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内蒙古正镶白旗在草原建设中，重视抓水利建设，全旗已打机井七十多眼，筒井二千多眼，解决了人畜用水。
这是巴音宝力格公社潮格温都尔大队用喷灌机喷灌草库伦。
　新华社记者　白斯古郎摄
下图：
内蒙古正蓝旗上都河公社围建的草库伦已达十一万多亩，饲养的牲畜总头数比公社化前增长二点五倍。
　新华社记者摄

坚持因地制宜不要生搬硬套
——四川省大邑县学大寨的经验与教训
编者按：
大邑县学大寨走过一段弯路，先是生搬硬套大寨某些具体做法，结果损害了生产，脱离了群众。
“吃一堑，长一智”。
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端正领导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改为因地制宜学大寨的根本经验，群众拥护，收效很好。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要全力学习和推广周总理所总结的大寨的根本经验。
至于大寨的一些具体做法，因各地条件不同，绝对不能生搬硬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对待农业学大寨问题上，同样要“思想再解放一点”，打破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框框，坚持辩证法，防止片面性：
不要因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物质利益，强调以粮为纲而忽视多种经营，强调大集体而忽视小自由，强调统一计划和行政领导而忽视生产队自主权。
否则，脱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和群众的觉悟水平，违背经济规律，必然造成恶果。
这样的经验教训应引以为戒。
我们提倡大邑县的做法：
结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认真检查学大寨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健康发展。
大邑县位于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西部边缘，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广阔前景。
但是，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县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六、七百斤，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减少，社员甚至要靠贷粮、贷款过活。
粉碎“四人帮”后，这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全县粮食总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的幅度，两年跨出了两大步，平均亩产一年过《纲要》，两年超千斤；
林、牧、副、渔各业也有较快发展。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前几年，大邑县委和县革委会曾先后多次组织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但取得的成绩很小，有些方面甚至倒退了。
1968年，县革委会组织大批干部到大寨参观，回来后，错误地把大寨的某些具体做法当作根本经验，说什么“这先进那先进，大寨式评工记分最先进”；
“这好办那好办，搞了大队核算就好办”。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在全县强行推广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并强迫一部分社队实行大队核算；
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遭到破坏，评“政治工分”和“大概式工分”代替了党的按劳分配政策，造成“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混乱局面。
结果，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生产下降，集体越来越穷，社员家底越来越空；
对国家贡献逐年减少，靠国家贷粮贷款的社队不断增多。
以后几年，县委又带领干部到大寨、昔阳等地取经，由于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仍然没有很好地理解，参观回来后，又依样画葫芦，照搬大寨“削平馒头山，建造小江南”的经验，集中全县的机关干部和领导力量，大搞什么“劈山造田”的样板。
当时，大邑县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高，而增产潜力很大。
但县委不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兴师动众干了半年，结果半途而废，浪费了大量劳力和钱粮。
有的社队还生搬硬套取消自留地、集市贸易，限制社员家庭饲养家禽家畜，结果，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都造成较大的损害。
群众气愤地说：
“不看当地实际情况胡乱搞，这样学大寨越学越没有饭吃！”
怎样才算真学大寨？
大邑县委回顾了本县学大寨的历程，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大寨的根本经验是敬爱的周总理所指出的“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要真学大寨，就必须下功夫学好这条根本经验。
对于大寨的一些具体做法，必须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
认识统一后，大邑县委针对学大寨中存在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大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使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在大邑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切实转变领导作风，狠抓后进社队的转化
大邑县委认为，真学大寨就要发扬革命精神，转变干部作风，敢于打硬仗，摸老虎屁股，到后进社队去做转化工作。
这个县原来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大队、生产队，粮食亩产比先进单位低二、三百斤，有的差得更多。
过去，县委一提起这些落后队，就认为
“难打整”，怕去抓。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领导成员联系过去下乡专往好队跑，蹲点先把高产找，作风漂浮，怕苦怕累的现象，开展“三查三破三立”活动：
查革命斗志，破无所作为思想，树立改变大邑山河的雄心壮志；
查革命干劲，破懦夫懒汉世界观，树立知难而进打硬仗的思想；
查工作作风，破只说不干的坏习气，树立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优良作风。
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县委书记陈庆福和副书记罗同春，分别带头到有名的“老大难”大队蹲点。
在县委领导干部带动下，各级领导纷纷搬铺盖下队，狠抓后进。
去年以来，县、区、社一千三百七十多名下队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蹲在后进队，同这些队的干部、社员共同努力改变后进面貌，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后进队发生了好的变化。
用党的政策调动千军
万马，改变耕作粗放旧习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横遭破坏，广大社员、干部的积极性大受挫伤，许多社队播种撒“满天星”，既不施底肥，也不中耕，结果苗废草长，野草丛生。
为了鼓励社员精耕细作，县委在全县坚决恢复了过去行之有效的劳动定额管理，在各社队普遍建立田间作业组和
“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对作业组和社员个人实行必要的奖惩。
近两年来，各社队的劳动出勤率、劳动工效普遍提高，农活质量有了保证。
今年全县十六万多亩小麦，加强了田间管理，由去年平均亩产二百九十多斤增加到四百六十多斤；
三十三万亩中稻，由前年平均亩产五百九十多斤，上升到七百六十斤。
　
各种科学种田的新技术在大邑广泛使用。
许多从外县来的同志，看到大邑社员一丝不苟地栽秧、种麦的情景，感动地说：
“真比绣花还认真、细致！”
讲求实效，不图形式，因地制宜，苦干实干
真学大寨，就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大邑县有水田三十五万多亩、旱地十万多亩，分散在平原、丘陵和山区。
面对各种不同情况，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应该怎样进行？
县委从长期实践中认识到，过去盲目地进行虚张声势的大会战，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一刀切”，都是不对的。
正确的方针是根据大邑县山、丘、坝的不同特点，制定全县的长远规划和各地的具体规划，并从当前生产的需要出发，确立全县当年的主攻方向。
近两年来，他们在粮食主要产区的平原地带，首先集中劳力开排洪渠和深挖毛渠，治理耕地的“水肿病”，降低地下水位；
在干旱少雨的丘陵地带，首先发动群众大搞“投资小、花力少、见效快”的小型水利加喷灌，加速实现旱地水利化；
在交通不便的高山区，首先组织力量修筑公路，尽快地把大批劳力从长年的肩挑背驮中解放出来。
平原无水害的社队，则从实际出发，大搞深耕改土，建设“吨粮田”；
山区、丘陵地区，结合修路找水和植树造林，有计划地开发小水电。
全县实行“山、水、田、林、路、电”综合治理。
县委还强调各地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1，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做到考虑长远，立足当前，先易后难，当年增产；
第2，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不搞形式，讲求实际；
第3，既要大干，又要注意政策，既要教育干部群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执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
第4，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力求每战必胜。
由于方向明确，措施有力，近两年来，平原、丘陵、山区各个农田基本建设项目，都取得了好成绩，受益面积超过前几年的总和，为今年农业持续大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曹光晖

实行定额管理施工效率高进度快
临西县今冬县办农田基建工程，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比去冬工效提高一倍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2日电
河北省临西县在今年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认真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出现了劳动效率高，工程进度快的喜人局面。
一位正在工地参加劳动的县委负责同志兴奋地对记者说，往年冬季施工的县办工程一般要上一万五千人左右，今年只要七千人就够了，这是落实党的政策，实行“五定”为内容的定额管理的结果。
“五定”是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定补助粮款、定施工期限。
具体做法是：
把施工任务、施工标准、应得工分、应得补助粮款和施工期限具体定到公社、大队、作业组，一次落实，工完兑现。
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或达不到质量标准重新返工的，不再予以补助。
干部和社员普遍反映，这个办法好。
他们说，现在有劲使得上了！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影响，这个县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
有的社队为了体现“突出政治”，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做表面文章和摆花架子上，强调工地上要红旗招展，大批判专栏要连成一片。
有的公社一说大干，就提出“男女老少齐参战”，大搞人海战术，出现了干多干少一样记工，干好干坏一样“吃大锅饭”。
结果，不仅影响了农田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临西县有些公社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试行“五定”为内容的定额管理，大大提高了工效，缩短了工期。
但多数社队心有余悸，不敢推广“五定”的经验，仍旧照搬老一套。
今年，临西县县委组织社队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华主席关于解放思想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回顾几年来组织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大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充分认识到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消除形式主义和平均主义，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的重要性。
全县普遍推广了“五定”的管理方法。
这个县的水波公社过去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社员们很憋气，工程进度总是落在别的单位后边。
实行“五定”以后，社员们干劲倍增，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
今年秋后，全县抽调四百多民工扩挖一条四十多里长的大排灌渠，原计划六十五天完成，头十天就完成总任务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每天完成的土方量比去年同期提高一倍。

恢复单船奖励修船又快又好
上海船厂提前六天修复远洋货轮“向阳”号
本报讯
上海船厂恢复单船奖励制度，生产大见成效。
08月中旬，这个厂只用八天时间就修好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向阳”号，比协议修期提前六天。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协议规定，给予上海船厂二千五百四十五元八角的提前修期费。
上海船厂从中提取四百二十五元，奖给有贡献的工人。
上海船厂接受这一修理任务时，与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工程协议书。
协议中规定，提前修复一天，由分公司拿出修船费的百分之一奖给厂里；
迟交一天，船厂则扣还修船费的百分之一给上海分公司。
为了迅速抢修这艘货轮，工人们全力以赴投入紧张战斗。
搭架与拆铆、装配与电焊等工种之间，树立“一盘棋”思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班组之间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你追我赶，齐争上游，工程进度一再加快。
在船员积极配合下，广大修船工人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精心施工，一丝不苟。
经过修理，不仅外表平整、焊缝光洁，而且内部构架挺刮、整齐，尺寸误差全部达到质量标准。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船厂与海运局等单位，曾实行过这一制度。
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被迫废除。
这次恢复后，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大家算了一笔帐：
“向阳”轮停航一天成本为四千五百元，修期提前六天，共节约二万七千元，给船厂的奖励，仅相当于半天的停航费。
拿出一笔金额奖给工人，虽然数目不大，却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利国又利民。

提高施工效率　节省社队劳力
山东省各种农业机械投入农田基建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2日电
入冬以来，山东省各地的拖拉机、推土机、铲运机和半自动翻斗车等农业机械，纷纷开赴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
据山东省农机局统计，到11月中旬，全省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农业机械已达二万六千多台，总动力超过三十五万马力，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
进行机械化施工，既提高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率，又为农村社、队节省了大批劳动力。
据有关部门调查：
一台打眼机打一米深的炮眼只需三分钟，与人工打眼相比，提高工效三十倍；
一台大马力推土机一天所完成的工作量，超过一百多个人工所完成的工作量。
目前，全省约有一千台推土机和带有推土平地装置的拖拉机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仅此一项，就可节省十多万名劳动力。
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烟台地区，冬季铺开的农田水利工程本来需要民工一百五十万人，由于投入了九千多台农业机械，今年上阵的人数减少了三十万人。
昌潍地区在潍河流域、弥河流域和平度县等三个会战区投入了三千四百多台农业机械，这些机械承担了百分之三十的工程量。
这个地区的诸城县投入了六百多台拖拉机、九部推土机和十七部推土铲，并且认真抓了劳动力、机械的定额管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阵劳动力虽然减少了三分之一，工效却提高了一倍左右。

沪郊苏浙川超额完成棉花收购计划
慈溪平湖镇海一批妇女植棉组棉田，皮棉亩产达到二百斤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我国南方棉产区丰收喜讯频传。
最近，本社记者分别从上海、南京、杭州、成都发来报道说，截至本月20日，上海市郊和江苏、浙江、四川三省都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
今年上海郊区棉花普遍增产，已交售皮棉二百一十八万担，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三十六，平均每亩交售皮棉一百五十多斤。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为此给他们发电报表示祝贺。
上海郊区十个县，县县亩售皮棉超过了一百斤。
其中，全国棉花高产单位南汇县的二十万八千亩棉田，平均每亩交售皮棉一百八十七点二斤。
全郊区有八个公社、一百五十五个大队、一千七百二十八个生产队和两个国营农场平均每亩交售皮棉超过二百斤。
今年棉花质量好也是历史上少见的。
江苏省今年的棉花大幅度大面积增产。
全省已收购新棉八百二十五万多担。
比去年同期多收了五百多万担。
由于新棉质量好，国家又提高了收购价格，每担皮棉平均要比去年增加近二十元。
仅此一项，全省棉农每人平均就可比去年增加收入六元多。
江苏省南通地区今年棉花亩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地区的启东县，棉花总产量已超过一百万担。
连年高产稳产的盐城地区今年是第4年皮棉亩产超百斤。
素来植棉不多的镇江地区，努力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今年皮棉总产增加一倍半。
浙江是我国第1个皮棉亩产上百斤的省。
今年，全省八个重点产棉县，县县增产，平均亩产皮棉都超过一百斤。
全省皮棉收购已超额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完成国家计划。
在今年夺取棉花丰收的过程中，浙江全省棉区妇女广泛开展了“三八银花赛”活动，六千九百多个妇女植棉组管理的棉田，亩产皮棉普遍高于当地社队水平。
慈溪、平湖、镇海等地一批妇女植棉组的棉田，皮棉亩产已达到二百斤以上。
四川省已超额百分之十三点七完成棉花收购任务。
为了提高农民种棉花的积极性，今年四川各产棉县认真执行优质优价政策和奖售政策。
据金堂县二十个收购站粗略统计，今年由于分级交售，优质优价，生产队多收入四万多元。
国家多得优质棉四十一万多斤。

鞍钢实行单项奖取得好效果
促进了高产、优质、低消耗
据新华社沈阳电
本社记者吴世杰报道：
鞍钢广大职工普遍反映，鞍钢实行必要的单项奖，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增产节约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今年03月，鞍钢在部分单位实行了延长炉龄奖、旧耐火砖回收利用奖、提高钢锭温度奖和回收小铁奖。
八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实行这些必要的单项奖，对于促进高产、优质、低消耗，作用大，见效快。
鞍钢两个初轧厂同三个炼钢厂和运输部联合实行提高钢锭温度奖以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煤气消耗。
鞍钢的两个初轧厂，是为十一个钢材厂提供各种钢坯的原料厂。
这两个厂的生产原料——钢锭，按要求从炼钢厂运到这个初轧厂时必须保持六百五十度的温度。
但是，过去由于在炼钢厂放的时间长，运输速度慢，到初轧厂时，实际上只能达到五百度左右。
钢锭在初轧厂的加温时间很长，不仅耗费大量煤气，而且影响开坯设备能力的充分利用。
钢坯产量上不去，障碍了轧材能力的发挥。
这些问题，鞍钢从公司到工厂过去花费许多心思，始终没有解决。
从03月份开始，鞍钢在炼钢、脱模、运输、轧钢各有关环节，统一实行提高钢锭温度奖，规定装炉温度达到六百五十度以后，就给予奖励。
这一奖励制度实行后，同提高钢锭温度有关的六个单位自觉地开展厂际
“一条龙”协作竞赛，使钢锭通过各道工序的时间大大缩短，钢锭月平均温度比实行奖励前提高了一百度以上，八个月为国家增产了十五万吨钢坯，节约了二百一十多万元的煤气消耗费用。
鞍钢的三个炼钢厂实行炉龄奖以后，二十四座大型平炉和两座转炉的月平均炉龄，分别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四和三十五点五。
由于炉龄提高所节省的修炉费用达五百九十多万元，奖金额仅占节约费用的百分之一点一。
炼钢炉炉龄的提高，同炼钢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大搞技术革新密切相关。
据统计，在八个月中，围绕提高炉龄，三个炼钢厂共成功地进行了九十多项技术革新，人们称此为伴随单项奖而开放的“技术革新之花”。
鞍钢实行的耐火砖回收利用奖，八个月中，三个炼钢厂共回收利用了可供砌筑五座三百吨容量平炉用的一万五千吨旧耐火砖，价值为二百七十五万元，从而把一部分已经订货的新砖支援给兄弟企业。
旧耐火砖回收利用奖的支付金额，只占节约价值的百分之零点零七。
炼铁厂是全国著名的老英雄孟泰生前战斗过的地方。
如今，这个厂的高炉炉前工发扬老孟泰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开展了回收小铁的活动。
从前，每当高炉出完铁水放渣时，总有一定数量的铁水随着渣液白白流掉。
从去年06月份开始，炉前工人就开展回收小铁活动。
今年03月实行回收小铁奖以后，大家搞回收的积极性更高了。
今年03月以来，他们为国家回收了七千六百多吨小铁，价值七十六万元。

一篇应当补充进去的文章
新疆石河子　陈艰
1971年0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的《论列宁》。
这本小册子，收了斯大林专讲列宁的六篇文章和两篇文章中关于列宁部分的摘录。
不说摘录，斯大林专讲列宁的文章已经译成中文有多少呢？
据我所知，至少是七篇，而不是六篇，还有一篇是《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就在《斯大林全集》第4卷上。
为什么六篇都收，偏偏不收这一篇呢？
难道是这篇的内容已为小册子中其它各篇和摘录所包含，重复了吗？
不！
这一篇的内容是最独特的。
或者，这一篇的内容与我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不能结合，无所针对么？
恰恰相反，它正是对症的良药，攻病的针砭。
我认为这是一篇应登载的重要文章。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顶峰”、“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妄图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歪曲成宗教符咒，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架空成“神”；
而这篇光辉著作如阳光驱除黑暗，照妖镜洞见鬼魅，纤毫毕露地照出他们的丑恶嘴脸，揭露出他们的险恶用心。
似乎，斯大林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预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并且早就准备击中要害的武器。
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久远而常新么？
这就是例证。
1920年，列宁在被卑鄙地谋刺以后已经康复，斯大林的这篇演说等于是当着列宁的面讲的。
斯大林就用这个内容做为祝贺列宁五十寿辰的礼物。
伟大的导师和他伟大的学生就是这样地相互对待，并且把这样的关系公诸他们理应对之负责的阶级和人民。
何等地真挚，何等地光明磊落，何等雄伟的气魄与广阔的胸襟，何等严格和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学说和理想，忠于自己的阶级和人民！
要知道什么是同志感情，师生感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敬仰爱戴之情中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么？
这就是光辉的典范！
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他们自己的导师和领袖在革命过程中，对个别问题的暂时的“失算”，是认识过程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他的战友、学生和群众给予纠正和补充，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从自己战友、学生、阶级和人民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谦虚地倾听，勇敢地承认，主动、坚决、迅速和彻底地改正它们，这不但丝毫无损于领袖和导师的伟大光辉，而且反而使之更加伟大和灿烂夺目。
林彪、“四人帮”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高高供奉起来和使它与人民群众隔绝的神坛和栅栏，必须砸烂。
强加于革命导师著作的帷幕与尘封，必须清除。
还这些著作的本来面目，磨利它们所向披靡的战斗锋芒。
斯大林这篇文章是我们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武器。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建议报上登载，并希望人民出版社再版斯大林《论列宁》时把它补充进去。
（原载《中国青年报》）

建立老中医经验研究室；
办中医研究生班
中医研究院认真落实中医政策
给一批中医药人员和西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作出成绩的大夫授学衔；
建立老中医经验研究室；
办中医研究生班
本报讯
中医研究院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授予十四名中医药人员以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的学衔。
同时，提升四十七人为助理研究员，提升和恢复九十二人为科室正副主任。
这十四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大部分从事科研、医疗、教学工作长达四、五十年，具有较坚实的中医药基础理论知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有较好的医疗技术特长和独特的见解，其中不少是老中医。
如党的十一大代表、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教授，擅长于《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严格遵循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强调整体观念，对治冠心病、小儿肺炎等病症有较好的疗效，著有《赵锡武医疗经验论述部分》等。
五届人大代表、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教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疗热性病及肾病疗效较好，著有《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治疗老年病的经验》等。
五届政协特约委员、老中医钱伯煊研究员，对治疗妇科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等，有丰富的经验，著有《钱伯煊医案》、《女科证治》等。
还有老中医、儿科研究员赵心波、皮肤科研究员朱仁康、心血管研究室副研究员郭士魁等，都有较高的造诣和经验。
一些西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做出成绩的中年大夫，也分别被授予学衔。
中药药理室研究员章荣烈，五届人大代表、眼科副研究员唐由之，泌尿科副研究员刘尤方，心血管研究室副研究员陈可冀等，在本门学科中都有较好的研究和创新精神。
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研究院还建立了七个老中医经验研究室，选派一部分具有一定中医基础理论，从事较长临床工作，西医学中医的技术骨干当助手。
有的研究室已开始有计划地整理老中医医案，或把老中医的理论运用到临床中去，通过实践，观察、检验、总结老中医的经验。
此外，还开办了中医研究生班，从全国各地招收了五十名研究生。

领导干部要破除框框解放思想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科技人员没有归队？
领导干部要破除框框，解放思想，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特别是科技人员普查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返回了渴望已久的科技工作岗位，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行列中发挥着自己的专长。
但是，据了解，目前尚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员还没有归队。
什么原因？
请看以下几种情况：
有些科技人员从部队复员后当了工人，或为解决两地生活问题而改行当了工人，现在他们要求归队，却有人认为不行：
“哪能好事全叫他们沾了”？
这样“得寸进尺”，“再捞一把”，还有完么？
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或本人历史有问题、犯过某些错误的科技人员，有的同志为了避免“阶级路线不清”，主张“宁缺勿滥，不背包袱”，不愿安排他们归队。
对于社会上闲散的科技人员，有些同志更是认为“情况复杂”，不敢沾边。
一些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提出归队的合理要求，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闹无政府主义”，不予理睬。
兄弟单位急需这样的人才，前来商调，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不予接待。
这些论调和作法正确不正确？
它在实际生活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有个搞外语工作的干部，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外语院校任教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复员当工人，1975年为照顾家庭困难按工人对调到北京市，在一个小吃店当服务员。
起初，她几次要求归队，都因为她是工人，又是对调到北京的，遭到拒绝。
后来在有关部门帮助下，才被安排到大学教外语。
据有关部门调查，前几年复员后当工人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从部队或地方大专院校毕业后选拔入伍的，政治条件、业务能力和一贯表现都比较好。
他们所学专业比较广泛，有医疗、建筑、电子、电器、造船、水文、气象等。
安徽、四川、吉林、江西等省委已决定将他们调整归队。
显然，谁也不会怀疑安排这样的人才，对国家有什么坏处。
难道恢复了科技人员的身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专长，也叫“捞一把”吗？
如果说到吃亏和占便宜的话，倒是应该算一算，这些年来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给国家造成了多少损失。
据统计，有的省应调整归队的科技人员相当于全省三年分配大学毕业生的总和，有的省、区未归队的农业科技人员比在岗位的还多。
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适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需。
安徽滁县地区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国的华侨，原来学土木工程，有关部门因其社会关系“复杂”，一直不敢用，把他安排在水库劳动。
这次，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和所学专长，安排到基建局搞技术工作。
这样做，是不是阶级路线不清？
要讲阶级路线，首先就要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
对这些所谓出身、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不看到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的进步，一概排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
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坚决贯彻这样的方针政策，怎么会阶级路线不清呢？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
即使那些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经过劳动改造确有转变的，仍然要发挥其一技之长，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化大革命前，某省有一个因历史上犯有罪行被判过刑的科技人员，对研制水轮泵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省省委决定免除其徒刑，并给予奖励，后来他表现很好，继续做出了成绩，1964年提为工程师。
最近十年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这十年中再也没有什么创造。
现在这个省的有关部门准备把他调回来，安排他做技术工作。
二十多年间，对他作了两种不同的安排，两种做法，哪种做法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十分清楚吗？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闲散的科技人员，据一个大城市的铁路职工居民区统计，三十一名退休科技人员中，二级以上工程师十九人，二级翻译二人，主治医师一人。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还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科技工作。
最近，四川省委任命的一个地理研究所所长，就是一个在“四害”横行时被迫退职还乡、这次普查中发现的专家。
这些事例说明，社会闲散人员中，潜力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解放思想，丢掉所谓“社会闲散人员情况复杂”的有色眼镜，改变那种畏首畏尾的精神状态，是可以发现、启用不少“千里马”的。
当前，各地安排科技人员归队，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逐级上报、逐级调整。
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更多地发现被埋没的人才，还采取认真接待来信来访、兄弟单位之间商调等多种方式。
安徽省人事局就从人民来信中直接发现并解决了一百七十多名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的问题。
只要有利于挖掘潜力，广开才路，他们就不对调整方式作过多的限制，更不把它同维护组织原则对立起来。
有的单位领导对中央三令五申的有关指示置若罔闻，对调整工作采取消极态度，不但不检查自己的组织观念哪里去了，反而指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迫切要求归队的科技人员，说人家是“闹无政府主义”，这是没有道理的。
有些单位在那里积压人才，而兄弟单位又急需，人家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履行必要的手续，前来商调，这是正常的做法，根本扯不上什么“违反组织原则”。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有些党委领导同志和人事干部的思想还不解放，框框很多。
不破除这些框框，大量人才将会继续被埋没。
这些思想上的框框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同志安排使用科技人员时，还心有余悸，担心“阶级路线不清”。
这说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黑货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他们散布的“臭老九”谬论的影响还没有消除。
可见，不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就不可能打破框框，解放思想。
要破除框框，解放思想，还必须打破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狭隘观念。
但是，有些单位对科技人员只要自己使用顺手，不管对不对口，不管国家是否急需，一律卡住不放。
有的同志说得好：
“卡来卡去，最后还是卡了国家，卡了四个现代化。”
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还必须努力学习。
有些干部不懂科学知识，又不努力学习。
科技人员向他们讲明自己所学的专业怎么不对口，他全然听不进去，也听不懂，只会说一句“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对口”。
这类无知的状况不改变，怎么谈得上解放思想，合理安排？
不少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同志已经认识到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一方面自己刻苦学习，另一方面虚心向一些专家请教，征询他们对科技人员安排使用的意见，把尽可能多的有用人才挖掘出来。
这种态度，值得大力提倡。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1920年04月23日）
约·维·斯大林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
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1件事情是一九○五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
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
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
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
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都被感动了。
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
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1917年09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关——预备国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
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秘密状态中。
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驱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
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
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
“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
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
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
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
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
“是的，恐怕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感动了。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
（鼓掌）
（原载《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0——2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08月第1版）

段君毅同志在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说
思想要赶上加快实现“四化”的新形势
新华社郑州11月22日电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1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段君毅说，华主席号召我们：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落实华主席的这一指示，首要的是思想再解放一点。
只有思想解放，才能胆子大，办法多，步子快。
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鼓吹需要就是真理，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就会影响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进行，影响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影响党的各项政策的真正落实，就不能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赶上全国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实现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所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付诸实践。
段君毅说，最近，北京市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
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等地和郑州铁路局都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也完全是广大群众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和深切悼念，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
省委已经决定：
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
段君毅说，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可是，我们的思想状态跟这个要求很不适应，主要是思想上的束缚太多。
这些，有的是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对过去搞乱了的东西，不敢拨乱反正，心有余悸，怕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有的是以为上了文件，领导同志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明知错了，也不敢动；
有的是受旧的传统观念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
有些办法，实践已经证明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却不敢实行。
有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根据棉花生产技术性强、灾害多和农活复杂的特点，实行定地块、定面积、定产量、定管理，对管理人员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棉花连年大幅度增产，1976年皮棉单产一百零四斤，去年一下子增长到一百四十二斤，社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很满意，但领导不敢表态，邻队只好偷偷去学。
安阳钢铁厂转炉炼钢的炉龄去年平均一百八十八炉，最高时达到六百三十炉。
今年他们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一至09月份平均炉龄达到四百九十四炉，最高的达到一千六百零三炉。
开封等市理发行业实行超额提成办法，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消灭了顾客排队现象，增加了职工收入，扭转了企业亏损。
这些例子说明，解放思想是多么重要。
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彻底砸烂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县委的思想要解放，地委、市委的思想要解放，我们省委的思想更需要解放。
段君毅说，解放思想，必须敢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主席历来强调实事求是。
河南省的广大干部，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是有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的。
我们要发扬这种好作风，办任何事情，都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对人对事要作具体分析，不要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要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不要不顾客观规律，凭“想当然”，搞“一阵风”、“大呼隆”、“一刀切”，更不能凭“风”办事。
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
我们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情况。
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一定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把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符合客观实际。
这样，我们才能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段君毅同志说，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
各级党委要认真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要认真做好来信来访的工作，听取群众的呼声。
要坚决反对任何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行为。
不能把如实反映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看成是否定成绩，不能把对干部的批评看成是攻击领导，不能把越级申诉看成是无组织无纪律。
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五统一”，努力在全省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孙国华
有国家就有法律，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要有法律，而且要求这些法律是确实被人们遵守着的实际制度，这就是说要有社会主义法制。
无产阶级专政同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然而有人却认为，列宁讲过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似乎制定法律、依法办事，就会限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
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列宁在谈到革命和政权的关系时，确实讲过“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列宁的意思是说，国家政权并不是靠法律获得和维持的，而是直接凭靠暴力获得和维持的。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首先讲的是不受反映剥削阶级意志的旧法律的限制，相反地，它正是要摧毁旧法及其赖以建立的基础的。
其次，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律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来制定、修改和废除。
根本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法律，或者制定了法律可以随意违反，更不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可以不按社会主义法律办事，可以借口实行“专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权。
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当家作主，就需要通过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制定为法律，取得人人必须遵守的国家意志的形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它的实施。
列宁曾指出：
“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否则‘意志’这两个字只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
（《列宁全集》第25卷第75页）否定社会主义法律，就是否定了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就是否定了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这样一来，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人民当家作主，掌握了国家权力，但却不制定法律，或者制定了也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听凭某些领导人、掌权者去自行处理。
如果领导人的水平高，是个好的领导，能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并且能深入群众，了解情况，那还能作出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处理；
如果领导人的水平不那么高，或者了解的情况不真实、不全面，那就必然会作出违背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决定。
可见，人民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权力，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出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重大问题的法律，形成自己明确、统一的意志，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
否则，某些有权势的个人或集团，在处理问题时，就可能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无产阶级的意志，甚至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也会被篡改。
近些年来，一些地区“土政策”、“土法律”盛行，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固然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但也同我们国家在一些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或者虽有一些规定也不被重视，不认真执行有关。
从根本上讲，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也不是可以不顾客观规律、为所欲为的。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无产阶级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制定法律，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它进行合理的废、改、立，这是无产阶级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反复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必然的认识，取得更大自由的过程。
可见，正确地制定法律，严格地执行和遵守法律，做到依法办事，这不仅不会束缚无产阶级专政的手脚，而且会在不断加深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取得行动的自由，正确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的法律是自己意志的体现，依法办事的过程，正是实现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过程，是谈不上束手束脚的。
但是，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是要束缚一些人的手脚的。
首先是要束缚那些反抗、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的手脚，束缚那些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手脚，还要束缚那些滥用职权、瞎指挥，侵害人民权利的违法犯法者的手脚。
无产阶级的法律，只有束缚住这些人的手脚，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有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才能兴旺发达。
可见，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证明，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所谓“专政”，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林彪、“四人帮”妄图实现的那种最反动、最野蛮、最落后、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对敌斗争也要有法制
李勇极　余能斌
对敌斗争不能没有法制，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在这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不要任何法律手续，随便捕人、抓人，往往使真正的敌人逍遥法外，无辜干部、群众被捕受刑。
对一些阶级敌人的定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罪名五花八门。
量刑幅度很大，相差悬殊。
同一罪行，有的判刑十多年，有的教育释放。
这些都不利于对敌斗争，不利于打击真正的犯罪分子。
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敌人，必须依法办事，健全和完备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
有人说，敌人毕竟是敌人，何必讲什么法制。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敌人并非铁板一块，是可以分化，可以教育的。
因此，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怙恶不悛、非杀不可者要坚决杀掉以外，对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进行争取、教育和改造，给予出路，使之重新做人。
这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和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阶级敌人由于其反动本性决定，是决不会轻易认罪服法，缴械投降的。
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是尖锐、激烈的。
要赢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企图凭借鲁莽蛮干、拳打脚踢和其他非法手段是不行的。
只有讲法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耐心地做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有人说，对敌人不管怎样处置，大方向也是对的。
我们说，不对。
我国的法制是人民群众自己制定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要依法办事，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叶剑英同志指出：
“无论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都要严格按照宪法规定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又说：
“严禁打砸抢。
拘人捕人，必须按照法律，严格执行审批制度。
审理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这就是说，对敌斗争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也要按照法律办事，不能自行其是。
如果破坏法制，自行其是，就可能混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甚至颠倒敌我关系，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这哪里还谈得上大方向正确呢？

民法一定要搞
苏庆　王家福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
为了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完成，迅速制定出我国的民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社会主义民法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
它主要是解决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人民内部的经济矛盾和纠纷，但也在一定范围内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
社会主义民法的作用就是通过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和经济利益，严格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列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法的制定，把它看成是“特别紧急和特别重要”的工作，强调“不能乱了步调，不能畏缩不前，不能放弃些微可能来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涉”，强调“在这方面的危险是作得不够，而不是作‘过头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2至173页）在列宁的亲自过问下，1922年，第1部社会主义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就制定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制定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关部门于1954年至1957年、1962年至1964年曾先后两次起草我国的民法，起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
这部民法（试拟稿）总的说来是好的，应当抓紧进行修改和制定工作。
制定民法首先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需要。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由于林彪、
“四人帮”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干扰和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得不到有力的保障，经济秩序混乱，国家经济计划和财政纪律横遭破坏。
群众气愤地说：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我国秦代封建地主阶级连自己的一片桑叶都要用严厉的刑罚加以保护，而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不认识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重要性。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
在一部分干部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不承认公社、生产大队特别是生产队对自己的财产有经营管理、使用和处理的权利。
现在的情况是：
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可以由上边一个或几个人随意处置。
他们随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粮食和其他物资，增加生产队的负担，侵犯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权，甚至下命令强制实行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
这些问题不解决，哪里还谈得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因此，必须制定民法，对所有权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害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对违法者实行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以保护所有权。
其次，制定民法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不仅要重视采取经济手段，利用经济组织，如适当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成立专业公司、联合公司和实行合同制等等，以克服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官工、官商、官农的封建衙门作风，而且为了使这一切发生效力，还必须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以财产流转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如供、产、销关系，基本建设关系，运输关系，财政信贷关系等等），赋予各种经济关系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形式，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有关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
如一方不履行义务，对方可以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起诉，违反者要负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
当前，在这些方面相当混乱：
对国家计划可以不执行或擅自修改，凭长官的意志办事，凭某个人的一句话办事，搞所谓“批条子计划”、“嘴巴计划”和“点头计划”；
对计划层层加码，原材料层层克扣，使企业的生产任务无法完成；
乱上基建项目，造成战线过长，工程长期不能交付使用，形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
物资供应不按规定办事，采购人员满天飞；
贷款不专款专用；
合同制度极不健全，有的根本不签订合同，有的虽然订立了合同，也是想履行就履行，要撕毁就撕毁，完全没有法律约束力。
凡此种种，使经济矛盾和纠纷不断发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我国的民事立法不完备，没有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手段作保证，司法权限又不明确，结果对此类案件和纠纷，司法机关管不了，主管部门实际也不管，有的就长期扯皮，最后不了了之。
有的即使被判处罚款，也是计入成本，或冲抵利润，对企业和职工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受损失的还是国家。
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第3，制定民法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应当是统一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关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给他们以切实看得见的好处。
林彪、“四人帮”反对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根本否定个人利益。
在他们这种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潮影响下，在一些地方，公民的合法权益横遭侵犯，多劳不能多得，口粮被克扣，个人财产随便被抄，个人住宅和自留地被没收，农村集市贸易被关闭，合法经济活动得不到保障。
这些错误作法，至今还有发生。
我国宪法虽然已经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规定，但还只是一些原则，要使这些原则得到切实的贯彻，还必须通过制定民法，作出具体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所有权，保护个体劳动者的少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保护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权利，保护公民依法参加经济活动（如：
公民间的借贷、房屋租赁、在集市贸易上出售国家允许的农副产品、遗产继承等）的权利。
公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追回原物，要求赔偿。
对严重违法乱纪者要绳之以法。
制定我国的民法的条件早已成熟。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国的民法尽快制定出来，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制定民法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社会主义法制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吗？
陈春龙　刘海年
在一些同志当中，有一种糊涂思想，认为法律实行起来太麻烦，容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便于工作。
因此，办起事来，往往把法律抛在一边。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改变这种糊涂认识。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的，其内容是由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决定的。
只有大家都遵守法律，一切行动都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法律，只对阶级敌人，才是无情的铁腕。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怎么会束手束脚呢？
毛泽东同志说：
“法制要遵守。
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9页）有的领导干部所以会把法律看成是束手束脚的东西，往往是因为他们喜欢独断专行。
如果听任他们不按照法律办事，只会把事情搞坏，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么多的瞎指挥，那么多冤案、错案，不都是这样造成的吗？
对于这些人，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一点，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认为公安、检察、法院依照法律互相制约“太麻烦”，显然也是不对的。
我们的政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它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阶级敌人，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的法制中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相互协作、相互制约，就是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院进行批捕、起诉，法院进行审判。
在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中，又规定了各种具体程序。
这些程序不是人为的烦琐，而是科学的分工，是保证法律实施所必需的措施。
如果没有这种分工和制约，怕麻烦，图省事，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甚至会造成冤案错案，伤害革命群众，放纵坏人。
究竟是依法办事，减少或避免造成冤案错案麻烦呢，还是不依法办事，造成大量的冤案错案，然后再用大量人力去处理申诉上访、平反纠正更麻烦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只要是冤案错案，最终都是会得到纠正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了。
在前些年，林彪、
“四人帮”全面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被他们篡夺到手的那一部分权力，完全变成了不受任何法纪约束的封建特权。
他们要整谁就整谁，要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对社会主义法制不重视、嫌法制碍手碍脚的同志应该清醒了。
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有一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毫无尊重之意，总是习惯于独断专行那一套，自立“土政策”、“土法律”，甚至荒谬地把自己说的话当法律，这是党纪国法不能允许的。
封建专制主义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对立的。
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助于我们一些同志克服嫌法制麻烦、嫌法制束手束脚的错误思想。
这项工作越来越迫切了。

迫切需要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张仲林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并且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法律，提高警惕，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武器。
要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就迫切需要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重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
“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
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
1965年，毛泽东同志又曾关切地询问：
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搞了没有。
建国以来，我们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为指导，根据实际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条例等单行法规，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原有的法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这是因为：
第1，这些法规大都是在五十年代制定的，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法规已经显得陈旧；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法规就更加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其次，原有的法规很不完善，这在刑事立法方面显得更加突出。
例如，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共财产，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身权利，妨害婚姻、家庭，妨害管理秩序等等方面，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以及这种犯罪行为应当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缺乏应有的明确规定。
此外，在不少单行法规中只是一般地规定了“违反本法者，依法制裁”，而究竟依照什么法律进行制裁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在刑事方面的立法，是很不完善的。
这种情况，使得人民群众不清楚什么是犯罪，在审判工作中也缺乏应有的法律根据，从而发生了办案定性不准、罪名混乱、量刑畸轻畸重等现象，这对于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很不利。
还应该指出的是，过去我们缺乏足够的经济立法，更谈不到对违反经济法规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了。
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刑事立法工作是多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严惩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必须坚持不懈地同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就需要制定刑法，把罪与非罪的界限划清，对刑罚的适用和量刑的基本标准作出规定，并且制定程序法，以保证案件能够得到正确、及时、合法的处理，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实现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很容易放纵坏人或者伤害好人。
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极少数的人，把个人私利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损公肥私，草菅人命，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必须加强刑事立法，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目前揭发出来的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中，个人作案的很少，大多是集团性质的案件，上面有头头，下面有喽罗。
如果我们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下级对上级的违法要求，应当拒绝执行，并且有责任揭发检举，如果明知是违法的要求而加以执行的，以共犯论处，这样，集团性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就会有所减少。
以前，这些人所以敢于胆大妄为，有恃无恐，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对他们手软。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无从保障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完成。
过去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把对于极个别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实行法律制裁，说成是“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了人民内部”。
特别是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的犯法行为，不敢处理，怕被说成是
“反对党委领导”。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刑不上大夫”在今天的翻版。
对于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般性的错误，当然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采用法律制裁的办法。
但是，对于极少数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则必须给以法律制裁。
否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　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认真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怎样使文艺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们，经过热烈的讨论认为：
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在三个刊物的编委联席会议上，作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们，联系文艺工作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思想战线的这场讨论，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涉及到各条战线的重大问题，文艺也毫不例外。
要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的前列。
历史就是这样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战斗的任务。
文艺、文艺期刊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深刻的革命中当闯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扫清障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作用。
作家、艺术家应当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他们说：
实践证明，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长期以来，这个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公开抛弃了“双百”方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给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一再强调文艺界要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并指出，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正是在党中央、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文艺战线重新活跃起来了。
但是大家感到，文艺界当前的状况跟亿万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的前进步伐还很不相称。
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振作革命精神，急起直追，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文艺民主的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书面发言中说，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远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非难就是一例。
他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
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
大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党在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
要繁荣文艺，首先要有一个民主空气，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有的同志说，华主席把“放”的方针当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着重点鲜明地提出来，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贯彻“双百”方针就要鼓励作家、艺术家勇于实践，敢于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放出来，让群众去检验。
座谈中有的同志引用了周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空气，民主作风不够。
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
现在却有很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
一言堂是领导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
我们要改变文艺界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作风，改变领导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做起。
大家对周总理在十七年前讲的这段话感到特别亲切。
一位文艺理论家感慨地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民主空气是不行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可是，多年来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政治骗子、阴谋家乘虚而入。
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同志们认为，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
毛主席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
（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它的最后的评价，不是由那一个人决定的。
正确的领导总是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相通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键还在于领导是否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愿望，贯彻了群众路线。
有的同志说：
集中来自民主，领导来自群众。
集中或领导的正确与否，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得到证明。
只有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智慧能够迅速、直接、有效地得到反映，才能根本上保证正确的集中和领导。
大家热切地希望，文艺部门的各级领导，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促进文艺的百花齐放。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还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他们说：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胡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
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和诬蔑。
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就是在这个所谓“文艺黑线”的罪名下，使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艺干部受到残酷迫害，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尚未完全给予平反昭雪。
大家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这个文艺界的最大冤案不彻底推翻，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就不能彻底打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上，还就刊物的编辑方针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刊物一定要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前列。
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反映亿万人民的心愿。
为时四天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思想解放，充满民主的空气。
发言的同志都讲老实话，讲真心话，畅所欲言，无拘无束。
出席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有：
冯牧、孔罗荪、韦君宜、冯至、刘白羽、陈荒煤、李春光、张光年、林默涵、赵寻、李季、葛洛、刘剑青、孙犁、严文井、沙汀、草明、唐弢、袁鹰、谢冰心、曹靖华、魏巍、严辰、邹荻帆、柯岩、臧克家、田间、阮章竞、李瑛、克里木·霍加、张志民、贺敬之。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曹禺出席了这次会议。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经济界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康世恩副总理今天上午在会见南斯拉夫经济界朋友时指出：
不能把自力更生解释为闭关自守。
我们要从“四人帮”强加给我们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国际市场。
康副总理向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经济考察访华团介绍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对我国经济破坏的严重情况，以及当前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搞建设，这是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条件。
康世恩副总理还强调了要向南斯拉夫和世界其它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必要性。
访华团团长、经济学教授莫泽纳·斯坦乃博士表示了在经济领域内不断加强南中之间合作的愿望。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张桂玉摄

方副总理会见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朋友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由考依博士率领的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前寒武—寒武系界线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是由来自英国、加拿大、西德、瑞典、美国、苏联的学者组成的。
他们于10月26日来华后，到天津蓟县、四川峨眉山地区、长江三峡东部地区、云南昆明附近，考察了前寒武—寒武系界线和震旦亚界地层剖面。
考依博士会见时对方毅副总理说，他们认为工作组考察过的几个地层剖面，是属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前寒武—寒武系界线和研究早寒武系和晚前寒武系地层的最理想的剖面。
他表示今后地科联要加强同中国地质工作者的接触。
方毅副总理说，我们希望同世界上友好国家合作，在科学研究中互相取长补短。
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中国地质学会代理事长许杰，以及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由考依博士率领的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前寒武—寒武系界线工作组。
新华社记者胥志成摄

曹禺新作《王昭君》问世
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突出贡献的美好形象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著名剧作家曹禺的新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的文学剧本，已经在《人民文学》今年第11期上发表。
写一部描写王昭君的历史剧，这是周总理生前交给曹禺的任务。
曹禺对记者说：
“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且用它来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王昭君》描写的是公元前三十三年，十九岁的王昭君为着和亲，自愿请行，离开汉宫，前往匈奴，同呼韩邪单于结婚的故事。
剧本以生动的文学形象，艺术地反映了多民族的中华民族世代和睦相处，团结进步的历史本质。
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和历史上的戏曲、散文、诗歌及传说中的那个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形象截然不同。
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美好形象。
曹禺为了写好这个剧本，翻阅了浩繁的史料，阅读了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戏剧家的作品，并且两次到内蒙古和新疆，熟悉兄弟民族的生活习俗，搜寻兄弟民族世代友好往来的故事。
蒙古族中流行的许多有关王昭君的美好传说，给了曹禺的创作以很大的助益。
曹禺对记者说：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我被迫搁笔十多年，现在总算完成了。
但是我非常难过，敬爱的周总理看不到了，周总理的意见我再也听不到了。
我很惭愧，不知能否写出一个为周总理赞成的王昭君。
我期待读者、批评家的意见，不断修改。”

祝愿他们早日同家属亲友团聚
廖承志副委员长接见并宴请即将回台湾和去香港、到国外的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晚上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即将回台湾和去香港、到国外的被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人民政府曾宣布，被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从1975年04月以来，已有三批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被批准回台湾。
这次是第4批。
参加接见和出席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
罗青长、童小鹏、李贵、凌云、张海峰、刘光甫、杨思德、金照、王笑一、彭友今、李霄路。
在北京的部分爱国人士屈武、董其武、侯镜如、郑洞国、钱昌照、刘仲容、程思远、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溥杰、覃异之、赵君迈、李奇中、罗历戎、杨伯涛、周振强、杜建时、郑庭笈、方靖、李以劻、沈醉、文强、董益三，也出席了宴会。
廖承志副委员长在接见这批回台、去港、到国外的人员时，同他们一一握手，祝愿大家早日同家属亲友团聚，并请他们转达对他们亲属的问候。
他说，台澎金马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愿意回台澎金马的，都可以去。
党的政策是给足路费，提供方便，不交任务，来去自由。
希望台湾当局对回台澎金马的人员，同样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廖承志副委员长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
我们坚信，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
这批回台、去港、到国外的被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是：
原国民党六十四军少将军长李荩宣，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代厅长陈宗烈，原国民党总统府少将特派视察官任平治，原国民党总统府资料室军简二阶特派员韩蔚天，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陈南平，原国民党二十八军上校秘书、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北戡建大队大队长达飞，原国民党新编三十七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朱家鼎，原国民党骑兵第5军新闻处上校政治教官雷萍溪，原国民党空军第5军区第4处上校处长张俊位，原国民党国防部监察局上校参谋王寿生，原国民党军委会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部女青年服务总队上校视导员李昭大，原国民党二十军一三三师三九九团中校代团长王冲，原国民党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中校课长张长庚，原国民党军统局战卫部队独立支队政工室中校主任徐登洲，原国民党四川省蒲江县警察局局长刘树尧，原蒋帮情报局“前锋小组”少尉组员陈品伙，原蒋帮情报局“前锋小组”少尉组员陈钟生，原蒋帮情报局“陈丰平组”上尉组员孙水胤，原蒋帮情报局“海鲸两栖突击队”中尉队员倪尾尾，原蒋帮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7纵队”上尉通讯组长、电台台长寇觉敏，原蒋帮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2纵队”上尉行动组长周立俊，原蒋帮情报局“海上工作队”队员、“祥顺一号”特务船分队附陈炳富，还有前蒋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蒋帮总统府资政张知本之子张苏生，蒋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蒋帮总统府国策顾问连震东之侄连天顺。
廖副委员长接见将回台去港或到国外的被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
　新华社记者　张丰祺摄

耿飚副总理会见马里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常任秘书菲立芬·西索科上校和他率领的马里军事代表团。
会见时，耿副总理对他不久前在马里访问期间受到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和马里政府、人民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他说，中马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军队的关系，人民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西索科上校说，我们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马中两国现存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久前你对马里的访问使我们感到很荣幸。
通过这些互访，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马里驻中国大使泰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以及国防部外事局、外交部非洲司的负责人。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由菲立芬·西索科上校率领的马里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赵天聘摄

变沙漠为花园的精神
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我们乘飞机飞往新疆，这是我们参观地方日程的第1站。
从北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航程为二千七百公里。
乌鲁木齐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1975年访问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时到过的地方。
一上飞机，我们的心早就飞到了乌鲁木齐。
飞机一直向西飞行。
飘浮的朵朵白云，使格外晴朗的秋空显得更加湛蓝。
从渤海岸的山海关开始的万里长城的西端——甘肃省的嘉峪关，也消失在后面，飞机已进入新疆上空。
“天山山脉到了！”
随着话音眺望机窗外，天山山脉顶着白雪，巍峨矗立，飞机沿着它的高峰飞翔。
俯瞰地面，展现出既象石子地又象沙滩的一望无际的平原。
一草一木也似乎没有的自然环境，看上去特别荒芜。
天山山脉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分，以南称为南疆。
据说，这里的部分地区一年到头见不着云雨，也没有能称得上江河的水道。
从空中下来的雨水，还未到地面就全部蒸发，又返回天空。
夏季的白天温度四十度以上，有些地方的地面温度有时竟超过七十度，据说把面饼贴在墙上就可自然烤熟。
由于荒凉的自然地理条件，解放前这个地方人们的生活无比悲惨。
他们没有享受过文明生活的好处。
当时，农民要买一米土布，就要拿出十五公斤小麦；
买一个手电筒和一盒火柴，就要缴一只羊和一公斤毛线。
人们说，由于受到荒凉自然的威胁，受到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天山的冰雪常年不会融化，连岩石也被农民的愤怒和怨恨之火烧成了沙石。
“但是，在人民中国的怀抱里，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的事了。
你们将会看到在沙漠里盛开的人民生活的花朵。”
我们对一位中方陪同同志的这些话，抱着近乎好奇的关心，中午时分到达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迎接我们的自治区一位负责人，在前往宾馆的路上讲的一席话，使我们感触很深。
他说：
“新疆占全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用天山流下的雪水进行灌溉，用防风林挡住风沙，挖山搬土变沙丘为沃土，山沟里种植饲草，这样把贫穷苦难的新疆变成了盛开幸福之花的新疆。
就是说，动员人民的力量，去战天斗地的结果，昔日的被遗弃的西部边陲，如今开放出新生活的花朵。”
新疆人对自己的家乡，是多么热爱，是多么感到自豪啊！
我们在这里逗留五天中得知，如今的新疆，小麦、玉米、高粱和水稻的生产搞得好，全自治区实现了粮食自给，蔬菜也丰富，又种了很多的油料作物。
新疆的棉花出名，羊毛产量在全国屈指可数。
尤其是这里生产的又甜又香的哈密瓜、西瓜和葡萄，在中国是有名的。
我们参观了许多农村，同勤劳勇敢的这里的开拓者见面和交谈。
1949年新疆获得了解放。
响应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驻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就地留下来，着手进行改造沙漠的工作。
那些部队是走过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的艰苦斗争历程的部队。
一位老农垦战士感慨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对我们说：
“当时的困难是很大的，是无法历数的。
能称得上农具的，除了在战场上用过的工兵铁锹外没有别的，吃的也不够，连房子都没有。”
但是，沙漠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屈服。
他们为把自己流血解放的这一沙漠改造成肥沃的土地，在这里过上美好的新生活，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那时，新疆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吃穿问题，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畜牧业。
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也作为自然的征服者奔赴新疆。
过去以贫穷有名的大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站在改造自然事业的前头，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富裕的大寨，具有新的土地、新的村庄、新的面貌的大寨。
他们举起的旗帜，也在这新疆上空飘扬，进一步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造自然、建设新农村的斗争。
他们在祖国土地的西部边陲进行的改造风沙弥漫的沙荒的斗争，是他们把历史上落后的中国农村建成为幸福摇篮的有意义的斗争。
从那时到现在，勇敢而勤劳的这里的人民，驯服了沙漠，在那里展现了五谷丰登的田野。
我们到过的吐鲁番，在中国是最低的地方。
这里的艾丁湖的水面比海面低一百五十四米。
吐鲁番被高山环抱，是炎热、干燥的地方。
一年降雨量只有十六毫米，加之风沙很大，一夜之间能把农田变成沙丘。
要在这样的地方搞好农业，不仅要改良土壤，而且要植树防风、引水灌溉。
勤劳的吐鲁番人民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动员起来了。
洪流河果树农场负责人把我们引到凉爽的葡萄架下面，他介绍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学习大寨的榜样，挖掉三座小山，运来一千四百万立方土，建成了葡萄园，栽种了防风林，又修了一百里的水渠。
吐鲁番全县打了九百眼水井，修筑了十二座水库，栽种了一千六百万棵树，组成了相当于一千五百公里的防风林。
这样，今天每公顷的产量分别激增为：
粮食三倍，棉花二点九倍，葡萄四倍。
斗争结成了硕果。
吐鲁番县成了新疆的第1个大寨县。
学习大寨的榜样，改造自然，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不只是在新疆展开的。
以中国的粮仓著称的四川省，那里有出名的都江堰。
很早以前，这里的人民修筑堤坝，改变河流去向，防止了水灾，保护了农田。
今天，这里的人民进一步维修和扩大都江堰灌溉设施，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
省里的一位负责人说，今年虽遇到少有的大旱，今年却获得了比去年更高的产量。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人民公社的茶园里，我们听了双峰生产队队长的介绍。
他的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具有一千年历史的此地的龙井茶，以色、香、味著称，成为中国最好的茶。
这里的社员为了生产更多的名茶，供给人民，在三座山上建造了茶园。
我们去的时候，姑娘们正在紧张地采茶。
她们说，茶叶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八倍。
不仅在四川和浙江，而且在湖南、山东等到处都大力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和人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正在出现巨大的变革。
1976年12月，华国锋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问题，作了指示。
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各地正在蓬勃开展建设大寨县的运动。
在这一斗争烈火中，在烟台地区的十七个县中，十二个县已成了大寨县。
我们访问了农业机械化的模范单位山东省烟台地区栖霞县桃村人民公社。
桃村生产大队学习大寨的榜样，三年内实现了水利灌溉，制定出改良土地的七年远景计划，并已做了许多事情。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个大队把四座山岗夷为平地，把坡地改为梯田，大修水库和渠道，把耕地面积扩大了八倍。
大队长说，他们现在巩固这些成就的同时，集中力量促进农业机械化。
他把我们带到农田，那里的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
年青的驾驶员驾驶着推土机，把土一堆一堆地推走。
据桃村生产大队大队长的介绍，最近几年，他们制造了适合本地方特点的犁，试制成功了农业机械化所需的播种机、打垄机等十多种农业机械。
生产大队根据农业机械增加的需要，建立和经营修理部门。
桃村生产大队大队长和我们告别时表示：
“我们的潜力还很大。
我们将继续努力搞好改造自然的工作，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决心争取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
我们坚信，他们的新的斗争决心，一定能够得到光辉地实现。
（原载1978年11月10日朝鲜
《劳动新闻》）

庆祝朝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平壤举行宴会我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平壤11月23日电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今晚在平壤举行宴会，庆祝朝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宽燮，外交部副部长金亨律，贸易部副部长李成禄，对外经济事业部副部长李厚谦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在朝鲜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应邀出席了宴会。
金宽燮委员长和吕志先大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赞扬二十五年来两国经济、文化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表示今后仍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一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
据新华社平壤11月23日电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宽燮，外交部副部长金亨律，文化艺术部副部长许白山，贸易部副部长李成禄和对外经济事业部副部长李厚谦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朝两国战友共同观看了中国纪录影片《春蕾》和《潜海姑娘》。

我大使向澳总督递国书
据新华社堪培拉11月21日电
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林平11月21日向澳大利亚总督泽尔曼·考恩爵士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以后，泽尔曼·考恩爵士和林平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泰国积极准备迎接第8届亚运会
新华社曼谷11月22日电
据第8届亚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发布的情况报告，尽管曼谷发生了水灾，但是第8届亚运会的所有训练和比赛场地到本月底将准备就绪。
这届亚运会十九个项目的比赛将在二十来个场地进行，其中包括国家体育中心、华玛体育中心、陆军军官俱乐部以及农业大学。
运动会的游泳、水球和跳水的比赛将在农业大学游泳场举行。
这个游泳场是新翻修的，配备有现代化设置，其中的抗波装置将使每一条泳道不受其他泳道激起的水波的影响，从而确保计时准确。
各参加国捐赠的体育器材，大部分已经运到这里。
其中有一整套体操器械，三百五十个水球，四百个篮球，六百个排球，四百打网球，七百打羽毛球，二十张乒乓球台和各种体育运动设备。
参加运动会的全部人员将被安置在几十家饭店。
饭菜适应运动会参加者的不同要求。
由于这些饭店分散在曼谷全城，所以将为参加者提供大型和小型汽车。
为了保证参加运动会的人员的安全，将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
各个场地和饭店将配置两千名警察和士兵。
授予各个项目优胜者的奖牌已经制成。
共有一千五百七十枚奖牌（金牌四百九十八枚、银牌四百九十八枚、铜牌五百七十四枚）。
奖牌中心有第8届亚运会会徽。
此外，运动会开幕前还将发行纪念章和纪念邮票。
为了保证运动会新闻报道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体育中心的主体育场将设立新闻中心。

王震副总理离日内瓦回国
弗里茨·内格部长设宴招待王震副总理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11月23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日内瓦回国。
王震副总理是在结束了对英国的友好访问后，在回国途中，于11月17日到达日内瓦作短期逗留的。
在日内瓦逗留期间，王震一行参观了一些工厂、企业和发电站。
11月22日，瑞士联邦公共经济部长弗里茨·内格专程从伯尔尼前来日内瓦，设晚宴招待王震。
宴会上，宾主双方就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4届亚乒赛在吉隆坡举行
男女团体赛经过两天比赛已进入第2阶段
据新华社吉隆坡电
第4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21日晚上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家体育馆隆重开幕。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宾·奥恩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这一盛大的开幕式。
侯赛因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对前来这里参加第4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亚乒联盟主席后藤淳和第4届亚乒赛组织委员会主席曾永森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开幕式后，紧接着开始了本届锦标赛团体比赛。
另据报道，第4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赛从21日晚开始到22日晚上已进入第2阶段。
取得争夺男子团体赛前八名比赛权的是：
中国队、日本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印度尼西亚队、马来西亚队、印度队、香港队和澳大利亚队。
取得女子团体赛前八名比赛权的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中国队、日本队、印度尼西亚队、老挝队、新加坡队、马来西亚队和印度队。
第2阶段的四场男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分别以五比零战胜了印度队和马来西亚队。
日本队以五比一胜香港队。
澳大利亚队以五比四胜印度尼西亚队。
在第2阶段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对马来西亚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对新加坡队，日本队对老挝队，打得都比较顺手，都是以三比零取胜的。
而印度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却打得很紧张，印度队以三比二险胜。
从这两天团体赛的情况来看，亚洲各国的乒运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
（附图片）
第4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幕。
图为中国队入场。
新华社记者　韩晓华摄（传真照片）

结束对苏丹的友好访问
乌兰夫副委员长到土耳其访问
易卜拉欣副总统热烈欢送卡拉卡什议长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3日电
应土耳其国民议会议长贾希特·卡拉卡什的邀请，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安卡拉，对土耳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机场受到卡拉卡什议长和夫人的欢迎。
卡拉卡什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说：
“发展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他说：
“我相信这次访问肯定会增强和促进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乌兰夫致答词。
他在谈到中、土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之后说，中、土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乌兰夫表示相信，“通过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临时代办夏洪。
新华社喀土穆11月22日电
乌兰夫副委员长21日前往苏丹吉齐拉省参观访问，受到当地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乌兰夫副委员长前往吉齐拉省首府梅达尼的途中，一个名叫卡梅林的小镇，几乎全镇的人都出来夹道迎接。
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妇女们抱着孩子，老人们拄着拐杖，小学生们举着苏丹、中国两国国旗和尼迈里总统、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呼：
“欢迎，欢迎，欢迎友好的中国人民的使者乌兰夫同志！”
宰牛是苏丹向最尊贵的客人表示敬意的民族习惯。
这个小镇上的一位长者牵着一头大牛迎候在公路中间，当乌兰夫副委员长的车队驶到这位长者跟前时，他马上挥刀，手起刀落，把牛头砍了下来。
这时，乌兰夫副委员长和陪同前往的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长阿里·舒莫下了汽车，走向长者和欢呼的人群，向他们鼓掌和招手致意。
从喀土穆到梅达尼的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中，乌兰夫副委员长的车队经过了十个村、镇，都受到了同样热情的欢迎。
车队到达吉齐拉省首府梅达尼时，这个十六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有一半居民走上街头欢迎中国客人。
乌兰夫副委员长访问了这个省的第2大城市、有六万五千人口的哈萨海萨。
两千多群众举行了欢迎集会。
一位居民代表在集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苏丹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吉齐拉省还参观了哈萨海萨友谊纺织厂、梅达尼郊区的青尼罗河大桥和吉齐拉农场。
21日晚上，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吉齐拉省委会举行了欢迎集会。
吉齐拉省省长、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吉齐拉省委书记马哈茂德·阿卜杜勒·拉希姆在欢迎词中，赞扬了日益增长的中国和苏丹人民的友谊，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
“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控制的共同斗争中，苏丹人民在尼迈里总统的领导下，将永远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说：
“吉齐拉以盛产棉花闻名，在苏丹的民族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里又是中国—苏丹合作发展项目比较集中的地区。
这些项目的完成和它们取得的成绩，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苏丹的合作，成了两国人民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他祝愿两国的友谊将象长江和尼罗河一样源远流长。
22日，乌兰夫副委员长回到了喀土穆。
新华社喀土穆11月23日电
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夫人结束了对苏丹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喀土穆前往土耳其。
到机场送行的有：
苏丹第1副总统、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和夫人，副总统阿贝勒·阿利尔，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拉希德·塔希尔·贝克尔等高级军政官员。
喀土穆机场上空飘扬着苏丹和中国国旗。
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两国国歌。
乌兰夫由易卜拉欣陪同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同苏丹领导人热烈握手道别。
易卜拉欣在舷梯前同乌兰夫拥抱。
他请乌兰夫向华国锋主席和中国人民转达苏丹人民的问候。
乌兰夫和夫人在进入机舱前向苏丹朋友们不断招手告别。
土耳其驻苏丹大使艾丁·伊根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苏丹大使张越等也到机场送行。
22日晚上，张越在中国大使馆为乌兰夫和夫人访问苏丹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大使馆张灯结彩，红地毯从大使馆门口铺到举行招待会的草坪。
出席招待会的来宾有一百多人。
苏丹第1副总统、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和夫人，副总统阿贝勒·阿利尔，最高法院院长哈拉法拉·拉希德等高级军政官员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苏丹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东盟同西欧关系在发展中
本报驻伦敦记者　许庆美述评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的外交部长11月20日至2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1次外交部长会议。
这是继1974年09月“共同体”代表团访问“东盟”后，这两个地区发展合作关系的一个重大步骤。
“东盟”国家战略地位重要，物产资源丰富，通过五国的共同努力，在政治、经济和工业合作方面，都取得了成效。
欧洲“共同体”九国领导人重视“东盟”的作用及其发展，曾一再强调：
“今后十年内，‘东盟’地区是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地区之一”。
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年10月间访问新加坡时，称赞“东盟”对东南亚的稳定、繁荣与和平起着良好的作用。
近年来，“共同体”和“东盟”的关系不断发展。
从1970年到1976年期间，双方的贸易额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
目前，“共同体”向“东盟”的进出口占“共同体”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以上，成为“东盟”的第3个重要贸易伙伴。
1976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总额近三十九亿美元，1977年增长到四十四亿美元。
“共同体”成员国通过传统的关系，采取双边的形式，对“东盟”国家加强投资。
印尼去年和法国合资建立联营的造纸企业。
英国电讯公司参加新加坡和菲律宾之间铺设长达一千五百海里的海底电缆工程。
西德希望与“东盟”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内拟订合作的计划。
“共同体”加强和“东盟”的关系，是在第3世界国家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潮流面前，“共同体”对第3世界国家采取“对话”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5年02月，“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签订“洛美协定”，作出了一些改变不平等贸易、经济关系的新规定，这是“共同体”改进同第3世界国家经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随后，“共同体”与阿拉伯、地中海沿岸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
最近，它又派出代表团与拉美经济体系就加强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和磋商。
在苏联加强对东南亚渗透、扩张的形势下，“共同体”同“东盟”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有其重要的意义。
自从越南领导人公开投靠苏联以来，苏联更露骨地利用越南作为“东方的古巴”，加紧向东南亚进行侵略扩张。
它们狼狈为奸，改变一贯敌视东盟的态度，向东盟开展“微笑外交”，抛出了一个所谓东南亚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计划，兜售苏联炮制的
“亚安体系”。
东盟对此十分警惕，西方也深表不安。
西欧舆论指出，苏联向“东盟”国家的渗透扩张，严重威胁连接亚、欧、非三洲的这一重要海上通道。
西欧舆论指出：
西欧国家“不愿意看到东南亚大陆上出现俄国人的势力”。
提醒“东盟”国家要提防“越南的别有用心”。
路透社在评论越南加入经互会后，又和苏联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时说：
“东南亚国家对苏联本来就有戒心，现在更增加了对越南的疑虑”。
值得提到的是，日本同东盟关系也有所增进。
最近日本政财界人士不断访问东盟一些国家，促进相互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
日本舆论对苏越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向东南亚的扩张，纷纷进行揭露和谴责。
“东盟”同西欧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对维护东南亚和平和稳定这一地区局势，起着重要作用。

几内亚更改国名
11月21日在科纳克里闭幕的几内亚民主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
几内亚国名改为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几内亚民主党改名为几内亚国家党。
大会选举塞古·杜尔总统为几内亚国家党总书记，并确认他为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

北约在土一段输油管供土民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中有一段已从11月17日起开始供土耳其民间使用，这可以使土耳其每年节约将近三百万美元。
这一段输油管长二百公里。
（据新华社）

南非黑人的苦难生活
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下，广大黑人倍受歧视、迫害和剥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他们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只能被迫住在种族主义政权规定的区域里。
右图为南非一个黑人贫民窟。
南非黑人矿工整年如牛似马，用血和汗创造出了无数的财富，而得到的却是非人的待遇。
下图为南非金矿工人的宿舍。

土、伊、巴三国加强经济合作
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1977年03月签订的《伊兹密尔条约》最近已得到土耳其内阁的批准。
这项条约的宗旨是加强三国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
条约还规定成立一个投资发展银行，为三国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布迈丁总统患病
新华社阿尔及尔11月21日电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11月19日宣布，布迈丁总统患病，
“他要继续进行治疗，并且在人民中间延长他的休息”。
阿尔及利亚广播电视台和新闻社昨天晚上发表一篇关于布迈丁总统健康状况的评论说，布迈丁总统11月14日从苏联回来后，“他的健康状况必须进一步得到医生的监护”。
评论还说，在这段期间，“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定期开会，以保证国家的正常活动”。
“由于正常的活动，国家和国家机关表明了自己的稳定和持续性”。

欧洲共同体举行部长理事会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2日电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11月20日至2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与会各国外交部长研究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关于续订“洛美协定”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通过了有关谈判日程的一些安排。
有关这一谈判的部长级会议12月21日将在布鲁塞尔举行。
根据预定的日程，最后一次谈判和新协定的签署明年春天在一个非洲国家举行。
会议还研究了将向南斯拉夫建议的一个新协定的内容。
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南斯拉夫1973年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今年08月底已到期。
今年02月在布鲁塞尔双方开始了新协定的谈判，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共同体部长们确认，新协定将具有优惠性质，与共同体同地中海国家签订的协定类似，即南斯拉夫可以享受普遍优惠待遇。
部长理事会还讨论了将于12月初举行的共同体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建立欧洲货币体系问题。
此外，部长们还研究了共同体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等问题。

由于越南缺乏诚意和拒不执行协议
泰越关于遣返越南人回国谈判毫无进展
据新华社曼谷11月21日电泰国和越南就遣返居留在泰国的越南人在曼谷举行的谈判，因越南拒不执行双方早已达成的协议，至今毫无进展。
这一谈判是在10月16日开始的，到11月16日双方已进行了七次会谈。
泰国报纸指出，双方历时一个月的会谈未能产生具体结果，“是因为越南方面缺乏诚意，有意拖延解决遣返越南人的问题。”
在越南人民抗法战争时期，约有七万多越南人逃到泰国避难。
根据泰越双方1959年在缅甸首都仰光达成的协议，越南同意把逃到泰国的越南人全部接回越南。
这一协议执行一段后，于1964年中断，目前还有近四万名越南人留在泰国。
现在进行的谈判，是在泰国政府一再要求下举行的。
据泰国报纸报道，在谈判中，越南代表对仰光协议突然提出异议，说这一协议已经过时，表示拒绝遣返全部越南人。
越南代表提出“只接回自愿回国的越南人，其他则由泰国政府发给居留证或允许他们加入泰国国籍”。
泰国代表拒绝了越南违反仰光协议的主张，坚持根据仰光协议的规定，全部遣返在当时逃到泰国的越南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改变。

直接的“挑战”
美国报纸报道，苏联最近将一批“能够载运核武器的”米格—23运进了古巴。
美国舆论为之哗然，纷纷谴责苏联“显然违反”了1962年苏美达成的苏联不得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谅解”。
苏联《真理报》气急败坏地说，美国报纸的报道是“彻头彻尾没有根据的”。
然而，它避而不提把米格—23运进古巴的事实，故意含糊其词地说什么，现在运到古巴的飞机，“就主要性能来说，那是些古巴已有的那类型号的飞机”，企图搪塞过去。
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事情很清楚，苏联把米格—23运到古巴，是它全球攻势战略的一部分。
谁都知道，米格—23是苏联的一种新型战斗机，连华沙条约成员国迄今都没有得到这种飞机。
米格—23的航程为一千二百英里，它从古巴出发，很快就能威胁到美国的中心地带。
现在，它突然出现在美国的鼻子尖下，自然要引起美国朝野和舆论界的震惊和不安。
米格—23运进古巴，不能不使人想起著名的“加勒比海危机”事件。
1962年，赫鲁晓夫曾偷偷地把导弹核武器运进古巴，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在美国的压力下，赫鲁晓夫乖乖地撤出了运到古巴的导弹核武器，并承诺苏联今后不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
这就是美苏两家在1962年达成的“谅解”。
但是，随着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苏联已越来越不把这项“谅解”放在眼里。
对苏联来说，在同美国打交道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军事实力对比，而不是什么“谅解”或“协议”。
这对于美国和西方某些相信同苏联签订“协定”就能万事大吉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教训。
苏联向古巴运进米格—23事件进一步证明，在苏美之间的激烈争夺中，苏联处于攻势，咄咄逼人。
且不说苏联在欧洲、非洲及其他地区加强进攻性战略部署，就是在美国的家门口，苏联也不放过。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支苏联和古巴海军特混舰队也出现在加勒比海。
卧榻之旁频频来了这些不速之客，美国人怎么能睡得好觉呢？
无怪乎美国报纸把苏联的行动称之为一次直接的“挑战”和“考验”。
可是，美国政府在苏联是否违反1962年“谅解”问题上，顾虑重重，至今不作出明确的判断。
美国的舆论现正注视着美国政府如何行动。

福田首相强调苏联必须归还北方领土
日新自由俱乐部代表驳斥日苏不存在领土问题谬论
新华社东京11月19日电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最近在北海道发表谈话，坚持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据《北海道时报》报道，福田首相11月12日在札幌市会见记者时说，“日中（问题解决）之后，日苏问题成为最大的外交课题。”
他说：
“关于北方四岛问题，不打算改变过去的一贯主张，即解决归还北方四岛之后再同苏联缔结和约，即使需要花费时间，也准备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谈判。
但是，在渔业、贸易、协助开发西伯利亚、文化和人员的交流等事务性问题上，准备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进行。”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3日电
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河野洋平11月22日在莫斯科指出，苏联必须归还日本的北方四岛。
据日本报纸11月23日报道，河野正在苏联访问。
他在同苏联方面的代表希季科夫会谈时，驳斥了关于日苏之间已不存在领土问题的谬论。
希季科夫在会谈中说，1956年日苏宣言中的领土条款，“已经失效”。
由于葛罗米柯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备忘录，因此“日苏之间并不存在领土问题”。
河野驳斥说：
“我不同意日苏联合宣言的内容由苏联单方面发表的备忘录就宣布失效”。

苏无理拒绝把日苏临时渔业协定改为长期协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东京消息：
据共同社报道，参加目前在东京举行的日苏渔业谈判的苏联代表团，20日又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把目前两国的临时渔业协定改为长期渔业协定的建议。
日本和苏联曾于1977年05月27日和08月04日签订了两国在对方的二百海里渔业区内捕鱼的两个临时协定。
日本政府为了使日苏渔业关系稳定下来，曾在后来举行的渔业谈判中主张签订日苏渔业长期协定，但遭到苏联的拒绝，仅把临时协定延期至1978年底。
苏联继续在一年一度的渔业谈判中，利用“鱼”这张牌向日本讨价还价，进行敲诈。
为了商谈明年两国在对方的渔业区的捕鱼量，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局长宫泽泰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和以苏联副渔业部长尼古拉·库德里雅夫采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于11月18日开始在东京举行谈判。
日方打算在谈判中要求增加日方在苏联二百海里渔业区内的捕鱼量，扩大允许日方捕鱼的海域，并建议把两国临时渔业协定改为长期协定。
在18日举行的谈判开幕式上，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中川一郎说，由于苏方对捕鱼量及捕鱼作业的严格限制，日方在北太平洋渔场不得不忍受巨大牺牲。
日本已有一千只渔船失业。
对此，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当即作了威胁性的回答。
他说：
日苏渔业关系将给整个日苏关系以巨大影响。

苏联利用金兰湾作海军基地
日本防卫厅表示严重不安
本报讯：
据合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对于苏联已开始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它的海军基地的消息感到严重不安。
日本防卫厅认为，由于金兰湾成为俄国人的基地，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将大大加强。
苏联使用金兰湾将对日本产生严重影响。
因为金兰湾位于中东和日本之间的极为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的中途。
防卫厅认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苏联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切断这条生命线，在金兰湾部署能够袭击船队的飞机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潜在威胁。

菲律宾出口收入增加
菲律宾主要出口商品——椰子产品，今年头十个月的出口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六。
同一时期的矿产品出口收入为三亿四千零三十七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今年10月份，菲律宾出口收入为二亿三千二百六十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

葡萄牙新政府宣誓就职
葡萄牙第4届宪法政府于11月22日宣誓就职。
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和新总理平托在仪式上讲了话。
葡萄牙新政府由包括总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和总理助理在内的十七名内阁成员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