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时间 多盖房少花钱盖好房
京津唐建筑业开展“全优工号”竞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北京、天津、唐山三市的基本建设委员会、劳动局、总工会商定，在这三个市的建筑业推广北京市六建一工区创造的“全优综合超额奖”的经验，开展创“全优工号”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创“全优工号”劳动竞赛，就是要求建筑工程的各项工作和经济技术指标全部优良，全面实现多快好省，努力做到工期缩短，少花钱，多盖房，盖好房。
具体要求达到以下六条标准：
工程质量优良；
按时完成生产作业计划；
劳动效率超过国家劳动定额；
材料消耗低于预算定额；
没有重大安全事故；
施工管理严格，现场整洁，竣工符合设计要求。
根据北京市六建一工区的经验，凡是全面达到这六条标准的，就按节约工数提奖；
质量只达到合格的，按节约工数的百分之五十提奖；
发生重大事故或质量不合格或材料有浪费、成本有亏损的不给奖。
明年，京津唐三市建筑任务很重，计划竣工面积比今年增加一倍多，重点解决三市人民的住房问题，这是党中央、华主席对三市人民的关怀。
唐山地震后，华主席多次视察唐山，对加快建设新唐山作了重要指示。
邓副主席最近视察了北京、天津、唐山的建筑工地，对加快住宅建设也作了重要指示。
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华主席的指示，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明年三市的建筑任务，三市建委最近经过商谈，达成了开展创“全优工号”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协议。
协议书规定，三市分别组成竞赛领导小组，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做好竞赛的组织工作，定期进行检查、评比，总结交流经验，使三市的劳动竞赛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唐三市建筑业开展创“全优工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北京市六建一工区在会上介绍了开展创“全优工号”劳动竞赛和实行“全优综合超额奖”的经验。
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同志主持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百发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

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
清华大学党委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揭穿迟群等人封锁真相，歪曲事实，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公开纠正刘冰等人写“诬告信”这一错案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本社记者刘佩珩报道，清华大学党委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
1975年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
他们向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报告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章的规定，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民主权利。
清华大学党委实事求是地公开纠正了这一错案。
1975年0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
信中报告了“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跋扈专横，在清华大学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
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
与此同时，刘冰等同志还给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且向市委科教组负责同志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
刘冰等同志的行动光明正大，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男女两个黑干将却大搞阴谋诡计。
1975年11月03日，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始对刘冰等同志进行了有组织的围攻。
同时，他们还调遣“两校大批判组”（即臭名昭著的“梁效”）的一个头头来清华搞简报，整材料，封锁真相，歪曲事实，进一步玩弄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
在连续召开了围攻刘冰等同志的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又于同年11月18日召开全校大会，由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指使的十五个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同志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了“诬告信”，并且叫嚷要“揪后台”。
此后，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同志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非法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党组织生活，并且先后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
“四人帮”及其两个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诬告信”的事件，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
“诬告信”的事件，严重地践踏了党章，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他们不仅肆意侵犯刘冰等同志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报告情况的民主权利，而且明目张胆地剥夺刘冰等同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迟群等人在当时炮制的假报告中声称，“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让他们把话讲完”，“始终坚持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迟群等人控制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不准刘冰等同志把两封原信连续念完，更不准他们讲话。
只要他们一申辩，便立刻遭到围攻、批判。
迟群等人对刘冰等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逼供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
短短几个月内，对刘冰等四同志的批斗多达二百二十多次。
群众说，这明明是法西斯专政，那里是什么辩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对刘冰等四同志写信的问题非常关心，刘冰等四同志也提出了申诉。
1977年05月，清华大学党委改组后，立即组织专门调查小组，认真听取刘冰等同志的申诉和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查清了有关事实。
1975年出场作证的十五个证人，有的是追随迟群一伙干坏事的人，有的是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也有的是上当受骗或被逼上台作证的。
这十五个人都推翻了自己当时的证词，有些证人还揭发了迟群一伙采取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指使他们出场作证的丑恶罪行。
清华大学党委查清刘冰等同志写信的真相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落实党的政策，对刘冰等同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校党委把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他们的名誉，并且报经上级同意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刘冰同志已经担任兰州大学的领导职务。

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
清华大学党委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揭穿迟群等人封锁真相，歪曲事实，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公开纠正刘冰等人写“诬告信”这一错案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本社记者刘佩珩报道，清华大学党委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
1975年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
他们向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报告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章的规定，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民主权利。
清华大学党委实事求是地公开纠正了这一错案。
1975年0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
信中报告了“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跋扈专横，在清华大学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
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
与此同时，刘冰等同志还给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且向市委科教组负责同志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
刘冰等同志的行动光明正大，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男女两个黑干将却大搞阴谋诡计。
1975年11月03日，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始对刘冰等同志进行了有组织的围攻。
同时，他们还调遣“两校大批判组”（即臭名昭著的“梁效”）的一个头头来清华搞简报，整材料，封锁真相，歪曲事实，进一步玩弄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
在连续召开了围攻刘冰等同志的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又于同年11月18日召开全校大会，由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指使的十五个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同志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了“诬告信”，并且叫嚷要“揪后台”。
此后，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同志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非法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党组织生活，并且先后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
“四人帮”及其两个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诬告信”的事件，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
“诬告信”的事件，严重地践踏了党章，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他们不仅肆意侵犯刘冰等同志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报告情况的民主权利，而且明目张胆地剥夺刘冰等同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迟群等人在当时炮制的假报告中声称，“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让他们把话讲完”，“始终坚持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迟群等人控制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不准刘冰等同志把两封原信连续念完，更不准他们讲话。
只要他们一申辩，便立刻遭到围攻、批判。
迟群等人对刘冰等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逼供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
短短几个月内，对刘冰等四同志的批斗多达二百二十多次。
群众说，这明明是法西斯专政，那里是什么辩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对刘冰等四同志写信的问题非常关心，刘冰等四同志也提出了申诉。
1977年05月，清华大学党委改组后，立即组织专门调查小组，认真听取刘冰等同志的申诉和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查清了有关事实。
1975年出场作证的十五个证人，有的是追随迟群一伙干坏事的人，有的是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也有的是上当受骗或被逼上台作证的。
这十五个人都推翻了自己当时的证词，有些证人还揭发了迟群一伙采取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指使他们出场作证的丑恶罪行。
清华大学党委查清刘冰等同志写信的真相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落实党的政策，对刘冰等同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校党委把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他们的名誉，并且报经上级同意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刘冰同志已经担任兰州大学的领导职务。

安徽省人民坚持同大旱作顽强斗争，力争减少损失。
这是巢县黄麓公社跃进大队抽巢湖水抗旱灌田。
新华社通讯员摄

坚持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林牧，控制水土流失
高西沟是黄土丘陵区农业建设榜样
新华社编者按：
陕西省米脂县高渠公社高西沟大队土地利用实行“三三制”，农、林、牧三结合全面发展的经验，给黄河中上游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高西沟大队的经验，最可贵的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从而做到了地尽其力，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
新华社西安11月22日电
我国黄河中上游流域，大部分是黄土丘陵沟壑区，无霜期短，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自然灾害频繁。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应当如何进行农业生产建设，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陕西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米脂县高渠公社高西沟大队土地利用实行“三三制”，农、林、牧三结合全面发展的经验，做出了初步回答。
高西沟大队总面积四平方公里，共有一百零二户，四百六十人，其中劳动力一百六十九人。
因为沟壑纵横，自然条件差，过去群众习惯于广种薄收，没有成片的草和一亩林。
结果土地越种越薄，打粮越来越少，平年低产，灾年减产，大灾无收。
群众不仅缺乏饲料、燃料、肥料，生活也十分困难。
人们形容这里是“集体光溜溜，点灯没有油。”
社员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摸索到，要多打粮食，就要有肥料；
要有肥料，就要发展牲畜；
要发展牲畜，就要植树种草，解决饲草。
他们从1959年开始，逐步形成农、林、牧业并举，用三分之一的地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的地种草，三分之一的地植树造林，称为“三三制”。
全大队三千一百多亩耕地，现在农作物种植面积一千零七十亩，造林一千零五十亩，种草一千亩。
种的树有用材林、经济林，种得早的乔木，直径已有十五至二十厘米粗，种的柠条既能当柴烧，又能作饲料。
草地，种着紫花苜蓿、草木栖、沙打旺等。
农耕地面积缩小了，就能集中人力、物力和肥料把土改好，精耕细作。
现在一千零七十亩农耕地（其中有一百七十亩草田轮作），去年粮食总产五十六万斤，平均亩产六百二十多斤，比陕北大部分土地亩产高出十几倍，一部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
今年这里又是一个丰收年。
全大队连续三年每年给国家提供商品粮十四万斤。
一千亩草地，每亩产草二、三千斤，一年产草二百五十万斤左右。
近千头家畜，一年积肥五百万斤。
每年果品、油料、树籽、草籽、木材、绒毛、皮张、肉食等林业、牧业收入达三万多元。
全年农、林、牧业总产值达十二万元。
这些年来，高西沟大队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去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二百多斤，留足饲料、种子后，每人平均分得口粮五百三十八斤，每人平均还向国家贡献粮食三百一十八斤。
除粮食外，每人平均还分得现金四十多元。
从去年开始，大队实行了集体福利制度，口粮加工、治病吃药、看电影、娃娃上托儿所、青少年上小学和中学等都不收费，由大队公益金中开支。
高西沟群众总结他们“三三制”的经验是：
“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低山造平原，梯田并成高台面，茅塄种草好肥源，缓坡缓抓宜种草，立崖陡坡种柠条，石沟筑库水上山，干沟打坝变良田。”
由于高西沟狠抓治山治水，在这块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初步控制了水土流失。
从1966年以来，泥沙没有出高西沟。
特别是今年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七、08月份，一个月时间降雨二百九十毫米，有十次降雨比较集中，其中有一天连续降雨三次，一次十五分钟降水六十毫米，一次二十分钟降水四十毫米，一次三十分钟降水六十毫米，是二十多年未遇的大雨。
但全大队二十一条支、毛沟，却没有发生大的水土流失，冲下来的少量泥沙，也被两个小水库蓄了起来，没有出沟。
而在未治理时，据测量，每年要从高西沟流失泥沙四万吨。
如果西北黄土高原都能象高西沟这样，黄河就有可能变为清河了。
这是一项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业。

种子下地　管字上马
阜阳和开封地区抗干旱保麦苗
据新华社合肥11月22日电
种子下地，“管”字上马。
安徽省阜阳地区干部和社员在胜利完成一千万亩秋种任务后，及时转入查苗补种，进行田间管理。
阜阳地区今年从春到秋持续干旱，秋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全区人民抗旱抢种，小麦种植任务完成得比往年快，播种质量比往年好。
最近，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成立麦田管理专业队，切实加强对小麦的田间管理。
亳县十河公社小麦播种计划完成后，公社党委负责人带领生产组、农技站技术干部到田里检查苗情，发现抗旱播种的小麦严重缺苗断垄。
他们立即和干部社员一起研究补救措施：
对出苗率在五至七成的用喷灌和用水浇的办法促苗；
种子有问题的先补后浇或先浇后种；
出苗三成以下的用水冲沟泼浇。
随后，公社党委召开了“三干会”，组织力量，对早、中茬麦逐块检查，研究补种措施。
颍上县六十铺公社大部生产队成立了麦田管理专业队，及时查苗补苗。
为了搞好小麦冬灌，各级领导深入基层，组织群众做好蓄水开沟工作。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2日电
河南省开封地区各社队在抗旱种麦、查苗补种基本结束以后，迅速组织全区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立即开展以抗旱保苗为中心的麦田管理活动。
开封地区干部社员奋战干旱，已播种的小麦比原计划扩大了八万亩，播种油菜三十二万亩。
干旱的严重威胁仍然是今冬明春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
大队、生产队普遍建立麦田管理专业队，制订小麦管理措施，建立责任制，任务落实到作业组，责任具体到人，从种麦开始，一直管到收割登场。
尉氏县委成立了小麦丰产方领导小组，提出象管理棉花那样，精心管理好三十万亩丰产田，把这作为夺取明年小麦丰收的基本保证。
全区二百万亩丰产田都实行了“五定”责任制。
目前，地、县、社各级领导都深入生产第1线，分片包干，逐块检查，落实管理措施。
缺墒补水，缺苗补种，努力做到苗全苗匀苗壮。
各社队及早动手大抓肥料建设，成立积肥专业队。
许多社队还制订了看管制度，禁止猪羊和牲畜啃青，踏坏麦苗。
围绕抗旱斗争的需要，地委重新部署了今冬的农田基本建设，对劳力实行统筹安排，强调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不得超过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保证冬季麦田管理有足够的劳力。

陕西省委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
尽快把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
省委第2书记王任重担任主任，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请教干部和群众
决定推广高西沟大队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全面发展农林牧的经验
新华社西安11月22日电
本社记者冯森龄、张广顺报道：
中共陕西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华主席关于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的重要指示，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抓好陕北的革命和建设，决定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由省委第2书记王任重担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惠世恭等担任副主任。
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地区是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陕北人民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过伟大贡献。
解放以来，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都十分关怀这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关怀这里人民的生活，对这里的工作作过多次指示。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干扰、破坏，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陕西省委专门研究了陕北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决心克服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坚决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尽快把陕北和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
最近，王任重和惠世恭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陕北一些地方进行调查研究。
他们走访了二十多个县和几十个社、队，向陕北人民传达了党中央、华主席对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表示了省委一定要把陕北建设好的决心，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王任重等同志在延安等地分别召开了老红军、老干部、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座谈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请教基层干部和群众，怎样才能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
许多老支书和老贫农说：
要改变陕北面貌，第1是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党的政策贯彻不了，社员的正当权益被任意侵犯，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第2，一定要转变干部作风。
老根据地党的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干部民主作风差，动不动就处罚社员；
生产上大搞形式主义，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劳民伤财，害民误国。
第3是种植方针上要因地制宜，作大的改变。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工作组其他同志带着问题到一些基层单位搞典型调查，特别是着重调查总结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米脂县高渠公社高西沟大队根本的经验，一条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黄土高原地广、水土流失严重等情况，农、林、牧并举；
另一条是大力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在保证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地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王任重同志高兴地对地、县的一些干部说，高西沟是陕北的大寨，他们的经验代表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生产建设的方向。
凡是和高西沟自然条件相同的地方，都要因地制宜地向他们学习，推广高西沟的经验。
王任重同志还说，过去陕北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是，生产方针摇摆不定，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了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的事，走了许多弯路。
　
许多地方大搞形而上学，孤立地就粮食抓粮食，把农业搞成了“单打一”，广种薄收，粮食没有抓上去，林、牧各业也都丢掉了，结果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今后必须坚决纠正这种偏向。
他说，生产建设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陕北地区有的地方可以以牧为主，有的地方可以以林为主。
不能不分条件，各处一律“以粮为纲”，要实事求是，要全面发展。
一定要把陕北建成粮食自给有余和木材、水果、畜产品的基地。
工作组在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协助当地党委主要抓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好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肃清流毒，拨乱反正，特别注意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
针对各级班子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加强，撤换了少数错误严重的干部。
对各级班子中的一些“闹”派人物，根据罪行和错误轻重，迅速分别予以处理，以利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第3个战役。
对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人，经省委、省革委会批准，逮捕法办，发动群众批斗。
这就大大振奋了人心。
（二）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生活。
为了促进农业快上，让农民生活有保障，决定减少今年的征购粮任务，尽可能提高群众明年的吃粮水平。
经省革委会批准，延安、榆林地区分别比去年实际征购数减少百分之五十五和六十三，今后三年两个地区的征购任务都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
根据这两个地区秋粮收打情况，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后，除留饲料、籽种外，今年延安、榆林地区每人平均的口粮都将有所增加。
工作组还向各级领导和干部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一、要注意群众的劳逸结合。
每月男社员放假两天，女社员放假四天。
二、陕北群众穿衣、盖被存在着困难，凡是过去有种棉花习惯的县、社，要适当恢复发展棉花生产，国家不收购，用于解决当地群众的需要。
（三）切实改变干部作风，发扬民主，防止瞎指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在调查研究中，工作组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不准自上而下地硬派产量指标，硬性规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
今后，各种作物的安排和产量计划，统统由生产队、生产大队通过群众讨论后制定，报公社批准。
不准上面统一规定作物收、种等方面的期限。
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各种农活的安排，都由生产队、生产大队作主。
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诸如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等方面繁杂无用的统计数字。
王任重同志说，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
不知道。
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对那些整天坐在房子里指挥生产的官僚主义者，就是要顶一顶。
今后谁瞎指挥造成减产，要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小面积的科学试验除外），其中一条就是要扣工资。
对领导生产建设有成绩的党政干部和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定要扭转各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群众有权对干部进行监督。
（四）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工作组传达了省委的决定：
对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要取消过去那种违反中央政策、违反宪法的各种限制。
自留地要按政策留，不准取消。
如社员不同意，不要采取代耕办法，收了的，要归还。
在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提倡和帮助社员恢复和发展家庭副业。
允许社员房前屋后种树，谁种谁有，永远不变。
社员不但可以养猪养羊，有条件的地方，允许一户单养或几户共养一头驴或一头牛。
养鸡养兔更不应当限制。
编织、打猎和采集野药、野果等传统的家庭副业，都应当允许搞。
除了棉花和工业品以外，一般农副产品（包括粮食、食油和猪肉），在完成国家征购和派购任务之后，社员可以拿到集市出售。
（五）农田基本建设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确定最近两年农田基本建设以提高现有基本农田质量为主，队办为主，争取早建成早收益。
一般不搞以公社为单位或更大规模的会战，较大的少数骨干工程，由县组织机械化施工。
一定要防止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更不能搞“一平二调”。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陕西省委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
尽快把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
省委第2书记王任重担任主任，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请教干部和群众
决定推广高西沟大队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全面发展农林牧的经验
新华社西安11月22日电
本社记者冯森龄、张广顺报道：
中共陕西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华主席关于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的重要指示，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抓好陕北的革命和建设，决定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由省委第2书记王任重担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惠世恭等担任副主任。
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地区是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陕北人民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过伟大贡献。
解放以来，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都十分关怀这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关怀这里人民的生活，对这里的工作作过多次指示。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干扰、破坏，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陕西省委专门研究了陕北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决心克服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坚决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尽快把陕北和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
最近，王任重和惠世恭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陕北一些地方进行调查研究。
他们走访了二十多个县和几十个社、队，向陕北人民传达了党中央、华主席对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表示了省委一定要把陕北建设好的决心，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王任重等同志在延安等地分别召开了老红军、老干部、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座谈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请教基层干部和群众，怎样才能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
许多老支书和老贫农说：
要改变陕北面貌，第1是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党的政策贯彻不了，社员的正当权益被任意侵犯，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第2，一定要转变干部作风。
老根据地党的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干部民主作风差，动不动就处罚社员；
生产上大搞形式主义，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劳民伤财，害民误国。
第3是种植方针上要因地制宜，作大的改变。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工作组其他同志带着问题到一些基层单位搞典型调查，特别是着重调查总结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米脂县高渠公社高西沟大队根本的经验，一条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黄土高原地广、水土流失严重等情况，农、林、牧并举；
另一条是大力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在保证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地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王任重同志高兴地对地、县的一些干部说，高西沟是陕北的大寨，他们的经验代表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生产建设的方向。
凡是和高西沟自然条件相同的地方，都要因地制宜地向他们学习，推广高西沟的经验。
王任重同志还说，过去陕北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是，生产方针摇摆不定，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了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的事，走了许多弯路。
　
许多地方大搞形而上学，孤立地就粮食抓粮食，把农业搞成了“单打一”，广种薄收，粮食没有抓上去，林、牧各业也都丢掉了，结果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今后必须坚决纠正这种偏向。
他说，生产建设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陕北地区有的地方可以以牧为主，有的地方可以以林为主。
不能不分条件，各处一律“以粮为纲”，要实事求是，要全面发展。
一定要把陕北建成粮食自给有余和木材、水果、畜产品的基地。
工作组在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协助当地党委主要抓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好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肃清流毒，拨乱反正，特别注意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
针对各级班子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加强，撤换了少数错误严重的干部。
对各级班子中的一些“闹”派人物，根据罪行和错误轻重，迅速分别予以处理，以利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第3个战役。
对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人，经省委、省革委会批准，逮捕法办，发动群众批斗。
这就大大振奋了人心。
（二）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生活。
为了促进农业快上，让农民生活有保障，决定减少今年的征购粮任务，尽可能提高群众明年的吃粮水平。
经省革委会批准，延安、榆林地区分别比去年实际征购数减少百分之五十五和六十三，今后三年两个地区的征购任务都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
根据这两个地区秋粮收打情况，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后，除留饲料、籽种外，今年延安、榆林地区每人平均的口粮都将有所增加。
工作组还向各级领导和干部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一、要注意群众的劳逸结合。
每月男社员放假两天，女社员放假四天。
二、陕北群众穿衣、盖被存在着困难，凡是过去有种棉花习惯的县、社，要适当恢复发展棉花生产，国家不收购，用于解决当地群众的需要。
（三）切实改变干部作风，发扬民主，防止瞎指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在调查研究中，工作组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不准自上而下地硬派产量指标，硬性规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
今后，各种作物的安排和产量计划，统统由生产队、生产大队通过群众讨论后制定，报公社批准。
不准上面统一规定作物收、种等方面的期限。
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各种农活的安排，都由生产队、生产大队作主。
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诸如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等方面繁杂无用的统计数字。
王任重同志说，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
不知道。
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对那些整天坐在房子里指挥生产的官僚主义者，就是要顶一顶。
今后谁瞎指挥造成减产，要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小面积的科学试验除外），其中一条就是要扣工资。
对领导生产建设有成绩的党政干部和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定要扭转各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群众有权对干部进行监督。
（四）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工作组传达了省委的决定：
对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要取消过去那种违反中央政策、违反宪法的各种限制。
自留地要按政策留，不准取消。
如社员不同意，不要采取代耕办法，收了的，要归还。
在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提倡和帮助社员恢复和发展家庭副业。
允许社员房前屋后种树，谁种谁有，永远不变。
社员不但可以养猪养羊，有条件的地方，允许一户单养或几户共养一头驴或一头牛。
养鸡养兔更不应当限制。
编织、打猎和采集野药、野果等传统的家庭副业，都应当允许搞。
除了棉花和工业品以外，一般农副产品（包括粮食、食油和猪肉），在完成国家征购和派购任务之后，社员可以拿到集市出售。
（五）农田基本建设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确定最近两年农田基本建设以提高现有基本农田质量为主，队办为主，争取早建成早收益。
一般不搞以公社为单位或更大规模的会战，较大的少数骨干工程，由县组织机械化施工。
一定要防止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更不能搞“一平二调”。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上海船厂为什么能成为大庆式企业，职工们说：
这是因为——
建立了在生产技术上有权威的领导班子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1日电
上海船厂今春建立了一个在生产技术上有权威的领导班子。
职工群众反映说：
我们厂现在能进入大庆式企业的行列，是同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分不开的！
这个船厂党委的十一名成员中，有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四名，副总会计师一名，工人工程师一名，其他五名也是各有专长的干部。
党委书记隋方千，五十年代就是副总会计师。
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厂长时，主持过制订我国第1套《修船基本价格及计件工料定额》和编辑《上海船厂规章制度汇编》的工作。
这两套集子后来成为我国交通系统造船企业建立规章制度的主要依据。
党委副书记兼厂长冷大章，文化大革命前是副总工程师、副厂长，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党委成员、总工程师廖云汉是一位著名的造船和修船专家。
今年初被提拔的党委成员、副厂长潘曾锡和蒋南勋，都是副总工程师，多次出国学习、考察，也是有丰富经验的造船、造机专家。
上海船厂的新党委成立以后，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本厂一百零二名工程师、技师和二百多名技术员及其他专业人员恢复了技术职称，还提拔了十五名技术员担任工程师。
厂党委还打破行政和技术领导干部非要党员担任不可的框框，按照党的“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非党技术人员和其他优秀分子担任一些车间和科室的领导工作。
上海船厂新党委成立后，带领全厂职工先后打了安全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和物资管理四个翻身仗，使企业生产和管理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今年，上海船厂的生产任务比较繁重。
由于厂党委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又实行了奖惩制，工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今年头三个季度，全厂已经完成了全年产值计划百分之九十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进入了大庆式企业的行列。

兰州新华印刷厂党委发动群众
民主选举班组长和工段长
据新华社兰州电
本社记者王作言报道：
兰州新华印刷厂党委最近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了全厂的班组长和工段长。
候选人的名单是群众提出来的，正式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在选举时，工人可以投候选人的票，也可以投别人或自己的票。
监票人由群众自己推荐，当场公布选举结果。
实践证明，这样放手让群众行使民主权利，选出的班组长和工段长，大都是工作积极肯干、密切联系群众、富有管理生产经验的工人，深受群众的拥护。
为了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兰州新华印刷厂党委还规定，工人们如果发现自己选出的班组长和工段长不称职，没有代表群众利益或工作搞不上去，有权随时撤换罢免，另选更合适的人。

到群众中去考察了解干部
嫩江地委在调整县委领导班子中，地委书记、常委们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群众对干部的评论，做到情况摸得透，干部选得准
新华社编者按：
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有权监督、评议干部。
各级党委在干部问题上走群众路线，是发扬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黑龙江省嫩江地委为了做到任人唯贤，在调整各县县委领导班子的过程中，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群众对干部的评论，经过调查研究，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他们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党的发扬民主、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中共黑龙江省嫩江地委在调整县委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
地委书记、常委们深入基层，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做到情况摸得透，工作做得细，干部选得准，群众比较满意。
林彪、“四人帮”长期的干扰破坏，使嫩江地区各县县委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地委结合整党整风，曾经对一些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个别调整，但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有的应当参加领导班子的老干部没有得到安排，有的不胜任现职的干部没有调整，有的领导班子又缺少年富力强的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因而群众有意见，工作受到了影响。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嫩江地委决定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分别不同情况对全区县委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
从今年09月开始，地委五名正副书记和七名常委带领地委组织部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深入各县，到群众中去考察了解干部，掌握第一手材料。
他们广泛接触干部和群众，同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县直机关干部、社队干部、群众以及经常接触县委领导干部的工作人员座谈，更注意找那些熟悉领导干部情况的同志个别交谈。
地委工作组不仅听取他们对干部优缺点的评论，而且对谁留班子、谁出班子、谁进班子，也广泛征求意见。
由于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发扬了民主，嫩江地委对县委领导班子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人材。
依安县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这次有许多干部和群众向工作组反映说他有干劲、作风好、威信高，有农村工作经验，应当提拔。
经过实际考察，证明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嫩江地委决定把他提拔为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
在调整充实县委领导班子的过程中，群众还帮助地委把了“关”。
地委原来酝酿提拔进县委领导班子的干部中，就有七人因为经过考察了解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决定不予提拔。
在群众中考察了解干部，有时对同一个干部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地委便进行反复调查研究，加以鉴别。
地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在群众中考察了解干部，不仅使调整工作做得既快又好，而且由于对干部了解得比较深，思想工作就做得细，针对性强。
他们对全区一百八十三名县委常委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除少数外出的以外，普遍进行了谈话，特别是对新提拔的、调动的和免职的干部，都作了思想教育工作，因此绝大多数同志能愉快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

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　紧跟新形势解放思想
刘震同志说：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刘志坚、李克忠同志强调：
冲破思想“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20日电
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最近在新疆部队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先进代表大会上，就真理的标准问题发表讲话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刘震同志说，华主席在视察新疆工作时鼓励我们新疆的同志应有志气，要想得开阔一些，上得更快一些，成绩更大一些。
华主席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也就是我们深入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三学”运动，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进行这场大革命，必将对我们部队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技术装备以及各项工作，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刘震同志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毒不知毒，或者被林彪、“四人帮”的棍子打怕了，“内伤”未愈，“余悸”犹存。
譬如在落实政策上，对过去搞错了的，不能尽快平反，平反了还要留个尾巴；
有的这也不敢做，那也怕负责，对于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敢坚持，错了的也不敢去纠正，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再如有的甘居中游，无所作为，四平八稳，按部就班；
有的有畏难情绪，认为先进典型高不可攀，想大干，怕流汗，遇上一点挫折又灰心丧气，看不到蕴藏在广大指战员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缺乏争上游的雄心壮志；
有的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看自己的优点多，看别人的缺点多，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不认真学习三个典型的根本经验，对本单位的典型不服气，甚至挑剔，吹毛求疵；
有的进入先进行列后，保成绩，保荣誉，掩盖矛盾，不能勇于创新。
刘震说，这些问题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思想牢笼不冲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就贯彻执行不好。
新疆地处国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因此，认真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对我们军区部队更为重要。
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彻底砸烂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我们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放开眼界，勇于创新，力争上游。
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大家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象硬骨头六连那样，眼睛看着别人的长处，心里想着自己的短处，取百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创造更多的雷锋式的干部战士、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航空兵一师式的党委。
刘震同志说，华主席在视察新疆期间指示我们，领导思想要跟上形势。
这确实值得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我们要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思想同飞跃发展的形势有多大差距，对发展大好形势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刘震同志指出，要跟上形势，发展形势，就要胸怀革命大局，珍惜全国和我们部队所出现的大好局面。
要把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任务联系在一起，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深入开展“三学”运动，扎扎实实把部队建设搞上去。
刘震同志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以航空兵一师党委为榜样，经常整顿，自觉整顿，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要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奋斗，紧张快干，提高工作效率，从本单位实际出发，放手大胆地工作。
新华社昆明11月20日电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党委常委和机关负责同志最近连续举行学习讨论会，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
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志坚和党委副书记、副政治委员李克忠在会上发言，强调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设置的“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刘志坚同志在发言中说：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运动发展得很不平衡，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过去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给人们设置了很多“禁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思想上还有余毒，有些人心有余悸，要通过多次学习，不断实践，思想才能得到解放。
刘志坚同志说，林彪、“四人帮”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
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会束缚我们的手脚，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
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一定不能够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吃苦头。
刘志坚同志说，当前，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
学习、学习、再学习！
要努力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以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李克忠同志在发言中说，从我们昆明部队、云南省这几年的情况看，广大群众的实践，的确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彪、“四人帮”曾大肆鼓吹“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并美其名曰“分清路线是非”，说什么“划线站队划出了干劲，划出了团结，划出了大好形势”。
但实践证明，“划线站队”，分裂了群众，分裂了部队，分裂了党委，造成了严重恶果。
它不是真理，而是谬论。
林彪、“四人帮”在云南边疆推行“政治边防”，把它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边防建设方向”。
但实践证明，搞“政治边防”是典型的假左真右黑货，造成了严重恶果，最后只能被实践所否定。
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完全是形式主义，毛主席也不同意这种搞法。
实践完全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李克忠同志说，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
在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四人帮”都是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他们自己是最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
但实践证明，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
事实胜于雄辩。
实践检验了真理，实践注定了他们的彻底灭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完成新的任务。
我们要真正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

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　紧跟新形势解放思想
刘震同志说：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刘志坚、李克忠同志强调：
冲破思想“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20日电
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最近在新疆部队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先进代表大会上，就真理的标准问题发表讲话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刘震同志说，华主席在视察新疆工作时鼓励我们新疆的同志应有志气，要想得开阔一些，上得更快一些，成绩更大一些。
华主席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也就是我们深入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三学”运动，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进行这场大革命，必将对我们部队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技术装备以及各项工作，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刘震同志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毒不知毒，或者被林彪、“四人帮”的棍子打怕了，“内伤”未愈，“余悸”犹存。
譬如在落实政策上，对过去搞错了的，不能尽快平反，平反了还要留个尾巴；
有的这也不敢做，那也怕负责，对于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敢坚持，错了的也不敢去纠正，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再如有的甘居中游，无所作为，四平八稳，按部就班；
有的有畏难情绪，认为先进典型高不可攀，想大干，怕流汗，遇上一点挫折又灰心丧气，看不到蕴藏在广大指战员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缺乏争上游的雄心壮志；
有的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看自己的优点多，看别人的缺点多，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不认真学习三个典型的根本经验，对本单位的典型不服气，甚至挑剔，吹毛求疵；
有的进入先进行列后，保成绩，保荣誉，掩盖矛盾，不能勇于创新。
刘震说，这些问题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思想牢笼不冲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就贯彻执行不好。
新疆地处国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因此，认真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对我们军区部队更为重要。
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彻底砸烂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我们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放开眼界，勇于创新，力争上游。
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大家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象硬骨头六连那样，眼睛看着别人的长处，心里想着自己的短处，取百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创造更多的雷锋式的干部战士、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航空兵一师式的党委。
刘震同志说，华主席在视察新疆期间指示我们，领导思想要跟上形势。
这确实值得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我们要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思想同飞跃发展的形势有多大差距，对发展大好形势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刘震同志指出，要跟上形势，发展形势，就要胸怀革命大局，珍惜全国和我们部队所出现的大好局面。
要把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任务联系在一起，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深入开展“三学”运动，扎扎实实把部队建设搞上去。
刘震同志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以航空兵一师党委为榜样，经常整顿，自觉整顿，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要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奋斗，紧张快干，提高工作效率，从本单位实际出发，放手大胆地工作。
新华社昆明11月20日电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党委常委和机关负责同志最近连续举行学习讨论会，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
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志坚和党委副书记、副政治委员李克忠在会上发言，强调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设置的“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刘志坚同志在发言中说：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运动发展得很不平衡，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过去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给人们设置了很多“禁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思想上还有余毒，有些人心有余悸，要通过多次学习，不断实践，思想才能得到解放。
刘志坚同志说，林彪、“四人帮”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
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会束缚我们的手脚，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
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一定不能够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吃苦头。
刘志坚同志说，当前，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
学习、学习、再学习！
要努力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以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李克忠同志在发言中说，从我们昆明部队、云南省这几年的情况看，广大群众的实践，的确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彪、“四人帮”曾大肆鼓吹“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并美其名曰“分清路线是非”，说什么“划线站队划出了干劲，划出了团结，划出了大好形势”。
但实践证明，“划线站队”，分裂了群众，分裂了部队，分裂了党委，造成了严重恶果。
它不是真理，而是谬论。
林彪、“四人帮”在云南边疆推行“政治边防”，把它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边防建设方向”。
但实践证明，搞“政治边防”是典型的假左真右黑货，造成了严重恶果，最后只能被实践所否定。
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完全是形式主义，毛主席也不同意这种搞法。
实践完全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李克忠同志说，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
在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四人帮”都是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他们自己是最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
但实践证明，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
事实胜于雄辩。
实践检验了真理，实践注定了他们的彻底灭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完成新的任务。
我们要真正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

把自主权交给生产队，农业能大发展
——从淮北看生产队自主权问题
到过淮北的许多同志，都说淮北的潜力大，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地区。
可是这些年来淮北的农业生产并没有搞上去。
为什么上不去？
怎样才能上去呢？
淮北地区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大部分是平原的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盛产麦、稻、豆、高粱、玉米、红芋等粮食作物和棉、芝麻、花生、烟、麻、菜籽、甘蔗、蒜、生姜等经济作物；
西自临泉、界首，东到泗县、灵璧，都是生长林木的好地方，可以发展桑、槐、椿、楝、杨、桐、竹、桃、梨、杏、李、枣、柿、苹果、葡萄和石榴；
淮北地多，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淮北的猪和大牲畜是出名的，许多地方还可养羊、育兔，有的地方也可养鹿；
淮北发展副业的条件也很好，到处有荆条，群众会编织，红芋多可做粉，并且队队都会做；
淮北的河湖沟塘也较多，河湖既可自然捕捞鱼、蚌，也可放养鱼、蟹，有的地方还可培养珍珠，沟塘除养鱼还可种植菱、藕、茭白、“鸡头”等水产作物。
淮北的农林牧副渔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
可是，这些年来，淮北的农村经济不但没有迅速发展，而且还削弱了：
粮食生产水平不高，五业不旺，群众生活困难，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有些社队还吃国家返销粮。
为什么淮北的农村经济会成为这个样子呢？
根本原因是遭到了林彪、“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推行的假左真右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他们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破坏人民民主，用专政的手段从各方面压制人民群众，束缚生产队的手脚，使人们不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淮北平原虽然一望无际，却是大平小不平；
土质情况多种多样；
水利和气候条件大体相同中各地又有差别；
其他生产条件，各个生产队也不一样。
加上各地群众都有自己多年的种植习惯和经验，这就需要在生产的各个方面，允许每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趋利避害，取长补短，合理安排，而不能搞“一刀切”。
可是，这个原则被
“四人帮”的代理人否定了，他们说因地制宜是凑合。
他们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生产队搞瞎指挥，不顾有无条件，硬叫生产队种水稻。
肖县种了四十五万亩水稻，结果八万亩无收，其他统统低产。
有的地方还强令生产队把田里一二尺高的作物砍掉改种水稻，使上万亩农田减产或颗粒无收。
他们强令生产队每块地种什么不种什么，限制生产队的种植自主权。
有时天旱或遇到暴雨，庄稼毁坏了，需要抢时间改种，可是生产队无权，要改种得请示上面好几级，往往请示手续办完，抢种就来不及了。
至于多种经营，卡得就更死了。
“四人帮”的代理人把多种经营和正当副业一概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
因此，虽然淮北的农林牧副渔五业资源丰富，但生产队没有自主权，不能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农业生产连续多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少数社队曾经顶住了“四人帮”代理人的干扰，情况就不一样。
这些社队基本上保持了生产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短短几年中把生产搞上来了，改变了穷困的面貌。
例如颍上县小张庄生产队，从实际出发，用深挖塘沟通地下水的办法解决了灌溉问题，用发展养猪和大牲畜的办法解决了农家肥的问题，以后又发动群众挖净了耕地中的砂礓石，种一麦一豆两茬，粮食平均亩产很快从几十斤上升到一千二百斤。
加上副业收入，一个劳动日可分一元六角，一个劳动力一年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做到了队丰民富贡献多。
蒙城县老集生产队，搞起了多种副业，用副业收入的二十多万元购置农业机械，很快实现耕、耙、锄草、收、运、加工机械化。
他们把省出的劳动力用于养猪和农田水利建设上，并进行耕作制度改革，粮食平均亩产一千六百斤。
社员生活好，户户有存粮存款，集体经济力量强大，积累粮食二十四万多斤，公共积累二十六万多元，一年人均贡献粮千斤。
象这样的典型，淮北各县都有一些。
他们发展生产的办法各式各样，但殊途同归，粮食平均亩产都提高到一千四五百斤以上。
人们从这些社队看到了一个规律，如果生产队掌握着生产的自主权，合理利用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
甚至只要切切实实地抓好一两项，两三年就上来了。
生产队的自主权是我国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事实说明，“四人帮”假左真右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破坏农村经济，实质上就是否定生产队的自主权。
生产队失去了自主权，也就失去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和依靠群众发展生产之权，在生产上就处于无能为力、完全被动的地位，丧失了向自然作斗争的战斗力。
“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垮台以后，安徽省委下达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规定；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的措施。
它的积极影响在淮北已开始显现出来。
淮北有近十万个生产队，要改变困难的现状，要进一步发展生产，要机械化，需要大量资金。
资金从哪来？
国家是要支援的，但是国家目前的力量有限；
只要近十万个生产队都有了自主权，就可以更好地依靠一千六百万群众的力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什么搞什么，会什么搞什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在行使生产队自主权问题上心有余悸，这也不敢搞，那也不敢做，群众意见很大。
这些地方的群众说：
“太阳从门前过，晒人不晒我。”
这说明还需要发动群众，把“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破坏农村经济、破坏生产队自主权的罪行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解放干部的思想。
同时还需要从上层建筑方面做适当调整工作，把一切不利于发挥生产队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条条框框都打破。
这样农村的生产力就会来一个大解放，农业生产就会来个大发展。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明门大队干部向社员汇报形成制度
据新华社杭州11月20日电
最近五年来，长兴县城郊公社明门大队坚持干部向社员大会汇报工作的制度。
具体做法是：
每年年中向社员大会汇报后，社员评议和评比干部。
每年年底向社员大会汇报后，接下去开展整党整风。
然后，根据社员群众审议的生产方案和提出的批评建议制订下年度的规划；
平时大队逐月公布大队干部的劳动天数，还定期公布加工场、五金厂、副业队、拖拉机、综合组的收支情况。
执行干部向社员汇报制度，使干部养成了遇事倾听群众意见的作风，避免了一些干部不按实际情况，只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做法。
执行干部向社员汇报制度，还有利于发动社员参加民主管理，使广大社员发扬了当家作主的精神，也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年来，全大队粮食总产增长近四成。
社员收入不断提高。

在中国科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
范长江同志得到平反昭雪
本报讯
在中国科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郑重宣布为原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范长江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说：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范长江同志，过去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我国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协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
这样一位热爱党、热爱人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竟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于1970年含冤逝世。
现在，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郑重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
这一宣布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范长江同志在科协工作中紧紧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忆长江同志
胡愈之
1939年，桂林环湖路，长江。
其时，其地，其人，是我再也忘不了的。
在前一年的10月，蒋介石从武汉逃跑。
国民党军队在广东这一条战线也整个崩溃了。
汪精卫正在重庆同日帝进行秘密交易，准备全面投降。
敌军已紧迫洞庭湖。
从长沙大火中，一大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者，徒步出走，最后来到了桂林。
就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来看，前途是十分暗淡的。
但是在1939年初，在桂林这个冷僻的小城市里，出现了新的希望。
希望在于党。
希望在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希望在于从沦陷区流亡到桂林的大批青年文化战士。
周恩来同志两次到桂林作了部署。
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成立了。
《救亡日报》首先从广州迁来。
各种剧团和音乐团体都在桂林有了立足点。
生活书店也在那里设立了分店。
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和文化供应社也成立了。
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也正在这一时期，长江同志从重庆到了桂林，在环湖路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简称国新社）。
这个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革命新闻报道机关，实际上是武汉沦陷以前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始终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武汉创立的以陈侬菲同志（即1968年在上海遭“四人帮”迫害牺牲的陈同生同志）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则是国新社创立时的骨干力量。
这个社和《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
当时党在白区的工作是绝对秘密的。
即便是青年记者协会这样一个群众团体，也只能秘密进行工作。
长江同志当时的公开身分是救国会会员。
他也是在1939年下半年国际新闻社建立以后才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在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至国外，新闻报道和宣传工具，严密控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手中。
除伪中央社之外，全国不容许有新闻报道机关。
解放区的新华通讯社，由于物质设备的困难，还不能向全国以及国外进行广播。
《新华日报》是不容许行销到外地的。
而且《新华日报》和一切报纸刊物都要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
这样，如何使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为国内国外广大群众所了解，便成为一个大问题。
当时外国新闻记者大批来到了汉口和重庆，却得不到战地的真实消息。
连国民党内亲美派董显光、曾虚白所主持的军委会国际宣传处也感到不冲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新闻封锁，要满足外国记者的要求是办不到的。
利用了国际宣传处和伪中宣部之间，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亲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长江同志才离开了《大公报》，为国际宣传处采访战地新闻，从而为国新社取得采访和发布新闻的合法地位，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网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这是长江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复杂的斗争的成果。
国新社是靠白手起家的。
它的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国际宣传处提供的每月几百元的稿费，却要供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青年的生活费和工作费。
工作人员住的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吃的是大锅饭，晚上睡在地板上，但是气氛是紧张的，活泼的，愉快的。
我不是国新社的成员，由于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和我同长江同志的个人关系，我挂了国新社特约撰稿人的空名。
从1939年初到1940年我离开桂林为止，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环湖路蹓跶一下。
除了满嘴胡子，被大家称作大师的总编辑黄药眠同志以外，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战士，有正从战地来的，有准备到战地去的。
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毫无拘束地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
到了晚间，还举行歌唱会和舞蹈会。
当时长江还不到三十岁。
我和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也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当时我们和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激烈的。
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新社总社终于被封闭了。
长江同志不得不流亡香港，创办党的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
香港沦陷以后，他到了苏北解放区，担任新华社分社工作。
抗战结束，他在南京、上海，最后到了延安，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
当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撤走的时候，长江同志跟随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和晋西北，主持新华社的报道，为党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这些是我离开国内以后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不需要由我来加以叙述了。
我所要说的是当我和长江经常在一起时，他所留给我的一种独特的印象。
“我是一个小兵出身的，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兵。”
这是长江向我讲过几次的话。
有时候我们还当作笑话，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丘八。”
小兵出身，这不是笑话，是事实。
1927年六、07月，正是中国革命发生了大风暴的时候，长江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由于发生了四川军阀屠杀学生的三·三一大惨案，只身流亡到武汉，参加二十军的学兵营，当一名小兵。
后来随营开到了南昌，并入以贺龙同志为军长的第20军，参加了八·一起义。
在这以后，他跟着撤退的部队，投奔潮汕、广州、福建、江西，一直到南京，还仍然是一个小兵。
他是一名小兵。
但是他是抱着雄心壮志当小兵的。
他有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除贪官污吏。
当时他太年轻了，太缺少斗争经验了。
他在开始当小兵时，甚至还不能分清敌我友。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下了决心，同国民党决裂，靠朋友的帮助，到了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一边向报纸刊物投稿，度过艰苦的生活。
最后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到了四川当一名随军记者。
这就给长江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他思想上的大转变。
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1人。
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但是长江仍然是一名小兵，是毛泽东麾下的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
1945年当我流亡在苏门答腊一个山区的时候，我曾经为当地的华侨青少年写过一本幻想小说，里面有一个机智的通讯兵万里长，就是以长江同志作为典型来描写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是随时准备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就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
党指向哪里，他就走向哪里。
他是一个小兵，所以他不是一个空头革命家，他是从战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毛泽东思想，并为之而奋斗终身的。
而这一切美德，对于我们这一些从没有扛过一枝枪，而只会摇笔杆子，捧书本子的知识分子，是太难能可贵了。
由于具备这样的品德，长江同志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从现在能找到的他的少数诗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北风卷海浪如山，客轮遇风渤海渊。
上山下谷船如醉，东歪西倒客似癫。
同共寒暑人无语，晨浴朝阳海河妍。
暂时困难总会有，莫信乌云能蔽天。
——《1961年09月在渤海湾遇大风》
久闻登州府，今上蓬莱楼，
山从南天接，群岛北海浮。
四海多兄弟，五州广交游。
巨星拱北斗，落日吊西酋。
——《1961年11月蓬莱阁遥望北京
想念毛主席》这样一个好党员、好战士、好同志，正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障碍。
他们捏造戈培尔式的谣言和诽谤，要把长江同志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不足为怪的。
甚至当毛主席亲自过问要为他昭雪时，有些人还要给这样的好同志留一个“尾巴”。
连他的骨灰盒都拖了好久才容许送到八宝山，这也说明林彪、“四人帮”流毒之深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中国科协已宣布为长江同志完全平反昭雪。
长江同志可以安息了。
对他这样一个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历史已经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悼念范长江同志
魏克明
范长江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冤案，已彻底平反昭雪。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又卸下了一个心头重负。
范长江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是上海《解放日报》第1任社长兼总编辑，在隆隆的炮声中随军进入上海，创办《解放日报》，为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今天回忆往事，心潮起伏，如重逢故人。
犹忆从北京南下途中，他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走出山沟，到大城市，到“十里洋场”办报，既要保持、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又要改变那些过时的工作方法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否则就要受到现实的惩罚。
《解放日报》创刊之初，果然经历了一段曲折，创刊后，没有几天，报纸的发行量就直线下跌。
成千成万份的跌，没个尽头，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纷纷议论。
长江同志说，我们的报纸每期刊登大量的历史文献，倾盆大雨，群众消化不了。
而对上海的现实，特别是对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注意不够，抓得不紧，群众怎么会满意呢？
事实证明，这种分析是对的。
报纸如果脱离实际，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抓不住纲绳，搔不到痒处，群众是不要看的。
即使再多登一些过去的文件、章程、规则，也无济于事。
接着，反银元投机的斗争展开了。
当时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银元贩子，听到银元敲得叮叮响。
这是解放后帝国主义、蒋帮残余势力和冒险家一次有计划地扰乱金融、破坏市场的阴谋活动。
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上海人民，对此非常愤慨，纷纷提出控诉。
《解放日报》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抓住这个关键问题，连续报道了反银元投机斗争。
许多一版头条，都用大字标题刊登有关的人民来信。
当时，长江同志主要负责市文管会的工作，无法常来报社。
可是在反银元投机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深夜来报社看看，询问来信情况，安排版面。
一次，他问收到多少“银元信”，内容怎样？
有的同志说，信很多，就是内容大致相同，缺少典型……。
长江同志说：
“书呆子！”
他问道：
“集中反映了千千万万群众共同的义愤和迫切的愿望，还不够典型吗？”
不久，市军管会对日益猖獗的投机活动，采取了断然措施，检查了全市投机中枢——证券大楼，给投机活动以粉碎性的打击。
《解放日报》在长江同志亲自指挥下，采访、刊登了一条“独家新闻”，引起了轰动。
群众纷纷来信说：
“这才象张党报。”
《解放日报》的发行量从此停止下降，直线上升。
长江同志十分注意掌握宣传的大方向，同时也要求扩大报道面，使报纸丰富多采。
他很重视理论宣传，亲自兼任《解放日报》理论组的组长，同时也要求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不放空炮。
他不仅强调要依靠工农群众办报，也要求和那些在民主革命急风骤雨中经受锻炼的学者、专家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总之，他全面贯彻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
长江同志对人很直率，很严肃，不讲情面。
同时，他也很关心、很爱护同志，关心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有时，签署大样后，天也快亮了，他还到各处走走，检查同志们的睡眠状况。
一次，一位同志冒雨去看他，布鞋湿了。
他问：
“你没有胶鞋？”
这位同志初学上海话，说：
“胶鞋，商店里多来西。”
他会意一笑。
当时还实行供给制，有些同志，特别是没有子女的同志（子女有津贴），要买双胶鞋这样的东西，还缺少购买力。
他说：
“好吧，我还有稿费，代你买一双吧。”
事情很小，也可见他对同志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他赏罚分明，对同志们的缺点错误，不留情面，直率批评。
而同志们稍有成就，他即进行鼓励和表扬。
在一次庆典的报道中，《解放日报》组织了几个突出的版面，内容比较充实，第1版是用空心红色大字标语套印在黑字上，比较美观。
他看后说：
“好，打了个胜仗。
我请你们喝酒。”
即酌满几杯清茶，举杯说：
“以茶代酒吧。”
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新闻战士。
长江同志的沉冤已经昭雪。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报纸的面貌已根本改观。
他应含笑九泉。
但是，他如死而有知，恐未必瞑目。
因“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实在太多了，虽已纷纷昭雪平反，但仍有些同志尚待落实政策。
特别是“四人帮”在新闻界散布的大量流毒，尚有待肃清。
回想
“四人帮”横行时，何等飞扬跋扈。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新闻工作，被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
他们鸡蛋里挑骨头，任意栽赃诬陷。
你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形式主义，他们就说，“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根大棒”。
报纸登一篇文章，说古时某皇帝还能采纳忠言，他们即说，“这是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
你登一篇科学知识或生活知识，他们就说，“这是腐蚀人们灵魂，用软刀子杀人”。
现在，虽然许多同志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但余毒仍在，余悸犹存。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砸烂他们所设的重重禁区。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路线，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我们有此决心，也有此信心。
昂首了望，前程似锦。
长江同志，你瞑目安息吧！
（原载《解放日报》）

讲求实效　少开会　开短会
新华社编者按：
这里发表三个改进会风的材料。
现在，一些地方各种会议开得实在太多、太长了。
广大基层干部都要求领导机关切实改进会风，尽量少开会，开短会，开有准备的会，不要把广大干部都长时间地泡在会场里。
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
代县出现新会风
今年以来，在山西省代县，出现了开会次数少，会期短，效果好的新会风。
据02月至07月底的统计，县委常委们在县级机关开会五次，共十三天；
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参加的会六次，共九天又一个晚上；
全县生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召开了一次，会期六天半。
在县委的带动下，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社队召开的会议，也比去年大大减少了。
这是代县县委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改进会风取得的可喜成果。
今年01月，地委召开有各公社书记和部分大队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
会上，社、队干部给代县县委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批评县委过去开会过多，时间过长，而且有的会议质量不高，使不少干部无法从不必要的会议中解脱出来，影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搞好工作。
基层干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
去年一年，县委召开的会太多，光是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会就有十九次，共七十六天。
县委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决定。
在改进会风方面，要做到少开会，开短会，开好会。
对于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合并开的会不分别开；
能在下面开的会，不在上面开。
今年年初，有几件大事摆在县委的议事日程上，要是每件事都召开会，起码也需要二十多天时间。
为了精简会议，县委研究决定，各事合并，召开了一个四级干部会，总共六天半，就解决了问题。
今年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多数都在基层。
代县的基层干部们说，今年县委开会次数少，时间短，开得好，许多会在基层开，很解决问题。
滚压土地是保墒下种的好方法，以往在县里开会曾经推广过，但收效不大。
今年的抗旱春播会，在县委书记蹲点的阳明堡公社开。
书记没有发表长篇大论，而是带领大家到长郝大队进行实地观察。
会后，全县共滚压土地十六万四千八百亩，比去年增加了八倍，使得大旱之年全县春播作物捉了全苗。
代县县委把改进会风，当做肃清“四人帮”流毒，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他们无论什么会都首先考虑是否能开出成效来，材料也不那么多，形式也不那么讲究。
过去，书记开会作报告，靠别人写稿，抄书抄报，今年自己动手写材料，有的会只列个提纲，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讲具体问题，尽量不说空话，套话，不说假话。
群众说，县委领导在会上的讲话，是石头捣磨扇——石（实）捣石（实），大会小会都解决实际问题。
长乐公社少开会、开短会
山东省平度县长乐公社改进领导作风初见成效。
这个公社今年开会比往年同期次数减少了二分之一，所用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但工作比过去更深入了。
过去，这个公社大事小事都开会，没完没了。
一个大队干部一年要在公社开会一百五十多天。
往往一天之内公社要通知大队干部来公社参加四个会，弄得基层干部光开会都顾不过来。
今年，长乐公社在整风中批评了会议多的现象。
公社党委作了检讨，下决心转变作风，少开会和开短会。
今年实践的结果，他们已做到能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合并开的会决不分散开。
往年公社领导夏季积绿肥的工作要开三次会，先开个思想发动会，然后开个现场参观会，最后还要开个检查评比会。
年年如此，成了公式，人们叫做“三步曲”。
今年只开了一个现场会连发动带参观都有了，检查是通过干部深入实际进行的。
最近，平度县在同一时间分别开了公社党委书记、农技站长、养猪积肥和妇幼工作等四个会，并且都要求迅速向基层传达。
长乐公社就把四个会的内容合到一起作传达，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长乐公社改进会风效果很好。
首先，它为干部创造了深入实际，蹲点劳动的条件，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这个公社社队两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比过去成倍提高。
公社党委九名常委，除一人主持机关工作外，八人长期住在基层，蹲点包片，做到情况明，指挥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浙江省委支持金华
地委少开会的建议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委和省直各单位大力精简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几件事合并召开的会不要单独开。
需要开的会，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开短会，开小会，认真解决问题，注重实际效果。
据反映，近来浙江有些领导机关会议开得太多，会议一多，干部浮在上面的就多了。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忙于应付开会，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扎实实解决问题。
据金华地委办公室反映：
今年09月13日至30日，在二十多天中，金华地区各部、委、办、局就派出一百二十六名干部分别去参加省级各部门召开的六十个会议。
这还不包括中央部门和地、县自己召开的会议。
他们说，由于会议多，有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长年累月泡在会议里，一个会议刚结束，还未贯彻，另一个会议的通知又来了。
许多工作，只是停在嘴上，忙在会上，不能落到实处。
金华地委办公室还说，会议一多，文件、报表也随之增多。
往往一个人去开会，要有几个以至十几个人为他准备文件、资料和统计数字。
会议一多，还带来了招待所、旅馆拥挤，市场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浙江省委最近批转了金华地委办公室关于《领导机关要精简会议》的情况反映。
省委强调指出：
现在，各条战线都要拨乱反正，大干快上，必要的会议是要开的。
但是，会议多了就成灾。
大批干部泡在会上，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映，广大基层干部对领导机关会议多，不深入，是不满意的。
对因会议过多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应当十分注意。
（据新华社）

中国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代表队组成（三）
中国体操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体操队名单如下：
领队：
陈凤平
教练：
夏德君、陈孝彰、周济川
钢琴伴奏：
周家声
男运动员：
蔡焕宗、潘辰飞、李月久、熊松良、黄玉斌、彭亚平、许仲璇
女运动员：
刘亚军、朱政、马文菊、何秀敏、马艳红、王萍、唐小丽
自由式摔跤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自由式摔跤队名单如下：
教练：
章守律
运动员：
高京、梅喜怀、官其格
中国射击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射击队名单如下：
领队：
钱锦福
教练：
马青山、赵国瑞、张福、邹发祥
运动员：
张鈜、苏之勃、金淳捌、郑青山、王黎佳、王旭升、梁长义、苏晓安、邓泽宁、李钟琪、刘明军、常复光、卢宗建、林波、牟鲁会、程文松、宋海平、戚风、顾炳棋、冷桂英（女）、金东翔（女）、庞立勤（女）、周贵宁（女）、郭立、金耀康、岳明、张会群、巫兰英（女）
中国自行车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自行车队名单如下：
领队：
朱玉山
教练：
丘基金、王平
运动员：
吴增仁、孙占波、李建民、郭德茂、姜明、沈金康、张立华、吴述成、徐永庆、黄俊、刘富、马建民
中国击剑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击剑队名单如下：
领队：
胡有彪　教练：
陶金汉、文国刚
女子花剑运动员：
栾菊杰、朱庆元、苏联凤、胡玉宝
男子花剑运动员：
王福云、吴赴京、徐建忠、邱红军
男子重剑运动员：
谭志辉、何治平、郭东升、崔一宁
男子佩剑运动员：
张宝仁、王锐基、杨世生、陈金初
中国田径队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田径队名单如下：
领队：
黄烈
副领队：
曲治全
总教练：
黄健
教练：
周裕光、王致祥、毛翼轩、齐祖谭、梁彦学、李久占、苏庆东、纪政（女、台湾省）、崇秀云（女）
男运动员：
袁国强、熊玉慧、赵靖宇、樊新文、赖伟文、王勋华、董会荣、李文亮、谢宝江、崔洪军、张涛、刘玉煌、邹振先、周建国、张成、陈光辉、翁康强、金学伟、李伟男、李建国、申毛毛、赵宝勤、纪绍明、崔玉林、胡振海、李国君、丁鹏林、王荣华、陈明智、沈裕盛
女运动员：
肖燕卿、尹亚平、梁月玲、傅佳伟、谢芳华、高艳清、郭桂梅、陈小丽、梁丽华、张秀嫩、索秀芳、李素兰、谢丽贞、杨延英、路红香、郑达真、杨文琴、邹娃、吴峰、叶佩素、郭玉、李晓惠、王丹、沈丽娟、吕诚、姚瑞英、李霞、章惠芬、谌欣、戴建华　（据新华社讯）

中国自行车队去泰国访问
新华社广州11月21日电
以朱玉山为领队的中国自行车队应邀于20日离开广州前往泰国进行友好访问。

伊朗钢琴家娜汶·阿芙露兹举行首场音乐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等前往欣赏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伊朗著名女钢琴家娜汶·阿芙露兹今晚在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受到首都观众的热情赞赏。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外交部部长助理宫达非，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笑一，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同伊朗驻华使馆外交官员一起欣赏了音乐会。
娜汶·阿芙露兹女士从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并先后在意大利和瑞士深造。
历年来她曾在欧美许多国家举行音乐会。
今晚她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主题变奏曲与六首变奏曲，并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合作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G大调第2钢琴协奏曲。
她的演奏精湛、严谨，技术纯熟。
她还以高度技巧演奏了斯克里亚平为左手创作的作品《夜曲》，她以不同的音色表演旋律和伴奏，整个曲子洋溢在一片宁静的诗意之中。
邓颖超副委员长去年访问伊朗时，娜汶·阿芙露兹女士曾为她演奏过。
今晚音乐会休息时，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她。
邓副委员长说，去年你在德黑兰的演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再次欣赏你的演出，感到十分高兴。
她祝娜汶·阿芙露兹女士访问演出成功。
（附图片）
图为演出结束后，邓颖超副委员长等上台祝贺伊朗钢琴家演出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在上海结业
新华社上海11月22日电
我国卫生部举办的第12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今天上午在上海中医学院举行结业典礼。
来自比利时、贝宁、刚果、法国、卢森堡、罗马尼亚、卢旺达、瑞士、南斯拉夫九个国家的二十一名医生参加了结业典礼。
上海中医学院院长黄文东向各国医生发了结业证书和纪念品。
今晚，上海市卫生局举行欢送宴会，热烈祝贺第12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取得圆满成功。

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意大利客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以全国书记鲁卡·卡菲埃罗为团长的来自意大利的争取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联部副部长冯铉等参加了会见。
意大利客人是11月02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于近日回国。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廖副委员长会见菲旅馆建筑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廖承志副委员长今天晚上会见由路·安契塔率领的菲律宾旅馆建筑访华团，同菲律宾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纳西索·雷耶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后，廖承志副委员长设宴招待菲律宾朋友。
菲律宾旅馆建筑访华团应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昨天到达北京。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菲律宾旅馆建筑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附图片）

我羽毛球队赴墨西哥参加国际友好邀请赛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以张千为领队、陈玉娘为副领队的中国羽毛球队应墨西哥羽毛球协会的邀请，昨天离开北京赴墨西哥参加国际羽毛球友好邀请赛。

普查全国土壤　种田讲求科学
土壤学家席承藩最近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培训干部，发动群众，摸清土壤底码，看土改良、种植、施肥、管理，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本社记者黄正根报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席承藩教授最近说：
我国的土壤科学工作急需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他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培训干部，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土壤普查活动。
席承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从事土壤研究工作达四十年之久。
“四人帮”猖獗时，他不怕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许多土壤工作者一道，花费了三年时间，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由他参与集体编写了一百万字的《中国土壤》一书，目前已经出版。
最近，席承藩在陪同罗马尼亚土壤所所长到江苏省邗江县湾头公社参观访问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罗马尼亚同志提出要看公社的土壤图和养分状况图，也问起土壤水分物理测定资料。
但是，公社负责人摇头说都没有。
罗马尼亚同志说，在他们国家，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要是那一个单位没有土壤图和养分状况图，就得不到化肥。
因为没有这些资料而盲目要求国家拨给化肥，势必造成浪费。
没有土壤水分物理性状的测验，也会浪费大量的水。
搞农业生产，既要提高产量，又要节约各种物资，包括肥料和水。
否则会造成浪费，提高农业成本，增产不增收，社员会有意见。
席承藩说：
罗马尼亚朋友提出的意见既中肯又及时，值得我们参考。
土壤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地力是夺取农作物高产的重要条件。
万物土中生，毛主席提出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种作物，都要从土壤里长出来。
毛主席在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壤列为首位，是很科学的。
当前，有的人对搞土壤普查的意义、作用，认识不足，种田不讲科学，只凭经验办事，说什么“粪大水勤，不用问人”，有的甚至搞瞎指挥，一刀切，效果当然不会好。
他给记者看了几份材料，试举了几例，说明搞好土壤普查，摸清土壤的底码，看土改良，看土种植，看土施肥，看土管理，对症下药，好处很多。
反之，违反客观规律，就会招致大自然的惩罚。
湖南省浏阳县淳口公社船头大队，有许多烂泥田，施了肥还不肥，栽上良种不高产。
为什么呢？
有的人认为，土壤可能有问题，建议开展一次土壤普查。
有的人却认为，水有清浊，田有肥瘦，有什么查头！
后来，党支部建议农业技术员对这些烂泥田进行了土壤测定，很快就发现地下水位高，亚铁反应严重，是造成低产的主要原因。
而当地传统的观念却障碍着人们的眼界，认为烂泥田土壤呈黑色，是肥泥。
实际上只要滴上赤血盐试液，黑土马上变蓝色，亚铁反应的结果说明不是肥泥，而是土壤有毒。
于是，大队发动群众大挖深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增施磷肥。
这一着真灵，全大队当年粮食平均亩产由原来的八百二十多斤，上升到一千零六十多斤。
席承藩兴致勃勃地说：
为什么北京市妙峰山上的玫瑰花儿开得朵大鲜艳，香气扑鼻，最高年产七、八万斤？
为什么黄河沿龙门以上两岸栽种的花椒结实累累？
为什么陕北一些黄土高原上不长树木，撒上草木樨却长得绿茵茵的？
奥妙就在于这些地区的土壤，适宜于这些作物的生长。
有些同志对土壤肥力和酸碱程度不摸底，不懂作物的生长所需，盲目地、大量地施用某种化肥，即使肥再大，水再勤，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是浪费了肥料，提高成本，破坏地力，使庄稼生理失调，造成减产歉收。
席承藩回顾了1958年毛主席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议的报告。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国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第1次土壤普查，初步总结了群众的辨土识土经验，编制了有关的土壤图志，对当时的深耕改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为我国土壤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一位教授来我国参观时，曾称赞我国的土壤工作水平不错。
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土壤普查机构被解散，这项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席教授说，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取得更高的农业产量，在土壤科研方面努力采用新技术，有三个突破：
一是遥感技术的应用；
二是电子计算机；
三是化验手段的革新。
我国只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迎头赶上去。
席承藩最后说：
华主席最近指示要进行普查土壤。
李先念副主席也曾明确指示：
全国要进行土壤普查，按照不同的土壤情况和其他自然条件，确定发展农业还是林业、牧业，或者三项兼顾，确定农业种什么作物，施什么肥，需要什么灌溉方法、耕作方法和什么农业机械。
这些指示，反映了土壤工作者多年的心愿。
席承藩建议在贯彻执行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过程中，要尽快成立全国土壤普查领导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也要相应建立和健全土肥普查机构。
要抽调人员和物资，开展第2次全国土壤普查。
我国土壤科技干部不到两千人，平均年龄已经不年青了，亟需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一批新生力量。
要尽量采用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希望有关部门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席教授还希望各级领导成员要充分认识土壤普查的意义和作用，加强领导，抓好落实，带头学习农业科学知识，使自己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又红又专的带头人。

清华大学聘请任之恭为名誉教授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清华大学今天聘请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任之恭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并在热烈掌声中向他颁发了证书。
任之恭教授今后将不定期地到清华大学讲学。
这是清华大学首次聘请外国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
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在授证书仪式上说，任教授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
任教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理论研究经验，他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清华大学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将会起良好的作用。
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到清华大学向任教授表示祝贺。
任教授在接受证书时表示，要为中国培养科技接班人和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谷副总理会见法国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谷牧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法国邮电国务秘书诺贝尔·塞加尔和夫人以及由诺贝尔·塞加尔先生率领的法国邮电代表团。
谷牧副总理同法国朋友就中、法两国加强电讯技术交流和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代表团访问期间同我国有关部门进行了建设性的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对此表示满意。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长王子纲、副部长李玉奎等。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谢丰泉摄（附图片）

中国运动员在国外
中国乒乓球队第23届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锦标赛11月19日全部结束。
中国选手获得了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项冠军，匈牙利运动员获得了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两项冠军。
南斯拉夫男子一队和中国女子一队分别获得男、女团体冠军。
获得这两个项目亚军的是中国男子一队和南斯拉夫女子一队。
“八一”足球队在朝鲜访问了十五天后，11月22日乘火车离开平壤回国。
“八一”队在朝鲜期间，同朝鲜人民军“二·八”队、“哨兵”队和平安南道队进行了友好比赛。
“八一”队二负一平。
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在结束了对阿根廷的友好访问后，11月07日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英国。
在阿根廷逗留期间，中国男子篮球队访问了三个城市，并同阿根廷篮球队举行了六场比赛，中国队三胜二负一平。
中国篮球代表团11月19日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离纽约回国。
在美国期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洛杉矶、奥克兰、旧金山、纽约和华盛顿，并同美国的一些球队进行了比赛。
中国篮球代表团在16日参观白宫时，卡特总统的母亲莉莲·卡特会见了代表团，她祝愿中国客人在美国的访问愉快。
辽宁足球队结束了对科威特的访问，11月19日离开科威特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
辽宁足球队在访问期间同科威特国家足球队进行了两场友谊比赛，分别以零比一和零比四败北。
中国国家足球队11月初离意大利回国。
从09月中旬起，足球队先后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并同这些国家的足球队进行了友好比赛。
中国体操队访问了墨西哥的一些州，在普埃布拉、蒙特雷、克雷塔罗、托卢卡和墨西哥城共表演了八场。
中国体操队结束在墨西哥友好访问后，于11月22日前往一些欧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

国会纵火案
问：
人民日报11月21日、22日刊登的《天安门事件真相》中提到“国会纵火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
“国会纵火案”是德国法西斯制造的一件臭名远扬的阴谋案件。
1933年初，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
但是，当时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力量还相当强大。
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还占议会多数，希特勒政府里还有其他政党的部长，希特勒虽然已经登台，另一个纳粹党头目戈林当上了议长，还不能为所欲为。
希特勒为了进一步攫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就必须对共产党下毒手。
从希特勒上台起，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就开始了。
他们取缔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封闭共产党创办的报纸，党卫军到处任意杀人；
他们搜查德国共产党办事处，宣称找到了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的“文件”，但是，这一切没有能摧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于是，希特勒党徒决定制造一起更加骇人听闻的事件，来为法西斯专政扫清道路。
1933年0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大批法西斯冲锋队员事先通过戈林（他住在国会附近）住所的地下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到处放满了易燃物，洒上汽油。
然后勾引了一名自称为共产党的荷兰人去放火，一下子国会大厦就到处冒起了烈火。
国会一起火，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立即宣布这是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则狂叫：
“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
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待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
战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供认：
“戈林在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来的。”
戈林曾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
被诬告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及其战友在希特勒德国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充分揭露了纳粹党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阴谋，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审判法西斯的场所，把戈林之流置于被告席上，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告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同志和他的战友。
尽管在法庭上加罪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希特勒搞“国会纵火案”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罪恶目的还是达到了。
事件发生的第2天，他迫使德国总统兴登堡签署了一项法西斯法令，限制公民自由，检查邮件、电话，对住宅可以任意搜查，残存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被一扫而光，德国法西斯从此更加肆无忌惮。

朝鲜一些工厂企业提前完成今年计划
铁路部门努力提高货运量和实现铁路现代化
新华社平壤11月19日电
朝鲜的一些工厂企业和运输部门提前完成了1978年计划。
从10月下旬以来，平壤市、平安北道、咸兴市、黄海北道、开城市以及慈江道的江界、满浦和熙川的一些工厂企业，先后传出了提前完成1978年的生产计划的捷报。
今年是朝鲜实行第2个七年计划的第1年。
工厂企业的广大职工在各地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从年初就积极投入了紧张的生产，发扬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
咸兴市的地方工业，利用中央工业的副产品、下脚料和在群众中收购的废旧物资，生产出了大量的副食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和日用杂货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朝鲜北部惠山地区矿业联合企业的云兴矿山、渭原矿山和仁坪矿山，在各矿井里组织高速掘进小队，根据矿脉走向和岩质情况，进行连续钻眼爆破，增加了采矿量。
他们还积极挖掘内部潜力，自己制造了许多矿车和其他运输设备，保证了矿石的高产稳产。
这些矿从10月下旬都先后完成了全年矿石生产计划。
兴南海运事业所、清津海运事业所、鸭绿江海运事业所和熊尚港等海运部门，也于10月26日完成了全年航运计划。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铁路运输部门职工积极开展货物集中运输和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工作。
咸兴铁路局采用循环集中运输和专门集中运输的方法，运送燃料和原材料，保障了这一地区工厂、企业生产的需要。
由于组织了集中运输，端川铁路分局近来矿石等货物的运输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清津、平壤和价川铁路局的职工根据机车运行区间的地形情况，采用相应的操作方法，改善了货运工作，为沿线的钢铁、电力工业和其他重要企业运送了大量的原料和燃料。
为了增强铁路运输能力，朝鲜铁道部门加紧进行铁路现代化建设。
从西浦到新成川铁路沿线的西浦、平城、顺川、慈山等车站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烽火、殷山站的自动化工程也将完工，将在今年内实现全线自动化。
（附图片）
平壤丝织厂的工人，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增加生产。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百万翻身农奴的友好使者
——记中国西藏歌舞团在北欧五国的访问演出
不久以前，中国西藏歌舞团在芬兰于瓦斯屈莱市演出结束快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位远道赶来的芬兰朋友送给他们一只指南针，芬中协会主席克赫宁特地送来一双鞋，希望热情奔放、传送友谊的中国艺术家们将再次不远万里，前去访问。
这两位芬兰朋友所表达的，不只是芬兰人民的感情，也是瑞典、挪威、丹麦、冰岛人民的感情。
四十五人的西藏歌舞团，受祖国人民的委托，作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友好使者，08月21日到10月31日访问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五国的二十六个城市，行程三万三千公里。
他们在访问中，正式演出四十四场，小节目表演三十三次，与各界人士的会见、联欢和相互访问近二百次，交流了文化，增进了友谊。
北欧的朋友们形容中国西藏歌舞团的访问“犹如自西藏吹来了一股热风”，“带来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罕见的文化和真挚的友谊。”
北欧报纸赞扬西藏艺术家们的演出“就象一个由歌舞、音乐和鲜艳色彩汇成的瀑布”，“动人的牧歌和满意的微笑，如同红色的丝绸一样，贯串了整个节目”，
“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新的生活灵活而巧妙结合在一起”……
瑰丽的幕布徐徐拉开，随着轻快美妙的乐曲声，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翻身农民飞进了舞台。
他们有的怀抱麦穗，有的弹着六弦琴，高歌欢舞，喜庆丰收……。
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使观众赞叹不已。
他们说：
《丰收之夜》“象一幅美丽的图画”；
《弦子舞》富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春天的快乐”；
《洗衣歌》“编入了天真有趣的情节”；
《工布舞》中的“小伙子们就象在广阔的蓝天中翱翔的雄鹰”；
《逛新城》“具有幽默的艺术光彩，以致不必译出歌词就能懂得它的意思”；
西藏的“传统乐器的演奏，达到了令人陶醉的气氛”。
著名的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西藏传统歌曲《朗玛》和《堆协》，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观众说，她的演唱“具有几乎是沉跌起浮的特色”，“最吸引人”。
在赫尔辛基演出时，西藏歌舞团男高音歌手常留柱为了增进中芬人民的友谊，不顾旅途疲劳，学会一首芬兰观众爱听的歌曲《山谷中的玫瑰》，用芬兰语演唱，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瑞典电视台制片负责人表示：
中国西藏歌舞团“演出达到了很高的国际水平，是在瑞典的一次最好的演出”。
丹麦新闻界人士指出：
“从演出的节目中可以看出中国是怎样‘古为今用’的”，中国西藏歌舞团的艺术“继续和发扬了西藏古老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挪威的朋友表示：
“歌舞团的精彩表演，使我们理解到反映人民的生活，唱出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的欢乐和痛苦，对于文艺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瑞典教育和文化大臣评论：
“演出非常成功，这是我过去从未看过和从未听过的歌舞和音乐”。
芬中协会于瓦斯屈莱市分会主席说：
“你们精彩的演出，就象《北京的金山上》的太阳照亮了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难以平静，因为有你们这样好的朋友而激动着。”
一位名叫戴维森的丹麦朋友还赋诗一首，赠给中国西藏歌舞团：
“你们动听的音乐，如微风掠过宁静的大海，把西藏人间乐园带到了世界，我们全神贯注聆听着来自西藏的生活赞歌。
在星星眨眼的夜晚，我们共享着翻身的欢乐，不论春天和冬天，将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
西藏歌舞团是我国第1次访问北欧五国的少数民族的文艺团体。
他们富有民族特色的精湛表演，他们同被访问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开诚相见，都给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众和其他友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瑞中友联主席里奥波德指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少数民族。
你们的演出说明你们国家执行了一种英明的民族政策。
很多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民族政策。”
在挪威特隆索市挪威全国萨米族联合会和特隆索市萨米族联合会的代表，向中国西藏的艺术家们表示，通过他们的来访，萨米族人民澄清了对中国西藏的一些误解，他们对西藏解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充分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表示赞赏。
萨米族的歌手把本民族的帽子和歌曲唱片赠送给中国的藏族演员，表达两国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友情。
挪威的一些朋友说：
过去许多挪威人听到过对西藏的反动宣传，这次通过你们的访问演出，了解到了旧西藏的黑暗反动和新西藏的光明幸福。
有的报纸以《西藏文化没有被消灭》为题，驳斥“藏族人遭屠杀”之类的诽谤宣传。
有的报纸指出：
“旧西藏是天堂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直到解放前，西藏人一直生活在可怕的苦难中”，“现在人口迅速增长”，“并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
新华社记者　格来
（本报有删节）

联大第4委员会通过决议
谴责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所谓“内部解决”
我代表发言强调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11月21日电
联合国大会第4委员会（非殖民化）11月21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和拒绝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所谓“内部解决”并宣布它无效。
这项决议重申：
在津巴布韦不实现多数人统治就不可能有独立，有关这块领土前途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在爱国阵线充分参预下并按照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愿望来确定。
决议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以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合法斗争。
决议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非法政权不断侵略邻国、野蛮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种种罪恶行径。
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道义上、物质上、政治上和人道上的支持。
联大四委从10月31日至11月08日辩论罗得西亚问题，非洲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埃德加·特克雷说，爱国阵线的要求一直很清楚，如果政权有效地转移到多数人一边，解放力量是能有效地保证向独立过渡并在获得独立后能确保这种独立的唯一的力量。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非洲人民联盟首席代表恩德洛武说，召开有关各方会议的主张未能实现的原因并不是爱国阵线的不妥协，而是西方的“奸诈”和史密斯的“狡猾伎俩”。
他说：
“现在我们将在战场上与种族主义政权谈判。”
中国代表周南在11月02日的辩论发言中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电
联合国大会第4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11月0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谴责那些同南非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进行勾结的国家。
决议以八十七票赞成（包括中国）、十六票反对（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和二十八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要求各国不要向南部非洲的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投资或提供贷款，也不要同它们签订任何协议或采取措施来促进同它们的贸易或其它经济关系。
决议要求立刻停止向这些政权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
决议还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对南部非洲的这些政权提供资金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包括军事物资和装备，因为它们正在把这些援助用于镇压殖民地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
决议谴责美国、以色列和某些西方国家同南非在核武器方面进行勾结。
决议还谴责了那些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强制制裁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行动的一切做法，并谴责某些安理会成员国至今不实行这种制裁。
决议重申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有关宣言和纲领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的拉各斯宣言。

铁托总统在南斯拉夫工会八大开幕式上讲话
南斯拉夫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提高
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倾向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1月21日电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约·布·铁托今天在这里说：
“近几年来，我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得到了稳定的和相当迅速的发展。
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在物质、文化和其他方面取得了进步。
到处都可以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长。”
铁托总统是今天上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
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由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主席米·什皮利亚克主持的。
铁托是名誉主席。
铁托总统在谈到国内取得的经济成就时指出：
“如果同其他国家相比，或者同我国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我们对整个发展可以感到满意。
但是，如果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看到我们的制度为我们提供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自满了。”
铁托总统在讲话中也谈到了南斯拉夫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劳动生产率提高得较慢、消费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等等。
铁托总统特别批评了“篡夺工人自治权利的官僚主义倾向”。
他指出：
“我们十分清楚，官僚主义十分顽固，不容易根除，所以各级都要为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
铁托总统强调，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他说：
“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应该通过自己在社会政治共同体和自治利益共同体中的代表团和代表，来决定我们社会的整个政策”。
铁托总统讲话后，米·什皮利亚克主席向会议作了题为《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为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而斗争》的报告。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南斯拉夫全国各地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和八十五个外国工会组织的代表团。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宇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也应邀出席会议。

从一张统计表格谈起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
王洛林苏联经济主要指标年平均增长率（％）（图表）
这张表格是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编制而成的。
从中可以看出，苏联经济的主要指标的年增长率在不断下降。
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增长率，从五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起，开始明显地下降。
农业生产增长率，虽然在五十年代末由于大面积开荒而有所提高，但是赫鲁晓夫的瞎指挥所产生的后果到六十年代初即已暴露出来，到他下台前的1963年苏联的农业生产只相当于前一年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
勃列日涅夫集团取代赫鲁晓夫以后，吸取了其前任失败的教训，靠着大量增加对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使得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增长率比六十年代前半期略有提高，但在一九七一至1975年的第9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几项主要指标的增长率再次下降，有的甚至比赫鲁晓夫当权的最后几年还要低。
而在第10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十五”）里，一些主要指标的增长率订得比
“九五”更低，因此国际上称之为低指标的五年计划。
苏联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投资增长率不断下降
六十年代以前，苏联的投资增长率较高曾是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十年代以来，投资增长率有下降趋势。
一九六六至1970年的“八五”期间，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六，“九五”期间下降为百分之七点二，“十五”规定的投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大幅度地下降为百分之四点七。
而且投资的绝对增长额也减少了，“九五”期间的投资比“八五”期间增长一千四百亿卢布，而“十五”的投资只比
“九五”期间增长一千二百亿卢布。
而“十五”头两年投资的实际增长率都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水平。
这说明苏联资金不足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
苏联经济出现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大。
苏联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数字完全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而蓄意缩小了的。
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四年间，由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对外扩张，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
据西方估计，目前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左右，约一千二百亿美元，而且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到五。
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资金，限制了对民用生产的投资；
而且军工部门生产的武器弹药是脱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表面上在扩大，而社会财富却在相对萎缩，最后表现为资金的短缺。
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目前苏联的技术水平落后。
据西方估计，苏联与西方在应用工业技术领域的差距大致为十二至二十年。
苏联刊物承认：
苏联的钢产量虽比美国多四分之一，但冶金业所生产的型钢和钢板品种比用户所需要的少五分之二；
制造同类型机器所耗费的金属大约要比美国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造成苏联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把主要的科学研究力量用在与军事有关的项目上。
正象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
“苏联的科学技术政策是优先处理军事部门和基本重工业部门的科学技术，国家对重点项目在配备科学家、技术家和投入资金、资材等方面给与一切支援并进行鼓励，但对非军事的一般产业（轻工业、消费资料、农业、运输、通信等）的技术进步则很轻视。”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例如，1951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一。
六十年代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趋于缓慢，而且出现了两次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
第1次是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这一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七，第2次是在一九七六和197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百分之三点三和四点一。
在赫鲁晓夫当权的时期，由于职工人数的增长率有所提高，部分地抵消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减慢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苏联的职工人数增长率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更须依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固然需要采用先进技术，同时也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可是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棘手的难题。
1976年初，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说：
“象许多企业存在的损失工时和停工、工作不规律、劳动纪律和工艺纪律松弛、干部流动性大这样一些缺点是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
今年01月，苏联当局也指责说：
在1977年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流动”，损失了三十亿卢布的产值。
社会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可以看出，苏联目前存在的资金短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等问题，是苏修领导长期以来推行扩军备战政策的结果，是苏联劳动人民生产情绪低落的反映，而这二者又都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因此，尽管苏联领导人今后还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资金的短缺、来刺激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在某一段时期内延缓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他们的经济的重重困难将会长期存在。
（附图片）
图表上是“计划”两字。
小旗上的字是：
“吊臂（吊臂和箭头是同一个俄文字）底下不准站人”。
原载苏联《鳄鱼》杂志

勃列日涅夫指责美国干涉伊朗内政
美国反唇相讥要苏联约束自己行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
美国国务卿万斯11月19日就伊朗局势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打算干涉伊朗的内政，同时期望别的国家也按同样的准则行动。
合众国际社说，万斯的声明是“对苏联警告的回答”，并且“显然是反过来对苏联提出要求”。
万斯在声明中说：
“我们坚决支持国王为恢复国内平静而作的努力，并且深信，伊朗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
他说：
“正如卡特总统所指出的，美国不打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任何同这相反的报道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们期望别的国家也以同样的准则来指导他们自己的行动。”
11月18日，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面以答《真理报》记者问的形式就伊朗局势发表一篇谈话，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伊朗内政”。
据塔斯社报道，勃列日涅夫在谈话中说：
“同伊朗保持着传统的睦邻关系的苏联坚决声明，它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和在任何借口下从外部干涉伊朗内政。”
他还说：
“应当明确的一点是：
苏联认为，对伊朗——同苏联直接接壤的国家——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就如同是触及苏联的安全利益。”

埃及召回华盛顿和谈代表团长进行磋商
据新华社开罗11月22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政府11月21日决定把她在华盛顿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召回磋商。
这项决定是在以色列内阁拒绝埃及最近提出的要求之后作出的。
埃及要求确定把以色列撤出西奈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逐步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时间表。
埃及总理哈利勒说，鉴于以色列的决定，“我们现在有必要同阿里团长磋商，讨论整个情况和制订我们的策略”。
21日早些时候，萨达特总统同穆巴拉克副总统和哈利勒总理举行了会议，研究了华盛顿和平谈判的情况以及穆巴拉克副总统同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会谈的结果。
会后，穆巴拉克副总统把一份关于他同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以及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会谈的全面报告交给了萨达特总统。
阿里团长从10月12日在华盛顿参加和谈以来第1次被召回国磋商。
据中东社报道，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中断。
埃及代表团其他成员仍留在华盛顿。

欧洲共同体和东盟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
双方一致表示要加强合作相互支持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0日电
为期两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首次部长级会议，11月20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
来自共同体九国和东盟五国的外交部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和合作关系等问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1日电
为期两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部长级会议11月21日在布鲁塞尔结束。
参加会议的十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致表示，要共同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
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盟之间第1次部长级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两个组织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外，还有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和副主席威廉·哈费尔坎普。
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西德外交部长根舍代表共同体九国讲话时指出，这次会议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事件”，它“取得了成功”。
印尼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代表东盟五国讲话说，他对这次会议取得的结果十分满意。
他说：
“这些会谈对双方来说都是富有成果的。”
会议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欧洲共同体和东盟成员国的外长们强调了他们对谋求发展关系的重视，重申了在平等、尊重和互利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的共同愿望。”
声明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外长承认，“东盟是一个能有助于保持东南亚和平的稳定与平衡的因素”。
他们表示“支持东盟为达到自给自足、实现进步和寻求稳定所作的努力”。
声明说，东盟国家外长认为，“为欧洲统一所进行的工作和欧洲九国所起作用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个稳定因素，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平衡因素”。
此外，根舍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证实，将在东盟某一个国家举行两个组织间的第2次部长级会议，并且，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1979年将在泰国首都曼谷设立一个办事处。

苏联今年头九个月工业增长率不断下降
本报讯
最近，苏联中央统计局发表了今年一至09月份工业完成计划情况公报。
公报表明，今年头九个月苏联整个工业增长率不断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1季度苏联工业产值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五，一至06月份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五点二，一至09月份又降至百分之四点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3季度的工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仅有百分之四点一，比第1季度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四，已低于年度计划指标（百分之四点五）。
据苏联统计局发表的材料推算，09月份的工业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
同时，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1季度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一，一至06月份降为百分之三点八，一至09月份又降为百分之三点五，已低于年度计划规定的百分之三点八。
今年头九个月工业总产值增长额中有百分之七十五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没有达到年度计划指标（百分之八十以上），距第10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百分之九十左右）相差更远。
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佩尔采夫在最近发表的谈话中透露，第3季度，特别是09月份，工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
煤炭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重型机器制造业、木材工业和食品工业落后，影响了整个工业。
比如，今年一至09月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零点一，主要原因是各煤矿没有完成繁重工作机械化和采用先进工艺流程的计划。
第3季度钢铁工业生产速度也“急剧下降”。
一至09月份钢材（成材）生产未完成计划，仅乌克兰黑色冶金工业部就欠产钢材（成材）七十二万吨，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第3季度欠产的。
焦煤供应不足，到10月01日，黑色冶金工业部各企业的焦煤储存量比定额少四十三万吨，造成许多冶金企业的高炉停工率上升。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状况对工业增长速度下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至09月份全国纺织品生产未完成计划。
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和土库曼的棉纺工业生产状况“特别令人不能满意”。
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工业增长率下降百分之四点五，肉奶工业下降百分之七。
佩尔采夫在谈到石油、天然气生产存在的问题时承认，一些老油田区石油产量下降比预计的要快，彼尔姆石油公司一至09月份欠产石油一百九十万吨，里海、恩巴、曼格什拉克三个石油公司都未完成计划。
秋明州北部天然气开采已遇到“困难情况”，主要是交通运输问题。
今年上半年许多天然气管道和加压站都未按计划投产，第3季度未见好转，使第4季度天然气开采计划“有落空的危险”。

卡特表示美国有责任对苏联的辩解进行核查
苏联米格—23进驻古巴是为了防御吗？
卡特表示美国有责任对苏联的辩解进行核查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20日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尽管美国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得到了苏联关于最近派往古巴的米格23型飞机是“防御性”武器的保证，“我们有责任核查他们所说的话是否确实”。
卡特对记者说，现在同苏联签订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成为国际领域中“最需要认真对待的任务和机会”。
但是他指出，条约究竟能否签订，基本上“取决于他们”。
美国国际交流署在报道卡特这一谈话时指出，苏联最近运交给古巴的这种高级型号的米格23型飞机，航程为一千二百英里。
“这种飞机的基地离美国大陆九十英里，这意味着它有能力打击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边界，而那个地方是拟议中的三叉戟潜艇基地”。
它说，这些飞机构成的威胁，可能削弱美国国内批准美苏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所迫切需要的支持力量。
《纽约时报》20日在一篇题为《俄国人考验卡特》的社论中也说，看来苏联向古巴提供的这些飞机“是能够载有核武器的地面攻击机”。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已经退休的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陆军中将丹尼尔·格雷厄姆2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苏联声称向古巴提供的米格23型飞机“纯粹是防御性”武器的说法。
他说，在他担任国防情报局长任内，国防情报局已断定米格23型飞机在一切构造方面具有核能力。
因此如果这种飞机驻留古巴，是对美国的威胁。

苏越条约第5条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越条约的军事性质，已为世界公认。
它对东南亚国家除了这种军事含义之外，还有对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所包含的严重含义。
这就是条约第5条的规定：
缔约双方“将支持东南亚各国人民渴求和平、独立和相互合作的愿望”。
明眼人都可看出，条约根本不提东南亚国家联盟一再重申的“和平、自由、中立”的宗旨，而代之以“和平、独立和相互合作”，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这反映了苏越领导集团坚持要东南亚国家改变它们的方向，要把东盟纳入苏越轨道的意图。
东盟国家“和平、自由、中立区”的概念是很明确的。
早在1971年11月发表的《东南亚中立化宣言》曾明白宣告：
要采取联合行动，“以争取承认和尊重东南亚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不接受外来强国的任何形式的干预”。
自此至今，东盟五国曾一再重申上述的愿望和目标。
苏联和越南政府为什么要把“自由、中立”字样抹掉，而偏偏换上“独立”两字呢？
越南《人民军队报》给我们作了解释。
这家报纸11月17日发表长篇文章，声称“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统一的”。
它还说：
“国际团结必然是同自己的战友和天然盟友——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
《人民军队报》不久前曾写道：
不同“社会主义体系”（指苏联控制的军事集团）结盟的“中立实质上就是孤立”，“实质上是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结盟”。
苏联《真理报》在评论越南提出“和平、独立、中立区”的口号时也说，“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联合”是“一种历史规律”。
苏联、越南当局对“独立”、“中立”所作的这种坦率的解释，正是范文同访问东盟五国时所要掩盖的。
因为，这种坦率的解释，不谛是公然主张要东盟抛弃中立，并且同越南一道同苏联结盟。
回顾一下苏越围绕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样，将有助于了解它们对东盟的真实意向。
苏越多年来一直指责东盟“是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同盟”、“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攻击东盟国家领导人是美国的“傀儡”。
今年年中以来，它们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越南不仅对东盟停止了攻击，而且居然要参加进来。
莫斯科和河内对东盟态度的突然转变，不能不引起东南亚公众的怀疑和警惕。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当时就说：
越南的建议把“自由”一词改成“独立”，这是否意味着认为有些东南亚国家的独立不是真正的？
泰国总理江萨对缔盟建议也立即给以回答，说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无需修改”。
泰国《新中原报》评论说：
潘贤到处“装着笑脸”，“骨子里却企图替他的后台老板——苏联兜售已成废物的所谓‘亚安体系’”。
九、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踩着潘贤的脚印遍访东盟五国，兜售“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区”建议，遭到泰国拒绝。
东盟五国领导人一致重申东盟关于“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概念的保证。
显然，东南亚国家主张的“和平、自由、中立区”，和苏越提出的“和平、独立、中立区”，决不是一个字眼的争论。
正如《马来西亚通报》的社论所说，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的概念决不容许越南修改，否则就会陷入苏联“亚洲集体安全”的圈套。
这正是争论的实质。
苏越条约在东盟国家向范文同明确表示信守“和平、自由、中立”的概念之后，顽固地要把苏越牌号的“独立”概念强加给东南亚国家，并且连“中立”这个实质内容提也不提了，这表明苏越将不顾东南亚国家要求中立、“不接受外来强国干预”的强烈愿望，顽固地不承认、不尊重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并将一意孤行地推行它们既定的战略部署——把东南亚纳入苏联—越南霸权主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