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军民齐努力把人防战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3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闭幕
华主席、叶副主席题了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作了指示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第3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今日圆满闭幕。
华主席、叶副主席为这次会议题了词。
华主席的题词是：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叶副主席的题词是：
“加强人民防空战备，为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而努力奋斗！”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做了指示。
会议期间，来自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的代表，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关于加强战备和搞好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工作的指示，学习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和李先念副主席的报告，批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人防建设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对人防工作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
同志们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积极搞好人防战备建设的任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确定的“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1”的方针，高度总结了我国人防工作的基本经验，指明了今后人防建设的方向，是开展人防战备工作必须遵循的依据和指导思想。
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同心协力，扎扎实实地搞好人防工作。
在这次会议期间，还组织到会代表参观了湖南省株洲、长沙、湘潭和北京市的人防工程，交流了各地人防战备建设的经验，表彰了先进城镇、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在今天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全国人防领导小组成员谭旌樵同志宣读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授予全国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先进城镇、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的决定。
荣获光荣称号的有株洲市等三十个城镇，还有二百零六个单位，三百五十二位先进工作者。
决定中要求荣获光荣称号的城镇、单位和个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出席了今天的授奖仪式和总结大会。
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勇在大会上做总结讲话。
杨勇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决定了人防工作中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人防建设所制定的这些重大方针、政策和提出的要求，必将对今后人防战备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要把会议精神传达好、贯彻好，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
杨勇同志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我国的人防战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夺取更大的胜利。

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标志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人大常委会举行报告会听取廖副委员长报告
邓副总理访日促进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
叶委员长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标志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在京委员报告会，听取廖承志副委员长关于邓小平副总理前往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情况报告。
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了报告会，并讲了话。
叶委员长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标志着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将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乃至对国际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邓副总理这次访日，加深了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重视，意义重大，是很圆满、很成功的。
廖承志副委员长在报告中介绍了邓副总理访问日本的情况，阐述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和邓副总理访问日本所取得的成就。
廖副委员长说，邓副总理前往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日本政府、朝野各界和广大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隆重接待，访问圆满成功，取得了比预期还好的效果。
这次访问是我国家领导人第1次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重视，受到了普遍欢迎。
邓副总理访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不仅为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扩大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必将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廖副委员长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现在，“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思想深入人心，中日友好具有更加广泛、充实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邓副总理访日，广泛地接触了日本各阶层人士，拜会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离间中日关系，孤立我国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是继华主席出访三国之后，苏联在国际上遭遇的又一严重挫折。
乌兰夫、韦国清、邓颖超、赛福鼎、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副委员长出席了报告会。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列席了报告会。
（附图片）
人大常委会举行在京委员报告会。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兰州炼油厂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新华社兰州11月04日电
兰州炼油厂已经提前两个月零九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原油加工和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石油产品的生产计划。
到10月22日，兰州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主要产品产量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九，利润比去年全年还多，成本下降，消耗减少，质量提高。
兰州炼油厂经常生产的一百零七种石油产品中，质量达到或超过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的有一百零四种，还有八种主要产品的质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广大职工扎扎实实地开展优质高产竞赛的结果。
在竞赛中凡作出贡献的车间、班组及个人，都受到了表彰和获得了奖金。

华主席会见施莱辛格部长
同美国朋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夫人，以及由施莱辛格部长率领的美国能源代表团。
华主席对施莱辛格部长和夫人一行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同施莱辛格部长等美国朋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石油部长宋振明、副部长张文彬，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也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进行友好谈话。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

浙江结合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斗争
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按照党的政策，扎扎实实开展斗争，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教育大多数
本报讯
记者郭说传、沈世纬报道：
浙江省各级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浙江是深受“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
前些年，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支持、怂恿和包庇下，不少地方和单位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相当严重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浙江省委在抓紧清查工作、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打了三个回合的“双打”斗争：
一年多来，第1回合是在去年夏收夏种以前，结合清查工作，从政治到经济全面揭露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的罪行，重点打击了一批“双皮老虎”。
第2回合是去冬结合年终分配进行的，重点是揭露和打击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
第3回合是今年春节以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开展了这场斗争。
浙江省在“双打”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经验。
（一）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双打”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搞好“双打”斗争，关键在各级领导。
“双打”斗争铺开后，有少数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对搞好这场斗争决心不大。
有的由于受“四人帮”散布的“矛头向下整群众”等反动谬论的影响，心有余悸不敢抓；
有的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把“双打”和揭批“四人帮”斗争统一起来，认为“政治经济一起搞，一只手难抓二条泥鳅”；
也有少数干部由于自己手脚不干净，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为了扫除思想障碍，省委和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开展“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的指示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开展“一批双打”斗争的有关指示，深入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罪行以及“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矛头向上不会错，矛头向下整群众”等谬论。
同时，通过对帮派骨干大搞“乱中夺权”、“乱中发财”的典型案例的分析，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各地从“双打”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不少在经济上大搞贪污盗窃的罪犯，就是在政治上大搞篡党夺权的帮派骨干。
他们是“四人帮”豢养、喂肥的“双皮老虎”。
“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不择手段地庇护、支持他们的罪恶活动，他们则充当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活动的前台打手。
臭名昭著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翁森鹤是“四人帮”一手豢养起来的走卒，他在政治上舍命追随“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残害干部，镇压群众，破坏生产，是“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体系的主要头目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
在经济上，他依仗帮势，大搞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已查实的就有七千多元，粮票一千二百多斤。
在他控制的一个反革命活动据点，仅十四个月时间，就挥霍国家资财十四万余元，还将大批公物窃为己有，独霸了国家一所工人疗养院和小汽车多辆。
从这些大量的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现实中，各级干部看到，“双打”是一场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严重斗争，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非搞不可。
认识提高后，各级党委把“双打”同揭批“四人帮”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了领导好这场斗争，省委要求领导班子中手脚不干净的同志，要自觉革命，“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问题严重，捂盖子，压群众的，上级领导机关要查明原因，采取措施；
问题十分严重而态度恶劣的要采取组织措施，搬开绊脚石，或者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帮助开展运动。
（二）放手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开展工作。
群众能否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开展“双打”斗争的关键。
浙江省各级党委在领导这场斗争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坚持城乡结合，内外结合，上下结合，掀起群众性的检举揭发热潮，使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有些县、市还对那些首犯、要犯进行批斗，并且举办罪证展览，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
在开展“双打”斗争中，各级党委还采取措施，解决群众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
在金华地区衢县的群众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两种思想：
一是怕“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打击报复，穿小鞋受不了；
二是怕运动“虎头蛇尾”，“功夫用掉，力气花掉，坏人坏事处理不了，赃款赃物退赔不了”。
县委针对群众中存在的这些思想顾虑，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1，领导干部在大会上亮态度，表决心，反复强调首先要揭露党内和领导班子内部的问题，不准压制群众，不准打击报复；
第2，采取边揭发边查证边退赔，使群众看到领导的决心；
第3，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到问题严重的单位加强领导，支持群众揭发问题。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双打”斗争的积极性，衢县的“双打”斗争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教育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在“双打”斗争中，省委十分强调要认真执行党的有关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对极少数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和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必须绳之以法纪。
对于中小贪污犯、投机倒把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对于犯有小拿小摸之类错误的，着重于教育，提高觉悟，改了就好。
经济退赔一定要坚决，不能马马虎虎，但又要合情合理。
对问题不严重，检查又较好的，经群众讨论同意，可实行减、缓、免。
各级党委在领导“双打”斗争中还注意掌握一些政策界限，例如区分受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影响参加过打砸抢活动和有民愤的打砸抢分子的界限，对于前者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不追究个人责任；
区分贪污盗窃与小偷小摸，多吃多占的界限，对一些人乘“四人帮”破坏捣乱之机，公私不分，多吃多占的，主要是教育他们提高觉悟，动员他们公物还家；
区分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与单干“五匠”的界限。
由于注意掌握这些政策界限，重点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四）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干部队伍中造成的“内伤”是十分严重的。
“双打”斗争开始后，有的干部背上思想包袱，怕痛怕丑怕处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委要求各地在开展“双打”斗争时，要立足于教育干部的大多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肃流毒，治“内伤”，总结经验教训。
对极少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已经蜕化变质的干部则毫不手软，坚决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
对多数犯错误的干部则启发他们深入检查，“洗手洗澡”，同错误划清界限。
各县普遍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给一些有经济问题的干部说清问题的机会，把多数干部解脱出来。
许多干部通过“洗手洗澡”，洗掉了“四人帮”留给自己的污泥浊水，振奋了革命精神，挺起腰杆来大胆领导“双打”斗争。
各地在开展“双打”斗争中，还普遍注意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大力表彰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好干部，启发大家找差距，提高遵章守纪、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
大家受到生动、具体的阶级斗争教育，一致表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

烟台港务局、黑龙江公路客车装配厂
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
新华社济南11月04日电
烟台港务局提前七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货物吞吐量计划，其它主要经济指标也都达到了国家的要求。
其中，利润、质量、装卸成本、船舶在港停时，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烟台港务局单船卸货时间、日吞吐量、月吞吐量，连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1月至09月，货损率比国家要求降低百分之七十六，货差率降低百分之九十六。
新华社哈尔滨11月04日电
黑龙江省公路客车装配厂职工大干快上，提前九十五天全面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其中，劳动生产率和客车质量两项指标都是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上缴利润超额百分之十五完成了国家计划。
这个厂生产的“661”型公路长途客车不仅美观、大方、视野宽阔，而且结实、耐用、质量坚固，受到用户的赞扬。
最近，他们还试制成功了载客多、外型美观的“680”型公路长途大客车。

辽宁省委召开大会揭露林彪、“四人帮”制造骇人听闻大假案的阴谋
彻底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假案
为遭受打击迫害的陈先舟、车向忱、于毅夫、杜者蘅、栗又文、赵承金等九十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
最近，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件彻底平反，为遭受打击迫害的九十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等昭雪伸冤，恢复名誉。
省委、省革委会和沈阳部队的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省委第1书记任仲夷在会上讲了话。
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起源于1968年初。
某群众组织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四十二人，1946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还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北方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据此认定：
“这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于是，他们大动干戈，立案追查。
到1968年底，他们将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实行“监护”，还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看管起来，开展“深挖”，大搞刑讯逼供。
1969年01月，他们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
并且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恶毒诬陷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什么“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
因为涉及的人员原籍都是东北的，故取名称为“东北帮”。
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辽宁省委对这起案件极为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要认真进行复查。
复查结果证明，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假案。
所谓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的历史事实是，1946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正义要求，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我党中央坚决支持这一正义斗争，以各种方式采取各种行动，大力声援。
吕正操等四十二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经党组织同意，经新华社联名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
历史证明，呼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
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真是荒谬绝伦。
所谓九十名的“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是他们把凡是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籍人，甚至当年在东北中学、东北大学学习过的学生，都捏合在一起而拼凑成的。
平反大会上，省委第3书记黄欧东代表省委宣布了对这起假案的平反决定。
他说，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而蓄意制造出来的。
遵照毛主席关于“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省委决定，对在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
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要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要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假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并给被平反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
——从《神圣的使命》谈起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作家努力摆脱
“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枷锁，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写出了一批较好的作品。
其中，如《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命运》、《复婚》、《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高洁的青松》、《醒来吧，弟弟》和见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的《神圣的使命》，由于从人民群众个人生活遭遇和性格变化的深处，展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着力揭露“四人帮”给予人们的精神创伤，挖掘他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对于党的热爱和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但是，人们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
比如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为什么要写阴暗面和悲剧，写这样的作品，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些议论，涉及到文学创作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一）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主席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1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什么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华主席的讲话中，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清除“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只有党和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才构成前进的、革命的历史潮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捂盖子、包庇“四人帮”，破坏和阻止清查“四人帮”的罪行，甚至继续迫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干部和群众，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批判“四人帮”的路线，是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
这种揭露和批判越深刻、越彻底、越有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保卫得越牢靠。
《神圣的使命》揭露和批判的对象，是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行，是他们害死省委书记陆青的秘书、公安人员王公伯和制造白舜冤案的反革命活动以及搞阴谋诡计、直到不惜用亲生女儿的名誉进行政治赌博的卑鄙行径。
如小说指出的，他们“代表了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黑暗势力”。
难道他们这些活动，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吗？
难道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有力的鞭挞，不是真正在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吗？
作品还从另一个角度，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了。
斗争锻炼了群众，使他们更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具有区分敌我、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这是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历史的主人的重要标志。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洪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郑局长、王公伯才在1975年，遵循党中央的指示，为了替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有勇有谋，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投入揭发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斗争。
小说也写了冤案受害者白舜、林芳，公安干警陈清水、吕萍，教师吴正光在斗争的洗礼中觉悟提高的过程。
就连艾华，这个一度成为父亲的工具的受害者，最后也反戈一击。
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和他们在斗争中的坚强团结，同时表明了“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已经人心丧尽、众叛亲离。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写出了典型环境，写出了时代精神。
白舜说：
“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象大江奔流，难免挟着泥沙俱下。”
它淘出了象郑局长、王公伯、白舜这样的真金，也淘汰了象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样的泥沙。
肯定郑局长、王公伯、白舜等人，正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相反，不去揭露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就不能叫做肯定文化大革命。
（二）关　于　写　阴　暗　面
如果不是进行经院哲学的讨论，那么，首先应该弄清的，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写阴暗面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阴暗面，怎样看待和区别阴暗面以及怎样写阴暗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光明的；
作为一个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作为一个还有待于我们不断认识其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在实践中改正缺点和错误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它又存在阴暗面。
毛主席就曾说过，必须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可见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阴暗面。
在无产阶级看来，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首先就是指“四人帮”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
与此相反，“四人帮”则把自己写成神圣，把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阴暗面”来横加诬蔑。
在他们那里，光明面和阴暗面是颠倒的。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毒草作品，就是他们这种观念的标本。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揭露阴暗面，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
通过白舜的冤案，揭露“四人帮”制造的阴暗面，激起人们对于“四人帮”的憎恨，是《神圣的使命》的一个重大成就。
小说没有只写阴暗面。
有阴暗面就有光明面。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
白舜一家的不幸和王公伯的被害，尽管使人潸然下泪，悲愤不已，但是，小说却始终表现出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这就是光明面，这就是光明面终将战胜阴暗面的根本原因。
揭露阴暗面，不仅不是什么“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助于克服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和代表这种关系的政治力量；
有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
因此，华主席说：
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
就冤案来说，它的产生，当然首先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但是，又不能完全忽视它同我们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的某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的关系。
既然这样，白舜的冤案，难道不是既有助于我们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又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进行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研究吗？
即使是阴暗面并未完全得到扭转，也是可以写的。
在《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和《伤痕》中的王晓华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
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但是却并不以完满地解决而收尾。
这是无可指责的。
矛盾就是过程。
只要在作品描写的范围之内，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还没有达到彻底解决的程度，阴暗面还没有全部转变为光明面，那么，作家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离开生活的真实，仅仅根据某种抽象的原则，去唯心地生造一条光明的尾巴呢？
当着作家揭露了阴暗面，同时又写出了在它周围存在的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力量时，他实际上已经再现了光明面必然战胜落后面的历史趋势。
文艺作品要通过艺术典型化的过程，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阶级斗争，就是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
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也反映着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虽然它在多数场合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在不断地揭露和战胜阴暗面的斗争中，我们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
人民不会欢迎掩盖现实矛盾的虚假的作品，不会欢迎离开阶级斗争、离开先进同落后的斗争的、苍白无力的形象。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
如果认为，暴露了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暴露了敌人以及他们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社会主义就要塌台，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误解，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开嘲弄。
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来说，越是敢于揭露和彻底地批判阴暗面，就越能推动现实的革命发展，相反，在阴暗面面前缩手缩脚，迁就屈从，倒是对于人民事业的犯罪了。
（三）关　于　悲　剧
研究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悲剧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历史的前进，不会走笔直的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人民群众就会有痛苦和牺牲。
“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没有痛苦，没有悲剧的谬论，是一种十足的欺人之谈。
毛主席就批评过我们的某些干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的错误。
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无产阶级道德和社会风尚被严重败坏，老一代革命家、老劳模、老工人付出重大的牺牲，青年一代不仅被剥夺了青春，而且落下了这样那样的伤痕。
“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牵四挂五、株连九族，更加给受害者带来深重的灾难。
“四人帮”是造成人民痛苦的元凶。
对于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沉湎于关于应该不应该写悲剧的空泛议论，至少是颠倒了文艺和现实的关系。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这不是一蹴即至的。
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牺牲，才能取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
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人物，与过去时代的悲剧人物不同。
他们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历史的自觉的主人。
对于他们说来，暂时的挫折和失利，只是达到最终胜利的步骤。
象《神圣的使命》中的王公伯、白舜，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同社会主义制度、同人民群众的痛苦联系起来，面临生死的考验而决不退缩一步。
他们的悲壮的、战斗的经历，不是使读者消沉，而是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新英雄。
有些同志担心，写悲剧是否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不知道，写悲剧，歌颂同悲剧制造者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正是暴露和批判剥削阶级，正是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党的领导。
描写王公伯、白舜的悲剧，描写艾华、谢惠敏、王晓华的悲剧，描写宋宝琦的悲剧，不正是激起了人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吗？
不正是在鼓舞人们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更快和更彻底地清除他们的流毒吗？
这样的作品，写“四人帮”之罪恶，抒人民之悲愤，怎么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呢？
由于“四人帮”的禁锢政策，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悲剧望而生畏，生怕一个“悲”字。
其实，悲愤出诗人。
只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呼声，无论是悲剧的内容还是悲剧的形式，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灿烂的百花园中，完全可以和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神圣的使命》的现实意义
打开《神圣的使命》，在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思想，这就是“四人帮”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同样，在王公伯、白舜、林芳、陈清水、吕萍、吴正光和艾华后来的活动中，又始终贯穿着另一种思想，这就是反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杨大榕等制造了白舜强奸幼女的冤案，给省委书记加上害死秘书的罪名，旨在拔掉这个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眼中钉。
白舜置生死于度外，写了揭发信。
王公伯见义勇为，他深深地感到：
“眼前这场斗争，绝不仅是处理一宗个别人的冤案，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它牵动着好些个人！
它将使妖魔现出原形，使正义得到伸张，使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
《神圣的使命》的重大价值，就是它艺术地、形象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这一纲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在“四人帮”的控制下，由他们及其帮派骨干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是不可能得到平反昭雪的。
王公伯为白舜案件屡经奔波，结果只能弄清原委为止，自己却被加上一大堆罪名，含恨而死，就是证明。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同冤案、假案和错案格格不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冤案、假案和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在了我们广大干部的肩上。
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积极地进行这种工作，那就会败坏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声誉。
华主席指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中央根据我们党历来倡导的有错必纠和错多少平多少，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的精神，在短时间内，领导平反昭雪了大量冤案、错案和假案。
这是大得人心的。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平反昭雪冤案、假案、错案，仍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王公伯那种认真负责、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难的精神，对我们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神圣的使命》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这就是：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样一小撮坏人，根本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践踏正义、草菅人命的罪行和反革命伎俩，也早已为群众所识破，却能够窃取相当部分的权力，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相反，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和群众，却处于有冤难伸、有仇难报的地位，为什么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十多年之久，只有在从中央把“四人帮”清除出去以后，才能够彻底改变？
应当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社会主义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力量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它比其它一切社会制度无比优越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支配国家和支配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
叶副主席在五届人大《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确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如果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履行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类坏人一俟暴露，就势必会很快地得到应有的惩处，我们的干部，就不至于象王公伯那样含恨死去，也不至于象白舜那样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小说所描写的阶级敌人的活动和王公伯、白舜的悲剧启示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仍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提出的问题，比之《班主任》等作品，就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了。
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当前，必须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服务。
这是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满怀喜悦地读到一些好作品。
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对于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进行新的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努力，每个革命同志，都应当热情支持。
但是，人民有权向我们的文艺家提出更高的要求。
应当看到，从总的方面来说，用文艺形式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和亿万人民揭批“四人帮”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是不相称的。
还不能认为，文艺已经充分和准确地反映出了人民群众中间逐步酝酿和早已蕴藏着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首创精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是不是可以说，它至今未能根本扭转，首先是同我们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尚未彻底地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直接有关呢？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等作品的出现表明，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真正喊出人民的心声，切实反映历史脉搏的革命文艺高潮，正在来临。
我们的同志，应当积极、主动、热情地站在它的前面，去鼓励、推动、引导它蓬勃地、健康地发展，而不应当、不必要被无穷的忧虑和清规戒律束缚得裹足不前。
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许多业余的和专业的作家，已经和正在行动起来。
我们不是应当为他们鸣锣开道，使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有力地射向“四人帮”的炮弹，尽快地脱膛而出吗？
《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把保护人民、同“四人帮”进行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的使命”。
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也肩负着同一使命，让我们拿起革命文艺这个武器，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去！
（原载11月04日《光明日报》）

安东尼副总理在京举行答谢宴会
澳大利亚贵宾离京经广州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03日电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资源部长约翰·道格拉斯·安东尼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夫人牟锋，外贸部长李强和夫人魏环图、副部长崔群，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徐驰，煤炭部部长肖寒，农林部副部长王常柏，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项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等。
安东尼副总理的夫人，随同来访的澳大利亚贵宾，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伍达德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宴会。
安东尼副总理和谷牧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今天，安东尼副总理和夫人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资源部长约翰·道格拉斯·安东尼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经广州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夫人牟锋，外贸部长李强和夫人魏环图，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等。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伍达德也到机场送行。

尼日尔卫生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11月03日电
由尼日尔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叶海亚·通卡拉率领的尼日尔卫生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京回国。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副部长谭云鹤等到机场送行。
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阿鲁纳也到机场送行。

巴西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应外贸部李强部长邀请，由巴西矿业动力部长植木茂彬率领的巴西贸易代表团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长李强、巴西驻中国大使阿卢伊济奥·纳波莱昂前往机场迎接。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中友好国会秘书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以秋津宏机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国会秘书会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李权中，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了以秋津宏机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国会秘书会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王景英摄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日本财界人士及其家属友好访华团共进早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今天同日本财界人士及其家属友好访华团共进早餐。
这些日本朋友是永野重雄、谷口丰三郎、上枝一雄、江户英雄、大槻艾平、今里广记、伊部恭之助、小山五郎、兵头义清等。
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廖承志副委员长对日本财界重要人士访华表示衷心欢迎。
他说：
我国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有许多事情我们没有经验，我国还没有摆脱落后状态，因此，请各位日本朋友在访问中对我国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意见。
永野重雄团长说，我们在两国人民祝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时候来到中国访问，感到十分高兴。
他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两国人民渴望多年的条约正式生效，我们财界也好，全日本国民也好，都非常高兴和感动。
我们来访的目的，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找出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法。
同日本朋友共进早餐的还有外交部长黄华等。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02日下午曾会见了日本朋友。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日本财界人士共进早餐。
席间，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永野重雄等日本朋友进行友好交谈。
　新华社记者　王景英摄

我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澳大利亚特命全权大使林平今天离京赴任。

方毅副总理会见日本感光材料学者访华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以本多健一为团长、羽田宏为副团长、藤井悦男为秘书长的日本感光材料学者访华代表团。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方毅副总理同日本朋友就中日两国科技交流和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感光研究所负责人邓启明等。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了以本多健一为团长的日本感光材料学者访华代表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崔宝林摄

澳大利亚儿童画展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11月03日电
《澳大利亚儿童画展览》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这是我国文化部根据中澳两国文化合作计划举办的。
展览会展出了澳大利亚四岁至十六岁少年儿童的绘画作品六十多幅。

美国农业部长伯格兰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美国农业部长罗伯特·伯格兰一行，应农林部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今天中午，农林部长杨立功、副部长何康到机场迎接。
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和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越南当局有预谋的反华升级的又一新的严重步骤
越南武装人员打死打伤和绑架我边民
11月01日，越南武装人员在我广西边境境内打伤我社员和民兵十二人，抓走八人，其中六人被杀害。
我边境地区人民对此极大愤慨，强烈抗议越南当局的武装挑衅，要求越南当局立即交还被抓去的中方人员和被杀害的中方人员尸体，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社南宁11月04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11月01日，越南当局派出大批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庭毫山地区，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对我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打伤我社员和民兵十二人，抓走八人，其中六人已被越方杀害。
在事件过程中，我民兵始终采取克制态度，没有还击一枪。
11月01日上午，广西靖西县湖润公社的社员和民兵，在该公社所属的弄教、弄黑地区，清除越方在我国境内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填平越方在我国领土上挖掘的堑壕时，越方出动武装公安人员和民兵六十多人，侵入我国境内，对我社员和民兵的正当活动进行蛮横的捣乱和挑衅活动。
中国边境群众指出他们侵入了中国领土，要求他们返回边界线越南一侧。
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听劝阻，反而用石头和匕首刺伤、打伤中国边境群众。
对此，我方人员始终没有还手，据理驳斥。
正当我方社员和民兵同越方武装人员说理之时，越方武装人员突然后撤。
在侵入中国境内的越南指挥人员用手枪鸣枪为号，预先埋伏在附近四个不同地点的堑壕里的越南武装人员，突然同时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我社员和民兵射击五百余发，当即打伤我社员和民兵十二人，并抓走八人。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方人员采取克制态度，未作任何还击，主动后撤。
从十二时三十五分到十三时，越方三次向我方疯狂扫射。
十三时以后，越方还陆续向我方打冷枪。
事件发生以后，我方边境口岸立即出境向越方边境口岸提出抗议，并要求越方归还被越方抓去的我方社员和民兵。
越方同意在11月02日下午四时半会晤。
02日下午，当我方代表正在前往会晤途中，越方突然以准备不及和中方代表安全无保障为由，通知推迟谈判。
11月03日下午，越方通知：
“中方六人在越南领土上死亡。”
我方代表在会晤中坚决要求越方交还被抓去的中国人和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
越方却说：
“为了卫生和地方安全，已经对尸体进行了处理。”
11月01日的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是越南当局有预谋的反华升级的又一新的严重步骤。
从08月下旬起，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入侵中国领土，公然在边界线中国一侧纵深几十米到几百米的领土上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埋置地雷和竹签，挖掘战壕，构筑工事。
中国方面对此曾一再提出警告和要求，越南当局却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气焰越来越嚣张，入侵中国领土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和严重。
仅据来自广西东兴、宁明、凭祥等县、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10月份，越方向我社员和民兵开枪挑衅的事件就达十七起之多。
10月14日傍晚八时左右，越南武装人员向我东兴县滩散公社那博村开枪两发。
当晚九时许，又向该公社吒管坡村开枪多发。
在宁明县下石公社地区，10月份越南武装人员多次开枪威胁我方群众。
仅在10月28日到31日四天内，越南武装人员就向我正在放牧、拾粪的社员和哨所的民兵开枪七十四发，并于28日占领并烧毁了我方哨所。
在凭祥地区，继10月19日向我方开枪以后，10月31日越方又用轻机枪、冲锋枪和步枪向我民兵和群众射击七十余发，并投掷手榴弹一枚。
靖西县庭毫山地区人民对越南当局入侵我国境内，开枪挑衅，打伤和杀害我社员和民兵的流血事件，表示极大愤慨。
对于越南当局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可耻手段，反诬中国“大批士兵入侵”越南领土，开枪挑衅，使越南“多人伤亡”等等，尤其气愤。
他们强烈抗议越南当局制造11月01日严重流血事件，要求立即交还抓去的中方人员以及被杀害的中方人员的尸体，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附图片）
11月01日，被越南武装人员开枪打伤的广西靖西县湖润公社锰矿副主任李瑞先，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他的腰部被打穿，肾脏受损伤。
本栏照片均为梁森荣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11月01日，在广西靖西县湖润公社中越边境我方一侧，被越南大批武装人员开枪打伤的我部分社员和民兵，在揭露越南当局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的情况。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财界人士及其家属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财界人士及其家属友好访华团。
访华团团长永野重雄和其他日本朋友都是日本财界的有关人士。
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开展两国经济方面的友好合作，他们这次有的特地带了夫人、儿女、孙子来中国访问。
会见时，邓副委员长对他们表示了热情欢迎。
她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这次访华团的组成反映了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肖方洲等。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以永野重雄为团长的日本财界人士及其家属友好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阿拉法特的特使阿布·胡勒一行离京
新华社北京11月03日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特使阿布·胡勒及其一行圆满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到机场送行。
阿布·胡勒等在京期间，同何英副外长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客人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解放军部队。

后台与“前哨”
苏联副外长费留宾10月下旬对东南亚联盟的三个国家进行了悄悄的访问。
他所到之处，都躲开新闻记者，避免抛头露面。
在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他装得象一头绵羊，温顺和平之态可掬。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费留宾的东南亚之行，也避免大事张扬。
这是苏联对亚洲外交中少有的现象。
费留宾为什么如此“低调”？
仅仅是因为09月份刚吃过东盟国家的闭门羹，所以小心翼翼，还是因为向不久前还被苏联辱骂过的东盟国家说奉承话，很有点尴尬？
越南领导人的后脚刚刚离开，费留宾的前脚就踏上东南亚。
苏联对越南领导人访问东南亚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同对费留宾的访问竭力压低调门形成了显著的对照。
从越南领导人的访问开始一直到结束以后很久，苏联的宣传机器锣鼓喧天地为之捧场，说什么越南为“东南亚的政治气候明显地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说这是什么“国际生活中的大事”，甚至断言“没有越南的参加，要实现把东南亚变成和平区域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好象东南亚的前途吉凶，都系于越南一家。
苏联宣传机器还硬说东南亚国家已经就越南提出的建立“独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达成了“一致意见”，以证明越南领导人的访问的“成功”。
越南是苏联“在东南亚的当之无愧的前哨”。
越南在东南亚的活动，背后牵线人是苏联。
越南在东南亚的“成功”，也就是苏联的“胜利”。
苏联宣传机器为之戮力捧场，完全是为了苏联的利益。
“前哨”活动过后，费留宾以后台老板的身份去检查“前哨”的工作，估计形势，为下一步扩张取得第一手的情报资料，并把这件事做得不露形迹，也是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现在，越南领导人到莫斯科去了。
费留宾也急急忙忙回到了莫斯科。
“前哨”与后台人物在克里姆林宫会合，到底要对东南亚地区搞些什么鬼名堂，只要看莫斯科正式派给河内什么角色，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越南领导人的花言巧语和费留宾的和颜悦色，是掩盖不了他们对东南亚的阴险合谋的！

国际简讯
埃及议会选出新议长
在埃及人民议会11月04日上午举行的第3次例会上，前开罗大学校长苏菲·阿布·塔列布当选为埃及人民议会议长。
西班牙议会通过宪法
西班牙议会10月31日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宪法宣布，“西班牙的政治形式是议会制君主国”。
通过的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元首，他有权在代议制的秩序中，批准和颁布法令，任命和解散政府。
国王必须向议会宣誓，必须尊重公民权以及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自治权。
土、叙、伊恢复铁路货运
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铁路货运已于10月29日恢复。
欧洲和伊拉克之间的铁路运输，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出现分歧并关闭边界后，于1977年11月16日停止。
今年10月22日，叙利亚决定重新开放它同伊拉克的陆上和空中边界，使这条铁路恢复通车。
阿拉法特结束访苏
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11月02日离开莫斯科。
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举行了会谈，主要讨论了中东局势问题。
（据新华社）

柬埔寨电台揭露越南领导人访苏阴谋
越南进一步投靠苏联国际扩张主义
日本报纸指出苏越条约具有军事同盟性质
新华社北京11月04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11月04日就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广播一篇社论指出，越南当局更加投靠苏联国际扩张主义。
社论说，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是在其入侵柬埔寨遭到惨重失败的情况下进行的。
社论指出，越南领导人访苏的目的是要亲自向主子禀报入侵柬埔寨的情况，主子还要面授机宜，部署旱季再次大举入侵柬埔寨的计划。
社论说：
“柬埔寨已成为越南在印支半岛和东南亚推行扩张战略的重大障碍，也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在其世界战略范围内向东南亚和亚洲推行扩张战略的重大障碍。
主仆一起将寻找新的计策，以便继续推行侵略柬埔寨的阴谋并在东南亚、亚洲和世界进行扩张。”
社论指出，越南当局为了解决面临的重重困难，要孤注一掷，准备在旱季大举入侵柬埔寨。
为达到这一目的，越南当局便更加卖身投靠苏联国际扩张主义。
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能给越南一些武器装备，但不能挽救他们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
据新华社东京11月04日电日本报纸揭露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军事同盟性质，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在亚洲策划建立“亚安体系”的一个步骤。
《东京新闻》11月04日晚刊发表述评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不仅仅是一个双边条约，它有着这样一个目的，使以苏联为中心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得以实现。
述评指出，这项条约使苏联建立了推行“亚洲外交”的桥头堡。
《朝日新闻》04日晚刊发表的述评说，苏联首次同东南亚国家缔结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回礼，越南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六项经济协定。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具有军事同盟条约的性质，这是显而易见的。
《每日新闻》驻莫斯科记者佐野11月04日发回的报道中，引用了条约的引人注目的第6条，说明了这个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
这家报纸的报道说：
“这表明了苏联领导集团竭力要把越南紧紧纳入苏联影响之下的异乎寻常的决心。”
“可以认为，这次签订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具有以军事方面合作为主体的高度的战略内容。”

江萨总理说泰国将盛大欢迎邓副总理
泰中两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新的合作
新华社曼谷11月04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近日来，泰国政府和人民喜气洋洋，正在忙碌地为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做准备。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11月01日说：
“邓小平副总理此次来访，（泰国）政府将给予盛大欢迎。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开始新的合作。”
泰国政府早在两个月前就成立了由副总理颂朴·何达吉担任主席的接待委员会，负责准备各项接待工作。
连日来，曼谷许多报纸不断报道有关邓副总理即将来访的消息。
政界人士和舆论普遍认为，邓副总理访泰是泰中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泰国政府和人民准备热烈、隆重地接待邓副总理的生动情景，集中反映了泰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和泰国，是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
1975年06月底，当时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实现了中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使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江萨总理在1977年10月执政后，坚持泰中友好。
他指出：
“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对维护本区域的稳定与和平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今年03月底，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华国锋主席会见了江萨总理。
华主席指出，中泰两国的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江萨总理的访问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萨总理十分重视访华取得的成果，专门派外长乌巴蒂向东盟其他成员国通报他访华情况，使东盟各成员国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
中泰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友好往来日益频繁。
1977年10月中旬，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客人再次前来访问中国。
同年10月下旬，泰国王室成员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两国科学、体育、文艺和新闻界组成的代表团络绎不绝地互相访问。
通过互访，交流了各自的经验，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相互的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两国互访的代表团已达三十多起。
在经济交流方面，两国贸易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
贸易品种由原来的几种增加到二十多种，贸易额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据泰国海关厅最近公布的数字，1977年两国贸易总额相当于1975年两国建交初期的四倍多。

耿副总理访问卢旺达后到索马里访问
西亚德总统接见和宴请耿副总理
据新华社基加利11月02日电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圆满结束了对卢旺达的访问，11月0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这里前往摩加迪沙。
到机场欢送耿副总理的有：
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总书记博纳旺莱尔·哈比马纳和夫人，外交和合作部长洛伊斯·恩赛卡利杰，自然资源、矿产和采石场部长克莱奥法斯·坎亚尔万达，卢旺达驻中国大使尼昂维德·塔尔西赛以及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其他成员。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两国国歌。
耿副总理在哈比马纳总书记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耿副总理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讲话，祝卢旺达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耿副总理说：
“在访问贵国期间，我们受到了贵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生动地体现了卢旺达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我们将把这种友谊带给中国人民。”
11月01日晚，耿副总理和夫人等出席了文艺晚会，观看了卢旺达国家民间歌舞团表演的歌舞节目。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11月02日电
应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邀请，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11月02日下午乘专机到达摩加迪沙，对索马里进行私人访问。
前往机场热烈欢迎的有：
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总统事务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局局长艾哈迈德·马哈茂德·法拉赫，政府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中索两国国歌后，耿副总理在库勒米副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举着西亚德总统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呼着赞扬中索友谊的口号，并且载歌载舞欢迎中国客人。
当天下午，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前往宾馆会见耿副总理，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摩加迪沙11月02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1月02日晚在总统府接见了耿飚副总理，并且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总统事务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
耿飚副总理的随行人员外交部部长助理林中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等也在座。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11月03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1月03日在离摩加迪沙三十公里的阿弗戈伊的总统别墅设午宴招待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
西亚德总统同耿飚副总理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亲切交谈。
（附图片）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1月02日在摩加迪沙总统府接见耿飚副总理。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刘东鳌摄 （传真照片）
耿飚副总理一行到达摩加迪沙，受到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等的热烈欢迎。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少将，10月31日在基加利接见耿飚副总理。

苏越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什么东西？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03日电
苏联和越南今天在这里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据塔斯社报道，这项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对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的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的目标时，缔约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这项为期二十五年的条约强调，苏联和越南将“进一步加强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与兄弟互助关系。
双方不断发展政治关系和加深全面合作”。
这项条约是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两天的会谈以后签订的。
条约签字后，勃列日涅夫当天晚上在为越南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说，“苏联和越南两国通过这项条约来重申它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他说，对苏联来说，“与越南的团结，是心灵和理智的召唤。
苏越友谊是以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为基础的。”
黎笋在讲话中说：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巩固苏联和越南之间战斗团结和牢不可破友谊的新阶段。”
勃列日涅夫和黎笋在讲话中一唱一和，恶毒诬蔑中国。
勃列日涅夫攻击说，“在当前中国领导的政策给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新的巨大困难的复杂时刻，我们友谊的力量、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团结的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
黎笋在讲话中破口谩骂说：
“北京统治集团中的反动派在千方百计地拼凑势力，建立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走狗的联盟”。
路透社11月03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使两国之间的“亲密联盟正式确定了下来”。
这家通讯社说，“河内一年来已坚决投入苏联的阵营中。
在它同中国和柬埔寨的争端中，它得到俄国的全力支持。”
合众国际社同一天在评论这次苏越双方的高级会谈时援引西方驻莫斯科高级外交官的话指出，这次会谈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

马、泰报纸就费留宾访问东盟国家发表社论
苏联向东盟表示“善意”居心叵测
新华社北京11月03日电
马来西亚和泰国报纸最近就苏联副外长费留宾访问东盟国家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千方百计向东盟寻求“友谊”，并未消除东盟国家对苏联的疑虑和警惕。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10月25日的社论说，费留宾这次出访“包含着深一层的动机，那就是设法试探东盟国家对苏联最近忽然改变对东盟的态度的反应，以便作为莫斯科争取东盟国家的‘友谊’的行动指南。”
社论说，苏联不惜利用各种手段，全力争取东盟国家的“友谊”，“然而，当东盟国家要求苏联支持东盟所倡议的东南亚‘和平、自由及中立’区概念时，莫斯科却提出其所谓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似乎计划将东南亚置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圈套’中。”
社论指出：
“苏联此举自然招致东盟国家的不满，并对克里姆林宫寻求友谊的善意及诚意感到怀疑，进而，对其言行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其居心不得不严加提防。”
社论说：
“一直到了最近，苏联才与越南相继首次正式表示承认及支持东盟，并极力强调希望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及保持合作，一反过去对东盟的怀疑敌视态度。
不过，东盟各国对苏越突然‘改变初衷’的举动，采取了‘静观其变’的谨慎态度。”
《曼谷邮报》10月28日发表社论说，“费留宾先生首先应该得到的印象之一是，东南亚人民，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成员国的人民要和平。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直在为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而努力。”
社论指出：
“这意味着我们不希望外来干涉，特别是不希望超级大国干涉我们的内政和我们地区的事情。”
社论说，“苏联应该停止向越南人和我们地区的其他人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会导致授援国在政治上对这个地区加强控制。”
社论说：
“苏联人还应该停止向我们地区的人民传播他们的政治思想。
我们既不需要苏联的武器，也不需要苏联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
泰国《民族评论》报11月01日在发表题为《费留宾的访问并未消除原有的警惕》的社论中指出，东盟三国领导人同费留宾会谈时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社论指出，对苏联在东南亚的所做所为“应该保持警惕”。
“克里姆林宫对东盟的兴趣正日益增加——这可能是不怀好心的。”

千里沃野唱新歌
——黑龙江国营农场剪景
黑龙江国营农场是我国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建场以来，为国家生产了几百亿斤粮食和大豆。
但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农场的革命和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华主席给国营农场题了词：
“农场潜力很大，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
这极大地鼓舞了农场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今年，国家下达给农场的全年开荒任务，他们半年内就完成了；
农场有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场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他们采取措施，使粮食总产量仍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目前，农场广大职工，在国家大力帮助下，努力挖掘潜力，为高速度地把农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而努力。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为本报记者　沈进摄）
傍晚了，收割机仍在地里奔忙。
中耕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吕向全摄
收割机在收获小麦。
孔祥生摄
被人誉为“硬骨头”的老垦荒战士贺铁军，给青年人讲开发北大荒的革命传统。
黄成江摄
全国劳动模范郝焕文，对拖拉机的管理、保养和使用积累了一套先进经验，他决心为农业机械化作更多的贡献。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方瑜，刻苦钻研电子技术，为农业生产服务。
从外国引进的联合收割机在收获大豆。
新华社记者贲兰武摄
开垦新的荒原，扩大耕种面积。
工人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喷灌机。
　许长山摄
今年大豆丰收。
这是工人们在扬场。
　裘履极摄
农场的粮食源源外运。
　裘履极摄

我爱柴达木
〔苗族〕石太瑞当我登上高高的钻塔，当我踏上黑油油的泥土，奇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我呀，我深深地爱上柴达木。
祁连山的雪峰银光闪射，察尔汗的流水汇成盐湖，阿拉尔的牧场片片丰美，大柴旦的戈壁沙浪起伏，草铺绿毯，雪藏珍珠，柴达木呵，摊开一幅五彩的画图。
怎能忘二十多年创业征途，战斗中孕育了爱情、幸福。
第一声驼铃已化作汽笛争鸣，第一顶帐篷已引来新楼无数。
灯的星海，车的长河，柴达木呵，奔走在大庆之路。
我纵然赞美，也不隐讳眼前的艰苦：
这儿还缺乏淡水，也少有绿树，多少条管道正急需铺设，多少座井架要尽快高竖……任凭它黄沙扑面，冷风刺骨，柴达木人呵，心中都有杆红旗飘舞。
新长征路上东风强劲，将每个战斗者的胸怀吹拂，千万股细流要汇成汪洋，千万支大军听党的调度，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柴达木呵，正迈开巨人的脚步。
当我登上高高的钻塔，当我踏上黑油油的泥土，满腔的激情如井口喷泉，我呀，我要放声地歌唱柴达木！
1978年09月20日　于祁连山下

朝阳〔雕塑〕陆佩英

离不开你
〔报告文学〕
茹志鹃
一
她是谁呀？
有三十多岁了，长得可真称得上美丽。
高高的身量，典型的鸭蛋脸，挺直而线条优美的鼻子，沉稳的大眼睛，但又有细长的眼梢，更透出一股灵秀之气。
她抱着一个用网兜兜着的有盖瓷缸，一个盐水瓶里，灌满了原汁鸡汤，站在萨尔图医院门口，站在凛冽的冷风里。
这可是1976年元月的风呀！
冷得刺骨。
“让我进去吧！”
她对医院的门卫说。
“不行，有外宾要来。”
但是从早晨站到了日中，外宾还没来，她焦急了，求门卫说：
“让我送上去吧！
我回去还要赶三十里路呢！”
“不行。”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不行。”
这可是门卫的权力。
有一种人就善于把不大的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这也是一技。
她抱着拆去骨头的鸡肉、鸡汤，自己却不想吃，也不想喝。
她望着三楼的病房，那里有她的丈夫，一个刚刚失去双臂的丈夫——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她去喂，去洗，去穿，去……去帮他活下去。
她不知跟门卫怎么说好。
她不会说话，她只有哭了。
这是从丈夫受伤以来，她第1次当着人流了泪。
大颗的泪珠儿啊，慢点流吧！
不要落到地上，也别用衣袖去拭，应该从彩虹里抽出那七色的线，把它穿起，挂到天上，让西方的一切爱神在它下面黯然飞翔，让东方的一切观音瞪眼仰望。
下午，外国的朋友们来了，她（他）们看到了雪白的病房，整洁的手术室，但是多么可惜，朋友们却没有见到这么美的一个妇女，这么美的一颗心灵，她就站在医院的大门口。
她是谁呀，这位妇女？……因为她在萨尔图，人们只知道她是大庆人。
二
过了一天，这个大庆的妇女又跋涉了三十多里，出现在医院里。
这次她带来的不是鱼肉鸡汤，她把八岁和两岁的两个儿子带来了，带到丈夫的身边，让孩子的小嘴亲亲爸爸的脸，让孩子的小手抓抓爸爸的头发。
她给丈夫送来了生活的情趣，喂下生命的力量。
这是残废病人极需要的治疗，这又是任何名医开不出的药方。
妻子想到了，带来了。
丈夫侧过脸，微笑地看着妻子，热泪却盈了眶：
“我成了个没枝没叶的树桩，一个秃人了。”
妻子说：
“秃不秃的，你不活着吗？
为了救你这个秃人，国家花了多少钱！”
“以后呢！
怎么过？”
“靠我们不行，咱有社会主义。”
“咱就吃社会主义？”
“哪能啊！
我有工作。
你没手，脑瓜还不好使吗？”
这些话，是她一宿一宿的哭，千遍万遍的寻思，才得到的结论，现在她在丈夫面前又背了一遍。
丈夫微微眯起了眼睛，泪水被一种奇特的光烧干了。
他自语地说：
“就象萤火虫那点点光，可不可以发呢？……”
妻子脸上绽出了笑容。
三
这位大庆妇女，不知她姓甚名谁，但却是那样熟悉，好象曾经相识。
啊！
我想起来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不正是你，为子弟兵推磨压碾。
在磨道上，你迈动缠过的小脚，你白发飘飘，你年行数千里，你碾的细面，喂过万千抗日大军。
这是你！
这当然不是你。
那时候，暴风雪还在这草原上肆虐横行，大庆的石油也还在地层深处埋伏，你这女儿，也还没诞生呢！
可是，多么神似。
解放战争的时候，不也正是你，牵着马，马上骑着披红挂绿的未婚夫，没过门的媳妇送郎去参军。
你强压住乱蹦的心，驱不散脸上的红云，你仰头对马上的人儿说，“你去打败那老蒋，保住咱的胜利果实，家里的事有我来……”没过门的姑娘，把根大辫子挽成一个不听话的髻，把他的妈改口叫成“俺娘”。
这是你！
这当然不是你，大庆的女儿，那时你才四岁呢，可是又多么象你。
孟良崮战斗的时候，又好象是你，喂饱了孩子，拜托给乡邻，你抬起了担架。
敌人空袭的时候，你扑到伤员的身上，用你健壮的身体，火似的心，给解放军做成活的掩体。
算起来，大庆的女儿，你那时正寄养在锦州大爷的家里，没有了母亲，你在孤寂中盼望着解放。
很明白，那不是你，可是这又多么象你。
你，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大庆女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萨尔图——一个有月亮的地方（蒙语萨尔图意思是一个有月亮的地方）的人们说，“她的丈夫叫耿玉亭。”
耿玉亭说：
“她就是我的爱人，大庆化工总厂的仓库管理员，一个普通工人。
长得不怎么样，又不会说话，名字也不怎么样，叫个刘桂芬。”
“人家看见我这模样都掉眼泪，你怎么不哭呢！”
丈夫问桂芬。
桂芬笑了一笑，立即垂下了眼睛。……草原上的风，吹过去又回过来，旋起了刚刚沉落下去的一切。
那只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但刘桂芬却象过了几个三百六10日。
四
这是什么日子啊！
1976年元月09日，哀乐回荡在中国大地上，萨尔图草原上的风，低低地哭泣着，围绕着钻井架、油井转着，游着，又磕碰在化工总厂的冷却塔上。
化肥厂正在试运投产，但整个厂没有人声，工人们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在默哀中实现周总理生前批准建立这个厂的遗愿。
刘桂芬管理的工具仓库里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来借用工具，只有丈夫耿玉亭刚才红了眼圈，来借去一只万用电表。
突然，变电所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火花，爆声，焦味。
工人们奔过去了，领导同志奔过去了，救护车急驰而过，刘桂芬呆呆地站在仓库门口，在人群中搜索着丈夫的身影。
他是电气技术员，他怎么不来？
他在哪里？……
“他在那里！”
桂芬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是他，是他，那里是他的岗位呀！”
刘桂芬头昏了，目眩了，她要冲到那里，去看个明白，要飞到那里，弄个清楚。
但是刘桂芬把手深深地插进工作服的口袋，转身走进了仓库，这是自己的岗位。
有人来借工具了，但是来的人，低着头来，低着头去，躲开她的眼光，也不敢朝她看上一眼。
刘桂芬的心在往下沉，沉，可是她脚步稳稳地，在货架当中走着，取着他们要的各种工具，象平常一样，只是脸色发白。
直到下班，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出事的是谁，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打听。
她交完了班，换下了工作服，就径直向总厂所在地的龙凤医院走去。
果然，他，由于伤情严重已经转到萨尔图医院去了。
从萨尔图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啊，这个有月亮的地方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
桂芬却依然端上了晚饭，告诉年老耳聋的父亲，说是玉亭出差去了。
她安排八岁的乐为睡下，独独抱着两岁的孩子，倾泻了眼泪和不幸，她告诉孩子，爸爸已失去了双臂。
妈妈以后怎么办呢！
孩子啊，你在睡梦中还会用小手揉揉眼睛，抹掉母亲滴在自己脸上的泪水，但是爸爸不能了；
孩子啊，你饿了会用小手拿着馍馍啃，你渴了会捧着杯子喝，你会用手绢擦鼻涕，你会拿着冰棍儿吮，跌倒了也会用手撑着爬起来，可是爸爸不能了，都不能了。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不能了，孩子啊！
妈妈怎么办呢？……
冬天的夜是长的，桂芬流着泪想到将来的难处，她流着泪也想到过去那些蜜糖似的日子。
当她在抚顺石油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在河北承德石油学校毕了业，他们都爱石油，于是就在石油的故乡见了面，在这有月亮的地方约定了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1968年的初春，他们花了四十元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家，一个简单然而可以过一辈子的家。
结婚那天一早，他俩到哈尔滨去了，晚上回来，没想到家里已坐满了客人，同志们还给新房的门上贴了对联，窗上贴了剪出的红双喜。
红双喜啊！
你可以作证，两个年轻人处得多么好，在一起过一辈子都过不够啊！
双喜的红色褪了，这屋里的喜气却越来越浓。
有了孩子，做爸爸的总是晚上起来，给孩子喂牛奶，给妻子煮鸡蛋，他要妻子一个月不下炕，他要把她幼时吃的苦，受的亏都补上。
现在这双手没了，一辈子都不会有了。
孩子啊，妈妈怎么办？……
后半夜了，那贴过双喜的窗子外面，乌黑乌黑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桂芬的眼哭肿了，心哭乏了，没有力气更没有勇气，她想到了一条最后的路，一去不复返的路。
老辈子的妇女中，有好些人都走上这一条路。
她轻轻地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八岁的哥哥身边，轻轻地给他们盖好被子，站了起来，她茫然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拉开了灯。
电，这奇妙的东西，把屋里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也把不在屋里的一切，照得明明白白。
桂芬流着泪，想起了今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也是过去旧社会里梦想不到的种种。
油田领导亲临医院，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玉亭的生命，挽救他的两只脚。
医院里有护士，领导上还另请了护理员，一个不行又请一个。
领导的慰问、鼓励；
同志们的看望、帮助，那一双双热情的手，关怀的手，多少手啊！
桂芬朝炕上看看，两个孩子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正睡得香哪，桂芬一下扑到孩子身边，孩子啊！
咱有社会主义，啥困难都易克服，你们放心地睡吧！
桂芬长在新社会，可是她从来也没有这样鲜明地、具体地看到社会主义。
现在，一个人失去了双臂，全家人都实实在在看到了，感到了，社会主义，这是一双多么巨大的臂膀，具有无限力量的臂膀，有这样一双臂膀在庇护她（他）们，庇护着这个家，孩子啊，妈妈不害怕。
从软弱中斗争过来的坚强，是有韧性的，因为它已仔细端详过现在和将来的艰难。
勇士也并不是都有一副威武的外貌，更不是生来就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桂芬擦了擦红肿的眼睛，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收拾起桌上狼藉的碗筷和玉亭前几天正看着的书籍。
一本折了角的书，自然地翻了开来，一句用红笔划着杠杠的字句跳了出来：
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
这正是玉亭常说的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鼓舞着他以全副的精力，钻研了电气这门技术。
桂芬慢慢地坐到炕沿上，“他活着！”
这些天来，她第1次恍悟到他活着，他学的这些技术也活着，他的理想也活着，他那个倔强的性格也活着，这才是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
唉！
桂芬，桂芬，你脑子里光装着两条胳膊，可是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
夜尽了，窗外已露出朦胧的曙光，桂芬着忙起来，她要烧早饭，要安排孩子上学，她自己也要上班去了。
以前习以为常的上班，今天在桂芬的心里，却有一种崭新的意义。
上班，好好工作，这就是具体地建设社会主义。
以后，逢星期天再去看他吧！
天亮了，大庆的路上行人还稀少，就有一辆自行车飞向化工总厂，车上是一位端庄的妇女，她脸上没有忧愁痛苦，有的是充分休息后才有的蓬勃精力，使不完的干劲。
五
北方的春天，不过略露了露脸，夏天也没站多久，便和大雁匆匆去了南方。
刘桂芬从秋到冬，表面上依然一个样，上班，下班，星期天就千方百计买些好吃的，去医院看望丈夫。
但是当她和丈夫默然相对的时候，一块愁云罩着两个人，两个人的忧虑相通，心潮起伏相连。
一股砍大庆红旗的风，在辽阔的草原上，正刮得天昏地暗，原油产量越高，便越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物资越来越少，调子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摇动，他们的生命线在摇动。
大家担忧，残废人是更揪心啊！
妻子安慰丈夫说：
“我养活你。”
丈夫说：
“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
桂芬知道丈夫说得对。
整个大庆工人都被这股风吹黑了脸，吹瘦了人，吹紧了心。
大家都在顶风拉纤，产量仍然逐步上升。
一个晴天霹雳，毛主席逝世了。
整个大庆在恸哭。
刘桂芬、耿玉亭在恸哭。
哭国家的命运，哭自己的命运。
党和国家面临万丈深崖。
刘桂芬的心翻了个，老辈子妇女走过的那条路，难道又要摆在自己的面前？……
10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兴妖作怪的“四人帮”，从悬崖上勒住了马，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
云散雾消，桂芬掏心地大喊：
“感谢华主席，给了我们第2次解放！”
耿玉亭不能和妻子一起振臂，但和妻子同声地高呼。
经过忧患的欢乐分外甜，受过罪以后的解放更为舒畅。
耿玉亭躺不住了，他要求出院，他要飞出去，飞回自己的热电车间，萤火虫迫切地要去发出自己那一点点的光。
11月，领导批准他出院了，同时给他换了房子，同时批准刘桂芬同志长期在家照顾他。
两个人坐在家里，对国家毫无贡献，却象条虫似的吃社会主义？
这样的活着，丈夫不愿意，桂芬不愿意。
下了的决心，要是没有行动，那不成了骗人骗己的玩意儿，大庆人从不干这码事。
于是，两岁的孩子送到亲戚家里寄养，退掉了国家给的护理员。
于是，每天每月，早上桂芬要穿两个人的衣裳，刷两个人的牙，洗两个人的脸，上两次厕所，烧两份饭。
一个碗里装的两样饭，给丈夫喂一口米饭，自己吃一口粗粮。
晴天，她的自行车上载着两个人的重量。
刮风下雪不能骑车了，她一半心思跟着丈夫先上了路，一半心思在家料理家务。
家里收拾好，她再追上去，给丈夫扎紧松了的帽带，给他擦去被冷风刺出来的眼泪、鼻涕。
中午的时候，她更象在打仗，赶回家烧饭，跟孩子老人吃了饭，再拎着饭盒，赶到车间把丈夫喂饱。
她白天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夜里没睡过整宿的觉。
丈夫难过了，她却觉得安慰，到底，萤火虫飞回了车间，她自己也没影响工作。
但是，她看到萤火虫在车间里徘徊，她看见丈夫为了不叫人代他开门，自己用嘴叼开，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嘴唇一碰上铁，拿不下来了。
桂芬问：
“你为什么不叫一声？”
丈夫说：
“我上班做了什么工作？
还要去打断人家的工作来给我开门？”
桂芬明白了，萤火虫活着就要发光。
丈夫活着就要实现他的理想。
光给他吃饱穿暖是不够的了。
于是，当玉亭做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车间辅导员，她就帮着翻参考资料；
领导交玉亭画图表，她就想办法，用一块橡皮垫起来，不使纸在桌上滑动；
玉亭移动计算尺有困难，她就设法在尺子的两头，装上两个有机玻璃的小嗗嘟，让他用嘴叼着移动；
玉亭要查资料，她天不亮就起来给他翻书。
丈夫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一项又一项的任务，革新了高压开关柜，建立了技术资料，给青年工人上了技术课，工业六十条考试第1个交卷，得了满分，而且谁都说他用嘴笔写的字，比从前用手写的还漂亮。
玉亭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胜利的喜悦，他对妻子说：
“唉！
这一切都离不了你呀！
要是没有你……”丈夫的话还没说完，桂芬一胡刷子，把他嘴巴周围涂上了一层肥皂沫，“说的啥呀！”
真是，谈恋爱那阵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这位大庆的女儿，跟中国历代革命妇女一样，内心正洋溢着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幸福，只有斗争得来的幸福，才有这滋味。
一九七八，十，十九

良药未必苦口
杨洪立
“良药苦口”，是人们常用来规劝人听取批评的警句。
这话很对的。
但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另一句话：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
人参、枸杞是也。”
并写下了两句诗：
“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当然，“良药味不苦”的话是片面的，所谓“圣人言不腐”云云，更近乎胡说。
但药确有不苦的，“良药不苦”却很值得批评者思之。
毛主席教导我们：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又说：
“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
批评的实践和效果，是检验批评动机的标准。
毛主席早就指明：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有的同志说，批评就要尖锐，提意见就要带刺。
不错，开展批评当然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要直截了当，不讲客气，尤其对病重的同志，“就是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
‘你有病呀！
’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对个别人甚至还要动动手术，切开脓包，割去毒瘤。
这样做是必要的。
但有的同志却把尖锐、“带刺”，理解为简单粗暴，或者只图自己一时痛快，可以不讲究方式方法，不管别人能否接受。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也如治病，药味太苦，有的病人咽不下，即使硬灌下去，又呕吐出来，药再好又有什么用？
我们主张批评要对症下药，要针对不同的批评对象，讲究批评的方式与方法，顾及批评的效果。
制药厂在制作太苦的药丸时，往往在药的外面加一层糖皮，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这样一来，患者服用时就不感到怎样苦，用不着憋气皱眉，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负担。
这叫做甜在口而苦于内，药力只发挥在病上。
我们对同志进行批评的时候，难道不也可以照此办理吗，也就是说，在方式方法上多加注意一些吗？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以势压人，那是一种事与愿违的办法！
总之，“良药”不见得都苦。
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或用苦的良药，或用不苦的良药。
不论苦与不苦，最重要的是要有团结的愿望，要有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有这种精神。
这样，才有利于民主的发扬，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使全国人民一条心，一股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