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党纪国法
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利益的。
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是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
但是，有些干部，包括少数高级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腐蚀影响下，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他们不是遵法守纪的模范，而成为违法乱纪的罪人。
现在，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的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典型。
河南省委的决定，维护了党纪国法，大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我们的干部是受人民委托来管理国家的，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权力，让我们代表他们，为他们服务，维护他们的利益。
王维群是党的高级干部，他应当是严守党纪国法的模范，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可是，他掌管河南省的财政经济大权，却带头为非作歹，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
王维群本身就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他带坏了一批干部，也带坏了自己的儿子，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王维群为什么能如此横行霸道、肆意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什么他长期违法乱纪而不能及时加以制裁？
根本的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他们长期骑在人民头上，心目中没有党纪国法，完全无视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
在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少干部受到腐蚀，犯了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错误。
林彪、“四人帮”是最大的教唆犯，是罪魁祸首；
不少受腐蚀而犯了错误的人，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只要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主动承认错误、适当赔偿损失，而且改过自新，努力做好工作，是会得到群众谅解的。
对于象王维群这样严重违法而又累教不改的人，给以严肃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无产阶级的法律，是专政的重要工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刀把子。
没有这个刀把子，就会给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留下方便之门和可乘之机。
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彻底批判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不可能制止违法乱纪的行为。
毛主席早就说过：
“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
“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6—1167页）对王维群这样的坏人就是要按照上述原则依法审处。
把王维群的问题揭露出来是件大好事，这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胜利，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继续深入的必然结果。
林彪、“四人帮”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衣钵，利用窃取的权力，大肆推行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的律条，大搞“刑不上帮，法不上派”，保护他们的帮派利益。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没有两种法律，只有一种法律，这个法律人人都要遵守。
在这方面，我们的干部应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机关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应该象普通群众一样，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可以违法而不受制裁。
河南省人民在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中，把王维群揪了出来，正说明了这一点。
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问题就会越揭越清楚。
苏华等人的问题暴露之后，人们立即提出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谁是违法乱纪的支持者、纵容者？
王维群这个庞然大物很快被人们揪出来，人民要审查批判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最近，华主席指出：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金的一切错误行为，不论其借口如何，都要坚决制止，必要时进行经济以至法律的制裁。”
王维群的问题必须彻底清算，严肃处理，以平民愤，以正法纪。
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坏人，促使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从中吸取教训，放下包袱解脱出来。
当然，在清查工作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工作和坚决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通过“一批双打”，深挖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认真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对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一般干部从宽、领导干部从严，生产性建设从宽、非生产性建设和挥霍浪费从严的精神，区别对待，严肃处理。
既要着重思想教育，又要严格执行纪律。
有的人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仍然坚持错误、继续犯法，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耳边风，对这种现行罪犯必须从严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分化、瓦解敌人，团结更多的人，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深入地开展起来。

李光耀总理欢宴邓副总理
双方共赞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不断发展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今天表示确信，邓小平副总理对新加坡的访问将增进新中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李光耀总理是今天晚上在他和夫人柯玉珠为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这番话的。
宴会在富丽堂皇的伊斯塔纳宫（总统和总理的官邸）举行。
当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从他们下榻的政府国宾馆 ——伊斯塔纳别墅来到伊斯塔纳宫大厦的时候，李光耀总理和夫人在门口迎接他们。
李光耀总理在宴会上讲话，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阁下是在亚洲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前来访问的。”
他还说：
“许多人正在重新研究以前从未怀疑过的看法，特别是鉴于最近三年来在原先的印度支那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和它们的邻国之间未曾预料到的一些发展。”
他说：
“我欢迎你前来访问，欢迎有机会同阁下讨论我们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李光耀总理说：
“新加坡人民知道中华民族的才能。
我们祝愿中国在迅速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成功。
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繁荣与和平的国家对亚洲，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
同这样一个中国合作是合乎需要的，实际上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副总理在讲话中称赞勤劳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指出：
“在国际事务中，新加坡奉行不结盟政策，坚持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持东盟提出的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积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经济合作，注意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邓副总理说：
“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邓副总理谈到了中新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谈到了近几年来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文化和体育等方面往来的可喜的发展。
他指出，1976年05月，李光耀总理访问中国，“为中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宴会后，接着在伊斯塔纳宫大厦前面的草坪上举行了文艺演出。
在美好的月光下，两国领导人并肩观看了新加坡艺术家们通常在节日期间演出的中国狮子舞。
此外，还表演了马来舞蹈，印度民间舞蹈以及反映新加坡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当地民族鼓乐。
文艺演出将近午夜结束。
参加宴会的有：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
参加宴会的还有：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卫生部长杜进才、财政部长韩瑞生、交通部长王鼎昌，以及新加坡其他高级官员、国会议员、著名教育家和商业界人士。

谁是苏华等人违犯财经纪律的支持者？
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带头违法乱纪
省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中共中央通报河南省委严肃处理原驻马店地委第1书记苏华等人违犯财经纪律的严重事件之后，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结合“一批双打”，发动群众进行财经纪律大检查。
据初步清查，各地区许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河南省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如此普遍如此严重？
谁是苏华等人违法乱纪的支持者、纵容者？
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在揭发批判中常用这样一句话：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违犯财经纪律的“上梁”，就是省委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王维群。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王维群推行林彪、
“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什么经济工作“需要就是计划，合理就是合法”等谬论，破坏国家计划，破坏财经制度，滥上计划外工程。
当时有人指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制度和规定。”
王维群却气势汹汹地训斥：
“都按制度办事还要你们干什么？”
“要冲掉条条框框”，“破除清规戒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等等。
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截至1976年河南全省乱上地方建设项目一千一百多项，总投资达三十三亿六千多万元，使不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迟迟不能“上马”。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华主席三令五申，强调要认真执行国家财经纪律，王维群置若罔闻，继续胡作非为。
去年，全省又搞了计划外工程等五百七十七项，建筑面积八十二万九千多平方米，除侵占、挪用、挥霍国家资金外，还平调了农村社队大量的资金和土地。
由于王维群带头违犯财经纪律，一些地、县的负责人越来越有恃无恐，恣意侵占、挪用、挥霍救灾款物和国家资金，争盖楼堂馆所。
有的挪用国家流动资金，擅自提高产品出售价格；
有的侵占、挪用扶持穷队资金、救灾专款专物；
有的私分小厂应纳的税款和所得的利润；
有的侵占、挪用国家拨给的行政事业费、教育事业费、救灾医疗补助费；
还有的电业部门，弄虚作假，克扣应该如数上缴的电力费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巩县县委某些负责人，仅截留国家税收和上缴利润等就多达五千三百多万元，如果用这些钱购买40—“东方红”拖拉机，全县二百八十个生产大队，每个队可武装二十台。
可是，他们用这些钱修建高标准宾馆和办公大楼，非法购买小汽车四十三辆，仅请客送礼就花了二百七十多万元。
县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一次广交会，挥霍浪费数千元，全部实报实销。
就是这样一个违法乱纪的县，还被王维群树为“先进典型”在全省推广。
1975年，王维群兼任驻马店地区救灾指挥长时，指使苏华等人，向国家多要救灾粮两亿多斤，这些粮都被苏华等人挪作它用。
他还在一次救灾会议上说：
“要乘机把县、社工业武装起来”。
于是，驻马店地区各县、社干部四出求援，挪用大量的救灾款，盲目办工业。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商水、项城、沈丘、西华等县，不顾灾民生活困苦，侵占、挪用大批救济粮、煤和木材去修建什么
“华尔街”，“规划区”，“书记院”。
商水县县直机关投资一千六百多万元，建筑面积十八万五千多平方米，占耕地二千八百多亩。
由于与民争钱、争材、争砖瓦，这四个县至今还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灾民住在茅草庵中。
对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少干部和群众早有揭发和反映。
河南省商业部门曾给王维群写过五次报告，强烈要求制止挪用商业流动资金的问题。
王维群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听任违犯财经纪律的坏人胡作非为，以致全省挤、占、摊派和截留税利、动用流动资金达九亿四千多万元；
向社队摊派、挪用农贷、信用社资金款达六亿多元，给河南省经济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河南人民怨声载道。
王维群主持河南经济工作期间，大搞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欺骗中央，大量隐瞒列入国家计划的主要产品产量。
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至1976年，少报原煤五百三十多万吨；
1972年至1976年，少报水泥一百七十多万吨，机床一万六千多台；
1973年至1976年，少报各种拖拉机三万二千九百多台，汽车七百七十多辆。
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河南是：
财政上的分散主义，粮食上的资本主义，煤炭上的地方主义。
王维群虽然也假惺惺地检讨了几句，但他并不改正错误，继续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用公款请客送礼，拿国家的物资拉关系。
王维群不只一次地胡说什么：
“急需钢材、木材可以用手榴弹（酒）、二十响（香烟）去换”，“你们有香油，给人家抹抹嘴就解决问题嘛”，“河南有大肉吃，可以拿去换东西嘛”，“花小钱占大便宜”，等等。
在王维群的鼓动下，一些地方和部门拿国家的香油、香烟、名酒以至自行车、电视机等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大搞以物易物。
项城县某些负责人，在灾民仍住茅草庵的情况下，为了套购物资，近三年请客送礼的香烟就有十一万条，酒九万九千多斤，猪肉九万八千多斤，香油七万五千多斤，粮食二十八万多斤。
不少县的领导干部还以“拉关系”、“换东西”为借口，假公济私，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铺张浪费，在经济上带来重大损失，在政治上造成极坏影响，完全败坏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王维群身居高位，把持着河南省的经济大权，不仅支持和纵容了以苏华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坏人违犯财经纪律，他本身就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
开封生产的电视机，在郑州展览后送给王维群一部。
安阳开关厂为了试制电冰箱，从北京买来一台样品。
王维群催要试制品，让一个干部打电话说：
“哪个厂先搞出成品，我就给那个厂批投资、批原材料。”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心领神会，把电冰箱上的“雪花牌”商标撬掉，换上本厂的“文峰塔牌”商标，然后专程送到王维群家中。
这台电冰箱原价九百三十六元，王维群拖了很长时间才勉强付了二百五十元。
王维群曾批给驻马店地区多台拖拉机和汽车，有关的单位就给王维群送去大量的香油、小麦、蚕豆、大蒜等农副产品。
他还以“品尝”为名，接受伊川县送的“杜康”名酒七十四瓶，分文未付。
王维群有礼就收，而且还无耻地主动索取。
他在中牟县“抓点”期间，吃喝、送礼和索取的土特产品价值一千一百多元。
1976年，他还带着老婆、孩子到这个县过所谓“革命化春节”，白吃白喝，一顿饭就花费一百多元。
群众说：
“这哪里是‘抓点’，明明是‘吃点、喝点，拿点’啊！”
王维群还经常到省农科院白拿白吃各种农副产品，包括作科研用的名贵种鸡种蛋。
而这些送礼的人多数受到王维群的重用、照顾和庇护。
省农科院有个“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民愤很大，由于给王维群送礼，被王维群提拔为农科院党的核心组副组长。
在王维群的影响下，害了不少干部，也害了自己的孩子。
王维群的一个儿子是“双突”干部，他爬上郑州郊区十八里河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公社化肥厂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之后，利用王维群的“关系”，跑遍了北京、上海等九个省市，套购和倒卖汽车、拖拉机、钢材、化肥等国家物资，从中牟取高利。
仅据公社化肥厂有账可查的，就倒卖各种汽车二十四辆、三轮摩托车两辆、拖拉机十一台。
这些东西，有的是公社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外加管理费高价出卖；
有的原封没动，加价出售。
为了招揽生意，他还采取了“买空卖空”的手法，仅从1977年03月至10月，预收各地的汇款十六万六千九百多元，请客送礼的开支有帐可查的就有二万六千多元。
他多次带着老婆游览名胜，挥霍浪费，多报冒领。
1977年一年中，就自开“白条”报销出差费七笔，共计二千多元。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王维群的问题，彻底整顿财经纪律，肃清“四人帮”在财经工作中的流毒和影响。
省委这一决定，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全省财经纪律大检查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中。
本报记者　林晰　石德连

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后
邓副总理抵新加坡访问
受到李光耀总理等的热烈欢迎
离开吉隆坡时侯赛因总理等前往机场欢送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了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今天上午抵达这里，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当邓副总理的专机在新加坡国际机场着陆后，他走出机舱时，李光耀总理和夫人，以及负责接待邓副总理的新加坡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王鼎昌在红地毯上热烈欢迎邓副总理。
邓副总理是第1位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以及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登上周围挂着两国国旗的一个台上，这时，军乐队演奏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国歌。
接着，邓副总理在李光耀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欢迎仪式结束以后，邓副总理以及黄华外长等随行人员被介绍给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和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其他内阁成员以及外交使团成员。
欢迎的人群挤在机场大楼顶层上欢迎中国客人。
接着，邓副总理及其一行在李光耀总理的陪同下，驱车离开机场前往新加坡市内的国宾馆，他们受到了站立在机场入口处和沿途群众的欢迎。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抵达新加坡，这是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76年访华的回访。
邓副总理说，他在这里进行两天的访问期间，“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相信，领导人的互访，将有助于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在新加坡机场散发的书面讲话中，邓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李光耀总理以及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予他的热烈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邓副总理说，中新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接触。
他指出，“新加坡独立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
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为中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副总理最后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并祝中新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祝中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万古长青。
新华社吉隆坡11月12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在起程前往新加坡共和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时，向聚集在吉隆坡机场候机室的一百米长廊上的马来西亚欢送人群挥手告别。
在专机的舷梯前，邓小平副总理握着侯赛因总理的手说：
“非常感谢阁下、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接待。
在北京再见。”
马来西亚总理说：
“接待您，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愉快。”
这里的观察家指出，邓副总理对马来西亚的访问虽然是短暂的，但是访问非常成功和富有成果，因为这次访问加深和增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今天，吉隆坡沐浴在早晨温暖的阳光下。
邓副总理在侯赛因总理陪同下驱车前往苏邦国际机场。
沿途电灯柱上悬挂着的中马两国国旗迎风招展。
邓副总理到达机场后，走在一百米长的红地毯上，向马来西亚副总理马哈蒂尔、上议院议长翁毓麟、下议院议长赛义德·纳西尔、内阁部长等以及外交使团的成员告别。
在装饰着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侯赛因总理和夫人娜汀·苏哈伊拉的陪同下登上致敬台时，军乐队演奏了中国和马来西亚国歌。
接着，仪仗队队长请邓副总理检阅仪仗队。
然后，军乐队再次奏两国国歌，欢送仪式到此结束。
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和夫人、外交部长里陶丁、劳工和人力部长何文翰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的陪同下走向飞机的舷梯旁时，两国领导人再次相互祝贺和握手告别。
当邓副总理登上飞机舱口时，鸣礼炮十七响。
邓副总理满面笑容，向机场上的欢送群众挥手告别。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等同机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新加坡。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抵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在机场上受到李光耀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 摄（传真照片）

邓副总理郑重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
重申我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谋求霸权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这里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同时一再郑重声明，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
他强调说：
“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给我们制定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副总理今晚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指出：
“中新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
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他强调说：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
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证明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严重地威胁着全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当好四个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北京市地质局提前完成全年钻探任务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北京市地质局于10月25日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钻探任务，钻探进尺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十八，钻孔质量显著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
铁矿、银矿、钼矿、草木炭等勘探储量都超过了全年计划要求，各项地质工作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个局的地质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为当好四个现代化的开路先锋，餐风饮露，披星戴月，你追我赶地大干快上。
大庆式企业——一○一地质大队向高标准进军，今年施工钻孔全部合格，平均每台钻机每月钻进五百一十一米，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杭州机务段恢复机车节煤奖
八个多月来，节煤八千多吨，价值二十多万元
据新华社杭州11月08日电上海铁路局杭州铁路分局杭州机务段恢复机车节煤奖八个多月来，已经为国家节约机车用煤八千多吨，价值二十多万元。
以前这个段曾经实行过节煤奖励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奖励节煤的制度被取消了，结果导致机车用煤大量增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
今年02月，他们又恢复了机车节煤奖，机车煤耗很快降了下来。
现在，全段百分之九十六的机车做到了节约用煤，平均万吨公里耗煤量比国家规定指标还低五点七八公斤。
杭州机务段搞机车节煤奖的主要做法是：
每月按规定的机车万吨公里用煤指标，计算节煤数量，然后提取节约煤炭价值的百分之四点五一作为当月的奖金；
计奖都以机车组为单位，根据各个机班的节煤成绩，把奖金分配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
发生责任事故、人身伤亡事故以及违反规章制度者，酌情减发或者不发节煤奖，无故造成区间运缓和列车晚点的，当次列车不计节煤奖。

欢迎话剧《于无声处》来北京
金山
前几天阅读了《文汇报》刊载的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又通过电视看到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学习班的演出，非常激动。
《于无声处》通过描写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掀起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之后，几个人物的不同境遇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时期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以及他们顽强不屈和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心的英雄气概。
这个剧使我想起了1976年0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后的第1个清明节里，广大革命人民自觉地象潮水般地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有纪律的、团结友爱的、不怕牺牲的、以工人为主力的无产阶级英雄队伍。
当时，人民被“四人帮”套上了层层枷锁，钳住了双唇，剥夺了一切权利，可是，出乎“四人帮”意料之外地出现了以诗歌和花圈为武器的战斗风云。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诗歌越来越多地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战斗武器，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象天安门广场上那样波澜壮阔的诗歌的海洋。
这海洋以感人的无比深情歌颂着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这海洋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地冲击着万恶的“四人帮”。
一首首诗歌是刺向“四人帮”罪恶胸膛的锋利匕首，一个个花圈是轰击“四人帮”反革命营垒的重型炮弹……与此同时，在此起彼伏的革命诗词朗诵声中，还衬托着雄壮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这种史无前例的战斗情景，不能说不比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街垒上子弹纷飞、硝烟弥漫的战斗更为激烈……。
但是，“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瞒上欺下，指鹿为马，连那首充满革命激情的五言绝句“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也被“四人帮”肆意篡改，革命人民遭到镇压和迫害。
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多少革命青年被追捕、被抓进监狱。
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波及每一个机关、学校、工厂和人民公社。
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泾渭分明。
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目前；
此仇此恨，永记人民心头。
《于无声处》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形象地搬上了舞台，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于无声处》写出了亿万人民共同的爱和恨，显示了革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
这就是它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根本原因。
《于无声处》的主人公、革命青年欧阳平的遭遇和他的英勇不屈的精神，正是当年悼念周总理的广大革命人民的遭遇和精神面貌在舞台上的再现。
欧阳平在革命母亲梅林的教育下，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英勇战斗，对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通过青年欧阳平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被“四人帮”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非关非杀不可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是什么人！
欧阳平是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
欧阳平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正是象欧阳平这样的革命者，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越战越强，所到之处，团结人民、启发人民，鼓舞人民为真理而战斗。
我深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主力军，也必定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敢为真理而斗争、无私无畏的象欧阳平那样的革命者。
《于无声处》还描写了“四人帮”得势时的一个卖身投靠、助纣为虐的人物何是非。
这个人物真实可信，似曾相识。
他是说假话、虚伪、出卖灵魂的一个典型。
这种人为数虽然不很多，但能量不小，是“四人帮”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基础和一种反动的政治势力。
《于无声处》无情地剥掉了这种人的画皮，把这种人的叛徒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无地自容。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象何是非这样的人，往往“脸谱”繁多，隐身有术。
当然，如若他们真肯翻然悔悟，改弦易辙，可以给予出路。
不过，如若我们做不到“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那么，何是非之流幻想尚存，而且这种人脸谱一变，照样搞政治投机，照样可以掌权，可以升官，其后患将是无穷的。
这也许就是《于无声处》的作者塑造这个反面人物的深刻用意之所在。
话剧《于无声处》的诞生，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文艺政策逐步落实的又一个成果，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优秀剧作之后的又一个好剧本。
这是一件大喜事，值得欢呼。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个剧的作者和演员，都是业余文艺工作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这是一股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
通过剧本和它的演出，我感受到一种新生的活力，看到文艺阵地上更为广阔的前景。
我国文艺界有许多优秀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有不少著名的老作家，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这毕竟还是少数。
要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还需要更多业余和专业文艺工作者来进行创作。
关心、发掘、保护、帮助广大中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人才并向他们学习，是我们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为《于无声处》的诞生而欢呼。
我们热烈欢迎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学习班《于无声处》剧组来北京公演。

澄江县农村集市关而复开
县委搬用山西运城地区“经验”，强行关闭农村集市，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干部群众强烈不满。
他们吸取了教训，农村集市贸易最近已恢复。
最近，记者到云南省澄江县采访，看到这里的集市贸易在关闭一年零九个月之后已经恢复。
许多干部、群众反映，前一段县委领导学大寨的路子没有走正，通过集市贸易关而复开，可以总结出一些深刻的教训。
学大寨学什么？
这本来是早已明确了的问题。
国务院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就指出，学大寨要学根本。
什么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呢？
那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可是，澄江县委离开了根本，不顾当地实际，生搬硬套一些具体做法。
1976年09月，他们派出三十多名干部，到山西省运城地区“取经”，学习取代集市贸易的具体做法。
接着，就在本县大造关闭集市贸易的舆论，广泛散布运城地区一些地方给集市贸易罗织的“十大罪状”，说集市贸易（云南人叫街子）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建设大寨县的绊脚石”等等，还说街子“穿的是互通有无鞋，走的是以物易物路，戴的是合乎政策帽，唱的是复辟倒退调”，声称对集市贸易要“釜底抽薪”、“断源绝流”。
同时，县委还布置各级党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带头把家庭生产的家禽、鸡蛋以及粮食等农副产品交售给商业部门，以表示对关闭集市贸易这一“新生事物”的支持。
实际上，这一年全县收成不好，不少社队干部家里本来缺粮，但是为了带头，也只得卖出一部分，然后再借粮度荒。
这样忙碌了两个多月，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正式关闭了全县的七个集市。
关闭之后，赶街子成了违法的事情。
在原来的集市附近，经常有干部、民兵、市场管理人员拦堵，社员卖一鸡，一蛋，一篮小菜，一捆柴草，只要碰上市场管理人员，就一律强行收购。
他们同社员群众吵架，扯断鸡腿，打碎鸡蛋，踩烂鲜菌，踢翻菜篮之类的事屡屡发生。
对一些态度倔强，据理力争的社员，轻则没收东西，重则批斗、关押。
澄江县社员群众每年从集体分得的现金比较少，1976年每人平均不超过二十八元，需要通过街子出售一些家庭副业产品做为收入的补充。
关闭街子后，社员群众有无不能互通，余缺不能调剂，要买的买不到，要卖的卖不了，影响了家庭副业，减少了经济收入。
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去年仅养猪、养鸡、编织三项家庭副业，全县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收入减少八至十元。
记者对全县六个公社中的四个公社、九个生产队情况的调查表明，前三项再加上自留地产品、山货柴草等不能出售，每人则减少收入约二十元。
吉花公社小西大队第8生产队队长李国荣一家九口人，过去每年养两头肥猪，加上自留地产品和编草席，共可收入三百元左右。
去年因买不到糠，猪养不肥，卖了一头给国家，只得到七十多元，另外自留地蔬菜不能上市，又不能再编草席，全家比往年共减少收入二百余元。
龙街公社龙街大队第7生产队社员郭家文，过去利用空闲时间编草席，一年可收入六十元左右。
去年大队把他的席架没收，这项收入也就断了。
关闭集市也给城镇工人、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县委脱离实际强行关闭集市，引起了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少人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要求纠正。
还有的给县委领导写信，质问为什么不按党的现行政策办事？
不为农民的衣食着想？
但是县委却把这些看作是学大寨的阻力。
一位负责人甚至在大会上说：
谁要有意见，就到县委辩论。
有的干部群众想不通，议论了几句，就被扣上“支持资本主义”、“反对学大寨”的帽子。
去年03月，龙街公社龙街大队出现了两张署名“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批评不准赶街子影响了社员的家庭副业，要求领导关心群众生活，不要没收社员的农副产品。
公安人员和社、队干部立即组成专案组，把大字报作为反革命标语案进行侦破。
尽管使用了这些高压手段，街子还是取消不了。
关了明的，出了暗的；
关了城里的，出了城外的。
一个时期，县城周围的路边道旁、田头地角，都有人买卖东西，成了混乱不堪的“地下市场”，而且把商品的价钱抬高了。
报纸上发表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后，一些社员揣着报纸，挑着自留地里的产品，理直气壮地进城赶街。
市场管理人员上前干涉，他们就掏出报纸，指着“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这句话，要市场管理人员念。
08月以后，每逢星期日，都有社员进城买卖东西，而且人越来越多，街子再也关不住了。
县委觉得如果再强行关下去，将会更加被动，最后不得不宣布恢复赶街子。
许多干部、群众对记者说：
县委脱离实际，盲目搬用外地经验已经不是一次了。
前些年，这个县取消过社员的自留地，还在劳动计酬上搞过平均主义，后来都做了纠正。
大家说，办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顾自己的条件，硬要生搬别人的某些具体做法，违背了群众的意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到头来必然是行不通的。
记者向县委负责同志转述了干部群众的意见，并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他们说：
当初我们一个心眼地学大寨，想尽快建成大寨县。
但对学什么，带有很大盲目性。
群众的批评很对。
今后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学大寨。
石玉生　张炳森　邱敬东
（新华社昆明11月12日电）

组成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大生产体系，以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南京市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地方工业
新华社南京11月12日电
南京市正在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对地方工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组。
这次改组打破了城乡、行业、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界限，把全市工业组织起来，按行业按产品实行合理分工和协作，组成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体系。
目前，南京市已成立三十一个公司、八个总厂。
还有一批公司和总厂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南京市这次工业改组，是贯彻“工业三十条”的精神，本着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全市一盘棋的原则进行的。
首先是调整工业管理体制，解决专业归口的问题。
上半年，他们先把市属地方工业十七个行业的三百五十多个工厂，以产品为中心，从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到整机的生产都统一组织起来。
有的按行业组织成公司，有的按产品建立总厂，跨行业的交叉产品组织一条龙协作，建立“龙办”。
公司和总厂属企业性质，对所属单位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统一管理人财物、产供销。
“龙办”负责统一规划，协调关系，在不改变单位隶属关系的情况下，把协作关系固定下来。
然后又把城区所属的一百九十九个工厂全部收上来，按行业划归有关工业局、公司、总厂。
城区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生产后勤和社会服务事业。
为了适应工业专业化生产的需要，对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调整。
各城区所有的专业运输力量已全部交给市交通局，企业自备汽车也组织起来，开展专业运输。
经过几个月来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开始看出成效。
玻璃钢工业公司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行业的统一管理，从原料、制球、拉丝、织布到树脂、玻璃钢，前后衔接，配套成龙，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品种。
橡胶工业公司成立后，已抓了整个产品布局的规划，和所属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
电子元件公司、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当前集中力量抓电视机、各类元件的质量。
服装工业公司一成立，就抓冬装生产，要求各生产单位对群众做棉衣“来者不拒，半月交货”，深受大家欢迎。
铸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也在搞通盘规划，相对集中，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有利环境保护。
在这次工业改组中，市委明确规定公司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生产企业，公司统一管理所属企业的“党政群、人财物、产供销”，同时，对公司在干部、财务、物资、劳力等方面的职权范围也作了规定。
总的精神是在组织生产、管理企业方面赋予公司以充分的主动权，使之适应以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要求。
为了做到调而不乱，在这次工业改组中，市委还规定了几条纪律，在调整过程中，不准抽调人员、资金、设备、材料，不准占用企业房屋，不准中断协作关系，不准任意更换产品，特别是不许趁机抛掉市场小商品。
对一些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市委也作了妥善安排。
在改组工业的下一阶段，南京市委准备全面调整工业局之间、工业局与非工业局之间的专业分工，解决行业交叉、产品交叉的问题；
相应地调整物资、财政、劳动力的管理体制，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好工业改组工作。

青年教师楼世博在“多值逻辑”等
数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成就
新华社上海11月11日电
上海铁道学院青年教师楼世博坚持“多值逻辑”等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出成就，受到国外数学家们的重视。
楼世博是南京大学数学系1962年毕业生。
从1972年开始，他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同另一名青年教师金晓龙合作，坚持“多值逻辑”、“图论”、“模糊数学”、“可靠性技术”等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这些都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数学分支。
他们写的论文，陆续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出版的《应用数学学报》等杂志上。
这些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上海市科委关于计算技术的发展规划把楼世博、金晓龙进行的“多值逻辑”的研究和“多值逻辑计算机”的研制，列为1978年到1985年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并且直接拨款给上海铁道学院作研究费用。
去年05月，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来我国访问，获悉楼世博等正在进行多值逻辑计算机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
今年03月，拥有世界各地一万多名会员的美国数学学会寄来一封由该学会主席亲笔署名的信，邀请楼世博参加美国数学学会，楼世博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最近，楼世博、金晓龙继续刻苦钻研，又写出新的论文《模糊三段论和模糊归纳推理》，对模糊数学的推理向更深的层次作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经上海数学学会推荐，这篇论文将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数学学会的年会上宣读。

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赞扬《于无声处》是出好戏
全国许多剧团积极排练准备公演
本报讯
为欢迎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学习班来北京演出话剧《于无声处》，《人民戏剧》编辑部于10日上午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到会的有周巍峙、贺敬之、曹禺、冯牧、吴雪、张庚、赵寻、凤子、刘厚生、白桦等，以及来京参加戏剧家协会召开的评论工作者座谈会的各地文艺工作者。
在天安门广场同“四人帮”作了英勇斗争的韩志雄，《天安门革命诗抄》编选者童怀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大家一致认为，《于无声处》是一出好戏，是粉碎“四人帮”后第1个以歌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作斗争为题材的好作品。
它写出了伟大时代的革命精神，传达了人民的心声。
许多同志都说，这个戏正反人物都写得比较成功，它既歌颂了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青年英雄，也揭露了那些卖身投靠的老干部的丑恶灵魂。
大家认为，青年工人、业余作者宗福先同志首先迈出了第1步，起了先锋作用，促进了文艺界。
许多老戏剧工作者表示，要向青年、向业余文艺工作者好好学习。
又讯
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以后，首都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前往上海学习观摩，并准备在本地演出。
据了解，首都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总政文工团话剧团等十多个剧团正在积极排练这个话剧。
全国许多省市的文艺演出团体也将公演这个剧目。

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林春　李银河
《中国青年》杂志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两位青年同志写的，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读起来还是很有兴味的，并不感到枯燥。
文章很有气势，充满着青年的朝气。
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述了必须大大发扬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当前全国人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极为关切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
我们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
从林彪、“四人帮”的反面教育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加强和健全我们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是当前的一个极其迫切的任务，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重大。
希望广大团员和青年，能象这两位青年同志一样，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经常思考并积极参加对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以及其它一些重大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在斗争中锻炼，从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
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问题呢？
人们惯常认为：
中国共产党不是领导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吗？
我们的民主革命不是成功了吗？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取得了伟大胜利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场浩劫使人们重新思索。
在深深的创痛中，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想一想：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四人帮”为什么能够那样横行？
中国人民又为什么竟容忍了他们？
当“四人帮”放肆地摧残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时候，当他们疯狂践踏法制、向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狠下毒手的时候，当他们把社会主义中国拉向反革命复辟道路的时候，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万恶不赦的罪人。
但是，“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尽管掌握了大得惊人的权力，人数却只是一小撮。
那时候我们几亿人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早地揭露和打倒他们，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保卫几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革命成果呢？
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时讲过：
“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8页）这就是说，把历史的前进或受阻完全归功于或归咎于个人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历史从来不会白白走过。
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也学到了过去所没有学到的东西。
我们懂得了：
“四人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它是历史的产物。
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没有可靠的机构和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给了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
在党和人民的民主手段受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的情况下，少数掌握了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就能够为所欲为。
他们披着“左”的革命的外衣，打着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欺骗煽动一些群众特别是天真烂漫的青年，而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开始没有想到也没有可能去监督他们，后来则没有力量去阻止他们，也没有法制手段去制裁他们。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极其深刻的惨痛的教训。
革命的人民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不能不把民主和法制的武器掌握起来。
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应当得到宪法、法律和司法部门的保护，而这种保护的实现和不致遭到破坏，又必须依靠斗争。
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在国家大事上作出最后裁决，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才将不会在那些“衣冠楚楚的骗子”面前束手无策，我们的人民也才不会再象不能自立的孩子那样担心因父兄的离去而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
到那时，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就真正成熟和真正巩固了。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和切实地保护人民。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制定出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办法，及时发现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紧密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各方面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激发我国人民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去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今天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意义。
它是潮流，是人心，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多少世纪的专制统治，使劳动人民甚至丧失了人的生存权利，泯灭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信心，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却求助于“神”，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神的名下。
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最先传播了民主思想，而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民主利益的，是其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其理论表现。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激进最彻底的一翼，直至直接领导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本阶级的切身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
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民主是达到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前提。
诚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幻想，也不是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说：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造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劳动者在经济上的现实的所有权，要求在政治上有与此相应的民主权利。
无产阶级应当运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反过来说，在那些没有民主的地方，我们不是有理由去追寻它的经济根源吗？
在那些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是名义的地方，劳动者在经济上的所有权不是也只是名义吗？
政治上的不民主还必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我们党的干部和行政领导者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决定一切、改变一切的，“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民主的方法，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才能制订出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曾借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生动地说明民主生活的重要。
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更需要直接来自群众的批评。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地方一旦取消了民主，没有人敢讲真话，而假话、大话、空话就会淹没和欺骗我们；
没有人再提意见，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风就会包围和侵蚀我们；
那里的党组织就将不可避免地脱离无产阶级基础，政权机关就将转而对付人民群众；
党和民族最先进最忠诚的精华被摧残、压抑而失望愤懑，社会上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却沉渣泛起，猖獗一时……结果只能最后断送我们的事业。
恩格斯在谈到党内争论时，认为专横地处置反对意见是不恰当的，他说：
“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只有走向穷途末路的剥削阶级政党才害怕真理，害怕人民。
毛主席说过，国民党才害怕批评，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
要使我们的队伍避免僵化，永远保持朝气；
要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防止它们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必须实行民主。
应当认为，任何不具备民主作风的干部，同时也就不具备做领导工作的资格，因为一个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的领导者，不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根本不可能做好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工作，甚至会给那里的群众带来很大的损害和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毛主席讲过，有些人以为坐了天下就可以搞官僚主义，就可以不问人民疾苦、不管人民死活了，对这种人老百姓就要打他的扁担，就有权利使用大民主（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游行示威直至罢工）的手段革他的命。
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游行示威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者尚且是必需的，用来对付凶恶的阶级敌人当然就更是完全正义的了。
1976年春天，我国人民曾在《国际歌》声中奋起，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极其英勇悲壮的一页，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
事件空前地教育了人民，告诉我们用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神圣义务。
难道我们的人民跟着共产党革命几十年，就是为了换一批新的“老爷”骑在自己头上吗？
人民群众殷切期望恢复和更好地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没有丝毫的权利和理由使人民失望。
列宁的话值得再三思考：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中国人民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早已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但是，旧意识传统的强大羁绊还常常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使许多人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鲁迅在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统治的年代里沉痛地说，我们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呈着“死相”。
只有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根本改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把整个民族激励和动员起来。
马克思曾经引用法国革命中《巴黎革命周报》上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毛主席多次提出：
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神仙，不要怕洋人，不要学贾桂。
这都是就人们的精神状态而言。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民主作为神权专制不可调和的敌人，给人民以自主自强的武器，唤起他们不再向任何神灵跪拜，站起来砸碎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枷锁。
敌人的力量在于人民不觉悟，人民一起来，敌人就只有灭亡。
正是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了队伍，获得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的宝贵经验。
民主是个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人民将最后荡涤自己身上的旧社会污泥浊水，赢得进步和彻底解放。
（三）
若干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民主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总觉得一讲民主，就难免有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之嫌。
这是混淆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曲解。
本来，专政和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两种职能，统治阶级的民主同时意味着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
列宁曾经把苏维埃制度概括为“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明确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等质关系。
无产阶级民主是劳动人民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不可比拟的最广大的民主，排斥了这种民主的专政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不应当由我们而不是资产阶级把民主的大旗高高擎起呢？
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手段。
那么，专政是不是目的呢？
“四人帮”的喉舌曾经毫不隐讳地说：
“无产阶级民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样露骨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在长时间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于习以为常。
且不说“四人帮”的“专政”是什么货色，那是有目共睹的。
这里的问题是：
第1，国家无非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它是一个历史范畴。
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3页）；
第2，专政和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都不是最终目的；
第3，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认为专政高于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荒谬的。
当我们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已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将由于失去作用，不再需要而归于消亡。
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清或根本不认识，就很容易把专政绝对化、神圣化，就可能任意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任意缩小实行专政的主体。
这就告诉我们，是那些“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叫嚷“全面专政”，而根本摒弃人民民主的人，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
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或者是统一的专制王朝，或者是割据的军阀混战，从来都没有过民主。
直到新的阶级力量出现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地平线上才出现了民主的曙光。
毛主席培育的、在我们党内、人民军队内和革命根据地内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假如没有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参加和支持，假如没有那样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就不可能打胜仗；
没有革命根据地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克服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的困难；
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培养我们党和军队干部的民主作风，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象我们这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不可能立即完全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在管理国家的人们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甚至可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同时，由于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素养，传统的小生产的习惯天然具有分散离心的倾向，这就使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
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列宁选集》第3卷第238页），实现毛主席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四人帮”欺骗人民说：
你们眼前苦一点不要紧，我们是为你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你们饿肚子吗？
那是为了不出修正主义呀！
你们觉得精神生活贫乏吗？
那是为了使你们净化呀！
你们感到受压制，没处说话吗？
你们完全用不着说什么话，有我们来代表你们说话就够了。
他们就是这样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似乎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还有一个什么更崇高的“目的”。
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牺牲现世的幸福，受苦受难，哪怕变得完全不成其为人也在所不惜。
这是多么伪善，这是比任何宣扬来世幸福的宗教更伪善十倍的宗教，这是一小撮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野心家、寄生虫对人民的愚弄。
（四）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立法、司法工作，坚决制裁阶级敌人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为人民创造享受法律保护的环境和条件。
毛主席说过：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页）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仅仅说了几句反对他们的话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还没有科学而精确地规定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构成犯“反革命”罪的法律）；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报纸办成一帮之舌，使得他们横行时期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都按着同一个调子发出同一种声音，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样包括还没有具体的保障人民管理舆论的法律，如此等等。
下面所说各点，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再一一列举）；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对北京、南京等地人民反对他们的集会、游行、示威大加挞伐，并诬陷参加这些集会、游行、示威的革命群众为“反革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集会自由的权利；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任意把一些群众团体和青年学习小组打成反动组织，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结社自由的权利；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人投入监狱，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思想自由的权利；
“四人帮”及其喽罗之所以能够到处私设刑堂、草菅人命，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
为了这些权利的实现，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但是，这些权利非有不可，法制非实现不可，这就是人民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信念。
应当感谢林彪、“四人帮”，他们从反面教育我们一定要加快健全法制的步伐。
敬爱的董老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加紧实现。
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健全立法和司法。
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里，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
这就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而且需要有认真的严格的司法机关、纪律检查机关和信访机构等，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依法处置，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人民民主权利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对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
常有这样的情况：
某一单位的领导人很不称职，甚至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但群众对他毫无办法，上告揭发都无济于事，直到上级下决心撤换他，群众才如释重负。
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列宁多次讲过，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表现在“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召回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3页）长期以来，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现在必须切实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并采取措施改变那种群众根本不认识、不了解自己的代表，更不知道代表怎样活动、发表什么意见的状况。
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
“今后各个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
这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多年的愿望。
可以预期，今后选举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不但企业、社队、学术机关、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可以由本单位的群众选举，而且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人员都可以逐步做到由群众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
这样，领导者就不仅要对上级负责，尤其要对人民负责了。
同时，应实行考核制度，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改变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铁饭碗”办法，以保证活跃在领导岗位上的始终是最正派、最热忱、最有能力、最有效率的人。
要建立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罢免制度，例如规定要求罢免某一领导者的人数达到什么样的比例，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即可使罢免兑现，使人民得到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罢免权。
还要通过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群众性团体）吸引和发动广大群众实现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并在报刊上有重点地公开揭露和批评我们行政管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利于及时纠正并教育干部群众，做到上至大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下至一部文学作品的审查和出版，都受人民群众监督，都取决于人民的意志。
（五）
在新中国建立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这是由我们民族的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一个国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传统，就象孩子不能选择自己的母亲一样，在我们新生祖国充满生命力的肌体上，还印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胎记。
过去世世代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狭小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缓慢地发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社会交往。
共同联系的缺乏，使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统治我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贵族的权力分割过君权，有宗教的神权超越过君权，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亵渎过君权，更有资产阶级的政权否定过君权。
但是在中国，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任何阶级的或宗教的力量能够触犯君权的“绝对权威”。
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真命天子——皇帝是一定要有的，这是“正统”，其他的国体、政体从来没有，而且想也不敢想。
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其他的法律对它是要绝对服从的；
除了皇帝广大无边的权力，谈不上任何臣民的个人权利。
发生在本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共和制度，其实仍旧是大小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
皇帝换成了总统，帝国变成了“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民主，反而陷于封建加法西斯的更黑暗更残暴的统治之下。
对于那些身披新式外衣的专制寡头，毛主席曾作过深刻的揭露：
“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
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中国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年代是太长久了！
封建传统给人们留下的包袱是太沉重了！
我国封建意识形态的遗毒如此顽强，不仅在于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在于皇权没有象欧洲那样遭到亵渎和僭越，也不仅在于新的社会制度直接脱胎于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它得以存在的条件。
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存在着大量手工劳动，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很低，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也不高，这就使得大多数人民群众仍旧停留在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中，使得封建的意识形态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继续散发着尸臭。
林彪、“四人帮”所宣扬的“理论”和推行的政策不正是带着极其浓厚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色彩吗？
直到现在，那种一听到“民主”、“自由”等字眼就噤若寒蝉、视为“异端”的情况仍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因此，需要兴起一个新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对封建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作一次彻底的清算。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继1949年中国革命划时代的胜利之后，世界瞩目的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新时期。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却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
（原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
本报有删节。
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实行固定工资加超额提成奖励制度之后
上海新风理发店面貌一新
上海新风理发店是一级理发店，开设在淮海中路，有十一个理发员，两个助手，三个艺徒。
这家理发店从05月份起实行固定工资加超额提成奖励制度之后，店内面貌一新。
这种奖励制度规定：
每月从营业收入中扣除水电、燃料、业务用品、修理等费用以后，每个理发员（包括助手、期满六个月的艺徒）平均要做满营业定额八十元，超过定额后可以从超过部分提取百分之十二作为奖金，全体理发员按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分五个等级进行评奖。
实行这种奖励制度之后，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好与干坏有了区别。
企业办好了，国家有利，职工个人也有利。
因而，大家更加关心企业，全心全意把生意做好。
五个月来，这家理发店出现了六个可喜变化：
一、出勤率提高。
去年07月份出勤率是百分之八十六，今年07月份是百分之九十六。
几个月来，一直稳定在这个百分比上。
过去，理发员都在工作时间去医院看病，现在有些小病都赶在早晨八点半之前去看，八点半按时上班。
二、劳动态度有很大变化。
现在，顾客进门，先送上热毛巾；
顾客渴了，送上开水；
对顾客提出的合理意见，虚心接受，立即改进。
五个月来，理发店收到表扬信三十多封。
三、自觉地为国家节约开支。
过去，大家有“吃大锅饭”的思想，店中开支多少，与己无关，能节约的也不节约，反正是凭收据报销。
现在不同了，添置东西得由经济监督小组批准，价钱高的还要群众讨论同意后才能买。
过去，费用支出往往比总收入还多。
今年07月份，费用支出已下降到只占总收入的一半多一点。
四、钻研技术的劲头大了。
三个艺徒工以前理发质量差，又不肯学，有的对顾客态度生硬，甚至闹情绪，撒手不干。
现在，他们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努力钻研业务。
五、企业转亏为盈。
这家理发店过去长期亏损，去年一年共亏损了一千四百九十元。
今年06月份以来，月月盈利，营业额和利润01月比01月提高。
06月份就盈利六百四十六元，07月份增加到八百十一元，08月份增加到八百六十五元，09月份又增加到一千三百多元。
六、理发员个人收入增加。
从08月份看，一个理发员最多的可拿到超额提成奖十六元一角，最低的可拿到十二元九角，艺徒可拿到八元，平均每人十三元四角。
09月份的营业额达四千元，奖金也随着增加。
六个变化充分说明，实行固定工资加超额提成的分配方法，可以充分调动理发行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报记者　章世鸿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
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沈雁冰等参加首都纪念仪式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季方、王首道、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贵、彭友今、蔡啸、聂真、周而复、李霄路、王笑一，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民革中央负责人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
接着，沈雁冰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
廖承志献了花篮。
李贵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王笑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严济慈、李延禄、武新宇、茅以升、罗叔章、周培源、赵忠尧、胡愈之、袁任远；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杜聿明、李纯青、宋希濂、张孝骞、张含英、周士观、郑洞国、赵宗燠、钟惠澜、俞大绂、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黄维、黄鼎臣、萨空了、程思远、谢冰心、雷洁琼；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刘芸生、吴作人、沈兹九、庄明理、溥杰、韩权华、曾宪九、连贯、王克俊、王家祯、陈铭德、刘品一、赵君迈、何思源、孙越崎、张学铭、徐萌山、刘瑶章、葛志成、李伯球、廖梦醒、经普椿、郭秀仪、邹秉文、郭翼青、宋伟斌、赵明哲、张知行、陈修和、张丰胄、余湛邦、许宝骙、赵子立、文强、杨伯涛、杜建时、郑庭笈；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甘祠森、刘仲容、刘斐、吴茂荪、屈武、侯镜如、钱昌照、李平衡、李俊龙、焦实斋、陈建晨、王枫、李觉、覃异之。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史林峰、李恕、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顾均正、陈炳基、司徒擎、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莫艺昌、方荣欣、李贻赞、钱伟长、傅学文。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11日和12日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
上海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瞻仰了中山故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和中国福利会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献了花篮。
前往瞻仰中山故居的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赵行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张承宗，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苏步青、李干成、赵祖康、刘靖基、吴若安、王致中、周谷城、卢于道，民革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贾亦斌、张汇文、徐以枋、阮玄武、武和轩等。
正在上海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学范，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文宜，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高天、罗涵先，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聂轰、邵恒秋、黄贤度等也前往瞻仰了中山故居。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前往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统战部，政协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分别在孙中山先生座像前献了花篮。
前往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的有：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惠浴宇，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房震，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昭铨，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张光中、杨廷宝、吴贻芳、陈鹤琴、刘树勋、陈中凡、丁光训，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负责人廖运泽、廖运升、夏琫瑛，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徐想起，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范存忠、徐美峰、史钟奇等。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仪式。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和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和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和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塑像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罗范群，政协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负责人张泊泉、梁广、谭天度、肖隽英、蚁美厚、罗明、罗雄才、罗培元，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李静阳、孙伽俐、郭凌，广东省侨务办公室负责人徐绳周，民革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负责人方少逸、金淑仪、叶少华等。
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11日上午在省政协礼堂举行纪念仪式。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黎韦，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邓垦、熊飞，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胡金魁，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伍献文、孙耀华、王之卓，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和武汉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蔡捷、何方宏、王嘉瑞、汪浚，湖北省、武汉市民革、民盟和工商联负责人钱远铎、彭杰如、孙家齐、何远恺、唐哲、许祖岷、林宪章、华煜卿、赵厚甫、王际清、徐雪轩等。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统战部，政协省、市委员会和省、市民革分别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

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光耀总理举行首次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东南亚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总理官邸在诚挚、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第1次会谈。
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就东南亚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外贸部四局副局长荣凤祥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戴平。
新加坡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财政部长韩瑞生、交通部长王鼎昌、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和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吴作栋。
（附图片）
11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总理官邸举行第1次会谈。
新华社记者胥志成 摄 （传真照片）
11月11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乘车前往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宾·奥恩的住宅，访问他的家庭。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 摄 （传真照片）
邓小平副总理11月11日上午前往国家清真寺，向马来西亚已故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表示敬意。
邓小平副总理在陵墓前默哀，并向陵墓撒了花瓣。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 摄 （传真照片）

陈副总理会见匈牙利科技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以重工业部副部长西里·盖佐为团长的匈牙利科技合作代表团。
宾主对今后继续发展两国的科技合作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会见以后，陈慕华副总理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7届会议议定书签字仪式。
代表匈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匈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匈方主席、重工业部副部长西里·盖佐。
代表中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匈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里班斯基参加了会见和签字仪式。
（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甸牙利科技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 摄

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面。
北有长堤横穿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相连，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相望，东临南中国海，西南濒马六甲海峡，地当印度洋与太平洋航道的要冲。
新加坡人口中华族占百分之七十六，马来族占百分之十五，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族占百分之七，其他民族占百分之二。
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共和国境内大小岛屿五十多个，其中最大的是新加坡岛，面积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
十八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入马来半岛，同荷兰殖民者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
一八二四年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被辟为自由港，成为英国向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地殖民扩张的据点。
1942年02月新加坡为日本所占领，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又卷土重来，并于1946年将新加坡划为
“直辖殖民地”。
1959年06月03日，英国被迫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
1965年08月09日新加坡成立共和国。
同年加入英联邦。
新加坡政府注意发展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它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强调加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和合作，加强同第2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
它参加了不结盟国家会议。
新加坡地少人多，自然资源缺少，长期依赖转口贸易。
独立后，经新加坡政府多方努力，已将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渐改变成以工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体系。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
历史上，新加坡就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的一个交通枢纽。
近几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逐步增加，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加强。
1976年05月，李光耀总理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毛主席会见了李光耀总理，华国锋总理同李光耀总理举行了会谈，加深了中新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这次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新加坡，将为中新友好关系写下新的一页。
（力超）（附图片）
新加坡共和国首都新加坡　新华社发

新加坡共和国的人口密度
新加坡共和国面积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三万。
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约三千七百人。

新加坡海峡
新加坡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岛和廖内群岛之间，联结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为亚澳地区和欧洲间来往的主要航线。
新加坡海峡呈东西走向，东西长一百零五公里，南北平均宽约十六公里，海峡东入口处宽二十公里，西入口处宽十八公里。
海峡中分布有许多岛屿和浅滩，最浅处水深为二十二米，吃水二十至二十一米的船只可顺利通航。
可航水道平均宽度是十三点五公里，在主航道线上的五拓浅滩和十拓浅滩之间，宽度最窄，只有两公里多，但四、五艘轮船对开也能通过。
新加坡的导航设备良好，航标清楚，夜间通航也很安全。
新加坡海峡临近赤道，气候高温多雨，无春夏秋冬之分，平时风力只有二至三级，偶而出现五级以上的大风。
海峡北部的新加坡岛，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枢地位，它不但是著名的国际贸易转口港，而且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石油工业中心和修船业中心。
海峡中的毛广岛、亚逸扎万岛、梅里茅岛、塞巴罗岛等都有良好的停泊码头，设有加油站和淡水供应。
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世界上航运量最大的海峡之一，每年通过新、马海峡的船只有五万多艘。
近年来，苏修为了争夺海洋霸权，企图控制新、马海峡，以适应其全球战略的需要，但遭到海峡沿岸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都庄严宣布新、马海峡不是国际水道，并于1977年02月24日共同签署了旨在捍卫领海主权的“关于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安全航行的三国协议”。
（严崇潮）

日美军事领导人商讨加强防卫合作
苏联在日本国后岛修建地面部队基地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0日电
日本防卫厅长官金丸信同美国国防部长布朗11月09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就亚洲军事形势和苏联扩充远东军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共同社报道，布朗在会谈中说，苏联不久将把“基辅”级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和“逆火”式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远东地区。
为此，美国“打算提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质量，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数量”。
布朗在当天会见记者时说，“为了保障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进一步加强日美防卫合作是必要的。
日本不仅要加强反潜的防卫力量，而且地面部队装备，如地对空导弹等也应予以改善。”
金丸信在会谈中向布朗表示，在1979年度内，将增加日本分担的驻日美军费用。
布朗在访日期间还同福田首相等人举行了会谈，重申了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防卫厅人士11月01日宣布，苏联正在日本的固有领土国后岛上修建地面部队基地。
共同社报道说，防卫当局对苏联这一新动向深为警惕。

法国清洁工人罢工
法国清洁工人自10月中旬起举行罢工。
巴黎街道两旁，垃圾成堆，人行道变得越来越窄（左图）。
10月31日，法国当局不得不命令士兵清理巴黎大街上的垃圾。
右图为法国士兵正在凯旋门附近爱丽舍田园大街清理垃圾。
新华社发（附图片）

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图谋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苏越条约公布的当天，越南《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宣称，“越南和苏联的命运密切相连”，“我国变成了社会主义体系在东南亚的一个牢固前哨”。
越南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才两年。
现在，越南当局已经公然同一个超级大国通过条约结成双边联盟，相约共同对付所谓别国的“威胁”。
这还不够，越南当局还公开宣称要同与它结盟的超级大国“命运相连”，并且以充当一个“体系”（即超级大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牢固前哨”而自鸣得意。
这哪有什么不结盟的气味呢？
号称不结盟成员的越南当局，扔掉它的“不结盟”外衣，投进了以苏联为家长的“大家庭”，以它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把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踩在脚下。
可是，越南当局还硬要混在不结盟运动里，其目的则是设法使所有不结盟国家都象它一样同那个“大家庭”结盟。
这虽然颇为荒唐，却居然还有“理论”。
君不见越南《人民军队报》今年06月13日的评论说，不结盟实质上只是“不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盟”，“不加入帝国主义所建立的军事集团”。
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想使不结盟国家“远离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真正的革命力量，远离自己的天然盟友——社会主义体系。
这样的中立实质上就是孤立”，“实质上是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结盟”。
这段话虽然绕了两个弯，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不结盟国家一定要象越南那样，同苏联结盟，否则就是实质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结盟了。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奇特。
第1，凡不结盟者都得同一个“体系”结盟，否则就是同另一个“体系”结盟。
如此说来，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不结盟运动呢？
第2，不承认苏联为“天然盟友”、不愿同苏联结盟的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吧，按河内的说法，岂不是犯了“实质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结盟”之罪了么？
那么，最近越南领导人忽然扬言他们赞成东盟的宗旨，也就是赞成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结盟了！
人们发现，1976年08月14日，古巴的官方报纸《格拉玛报》早已散布过同样的妙论。
它说：
“有大量证据证明，同社会主义大家庭联盟是不结盟运动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但是再一查，这个怪论既不是出自河内，也不是出自哈瓦那，其源盖出于莫斯科。
定下这个调子的是堂堂的《共产党人》杂志。
这家杂志1976年第7期发表的一篇关于不结盟运动的有名的评论说：
“生活本身使发展中国家确信，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是它们斗争中的天然和可靠的盟友。”
塔斯社在同年05月发表的一篇评论也说：
“不结盟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是加强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顺利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的保证。”
由此可见，克里姆林宫是想利用越南和古巴这种不结盟运动中的败类，破坏不结盟运动，把一个又一个不结盟国家引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苏联结盟，增加它同美国争霸的资本。
然而，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坚决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
它们将警惕苏联利用越南、古巴破坏不结盟运动的险恶图谋，把这个日益发展的运动沿着反帝、反殖、反霸的正轨推进。

苏格兰事务大臣设宴欢迎王震副总理
王震副总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参观访问
据新华社爱丁堡11月11日电
英国苏格兰事务大臣布鲁斯·米兰11日晚上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宴会欢迎王震副总理。
宴会在古老的爱丁堡城堡举行，在友好的气氛中，苏格兰音乐家用传统的风笛演奏了苏格兰民间音乐。
王震副总理同苏格兰音乐家热烈握手，表示感谢。
在宴会上，苏格兰事务大臣布鲁斯·米兰对王震副总理一行到苏格兰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王震副总理在宴会上说：
“随着中英两国交往的增加，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苏格兰，学习你们在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好经验，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感情。
我相信，苏格兰在今后日益发展的中英友谊和中英合作的事业中将起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苏格兰事务部国务大臣格雷戈尔·麦肯齐、爱丁堡市长肯尼思·博思威克以及苏格兰主要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参加了宴会。
据新华社爱丁堡11月11日电
王震副总理11月11日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参观了中央电力局雷德克里夫电站。
雷德克里夫电站是一个用煤作燃料的大型发电站。
王震副总理一行很有兴趣地观看了运煤火车的自动装卸系统，参观了电站的中央控制室和其他部分。
10日，王震副总理还到德比参观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这家公司制造供飞机、舰只、电站等使用的发动机。
有职工六万人。
三十多种飞机，包括有名的协和式、三叉戟、波音七四七、鹞式、美洲虎式等飞机用的发动机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副董事长佩珀说，王震副总理来访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极大荣幸，这也是这家公司同中国有关公司长期合作的结果。
他希望这样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
王震副总理说：
“我希望中英两国的合作能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发展贸易，增进友谊，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
更重要的是，一个强大的英国、强大的欧洲和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泰国知名人士和报纸指出
苏越条约是向东南亚扩张阴谋的产物
美国舆论指出这一条约同苏联在亚洲的整个军事部署相联系
新华社曼谷11月12日电
泰国知名人士和报纸纷纷指出，苏越条约是一“军事条约”，它使一个超级大国得以钻进东南亚地区制造麻烦。
前泰国外交部长披猜·拉达军最近对记者说，苏越条约必然无疑会影响泰国。
苏越迫不及待地签订这一条约，是因为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越南又需要支持。
他指出，苏联正在越南的金兰湾建立一庞大的海军基地。
朱拉隆功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谦·提拉威说，苏越条约完全是苏联阴谋的结果，它使一个超级大国得以钻进东南亚地区制造麻烦。
他说，面临这种形势，泰国应看到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泰国应明确宣布，它不愿看到它一个邻国的独立遭到另一国家破坏。”
《太叻》报11月07日的评论指出，黎笋、范文同和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一个军事条约。
“由于这个军事条约，苏联就能够对河内和北京以及河内和金边之间的冲突进行合法的干预。”
《新中原报》11日的评论指出，苏越条约实质上是苏越结盟的一个条约。
有了条约的支持，河内领导人肆无忌惮地扩大了反华活动，在越中边境再三进行挑衅和制造事端。
《每日时报》08日说，苏越条约除了宣布俄国和越南之间的军事合作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它指出，越南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会谈，除了为获得更多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曼谷邮报》11月06日曾发表社论说，苏越条约使“若干国家，其中包括泰国在内，十分担心今后事态的发展，因为这些事态必然影响到它们自己的长远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华盛顿消息：
提前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评论指出，越南领导人最近对苏联的访问“使河内更加坚决地投入了苏联阵营之中”。
这篇评论引述一位在亚洲任职的外交官的话说：
“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在设法把越南纳入它的轨道，这项条约使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
这篇题为《特殊的朋友》的评论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可能会搅乱东南亚早已紧张的局势”。
许多分析家认为，越南可能利用苏联对它的强有力的支持来对柬埔寨发动战争。”
《纽约时报》11月0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苏越条约是“随着俄国对越南的支持不断扩大而缔结的”，这个条约使本来就已经很微妙的东亚地区战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篇由军事评论员米德尔顿撰写的文章注意到这个条约同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的整个军事部署的联系。
它指出，苏越条约“正好是在来自远东的情报说苏联在那一地区不断扩充军事力量的时候缔结的”。
文章援引伦敦和东京方面的消息说，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将增加一艘四万吨的“基辅”级航空母舰。
“日本防卫厅的人士说，有迹象表明，俄国人正在考虑为其太平洋舰队修建第4个大型基地。
这个基地的拟定地点是萨哈林岛的科萨科夫，距日本北部大岛北海道的最北端只有大约八十英里”。
“据说，苏联还在西伯利亚部署了最新式的机动导弹——射程为四千英里的ＳＳ—20型导弹”。

高速度发展的新加坡工业
新加坡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
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以及培养本国科技人材和熟练工人，使一些工业部门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上，这不仅成倍地提高生产总值，而且能不断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新加坡1977年工业总产值达一百八十四亿九千万元（二点三新加坡元约合一美元），比1967年增加了七点二倍。
　炼油是新加坡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它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多。
1977年比1970年增长了五倍多。
　新加坡在1961年建立了第1个炼油厂，当时的日产量为五万桶，1975年已突破一百万桶。
目前，它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休斯顿和荷兰鹿特丹的第3个大炼油中心。
　电子工业是新加坡发展很快的一个新兴工业部门。
1969年只能修理和制造电风扇、电动机等电器机械。
而在1974年，它就开始生产彩色电视机。
现在，新加坡已着重生产高级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电子手表以及其它的一些精密的电子产品。
　造船修船业在新加坡工业中占第3位。
1977年的产值为十二亿二千五百万元，比1965年增长了近三十倍。
1975年，九万一千六百吨的油槽船和专门装载液化石油气的油船先后建成下水，这标志着新加坡的造船工业达到了新的水平。
目前，新加坡拥有一个四十万吨级的巨型旱船坞和两个三十万吨级的旱船坞，是亚洲最大的修船基地之一。
　全世界近年来建造的海上钻油台，有四分之一是新加坡制造的。
（据新华社）

ＵＦＯ——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
恒炎
今年10月23日，在大洋洲上空发生了一件怪事：
二十岁的澳大利亚飞行员瓦伦弟奇，在一次天气晴朗的夜间飞行中，向地面报告，发现一个发绿光的庞然大物朝他飞来。
几秒钟后，无线电中传来爆炸声音，瓦伦弟奇连同他的飞机一起消失了。
这是最新发生的一次ＵＦＯ事件。
所谓ＵＦＯ，就是未经探明的空中飞行物的三个英文字（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的简称，也被叫做飞碟。
从1947年以来，这种来历不明的空中飞行物的超常现象，一直使人困惑不解。
它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国好奇的人，而且也引起了各国科学家们的重视和研究。
不少国家建立了官方的或民间的研究“ＵＦＯ”的组织和团体，注意观察和研究这个至今人们还不了解的神秘的空中“怪物”。
早在1948年，美国空军部门就设立了研究ＵＦＯ的专门技术情报部门。
1969年，美国空军结束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研究，发表了八千四百页的报告，记录了一万二千六百一十八件目击者的事例。
后来，美国空军又把这项研究工作委托给科罗拉多大学继续进行，拨款三十一万三千美元。
据报道，苏联也由“地球大气圈外智力活动联络委员会”负责专门研究飞碟问题。
在日本，有“空中飞碟研究会”等组织，并且出版发行一种专门研究ＵＦＯ的月刊。
对于ＵＦＯ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目前尚有不少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世界各地报告看到ＵＦＯ的事件，仍然相继发生。
到目前为止，自称为ＵＦＯ的目击者，已包括军警人员、科学工作者、飞机驾驶员与乘务员、普通市民和学生等。
这里不妨介绍几则国外报刊报道过的ＵＦＯ目击者的例子：
1948年01月07日，在美国肯塔基州某基地上空发现ＵＦＯ，曼特尔空军上尉驾驶野马式战斗机追踪。
他在机上报告说，该物体是金属性的巨大物体，当他继续追踪时，飞机忽然失去联络坠毁。
1958年01月16日，在巴西以东大西洋上的孤岛特立尼达，有一些国家的气象科学家正在该岛从事“地球观测年”的气象观测工作。
中午前后，忽然有一个土星型的ＵＦＯ从海上飞来，绕岛空一圈后飞去，看到的人很多，有人还把它拍成照片，经严格检查后发表出来。
据说这是ＵＦＯ出现以来可靠性较大的一次照片。
1964年04月24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名警官在执勤时，目击白色蛋形的ＵＦＯ降落在山丘上，后来又轰然一声向空中飞去，地面上留下草木烧焦了的痕迹。
此外，在瑞士、西班牙、日本、智利等国，都不断有看到ＵＦＯ的报告。
1978年05月01日，伊朗设拉子一名十六岁的学生萨亚迪波耳，在清晨四时发现了ＵＦＯ，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等待，于06月13日再次见到这种飞行物，并摄下了照片。……
尽管ＵＦＯ的目击者不断出现，但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绝对的权威观点，因为ＵＦＯ不是那种可以再现的或者至少经常发生的事物，没有检验的标准。
所以对此，信者认为有，疑者认为无。
持否定态度的科学家认为，很多报告是不可相信的。
ＵＦＯ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人的幻觉而已，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是天空中的流星、气球、探照灯光在云彩中的反射或者是火箭等等，以讹传讹，越传越奇。
ＵＦＯ今天仍然是一个“世界之谜”。
在去年ＵＦＯ发现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墨西哥和美国曾举行过大型活动，集中了世界的科学家和研究者，讨论和研究有关ＵＦＯ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清ＵＦＯ的实体，不久前，加勒比海上的岛国格林纳达首相向联合国提出由联合国设置调查机构来调查ＵＦＯ的提案，建议由联合国宣布1978年为“国际ＵＦＯ年”。
ＵＦＯ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人类在宇宙是否是孤单地存在的问题。
日本宇宙考古学家高坂剋魅认为，“要在地球上建设象宇宙人那样高度文明的社会，地球人对宇宙必须更大地打开心胸，这样的时代正在现实地到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如果确实存在ＵＦＯ的实体、存在着宇宙人，那末终有一天会解开这个“世界之谜”的。
（附图片）
上图为ＵＦＯ的照片，原载今年09月10日的日本《读卖周刊》

孙悟空与印度史诗
顾子欣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最逗人喜爱的艺术形象，恐怕莫过于孙悟空了。
只要他那手搭凉棚、提着金箍棒的模样在舞台上一出现，观众们不分老幼，无不喜笑颜开。
他的别名也真繁多：
孙猴、猴头、美猴王、孙大圣……直到齐天大圣（虽然这是他自封的）。
单从这许多外号昵称，也可见他是多么受欢迎了。
若谈到孙悟空的出处，谁都知道，他来源于小说《西游记》里唐僧去西天（印度）取经的故事。
而其实呢，根据文学史的资料来看，我们这位猴王不是先从中国去印度，倒是万里迢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查考猴王的历史背景，原来与印度的一部史诗《腊玛延那》有关。
这部史诗共有五万行，其篇幅仅次于印度的另一部史诗《玛哈帕腊达》，是世界文学史中罕见的鸿篇巨著。
《腊玛延那》约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内容来看，可能史诗的作者，相传名叫瓦尔米基。
史诗的故事梗概是：
在古代恒河下游，有一个国王名叫达沙拉赛，膝下有四个儿子，个个聪明勇敢；
其中尤以长子腊玛武艺高强，品德出众，受国人敬重。
他娶邻国美丽的公主息妲为妻，相恩相爱。
达沙拉赛老了，要把王位传给腊玛，但国王的第2个妻子图谋让自己的儿子僭居宝座，便百般献媚国王，终于叫国王把腊玛逐入荒林，由她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腊玛夫妻在林中度日，不觉已过了十年。
一天，恶魔莱瓦那来到这树林，见息妲艳丽动人，便化作金鹿，把腊玛诱开，劫走了息妲。
腊玛到处寻妻，遇见猴王苏格里瓦。
猴王见义勇为，发兵四路，征讨莱瓦那，最后灭了妖魔，救出息妲，并帮助腊玛回国做了国王。
这位印度猴王与孙大圣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二者都嫉恶如仇，且神通广大。
苏格里瓦勇猛无敌，就象孙悟空舞起金箍棒来谁也不能抵挡一样。
我国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游记》作者在创造孙悟空的形象时，很可能曾得到这部印度史诗的启发。
但孙悟空又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艺术形象。
从塑造典型来说，他更泼辣、更风趣、更生动。
他敢于大闹天宫，搅乱蟠桃宴，偷丹老君堂，后来又历尽艰辛，保驾唐僧从西天取回佛经，比起印度猴王来，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很远。
印度史诗古时虽无中文译本，但史诗中的故事多见于佛经和印度神话，而后者输入我国，早在汉魏年代。
一千多年以前，唐代和尚澄观所作《华严疏抄》一书中又曾提到过这两部史诗，关于猴王的故事则在这之前就已流传到中国了。
在《西游记》成书之前，宋代还有一本小说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讲的也是猴王得道助玄奘取经的故事，可谓《西游记》的先声。
根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不但孙悟空与印度猴王有亲缘，就连猪八戒也同印度神话和史诗有关。
今年我在印度访问时，当地朋友曾请看印度古典舞，其中有两个节目取材《腊玛延那》：
一个是恶魔变作金鹿，一个就是猴王协助腊玛攻打恶魔。
那些扮猴军的演员们都戴上猴面具，插上猴尾巴，学着猴子抓耳挠腮，蹦跳翻滚，时时引得观众发笑。
但印度舞蹈中的武打，不象我国京剧那样大打出手，那样热闹。
这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情况，正好说明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是影响十分深远的。

显克维支和他的《十字军骑士》
张振辉
“历史证明，建筑在暴政、怨恨和愚蠢上的楼房是不会经久坚固的。”
这是波兰近代著名作家显克维支（1846—1916）在揭露普鲁士占领者压迫波兰人民的罪恶时所说的一句名言。
显克维支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是波兰因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瓜分，不堪民族压迫而不断起义和斗争的年代。
当时普鲁士除了在经济上对波兰实行殖民掠夺之外，还在政治上大搞日耳曼化，禁止波兰学生讲祖国语言，规定德文为官方文字，还公开宣布波兰人如不成为德国人就没有平等权利。
尽管如此，波兰人民的反抗斗争却从未停息。
比如，显克维支诞生后第3年，波兰人民曾经举行过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著名的波兹南起义。
显克维支出生贵族家庭，从小受过爱国主义教育。
1876年，他以《波兰报》记者的身分到美国旅行，写了著名的《旅美书简》，对美国殖民主义者迫害、屠杀印第安人的滔天罪行进行过揭露。
1879年回国后，他目睹祖国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在许多文章中，对普鲁士占领者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控诉。
一九○〇年问世的《十字军骑士》，是显克维支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
它取材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波兰人民遭受日耳曼骑士团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斗争。
作家意在以古喻今，激发人民对普鲁士占领者的仇恨，鼓舞人民进行斗争。
这本小说的主要情节是：
波兰骑士尤仑德在十字军骑士入侵时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被骑士团看成眼中钉。
尤仑德的妻子在骑士团一次突袭中被害。
尤仑德的女儿达奴莎的情人、青年骑士兹皮希科，在玛佐夫舍公爵的宫廷里了解到这件事情后，怀着极大的民族仇恨，发誓要拔下十字军骑士头上的三簇孔雀羽毛，为达奴莎的母亲报仇。
后来，兹皮希科因向日耳曼骑士团使者里赫顿斯坦挑战而被判处死刑，幸得达奴莎挺身相救，才免于害。
十字军骑士齐格菲里特等施下毒计，陷害尤仑德父女。
他们劫走了达奴莎，拘留了尤仑德。
齐格菲里特的儿子罗特吉爱，来到玛佐夫舍公爵朝廷，向公爵挑战，兹皮希科和罗特吉爱决斗，把他劈死。
齐格菲里特知道儿子死后，迁怒于尤仑德父女，把他们相继逼死。
后来，波兰联合立陶宛向十字军骑士发动了反侵略战争，兹皮希科最后参加了国王指挥的格隆瓦尔德战役，取得了彻底粉碎十字军骑士团的胜利。
这部作品不仅通过主要人物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日耳曼骑士团的阴险狡诈、毒如蛇蝎的反动本性，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侵略者虽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反动腐朽，人心背向。
波兰人民是以正义的战争反对十字军骑士的非正义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必然的。
显克维支的这部小说具有其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波兰时期，法西斯分子害怕它的影响，在德国和波兰都把它列为禁书。
今天波兰人民遭到社会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反霸斗争从未停息过。
显克维支的这部名著，在今天读来，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芬兰的“白夜”
夏天，当地球上同一经度许多地方正是黑夜沉沉的时候，芬兰拉毕地区的午夜，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
太阳高悬，霞彩满天，景色瑰丽。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白夜”。
在芬兰，人们常会对你谈起“白夜”的故事。
“白夜”奇景的出现，是与芬兰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打开地图，你就会发现，在世界上，芬兰是位置最北的国家之一。
它的总面积约有四分之一位于北极圈内。
它的中心地区所处的位置，要比其他许多位于北极圈内的国家偏北得多。
芬兰季节的明显特点是冬长夏短，一年当中，从头年10月至第2年04月，约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是多雪而漫长的冬天。
夏季是六、七、八三个月。
当冬天来临时，芬兰最北地区有四五十天见不到太阳，这时，美丽的北极光经常映现天际。
到夏天，情况截然相反。
从05月底至07月中旬，太阳通宵达旦照耀，一直不下山，留在地平线上的时间长达七十三天左右，人们称之为“不落的太阳”。
六、07月份，即使在离北极圈较远的首都赫尔辛基，太阳也几乎从早晨三、四点钟普照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慢慢地落入地平线。
因此，当时钟指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时，室外光线还很明亮，人们可以照样在室外读书、工作。
更有趣的是，在离北极圈只差一度的奥卢市，午夜十二点钟太阳才钻入地平线，但一眨眼间，它又从另一处徐徐升起，从日落至日出只隔一个小时。
芬兰人把每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时节叫做中夏节。
在芬兰南部沿海一带，这时的白昼长达十九个小时，正是欣赏“白夜”的好时光。
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这个节日和圣诞节同样为人重视。
过去，许多家庭在节日之夜都要远足到湖滨或者海滩，在那里用桦树杆燃起一堆篝火，围着篝火欢度通宵。
（长春）（附图片）
芬兰拉毕地区的“白夜”景色。

警笛长啸
吴歌
去年年底，中国记者在南斯拉夫布莱
德湖畔的莱斯采村采访时，突然听到了
汽笛的响声。
主人告诉记者，这是全民
防御委员会每周按时进行的警报演习。
无论播种时日，还是收割季节，无论天晴日丽，还是风狂雨暴，每到这个时刻：
星期六，十二点，警笛，就在布莱德湖畔发出长啸。
这警笛呵，是历史的回声，这警笛呵，是时代的号召；
一声声，牵动着村民警觉的神经，一声声，激荡着战士胸中的波涛……呵，美丽的南斯拉夫，多少个世纪你曾在血泪中浸泡：
戴过奥斯曼的锁链，挨过奥匈帝国的马刀；
更难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牺牲了十分之一的骨肉同胞……难道能让这受奴役的历史重演吗？
不呵，决不——警笛正在庄严地宣告！
常与野兽周旋的猎手，最知虎狼凶恶，熊罴残暴；
经历战斗考验的勇士，最知血的代价，枪的功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主权和自由，必须以战斗来确保！
三十多年来，南斯拉夫人民的心头呵，时时响着反对一切外来侵犯的警报！
听，警笛声中：
人民军战歌激昂，看，警笛声中：
民防队员擦亮刺刀；
瓦尔特又回到塞拉热窝前沿阵地，老游击队员又进入乌日策的战壕，德里格拉夫峰攥紧愤怒的拳头，亚得里亚海掀起了不息的浪潮……为了防备那外来的魔爪，全民防御之网早已经布好，布好……

“鹦鹉嘴”的炮声又响了
司马达
当柬埔寨的漫长雨季快要结束的时候，柬越边境一带的炮声一天比一天地响了起来。
柴桢、斯努、棉末、“鹦鹉嘴”和“鱼钩”这些多年前占据过世界各国报纸标题的柬埔寨地名，如今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抗击美国侵略的岁月里曾经烈焰熊熊的那些地区，现在又是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再次成为一个热战的战场了。
战争，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着。
但是，战争的内容和性质，作战的对手双方，却完全不同了。
八年前，南越阮文绍傀儡集团的几万伪军，在美国飞机、大炮、坦克和作战部队的直接配合下，从那个有名的“鹦鹉嘴”地区侵入了柬埔寨。
他们打着“拯救人民生命”和“尊重邻国独立”的幌子，叫嚷要“摧毁边界那边的共产党（也就是越南南方游击队）庇护所”。
这些强盗们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用剑与火把那里变成了一片焦土。
今天，河内的扩张主义者出动了比阮文绍更多的兵力，沿着同样的公路，从同一个“鹦鹉嘴”地区，把侵略的魔掌伸进了柬埔寨。
他们干着同当年美伪军一样的勾当：
烧房子，抢粮食，屠杀无辜的平民，把柬埔寨的村庄、城镇、农田和橡胶园变成了血腥的无人区。
不同的是：
昨天他们用夺来的美国武器打美伪军，今天他们除了美国武器还有苏联武器，但打的是柬埔寨人民。
昨天他们在“鹦鹉嘴”进行休整，取得补给，受到“庇护”，今天则恩将仇报，不但鹊巢鸠占，而且要想鲸吞整个柬埔寨。
事隔八年，反侵略的雄心变成了贪婪的侵略野心；
从前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被当成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敌；
今天的河内，变成了当年的西贡……这历史的反复与变迁，真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啊！
事态变化得这样剧烈，也许会令人难以相信，但纵观历史，却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列宁说过：
“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
小小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当然比不上称雄欧洲的拿破仑帝国的版图。
河内的野心家与拿破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有消息说，现在那里有些人确实是头脑发昏了，吹嘘自己的“赫赫战功”，在历史上仅仅次于古罗马的凯撒，中世纪的成吉思汗与近代的拿破仑。
其实呢，说来也很可怜，这些人如今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充当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新帝国的贩夫走卒而已。
外国通讯社说，越南正在对柬埔寨“鹦鹉嘴”地区发动的攻势，“使人联想起八年前美国对柬埔寨发动的军事进攻”。
而那次进攻的可耻结局，早已记载在历史上了。
如果说历史正在重演的话，有什么理由不能认为，从“鹦鹉嘴”传来的炮声，不会成为新侵略者的丧钟呢？
（附图片）
东霸天的步调，　西霸天的老路　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