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提升十七名特级教师
新华社上海10月08日电
最近，上海市提升十七名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优秀教师为特级教师，授予三名教师以“模范班主任”的光荣称号。
这项决定是在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的。
被提升的特级教师有：
语文教师臧慧芬、钱杭宝、沈蘅仲、于漪、吴惠娟，数学教师徐佩玖、刘永贞、周朋寿、周继先，英语教师杨德昌、卓仁爱、陈美兰，自然常识教师林有禹，体育教师柯元炘，幼儿教师赵赫，物理教师袁定一，化学教师张冠涛。
被授予“模范班主任”称号的是：
上海市实验小学班主任李爱珍，虹口区第3中心小学班主任毛蓓蕾，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班主任万琳。
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幼儿园教师赵赫，二十四年如01日，细心摸索幼儿生理、心理的发展规律，根据幼儿的特点做好教养工作，她还编写了许多适合幼儿特点的教材，经常给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和幼儿园教师上示范课。
上海实验小学自然常识课教师林有禹，在二十多年教学中制作了四百多种、一千多件常识教具，还编写了《小学自然实验和自制教具》等十多种书籍。
交通大学附中语文教师沈蘅仲，在二十多年语文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编著了《怎样点标点符号》、《怎样做笔记和记录》等小册子，还多次参加教材编写工作。
1956年以来，多次评为优秀教师。

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1日召开
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先后召开会议，总结工作经验，选举出席工会“九大”代表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
这个决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第8届执行委员会第8次会议作出的。
这次会议于10月07日至08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听取了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八届执行委员会向工会“九大”作的工作报告，并且一致通过委托倪志福同志代表八届执委会向大会作这一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说明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
出席会议的有第8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一百一十三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自今年07月份以来，我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工会分别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工会委员扩大会，认真总结工会工作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动员各地广大职工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各地工会和全国铁路工会还分别选举了出席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把工会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用种种诬蔑不实之词，挥舞“全民工会”、“福利工会”、“生产工会”的大棒，对工会工作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工会的牌子被砸，干部被斗，组织被解散，活动被迫停止，使我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在各地召开的工会会议上，代表们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工会建设，炮制所谓“工运黑线统治论”，煽动“砸烂旧工会”的罪行；
批判了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纪律，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残酷迫害老工人、干部、劳动模范和知识分子的罪行。
通过批判，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大家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会工作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会会议，经过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共选出了一千九百六十八名出席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们当中有参加过省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五卅”大罢工的老同志，如梁广、郑国钧、杭宝华、周国强、刘文泉等；
有全国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吴运铎、甄荣典、刘培贵、马恒昌、王崇伦、郝建秀、苏广铭、李凤恩、马六孩、李满仓、王超柱、毛信贤、张秉贵、肖良初、陆元九、顾令长、臧惠芬、刘敏珍等；
有全国著名先进集体的代表：
大庆老标兵薛国邦，“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陈福汉，“周恩来号”机车司机长沈维忠，“朱德号”机车司机长孙广发等；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李连兴、杨振汉、巴图达来、曹志杰、常存玉、冯火、章纪法、马骥、李林泉、庄辛辛、林德忠、刘柏松等。

农林牧副并举壮大社队工业加快农业发展
雁北地区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农村经济有了显著发展
编者按：
雁北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效果显著，作法也好。
他们曾经走过弯路，取得了经验教训，才懂得了农、林、牧、副相互促进的客观规律，打破了单一经营思想，使农林牧副并举，种植业、饲养业和社队工业全面发展，使得这个历史上多灾低产的高寒地区，农村经济有了显著发展。
我们国家地区辽阔，情况复杂，要高速度发展农业，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毛主席早就指出，人民公社要搞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
单一的经营决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也决不可能有农业的高速度，必须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的方针，走城乡协作、农工副业并举的道路。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子，需要积累更多的资金。
山西雁北地区的干部算了一笔账：
1977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四千一百多万元，而社队所提供的公积金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元，支出超过积累一倍多。
全区社队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两亿多元，才能买回所需的农用机械，加上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共需要五亿多元。
这笔资金从哪里来？
面对这个又迫切又现实的问题，雁北地委经过认真算账，总结经验，认为必须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林牧并举，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
这是最可靠的资金来源。
雁北地区去年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一亿一千九百多万元。
照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再抓紧一些，把本地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不愁抱不住农业现代化这个“金娃娃”。
雁北地区地处山西省北部雁门关外，地势高寒，日照少、地温低，无霜期短，长期受着风沙、干旱、盐碱、霜冻四大害的严重威胁，是著名的多灾低产地区。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他们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使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摘掉了长期吃供应的帽子，还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四亿多斤。
然而，就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1974年，油料、甜菜、白麻等产量，以及大牲畜和猪、羊等，却下降了。
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也大幅度下降。
不少社队增产不能增收，向国家借款、欠款的单位占全区核算单位的百分之七十三，还有一半左右的社队欠了社员的款。
由于缺少资金，不少社队急需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物资买不回来，严重影响了扩大再生产。
粮食暂时上去了，其他却下降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可社员反而穷了，日子并不好过。
问题在哪里？
这年秋天，地委领导同志到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研究，解剖了十四个正反两方面的典型。
就如何正确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农业和林、牧、副业的关系，认真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通过典型分析，他们发现：
凡是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按照当地具体条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地方，就能使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相反，如果单一经营，即使粮食产量一时上去了，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同时，雁北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有煤、铁、磷、铝、铜、锌、石墨、云母等十多种矿藏。
平坦广阔的大同盆地和阳天盆地，宜于发展农业，东南部的恒山和西北部的洪涛山，又是发展林、牧业及药材生产的广阔天地。
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办好社队企业和加工工业，就能不断壮大社队集体经济的力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大搞多种经营，雁北地区是从推广右玉县的经验开始的。
1974年，右玉县委认真总结了单一经营的沉痛教训，全县紧紧围绕农业的发展，大规模地开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全面规划，造林、种草、种药材，养猪、养兔、养鸡，一年就见成效。
1975年，地委在右玉县召开多种经营现场会，推广右玉县大种大养的经验。
全区大搞植树造林，大种药材、甜菜等，发展集体猪场、兔场、鸡场、果园、林场、药材、饲料和饲草基地。
还带动了千家万户社员养猪、养兔、养鸡，从多方面扶植了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
随着全区多种经营的发展，雁北地委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建立商品粮、油料、糖料和外贸出口商品等四大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规划。
中央外贸部门还扶助雁北建设了一批加工冷冻家兔的冷库，支持发展加工工业。
还在全区九十九个社队发展了单项商品生产，建立了二十二个生产专项产品的工厂或车间。
这四个基地的建设，促使县、社、队能够更多地发展商品生产，为发展农业积累更多的资金。
去年雁北全区十三个县中，有八个县做到增产增收。
遭受自然灾害严重的左云、右玉、平鲁三县也做到了减产增收。
全区提供商品粮四亿斤，商品油五百二十六万斤，甜菜八千多万斤，商品猪十七万六千多头。
大种大养推动了社队发展加工、编织等工、副业生产，有些县、社、队还利用本地资源，发展了采矿业、陶瓷业。
朔县等养兔较多的县，还利用宰兔的下脚料兔头、内脏等，发展养貂，收入很可观。
左云县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四年来，小煤窑有了很大发展，仅此一项收入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
农林牧副的相互促进，带来了农业大变化，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发展，直接为农业积累了大量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
近四年中，全区农田基本建设的设备、材料费和购买农业机械用款共花一亿七千多万元，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来自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积累，有的县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1974年以来，各县大规模地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全区已建成高产稳产田二百多万亩，占全区粮田总面积四分之一。
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发展，能够充分挖掘自然潜力和劳动潜力，使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过去的荒山、深沟、碱滩、沼泽，得到综合开发利用，使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愈来愈多的财富。
灵丘县东河南公社灵源寺大队，1977年每个劳动力向集体提供的收入为一千三百五十元，具有同样条件但多种经营发展较差的大队仅提供四百元。
右玉县消息屯大队由于发展了多种经营，每个劳动力每年向集体提供的收入，就由几年前的四百六十元，猛增到一千多元。
近几年来，雁北地区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他们较好地处理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
整个雁北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各县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
雁北地委注意按照各县的自然条件，加以综合开发利用。
二、在人少地多、劳力紧张的情况下，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根据农林牧副生产季节和特点，农忙小搞，农闲大搞。
三、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把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抓住不放。
地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先进社队的经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四、坚持用党的政策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地委明确指出：
凡是不搞投机倒把、弃农经商，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的，都应属于社员正当家庭副业，应当积极支持。
揭批“四人帮”以来，雁北各级党委特别在政策上下功夫，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干部和群众分清是非界限，全面落实林业政策，落实产品的收购价格、奖售政策和产品的统购、派购、包购和合同订购等政策。
本报通讯员　雁　飞
本报记者　杜　虹

国务院一负责同志在经委布置第4季度生产会议上指出
解决动力燃料不足的办法是择优供应
择优供应即坚决保整顿搞得好，产品质量高，消耗少，成本低，贡献大的企业；
反之，要加以限制或停产整顿。
这对于把工交生产纳入质量第一轨道，发展更多更好优质产品，将起重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新华社记者田林报道：
工业交通要大干快上，而动力、燃料、原材料供应不足，怎么办？
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回答说：
“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择优供应。”
这位负责同志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布置第4季度生产的会议上指出，我国大大小小的企业有三十多万个，动力、燃料和原材料的供应要择优安排，做到有所保有所不保，使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他强调指出，国家在分配动力、原材料的时候，对那些整顿工作搞得好，产品质量高，消耗少，成本低，给国家贡献大的企业，要坚决地保；
而对那些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成本高的企业，要加以限制。
问题特别严重的，要停产整顿。
这位负责同志讲，华主席、邓副主席抓教育，抓了一个“考”字，就解决了很大问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教育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物资、动力供应上采取择优供应的办法，对于我们把工交生产真正纳入质量第1的轨道，发展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将起重大的作用。
他说：
“我们必须抓好质量。
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工业产品也要来个大浪淘沙！”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软木厂，利用本地出产的金刚树皮，生产能做各种机械垫片、隔音设备、暖瓶塞的软木纸，既扩大了生产，又为支援社队工业和农业生产积累了资金。
　新华社记者摄

地质总局、邮电部最近联合发出通知
采取措施鼓励群众报矿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找矿报矿，国家地质总局和邮电部最近联合发出通知。
通知说，发动和组织群众报矿，对加快我国矿藏的发现，提早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务必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群众报矿信函和矿石标本免交邮费，其费用由收件地质队或省地质局在地质勘探费内支付。
群众所报矿产经实地调查或勘探证实为新发现并有重大价值时，地质部门可同当地革命委员会商定给报矿人以奖励，包括表扬，发给奖状、奖品、奖金等。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的办法是利用旧设备帮助公社办工业
城市工业在改造调整中淘汰的旧设备怎样处理？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的办法是：
利用旧设备帮助公社办工业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利用旧设备帮助郊区怀柔县城关公社办起了一个棉毯厂，为支援当地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作出了贡献。
1975年，北京市纺织局在进行技术改造、调整生产布局的过程中，决定将北京第2毛纺织厂生产粗毛线的设备调给北京棉毯厂，腾出厂房、人力，安装一套先进的绒线设备，发展中高档精纺毛织品的生产；
北京棉毯厂则把生产棉毯的设备调给怀柔县城关公社，收取折旧费，自己腾出厂房、人力生产粗毛线，改名为北京毛线化纤厂。
怀柔县城关公社利用原北京棉毯厂设备兴办的棉毯厂，去年生产棉毯二十五万条，今年可增加到三十万条。
目前，棉毯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接近原北京棉毯厂的水平，单机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原北京棉毯厂的水平。
这个社办工厂，去年盈利三十六万元，今年可获利四十多万元，相当于全公社农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庆山高兴地说：
棉毯厂去年的盈利已还清建厂时的欠帐，公社还从中拿出八万元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
今年的盈利就可以用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了。
城市工业在改造调整中，总要淘汰一些旧设备。
随着新技术的扩大采用，被淘汰的旧设备将日益增多。
这些旧设备怎样处理？
北京市纺织局采取的办法，有普遍的意义。
这样作，不花国家投资，又不增加城市的负担，却增加了工业产品；
原有的产品继续生产，又可以腾出原生产厂的力量发展其他产品的生产，加速原有工业的技术改造。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利用旧设备帮助怀柔县城关公社建立棉毯厂取得经验后，去年又帮助这个县的沙峪公社、北宅公社分别办起了化纤毛线厂、化纤布厂。

实行单项奖反映了广大职工的要求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9月24日发表的“工作研究”：
《企业奖励办法是否可以搞得更灵活些》，引起了广州市许多职工的热烈议论，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反映了广大职工的愿望和要求。
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实行过汽油节约奖，效果很好。
后来，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节油奖和其它奖励制度一起，被诬蔑为“物质刺激”而取消了。
结果，汽油损耗越来越高，年年超过用油指标。
“四人帮”被打倒以前的六年中，全公司超耗汽油二千三百九十二吨，价值一百六十七万多元。
打倒了“四人帮”以后，公司党委发动职工开展爱车节油活动，从去年04月份起扭转了超耗汽油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节约汽油，今年经广州市委同意，公司党委在第2车队发了第1季度的节油奖金。
二车队恢复节油奖金的消息一传开，全公司职工更加自觉地开展爱车节油活动。
司机们对自己驾驶的汽车努力加强保养，结果，全公司07月份节油量比06月份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
可是，广州市有关部门听到汽车公司恢复节油奖的消息，立即通知他们停发。
理由是，按规定要报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批准才行。
这样一来，这个公司08月份的油耗又上升了，08月份比07月份少节油四分之一；
09月份又比08月份少节油四分之一，每百公里耗油数量成了今年以来最多的一个月。
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的领导干部说，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对实行单项奖控制得这样严，可能是担心奖金没有出处。
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
我们实行节油奖所发的奖金，只占节约汽油价值的百分之二十。
节约奖的奖金可以从节约的价值中开支。
实行这种单项奖，增加了国家收入，对国家、企业、职工都有利，为什么不准搞呢？
难道让汽油白白浪费倒是社会主义原则吗？
新华社记者
史美泗

一个“钢班子”的好作风
——武钢冶金炉修理厂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武汉钢铁公司冶金炉修理厂访问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被修炉工地浓烈的战斗气息所感动，这个厂的领导同志的革命精神，尤其使人难以忘怀。
他们吃苦在前头，享受让别人，带领全厂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同广大群众保持着血肉关系。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这“一班人”身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正是在这“一班人”的带领下，冶炉厂的职工成为一支以打硬仗著称的队伍，曾多次受到冶金部和武钢的表扬。
去年，他们提前六十七天完成了全年修炉任务；
今年以来，又月月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十二项经济技术指标，并连创平炉大中修、中修、小修的全国先进纪录。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
我们来到冶炉厂的时候，正碰上修炉大军激战在一号、五号平炉上，检修现场，人来车往，一片繁忙。
修炉《前线快报》专栏张贴一张引人的快报《辛书记的时间表》。
按照这张时间表，从05月09日到14日两座平炉检修完工，冶炉厂党委副书记辛正邦同志，连续六天，每天都在平炉上战斗十多个小时。
其实，在这个厂的“钢班子”里，这样的领导干部何止他一人。
党委书记陈志芳，被工人们誉为“鼓舞斗志的老将，冲锋在前的排头兵”。
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今年五十四岁，身体又有病，但他始终保持战争年代的那股革命锐气。
平日，全厂上班数他来得早，下班数他走得晚，每天经常工作十二小时以上；
遇到修炉战斗，他就吃在厂，住在厂，干在厂，往往是个把星期不离厂，安排了工作就上炉，下了炉又工作。
党委常委、厂革委会副主任周德远、刘玉宝，分管后勤工作，日常事务繁忙，但只要厂里同时检修两座炉子，他们就拿起锤子、大铲，钻进炉子，出现在困难的地方和关键的部位上。
老工人出身的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军，过去负过两次工伤，去年冬天，尾椎患病，压迫神经，病得直不起腰，党委强令他去医院治疗。
一个疗程规定三个月，他只治疗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悄悄地丢下拐棍，忍着病痛，投入了修炉战斗，五个月内包括元旦和春节在内，他一共只休息三天。
这个厂的七名厂级干部，去年全年，每人平均参加修炉劳动近百天，今年上半年每人平均参加劳动六十一天。
是什么思想指导这“一班人”忘我地为党工作呢？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事事做群众的表率，处处比群众辛苦。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以身作则，就不能带领群众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听着他们这些朴素的语言，看看他们处处以身作则的行动，怎能不叫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呢？！
干任何一件工作都得讲认真
在冶炉厂，人们随时可以感到厂领导那种办事情严肃认真，搞管理一丝不苟的作风。
他们说：
“不讲认真，就干不好工作，抓不好管理，带不出队伍。”
去年10月，八号平炉大中修，提前二天竣工了，钢厂已经验收了，很快就要点火烘炉。
这时，厂党委书记陈志芳又象往常一样，爬上炉顶，细心地检查炉子的质量。
炉顶与钢梁之间只有尺把高，陈志芳匍匐在炉顶上，从这一端爬到另一端，对每一块砖，每一个螺丝都不放过。
在炉顶上整整爬了四个小时，找出了十二处质量不合格的地方。
接着，他又把担负炉顶砌筑任务的一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和有关班组长找来，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坚持“质量第1”，为钢厂生产负责到底的问题。
而后，又亲自带领他们爬上炉顶，消除了质量隐患。
领导带头讲认真，群众也就跟上来了。
一次，在检修六号平炉时，一队工人突然从一块镁砖上面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仔细一看，原来是有半截砖被水打湿了。
他们知道湿镁砖一经高温就会粉化，将严重影响炉子质量，当即向队领导反映，坚决推倒重来，一连拆除了八环，从九百六十块砖中拣出湿砖，这样，虽然增加了十八吨重的工程量，但大家觉得这样做才是对革命负责。
天长日久，在全厂形成了“集中修炉讲质量，小修小补不走样，单人作业自觉严，领导不在一个样”的好作风。
处处和工人群众心连心
冶炉厂的领导干部们常说：
“干部不心想群众不行。”
“我们关心群众，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就能处处和群众心连心。”
厂领导的心啊，紧连着全厂每一个人。
工人患病住院，厂领导亲自到医院看望。
逢年过节，亲自去慰问工人，亲自把救济款送上困难户的门。
盛夏，为了让修炉工人休息好，厂领导就在工人休息楼里搞了六间房子，装上了空调设备；
严冬，工人休息楼通往澡堂的过道北风呼啸，厂领导就带领木工，在过道钉上了挡风板。
过去，工人到食堂吃饭，来晚的往往吃不上热菜热饭，厂领导就及时同炊管人员商量，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如今，食堂大变样，主副食多样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热饭热菜供应。
每逢突击修炉，厂领导和食堂工人一起送饭送菜到炉前。
过去，工人们修炉，泥浆输送全靠人挑肩扛，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占用劳动力多。
为了把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厂党委负责同志和职工一道，连续奋战二十六个昼夜，实现了泥浆输送自动化。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虽然平凡、琐碎，但无不凝结着党组织的心血。
冶炉厂领导还注意以身作则，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于群众之中。
他们不搞特殊，不争享受，和工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在同一个食堂排队吃饭，住同一个标准的家属宿舍。
去年，厂里新建了一栋五层楼的家属宿舍，分房子时，干部和工人主动提出要调整党委正副书记的住房，可都被他们谢绝了。
正是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使他们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刘仲荫　边静远　周国良

不要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机关里的干部，在一起常议论一个问题：
不要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
大家议论说：
有的单位在召开各种会议时（或借用种种名义），用公款购买政治理论书籍发给个人。
有的单位一次发送的书就达一、二千套，而这些书又是一般干部和职工已经置备的。
由于重复发书，不少人一人（或全家）有好几套同样的书，有的原封不动地搁在一边，听任鼠啃虫蛀；
有人则把这种“多余”的书，作为“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
如此种种，造成很大浪费以及政治上的不良影响。
我们认为，目前纸张供应十分紧张。
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将会造成某些出版物的大量重复浪费，人为地加剧纸张紧张，同时影响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书刊的出版，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
因此，今年04月，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开展节约用纸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要坚决压缩公费买书订报。
除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正常需要的书刊，生产、业务上必需的工具书、科技图书资料（包括刊物）和职工集体阅读的报纸以外，其他书刊一律不准再用公款购买；
更不准以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
这个文件下达后，有少数地方和单位置若罔闻，有的至今还在以种种名义用公款大量买书订报发给个人，这是很不应该的。
希望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的这个文件，提倡由个人买书和订阅报刊，坚决制止用公款买书订报发给个人的错误做法。
张笑一　李成林

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王铎同志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大治内蒙古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08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王铎同志说，关于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当前全国理论战线上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现实问题。
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一个地区。
在当前抓纲大治内蒙古的斗争中，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打碎林彪、“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尽快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王铎在讲话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了。
他们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大肆歪曲篡改，搞实用主义，败坏了毛主席培育的革命学风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我们现在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抓纲治国，拨乱反正。
王铎在讲话中谈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打好第3战役，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说，深入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第3战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分清是非，正本清源。
这就遇到了用什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的追随者全盘否定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盘否定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诬陷自治区负责同志，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各族干部打成“黑帮分子”、“反革命”等，制造了许多假案、错案和冤案。
所有这些，如果不以实践为标准，不从客观事实出发，离开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得到纠正的。
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反动的思想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目前，有人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认识不清，在揭批“四人帮”和清查工作中行动不力，甚至另搞一套；
有人在工作中继续说假话、空话，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有人只凭主观愿望办事，搞形式主义、瞎指挥，这些都是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同一切破坏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
王铎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和提前实现的重大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的长征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从实际出发，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论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
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正是为了坚持革命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华主席最近指示我们：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打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
生产大解放，科学大解放，教育大解放，文艺大解放，最重要的是思想大解放。
思想大解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王铎同志要求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便掌握武器，联系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搞到底，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内蒙古的各项工作尽快地搞上去。

北京的确良府绸为什么供不应求？
新华社北京10月05日电
本社记者肖英智报道：
记者在北京采访，常常听见有人说，群众想买的东西买不到，而群众不要买的东西市场上却很多。
如的确良纱卡没人要，而的确良府绸却又供不应求就是一例。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最近记者就纱卡和府绸的问题，作了一些调查。
据商业部门反映，二十五支经纱的确良府绸（以下称府绸）经常供不应求，而二十五支经纱的确良卡其（以下称纱卡）却卖不出去，积压很多。
到去年末，纱卡库存已达一百六十七万米，为正常库存量的三倍。
今年又继续进货，到06月末已达五倍之多。
而府绸的库存量，却比正常水平还低。
这种现象，给工业主管部门、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组织生产方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府绸用来做冬天罩衫、春秋衬衣和裤子都比较合适，群众十分喜爱，尤其是军绿色府绸，一上市场往往一抢而空。
纱卡比其它的确良卡其薄，用途不多，外观也不大好，一米纱卡的价格比府绸还高出将近六角钱，所以群众不喜欢买。
奇怪的是，商业部门既然已经知道纱卡大量积压，为什么还要继续调进呢？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北京市纺织品公司。
公司进货科的同志说，纱卡与棉布一样，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厂生产出来了，商业部门就得收购。
今年01月份，纺织品公司进货科、计划科的一些同志，与纺织局计划处同志一起，在衔接今年计划时，就提出把生产纱卡的二百四十台机器，改产府绸，事后又三番五次到纺织局、到工厂要求少生产纱卡，多生产府绸。
但是，一直到07月底，生产纱卡的二百四十台织机，一台也没有改产。
　纱卡与府绸，都是北京市第2棉纺织厂用同样支数的经纬纱织成的，只是织法不同而已。
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织府绸。
那么，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少生产一些纱卡，多生产一些府绸呢？
记者从北京市第2棉纺织厂了解到：
原来纱卡的产值比府绸高，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工厂的产值就要减少。
这个工厂计划科、财务科的同志算了一笔帐：
生产一千米纱卡与生产一千米府绸相比，产值相差九百五十元。
如果把所有纱卡织机全部改产府绸，一年就得减少产值近五百万元。
这样，工厂就要受到影响，劳动生产率指标就完不成，企业也就评不上大庆式企业，工人也就拿不到奖金。
据记者了解，北京第2棉纺织厂已在08月初着手将四十八台纱卡织机改为府绸织机。
但是，纱卡积压，而府绸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时还不能完全解决。
因为产值问题没有解决，而产值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工业主管部门对生产工厂的要求。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市场需要、群众需要来组织工厂生产。
可是为了追求产值，社会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社会不需要的东西却又大量生产，既浪费原材料，又影响资金周转，给国家造成损失，又给人民带来不便。
类似纱卡积压、府绸供不应求的现象，在我国工业生产中和市场上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是突出的事例。
有些工业产品产销不平衡的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如有的地方竟然出现了连炒菜的铁锅和吃饭的瓷碗都买不到的怪现象。
据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太困难，只要改进一下经济管理工作就行。

悼念周总理无罪反对“四人帮”有功
陕西省委为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三十一位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省委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说，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不许留尾巴、抓辫子。
拘捕中形成的文书档案一律销毁。
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工作、生活要妥善安排，对他们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发生影响入党、入团、升学、评工资等问题的，要做好工作，予以纠正。
新华社西安10月08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最近专门召开座谈会，为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错定为“反革命”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陕西省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定为所谓“反革命”遭受拘捕的，共有三十一人。
其中的庆满堂等十一名同志和他们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省委书记李尔重、章泽、王林出席了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要求。
西安人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对“四人帮”倒行逆施，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阴谋篡党夺权的种种罪恶活动，早已深恶痛绝，极为气愤。
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单位的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走上街头，在西安市钟楼等地给周总理献花圈，挂挽联，贴诗传单，书写大幅标语，沉痛地悼念周总理，有的还公开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某研究所试制厂工人庆满堂在街头刷写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顶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分裂党中央”的大标语，并把“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有关材料收集起来，在本单位展览。
陕西省安装公司汽车运输队司机王经异，写了一首《志昂词》，痛斥“王、张、江、姚”是“披着人皮的豺狼”，把他们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比作“两三条疯狗想吃月亮”，愤怒地预言“遗臭万年就是他们的下场”。
西安电缆厂工人李裕华在一首诗中写道：
“忆总理心中永念，怎能忍鬼怪又现”，他要“挥戈上阵斗敌顽”。
他把这首诗刻印了五百多份，三次在钟楼、新城广场等地散发。
与此同时，宝鸡、咸阳等地的群众也走上街头，送花圈，贴诗词，刷标语，发表演讲，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
某研究所试制厂党委书记马立明，针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给群众宣讲赫鲁晓夫用阴谋手段篡党夺权的教训，要领导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中列宁病重不能视事期间托洛茨基乘机向党进攻的部分。
他还针对“四人帮”的种种罪行，提出了二十一条质问，签上自己的真名字，上报各级党委。
烽火机械厂工人贺志军、刘广祥公开在群众中批判江青、张春桥，表示坚决支持邓副主席。
对于这些革命行动，“四人帮”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疯狂地进行血腥镇压。
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省委曾把这些优秀同志的革命行动视为“反革命”，将他们拘捕，并将部分同志押在大会上进行批斗。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才获释。
最近，省委贯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采取措施，把全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推向高潮，决定为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在这次座谈会上，省委书记李尔重、章泽、王林同志先后讲了话。
他们说，省委对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的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省委认为，在“四人帮”横行期间，这些同志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公开地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公开抵制、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特别是有些同志在遭受到拘留或逮捕后，坚持原则，英勇斗争，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气魄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人们好好学习的。
对这些同志的错捕错斗主要责任在省委领导。
省委向受迫害的同志表示公开道歉。
省委和各地方党委以及公安司法机关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彻底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不许留尾巴。
拘捕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材料一律销毁。
有些同志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只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是说服教育，耐心帮助，一律不许在平反中抓辫子。
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工作、生活要妥善安置，对他们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发生影响入党、入团、升学、评工资等问题的，要做好工作，予以纠正。
《陕西日报》在报道这个消息时，发表了一篇社论。
社论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特别是少数曾参与处理这些案子的领导同志仍心有余悸，落后于形势，在为这些同志平反的过程中还抓住某些枝节问题不放。
有的一再拖延，迟迟不肯给受冤屈的同志作出结论；
对应该彻底平反的，偏偏要留个“尾巴”，或虽然给作了平反结论，但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应该一并解决的问题，不去积极认真给以解决。
这些同志在思想、立场、感情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他们应该好好学习中央指示，迅速站到正确路线方面来。
社论说：
从落实政策过程出现的问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省的流毒和影响确实十分严重。
如不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坚决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3战役，是绝对不行的。
省委召开这次座谈会，其目的是要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更是为推动陕西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继续向深入发展。

从“选举代表”谈起
赵文斋
不久前，从一份材料上看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某市的一些基层单位选举市人民代表不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个别代表甚至由领导直接指定，以至闹出了代表去参加会议，所在单位的群众还不知他是人民代表的笑话。
“人民代表”理应经过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
不经过群众酝酿、选举，怎么能叫“人民代表”呢？
来信所反映的践踏民主生活的问题，不是个别的，有些基层单位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群众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
我们不要小看一次选举，一次表决，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原则是否得到真正实施。
我们党和政府有着民主作风的光荣传统。
看过电影《天山的红花》的人们也许还记得，草原牧民在选举生产队长时，大家依次从奥依古丽等候选人背后走过，同意谁当队长，就在谁身后放一束鲜花。
这饶有兴味的镜头，是公社化时期基层民主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经过民主选出来的领导很有威信，也很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群众有话愿和他们说，有意见愿找他们提，甚至婆媳吵架、父子不和之类的家庭琐事，也愿找干部帮助解决。
可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许多地方民主空气稀薄了。
投票选举成了个空形式，有的地方干脆连个形式也没有了。
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控制的地方，一张纸条就能入党，当官，一句话就能当“代表”，当“委员”。
群众有意见，向上级揭发反映，往往不予理睬。
有的提意见的群众竟遭到打击报复。
人民的民主权利竟遭到如此厄运，实在令人痛心。
问题是，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一些地方还有人不按宪法办事，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远没有肃清。
马克思在阐述巴黎公社的原则时指出：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申了这一点，指出这是防止国家干部变成官僚的重要方法之一。
马克思、列宁阐述的这些原则，今天仍是适用的。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理应属于人民。
人民群众有权罢免那些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能代表人民的人。
这样，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说话、办事情就要考虑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必须兑现。
就选举来说，民主协商、无记名投票，都必须认真实行。
要知道，人民群众需要的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实际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民主权利。
当然在有些场合，选举中实行上下结合的原则，领导提出一些候选人名单是允许的。
但是，决不能自己点了名的就得算数，不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和行使民主权利。
有些领导人非常霸道，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对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千方百计地找岔子，给“穿小鞋”，直到把他那个单位的群众搞得有意见不讲，有建议不提。
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群众的民主权利？
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我们党的民主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
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经常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坚持群众路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使民主集中制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

“全面专政”的提法是反科学的
张显扬　王贵秀
“四人帮”鼓吹“全面专政”，可以说由来已久。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姚文元就伙同陈伯达把“全面专政”炮制出来了。
现在，所以把它称之为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是因为张春桥鼓吹“全面专政”最系统，有专论，这就是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上的那篇臭名昭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全面专政”是所谓“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四人帮”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批判了这个反动理论，揭露了它的实质。
但是，“全面专政”这个提法，还没有得到深刻批判，因而还有一定的影响。
必须郑重指出，“全面专政”这个提法本身，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反科学的。
在理论斗争中，提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科学，不允许有任何杜撰和似是而非。
提法上差之毫厘，理论上谬以千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往往从提法问题上打开缺口，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
例如，《哥达纲领》中关于“劳动”和“工资”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工会”问题的提法，赫鲁晓夫关于“国家”问题的提法，林彪关于“政权”问题的提法，等等，就是证明。
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这个教训。
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批判张春桥“全面专政”的理论内容，而且一定要批判“全面专政”这个提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最常见的提法而外，还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等等。
但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同志，都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或“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提法。
当然，问题还不在于经典著作中有没有这种提法，如果这种提法能够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那末，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问题在于这种提法是反科学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的提法略有不同的那些提法，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针对一定的问题，为了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一个方面而提出来的。
例如，“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的，它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性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整个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针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它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派几个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人民民主专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它强调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民主的，只对一小撮反动派才实行专政；
同时也表明，这种政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不同于当时苏联的那种型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无疑也是针对一定问题的。
否则何必要加上“全面”二字呢？
循名责实，“全面专政”是针对“片面专政”的。
什么是“片面专政”呢？
在张春桥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片面专政”。
他认为，列宁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还不够”。
所谓“不够”，也就是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必须用他的“全面专政”来取而代之。
这就彻底暴露了张春桥的修正主义的反动面目，暴露了“全面专政”这个提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虽然理论内容是反动的，但“全面专政”这个提法本身还是对的，今后还可以用。
有的甚至认为，对待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应当象对待黑格尔哲学一样，在泼脏水的时候不要把小孩子一起泼掉了。
这多半是受了“全面”二字的迷惑。
在他们看来，虽然不能用“全面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就其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言，“全面”总比“不全面”好。
必须指出，这样看问题是不严肃的，有害的。
当一种提法涉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的时候，怎么能望文生义，用想象代替科学呢？
这样做，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会起到掩盖分歧的实质，削弱批修的锋芒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来，对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的批判，一直没有能大张旗鼓地深入地进行，有数的几篇批判文章也象被钳子夹住了似的，手笔很不伸畅，不能说和这种看法没有关系。
“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个提法，从科学上来看，究竟行不行呢？
只要分析一下“全面”二字在这里具有何种意义，就完全清楚了。
首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作为一种阶级关系，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根本不发生全面不全面的问题，因为这里讲的是关系的性质，而不是关系的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是“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在于认为这种关系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
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全面”“不全面”的问题，就是篡改问题的方向，取消和模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是“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还是“平等关系”、“仁义道德关系”、“和平共处关系”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修正主义歪曲无产阶级专政大开方便之门。
不要忘记，张春桥歪曲和篡改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里入手的。
其次，如果“全面”“不全面”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的“人们”是否一律都要专政，那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全面”不得的！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工人阶级要紧密团结和依靠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和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争取和团结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以及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的“人们”或“分子”，并不是一律实行专政，只是对他们之中“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对他们之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不是也不应该实行专政，相反地，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
不仅如此，原来是专政的对象，经过教育改造，确实表现好的，也可以而且应该解除专政。
叶副主席在五届人大所作的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一方面，对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要继续实行专政，加强监督改造，特别是对其中那些在‘四人帮’支持和纵容下实行阶级报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分子，必须坚决打击。
另一方面，对于经过教育改造，确实表现好的，则应通过群众评议，经县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摘掉地富反坏帽子，给予公民权。”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搞什么“全面专政”，象张春桥所说的那样，对“一切领域”中的资产阶级的一切人们，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实行专政，那就无异于对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以及已经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的人们，不去争取和团结，而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
这样做，不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如果“全面”“不全面”指的是在哪些方面或哪些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那末，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1966年，毛主席根据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特点，根据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形势，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除了要在经济领域中实行而外，还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
但是，这是不是就要用“全面专政”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呢？
当然不需要。
因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从来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专政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出现在哪个领域，就要在哪个领域中专它的政。
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科学概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题中应有之义，题中已有之义。
毛主席说：
“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从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出现的时候起，就从“本质”上、从“全体”上、从“内部联系”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关系。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它本来就是“全面”的。
因此，不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往后的实践中怎样发展，都无需再在这个概念之前加上“全面”二字。
加上这个字眼，在科学上完全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根本不科学的，这正如在“物质”、“运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等科学概念之前加上这个字眼是多余的和不科学的一样。
在政治实践上，这样做是绝对有害的，因为，这就等于宣布，在此之前这个概念是不全面的、片面的，亦即不科学的。
张春桥在“全面”二字上大作文章，其险恶用心不正在于此吗？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全面专政”的提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在科学上保持严谨，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四人帮”划清界限，在理论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个提法。
好端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有的是，为什么非要去重复这个反科学的提法不可呢？
或许有人会问，照这样说来，在专政问题上就不可以提出全面性的要求吗？
难道加上“全面”二字不是可以提醒人们不犯或少犯片面性的错误吗？
我们的回答是，全面性的要求只能向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出来，而决不能当作一个修饰词加到科学概念上面。
例如，我们只能说要“全面地”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而决不能说要掌握和运用“全面的对立统一规律”。
这后一种说法就等于说，对立统一规律有两种，一种是“全面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这岂不是很荒谬吗？
对于我们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说，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提出全面性的要求。
这些年来，“四人帮”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割裂成为一些碎片，只讲专政，不讲民主；
只讲强制，不讲教育；
只讲镇压的职能，不讲建设的职能，完全歪曲和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鉴于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一定要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符合全面性的要求，即不但要讲专政，而且要讲民主；
不但要讲镇压敌人，而且要讲保护人民；
不但要讲必要的强制，而且要讲充分的说服教育；
不但要讲革命，而且要讲建设；
不但要讲经济建设，而且要讲文化建设，如此等等。
总之，一定要注意事情的两面，而不能只讲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一定要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体系，而不能抓住片言只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但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符合全面性的要求，不犯或少犯片面性的错误呢？
靠在科学概念上胡乱加进“全面”之类的修饰词吗？
这样做对克服片面性不会有丝毫帮助。
因为，片面性的毛病，根源并不在科学概念本身，而在人们的认识和思想方法片面。
不解决认识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即使你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科学概念，改为“全面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全面专政”，在掌握和运用上照样还会发生片面性。
因此，纠正片面性的毛病，不应该去修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科学概念，而应当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体系。
舍此一法，别无他途。

封建王朝对农民有没有过让步？
洪廷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有没有迫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对农民让过步？
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过去，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然而，十多年来，竟长期被禁锢。
现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讨论清楚。
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让步，确有其事。
它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手段。
1853年，太平天国兵临武昌城下，清朝咸丰皇帝急忙颁发上谕，责成南方各省督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讲了这件事，说这是他在1848年的奥地利也看到过的“同样的让步”。
一九○三年，列宁称赞俄国无产阶级成了反动政府不可调和的敌人，逼得它“不得不慎重对待，不得不做些让步”（《列宁全集》第6卷464页）；
列宁又称赞俄国农民“到处起来进行斗争”，沙皇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了步。”
（《列宁全集》第6卷383页）
反动统治者的让步是被人民革命斗争逼出来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农民不断地发动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588、586页）当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建立之初，虽然农民起义已经失败了，但是农民起义的威力，在数十年内，往往还使封建统治者非常惊恐。
他们害怕起义烈火重新燃烧起来。
魏徵曾对唐太宗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反映。
事实上，农民大起义失败之后，农民并没有停止反抗，只是斗争方式有所改变。
汉文帝时，算是“治世”，晁错不是还惊呼“盗贼不衰”吗？
不是很担忧农民“离乡轻家”、“不地著”（不肯被束缚在土地上），“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吗？
（《汉书·晁错传》、《汉书·食货志》）
正因为这样，新封建王朝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往往根据前朝覆亡的教训，不得不以某些让步来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封建秩序的安定。
贾谊说：
“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
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
（《汉书·贾谊传》）意思是：
农民活不下去，国家的财力贫乏，到了适当时机，农民起义就会爆发。
所以，汉初的统治者不断地说要以“暴秦”为鉴，“与民休息”，比较注意节约，对徭役有所控制，把赋税定得较轻一些，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免除某项徭役或赋税。
朱元璋从切身经历中得出“弦急则断，民急则乱”的结论。
他当了皇帝，也发布了一些免除赋税、徭役的诏令。
这类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
当然，所谓“让步”，本质上是在进行欺骗和麻痹，列宁反复阐述过这个重要观点。
他说：
“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精力，模糊他们的认识，等等”；
（《列宁全集》第12卷222页）“改革能够当做预防性的反动，也就是说，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
（《列宁全集》第6卷323页）列宁说得多么精辟，多么透彻啊！
那些把让步和改良说成是统治者“仁慈”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反动统治者的让步。
列宁指出：
“虽然这种让步始终是不真诚、不彻底的，往往完全是假的、似是而非的，并且通常总在四周设下掩盖得相当巧妙的罗网，但是这总还算是让步”。
（《列宁全集》第6卷464页）不仅如此，既然改良、让步多少改善人民的处境，其性质毕竟“是趋向改善的一个一定的步骤或‘阶段’”。
（《列宁全集》第12卷222页）因此，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既要洞察反动统治者让步的本质，又“并不一般地否认局部让步的可能性和绝对拒绝利用这些让步”。
（《列宁全集》第12卷204页）不但承认它，而且要利用它。
如果根本否认有让步，也就谈不上去利用它了。
我们承认反动统治者有让步这类事，但切不可把那些打着“为民”的幌子，而实际完全是残民的勾当，轻易地断定为让步；
也不可把那些毫不相干的事情，都解释为让步。
要识别是否属于让步，我们得作两项区分工作：
第1，必须从大都是粉饰得非常漂亮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措施中，找出那些多少改善人民群众的处境的项目来；
第2，必须分清哪些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让步，哪些是由于别的力量促使人民群众的处境有所改善。
打开中国封建时代的史籍来进行第1项区分工作，要充分占有有关资料，作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工作。
轻信旧史书的记载和绝对否认其中有某些可信的内容，都是不对的。
例如：
对于西汉前期的所谓“文景之治”，我们看了《汉书·食货志》中晁错的那段话，知道了当时农民所受压迫、剥削之重以及农民如何进行斗争。
看了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更具体地了解了地主阶级的豪华与农民的灾难，对于史书上那些粉饰太平、宣扬“仁政”之词，就不会受骗了。
然而我们同时又须看到，汉初七十年中，农民的处境比起秦末和汉末来，毕竟好一些，因而封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这中间，不能否定汉王朝运用国家权力推行的政策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2项区分工作，是要分析导致人民群众的处境比过去有所改善的种种原因。
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每一次农民大起义以后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有一定的改善，主要是农民革命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直接结果。
例如：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地区，往年大姓存者无几，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一部分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土地集中的趋势有一定的缓和，大部分奴婢在战争中恢复了自由，有些地区的佃户获得了民籍，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总的说来，明朝初年，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比元末有一定的减轻，因而使社会生产力有明显的发展。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选集》第2卷588页）不顾历史实际，把农民大起义后社会多少有些进步，说成是主要由于新王朝的让步，这就不能不是夸大封建帝王的历史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认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能对历史的发展起某些积极作用，并不否认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能对经济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但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
统治阶级迫于人民革命的威力作出某种让步，这种让步不能与人民革命的作用平列起来，更不能本末倒置。
而且，让步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反动统治而采取的措施。
在承认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可能起某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忘记，这种让步归根到底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
日本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第1次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以稻冈觉顺为团长、塚本善隆为顾问的日本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第1次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肖贤法、林林等。
访华团是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于10月06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就国际田联承认我合法席位
李梦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主席李梦华今天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为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中的中国的唯一代表，同时撤销蒋帮的所谓田径组织的会籍一事表示欢迎，并且指出，必须结束还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中国合法席位仍由蒋帮所谓体育组织所窃据的荒谬局面。
谈话全文如下：
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10月05日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为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中的中国的唯一代表，同时撤销了蒋帮的所谓田径组织的会籍。
国际田联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各国人民和田径运动员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和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对于国际田联中积极支持撤销蒋帮会籍，恢复我合法席位的各国（地区）田径协会以及国际田联领导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田径协会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加强合作。
借此机会，我愿指出，不少国际体育组织已经驱逐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但还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中国的合法席位仍由蒋帮的所谓体育组织窃据，这种局面是极其荒谬的，必须加以结束。
我们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是公认的事实。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以及我国各项体育协会，包括中国田径协会在内，是管辖全中国体育运动的唯一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也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权代表全中国包括台湾省的运动员的唯一合法组织。
我们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
我还愿指出，我们的各全国性体育组织历来十分关心台湾运动员。
我们多次通知和欢迎他们前来参加我们全国性运动会和为参加重大国际比赛而举行的全国选拔赛。
对目前还居住在台湾省的运动员前来参加比赛，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那些至今仍容忍蒋帮体育组织窃据我席位的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能够倾听世界广大运动员的正义呼声，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象国际田联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那样，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对台湾蒋帮体育组织的承认，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
这将为我国人民和运动员所欢迎，也将得到世界人民和运动员赞许。

李伯曼大使举行酒会
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李伯曼今天中午举行酒会，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农林部部长杨立功，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等出席了酒会。

汪副主席会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
乌兰夫同志设宴招待罗马尼亚同志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今天下午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总编辑斯特凡·沃依库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参加了会见。
会见以后，乌兰夫同志设宴招待罗马尼亚同志。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的负责人秦川、刘宗卓、卢振川等。
（附图片）
汪东兴副主席、乌兰夫同志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同美国朋友亲切交谈
新华社西安10月0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在西安会见了《续西行漫记》作者尼姆·威尔斯女士和三位美国电影工作者。
在三十年代，尼姆·威尔斯女士在延安采访时，曾会见过王震副总理。
今天，王震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非常高兴，亲切地同她握手、交谈。
威尔斯女士拿出《续西行漫记》中关于王震副总理的传记和照片给他看。
王震副总理赞扬她多年来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尼姆·威尔斯女士向王震副总理介绍了同她一起来访的三位年轻的美国电影工作者。
王震副总理欢迎他们来中国访问。
会见时，美国朋友还唱起了《南泥湾》，拍摄了难忘的会见场面。
会见后，王震副总理设宴招待美国朋友。
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林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在西安会见尼姆·威尔斯女士。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辛勤劳动育新人
——山东莱阳农学院见闻
在莱阳农学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教师们的辛勤劳动。
院党委一直比较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教师们的作用得以很好的发挥。
通过揭批“四人帮”，批判“两个估计”和“朝农经验”，束缚教师的精神枷锁已被砸碎，他们都憋足了一股劲，决心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信赖，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在农学系小麦栽培实验组，教师迟范民、吴敏楚、位东斌三人，正在整理、分析今年的小麦资料，以求出小麦在高产情况下的合理密度。
这项工作需要对成千上万的资料一一进行计算，同时要搞清楚每株有多少分蘖，成穗多少，每穗有多少粒和多少重量等等，工作量很大，而他们的工具却只有一架手摇计算机、一个算盘和一架天平。
几年来，这个实验组就是依靠这种落后的手段，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摸索出小麦亩产千斤的路子，丰富了教学内容，并编写了《小麦高产栽培》和《小麦》等著作，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了奖励。
现在，他们正继续前进，摸索小麦亩产一千二百斤的各项条件。
最近被提为副教授的迟范民为了探索小麦增产规律，多年来他不但在校内坚持不懈地搞科研，而且跑遍了烟台地区的小麦高产单位，总结群众的小麦丰产经验，了解生产中的问题。
他还经常到一些县、社举办小麦栽培技术讲座，以提高群众的科学种田水平，几年来讲了一百四十多场，听众达十一万人次，群众说他是自己的好老师。
他告诉记者：
“栽培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难度大，出成果慢。
有没有栽培学，要不要栽培学，在世界上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栽培学是不可缺少的，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使栽培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来到副教授刘恩训的办公室，正碰上他在为学院举办的遗传工程讲座备课。
刘恩训个子不高，脸色被太阳晒得黝黑，象一位老农。
他是讲遗传和选种的，同时也是个“种子迷”。
他给记者看了自己用四年时间选育出来的玉米自交系新品种。
这个自交系在配合力和抗病性方面，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选育出我国自己的优良品种，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刘恩训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田和实验室度过的，他没有休过一个暑假和寒假，也几乎没有歇过一个星期天。
在玉米生长期内，他每天都到实验田里认真地观察、记载，注意发现每一个微小的变异。
种子收获后，再一穗一穗、一粒一粒地考察、评选，一丝不苟，锲而不舍。
选育一个好品种，一般要七八年的时间，刘恩训在实践中改革了选种方法，只用四年就拿出了好种子。
脚踏实地，艰苦奋斗，锲而不舍，这是莱阳农学院广大教师治学的基本态度。
果林系教师苗德全领记者参观了他的苹果丰产实验园。
他搞的是“红香蕉”苹果的丰产试验，这是苹果中的一个优良品种，但是产量低，一般亩产只有三千斤左右。
苗德全带领学生从果园的基本建设搞起，亲自搬石垒堰，加厚土层，合理施肥，修剪管理，使“红香蕉”的亩产连年达到万斤以上，取得了丰产经验。
在畜牧兽医系的解剖实验室里，陈列着许多马、牛、猪、羊的干制标本，大大小小，足有一百多件，把七八间实验室全摆满了。
这是新近被提为讲师的杨品中经过几年的时间制作出来的。
杨品中教家畜解剖学，这门课需要实物标本，但是这种标本无处可买。
为了把这门课教好，杨品中通过钻研，学会了制作家畜标本，他不辞辛苦，不怕脏臭，自己动手，终于制作出这一套干标本。
现在讲家畜解剖课，不论讲到哪一部分，都可以使学生看到实物标本，家畜身上有多少条韧带、血管和神经，它们的分布情形怎样，一看标本，清清楚楚。
女教师伍富尧的教学，以理论和实践结合、言教和身教结合著称。
她在讲授家畜寄生虫传染病时，非常重视现场教学。
她主动与防疫单位挂钩，发现家畜传染病，就带领学生奔赴现场，一面灭病，一面教学，亲自示范，言传身教。
有些学生因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学兽医没出息，一些女学生嫌干兽医肮脏，专业思想不牢固。
针对这些情况，伍富尧特别注意通过教学转化学生的思想。
有一次，学校园艺场有一头猪脱肛，伍富尧便抓住这个病例进行现场教学。
她让同学们认识了这种病的症状之后，就开始作直肠整复手术的示范，由于病猪乱蹦乱跳，澎得她满身满脸都是猪粪，她全然不顾，认真把手术作完。
还有一次现场课是给猪治皮肤病，在给猪打针、灌药的时候，需要用两腿把猪固定住，猪的烂皮肤弄脏了她的裤子，她毫不在意，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办事，使同学们学会了一人操作的方法。
示范以后，伍富尧又给学生进行了不怕苦、不怕脏的教育。
在伍富尧的影响下，学生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把革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理想，逐渐爱上了这一行。
这几位教师，都是建国以后十七年间培养出来的。
在莱阳农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教师占绝大多数，他们是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就他们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态度和贡献来说，不愧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
院党委分管教学的负责人、副教授许方对记者说，要真正把知识分子当成依靠力量，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以外，最主要的是要在政治和业务上大力培养他们。
在这一方面，院党委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全院六十多名新教师，绝大部分被送到其他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时间一年到两年，现在有半数已经回校，进修结束时要进行严格的考核；
在校内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请其他院校的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以扩大教师的知识面，进行学术交流，活跃学术空气。
　本报记者　于　德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本江藤淳教授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员江藤淳教授。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对他即将访问日本的时候能同日本文化界朋友相叙表示高兴。
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同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员江藤淳教授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苏联
新华社莫斯科10月07日电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06日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离开莫斯科回国。
访问期间，阿萨德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进行了会谈。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会谈过程中主要注意力放在近东局势上”。
会谈期间，苏联对被美国排挤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之外，表示了不满。
勃列日涅夫在招待阿萨德的宴会上说：
“如果说华盛顿想忘记日内瓦会议，忘记这个会议有苏联和美国两主席，它们拥有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那么我们对此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将相应地采取行动。”
联合公报说：
“会谈过程中还讨论了苏联继续协助叙利亚加强其国防潜力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阿萨德总统是应苏共中央、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邀请，于10月05日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的。
10月01日至04日，阿萨德曾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昂纳克进行了会谈。
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和有关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卫生等方面合作的协定与议定书。

叙利亚纪念中东10月战争五周年
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06日电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10月05日在大马士革举行报告会，纪念中东10月战争五周年。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阿赫马尔、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穆罕默德·贾比尔·巴吉布吉、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马哈茂德·哈迪德和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哈拉比出席了报告会。
巴吉布吉副书记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1973年10月我们同以色列敌人进行的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这次战争向全世界宣布，阿拉伯民族能够进行战争，能够胜利，能够团结。
他指出，10月战争表明了一个历史真理，阿拉伯民族有能力克服困难，实现胜利和解放。

国际简讯
苏向以输送十余万犹太人
苏联犹太人世界大会宣布，十年来，苏联已向以色列输送了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
有消息说，今年将有二万五千名犹太人获准离开苏联。
据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负责苏联事务特别顾问舒尔曼09月26日在众议院一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今年苏联犹太人移民人数是1973年以来最多的。
苏在挪领土建卫星追踪站
据英国《金融时报》09月29日报道，苏联最近未经挪威政府许可就在挪威的斯瓦巴德群岛上新建了一个卫星追踪站。
据报道，今年夏天，苏联曾在斯瓦巴德修建了雷达站和简易飞机场。
（据新华社）

德共举行会议强调要吸取慕尼黑教训
西、法、奥、意马列组织代表出席会议
新华社波恩10月06日电
据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10月04日报道，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四十周年的时候，德国共产党09月30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强调要从慕尼黑事件中吸取教训。
德共中央主席克里斯蒂安·泽姆勒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
“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如同三十年代法西斯分子一样，他们尽最大的可能搞突然袭击，进行间谍、挑衅和恐怖活动，从而制造政治动乱。
由于苏联的这种合乎其内在逻辑的扩张政策，而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不会自动放弃它在欧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地位，因而在欧洲，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泽姆勒指出，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把最后希望寄托于所谓的维护和平，而今天有些人则不断重复缓和政策，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指出，三十年代，他们相信希特勒法西斯没有霸权野心，而现在的绥靖政策推行者则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维护其已经占有的东西。
泽姆勒指出，西方企图通过长期的经济渗透来软化社会帝国主义的做法最后注定是要失败的。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和意大利统一共产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慕尼黑悲剧见闻
法国《费加罗报》1978年09月28日刊登了马西普的文章，叙述四十年前签订慕尼黑协定时他在慕尼黑的一些见闻。
现摘译如下：
半夜将近一点钟以前，时钟响了十二下，日历又翻开了新的一天：
1938年09月30日。
德国元首官邸的窗户里仍然灯光通明，这是一座门面经过装潢的古典式的、正门朝着王宫广场的巨大建筑。
尽管已很晚，被栏杆拦住的几百名好奇者仍在马路上等着。
他们知道，前一天开始的（英法德意）四国会议正要结束了。
实际上，四个人刚刚同意了一个有五十行、并附有四个附件的文本。
到签字的时候了。
他们走向放在屋子正当中的桌子。
他们在这一房间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首先是希特勒签字，然后是张伯伦，继而是墨索里尼，最后是达拉第。
在寂静的气氛中，人们只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音，低声交谈几句的声音。
这是长期较量的结束。
在这一时刻，希特勒完全意识到了艰苦取得的胜利之大，虽然，他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从1938年的04月起，在宣布把奥地利从地图上抹掉的德奥合并之后五个星期，希特勒要求他的将军们加快密码代号为“绿色小屋”的准备工作，这是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突然袭击的计划密码。
行动的目标就是解放苏台德地区，有近三百万德国人在那里生存。
军事行动至迟应于10月01日开始。
当希特勒考虑执行这一计划时，他知道要担很大的风险。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的盟友。
根据1924年和1925年缔结的协定，法国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也在1935年同苏联签定一项类似的援助协定，差别只在于法国只能在它已尽了它的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引用莫斯科协定。
这些文件并未阻止住希特勒。
他未忘记，1936年03月法国未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几支弱小的德国军队再次占领莱茵河左岸。
而且他也未忘记，两年以后，法国对扼杀奥地利冷眼旁观。
张伯伦则感到一种完全的满意。
那种自他到唐宁街就执行的绥靖政策，刚刚在四人协议得到了贯彻。
首相始终相信，只要满足德国元首的要求，就可能维持和平。
在他看来，苏台德区、尤其是德国人地区合并到德帝国中去是正常的。
慕尼黑协议是一个好协议。
并且，他已考虑同希特勒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宣言（他第2天这样做了，而未同他的法国同事协商）——正如他回到伦敦时唐突地说的，——一个能保证“我们时代和平”的文件。
墨索里尼欢喜若狂。
他没有宽恕法国和英国曾拒绝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在1937年，他选择了同德国结盟。
他的改变主意，便注定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受他保护的奥地利的命运。
在1938年，他知道，他的国家由于对埃塞俄比亚人进行的战争而受到削弱，因而不能参加一场对法、英的冲突了。
因此，他抓住了张伯伦09月28日对罗马和柏林进行的双重交涉、建议尽早举行四国会谈这个时机。
他大力说服希特勒接受这个建议。
对达拉第来说，慕尼黑是个悲剧。
法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它的前辈的错误付出代价。
法国曾允许在1934年和1935年完成德国的重新武装，曾对于在莱茵河进行有限的干涉的风险犹豫不决，并终于在1936年后退了，因此，法国不再可信赖了。
法国在1938年采取的军事措施动员六十万后备兵员，同英国本国舰队人员一样多，这在德国元首看来并不是表明进行干预的决心，只不过是企图恐吓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1938年09月只设想爆发一场纯地区性战争的原因。
当1939年他于03月15日完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准备进攻波兰时，他还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这一次他搞错了，爆发了本世纪第2次世界大战。
无可置疑的是，由于法国和英国都迟疑不决和无准备，所以它们应对投降负责，主张投降的人在1938年只能以一个论点来反对他们的对手：
慕尼黑协定使我们获得了为建立力量平衡而需要的喘息时间。
这个论据在几个月里就失去了全部的价值。
因为这一喘息时间实际上却是被德国所利用了。

方毅副总理在西德参观访问
新华社波恩10月07日电
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07日访问了西德不来梅附近的下威悉核电厂和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方毅副总理等参观核电厂时，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德国西北电力公司董事长凯尔施用中国话致词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参观过程中主人详细解释了核电厂复杂的设施和装备。
方毅副总理很有兴趣地询问了有关原子能的一些技术问题。
下威悉核电厂是世界大核电站之一，它的发电能力为一百三十万千瓦，由单一机组发出，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在西德有三十二个核电厂，总发电能力为三千六百万千瓦，约占西德总发电能力的百分之四。
方毅副总理等在罗马—日耳曼博物馆参观了博物馆的建筑和馆内的展品，听取了关于科隆城——建于二千年前罗马帝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饶有兴味的介绍。
07日中午，下萨克森州政府总理阿尔布雷希特设午宴招待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
10月06日，方毅副总理及其一行参观了德国航空和宇宙航行研究和试验所，他们跨进了一个宇宙飞船的模拟舱，并且极有兴趣地听取了西德专家的介绍。
他们还参观了研究所的粉末冶金车间。
方毅副总理向研究所赠送了中国第1颗人造卫星的模型。
方毅副总理的随行人员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顾卓新等还参观了数据处理公司。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罗斯托发表谈话强调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促进和平的想法要落空
新华社北京10月08日电
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报纸报道，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最近在讲到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时说，这些协议正在阴险地和致命地削弱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它们不是在促进和平，而是在孕育战争。
他说，自1972年第1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生效以来，它已成了“冷战的最混乱和最危险的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期远没有结束，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罗斯托说：
“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我们的核力量地位已从僵持状态下降到接近于劣势。”
罗斯托认为，这种可怕的局面是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助长和加速造成的，这是“过去十六年中苏联军事力量得到近代史上空前的增长”所产生的结果。
苏联实际军事力量每年持续增长百分之五左右。
在战略武器方面，俄国的增长率每年在百分之八以上。
目前，苏联实际的军事预算比美国高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
相比之下，卡特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每年仅增加百分之一点八。
这样的结果是，几乎在每一个有关项目方面，美国现在都处于劣势地位。
罗斯托强调，相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会促进和平和缓和的那种想法将会落空。
罗斯托说：
“我们现在了解，政府即将同意签订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项协议的条款，加上美国最近对一些计划所作出的决定，将使美国几乎不可能保持危机线上的稳定或大体均等，也不可能扭转目前的不利趋势。

耿飚副总理在刚果首都举行告别招待会
宾主共祝中刚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0月07日电
耿飚副总理10月07日晚上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盛大的告别招待会。
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格扎维埃·卡塔利，工业和旅游部长萨蒂南·奥卡贝，艺术、文化和体育部长兼代理外交和合作部长塔蒂·卢塔德，矿业、能源和科学研究部长罗多尔夫·阿达达，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一些国家驻刚果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耿飚副总理的所有随行人员和中国驻刚果大使李连璧。
在热烈掌声中，耿飚副总理和卡塔利部长先后致祝酒词。
耿飚副总理在祝酒词中说：
“我们对你们国家的访问虽然短暂，但这是一次愉快和成功的访问。”
接着他谈到雍比—奥庞戈总统和西尔万·戈马总理的友好接见和热情友好的谈话。
他说，继续加强和发展中刚友谊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并且符合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
耿飚副总理赞扬了刚果政府和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和建设国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他说：
“刚果政府在加强非洲团结、非洲国家之间的友谊和睦邻关系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借此机会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政府和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坚信中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更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卡塔利部长代表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刚果总统雍比—奥庞戈和刚果政府在祝酒词中说：
“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世界上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真诚和无私合作方面作出了榜样。
中国和刚果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由中国人民对刚果人民的具体援助日益体现出来。”
“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两国之间合作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刚果人民决心加强同中国人民已有十四年之久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在华国锋主席和雍比—奥庞戈总统的北京会见中，又一次得到了新的加强。”
卡塔利部长说：
“我们为和平、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斗争尽人皆知。”
他表示希望刚中两国之间的良好和具体的合作将有新的发展。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0月07日电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在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卡塔利和夫人的陪同下，10月07日上午访问了刚果国家造船厂，并且乘船游览了刚果河。
耿副总理等到达工厂时，受到了造船厂的负责人、工人和在这里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
造船厂的工人代表向耿副总理介绍了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情况。
他说，造船厂从1972年建立以来，它在发展刚果江河运输事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还赞扬了中刚友好合作的关系。
耿飚副总理对造船厂职工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刚果国家造船厂是中刚友谊的象征。
他希望中刚技术人员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更进一步地为促进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不断发展作出努力。
接着，耿飚副总理参观了造船厂的各个车间。
参观以后，耿飚副总理和夫人在主人的陪同下，乘坐该厂制造的船只在刚果河游览。
当船只到达一个渔村的附近时，载歌载舞的渔民们在岸边热情地欢迎中国客人。
10月05日和06日，赵兰香在卡塔利部长的夫人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布拉柴维尔波多—波多区的一个印染厂、布拉柴维尔全国救济所的一个社会中心和布拉柴维尔聋症青年学校。
10月05日，她还拜会了刚果妇女革命联盟主席若泽菲娜·巴约纳—穆图。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要求参与在黎敌对行动的一切人员停止暴力行动
新华社联合国10月06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0月06日晚上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参与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的一切人员停止暴力行动，认真遵守立即实行的、有效的停火，并停止敌对活动，以便在保持黎巴嫩的统一、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恢复国内和平和民族和解。”
最近，在黎巴嫩的阿拉伯威慑部队中的叙利亚部队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之间不断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虽然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09月30日安排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未能制止冲突。
10月02日清晨，在贝鲁特东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炮战。
目前，武装冲突仍在继续扩大，造成数千人死亡，三万五千多间房屋被毁。
据报道，05日，以色列的炮艇也轰击了贝鲁特附近地区。

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张劲夫部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0月06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06日接见了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团长、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齐奥塞斯库同志热烈欢迎张劲夫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对中罗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表示满意，并祝愿中国罗马尼亚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以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的进步事业。
接见时，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保罗·尼古列斯库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在座。

不敲自开的门户
世芳
《“哈罗，俄罗斯！”
》
汉城的《中央日报》，不久前以这样的题目，发表了一篇谈论朴正熙集团与苏联关系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也许会感到吃惊。
南朝鲜的官方报纸是否有点不识时务，居然敢于主动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打起“招呼”来了。
可是事实上，这并非一厢情愿，而是事出有因，说明汉城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正在越来越热乎起来。
据报道，朴集团的一个所谓“保健社会部长”申铉碻，最近破题儿头一遭，以南朝鲜的“官方”人士身份访问了苏联。
他不但参加了09月间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而且同苏联卫生部长“进行了直接接触，就两国的保健、卫生问题交换了意见”。
莫斯科异乎寻常地把这个“部长”当作“大韩民国”代表，给了“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完全平等和友好的待遇”。
在莫斯科的盛情“邀请”之下，申铉碻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受到了东道主的“细致入微的关照和善意”。
他深受感动，连声称赞“苏方给予了极其亲切的接待”。
由此可见，汉城《中央日报》的“哈罗”之声，并非是自作多情，而是在莫斯科向它伸出了热情之手以后的自然反应。
其实，还在莫斯科同汉城这次公开勾搭之前，它们两家之间早已“暗渡陈仓”，频频往来了。
1973年，莫斯科给汉城打开了方便之门。
朴集团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在苏联首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比赛大会，受到了“远远超过预料的欢迎”。
同年，在华盛顿，苏联的高级外交官与朴集团的“官员”进行了会晤，就朝鲜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此外，南朝鲜的记者、演员、音乐家以至资本家，源源不断来到苏联，名曰观光，实则是为双方之间的进一步交往铺设道路。
之后，莫斯科继续同汉城勾勾搭搭。
按照汉城《中央日报》的说法，莫斯科在过去几年内向朴集团“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窗户”之后，如今由于“官方”代表的正式访苏，已经发展到“打开了可供人们出入的不大不小的门户”了。
可笑的是：
莫斯科一面向朴集团开放门户，大拉关系，一面却还在装腔作势，大唱高调。
差不多就在申铉碻访苏的同一时候，苏联报纸假惺惺地指责“南朝鲜独裁政权……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且表示苏联“始终支持朝鲜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民主统一祖国的斗争”。
人们倒是要问：
莫斯科究竟怎么个支持法？
难道公开“邀请”朴集团的“部长”来访，承认其“大韩民国”官方身份，就是对朝鲜人民的支持？
前几天，葛罗米柯在联大发言，故意只字不提朝鲜问题，也算是对朝鲜人民的支持？
朴正熙集团心里有数，它对于苏联表面上的疾言厉色，无需担惊受怕。
重要的是，莫斯科已经向它“开始微笑了”！
因此，它亲昵地喊出“哈罗，俄罗斯！”
来，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附图片）
（方成配画）

奇妙的钢鼓音乐
陈自明
下面这幅照片，是中国艺术团1975年在圭亚那访问演出的情景。
他们用来演奏的一个个圆形的乐器，是如今流行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特制的民间敲击乐器，叫做“钢鼓”。
这种乐器是用汽油桶加工制成的。
它的发源地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说起“钢鼓”乐器，倒有一段有趣的历史。
1945年08月，当全世界都在欢庆第2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时候，加勒比海东南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上的人们也沸腾起来了。
在岛上的首府西班牙港，狂欢的人群倾城而出，极度兴奋的青年们随手拿起了饼干箱、铁皮筒来敲打，以表达他们的喜悦和欢乐。
当时，这些金属制品发出的清脆、明亮的声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些音乐爱好者受到了启发。
他们开始探索利用岛上炼油厂废弃的油桶进行试验，把油桶的底部凹成锅形，并且把锅面按照各种尺寸凿成若干块斜度不同、面积不等的音区（见右上图）。
面积大的发音低，面积小的发音高，这样，简单的曲调就可以奏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胆的出人意外的创造。
接着，人们又创造了高矮不同包括各种音域的钢鼓乐器。
随后，包括各个声部的完全配套的钢鼓乐队诞生了。
新创造的钢鼓乐器，深深地受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的喜爱，很快流行和发展起来。
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以后，新政府规定每年11月举行一次为时一个月的钢鼓音乐节。
目前，在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约有二百个经常活动的钢鼓乐队，大部分为业余团体，著名的钢鼓乐队约有七个。
今天，一个完备的钢鼓乐队大致可分为八个声部：
即男高音、倍男高音，女低音、倍女低音、吉他、大提琴、混合低音和打击乐器。
前七个声部都由高度不同、音高各异的钢盘和钢鼓组成，后一个声部为各种鼓。
它们的音色各不相同，高音钢盘的声音明亮，中音钢鼓柔和抒情，低音钢鼓宽厚深沉。
每个钢鼓乐队的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多的有一、二百人。
由于不断进行改革，钢鼓的音质大为改善。
现在乐队的组织逐渐健全，演奏的技巧也大大提高。
有一些最好的乐队，已经能够用钢鼓来模仿木管、铜管乐器、管风琴和弦乐器的效果和表现手法，演奏具有不同内容和风格的音乐，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民间歌谣、加勒比海地区的民间音乐，以至欧洲古典音乐，如巴赫的管风琴曲《b小调托卡塔和赋格》、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罗西尼的《威廉·泰尔序曲》等作品。
近几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些钢鼓乐队曾到非洲、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地访问演出，受到了重视与欢迎。
（附图片）

德黑兰风貌
钟　冬
德黑兰机场忙碌异常，飞机穿梭往返，每天不下七百架次。
这个新兴的伊朗首都，今天已成为欧、亚间的空运枢纽，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一百多万辆汽车的大都市。
大约三百年前，德黑兰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它成为伊朗的首都，只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伊朗历代帝王迟迟没有选中德黑兰建都，据说原因之一是这里夏季太热。
一七八八年，阿加·穆罕默德·凯加王为了反抗沙俄不断入侵的威胁，从军事战略考虑，决定由设拉子迁都德黑兰。
德黑兰在十九世纪初只有十二万人。
建都头五十年，德黑兰发展缓慢，直到1939年，人口也仅有五十多万。
第2次世界大战，使德黑兰一时名闻遐迩：
1943年底，作为当时盟国的苏美英三国首脑曾经聚会于此，发表了著名的联合起来击败法西斯德国的《德黑兰宣言》。
德黑兰曾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历经沧桑。
它是战争与和平的见证。
第2次世界大战后，伊朗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建设。
1960年，随着城市的发展，德黑兰人口增至二百万。
特别是七十年代伊朗石油收入剧增以来，德黑兰面貌的变化就更大了。
今天，当人们从麦赫拉巴德国际机场驱车前往市区时，首先看到的是气派雄伟、式样新颖的国王纪念塔。
全塔呈白色，高四十五米，长六十三米，宽四十二米。
它别具风格，融合了古波斯建筑和现代欧美建筑的不同特色于一体，成为反映现代伊朗文化的杰作。
参观完纪念塔底层的博物馆，乘电梯上升到塔顶，更可放眼眺望，尽收德黑兰全城景色。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两条宽阔笔直的现代化大道，一条从西到东，一条从南到北，两旁绿树成荫，中间汽车成行，一眼望不到尽头。
从南向北的大街，是以伊朗国王名字命名的巴列维大街。
它从德黑兰南城最低处海拔一千一百米的火车站开始，一直向北伸展，越过旧的城区，进入新的市区，直到海拔一千六、七百米的厄尔布尔士山脚下边，全长十二公里。
另一条从西往东的长街，是礼萨国王大街。
这条大街，成了划分德黑兰新旧城区的鲜明标记。
大街南部是传统的商业区和行政区，它的北侧是现代化都市建筑。
南北泾渭分明。
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形成两种不同的市容。
伊朗是一个热爱并保护自己古老文化的国家。
在德黑兰，人们可以看到不少王宫和清真寺，保护得非常完整；
还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从考古、民族艺术、人种、装饰艺术，一直到展出闻名全球的波斯地毯的博物馆。
特别宏伟的是考古博物馆，陈列的历史文物最多，充分反映了伊朗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波斯文化。
从六、七千年前的石器，四、五千年前的陶器、青铜器，一直到萨珊王朝（公元二二六——六四二年）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在一些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古代伊中两国往来交流的历史文物。
建设中的德黑兰，既强调维护伊朗古老文明，又尽量吸收世界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兼容并蓄，揉为一体。
在这里，既有《天方夜谭》中描写的那种熙熙攘攘、交易频繁的“巴扎尔”（一种旧的市场），又有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盛行的“超级市场”（一种自己取货的商店）；
既有象古勒斯坦宫那样富丽堂皇的古老建筑，又有二十多层的现代大厦。
德黑兰还是一座工业城市。
在它的南部和西部都是工业区。
南部的雷伊一带，有着著名的德黑兰炼油厂、新建的大型发电厂；
西部的卡拉基一带也有不少大小工厂，其中有大型的民族汽车公司，年产汽车十多万辆。
伊朗人特别喜欢花，德黑兰一年四季都盛开着各种鲜花。
一般中产家庭，住屋前边都有个小花园，铺上草坪，种上花，特别是各色的玫瑰花。
街道中心，也种了鲜花，有的还装上喷泉，形成街心公园。
全城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其中著名的有巴列维公园、法拉赫公园、尼亚瓦兰公园，都免费供人游览。
热爱鲜花的人们，也是热爱和平生活的。
但是，饱经忧患的德黑兰人，也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
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他们也在时刻准备着，警惕着来自外界的威胁。
（附图片）
德黑兰市容一瞥。

忆江南
赵朴初
1978年10月04日，清水正夫先生与余谈芭蕾舞艺，两日后得观松山芭蕾舞演出，喜成小令三首奉赠。
无尽意，都在不言中。
挥手喜招沧海月，回身泣舞落花风。
极目送飞鸿。
天地大，绰绰舞台宽。
打破虚空恣想象，不离规矩作方圆。
妙意绝言诠。
神会处，画境与诗心。
美意婵娟千里共，友情松柏万年新。
隔海有知音。

海上的庞然大物“超级油轮”
辛　田
中东的海湾地区，是石油集中的产地。
西欧、日本和北美，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石油。
为了把成亿吨的石油从海湾地区运出来，在上万公里的运输线上，有几千艘油轮日夜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
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之前，相当一部分石油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航线运往西欧的。
当时大型油轮不多，载重十万吨的已经算是巨型油轮了。
运河堵塞后，油轮要绕道非洲的好望角驶往西欧，航线长达九千六百英里。
于是，载重量大、运输成本低的二十万吨、三十万吨、直到五十多万吨载重量的巨轮，相继出现。
这种油轮被称为“超级油轮”。
据统计，目前世界油轮总数达四千二百艘，其中载重超过二十万吨的有七百艘，约占百分之三十七，但载运的石油，却达到全部海运石油的一半以上。
以运输费用说，超级油轮大大低于一般油轮。
一艘三万多吨的油轮每天消耗燃料油七十五吨，而载重五十万吨的超级油轮，每天仅耗油三百吨。
一艘七万五千吨的油轮需四十七名船员，而一艘二十多万吨的超级油轮，仅需三十六个乘员。
低消耗高效率，这是“超级油轮”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说，“超级油轮”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以移动的物体，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型的超级油轮，如果直立起来，其高度将超过一百多层的大厦。
漆一次，需要四百吨油漆。
因为体积和重量大，行驶起来惯性也特别大，船要停泊时，在一英里之外，就要停车滑行。
有些“超级油轮”在船尾安上类似降落伞的装置，停船时打开，以抵消船的惯性，保障安全。
“超级油轮”虽然有不少好处，但也有许多缺点。
首先是安全问题。
“超级油轮”有现代化的自动电子导航、驾驶设备，主要领导人员都要接受一套严格的训练。
从一九七三到1976年，全世界共发生一千五百多起油轮事故，其中属于二十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的有七十七起。
所占百分比不大，但“超级油轮”比一般油轮装载的原油多得多，一旦失事，经济损失和对海洋的污染非常严重。
今年03月16日，载重二十万九千吨的“卡笛斯”号油轮在法国沿海失事，造成近七千万加仑原油飘浮水面的大污染。
有些超级油轮失事十几年后，其污染仍无法完全消除。
其次，由于“超级油轮”越来越大，吃水越来越深，可供使用的港口就越来越少，装卸工作也越来越困难。
美国是拥有“超级油轮”最多的国家，但是，美国却没有一个可供大型“超级油轮”停泊的港口。
油轮抵达后只能停在港口外几十英里的地方，由五、六万吨级的油轮驳运原油进港。
第3，船员工作和生活更加辛苦、单调。
多数“超级油轮”长年累月靠不了岸。
船员们对海上生活都感到厌烦。
他们说：
“除了船主，谁也不喜欢‘超级油轮’！”
（附图片）
超级油轮的海上运输线路图。

科学家的名言
“如果我比笛卡儿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缘故。”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
“大自然界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真是形形色色，变化万端。
为了了解它，我们必须联合我们大家的知识和努力才行。”
——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
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德国现代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

著名的大金刚石
陶正章
普通的金刚石不大，一般都在零点二到零点四克拉之间，重量达一克拉者不多，而上一百克拉者更属罕见。
所以，凡上一百克拉的就叫特大级金刚石。
我国最近在山东发现的常林钻石是特大级金刚石。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是在巴西巴利亚州卡帕达迪亚芒廷纳发现的那颗黑金刚石，重三千一百四十八克拉。
但这颗黑金刚石只能作工业用，而不能作装饰宝石用。
宝石类金刚石最大者，要数一九○五年发现于南非（阿扎尼亚）的德兰士瓦普列米尔矿山的卡里南金刚石，重三千一百零六克拉，约合一市斤二两四钱多，是一个大六面体的晶体碎块，一百毫米长、六十五毫米宽、五十毫米厚，比成人的拳头大一些。
卡里南金刚石由南非殖民当局收购，于一九○七年献给当时的英皇爱德华七世。
以后特地派人送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去进行加工。
经过精心琢磨，历时九个多月，共切磨成大大小小一百多颗金刚石，其中主要的只有九颗。
这九颗金刚石中最大的四颗分别为：
五百三十点二○克拉、三百一十七克拉、九十五克拉、六十三点七○克拉。
据统计，四五百年来，世界上著名的宝石类特大金刚石，包括卡里南在内共为二十颗，其中印度、南非各八颗，巴西三颗，再加上我国最近发现的常林钻石。
常林钻石，重一百五十八点七八六○克拉，大小如核桃，在世界的二十颗特大级宝石金刚石中，占第1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