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掌握先进技术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上海石化总厂塑料厂职工使引进的生产装置经过近两年的试生产，除收回全部建设投资外，已为国家积累三千四百多万元资金
新华社上海11月19日电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塑料厂职工，努力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
这个厂从日本引进的高压聚乙烯成套生产装置自1977年01月试生产以来，一直安全、稳定、持续正常运转，原料、电力消耗低于设计指标，产品产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也分别达到设计要求。
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试生产，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和税金一亿二千多万元，除收回全部建设投资外，已为国家积累了三千四百多万元建设资金。
上海石化总厂所属塑料厂是1974年开始筹建的。
它以石化总厂化工一厂提供的乙烯为原料，设计年产六万吨高压聚乙烯塑料。
今天，走进塑料厂九千多平方米的厂区，人们可以看到塔罐林立，管道纵横。
操作工人坐在洁净的控制室里，通过工业电视观察装置内聚合的温度变化，按电钮指挥二千七百多台主机设备。
当运转发生故障时，装置上的安全报警器就会自动报警。
操作这套现代化装置的工人只有一百五十二人。
为了尽快掌握和管理好这套生产装置，塑料厂派出工人和技术人员到日本同类型工厂实习，回来传授技术。
在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来厂安装这套装置时，工厂请他们给工人上技术课；
同时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参加设备安装，了解装置的结构和原理。
工厂还分期分批组织工人到兰州石油化工厂高压聚乙烯车间跟班实习，让大家通过实际操作，对照本厂设备的工艺操作要求，更好地掌握引进技术。
在试生产阶段，这个厂向职工讲清楚现代化联合企业的生产特点，教育职工自觉改变由于技术落后带来的小生产思想和习惯，树立胸怀全局的整体观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地执行规章制度和工艺操作规程。
厂里还建立严格的技术考核制度，对工人进行技术理论和岗位操作考试。
不符合要求不准上岗。
经过一年多试生产，在一百五十二名操作工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能独立操作，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基本掌握七十年代高压聚乙烯生产技术的人才。

参加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大队
向外国专家学习　提高技术水平
据新华社沈阳11月19日电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从国外引进大批先进设备，请来上百名外国专家指导建设。
参加建厂的基建工程兵某大队干部战士，开始，他们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和外国专家相处也很融洽。
可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对此横加训斥，诬蔑干部战士向外国专家学习是“洋奴哲学”，甚至指责这个大队跟外国专家“斗得不够”。
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
干部战士天天同外国专家接触，技术上有疑难却不敢向外国专家请教；
外国专家针对管理和施工中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也不予接受。
去年06月，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大队党委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与外国关系的论述，全面领会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狠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使大家打破了狭隘的眼界，克服了心头余悸。
同时，大队党委还研究制定了一些促进和保证干部战士向外国专家学习的措施。
如，提倡技术人员与外国专家交朋友；
把部队每天上下班时间与外国专家上下班时间一致起来，以便及时接受外国专家的技术指导；
增加和相对固定“对口”人员，使部队有较多的技术人员向外国专家跟班学习。
此外，他们还请外国专家上技术课，经常召开翻译人员座谈会，了解外国专家的意见。
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全大队形成了向外国专家学习的好风气。
过去，这个大队评定用X光拍摄的管道焊接质量的片子，每个评片员每天只能评二、三百张片子，远远跟不上工程建设需要。
后来，他们就请外国专家给评片员讲课，传授经验，仅两个月后，就使每人每天的评片效率提高一倍多。
这个大队的干部战士既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又注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勇于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
青年工程师任正非根据外国资料闯新路，研制成功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
负责油罐安装的同志也总结国内外经验，创造了油罐安装气顶升对接新工艺，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附图片）
上海电机厂大型电机制造车间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下班后还在钻研技术难关，为发展我国大型电机制造工业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摄

为在1985年制服西北、华北、东北严重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国家批准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
这一八千万亩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今冬明春就要揭开大干的序幕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一项造福人民的重点林业建设工程，国家已经正式决定上马：
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广阔地区建设八千万亩的防护林体系，到1985年北方大地将出现宏伟壮观的“绿色万里长城”。
“三北”防护林体系营造地区，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中北部、陕北、晋西、冀北坝上地区和东北三省的西部。
这个防护林体系是根据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从新疆到黑龙江，沿着万里风沙线，营造绵亘不断的大型防风固沙林带一万四千二百多里，计一千零三十一万亩，形成“绿色万里长城”；
以此为骨架，营造草原防护林二百五十二万亩，农田防护林九百二十二万亩，水土保持林四千九百多万亩，并与“四旁”植树、工矿造林相结合，构成带、网、片交错的防护林体系，形成一道绿色屏障。
它将有效地保护这一地区的耕地和草原，受益农田和草场约二亿亩；
并为建设五十八个商品粮基地县、三十三个牧业重点县和改造七十多个多灾低产县，创造有利条件。
一提起改造“三北”地区，那种黄土风沙遮日，水土流失严重的情景，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
据有关部门调查，“三北”地区分布着十九亿亩沙漠和戈壁，构成万里风沙线。
受害的农田和草场各一亿多亩。
有二百零九个县遭受风沙危害，其中受害严重的有一百零一个县。
和风沙沿线相毗连的还有西北黄土高原，它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尤以黄河中游的陕、甘、宁、晋、内蒙古的一百一十五个县为甚。
从自然因素看，造成这种状况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植被和森林的破坏。
甘肃、陕西许多县的县志记载：
唐朝时县城一带“繁华胜于内地”，后因植被破坏造成沙化和水土大量流失。
这是人们破坏了自然界，反而招致自然界报复的典型例证。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不能制服风沙和控制水土流失，使大地绿化起来呢？
国家大量投资建设的八千万亩的“三北”防护林体系，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
据科研人员从新疆到东北西部六个省、自治区典型县、社、队的多年观测，搞得好，造林绿化五、六年就可以实现，七、八年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只要将防护林体系建设起来，在它的保护范围内，可以降低风速，提高相对湿度，减少风沙灾害，控制水土流失。
八千万亩防护林体系建成后，将使“三北”地区产生巨大的气象和水文效益，改善生态平衡，大大促进农林牧业的发展。
建设北方“绿色万里长城”，改变自然面貌，这是“三北”地区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是我国林业战线在新的长征中的一场硬仗，任务既光荣又相当艰巨。
但它是积极可行的。
因为各级领导有了新的认识；
群众对造林有了迫切要求；
有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
林业队伍初具规模；
方针政策也很明确。
为了加快工程速度，05月中旬，国家林业总局在西安市召开了建设规划座谈会，讨论了规划方案和实施措施。
紧接着，国家林业总局又同有关省、自治区分区、分片拟订切实可行的分年实施方案。
各林业工作站正在开始整顿，种苗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林业科研机构正在为造林提供技术经验。
今冬明春，整个工程大干的序幕就要揭开。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
本报特约评论员
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拨乱反正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能否把这件事情认真办好，不仅关系到能否取得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而且必将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三十年代，主要是1937年以前，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
通过这场斗争，清除了一批混进党组织和苏维埃国家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间谍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
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说：
“几次审讯、清党和清算，当时看来如此震撼世界的，现在却很明白它是斯大林政府为了不仅防止内部革命抑且防范国外进攻的坚决有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戴维斯特别指出：
“在1941年俄国没有第5纵队——他们已经枪决了他们。
清党已清除了国家，再没有叛国的事件了。”
（转引自《反苏大阴谋》第263页）
但是，在苏联的清党和肃反斗争中，也发生过严重的错误，轻率地开除了大批党员的党籍，特别是肃反的扩大化，诬害了许多党员、干部和善良的公民，包括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高级干部。
也就是说，在正确地惩办了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搞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冤枉了许多好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对于这种错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当时就有所察觉。
1938年0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为此专门作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
在清洗和肃反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对诽谤党员者给以党纪处分，完全恢复这些被诽谤者的名誉，凡以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有损党员名誉的材料的党组织应把自己现在所作的决定在报刊上公布。”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89、500页）斯大林在1939年03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明确指出：
“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42页）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纠正了一部分错误，恢复一些人的党籍，释放了某些被捕者。
但是，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并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对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
这样，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由于冤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义愤情绪，没有得到平息和消除；
其二，联共（布）中央曾经正确地指出，清党中的错误所以在党组织中普遍存在，“首先是因为党员中有个别野心家”从中捣乱，但由于没有对冤案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这些野心家也就没有被揭露出来。
这就留下了隐患。
不仅使那些野心家得以隐藏下来，而且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
果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就利用一些人对肃反扩大化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大反斯大林，大肆污蔑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既是一个大野心家，又是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大阴谋家。
在苏联进行大清洗的时期，赫鲁晓夫先后在莫斯科和乌克兰担任领导职务。
这两个地方的肃反扩大化都很严重，联共（布）中央曾进行过批评。
当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党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开除了这么多的人曾进行过批评。
但是，难道莫斯科党委会曾在实际上保证改正这个极大的缺点吗？
没有。
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大错误。”
（《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第139页）但是，赫鲁晓夫恰恰是由于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肃反政策，骗取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正是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进入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爬上了高位。
在斯大林逝世后，这个制造冤案的罪魁，却又借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大反斯大林，为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苏联的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我们的情况同苏联很不一样。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和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强调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肃反斗争的重大胜利。
同时，我们又十分重视对错误处理的干部，特别是被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的平反昭雪。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严肃地宣布：
“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
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我们党内老一些的同志，对毛主席为受王明路线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的动人事迹，至今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
毛主席针对林彪、“四人帮”搞“打倒一切”的罪恶行径，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主席、周总理对大批干部因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而不能站出来工作的状况，极为不满。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亲自提议为受诬害的贺龙同志和其他同志平反昭雪。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华主席一再强调，要严肃认真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
两年多来，冤案、错案、假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成绩是很大的。
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人老是怕这怕那，犹犹豫豫，行动迟缓，很不得力。
我们应当记取苏联在平反冤案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认真抓好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实事求是地搞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对人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要给以甄别、平反，这就是毛主席对处理冤案、错案、假案的基本观点。
现在，我们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是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表现。
有人担心，对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会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会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我们通过对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不仅消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且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明确地区别开来了，把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恶果更加清楚地区分开来了。
平反昭雪搞得越坚决越彻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越加鲜艳夺目，我们也越能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
在平反冤案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动摇，不管持什么理由，都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的，都不是真正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有些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摆出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
其实，他们真正担忧的是怕否定了自己。
因为他们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欠了债，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错了就改，改了就好。
我们应当采取老实态度。
整错了人，又不肯认错，又不肯改正，那是最不老实的态度。
坚决地平反冤案，也是我们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也受到株连。
对于这种状况，人民是很愤慨的。
我们搞好了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伸张了正义，使他们重新抬起头来，心情舒畅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此，人们都拍手称快，激动地说，这是党中央、华主席使他们获得了第2次解放。
搞好平反冤案，是人心所向，决不可等闲视之。
那种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采取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的态度，那种拖泥带水、给人“留尾巴”的做法，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失职。
有的人在一个一个铁的事实面前，被实践一再证明，他是错上加错，但是，他仍然装着正确，或者装着不知道，死不吭声，死不认错，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放心，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认真地平反冤案，也是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
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
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
对冤案、错案、假案，今天不坚决纠正，明天还是要纠正的。
自己不主动纠正，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也是要纠正的。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全面地认真地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善始善终地抓好平反冤案的工作。
这对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苏联的历史经验看，我们抓好平反冤案，将能有效地防止在若干年以后，一些反党野心家利用这个问题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反对搞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
通过大规模的平反冤案，不但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也使那些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的面目暴露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明辨是非。
以后，如果有那一个野心家利用这个问题搞阴谋诡计，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能识破他们，使他们的罪恶阴谋无法得逞。
所以，这是关系到今后能不能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大问题。
我们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
平反冤案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大量的案子亟待平反昭雪，工作量还很大，任务还很繁重。
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争取尽早完成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这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河南省委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同志彻底平反
宣布清明节杭州郑州群众活动都是革命行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和河南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郑重宣布：
1976年清明节前后这两个省的广大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这两个省委决定为参加上述革命行动而遭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年04月04日前后，浙江杭州市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走上街头，献花圈、写诗词、刷标语，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与此同时，舟山、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等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浙江人民的革命行动，使“四人帮”惊恐万分。
04月10日、19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两次与“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通电话，要对参加上述革命行动的群众进行“坚决镇压”。
“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下令把杭州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诬蔑为“杭州四四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全省大抓所谓“反革命”。
浙江省委11月19日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进一步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杭州市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所谓杭州清明节事件和其它地方的类似问题，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因此受到迫害尚未平反的同志，要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迅速落实党的政策，被整的材料一律销毁。
1976年清明节前后，河南省郑州市广大群众在郑州二七广场等地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同时，郑州铁路局职工、洛阳市、开封市广大群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在二七广场发生的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动，当时被诬蔑为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类似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而在二七广场事件中因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遭到愤怒的群众痛打致死的焦春亮，却被叛徒江青强令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的决议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我省郑州二七广场等事件都是革命行动，对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
河南省委还批转了郑州市委关于撤销焦春亮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称号的决定的报告。

基层统计人员的呼声
一年一度的年报统计工作即将到来。
年报统计是向华主席、党中央汇报，也是为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提供依据。
搞好这一工作，无疑是重要的。
但是，每到年报统计工作期间，我们基层统计人员人人发愁。
报表繁多、复杂、不易懂。
例如，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年报表，照我们想法，两个表或三个表就可以了，但发下来的却有七八个表。
这些报表不但统计人员汇总极为困难，领导要了解情况也难看懂。
不少报表经昼夜加工，将一份上交应付“差事”，所剩的都变为一堆废纸。
为通俗易懂，我们只好另编一套简单的报表，供本单位掌握。
领导和同志们反映说：
还是简单的报表好。
上面发下来报表，有的设计编印得十分难看，长短大小不一，既不美观整齐，也不方便存档保管。
建议设计编印各种年报表的有关单位人员，到下面听听基层统计人员的呼声吧！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区梁家祝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公社吴育建

对五七干校的建议
编者按：
张治国同志的来信，对当前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
现予刊登，供大家研究。
03月2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一文中说：
“对科技干部和其他专业人员，应要求他们以主要精力学习科学技术与业务知识，提倡他们挤出一些时间学习政治和革命理论。”
这种提法对正在五七干校的科技干部适用不适用呢？
我们在学习中争论：
是否一定要到农村参加劳动，才能改造世界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求科学技术干部以何种方式走五七道路？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时期。
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办好干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此提点个人建议：
一、工业部门的五七干校，今后“以工为主”更适宜。
煤炭系统可在煤矿办五七干校，石油系统可在油田办五七干校，以此类推。
这样做同样是进行劳动锻炼，但由于结合了本身业务，又是同本系统的群众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比起原来的“以农为主”来，效果会好得多。
毛主席对柳河五七干校的批示说：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在这里，毛主席并没有说广大干部必须下放到农村劳动；
也没有说五七干校必须以农为主。
现在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应该有个全面的、准确的理解。
二、以工为主（其它行业同样以其行业为主）的五七干校，除学习必要的政治理论外，应通过参加与所管业务有关的生产劳动，向工人学习感性知识，再配合开设科学技术讲座，学点业务知识，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不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更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
三、建议现有设在农村的干校移交地方，办成示范性的农场，有计划地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装备起来。
可以逐步办成象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那样的农业工业。
工人不要太多，劳动生产率要尽可能高，带动周围人民公社逐步达到示范农场的水平。
煤炭部科学研究院煤化所张治国

对企业要有赏有罚
——成都市部分工厂干部谈建立基金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川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抓纲治蜀，面貌变化很大。
拿成都市来说，两年前，这里许多工厂不冒烟，机器不转动，发工资靠贷款。
如今，代替那混乱、停滞局面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
到09月底止，全市已有四分之一工厂提前完成了今年生产任务，十六个市属以上冶金企业有九个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这样大的变化，是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全市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积极因素的结果。
今年以来，部分工厂贯彻党的按劳分配政策，对职工实行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做到好坏有别，奖惩分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这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政策和措施，受到了群众衷心的拥护。
许多工厂的干部告诉我们，现在这些变化，仅仅是开始，企业的潜力还大得很。
他们认为，如果对企业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对经营管理好、完成计划好的企业，允许他们按比例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对企业的奖励，让企业在经济方面有一些机动权，能够为职工增建一些宿舍和福利设施，改善劳动条件，及时奖励技术革新的有功人员，这样，职工的劳动热情肯定会更高，生产的增长幅度也会更大。
他们希望《工业三十条》中关于“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企业，可以按比例在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的规定，能够尽快地实施起来。
他们认为，这对于考核企业，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工厂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后，按比例从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并非新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过，效果很好。
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干部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该厂因为完成计划好，超计划利润多，企业基金也提得多。
他们先后用这笔钱盖了二十幢职工宿舍，相当于现有职工宿舍的一半。
此外，还投资兴建了电影院和游泳池。
一部分厂房扩建和增添的设备，也是从企业基金中筹措的。
成都香料厂、成都塑料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四川第1棉纺织厂等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财务科长等，也都谈到类似的情况。
然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把从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诬蔑为“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从此人们再也不敢提利润和奖金，造成了企业“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
许多企业管理制度废弛，经营不讲核算，不计成本，产品质量差、劳动效率低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不少工厂甚至长时间靠向国家贷款发工资，而从不受到任何经济制裁。
在与各厂干部的交谈中，大家反映尤其迫切的是关于改善职工福利设施的问题。
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当前工厂职工的住房很拥挤。
许多工厂的干部说，如果实行从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的制度，让企业在经济方面有点自主权，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由各厂自己筹建一部分宿舍，情况就会好得多。
以成都塑料厂为例，这个厂的主管部门最近三年连续批准他们修建一千二百平方米职工宿舍，但规定建设资金要工厂自筹。
他们筹不出钱，只好作罢。
据塑料厂的干部说，今年这个厂的上交利润计划是二百零六万元，到08月底已完成了三百七十六万元，其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也都全面完成。
如果按照《工业三十条》的规定，只要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给工厂作企业基金，即使一年建不成，二年三年建一幢还是可以办到的。
当我们结束访问的时候，一些企业领导干部还谈了两点意见：
一、为了彻底改变企业“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不仅要实行企业基金制度，而且对全面超额完成计划成绩突出、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提成的比例可以大一些。
二、在企业内部，对生产成绩优异、贡献大的车间也应当给以物质奖励。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企业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趋于完善，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新华社记者　高洁　范眭
（本报有删节）

感谢同志们的支持
下乡劳动回来，看到07月25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的北京几位工农兵读者的来信《这样的答复让人不放心》，心情非常激动。
想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做了一件自己应做的事后，竟得到这样的支持与关心。
06月19日《人民日报》登了我的信，并写了编后，我就感受到这种支持。
但是，我对调查人员是不满意的。
他们的是与否，不是以事实有无为准，而是以彭副局长承认与否来确定的。
他们官官相卫，连“报损耗”这么一件证据确凿的小事也不敢正视，我怎么能梦想他们的支持呢？
所以，在06月19日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直无人理睬这事，我也并不感到奇怪，还觉得是非已有定论，事情也算结束了。
但是，广大怀有正义感、疾恶如仇的革命群众，并不这样马虎。
他们除表示支持外，还向忻县地委宣传部提出质问，并对我今后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我看报后，感动得整整一夜没有睡觉。
群众的舆论是有压力的。
07月30日，县委财贸部两位部长亲自到石油公司向我表示支持和鼓励。
同日下午，彭副局长也到石油公司登门道歉，并当着全体职工承认了错误；
08月11日，又在县财贸“双学”会上做了检查。
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已八个多月了，如果没有党报的支持，革命群众的声援，是不会这样圆满解决的。
因此，我衷心地感谢报社的同志们，感谢那些未见过面的战友。
山西宁武县石油公司　赵庆芜

改变按“长官意志”搞供销的状况　扩大商品交流活跃城乡经济
湖南供销部门对三类农副产品推行合同制
新华社长沙11月11日电湖南省供销部门在三类农副产品的产销之间全面推行合同制，以便更好地扩大商品交流，活跃城乡经济。
在最近召开的全省三类农副产品交流会上，产销双方共签订合同二千二百零二份，成交金额四千五百六十多万元，比历届交流会最高成交额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六。
三类农副产品，大部分是“五野”（野生纤维、野生淀粉、野生油料、野生药材、野生化工原料）、“三小”（小动物、小水产、小土产）等产品，种类繁多，货源分散。
过去，各地每年都通过三类农副产品交流会，按历史渠道和合理的商品流向，由产销双方直接签订合同，进行计划平衡。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中断了三类农副产品的交流会和合同制，造成商品流通渠道堵塞，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后来，湖南省虽然恢复了三类农副产品交流会，而实际上却是由上级有关部门按行政方式、行政区划，硬性分配指标任务。
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产品销售不对路，有些物资质量差，价格高，有的地方积压，有的地方脱销。
为了改变那种按行政方式办事、按“长官意志”搞供销的不合理状况，湖南省已决定对三类农副产品（包括竹木农具）的生产和销售，不再硬性分配指标任务。
今后，这类农产品一律改为由产销双方在三类农副产品交流会上签订合同，保证按照历史渠道组织交流，做到按需要生产供应，按质量作价购销，保证产供销的衔接。
为了保证合同的顺利执行，省供销部门决定，对单方面取消合同的部门要采取经济制裁，处以适当罚款，赔偿对方经济上的损失。
在新近召开的三类农副产品交流会上，产销双方都十分活跃。
他们纷纷自找对象，按商定的品种、规格、质量很快签订成交合同。
这次交流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可供交流的三类农副产品品种多，数量大。
这是湖南省各地认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统计，到09月底，全省三类农副产品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为今年的交流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甘溪公社在处理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时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合同制
实践证明，采用合同制有利于保障集体所有制经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
有利于促进公社、大队、生产队加强经济核算；
有利于认真执行民主办社方针，增强干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据新华社杭州电
浙江省兰溪县甘溪公社党委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处理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实行合同制，提高了经济管理水平，保证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
这个办法实行两年来，全社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和办社队企业，没有平调过生产队土地、粮食和劳动力。
这个公社实行的合同制，是在公社、社办企业、大队、生产队之间直接订立各种合同，主要是处理双方劳力、资金、土地、山林等经济往来问题。
合同签订前，有关双方根据各自的经济利益，向对方提出条件，进行民主协商，然后分别经由社员群众讨论通过后，推派代表，自愿签订，即行生效。
合同上写明双方协商同意的合同范围、完成期限、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违反合同的经济赔偿措施。
合同还设有监证人。
社办企业与大队、生产队签订合同，由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作监证人；
公社与生产队签订合同，由所在大队正副支部书记作监证人。
这个公社签订合同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的。
实践表明，采用合同制有三个好处：
一、有利于保障大队、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尊重了生产队的自主权。
这个公社有三条荒溪，以前公社年年号召荒溪附近的五个大队改溪造田，但是收效不大。
原因是这些大队担心公社今年号召“造”，明年伸手要，因而造田积极性不高。
实行合同制以后，广大干部社员看到公社真正尊重了大队、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担心”变成了“放心”，造田积极性来了。
五个大队大干两冬春，改溪造田一百二十多亩，并且用石砌岸。
干部、社员高兴地说：
订合同办法好，一平二调不能搞；
合同条件大家议，社员真正把家当。
二、有利于公社、大队、生产队加强经济核算，促进经济活动的计划性。
实行合同制，经济责任明确，违反合同要赔偿，各单位在部署农田基本建设、兴办社队企业时，就算得仔细具体，而且劳力有着落，资金有计划，规划落实，期限清楚，干部社员都有数，经济效率高。
两年来，这个公社新建了五个社办厂、两个农牧场和九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都比原计划提前完成了任务，达到了工效高，质量好，见效快。
三、有利于认真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改变过去那种单凭“长官意志”办事的状况，增强了干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订合同必须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通过，对合同规定范围以外的条件，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有权拒绝。
这样，强迫命令就行不通，瞎指挥就指挥不动。

诚恳接受批评
06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赵庆芜同志写的《“制度”二字对局长不值一提》的来信，批评了我带头违反制度的错误。
赵庆芜同志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批评完全正确，我诚恳接受。
过去，由于“四人帮”流毒影响较深，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官老爷”作风，说话气粗，办事特殊，自以为当了领导就高人一等，可以不受纪律制度的约束，对群众的批评听不进去，利用职权，以势压人，以权压人。
本来汽车付款加油制度是局和公司的规定，而我却以领导自居，命令不交款就给加油。
赵庆芜同志坚持原则，提出批评，我就认为触犯了我的尊严，横加指责训骂。
这是十分恶劣的作风。
打倒“四人帮”，普通的老百姓敢于起来说话，敢于批评自己的“顶头上司”，我们每个干部应该满腔热情地欢迎，珍惜群众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我那种以权压人的无理行为，破坏了规章制度，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损失。
来信发表后，我反复琢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赵庆芜同志承认了错误并赔礼道歉。
为了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杜绝类似问题发生，我局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组织职工学习赵庆芜同志的信和编后。
我在县财贸“双学”会上作了检查。
号召全系统职工学习赵庆芜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自觉维护制度的革命精神，同一切破坏纪律、违反制度的行为作斗争。
二、各单位检查制度执行情况，重新修订加强各种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领导干部违反制度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给予纪律处分。
三、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认真讨论如何带头执行制度，如何正确对待提意见的群众，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山西宁武县商业局副局长彭正龙

语言应该规范化
本报08月24日发表《语言是活的东西》来信后，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这封信提出不同看法，而肯定蔡维藩同志的观点。
现摘登《中国语文》编辑部就群众来信来稿所编的一篇综述。
关于这一问题的来信，就不一一答复了。
——编者
一、语言要规范化，还是任其自流？
不少来信认为，语言应该规范化，把“规范化”和“僵化”之间划等号是错误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首先要求每一个使用者都遵守一个共同的标准。
如果任其自流、各行其是，把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规则都看成是使语言“僵化”的东西，统统不要，那么，如何交流思想呢？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语言规范化，把语言混乱现象看作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
毛主席曾多次强调要学习语法、修辞和逻辑，认为只有学会这些，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
不少来信强调指出：
今天，语言规范化在我国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的干扰破坏，社会的语文水平普遍降低。
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遭到严重损害。
目前，在报刊中，在学生的作文和答卷上，在其它一切使用语言文字的场合，辞不达意、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标点误用的现象相当普遍。
蔡维藩同志来信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混乱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强调了“规范化”，果真会使“广大工农兵不敢写文章了”吗？
有的来信说，我们“规范”的只是一些不正确的、混乱的读音和字形，不通的文句和有歧义的表达方式，对于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说法，非但不在“规范”之列，相反，还要大力提倡。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
语言中的一切规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同样的约束力。
不但知识分子需要遵守，工农兵也需要遵守。
绝不能认为语言规范化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咬文嚼字的游戏，更不能认为搞了规范化就是“脱离群众”，就是“故弄玄虚”，就会使广大工农兵对写作望而却步。
恰恰相反，只有遵守语言的共同规则，才可能使文章准确、鲜明和生动。
三、强调了“规范化”，会不会使文章“干巴巴”？
不少来信认为，对语言进行规范化决不是要把一切都统得死死的，一件东西只许叫一个名，一个意思不能有两种说法。
语言的“规范化”同文体的多样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是不矛盾的。
每个人都可以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根据文章内容和体裁的需要，自由运用祖国语言的丰富宝藏，发挥他的才智。
对每个作者来说，写作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
特别是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了，加在作者身上的清规戒律破除了，这就为文章的丰富多彩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干巴巴”和“规范化”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内蒙古自治区推广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经验
把草牧场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8日电
本社记者刘云山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推广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把草牧场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的作法，有效地调动了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
已经推广这一经验的一些旗、社，刹住了滥垦、滥牧草原的歪风，草原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作法是：
在调查研究、统筹安排的前提下，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全旗草牧场按照各生产队的范围分别划定界限，并颁发草牧场使用证书。
这个旗自从1976年草牧场使用权全部固定以来，草原建设的工程比过去二十多年的建设工程还多，秋冬贮草量也由过去的一千多万斤增加到四千多万斤，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畜牧业连年稳定发展。
今年虽然遭到严重旱灾，牲畜仍比去年纯增百分之七。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在全自治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以前，内蒙古一些地区为了合理使用和建设好草牧场，曾经规定把草牧场的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从而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后来，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大搞假左真右，把固定草牧场使用权的政策诬蔑为“圈地运动”，搞“割据”，致使草牧场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被滥垦、滥牧，草原遭到严重破坏，畜牧业生产受到摧残。
在落实党在牧区各项政策的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和牧民，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学习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经验，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认识到，当前要拨乱反正，刹住滥垦、滥牧草原的歪风，掀起草原建设的热潮，必须首先把草牧场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
一些旗、社把草牧场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以后，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情况一样，立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好多地方的经验还证明，草牧场使用权固定以后，农牧区交界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边界纠纷解决了，以农挤牧、以农伤牧的现象杜绝了，加强了兄弟队之间、农牧区之间、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实践表明：
草牧场属全民所有，把使用权固定到生产队，所有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而这样作明确了责任制和责任地段，在生产资料方面给了生产队使用的自主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策，有利于草场全民所有制的巩固，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纪念张际春同志
李卓然
张际春同志——这位为大家熟悉的模范共产党员、我党优秀的老干部、文教战线上的出色战士，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封锁，许多老同志和我都未能向他的遗体告别，有些人甚至连他的死也不知道。
其后，噩耗传来，使我在病中悲愤交加，为我们之间从此永别，感到终生遗憾！
粉碎“四人帮”以后，举国同庆，际春同志十年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搬掉了。
我为死者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我曾和际春同志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现据我的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作为对他的纪念。
际春同志，是一名很出色的宣传家，他主办的报纸和刊物在战争年代里很受欢迎，大家喜读爱看。
1930年，我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我奉调到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他在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他那种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在军团政治部的会议上，提出要在这艰苦斗争的环境里开展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时，立即得到了他热情的支持。
他还提议先到下面去看看，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并想和他一起下去，但没想到第2天我去找他一起动身时，他却已先我而行了。
我们从下边回来，决定在军团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演出一个自编的《庐山之雪》的讽刺剧，我们从没有编过剧，演过戏，际春同志当时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演出。
我们的演出受到欢迎。
从这以后，许多干部、战士都积极参加文艺宣传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部队的文娱生活，活跃了部队的战斗气氛，鼓舞了士气，起到了事前未想到的效果。
际春同志工作十分细致，认真，一丝不苟。
为了办好报纸，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聊天，了解群众对报纸宣传的意见和想法，及时改进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连队了解情况，发现战士们很喜欢听《三国演义》、《水浒》上的故事，喜欢猜谜语，回来后，他提出报纸要用一些故事和猜谜语的形式宣传战斗任务，鼓舞斗志，密切军民关系，歌颂战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为了办好报纸，他还经常亲自到前线了解战斗情况，搜集第一手资料，编写通讯和评论。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前线去，看到战斗的命令下达了，预备队冲向前方，战士们有的揣起了报纸，有的把报纸放在地下一跃而起，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报纸上的英雄人物，地上的报纸随着他们冲锋的旋风飘了起来，这好象在欢送他们上战场去杀敌。
际春同志回来后立即亲自动手把这动人情景写成战地通讯登在报纸上，当时《战士报》成了大家生活中不可少的读物，激励着广大指战员。
际春同志非常关心群众生活中的困难，并积极帮助解决，当他了解到部队长途行军中的口渴问题，他提议，在行军前先派一部分宣传队员，到必经的休息地点，先烧好开水或稀粥，等部队一到，马上就可以喝，减轻战士的疲劳，促进了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1934年秋，蒋介石疯狂地准备向我根据地进行第5次反革命“围剿”时，我奉命调离一军团到五军团司令部工作，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际春同志暂时告别了，分手时我们互相勉励，一定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战到最后一息，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也绝不回头。
在长征途中，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和际春同志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常常谈起他那种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际春同志徒步行军，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个身体病弱的同志，并拿自己仅存的部分干粮分给周围的同志充饥。
同志们考虑到他是首长，每天除行军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都不肯要，但他还是坚持要分给大家吃，这种情景使我和同去的警卫员都深受感动。
全国解放以后，我于1954年调到中宣部，又和际春同志在一起，他负责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仍然保持战争时期那股劲，那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优良作风。
他很重视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多次和我谈起他很相信中医，积极主张研究和整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收集中医的偏方，及时总结经验，以便更有力地发展祖国的新医学，新药学。
他经常深入到群众和基层当中去，搞调查研究，还常组织其他人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下去调查，他时常告诉同志们：
医疗卫生工作要为人民服务，要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努力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际春同志很重视团结教育干部。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无论是军队的干部，还是地方的干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都善于团结各种干部一道工作，努力学习别人的优点，同时也严肃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把革命老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际春同志正是被迫害的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千万万老干部中的一员。
他虽处逆境，却是坚强不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次，他的心脏病犯了，被送进医院，际春同志刚有好转，就被轰出医院。
从医院到机关路途不近，他自己拿不动行李，只好偷偷雇个车，为了避免“四人帮”妄加罪名，在离机关较远的地方就赶快下车，不敢坐到机关。
下了车以后自己拿不动箱子，只好找根绳子慢慢地拖着，一直拖到住地。
碰巧，我在路上遇见了他，看见他那种十分艰难吃力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
我关切地问了他一句：
你怎样？
要保重啊！
他微微一笑，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说：
“没什么，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相信党，相信主席会给我作出正确结论的，雪山草地我们都过来了，现在这点苦不算什么。”
在当时那种环境中，能听到这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话语，确实是倍感亲切，令人鼓舞。
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大好。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我们悼念张际春同志和其他许多革命先烈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优秀品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是为增产，还是图好看？
编者按：
这是《山西日报》11月03日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打掉形式主义　坚持扎扎实实》。
这封来信提出的搞农田基本建设是讲实效还是摆花架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农民辛辛苦苦、顶风冒雪搞农田基本建设，是为了增加生产，对国家多作贡献，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们有些干部领导建设，不是为增产，而是为参观，图好看，争虚名，把农民的血汗当作自己猎取名禄的一种手段。
这和共产党的干部应有的思想和作风，相距十万八千里。
农田基本建设即将在全国普遍开展，希望同志们看看这封来信，想想你那里搞农田基本建设有没有形式主义的现象。
编辑同志：
近日参加省委组织的马庄梁大会战，颇有感受。
会战工地机声轰鸣、万马战犹酣的场面，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分担的任务是打夯筑堰。
我们首先将堰底的浮土和杂草铲掉，把基础夯实，然后钉上木桩，夹上挡板，加一层土，夯实一层，再夹一层挡板，加土夯实。
待符合规定高度后，拆掉挡板，再修整堰顶、堰面。
有的同志提出，我们的作法太误工，进度慢；
有的领导还说我们的堰面修得不美观，交不了工。
如何干为好？
我们就去参观别人的。
来到某工地筑堰处，看到这里筑堰一不用夹板，二不用夯，而是加一层土，用板拍打一层，然后用锨切去两边，再由几个女同志手拿玻璃瓶，将堰面抹得溜光闪亮，甚至还抹上了沟型花纹，名曰流水沟。
我们还看到几个同志用剪刀在堰面上施工，走近一瞧，原来是在剪除那些已混在土里被拍进堰内却露出头来的杂草，经过这一番加工，堰的确美观、漂亮。
不过，看了这种状况，不禁使人联想起前几年那种“放着平原不修整，专门山上修梯田”，“层层梯田刷标语，不为增产为参观”的情景来。
列宁有句名言：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
我们认为，筑坝垒堰，关键在于结实，其次才是美观。
因此，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结实上，而不应该把工夫放在追求其外表的美观上。
何况，我们造的是高灌方田，如果堰打得不实，浇水或遇大雨时，一冲即垮，我们半月的辛苦岂不付之东流？
但也有的同志却认为，以上的作法“既快又美”，可以当典型。
果然，推广这种“典型”的工地现场会召开了，对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法大加表扬。
我们只好望堰兴叹，有的同志脱口说出：
“还是形式主义吃得开啊！”
搞农田基本建设，毕竟不是绣花，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发展生产。
因此，保证质量是前提。
只求速度快、外观美，而不求高质量，高标准，来年水过堰陷，岂不劳而无功？
所以，会战总指挥部和管验收的同志，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工程的质量上，从百年大计出发，打掉形式主义，坚持扎扎实实。
如果只图形式、摆样子，岂不劳民伤财！
我认为，要干，就要扎扎实实地干出个好的样板来，干出个高的水平来，以推动全省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
　肖照

深切怀念张际春同志
宋任穷
十年前，当听到张际春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病、含冤去世的消息时，悲痛和义愤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老战友。
十年来，际春同志朴实谦虚、襟怀坦荡、兢兢业业，对党无限忠诚的坚贞形象，经常浮现眼前。
际春同志和我多次共事，前后将近二十年，种种往事常常在我心里萦绕。
他在毛主席和党的培育下，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锻炼形成的坚强党性、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际春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早在我党建立的第2年，即1922年，际春同志在湖南第3师范读书时，就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受到了政治启蒙，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了井冈山。
不久，党派他到地方武装袁文才部和王佐部，开展党的政治工作，我在他领导下担任宣传干事和连党代表。
我亲自看到际春同志处处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连队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细致、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做连队的建党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改造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后来，际春同志担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政治委员，我在该师任团政治委员。
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要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的指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他在部队和军事学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时，因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排挤、打击，被撤销了公略军事学校负责人的职务。
我们再次一道工作，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际春同志任二野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一度兼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
他在繁忙的部队政治工作外，还用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对当时南京文化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十分混乱的状况，进行整顿和改造。
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工作卓有成效。
随后，我们一起进军西南，际春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局第2副书记等职务，并兼任过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长。
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领导了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工作十分繁重，为加强西南地区部队和地方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际春同志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之一，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为创建和加强我军政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4年，毛主席、党中央把际春同志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际春同志对毛主席说，他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
毛主席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
际春同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经常把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
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宣传文教战线上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贯非常认真、刻苦。
解放初期，《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后，际春同志订了个人学习计划，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积极主张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对际春这样一位几十年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林彪、“四人帮”怎能不恨之入骨！
他们信口雌黄，诽谤、诬陷际春同志，正好说明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打击、陷害革命老干部的手段是多么卑鄙、无耻！
际春同志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厚。
他在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一直带病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多次写信给毛主席表示继续革命的决心。
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坚定地表示，只要病好了，“过了这一关，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就在这一天，他听到电台广播毛主席的一项指示，对守护在身边的女儿说，毛主席的这项指示很重要，嘱咐她明天把报纸带来，他要仔细看看，表现了一位革命老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
际春同志对待革命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追求名誉地位。
他的这种高尚品德，久为熟悉他的同志所赞扬。
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使他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经常办公到深夜，任务繁重时彻夜不眠。
他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自己动手起草重要报告和文件。
为了把报告、文件写好，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放初期，毛主席赞扬西南局向中央的一个工作报告，就是际春同志执笔写成的。
际春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谦逊谨慎的品德。
1958年，他的家乡湖南宜章县县委宣传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际春同志二三事》，介绍他的革命事迹，准备出版。
他得悉后，亲自写信给县委，制止了这件事。
他在信中说，应该宣传革命领袖和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要写他。
际春同志曾经是我的老首长，后来一个时期，我同他在一起工作。
他对我十分尊重，工作上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同心同德，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党性，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际春同志光明磊落，胸襟坦白，在重大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有话当面说，有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提，从不在背后非议。
在同志关系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平易近人，总是多看别人的长处，讲别人对革命的贡献，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对待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亲切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他在重庆任军管会主任时，有一次步行到办公大院，哨兵不认识他，不让他进去，他不但不责怪，反而表扬了这位战士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他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嫌弃，而是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帮助。
在严肃批评错误的同时，耐心地启发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引导他们认识错误，接受教训，自觉改正。
同志们都敬爱他，喜欢同他接近，愿意同他谈心。
他在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少同志亲切地称他为“老妈妈”。
际春同志堪称党内团结的模范。
际春同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对于坏人坏事铁面无私，敢于进行坚决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际春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无所畏惧，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坚强党性和高尚的革命气节，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揭露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进城以后，际春同志职务高了，薪水多了，他的饮食、衣着仍然很简朴。
他经常自己打扫院子和住房，有时还自己洗衣服和缝补衣服。
他的爱人看到他衣服多已破旧，每当要给他添置一件新衣服时，总是很难说服他。
他对一些同志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很看不惯，常常批评这些同志“怪头怪脑”。
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际春同志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他经常讲，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能否保得住，要看我们的下一代，培养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
他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特别着重教育子女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防止高级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特殊化。
他经常教育子女，要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劳动人民。
他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的妈妈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看不起劳动人民，就是看不起我们自己，就是忘本和背叛。
他教育子女不能有等级观念，常说，服务员、警卫员、司机都是革命同志，做的是革命工作，要尊重他们的劳动。
为了使孩子们受到实际教育，他让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孩子，暑假期间到警卫连去学军，和警卫战士同吃、同住、同站岗放哨；
让女孩子从小练习挑担子，还带着她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
他们的孩子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
他勉励孩子们为革命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他经常在繁忙工作的空隙，指导孩子们学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鼓励孩子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风浪中锻炼，同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
当林彪、“四人帮”刮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时，他提醒孩子们，要警惕坏人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
林彪、“四人帮”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时，际春同志怒不可遏，对孩子们说，他们是妄图搞垮我们党，搞垮我们的周总理！
由于际春同志和他的爱人、老红军罗屏同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几个孩子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罗屏同志和际春同志先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后，孩子们度过了几年艰难的岁月。
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现在五个孩子分别在五个省、市，为完成父辈未竟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工作和学习。
际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际春同志的沉冤得到了昭雪。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际春同志：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好，而且将越来越好。
我们正满怀信心地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安息吧，张际春同志！

创作要上去　作家要下去
作家学习访问团通过学习访问，呼吸到抓纲治国进行新长征的时代气息
本报讯
以艾芜为团长、徐迟、刘剑青为副团长的作家学习访问团一行五十五人，已于最近结束对大庆油田、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沈阳、开滦煤矿、唐山陡河电站以及冷湖和青海西部油田、玉门油矿、兰州、西宁、龙羊峡等地的访问。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各地党委和文联、作协分会非常热情的接待。
工人同志和企业负责同志热心地带领作家们参观，给作家们介绍情况和操作表演。
在一个多月的学习访问过程中，作家们个个兴致勃勃，精神抖擞。
艾芜、蹇先艾、林淡秋、苏金伞四位老作家年逾七十，林淡秋同志且有严重眼疾，都不顾劳累，坚持和大家一起参观访问。
作家们每到一处学习访问，总是认真地看，专心地听，不停地记；
回到住处，抓紧时间整理笔记，阅读材料，交流心得。
作家们一致认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这次活动，是文艺战线拨乱反正、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鼓励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写出好作品的有力措施。
他们深深感到，这次学习访问，时间虽然不长，但收益非浅：
开阔了眼界，长了知识，呼吸到了抓纲治国进行新长征的时代气息。
作家们还感到，现实斗争生活如此波澜壮阔，绚丽多采，新的人物、新的事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在呼喊。
这一切，雄辩地说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可是，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远远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真知灼见。
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到生活中去，要消除心中余悸，身上余毒，解放思想，努力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目前，已经有一些作家写出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在各地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有的正在创作。
在学习访问期间，作家们曾和当地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就文艺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座谈。

发扬我军政治工作实事求是传统
加速人民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人民解放军海军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最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在加速人民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问题。
大家联系海军实际，交流了开展政治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一致认为，要使政治工作真正起到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早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遗愿而奋斗。
人民海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按照毛主席为我军政治工作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结合海军实际，建立起海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二十多年来对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炮制了一套反革命谬论，败坏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风。
粉碎“四人帮”以后，海军广大政工干部愤怒揭批“四人帮”，结合批判林彪，清算他们在政治工作中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流毒。
特别是贯彻落实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来，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都把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内容，正在改变着海军政治工作的面貌。
会议期间，大家结合自己的实践，对如何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总结交流了三个方面的体会和经验：
一、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加强政治工作的战斗力。
海军部队分布在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点多、面宽、线长，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求领导与指挥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在进行政治工作的时候，又必须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原则下从各单位的实际出发，对具体的工作方法、步骤要因地制宜。
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帽子、棍子下，许多部队的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造成“上下一般粗”、“内容一锅煮”、“时间一刀切”，开展政治工作不注意研究本单位的特点，分析不同人的具体情况，结果，政治教育的时间占用不少，效果并不好。
在今年海军部队进行的查、整、改运动中，各级领导同志率领六千多名机关干部、组成七百多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政治工作的恶劣倾向，树立起既要吃透上级指示精神又要从部队实际出发，做好政治工作的好风气。
今年04月，北海舰队某基地党委接到海军党委关于开展查、整、改运动的指示，基地党委立即认真学习上级对各部队提出的搞好运动的要求和统一部署，对机关、部队分别提出了在运动中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
师以下领导班子进一步澄清路线是非，着重解决
“软、懒、散”的问题；
领导机关着重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解决好面向海洋、面向岛屿、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战斗部队服务的问题；
后勤部门着重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整顿财经纪律和物资管理制度；
基层部队着重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
医院着重整顿医疗作风，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由于针对性强，重点突出，使运动确实解决了一批重要问题。
二、装备越现代化，对人的革命化的要求越高，思想工作越要做深做细，才能保证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
某部二一四潜艇有一次进行远航训练，远离岸港，长时间在水下活动，情况复杂，条件艰苦。
党支部成员在开始远航训练之前同每个干部、战士谈话，摸清了思想、技术、身体、机械四个“底”，接着进行多种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不带着思想问题出海。
在远航训练过程中，政工干部又深入各个舱室、战位，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他们还抓紧艇内人员比较集中的时机（那怕只有十分八分钟），进行全艇性的讲评，表扬好人好事，推广先进经验。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做得细，他们圆满完成了持续三十昼夜的远航训练任务。
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地处海防前哨某海岛部队的一部分基层干部，近些年来不安心在这个岛上工作。
上级领导批评他们“革命事业心不强”、“守岛爱岛的思想树得不牢”，但这些干部的思想情绪还是扭转不过来。
今年，海军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到这个岛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支部队是一支好部队，干部的革命责任感很强，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上级党委交给他们的战备任务都不折不扣地胜利完成。
不愿在岛上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是因为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
例如，干部和临时来队家属的住房长期解决不了；
家属区的吃水，干部自己要翻山跑几里路去担；
随军家属上岛多年，一直不能安排工作，等等。
海军领导同志认为，不能把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混为一谈。
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驻岛部队党委一面在基层干部中广泛开展守岛爱岛建岛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战备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罪行；
一面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由机关和部队共同努力在岛上修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临时家属招待所。
为了解决家属区的用水问题，经过实地勘测，制定了引水方案，正在筹备施工；
为了解决家属就业，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部队的需要，还在积极筹办小工厂、小作坊。
许多基层干部说：
“党把温暖送岛上，海岛建设有希望。”
他们纷纷表示，只要党需要，愿在岛上战斗一辈子。

方副总理会见美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以埃米利欧·达达里奥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副主席裴丽生等。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11月19日会见以埃米利欧·达达里奥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李副总理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以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斯莱克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
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向美国客人介绍了新旧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
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低。
但是，我们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国家，同时，在不损害我们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我们也愿意接受一些外国贷款或其它形式的帮助和合作。
李先念副总理同美国客人还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顾问吴茂荪等。
美国客人是11月16日抵达北京的。
抵京第2天，外交学会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客人们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前往重庆、成都、昆明、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今天晚上，议员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 摄

谷副总理会见贝尔格莱德电台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台记者兼评论员切多米尔·乌其科维奇。
这位南斯拉夫电台评论员是第2次来访。
谷牧副总理向他介绍了我国的大好形势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台记者兼评论员切多米尔·乌其科维奇。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陈副总理会见斯里兰卡医学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陈慕华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由卫生部副部长阿蒂加拉率领的斯里兰卡医学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班达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我国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负责人杨纯等在座。
斯里兰卡医学代表团是由斯里兰卡医学组织和机构的领导人以及著名医生组成，其中包括斯里兰卡总统的弟弟贾亚瓦德勒医生。
代表团是应我国卫生部的邀请于11月16日到达北京，来我国重点考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情况，并进行友好访问。
客人们抵京第2天，出席了钱信忠副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邮电代表团时
祝贺中南以更快步伐进行经济技术合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陈慕华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委员、联邦交通与联络委员会主席泽里奇率领的南斯拉夫邮电代表团。
在愉快的气氛中，陈慕华同志和泽里奇同志一起畅叙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南两国友好关系。
泽里奇同志对陈慕华同志说，我们这几天同中国方面所举行的会谈充满了相互谅解、真诚和友好的气氛。
我们之间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两国更好地进行合作。
陈慕华同志对中南双方的会谈所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
她说，中南两国以更快的步伐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让我们共同努力。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邮电部部长王子纲、副部长申光，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
南斯拉夫邮电代表团将于明天离京前往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由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委员、联邦交通与联络委员会主席泽里奇率领的南斯拉夫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乌兰夫副委员长圆满结束对埃及访问后抵苏丹
尼迈里总统会见乌兰夫副委员长
据新华社开罗11月18日电
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对埃及的五天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开罗前往苏丹。
中国客人由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代表、埃及总理穆斯塔法·哈利勒和夫人陪同，从塔赫拉宾馆乘车到达开罗国际机场。
在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中国和埃及国歌后，乌兰夫副委员长在哈利勒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登上飞机之前同主人热烈握手道别，并互相祝愿中、埃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喀土穆11月18日电
应苏丹政府的邀请，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喀土穆，对苏丹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迎的有：
第1副总统、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副总统阿贝勒·阿利尔，副总统兼外长拉希德·塔希尔·贝克尔，人民议会议长阿布·卡西姆·哈希姆和其他高级官员。
喀土穆机场上空飘扬着苏丹和中国两国国旗，洋溢着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乌兰夫副委员长走下飞机之后，易卜拉欣第1副总统在舷梯旁同他热情握手，并说：
“自由苏丹欢迎你来自反霸的英雄国家”。
乌兰夫副委员长对他表示感谢。
苏丹小女孩向乌兰夫副委员长献了花束。
乌兰夫和夫人云丽文亲切地吻了她们。
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了中国、苏丹两国国歌。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易卜拉欣第1副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他向勤劳勇敢的苏丹人民，向以尼迈里总统为首的苏丹领导人转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的亲切问候。
他说：
“中国、苏丹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两国人民有着真诚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且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他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乌兰夫副委员长在易卜拉欣第1副总统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人民宫下榻。
据新华社喀土穆11月19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11月19日上午在友谊厅会见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及其夫人云丽文。
当乌兰夫副委员长走进这座宏伟建筑物中的总统办公室时，正在那里等候的尼迈里总统迎上前去，和乌兰夫副委员长热烈握手、拥抱和互致问候。
尼迈里总统向乌兰夫副委员长热情问候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
乌兰夫副委员长向尼迈里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问候。
尼迈里总统和乌兰夫副委员长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他们谈到了在各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
经过一小时的交谈后，尼迈里总统和乌兰夫副委员长及其一行在一起摄影留念。
接着，乌兰夫副委员长在阿里·舒莫的陪同下，参观了友谊厅。
（附图片）
11月19日上午，苏丹总统尼迈里会见乌兰夫副委员长。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传真照片）

乌干达从坦桑尼亚撤军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据乌干达广播公司11月17日报道，乌干达军队已经从坦桑尼亚领土撤出。
乌干达政府11月17日邀请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苏丹总统尼迈里的特使奥班格，非洲统一组织副秘书长奥努和各国驻乌干达使节参观了乌干达与坦桑尼亚交界的穆图库拉地区。
陪同参观的乌干达武装部队参谋长优素福·戈翁告诉客人说，根据阿明总统的命令，乌干达已经撤军。
据达累斯萨拉姆消息，11月17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会见尼日利亚特使时指出：
“我国既不想也不打算占领乌干达一寸领土，也没有对乌干达提出领土要求，我们的义务是把侵略者赶出我国。”
尼雷尔还说，乌干达侵略了坦桑尼亚，这种侵略行为违背了非统组织的宪章。
乌干达军队是10月30日开始侵入坦桑尼亚领土的。
在这之后，坦桑尼亚军队向对方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意大利南方三百五十万工人罢工
据新华社罗马11月17日电
意大利南部地区包括拉齐奥大区三百五十万工人11月16日举行了四小时罢工，要求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其他一些地区的工人也罢工一小时，支持他们的斗争。
这次罢工涉及机械、建筑、纺织、食品、化工等工业部门和铁路交通、服务行业以及机关学校等。
这一天，工业部门一度停产，服务行业停工，机关停止办公，铁路交通也从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中断。
五万多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了集会，发言者在大会上要求尽快解决南方的失业问题。
同一天，在塔兰托、巴勒莫、锡拉库扎、科森察以及其他南方城市也举行了群众集会。
（附图片）
意大利南方工人在罗马街头游行示威

我代表团副团长在联大一委就裁军问题发言
超级大国加紧扩军争夺霸权威胁世界和平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15日电
出席第33届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赖亚力1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发言时指出：
在过去一年中，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步子迈得更急、更快、更加露骨和嚣张，“目前世界上若干地区和国家的动乱，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它的渗透和扩张相关联”。
赖亚力是在这个委员会辩论裁军问题时发言的。
他在谈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时说：
“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明争暗斗较前更加激烈，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愈益受到严重威胁，两霸之间的争夺，围绕着欧洲这一战略重点而扩展到世界更加广泛的地区。
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一面保持和增强对欧洲的军事威胁，同时为了迂回包抄欧洲，较前更加速了对非洲、中东、红海和海湾地区的侵略扩张，抢夺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企图控制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
同时，它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加紧扩张和渗透，破坏这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他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在进行侵略扩张时采取了许多肆无忌惮的手法，其中包括：
更加明目张胆地利用代理人，组织外籍雇佣军作为它侵略扩张的工具；
利用和支持区域霸权主义，挑动亚洲人打亚洲人，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从中渔利，甚至不惜采用恐怖暗杀手段，制造骇人听闻的颠覆事件。
他指出，超级大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是它们之间军备竞赛加剧的真正原因。
特别是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更是在“和平”、
“裁军”的烟幕下不遗余力地加紧全面扩军，谋求压倒对手的军事优势。
赖亚力揭露了超级大国“核裁军”的阴谋，指出这些所谓“核裁军”措施的共同目的，都无非是维护它们的核垄断、核优势地位，束缚一切受威胁的国家的手脚。
他还揭露标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苏联，正大力用化学武器装备其部队，加紧进行化学战的部署。
他指出，苏联鼓吹的召开所谓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是别有用心的建议，无非是企图借助这种宣传伎俩，来达到掩盖其疯狂扩军备战活动和抗拒世界人民要求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军的目的。
赖亚力说，中国人民“深信一切受超级大国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同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就完全可能达到维护和平、推迟世界战争爆发的目的”。

“新建议”新骗局
肖武
在本届联大，苏联代表又提出了一项所谓“新建议”，即要求缔结“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据说，这个公约的“保证”能使无核国家“对自己的安全感到十分放心”，能
“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从而为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作出了“重大贡献”，等等。
多么漂亮的言词啊！
然而，人们早已听够了苏联的那些堂皇而虚伪的宣言，人们所关心的是苏联“建议”的实质。
苏联提出的对无核国家的“保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无核国家必须“保证”“不生产”“不谋取”核武器，必须在自己管辖和控制的“任何地方”——陆上、海上、空中和宇宙空间“不设置”核武器。
这就是说，苏联可以“保护”无核国家，而无核国家今后必须永远放弃为了自卫的目的而生产和设置核武器的任何权利。
这个所谓“公约”岂不等于是一张卖身契吗？
苏联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全力以赴地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
如今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战略核武器，数以百计的核导弹潜艇和大量的现代化常规武器。
苏联自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世界核和常规军备武库的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和苏联手中”，而且苏联军事力量的许多方面已超过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什么资格硬要剥夺广大的无核的主权国家的合法自卫权利，不许它们搞一点核自卫能力呢？
苏美两霸的激烈争夺和军备竞赛，尤其是迅速膨胀起来的空前庞大的苏联战争机器，严重地威胁着无核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苏联想用一个所谓安全“保证”来愚弄广大的无核国家，这如同豺狼信誓旦旦地要“保证”羊群的“安全”一样，是荒唐可笑的。
很显然，苏联的“新建议”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是假，维护它自己的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的地位是真。
在这一点上，“新建议”和苏联参与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同广大中小国家要求保障无核国家安全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广大中小国家要求超级大国采取切实措施停止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带头分阶段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直至全部销毁核武器，撤销在国外的全部驻军和一切军事基地，并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尤其是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而苏联在它的“新建议”中根本没有涉及广大中小国家关切的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做一、二件使无核国家“放心”的切实事情。
无怪乎苏联的“新建议”一出笼就在联大遭到冷遇。
中小国家揭露，苏联的目的无非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保卫者”、“裁军骑士”。
这种“建议”同历次联大苏联的“裁军”建议一样，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苏联霸权主义的“保证”和“好心”不会给人类带来“和平”和“普遍安全”，广大中小国家也绝不会“放心”。
实践证明，只有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加强自己的防务力量，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揭露其假裁军的骗局和欺骗宣传，打乱它的战争部署，才能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本性难移
向　光
苏越条约在11月03日缔结，苏联《真理报》足足过了一个星期，才对这一件据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一件颇为稀罕的事情。
苏越条约一签订，河内立即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那种为找到靠山而兴高采烈的情绪，真是溢于言表。
莫斯科的喉舌《真理报》却异乎寻常，默不作声。
这同越南领导人初到莫斯科时苏联报纸、电台竭力捧场的热闹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真理报》的自我“克制”，是不难理解的。
苏越条约一公布，国际舆论一眼就看穿了它的军事同盟的性质，尤其那个规定一旦一方受到攻击或威胁就立即协商“采取措施”的第6条，更是人们议论的中心。
河内尽管为条约的性质百般狡辩，却一点也不敢触及要害所在的这一条。
这种笨拙的表演，真跟声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的滑稽。
莫斯科毕竟比河内老谋深算。
它把越南这匹野心勃勃的小马套上了自己的战车，但是它从兜售“亚安体系”不断碰壁的教训中，深知自己在亚洲名声很臭，许多国家对它十分警惕。
因此，苏越签约以后，它要看一看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反应再说话，以免露出马脚来。
经过一番窥测之后，《真理报》发表社论了。
这篇社论针对东南亚和世界舆论对苏越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的揭露和谴责，竭力辩解说什么有利于“和平建设劳动”、什么“旨在加强亚洲和世界和平”等等，企图为条约涂上一层和平的保护色。
《真理报》甚至鼓起勇气，摆出一副表明自己不干坏事的正经面孔说：
“条约中没有一句话是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人的”，意思是苏联和越南都不想搞霸权，谁要是不这样认为，那是大大的冤枉了好人。
可惜，《真理报》刚说完这句话，忍不住紧接着就笔锋一转，以威胁口气说：
“条约体现出政治现实性，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予以考虑”。
《真理报》让“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予以考虑”的“政治现实性”是什么呢？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已经扩张到了东南亚，并且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合为一体。
今后，越南将在苏联的支持和指使下在东南亚地区称王称霸，更加放肆地侵略邻近国家。
不管是谁，如若胆敢反对或是抵抗，都必须首先“考虑”“考虑”越南背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存在。
《真理报》用寓言般的暧昧辞令所要表达的，就是东南亚国家必须承认苏联和越南的这种霸权地位的现实。
《真理报》在抵赖苏越条约的霸权主义图谋时，情不自禁地用霸权主义者的语言来恫吓威胁亚洲国家。
这真如俗话所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柬政府代表团团长在秘鲁举行记者招待会
谴责苏联利用越南在东南亚扩张
奥地利报纸揭露苏越条约使东南亚发生战争危险迅速增加
新华社利马11月17日电
正在秘鲁访问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殷纳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战略和支持越南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
他说，苏联“曾经多次企图通过它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控制亚洲”。
“为了推行这项战略计划，这个扩张主义大国利用越南作为它在东南亚的马前卒。”
殷纳指出，在柬埔寨解放以后，“越南使用大量的重炮和坦克（包括许多苏联坦克）侵略柬埔寨。
但是，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队粉碎了越南的大规模入侵，并使它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他说，现在，“全世界人民已经看清了越南这个侵略者背信弃义的伪善面目。
越南是一个结盟的国家，是扩张主义大国的工具。
越南作为苏联雇佣军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它是苏联经济和军事联盟中的一员，它依附于苏联政治集团。”
它“在不结盟国家中以及在全世界越来越孤立了”。
在谈到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正策划对柬埔寨发动新的侵略时，殷纳团长说：
“面对这种形势，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队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决心去进行战斗，保卫民主柬埔寨，使它永远成为一个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
柬埔寨人民和军队相信，他们这样做也是对东南亚、整个亚洲和全世界维护独立与和平的事业的贡献。”
据新华社维也纳11月18日电
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阶级斗争》11月13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结束这种侵略。
文章说：
“11月03日在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和他在越南的附庸之间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从而使得在东南亚发生战争的危险进一步迅速增加”。
“这一条约在印度支那雨季结束以及越南即将大规模地进攻柬埔寨的日子里签订决不是偶然的。”
文章说：
“柬埔寨人民在解放后使他们的领土完全摆脱了超级大国的阴谋和诡计的束缚。
这种做法使得柬埔寨遭到了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同时也使柬埔寨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
不多久越南可能要对柬埔寨发动最大规模的攻势。
正是现在柬埔寨很需要世界人民的积极声援”。

法新社揭露河内散布谣言掩盖旱季攻势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法新社11月14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曼谷的外交官认为，越南和莫斯科宣传在柬埔寨发生大规模叛乱活动，是为了掩盖越南在柬埔寨发动旱季攻势。
消息说，这些外交官不相信河内电台说法。
他们指出，“一个月前，河内列举柬埔寨的十九个省中有十六个省发生了叛乱。
但是，现在越南电台说只有五个省，其中包括同泰国接壤的柏威夏省和暹粒省，发生了叛乱。”
但是，“驻曼谷的外交使节本月将去暹粒参观吴哥窟。”
法新社11月16日发自曼谷的另一则消息说，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认为：
“河内电台过去几天宣布的（柬埔寨发生）所谓的叛乱者的胜利，实际上是越南正规军采取的行动。”
消息说，越南当局的打算是，越南军队慢慢地推进，逐步建立一个亲越政权，“最后宣布柬埔寨叛乱分子取得了胜利”。

从欧洲看非洲
迎春
“非洲从比利牛斯山脉开始”，而“欧洲在撒哈拉开始的地方结束”。
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引用这两句话来说明欧洲与非洲在史前期的地理联系。
据现代科学家的考证，如今浩瀚的地中海海域，曾经是一块连接欧洲与非洲的巨大盆地。
虽然在世界地图上，比利牛斯山脉处在南欧，而撒哈拉沙漠位于北非，但是无论过去或现在，谁要是观察欧洲问题只把眼光投到比利牛斯山脉为止，或者分析非洲形势光是局限于地中海南岸，就很难了解到事物的全貌与实质。
1975年苏联古巴对安哥拉的武装入侵，以及它们这些年来在非洲大陆的步步进逼之所以震动了伦敦、巴黎、波恩和布鲁塞尔，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欧洲从非洲的事态变化中看到了对它的难以漠视的影响。
面积近三倍于欧洲的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宝藏，享有世界“自然资源仓库”之称。
欧洲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洲的原料和奴隶为基石的。
虽然老殖民主义者已经退出了非洲的历史舞台，但今天的西欧，仍然仰赖于非洲的许多重要原料。
它们所需的大量稀有金属与核能原料，都离不了非洲的供应。
非洲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
围绕这个大陆的几条主要航线，特别是经南端好望角连接两洋和由红海经苏伊士、地中海、直布罗陀至西欧的航线，素来被西方称为“海上生命线”。
西欧所需百分之八十的石油和百分之七十的战略物资，是通过这些航线取得供应的。
它们能否通行无阻，对西欧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在历史上，非洲也是欧洲大国的争夺之地。
拿破仑远征埃及，是为了与英国争霸。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英国和德意两国为了争夺北非，双方总共投入了几十万兵力，在一年多时间内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希特勒的坦克司令隆美尔在北非的覆灭，是法西斯德国在西欧溃败的先声。
当时曾有四百多个盟军船队通过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等重要港口，输送了二百多万兵力和大量作战物资。
英国索耳兹伯里勋爵在1945年曾经说过：
“我们从非洲取得了重要的物资和支援……，只是靠这个才挽救了我们免于失败。”
今天，野心勃勃的苏联拚命向非洲扩张，其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觊觎非洲的战略资源，卡住西方赖以生存的重要通道，抢夺与西方安全有关的战略地位，从非洲这个重要的侧翼孤立和迂回包抄西欧，以便有朝01日“探囊取物”，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说过，没有非洲的原料，西欧的经济就不能维持。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人正在追求的战略利益是接管非洲”，如果苏联一旦切断了西欧的供应线和原料，他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任意摆布欧洲国家”。
西欧头脑清醒的人们深深地懂得，保卫欧洲同非洲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非洲之角的动乱，撒哈拉沙漠的阴影，刚果河上的风云，同巴黎、伦敦和马德里的安全息息相关。
葡萄牙的《堡垒》杂志认为，“不能在不考虑非洲的前途的情况下来考虑欧洲的防卫问题。”
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喀尔巴阡山新貌
张启华
喀尔巴阡山雄伟秀丽，是欧洲有名的山脉。
它那重叠的山岭、陡峭的峡谷、晶莹的湖泊，使得人们一直用最美丽的词句和动人的吟咏来歌颂它的风姿。
罗马尼亚人民自豪地以喀尔巴阡山巍巍的雪峰和挺拔的松林作为国徽的图案。
不久前，我们到喀尔巴阡山旅行，看到了它那迷人的景色、丰富的资源和沸腾的建设景象。
那天下午，我们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发，汽车沿柏油公路快速行驶，盘越过南喀尔巴阡山，傍晚到达三面环山的著名城市布拉索夫。
主人安排我们住在蒂米什一所山区别墅。
07月盛夏，而这里却如同寒冬，生火取暖，真是别有天地。
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十四世纪末建筑的布拉恩城堡。
历史上这里曾是特兰斯瓦尼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首都。
我们被引上高达百米的城堡顶处，俯视险要的地势，逶迤的山道。
这是一座抵御异族入侵的坚强堡垒。
室内存放着当年的各种武器，有刀、剑、枪和骑士们用的钢盔，主人风趣地说，这就是当年的“坦克”。
罗马尼亚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捍卫民族生存和独立的顽强性格，而喀尔巴阡山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这个城堡从1956年整修开放以来，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城堡下面，还有一个乡村民俗博物馆，那里保存着几百年前的农舍，有相当原始的纺织机，简陋的农具，油灯，挂毯……来到这里，人们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乡村。
离开了布拉恩，汽车沿着蜿蜒的公路进入布拉索夫市区。
这是一个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全县的飞机、拖拉机、化工、机械、纺织、木材加工、食品工业等，都有蓬勃发展。
二十多年来，每年工业增长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十四点多，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值，居全国第1。
勤劳、智慧的山区主人，就这样给雄伟秀丽的喀尔巴阡山增添了无限的风光。
我们继续乘车往东北山区行驶，穿过了东喀尔巴阡山，到了另一个山城皮阿特拉—尼亚姆茨市。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奔流在千山万壑的比斯特里察河。
隆隆呼啸的声音告诉人们，它有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比斯特里察河的支流比卡兹河，由西向东，横切了东喀尔巴阡山，形成了著名的比卡兹峡谷。
不参观比卡兹水电站是令人遗憾的，主人为此向我们介绍了开发利用比斯特里察河水力的事迹。
罗马尼亚有丰富的石油，但他们舍不得用它来发电，因为“用石油烧火，好比用钞票烧火取暖”。
几年来，山区的建设者决心利用比斯特里察河的水力。
他们从尼亚姆茨到巴古乌短短的几十公里，建成了十三个水电站，总发电量达四十多万千瓦。
比斯特里察成了罗马尼亚水电站最多的一条河流。
充分利用资源，这是罗马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
欣赏山区的温泉休养站是别有风味的。
告别了尼亚姆茨，我们回到林中的斯勒尼克休养站，那已是黄昏时间，林间小径上，游客熙熙攘攘。
人群中男女老少，手里都拿着一个小瓶，焦急地等候在一处矿泉喷口旁边，接泉水饮用。
我们也好奇地上去喝了几口。
当地的导游同志指着编了号码的水龙头说，每处泉水所含的矿物质都不同，它们能分别治疗各种疾病。
当陪同同志知道有一位中国同志患过肝炎时，立即从疗养站找来医生，并送了一瓶专门治疗肝病的矿泉水。
这个疗养站专设的盐矿疗法也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这里有一座米勒尔盐矿，它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为了适应化工事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采用现代机械进行开采，每年采盐七十万吨，而它的“副产品”之一，便是用来增进游客的身体健康。
我们来到盐矿后，换乘矿区的汽车，在盐矿巷道走了约十分钟左右，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
如果不是有人介绍，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地下宫殿。
坚实、发亮的盐墙，以及它奇异的构造，完全可以同建筑师们的手艺媲美。
“大厅”里排着许多供游客休息的便床、桌椅。
医务人员正领着游客们做健康操。
陪同人员介绍说，这里一年四季保持常温，它空气湿润，还带有特殊的矿物成分，非常适宜治疗呼吸管道的慢性病。
我们虽然不是来治疗的，但在此停留，确实感到心旷神怡。
雄伟秀丽的喀尔巴阡山，它的多姿、富饶、好客，给人留下多么难忘的回忆。
（附图片）

日本农村的节日——御田植节
节日的谷神在微笑。
歌声、鼓声、箫声正在呼唤他降临人间执行天赋的神职。
谷神来到了日本南部山区的千代田町（相当于镇）。
村民们欢聚在一起用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动人的仪式迎候谷神来临。
夏季季风带来的阵雨，把千代田的街道洗濯得干干净净，清凉爽朗的空气沁人心肺。
头戴遮面花冠帽，身穿华丽和服的妇女在街上缓步曼舞。
长长的花串从头上的花篮里披挂下来，随着舞蹈者袅娜的舞姿，轻盈地摆动，优美动人。
千代田町的插秧节——御田植节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日本保留下来的许多农村民族形式的传统节日之一。
在这一天，村民们载歌载舞，祈求丰收。
插秧节的文艺表演既有历史内容又有传奇色彩。
孩子们在学校广场上扮演各种鬼怪；
古典舞蹈家们则表演各种优美的舞蹈以取悦于众神，祈求压倒鬼怪，取得丰收。
装饰得琳琅满目的牛群列队走在千代田街头。
每只牛背上披挂着金银镶嵌的花鞍，撑起一面面富丽堂皇的锦旗。
传说这种仪式始于八百年前的京都，后来传到千代田（当时称壬生）。
壬生的一位贵族曾宣布：
要让百姓把劳累的插秧日变成欢乐日。
直到今天，那里的村民每年06月的第1个星期日总是这样过的。
成堆的稻秸燃起熊熊火焰，火花随着祈祷声缭绕上升，妇女们齐声召喊神降。
千代田町的稻秧组走下稻田时，节日的欢乐进入高潮，领头的舞蹈者扮成神的化身，用歌声指挥妇女插秧。
他唱道：
“插成一排齐，不许丢下一颗种。”
一畦畦水田横拉着草绳，千代田妇女整齐地弯着腰，一起一伏，有节奏地插着秧。
吹鼓手在旁伴奏，直到秧苗整齐地布满田畦为止。
（见左图）
鼓槌愈擂愈急，耕牛踏着沉重的步伐拉着犁。
嫣红如火的太阳催促着周围的观众撑出五颜六色的阳伞，呈现出一幅鲜艳夺目的景色。
暮色来临，谷神即将离去，飞回山巅，统治群山。
地里的人们齐声呼喊：
谷神明年再来。
　（水　寿编译）
（附图片）

深沉的悲切美好的憧憬
——纪念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廖乃雄
“巨大的痛苦强烈地吞噬着我的心。
我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唯有你，神圣的艺术，尚能容我，
去描绘力量与作为的时代，通过图景……”
这是著名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写的《向人民哀诉》的诗句。
这首诗抒发了他在梅特涅反动统治下的悲怀，也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封建复辟时代和社会的黑暗。
舒伯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本身，就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叛逆。
他的父亲一心要他继承自己的衣钵当一名小学教师，他却不愿苟且偷安，宁愿忍饥受寒，去当一个穷艺人而有所创造。
他终生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顽强地坚持忘我的创作。
他悲痛，他挣扎，他奋斗，但看不到前景；
他思念，他梦幻，但意识到那不可能变成现实。
他缺乏贝多芬式的“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的信念，狭隘的环境使他看不到未来的曙光，但他也不甘心就此消沉，虚度一生。
当反动统治阶级大事兴造游乐场，提倡轻歌曼舞，鼓吹醉生梦死的时候，他却在《流浪者》、套曲《冬日的旅行》等歌曲以及《未完成交响曲》等创作中，揭示了生活道路的崎岖、时代图景的暗淡；
同时也在《春天的信念》、《艺神之子》等歌曲以及《C大调交响曲》等作品中，讴歌美好的生活理想。
舒伯特作品中的思想情绪主流，不是慷慨激昂，而是深沉悲切的。
他曾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
“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我非常痛苦地感到无所作为、毫无意义的生活，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标志。”
当德奥人民在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间奋起战斗，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国去的时刻，年仅十几岁的舒伯特激情昂扬，谱写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爱国歌曲，并且自己还写下了歌颂民族战争胜利的诗篇，幻想祖国从此能获得和平、幸福，“将人类从奴役的锁链下解放出来”。
舒伯特毕生和一些反对官方政府、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青年和开明人士亲密交往，有“舒伯特集团”之称。
舒伯特的后半生正是靠了这些友人在生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助，才得以走完他三十一岁就夭折的毕生路程。
舒伯特的一生过于短促。
他诞生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
他逝世时，一八三〇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尚未到来。
他毕生活动的范围也过于狭小。
这些都大大限制了舒伯特思想和创作的天地。
可是，在这一局限之中，他却以有力的笔触，深刻地、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和生活本质，典型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对令人窒息的反动、黑暗统治深深的不满。
舒伯特在创作上有着高度的艺术造诣，特别在歌曲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他毕生作有约六百首歌曲，使欧洲的专业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词、曲高度有机地结合，诗意盎然，情景交融；
旋律的表现力大大提高了，钢琴伴奏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绘景绘情的重要地位。
舒伯特的歌曲塑造了丰富而深刻的音乐形象，它们充分揭示甚至提高了、丰富了原诗的表现力和意境，对后世的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启迪。
他的作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他逝世以后的一百五十年来，他的许多作品一直成为欧洲和世界音乐艺术中的保留节目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附图片）

“社会化石”的发掘者
黎先耀
毛主席的词《贺新郎·读史》，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有规律地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起点是原始共产主义，经过阶级社会，向着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前进。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一点历史，这可以使我们更自觉地去完成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学历史，不仅要学阶级社会的历史，而且还要学原始社会的历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阶级社会。
要了解原始社会的情况，读一读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是会有帮助的。
人们常把水杉、熊猫、矛尾鱼等生物进化史上孑遗的珍贵动植物，称作“活化石”，因为从它们身上可以推断过去地质年代自然界的状况。
人类社会的研究是不是也有“活化石”？
有。
通过它们可以推想远古原始人类的生活情景。
摩尔根就是一位有伟大成就的这种“社会化石”的发掘者。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调查材料，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这是一块复原了的栩栩如生的“社会化石”，是帮助我们解开人类原始社会哑谜的一把钥匙。
从地层里发掘和研究三叶虫、恐龙、剑齿象以及古人类等化石，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人类现实生活里发掘和研究无形的社会关系的“活化石”，则是更加艰巨的工作。
摩尔根参加了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叫做“大易洛魁社”的学会，他屡次访问印第安人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询他们的风俗，研究他们的组织机构。
他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于1847年被易洛魁人的塞讷卡部族鹰氏族收养为成员，这是印第安人对友好的外族人的一种优礼。
恩格斯在谈到这种“社会化石”时说：
“正象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骼的骨片，而确实地断定这种骨骼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有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就是根据印第安人中间奉行的一种同他们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复原了原始家庭的形式。
他还发现印第安人部落内用狼、熊、龟、海狸、鹿、鹬、苍鹭、鹰等动物名称命名血族团体；
并以这种古代遗存的氏族“图腾”制度，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摩尔根用他亲自发现的这些“社会化石”，探讨了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的发展规律。
摩尔根写成《古代社会》，先后花去了约四十年的时间。
他收集和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出了唯物史观的正确结论。
马克思很重视这部著作，对全书作了详尽的摘录并写了批语，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以后恩格斯为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根据马克思的批语和摩尔根的部分材料，写成了光辉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摩尔根还写过《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等其他著作。
研究古代历史的依据，除了文献资料，还有考古发掘的文物。
但是古老的婚姻和亲属称谓民间习俗等，这些“社会化石”也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对于研究尚无文字的原始社会更是如此。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遗存的“社会化石”是丰富的。
可惜，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没有机会利用东方的这种材料。
敬爱的周总理曾向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中国在研究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遗迹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摩尔根发掘“社会化石”的严肃的治学精神和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关于少数民族原始社会遗存的研究工作可起重要的借鉴作用。
（附图片）
图为古代印第安人居住的一种棚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