒙一盖，数百亿美元就被“隐藏”掉了。
又如，苏联战略物资的储备，也不列在军事预算的账上。
这笔支出到底有多大，由于苏联当局讳莫如深，外界也难以知其详。
但是，战略物资的储备不算军事费用而列为民用支出，这种李代桃僵的荒诞作法，不是很可以揭露苏联所谓军事预算的骗局吗？
此外，尽管苏联一般工业品价格在不断上涨，军需品的价格却越压越低，许多直接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工厂、企业，被挂上民用工业的招牌，如此等等，都是苏联用来隐藏军事费用和缩小军事预算比例的妙法。
莫斯科当局如此挖空心思、年复一年地耍这套江湖骗术，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国际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这样作，不过是为了宣传“缓和”和“裁军成就”，为扩军备战和争霸世界施放烟幕。
勃列日涅夫不是以此自我吹嘘“苏联是连年来唯一不增加自己的军费开支并力求协同一致地减少各大国军费预算的大国”吗？
苏联的报刊不是以此大肆攻击日本为了加强防务而增加一点国防预算是“复活军国主义”吗？
莫斯科的宣传家们，不是也以此恶毒诋毁某些第3世界国家为增强自卫能力而购买一些武器是搞什么“军备竞赛”吗？
所有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更需要指出的是，在最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以北约组织增加防务开支为借口，压所有华约组织成员国增加军事预算。
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却企图通过公布1979年一百七十二亿卢布的军事预算，以表示苏联对“缓和”和“裁军”的“诚意”。
但是，这种表演，除了自我讽刺、令人作呕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非洲—阿拉伯合作常设委员会举行会议
强调加强非—阿合作对付共同挑战
据新华社科威特12月05日电
非洲—阿拉伯合作常设委员会第4次会议12月03日到04日在科威特举行。
科威特代理首相贾比尔·阿里·萨利姆·萨巴赫代表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主持了开幕式。
二十四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里亚德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德姆·科乔也出席了开幕式。
科威特代理外交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侯赛因在会上宣读了埃米尔贾比尔的开幕词。
贾比尔在开幕词中说：
“科威特深信第3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必要的，科威特将努力使阿拉伯—非洲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
他说：
“我们一起对付共同的挑战体现了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会议于12月04日闭幕，并且发表了会议的最后报告。
报告呼吁非洲和阿拉伯各个机构同阿拉伯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加强合作，并且呼吁抵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科威特代理外交大臣、阿拉伯方面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侯赛因在会议闭幕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有二十四个国家参加的这次会议达到了原定的目标，制订了将在利比亚召开的部长理事会会议的议程，讨论并通过了常设委员会一九七九——1980年的预算，并且制订了各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面对苏联在西欧的核威胁
北约欧洲成员国国防部长开会商讨对策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04日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一个欧洲成员国国防部长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以及在核武器方面的政治磋商”。
这项决定是荷兰国防大臣威廉·斯霍尔滕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他说，部长们认为加强这种磋商是“必要的”。
斯霍尔滕说，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联合生产武器的各种计划”。
会后发表的公报说，北约的欧洲集团国家1978年在防务上花了五百多亿美元。
会议决定建立一个临时特别小组来研究欧洲集团各国中所使用的防务预算制度。
公报还说，关于武器问题，欧洲集团国家决定继续把重点放在标准化和合作发展方面。
西德、意大利和英国联合设计和生产的FH70野战榴弹炮，预定于明年投入使用。
据报道，国防部长们讨论了北约南、北翼的形势和加强这些地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以及在装备上同美国合作的问题。
据与会人士透露，西德国防部长阿佩尔在会上说，使在西欧的核力量现代化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苏联的某些导弹和中程轰炸机可以很容易地到达西欧，但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却没有类似的武器。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必须同美国一起扭转这种不平衡，必须以各种中程的核威慑力量去对抗苏联。
阿佩尔还对他的欧洲同事们说，在讨论限制东西方武器谈判的下一个步骤时，他们应该以同一个声音来同美国讲话。
阿佩尔指的是未包括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中的所谓“灰色领域”武器。
这些武器包括苏联的带有三个弹头的ＳＳ—20中程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