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军事学术》杂志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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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最伟大之点。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一切工作，一切斗争，都不能违背实事求是这个原则，在战争问题上尤其如此。
坚持实事求是，就打胜仗，违背实事求是，就打败仗，胜败立见，毫不留情。
可是，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恣意践踏毛泽东思想，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鼓吹什么“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军事思想领域，同样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僵化了。
我们要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指导规律，做好战争准备，就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坚决贯彻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

一成不变的军事原则是没有的

一切军事原则，都是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都依照历史和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实事求是地制定与应用战略战术原则，从来不拘一格，坚决反对照抄照搬，反对死用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教导，只准把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搞片言只语，搞绝对化，照搬照套，不准灵活运用，更不准发展。
谁要是依据敌我双方的发展变化研究一下未来反侵略战争，稍稍提出一点新问题，他们就说你“贩卖私货”、“另开药方”、“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棒子棍子劈头盖脸而来。
他们的淫威，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得紧紧的。
研究战争，不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从抽象的定义出发；
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不管战略战役战术，不管高级中级初级，简单套用同一原则，到处“一般粗”；
遇到问题，不开动脑筋，不调查研究，只是到书本里去找答案，吃现成饭。
凡是上了书的，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一概不能动，写了“原则”二字的，那更是万万动不得。
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所及，在一段时间里，有些条令、教材，严重脱离实际，成了原则搬家，语录堆砌，甚至战斗文书、指挥口令也语录化了。
讨论问题，本来应该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但只要有人搬出本本，说书上已经怎么写了，有话也就不说了，争论也就没有了。
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货色，完全是糟蹋毛泽东军事思想，严重危害了我军的教育训练和战备工作。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指导我们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夺取了历次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
毛泽东军事思想，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进行战争的指南，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提出和阐明的基本军事原则，反映了战争的基本规律，不能违背。
但是，这些基本军事原则，必须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指导作用，显示它的强大力量。
比如，毛主席说过：“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但是，在各次革命战争时期，贯彻这一原则的形式和方法都是不同的。
毛主席从来不主张呆板移用前一时期的老办法。
未来反侵略战争，条件变化更大，更需要我们根据新的情况运用和发展这个原则。
一切军事理论、军事原则，离开具体实践都是空的，毫无用处。
照抄原则，一成不变，只能窒息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主席规定的某些军事原则，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有的适用，有的就可能要修改。
比如十大军事原则，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提出时，曾经说过“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
到了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说：“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
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毛主席认为自己提出的军事原则是可以修改的，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好好学习，大大提倡，是我们今天研究战争唯一正确的态度。

既然军事原则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的，随着历史和战争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军事原则。
毛主席对未来战争有许多科学预见和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但是毛主席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未来战争的全部问题。
例如，如何打有准备的人民战争，对付敌人的战略突袭，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地位和打法，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怎样集中兵力，等等，都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具体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必然会产生新的原则。
军事原则要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要发展。
有的人一听说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感到吃惊，认为是“狂妄”，是“标新立异”。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毛主席对千百万群众，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活动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的实践必将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向前进，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毛主席早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继承并且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

正确地对待我军作战经验

我军的作战经验，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用鲜血换来的，是很可宝贵的。
它的基本方面，对于今后作战仍然有用，必须尊重。
轻视我军作战经验是错误的。
但是，任何作战经验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我军的作战经验也不例外。
照搬过去的经验，不能解决现代作战的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可以说是我军的最新经验，对于我军今后作战具有重要的价值。
那么，是不是可以一成不变地照抄来用呢？
不能。
抗美援朝战争，无论作战对象、地理环境、敌我装备和政治形势等，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
而且，战争也已经过去二十五六年了。
这二十几年中，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军队装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较之那时已经大大地不同了。
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对过去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吸取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
即使是我军的特长，也必须发展提高，增加新的内容。
比如夜战近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在未来战争中仍要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但是，在夜视器材发达、主要对付装甲目标的今天，单靠过去那一套打法显然是很不够了。
闭眼不看客观情况的变化，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打起仗来就一定要受惩罚。

总结我军作战经验也有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总结经验，常常是用原则去套事实，把生动具体、有血有肉的东西，变成空洞无物、干瘪乏味的条文，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这样做，反映不了历史真面貌，总结不出我军的经验，读来味同嚼腊，还不如看战斗详报等原始材料有用。
这种状况是应当改变的。

我军作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利的教训，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吸取教益。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研究失利的教训更为重要。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就指出过，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能够使我们“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
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研究我军作战经验，只研究成功的经验，而且一说成功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毫无缺点，忽视或者回避研究失利的教训。
一谈失利的教训，就好象不光采，认为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甚至认为是否定我军的经验。
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真正熟识敌我双方的情况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大家都背熟了的。
可是，实际上我们无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的了解，都存在问题。

毛主席指挥打仗，向来要求我们摸熟敌人的脾气。
过去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摸熟了他们的脾气。
不仅熟知他们的战略战术、编制装备，就连他们重要指挥官的特点、部队的素质等等，都一清二楚。
现在，对于我们的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军队的情况，了解得怎么样呢？
对我们许多同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来说，不是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吗？
这是很危险的。
林彪、“四人帮”搞愚兵政策，百般破坏外军研究工作，不让我们了解敌人，连放映苏联军事影片也被诬之为“让修正主义畅通无阻”、“吓唬人”。
他们这样做，是蒙蔽我们，帮助敌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外军研究工作有了加强，但距离摸熟敌人脾气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必须继续努力。

研究敌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之下，我们一些同志不能如实地研究和分析敌人。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敢承认敌人的长处；
或者只承认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比我们强，不承认敌人在合同战术、组织指挥和训练等方面，也有它的长处和经验。
好象一承认敌人的长处，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其实，敌人的长处，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是客观存在。
我们承认它，正是为了找出战胜它的办法；
同时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不承认主义只能是欺骗自己。
视敌人为草芥，视自己为神物，或者视自己为草芥，视敌人为神物，都要不得。
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育训练中都有所反映。
比如，有的战役战术作业或演习，设置敌情常常是一厢情愿，比较简单；
有时虽然情况设置得复杂一些，但处置又很容易。
总是敌人一击即溃，我们一战而取，打便宜仗。
这样搞训练，违背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方针，部队得不到应有的锻炼，战斗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也就很难经得起未来战争的严酷考验。
我们研究敌人，应该既在战略上藐视它，又在战术上重视它；
既研究敌人的短处，又研究敌人的长处，这才是实事求是，这才是唯物论、辩证法。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研究苏军，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拿来借鉴。
在这个问题上，“洋为中用”的原则也是适用的。
不仅如此，凡是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都应该学习，应该借鉴，不必再心有余悸，顾虑重重了。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敌人，也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自己。
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指挥员对自己部队的编制装备、作战任务、作战地区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和战术技术水平等，都已经了如指掌了。
也不能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已经做到实事求是了。
应当在不违背保密要求的原则下，让指挥员、教员和研究人员更多知道一些全局的情况，改变那种自己了解自己还不如敌人了解得多的状况。
在研究自己的时候，不仅要了解自己的长处，也要了解自己的短处。
承认短处，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
承认自己的短处，要有一点勇气。
承认它，是为了克服它，改进它。
只有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对比，才能真正认识未来战争的特点，找出克敌制胜的办法来。

必须重视现代军事技术对战略战术的影响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研究战争的时候，从来没有忽视过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原子弹、导弹、电子、激光等技术发展得都很快，我们必须重视研究其对战略战术的影响，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毛主席一贯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及其对作战方法的影响。
解放战争后期，当我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并超过国民党军以后，毛主席曾经高兴地指出，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立即号召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并且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林彪、“四人帮”把重视改善我军武器装备，诬蔑为“唯武器论”，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他们的破坏，大大延缓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时间，也严重影响了对现代战争的研究。

对于现代军事技术给予战略战术的影响，决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不去认真地研究它。
也不能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根本无法研究它。
正因为我们没有，敌人有，才更需要下功夫去研究。
不研究，怎么去对付它呢？
尽管现在我们的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但是只要把敌人研究透了，总是能够找到对付它的方法。
怎样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我们有好传统、好经验。
我军正在加速现代化。
我们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看到发展。
现在的研究，会为将来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打下基础。
这也是实事求是。

当前，全国正在热烈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这场讨论，其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是关系到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
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大力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在战争研究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只要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勇敢地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就一定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成就，使反侵略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工作搞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原载《军事学术》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

作者：李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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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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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殿专/徐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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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要部队加强对敌军的研究，就必须为部队创造研究的条件，提供必要的敌情资料。
沈阳部队司令部某部急部队所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部队欢迎。
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做法，值得提倡。
——编者

本报讯 沈阳部队司令部某部采取多种措施给部队介绍外军知识，为部队研究敌军和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创造条件，受到干部战士的欢迎。

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汇编资料下发。
为了使部队了解外军编制、装备、兵器性能等情况，编印下发了《外军兵器图册》、《外军资料手册》以及外军摩托化步兵、坦克、空降兵分队编制装备挂图。
为了给部队提供研究外军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的资料，整理下发了敌军《作战思想及进攻战役特点的研究》、《外军核武器使用原则》等资料。
为了使部队经常了解外军动态，还整理汇编了《军情资料》、《外军报刊选译》等资料，陆续发给部队。
两年来，他们共组织翻译了几百万字的外文资料，其中仅选译的外军战役、战术资料就约有一百五十万字，向部队下发书籍材料达五万多册。

深入部队讲外军知识课。
他们利用机关业务学习、干部集训、野营训练、演习等机会讲课，介绍外军编制装备、战役战术特点等知识。
讲课时，还注意运用图表、图片配合，做到生动形象，易懂易记。

观看军事资料影片和幻灯。
结合训练组织部队观看外军空袭、空降、登陆作战、电子对抗及新式兵器发展等资料影片，同时组织部队编绘和放映外军资料幻灯片。

协助部队建立外军资料室。
为部队办的资料室提供外军兵器模型、照片、地图以及有关数据。
在他们的协助和指导下，许多部队都已建立了外军资料室。

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方便了部队对敌情的研究。
过去由于资料少，研究敌情和外军资料只限于业务部门和极少数人，现在从机关到连队都注意学习和研究，有的还组织了研究学习小组。
通过对敌情的研究，大大加强了训练的针对性，落实了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
（于殿专、徐怀宇）

作者：董祥起/孙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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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最近在训练中研究外军先进科学技术尝到甜头。
他们参照外军资料上介绍的经验，用一二二榴弹炮打跳弹射击，排除反坦克地雷，取得了良好效果，最近，他们还为兄弟部队作了这项技术的表演。

这个部队在研究炮兵如何在敌反坦克布雷场开辟通路问题时，起初还是停留在“着发射击排雷”这个老方法上。
这种排雷法，要求炮弹必须直接命中地雷，耗弹量大，准确性也不好掌握。
许多同志感到这种方法不理想。
后来，副部队长耿公海从一份外军资料上看到有关介绍跳弹排雷的方法，其中讲到：“炮弹在离地面一点五米至二米的高度上爆炸，可以在大范围内造成强大压力，因而可以收到最好效果。”
耿副部队长立即把这份资料拿来和炮兵组的同志一起，反复研究，并进行了试验。
第一次，他们打了五发，跳起四发，达到了外军资料上规定的跳起百分之七十五为合格的标准，效果也十分理想，跳弹保持了发射方向，排除了部分同志原来担心跳起来没准头，怕出事故的顾虑。
为了进一步掌握规律，他们又总结经验，进行第二次试验，这一次打出二十发，跳起十五发，效果远远超过了“着发射击排雷”。
在此基础上，他们联系实际批判了“四人帮”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污蔑为“崇洋媚外”的谬论。
同志们说：“有近路就得走，有好技术就该学，要加快我军现代化步伐，就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随着思想的解放，干部战士研究外军技术的热情十分高涨。
过去，上级发来外军资料，常常束之高阁。
现在，同志们争相传阅，而且注意研究外国的科学技术，看人家怎么发展的，哪些值得借鉴。
有的连队还在夜校里，讲解有关外军军事技术原理，发动大家研究，大大推动了训练的深入发展。
（董祥起、孙成林）

作者：《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禁锢了多年，不准人们说出，更不准宣传。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理论骗子，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问题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当有人重新说出这个常识时，竟然被有的同志目为异端，好象犯了什么大罪——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天才论的流毒远未肃清，还在继续起作用。

我们都知道林彪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
“四人帮”有没有理论纲领？
如果有，它是什么？
通过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
“四人帮”的理论纲领就是林彪的理论纲领天才论。

提起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就不能不想起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八年了。
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反党集团已经先后被粉碎了。
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回顾一下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当前的事实。
这不是算旧账，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所欠的，本来就是一笔帐。
不联系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账是算不清的。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打出两面旗。
一面旗是“设国家主席”，这是他的政治纲领。
一面旗是“天才论”，这是他的理论纲领。
要求“设国家主席”，是他要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天才论就是为这种政治需要服务的。

天才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主张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
谁的脑袋特别灵，谁就是天才。
历史是天才人物创造的。
天才人物的思想，是超越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是最后的永恒的真理。
它既不从实践产生，也不受实践检验。
相反，这种思想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间一切是非的最高裁判者。
这种理论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实践论针锋相对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实践论，认为人的知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正确与否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
当然，人不能事事都靠自己的实践，多数知识还是从别人（包括书本）那里得来的。
但别人的知识同样来自实践。
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说不能称天才，“天才”这个词还是要用的，不过要用唯物论来解释它。
人的头脑，从它的生理素质和反映机能来看，是有差别的。
确实有人聪明一点，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客观事实；
但是这种差别，也只是给人的后天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
至于一个人以后究竟向何处发展，发展的快慢，那完全取决于社会实践。
一个人不管多么聪明，如果脱离实践，是不会有任何知识的。
当我们用“天才”这个词来称赞某个伟大人物时，是表示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比如在政治、军事、工程、技术、科学、艺术或其他方面，有大大超出别人的才能。
这才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是从实践中来的，此外再没有别的来源。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主席的《实践论》发表以后，这个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人在共产党内搞天才论，反对实践论，那就或者是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怀有个人目的，或者是从来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毛主席反复宣传的观点一无所知。
事实证明，林彪搞唯心论的天才论，目的就是要树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为他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他的本意是想说，他就是天才，然而当时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句话，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中拥有崇高的威信。
这种威信，正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树立起来的。
人民拥护这个党，热爱自己的领袖，并不是根据什么先验的原则或是由于“大树特树”，而是根据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的客观事实。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采取了非常恶毒的手法，把无产阶级的领袖称为“天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顶峰”。
你敢反对这种天才论吗？
你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你要承认这种天才论吗？
那就得承认唯有林彪最“高举”。
于是他树立自己“天才”形象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战术。
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这样搞起来了。

毛主席早就发觉了这个苗头，并且不断进行斗争。
但是林彪利令智昏，到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公然打起天才论的旗帜，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他们又哭又闹，把庐山闹得乌烟瘴气，好象别人都在反对毛主席，唯独他们是高举红旗的。
当时果然有不少同志上了当。

如果说以前的斗争还是小接触的话，那么庐山的斗争就是公开爆发的一场大战了。
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在天才论掩盖下的反党野心一下子揭穿了。
鉴于林彪们多年来宣传天才论，把人们思想搞得很乱，分不清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毛主席在这个《意见》里向全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在《意见》的结尾，毛主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很明显，庐山会议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应当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天才论的斗争，以便肃清林彪们多年来制造的大混乱，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教育。
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并没有被执行。
原因很清楚，林彪还在台上，他不想回头，当然不会去批判自己。
因此，批判天才论的斗争被推迟了。

按道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这场斗争总该展开了吧？
结果不然。
“四人帮”掌握了宣传大权和舆论工具，批判天才论的斗争继续被压制着。

为什么“四人帮”不批天才论呢？
原因也很清楚，林彪、“四人帮”虽然先后成为两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其实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思想上是一个体系。
如果说林彪需要天才论，那么“四人帮”尤其需要天才论。
林彪毕竟打过仗，还有些资本。
“四人帮”则没有什么资本可以拿来招摇撞骗。
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是跳梁小丑。
他们一点革命实践经验都没有，连领导一个公社的能力都不具备，却妄图掌管八亿人口的国家，这不纯粹是胡闹吗？
没有实践经验而要担当大任，就只好乞灵于天才论。

不过，“四人帮”的天才论，在外表上稍稍不同于林彪的天才论。
他们接受了林彪失败的教训，绝口不提“天才”字样。
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反对经验主义为纲”，这是天才论的另一种表达方法。
林彪是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上台；
“四人帮”是说，有实践经验的人应该下台。
这两种调子异曲同工，一个说自己应该上台，一个说别人应该下台，都是为他们的政治纲领服务的。
林彪要设国家主席；
天才论就是为这个政治纲领、为他当国家主席吹喇叭的。
“四人帮”的政治纲领是“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就是为这个政治纲领（即打倒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服务的。
既然他们把实践经验说成是经验主义，是坏东西，越有经验越应该打倒，那么，中国的命运当然只能交给他们这样的“天才”来掌握了。

可见，不论从政治纲领看，还是从理论纲领看，“四人帮”和林彪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因此，要让“四人帮”去批判天才论，乃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人帮”一面阻止批判天才论，一面加紧反对实践论。
他们不但继承林彪“句句是真理”的原则，任意寻章摘句吓人骗人，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公然提出“反对经验主义为纲”，要搞一场反革命大清洗了。

正当他们打出自己的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就点破了它的要害。
毛主席针对这个理论纲领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毛主席针对“四人帮”这伙骗子，特别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这个期间，毛主席已经亲自发动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这个批示是指导这场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如果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批判林彪的理论纲领的战斗号令，那么，这个批示就是批判“四人帮”理论纲领的战斗号令。

但是，终“四人帮”之世，毛主席这两个战斗号令哪一个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批判天才论的斗争始终没有真正开展。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指示也就成为他的遗言。
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必须实现这个战斗号令。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是这样做的。
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自然包括对天才论的批判。
深入批判天才论，有利于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增强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就必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的结尾，把“团结起来”和“不要上当”联系起来是有深刻寓意的。
现在，林彪和“四人帮”这两批骗子都已现出原形，可是他们的流毒尚未彻底清除。
他们已经在我国思想界造成极大的混乱。
那混乱的思想根子，就是天才论。
我们讲团结，就要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一切毒素，特别要批判他们的理论纲领天才论，才能真正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多少新事物等待我们去认识，有多少新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而妨碍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之一就是天才论。
有的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好象很“高举”，然而却常常忘记甚至反对毛主席特别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你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吗？
你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说出一点新的见解或在行动上迈出新的一步吗？
在他们看来，那就要先查查书上写没写过，或者谁说没说过。
如果没有写过、说过，那就是不“高举”，甚至就是“砍旗”。
正如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如果让这种观点、这种精神状态占了上风，那就最好什么事情也不去做，整天躺在书本上寻章摘句。
这该是最“高举”了。
然而这恰恰是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恰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进取精神，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十一大路线。
党的十一大路线要求我们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发挥革命的创新精神，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条路线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达了八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教条的精神状态，和我们沸腾的社会现实是多么不相称啊！

总之，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
扫除这个障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
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指导，展开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的批判。
毫无疑义，这将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一次极其生动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妨碍“高举”，那就只能说明：他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检验，不怕批评的。
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实践检验，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检验倒，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不知被革命实践检验过多少次，越检验，它越闪放出真理的光辉。
这面旗帜也不知被人攻打过多少次，文的和武的，它都经历过了，不但没有被攻倒，反而更加高高地飘扬。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假如有一面什么旗帜，很害怕实践，人们一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就被砍倒，那就表明，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毫不相干，表明它是假马克思主义。
林彪、“四人帮”的天才论就是这样一面假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假马克思主义遇上了真马克思主义，天才论遇上了实践论，怎能不害怕，怎能不倒下呢？
倒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使它不再鱼目混珠，而让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高地飘扬，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所以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天才论，其目的就在这里。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举起实践论的武器，把天才论的流毒彻底肃清！

（原载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作者：刘训/舟宣/陈玉先
栏目：战斗在边海防

祖国的万里海疆，到处闪射着航标的光芒，指引着航船畅通无阻。
这盏盏航标灯，饱含着航标战士艰苦的劳动，体现着他们对伟大祖国的无限忠诚。

勇登黄蟒送补给

一天，航标站要给黄蟒山航标补给。
年轻的航标战士带上装具器材登艇出发了。

黄蟒山，坐落在无人烟的小岛上，山上遍地荆棘，各种带刺的树和茅草，密密麻麻齐腰深。
航标艇赶到山下，已是下午五点钟，正是低潮；
原定的登陆点小艇靠不上，只有东面水深，可以靠艇。
但这里礁石陡峭，草丛更密，又闷又热。
副站长林庆孙带头抓住礁石往上攀，航标战士一个接一个地跟上来。
他们在草丛中行进，一手抱住二十几斤重的电池，一手吃力地抓住树枝草棵。
当大家上到山顶时，都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同志们爬上灯桩，检查灯器。
他们在闪光仪上细心地保养着每个部件，汗水直往下淌。
大家齐心协力，检查的检查，拆装的拆装，干得很欢。
战士叶忠德抢着钻进电池箱里接线头，里面热得象蒸笼，但他一直坚持把几十个线头全部接上。
（刘迅）

抢修灯浮斗恶浪

航标灯是不能熄灭的。
每当航标出现故障时，航标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风多大，雨多急，浪多高，都要一声令下，马上奔赴现场抢修，确保航标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时已下午，航标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夏老太婆礁灯浮熄灭了，赶快派人抢修，保证在天黑前发光！
航标技师李兆良带领同志们立即登艇出发。

夏老太婆礁附近暗礁多，航道窄，潮流急，加上海面上突然刮起大风，波涛已经淹没了礁石，灯浮被大浪冲得左右摇晃。
登陆艇驶近灯浮时，涌浪更大了，登陆艇象玩具一样，时而被托起来，推到浪尖上，时而摔下来，扔进深深的浪窝里。
在这种情况下登浮标是很危险的，稍不留心，就会被卷进浪窝里，技师站在船头上指挥登浮标，但登陆艇几次都没有靠上。
这时太阳已经西下，同志们都心急如火，凑在一起想办法。
李技师说：“瞅准时机跳上去。”
巨浪又把登陆艇托起来，当被推向靠近灯浮的一刹那，李技师纵身跳上了浮标。
他一手搂住灯标，一手抓住缆绳，在艇上同志的协助下，很快系好缆绳；
与此同时，赵金良、王玉利、王敬臣也跳上了浮标。
四个同志在灯浮上紧密配合，加紧抢修，迅速地排除了故障。
当航标战士看到航标在巨浪颠簸中又闪闪发光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舟宣）

陈玉先插图（图片）

作者：胡郁文

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师高炮营把训练的着眼点放在打现代战争上，勤学苦练对空作战本领，打飞机训练取得优异成绩。

这个营的高炮主要任务是歼灭低空快速敌机。
针对敌机活动的特点，他们在训练中，重点苦练以快制快的基本功，保证在目标到达航路捷径前十秒钟内，能打二至三个点射。
一、二炮手在练习追随、瞄准、击发的要领时，有意缩小火炮与目标的距离，增大目标角速度的变化。
搜捕目标时注意加大角度。
他们还把十几斤重的铁锤放在炮管上，锻炼臂力，以适应炮身转动快的要求。
为了掌握火炮在发射过程中，目标进入云块还能够继续瞄准追随射击的要领，他们就苦练对隐现目标的追随。
其他各炮手也按自己的战斗职责，在火炮方向、高低变化的情况下，苦练迅速准确地装定与改装各部诸元，装压炮弹，密切配合一、二炮手以迅速、准确、突然、猛烈的火力歼灭敌机。
通过训练，火炮操作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能做到搜捕目标快，装定诸元快。

高炮营还结合野营组织综合演练，锻炼开得动、联得上、协同好、打得准的本领。
为了在现代对空作战中，迅速、荫蔽、安全地占领阵地，驾驶员苦练夜间行车技术。
为了在行军途中抗击敌机的袭击，他们还演练了行进中的对空观察、信号联络和实弹射击，以及车炮人员通过染毒地段的战斗动作。
（胡郁文）

作者：明亮/律学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着眼现代战争特点，切实抓好打空降训练，取得了可喜成绩。

今年开训以后，团党委专门召开党委会，对打空降训练进行研究，并指定一名常委具体负责，从组织领导、训练计划、时间安排和器材保障等方面，保证打空降训练的落实。
为了解决骨干少、基础差的问题，作训部门举办了打空降短期训练班。
为了运用典型指导部队训练，副团长孙广元到二连进行打空降训练试点，同干部战士一起研究训练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二连把理论课目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大家先瞄固定目标，掌握射击要领，然后瞄活动气球，体会击发时机，并经常进行小讨论，交流体会。
孙副团长和二连同志一起总结出一套经验，在全团推广后，对打空降训练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个团注意帮助连队把打空降作为训练的一个重点。
一连是全团训练的先行连。
连队部分干部在安排训练计划时，没有重视打空降训练。
在一连蹲点的作训股长李善亭及时帮助连队调整训练计划，还组织干部到打空降训练较好的二连取经，请二连训练骨干来连队具体指导，并发动群众自制训练器材，使打空降训练取得了好成绩。
（明亮、律学）

作者：方先忠

本报讯 针对苏美两霸大量发展新式化学武器的特点，三四五二六部队最近召开了有基层干部战士参加的分析研究会，认真探讨了对付新式化学武器的办法，提高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防化能力。

他们针对苏美两霸现已装备部队的六种毒性较大的新式化学武器，首先分析研究了它们的战斗性能、杀伤破坏能力和其分子结构，然后针对其特点一一研究了对付和防护措施。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副团长刘荣华亲自带领大家把六种新化学毒剂分别布洒在石头、土壤、植物、地面、水源等物体上，让大家在实践中提高鉴别和侦别能力。
有的化学毒剂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他们就挖猫耳洞，在洞内练习鉴别。
新战士穆业军根据新化学武器施放后造成的不同战斗状态，反复苦练判断毒剂类别，及时实施不同方法侦检和防护的本领，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和推广普及，这个部队的防化学训练更加接近实战。
（方先忠）

作者：马凡贵

作者：吴泰昌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是我珍爱的一首无名氏的诗作。
两年多前，从悬挂在松柏丛中的一张字条上读到它，犹如一道闪电，跃入脑海。
时间的浪涛拍不掉、磨不去这诗句，读着它，那一幕幕威武不屈、令人难忘的情景便一齐浮现眼前……

一九七六年清明前后，首都北京千百万人民，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与“四人帮”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悲壮搏斗。
诗歌应运而生，一时，奇迹般地涌现了数以万计的革命诗词。
诗歌成了人民的心声，反过来又成为激励人民战斗的号角。
量中有质，好诗之多，前所未有。
人们冒着风险，辗转相抄，有的默默背诵下来，珍藏在记忆的宝库里。
它们，即便是人们称道的好诗，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或那样不足，但却具有撼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这究竟因为什么？
如果说，真实是艺术形象的生命，那么，依靠抒发感情来感染人的诗歌，要求具有真情实感，就是最为攸关的一点了。
如果诗中的感情是虚假、空泛的，不是来自作者在实践中的所得，作品怎么可能有生命，有活力？
怎么可能振奋人，打动人？
无病呻吟或为做诗而做诗，其结果往往是炮制出一首又一首味如嚼蜡，丝毫引不起情感交流的赝品而已。
丙辰清明涌现的一大批诗词却不然，它们恰恰在这个重要方面取胜。
诗的作者，几乎都不是诗人，很多从未尝试过诗词创作，是严酷的斗争，催促他们寻找选定了诗歌这个文学样式中较灵便的武器，并且大胆拿起笔来投入战斗。
他们郁结心头的满腔悲痛与愤怒，全都通过诗歌喷发、表现、升华。
诗，成为为革命呐喊的伟大力量。
他们的诗作，无论是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思念与缅怀，还是对“四人帮”的揭露与鞭挞，都是来源于作者自己的真切感受。
自然，如果这种真情实感是纯属个人的渺小的东西，而不是体现和代表了时代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作品也绝不可能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此是人民心底花”，才可能在广大人民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发挥出难以估量的战斗作用和鼓舞作用。

自然，要想使诗作充满着真情实感，并非易事。
这主要取决于作者是否在实践中，是否是斗争的参加者。
斗争的旁观者或游离者是决计写不出感情炙热的作品来的。
只有革命者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革命的血液，注入作品里的才是革命的真实的情感。
丙辰清明诗词的作者，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战士，无畏的勇士。
他们“壮志敢扫魔瘴”，“擒妖甘献我头”，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
他们这种崇高的革命品质，在诗作中得到了光彩照人的反映，虽然还远不如现实生活本身那么丰富生动。

丙辰清明革命诗词是我国广大人民与最凶恶的敌人“四人帮”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荣的记载，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也是辉煌夺目的一页。
今天历史终于给以公正的评价，来之真不易。
想当初，“四人帮”慑于这一首首、一行行刺向他们心窝的诗句，滥施淫威，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它们统统打成“反动诗词”，甚至不择手段，根本无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百般搜捕诗词作者，甚至株连到传抄者、阅读者。
这事竟然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岂不令人震惊！
要不是华主席率领我们粉碎“四人帮”，这些优秀的革命诗词，还将被作为“罪证”而镣铐着无数党的忠诚战士。

“四人帮”对这一大批革命诗词的诬蔑，也尖锐地说明了文艺工作中一个带根本性问题，即文艺作品的评判，究竟有没有客观标准，要不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中外的文学史实充分说明：那些不得人心违反民意之作，即令被冠以种种美名，强令推行，以求不朽，终究是“短命”的，“速朽”的。
反之，那些来自实践，来自人民，充分表达或体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之作，哪怕一时被“禁”、被查抄，也还会以自身固有的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顽强地生存流传下去，终于真正地不朽。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杰尔查文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普希金则家喻户晓，青春常在。
这种教训，“四人帮”是永远不会记取的。
他们大搞主观唯心主义，作品好坏一人说了算。
但是被江青吹捧为“珍宝”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一击，毫无生命力，也为群众所鄙弃。
那些被一句话枪毙了的所谓“毒草”，在禁锢多年之后，却反而依旧受到群众的欢迎，热情不减当年。
“四人帮”对革命诗词的疯狂攻击，只不过是他们人妖颠倒的诸多事例中一个突出的例证罢了。

“四人帮”横行十年，文苑冷落荒凉，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现的革命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其规模和成就，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它不仅仅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无可比拟的丰碑，这是有形的；
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是它对人们的启示。
我们的文学艺术要密切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永远受群众社会实践的检验。
如果我们的思路再打开一些，这种启示又何止于局限在文艺工作上。

作者：辛冶

“叫我唱歌就唱歌，叫我撑船就下河；
唱歌不怕歌师傅，行船不怕乱岩壳。
这有好久没唱歌，喉咙起了蜘蛛窝；
华主席挥手除四害，唱歌不怕江妖婆！”
这是一位土家族青年歌手在不久前举行的民族民间唱法会演中唱的桑植民歌。
歌声未落，满场就爆发了胜利的笑声和欢乐的掌声。
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民歌被扣上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净是情郎妹子”、“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不健康”、“下流”等等。
江青公然叫嚣：“我最不喜欢民歌了”；
就连歌颂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东方红》，她竟表示反感。
兄弟民族的歌曲竟被诬蔑成“异国情调”，民族民间唱法全被排斥，一些歌唱家和民歌手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以至人身的自由。
革命民歌和民族民间音乐的优良传统被践踏。
毛主席提倡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周总理提倡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更被他们搁到了一边。
祖国的音乐园地，百鸟绝响，万马齐暗，帮腔帮调象乌鸦般聒噪，人们恨不得把耳朵堵起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举行的第一次文艺会演，首先就来恢复、提倡、繁荣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的歌唱艺术，这真是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音乐盛会！

毛主席历来重视民歌，早在红军时期，就倡导征集并编制革命歌谣。
周总理对歌唱家和民歌手们也非常关怀，勉励他们的演唱“要有泥土气息”。
华主席还亲手笔录过韶山灌渠的民歌。
我国人民大众创造的革命民歌，如在这次会演中演唱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北京的金山上》、《浏阳河》、《绣金匾》、《革命将士出征歌》、《交城山》、《黄桥烧饼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等，无论是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以它鲜明的政治内容、浓郁的民族风格，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发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音乐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努力向革命民歌学习，大力收集、整理传统民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开展了革命民歌和民族民间歌曲的演唱活动，成果是丰硕的。
正是由于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民歌的优良传统，从民族民间的歌唱艺术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又加上对外国音乐的借鉴，我国的声乐才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风格流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民间唱法的演员，促进了歌曲和歌剧创作上的民族化、群众化，在音乐文化方面闯开了自己的路子。
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爱护的。

当前，由于“四人帮”的流毒远没有肃清，民歌解放得还不够，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歌曲、歌剧创作还不多；
这既不能适应新长征的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和日益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要求。
首先从恢复和提倡民族民间的唱法入手，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次会演，不仅是提倡民族民间唱法，而且要解决如何发展具有中国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音乐的问题。
在会演中，不少老的歌唱家焕发了青春，许多年青的民歌手脱颖而出；
不少优秀的革命民歌和传统的民族民间歌曲又唱起来了，许多新创作的歌曲也力求做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力地显示出我国音乐文化的雄厚实力和绚丽前景，令人十分高兴。

我们的目标，是坚持毛主席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下，提倡不同的唱法（包括民族民间的和西洋的）、风格、流派，鼓励他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创造和发展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使我们的音乐艺术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让我们不断地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作者：许显卿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间，魏巍同志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六年的时间，进行了长篇小说《东方》的创作。
在这部作品中，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地又在我们眼前出现了。
我们仿佛回到新中国刚刚成立，而战火又燃烧到鸭绿江边的那个难忘的年月；
回到那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随着郭祥的英雄连队和朝鲜军民，经历着反侵略战争的整个过程。
它形象地再现了发生在东方的这场反侵略战争，揭示站立起来了的东方革命人民，必然战胜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的英雄形象，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平凡而伟大的。
就象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英雄人物一样，最初的印象总是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当我们对他有了深入地了解，甚至和他一道生活和战斗，才感受到他的崇高和伟大，并且激起对他的敬佩之情和向他学习的愿望。

主人公郭祥，从他探家的路上到过江作战之前，作品从容地描绘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走过的生活道路。
他和我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孩子一样，从小就承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他也出自阶级本能地反抗这种压迫，但招来的则是更加不幸的灾难，“葬鹰”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压迫的深重。
只有当他投奔共产党八路军以后，才走上为阶级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

作品通过许多血火纷飞、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来塑造郭祥这个英雄形象。
写他为战友的安全和输送弹药而搬掉定时炸弹时同“死神”的对话，写他在玉女峰上弹尽而义无反顾地壮烈跳崖，表现了这个人物为了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和朝鲜人民而随时准备献身的精神。
作品不但写了他威武雄壮的激烈战斗，也写了他和朝鲜战友金银铁一家人的深厚的阶级情谊；
写了他对杨雪的真挚无私的爱情和对杨雪牺牲的深切悲痛，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英雄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郭祥从嘎子、嘎子连长到嘎子书记，有不少属于他个性特点的表现，留给人久久不忘的印象。
他在探家路上，巧妙地把车把式的鞭子哄到手，他每到一个驻地立刻和房东老乡们打成一片；
他当连长以后还和战士打打滚滚，以致人们都猜他是通讯员；
他打仗时也有他独特的风格，出国不久，当他站在山头用轻火器和敌机对射，既写出了他大无畏的对敌斗争精神，也写出了他那“嘎”劲的战斗作风。
他对亲人的关怀和爱护，也以他特有的“嘎”的方式表现出来：中秋夜，他当然不相信什么应谶旧俗，但为了让又将久别的孤苦的母亲高兴，偷偷地告诉别人把西瓜切成奇数；
在军中便宴时，这个“连首长”猴手猴脚又是尝山鸡，又是哄弄着腼腆的乔大夯饱餐一顿。
作品正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的描写，塑造了郭祥这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平凡又伟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平凡而伟大的这一特点，是由他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来自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
他生活的目的就是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他决不把自己看作救世主，而看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就象郭祥对待杨大妈和金妈妈一样。
因此，在任何时候和场合，在对待敌、友、我的关系上，他始终能准确地站在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上。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党和人民哺育教养之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然是平凡而伟大的，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本色。

“四人帮”在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上，炮制了一套“三突出”的创作模式，千方百计地要作家把英雄人物神化，要写得“不平凡”。
如果有谁不照他们那套谬论去进行创作，而是从生活出发，塑造了平凡而伟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那就要横遭挞伐，就要被扣上“起点不高”、“不高大完美”、“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等帽子。
无怪乎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那几年间，有些作品写出来的英雄形象，只能是不食人间烟火，高踞于云端的，苍白无力的纸人式的人物。

郭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对“四人帮”的“三突出”之类的创作模式的有力批判。
而这，也正是作者在艺术实践上一个难能可贵的纪录！
要知道，当这部作品完稿之时，恰恰是“四人帮”横行霸道之际。
我们赞美这个艺术形象，我们更赞美作者的风格。

作者：金辉
栏目：文艺短论

陆续看了一些新影片，在高兴之余也有点儿失望。
有些影片，说它“新”，只是因为注明的摄制完成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至于内容，能表明其“新”的，却是些显露着刀削斧凿痕迹的口号，提法新些而已。
群众纷纷议论，批评这些影片公式化，脸谱化，离生活太远了。
我也疑心它们是在四害猖獗时搞成的脚本，现在修改一下拿将出来的。
不然，“帮”记的烙印为哈那么明显，表现手法还是那一套呢？
看来，确有这样的作者，他们为了能够出版，拚命地跟“形势”，将作品随着“气候”改，按着“需要”捏。
本来没有的，硬添上个“走资派”、“民主派”，后来，自然又改成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
只要能刊登，怎么改都行。
有人说：“‘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把老干部都写成坏的，把新干部都写成好的。
现在，则把这套公式颠倒过来，真是大有妙用！”
话虽然苛刻了点，仍不失为切中时弊之语。
对于变色龙式的文艺游戏，人民是不欢迎的。
有些作者万分珍爱自己的“劳动果实”，但是，却连文艺工作者起码的严肃态度和责任感也丢掉了。

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比较成功的作品，如新近出现的话剧《丹心谱》、小说《班主任》等，决不是赶浪头的产物，而是长期积蓄、激情奔涌的结晶，就象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只有呕心沥血，把强烈、深沉、真挚的情感倾注于作品之中，才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真正的感情不会是朝三暮四的。
而改头换面，变来变去，作者本身就缺乏或丧失了感情，怎么可能打动读者呢？
这样的东西，人们一望而知：“这是编的！”
“这是在演戏！”
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只有在他每次蘸墨水时都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才应该进行写作。”
郭老在《蔡文姬》里借曹丕之口说道：“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
这些话，大约都可算创作的真谛吧。

文艺创作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改头换面是不行的，必须大破大立。
对于中毒很深的同志，则要脱胎换骨。
而这只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做到。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仅仅是解决素材积累问题，首先应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我们常讲拜人民群众为师，不光在生活、语言方面如此，在感情、立场上更应如此。
两年前的清明，中国人民自觉地起来同“四人帮”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首都数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献上了难以数计的花圈和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向“四人帮”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讨伐。
这些用血泪写成的诗词，气壮山河，爱憎分明，抒人民之心声，发战斗之呐喊，今天读来仍是那样扣人心弦。
这些革命诗词，应当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最珍贵的教科书。

“写革命文必须做革命人”。
看百多年来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些为人民所铭记的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首先是战士，是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英勇战士。
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壮丽篇章，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这个光辉的战斗传统。

栏目：文化短波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好的和较好的短篇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提高，《人民文学》杂志社决定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这次评选的有关事项是：一、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止，在此期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过的优秀短篇小说，均在评选范围之内。
二、凡从生活出发、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艺术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拘题材、风格，皆可推荐。
提倡那些能够鼓舞群众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优秀作品。
三、评选方法：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热烈欢迎各条战线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
最后，由《人民文学》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
在群众性推荐与评选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
评选结果将于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在《人民文学》上公布。

凡参加推荐与评选的个人或集体单位须将所推荐作品的篇名、作者，及发表于何处、何时，写信寄《人民文学》编辑部。
（评选人须写明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业）。
评选意见截止日期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底。

作者：肖明

《春蕾》纪录了中央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录取的附中新学员汇报演出的动人情景。
《美的旋律》则是一九七八年上海国际体操友好邀请赛的绚丽的集锦。
一个弹奏出音乐美的旋律，一个奔腾着体操美的旋律，而这有声的美或无声的美，都映照出了新生活创造者心灵的美。

在《春蕾》中，小学员演奏的乐曲是丰富多采的，有现代的，有古典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如《北京有个金太阳》、《江河水》、《映山红》、《梁祝》等，还有肖邦、贝多芬、菲尔德等的技巧难度较大的著名乐曲。
而演奏者大的只有十五岁，小的才八岁。
他们娴熟的演奏给人以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那些发自钢琴、小提琴、琵琶、二胡、筝、扬琴等乐器的美妙的音符，扣响了观众的心弦。

在《美的旋律》中，中国运动员和朝鲜、罗马尼亚、埃及、日本、法国、加拿大、荷兰等友好国家年青艺高的运动员，表演了一套套高难度的体操项目。
矫健、活泼，带有各国风格的自由体操，惊险优美的单杠，轻快抒情的平衡木，以及翻腾萦回的高低杠等项表演，使人赞叹不已。

中央音乐学院的小学员，来自祖国城乡各地。
《春蕾》以自然、朴实的镜头，表现了他们天真烂漫的神气，纪录了他们相当熟练的技巧。
同时，又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的音乐才能，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世代家传的，而是勤奋实践的结晶。
在他们通向艺术高峰的进军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艰苦跋涉的情景，也看到了他们在老一辈师长的关怀、培育下灿烂的前程。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把艺术和艺术教育，给予了人民，给予了年青的一代。
在党的阳光的沐浴下，艺术的春蕾必将艳丽开放。

《美的旋律》打破了以往体育比赛纪录片的老套子，以独特的风格，多变的手法，优美的节奏，缜密的构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有强烈的韵律感、节奏感、旋律感。
影片中运用了定格、落格、高速摄影以及多银幕特技摄影等手段，加上电子音乐宏阔的音响，使整个旋律变得更有丰采。

《美的旋律》还表现了中国运动员和友好国家运动员之间的深厚情谊。
它以浓重的笔墨对世界女子体操冠军、十六岁的罗马尼亚运动员纳迪亚·科马内奇以突出的描写，体现了我国人民向外国先进水平学习的愿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豪迈气概。
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美的旋律，必将成为日益加强彼此之间友谊的纽带。

《春蕾》和《美的旋律》这两部纪录片，为亿万军民抓纲治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作了热情的伴凑。
我们祝愿艺术家们以更加精湛、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发掘和反映新时代的生活美，让美的旋律磅礴于全世界。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谈。

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皇宫接见邓小平副总理。

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东京举行答谢宴会，福田首相应邀出席。

邓小平副总理十月二十四日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图为田中先生陪同邓副总理一行观赏他在中日建交后种的一棵“雪椿”。

十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东京拜会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感谢他在任外相期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日本奈良市群众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一行。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国会两院议长举行盛大室外酒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大阪参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十个友好团体在东京联合举行盛大酒会，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简明新闻

墨西哥总统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十月三十日上午偕同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乘专机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和夫人骆平，到机场热烈欢送。
宾主在临别前热情握手告别。
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华国锋总理、中国政府和人民祝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和夫人一路平安，并请总统问候墨西哥人民。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说，这次访问是墨、中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重大事件。
他请李副总理转达他对华主席和中国人民的问候。

陈永贵副总理获“国际农业新闻奖”
意大利全国农业记者协会十月二十八日在罗马附近的锡耶纳市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授予中国副总理陈永贵和其他六名意大利人和外国人以“国际农业新闻奖”，以表彰他们在发展农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国际航空联合会接受中国航空协会为正式会员 国际航空联合会第七十一届大会十月二十四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协会为该联合会正式会员的决定。

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第十五届大会在新德里举行 新德里消息：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第十五届大会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罗青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印度新闻广播部长阿德瓦尼向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成员国颁发了各种奖品，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台和电视台技术评论奖。
在大会的全会上中国重新当选为管理委员会成员。

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监视苏联轰炸机 据共同社报道，苏联图95熊式轰炸机两架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许从日本和歌山县南约五百公里的太平洋上空即将飞近日本领空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从小松、新田原、那霸等地紧急起飞八架F104J战斗机进行监视。
两架苏联飞机在二时过后从鹿儿岛东约一百公里上空转回，消失在太平洋上空。

作者：司马达
栏目：国际随感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四十五年前的夏天，鲁迅先生在为一位日本朋友作的一首七律中，写过这样的诗句。

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事变刚刚发生不久。
上海闸北一带，在日军的炮火轰击下，如诗里描写的那样，“奔霆飞熛”，“败井颓垣”，满眼战争景象。
可是就在那种严峻的时刻，鲁迅先生仍然深深地相信：具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纵然经尽战争的“劫波”，终有一天会化干戈为玉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忘掉过去，握手言欢，团结到一起。

鲁迅当年所期望、憧憬和预见的未来，已成为今天的现实。

历史已翻过了旧的一页，而开始了新的篇章。
近三十年来，经过中日双方老一代和新一代披荆斩棘的不懈努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共同愿望终于实现了。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米。
邓小平副总理对日本的正式友好访问，使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两大民族，伸出十亿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这可是不寻常的握手。

这是亚洲的一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握手。

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握手。

中日两个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感的民族。
过去中日之间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受害不浅。
现在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战争的危害，知道和平的重要。
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民族仇恨带来的灾难，珍惜人民友谊的可贵。
他们今天缔造和平，结成友谊，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正是历史的抉择，历史的必然吗？

中日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他们有着悠久的相似的古老文明，也有着无穷的潜力和远大的前程。
他们今天“相逢一笑”，并不仅仅是为了泯灭过去的“恩仇”，而是为了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请想一想，这两个东方国家勤劳、智慧的十亿人民，决心在友谊中发展合作，在合作中推进友谊，将会产生出多么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啊！

亚洲两个大国的和平友好合作，无论从其目的和影响来说，都将大大有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我们公开申明永远不谋求霸权，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霸权往往就是战争的温床，和平的威胁，友谊的敌人。
我们反对霸权，因为这种霸权的阴影，今天仍然笼罩着亚洲和整个世界，使各国人民不得安宁。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达十亿人民的这种愿望、意志和力量，决不是可以轻侮的。

霸权主义者得不到别人的友谊，害怕别人的友谊，并且总是想方设法要中伤和破坏别人的友谊。
你看，在友谊的欢声响彻日本列岛和神州大地，友谊的鲜花撒遍了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铺设起来的友谊大道时，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些只懂得霸权而不懂得友谊的人，是多么懊丧和难熬啊！
他们腹诽舌谤，口吐污水，多么想给中日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的正义事业加以丑化抹黑啊！

可是，十亿人民紧紧握起手来，决心为反对霸权、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那一小撮霸权主义者又能奈何乎！？

万家欢乐一家愁。
历史就是这样的分明，这样的无情。
让那些害怕友谊、贪图霸权的可怜虫，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哀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