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泰友好合作是两国的共同愿望
江萨总理举行宴会欢迎邓副总理，双方共赞中泰友谊
新华社曼谷11月06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和泰国总理江萨今天强调，加强中泰友好合作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将大大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他们是在江萨总理和夫人威叻在总理府为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举行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历时三小时的宴会洋溢着家庭般的气氛。
泰国显要人士和外交使节共两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宴会。
沙滴迈蒂大厅庄严地悬挂着许多红旗。
在宴会进行过程中，泰国王家海军的乐队在靠近宴会厅的灯火辉煌的美丽的花园里，演奏着泰中两国优雅的音乐。
当邓副总理和夫人到达时，江萨总理和夫人在接待室门口迎候。
宴会开始前，江萨总理陪同邓副总理在院子里观看了泰国国王赠送给中国的两只貘。
这两只肥胖的灰白色皮毛的稀有小动物被安置在一辆吉普车上的笼子里，它们不停地活动着。
江萨总理对邓副总理说：
当这种动物长大时，它的皮毛将会变成黑色，然后又变成白色。
邓副总理说：
“这两个动物很可爱。”
邓副总理向江萨总理赠送了一个漂亮的大型景泰蓝盘子。
江萨总理回赠了一尊用整段柚木精雕的大象，这象由一个人骑着搬运一段木头。
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为两国友谊而干杯。
在两位领导人讲话前，乐队奏了两国国歌。
江萨总理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
“泰国政府有机会为您举行宴会感到十分荣幸，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他继续说：
“阁下在泰国逗留期间，您和您的一行将有机会亲自观看和了解泰国和泰国人民，以增加对我们国家的了解。
这一了解是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基础”。
江萨总理在谈到泰中两国建交后两国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时说：
“泰国政府决心根据这一意愿采取步骤。”
江萨总理最后说：
“我相信，两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将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进步作出重大的贡献。”
邓副总理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再次向普密蓬国王和王后陛下表示衷心的敬意，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泰国政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良好祝愿。
邓副总理赞扬泰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他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泰国政府和人民正在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发展自己的经济，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邓副总理表示赞赏江萨总理领导的泰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谈到泰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时，邓副总理说：
“泰王国许多政治家和各界朋友为发展中泰友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1975年对中国的访问导致两国的建交，从而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江萨总理今年03月对中国的访问对中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副总理最后说：
“我相信，巩固和加强中泰友好合作是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在热烈的掌声中，江萨总理握着邓副总理的手说：
“非常感谢您作了很好的讲话。”
在宴会进行中，邓副总理走到花园，向乐队表示感谢。
一位泰国女独唱家用中文演唱了几支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受到了邓副总理的热烈鼓掌欢迎。
江萨总理把泰国内政部长列·纽玛利上将介绍给邓副总理，并且说，泰国内阁已同意让这位部长在任何时候访问中国。
邓副总理说：
“欢迎他什么时候去都行。”
宴会结束时，邓副总理再次走到花园，对乐队的演奏表示感谢，并向主人们告别。
这时，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尊拉塞走上前去握住邓副总理的手说：
“当我在1974年访问贵国时，我很荣幸地受到了已故周恩来总理和阁下的接见。
我祝您长寿。”
泰中友好协会主席差猜·春哈旺也走上前来向邓副总理问好，并祝他身体健康。
泰国前总理社尼·巴莫和差猜的夫人汶仁拿过乐队前面的扩音器，一起为中国客人唱了一首歌曲，博得大家的热烈鼓掌。
江萨总理请邓副总理让他的儿子和女儿来泰国访问。
江萨总理的夫人威叻说，虽然她上次对中国进行了美好的访问，但是，她还希望访问中国更多的地方。
邓副总理说：
“欢迎你去更多的地方。”
中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
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和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
泰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
副总理汶猜·班伦蓬、顺通·宏拉达隆和颂朴·何达吉以及他们的夫人，外交部长乌巴蒂和夫人，其他内阁部长和副部长；
国家立法议会议长哈林·宏沙军，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上将，宫廷大臣甘·伊沙拉塞纳，京都行政长官差罗·探马西里，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沙·格森西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黄作明。

大治出成效
今天，本报报道了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出现的新变化。
这个地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认真执行党纪国法，揪出了一伙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
各级领导抓住这个有利战机，从整顿财经纪律入手，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改进干部作风，促进了生产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初步成效。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号召全党抓纲治国，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现在，经过整整两年的时间，可以看到全国各个地区和各条战线，在抓纲治国方面都取得了成效。
但是比较起来，有的成效多一些大一些，有的就少一些小一些。
为什么有的地方成效比较小？
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
粉碎了“四人帮”，百废俱兴，任务繁重，时间紧，顾不上。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并不比别处开展得早。
直到今年春天，原地委第1书记和副书记苏华、杨作孔等人还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斗争的开展，妄图掩盖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罪行。
这个地区运动的全面展开只是最近几个月的事。
几个月来，他们不但要在政治上进行斗争，经济上进行清理，还要担负起繁重的抗灾救灾工作。
但是，就在这短短几个月里，这个地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事实上，不只是驻马店地区，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后来居上。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能否搞好，决定的因素是领导的决心和作风。
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满足于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开了，党中央的文件传达了，而没有抓住有利战机，去解决大治之年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有的人说：
上级党委没有新的布置。
其实，象落实党的政策、改进干部作风以及为实现四化所要做的大量工作，党中央早就有很明确的布置。
这里需要的是主动精神和实干精神，而不是观望等待。
驻马店地区各级党委是比较主动的，实干的。
这就是他们能很快作出成效的主要原因。
“步子再快一点”。
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第3个年头就要来到了。
各个地方和各条战线都应该总结斗争经验，抓住面临的主要任务，下决心用实干精神去解决，争取更大成效，更好地向四个现代化前进。

我党政代表团同波尔布特书记等会谈
波尔布特书记等看望我党政代表团
新华社金边11月06日电
中国党政代表团今天上午在金边国宾馆同柬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等民主柬埔寨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
会谈中，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汪东兴副主席和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相互通报了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就进一步发展中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诚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余秋里，团员胡耀邦、罗青长、韩念龙、申健、孙浩参加了会谈。
柬方参加会谈的有农谢、英萨利、盖绍姆、英蒂丽。
新华社金边11月06日电
柬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和柬埔寨党政其他领导人今天上午前往金边国宾馆，看望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汪东兴、副团长余秋里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
波尔布特书记等到达时，汪东兴副主席以及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宾馆门口迎接。
汪东兴副主席和波尔布特书记并肩步入宾馆大厅。
波尔布特书记说：
“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向汪东兴副主席、余秋里副总理和代表团其他同志表示革命敬意的。”
“我们昨天向全国广播了你们到达和欢迎宴会的消息。
我们的革命军战士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战，合作社社员正在进行抗洪斗争。
他们听到这些消息，将受到很大鼓舞。”
汪东兴副主席说：
“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三位副主席要我们向柬埔寨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并要我们很好地向柬埔寨人民学习。”
他祝愿柬埔寨人民在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陪同波尔布特书记到宾馆看望的有农谢、英萨利、盖绍姆和英蒂丽。
看望时，中国党政代表团团员胡耀邦、罗青长、韩念龙、申健和孙浩在座。

按经济规律办事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
广东省实行农产品采购合同制
新华社广州11月06日电
最近，中共广东省委在讨论今年冬种作物生产政策时，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决定实行农产品采购合同制。
广东冬种主要是小麦、薯类、蔬菜等作物，没有统购任务。
文化大革命前广泛实行了产品采购合同制，收到很好效果。
现在恢复合同制，财贸部门采购农产品，要及早和社队订立合同。
到收获季节，社队按照合同向有关财贸部门交售农产品。
双方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
社队在保证完成国家农产品上调和合同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种植计划。
种什么，不种什么，生产队完全有权自己决定。
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曾经在许多范围内实行合同制。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形式。
订立合同的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到，向对方提出的要求比较仔细切实，并且双方自愿，互相制约。
这就有助于克服强迫命令，能够发挥双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广东省委的这个做法，值得提倡。

落实党的政策改进干部作风大力恢复生产
驻马店地区整顿财经纪律后出现新变化
本报讯
记者马鹤青报道：
曾经遭到“四人帮”和特大洪水破坏的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终于战胜天灾人祸，开始重建起来了。
10月间，这里还温暖如春，树木和蔗田一片青绿，秋庄稼刚刚收割，抗旱播种的七百多万亩小麦正陆续出苗。
大水灾过后新建的九十多万间农村住宅，红砖红瓦，显出一派喜气。
驻马店地区的新变化，大家归结成三个方面，这就是：
党的政策开始落实了，干部作风开始改进了，生产开始恢复了。
1975年08月，这里遭到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特大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
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原驻马店地委第1书记和副书记苏华、杨作孔等人，依靠“四人帮”的帮势，破坏党纪国法，贪污、挪用救灾专款和物资，在严重的天灾中又制造了严重的人祸。
党中央和河南省委今年上半年派出的联合调查组，对苏、杨一伙的罪行进行了查证落实。
河南省委作出决定，开除苏、杨等人的党籍，逮捕法办。
这是驻马店地区党政军民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中共驻马店地委新的领导班子，在领导群众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把“破”和“立”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实干，讲求实效。
揭批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流毒，及时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
批判了苏、杨一伙违犯党纪国法的罪行，抓紧对干部群众进行了守法遵纪教育。
地委特别强调各级干部作出榜样，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建设。
当前，驻马店地区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党的各项政策开始落实了。
这项工作，地委是从彻底清查苏、杨一伙侵占国家的各种资金入手，结合贯彻党中央批转的湘乡经验和整顿财经纪律等文件进行的。
经过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现在从地区一级到各县、社都已查清了应该退还国家和赔偿群众的钱、粮、物资账目，并在干部会和群众会上公布。
账目一清，立即兑现。
到10月中旬，全区九个县已退还各种资金两千七百多万元，占应退赔款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
应退赔的四百多万斤粮食，已基本退完；
还退回了大批木材、煤炭、布匹和非法占用的近万亩土地。
有些单位一时退不出粮、款、物资的，就由主要负责人向群众交代情况，提出分期退还办法。
苏、杨一伙非法搞的建筑工程，已停止施工，建成的楼堂馆所，由国家没收。
上蔡县的领导干部已搬出非法建设的“书记院”，把房子交出作为公用。
汝南县水屯公社已决定把非法修建的公社新办公室交给卫生院使用，公社搬回原来的旧房子办公。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一些欠生产队钱、粮的国家干部和厂矿职工，也主动找生产队结算清楚并开始偿还。
人们高兴地说：
打倒了“四人帮”，揪出了“震派”人物，党的政策又灵了！
社会主义江山有指靠了！
使广大群众更高兴的是干部的作风开始转变了，大多数干部注意守纪律，讲民主，艰苦朴素。
头几年，“四人帮”在这个地区培植的一批违法乱纪分子，都是些酒鬼“食客”，有的人一天喝三顿酒，下乡还带上炊事员，不干工作，专讲吃喝。
驻马店地区各级党委抓住这些典型事例对全体干部进行教育。
现在，被群众痛恨的那股大吃大喝歪风刹住了。
各级干部到工厂、公社工作，一律在食堂买饭，不另招待。
生产大队办的小伙房，全部撤销，下乡干部到社员家里吃派饭，不搞特殊，逐步恢复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老规矩。
过去，公社里开个生产现场会，也要炸油馍，摆酒席。
最近，各县召开抗旱种麦现场会，通知到会干部一律自带干粮。
有的县委书记也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来参加。
有些青年干部不相信，认为开会就有招待饭，结果到了中午自己没饭吃。
老干部们一边把干粮分给青年干部吃，一边给他们讲过去背被子带干粮的好作风。
社员们看到这种多年不见的新鲜事，高兴地说：
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遂平县魏湾大队的社员们看到开现场会的干部吃干粮喝开水，十分感动。
大家提出中午也不回家吃饭，突击多种小麦，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干部们改进作风。
1975年大水灾以后，全地区受灾群众需要新建房子二百二十八万间，国家拨来了大批建房补助款和建筑材料。
由于苏华、杨作孔等一伙大量挪用专款和物资，经过三年时间，建房计划还没有完成一半。
最近几个月来，坚决砍掉了楼堂馆所的修建，停止了各种计划外工程，被调出去修建楼堂馆所的劳力回来了，大批砖瓦木料下乡了，给受灾群众建房的工程加快了。
地委和各县县委已经下定决心，在今冬明春这几个月内，把灾区需要的房子基本建成，使受灾群众全部搬出茅棚草庵，住进新房。
目前，完成了秋收秋种的社、队，已先后开工盖房子。
这是驻马店地区第3件深受群众赞扬的大喜事。
胜利成果鼓舞了群众的革命干劲。
今年驻马店地区的工业生产已逐步恢复起来，农业生产虽然遇到旱灾，粮食还比去年略有增产。
全地区头九个月的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分之一多。
目前，各级党委决心乘胜前进，迅速夺回天灾人祸造成的损失，尽快跟上全国的跃进步伐。

邓副总理同江萨总理会谈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曼谷11月06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今天在会谈中都表示，期望中国和泰国之间已经建立的友好关系有重大发展。
今天上午，中泰两国领导人在曼谷市中心总理府的泰库法大厦进行了历时三小时的诚挚、坦率的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泰两国的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在邓副总理这次访问期间，签署以下三个文件：
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成立贸易联合委员会的议定书；
中泰两国政府关于1979年度两国进出口商品的议定书；
中泰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会谈纪要。
邓小平副总理和江萨总理首先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泰国外交部长乌巴蒂·巴乍里央恭。
随后，两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中，江萨总理对邓副总理来泰国进行友好访问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说，双方将就两国互利的问题进行商谈，相信会取得美好的结果。
双方还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亚洲地区形势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表示深信，会谈将有助于泰中两国和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邓副总理感谢泰国政府、江萨总理和泰国人民对他的热情友好的欢迎，并感谢泰国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的接见。
他说，我们这次怀着对泰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友好合作而前来访问。
同时，也是为了答谢江萨总理和许多泰国朋友对中国的友好访问。
他指出，我们两国友好往来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令人满意，双方都怀有互相信任的感情。
我们两国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领域是广阔的。
他说，中泰两国同处亚洲，理所当然地对世界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都表示关切。
我们两国领导人互相访问，交换意见，对加深了解，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泰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
副总理顺通·宏拉达隆；
农业和合作社部长比达·卡那素；
交通部长素拉吉·迈耶叻；
教育部长汶颂·马丁；
工业部长格森·乍滴甲瓦尼；
外交部副部长翁·蓬尼空；
其他各部副部长；
以及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上将。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外贸部四局副局长荣凤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戴平。
（附图片）
11月06日，邓小平副总理和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在总理府泰库法大厦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传真照片）

邓副总理在江萨总理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
赞扬东盟组织加强团结合作
强调警惕霸权主义扩张活动
新华社曼谷11月06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这里赞扬“东南亚国家联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和加强东盟组织自身的团结，他指出，这不仅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宝贵贡献。
邓副总理强调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活动。
邓副总理今天晚上在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还对泰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表示赞赏。
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说：
“当前，国际局势急剧动荡，霸权主义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安全。
值得指出的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也出现了它们加紧扩张活动的新动向。
亚洲和东南亚的一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正确地判断这种形势的变化，警惕霸权主义把手伸向东南亚地区，并且采取积极对策，是理所当然的。”
他指出：
“在新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联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加强东盟组织自身的团结和协调一致，积极促进相互贸易和经济合作，是富有远见的。
我们认为，东盟组织加强团结合作，不仅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宝贵贡献。”
邓副总理指出，“泰王国政府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积极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团结合作，加强同第3世界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反对别国指挥、干涉和建立势力范围。
泰王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祝愿泰王国政府和人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江苏省无锡县农业副业工业三者结合综合发展的调查
在无锡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经济结构中，社队工业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尽管它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还是有人站在一旁，指责它同大工业争地盘、挖大工业的墙脚；
有的人甚至说发展社队工业，把全民所有制的利润转移到社队集体所有制去了，是倒退。
究竟是倒退还是前进？
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是颇有必要的。
首先从社队工业与大工业的关系来看。
发展社队工业对大工业是损害还是支援？
是拖腿还是促进？
这是不难从实践中找到答案的。
社队工业是一支机动灵活的工业力量，产量上能多能少，产品上可大可小，时间上可急可缓，定型的和不定型的，大批量的和小批量的，常年性任务和一次加工的任务，它都可以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相当强。
那些大工业因生产任务重、专业分工细而不能及时安排生产的产品，社队工业都愿意承担。
上海第九设计院在文化大革命初就设计成功了为我国第1台浮船坞配套的十吨门式起重机，但因为生产批量小、生产时占地面积大，找不到试制单位。
无锡县知道以后，积极承担了下来，组织陆区、藕塘、红旗等公社会战，经过两年努力，终于试制成功。
现在十五吨门吊、六十吨浮吊等港口起重设备，这些公社都能生产，产品运销上海港和广州黄埔港，增强了这些港口的吞吐能力。
类似这样的事，在无锡县社队企业中不可胜数。
象武汉钢铁公司的钢锭模、大庆油田的管道法兰和自动焊剂等都到无锡来加工制造。
就连水电部、一机部、冶金部、煤炭部等也纷纷与这里的社队企业挂钩。
社队工业拾遗补缺，承担了大工业不能满足供应、国家计划又顾不上安排的产品，这怎么能说挖了大工业的墙脚，同大工业争地盘呢！
恰恰相反，社队工业弥补了大工业之不足，使我国工业的发展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社队工业对大工业的支持还不止于此。
随着它的发展，逐步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大工业扩散加工任务。
这就帮助城市大工业腾出手来生产更多、更新的产品，促进大工业集中力量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1976年，无锡县社队企业为上海、天津等地一些造船厂，生产了水密门、仓盖、带缆桩等标准件和专用配件，共一万六千多件。
上海江南、沪东造船厂的同志说，你们每为我们加工两千吨配件，就等于让我们腾出力量多造了一条万吨轮。
全民所有制的无锡县柴油机厂也有同样的体会。
1971年到1977年，这个厂扩散到社队工业的零部件从一万五千件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万件，扩散件的价值从二十二万四千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元，结果不仅没有影响这个厂的产量和利润，相反柴油机产量从八百多台增加到一万五千台，产值从三百六十一万元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二万元，利润从八十二万元增加到三百六十万元，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被第1机械工业部最近批准为“质量信得过产品”。
如果认为，一个国营工厂搞了产品脱壳、零部件扩散，就只有利于集体所有制而不利于全民所有制，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队工业象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好比我们国家武装力量体制那样，国家工业是“主力部队”，地方工业是“地方部队”，社队工业是“民兵”，缺一不可。
但是更重要的还不在这些，而在社队工业直接加强了农业这个基础，加快了农业的发展速度。
无锡县的社队工业1970年以前还很少，这以后迅速发展起来，为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以1964年到1970年和1970年到1976年前后两个时期比较，全县粮食总产由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六点三，商品粮由递减百分之零点二变为递增百分之七点一，生猪全年饲养量由递增百分之四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集体积累由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六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八，社员分配由递增百分之一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五点七。
1971年到1977年，全县共提供商品粮二十亿七千多万斤，商品猪三百三十一万多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二千一百六十七斤粮食、三头半肥猪。
可见，发展社队工业以后，农业发展的速度显著加快，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为发展大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副食品、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使大工业可以迈出更大的步伐。
如果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不仅农业不能高速度发展，就连大工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这才是真正的倒退呢。
这一点，不是没有教训的。
社队工业发展以后，在集体经济内部，三级经济的比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70年，无锡县的社、大队两级经济占三级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三，到1977年，就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四。
这是一个飞跃。
公社、大队经济力量壮大了，它有产可共，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大队、公社核算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现在，无锡县已有十五个大队实现了大队核算，这些单位的过渡无一不是在社队工业蓬勃发展、大队经济十分强大以后才完成的。
前洲公社的西塘大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这个大队在1970年只有一百六十五元积累，连办公室都是向社员借的，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办起了小工厂，规模逐步扩大，积累日渐增多，到1976年，大队拥有的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已达到四十三万元，比十五个生产队的财产总和还多一倍以上。
大队经济力量雄厚了，就有足够的能力支援生产队。
农田基本建设由大队出钱，农业机械由大队添置，集体猪舍由大队建造，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费用绝大部分也由大队负担。
社员集体福利上则实行了免费上学，缝纫八折收费，医疗费用每人每年由大队负担四十元。
这一切，使得广大社员从内心感到生产上离不开大队的支持，生活上靠大队的照顾。
向大队核算过渡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成了大家的自觉要求。
由此可见，社队企业的发展为过渡到大队核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它是推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社队工厂承担一部分工业生产任务，不仅可以使国家在不增加投资、不增加职工、不增加工资总额、不增加商品粮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加速工业发展的步伐，而且还可以把农村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就地转化为工人，避免城市的畸形发展。
1977年，无锡县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五亿八千万元，相当于拥有二十六万人口、十一万职工的镇江市1976年的工业生产水平。
其中社队工业产值三亿六千多万元，如果这些社队工业由城市来办的话，就得新增加五万名职工，二千五百万元工资，二千多万斤统销粮，二亿多元基建投资，还要增加一系列的生活福利设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队工业的强大生命力，看到它所展现出来的我国现代化农业的美好前景。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新华社记者　赵明　袁养和　华惠毅
（本报有删节）

从“一六○五”到“○”
今年清财时，唐河县桐寨铺公社十八里党大队发现了两个数字：
一个是“1605”，一个是“0”。
这两个数字引人注目。
1976年，十八里党大队吃吃喝喝就花了1605元。
喝酒理由多不胜举。
诸如招待领导、招待拖拉机手、招待检查组、招待下乡干部、招待工作队，……有时邻近队的干部来玩也要招待，还有开后门买化肥、买机器、拉关系。
有的干部甚至以招待为名，吃吃喝喝，拉私人关系。
每招待一次，大队干部少说要三五个人相陪，多者十来人。
社员们气愤地说：
“我们在地里拚锄头，干部在家里比指头，年终分配不见钱，想着干着没劲头。”
打倒“四人帮”后，县社干部下来，坚持到社员家吃饭，给工作队、拖拉机手、匠人做出了榜样。
这个大队1977年招待费降到230元。
1978年，到现在为止，招待费没花一文，出现了新的数字——“0”。
社员们满意地说：
“打倒‘四人帮’，干部大变样，花公家钱喝酒变成‘0’，地里比英雄”。
河南唐河县委吴保纪　白自武

租车难
作为出租汽车用户，我谨提请有关部门重视下列意见与建议：
叫一辆出租汽车有时很困难，往往要等半小时到三刻钟或更长的时间。
那些和我处于同样境况的侨居北京的外国人，就是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外国人，在遇到有病人需要尽快送往医院时，因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而延误时间非常伤脑筋。
有时不仅白天，尤其是夜间，经常是这样。
你打电话租车或到出租汽车站租车，干脆回答说没有车。
出租汽车公司的领导最好检查一下这种状况，纠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以便今后能随时满足侨居中国首都的外国人的需要。
刚果驻华大使馆库贝塔

调查附记：
工作组遇有阻力
今年04月以来，本报和《吉林日报》、《长春日报》陆续接到长春皮鞋二厂职工来信，揭露该厂领导严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私自处理产品，生产大量残次皮鞋，欺骗群众。
我们调查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1977年，这个厂私销各种优质皮鞋一万多双。
1978年上半年，私销三千多双。
1975年到今年04月，这个厂生产的二万四千多双手缝牛皮面皮鞋，只交给商业部门七千多双，其余都按“自定价格”售出。
商业部门反映：
皮鞋二厂不是国家安排什么生产什么，而是生产什么交售什么。
由于不惜工本廉价出售皮鞋，工厂完不成产值和利润计划。
厂领导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粗制滥造低档产品，在广大群众身上克扣。
比如，1976年04月至今年04月，用猪膛底充牛膛底生产一万七千多双鞋，交给商业部门，每双多取利润一元一角。
长春市鞋帽服装工业公司向这个厂派出了工作组，两个多月来，做了一些工作，但阻力不小。
市局、公司一些人还替原厂领导叫屈。
有人甚至根本不把社会舆论放在眼里，在《长春日报》批评后，仍我行我素，继续到工厂买廉价优质皮鞋。
厂内外群众建议：
一、对私分产品、损公肥私的问题，应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严重违法乱纪者要严肃处理。
二、严禁工厂违反国家物价政策，私自处理产品。
本报记者　梁星

谈谈干部制度的改革
编者按：
我们准备继续发表读者对一些问题的意见，供大家研究。
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展开讨论。
我觉得目前的干部制度落后于时代，能否考虑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
同志们议论起来，普遍感到，我们的工作效率低、管理水平低都与干部有直接关系。
看一看最近报纸上报道的一些事：
为什么有的人官气十足，不听取群众意见，不接受群众批评，群众对他无能为力呢？
为什么有的“小事”不告到中央就解决不了呢（如于西峰政委占华侨房子问题）？
为什么对党中央的一些指示，有些干部竟置若罔闻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留声机”干部？
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欺上压下？……我认为，上述种种问题同落后的干部制度关系极大。
我们现行的干部制度在解放初期是有效的。
那时革命队伍中没有那么强的等级观念，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被视为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的关系，大家同心协力，事情就好办。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刚从被压迫地位走上执政地位，对国民党的官僚法西斯作风深恶痛绝，对广大老百姓的处境和心情有切身的体会，群众也把干部看成是贴心人，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
今天情况不同了，政治形势有很大变化，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干部也在一代代地更新，成份在不断变化。
就是老干部，思想作风也有不少变化。
而我们的干部制度仍旧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上。
群众对于干部的确定，基本上是无权的。
有人说，上级指定的干部也能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这在理论上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在实际中往往并不都是这样。
如果他不反映或者昨天反映今天不反映了，那怎么办呢？
为什么群众不能自己确定自己所信任的干部来进行组织管理，来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呢？
群众自己选出的干部，说话必然“灵”，群众观念必然强。
通过这样的选举，群众的主人翁感将越来越强。
试想，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命运”是掌握在与之朝夕相处的群众手里，他会毫无顾忌地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弄虚作假、目无法纪吗？
人民群众对干部有“控制权”，对他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就积极主动了，对不符合实际、有违国家和群众利益的地方，就敢于提批评建议了，而且必将非常有效。
除了专业干部有专业性质的领导外，地方和部门掌权的行政领导干部不宜任职时间过长，应适时改选，同时不应受级别限制。
这样才能保障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厂矿企业领导）的职务总是由道德品质、智力和身体最佳者来担任。
这可不是人要完人，而是任人唯贤。
这样的“贤人”，在八亿人口的大国，实在是层见迭出，富富有余。
任何事物都有新陈代谢，事物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
为什么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很少“代谢”？
这种“代谢”当然不是叫一个人失业，而是让更适合的人来替换他，他可去干更适于他干的工作。
例如，一个工人，如够条件，得到群众信任，可以当厂长。
几年后，发现有更好的人才时，就可以把他换下来，他再去当工人。
一些县、市委或省委领导，被调换后，也可以到一个工厂或公社去干干，还可搞一些研究工作，或其它工作。
教授、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如果需要，也可以当领导，当几年仍可干本行。
这样做，比起那种把领导工作当做一少部分人的“垄断事业”的情况来，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上述想法无疑要触犯一些人的私利。
更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传统观念：
“群众选干部？
真是极端民主化！”
“要相信上级，上级是能给我们指派称职干部的”等等。
我认为，改革旧的干部制度，实行选举制，可以培养和提高群众的民主观念和主人翁感，可以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群众观点和负责精神。
这对今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解放军某部　高振东

进退之争
壮大社队企业，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促使农业工业化，这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一条正确道路。
可是这条道路如何走法？
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提出的进退之争，就是其中之一。
社队企业的发展，有些城市工业产品向农村扩散，是倒退还是前进？
这个调查材料以具体事实说明，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的发展，还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在那些社队企业发展较好的地方，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辉灿烂的远景。
为什么有些同志认为壮大社队企业是倒退呢？
这里有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首先是认识问题。
我们一些同志，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把全民所有制和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把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好象办工业只能是城里人的事，农村就只能搞农业，农村搞工业就是“不务正业”，工业扩散到农村就是“倒退”。
是的，我们国家将来是要由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其决定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高速度发展。
无锡等地的经验说明，单一的农业决不可能有高速度，必须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
农村自己要因地制宜办工业，但也离不开城市工业的支援。
为什么农产品和农民只能往大城市转，而城市的一些适宜扩散农村的产品就不能往农村转呢？
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是逐渐消除城乡对立，工农差别。
如果农村越来越贫穷，城市越来越前进，城乡差别越来越扩大，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
在落后的农业的基础上怎么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呢？
华主席在谈到无锡和苏州地区的经验时曾经说过，这个经验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其重要性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
又说，对产品不愿扩散的思想，不要估计得太低了。
并明确指出，大中城市应按照国家政策和当地条件，有计划地把一部分产品、特别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产品扩散到农村公社去，改革工业和城镇的布局，更好地支援农业，加快农业的发展。
华主席这些重要指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当然，农村社队办企业，怎么办法？
城市工业产品扩散怎么扩法？
什么产品可以扩散，什么不可以？
还有很多复杂问题需要具体研究，但农副工结合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是全党的紧迫任务，而农副工结合又是必由之路。
这就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项新事业，千方百计来加以支持，解决社队企业前进中的问题。
只要满腔热情决心向着这个方向走，任何复杂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进退之争反映了我们一些同志对社队企业的不同看法，也说明有些同志在这个新事物面前认识落后于实际。
这个问题不解决，认识不统一，农村社队企业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这条道路就不能顺利走下去。
“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一套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为假象所迷惑，常常把真正使我们事业扎扎实实前进的东西当作倒退，而把一些只图虚名实际上拖着我们后腿的东西又当作前进。
进退之争也要以实践作检验，看它对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究竟壮大社队企业是使我们国家前进还是倒退？
各地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思考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长春皮鞋二厂出售“特批价”皮鞋
长春皮鞋二厂出售“特批价”产品的歪风盛行。
皮鞋价格五花八门，什么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成本价、职工价、副品价、次品降百分之三十价、自料加工价、试穿价等等。
工人们说：
“这个价，那个价，都是拿国家财富送礼。”
一、“出厂价”。
国家规定，企业交付批发部门的产品价格为出厂价。
这个厂不经过商业部门，以出厂价出售给私人的各种优质皮鞋，从1971年至1978年03月，达万双之多。
二、“试穿价”。
几年来，做了多批所谓“试穿”皮鞋，每批数百双，均送了人情。
1976年，用进口人造革生产了六百双“试穿鞋”，每双成本十二元以上，却以“试穿”为名，男鞋收四元，女鞋收三元。
这些“试穿鞋”大部分被市、局、公司有关人员享受。
三、“职工价”。
每年要生产一批到两批优质皮鞋，给职工分掉。
每双鞋比市场零售价便宜百分之四十以上。
除分给职工外，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照顾有关人员。
四、“自料加工”。
一些人拿来一点皮革，美其名曰“自料加工”，每双只收加工费五六元。
不拿料，按自料加工卖出的也不少。
五、“特批价”、“成本价”、“副品价”、“次品价”，统统是领导随心所欲定的价。
如一双男全牛皮棉鞋，零售二十五元，可任意批为五元卖掉。
直到今天，他们仍肆无忌惮地损害国家利益。
长春皮鞋二厂张奎元

国家和法律是互相依存的
肖蔚云
关于加强法制的问题，许多年没有人讲了，人们头脑中没有法的观念，甚至连普通的法律常识都没有。
在1927年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只有三、四个月的学习时间，还设有《法律常识》这门课。
在那样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对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还需要开设这样的课，现在建国已经二十九年，我们的各级学校不但没有这样的课，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似乎连法律也可以不要了。
有国家就要有法，这本来是一般的常识，现在却也成为问题了。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国家就要有法，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怎能设想在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不要法律呢？！
那种认为有国家可以没有法律的观点，不但违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无产阶级的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者实行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又怎能不要法律，不重视法律呢？！
但是，长期以来，那种不重视法律的观点俨然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说：
“法律就是政治，哪有什么法律，哪有这个法、那个法？”
谁要讲法律，就说是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观点，就犯了弥天大罪。
于是大学法律系的法律课几乎没有了，谁也不敢讲什么法律、研究什么法学了。
法学界万马齐喑，“双百”方针在这里似乎根本不适用。
难道我们国家现在真的可以不要法律了吗？
不，我们不但要法律，而且要十分重视法律。
虽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同剥削阶级的国家相比，国家的性质变了，但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作为国家的一般特征，并没有改变。
在我们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千方百计企图复辟，国际上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政工具不但不能削弱，专政机关和法律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否认我国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就是否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会给野心家、阴谋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可乘之机。
林彪、“四人帮”就是诬蔑我国的法律是“旧法律”，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完全否定它，肆意践踏它，随便抄家，随便抓人，随便关人，随便打死人，使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法西斯刑罚，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巨大的灾难，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应当认真记取吗？
我们国家需要法律，不但因为要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而且对人民内部，也不能没有法律。
我国的法律告诉广大人民什么是应当作的，什么是不应当作的，规定了行动的准则。
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的；
但也有少数人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不能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违反法律。
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和人民的利益，对这些人也需要实行法律的约束和制裁。
当然这和对敌专政有着原则的区别。
我们国家十分需要法律，还在于我们的国家有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
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对于那些破坏公有制、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就必须进行坚决打击。
我们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也必须有完备的法律，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和司法，来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对一切违反这些法律的人和企业进行严肃的法律处理。
没有这样的法律的促进和保障，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
有人认为我们国家有党的领导，处理法律案件和问题，有党委领导同志说了就行了，似乎法律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
谁要强调法律，谁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的，法律是党通过国家来制定、修改或废除的。
因此，遵守和执行法律，正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党的领导。
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但是党委的某个领导同志的谈话和批示，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法律呢？
现在一些司法机关，常常只凭党委某个主管政法工作同志的一句话或一个批示来审批案件，量刑判刑，这既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利于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指以党的路线、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来领导，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而领导同志的个人谈话，有时符合法律，有时并不符合法律、甚至是违反法律的，因此不能作为量刑、判刑的标准，不能作为法律。

政法战线也要冲破禁区
王桂五
目前报刊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以磅礴的气势，冲破一些禁区，为思想理论界以至社会生活带来一派新的生机。
同整个思想理论战线比较起来，政法战线还显得比较沉闷。
这是不是政法战线没有禁区，不需要冲破呢？
当然不是！
例如，长期以来，在政法战线上讳言“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讳言“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讳言法律对于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作用（只能讲处理敌我矛盾，不能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从讳言“一般监督”到讳言“反对违法乱纪”；
讳言“律师制度”；
讳言“革命人道主义”；
甚至于一般地讳言“正规法制”、“法制不完备”、“无法可依”等等。
仅就这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政法战线上的禁区的确不少。
政法战线不仅有禁区，而且这种禁区由来已久。
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发其端，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又被他们加以恶性发展，制造了许多冤案、假案和错案。
政法战线的禁区，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把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变成了禁区。
例如，“对于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可是从某个时候以来，就变成了禁区，言者有错，甚至有罪，认为这种提法“没有阶级观点”，是“让反革命和革命一律平等”。
这纯属误解或歪曲。
这一条法律的真实意义，在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地位，不使任何人处于法律之外，或者高踞于法律之上；
无论何人，只要触犯刑律，都要依法判罪。
再如关于“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它的本来意义在于排除外界非法的影响和干扰，保持审判工作的独立性，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事。
可是，有人却望文生义，认为既然是只服从法律，就意味着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
他们不肯认真分析一下：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那么，只服从法律，怎么会变成反党呢？
难道党会领导人们制定出反对自己的法律吗？
党领导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要教育司法人员对国家法律负责，不屈服于权势的压力，不徇亲友的私情，不受物质的引诱，执法不阿，大公无私，保证法律的完全执行。
而且，法院的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也就是只服从无产阶级的意志，以人民利益为归宿，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怎么会成为反对党的领导呢？
把这一条法律规定曲解为反对党的领导，实在是奇怪的逻辑！
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正是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判别是非，评定功过，奖惩干部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法战线来说，它本身又是多么需要民主的生活、讨论问题的风气和科学的态度啊！
由于有的人早就在政法战线上设置了禁区，而这些禁区，又是那样适合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禁区“接管”过来，加以利用和发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作为砸烂公检法的理由和根据。
例如：
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曾经把批捕（批准逮捕）、起诉工作指责为“找岔子”、“束缚专政手脚”，“四人帮”及其余党就把批捕、起诉工作说成是“干扰对敌斗争”；
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把反对违法乱纪指责为“矛头对内”，“四人帮”及其余党一字未改，同样指责为“矛头对内”；
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把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指责为“替犯人说话”，“四人帮”及其余党则把劳改监督歪曲为“阶级投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过去政法工作上的那些禁区，究竟对谁有利，那些棍子究竟是打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打在无产阶级身上，不是很清楚了吗？
尽管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非已经分明，但有的同志仍然对禁区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必须遵照华国锋同志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只有这样，政法战线才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有了政策还必须有法
谷春德
长期以来，在我们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实践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政策就是法，政策就等于法。
有了党的政策就行了，法可以不要。
我国法制长期处于不完备的状况，和这种观点的影响颇有关系。
党的政策和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党的政策是法的灵魂，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
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实施法律，都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党的某些相应的政策，实际上可以起到法的作用。
但这是不是说，党的政策就等于法了呢？
显然不是。
我们既不应当把党的政策和法对立起来，否认它们的联系，也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否认它们的区别。
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
正如列宁指出的：
“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
（《列宁全集》第25卷第75页）而党的政策则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法的这些特征。
党的政策是由党组织提出和制定的，带有号召性、指导性，贯彻执行时主要靠说服教育，而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
不是所有党的政策都要制定为法律，都要人人执行。
正因为党的政策和法有以上的不同特征，所以我们说，党的政策不等于法。
把党的政策和法等同起来，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
既然党的政策等于法，那么还制定法律干什么呢？
已经制定的法律也可以弃之一旁，不用遵守和执行了。
多年来，这种“等同论”给国家政治生活，给法学理论研究造成了许多混乱，产生了有害的后果。
它成了某些人轻视法的挡箭牌，成了法学理论研究的“禁区”。
谁要说党的政策不等于法，谁就要受到批判，被打棍子，戴帽子，什么“宣扬法律至上”、“鼓吹法律万能”、“反对党的领导”等等大帽子一顶接一顶扣将过来。
因此就出现了大学法律系不研究、不讲授刑法、民法，只讲“刑事政策”、“民事政策”，讲法律理论也只能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等等。
学生学了四年法律，连什么是法都搞不清。
法学研究实际上被这根大棒扼杀和窒息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只有某些领导人说的话才算数。
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就是政策，不管正确与不正确都得执行，不执行就是违法。
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影响极为恶劣。
一个时期，“语录”也成了法。
法院判案子可以不依据法律，而根据“语录”，判决书上也要写上“语录”。
这完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糟蹋。
有的人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满脑子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思想，毫无法制观念，为所欲为，恣意专横，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制之上，竟然说：
“什么党纪国法，我说的就是党纪，就是国法”。
他们打着执行政策的旗号，干着违法乱纪的勾当。
必须指出，政策和法是全国人民的意志，不是那一个人的意志，也不能由那一个人来制定。
任何“长官意志”都不能代替国家的法律。
个人说了算，就是以个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就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这是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
再从我们多年的司法实践来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制定法，遵守法。
如果认为某一条法律已经过时，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修改。
但在修改之前，不能任意违背法律。
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刑事政策，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诸如论罪、量刑、刑罚等一系列较具体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罪名不统一，判刑畸轻畸重，该打击的放纵了，该保护的反而打击了。
这同没有比较完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可依，同政策就是法的观点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只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没有法是不行的。
有了法以后，谁也不能借口执行党的政策，任意违背法律。
如果还那样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不能容许的。

法和言
梅鉴
近来读史，有些感想，要说一说。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唐纪》八和《旧唐书》的戴胄传里，写着这样一则历史故事：
唐太宗曾经认为绞刑、断趾等刑罚太惨，让法官们把律令改一下，法官们遵命改订了一种“流役”，太宗下诏颁行。
当时唐朝盛行选举，常发生假造资历、诈骗舞弊的事，唐太宗又下令：
干这种事而不自首的，要判死罪。
不久，真发现了这样的案件。
戴胄当时是大理寺少卿，也就是司法官。
于是，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戴胄和唐太宗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旧唐书》戴胄传这样写道：
“胄据法断流以奏之。
帝曰：
‘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
卿欲卖狱乎？
’胄曰：
‘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
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
’帝曰：
‘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
’胄曰：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
陛下发一朝之愤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愤而存大信也。
若顺愤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
’帝曰：
‘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旧唐书》的作者为此称赞道：
“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
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
读这则史料，特别是对于那场争论，感到颇有味道。
只要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只要不为“四人帮”那套一笔抹掉几千年历史的假左真右货色所惑，便不难看出，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其某些言行，也不乏足资借鉴之处。
你看那戴胄对法和言的分析，不是很有一点道理吗？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
论罪量刑，是拿当权者因其喜怒哀乐所影响而讲的话作根据呢，还是按国家规定的法律为标准呢？
这是戴胄和唐太宗争论的中心问题。
法是代表整个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
就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来说，就是代表了一方面要制裁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分子、一方面要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无产阶级意志的。
这种法，是经过国家审慎研究、反复试行、郑重颁布的，是谓布于天下的“大信”。
而言和法，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
戴胄极力主张据法论断，反对依言照办。
他为此谏得好！
争得好！
而那个唐太宗，终于收回了“杀头”的话，执行了“流放”的法。
这也收得好！
行得好！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
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象旬邑县少数干部那样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象运城地委那样对写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
象沈阳市个别交通民警那样打骂了群众还认为“是一种皮肉教育”；
以及象《人民日报》今年08月份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所讲那样：
北京市公安局某些人，对于因悼念周总理而被抓起来的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释放了他们，也还要千方百计给人家留个尾巴……。
这一切，固然同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流毒有关，但是，总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推给“四人帮”的流毒吧。
象上面列举的那些情况，撇开其它原因不谈，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个言与法的问题？
尽管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完善，但是，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总是在的嘛！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总是载入了宪法的嘛！
宪法里头哪一条叫你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打击报复来？
哪一条叫你把悼念周总理的人抓起来，而且抓了不放、放了还要留尾巴来？
打开天窗说亮话，干出这等事来，还不是当官的说一句话算数！
掌权的说一句话算数！
至少是顶头上司说一句话算数嘛！
对待一个人，处理一件事，以至断案、量刑，究竟是按照领导人说的话去办，还是根据国家法制去办？
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过去和现在都有这么一种情况：
没有法，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犯法。
这种情况，当然不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但是，有法不依，而是光凭领导人说的话处理问题，行不行呢？
也不行，也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任何领导人说的话，都有说得对的，说得不对的。
究竟按什么办呢？
若是按那说得不对的话办，譬如什么“九·一三事件以前反对林彪也是反革命”之类，当然一定不肯给那些早就反“四人帮”的人平反了。
就是按那说得对的话去办，那对的话，也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的问题。
而且，对的话中间，也有不完全的地方。
你若只按这些话去处理问题，也会有不尽妥当之处。
就拿量刑来说吧，按言而量，同样一件事，可以判得重，也可以判得轻。
按法而量，就丁是丁，卯是卯，不致畸轻畸重了。
依法，不依言。
这也可以算得是一条原则，处理敌我矛盾应该如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应该如此。
现在我们还有许多法律没有正式制定或颁布。
华国锋同志指出，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且明确提出，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各项社会主义法律。
这实在是抓纲治国的一件大事，需得紧紧地抓，抓好。
依法，不依言。
这条原则，各级干部都应该注意遵守。
象现在有些事情，明明党纪国法都摆在那里，处理标准原是有的，有的人就是不照着去办。
非要等到哪位领导同志“批示”下来，这才赶忙开会、宣传、检查、处理、……。
请问，若是没有这样的“批示”给你，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去处理某些事情了呢？
这至少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吧！
至于身为领导干部的同志，那就更加要注意遵守这条原则了。
因为，那种容易被一般干部当作“法”去办事的“言”，大抵出于领导干部之口。
你张开嘴巴，随便说句把话，即使没有“一言九鼎”之重，也有“一锤定音”之效。
正因如此，当你那锤子锤出去时，岂不是很要慎重一点么？
正锤到点子上，倒还罢了，如若不然，而人们又依了去定音、定调，怎么得了？
如果是军国大事，那就一定贻误军机，大事不好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通过他们来管理国家的代表，总不能连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都不如吧，总应该比他们高明一些吧。
那末，无论什么单位，无论什么干部，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象毛泽东同志在十六年前所说的那种情况——第1书记或第一把手一个人说了就算数——总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吧。
应该发扬民主，同时要立法，执法，守法。
二十三年前，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大家：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立法、执法、守法，这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而是一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危害之烈，由于上层建筑中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之深，看来，在今后二十三年新的长征路上前进的时候，为了这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也需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
那就是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优越性，批判一人称霸和按“长官意志”办事的落后性。

严明党纪国法　保障群众民主权利
舒兰县严肃处理张公顺等人打击报复事件
本报讯
吉林省舒兰县上营公社马鞍岭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等人，目无党纪国法，公然私立公堂，殴打写信揭发问题的社员杜存礼，性质严重，情节恶劣。
前不久，舒兰县委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县。
1977年12月06日，杜存礼给安图县明月镇工商行政管理所写信，揭发马鞍岭二队成立地下包工队，非法在安图县承包水库房屋和鞋厂烟囱工程的问题。
杜存礼写信前，明月镇有关部门已发现这个包工队是地下黑包工队，决定罚款二千八百元，并把处理情况通知马鞍岭大队党总支。
恰好这时，收到了杜存礼的匿名信。
这个包工队，是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支持的。
他知道有人揭发以后，非常恼火，亲自带人跑到明月镇，利用欺骗手段，把匿名信拿到手。
接着，张公顺又召开总支委员会，确定由他和大队治保主任谭金才负责追查。
他们经过对笔迹，怀疑是二队副队长刘新禄所写。
刘不承认；
又把刘的母亲张秀兰找到大队追问了一天。
从张秀兰提供的线索中，张公顺等人认定，揭发信是杜存礼写的，便把杜找到大队进行审问。
杜开始不承认，张、谭气势汹汹地把他绑起来殴打，二队队长刘正森也赶上来打杜的嘴巴。
杜存礼承认后，当晚就被看管起来。
第2天，张、谭二人又继续进行审讯追问，直到晚上才放杜回家。
今年02月02日晚，张公顺指令第2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批判杜存礼，并同谭金才以及两个党总支副书记亲临坐阵。
队长刘正森让杜摘帽低头，杜不服，就恶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
会上，二队会计潘学道宣布：
张公顺等人去安图的火车费、食宿费二百三十六元，全部由杜存礼负担；
二千八百元罚款，也要杜包赔。
杜存礼没有钱，就没收其房子、箱柜等家具。
杜存礼忍无可忍，便于04月20日，领着全家六口人，到上级领导机关控告。
舒兰县委十分重视这一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事件，及时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证明杜存礼的揭发完全属实。
为了严明党纪国法，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教育干部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县委决定撤销张公顺大队党总支书记职务，留党察看；
撤销谭金才大队治保主任职务；
对生产队长刘正森，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对杜存礼不能参加劳动和治病期间所误的工，由所在生产队按中上等劳力标准记工分（编者按：
杜存礼不能参加劳动和治病期间所误的工，由所在生产队按中上等劳力标准记工分，这个决定是对的，但这些工分不应由生产队负担，应由打人者负担），医药费由打人者负担；
因不能参加劳动所造成的生活困难，给予适当补助。
根据县委的指示，上营公社党委派主要负责同志亲赴马鞍岭大队，分别召开党员和群众大会，宣布和落实县委决定。
张公顺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向杜存礼同志赔礼道歉。

中国省市负责人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廖承志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
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万里为团长的中国省市负责人访日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联珏，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日本驻华使馆泉孝健参赞等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容侵犯
杜存礼同志向有关机关揭发他所在生产队搞地下黑包工的问题，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原马鞍岭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等人，对杜存礼打击报复，是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行为。
中共舒兰县委给予他们纪律处分，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不如此，就不能严明法纪，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类似马鞍岭大队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事件，不但一些基层组织有，在一些县以上的领导机关也不时发生。
这究竟是为什么？
根源之一，是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毫无法纪观念，错误地认为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听领导的话就是守法，不听领导的话就是违法。
对他们所负责的工作，群众和下级不能说半个“不”字，否则，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轻者穿“小鞋”，重者就迫害。
他们对群众和下级向上级机关检举揭发他们的错误，更认为是大逆不道，非要加以惩治不可。
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就不存在。
“我就是党”，“我就是政府”，这就是他们的理论，这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
群众管这种干部叫“土皇帝”。
不打掉这些“土皇帝”的“威风”，不坚决纠正他们那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就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会使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
这显然不利于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干部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违法乱纪事件，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过，我们党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有意颠倒敌我关系，对干部群众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在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之下，一些干部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事件增多了。
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类事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固然有所减少，但在不少地方和单位，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任何一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如果对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就是一种失职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指出：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中，强调了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性。
各级党委要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党中央批示的工作，把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制止违法乱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凡属群众检举干部违法乱纪的事件，领导机关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处理，不能漠不关心，更不能官官相护。
要选择典型的违法乱纪事件，大张旗鼓地予以处理，坚决打击各种歪风邪气，伸张无产阶级的正气，教育干部、群众人人懂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极端重要性。
群众要守法，党员干部更应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
努力做好这项工作，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圆满结束对非洲七国的访问
耿飚副总理回到昆明
新华社昆明11月0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圆满结束对刚果、几内亚、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索马里的访问，于11月06日晚乘专机回到昆明。
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会、昆明部队负责人安平生、王必成、刘志坚、李启明、张铚秀、赵增益、薛韬、徐其孝、李克忠、李原等到机场迎接。

成都工学院已改为成都科技大学
列为全国重点学校，将新办部分理科和新兴学科、边沿学科的专业，并逐步扩大研究生名额
新华社成都11月05日电
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工学院已改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并列为全国重点学校。
成都工学院原是一所多学科的工科高等学院，改为成都科技大学后，除积极办好原有工科专业外，将根据需要与原有基础，新办部分理科和新兴学科、边沿学科的专业，并逐步扩大研究生名额。
目前，学校党委正在积极进行学校的规划工作，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和提高，以便经过准备，开出新课。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由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

我国外贸体制中的新芽
——访广交会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总公司交易团
在1978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一个新成立的、实行工贸结合新体制的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总公司的出现，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国贸易界人士和朋友、港澳同胞的注意。
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来到该公司首次派出的机械设备交易团，访问了该团负责人。
这个公司是在第1机械工业部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下，经营出口一机部生产的机械产品的。
现在，直接与客商洽谈贸易的是一机部这个工业生产部门，不再通过其他中间环节。
这是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进行的一个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
它有什么优越性？
交易团的负责人对我们说，“四人帮”横行时，要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是根本办不到的。
“四人帮”攻击外贸工作，散布什么
“出口是卖国”、“进口是崇洋”、“贸易做得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外贸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
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得解放。
现在面临着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
华主席最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战斗号召。
我们要加快前进的步伐，除了依靠自力更生外，也需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相应地出口自己的产品换取外汇，使对外贸易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外贸经营管理体制上，这几年来虽有一些改进，但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变化不大，不能适应外贸大发展的新形势。
例如，工业生产部门不直接承担出口任务，以产定销，容易造成产销脱节。
机械设备交易团的负责人指出，我们过去的出口商品经过的中间环节很多，生产部门对国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动向很不清楚，只是按各个部下达的任务办事，而买者对商品有什么意见也不能直接同生产部门商量。
因此，工厂生产的出口商品往往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数年来，一机部积压的、不合出口需要的机械制品的数字是很大的。
现在实行的工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有什么好处？
交易团的负责人说，现在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目前可以说，这样做能够使生产部门直接了解客商的要求，充分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更好地完成出口任务；
新公司既抓生产，又抓出口，有利于以销定产，产销结合。
工贸结合的新体制还有利于同外国进行技术交流，使生产部门能直接了解我国的机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反应如何，与外国先进水平的差距在那里，并可根据买户的意见改进产品的结构、规格，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在交易团负责人谈话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时打断我们的谈话。
有的报告某国客商要求马上洽谈买卖；
有的反映洽谈室不够用了，要立即解决增加洽谈室的问题，呈现出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
据最近估计，本届广交会开幕以后头半个月机械设备出口的成交额，已经超过历届交易会这方面的成交额。
在这届交易会上，一机部的一位副部长到这里来召开座谈会，征求客商对我国机械设备的意见。
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亲临外贸第1线，了解情况，征求客商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以便更好地安排出口生产任务，及时解决问题，这在广交会的历史上还是第1次。
生产部门参加工贸结合管理体制，直接承担出口任务，有利于把生意做活，如采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国际上通用的贸易做法。
当然，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矛盾，这种体制还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随着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机械工业的出口贸易必将会迈出更大的步子。
本报记者　方荣萱徐德文

方副总理会见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下午对日本学术界著名人士说：
“对于日本科学工作者愿意同中国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合作，我们是欢迎的。
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可以合作的范围很广泛。”
方毅副总理是在会见以日中协会代表召集人、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时说这番话的。
为了加强日中两国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茅诚司团长在这次来访期间曾建议建立日中学术交流中心。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方毅副总理同日本朋友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的问题，认真地交换了看法。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团员有：
日本学士院院长和达清夫、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伏见康治、文部省学术审议会会长吉识雅夫，以及日本学术界其他著名人士伊藤正巳、胜木保次、田村三郎、塚田裕三等。
会见时，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等在座。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日本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了由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率领的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会见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李先念副总理同法国朋友们就进一步扩大中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李超伯等。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图为李先念副总理同多尔纳诺部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李强部长欢宴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扎伊尔商业国务委员卡瓦塔·布瓦隆为团长的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
扎伊尔驻中国大使图马·瓦库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强部长和卡瓦塔·布瓦隆团长在宴会上祝酒。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李强部长的夫人魏环图，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同卡瓦塔·布瓦隆团长举行了会谈。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火花报》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晚上会见由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火花报》总编辑康斯坦丁·米特亚率领的《火花报》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秦川、李庄等。
《火花报》代表团是在访问重庆、成都、广州、杭州和上海以后，于11月03日返回北京的。
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同罗马尼亚同志进行了座谈。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这样开会好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06日电
工矿企业一年一度的“先代会”怎样开？
包头市轻化系统1977年度的“先代会”，开得既节约又生动活泼，这种开法值得借鉴。
他们的做法是：
会议召开前，局党委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提高大家对从简开会的认识。
会议期间，不住旅馆，不集中就餐，能不集中的议程，就分组到各单位进行；
非集中不可的议程，集中半天开会。
这样开，好处很多：
第1，四百多人开会四天，不仅节约旅馆费和伙食补助二千多元；
而且不租用会议室，不包场看电影，这几项一共可为国家节约近五千元钱。
第2，从简开会，与会无关的活动不安排，基本上不用交通工具，企业生产也不受影响。
第3，在家住宿，减轻了对旅馆的压力，而且没有放弃机关的日常工作。
第4，把会议议程下放到各单位进行，能使会内会外相结合。
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就能够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去。

劳动的帮手
——泰国的象
象在泰国向来是珍贵的动物，人们把它视为国宝，严禁杀害。
象绝大多数是黑色的，如颜色较浅为灰色，则称为白象。
白象都要送给国王作为御象。
泰国有很多象，公园里也饲养有大象，还可让游客租骑。
但在泰国，象的重要在于它是人们劳动的好帮手。
数百年以前，泰国人民就开始利用象做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
由于象脾气好、智力高，能领会主人的手势和说话，经三至六个月的短期训练，就学会做各种杂役，因此泰国人民特别珍惜它。
象能做很多工作，它那宽厚的背上能驮几千斤重的物件，那长长的鼻子力量很大，又很灵巧。
象能做各种工作主要是靠鼻子。
泰国盛产木材，木材又粗、又长、又重，林区无路可走，搬运十分困难。
于是人们把大象用来搬木头。
象会把搬运的木材在指定的地点轻轻放下，还会用鼻子试探一下是否放得稳固，会去找些石子把木材固定好。
要是木材太长，它们会共同合作各卷一头，一起搬运，并把木头堆得整整齐齐。
在锯木厂，大象也是人们劳动的好帮手，在电锯和刨刀旁边接受主人交给的任务紧张地劳动，能准确地把巨大的木材送到电锯处，又把锯好的木板叠得方方整整。
驯服的象能帮主人看管小孩，它环绕着小孩周围走动，要是小孩爬出去玩，它长鼻子一伸就把孩子卷放回原地。
当孩子在地上睡着了，象就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并用鼻子卷着小树枝，一左一右地给孩子驱赶蚊蝇，让孩子睡得更香甜。
经过特别训练过的象还能表演许多节目，泰国产象最多的是素辇府塔敦县。
那里每年11月要举行大象表演，参加的有一百多只大象。
节目有：
捕野象，由家象假扮野象，在场上奔驰，猎人骑着家象追捕；
战象出征，仿古代战争，战士执刀骑在象背作出征状；
以及大象赛跑、大象游行、观众骑象等等，吸引了许多观众和游客。
泰国北部清迈柚木雕刻的象是著名的艺术珍品，有的有几百斤，小的只有几两。
多数刻的是象在拖带木材的情况，那种沉重的劳动、吃力的情景十分逼真。
也有轻松悠闲的神态，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许多到清迈的游客都要买上一个做纪念品。
　（李滋仁）（附图片）
图为泰国的象在卷木材。

华丽的泰国挽巴茵皇宫
离泰国首都曼谷五十多公里的大城府挽巴茵县，有一座建筑十分华丽的行宫，称为挽巴茵皇宫。
它建于大城王朝（公元一三五六——一七六七年），后来又经拉玛四世皇室修建，才成为今天有亭台楼阁的行宫。
行宫座落在湄南河中的小岛上，后来才与岸上相连。
翠绿的树木掩映着好几座宫殿，回桥走廊连结水中石桥的亭榭。
栏杆有佛像，也有两翼的安琪儿石像。
最著名的要算那座金碧辉煌的水上宫殿，尖塔形的屋顶，别具风格，巍立在水面上，衬着蓝色的天空，白云朵朵，水天一色。
这些景物的倒影，映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真是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图画，令人心旷神怡。

历史悠久的中泰友好关系
泰王国是中国的近邻。
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中，建立了亲戚般的深厚友谊。
公元一至五年的西汉平帝时期，中国使者曾到过泰国南部。
五世纪中国南北朝时期，泰国使者访问过中国。
此后两国使节交往历代不绝。
据一些史学家考证，十三世纪末叶，暹罗素可泰王朝国王兰堪亨的儿子曾访问元朝。
在此期间，暹罗使节还邀请中国制造陶器的工匠去泰国开窑烧制。
一四○九年（明代永乐七年），我国航海家郑和第2次访问亚非国家时，曾率领船队到过暹罗。
一七二四年（清代雍正二年），暹罗曾向我国赠送水稻和果树的良种。
一八○二年（清代嘉庆七年），第1本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在暹罗译成泰文。
历史上两国经济文化不断交流，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向泰国出口丝绸、陶器、石雕人等工艺品和其他土特产，从泰国进口大米和柚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中泰两国来往中断过一个时期。
近年来，中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75年07月，中泰两国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之间广泛开展了贸易、文化、体育、科技等方面的友好往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今年03月，江萨总理访华，带来了泰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柬埔寨的真相
以佐佐木更三会长为首的日本柬埔寨友好协会访柬友好代表团，从09月16日起访问了民主柬埔寨。
该团副团长、日柬友协理事长、爱知大学教授坂本德松的访问手记《柬埔寨的真相》发表在《每日新闻》上，现摘译如下：
柬埔寨迄今一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
这里边有各种原因：
即柬埔寨本身采取了一种闭关的政策；
与此相比，来自越南方面的宣传情报多如牛毛；
加之日本人本身对亚洲的认识比较浮浅；
等等。
在柬埔寨没有货币流通。
我们所首先考虑的是由此而来的不便的一面，但是反过来，恐怕也不能够忽视它所带来的卓有成效的一面。
正确地说，废除通货不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实验，它是在1973年建设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在农业合作社里开始的。
当时使旧货币失去作用的具体作法是，首先让大家交出旧朗诺货币，再拿这些货币偷偷地到未解放的金边和越南等地购买粮食、药品等必需物资，然后根据合作社的需要再把它分配给大家。
不仅没有货币，而且既没有邮政也没有电话。
这在象日本那样普及了电话的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必要的联络就用无线电进行收发。
对外虽然也没有国际电话，但可以用电报进行通信。
各机关之间的联络则由通讯员驾驶摩托转送。
在这种实验和考验中，在国内之所以政权稳定，治安和秩序维持得良好，是由于大米增产确保了生活的基础，和在合作社、工厂等第1线带头工作的年轻干部政治觉悟非常高的缘故。
柬埔寨似乎是把政治、思想和组织这三条作为衡量每个人在工厂、农村和机关劳动的标准。
把政治表现和作用首先放在第1位。
年轻的干部正在带头落实这一点。
即使在我们在柬埔寨逗留期间，东部边界地区的战斗也连日未断。
我们在曾是旧朗诺军作战司令部的那个建筑物的前院和在从茶胶市返回金边的沿公路的村子里，看到了从越南人手里缴获的GK—106型坦克和其它几辆坦克。
迄今我一直对印度支那很关心，写过几本有关书籍。
此次使我深为震惊的是下面两件事。
第1，对于柬埔寨来说，至少没有象我们很多的日本人所想象的那种意思的印度支那观念。
日本人把越南、老挝、柬埔寨统统地包括在内，可以说是未加思索而漫不经心地描绘了印度支那的形象。
柬埔寨正在谴责越南占统治地位的“印度支那联邦”。
这里面有它两个不可动摇的前提：
一个是反对越南吞并领土；
另一个是在印度支那，越南同柬埔寨在迄今为止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第2，柬埔寨的领导人认为，同越南的战争不单单是同越南的对立。
而在日本，只是把焦点集中在昨天还是一体的两国，今天怎么却交起火来这一局面上了。
可是，包括吃饭的时间在内，波尔布特书记同我们日柬友好协会代表团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谈。
他有时甚至打着手势，反复强调了越南和苏联的东南亚战略。
从某种意义来讲，越柬战争是反对苏越合作在东南亚推行的扩张、吞并战略的斗争的重要一环。
日本不是也几乎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吗？
柬埔寨是一个年轻的新兴国家，才刚刚解放三年多，它却已在尝试世界上罕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实验。
可是，城市的人口骤然减少，除早晚有满载工人的卡车往来以外，行人也是寥寥无几。
然而，早晨很早就有人修剪摆放在大街人行道上的盆景，清扫常绿树的落叶。
因此，市内的街道非常清洁。
我们夜间两次在金边剧场分别观看了电影和歌舞。
第2次，在能容纳五百多人的剧场里聚满了男女青年。
比起吴哥时代，新的柬埔寨国歌是进一步歌颂伟大的胜利。
这一伟大，在吴哥时代是靠神仙和帝王的统治，而现在是靠八百万人民把它建立起来的。

泰王国　朱育莲　绘

王震副总理抵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途经卡拉奇和伊斯坦布尔作短暂停留
新华社伦敦11月06日电应英国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王震11月06日下午乘专机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王震副总理在机场受到英国工业大臣埃里克·瓦利、其他英国朋友和旅居伦敦的华侨代表的欢迎。
新华社卡拉奇11月0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前往英国进行友好访问途中，11月04日乘专机到达这里。
到机场迎送的有巴基斯坦信德省省长阿巴西中将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驻卡拉奇的英国总领事和伊朗领事。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王景融也到机场迎送。
当天晚上，阿巴西中将设宴招待王震副总理。
新华社安卡拉11月0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赴英国访问途中于11月05日下午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11月06日下午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伦敦。
王震副总理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在机场受到土耳其副总理兼国务部长希克梅特·切廷的欢迎。
王震副总理离开伊斯坦布尔时，伊斯坦布尔省省长伊赫桑·特金和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科蒂尔到机场欢送。
希克梅特·切廷副总理11月05日晚举行宴会招待王震副总理。

西亚德总统前往宾馆会见耿飚副总理
耿副总理结束对索马里的访问后回国
新华社摩加迪沙11月05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11月05日晚前往摩加迪沙宾馆会见耿飚副总理，双方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索马里方面在座的有：
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瓦尔萨马·阿里·法拉赫。
中国方面在座的有：
外交部部长助理林中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
新华社摩加迪沙11月0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结束了对索马里的私人访问，11月06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摩加迪沙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夫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
在机场上，耿飚副总理绕场一周，同送行的群众见面。
乐队奏索马里和中国国歌之后，耿飚副总理在库勒米副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库勒米副总统和耿飚副总理在飞机旁边拥抱并道别。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也到机场送行。
耿飚副总理一行在库勒米副总统和夫人陪同下，在摩加迪沙参观了卷烟和火柴厂、摩加迪沙体育场和贝纳迪尔医院。

邓小平副总理参加泰国王储剃度仪式
卓琳在曼谷参观访问并游览名胜古迹
新华社曼谷11月06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下午参加了在曼谷玉佛寺举行的泰国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的剃度仪式。
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佛教徒。
泰国人一生至少要出家一次。
男人通常是在二十一岁时当三个月和尚以表示对佛教的虔诚。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王后诗丽吉、王太后西娜卡琳德拉和许多泰国高僧参加了这一重要的宗教仪式。
国王普密蓬亲自为王储削发和洒圣水。
国王和王后给王储赠送了黄色的袈裟。
邓副总理在江萨总理的陪同下，前往玉佛寺。
当邓副总理步出汽车，走向即将举行仪式的圣殿时，聚集在寺院内的男女老少拥上前去向邓副总理献荷花并同他握手。
邓副总理连声用泰语对欢迎群众说：
“库坤，库坤！”
（感谢），受到在场群众一再的欢呼。
仪式结束后，邓副总理向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表示祝贺。
这时，西娜卡琳德拉王太后热情地握着邓副总理的手说：
“您太忙了，一定累了吧！”
邓副总理说：
“谢谢！
总理阁下照顾得很周到。
祝您长寿！”
邓副总理在回爱侣湾旅馆途中，接待邓小平副总理访泰委员会成员颂蓬·汶耶库部长对他说：
“您参加今天的仪式，为泰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泰国全国人民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您。
当泰国老百姓蜂拥前来迎接您时，您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从心底里欢迎您。”
邓副总理说：
“是的。
他们的欢迎很自然。”
参加仪式的有：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和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
据新华社曼谷11月06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夫人卓琳06日在曼谷访问了泰国红十字会总部，并游览了曼谷附近的名胜古迹。
卓琳在泰国红十字会访问时受到了泰国红十字会副主席诗琳通公主的欢迎。
诗琳通公主向卓琳赠送了纪念章。
卓琳向泰国红十字会捐了款。
在江萨总理的夫人威叻、外交部长乌巴蒂的夫人阿披拉的陪同下，中国客人们参观了由泰国红十字会管理的蛇园。
蛇园收集了泰国各类毒蛇的标本，并用毒蛇配制治疗被毒蛇咬伤的血清以及进行其他有关的研究工作。
中国客人们观看了制造这种血清的过程。
接着，她们乘车前往曼谷姐妹城市吞武里的曼谷花卉中心公司。
这家公司建立于1970年，以培植出口兰花著称。
中国客人观看了包装兰花的表演，并被赠送了花束和盆栽兰花作为纪念品。
今天下午，中国客人在副总理颂朴·何达吉的夫人汶昌和外交部长乌巴蒂的夫人阿披拉的陪同下前往曼谷以东三十公里的北榄古城参观。
她们乘车漫游了这个面积有二百英亩的花园城市。
这个城市以有全国五十个府的文物而闻名。
中国客人对泰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以前，中国客人参观了附近的鳄鱼湖。
这个鳄鱼湖是1950年建立的，养着两万多条鳄鱼。
鳄鱼湖和它附属的动物园每天吸引了许多游客。
中国客人观看了驯养鳄鱼的表演。
表演者用手抓住凶猛的鳄鱼的尾巴，有时坐在鳄鱼的背上，有时把它举起来。
表演者的勇敢和技巧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一年来美元汇价的下跌
去年以来，在西方外汇市场上一再掀起以美元兑换西方其它主要货币的风潮。
美元对瑞士法郎、日元和西德马克等的比价不断暴跌，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11月01日，美国卡特政府不得不宣布，要大量抛售黄金和筹措三百亿美元的西德、日本和瑞士的货币来支持美元地位。
现将一年来美元对瑞士法郎汇价下跌幅度列表如下：
美元∶瑞士法郎
1977年10月15日　1∶2．2720
1977年12月15日　1∶2．0721
1978年02月15日　1∶1．9230
1978年04月15日　1∶1．8825
1978年06月15日　1∶1．8866
1978年08月15日　1∶1．5967
1978年10月15日　1∶1．5280
（新华社）

伊朗国王任命新首相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06日电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1月06日上午任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为伊朗首相。
新内阁已于当天组成。
前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在此之前向国王提交了辞呈。
谢里夫·埃马米是今年08月27日出任首相的。
据报道，继10月底伊朗石油工人举行总罢工后，11月05日，数万名大、中学生又举行示威游行。
据路透社报道，示威者捣毁了新闻部，放火烧了英国大使馆，烧毁了几十辆汽车，“一些银行、警察所、电影院、商店办公楼以及至少一家大饭店纷纷着火”。

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
——国际舆论对苏越条约的揭露
本报综合报道　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警惕。
日本《东京新闻》刊登该报记者酒井从莫斯科发回的消息说，“这项条约带有明显的军事同盟色采”。
日本共同社发自莫斯科的消息指出，“这项条约中设有缔约国一方受到来自第三国的武力进攻时的合作条款，表明了实质上拥有军事同盟条约性质。”
《瑞士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令人不安——不安》的评论写道：
“这个条约是一个涉及很多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已经相当密切的联盟的明显加强，也是莫斯科对河内作决定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监护。”
西方舆论注意到，苏越条约的签订，使越南进一步“投入了莫斯科的怀抱”，成为“苏联的大棋盘上”的“走卒之一”。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指出，“越南在（今年）06月29日宣布参加经互会之后，刚刚又向参加苏联阵营跨了一步。”
意大利《共和国报》转引《远东经济评论》的话说，“这一条约再加上同经互会的联系，使越南成了一个特殊的苏联卫星国”。
日本《朝日新闻》的述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越南在07月加入苏联东欧圈的经济机构经互会之后，也对东盟各国及日本一贯表明了其‘自主独立’路线。
然而，越南的这种
‘辩解’对于那些国家来说是何等无力也是不可否认的”。
一些国家的舆论认为，这项条约是“针对整个亚洲的”。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消息中指出，莫斯科的西方人士推测，缔结条约的目的是越南准备同“柬埔寨进行边界纠纷”。
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也说，苏越两国在越南“对柬埔寨明确施加压力的时刻”，“急于要使它们的一致和它们的密切合作具体化”。
苏越条约不能不引起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忧虑。
日本共同社播发该社记者从曼谷发回的电讯说，“东盟国家最为担心的是苏联抓到了向东南亚发展的阶梯”。
现在，苏越条约的签订，使“东南亚国家感到苏联终于在东南亚的一角建立了强有力的立足点”。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官方的话说，“这个条约的目的是想在东南亚打进一个楔子”。
《东京新闻》的述评说：
“条约将来有着下述目的，即：
使以苏联为中心的亚安体系得以实现。”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认为，“看来很明显的是，这是苏联缔结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老主张。”
西柏林《每日镜报》的评论也指出，在东南亚，“河内想用苏联的援助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

国际简讯
东盟举行第2次常委会议
东南亚国家联盟常务委员会本年度第2次会议，11月04日到05日在雅加达举行。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将于11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东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会议上东盟的对策。
阿根廷内阁改组
阿根廷内阁11月03日进行了一次改组。
新内阁的九名部长中，四人是留任的前部长，另五名是新任命的内阁成员。
这是阿根廷现政府1976年03月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改组。
古巴加紧培养军事人员
古巴最近又有两所军事学校建成开学。
这两所学校是：
设在西恩富戈斯省的海军“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职业学校和属于防空部队和空军部队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第1军事职业学校。
（据新华社）

暂时的喘息
美国政府11月01日突然发布了“全面纠正”美元下跌的一揽子措施。
内容是：
准备更大量地抛售黄金，筹借三百亿美元的西德、日本和瑞士的货币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提到接近创记录的水平等等。
结果，西方外汇市场上美元汇价开始回升，黄金价格明显下跌。
西方世界似乎为美元汇价不再直线下跌，国际金融暂时可能稳定一些而松了口气。
在这之前，尽管美国政府宣布了它的一整套反通货膨胀计划，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项节约能源的计划，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也有所下降，可是美元仍然得不到人们的信任，美元汇价下跌的趋势仍有增无已。
到10月30日为止一周中，包括西德马克、日元、英镑、瑞士法郎、法国法郎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比价都迅猛上升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
抛售美元的不但有各国的货币投机商，而且还包括一些国家的政府、中央银行和大的跨国公司。
的确，美国政府如再不采取行动来维持美元汇价，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都有可能出大乱子。
这就迫使美国政府不能不采取重大行动来挽回局面。
11月02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这样说，卡特的计划是“自尼克松在1971年使美元同黄金断绝联系以来为保护美元所采取的最彻底的措施”。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项措施是否真正“彻底”，是否能够长期保持美元汇价的稳定呢？
大家知道，美元汇价急剧下跌的主要根源是，国际市场上美元到处充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巨大和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而美国政府宣布的“全面纠正”美元汇价下跌的计划，看来却带有“赢得时间”和“临时灭火”的性质。
因此，人们对此紧急措施能否长期保持美元的稳定，抱有不同程度的怀疑。
不仅如此，为了遏止国内通货膨胀，吸引国外美元回流，美国政府从今年04月以来已把联邦储备银行的贷款利率连续加以提高，这已在美国经济界引起惊恐。
因为银行利率的提高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家和消费者将不再愿意用借款来扩大投资和购买消费品。
这就几乎肯定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停滞。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已预言，这种做法将使美国“几乎肯定会出现经济衰退”。
这就是美国政府在对付国内经济困境上所面临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谷津·

根据罗共中央关于完善财经体制的决议精神
罗大国民议会通过明年国家计划和预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04日电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1月03日举行会议，讨论并批准了罗马尼亚1979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国统一计划和国家预算。
计划规定，同1978年相比，国民收入要增加百分之八点八，工业净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点一至五点六，国民经济总投资增加百分之九点一，人民的实际收入提高百分之七点五。
计划还规定，明年的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七十二万吨，发电量为七百零二亿度，煤为四千五百多万吨，石油为一千四百八十万吨，化肥三百五十一万吨，基础高分子产品为六十八万吨，人造丝和合成纤维为二十二万吨。
1979年罗马尼亚的国家预算为三千四百四十二亿列伊，其中，中央预算约为二千九百二十一亿，地方预算约为五百二十一亿。
罗马尼亚政府第1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伊·维尔德茨在会上作关于明年国家计划草案的报告时说，根据今年03月罗共中央全会关于完善经济财政体制的决议，制定1979年的国家计划草案是从基层单位的计划建议开始的，中央机关、政府部、县、工业中心和企业之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所以1979年的国家计划草案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体现。
制定计划的全部工作，是在齐奥塞斯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财政部长保·尼古列斯库在会上作关于明年的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时指出，1979年的国家预算是按照罗共中央关于完善经济财政体制的决议精神制定的，它同以往的国家预算相比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采用了净产值指标，加强了实物生产和品种生产作为基本经济指标的作用；
二、有力地确立了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创造新价值，增加国民财富，为国家的进步和普遍发展不断作出更大贡献这一首要原则；
三、加强了利润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基本财经杠杆和作为确保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来源的作用；
四、改进了筹措投资基金的体制；
五、经济单位能够更好地确保自己必需的流通基金；
六、一切社会主义经济单位都制定了自己的收支预算，作为分析、检查和领导财经活动的重要杠杆。
会议从05日起暂时休会，复会后还将讨论通过教育法草案，海关法草案，关于利润的形成、计划、用途和上交的法律草案等。
（附图片）
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拖拉机。
　罗马尼亚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法国外长和美国总统助理表示
欢迎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1月06日电
法国外交部长德居兰戈11月06日在东京表示欢迎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德居兰戈外长为出席日法外长定期协商会议，于11月05日到达日本。
日法双方06日举行了第1次会谈。
园田外相对德居兰戈外长说，日中双方都认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和稳定的。
德居兰戈外长赞扬日中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还说：
“法国也要一方面同日本好好地交换意见，一方面发展同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华社东京11月03日电
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11月02日在华盛顿向日本驻美国大使东乡文彦表示欢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驻美国大使东乡文彦02日前往白宫会晤布热津斯基，并向布热津斯基说明了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的情况。
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政府认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稳定。
衷心欢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美国宣布大量抛售黄金制止美元下跌
新华社北京11月02日电
华盛顿消息：
面对美元汇价急剧暴跌的严重形势，美国政府11月01日宣布，要大量抛售黄金和筹措三百亿美元来支持美元地位。
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米勒0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已经筹措到三百亿美元的西德、日本和瑞士的货币，以便参加配合一致的市场干预活动。
具体措施是：
从12月份起，每月抛售黄金至少一百五十万盎司；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取美国储备份额三十亿美元；
出售特别提款权二十亿美元；
经过互惠信贷安排，美国分别向西德、日本和瑞士借款六十亿、五十亿和四十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发行面值为外币的证券一百亿美元；
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百分之八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
点五。
联合声明说，最近，美元汇价下跌的趋势，“妨碍稳定物价，并且损害着投资和发展经济的气氛”。
同一天，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宣称，美元汇价不断下跌“威胁着国内外的经济进展和我们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成功”。
“作为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一个重大步骤，现在需要采取行动纠正最近发生的美元跌价过多的现象。”
去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连续出现逆差，通货膨胀重新加剧，致使美元汇价节节下跌，在西方外汇市场上，一再掀起抛售美元的风潮。
据美联社11月01日报道，在过去十八个月里，美元同其他一些外国货币的比价已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华盛顿邮报》11月01日以《美元遇到麻烦》为题发表社论说，“根据粗略的估计，美元的国际价值下跌百分之十，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上涨百分之一点五。
在过去一年里，美元惊人地下跌了百分之十八……仅在过去一个月里，美元汇价就下跌了百分之七。
由于它的影响渗入整个美国经济，这将促使今后几个月的物价不断上涨。”
社论指出，美元汇价暴跌，已经成为对卡特的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实际威胁，并且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不安和不满。
美国政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上述措施的。
美国政府宣布采取上述支持美元的措施后，在西方外汇市场上，美元汇价开始回升，黄金价格明显下降。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政府的行动表示欢迎。
但是，美联社11月01日的一篇报道说，美国把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一次增加百分之一，“这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是前所未有的”。
这篇报道认为，“增加利率和增加银行储备资金的行动显然都会使消费者和企业界的借款支付更多的利息，从而会使美国经济的增长受到新的限制。”
“这可能进一步使美国走向衰退”。

萨达特总统谴责苏联阴谋反对埃及
新华社开罗11月04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11月04日在人民议会开幕式上讲话说，把苏联专家驱逐出埃及是埃及人民作出的决定。
这曾经是一个难于作出的决定。
“超级大国至今还在阴谋反对埃及和这一决定”。
他说：
现在我们又走上了通往和平的困难的道路，我们正处在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所策划的阴谋之中，苏联利用它的实力和某些代理人反对埃及。
萨达特在谈到目前的中东形势时说，埃及永远不会孤立，也不可能被孤立。
正是埃及通过10月（战争）恢复了自己的尊严。
萨达特总统在谈到埃及发展国民经济时说，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并不只是适用于外国和阿拉伯的资本，而首先需要的是埃及资本。

越南《人民报》吹嘘苏越条约
新华社北京11月06日电
越南《人民报》11月04日为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发表社论说，“越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增强了越南的力量”，并且重申，越南是“社会主义体系在东南亚的一个牢固前哨”。
社论说，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越南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的一个巨大发展”，是发展越苏两国之间“各方面关系的一个高峰”。
社论还说，条约“为稳定东南亚局势作出了贡献”；
“对于东南亚国家，我们大力巩固和发展正在实现的政策，以便形成一个和平、独立、自由、中立、稳定和繁荣地区”。
越南《人民报》的这篇社论表明，越南由于苏越条约的签订，将进一步为苏联在东南亚建立霸权服务，并依靠苏联的支持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亚推行其地区霸权主义。

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闭幕
新华社巴格达11月06日电
历时四天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11月05日晚在巴格达共和国宫闭幕。
闭幕会议上，首脑会议主席、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发表了讲话。
他说，会议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这些结果表达了在阿拉伯民族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发言中保证，要为保卫阿拉伯家园和坚决维护在被占领土的阿拉伯权利，特别是为收复耶路撒冷而尽一切努力。
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在发言中保证为使耶路撒冷摆脱以色列的统治而努力。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发言说，这次首脑会议“将鞭策我们加强团结，以便粉碎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
大会正式闭幕以后，伊拉克外交部长哈马迪向各国记者宣读了会议最后公报。
公报说，会议重申：
全体阿拉伯国家用一切形式支持巴勒斯坦（通过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取得解放，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决定自己命运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斗争。
公报说，会议认为戴维营会议的两个协定危害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权利，违背了阿拉伯历次首脑会议的决定，尤其是阿尔及尔和拉巴特决议，违背了阿盟宪章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
公报说，会议呼吁埃及政府放弃这两项协定，不要和敌人签订和约。
公报说，会议深信，阿拉伯民族在团结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潜力，有能力对付困难处境。
公报说，会议决定，每年11月举行阿拉伯首脑会议。
在四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除举行五次工作会议外，还进行了频繁的双边或多边接触，就对中东形势的看法交换和调整意见。
据报道，与会国在对戴维营协定的态度和对埃及的态度上分歧很大，会议的最后公报是一个折中的产物。
编者注：
拉巴特会议是指于1974年10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第7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返回家园和实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在将来被解放的任何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和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