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轧钢厂、九江发电厂
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北京第一轧钢厂在10月03日提前八十九天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与去年同期比，全厂钢材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十，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十五，产品质量提高，燃料消耗下降，上缴利润增长近一倍。
据新华社南昌10月11日电
江西主力发电厂之一的九江发电厂，已在09月22日提前一百天完成了全年的发电计划。

叶剑英委员长电贺莫伊就任肯尼亚总统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10月14日打电报祝贺阿拉普·莫伊就任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贺电全文如下：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
值此阁下就任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肯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在阁下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肯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1978年10月14日于北京

天津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和所属分院相继开学
新华社天津10月13日电
停办了十二年的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以及所属的八个分院，09月下旬相继招生开学。
天津市科技进修学院是一所帮助在职技术人员进修提高的业余学校。
这次学院和各分院共开办二十五个专业，一百一十一个班，共招收学生五千五百多名。
参加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学习的，主要是1966年以前大专院校毕业的科技人员，着重提高外语、基础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水平；
参加各分院学习的，主要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工人和1966年以后的大专院校毕业生。
学院和各分院的教师以兼职为主，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工人阶级要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做更大贡献
余秋里、方毅同志分别在工会“九大”作报告和书面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方毅，13日和14日分别在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书面报告。
他们号召我国工人阶级加快步伐，勇往直前，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余秋里副总理在报告中讲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经济战线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当前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并对全国广大职工和做工会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殷切的要求和希望。
余秋里副总理要求工人积极地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发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作用。
他说，工人参加管理，是新宪法明文规定了的，每个企业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是发扬企业民主的重要形式。
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要认认真真地开好这样的大会，要真正发扬民主，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把它当作表决机器。
工会要起桥梁作用，经常了解和反映工人群众的意见，吸引和组织工人参加管理。
企业的领导人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听取工会的意见，尊重工会的权利，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属于工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党委和行政领导都不要去包办。
他说，发扬民主，不是不要集中。
每一个工人，都要自觉地服从企业党委的领导和行政系统的指挥调度。
工会要教育工人遵守国家的法令和企业的规章制度，同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作斗争。
余秋里同志要求全国职工千方百计加快工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把产品质量搞上去，把物资消耗降下来。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一般工厂企业的产品数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仍然很低，消耗仍然很高。
这是当前妨碍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
所以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是有些企业批判“四人帮”不够深入，各种管理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他要求所有企业的党委、厂长，都要亲自动手，狠抓质量管理和物资消耗管理。
所有工人同志都要以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生产出合乎质量标准的产品。
工会要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消耗问题，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好地开展起来。
余秋里同志号召全国职工刻苦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
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
学习科学技术，是当前工人阶级的一个突出任务。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领导，具体安排，并亲自带头学习。
广大职工必须加强岗位练兵，苦练过硬本领。
各部门、各企业要采取多种形式，在两、三年内对现有职工轮训一遍，把他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一大步。
今后每年对工人进行一次技术考核，作为晋级的一个重要根据。
要建设宏大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水平，并且积极培养新的工程技术人员。
要有计划地认真地向来我国帮助建设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把引进设备的全部技术知识学到手。
他引用毛主席的诗句说：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大家勤奋学习，就一定能够掌握现代技术，一定会有更多的发明和创造，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方毅副总理的书面报告，叙述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产生的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说明了我国与国外先进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号召广大职工正视落后，发奋图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空前紧张地动员起来，加快现代化的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
他说，我们要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什么？
光靠苦干行不行？
苦干这种精神当然是要大大发扬的。
但是，光靠苦干，是不够的。
从长远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应当靠科学技术。
只有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提高，才能大大减轻笨重的体力劳动，进而缩短劳动时间。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干劲加科学。
要把干劲用到科学技术上来，用到攻关上来，用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方毅同志强调，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必须努力学习，造就人材。
他说，目前，我国不仅专业科技人员缺乏，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比较低，这种情况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十分不相适应的。
针对这种情况，华主席提出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向我们整个民族进行了动员，发出了号召。
华主席的号召，受到了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一个群众性的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的热潮正在兴起。
这次大会提出，要力争在1985年以前使四分之一的工人达到七级工的技术水平，技术学校毕业生达到四级工的技术水平，一般工人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我预祝在各级工会和全体工人同志的努力下，胜利地实现这个目标！
方毅同志还介绍了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一些重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他满怀信心地说，华主席、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工作这样重视，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劲头这样大，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这样高，我们的国家资源又很丰富，又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去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踏踏实实地去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一个人材辈出、捷报频传的大好局面很快就会到来。
余秋里同志的报告和方毅同志的书面报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建设草原，发展畜牧业
翻开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从黑龙江到云南这条斜线的西北部，牧区幅员广大，草原辽阔，是我国发展畜牧业的大好基地。
我们要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高速度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一定要把草原建设好，使牧区畜牧业有一个大发展。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牧区畜牧业的发展本来是较快的。
从1949年到1965年，属于牧区的十个省和自治区畜牧业平均年递增达百分之六。
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牧民，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大量的菜畜、役畜、绒毛、皮张和奶制品，对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搞乱了全国，搞乱了牧区，破坏了畜牧业生产。
他们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牧区的主导地位，否定十七年牧区畜牧业发展较快的事实和显著成绩；
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打击迫害一大批民族干部；
破坏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破坏草原，破坏党在牧区的现行经济政策，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牧民的积极性，使牧区畜牧业的增长速度大为减慢，有些地方甚至下降。
不少牧区多年来山河依旧，面貌未改，基本上还是靠天养畜。
这种严重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畜牧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人均肉食水平也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当前，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畜牧业又是整个农业中的薄弱环节。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认真总结二十九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迅速扭转目前畜牧业严重落后的状况。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肉、乳、皮、毛、骨、血、内脏等畜产品，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轻工业和医药工业的原料。
发展畜牧业，提供大量肉食品，可以逐步改变目前我国食物的构成，既可节省粮食，又能增强人民的体质。
畜牧业还为种植业提供优质粪肥，为出口贸易提供货源。
毛主席一再强调畜牧业的重要性，指示我们要把农、林、牧三者结合起来。
毛主席指出：
“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我们历来强调发展农业要同发展畜牧业相结合。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客观规律，也是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这是农牧业关系的科学的概括，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导农牧业生产。
但是，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有些同志中了他们的思想流毒，片面理解和割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工作中只抓粮食，以粮挤林，以粮挤牧，甚至在牧区也片面地强调要粮食自给，毁草种粮，结果是两败俱伤。
牧区不以牧为主，是不务正业，就象农区不以农为主一样荒唐。
我们国家地区辽阔，一个省、区也很大，各地的水、土、气温等自然状况各不相同，每个地区主要经营什么，兼顾什么，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
如果我们不顾具体条件，不管在什么范围，强求一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盲目性，搞瞎指挥，既违反自然规律，又违反经济规律，破坏了原有经营项目，粮食生产也不可能真正搞上去。
畜牧业近年来发展缓慢的局面，反映了农牧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农牧比例不合理。
我们一定要科学地把农、林、牧三者规划好，结合好。
要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牧区应以牧为主，并积极发展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加工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防护林带；
半农半牧区应农牧并举；
农区应种植业与饲养业并重。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发展农业生产。
现在是我们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否则，就会继续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
牧区畜牧业要加快发展，必须大搞草原建设。
这是改变牧区生产条件，改变几千年游牧经济，搞现代化大畜牧业的根本措施。
前几年由于有些牧区不重视草原建设，不认真保护和管理，草原沙化、碱化、退化面积扩大，有些昔日绿色海洋般的丰美草场，如今草木稀疏，黄沙滚滚，鼠害虫害严重，载畜量降低，自然环境恶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抓不得了。
如果继续发展，不仅破坏了草原，还将危及周围农区，在更大的范围内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有很深刻教训的。
总之，再不抓草原建设，牧区畜牧业就不可能发展，而且还会下降。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乱扣“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使有些同志不敢抓草原建设。
现在要彻底砸碎他们强加的紧箍咒，解放思想，刻不容缓地、理直气壮地把草原建设抓起来。
一定要保护草原，严禁滥垦、滥砍、滥牧。
草原建设目前要紧紧抓住围建草库伦和灭鼠治虫两个环节，为牲畜的稳定、优质、高产创造条件。
牧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象农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那样大搞草原建设，象建设大寨田那样建设草库伦。
要改良牧草品种，增加产草量，提高载畜量，向草、水、林、机、路、房舍、棚圈配套的方向发展。
要认真落实党在牧区的现行经济政策，减轻牧民负担，充分调动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多年来，牧区许多社队同样存在着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状况。
有些牧区在建设上，重城镇建设，轻草原建设；
有些牧区领导机关大量挪用民族补助费、牧区建设费和边疆建设费，对牧业生产队无偿平调人力、物力、财力，大建楼堂馆所；
有些干部乱宰牲畜，大吃大喝，侵夺牧民利益。
必须坚决杜绝这类非法行为和不正之风。
要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原则，切实改变那种养多养少一个样，养肥养瘦一个样，养死养活一个样的状况，做到责任分明，多劳多得，有奖有罚。
要整顿和加强牧业社队的经营管理，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要保证牧民的口粮标准，关心牧民生活，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牧民收入，使牧民能够得到实在的经济利益。
牧民自留畜问题，要照宪法上的规定办。
有些财贸部门收购畜产品任意压级压价的错误做法，必须坚决纠正。
要经常研究和制订工业品和畜产品的合理比价，逐步缩小这方面的剪刀差。
对国家用于草原建设的投资，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凡贪污的，要退赃，凡挪用的，要退赔。
牧区各级党委要结合党中央转发的关于湘乡经验和旬邑问题的文件，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高速度发展畜牧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国可利用的草原面积有三十三亿亩，等于现有耕地的两倍以上，地广人稀，劳动力少，不搞机械化，就不可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畜牧业大幅度增产。
目前机械化的重点是水、草、运输。
计划、农机部门要重视和安排好畜牧业机械的生产。
农牧部门要培训牧业机械手，建立牧机修配网点。
搞现代化的畜牧业，科学技术要先行。
畜牧科研机构已经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和拆散了的，应当重新建立起来。
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普及科技知识，搞好科学管草、科学养畜。
华主席号召我们：
“要把草原经营好，使畜牧业来一个大发展。”
各级党委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切实加强对畜牧业的领导。
目前有些党委比较重视畜牧业，但就整个情况看，忽视畜牧业的状况并未真正扭转，畜牧工作仍然排不上有些党委的议事日程。
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了，如果一个地区的畜牧业两年搞不上去，三年搞不上去，四年五年还是搞不上去，身为这个地区的党委领导同志能够心安理得吗？
我们对加快发展畜牧业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
牧区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要亲自抓畜牧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树立典型，扎扎实实地解决好畜牧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畜牧业劳动生产率，使畜产品极大地丰富起来，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牧区要把工作转到以牧为主的轨道上
青海省委召开牧区工作会议，讨论牧区建设方针、经济政策等问题
本报讯
据《青海日报》报道：
中共青海省委最近在西宁召开了牧区工作会议，讨论了牧区建设方针、经济政策、发展规划和草原建设问题。
青海牧区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也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是全国重要的牧业基地之一，同时，从事牧业生产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人民，畜牧业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因此，把畜牧业生产搞上去，对于支援国家建设，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促进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繁荣牧区经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青海省建设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省委第1书记谭启龙在闭幕会上讲了话。
他说，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
畜牧业是牧区的主业，州、县两级党委的主要工作是抓好牧业，一、二把手要亲自抓，真正作到以牧为主。
从领导力量、劳力安排、投资分配和物资供应等方面，把牧业放在主要位置，把各行各业的工作，转到以牧为主的轨道上来。
今后考察牧区各级党委及其一、二把手工作搞得怎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看畜牧业搞得怎么样。
要稳定发展畜牧业，必须大搞饲草饲料生产，实行牧农结合。
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大搞种植业，解决饲草饲料问题。
谭启龙同志指出，青海省畜牧业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青海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挂帅人物一伙，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政策搞乱了，挫伤了广大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因此，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青海的挂帅人物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批判他们假左真右，拨乱反正，使党的各项政策得到正确的执行。
要尽快把草原建设搞上去，努力改变生产条件，这是稳定、优质、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关键，也是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措施。
牧区各级党委一定要下大力量加强草原的开发和建设。

落实“以牧为主”方针　促进畜牧业生产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明确路线是非，狠抓三项措施，全区畜牧业今年又获丰收
本报讯
本报记者邓子常、通讯员王漫沧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采取有效措施，夺得又一个畜牧业丰收年。
截至今年06月底，全区羊羔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又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全区羊只总数比去年同期净增五十二万只，增长百分之十四。
大家畜也有增加。
宁夏是我国十大牧区之一。
全区可利用的草原面积达一亿二千九百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盛产驰名中外的珍贵裘皮羊——滩羊、沙毛山羊以及牛、马、骡、驴、骆驼等大家畜，广大农牧民有饲养牲畜的丰富经验。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许多地方不顾客观自然条件，大搞瞎指挥，在以牧为主的地区片面强调“以农为主”，盲目提倡“多产粮食”，硬向牧民“又要粮、又要羊”，甚至强令有放牧习惯的山区社员搬迁到川区来开荒种地；
草原管理机构被撤销，草原建设工作大大削弱，滥开草场，倒山种地，破坏草原的现象大量发生。
结果，草原严重沙化，农业连年减产，畜牧业下降倒退。
1976年全自治区羊只比上一年减少五十七万多只，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治区党委通过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分清了路线是非，认识到发展畜牧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意义，明确了牧区应该因地制宜，以牧为主的方针，加强了全区畜牧业的领导，通过各种会议，反复向广大干部、群众讲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
自治区党委针对畜牧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狠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深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破坏畜牧业生产的罪行，认真贯彻落实牧区“以牧为主”的方针。
自治区有关部门和牧区、半农半牧区各县、旗，共派出五百多名干部，深入基层揭批“四人帮”，宣传党的畜牧业方针、政策，妥善解决这些年来在执行方针、政策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狠抓草原建设，积极改善畜牧业生产条件。
例如，阿拉善左旗和盐池县成立了草原规划和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专业队，进行草原管理、使用、建设三落实，以及农田、林地、草库伦、放牧场四固定工作；
重新制订了草原管理条例，并采取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季节生产和常年建设相结合的方法，大搞以开发地下水为中心的基本草牧场建设。
三、自治区和有关县、旗党委逐步恢复、充实、调整区、县级畜牧领导、管理机构和公社畜牧兽医站，部分县建立了牲畜良种繁育场，许多大队、生产队还设有畜牧队长和专职放牧、饲养、接羔、配种、防疫人员。
各地还普遍实行畜牧生产岗位责任制等管理制度，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　加速现代化步伐
湖北省委第1书记陈丕显在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新华社武汉10月14日电
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陈丕显最近指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场讨论，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陈丕显同志是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他在会议上，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问题，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林彪、“四人帮”为了“大树特树”他们的“绝对权威”，散布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谬论，要人们按照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去“句句照办”，提倡偶像崇拜，不许独立思考，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
这一流毒很深，至今还影响一些同志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不能或不敢实事求是，他们判断是非，决定问题，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不从实际出发，不看客观效果，不受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检验。
我们必须通过总结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只有这样，才能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中真正解放出来。
陈丕显同志说，湖北省过去的二十九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上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也受到了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许多问题上把马列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了，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作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了。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各级党委全面夺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等等。
实践的检验是严峻的。
林彪、“四人帮”这样全面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罪恶行径，造成十年来政治上不得安宁，经济上濒于崩溃的边缘。
通过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越来越清楚了。
但是，我们还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前十七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经验，要敢于肯定，敢于坚持。
这绝不是什么“复辟”、“回潮”，而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他说，林彪、“四人帮”在湖北省制造了许多冤案、假案、错案，甚至蓄意制造事件，把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我们按照毛主席“有错必纠”的方针，正确地作出结论，予以昭雪平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这里有个敢不敢实事求是，坚持有错必纠的问题。
各级党委、各个部门都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党对人民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地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只要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该昭雪平反。
实践是判断是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正确的东西不会因为否定它就变成错误，错误的东西也不会因为肯定它就变成正确。
我们要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他说，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据亿万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实践的要求提出来的，它又要贯彻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有个把中央指示的原则精神和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江汉平原的情况，最近又研究鄂西山区建设，都有一个从实际出发，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问题。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是全国农业的总方针，是个大布局。
各地贯彻执行就要分别情况，因地制宜。
就全省来讲，总的应当以粮为纲，但是也有因地制宜的问题，林区应该以林为主，渔区以渔为主。
发展农业必须坚持学大寨，学大寨的根本经验。
至于具体政策和做法，不能不顾条件生搬硬套先进单位的具体经验。
这是正确地学习先进经验的态度，不能说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我们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要坚决保护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尊重基本核算单位的自主权，保护社员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正当的经济利益。
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是同实际相结合，走群众路线。
千百万群众是直接实践者，他们对实际情况最了解，实践经验最丰富。
领导干部一定要倾听群众呼声，把握群众脉搏，研究群众经验，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犯或少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要把中央指示精神同各地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贯彻执行的方法，再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我们的部署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需要修改和补充。
前不久，党中央发了两个文件，一是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一是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
我们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湖北省的情况，决定用整风的方法，解决这两个问题。
并且，派出工作组，在巴东和公安两个县搞点，以便总结经验，指导全面。
这两个县的初步实践证明，党中央这两个文件深得人心，整风的方法效果较好。
这段实践的过程，也能说明，要把上级的指示变为群众的行动靠实践，要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实际靠实践，要求指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也还是靠实践。
他说，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唯心论、形而上学，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把一些人的思想搞僵化了。
现在我们要开动脑筋，来一个思想革命。
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那怕是一个小厂、一个生产队、一个人，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把生产搞上去。
从各级领导来讲，也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觉地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反对霸王作风，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他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思想再解放一点。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学习和应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一切国外的好东西。
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
认识来自实践。
实践是社会实践。
必须放眼全国全世界，向群众学习，向先进学习，才能求得真知。
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我们引进了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
我们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力争上游，赶超先进。
我们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广大的群众和丰富的资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奋发图强，我们一定能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丕显同志说，重视和加强党的理论工作，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一项根本任务。
华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努力做到“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
省委召开这次理论工作会议，就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推动全省理论工作。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组织都认真地把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发扬光大起来。
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更要带好头，起到模范作用。
要认真办好各级党校，组织好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
他说，应当肯定，湖北省理论队伍基本上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现在，我们要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支持他们大胆工作。
大家都知道，李达同志是我国知名的哲学家，曾经长期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
五十年代初期，他精心写作了两本书：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四人帮”横行期间，这两本书被打成了“黑书”。
现在这两本书重新出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们热情地希望湖北省理论界在华主席关于加强理论工作的指示和“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精心地写出更多更好的理论著作来。
在理论工作方面，我们也应当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提高水平，攀登理论高峰。
陈丕显同志最后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我们要把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同当前的整风以及各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边整边改，使我们的思想有个大的解放，作风有个大的转变，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用更快的速度，力争在更短的时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夹生饭”做熟了
——记邯郸车务段领导班子的整顿
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党委，过去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存在着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
从去年06月到今年02月，段党委先后进行了七次整顿和三次“三大讲”，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群众批评党委的整顿是“问题不揭盖，思想不沾边，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邯郸车务段党委领导班子在整顿中出现“夹生饭”，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内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前几年，在党委成员中，有的煽风点火，有的争官要权，有的不讲原则，甚至跟着错误路线跑，还有的回避斗争，遇事躲着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
揭批“四人帮”斗争以来，有的党委成员害怕揭盖子弄到自己头上，采取了得过且过的态度。
有的党委成员怕得罪人，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折中调和。
党委领导班子七股八岔，形不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核心。
由于领导班子问题没有得到认真揭露和解决，企业的革命、生产面貌改变不大。
今年03月，分局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带队来到车务段，帮助段党委重新进行领导班子整顿，解决“夹生饭”的问题。
为了尽快揭开领导班子内部的阶级斗争盖子，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着重做了第一把手的工作。
这个段原党委书记是一个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的老干部，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但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过去几次整顿，他怕讲出自己的问题被揪住不放，一直捂着盖子。
分局工作组和段党委成员，多次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终于使他提高了认识，由捂盖子变成带头揭盖子。
他在常委会、全段干部会上发言，进行“三大讲”，把自己和领导班子中的问题一件件地揭露出来，并且还到沿线一些小站用自己带头“三大讲”的实际行动，发动群众揭盖子。
第一把手带头揭，其他成员也都相继揭矛盾，开展“三大讲”。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党委领导班子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上揭露出来了。
为了真正解决“夹生饭”的问题，段党委领导班子坚持作到三点：
第1，敢于亮丑。
每一个领导成员，在讲清楚自己问题的同时，必须把当时的思想动机讲出来，然后联系实际，对症下药，批“四害”，肃流毒。
他们说得好：
只有敢于亮丑，才有勇气肃毒，才能下决心改正。
有一个党委成员过去在“四人帮”横行时公开和党委唱对台戏，闹得很厉害。
他闹的目的是什么？
以前他都没有讲真话。
这次在大家的帮助下，把丑亮出来了，原来他是想当政治处主任，担任党委主要领导职务，而上级党委任命了其他同志，便心怀不满，所以大闹特闹。
大家切中要害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指出他是中了“闹而优则仕”的流毒。
第2，注意世界观的改造。
段党委副书记兼段长，在“四人帮”散布“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谬论的时候，打算退职，免得在政治上出问题，影响后代。
通过这次整顿，他认识到自己在严肃的路线斗争面前退缩，要害是没有牢固地树立立党为公的思想，被“四人帮”的流毒钻了空子。
其他领导成员也从中受到教育，进一步看到了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
他们边整边改，重新制订了党委班子革命化建设的四条措施，并且在行动中落实。
第3，一人讲，大家评，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领导班子成员对被评议的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不搞“无限上纲”。
党委内部的认识统一后，领导成员再逐个到全段干部、职工大会上讲，倾听群众的意见，面对面地接受群众的评议，根据群众的意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问题，提高肃流毒的自觉性。
在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切实搞好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
他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对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做到“知人善任”，量才使用。
先把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思想品质不好的人，从领导班子里撤下来；
对老年体弱，不适合在运输生产第1线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重新安排适当工作；
把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有工作能力的基层领导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又担任党委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先下放到基层去锻炼。
现在，全段除党委完成了组织整顿外，下属的二十五个党支部，已有百分之五十进行了调整、充实，大大加强了战斗堡垒作用。
领导班子面貌的改变，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运输生产。
上半年，全段运输生产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07月份以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且达到了“五五”规划规定的指标。
广大群众高兴地说，“夹生饭”做熟了，建成大庆式企业有希望了！
　李乃毅

景德镇瓷业生产生机勃勃
据新华社南昌10月13日电
驰名中外的江西景德镇瓷器，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景德镇是我国著名瓷都，已有一千多年的制瓷历史。
这里生产的瓷器，向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独特风格和品种繁多、造型优美、装饰丰富而闻名于世。
可是，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少瓷厂被迫改产，许多有艺术造诣的老画家、老工人遭到迫害，各类传统产品被强行停产，瓷器的花色品种由九百多种减少到四百多种，产量也急剧下降，整个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受到了一次大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来，景德镇瓷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深入揭批“四人帮”，破除精神枷锁，积极继承、发展传统的瓷器生产，同时大胆创新，使景瓷生产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
两年来，景瓷产量直线上升，去年的日用瓷产量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今年一至08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三，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花色品种也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一千二百多种。
景德镇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工艺美术瓷，这两年来不仅恢复了原来的传统风格和特色，而且有了可喜的创新和进步。
醉人心目的颜色釉，是景德镇瓷园中的一朵鲜花。
在“四害”横行时，这朵鲜花受到严重摧残。
以生产颜色釉为主的建国瓷厂，高低温颜色釉的品种就由五十多种减少到六种。
现在，建国瓷厂的颜色釉品种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景德镇传统陶瓷彩绘丰富多彩，技法多样，最近两年，艺人们将多种彩绘方法熔于一炉，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为民瓷厂青年陶瓷美术家秦锡麟创作的瓷盘画《哈达献给华主席》，就采用了多种彩绘方法，使作品画面极为生动，主题鲜明突出。
这二年来，景瓷的彩绘还注意吸收了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木刻画、图案画、民间剪纸等艺术的特色，使陶瓷彩绘增添了新的光彩。
景德镇名扬中外的传统特种手工艺品——薄胎瓷，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产品除碗、盘、盅、碟外，还有各种花瓶、皮灯、文具、酒具等。
这些产品在薄度、光泽度、白度等方面，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各种传统瓷雕，现在品种齐全。
造型风格百花齐放，大至用圆雕法制作的一点六米高的人物，小至用捏雕法制作的丁点儿大的蜜蜂、草虫，无不生动鲜明，引人入胜。

要相信农民会种地
编者按：
尊重不尊重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是承认不承认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也是坚持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上级领导机关应当允许和提倡基层单位的同志开动脑筋，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展生产。
如果某个队种几亩玉米，每亩地种几棵棉花，这类事情都由县里具体规定，强令照办，那还有什么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这种领导十之八九不符合客观实际，要么受到基层的抵制，要么把事情搞糟，都会引起群众不满。
把保障生产队自主权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襄汾这篇报道说明：
不给生产队自主权，单凭“长官意志”瞎指挥，就会败坏和削弱党的领导。
引导和支持基层单位因地制宜，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应该大加提倡的领导艺术。
重阳节前，山西襄汾县迎来了一个好年景，各种秋粮都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记者跟县委书记一道下乡，听社、队干部们说：
放心吧，实行定额管理，多劳多得，秋收秋种都能按计划完成。
坐下来同社、队干部们谈谈，感到当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这就是怎样尊重社、队的自主权，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为什么人们提这个问题？
因为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许多社、队的自主权被剥夺了。
说是“集体经济”，集体却当不了家；
说是“队为基础”，又不让基础发挥作用。
这样，就使集体经济不能发展，社员收入不能提高。
打倒了林彪、“四人帮”以后，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还在按前几年的老习惯办事，干涉社、队应有的自主权，搞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比方说，去年种棉花的时候，县里就给社、队发通知，规定每亩必须种四千棵，而且规定绝对不许套种别的作物。
结果种得太密，通风透光很差，一亩地顶多收一百斤皮棉，合一百元。
今年春天又下了这个规定，红卫公社的各生产队就不听了。
这个公社劳力强，肥料足，水利条件好，就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每亩种两千一百棵，还套种了大葱和大蒜，等到棉花长起来，大葱大蒜就收了，使棉花有很好的通风透光条件。
到现在，每亩可以收一百二十斤皮棉，增产了。
套种的大葱大蒜卖给供销社，每亩收入三百元。
秋后算帐，硬是从每亩地里收入四百多元。
同去年相比，收入增加了三倍。
这个公社今年的粮食作物和棉花长得好，加上烟叶和蔬菜的收入，不但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自己的经济情况也大大好转。
他们前几年共欠国家五十二万元。
现在公社干部说：
“今年，我们搞了点自主权，收入多了，可以先还二十万元。
照今年的干法，明年可以把帐还清，就能大发展了！”
太常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松柏说得更痛快。
他说：
“我这两年都没有完全照上边说的办。
上边年年叫我们种二百亩玉茭，这地方坡地多，平地少，不耐旱。
玉茭种多了要减产。
我们这两年顶多种一百亩玉茭，那一百亩就跟社员商量，偷偷种了谷子。
种谷子年年增产。
上边不叫我们烧石灰，我们还是烧了。
上边不叫我们种药材，我们自作主张种了。
这叫瞒上不瞒下。
现在我公开说出来，对谁也不瞒了。”
这些事实，说明在农业生产上有必须遵守的生产规律，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上也有必须遵守的经济规律。
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就能增产增收，不这样，就要减产减收。
生产队要求掌握生产自主权，就是要求按照这些规律办事的权。
为什么我们有些干部总要去干涉集体经济的自主权呢？
主要原因是怕社、队干部用不好这个权，完不成生产任务，甚至出什么“乱子”。
这种顾虑真有必要吗？
今年春天，襄汾县有一件事，很能回答这个问题。
春天播种以前，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常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言时说到了种西瓜的问题，他说：
“我看西瓜可以种一些，城镇需要，乡里也需要，能给社员增加一点收入！”
这个意见冲破了多年来的禁令，受到干部们的鼓掌欢迎。
可是，也有人担心：
“好，你开了这个口子，要是西瓜种多了，影响到粮食产量谁负责？”
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县委书记开了种西瓜的口，又没作种多少的具体规定，社、队干部回去安排生产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数的。
他们算本队的土地面积，算上交的公粮和社员的口粮，还算自己的劳力、技术、土质、肥料和水利等等条件；
这么算了以后，种的西瓜并不多。
全县九十四万亩土地，社、队干部从实际出发，安排种西瓜的地总共六千亩，不到百分之一，根本没有影响粮食生产，还是以粮为纲。
说起这方面的情况，县里的同志还举出许多例子。
大家说，你真心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得相信广大农民，相信农村干部的大多数。
他们努力劳动，苦心经营，为的是办好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
他们在安排生产的时候，首先考虑完成国家的计划。
他们年底有了节余，又首先想着还国家的欠款。
这些都是十分感人的。
因此，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落实党的政策，培养干部，发扬民主以及支援农业的工作上。
我们要相信农民会种地，把生产安排和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他们。
本报记者　马鹤青

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路经深圳出境
新华社广州10月14日电
以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负责党的事务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为团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经深圳出境。
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广州市委第1书记焦林义，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钟明等前往车站欢送。
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是在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后的回国途中，于昨天晚上乘专机从平壤到达广州的。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举行宴会，招待坦桑尼亚朋友。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伊文思和罗丽丹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这两位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廖承志副委员长和夫人经普椿设宴招待他们。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等。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
新华社记者摄

戎马边疆创业歌
盛暑的07月，我们乘坐吉普穿过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来到一群叫做“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花草”的荒山野岭面前。
爬上山梁，只见一排排红砖瓦房，一条条整齐的马路，掩映在绿树林中。
再往前走，又见清流菜畦，长着青嫩的黄瓜、豆角……到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这里，便是我们要访问的祖国北大门的忠诚守卫者——北京部队某守备师部队的营区。
（一）
守备师是在1969年冬天来到北部边疆反修前哨的。
当时，在这没有树木，没有人烟的冰天雪地里，别说坚守，就是藏身也没个地方。
然而，这里的边防，关系着国家的安危。
全师上下，斗志昂扬，决心把这里建成捍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师党委一声令下，指战员们扒开积雪，进入各自的防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战斗。
看吧，专啃硬骨头的“尖刀连”，一人顶三人的“四虎将”，开山劈岭，打坑道，挖战壕，你追我赶，一个比一个干劲冲天。
荒凉的群山，战歌嘹亮，热气腾腾。
虽说气温是零下三十七、八度，可是脱掉棉衣干，还是汗流浃背。
担任坑道作业的战士，进洞一身汗，出洞一身冰。
饿了，啃几口冰馒头；
渴了，抓把雪送到嘴里。
苦，怎能说不苦？
但战士们却自豪地回答：
我们是受八亿人民的重托在这里站岗，吃点苦算得了什么！
在抢修阵地的日日夜夜里，师党委书记夏一超在爆破的硝烟中召开了党委会，要求党委成员都到第1线指挥战斗。
担任施工指挥的副师长郑振坤，吃在工地上，睡在工棚里。
不是指导战士使风钻，就是抡起大锤和战士比着干；
他下了这山转眼又到那山，这里看看，那里查查，一心拴在工地上。
有时，别人都为他过分劳累晚上睡不好觉而担心，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睡不着正好，再干它一阵。”
他顶着呼呼风雪，又出现在挑灯夜战的战士们中间。
越是困难越显出英雄的本色。
每当边寨上狂风大作，天昏地暗的时候，在阵地上，在施工现场，战士们总是会猛然见到一个矫健的人影出现在面前，只见他满身尘土，一点面色都认不出来，光是那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在转动。
他是谁？
“啊，原来是我们的老师长！”
师长严兆和，当年一参军就是个很好的机枪手，他当班长是“突击班长”，当排长是“战斗模范”，当连长是“尖刀连长”，后来又是著名的华东人民英雄。
总之，他到哪里，就把力量、信心和胜利带到哪里。
现在，党把这支英雄部队交给他带到这里守边御敌，肩上的担子是够重的。
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具有一身勇不可挡的锐气。
他说干就干，一干就干好；
布置下工作，就检查，不见成效不撒手。
他走遍了阵地的山山岭岭，每到一处，战士总是围坐在他的膝边，倾听他分析地形，忆战例，谈打法，越听心里越踏实，浑身是力量。
原先，年青的干部、战士虽然有着誓死保卫祖国的满腔热血，然而，对于兵怎样练，仗怎么打，工事怎样构筑，政治工作咋搞，心中是无数的。
现在，他们通过师长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看到了不成文的战斗条例，没有编印的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就这样，一个钢铁阵地屹立起来了，一支英雄部队在这里扎根了。
（二）
在这里，一年到头离不开棉衣，06月下雪不出奇。
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三九”终年有，“九九”何时来？
难道春天就永远不到这儿？
还在刚上阵地的时候，干部战士们就立下誓言：
“环境苦，不怕它，条件差，改造它！”
现在，阵地建成了，生活咋安排？
用水、吃菜和住房……这些困难都等待大家去解决。
就说水吧。
想想上甘岭英雄舌舔牙膏的滋味，就体会到一刻也离不开它，何况大量人马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部队，怎么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长期守备下去呢！
他们决心自己解决水的问题。
可是找呀，找呀，找不到水，急得人们直叹息：
“水呀，水，你在哪儿？”
水是不负坚强战士的。
最初，在阵地附近的卧龙沟里发现一片片绿草，这引起了战士们的很大兴趣：
“为啥叫它卧龙沟，是不是有龙就有水，有水才有草？”
于是，他们利用训练的间隙，把部队开进去，用钢钎钻，用炸药炸，……真是大军一上，无坚不摧，很快就把二百多米宽的卧龙沟拦腰斩断。
啊！
果然是藏在地下的一条“水龙”，清清的水珠，嗞嗞地冒出来了。
深挖下去，一昼夜就出水五百多吨。
然后，再用水泥板覆盖起来，上面培上土，成为一个地下大水库，既隐蔽，又不让水蒸发，用多少，水泵就抽多少。
这种打井的方法，战士给它取了一个科学的名字：
截潜流。
就这样，他们搞到了很多水。
大者曰“地下水库”，小者曰“大口井”。
现在，全师已有四个水库，一百四十五眼井。
另外，还修了一百三十多个小水库。
有了水，就种菜。
谈起种菜来，人们都想起这样一件事：
五年前，有个名叫梁观法的战士探家回来，带来一把黄瓜籽，说：
“种上试试看，兴许能活！”
这一下，连队开了锅，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连买来的咸菜，都冻成了冰疙瘩，还想吃鲜菜？！
”
有的说，这里要能种上菜，那为什么不叫它是“江南”……。
最后结论：
成不成，看实验。
真没想到，籽下地没几天就长出嫩芽芽，战士乐开了花，这个拿炕席去给它覆盖，生怕风沙伤害它；
那个用细棍给它支撑着，担心它直不起腰来。
不久，黄瓜蔓上长出了五根小黄瓜。
这一下更热闹起来了，战士一下操，就去看看小黄瓜，看它长了多少，有的围着黄瓜转：
“我可服了，这个地方也能长黄瓜。”
有了这可喜的第1步，他们都纷纷给家乡写信要来菜籽。
之后，又艰苦奋斗，春破冻土造田，秋抗霜雪护菜。
又到千里之外取经，学盖温室。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使内地的瓜菜和作物在这里生长起来了。
看吧，驻地四野点金聚翠，光是菜，就有北京的“小窝心”、天津的“连心壮”、上海的“苏州青”、河北的“青白口”；
还有湖北的南瓜，各地的黄瓜、柿子椒、西红柿、向日葵……。
全师开荒地一千三百八十多亩，搭塑料暖棚一百二十多个，种了二十五种菜，四季都能吃上。
除了自给自足，还把菜送到了牧民的蒙古包。
有十几种菜还拿到北京去展览，其中有二十八斤的大白菜，十一斤的水萝卜，五斤多的黄瓜，二十七斤的西葫芦。
在解决用水、吃菜问题的同时，他们还着手修建自己的营房。
部队刚来这里时，几乎都住在席棚、坑道、地窖里。
不知多少年前来这儿采云母的人，留下的几间快要倒塌的小土房，略加修整，就成了师部唯一的“办公室”兼宿舍。
冬春，外面风狂雪急，地冻两米多，室内结着两寸厚的白霜。
穿着皮大衣、戴上皮帽，再盖上被子睡在这“水晶宫”里的干部战士，一宿还暖不过身子来。
建造营房，战士们最有创造力。
没有石头上山打，没有砖瓦和石灰自己烧，不会造房就边干边学。
他们盖了住房，又修了医院、澡塘，有了商店又有车库、电机房、理发室……，从山脚一直盖到山腰。
后来他们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又建起了电视转播台。
然后，又在房前房后栽上树，种上石竹、马兰、扫帚梅、09月菊等十几种花儿。
如今，部队全都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房。
排排白杨迎风舞，朵朵花儿艳又香。
自来水流哗哗响，盏盏电灯闪闪亮。
多么好的一个“战士之家”啊！
当人们漫步这优美营区的时候，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撒下五湖四海种，引来春风绿边塞；
日出军营红似火，守边战士满山歌。
（三）
边疆上有一种甘枝梅，人们叫它“永不落花”。
它傲严寒，抗干旱，就是风把它吹干了，花朵还牢牢地守在枝头上，保持着那鲜丽的紫红色。
它不正是经过严峻考验的边疆战士性格的写照吗！
一个名叫石可明的班长在自己日记中写道：
假若生活向你严肃的展开，年轻的同志，什么为你所爱？
在艰苦面前，是想着花花绿绿，退却当逃兵呢？
还是迎上去，做一个有为的战士？
凡是来到边疆的战士，哪一个都得经过这场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经严寒雪，那来梅花开。
青春的年华只有在艰苦创业中才能闪光。
一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小战士樊建川，他父亲当年在贺龙的部队当炮手。
小樊入伍时，父亲对他说：
“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战友战斗过的地方。
那儿很艰苦，你要是个软蛋就去哭鼻子！
不过，我希望你能做个坚强的战士，到风雨里闯闯。”
小樊由于在家的优裕生活，加上母亲的娇惯，哪能理解父亲这番话！
他一来到这个“06月刚停雪，09月又结冰”的严寒世界，心凉了。
在施工中，因为他身子单薄，推小车，小车倒；
抡铁锤，手发抖。
他心里直嘀咕：
“这日子啥时到头？”
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在家连面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现在吃起馒头就五、六个，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
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二百多锤。
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再说说九年前入伍的北京青年刘伟伟。
当报名参军被批准后，他觉得戴上红领章，穿上绿军装，多光荣。
可是，他没有真正了解“战士”的含义。
来到这里后，住的是地窝，吃的菜不是土豆就是洋白菜，还得爬冰卧雪搞训练，他的“理想”飞不见了。
可是当他克服了一个个困难，迎来了一个个胜利后，他享受到了艰苦创业的喜悦。
边疆变得一天一个样，他立志边疆的决心越来越牢。
家里给他在城市里找好了工作，他都坚决不调离。
他光荣地入了党，被师党委树为城市青年扎根边疆的先进典型。
边疆上屹立着哨所，风雪里回荡着歌声。
经过创业的锻炼，他们具备了坚定的斗志，乐观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涌现出象“保卫边疆的铁柱子”黄忠柱、“硬骨头战士”陈际岭、“以阵地为家”的丁树朋以及“年年红”等一大批先进战士。
有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自然就会产生出一批批年轻有为的干部。
全师除一名今年才三十二岁的师参谋长外，还有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两个团参谋长、三个团政治处主任，也都是三十岁左右就走上了团的领导岗位。
至于其他团级以上的青年干部尚有十多名。
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地战斗在第1线。
师参谋长邱金凯，是众口称赞的“好后生”。
他当战士时年年立功受奖，后来当参谋、教导队长、团长，直到今天，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机关出操他站排头；
部队五公里越野他跑第1。
下连蹲点，战士掌钎他打锤，战士爬冰卧雪他带头摸爬滚打。
战士们反映：
“哪条坑道都洒有他的汗水，哪个连队都时常听到他的声音。
除了身上多两个兜，别的全和咱一模一样。”
至于军事本领，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并有指挥才能。
广大的营连干部也成长起来。
某团三连有个连长叫王子英，人称“猛虎连长”。
这个原先瘦弱的青年人，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锻炼得膀大腰圆，一身虎气。
他带出来的战士，个个象只小老虎。
当这个连队“唰唰”地走来时，显得多么威武雄壮。
你不用看，光听听这整齐的脚步声，就知道是第3连。
今年，这个连被北京部队领导机关授予“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的称号。
（四）
干部战士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之中建成一片片绿洲般的解放军新村。
它象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照亮了边疆人民的心。
当营区刚刚建成的时候，周围的社员都赶来参观，甚至几百里外的牧民也骑着骆驼、坐着马车来看新鲜事。
他们在营区的里里外外，看了营房就看花看树，瞧了水井瞧菜地。
这个说：
“解放军干得真不赖，要是整个草原都这样该有多好！”
那个说：
“我们那儿条件比这里好多了，部队能办到的事，我们也应该办到！”
他们把解放军新村看成是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蓝图。
边疆人民学着解放军也干了起来。
在某团驻地有一条山沟，沟南是部队的菜地。
社员照着解放军的样子在沟北造了地。
战士们送来了菜籽、菜秧，教他们施肥，灌水，打药，精心管理，种的各种菜长得和部队的一样好，社员们见了笑眯了眼。
宝格都乌拉公社因今年半年不下雨，牧草枯黄了，牛羊喝不上水，牧民心焦欲碎。
后来，他们学解放军“截潜流”，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领五个大队的基干民兵大干起来。
我们来到工地上，看到清水已经冒出来了。
他们高兴地对我们说：
“解放军的办法真行，我们这个水利工程完工后，就可以浇一百五十亩牧草”。
过去滴水不存的山沟里，现在已修起了军民友谊水库。
过去有些不种菜的牧区，如今也长出了大白菜，有的还在塑料温室里种出了黄瓜、西红柿、柿子椒、豆角等好些种蔬菜。
有的公社学会了建窑烧砖。
战士们还帮助游牧人盖起了新房。
人民子弟兵播下的红色种子，开始在边疆上开花结果了。
《解放军报》通讯员　凌志军
新华社记者 　闫吾
本报记者 　叶旭林

我红十字会慰问泰国受水灾的灾民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10月14日打电报给泰国红十字会，慰问泰国遭受水灾的灾民。
电报全文如下：
曼谷泰国红十字会：
惊悉贵国东北部、北部和中部发生严重水灾，致使灾区居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和全体会员对灾民深表同情和关切。
我会决定捐赠贵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并请转达我们对灾民的慰问。
中国红十字会
1978年10月14日于北京

方君壁中国画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方君壁中国画展览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方君壁女士是美籍画家，今年八十岁了。
她曾于1912年和1926年两次赴法国学习美术，跟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是同学。
1972年周总理曾会见过她。
她的作品除在美国展出外，曾先后到法国、英国、日本和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国举行个人画展，受到各国人民的好评。
这次展出的四十件作品，大部分是从方君壁女士在1972年到我国各地参观写生时精心创作的一万多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
展出的这批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生动的形象和画面，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描绘了中国的锦绣河山。
其中，《毛主席故居》这幅画是方君壁女士在访问延安时冒雨创作的。
今天，方君壁女士参加了开幕式，同我美术界知名人士刘海粟、蔡若虹、华君武、刘开渠、吴作人、李可染等亲切会面交谈，并一起观看了展览。
方君壁女士对记者说：
今天能在这里举行我个人的展览，我感到十分光荣和高兴。

沙菲克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庆祝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0月14日革命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菲克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0月14日革命日十五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卫生部长江一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外经部副部长程飞，轻工部副部长夏之栩，教育部副部长刘仲候，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培民，对外友协副会长罗士高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泰国大学校长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以泰国大学部部长、朱拉隆功大学校长格森·素旺那军博士为团长的泰国大学校长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长刘西尧等。
（附图片）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以格森·素旺那军博士为团长的泰国大学校长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中欧裁军谈判又遇重大障碍
华约代表拒绝提供驻中欧地面部队的确切数字
据新华社维也纳10月12日电
参加中欧裁军谈判的西方国家代表10月12日再次要求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提供它们驻中欧地区地面部队的确切数字，以便使这个拖了将近六年的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参加谈判的西德代表恩斯特·容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二个参加国在谈判的第一百八十一次全体会上发言。
他说：
“除非华约组织提供他们（在中欧）的部队的确切人数，裁军是无法取得协议的。”
“对于北约来说，在东方提出的部队人数的基础上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协议意味着接受华约在部队人数方面的优势。”
华约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中，指责西方不断要求华约组织提供驻中欧部队的确切数字，是拖延谈判的一种战术，但是他表示华约方面愿意继续就部队人数问题进行讨论。
中欧裁军谈判于09月28日开始了第16轮谈判。
北约人士在这一轮谈判开始时指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谈判的“重大障碍”，北约方面要求苏联“重新研究并修改”今年06月间提出的建议。

伊朗发生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
一些国家报纸揭露超级大国的插手和角逐
据新华社德黑兰10月10日电
最近几天，伊朗一些政府部门和工厂的职工举行罢工，许多大学的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一些城镇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据报道，10月04日，伊朗全国邮电工人开始罢工。
接着，10月07日，伊朗航空公司、国营铁路以及政府的文化和艺术、财政、商业、司法、劳工与社会事务等部门的雇员和大约二万三千名出租汽车司机举行了罢工。
10月08日，德黑兰的一些国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开始罢工。
10月09日，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的钢铁厂的三万名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增加收入。
10月07日是伊朗全国大学新学年开学的日子，但从设拉子、沙阿鲁德、阿拉克、沙赫尔科德、霍拉姆堡和拉姆萨尔来的消息说，由于教师罢教，当天学校还是半关闭状态。
与此同时，在阿莫尔、巴布勒、设拉子、马什哈德、克尔曼和阿拉克等一些城镇还发生了示威游行。
今年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城镇曾不断发生示威游行、罢课和罢市。
伊朗政府09月08日宣布在十二个城镇实行六个月的军事管制。
同时开展了反贵卖和反贪污运动。
据报道，政府还决定从09月23日起给政府所有雇员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工资，并准备明年03月21日起再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二点五。
本报讯
伊朗国内局势的动荡，日益引起国际舆论的注目。
在报道伊朗各地各阶层群众纷纷举行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同时，一些国家报纸也报道了超级大国的插手和角逐，并作了评论。
科威特《舆论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
“大国”正在“这一重要的敏感地区进行角逐”，并企图加以“控制”。
意大利《新日报》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最近半年来，苏联逐步把它的注意力由非洲转向西南亚。”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地区的关键是伊朗。”

别开生面的《百科全书》
最近，牛津、纽约和多伦多的贝格曼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别开生面的《百科全书》——《未知境界百科全书》。
这部《百科全书》和一般的《百科全书》恰恰相反，不是向读者提供知识，而是告诉读者人类对那些问题还是无知的。
《未知境界百科全书》的内容是由六十名著名科学家撰写的、在他们自己专业领域里希望探索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1篇文章是由三十年代末曾经创造了“核裂变”这个名词的科学家奥托·弗里希写的。
他的问题是：
“自然界所发生的事物为什么发生？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表现。”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兰西斯·克立克提出了动物体内神经系统是怎样构造、神经的成长怎样进行以及它们又怎样相互挂钩的问题。
其他科学家提出的问题还有：
空间的“形状”是怎样的？
星球是怎样形成的？
太阳内部的结构和活动如何？
什么是磁性？
为什么有许多动物绝种了？
等等。
有些报刊在评论这部《百科全书》时认为，随着人类对世界的新发现越来越多，这部《百科全书》的篇幅将越来越削减。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发展是无穷的。
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和提高，很可能这部《百科全书》的内容将会继续扩充。

有关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
在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中，美国出版的《麦格劳·希尔科学技术百科全书》是比较著名的一种。
这部《百科全书》的最新修订版（第4版）已在去年出版，全书共十五卷。
参加修订工作的有各国专家二千九百人，很多专家撰文介绍了他们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知识和经验。
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最近出版了一部《剑桥天文百科全书》。
这部《天文百科全书》不仅从专业角度汇集了有关天体物理学、恒星天文学、天体演化学、宇宙学、宇宙航行等方面最新研究资料，追溯了天文学的发展和最新的成就，并且还深入浅出地作了通俗解说。

沃恩克为什么要辞职？
本报讯
白宫10月10日宣布，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保罗·沃恩克辞职。
卡特总统接受了沃恩克的辞呈。
他在1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个月前，沃恩克就对他表示希望辞职。
卡特还宣布，在国务卿万斯预定本月22日至23日到莫斯科的访问之前，沃恩克继续任职，辞职要在本月底才能生效。
沃恩克在最近两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一直担任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竭力主张通过所谓“军备控制协议来维持”美苏“战略威慑力量的稳定”，认为协议可以使美苏“走向更加有效地控制武器”。
美国合众国际社在报道沃恩克辞职的消息时指出，“他是国会中坚持强硬路线的保守派的批评对象”。
据报道，沃恩克本人也表示，他的辞职“可能会使最后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比较容易得到批准”，而现在参院“对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敌对情绪很大”。
沃恩克的辞职使苏联感到担心。
塔斯社报道这个消息时，转述了美国记者的话强调，“沃恩克的辞职将不影响美苏缔结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前景”。

索马里代表谴责古巴为超级大国服务
据新华社联合国10月13日电
索马里代表穆罕默德·瓦尔萨马10月13日在联大发言中指出，古巴不是在非洲缔造和平，而是“在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服务，企图把整个（非洲）地区置于霸权主义的统治之下”。
这位索马里代表在行使其答辩权的发言中还说，古巴为它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冒险辩解时，把自己装扮成非洲的朋友，卡斯特罗不久前宣称，他派部队去非洲是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

结束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访问后
方毅副总理到达法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巴尔总理到机场欢迎中国客人
新华社波恩10月14日电
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在结束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之后，10月1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波恩前往巴黎。
到机场送别中国客人的有联邦内政部长格哈德·鲍姆、研究和技术部主任勒尔。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中国驻西德大使馆临时代办齐怀远、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和华侨代表。
在飘扬着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方毅副总理与鲍姆部长等热烈握手，互相告别。
新华社波恩10月13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及其一行10月13日访问了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
当方毅副总理一行来到公司时，一个高炉正在出铁。
炼铁工人们向方毅副总理赠送一块铸铁作为纪念。
中国客人参观了公司的几个车间。
克虏伯公司是西德六家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每年产量达五百万吨钢。
13日下午，中国客人访问了埃森的矿山研究所，在那里，雾化和液化煤炭的先进技术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天下午，方毅副总理还和联邦经济部长兰姆斯多夫举行了会谈。
晚上，北莱因—威斯科伐利亚州的粮食和农林部长德内克以该州政府总理约翰内斯·劳的名义举行了宴会。
在10月12日，方毅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访问了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客人听取了研究中心工作的简短介绍，并观看了核研究装置的超导电的备用部分，这些装备在制造大型电子加速器时是十分重要的。
同天下午，中国客人参观了欧洲最大的卡车制造厂戴姆勒—本茨汽车公司。
晚上，巴登—符腾堡州政府总理施佩特·洛塔尔设宴招待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
新华社巴黎10月14日电
应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的邀请，方毅副总理10月14日上午乘专机由波恩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专机在奥利机场着陆后，巴尔总理、负责科研国务秘书埃格兰和巴黎军事长官德巴里迎上前去向方毅副总理表示欢迎。
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也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飘扬着中、法两国国旗。
乐队奏两国国歌。
在巴尔总理陪同下，方毅副总理检阅了仪仗队。
接着，方毅副总理来到机场贵宾室，会见了法国其他高级官员、中国驻法使馆人员和华侨代表。
巴尔总理致欢迎词。
他说，方毅副总理的访问“是属于今后一系列定期的高级访问范围内的。
但这次访问也是标志着我们合作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
他还说：
“通过扩大我们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对话，我们将促使这种合作尽可能地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
方毅副总理在答词中对法国官员和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表示深切的谢意。
他说：
“我受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委托，怀着进一步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并向法国人民学习的真诚愿望，前来贵国访问。
我深信，我们的访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苏联经济弱点和西方对策
编者按：
在经济领域里，西方绥靖与反绥靖的争论，也是围绕对苏政策而展开的。
英国《泰晤士报》的这篇社论，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一个舆论动向。
苏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竭力发展军事力量，随着扩军备战的步伐的加快，这种差距日益扩大。
这是西方几乎一致的估计。
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将使苏联更具和解性”呢？
苏联为了克服这个战略上的弱点，缓和经济困难，势必有求于西方，这当然是事实。
可是，多年来更为雄辩的事实，却不是苏联“更具和解性”，而是不断加强攻势，步步进逼，使西方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守势。
西方并没有在经济上套住苏联，减缓苏联扩军备战的速度，阻止苏联全球扩张的势头；
相反，苏联日益成为“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在军事力量方面迅速赶上西方，疯狂实施攻势战略，对西方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原因是十分明显的。
寄希望于在经济上套住苏联的幻想，使西方源源向苏联提供大量的贷款、技术和设备，结果“养虎贻患”，反而套住了西方自己。
当然，西方绥靖政策决不仅表现在对苏经济关系方面，外交上的软弱退让常常直接地助长了苏联扩张称霸的气焰；
但经济绥靖主义对西方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
英国《泰晤士报》10月06日发表了题为《俄国的经济弱点》的社论，摘译如下：
关于苏联经济的最新报告是在这个星期公布的。
报告说，苏联的工业、建筑和运输业显著衰退，衰退程度甚至比苏联领导人所预料的还要严重。
报告预计这种衰退将继续下去。
报告接着说，克里姆林宫正被迫对西方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和缓紧张局面和获取西方技术。
苏联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和低效能的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生产率按比例来说仍然低于美国，并且非常依靠原料出口。
它是通过重工业的强制性发展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的，但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的需要。
这就必须设法更有效地利用昂贵的资源，提高产品的质量，采用更先进的技术。
目前，看来它对这种任务还不能胜任。
它不但没有象赫鲁晓夫先生所允诺的那样超过西方，甚至还没有赶上西方。
同日本相比，这一定会使苏联领导人特别感到不安；
在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工业部门，日本已经赶上了美国，把苏联远远地抛在后面。
当然，同时，苏联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
由于把财力、人力和技术集中用于防务方面，它的防务水平已同西方拉平了，在某些方面已超过西方，并且有能力在海外部署武装力量。
但是，这给它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如果经济不改善的话，这种负担将会增大。
如果西方特别致力于发展更先进的武器，那末在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内，西方能再次大大领先于苏联，目前，西方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超过苏联好几年了。
关于这些前景将如何影响苏联的政策，一定存在着不少的疑虑。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将使苏联更具和解性。
但是还有其他的诱惑。
如果苏联开始感到较弱或较易受到袭击，它就会通过削弱西方来弥补这个缺陷。
如果石油短缺，它就会为获得石油而竞争，而不是在分享石油的办法方面进行合作。
一个在国内问题上容易遭到攻击的领导可能会为了巩固权力而制造一种外部威胁。
这是谁也不能肯定的。
西方应为一切情况作好准备——既准备合作，又准备面对一场对抗。
当前的问题是要对付苏联军事力量与它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弱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卡特政府早先的乐观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信念：
经济力量是较有效的，在核力量均等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而当它与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更为有效。
危险在于，苏联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将会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它的军事实力来补偿其他方面的不足。
在苏联这样的制度下，增加军费开支同改革体制以便能从经济增长中支付更大一部分预算相比，在政治上要方便得多。
苏联领导人明白，军事力量并非总是能够转化为政治影响的，但它经常会转化为政治影响，特别是在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的时候。
因此，过于相信经济弱点会自然地使苏联较为规矩一点，这是错误的。
如果同苏联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是可能的（对此也不能抱有信心），则这样的关系必须通过在许多方面不断作出努力来建立，除其他事情外，要显示出合作会带来好处，不合作不会带来好处。

英萨利副总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苏越利用笑脸外交向东南亚扩张
越南悍然出动苏制飞机入侵柬埔寨扫射农民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3日电
出席第33届联大会议的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今天上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柬、越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一般的边界冲突，这场战争正由于苏联的插手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他指出：
“苏联向越南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以便让越南吞并柬埔寨，并进而在东南亚和亚洲进行扩张。”
这位副总理说：
“大国扩张主义者和越南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侵吞柬埔寨。
它们的目的还在于控制东南亚，迫使东南亚国家接受它们的‘亚安体系’，从而控制世界的五大洲。”
他指出，越南和扩张主义大国现在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笑脸外交，“其目的是想迷惑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国家，使这些国家忘记它们的扩张和控制的战略阴谋”。
英萨利在谈到柬埔寨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时说，柬埔寨只希望得到安全和和平，以便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说，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亚洲国家相信，我们希望同它们和睦相处”。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庄严宣布：
“如果越南停止侵略和放弃其吞并柬埔寨的野心，我们就准备同他们在金边、河内或者联合国签订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英萨利副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柬埔寨同美国的关系。
他说：
“如果互相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就能够建立关系。”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10月14日广播，越南最近又出动飞机侵入柬埔寨领空，扫射正在田间劳动的柬埔寨合作社社员。
广播说，10月10日和11日，越南的苏制米格19飞机一架，接连侵犯柬埔寨柴桢省领空，对巴韦、磅罗和占知县正在田间收割稻谷和插秧的农民进行扫射。
广播说，柬埔寨革命军防空部队以猛烈的炮火向敌机射击。
敌机仓皇逃窜。

黄华外长圆满结束对英国的访问
新华社伦敦10月14日电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结束了对英国的四天访问，14日离开伦敦回国。
他在离开前一天对英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对英国的访问是成功的和富有成果的”。
黄华外长说，他这次同英国方面的会谈“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间的相互谅解与合作。
会谈表明，双方对目前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持有一致或者相似的看法。
我们两国都怀有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里进一步发展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的共同愿望。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中英两国友好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的”。
在访问英国期间，黄华外长受到卡拉汉首相的接见，同欧文外交大臣举行了正式会谈，并分别会见了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前首相希思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特劳顿等。

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认真做好森林保护工作。
这是飞机在天山林区上空护林。
任伯建摄
河南省信阳县大力营造杉木林，建立用材林基地。
李伟权摄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林业科学工作者在考察珍贵树种——擎天树。
新华社记者摄
湖南省株洲县积极营造油茶林，加速发展木本油料生产。
新华社记者摄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带岭林业工作站用红松插条育苗，为大力发展红松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机械研究所新试制的林业用拖拉机，正在进行集材试验。
　张嘉齐摄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培育珍贵树种的苗木。
罗小韵摄
湖北省罗田县利用荒山种植板栗，发展山区经济。
李伟权摄
黑龙江省南岔木材水解厂大搞木材综合利用。
这是该厂利用废材生产纤维板。
　扎西摄
广东省怀集县积极发展竹器生产，这是县工艺厂在生产各种竹编制品。
罗小韵摄
黑龙江省小兴安岭林区的木材源源外运，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崔纯摄

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
谭欣
某生产队一社员，在完成基本劳动日和交家肥任务的前提下，在自留地上种了些果蔗，上集市卖了点钱。
在这个队蹲点的一位公社干部听说后，当作“资本主义”横加制止。
这个社员只好把果蔗挖掉，种上蔬菜。
菜吃不完，又卖得了点钱。
这一来，那位公社干部更恼火了，训斥说：
“你这还是搞资本主义嘛！”
弄得这个社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求教：
“那你说种什么才不是资本主义？”
公社干部被问住了，含糊地说：
“反正，不能去赚钱。……哦，赚‘钱’就等于资本主义！”
钱，是人们对货币的俗称。
我们不能说它本身就是资本，就一定要产生资本主义。
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用作剥削手段时才变成资本。
因此，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看赚不赚钱，而是看凭什么手段去赚钱，赚了钱又怎样去用它。
资产阶级凭剥削的手段去赚钱，又将赚得的钱作为资本。
这样的赚钱才叫做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还要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办企业，就得讲利润；
搞生产，就得讲收入；
人们的生活费用也需要钱。
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投机倒把，损人利己，就难免陷入资本主义泥坑。
这个社员将自留地多余的产品拿到集市出卖，产品又是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
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
（原载《广西日报》，本报有删节）

莫将血恨付秋风
金山
林彪、“四人帮”是一小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十年前的10月14日，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孙维世同志被“四人帮”害死于冤狱。
他们暗害孙维世同志，其矛头是直接指向八亿人民所敬爱的周总理的。
一
大叛徒江青对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怀有刻骨仇恨。
江青对孙维世同志的革命家庭，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培育维世，以及维世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恨得咬牙切齿；
而长期以来，维世又曾和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这个叛徒终于直认不讳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老一辈的革命家都知道，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
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
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
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
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
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
1927年0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
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
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孙炳文烈士不仅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也是一位饱学的革命理论家。
他原是京师大学（现北京大学）的优秀生。
青年时苦读不懈，壮年自约尤笃。
他不只攻读社会科学，还攻读自然科学。
我现在珍藏着一本五百二十六页的德文书籍，全书眉批甚多，均以蝇头小楷写成。
他在卷首写着：
“……自今日起，每日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
炳文！
世人有星期，汝独无！
识之！”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
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揣炸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在“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
大革命时，她目击孙炳文同志被捕，受尽创痛。
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
任锐同志在解放区工作时，从不计较工作岗位是什么，上级给她的任务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从来没有私人打算。
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
“妈妈同志”在解放区鼓励孙泱跟朱总司令到太行山去打游击，之后，孙泱同志长期在朱老总身边工作。
解放战争时，“妈妈同志”又鼓励孙名世参军打蒋匪。
她给儿女的诗中写道：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名世同志不忘母教，不负党的信任，在辽沈战役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北平解放后，这位饱经忧患、坚持革命，对无产阶级无限忠诚的“妈妈同志”，因积劳成疾，于1949年04月离开了人世。
党中央把她的遗体安置在北平“万安公墓”（当时还没有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总理亲笔题碑曰：
“任锐同志之墓1949年08月立周恩来敬题”。
任锐同志的部分遗诗，载入《革命烈士诗抄》。
维世的外祖父（任锐同志的父亲）任芝铭老先生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后，竭力支持任锐同志继续革命，关心遗孤的安置。
他原是前清的举人，因肩背革命党人越狱，被革去了功名。
晚清政府通缉他，他撑着一把雨伞从城楼上一跃而下，亡命他乡。
民国初年，他反袁反张；
十年内战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
抗日战争时，他到延安拜望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和毛主席一同进餐。
二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来同志在广州领导孙炳文等同志秘密集会时，五岁的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
她扒在窗口看着窗外的动静，有陌生人来，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报信。
有时，孙炳文同志抱着她上街办事，她就扒在爸爸肩上认真地观察，看有没有人在她爸爸身后盯梢。
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经常转移住处，每次转移，七、八岁的维世都紧张地帮助妈妈销毁秘密文件，而在销毁文件时，妈妈就告诉她，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
她从小就在听“党课”。
从九岁到十六岁，她跟着妈妈颠沛流浪，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不上学。
有时妈妈把她隐蔽在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里。
1937年，十六岁的维世独自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
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
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
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
“孩子！
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
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
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
任锐同志很高兴。
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她先后在抗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
老一辈的同志们都把她看成为党的女儿。
1939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维世到苏联去学习。
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带维世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维世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整个卫国战争，学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精神。
起先，苏联有关负责同志关心中共烈士后代，把她安置在外国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里，但她不肯接受。
她说：
“毛主席是派我来学习的，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她很快离开了较舒适的环境，同苏联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队领取每日配给的口粮，一道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到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为伤员输血……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坚持学习，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
1946年，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着又向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经历卫国战争时的见闻。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邓颖超同志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
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投入了土改运动。
她写信给一道回国的留苏同学说：
“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为贫雇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获到无穷的戏剧材料……”她写这封信时才二十五、六岁。
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
她在前线用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入城。
不久，大家带着一批入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
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
“你们演得好！”
1949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同志。
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从1950年到1966年，她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各个时期政治斗争任务。
建国之初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她运用文艺形式，鼓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群众投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反右派斗争中，她给右派分子以辛辣的讽刺；
成立人民公社时，她热情歌颂三面红旗；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她坚决进行了反修斗争……她热心从事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她为首都三个中央直属话剧院排了许多戏剧，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许多新人。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经常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
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
她认真学习，立即响应。
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
周总理还几次指示她“学习社会”。
邓颖超同志送给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单行本，鼓励她坚持下去。
她在1964年0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萨尔图已快二十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来歌颂他们，写他们，演他们。
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这也是说我的愿望达到了。……”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
“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入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
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
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拣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
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
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
维世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初升的太阳》，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三
江青为什么要陷害孙维世同志，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
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将十四岁的孙维世改换了姓名，荫蔽在党所领导的“东方剧院”；
后来又先后将她荫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及其后身“上海业余剧团”。
后两个团体，正是当时业已叛变投敌的江青借以隐身并求得“登龙”的两个阶梯。
当时，叛徒江青虽曾隐身于一时，但她的心术不正、生活糜烂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大家暂时还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面目。
那时，任锐同志曾提醒过维世不要同江青接触，所以维世对她远而避之。
1937年，十六岁的维世在延安学习时，江青也混进了延安。
这个叛徒一见维世就表示非常“亲热”。
维世很警惕。
1946年维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峥嵘未露”的江青找上门对维世花言巧语，假献殷勤，后来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点点自我暴露。
她问维世道：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
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
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维世说：
“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维世就只好说：
“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
“一点也不好！
我吃够苦哩。
我一定要收拾他们……”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
这个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维世表示什么：
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维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从此对她更加敬鬼神而远之。
1950年初，维世跟随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苏联回国后，那个伪装不问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维世去看她，维世有戒心，没有去。
同年，江青携带礼物参加维世的婚礼。
她还没坐定，就把维世拉近低声说：
“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
心直口快的维世反问：
“有什么事？”
她说：
“还不就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嘛。”
有关毛主席出国工作的事情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江青为什么一再要打听？
维世当然不去。
1964年，维世从大庆返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总理召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座谈会，意外地发现江青坐在身旁——那时江青已经借搞革命现代京剧为名，开始插手文艺界——她叫了声“维世”，低声地但却威胁地说：
“你排了不少戏哩（按：
指维世导演过几个所谓“名洋古”的外国戏）有没有问题啊？！
这下该到我那儿去去了吧。”
但事后维世还是不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同志抓起来。
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
从1967年到1968年03月01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
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
维世说：
“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外调”人员说：
“陈毅是应该打倒的。
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
维世说：
“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污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
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维世说：
“你要交待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
维世回答说：
“朱德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
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我们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
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门碰上。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
维世问：
“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
“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
“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
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同志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
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维世同志“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
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
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维世考虑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
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同志不是特务；
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
上书没有回音，孙泱同志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
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同志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
不久，王进喜同志被解放来北京。
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反革命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
“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
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同志轰出了大门。
之后，1967年12月，七、八个公安人员来到我家，以所谓“特嫌”罪名，把我抓进了监狱。
有没有证据？
没有。
用不着任何证据。
他们还威胁维世说，这是国家机密，说了要杀头。
抓我的当天，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
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主席一起拍摄的许多照片，毛主席的亲笔字，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和给维世的许多书信。
还有叛徒江青于四十年代后期写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
这许多照片和信件立即全部被送到了江青手里。
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珍贵文物销毁。
至于江青的亲笔信呢，在他们看来，当然也以灭迹为妥！
不过，江青还留下一张照片，当作以后继续作恶的“武器”。
我入狱之后，维世四出寻找，毫无下落。
她又给我送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衣物，也如石沉大海。
约于1968年01月间，有人到我家来，销掉了我的户口，维世不知我的生死，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
1968年03月01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维世突然被套上手铐，抓进监狱。
他们给维世捏造的罪名是什么“苏修特务”。
有没有证据呢？
没有。
也用不着证据，因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公检法”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了。
孙维世同志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大会堂借题发挥，无事生非，大发歇斯底里。
那天江青住处有人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人民大会堂连忙预备了晚饭。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同志当时在现场做警卫工作。
他在门口等候着，他对江青说，晚饭已预备好，请她先去用饭。
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同志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这位同志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
这件小事与孙维世同志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同志惨死狱中。
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
后来，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同志去要骨灰时，他们竟说：
“已经当成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同志被害死狱中之后，叛徒江青又跑到周总理那里，得意忘形地拿着一个纸卷在周总理面前挥舞，说：
“这是孙维世家里抄出来的。”
周总理当着江青的面，拆开纸卷看，原来里面是一张1966年03月，周总理接见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的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全体同志的照片，这正是江青在销毁那许多照片时，仅仅留下的那一张。
她当作大棒在周总理面前挥舞，其罪恶的矛头难道不清楚吗？！
维世被捕前，感到处境险恶，几次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和妹妹孙新世见面。
她说过：
“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她还说：
“妹妹，哥哥不是特务，我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反映情况。
如果我写信后哥哥的问题清楚了就好了。
如果写信后我也出了问题，那就是党里出了坏人，坏人要是不揪出来，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大事。”
她还讲过：
“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无论如何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这些话是烈士后代，中共党员孙维世同志的最后遗言。
*　*　*
十年前，四十七岁的孙维世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
她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
当她被折磨得已经行走困难时，还有人不停地踢她；
她直到死后才被取下手铐；
尸体惨不忍睹。
杀害孙维世同志的元凶，是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特别是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大叛徒江青。
这伙凶残狠毒的刽子手究竟是怎样杀害孙维世同志的，必须认真追查。
毛主席生前教导我们“追穷寇”，鲁迅生前提倡“打落水狗”，郭沫若同志早在五十年前就说“除恶务尽”。
对待这类阶级敌人只能是这样，否则必遗后患。
历史的教训是记忆犹新的。
“莫将血恨付秋风！”
在形势很好的情况下，更要警惕。
吃够林彪、“四人帮”苦头的亿万人民都会这样想。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
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办事；
这个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前途似锦，端在人为！
记于孙维世同志牺牲十周年前夕（附图片）
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和孙维世同志在1949年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