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致电铁托总统
热烈祝贺南斯拉夫国庆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南共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热烈祝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同志：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高兴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致以热烈祝贺。
三十五年来，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联盟领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从本国具体条件出发，不断实践，努力奋斗，把南斯拉夫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南斯拉夫奉行不结盟政策，在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反帝、反殖、反霸的方向、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赏。
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在建设祖国、加强国防和在国际活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受到鼓舞。
我以十分满意的心情回忆去年你对中国和不久前我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极为成功的访问。
这两次访问和同你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会谈，使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的阶段。
我相信，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南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捍卫独立、主权、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祝社会主义的、自治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更加繁荣强盛，人民幸福！
华国锋
1978年11月28日于北京

对多数犯错误干部要立足于教育
甘肃庆阳县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批示
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批示传达到甘肃省庆阳县以后，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
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广大干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败坏党的作风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
在这个过程中，工作组和县委实事求是地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既对他们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又注意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坏人，团结教育多数犯错误的干部。
这样做，既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又保护了干部的积极性，全县革命生产面貌一新。
深入批判分清责任
庆阳县是原陇东老解放区的一部分。
在战争年代，这里的农民赶着毛驴送公粮，抬着担架支前方，纺线织布做军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情同骨肉。
解放以后，干部和群众之间仍然保持着这种鱼水关系。
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鼓吹“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用“铁的手腕”对付农民，使许多干部深受其害，许多群众深受其苦。
以庆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代表的一些干部，在这条路线的毒害下，违犯党纪国法，对社员群众乱加罪名，动辄批判斗争、捆绑吊打。
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权力，对干部、群众打击报复，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和错案。
他们无视生产队的自主权，违背客观规律，大搞“一刀切”、“瞎指挥”，不顾各社队自然条件的差别，强行推广不适宜当地种植的作物品种。
在农业生产上搞“军事化行动”，统一播种、收割时间，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
仅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中，盲目扩种高粱这一项，就损失粮食七、八千万斤。
有的干部还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侵占挥霍群众的劳动果实。
干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社员们只要远远望见前县委主要负责人乘坐的吉普车，就立即回避。
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批示下达以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有抵触情绪。
有的怕“干部当不成了，群众管不住了”，有的怕群众揪住不放等等。
省、地委工作组和县委的同志认为，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
此外，人民公社化后，特别是前几年，这里搞运动伤害过一批干部，使一些干部至今心有余悸。
工作组和县委深入发动群众，联系庆阳县的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败坏党的作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把专政矛头指向社员群众的罪行，引导大家把账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对犯错误的干部则立足于教育。
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广大干部，特别是犯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自己前些年的所作所为，确实受了林彪、“四人帮”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
因此，对群众的批评帮助，逐步消除抵触情绪，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
区别对待耐心帮助
工作组和县委首先发动群众把干部所犯的错误全部亮出来，并选择其中错误严重、情节恶劣、民愤很大的，予以严肃处理。
前县委主要负责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去年，甘肃省委已免了他的职，但对他的错误一直没有很好揭发批判。
这次，集中力量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并准备根据他在运动中的表现严肃处理，严明党纪国法。
对那些工作有成绩，但又犯了错误的干部，工作组和县委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彭原公社党委书记李长新，对前县委主要负责人的“瞎指挥”有过抵制，但自己也犯过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错误。
中央指示刚下达时，他思想有负担，觉得这下不好工作了。
工作组经过全面分析，认为李长新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工作有干劲，责任心较强，只要改正错误，还是一个好干部。
在领导的耐心帮助下，李长新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主动到过去工作过的桐川、太白良公社的小组会上检查认错。
以后又到彭原公社李家寺大队，向被他训骂过的干部、群众赔礼道歉。
公社党委整风时，他又带头检查。
这样，终于取得群众的谅解，而且更信任他了。
工作组和县委还注意划清工作中的责任界限，该上级承担责任的决不推给下面。
属于全县性的问题，如建立民兵小分队，办劳教学习班，搞“瞎指挥”和吹牛浮夸等问题，明确指出这些错误主要由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同志负责，不追究下面的责任。
这一系列做法，既促进了干部主动认识并改正错误，又保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工作组和县委还注意表彰那些作风好、工作有成绩的好干部。
彭原公社几乎所有的大队都建立了民兵小分队，随便捆绑吊打社员群众，而芦子渠大队虽然也组织了民兵小分队，但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刘正和作风民主，从不搞特殊化，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深受群众的信任。
工作组表扬了刘正和。
工作组和县委还看到，基层干部犯错误，往往与领导上教育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县委吸取过去的教训，建立和健全了一些必要的干部学习、考核制度，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
庆阳县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鼓舞了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今年全县“三秋”工作进展快，小麦冬播也搞得比往年好，为夺取来年夏粮丰收打下了基础。
赵学敏胡国华

思想大解放才能大干快上
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干部报告会，找差距，揭矛盾，决心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本社记者邱永生、毕靖报道：
怎样才能适应大干快上，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
北京市的很多干部在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很需要来个思想大解放，以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好地进行新的长征。
中共北京市委为了搞好思想发动，最近召开了有全市工、农、商、学、政、党等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七千人参加的报告会，由不久前出国访问归来的两位市委书记介绍出访观感。
听报告的干部们进行了专题讨论。
他们反映，人家能办到的事，我们也应该办得到。
大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找差距，揭矛盾，决心大干四个现代化。
北京市的这些干部在讨论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下面一些问题：
一，从小生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不少同志谈到，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吃了不少闭关自守的亏。
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人们的思想搞僵了。
冲破小生产思想，改变“小而全”的生产方式为专业化的大生产，办法之一，就是使这些同志看一看七十年代外国的先进经验。
一看一比，思想就开窍了。
有比较，有借鉴，解放思想，扫除因循守旧，搞四个现代化的办法就多了。
农业部门的同志已组成专门班子，会同有关方面，拟订了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规划。
科学研究部门决心以七十年代的科技水平为起点，组织有关方面制订七十年代产品、技术换代计划，并决定抓紧研究成果的使用和推广工作。
二，破除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市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的一些干部指出，林彪、“四人帮”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管理方法混为一谈，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毛主席曾经反复教导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
对于外国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方法，我们要择其优者用来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大家举出很多事例说明，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机构臃肿、层次繁琐、主观武断、单纯靠行政命令办事、无视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果等问题。
同志们说，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一定要改掉这些弊病。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的同志认为，靠“长官意志”，搞不好经济。
今年他们总结了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上半年已经开始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
城市建设部门针对建筑公司“大而全”、工区“小而全”以及浪费劳动力、设备等问题，正在积极筹建构件公司、打桩公司、商品混凝土供应公司和施工机械修理、钢筋加工等专业机构，使生产组织趋于科学合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知之甚少的状况，花大力气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
大家学习和讨论了华主席关于“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指示，指出目前在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里，干部不懂业务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学习业务、学习科学、学习先进技术的任务十分急迫。
在首都高等院校增设分校、扩大招生的同时，教育、科技、工交等部门都打算进一步办好七·二一大学和业余大学，开办电视大学和各种业余讲座。
农林部门则打算利用冬春季节，举办三级农业干部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分期分批地培养训练各级干部和社员中的技术骨干。

推动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发展
全总干部学校开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停办了十二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今天正式开学。
它将为工会培训大批干部，推动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于1949年11月，在华北职工学校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摧残破坏，被迫停办。
今天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全总干校校长倪志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等出席了开学典礼。
倪志福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他要求全体学员在学习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他说，邓副主席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肯定了工会工作的成绩，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工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正是依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工会工作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他强调，对于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新课题，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破除清规戒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进行研究探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彻底弄清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解除“四人帮”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帽”，解放思想，做好工作。
张平化同志也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李副总理会见曼谷市政代表团时说
安定团结实现四化是全国人民愿望
探玛西里市长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曼谷市长差罗·探玛西里和由他率领的泰国曼谷市政代表团。
李副总理向泰国朋友们介绍了当前我国的大好形势。
他说，我们的党是团结的，国家是安定的。
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差罗·探玛西里市长说，我们相信，在华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李先念副总理说，我国同你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支持你们的和平中立政策。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鹏飞等。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将发表影印手迹
本报讯经党中央批准，第12期《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51年03月27日、1952年09月17日、1954年12月28日给哲学家李达同志三封信的影印手迹。
李达同志在编写《〈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过程中，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就《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一些问题请教，毛泽东同志给了复信，这次发表的是其中的三封。
从这三封信中，哲学工作者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信的内容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缜密的革命学风。
信中讲到《实践论》和《矛盾论》有两处修改，这两处修改说明：
不但对于一件具体事物的分析和评价，要随着认识的发展，力求准确和符合实际，而且对于哲学普遍原理的概括和表述，也应随着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使之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信中的亲切的和商讨的语气，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民主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还表达了对哲学普及工作的关注。
《哲学研究》为这三封信的首次发表，刊登了编辑部文章和署名文章。

高速度地均衡生产各项指标齐头并进
煤炭战线提前完成五亿五千万吨计划
广大职工正在为全年生产六亿吨煤而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我国煤炭产量在去年突破五亿吨大关以后，今年又提前三十四天完成了五亿五千万吨的国家计划。
目前，广大煤炭职工正在为全年生产六亿吨煤而奋斗。
195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关切地询问过：
煤炭生产什么时候能够一年生产五亿吨？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煤炭职工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经过艰苦努力，去年就突破了五亿吨大关，今年再接再厉，用不到十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五亿五千万吨的国家计划。
这些年来，我国煤炭产量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预计今年可比去年增长五千万吨以上。
在产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今年煤炭企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也完成得比较好。
开拓进尺已经提前八十天完成了全年计划，洗精煤产量提前五十二天完成了全年计划，煤炭质量显著提高，一至10月份的原煤灰分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零点三九，上缴利润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坑木消耗、金属支柱、顶梁丢失率也都显著下降。
基本建设、地质勘探和煤炭机械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好成绩。
今年我国煤炭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均衡生产搞得比较好。
全国煤炭战线开展了“百日红”活动，实现了“月月红”，“季季红”。
许多煤矿还做到了“日日红”。
首创“百日红”的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已六百天均衡完成国家计划，现在正向“千日红”进军。
坚定不移地走开滦煤矿“挖潜翻番”的路子，是这些年来我国煤炭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全国统配煤矿职工努力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增长的产量是历年来增长较多的一年，工作面的平均月产创出了历史最好水平，采煤机械化程度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四点五。
（附图片）
参加兖州煤炭基地建设的标杆队上游掘进队，在夺高产争速度的竞赛中奋战巷道。
新华社记者 李锦摄

黑龙江省委、省革委和铁道部
命名齐齐哈尔铁路局为大庆式企业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28日电最近，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会和铁道部共同作出了命名齐齐哈尔铁路局为大庆式企业的决定。
11月27日，在齐齐哈尔召开了命名大会。
齐齐哈尔铁路局的职工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连续十二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局上下齐心协力，加快学大庆的步伐。
他们结合深揭狠批“四人帮”，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同时，大力加强了企业管理工作。
局、分局以及基层站段，陆续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一系列规章制度；
计划、财务、劳动、物资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还建立了奖惩制度，做到奖惩分明，促进了全局运输生产任务的完成。
今年一至10月份，货物发送吨数已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
煤、木材等主要物资的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占用等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到目前为止，全局基层单位已建成一百零六个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企业。
所辖五个铁路分局已经有四个建成大庆式企业。

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
——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的黑纲领
《新闻战线》评论员
黑纲领出笼的背景和经过
十年前，陈伯达、姚文元合伙炮制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出笼。
这篇黑文（以下简称《到底》），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
揭露《到底》产生的背景，批判《到底》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就鼓吹：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这说明林彪对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视程度。
陈伯达是舞文弄墨的反共老手，张春桥、姚文元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的，他们都很懂得制造反革命舆论对于篡党夺权的重要性，一直苦心孤诣地夺取新闻阵地的领导权。
《到底》一文，就是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之一。
冰冻三尺，非01日之寒。
早在六十年代初，林彪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枪杆子，就大谈特谈报纸的重要性，把黑手伸向新闻界，妄图发号施令，左右全国舆论。
林彪攻击完整、系统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费力很大，用处很小”，胡说写社论和文章，“主要是引证主席的话。
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毛主席的书，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等等。
总而言之，林彪竭力鼓吹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照抄照转照搬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抛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打着批判刘少奇的旗号，利用新闻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林彪、陈伯达蛮横地宣布，包括新闻在内的思想文化阵地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不久，就说那里有一个“反党集团”，把它比作蒋、宋、孔、陈，也叫做“四大家族”。
主持报纸工作的老干部被赶下台，许多中层干部靠边站。
中央一级的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也基本上被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所把持。
在上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控制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并新办了《工人造反报》。
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煽动和策划了外交部夺权等反革命政治事件，暴露了一部分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面目。
1967年09月，王、关、戚垮台，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的阴谋受到很大打击。
但是，同伙的覆灭，并没有使他们有所收敛。
这时，姚文元又作为小伙计，尾随陈伯达在人民日报进进出出。
这就是《到底》一文出笼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的一些背景情况。
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阵地，1968年09月，陈伯达、姚文元合伙抛出了《到底》的黑纲领。
这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报纸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授意炮制的。
他们又亲自动手反复作了重大的、别有用心的修改，特别是关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估计，全部是他们塞进的黑货。
摘其要点如下：
一、原稿在总论中，写了刘少奇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干扰，还具体写了四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即建国初期、1956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章到了姚文元手里，他又作了这样的改动：
第1，刘少奇一人变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他”改成了“他们”。
第2，添了一句“他们……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
既然是“各个”，就是全部，无一例外。
第3，删去了“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
时间的限制取消了，刘少奇便自始至终主宰着十七年的新闻战线。
因此，文章叙述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和姚文元挥舞大棒，用一句话全盘否定了整个新闻战线，即：
文化大革命“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
“反革命独立王国”，就是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后十七年整个新闻战线的基本估计。
二、文章中有一句话：
“那些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冲了，被革命派夺了权。
好得很！
好得很！”
这是姚文元的手笔。
陈伯达仍嫌不足，在这句话中“那些”之后，特意点了“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以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报纸的刻骨仇恨。
三、既然新闻界已经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报纸又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那么整个新闻队伍也必须大换班，才足以显出他们的“革命”。
于是，陈伯达在文章的末尾喊出了他们阴险的口号：
“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必须来一个大革命”！
陈伯达、姚文元就是这样煞费苦心地拼凑了一个“新闻黑线专政”论。
毛主席的旗帜引导我们胜利前进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工作的。
毛主席的旗帜引导着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解放后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创办、主编过报刊，亲自为党的报刊和通讯社撰写和修改社论、文章和通讯，对新闻工作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培育了无产阶级的新闻传统和作风。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我们的体会是：
一、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因此，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防止被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所篡夺。
各级党委都要把办好报纸当作大事。
二、无产阶级的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批判来自“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
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靠报纸。
要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使报纸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报纸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等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报纸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
要严肃认真地做好来信、来访工作。
报纸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
四、报纸的宣传必须做到准确、鲜明、生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报纸宣传要从实际出发，对事物要有分析。
要力戒虚夸，留有余地，做冷静的促进派。
反对弄虚作假，防止片面性，防止一窝蜂。
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吞吞吐吐。
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写文章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要有中国气派。
五、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
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党的方针政策。
要经常到下面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呼吸新鲜空气。
要懂得辩证法，不要绝对化。
头脑要清楚、冷静，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不要人云亦云。
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对我们党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
解放后十七年，广大新闻工作者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指引下努力工作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的报纸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站在运动的前头推动运动。
无论是建国初期、1956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干扰破坏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总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的报纸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表达了群众的愿望，保卫了革命的利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不错，十七年中，修正主义路线对新闻界是有干扰破坏的，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错误，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林彪、“四人帮”妄图以毛主席的批评，作为他们所谓“新闻黑线专政”论的依据，这是徒劳的。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阶级和政党，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新闻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
毛主席的批评，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前进，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优点和成绩。
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什么态度呢？
1958年毛主席批评了宣传浮夸风，1961年批评宣传
“有鬼无害论”，1964年批评不重视思想理论宣传等等。
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批评、指示，认真检查，很快克服了浮夸风，批判了“有鬼无害论”，加强了思想理论宣传。
改正了错误之后，毛主席对于我们的进步又及时予以肯定。
例如，对《人民日报》，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曾经说，我就不看《人民日报》。
后来，《人民日报》改进了宣传工作，毛主席又说，《人民日报》现在我看了。
这正表明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我们的新闻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极少数混入新闻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先后被清除出去，纯洁了新闻队伍，新闻阵地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毛主席说：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这个判断也适用于新闻界。
我们的干部，一部分来自过去各革命根据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武装斗争的年代，用笔同敌人进行战斗，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这些同志，久经考验，立场坚定，具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工作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新闻队伍的中坚力量。
另一部分，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干部，他们热爱党，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
当然，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有一个不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参加了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斗争，在世界观改造、思想革命化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中，广大新闻工作者挺身而出，运用各种方式，坚决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表现了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我们的新闻队伍，是党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
林彪、“四人帮”对新闻战线的两个估计，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坚决推倒！
推倒对新闻战线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林彪、“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提不出任何一点事实根据，只能求助于帽子和棍子。
因此，从《到底》这篇黑文中，简直找不出一个象样的论点可以与之进行辩论。
只要把他们的帽子、棍子拿来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第1，陈、姚凭空捏造说：
中国赫鲁晓夫“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新闻单位”；
整个新闻界则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
真有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吗？
毛主席说过，我们反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而是请看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
经过文化大革命长时间的内查外调，在中央和省一级新闻单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台长、副台长、社长、副社长二百九十八人中，竟连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发现。
难道“安插到各个（不是一个两个）新闻单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忽然间都上天入地了不成？
倒是在党内第11次路线斗争中，新闻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四人帮”，出卖灵魂的“老干部”，成了帮派人物。
由此可见，所谓“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报纸”，完全是无稽之谈。
所谓需要“猛烈地炸”才能“炸开”的“反革命独立王国”，完全是耸人听闻，别有用心。
他们的用心何在？
就在争夺“领导权”上。
一大批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居于新闻界领导岗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他们篡夺宣传大权的障碍。
在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们只能搞阴谋诡计，捏造“安插”、“控制”、“独立王国”之类的谎言，编织成一张法西斯主义的罗网，妄图把整个新闻界一网打尽，把革命领导干部统统赶下台去，由他们一伙取而代之，操纵宣传大权，为所欲为。
十年来，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如果所谓“走资派控制”论、“反革命独立王国”论，也能算作一种“估计”的话，那末，这种估计不过是1976年“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公式在新闻界的早期版本。
第2，所谓“放毒、造谣的旧报纸”，这也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一种“估计”。
什么是旧？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报纸也在此前后相继出版。
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兴旺发达，开创了中国报刊史上的新篇章。
林彪、“四人帮”把这一切统统斥之为“旧”，似乎革命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在他们的“新天朝”以前，统统不算。
按照这种逻辑，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老根据地的各种报纸，都一古脑儿成了“旧报纸”，这岂非咄咄怪事！
什么叫放毒、造谣？
只要看看陈伯达最为痛恨、特意点名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遭遇，就足以看出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段之卑劣。
《羊城晚报》是一张有鲜明特色、有自己风格的报纸。
它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以一张地方报纸而行销全国，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南方日报》也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放毒、造谣”的大帽子突然从天而降？
说来可气又可笑，原因是《羊城晚报》两次刊登了周立波同志记述毛主席1962年重返韶山的散文《韶山的节日》。
这篇散文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杨开慧烈士的崇敬。
这件事大大触怒了江青，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为此，他们这一伙，竟然要挟中宣部下令全国报纸不准转载，作者周立波横遭迫害，《羊城晚报》因获“放毒、造谣”的罪名而被封闭。
至于《南方日报》，则因为是《羊城晚报》的“兄弟”而受株连。
打倒了“四人帮”，十年沉冤，才得昭雪。
与此同时，人们从林彪、“四人帮”篡夺宣传大权以来的种种劣迹中，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大干放毒、造谣、诬陷等可耻勾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第3，报纸既然是旧报纸，广大新闻工作者都变成了旧人员，不堪信用。
请看，《人民日报》的干部是“一股邪气”，新华社的干部“是一筐烂西红柿”，《红旗》杂志社的干部都应该“用铁扫帚扫出去”，就连给报纸写稿的作者队伍，也被他们诬蔑为“踏进新闻界”的“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统统被陈伯达定为“反革命打手”。
这就是他们对建国十七年以来新闻队伍的估计！
于是，陈伯达煞有介事地叫嚷：
“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必须来一个大革命”。
他们真的是要精简机构吗？
不对！
这是他们妄图篡夺新闻舆论大权整个阴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借口精简机构，排除我们党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有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干部，换上他们的一帮一派。
这就是林彪的所谓“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实践。
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他们把持下的新闻系统，如《红旗》杂志，原班人马包括工勤人员全部被下放，一去近十年，不予置理。
他们操纵梁效、池恒、罗思鼎等那么几枝黑笔杆，为非作歹，人倒是不多了，但它已经不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而成了林彪、“四人帮”的“同人杂志”。
《人民日报》呢？
当年他们先后派人在湖北、辽宁、山西选好了“安置”地点，准备来个大换班。
只是因为毛主席有话，“不要另起炉灶”，他们才未敢贸然下手。
至于地方各新闻单位被撤换了的新闻干部，不可胜数。
好端端的一支无产阶级新闻队伍，被他们弄得七零八落。
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大罪行。
一 个 严 重 的 教 训
从《到底》一文发表到“四人帮”垮台整整八年中间，林彪、“四人帮”竭尽全力，夺取新闻舆论的领导权。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排除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安插亲信，组织帮派体系，镇压“政治反对派”，控制宣传口径，妄图把整个舆论阵地变成“四人帮”的一统天下。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新闻单位的宣传大权，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所把持，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独立王国。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伙职业反革命，为什么竟然欺骗了许多同志，把持新闻界这么久呢？
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
他们摆出一副“左”的面孔，把自己装扮成“最革命”的样子，花样翻新地施展了一套又一套阴谋诡计。
他们利用报纸宣传，打着“高举”的旗号，要人们相信，似乎只有他们才真正得了毛泽东思想的真传。
实际上，他们玩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等卑劣手法，肆无忌惮地歪曲、割裂、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践踏真理，造成思想、理论、路线上的极大混乱，用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
但是，他们要搞反革命，就不能将其阴谋隐蔽得很彻底，广大新闻工作者越来越看清了他们的狼子野心。
在整个新闻战线，夺权与反夺权，控制与反控制，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他们只是凭借已经掌握的部分权力，大搞阴谋诡计，依靠帮派体系为虎作伥，才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政治反对派”镇压下去。
“四人帮”靠了欺骗和镇压的反革命两手，在一段时间里，夺取和垄断了新闻事业的领导权。
他们把党报变成了帮报，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变成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变成了他们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把我党优良的新闻工作传统和作风破坏殆尽，写下了我国报刊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把宣传大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十年间的严酷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有切肤之感：
报纸的领导权实在太重要了，教训太深刻了。
经验证明，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必须继续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如何保证新闻领导大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去观察、分析问题。
反革命两面派的重要特点是言行不一，理论和实际脱离，说得冠冕堂皇，做得卑鄙肮脏。
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仅看你讲的，更要看你实行的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
不迷信权力，不怕威胁利诱，同一切违背人民群众利益，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思想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报纸要接受群众监督，包括报社内外的广大群众。
“四人帮”横行时期，广大群众对报纸的宣传极端不满，许多读者来信愤怒斥责，尖锐地指出报纸宣传的是假马克思主义，报纸已被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所控制。
报社内部群众对于“四人帮”的心腹、亲信的倒行逆施，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反革命最害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实现广泛的群众监督。
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第1、二把手要亲自管报纸。
必须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防止少数人假借党的名义，利用报纸进行个人的、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逐步解决，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必须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认真总结二十九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主席的新闻理论为武器，深入地剖析林彪、“四人帮”这些反面教员，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新闻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
我们要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排除干扰，扫清道路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作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新闻战线》第1期）

保护森林严防火灾
据有关部门反映，近些年来，森林火灾严重，有的地方，烧毁的林地面积相当于采伐的面积。
今年入秋以来，一些主要林区森林火灾仍不断发生。
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火灾是森林的大敌。
严防森林火灾，是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好。
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多次颁发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和法令。
可是，有些地方的领导仍不重视森林保护，在他那里，护林防火工作在思想上没有位置，组织上没有班子，工作上没有安排，行动上没有措施。
令人惊讶的是，有些部门和单位，为了局部和暂时的利益，无视国家法令，抢占国有山林，肆意放火烧荒，毁坏大片森林；
还有些部门，对群众进入林区搞副业和
“小秋收”放松组织管理，有时播下火种，引起森林火灾。
有些地区的领导眼看着大片森林被烧毁，竟然无动于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人帮”已被粉碎两年多了，森林火灾还在不断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有关地区党政负责同志应该认真检查一下：
党中央、国务院的护林防火方针、政策、法令，在你们那里真正贯彻执行了没有？
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了没有？
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工作真正深入了没有？
对火灾案件严肃处理了没有？
各项护林防火措施真正落实了没有？
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树木成材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保护国家森林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做好严密的组织工作，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做到平时能够杜绝和有效控制火源，防止火灾；
一旦火起，能够及时发现，很快扑灭。
现在已进入护林防火期，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组织林区的党、政、军、民、学，以及国营林场、牧场、农场、人民公社和厂矿企业等单位，严加防范，把火灾发生率降到最低限度。
对于那些违反国家林业政策法令，引起火灾，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要追查责任，依法处理。
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要坚决打击。
黑龙江省已开始重视加强这项工作，制订具体措施，建立健全各级护林防火机构和必要的规章制度。
各地都应该这样做，努力把森林资源保护好。

多种经营丰收简讯
浙江茶叶
我国主要茶区之一的浙江省，今年茶叶喜获丰收。
到08月底，这个省茶农向国家交售的干茶已达一百零一万担，比去年同期增长一成以上，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茶叶收购计划。
湖南苎麻
湖南省今年苎麻总产量和收购量都比去年增加。
湖南苎麻以纤维细、拉力强、胶质少、质量好而闻名国内外，今年苎麻质量较去年有所提高。
河南芝麻
河南省今年种植的三百一十六万亩芝麻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平均每亩产量增长百分之十四。
辽宁柞蚕茧
辽宁省满山遍野的柞树林现在挂满了银白色的蚕茧。
山区公社社员正满怀丰收的喜悦上山采茧。
今年预计全省柞蚕茧总产可达七十五万担，比去年可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内蒙古胡麻
内蒙古自治区重要油料作物胡麻，在大旱之年夺得丰收，全区二百万亩胡麻普遍比去年增产。
八个商品油料主产区的旗、县，胡麻总产量达六千九百五十五万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多。
吉林木耳、鹿茸
吉林省的重要土特产品木耳、鹿茸今年显著增产。
吉林省是木耳主产区之一。
目前全省已收购木耳三千万担，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
吉林的鹿茸主要产在通化地区。
今年通化鹿茸已经收购了五万九千四百两，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湖北蜂蜜
湖北省今年蜂蜜获得丰收。
到09月底，全省提前三个月超额完成了国家收购计划。
目前，全省各地正在抓紧繁殖越冬蜂群，为夺取明年春蜜丰收打好基础。
西藏苹果
今年西藏高原苹果丰收，总产量达六百万斤，比丰收的1977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拉萨地区今年收了三百多万斤，占西藏自治区苹果总产量的一半多。
（据新华社）

天津农业能够大上
天津市有耕地七百万亩，平均每人一亩耕地，按理，粮食应当自给。
但是，长期以来平均亩产只有三百三十一斤，每年都需要国家给调拨大批粮食。
粮食产量低，猪、鸡、鸭等发展也很慢。
据1977年统计，猪肉自给率只占全市标准量的百分之二十三，鲜蛋自给率只占全市标准量的百分之三。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去年和今年，粮食亩产量仍然很低，平均亩产三百四十六斤，每年每亩地只增产七斤半。
增长速度太慢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天津市农业和主要副食品生产上不去，缺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缺水，前些年把上百万亩的水地改为旱地，致使中外闻名的小站稻几乎绝了种。
缺水是因为天津市没有水源吗？
不是。
天津地处九河末梢。
据水文资料分析，每年七、八、九三个月，从天津地区入海的河水在平常年份有三十六亿七千万立方，在丰水年份可以达到六十四亿立方。
如果每年能把流进海里去的水在天津地区蓄上一半，也足够天津市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的了。
可是，天津过去就是不搞较大的水库蓄水。
群众说，这是端着金碗向外省市讨水吃。
天津地区的另一个特点，是低洼地多，盐碱地多，排涝泄洪的河道多。
不蓄水，春旱，种子不出苗，夏涝，洼地不保收；
不蓄水，压不住碱，农作物产量低；
入海的河道不蓄水，引起海水倒灌，积年累月，形成淤积，洪水排泄不畅。
天津农业要彻底翻身，改变产量低的状况，非下狠心建大水库，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大搞中小型水利工程不可。
现在，天津市决定在较大的低洼地区，如北大港、团泊洼、七里海等地方扩建和新建几个大型水库，以蓄代排；
决定把主要河道挖深，建闸蓄水；
同时，号召各区各县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建设各种类型的中小型水利工程。
现已做出切实可行的三年规划。
这个规划及其他措施实现后，天津市不仅口粮可以自给，还可以供应部分工业用粮和饲料粮。
早在1973年，天津市主管农业的一位老同志就提出过到1980年天津市达到粮食自给的计划，却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斥之为“吹牛皮不犯罪”，硬是给压下去了。
天津是大工业城市，具备着工业支援农业的优越条件。
事在人为，只要肯干，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北大港水利工程，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干扰了两年没有建成。
领导一重视一抓，不就上去了吗？
当地领导同志亲自到工地视察，各项措施件件落实，干部、群众一鼓作气大干七十天，不是就完工了吗！
揪出“四人帮”以后，塘沽区敢于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路线开展斗争，把一批不让重操旧业的有经验有能力又肯干的农业专家请回来，放到领导农业的各级岗位上；
把那些混日子、耍嘴皮不干实事的人坚决调离领导岗位。
同时，放手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地建设中小型水库，千方百计恢复小站稻种植。
今年，这个区粮食平均亩产量已达到五百多斤，每亩地比去年增产二百多斤。
问题的关键在于，劲要鼓足，措施要跟上。
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
今冬明春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好。
天津市人民大打农业翻身仗的劲头起来了，总的形势大好。
只要领导具体，措施得力，上下拧成一股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甩开膀子干，夺得明年大丰收，1980年达到亩产八百斤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郑启民

天津市向老劳模颁发《劳动模范荣誉纪念状》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7日电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最近向一批老劳模颁发了《劳动模范荣誉纪念状》，恢复他们的荣誉称号，表彰他们的功绩，号召他们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新中国诞生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天津市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
他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受到广大群众尊敬和爱戴。
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把他们视为仇敌，强加给他们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连人民政府发给他们的奖章、奖状也列为“罪证”，对他们进行残酷打击迫害。
为了肯定这些老劳模的功绩，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11月13日天津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举行的全市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向三千多名老劳模颁发了《劳动模范荣誉纪念状》。

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
广西实行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的办法，北京通县三个大队实行“公有分养”的办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现在，不少地方养猪事业发展缓慢，肉食供应紧张。
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有办法较快地解决吗？
有。
请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验。
1970年以前，广西规定，集体和社员养的肥猪，统一由国家收购屠宰，再按比例返还部分肉票，群众把这叫作“一把刀”办法。
1971年，部分县开始试行“两把刀”的办法：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试行的结果，证明“两把刀”的办法比“一把刀”更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1974年，广西有关领导下决心在全区推广，肥猪很快就多起来了。
过去，全区每年只收购生猪二百多万头，实行“两把刀”后，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超过了三百万头；
过去，每年从外省调进二十多万头，近三年来每年平均调出四五十万头。
原来有些人担心，“两把刀”的办法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但实践的结果恰恰相反：
由于市场上肉多了，有助于肉价稳定，有助于防止哄抬物价或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活动。
北京市通县三个大队采用“公有分养”办法，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也是一个好经验。
很可惜，有些同志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流毒影响，路线是非分不清，至今心有余悸，不敢为这些办法叫好，反而加以批评指责。
如堡辛大队猪场把仔猪下放给社员寄养，全部成活，解决了过去仔猪越冬大量冻死的问题。
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这是鼓励单干，不能提倡。
凌庄大队母猪公有分养的办法，比原来猪场养时产仔多，成活率高，断奶重高。
但有的同志却批评他们，要他们把母猪收回。
有人问：
“收回以后，猪场又养不好，怎么办？”
回答说：
“养不好就养不好吧，母猪下放违反‘队繁户养’的方针，这是方向道路问题。”
通县胡各庄公社南刘四队有一个老军属王贵富，六十多岁了，有病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但他养猪特别有经验，又省粮食，育肥期又短，全家六口人，靠孩子打草，今年预计可出售肥猪二十二头（到08月中旬已出售十一头）。
他家养的肥猪交给国家，肥料投给集体，他的孩子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公社要介绍他的经验，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不能提倡，原因就是他养猪太多了。
这些事实说明，“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明明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发展养猪业的好办法，却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得不到应有的提倡和推广。
另一方面，却眼看着市场猪肉少，让广大群众吃苦头。
这真是“抱着金碗讨饭吃”！
不看实践效果，思想不解放，该破的不敢破，该立的不敢立，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
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养猪事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人认为，社员养猪是小生产，而列宁说过，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所以社员养猪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不能提倡，特别不能提倡多养，否则就会产生两极分化。
有些地方不仅不提倡，甚至不准社员打草，不准社员养母猪，又不供应猪秧，没收或变相没收自留地，又不供应粗饲料，少给奖励粮等等，总之设置层层障碍，唯恐社员养猪多了，资本主义就会泛滥。
这些人对列宁这句话不作具体分析。
列宁当时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个体小生产，那当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而我国农村，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年，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社员养猪这一类家庭副业，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社员养猪，肥猪交给国家，肥料交给集体，对国家对集体有利，这两点和猪场养猪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只是：
猪场的盈亏由集体负责，也就是由全体社员共同负责（现在的事实是许多猪场赔钱，社员因此减少收入）；
而社员养猪，其盈亏则由各户分别负担。
虽然有多有少，但凡是养猪的，都增加了收入。
我国的农村，有养猪的传统和经验，又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和技术，几乎家家户户可养。
因此，发展社员养猪，决不会发生两极分化，而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好方法。
通县张湾公社土桥大队，过去养猪少，1970年社员才交肥猪八十五头，有的社员生活有困难，欠大队现金一万九千多元、粮食三万多斤，长期不能归还。
后来，大力发展社员养猪，1977年，社员交肥猪三百六十多头，平均每户两头，家家户户增加了收入，积欠大队的钱粮，除两户五保户外，全部还清。
这些事实说明，发展社员养猪，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是很有利的。
有些社员，家庭人口多，或者勤快些，比较有经验，交售肥猪多，收入多，这也是自己劳动的果实，而不是剥削来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提出，除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
目前，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国有上亿农户，假如实现了毛主席这个遗愿，全国收购到的肥猪就会比现在多好几倍。
目前，有的生产队社员分配水平不高，特别是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户，工分少，生活就更加困难。
在这些社员户中，家庭妇女、老人、小孩占相当多数，他们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可以在家养猪。
如果领导重视，落实政策，积极支持，就可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当然，要发展养猪事业，不能光靠社员户养，还要靠集体养，还要靠机械化，从长远看，这才是根本的出路。
但是，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有些地方，由于领导重视，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和饲养员共同努力，创造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实行责任制，大搞科学养猪，猪场办得很好，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肥猪，为集体增加了收入。
但是有的地方，不问条件，盲目要求队队办猪场，有的队青饲料缺乏，猪圈很少，饲料单一，这些带根本性的矛盾长期解决不了，还要多养。
上级只要求存栏数字增多，不问经济效果，造成每年出肥猪很少，耗粮很多，亏损严重。
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发展养猪事业，也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生产队应当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交售肥猪的任务，但生产队有权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养猪业。
不要强求一律，不要追求形式，要重实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要我们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养猪事业是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 凌
本报记者傅 冬

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
广西实行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的办法，北京通县三个大队实行“公有分养”的办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现在，不少地方养猪事业发展缓慢，肉食供应紧张。
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有办法较快地解决吗？
有。
请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验。
1970年以前，广西规定，集体和社员养的肥猪，统一由国家收购屠宰，再按比例返还部分肉票，群众把这叫作“一把刀”办法。
1971年，部分县开始试行“两把刀”的办法：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试行的结果，证明“两把刀”的办法比“一把刀”更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1974年，广西有关领导下决心在全区推广，肥猪很快就多起来了。
过去，全区每年只收购生猪二百多万头，实行“两把刀”后，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超过了三百万头；
过去，每年从外省调进二十多万头，近三年来每年平均调出四五十万头。
原来有些人担心，“两把刀”的办法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但实践的结果恰恰相反：
由于市场上肉多了，有助于肉价稳定，有助于防止哄抬物价或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活动。
北京市通县三个大队采用“公有分养”办法，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也是一个好经验。
很可惜，有些同志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流毒影响，路线是非分不清，至今心有余悸，不敢为这些办法叫好，反而加以批评指责。
如堡辛大队猪场把仔猪下放给社员寄养，全部成活，解决了过去仔猪越冬大量冻死的问题。
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这是鼓励单干，不能提倡。
凌庄大队母猪公有分养的办法，比原来猪场养时产仔多，成活率高，断奶重高。
但有的同志却批评他们，要他们把母猪收回。
有人问：
“收回以后，猪场又养不好，怎么办？”
回答说：
“养不好就养不好吧，母猪下放违反‘队繁户养’的方针，这是方向道路问题。”
通县胡各庄公社南刘四队有一个老军属王贵富，六十多岁了，有病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但他养猪特别有经验，又省粮食，育肥期又短，全家六口人，靠孩子打草，今年预计可出售肥猪二十二头（到08月中旬已出售十一头）。
他家养的肥猪交给国家，肥料投给集体，他的孩子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公社要介绍他的经验，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不能提倡，原因就是他养猪太多了。
这些事实说明，“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明明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发展养猪业的好办法，却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得不到应有的提倡和推广。
另一方面，却眼看着市场猪肉少，让广大群众吃苦头。
这真是“抱着金碗讨饭吃”！
不看实践效果，思想不解放，该破的不敢破，该立的不敢立，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
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养猪事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人认为，社员养猪是小生产，而列宁说过，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所以社员养猪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不能提倡，特别不能提倡多养，否则就会产生两极分化。
有些地方不仅不提倡，甚至不准社员打草，不准社员养母猪，又不供应猪秧，没收或变相没收自留地，又不供应粗饲料，少给奖励粮等等，总之设置层层障碍，唯恐社员养猪多了，资本主义就会泛滥。
这些人对列宁这句话不作具体分析。
列宁当时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个体小生产，那当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而我国农村，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年，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社员养猪这一类家庭副业，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社员养猪，肥猪交给国家，肥料交给集体，对国家对集体有利，这两点和猪场养猪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只是：
猪场的盈亏由集体负责，也就是由全体社员共同负责（现在的事实是许多猪场赔钱，社员因此减少收入）；
而社员养猪，其盈亏则由各户分别负担。
虽然有多有少，但凡是养猪的，都增加了收入。
我国的农村，有养猪的传统和经验，又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和技术，几乎家家户户可养。
因此，发展社员养猪，决不会发生两极分化，而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好方法。
通县张湾公社土桥大队，过去养猪少，1970年社员才交肥猪八十五头，有的社员生活有困难，欠大队现金一万九千多元、粮食三万多斤，长期不能归还。
后来，大力发展社员养猪，1977年，社员交肥猪三百六十多头，平均每户两头，家家户户增加了收入，积欠大队的钱粮，除两户五保户外，全部还清。
这些事实说明，发展社员养猪，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是很有利的。
有些社员，家庭人口多，或者勤快些，比较有经验，交售肥猪多，收入多，这也是自己劳动的果实，而不是剥削来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提出，除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
目前，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国有上亿农户，假如实现了毛主席这个遗愿，全国收购到的肥猪就会比现在多好几倍。
目前，有的生产队社员分配水平不高，特别是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户，工分少，生活就更加困难。
在这些社员户中，家庭妇女、老人、小孩占相当多数，他们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可以在家养猪。
如果领导重视，落实政策，积极支持，就可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当然，要发展养猪事业，不能光靠社员户养，还要靠集体养，还要靠机械化，从长远看，这才是根本的出路。
但是，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有些地方，由于领导重视，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和饲养员共同努力，创造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实行责任制，大搞科学养猪，猪场办得很好，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肥猪，为集体增加了收入。
但是有的地方，不问条件，盲目要求队队办猪场，有的队青饲料缺乏，猪圈很少，饲料单一，这些带根本性的矛盾长期解决不了，还要多养。
上级只要求存栏数字增多，不问经济效果，造成每年出肥猪很少，耗粮很多，亏损严重。
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发展养猪事业，也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生产队应当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交售肥猪的任务，但生产队有权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养猪业。
不要强求一律，不要追求形式，要重实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要我们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养猪事业是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 凌
本报记者傅 冬

落实党的农村政策 保障社员经济利益
江苏省积极进行年终分配准备工作
力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新华社南京电 本社记者李沁源报道：
江苏省有关部门正积极进行年终分配的准备工作，力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今年，江苏省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同严重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夺得了粮棉油全面丰收，农业、副业以及社队工业的总收入也显著增加。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省委指出：
当前，全省各级党组织一定要突出抓好年终分配，把这项工作同贯彻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等指示结合起来。
一定要千方百计让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民群众，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
这对巩固工农联盟，密切党和农民的关系，鼓舞和动员群众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今年江苏省农村分配的一些特点，省委还指出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由于一些社队长期抗旱，烧油用电，花费很大，可能出现增产减收、平产减收、减产减收的局面。
对于这部分社、队，考虑到他们在抗旱中付出了巨大劳动，为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应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在经济上进行必要的补偿，例如依法减免农业税，少交或缓交抗旱水费、电费，而由国家给予补助；
少还或缓还贷款、按政策该退赔给他们的平调款优先退赔等等。
总之，要使他们中的多数队能增加收入，少数严重减产减收的队不仅不伤元气，而且明年还有力量大干快上。
二、政策一定要兑现。
今年02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后，各地制定了“一年早知道”，建立了一些有利于体现按劳分配的制度，如“三基本”（基本口粮、基本投工和基本投肥）、农林牧副渔各方面实行“几定一奖”等。
所有这些，凡是定得合理、群众赞成的，都要坚决结算兑现，取信于民。
原定办法不尽合理，偏高偏低的，经群众讨论调整之后，也要兑现。
一定要把按劳分配政策同社会救济政策严格区别开来，先严格实行
“按劳分配”，然后对困难户作出适当安排。
三、现在距离年终时间不多了，各地应抓紧这段时间，大力增产节约、增加收入，要搞好大秋收，抓好小秋收，积极发展社队工副业生产，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清理“三支一宕”（借支、超支、挪支），催还欠款、清仓挖潜，抓好转队工资，加强实物保管，防止浪费和贪污盗窃。
目前，各地正积极着手摸情况，逐队排队，做细致的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做好分配准备工作。

黑龙江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动员广大群众，采取积极措施
做好护林防火工作保护森林资源
本报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护林防火指挥部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大抓护林防火工作，方法对头，措施具体，收到了一定效果。
黑龙江省搞好护林防火工作的做法是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大讲护林防火的重要意义和有关的政策、法令，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护林防火方针，防患于未然。
林区市、县、旗、林业局、农场，至少要组织一个民兵连的突击扑火队，平时生产待命，一旦有火，立即出动，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各地对火险区，选派得力干部，带领护林人员进驻现地，认真巡护警戒、了望火情；
管理好入山人员，严格控制烧荒等野外火源，清理私自入山和盲目流入林区的人员；
利用各种条件积极开设防火线；
划分护林防火责任区，把护林防火任务落实到林区的社队、农场、林场、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
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联防制度，做到互防互救，消除火险漏洞。
建立健全护林防火制度，充分发挥护林防火专业队伍的作用。
对各地的护林防火站、场进行整顿，充实领导班子，配足专业人员。
有条件的地区组织护林队，由地区护林防火指挥部直接指挥调动。
森林警察部队，在偏远重点林区负责护林防火工作。
加强航空护林的指挥调度，积极配合民航机组加大巡护密度，开展化学灭火和人工降水灭火。
发动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大力开展护林防火科学实验研究，加快实现防火、灭火机械化、化学化。
奖惩严明。
表彰无森林火灾的单位，奖励护林防火有功人员。
今后如果发生森林火灾，首先要追查领导责任。
对火灾肇事者，不论损失大小，一律依据情节，给予惩处。
阶级敌人纵火破坏，坚决依法严惩。

佐佐木良作委员长举行宴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日本民社党第2次访华团团长佐佐木良作委员长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说，这次访问实现了同中国方面交流经验的愿望，看到了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向四个现代化迈进。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香山、王芸生、林丽韫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佐佐木良作委员长的夫人和访华团团员，出席了宴会。
访华团将在近日离京回国。

塞内加尔新任驻华大使萨纳向谭震林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塞内加尔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帕斯卡尔·昂图瓦纳·萨纳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递交了国书。
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11月24日会见了萨纳大使。
（附图片）
塞内加尔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向谭震林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奥斯托依奇大使在京举行招待会
庆祝南斯拉夫国庆
李先念纪登奎谭震林沈雁冰等应邀出席热烈祝贺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为庆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和夫人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招待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他们向奥斯托依奇大使和夫人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张海峰、余湛、乔石、张才千、陈洁、魏玉明、浦通修、祁田、尹忠尉、于光远、林丽韫、谢邦定、刘春。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对外友协今天下午举行了报告会。
奥斯托依奇大使应邀向首都几百名群众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解放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解放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泰国曼谷市长差罗·探玛西里和由他率领的曼谷市政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胥志成摄

应邀前往伊拉克和西非五国访问
姬鹏飞副委员长离京
耿飚、吴德、胡厥文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伊拉克、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冈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胡厥文，以及外交部、外经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陪同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等。
伊拉克、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姬副委员长离京赴伊拉克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耿飚副总理，吴德、胡厥文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
李燕明摄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加拿大工程师李明烈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晚上会见了加拿大铸造工程师李明烈和夫人张月贤。
会见时在座的有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饶斌等。
李明烈先生是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讲学并进行参观游览，于10月19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加拿大铸造工程师李明烈和夫人张月贤。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

方副总理会见美国冶金学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以田家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冶金学会访华代表团。
由冶金学术界专家和教授组成的美国冶金学会访华代表团是应中国金属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11月11日抵达我国的。
美国朋友在我国重点了解了我国冶金工业、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情况，并向中国同行作了十多次大型学术报告。
中美两国同行还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座谈。
在同美国朋友交谈时，方毅副总理希望中美冶金界加强联系，扩大技术交流的渠道。
会见时在座的有：
我国冶金部长唐克，冶金部副部长兼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王玉清等。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以田家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冶金学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曼谷市长举行告别宴会
林乎加主任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曼谷市长差罗·探玛西里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今天晚上在这里指出，随着泰中友谊的增进，两国首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将会不断增加。
他们是在差罗·探玛西里市长的告别宴会上说这些话的。
差罗·探玛西里市长在祝酒时说，曼谷市政代表团的访问，对增进两国首都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城市管理工作经验，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有益的。
林乎加主任表示，北京市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曼谷访问，学习曼谷市城市管理的经验，增进两国首都人民之间的友谊。
泰国朋友们将于日内离京赴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李明扬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送花圈，粟裕主持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委员李明扬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李明扬先生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蕴山、季方、王首道，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民革中央送了花圈。
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朱蕴山、王首道等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粟裕主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致悼词。
悼词说，李明扬先生字思广，安徽省肖县人，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
李明扬先生于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江苏省第1届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农林厅厅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第1、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悼词说，李明扬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曾掩护和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对我新四军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八十九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前夕，他奔走和谈，终于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明扬先生拥护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愿意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
他拥护华主席，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李明扬先生生前关心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此生、刘斐、董其武，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屈武、甘祠森、吴茂荪、钱昌照、刘仲容、侯镜如、郑洞国、谷春帆，有关部门负责人李贵、彭友今、聂真、高富有，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李明扬先生的生前友好以及有关部门的群众一百多人，也参加了追悼会。

邓副委员长会见竹入义胜等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中午会见由竹入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7次访华团。
竹入委员长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并会见过周总理。
今天会见时，邓副委员长说，周恩来同志生前很称赞竹入委员长。
她对公明党的朋友们再次来访表示高兴。
她说，在中日恢复邦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件大事上，我们对竹入委员长和公明党的其他朋友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
竹入委员长说，我们这次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而来中国的。
他在谈到中日友好关系时表示，日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会见后，邓副委员长设宴招待公明党的朋友。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等。
（附图片）
邓副委员长会见由竹入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7次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张桂玉摄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
斯蒂尔1946年曾作为美国记者访问过延安。
毛主席当时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谈话。
之后，毛主席写下了《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一文。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回答了这位美国朋友提出的广泛的问题。
对外友协副会长谢邦定等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万里访亲叙友情
——记耿飚副总理访问非洲七国
最近，耿飚副总理满载着八亿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到非洲七国进行友好访问。
从非洲中部和西部的刚果、几内亚、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到非洲东部的卢旺达和索马里，友谊的航程达一万多公里，耿副总理一行在七国度过了三十四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从10月04日踏上非洲大陆开始到11月06日访问结束，中国客人一直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
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的感情。
耿副总理一行走到那里，那里就象过节一样。
不论是在刚果河畔的渔村，或是在尼日利亚文化古城贝宁，还是在卢旺达著名风景区吉塞尼，欢乐的人群穿起鲜艳的民族服装，跳起富有特色的非洲舞，擂起铿锵有力的达姆——达姆鼓，激情地高呼：
“欢迎！
欢迎！”
“欢迎中国贵宾！”
人们还不时地用汉语向中国客人发出亲切的“你好！
你好！”
的问候声。
当耿副总理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和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时，青少年们用汉语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和《在北京的金山上》等中国歌曲，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土地上中国客人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如同是置身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不仅亲自到机场迎送耿副总理，而且在从机场到宾馆的一路上，亲自驾驶汽车迎送耿副总理。
所有这些都生动地体现出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情意。
在七国访问的日子里，给我们留下另外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了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在经济建设方面不断作出努力。
在加纳，耿副总理一行参观了著名的沃尔特河水电工程。
它座落在首都阿克拉以北一百公里处沃尔特河上的阿科松博峡谷。
一座六百六十米长、一百三十二米高的大坝拦住了滔滔的河水，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巨大人工湖——沃尔特湖，它长达四百公里，面积八千五百平方公里，水深达八十米。
水坝的西端是发电站的机房，安装有六台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九十一万千瓦。
一条条高压输电线把强大的电流送往全国各地。
这项宏伟的工程是加纳人民在独立后，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66年01月建成的。
它的发电量现已供应全国电力的百分之九十五。
它不仅推动了全国工业和湖区农业、渔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方便了人民的生活。
沃尔特河水电站的电力还输送到邻国多哥和贝宁。
那输送强大电流的高压线，好象一条友谊的飘带，把加纳人民同邻国人民联结在一起。
同一天，耿副总理一行还参观了正在阿科松博下游二十四公里处兴建的沃尔特河第2座水电站——克庞水电工程的工地。
加纳治理沃尔特河的宏伟成就和规划，显示了加纳人民开发、利用本国资源的坚强决心。
在尼日利亚，中国朋友参观了新建的瓦里炼油厂。
这座炼油厂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今年06月建成。
工厂负责人介绍说，这座炼油厂的技术是非洲目前最先进的，整个生产过程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它每天可提炼原油十万桶，年产四百五十万吨，主要产品有汽油、两用煤油、液化油和燃烧油。
工厂现有职工九百人，将来要减少到七百人。
尼日利亚虽然年产一亿多吨原油，但由于炼油能力不足，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产品。
这座炼油厂的投产，将使尼日利亚大大减少石油产品的进口量。
据介绍，另一座炼油厂也将在近期内动工兴建，建成后，尼日利亚本国需要的石油产品将可以达到自给。
在访问期间，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例如，加纳发起的
“自给自足”运动，尼日利亚开展的“养活全国运动”，刚果制订的“两年行动纲要”等，都对本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在马里，耿副总理参观了设在首都的马里国家烟草火柴公司。
工厂负责人说，这家公司从1965年建成投产以来，产量逐年增加。
它的营业额在国营企业中占第4位。
现在，它的产品已基本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马里朋友还告诉我们，目前本国生产的食糖也已能满足国内需要的三分之二。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财政和贸易部长迪亚拉10月16日在一次讲话中说，马里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选择了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
马里是个农牧业国家，最近八年连续遭受严重的旱灾。
但是，马里人民自力更生，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6年粮食产量除本国自给外，还出口了稻谷两万吨、小米和高粱两万五千吨。
这反映了马里人民在发展农业、建设民族工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区，我们看到在远近的山坡上，到处是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和成群的大角牛；
在山谷之间的平地上，是一片片的甘蔗林、稻田和茶园。
这里生机盎然，景色宜人。
11月01日，我们在基加利郊区参观了由政府官员用“乌姆冈达”劳动开垦种植的咖啡林。
那一片片苍翠的咖啡树已近一人高，一串串青色的咖啡果挂满枝头，真是一派喜人的景象。
“乌姆冈达”劳动是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1974年开始倡导的，那一年的02月02日，他带领卢旺达军队的一部分官兵，来到基加利郊区的尼亚鲁贡加山谷开荒造田，同时向全国发出开展“集体发展劳动”的号召。
群众用卢旺达语的“乌姆冈达”一词来称呼这一劳动。
“乌姆冈达”一词原义是“农村中邻舍间的帮忙”的意思。
现在，“乌姆冈达”这个古老的词汇获得了新的内容：
“集体发展劳动”。
目前，“乌姆冈达”劳动已在全国形成了制度，不论是共和国总统、政府部长，还是军人、官员、学生、商人，都必须参加。
军人每周劳动两次，共十小时，政府官员和全国其他公民每周劳动一次五小时。
“乌姆冈达”劳动包括开荒种地、植树造林、修桥筑路、修建学校以及卫生和体育设施等。
据去年的一次统计，全国已有三千多个小型发展项目是“乌姆冈达”劳动完成的。
四年多来，“乌姆冈达”劳动创造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卢旺达人民的辛勤劳动，正在使这个“千丘之国”日益繁荣。
新华社记者
邱伟钜

中国和荷兰签订民航运输协定
新华社海牙11月2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荷兰王国政府11月27日上午在海牙签订了一项关于民用航空运输的协定。
中国民航总局第1副局长张瑞蔼和荷兰民航局副局长兹万南堡在协定上签了字。
以张瑞蔼为团长的中国民航代表团27日下午离开荷兰回国。

博杜安国王接见楚图南、叶飞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7日电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和王后法比奥拉11月27日接见了正在比利时访问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楚图南和中国交通部长叶飞，并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康矛召在座。
下午，比利时参议院议长罗伯特·范德克尔克霍弗、众议院议长勒比尔东分别接见了楚图南和代表团。
晚上，比中协会经济委员会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举行宴会，比利时众议院议长勒比尔东、交通大臣约斯·哈贝尔特、比中协会主席罗贝尔·阿梅德和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了宴会。
叶飞部长也参加了宴会。

庆祝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隆重集会
一批新建厂矿在国庆前夕相继竣工投产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1月28日电为庆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2次会议召开三十五周年，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今天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副主席法·霍扎，联邦执委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布·米库利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斯·多兰茨等领导人出席了庆祝会。
联邦议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在会上讲了话。
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南斯拉夫人民的革命历程，谈到了战后以来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马尔科维奇指出，从第2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南斯拉夫的社会产品增长了五倍，工业生产增长了十三倍。
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重大成果。
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马尔科维奇接着强调指出，今天，南斯拉夫“争取社会主义自治、争取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斗争并未结束。
必须克服旧意识的反抗，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本身所产生的矛盾，并反对国内外敌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
马尔科维奇在谈到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时指出：
“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和自治性质产生了南斯拉夫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这一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南斯拉夫的革命道路的实质。”
他说：
“争取独立和自由发展，争取各国人民平等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合作，反对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反对在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同争取自治的、社会主义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的斗争分不开的。”
他表示，南斯拉夫决心保卫国家独立、完整和自由的发展道路。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1月28日电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前夕，从南斯拉夫各地纷纷传来一批新工矿企业相继竣工并正式投入生产的喜讯。
11月24日是南斯拉夫各地新建工程投产最多的一天。
这一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电子工业增加了两家新厂，一家是卢布尔雅那市的微型电路厂，另一家是克拉尼市的电子计算机厂。
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沙巴茨市的“佐尔卡”化工企业同一天为新建的年产量达三十五万吨的硫酸厂举行了投产仪式。
11月24日这一天投入生产的还有：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两个天然气田，它们每年可以生产天然气三亿多立方米；
塞尔维亚共和国弗拉涅市的服装厂，它每年可以缝制各种衣服一百五十万件。
11月25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水电站建设者也为国庆作出了献礼。
他们这一天在德拉瓦河上建成了第8座水电站，其装机容量为十一万二千千瓦，每年可以发电五亿七千万度。
11月26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泽尼察市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成了四号高炉。
这是南斯拉夫目前最大的高炉，年产生铁一百一十万吨，比这个企业前三座高炉的总产量还多。
同一天，伏伊伏丁那自治省还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糖厂——巴奇糖厂。
这家新投产的糖厂每年可以生产食糖五万吨。
这是南斯拉夫为争取食糖自给而在两年前开始建设的五家糖厂之一，其余四家将在今年年底以前陆续投入生产。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访缅回国
据新华社仰光11月28日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缅甸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于11月27日离开仰光回国。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东部军区和西北军区，参观了在眉苗的国防学院。
26日晚，伍修权团长举行告别宴会。

我友协代表团访问上沃尔特和贝宁
据新华社北京电瓦加杜古消息：
以副会长罗士高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对上沃尔特的访问后，11月14日离开瓦加杜古前往贝宁。
代表团11月03日到达瓦加杜古当天，上沃尔特外交部长穆萨·卡尔古古会见了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洛美11月24日电科托努消息：
以副会长罗士高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11月24日结束了对贝宁的七天友好访问，离开科托努。
在访问期间，贝宁总统克雷库两次接见了代表团，并同中国客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

荷兰女王储和首相接见叶飞
据新华社海牙电荷兰女王储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和她的丈夫克劳斯亲王18日上午在王宫接见了正在荷兰访问的中国交通部长叶飞及其一行。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女王储请叶飞部长转达她对华国锋总理和其他中国朋友的问候。
她说，去年她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同李先念副总理的谈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飞部长是应荷兰政府的邀请于17日下午到达海牙对荷兰进行友好访问的。
据新华社海牙电荷兰首相安德烈斯·范阿赫特11月22日在海牙接见了正在荷兰访问的中国交通部长叶飞。
叶飞部长向荷兰首相转达了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范阿赫特首相也请中国部长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祝愿。

访“自治利益共同体”
在贝尔格莱德“绿山”针织厂采访时，我们认识了该厂自治利益共同体代表团的代表、缝纫女工巴比奇。
什么是自治利益共同体代表团呢？
原来在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南斯拉夫，基层单位都有由群众选出的几个代表团。
有的代表团是参加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它推选代表参加政权机关；
有的代表团则是参加管理社会生活等事务的，它推选代表参加区里不同的自治利益共同体。
什么是“自治利益共同体”
何谓“自治利益共同体”？
我们听起来有些不大好懂。
但南斯拉夫人认为很简单，他们解释说，自治利益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劳动者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自治机构。
在南斯拉夫，不仅企业单位实行工人自治，而且自治关系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文教科学等部门，因此国家预算中已没有给这些部门的拨款，政府也不直接进行管理，而是由劳动人民组成“自治利益共同体”来负责。
根据南斯拉夫宪法规定，自治利益共同体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为了满足在教育、科学、文化、保健和社会保护等方面“个人和共同的需要和利益”，同在这些部门从事活动的劳动者一道组织起来的，他们在自治利益共同体中，“实现劳动的自由交换，联合劳动和资金”，平等地按照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推进这些事业的发展。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劳动者和文教科学等部门的专业工作者组织起来，自己出钱，自己管理这些部门的事务。
不仅文教等部门，宪法还规定，为了共同出资建造住房、确定住房建筑计划，可成立住房自治利益共同体，此外，在市政服务、动力、供水、交通等部门，可以由企业和它们的用户组成自治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自治利益共同体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共同体”是怎样工作的
为了了解这种自治机构是怎样进行工作的，我们走访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文化共同体。
共同体的秘书长告诉我们，现在的作法是1974年颁布的新宪法规定的。
共和国分别成立有文化、教育、科学、保健、社会保护等五个共同体。
以文化共同体为例，新作法同过去相比，较大的改变是：
文化工作者的劳动同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劳动密切结合起来，使文化成为所有劳动者共同的事业。
过去，在自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走过弯路，有一个时期，文化基金掌握在由文化工作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手中，文化事业变成只由文化工作者来管理了。
然后，大的工业企业代表参加进这些管理委员会，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没有起多少作用。
后来在区和共和国成立了文化共同体，但是没有真正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上。
只有从1974年底，在贯彻新宪法和共盟关于在自治基础上改造文化的政策时，才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共和国的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是各区的文化自治利益共同体的联合会。
它是由各区的自治利益共同体选派的代表和文化艺术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下属电影、图书、造型艺术、国际合作等十五个委员会。
所有代表和委员会成员都是不脱产的，只有一个由秘书长为首、包括十五个委员会的秘书组成的二十一人的办事机构，是专职工作者。
共同体的任务就是筹集经费、制订和协调共和国的文化工作计划。
使更多的人参加社会事务管理
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文化经费，是由共和国全体就业者交纳个人毛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三二集成的。
经费的开支则根据文化发展计划。
计划是怎样制订的呢？
先由各区的文化自治利益共同体提出自己的计划。
比方说，某区要修建一座图书馆，另一区提出该区的古迹应予修缮保护，别的区则提出该区艺术团体出色，可到外地、甚至国外演出，等等。
这一切计划集中到共和国来，经过讨论和协商，由十五个委员会分别制订出计划草案，交回到各区去讨论研究，听取各区的意见，最后制订计划，然后把经费分给各区。
实际上，共和国分给各区的经费是不够用的，各区还要根据本区的需要直接向本区劳动者征收文化费用。
据共和国文化共同体的同志介绍，塞尔维亚各区直接征收的文化费用，数目不同，大致可占劳动者个人毛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二到零点六。
例如，某区兴建一座俱乐部，如果该区想要早日建成启用，就要向本区劳动者多征收一些费用，这由区自治利益共同体决定，别人无权干涉。
他们认为这样做比由共和国把建筑费用全部包下来还好，因为区里的劳动者自己直接提供了费用，从而感到是自己兴建的，自己是新俱乐部的主人。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作为基层政权单位的区，它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是关键的环节。
因此，我们特意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市的兹维兹达拉区。
贝尔格莱德市的兹维兹达拉区拥有十三万人，区里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有二十来个，即除去文教科学等以外，还有住房、就业、绿化、道路、下水道等等自治利益共同体，其中有一些是临时性的，某一项任务完成了，共同体也就解散了。
我们会见了区文化自治利益共同体主席米利契科维奇。
他告诉我们，区文化自治利益共同体的代表也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共同体（相当于我国的街道委员会）和联合劳动组织（即企业）的代表，共五十人；
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作者的代表，共二十六人。
这七十六人商定本区的文化发展事业，当然包括筹集资金问题。
它的办事机构只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工作人员，而且都是不脱产的。
主人强调指出，这种做法的重要目的是使更多的人参加管理社会事务，更好地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劳动者看得见他们创造的财富用到哪儿去了。
大家出钱办同大家利益有关的事
谈到这里，使我们想起了“绿山”针织厂的代表巴比奇的话。
她曾对我们说过，通过自治利益共同体，大家出钱、共同管理同大家利益有关的事，每个工人都知道自己拿出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还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工作情况。
她说，她们厂那个自治利益共同体代表团共有来自各车间工段的代表二十一人，她和另外三人被推选为区的各自治利益共同体的代表。
她的任务是从区自治利益共同体把讨论的问题带回到本厂的代表团来，例如办某项事业需多少经费，工厂需出多少钱，由代表团开会研究，然后再把代表团的意见带到区自治利益共同体去。
巴比奇的代表工作当然也是不脱产的社会工作。
她告诉我们，她们区自治利益共同体商定，会议基本上在业余时间开，免得占用劳动时间，影响到代表的个人收入。
但偶尔不得已占用了劳动时间，工厂将根据工人的平均收入给以补贴。
自治利益共同体这一制度，在南斯拉夫才实行了四年。
塞尔维亚文化共同体的秘书长强调说，这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他们认为，从四年的实践看来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这就是：
文化同广大劳动群众大大接近了。
过去由国家收税、由国家管理文化事业，结果，文化生活往往集中在大城市。
例如，贝尔格莱德的大剧团很少到小地方演出，展览会也往往在大城市举行。
现在，文化由广大群众自己管理，情况不同了。
四年来，文化共同体在全共和国组织了二千六百场各种音乐会、七百五十二次展览会，塞尔维亚歌剧院每年都到各小城市演出几十场，甚至有的剧团新剧目的首演也不在首都，而是在其他城市举行。
此外，还新建了七十来个不同的文化设施，等等。
当然，并不是每件事都使大家感到满意。
文化共同体还不断接到群众的电报、电话和信件，他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
总之，建立文化自治利益共同体，使群众对文化事业的关心和要求增加了。
他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满怀信心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迎秀

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梅平
芬兰报纸透露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今年07月访问芬兰时曾要求举行苏芬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消息后，西方的一些报刊也作了类似的报道。
正当西方为此感到不安之际，今年10月，据法国报纸报道，苏联在欧洲北部地区又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九万人和近百艘军舰参加。
演习的主题是在挪威北部进行武装登陆。
这是苏联加快推进其欧洲北翼战略部署的一个新动向。
苏联在争霸全球的战略中，采取了从南北两翼包抄欧洲的做法。
近几年来，苏美在欧洲北翼的争夺日益加剧。
苏联为了控制通向大西洋的航道，在科拉半岛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
它在北欧海域部署了百分之七十的战略核潜艇并在科拉半岛部署了二百多艘现代化的战舰和二百架歼击机和远程轰炸机。
它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海空军事力量，并把六艘配备有核导弹的潜艇调到波罗的海。
但北欧国家奉行维护本国独立与安全的政策，而这些国家的政局又相对稳定，苏联要想把整个北欧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的罪恶图谋近年来并未取得重大进展。
为了加快完成它对北欧的战略部署，苏联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步骤。
苏联向芬兰提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要求，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苏联曾恣意歪曲苏芬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硬说这一条约具有军事合作的性质，鼓吹苏联要对芬兰“自动”提供“军事援助”。
它去年还借口芬兰独立六十周年，狂妄地向芬兰提出所谓联合举行国庆典礼，无异于把芬兰当作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现在它提出要同芬兰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企图把它的军事前沿阵地大大向西推进，这将造成对北欧乃至整个西欧国家的严重军事威胁。
苏联举行在挪威以北武装登陆的军事演习，西方舆论认为是针对整个西欧的重大军事行动。
长期以来，苏联对挪威的侵犯和威胁不断。
苏联船只连续闯进挪威的领海，进行非法活动。
08月，苏联派出一架大型军用侦察机在挪威的斯瓦巴德群岛上空进行间谍活动，还在该岛地面设置雷达站，建立直升飞机基地和供飞机起落的跑道等“有军事目的”的活动。
09月，苏联又在该岛设立了卫星追踪站。
西方报刊指出，苏联正在针对西方国家采取一种钳形包围，即一方面在非洲争夺战略据点，控制西方的海上通道；
另一方面又从中东到欧洲“监视”西方的“石油通道”。
据报道，挪威战略家们估计，“苏联一旦发动这种两栖进攻，它也会穿过中立的芬兰在陆上推进，以进行配合”。
同时，人们也担心，苏联如果占据挪威北部，就能使它在“面对英国海岸的挪威海有一个更好的前方防务”。
对于苏联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演习，西方报刊明确指出，是为了“在挪威以北进行武装登陆”，是“今后几年里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人们也注意到，苏联的空军经常在靠近丹麦领空的地方进行佯攻演习。
华约集团的喷气侦察机甚至猖狂地越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空，苏联的军舰围绕主要岛屿航行。
它的带有核武器的潜艇还经常出没于瑞典海面附近。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苏联最近在北欧加紧军事部署的一幅清晰的图画。
为了实现控制北欧、造成对西欧的钳形包围这一战略目标，苏联还向北欧国家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于它的淫威。
它要求丹麦放弃战时封锁海峡的政策；
它斥责挪威允许西德准军事部队参加在挪威的北约联合军事演习；
它与挪威、瑞典在有关大陆架和渔区划分的谈判中蛮横无理、咄咄逼人。
苏联以强凌弱，对北欧国家横施政治压力，同时又进行露骨的军事威胁，双管齐下，妄图迫使一些北欧国家就范。
完全显出了一副霸权主义的嘴脸。
这一切无疑地说明了，苏联决心加快步伐，以打破所谓“北欧平衡”的格局，增强对整个欧洲的进攻态势。
苏联的这个动向，值得世界人民警惕。
但是，苏联霸权主义对北欧国家和人民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他们决心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和主权。
挪威对苏联侵犯它的主权提出了抗议。
丹麦、瑞典政府也密切注视苏联核导弹潜艇进驻波罗的海对丹麦、瑞典安全造成的威胁。
苏联在北欧加紧侵略扩张活动，只能暴露它的狂妄野心，引起北欧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日本成立归还北方领土全国促进委员会
新自由俱乐部代表驳斥苏联霸占北方领土的无理态度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据日本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全国十三个府的二百五十多名代表，11月26日在东京集会，成立“归还北方领土全国促进委员会”。
这些代表来自东京、北海道和宫城县等府、县。
坂本德松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运动是正义的。
“这一运动已遍及日本各地。
今天我们建立归还北方领土全国促进委员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这一运动。”
他指出，在过去四年半时间里，这一运动的参加者为维护日本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行了斗争，为加强同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进行了斗争。
其他代表在发言中还谴责了苏联对日本海的军事威胁。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7日电刚访问过苏联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河野洋平11月25日在东京发表谈话，对苏联坚持霸占日本领土的态度感到气愤，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大胆的政策。
河野说：
“我指出，1973年田中同勃列日涅夫会谈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的‘第2次大战后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也包括领土问题，当时的田中首相也肯定了这一点，但（苏方）却不予答复。”
河野说，“苏联现在仍旧坚持‘北方领土是苏联的既得权益’的态度，非常令人气愤。”
“日本政府为（使苏联）归还北方四岛，应该提出具体的大胆的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在11月26日就河野访苏发表社论说，苏联无理取消日苏联合宣言，这是一种“实力外交”。
（附图片）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全国促进委员会，11月26日在东京成立。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
通过联合防卫作战方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据共同社报道，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11月27日在东京举行第17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在日本受到进攻时，日美采取联合防卫行动的作战方针。
方针规定，在需要制止对日本的侵略、日本受到武力进攻或远东地区出现对日本的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的三种紧急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队将采取联合行动。
日本自卫队负责在日本的陆地及周围的领空、领海进行防卫作战，而美国军队则将进行进攻性作战。

苏海军核进攻能力迅猛发展威胁欧洲安全
西方军政界人士指出必须采取措施对付苏联威胁
据新华社波恩11月27日电据西德《世界报》11月27日报道，西德海军副监察长贝特格说，苏联海军已经从一个防御手段变成一个进攻手段。
贝特格是在西德海军研究所在汉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这位西德海军领导人详细论述了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情况。
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中，有大约一千艘新的战舰、潜艇和辅助舰艇投入使用；
进攻性潜艇的数目现在已达到三百八十艘，护卫舰和快艇的数目也超过三百艘；
最近十年当中，导弹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从三十六艘增至八十艘；
除已投入使用的‘基辅’号和‘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外，还有三艘新的航空母舰正在建造中；
苏联军队的远程轰炸机队也由于用‘逆火式’取代了‘獾式’飞机而将得到加强。”
贝特格指出，苏联海军的活动方式及其规模迫使西德重新审定它的布局，全面地考虑西德海洋形势的事态发展，及其对于西德的安全所产生的影响。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电瑞典外交大臣汉斯·布利克斯11月16日在赫尔辛基指出，苏联核潜艇在波罗的海出现一事引起了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这将使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炽热化。
布利克斯大臣16日对芬兰进行了一天的访问，他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
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建立北欧无核区。
他强调指出，大国对北欧无核区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
据新华社伦敦电据英国皇家海军11月13日宣布，英国准备在八十年代末期用新型远程直升飞机WG—34去取代海王式直升飞机，用于新的小型航空母舰，以对付俄国进攻性的潜艇部队。
（附图片）
朱育莲 绘

苏联在北欧的压力
美国《纽约时报》11月15日刊登一篇专稿，报道苏联要求芬兰搞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
摘译如下：
北欧的军界和政界领导人说，现在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苏联国防部长访问芬兰时，苏联提出了搞芬苏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
乌斯季诺夫元帅的这个建议使芬兰的西方邻国感到震惊。
对这种试探可能作出的一种解释是，苏联可能在设法影响芬兰的国内政治。
另一种解释是，这个建议同加剧紧张局势、加强苏联在北欧的压力这一作法是一致的，也是合乎苏联不时需要的这种作法的，即表明它略施小技就能改变战略局势。
据外国政府人士说，在乌斯季诺夫元帅访问期间的非正式会谈中两次提出了搞联合演习的问题。
而搞这种演习就会损害芬兰设法保持的中立立场。
芬兰人明确表示他们拒绝这个建议。
北欧和西方国家的分析家们仍然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正设法对这种情况作出估计。

苏领导集团又发生人事变动
马祖罗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27日电据塔斯社报道，在今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马祖罗夫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报道说，马祖罗夫是由于“健康状况和本人请求”而被解职的。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契尔年科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吉洪诺夫和格鲁吉亚第1书记谢瓦尔德纳泽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契尔年科和吉洪诺夫过去都曾长期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
另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1书记戈尔巴乔夫被提升为苏共中央书记。

齐奥塞斯库总统对军队代表等发表讲话
罗马尼亚永远不允许军队接受外来命令
代表们热烈鼓掌坚决支持党和国家对华约军事问题所持立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28日电据此间报纸报道，罗共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齐奥塞斯库，11月27日在对军队代表和内务部代表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永远不允许罗马尼亚的任何一支部队或任何一个士兵接受外来的命令！
他们只能接受本国的命令并投入战斗！”
“这一点在我们的邻国中有人受到进攻并需要我们去援助时同样适用。”
齐奥塞斯库指出，当罗马尼亚的邻国受到进攻并需要援助时，罗马尼亚“将去增援的部队，只能根据我们党和国家机构的命令行动，只能由我国人民派他们去参加战斗，只能由罗马尼亚最高统帅发布命令！”
据报道，11月27日，齐奥塞斯库总统在罗共中央大厦会见了罗马尼亚军队的代表和内务部的代表。
会见时，齐奥塞斯库总统应代表们的请求，详细介绍了有关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问题，以及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莫斯科会议上的活动和立场。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讲话中说，“我党的国际政策的一个经常性目标是争取和平与缓和，争取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的新国际关系。”
在贯彻这一政策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必须为加强国防力量而关心提高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素养水平，完善内务部工作，以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们的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任何人危害这种成果和建设的企图，时刻准备好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和主权”。
齐奥塞斯库说：
“党和政府一贯注意用必要的作战手段装备军队。”
“因此我们坚决从国民收入中，从我国人民的财政手段中拿出重要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国防。
问题在于，目前是否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是否要拨出比预算规定和国民收入所能承担得起的合理资金更多的资金。”
他说，“不言自明，如果国际局势恶化，需要在军事上采取特殊措施，那我们也将作出相应的结论。
但是，这样的决定只能由党和国家机构讨论后才能作出。”
齐奥塞斯库总统指出，华约和北约“两个军事集团都不止一次地声明，它们拥有能够把全人类毁灭几次的手段。
试问：
加紧生产新武器的目的何在？
还打算把人类毁灭多少次呢？
难道这就是人道主义吗？
难道把各国人民推向毁灭就是国家领导人们提出的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证明增加军费是正确的。
相反，从对本国人民和文明事业的责任感出发，停止这些军备活动并在严格的监督下裁减军备才是合乎理性的。”
齐奥塞斯库总统接着说，“我们今后也将根据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发展同华约国军队的合作。
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关系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在尊重每个国家、每个军队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基础上。
每个国家的军队只能听从本国党和国家机构的命令和决定，它们是唯一有权调动军队参加任何行动的机构。
任何其他人都无权这样做！
我们永远也不能允许别人调动罗马尼亚军队参加任何军事行动，而只能由我们自己，由我国人民来调动！”
齐奥塞斯库总统强调说，“我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而且在最近的莫斯科会议上我又一次阐明了我们党和人民的坚定立场，我想向你们保证，向我军和全体人民保证，我只签署过呼吁缓和与和平的宣言。
我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任何会危害祖国独立，包括危害我军的作战独立性的文件上签字。”
他说，“我相信，这是符合罗马尼亚人民的意志的”。
齐奥塞斯库总统讲话过程中，与会代表们一再热烈鼓掌。
齐奥塞斯库同志向代表们说：
“从你们反复鼓掌来看，我认为你们完全赞同我党和国家的立场，赞同我在华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
同志们，是这样吗？”
这时，全场高呼：
“是！”
在会见时，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扬·科曼上将和内务部长乔治·霍莫什特安等也讲了话。
他们一致表示最坚决地支持罗共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对华约军事问题所持的立场。
扬·科曼上将说，“罗马尼亚军队同人民团结一心，她现在和将来只执行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赋予的使命，只执行我们的最高统帅尼·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命令。”
马·曼内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