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上书上访与“写黑信”“告黑状”的界限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一些干部和群众反映，他们因为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机关写信、上访，竟被指责为“写黑信”、“告黑状”，受到某些领导人的查究。
有的不仅本人被批斗，被惩罚，亲属子女也受到牵连。
他们责问：
难道向组织反映情况，表示意见，揭露问题，提出申诉，能叫“写黑信”、“告黑状”吗？
我们说，这些同志的质问，完全是正确的。
这不仅是一个澄清是非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如何保障党员和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如何健全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斗争的大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写黑信、告黑状这种事是有的。
林彪、“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时，就有那么一些出卖灵魂、背叛原则、卖身投靠、官迷心窍、投机钻营之徒，怀着险恶的用心，蓄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捏造罪名，诬陷好人，干写黑信、告黑状的勾当。
他们由此而登龙门，被赏以官职。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卑劣行为十分义愤。
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对这类问题进行揭发批判，组织上根据情节轻重认真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不如此，不能明辨是非，伸张正义，打击歪风邪气，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不利于促进安定团结，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好传统好作风。
但是，不能把干部和群众向上级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写信、上访，提出申诉，揭发问题，同写黑信、告黑状混为一谈。
判断是不是写黑信、告黑状，主要依据不在于信是写给谁的，状是向谁告的，不在于信是署名的还是匿名的，而在于写信、上访的内容和目的。
总之，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有的人同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素无政治上、组织上的联系，只是对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人或那里的工作有意见而写了信，这就不能仅仅因为人家当时没有看出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面目，把信件和材料寄给了他们，甚至说过“致意”、“问好”之类的话，就认定这是“写黑信”、“告黑状”。
即使反映的情况不完全属实，意见不完全正确，也仍然属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硬给扣上“诬陷”、“效忠”、“挂钩”等帽子，错误地定性为投靠林彪、“四人帮”。
有的人向上级直至中央写信、上访，申诉自己受到的冤屈，或者揭发有的干部依仗职权，破坏党的政策，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他们这样作是正当的，光明正大的，不但无可指责，还应当受到保护和支持。
有人可能因为了解的情况有局限性，写的信不那么准确、全面，或者因为有气，用词偏激一点，也不应求全责备。
如果给他们扣上“反党反领导”等帽子，把他们同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的“闹而优则仕”的人混同起来，甚至乘机打击报复，显然是错误的。
有的人因为对报刊上的某些文章，对某些理论问题有不同意见，给报社或其他有关单位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正常的、允许的。
他们的某些意见即使有片面性或有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能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把这也称作“写黑信”、“告黑状”，视为“攻击”什么，“散布”什么，拿来作为定罪处理的依据，无疑是不妥当的。
有的人为什么要用匿名信向上级反映情况、揭发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还不够正常，公民的权利还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有些人害怕署名上告，会遭受打击报复。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署名或匿名，而在于写信、告状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真有道理，是否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
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写匿名信都说成是“不光明正大”、“搞阴谋诡计”，那是不合情理的，既不符合民主生活原则，也不能服人。
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写匿名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已逐步走向正常，要大力提倡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毫不掩饰地向组织反映情况和意见，以促进党内外政治生活更健康地发展。
党有党章，国有国法。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党内外广大群众有权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有权参加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讨论，有权参加国家、企事业的管理工作，有权对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揭露坏人坏事和申诉自己的冤屈。
但这些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这些民主权利，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严重破坏。
他们践踏党纪国法，根本不让人讲话。
谁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上级党组织或党报、党刊写信、上访，反映他们的问题，谁就被扣上“反党”、“反领导”、“写黑信”、“告黑状”等帽子。
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反对他们胡作非为，就把谁抓起来，实行法西斯专政。
这些人，有的至今尚逍遥法外，未得到应有惩罚。
也有些领导者沾染了不让人讲话的官僚习气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道作风。
所谓“写黑信”、“告黑状”，成了他们压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维护个人“威严”的一个借口。
这种恶劣作风，如不改正，迟早要被人民抛弃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主席一再告诫我们：
“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决不容许压制群众意见，更不容许对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现在，党内外民主的空气正在恢复，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逐步解放，敢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领导机关的缺点、错误，敢于同坏人坏事和不良倾向作斗争，表现了他们对华主席、对我们党的充分信赖，表现了他们关心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高度责任感。
党的各级组织，一定要十分珍惜干部和群众这种可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坚定地站在党性立场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章和遵守宪法，正确对待他们的来信来访，保护他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一切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坏人坏事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同志，要坚决给以支持；
对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要坚决给以保护。
过去整错了的，要认真纠正，落实党的政策。
对极少数自己本来不干不净，反而把“写黑信”、“告黑状”当作棍子来打人、整人，压制民主，搞打击报复的人，不管是谁，都要认真查处，其中个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应当按照党纪国法给以必要的制裁。
当然，也有个别写信、上访的人确系有意诬陷，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或必要的处分。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必须实事求是，注重调查核实，把事情搞清楚，防止发生偏差。

北京近二百厂矿提前完成年计划
目前这些企业在努力多增产的同时，正为明年大干快上作准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从北京市有关部门获悉，到10月底，全市已有近二百个厂矿提前完成了今年国家计划。
目前，这些企业在努力多增产的同时，正在为明年大干快上作准备。
北京市已完成年计划的企业中，既有小厂，也有许多大厂，既有轻工业工厂，也有很多重工业工厂。
许多单位都创造了本厂生产的历史新纪录。
北京第一轧钢厂提前八十九天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中，七项指标的水平比过去有大幅度提高。
北京缝纫机总厂到10月底已超额百分之九完成国家计划，缝纫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北京市铝制品厂的精铝制品，到10月中旬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一。
最近，记者走访了一些企业，举目所见，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大干快上的景象。
首钢炼钢厂提前完成今年计划以后，掀起了新的竞赛热潮，决心在年内为国家再增产十九万吨钢。
机械、仪表、汽车和轻纺等行业的一些提前完成年计划的企业，正在一边生产，一边搞好防寒防冻工作，抓紧维护和检修设备。
有的单位还抓紧整顿图纸、工装和工卡量具，开展技术革新，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明年的生产作好准备。

国家经委、科委、农林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知
重新印发《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条例》是鼓励群众从事技术改进的重大措施，促进生产建设发展的重要规定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林部、卫生部最近联合发出关于重新印发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的通知。
通知说：
“国务院1963年11月03日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是鼓励广大工农群众从事技术改进的重大措施，也是促进我国生产建设发展的重要规定。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条例未能贯彻执行。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主席和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广大工农群众、科技人员和干部的技术改进日益增多。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重新印发国务院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望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认真贯彻执行。”
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分总则、组织领导、审查和处理、奖励、附则等五章，共二十八条。
这个《条例》规定：
凡是群众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经过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使某一单位的生产或工作更加多、快、好、省的，都是技术改进。
技术改进的内容包括以下各类：
（一）工业产品、建筑结构的改进，生物品种的改良和发展。
（二）工艺方法，试验、化验、检验方法，栽培技术，植物保护技术，养殖技术，安全技术，医疗、卫生、劳动保护技术及物资储藏、养护、运输技术等的改进。
（三）工具、设备、仪器、装置的改进。
（四）更有效地利用原料、材料、燃料、动力、设备及自然条件的技术措施。
（五）统计、计算技术及其他技术的改进。
《条例》规定：
无论是集体或个人（包括外国侨民）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采用后都按本条例规定给予奖励。
对技术改进的奖励采用荣誉奖和物质奖相结合的方式。
每项技术改进奖励一次。
奖励共分五等：
（一）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上的，由批准单位表扬，并发奖状，发给奖金五百至一千元；
（二）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在十万元以上的，由批准单位表扬，并发奖状，发给奖金二百至五百元；
（三）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在一万元以上的，由采用单位表扬，发给奖金一百至二百元；
（四）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在一千元以上的，由采用单位表扬，发给奖金一百元以下；
（五）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在不满一千元的，由采用单位表扬。
《条例》还规定：
技术安全、劳动保护等不能以增产节约价值计算的技术改进，由采用单位按其作用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情况评定奖励等级。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技术改进，凡是在一个地区或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应分别由所在地区主管部门或国务院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按其作用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情况给予适当奖励。
重大的技术改进，可由国务院各部门、中国科学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厅、局另行奖励，其奖金数额和荣誉奖的方式，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塑料厂只用了一年十个月时间就全部收回这套引进装置的建设投资，产品质量符合设计标准。
　新华社记者　黄田宝摄

安徽抗大旱完成夏粮作物播种计划
小麦主要产区淮北地区，一个月内就抢种了两千多万亩小麦
广大干部和社员正在不失时机地查苗补苗，抓紧进行田间管理
据新华社合肥11月24日电
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灾害的安徽省，抗旱抢种取得重大成果，全省三千一百万亩夏粮作物播种计划已超额完成。
目前，已播的早中茬小麦已普遍出苗，广大干部、社员正在不失时机地查苗补苗，抓紧进行田间管理，力争明年夏季丰收。
安徽省今年遇到大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入秋以后，中共安徽省委及时研究了抗旱秋种工作，号召各级党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抗旱秋种、生产自救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全省各级领导机关有一万多名干部奔赴农村，各地、市、县委领导成员有百分之九十下到生产第1线，参加和指挥抗旱种麦的战斗。
为了充分调动干部、社员抗旱抢种的积极性，省委还从本省大旱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指导秋种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省委多次强调，一定要造墒种麦，保证出苗，尽可能做到地整得能灌能排，苗出得又全又壮。
同时，还作出了两项鼓励社员多种小麦的规定：
一是，扩种小麦超过计划的，其扩种的面积，明年的收获不计统购，由生产队自己支配；
二是社员利用“四旁”零星土地所种的小麦、蚕豆和蔬菜，谁种谁收。
省委的这些要求和规定，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快了秋种的进度。
安徽省小麦主要产区淮北地区，在一个月内就抢种了两千多万亩小麦。
全省旱情最重的滁县地区，早在10月下旬就超额完成了大、小麦的播种计划，比去年同期多种了六十多万亩。
地处长江南岸的池州地区除完成原来的扩种计划外，又向江滩、湖滩进军，扩种了三万多亩麦类作物。
“有墒抢墒种，无墒抗旱造墒种”，这是安徽省今年秋种的一个重要特点。
沿江、沿淮、沿湖的许多地方，充分利用现有的水源，集中人力、物力突击兴建临时翻水站，开挖引水渠，搞多级提水，大力提江、河、湖水入田造墒。
淮北平原和江淮、皖南丘陵山区的广大干部、社员日夜突击打机井，挖土井，向地下要水造墒种麦。
六安、安庆、滁县、巢湖、芜湖、池州、徽州等地区和合肥市郊区，入秋以来共打各种土井、砖井、机井十六万多眼，建立临时机电灌溉站上千处，开挖各种引水渠道五千多里，已播种的八百六十五万亩小麦，有一半以上是提水造墒下种的。
同群众打井、建站相结合，省委还集中力量抓了引江、引淮大型搬水站。
其中无为县凤凰颈引江灌巢（湖）第1、二期工程，装机一百五十台，六十个流量，已先后于10月初和10月底出水，开始发挥灌溉效益。
省建委、省地质局、城建局、煤炭局、水利局等五个部门，从09月上旬以来，抽调八百多名工人、技术人员和钻机三十三台，到全省旱情最重、秋种困难最大的定远、凤阳、嘉山、郎溪等二十个县的二十六个公社，帮助抗旱打井，除满足了一部分秋种造墒的任务外，还解决了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人的吃水问题。
在抗旱抢种中，全省工交、财贸等各行各业的职工又作出了新贡献。

改变小而全管理方式　逐步达到国外定员标准
大庆化肥厂实行专业化生产
全厂职工总数由一千五百二十人减到三百一十五人
据新华社大庆11月24日电
大庆化肥厂改变“小而全”的管理方式，开始实行专业化生产。
他们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进行改组，全厂职工总数已由一千五百二十人减到三百一十五人。
这一变革，对于如何管理现代化工矿企业，如何使引进成套设备的工厂迅速达到国外的定员标准，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大庆化肥厂是从国外引进设备，在1976年底建成投产的。
当时，按照以往建厂的惯例，仍然是采取了小而全的管理方式。
除了合成氨、尿素这两个生产车间外，建立了维修、仪表、供水、供电、供汽等辅助性车间和运销、供应等专业机构。
接着，又逐步配备了招待所、食堂、商店、学校、托儿所等一系列生活、文化单位。
随之而来的则是设立了科室繁多的厂机关。
这样，全厂职工总数逐渐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
从今年09月起，这个厂着手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
他们把改革工作分为两个步骤。
第1步是把一些辅助性车间和生活、文化服务单位划出去，并相应改革管理机构，改变小而全的管理方式。
第2步是进一步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使职工总数达到国外同类工厂的定员标准。
改革的第1步已经完成。
现在，这个厂只按生产工艺流程，保留了合成氨、尿素、水汽、成品四个车间，其余辅助车间和服务单位全部划分出去，由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归口管理。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也设立了相应的专业管理处和服务公司，负责管理各个分厂有关方面的工作。
如化肥厂的维修车间由石油化工总厂机修分厂统一管理；
仪表车间归总厂自动化处管理；
招待所，食堂、商店和学校等，分别归口到总厂的生活服务公司和教育处。
这些工作划出去以后，化肥厂机关也相应地大大削减，目前只保留了调度室、技术科、政治处、厂办公室等四个科室。
其中政治处从原来的十七人减到三人。
这样划分和缩减后，全厂现有职工为三百一十五人。
改革的第2步目前正在进行。
按照国外同类工厂定员标准，全厂职工总数应为一百八十四人，目前尚多一百三十一人。
这主要是这个厂的成品、水汽车间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和工人们的操作技术水平不均衡等原因造成的。
他们正在组织攻关队进行技术改造，同时组织技术短训班和采取换岗学习的办法，进一步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使人人成为全能操作工。
他们计划到明年逐步把人员减少到国外同类工厂的定员标准。

加快步伐　讲求实效
——访问十个农业全盘机械化试点县领导干部
最近，我们访问了十个农业全盘机械化试点县的领导干部，他们畅谈了当前农业机械化运动的新情况新动向，并且就如何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建议。
“铁牛”成群等于机械化了吗？
现在，有些地区流行一种看法：
哪里的拖拉机台数多，马力多，哪里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就算高，就算“化”了。
这种推断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确有道理？
试点县的同志们分析了这样一个实例：
有个地区十二年来大中型拖拉机增加了二十五倍，手扶拖拉机增加了四十倍，但是同一时期的机耕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六。
主要是配套的农具太少，拖拉机成了“闲机”，大部分农活仍然靠人力和畜力。
试问，这里的“铁牛”成群了，能说
“农业机械化的程度高”吗？
试点县的同志们发表一个见解：
我们办农业机械化的人，头脑不能“机械”，要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办事情。
只重视拖拉机，轻视配套农具，是形而上学。
尤其在拖拉机数量较多的地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两配”（关键配件和配套农具）上。
宁可少添点拖拉机，也要把现有机械配成套。
大家认为，就配套谈配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积极改革目前农机部门的“多头领导，分散管理”的体制，才能克服那些主机和配件生产脱节、修造分家、互相扯皮的弊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机具长期不配套、拖拉机光着屁股跑的局面。
判断一个县的农业机械化搞得好不好，需要实地考察那里的农业机械，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不是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好的效果，确实增产增收增贡献。
如果“铁牛”成群，机械成堆，社队不增产，农民不增收，对国家没有增加贡献，甚至是“三减”，那样搞机械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凡是准备宣布“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的县、社，一定要从“三增”的效果上来过细地检查自己的工作。
务求实效，不图虚名。
凿岩机为何在这里吃得开？
办农业机械化怎样选定自己的主攻方向？
贵州省长顺县委副书记杨永才同志向我们谈了一段经验：
“几年前，我们一考虑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就想先要拖拉机。
我们山区坡陡路窄，由于没有先为机械化炸山开路，结果把一台拖拉机‘抬’上了山，机车屁股磨不转，耕不了地。
于是，县委下定决心，先买十几台凿岩机。
这家伙真管用！
一台一天能凿几十个炮眼，可代替三十个人工。
群众高兴，干部开窍，都说：
这下子对路了，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应从这里化起。
几年来，我们用凿岩机和钢钎、炸药打头阵，先使穷乡僻壤通了公路，让大批的铁牛、拖车、鸡公车开到了社队，大搞田间机械作业，山区生产就出现了新面貌。”
听了老杨同志这一席话，很受启发。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条件不同，搞农业机械化，不能千篇一律。
各地先化什么，后化什么，要从当地农业需要最迫切、增产效果最显著、减轻劳动强度最有效的方面入手，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现在，有些山区并没有象长顺县那样，抓住“山”的基本特点去“化”，而是照平原的葫芦画瓢，跟平川比拖拉机台数、机耕面积比例，“邯郸学步”，辛苦多年，没学到平原的先进经验，反而忘了当地的有效的增产门路，“化”出的成果不大。
长顺县同志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这个“善后工作”非做好不可！
有些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苗头：
一心盼望最新式的农业机械，对现有的农业机械却不去认真管理和充分使用。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机械，自己制造新式的机械，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要注意挖掘现有农业机械的潜力。
辽宁省昌图县干部算过一笔账：
全县现有农用拖拉机二千九百台，九万六千马力，机播面积占百分之四十五，中耕面积占百分之五十多。
如果充分用好现有机械，搞好配套，机播面积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中耕面积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收割和脱粒都可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样，等于一年添置一千三百台拖拉机。
如果对全国现有农用拖拉机加强管理，每马力作业量由一百九十标准亩提高到二百五十标准亩，就等于添置大中型拖拉机九万台，就等于全国兴建几个大拖拉机厂。
大家算账以后，心里亮堂了，觉得抓好农机管理，充分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的确是当务之急，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一环。
是不是缺乏管理农机的经验和样板呢？
不。
黑龙江省的望奎县、辽宁省的盖县的先进经验早已传遍全国，关键在于各地同志是不是认认真真地当做“重要一环”来抓。
为了适应专业化协作的需要，农机工业生产正在改组。
试点县的领导干部就此提出一个问题：
准备淘汰的农机产品的零配件，停产太早行不行？
有的工厂原来成批生产手动插秧机，近年已停产，零配件也随即停产。
广西武鸣县有一万三千八百台手动插秧机，仍是社队的“农家宝”，插秧的“好帮手”，今年五千台的零件磨损了，派人到原出产单位求购维修配件，空手而回，只好让这五千台提前报废了。
机动插秧机一时进不了货，不够用，部分社队又回到人工插秧的老路上去了。
别的县也有类似情况。
建议农机制造部门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确定转产的同时，做好新旧交替工作，要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安排生产一部分老机器的零配件，以备社队维修之用。
如果贸然停产，将使许多社队仍在使用的几十万、几百万部机具，过早地化成一堆废铁。
当年八路军上前线，后方还设个“留守处”做善后工作；
今天，农机制造工业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时候，这个
“善后工作”非做好不可！
关心插秧机的命运！
今年南方许多社队用机械插秧的面积大为减少。
试点县的领导干部呼吁：
要关心插秧机的命运，这涉及水田机械化的去向问题，不可听之任之。
有人给插秧机加了三条罪状：
一是去年机械插秧使稻田减产；
二是插秧机质量不好；
三是机插速度太快，拔秧耗用人力太多，不合算。
湖北省新洲县委副书记孙鹤同志摆事实，讲道理，为插秧机打抱不平：
一、湖北省去年水稻减产是事实。
主要原因是插完早秧以后，连续低温四十几天，严重地妨碍秧苗生长。
那些用手插秧的稻田也因此明显地减了产，怎么能统统归咎于插秧机呢？
二、插秧机的质量好不好？
新洲县使用插秧机已有二十年之久，插秧面积由几百亩逐渐扩大到三十五万亩，插秧机由几台增添到一千五百多台。
实践证明，机插比起人工插秧来，可以省劳力，抢季节，保证插秧密度，保住肥水，增加粮食产量。
多年实践证明，插秧机的质量基本上是好的。
但近几年来，机器质量有所下降，如秧爪的材质不好，这是可以改进的。
不能因噎废食。
三、采用机械插秧以后，人工拔秧吃紧，这也是事实。
但这是前进中的新矛盾，可以通过积极研制、使用拔秧机具，改进育秧方法来解决。
为了迁就后一个薄弱环节，就拉先进机具的后腿，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
今年春插前，新洲县委狠抓“培训先行”，全县分片培训大批农机手，并且把好平田、育秧、拔秧、喂秧四道“关”，今年春插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早稻取得好收成。
广西武鸣、江苏无锡、广东南海等县几位领导干部都根据多年经验，充分肯定插秧机是实现水田机械化的重要工具，认为应该大力推广，不要因为它还不够完善就随便打入“冷宫”，更不要迁就别的落后的工序就否定插秧机。
有的同志说：
想当初，第1次使用蒸汽机时，许多工业部门也是“不赶趟”，如果因此就否定蒸汽机，那还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革命？
今天，对插秧机也不能求全责备，应当象对待别的新生事物那样，热情地扶持、改进，使它逐步完善起来，发挥更大作用。
试点县的同志迫切希望农机生产部门、农机科研部门派出精锐力量到田间
“会诊”，这样可以听到用户的意见，集思广益，及时解决农业机械化中的疑难问题。
如何做到“一机多用”，也是急待解决的大课题。
多余劳力的出路何在？
北方有些试点县提出一个新问题：
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耕、播、收割用上机械以后，人力“过剩”了，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黑龙江省绥化县的同志认为，有些地方过早地喊“过剩”，实际是那里的领导干部思路太窄，他们只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生产，不抓农田基本建设，不抓“六畜兴旺”，不抓社队企业，把大批劳力挤在一个“胡同”里，就显得“过剩”。
绥化县实行机械作业，科学种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连续几年超《纲要》，到1974年就节省出百分之四十的劳力。
他们就地安排劳力出路，组成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养猪积肥专业队、植树造林专业队和多种经营专业队，有季节性的，也有常年性的。
经过四年努力，许多社队的集体经济壮大了，给国家的贡献增多了，社员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大伙高兴地唱道：
“机械化，机械化，给集体经济插上金翅膀，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市郊和江苏省无锡县的经验证明，安排多余劳力的一个大门路，就是社队企业。
目前，社队企业中的劳力相当农业总劳力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如果工作抓得紧，还可以安排更多一些人进去。
一些社队由于农业机具不配套，耕、播基本上靠机械，而锄草、收割时还得动用大批人力、畜力，“两套班子唱一台戏”，“铁牛牵到手，水牛还撒不得手”。
有的生产队长把人力“存”在那里，不敢放手安排别的活路。
这样，机忙人就闲，人闲不得工分，出现“人机争分”、“停机让人”的现象。
解决这个矛盾的最积极的办法是抓紧机具配套成龙，使大批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
在目前人力时忙时闲的情况下，人闲时如何及时地安排好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生产门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访问十个试点县的领导干部以后，我们深深感到，这些同志由于深入到农业机械化运动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而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新动向新矛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用革命促进派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同群众一起推动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群众说得好：
“党委抓总，头头上阵，农业机械化就能迈大步。”
这是对这些第1线的指挥员的一个好评，也是办好农业机械化的一条根本经验。
本报记者　黄际昌

解放思想　跟上形势　加快部队建设
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武汉部队党委常委联系部队建设实际，认真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机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联系部队实际，座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加深了理解。
同志们说：
在新的发展时期，许多新问题正在一个个地来叩我们的大门，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加以研究和解决。
参加学习讨论的同志们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快三十年了，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要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就必须认真总结近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既不能凭主观感觉，也不能靠“本本”来判定，唯一的标准是社会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列主义的常识，本来是很明确的，但这些年来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
他们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凡是革命导师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讲的，他们一律定为“句句是真理”，都要“句句照办”，否则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结果“禁区”重重，使人们思想僵化，独立思考没有了，创造性窒息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破坏了。
在新的发展时期，如果不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搞清这个问题，那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也不可能从面临的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这样，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势必变成一句空话。
在讨论中，同志们摆了自己部队的实际情况，更加感到弄清真理的标准对于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解放思想，跟上形势，加快部队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大家谈到，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中，思想还不是那么解放，胆子还不是那么大。
有些同志说话办事总是要“拿本本来”，讲几分钟的话也要让人写好稿子，生怕出了格。
有些同志不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动机器，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而是等上面说过了再动，看别人干过了的再干，“一慢二看三通过”。
还有些同志固步自封，思想保守，没有闯劲，因而工作被动，起色不大。
同志们畅谈新的形势，清楚地看到：
在新的发展时期，许多新问题正在一个个地来叩我们的大门。
比如，军事训练如何着眼未来战争，改进训练内容和方法；
政治工作怎样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切实解决问题；
后勤工作如何实事求是地抓好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吃、穿、住、用、医疗、运输等问题，“本本”上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都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加以研究和解决。
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参加讨论的同志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早已为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但坚持这个标准，并不容易。
关键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有些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对某些明明是脱离实际、违背民心的东西却不敢讲半个不字。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也感觉到新的情况、新的条件已经出现，但办起事来仍然是墨守成规，思想陷在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框框里。
他们总是心有余悸，缩手缩脚。
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工作？
又怎么能去探索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有鲜明的党性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才能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贯彻到底。
不然，嘴上讲的是实践论，实行起来还会是唯心论，还是本本主义那一套。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要联系思想实际，认真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根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内伤”，振奋革命精神，从努力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这样一个根本点来认识问题，考虑问题，积极带领部队做好各项工作。
北京部队党委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发出通知，要求所属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充分认识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意义，组织好部队的学习和讨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使部队各项工作有新的起色。
新华社武汉11月24日电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党委常委学习华主席最近发出的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一致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粉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大家在学习讨论时说：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终极真理。
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革命导师寄希望于我们的。
我们有些同志不是把革命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教条，不懂得一切革命理论，都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理论上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是对我们的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
参加学习讨论的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正确总结二十九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不断地去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和办法。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把路线是非搞清楚，把“怕”字换成“敢”字，消除余悸，胆子也就会再大一点了。
武汉部队党委常委联系亲身经历学习华主席的指示，深深感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办法才能再多一点。
他们说，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
我们由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变成一个带兵打仗的指挥员，本事就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来的。
战争的实践锻炼了我们，给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办法。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这就必须注重实践，认真实践。
只有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我们有些同志不仅不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甚至把过去的好传统好作风也丢掉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观点，努力在实践中寻找正确的办法，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自觉地按照唯物辩证法去把工作做好。
在具体工作中，究竟什么办法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能凭主观臆断，不能拘泥于某些条条框框。
凡是能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办法、政策、措施，不管前人做过没做过，条文上有没有，都应该加以肯定，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参加学习的同志还一致认为，我们肩负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一定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去研究、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把思想认识路线搞端正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旦思想解放了，胆子大了，办法多了，四个现代化的步子也就一定会加快。

黑龙江国营农场大豆空前丰收
今年可超额完成十亿斤大豆上交任务
编者按：
黑龙江国营农场大豆空前丰收，一次就向国家提供十亿斤商品大豆，确实是一个大喜讯。
可喜之处还不止此，它说明有计划地建设商品粮基地，用现代化手段发展基地生产，能够大幅度、高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这一试验，在黑龙江垦区已速见成效，希望在其他地方推而广之，把现代化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快建设起来。
本报讯
黑龙江国营农场今年大豆获得空前丰收，现正源源装车外运，上交给国家，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十亿斤大豆的计划任务。
今年是这里历史上种植大豆面积最多的一年，大豆长势最好的一年，也是总产和单产最高的一年。
全垦区八百多万亩大豆总产达到十六亿斤，比去年增加七亿斤，熟地平均单产一百八十六斤，比去年增加三十斤。
今年新开的几十万亩荒地，大豆亩产也达到一百三十斤。
牡丹江国营农场管理局大豆总产比历史最高产量增长一倍多，熟地平均亩产二百四十斤。
曙光、兴凯湖、红旗岭、八五三等农场的大豆亩产在三百六十斤以上，超过了《纲要》的规定。
还出现了许多单产四百斤的连队和五百斤的地块。
今年年初的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确定重点支持黑龙江垦区建设商品粮基地，由国家优先配备和供应机械、材料、化肥、农药等大量物资，进行农业现代化试验，并且要求当年就拿出十亿斤商品大豆来。
这一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国营农场大干快上的形势。
今年刚开春，各农场就因地制宜地作出了大豆的种植计划，采取了科学的增产措施。
由于机械化程度提高，化肥施用量增加，特别是在三分之一的面积上施用了化学灭草剂，大豆播种适时，生长旺盛，结荚众多，粒大粒重。
今年大量用化学灭草代替机械或人工锄草，灭草效果十分明显，不仅免除了草荒，而且节约了人力和费用。
这一现代化措施，对于地多人少的国营农场发展生产，是很有利的。
收获季节一到，各农场又抓住收获质量这个中心环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行了定额管理加奖励的办法，做到了收割又快又好，避免了往年大豆大量丢撒的现象，使综合损失率降低到百分之三以下。
有些农场规定了收获质量标准和每天的收获定额，每超额收割一亩，发给奖金一至二角，调动了群众精收细收的积极性。
每亩平均可多收大豆十来斤，只这一项的经济价值就是奖金的十多倍。
这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办法，也是大豆丰产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敢于探索敢于实践
——谈彩色歌剧影片《江姐》的电影化
边善基
歌剧《江姐》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
尽管已有一些同志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成戏曲、话剧和电影，但歌剧影片《江姐》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教育着观众。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部影片，是依据歌剧提供的基础，在拍摄时循着电影化的要求，对剧情又有所增删，精选出那些最能表现江姐思想感情的动作、语言、唱段、细节，通过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进一步挖掘和开拓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再现了江姐
“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思想。
影片是从江姐带着省委重要指示，离开重庆奔赴川北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开始的。
江姐怀着将同爱人彭松涛重逢并肩战斗的喜悦心情，偕同华为一起向华蓥山行进。
影片在描写这段情节时，没有一般地满足于纯舞台纪录，而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利用电影场景的空间，一面扩充和增加了山岗小路上细竹林、小青松这些景物，一面又充分借助镜头画面的转换变化，深入地揭示出蕴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美，很好地渲染了此时此地两个革命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的满怀豪情。
接着，在江姐听到爱人被杀的噩耗时，她急步穿过细竹林向城门方向走去。
当江姐定睛望着城门口，影片即从全景连续推成两个特写：
江姐手中布包、雨伞落地；
江姐悲恸的脸。
继之，导演又大胆地赋予江姐一组主观镜头：
画面上冒着金星，四周景物摇晃不停。
“天昏昏，野茫茫，高山古城暗悲伤”，歌声起处，乌云翻滚，狂风猛吹细竹林，松针抖落了滴滴晶莹的水珠，江姐手扶树干，边唱边走到石桥旁倒塌的石块上坐下，石块周围点缀着小白花、小紫花。
“我亲爱的战友，你在何方？”
江姐思念战友、亲人的满腔悲恸之情倾泻而出。
但是，当她听到近处传来风声、锣声，立即警觉到敌人还在身旁，“我怎能在这里痛苦悲伤”，于是，拾起地上的布包、雨伞，在高亢、激越的《红梅赞》的主题歌声中，转身大步上山。
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自觉性，化悲痛为力量的坚强性格，在这里得到了细腻而又真切的展现。
影片导演在处理这场戏时，善于抓住英雄人物内心冲突的时机，运用镜头之间的衔接、转换、陪衬和烘托，把一个个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画面，部署得很细致。
这就突破了歌剧的局限性，增强了影片的电影化。
影片《江姐》之所以具有清新的艺术魅力，是与导演、摄影、作曲、美工等各个创作部门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富有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例如江姐在城郊联络站为了掩护战友脱险，挺身同叛徒甫志高展开面对面斗争这场戏，无论是导演的镜头调度，摄影的画面构图、光效、色彩的使用，都各有创造，一扫过去“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英雄人物“亮相”必须“近、大、亮”，反面人物必须“远、小、黑”那种形而上学的拍摄模式，从戏的规定情景着眼，始终为塑造人物、渲染气氛服务。
如江姐被捕后在行刑室坚贞不屈和狱中“绣红旗”这两场戏，影片充分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人物和镜头角度在广阔的空间活动，透过画面形象和自然物象的结合，给人以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共鸣、联想。
狱中“绣红旗”，是深受观众喜爱，进一步展现江姐革命情操的一场好戏。
这时，新中国已经宣告诞生，江姐她们在“线儿长，针儿密”的歌声中，一针针、一线线地绣着新中国的红旗。
当歌声唱到“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旗”时，镜头拉成五星特写，瞬时，画面上金星闪耀，顿然化为五彩缤纷的礼花与交叉纵横的探照灯光柱，画面下角，先后叠印了江姐、孙明霞、杨二嫂和众难友的头象。
导演、摄影对这些镜头运用和画面设计，不仅准确、简练，很富有表现力，而且不拘泥于自然，洋溢着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谁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本报评论员
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也要受实践的检验，那么，谁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这个问题，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创作关系极大，很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文艺作品的好坏应该由谁来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
革命文艺作品是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群众是文艺家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我们的文艺又是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因此，判断作品反映的生活真实不真实，塑造的人物典型不典型，作品是否切合群众的需要，是否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千千万万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
毛主席说得好：
“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
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
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
一出戏是如此，评定其他文艺作品也应该如此。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一点也为文艺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实。
远的不说，且看林彪、“四人帮”控制文坛时的事实。
在他们这一伙“权力拜物教”狂看来，权力决定一切，权在我手里，我说好便得说好，我说坏便得说坏，我说是香花就是香花，我说是毒草就是毒草，谁也不许说半个“不”字。
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逆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行事的。
但是，事与愿违。
他们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吹特吹的阴谋文艺，如《反击》、《春苗》、《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等，群众嗤之以鼻，叫卖得越响，越是没有人理睬。
他们加上各种罪名予以扼杀的作品，如震撼人心的天安门革命诗歌等等，群众却冒着风险暗地里传看传抄，查禁得越严，群众阅读的热情越高。
事实充分说明：
靠权势捧起来而不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不过是吹起来的肥皂泡，风一吹就会破灭的；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赏和批准了的作品，则如巍然耸立的雕像，污蔑咒骂骂不倒，刀砍斧凿凿不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权力并不等于权威，人民群众，也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评定文艺作品的真正权威。
强调文艺作品要由群众来评定，肯定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会不会削弱和否定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的权威作用？
不会的，相反，会加强和提高他们的权威作用。
文艺工作离不开正确的领导。
文艺专门家的作用也决不可以轻视。
但是，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的权威作用不是自己吹起来的，也不是靠权力撑起来的，而是同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指出：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文艺工作也是如此。
审查一部作品，作出一个决定，落实一项政策，如果是倾听了群众的呼声，注意了群众的情绪，在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那就会有权威，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
这就是说，只有尊重了人民群众这个权威，领导的意见才有权威性。
如果不是尊重群众，而是藐视群众，把群众看成是可以听凭随意摆布的“群氓”，那么这样的权威不过是自封的、纸糊的，一捅就倒的。
臭名昭著的梁效、初澜、罗思鼎、任犊之流不就是明显的例子吗？
有的同志口头上虽然承认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英雄，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常常忘得一干二净。
审查一部作品，习惯于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很少下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
一个戏能不能上演，自己不拿主意，又不尊重下面意见；
给群众看什么节目，喜欢当褓姆的角色，唯恐群众伤风感冒，对群众的鉴别能力总不那么放心。
这些都是轻视群众力量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离开广泛、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的关心、支持和直接参加，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在人民群众中，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不尊重群众，不依靠群众，事情决不可能办好。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群众，指的不是个别群众，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我们所说的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意见，也不是哪个群众说了就按哪个的办，而是说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善于引导群众向前。
人民群众有无评定文艺作品的权力，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在文艺问题上要不要发扬民主，要不要走群众路线，文艺作品的发表、出版和上演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等等的重大问题。
要使人民群众的评论权真正得到落实，除了要从思想上、认识上解决问题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措施来保证。
我们要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根据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个指导思想，来检查我们以前的工作，检查以前的规章、措施和办法，凡是束缚文艺发展的、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规章制度，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革。
以作品的审批制度为例，那么多的作品，靠少数几个人或某个机构审批，能行吗？
谁是天生的慧眼，看那么一两次就能拍板定准的？
这样的制度、规章和措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制定出一套走群众路线的、体现“双百”方针的制度和办法来。
文艺工作要大干快上，迅速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因素是多方面的。
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始终是最根本的一条。
有亿万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的思想就能更解放一些，胆子就能更大一些，注意倾听亿万群众的呼声，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我们的办法就能更多一点，文艺工作的步子就能迈得更快一点。

难能可贵的战斗精神
——北京部队某部副团长王勤勇斗林彪、“四人帮”的事迹
今年05月，我们敬爱的罗瑞卿同志曾经在一份反映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副团长王勤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材料上批示：
“象王勤这样的好同志，实在难能可贵”、“他真正实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雁北高原，秋风送爽。
部队正在热烈开展学习王勤的活动。
人们从这位三十四岁的青年军事干部身上，看到了在伟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讨伐“四害”遭逮捕
1976年04月07日夜晚，人们刚从收音机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后不久，就在北京部队某部营区附近十字路口的一棵白杨树上，发现了一张讨伐“四人帮”的小字报。
这篇题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的战斗檄文，对准
“四人帮”开了炮，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张春桥、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一针见血地指出：
“张、江等”是
“假马列”，“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打击毛主席的力量”。
它语重情深地称“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
它大声疾呼：
“毛主席号召我们反潮流，凡是要革命的，千万不能当奴隶。
要造假马列的反！”
“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这是一篇革命的宣言。
它出现在祖国上空阴云滚滚、人民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的时刻，是多么鼓舞人心啊！
人们暗暗地为它叫好。
可是，作者是谁？
三天后，在张春桥的黑指令下，王勤被捕了。
他正气凛然地说：
“小字报是我写的！”
凶恶的“四人帮”把王勤打成了反革命。
整个部队震动了，首长、战友和亲属们的心，都被搅碎了！
副师长王金华刚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到牢房看望王勤。
他满怀深情地握住王勤的手，鼓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并当面交待担任警卫的同志好好照顾王勤。
老指导员王振川听到这个消息，脑袋嗡的一下。
他是多么了解王勤啊，这个淳朴、忠厚的好战友，一入伍就在他们那个连里当通讯员，是他代表党支部签署了王勤的入党志愿书，王勤迈出的每一步，他都清清楚楚，怎么会是个反革命！
王振川没有取下王勤的照片，倒是把镜框擦了擦。
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连长张肇琦，得知王勤被捕的消息，气得直发抖，他愤愤地对一位老战友说：
“王勤对党忠心耿耿，他为了真理，为了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我要向中央写信替他申诉！”
王勤的所谓“罪行材料”发到他曾当兵的五连，指导员史銮祥干脆把它锁进抽屉里，拒不传达。
党心、军心、民心，紧紧连接着王勤的心。
实事求是识真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王勤的眼界，使他懂得了要保住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光盯着门外的豺狼是不够的，还要时刻警惕那些隐藏在党内的“家贼”。
他立志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努力掌握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这些伪装的敌人的活动。
打开王勤的日记，其中许多篇幅是他记录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的心得、体会。
他多次对战友们说：
“要坚持真理，首先必须尊重事实。”
王勤之所以能识别人和妖，是与他的这种尊重唯物论的好品质分不开的。
十多年来，祖国大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风骤雨。
在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又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恶浪时，年轻的王勤从不看风头、随大流。
他象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逆风翱翔。
他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用铁的事实来驳斥和回击林彪、“四人帮”。
林彪全盘否定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
当时，王勤作为一个班长，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更没有想到是林彪从中捣鬼。
但是他亲身参加了那场火热的练兵运动，观看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检阅军事汇报表演的影片，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看到了这场群众性练兵运动给部队带来的巨大变化。
伟大的实践，使他对开展这场群众性练兵运动的重大意义坚信不疑。
所以，当要批判那次群众性练兵运动的“上头精神”传下来时，他根本不听那一套。
有个“工作组”来五连组织批判连长张肇琦的“单纯军事观点”。
他和几个班长公开表示反对：
“我们连长辛辛苦苦带领大家搞训练，学雷锋，一心一意想把连队建设好，怎么就成了单纯军事观点？
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他见面就给连长打气说：
“不要怕，你抓训练没有错，我们支持你。”
林彪抛出“精神万能论”，下令部队停止训练，开展所谓“突出政治”大讨论的时候，王勤依据事实，同“政治可以代替一切”之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说：
“政治好不等于军事就好，拿脑袋是撞不死敌人的。
光坐在屋子里讨论，能学会杀敌本领吗？”
他特意栽了两碗蒜苗，一碗放在窗外，一碗放在床下。
结果窗外那碗蒜苗长得又绿又壮，床下那碗蒜苗又细又黄。
他用这两碗蒜苗的对比向战士们说明经风雨，搞训练，同提高战斗力的关系。
就在那些时候，早早晚晚，节假日，训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在苦练杀敌本领。
王勤一贯根据事实来判断是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随部队到山西洪洞县制止武斗办公室工作。
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可是，江青却大喊大叫“文攻武卫”。
指战员们费了好大力气，做了大量工作，武斗还是步步升级。
王勤当时虽然还没有看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但血的事实终于使他认识了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煽动武斗。
“江青到底是个什么人？”
王勤在暗地里思考着，警惕着。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王勤满以为该狠狠批判林彪，好好抓生产、抓训练了。
可是，运动的发展却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江青、张春桥一伙东一个讲话，西一篇文章，根本不是批林，而是到处煽动批“大儒”、批“周公”；
同时，一篇篇吹捧吕后、武则天的黑文也出笼了。
王勤敏锐地觉察到，事情不对头了，这分明是在掩护林彪，影射攻击周总理，为江青一伙上台大造舆论。
他大胆地向老连长张肇琦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看江青是害人精，她想当武则天，有野心。
我们要注意啊！”
就在那个时候，王勤回老家探亲。
他看到听到的，不象当时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生产热气腾腾”，而是生产下降，市场萧条，到处可以听到群众对张春桥、江青一伙的怨愤之声。
其他外出和探家回来的同志的反映，也都差不多。
王勤对这种公开地说假话，不顾人民死活的坏风气深恶痛绝。
他对战友们说：
“我真不理解，哪有共产党欺骗共产党的？
现在报上净说假的，共产党员要有主心骨，可不能跟着假马列瞎说！”
1975年初，毛主席发出了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王勤深受鼓舞。
这一年，他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农村、工厂，到处看到的是一幅动人的生产建设景象。
火车正点了，生产上升了，市场也在迅速好转，……面对这大好形势，王勤打心眼里高兴！
他和同志们谈天，给亲友写信，开口便夸毛主席的指示英明，搞四个现代化好，邓副主席抓得有力。
“这样抓下去，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了！”
他浑身是劲：
“我们要把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搞上去！”
然而，正当王勤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却大肆诬蔑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是“右倾回潮”，抓整顿是“复辟”，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
听了这些无耻的诽谤，王勤气得肺都快炸了：
“这些害人精，唯恐天下不乱，老百姓都喝西北风他们就高兴了。
我看真正要搞复辟的是混进中央的假马列！”
他说服战士不要读那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他自己坚决不参加那种批判会。
一系列的事实，使王勤看透了“四人帮”的假马列主义、真修正主义本质，恨透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他随时准备迎接任何严峻的战斗和考验。
勇为真理去献身
1964年王勤入党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上写道：
“党，我亲爱的母亲，我决不忘本，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战斗”，“把我的一切交给党，永远不给党的旗帜抹污点，这就是我的幸福。”
从此，他把对党的热爱和忠诚，化为刻苦学习、苦练杀敌本领的巨大力量。
在党的培养下，在老同志的关怀帮助下，王勤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他讲的射击学理课，在军、师和兄弟部队都享有盛誉。
更可贵的是，他在斗争中磨炼出了那种爱憎分明，敢为真理而战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76年01月0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王勤的心里更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他常常凝望着周总理的遗像，热泪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来：
“周总理呀，周总理，我们多么需要您！
我知道，张春桥、江青这伙假马列反对您，我要同他们干到底！”
清明节到了，人们冲破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压制和阻挠，用各种形式，深切悼念自己的好总理。
可是，“四人帮”愈加疯狂地要把人民的好总理从亿万人民心中抹去，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王勤越想越心痛，心中炽烈燃烧着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
04月05日，当时任副营长的王勤和教导员一起去饭堂，边走边议论形势。
教导员说：
“现在有人讲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第11次路线斗争。”
王勤马上接过话说：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纯粹是江、张那帮人在捣鬼。”
到了饭堂，有个战士在念报上发表的所谓“反击”文章。
王勤大声说：
“别念了，快吃饭，吃完饭搞训练去！”
06日，营部医生邓祥武拿了一张登有署名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的报纸，告诉王勤说：
“副营长，你看报上批了周总理的话了！”
王勤愤怒地说：
“这伙混蛋！
真的公开攻击总理了！”
他气得把报纸撕得粉碎。
07日晚上，王勤正在家里看射击教材，他爱人匆匆走进来，告诉他：
“刚才听了广播，北京出事了，天安门广场打起来了……”王勤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仿佛听见毛主席在问自己：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王勤你怎么办？”
他重复地问自己。
猛然，他一拳击在桌子上，茶杯、墨水瓶一齐跳了起来。
“不能让这帮坏蛋继续祸国殃民，我要作宣传，要动员人民起来同他们斗争！”
王勤决心一定，拿出纸和笔，用满腔的悲和愤，血和泪，书写着传播真理的小字报，铸造着刺向“四人帮”的利剑。
他看了看睡在床上的爱人，心里非常清楚，这张小字报贴出去会给他和他的亲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为真理而献身了。
雄壮的《国际歌》声在他耳边回响，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在他眼前浮现，他象一个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的勇士，大步跨出家门，把小字报贴到十字路口的白杨树上。
此时此刻，他感到心里是多么痛快啊！
不出王勤所料，他被关进了监牢。
但是他那颗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是关不住的。
他叫爱人把《毛泽东选集》四卷送到狱中，每天孜孜不倦地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批判张春桥、江青一伙的反动谬论。
受到表彰更谦虚
10月，胜利的10月。
灿烂的阳光把黑牢照亮了。
从牢窗里传来了广播的一件特大喜讯：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王勤腾地跳起来，大声地喊着：
“好啊！
干得好啊！
干得太好了！”
人民的好战士王勤出狱了。
他重新戴上了红五星、红领章，回到久久盼望着他的战友们中间来了！
部队党委及时给王勤彻底平了反，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并晋升他为副团长。
今年08月，王勤在参加北京部队的党代表大会时，受到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
在荣誉面前，王勤谦逊地说：
“我所做的，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已经做过的事情！”
他决心发扬成绩，克服弱点，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
新华社记者　阎　吾
本报记者　赵　苏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回到北京
陈锡联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苏丹、索马里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苏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奥斯曼、索马里驻华大使卡欣也到机场迎接。

为马里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
泰拉大使举行宴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为菲立芬·西索科上校率领的马里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马里驻中国大使泰拉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等。
西索科上校和王尚荣副总参谋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马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不断加强。
马里贵宾赴南京、桂林访问后，22日回京。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全明洙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朝中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对外友协、中朝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为庆祝朝中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下午举行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
招待会前放映了朝鲜影片。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对外友协、中朝友协今晚在这里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北京的其他朝鲜同志，应邀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我国文化部长黄镇，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同朝鲜同志一起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招待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纪录影片和两部中国动画影片。

北京市朝阳区设司法助理员
加强民事调解和法制宣传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北京市朝阳区在全区各街道办事处和人民公社设一名专职或兼职的司法助理员，负责民事调解和法制宣传工作。
司法助理员是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不是审判人员，不行使审判权。
其编制属于街道办事处或人民公社，业务由人民法院给予具体指导。
司法助理员的主要职责，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和因一般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
结合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协助法院处理本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处理有关民事纠纷的来信和申诉。
目前，这个区的司法助理员正在认真地开展工作，结合着整顿首都社会治安，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知识青年进行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

北京部队话剧团演出《于无声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政治部话剧团20日晚为机关和部队首场演出话剧《于无声处》。
台上台下，情绪热烈，观众和演员都沉浸在回忆和激动之中。
11月初，北京部队第1政委秦基伟同志从上海刚回到北京，就把载有《于无声处》剧本的《文汇报》送给话剧团，指出这是一台好戏，要话剧团在短时间内排出高质量的戏来。
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指示一定要使指战员尽快看到这出好戏。

廖副委员长会见并宴请日本民社党第2次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晚会见并宴请了以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为团长、永末英一为副团长、大内启伍为秘书长的日本民社党第2次访华团。
廖承志副委员长在宴会上讲话。
他首先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后，佐佐木委员长亲自率领的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我相信，通过朋友们的这次来访，必将为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加深我们相互间的了解，作出新的贡献。
佐佐木先生在讲话时说，我们这次来访，希望根据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友好关系，使我们两国为世界，尤其是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起到应起的作用。
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今晚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王芸生等。

澳中贸易合作委员会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澳中贸易合作委员会代表团今天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
由澳大利亚澳中贸易合作委员会主席布莱顿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是应贸促会邀请于11月18日抵京的。
澳大利亚朋友在京期间，同我有关方面人士就发展中澳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洽谈了贸易。

耿副总理会见将离任的新西兰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

西安生产大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新华社西安11月23日电
一批以反映陕西文物和地方风光为内容的新的旅游纪念品在西安市和周围十多个游览区销售时，受到了国内外旅游者的欢迎。
这批纪念品包括雕塑、碑拓、花画、金属工艺、美术陶瓷、抽纱刺绣和民间工艺等十一类，共有六十多个品种、上千个花色。
这些纪念品构思精巧，造型优美，其中不少是仿照陕西出土的古代艺术珍品制作的。
象秦兵马坑武士俑，昭陵六骏马，唐三彩马和仕女，以及唐古墓葬壁画和王羲之、张旭等著名书法家的字帖拓片等。
还有不少是生动有趣的陕西民间工艺品。
象华县的皮影，凤翔县的泥人玩具，陕北剪纸和陕南绣片等。
此外，还有词笺、印钮、台布、靠垫、手帕、挂毯、屏风等既能供欣赏，又有使用价值的生活、文化用品。
这些纪念品中，有一部分是用陕西的名贵材料制作的，象用蓝田玉制作的碗、杯、酒具，陕南洛翠制作的项链、耳坠，秦岭五花石制作的印章和石刻小件等，更显得绚丽多彩，具有地方特色。

认真落实中医政策　努力发掘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
卫生部和本报邀请首都部分著名老中医和西医学中医有成就的同志座谈纪要
中共中央批转的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后，卫生部和本报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的著名老中医和西医学中医有成就的同志，举行了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赵锡武、赵炳南、魏龙骧、任应秋、关幼波、祝谌予、陈可冀、王雪苔、姜超等同志。
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中医王文鼎和七十九岁高龄的老中医岳美中，因病未能出席，也写了书面发言。
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于后。
　——编　者
王文鼎、岳美中、赵炳南的发言：
要抓紧研究整理中医理论和老中医的经验
五届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八十四岁高龄的著名老中医王文鼎在书面发言中说：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中有精华（这是主要的），也有糟粕。
我们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继承前人书本上的经验和现有老中医的经验，总结研究中医的理论。
中医的许多学术理论还不够系统，还说不明白，需要我们发掘、整理和研究。
解放前，由于社会条件限制，中医不能集体学习、研究，都是个体的，甚至相互保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成宗派，各立门户。
解放后，毛主席指示要对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二十多年了，工作做了一些，但进度慢，收效少。
我们搞中西医结合，如果不能系统地学习、研究整理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中西医就不可能从理、法、方、药几个方面实行有机的结合，就会出现丢弃中医理论，重复“废医存药”的错误。
五届人大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在书面发言中说：
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祖国医药学文献；
二是老中医的临床经验；
三是流传于民间的单方验方。
这三方面的宝藏，我们发掘得都很不够。
中医起源于中国，历代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而我国却连一个象样的收藏中医药学文献的中医图书馆都没有，许多珍贵的中医学文献流失国外。
由于“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干扰破坏，现在懂得古文和古汉语的人越来越少，能够阅读中医药学典籍的人更不多了。
因此，整理中医药学文献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事业，应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赶快着手组织有真才实学的人来系统整理编译出版。
许多老中医不但继承了前人的经验，而且各有独创，这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组织力量进行总结和整理。
我写了一些书，还想继续总结自己的经验，但苦于没有助手。
学问的积累和发展好比一场接力赛，如果我们不重视中医文献和老中医经验的发掘整理，并努力培养中医新生力量，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民间单方、验方中有不少好东西，中医研究院于1958年采风来的方子不下几万种，因为没有认真研究，许多好方子都丢了。
这方面的宝藏也应该努力发掘。
岳老说，为了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医研究院招收了一批中医研究生，希望有条件的省市也招收一些。
我还希望有一位懂得中医、热心于党的中医事业、政治上强的同志担任卫生部的副部长，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
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五届人大代表、著名老中医赵炳南说：
祖国医学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按摩科以及气功、法医等临床各科。
就是在皮肤科方面，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经验。
这些珍贵遗产需要中医和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发掘提高。
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这是错误的。
中医讲辨证论治，就是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能够治好很多病，其中有些还是目前西医治不好的病。
尽管中医有些道理说得不明白，欠妥当，但不能因此就说它不科学，而应该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
赵老说，我国有不少著名老中医，各人都有一手
“绝招”，但是，这些“绝招”很多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
希望卫生部门的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为老中医配备得力助手，把他们的经验整理保留下来，那怕是一点一滴，也要聚沙成塔。
我还希望能统一中医药学教材，统一中药名称，以有利于中医药学的教学和研究。
要尽快恢复出版中医杂志，加强中医学术交流。
报刊、电影、电视、广播部门也要大力宣传党的中医政策，让人人知道祖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
赵锡武、魏龙骧的发言：
纠正歧视中医错误，排除落实中医政策阻力
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党的十一大代表、著名老中医赵锡武说：
老一辈中医在世的为数不多了，而且都是体弱多病。
解放后培养起来的中医，不少人被迫改了行。
一些西医学中医的积极分子，也由于得不到支持，只搞西医了。
中医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很多人学非所用，干什么的都有。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彻底清除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
党的中医政策，要贯彻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例如，有些单位的领导，口头上说要搞中西医结合，却不重视中医的继承、发展，甚至认为应该由西医代替中医，这怎么谈得上中西医结合呢？
有些单位的领导，口头上也说要重视中医，但是在医务人员的晋升、评级、调资工作中，却采取歧视中医的做法。
这怎么能调动中医的积极性呢？
在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上，务必做到中西医一视同仁。
培养中医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中医院校培养，一种是老中医带徒弟。
我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可以工作几年，为党培养几个中医。
但我这种愿望总不能很好实现。
现在说是给我配了两个助手，一星期跟我学半天，但他们的时间没有保证，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值班，忙得没有时间学。
我希望要培养的徒弟是中年人，又有一定的基础，这样效果会好些，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
（编者按：
有些地方允许老专家、老教授自己挑选助手，这种做法可以提倡。）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著名老中医魏龙骧说：
我国近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是歧视、排斥中医的。
“四人帮”践踏中医，超过近代那些反动统治阶级。
党中央的文件，实在是挽救中医事业的“及时雨”、“续命汤”。
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批示。
我担心贯彻起来还有阻力。
阻力在那里？
主要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
魏老说，中央文件下达一个月了，北京有些医疗卫生单位至今还不传达，有的只是向大家念一念文件，未见讨论，更未见行动。
什么原因？
还是不重视么！
这些年来，“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有的领导同志不知道党的中医政策是什么，甚至还认为中医“不科学”，搞中医是“复古”。
这种错误思想不转变，怎么能对中医事业“高度重视”呢？
怎么能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呢？
魏老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组织广大中、西医药卫生人员，特别是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认真地重新学习党的中医政策。
二、切实转变领导思想和作风。
卫生部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
下去时，不仅要找那里的领导人谈，更要直接找群众谈。
三、要赏罚分明，抓几个典型，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此教育大家。
任应秋、王雪苔的发言：
冤案、错案必须彻底平反，不应“留尾巴”
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著名老中医任应秋说：
我们中医学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甚得力。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中医、老教师受到了打击、迫害，有的甚至被逼致死。
“五老上书”是全院闻名的大冤案。
上书的五个老中医是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李重人和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
1961年，我们五个人向卫生部写了一份关于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意见书。
意见书认为，中医学院第1批毕业生的成绩，一般还可以，但基础不够扎实，建议加强基础课教学。
怎么也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意见书竟被作为“反党提纲”来批判。
“五老”之一的李重人被逼致死，至今还找借口给他“留尾巴”，未予昭雪。
我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落实，怎么能调动起广大中医的积极性！
中医学院是卫生部的直属单位，建议卫生部一定要抓好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卫生战线的流毒，明辨是非，拨乱反正。
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王雪苔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事例。
1967年10月11日，来自各省市的几十位热心于中医事业的中西医，在天津南开医院开了一个座谈会，纪念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批示九周年，讨论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这样的座谈会，竟被诬蔑为“中医黑会”，同这次座谈会有关的不少人被关、被打、被斗、被抄，有的甚至含冤而死。
1971年02月08日，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卫生部门一些负责同志时，指出在天津召开的那次中医座谈会是对的，是中央同意的。
从此以后，在天津才不敢明目张胆地搞所谓“中医黑会专案”了。
但是它的流毒至今未消，恶果至今未除，有些被害人还未得到平反昭雪。
象这样影响到全国的重大是非问题，如不彻底清理，必然影响中医政策的贯彻。
关幼波、姜超的发言：
为培养中医接班人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著名老中医关幼波说，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件事。
现在有的人不愿学中医，有的人学了中医以后也不愿搞中医，有的西医学了中医也不愿搞中西医结合。
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能发展中医队伍？
中西医的政治、物质待遇应该一律平等。
有贡献的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人员，也应该破格提拔。
关老说，我们既要很好地总结继承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也要学习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用它来帮助我们研究、整理中医药学。
因此，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有现代科学的新技术、新设备。
现在中医的物质条件较差，教学、科研、医疗机构的数量少，设备差，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
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北京中医学校校长姜超说，北京市仅有一所市属中医学校，从建校到现在二十多年，几次被迫停办，只办了三个中医专科班，毕业生一百三十名左右。
这些毕业生许多也未能学用一致。
例如，专一班1961年毕业生五十名，分配到某医院三十六名，一年以后，被动员私人开业，自找出路，到1963年底，走了三十三人。
有的迫于生计，弃医当了木工、瓦工。
西医学习中医班虽然办了八期，结业学员四百余人，但是对许多人的使用不合理。
这种不重视中医教育事业的状况，应当坚决改变。
姜超同志建议：
一、抓紧现有青年中医的基本功训练和基础课补习。
学习课程以中医四部经典著作为主，并指导临床实践，使之在四、五年内，成长为具有一定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
二、对已有十年左右临床经验的中年中医师，根据个人志愿和特长，择优录取一部分研究生或师资进修生，通过一到二年的培训，使之成为比较精通中医理论和有临床经验的高水平的中医骨干，或补充壮大中医院校的师资队伍；
三、部、局等各级领导要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建立或扩大中医院校和中医研究机构。
祝谌予、陈可冀的发言：
搞中西医结合不能抛弃中医理论
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著名老中医祝谌予说：
现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以西医的理论为标准，符合的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的就认为不对。
这是一种否定、抛弃中医理论的错误倾向。
中西医都是科学，都不能停止在现有水平上，都要发展、提高。
对中医理论要批判地接受，对西医理论也要批判地接受。
否定、抛弃中医理论，“废医存药”，中西医结合就会走向死胡同。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陈可冀说，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创造源于中西医，高于中西医的成果，绝不是办不到的，也绝不是和医学科学现代化相矛盾的。
但要真正做到，首先要把中医中药的学术精华继承下来，还要用现代医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予以整理和提高。
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为例，由于具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继承中医治疗急腹症的理论，采用了相应的治法，并充分应用现代科学的条件进行研究，使溃疡病急性穿孔、急性胰腺炎、胆总管结石急性发作、急性肠梗阻、急性阑尾炎及宫外孕的非手术率显著提高，减少了许多病人手术的痛苦。
这就是新医学新药学所要求的“新”，新就新在源于中西医，高于中西医。
有人认为搞医学科学现代化，就“顾不上中西医结合了”，这是错误的。
我认为，我们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现在才只是在祖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的表层捡到了点好东西，还远远没有把其中大量的宝藏真正发掘出来。
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不少是比较初级的，还没有真正融汇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把中西医结合的步子迈得大一些。

中日友好佳话
据《日本北海道新闻》报道，中国旅行社把日本小学生桥本斗志子在访问中国时丢失的照相机送归失主的消息，成为日中友好的又一佳话。
北海道北见市中央小学五年级学生桥本斗志子08月末从中国访问回国后，发现照相机不知在什么地方丢失了，由于朋友们看不到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她感到很颓丧，她想：
“中国那么远肯定找不到了。”
但是，出乎意料，访华团团长永井隆三先生突然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得知桥本的照相机已由中国旅行社送到了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
11月17日当斗志子手捧着失而复得的照相机时非常高兴。
她母亲说：
“由于照相机里装有回忆中国的照片，所以女儿对中国朋友的好意更加充满了感激之情。”
（新华社）

中罗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中国和罗马尼亚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9届会议议定书11月16日在布加勒斯特签字。
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中罗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外经部副部长石林。
代表罗马尼亚方面签字的是罗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罗马尼亚组主席、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副主席约·特里普萨。
罗共中央候补政治执委、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扬·乌尔苏16日接见了由石林副部长率领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

亚运会联合会执委会和理事会会议在曼谷举行
新华社曼谷电
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和理事会，分别于11月14日和15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
亚运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威·尊拉赛主持了这两个会议。
在理事会会议上，孟加拉国被接纳为亚运会联合会成员。
会上还通过了几项决议。
来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亚运会联合会成员的代表和中国代表朱仄出席了这两个会议。

努伊拉总理接见新华社代表团
据新华社突尼斯电
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11月20日在谈到中东问题时重申，突尼斯的政策是，我们反对任何人干涉他国内政，因此，我们要求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根据阿拉伯人民的最高利益来制定阿拉伯政策。
努伊拉总理是在接见新华社副社长刘敬之率领的新华社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努伊拉总理在谈话中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和突尼斯的友好关系。
突尼斯非洲通讯社社长马哈茂德·特里基和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崔健接见时在座。
由刘敬之副社长率领的新华通讯社代表团结束了对突尼斯的十一天友好访问，11月22日中午离开突尼斯前往巴基斯坦。

卡拉卡什议长盛宴欢迎乌兰夫副委员长
乌兰夫副委员长拜会土耳其两院议长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3日电
土耳其国民议会议长贾希特·卡拉卡什和夫人23日在议会大厦举行盛大晚宴，欢迎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夫人。
卡拉卡什议长在讲话中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通过乌兰夫副委员长的访问，将把土耳其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卡拉卡什议长还说，发展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对双方都会是有益的，因为两国在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的道路上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主张国际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说：
“土耳其决心同邻国以及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展关系，决心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土耳其人民希望地中海和我们这一地区不要成为利害角逐的场所，而要成为一个和平的、权利平等的、繁荣的、团结的和互相尊重的地区。”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一个伟大的国家。
土耳其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
土耳其人民有着长期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
“现在，土耳其政府和人民正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威胁、建设自己国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不断取得成就。
对此，我们表示钦佩和赞赏。”
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他强调：
“我们坚决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它们向别国发号施令，任意践踏别国的主权和尊严。
我们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正义斗争。
中国现在不是超级大国，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做欺压别人的超级大国。
我们愿意和亚洲、非洲、拉美、欧洲以及全世界人民永远和平友好相处。”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追述了中、土两国人民长期的传统友谊之后说：
“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我们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表示坚信，
“中土友谊有着牢固的基础，必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3日电
乌兰夫副委员长今天下午前往议会大厦分别拜会了国民议会议长贾希特·卡拉卡什和参议院议长瑟勒·阿塔莱，并转达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他们访问中国的邀请。
卡拉卡什议长说：
“副委员长的访问一定会把两国已经存在的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他还说：
“我们两国虽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土耳其更加需要维护和平。”
“土耳其十分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
阿塔莱议长说：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
他指出，乌兰夫副委员长的访问，第1次提供了两国领导人接触的机会。
他还说，通过这次访问，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无疑会进一步发展。
乌兰夫副委员长还分别参观了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会议厅，受到了正在那里开会的两院议员的热烈鼓掌欢迎。
乌兰夫副委员长夫人云丽文拜会了卡拉卡什议长夫人。
晚上，卡拉卡什议长回访了乌兰夫副委员长。
当天下午，乌兰夫副委员长向土耳其共和国第1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墓献了花圈。
他在留言簿上写道：
“向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穆斯塔法·凯末尔致敬。
希望中国人民和土耳其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同特大洪水作顽强斗争
柬埔寨人民积极抗灾努力夺取农业丰收
新华社北京电
金边消息：
柬埔寨人民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努力夺取农业的丰收。
08月间，柬埔寨各地连日暴雨，洪水淹没了大片稻田。
洪水退后，各地农民奋战赶插秧苗。
但不久，湄公河上游洪水泛滥，使处于湄公河中下游的柬埔寨再次遭受水患。
柬埔寨人民面临这场严重自然灾害，没有低头。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克服困难。
党的各级干部同人民患难与共，带领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洪水下退以后，柬埔寨各地农民抓紧插秧，并且提出“变水灾地为稻谷田”的口号，积极扩大插秧面积。
贡布省按计划在五万一千公顷稻田里插完了秧，茶胶省各地的合作社完成了计划内的四万五千公顷稻田的插秧任务，准备再多插一万二千五百公顷水稻。
西南大区去年种植水稻二十万公顷，今年扩大到二十四万公顷。
北部大区去年种植水稻八万公顷，今年扩大到十万公顷。
柬埔寨各地农业合作社为了夺取丰收，采取了种种措施。
中部大区占卡勒县改进播种方法，节约了稻种，秧苗长得又粗又壮。
西北大区蒙哥比里县加强田间管理，加固水库，维修排灌系统，并注意消灭病虫害。
磅清扬省各地合作社给稻田多施基肥，已给稻田追施自然肥二十万吨。
柬埔寨革命军积极参加了抢险救灾。
他们同灾区人民一起，修复被洪水冲坏的道路和桥梁。
一些部队还积极参加生产。
驻守在贡布县的革命军已插秧一万公顷。
为了夺回水灾造成的损失，他们扩种了二千五百公顷晚稻。
各机关、工厂和学校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想方设法搞好本单位的农副业生产基地。
达克茂轮胎厂种植水稻三十公顷，养猪一百多头，养鸡五百多只。
金边市第二电厂养猪一千多头，种植水稻二百公顷，生产的粮食预计可达本厂职工和家属口粮总数的一半。
（附图片）
柬埔寨积极兴修水利工程，增强抗灾能力。
图为柬埔寨农村抽水灌溉系统。
新华社发

我向中非帝国赠送一批农机
博卡萨皇帝出席移交仪式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班吉消息：
11月16日，在中非帝国首都班吉贝朗戈宫广场上举行了中国向中非帝国赠送一批农业机械的移交仪式。
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出席了移交仪式。
在移交仪式上，中国驻中非帝国大使李石把农机清单交给了博卡萨皇帝。
李石大使和中非帝国农业大臣阿卜杜勒先后讲话。
仪式之后，博卡萨皇帝在李石大使陪同下观看了中国赠送的农业机械。
中非帝国首相亨利·迈杜、第2副首相约瑟夫·波托洛以及政府和宫廷其他成员也出席了仪式。

日本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病逝
新华社东京11月24日电
日本著名的女子排球队教练、前参议院议员大松博文，24日凌晨因心机梗塞在日本冈山县病逝。
大松博文从1959年起担任日本纺织公司贝塚排球队教练。
1962年以贝塚排球队为主组成的日本队在世界排球锦标赛中获得女排冠军。
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上又获得金牌。
这支经大松博文训练的日本女子排球队当时曾闻名于全世界。
1965年04月，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曾到中国指导过中国女排的训练。

王震副总理途经贝尔格莱德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1月24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后，回国途中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停留一天，并于11月24日上午离开。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伊沃·马尔甘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前往机场迎送。
马尔甘副主席11月23日设午宴招待了王震副总理一行。

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宴请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仰光11月22日电
缅甸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一致强调巩固和发展两国友谊。
缅甸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觉廷今天晚上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缅举行宴会。
他在宴会上讲话时说：
“缅中两国领导人奉行了巩固和发展两国友谊的政策，我们必须继续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好和密切的关系。”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
“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须代代相传，因为这一友谊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亚洲人民团结反霸的斗争。”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出席宴会的有：
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陆军）埃哥，副总参谋长
（海军）漆兰，副总参谋长（空军）苏普鲁和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也出席了宴会。
今天，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拜会了吴貌貌卡总理和觉廷总参谋长。
新华社仰光11月21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缅甸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觉廷的邀请，11月21日晚到达仰光，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军事代表团第1次访问缅甸，是对以觉廷总参谋长今年06月访华的回访。
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有：
觉廷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陆军）埃哥准将，副总参谋长（海军）漆兰准将，副总参谋长（空军）苏普鲁准将和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金色纤维创新途
南亚地区种植黄麻的历史已经很久。
不过早先人们只是把它种在园子里，拿它的嫩叶当蔬菜吃或作药物用。
至今孟加拉国人民仍有这个习惯。
后来，人们知道了黄麻纤维的用途，开始大规模种植。
早在十六世纪末，孟加拉就出现了麻袋布的贸易。
由于气候适宜，种植得法，孟加拉国的黄麻向来以质地优良闻名于世，被称为金色的纤维。
每年初秋，黄麻收割完毕，经过沤泡、剥制，晾晒在田埂上、道路旁，使大地一片金黄，蔚为壮观。
孟加拉国拥有七十六家现代化的黄麻厂，两万五千多台织机。
全国的黄麻种植面积达二百万英亩，有三百五十万人从事黄麻种植，二百一十万人在黄麻工业就业，并有十万人专门从事黄麻贸易。
孟加拉国的黄麻和黄麻产品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首屈一指。
它是孟加拉国人民的骄傲，是孟加拉国一项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在孟加拉国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世界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发展，人造纤维大量涌现，黄麻传统产品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黄麻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孟加拉国政府正在通过推广优良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和生产工艺，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巩固和扩大黄麻传统产品的市场，同时积极开辟黄麻的新用途。
在这方面，科学研究工作起着先锋和关键的作用。
座落在达卡市内具有悠久历史的孟加拉国黄麻研究所，集中了四十多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和一千名工作人员，从育种到黄麻制品，分门别类地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
它拥有的三百英亩试验田，散布在全国各地。
这个研究所最近培育成功了一种名为克纳勃的高产黄麻新品种。
它的产量平均每英亩达两吨半，而目前一般品种的平均产量每英亩只有六百多公斤。
新品种需要的肥料较少，可以在其它作物不易生长的地方种植。
现在正计划尽快在全国推广，并进一步研究提高它的纤维质量。
这个研究所在1968年就开始黄麻软化的研究，几年前已经制成功了一种黄麻软化剂。
黄麻经过软化加工处理后变得细如发丝，光滑柔软。
由于孟加拉国基本上既不种植棉花又不出产羊毛，这项研究成果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已经可以用黄麻制成毛线、毛衣、布料、衣服、毯子等多种产品。
人们把这叫做麻织品的棉花化和羊毛化。
科学研究的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带来了孟加拉国黄麻业的新繁荣。
达卡、吉大港、库尔纳和杰索尔等地的一些黄麻厂，在生产过程中都使用黄麻软化剂。
这些厂都在日夜开工。
世界上最大的黄麻厂——阿达姆吉黄麻厂是以生产麻袋、麻布、麻绳等传统的黄麻产品为主的工厂，近年来连年增产，产品质量都有所提高，品种也不断增加。
吉大港的阿明黄麻厂则是以生产地毯为主的工厂。
这个厂出产的黄麻地毯设计新颖，色彩鲜艳，品种繁多，质地柔软，与毛织地毯几无二致，其价格却只有同类毛织品的十分之一，在国内外市场上很受欢迎。
在开辟黄麻新用途的努力中，孟加拉国政府还注意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
达卡市郊区的孟加拉黄麻塑料工厂，是七年前根据孟加拉国政府和加拿大一家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研究以黄麻代替玻璃纤维，用聚乙烯塑料作为粘合剂，生产新产品。
在这个厂的院子里，摆满了由黄麻和塑料制成的粮仓、水塔、油罐、船只、车身以及各种家具和建筑材料等。
这些产品都具有经济实用、轻便坚固的特点。
它们有的是以麻布做衬底或以黄麻秆的细末做填料，外面喷上塑料；
有的则是由黄麻纤维和塑料混合制成。
在一个车间里，工人们把几层压紧了的麻布铺在模型上，然后喷上塑料，半个小时后就干燥、硬化。
有的建筑材料甚至可以代替钢材，而成本却只有进口钢材的四分之一，每年可以节省大量的外汇。
运输一所四间教室的学校的全部建筑材料，只需两辆载重五吨的卡车，而且在四天之内就可以组装完成。
经过孟加拉国建筑研究所的鉴定和认可，已经在孟加拉国的南部地区用这种材料建成了四十所这样的学校。
这个工厂并且已经接受了新建的达卡国际机场部分建筑材料的订货。
孟加拉国政府对这项试验十分重视，准备大规模地投入生产。
在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近年来孟加拉国的黄麻业不断地有所发展。
1977年至1978年度的原麻产量比上一年度又有增加，黄麻产品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
黄麻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价值则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三十。
孟加拉国的黄麻业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而黄麻产品的新途径又正在开辟。
这“金色的纤维”的前程将更加金光灿烂。
（附图片）
本报记者
李云飞
图为孟加拉国的黄麻地

伊朗首相爱资哈里获众议院信任票
英报指出勃列日涅夫谈话是为苏干涉伊朗作准备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22日电
据伊朗电台广播，伊朗首相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今天获得了众议院的信任票。
众议院是在对爱资哈里首相提出的政府六点施政纲领进行辩论后投票的。
投票结果是一百九十六票赞成，二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
据伊朗电台报道，爱资哈里首相18日向议会提出了政府的六点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
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在全国恢复安全、平静和秩序；
同贪污进行坚决斗争；
筹集和保证粮食、燃料等人民生活必需品；
使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福利和服务事业正常进行；
在对外政策上，执行独立的民族政策，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同所有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和互利的基础上合作。
伊朗电台昨天广播说，伊朗石油工业罢工的工人20日已全部复工。
另据报道，首都德黑兰和一些省份的罢工和群众示威仍在继续进行中。
新华社伦敦11月23日电
《泰晤士报》11月20日就勃列日涅夫最近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伊朗内政一事发表社论指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谈话“是为苏联假借保护伊朗主权的名义进行干涉作准备”。
社论说：
“只要可能，俄国人一向喜欢装扮成很善良的样子，宣扬他们的政策是有原则性的和始终如一的，特别是当他们的原则不大可能受到实践检验的时候尤其如此。
嘴上表示他们反对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赞成联合国宪章，不花他们一文钱。
这些话把他们放在善良人的一边，同时含有美国尽干坏事的意思。
如果走运，这些话甚至可以使他们得到制止美国干涉的美名。
如果对勃列日涅夫的话作最坏的解释，那就可以把这些话看作是为苏联假借保护伊朗主权的名义进行干涉作准备。”
社论指出：
“更直接地，俄国人大概是在开始为他们同伊朗新政权打交道准备基础。
他们期望它是反美的，所以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摆出一副保护伊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样子，赢得一些信任。”
社论认为，勃列日涅夫发表这样的谈话，还同伊朗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因为“波斯湾和通向印度洋的直接通道在战略上（对俄国人）的引诱力一定是巨大的。
阿富汗政变使他们的影响进一步南移，因此他们感到如果有可能，就情不自禁地要再向南走一步”。
社论还说，苏联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伊朗内政，也是因为它想“获得参加任何与伊朗有关的外交活动的权利”。
“俄国人对他们被排挤出中东的外交活动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也许把伊朗危机看作是他们在首脑谈判桌上重新获得席位的机会”。

军备竞赛的组成部分
美国总统卡特最近签署了一项加强民防工作的指令，决定今后五年内增加民防费用。
美国采取这个引人注目的步骤，是和当前苏美军备竞赛的加剧分不开的。
民防，本来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广大中小国家搞民防，是为了加强防御，抵抗侵略。
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搞“民防”，则是和扩军备战密切相关的。
它们都计划通过加强“民防”工作，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存自己，制胜对手。
因此，超级大国的“民防”，实际上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取得军事优势的一种手段。
长期以来，苏联一面加紧扩军备战，一面又在“民防”中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据报道，苏联一年的“民防”费用达二十亿美元，专门从事民防工作的有十多万人，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对付核战争的民防系统。
它一手磨刀霍霍，准备杀人；
一手紧执盾牌，应付反击。
苏联的“民防”正是它准备新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十分清楚的。
苏联“民防”的优势引起美国的忧虑。
据美国报刊说，美国政府这次加强“民防”工作的决定，是经过一年之久的研究后作出的，反映了美国“对苏联民防工作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日益感到不安的心情”。
因为美国的“民防”工作较之苏联是相形见绌的，去年的开支只有约九千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最近写道，十多年来美国“忽视民防在战略力量对比中所起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美国决定加强“民防”，是为了“克服美国战略态势上存在的缺陷”。
苏美两家在“民防”工作上你追我赶，无非是使自己在一场新的大战中更占优势。
他们口头上高唱“改善”两国关系，“缓和”，“裁军”，实际上人们又那里看到什么“缓和”的影子呢？

列支敦士登正式加入欧洲委员会
列支敦士登11月23日正式加入欧洲委员会，成为这个组织的第21名成员国。
列支敦士登是欧洲中部位于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一个独立的公国，人口为二万五千人。

卡斯特罗宣布将释放三千政治犯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22日在哈瓦那宣布，古巴政府打算释放约三千名政治犯，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让他们去美国的话。
古巴当局的这个打算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迎”。

磨　刀　 杨　健

埃及报纸谴责苏联支持以色列
卡特就埃以和谈问题打电话给萨达特
新华社开罗11月22日电
埃及《金字塔报》11月22日发表社论，谴责苏联支持以色列。
社论说，苏联现已邀请一个包括一些议员在内的以色列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件事发生在苏联和以色列中断外交关系十一年以后。
社论说，苏联一直给以色列强大的支持，使它得以生存。
社论在谈到埃及在同苏联打交道中所取得的惨痛经验时说：
“在同埃及友好的面纱下，莫斯科一直企图渗透到埃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它的意志和监护强加给埃及人民。
然而，当埃及一从这种监护下解放出来，苏联的目的就完全暴露了。
埃及由于苏联‘朋友’企图实行各种经济封锁、堵绝埃及为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目标所走的道路而遭受损失。”
新华社开罗11月23日电
据开罗报纸今天报道，埃及总理哈利勒对报界说，为了打破埃以和谈僵局，美国总统卡特11月22日晚上打电话给萨达特总统。
哈利勒说，萨达特向卡特介绍了埃及的观点，并坚决表示，中东问题只能全面解决，不能单独解决，戴维营协议条款要实施。
哈利勒说：
“我们主张谈判要继续下去。
这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方面。
我们还主张通过缔结条约来实施戴维营协议。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留到将来解决，因为留到将来就不意味着有和平。”
哈利勒还说，埃及的立场是：
和约的条文应该是明确的和毫不含糊的。

墨西哥拘捕一艘古巴渔船
墨西哥海军11月07日拘捕了在墨西哥领海内非法捕鱼的古巴加工船“埃尔莫隆”号。
墨西哥渔业界人士纷纷谴责古巴渔船的海盗行径，要求拘捕在墨西哥领海和承袭海内非法作业的其它古巴渔船。

巴拿马和罗马尼亚签订文教协定
巴拿马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近在巴拿马城签订了1979年至1981年两国教育、文化和科学合作协定。

斯里兰卡劳动人民党发表声明
苏越条约对东南亚和亚洲是严重威胁
葡《共产党人》指出苏越条约的目的是建立侵略联盟
新华社科伦坡11月24日电
斯里兰卡劳动人民党最近发表声明指出，苏越条约是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南亚人民的严重威胁。
声明说：
“在越南发生的变化是一大悲剧。
越南人民为获得民族独立进行了三十多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然而，“这一独立已被越南统治集团出卖，为另一个更加恶劣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服务”。
声明说：
“越南统治集团完全无视越南人民的真正愿望，把越南变成了傀儡，为扮演印度支那次霸权主义者的角色，与苏联结成了邪恶的联盟。”
声明说：
“目前，越南统治集团正在对柬埔寨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如果在柬埔寨得逞，他们势必将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
新华社里斯本11月23日电
葡萄牙
（马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最近发表文章指出，苏越条约的目的是要
“建立一个直接威胁东南亚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侵略性联盟”。
文章说：
“直接受到这项苏越条约威胁的国家是民主柬埔寨。
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越南和苏联，正在向柬埔寨发动侵略。
近几周以来，苏联和越南策划的新的侵略（阴谋）正引起世界的警觉。”
苏越“签订的这一条约，是为了确保他们在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合作”。
文章说：
“俄国和越南迫不急待地选择柬埔寨作为其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目标，并非是偶然的。
因为民主柬埔寨在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她是苏联在这一地区进行扩张的主要障碍”。
“今天，苏联正在东南亚发动的攻势，直接威胁着这一地区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文章最后说：
“尽管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野心很大，但是，各国人民为国家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据新华社里斯本11月22日电
葡萄牙《新闻日报》11月22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苏越条约是为反华和为苏联向东南亚扩张服务的。
文章说：
“莫斯科没有达到其阻止中日签订和平条约的目的，因而，它正加紧同属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拉关系。
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亚洲这块地方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重要。”
文章强调指出，苏联和越南霸权主义者吞并柬埔寨的野心有增无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控制马六甲海峡，以便自由地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
文章最后说，现在，“克里姆林宫正渴望收到‘条约的成果’，并通过它的
‘亚洲的古巴’来为其在世界这一端的霸权主义目的服务”。

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拉巴斯消息：
玻利维亚武装部队今天发动政变，推翻了胡安·佩雷达的政府。
这是由陆军司令戴维·帕迪利亚签署的一项公报宣布的。
公报说，武装部队决定完全控制政权，新政府的第1个行动将是举行选举，当选总统将于1979年08月06日就职。
公报说，武装部队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避免全国冲突”。
胡安·佩雷达是今年07月21日发动政变就任总统的。
他在11月15日曾宣布，在1980年以前，玻利维亚将不举行选举。
这一决定遭到玻利维亚的主要反对派联盟人民民主联盟的反对，要求1979年举行选举，并计划在24日举行游行。
这次政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据报道，人民民主联盟领导人前总统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表示支持这次政变。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及其主席罗斯托认为：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走向战争的步骤
美国军事首脑承认苏美达成协议也不能限制双方军备竞赛
本报讯
美国《保守文摘》11月份一期刊登的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的文章，认为“今天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提出的论点，同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以及其他限制武器的安排和削减武器的安排所提出来的论点是一样的。”
而“华盛顿海军条约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直接导致珍珠港事件。”
他说，“第1次世界大战后的限制武器协议并没有能制止第2次世界大战。
我应该进一步说，我认为，这些协议促使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罗斯托接着指出，“尽管有着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们到处都听到说，现在正处在谈判最后阶段的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在‘政治上起稳定作用’，如果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垮台，或者如果参议院不通过可能出现的条约，就会‘结束缓和的状态’，“恢复冷战，增加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危险”。
他认为，“这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事实是，冷战还没有结束。
相反的，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了。
苏联进行威胁和刺探的规模大得多了。”
罗斯托列举事实证明，当美国拥有压倒的核优势时，美国就不断受到苏联发动的一系列进逼，如1962年苏联把核导弹运进古巴。
他说，“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核优势再也不象在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明显了；
实际上，已经由优势变为不相上下。
“核优势的差距的缩小损坏了我们的地位。
从越南战争以来，我们的核地位已经从不相上下滑到劣势的边缘。”
罗斯托最后指出，现在美国“政府那样卖力向全国推销的那种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不是一个走向缓和或者走向和平的步骤，而是一个只会导致苏联施加更大压力和更加冒险的绥靖行动。”
“这是一个走向战争的步骤，而不是走向和平的步骤。”
据新华社北京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项长达几万字的研究报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先进程度及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苏联的防务需要。
苏联的这种扩军活动表明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挑战的实质是进攻性的，也表明它相信，使用军事力量仍然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可靠手段。”
报告说，在苏联看来，“战争是外交的延续：
核优势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
苏联必须准备打一场战争，经受住战争，并赢得战争”。
“为了保持并增强其扩张的势头，苏联力图在军事力量的每一个方面，既在数量上，也在技术性能方面，超过美国及其盟国。”
报告接着谈到，“多年来，苏联政策的一个首要的战略目标就一直是控制西欧”，并以此来迫使中国和日本就范。
报告还指出，中东是苏联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他们相信，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的空域、海上通道和石油，就有了称霸欧洲、非洲和大部分亚洲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武器”。
据新华社北京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在最近发表的一次谈话中承认：
苏美之间的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解决（双方在军备竞赛方面的）基本问题”；
即使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苏联人也将能够继续更新他们的（战略）力量，而我们也将如此”。
琼斯说，尽管苏联存在着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了”美国，而且，“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削减的迹象”。
在这之前，美国陆军参谋长罗杰斯在10月17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即使是美苏之间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美国为了同苏联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也必须继续保持高额的军费开支。

英汽车工人罢工胜利结束
罢工两个月的英国美资福特汽车公司五万七千名工人在取得了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六点五的胜利以后决定结束罢工，这是在11月22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决定的。

西欧共同体与经互会谈判
欧洲经济共同体与经互会22日下午在布鲁塞尔开始举行谈判。
在过去进行的几次谈判中，经互会方面要求协定主要应是贸易性的，而共同体方面则认为经互会并不拥有签订贸易协定的职能，共同体只能同经互会各个成员国分别讨论和签订单独的贸易协定。
由于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几次谈判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