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会见坦桑革命党代表团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了以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负责党的事务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为团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华主席在同坦桑尼亚贵宾谈话时，请卡瓦瓦团长转达他对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的问候。
卡瓦瓦团长向华主席转达了尼雷尔主席的良好祝愿。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
（附图片）
华主席同卡瓦瓦团长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华主席会见赞军事友好代表团
同祖卢团长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以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祖卢为团长的赞比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华主席同祖卢团长等赞比亚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祖卢团长向华主席转达了卡翁达总统的问候。
华主席也请祖卢团长转达他对卡翁达总统的问候。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姆翁德拉、大使馆武官基托西上校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武官魏精元。
（附图片）
华主席同祖卢主席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宁夏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青年昭雪
区党委和革委会在银川市召开大会，撤销对1970年08月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的判决，并做好善后工作
本报讯
记者姬秉明报道：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1970年08月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重新进行复查，搞清了此案纯属错案。
最近在银川市召开大会，为在这一错案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青年彻底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十三名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五名共青团员、三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
他们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之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
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他们成立了“共大”。
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由于成员不在同一地区和单位，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
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
1970年02月，这个组织便自动解散了。
就是这样一个自学组织，在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那个时候，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并作了极其错误的判处。
“共大”这一错案的出现是林彪、“四人帮”在宁夏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造成的。
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的“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
在复查中，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对这些文章、书信逐篇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理论学习、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没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
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方面的，理应通过学习、教育和批判去解决。
当时，某些办案人员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轻率定性，硬给“共大”成员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文章中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论点，也被当作“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
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1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
“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
竟然被原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
在对此案的审讯过程中，某些办案人员从一开始就带着“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既定“框框”，对被告人的申述和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根本不听，违反政策，主观臆断，使这些无辜青年蒙受不白之冤，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1976年03月，华国锋同志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立即批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
公安部的同志经过初步调查，认为将“共大”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证据不确，向自治区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建议进行复查。
可是，自治区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当面表示同意，却一直不组织复查。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案又作了批示。
自治区党委立即组织力量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知青办具体帮助下，认真进行了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作了以下批复：
1970年08月所定“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是一错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并且根据情况作了妥善细致的善后工作。
同时责成自治区政法部门，认真分析造成错案的原因，从中汲取教训，以免发生类似案件。
在不久前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自治区党委专案复查组详细介绍了对这一错案的复查情况。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明确宣布为这一错案彻底平反。
自治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宁夏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和假案，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镇压革命群众的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来，自治区为平反冤案、错案作了不少工作，但任务还十分艰巨。
有的同志至今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对冤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甚至公然对抗，继续维护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
实质上这是继续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共大案”的受害者代表在发言中激动地说：
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我们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
目前，我们都已恢复工作，得到妥善安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我们的大救星。
今后，我们一定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努力学习，勤恳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四个现代化”，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宁夏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青年昭雪
区党委和革委会在银川市召开大会，撤销对1970年08月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的判决，并做好善后工作
本报讯
记者姬秉明报道：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1970年08月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重新进行复查，搞清了此案纯属错案。
最近在银川市召开大会，为在这一错案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青年彻底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十三名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五名共青团员、三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
他们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之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
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他们成立了“共大”。
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由于成员不在同一地区和单位，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
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
1970年02月，这个组织便自动解散了。
就是这样一个自学组织，在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那个时候，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并作了极其错误的判处。
“共大”这一错案的出现是林彪、“四人帮”在宁夏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造成的。
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的“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
在复查中，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对这些文章、书信逐篇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理论学习、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没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
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方面的，理应通过学习、教育和批判去解决。
当时，某些办案人员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轻率定性，硬给“共大”成员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文章中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论点，也被当作“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
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1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
“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
竟然被原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
在对此案的审讯过程中，某些办案人员从一开始就带着“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既定“框框”，对被告人的申述和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根本不听，违反政策，主观臆断，使这些无辜青年蒙受不白之冤，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1976年03月，华国锋同志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立即批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
公安部的同志经过初步调查，认为将“共大”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证据不确，向自治区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建议进行复查。
可是，自治区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当面表示同意，却一直不组织复查。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案又作了批示。
自治区党委立即组织力量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知青办具体帮助下，认真进行了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作了以下批复：
1970年08月所定“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是一错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并且根据情况作了妥善细致的善后工作。
同时责成自治区政法部门，认真分析造成错案的原因，从中汲取教训，以免发生类似案件。
在不久前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自治区党委专案复查组详细介绍了对这一错案的复查情况。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明确宣布为这一错案彻底平反。
自治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宁夏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和假案，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镇压革命群众的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来，自治区为平反冤案、错案作了不少工作，但任务还十分艰巨。
有的同志至今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对冤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甚至公然对抗，继续维护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
实质上这是继续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共大案”的受害者代表在发言中激动地说：
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我们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
目前，我们都已恢复工作，得到妥善安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我们的大救星。
今后，我们一定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努力学习，勤恳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四个现代化”，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著名劳动模范毛信贤荣获质量奖金
新华社上海09月28日电
著名的劳动模范毛信贤荣获质量奖金，在上海广大工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他们说：
“当劳动模范光荣，得奖金光荣！”
给毛信贤发奖金的决定，是经过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市委常委、上海市工交政治部主任杨慧洁在今天召开的上海市“质量月”活动表扬先进广播电视大会上宣布的。
毛信贤所在的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的工人、干部，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大会实况。
当他们看到杨慧洁宣布授予毛信贤奖金时，欢欣鼓舞，兴奋地议论开了。
有的说：
“市委给毛信贤发奖金发得好。
象她这样在生产上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就是应该得到更多的物质报酬。”
有的说：
“给毛信贤发奖金，也是给我们树立学习的榜样。”

让先行官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我国十八条铁路干线和支线正加紧建设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为了让铁路这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今年我国有十八条铁路干线和支线正在加紧建设。
这十八条铁路，包括沙通线（北京昌平至吉林通辽市）、枝柳线（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太焦线（山西太原至河南焦作）、皖赣线（安徽芜湖至江西贵溪）和青藏铁路第1期工程以及南疆铁路等等。
这些铁路干线和支线，都是为了适应我国一些煤炭、钢铁工业和粮食基地的建设，为开发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源，以及加强沿海和内地、内地和边疆的联系而建设的。
沙通铁路全长八百七十公里，是沟通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又一条重要交通干线。
枝柳铁路北与焦（焦作）枝（枝城）线相连，南同湘桂线衔接，全长八百五十三公里；
太焦铁路北面与北同蒲线连接，南面同焦枝线相连。
这样连接起来以后，我国中部地区就将出现又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山西、河南等矿区的煤，就可以从这条铁路源源南运。
南疆铁路从新疆吐鲁番到库尔勒，全长四百七十四公里，它的建成，将有力地改变天山南北交通不便的状况，大大加快新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的指示，这些铁路干、支线在前几年陆续动工兴建。
它们有的穿过崇山峻岭，有的跨越深川大河，有的经过沼泽地区和永冻地带，有的越过戈壁沙滩，工程非常艰巨。
英雄的铁道兵指战员、铁路职工和民兵，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始终坚持奋战在工程第1线。
粉碎“四人帮”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怀下，建设大军更加意气风发，争分夺秒地加快建设速度。
青藏铁路第1期工程，从青海哈尔盖到格尔木，全长六百五十三公里，到目前为止，全线已铺轨四百公里左右。
沙通铁路经过四年奋战，凿通隧道一百一十四座，架起桥梁四百六十八座，1977年全线胜利接轨，自去年年底临时营运以来，线路质量良好，目前正进行收尾配套工程，不久就可交付使用。
枝柳铁路工程进展较快，预计年内即可全线接轨。

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
本报评论员
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
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一批多么可爱的年青人啊！
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
他们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
一面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钻研革命理论。
为了探讨革命真理，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度组织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个自学组织。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的，反映了我国新的青年一代的革命主流。
就是这样的一批好青年，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蛮横地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
林彪、“四人帮”不是口口声声叫嚷要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吗？
假的，假的！
许多象这样刻苦学习，努力实践的革命青年，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呢？
这些青年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是盲目地跟着林彪、“四人帮”的调子跑，而是认真地阅读大量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一些农村调查，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他们勇于独立思考，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林彪、“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这伙政治骗子的种种谬论和错误作法产生了疑问，进行了抨击，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公开表示反对。
他们的这种学风，不正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党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优良学风吗？
那么，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什么非要把他们镇压下去不可呢？
从这件事不正可以看出这一伙极右派的反革命面目吗？
林彪、“四人帮”手中，有一根十分凶狠的整人的大棒，就是所谓的“恶毒攻击”。
他们明明是反革命两面派，内心深处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对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却在口头上到处诬陷别人是什么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这根大棒下惨遭迫害。
不管你是多么无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给你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你置于死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一小撮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跳出来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这是应当依法制裁的。
但是，也要看到，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诬陷或影响下，确有象“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样的冤案、错案还没有一一纠正过来。
对这类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一一甄别，迅速作出结论。
是非搞颠倒了的要坚决纠正过来。
违背当事人说话的原意，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东西要坚决去掉。
在“斗私批修”、汇报思想和交心谈心中，主动检查曾经有过的错误思想认识，是觉悟提高了的表现，不能视为散布“恶毒攻击”的言论。
在指供、诱供、刑讯逼供情况下被迫“交黑心”，违心地讲的假话，更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总之，对一些冤案、错案、假案，都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出以公心，合情合理地分清是非，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干预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得到了彻底昭雪。
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愿望恰恰相反，中国青年的革命锐气是扼杀不了的。
经过阶级斗争的磨练，我国广大革命青年将会锻炼得更加坚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击力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新发现十八篇鲁迅文稿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鲁迅研究室最近在编辑《鲁迅手稿全集》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十八篇未发表过的文稿。
这次发现的文稿，都是鲁迅先生在辑录、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时所写的序言、后记、说明、考证等。
《谢承后汉书》是早在宋代就已失传的一部史书。
从1912年到1914年，鲁迅先生对照前人辑录的各种版本，翻阅多种类书，先后四次进行辑录和校勘工作，分别写下了《姚辑本〈谢氏后汉书补逸〉抄录说明》、《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抄录说明》、《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和《〈谢承后汉书〉六卷本序》等文章（其中“六卷本序”已收入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
1913年，鲁迅又先后辑录校勘了《谢沈后汉书》和《虞预晋书》，并分别写了序言。
新发现的文稿中，还有《〈范子计然〉序》、《〈魏子〉序》、《〈任子〉序》、《〈志林〉序》、《〈广林〉序》、《〈墨经正文〉重阅后记》、《〈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等。
这些文稿阐述了有关古籍的演变、辑录校勘的过程，以及整理这些古籍的意义等问题。
手稿字迹清晰工整，各篇分别和辑录抄校的古籍正文写在一起，又经鲁迅亲手分订成册。
此外，还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徐法智墓志考》、《郑季宣残碑考》、《会稽禹庙窆石考》、《□肱墓志考》和《□肱墓志考未完稿》等六篇，是鲁迅先生对古代墓志、碑文的考证文章。
鲁迅先生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为整理和研究我国古籍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经过他的辛勤劳动，使一些已经失传或濒于失传的散佚古籍得到了汇集和流传。
这次新发现的十八篇文稿，体现了鲁迅先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淮北种麦大有潜力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淮北是我国要建设的十二个商品粮基地之一。
记者最近走访了淮北十多个县，看到淮北的确是个好地方，粮食生产的潜力很大。
淮北，主要指安徽省的阜阳和宿县两个地区。
它南临淮河，北达黄河故道，东濒洪泽湖，西连豫东平原。
三万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除几个小山头和一些低丘陵，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有耕地三千三百多万亩，人口一千六百多万。
淮北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
俗话说：
“江淮熟，天下足”。
据历史记载，三国时代和唐宋时期，淮北都是重要的产粮基地。
早先淮北还有许多湖泊，水产也很丰富。
从宋朝开始，黄河屡向淮河流域泛滥，渐渐淤平了湖泊水系，淮北遂成了黄淮洪水常常漫淹的灾区。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在花园口再次决开黄河，黄洪又横流淮北八年之久，使这里成了我国现代最大的水灾区。
解放以后，淮北人民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挖河开沟，修堤筑坝，基本上解决了洪涝灾害，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常吃救济粮的灾区变为一年能向国家提供十亿斤商品粮的产粮区。
淮北的自然气候兼有我国南北方气候的利和弊。
利者阳光充足，雨水丰富；
弊者易旱又易涝，上半年多旱，下半年多涝，但是旱轻于北方，涝又轻于南方。
根据这个特点，淮北特别适宜多种小麦。
小麦是抗旱性能较强的粮食作物。
秋播夏收，既能抵御上半年的旱，又能躲避下半年的雨涝，最能趋利避害。
群众说淮北“十麦九收”，“以麦促秋，全年丰收”。
建国二十八年来的实践证明，淮北多种小麦最有利，也最有把握。
建国初期淮北的小麦产量很低，那时亩产几十斤、一百多斤就不错了。
最近这几年每个县都出现了亩产七八百斤的生产队，大多数生产队都有七八百斤乃至上千斤的高产田块，积累了小麦高产的丰富经验。
今年安徽省委提出，淮北要集中力量主攻小麦。
首先把小麦种好，提高产量，作为建设商品粮基地的开端。
这个主攻方向是对的。
现在淮北的小麦平均亩产还不足二百斤，不必说今后还要扩大种植面积，单说把现有的一千八百万亩小麦的亩产提高到四百斤的水平，就可增产四十亿斤，一年就能向国家提供以小麦为主的商品粮五十亿斤。
前几年，淮北就提出了提高小麦产量的口号，但是，好几年过去了，小麦的产量并没有提高多少。
为什么？
经过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人们看得清楚了。
“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一方面高喊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小麦产量，另一方面又瞎指挥，说假话，搞浮夸，先征购后算帐，从各方面挤社员的小麦口粮。
社员年年辛辛苦苦种小麦，到头来却吃不上小麦，他们说：
“麦是闺女秋是儿，红芋才是贴心人”。
道理简单得很，吃白面馍和吃红芋片，生产劲头是不一样的，小麦产量上不去，种植面积又逐年缩小了。
“四人帮”破坏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一致的原则，否定农民的利益，不但影响了群众种小麦的积极性，而且从根本上破坏农村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社会主义农业。
安徽省委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在今年夏初发出了关于小麦免征起点的通知，规定麦收以后除去种籽和饲料粮，人均不足七十五斤小麦口粮的生产队免予征购；
生产小麦多的生产队，可以给社员多分小麦口粮。
政策调动了群众积极性。
淮北今年遭到六十年未遇的大旱，沟塘干涸，河渠断流，但是由于千百万群众起来积极抗旱，加强田间管理，小麦仍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分配小麦口粮的时候，普遍执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主攻小麦的积极性。
淮北有句俗话：
“以肥攻麦，小麦增产。”
许多事实也说明，那些从不吃肥，或很少吃肥的土地，一旦吃饱了肥，产量就不是提高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而是成倍地往上跳。
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小麦产量，必须千方百计把肥料搞上去。
肥料不外乎化肥和农家肥。
化肥，生产队自己不能造，不能掌握主动权。
可是，搞农家肥，淮北的有利条件很多，路子很宽。
比如养猪、养大牲畜积肥的条件就很优越。
淮北耕地多，可以划出一部分做饲料地，还可以用红芋做粉，解决猪和牲畜的饲料。
再如每个生产队都可以在村边或田头多挖积肥池，沤土杂肥；
这样既可以就地取材，又节省运输力。
人少地多的生产队也可以种绿肥。
宿县平安大队人少地多，种了绿肥以后，小麦产量达到人均千斤。
许多生产队的经验说明，群众搞农家肥的办法很多，关键在于加强领导和落实经济政策。
那里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得好，那里群众积肥就搞得好。
“麦喜胎里富”。
淮北地区如果把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动起来的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解决当前小麦增产的主要措施上去，把肥料问题当做一项基本建设抓起来，做到多施肥，施好肥，那么可以预计，小麦产量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淮北地区在建设商品粮基地的道路上，就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进行一次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再教育
江渭清同志在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据新华社南昌09月27日电
09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第1书记江渭清同志，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开学典礼上说，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江渭清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常识性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多次阐明了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这个思想理论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关系着执行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问题；
关系着能不能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彻底纠正过来，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大破大立的问题；
关系着能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少数地方和单位，仍有少数人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安定团结和大干快上起着严重的干扰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同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有着密切渊源的。
我希望各级党委、各个部门的同志以及党校的学员同志都来关心这个问题。
要读一点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一点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结合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澄清是非，搞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对于向我们的同志进行一次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再教育，以便端正思想政治路线，端正学风，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好工作，实现安定团结，那是大有好处的。
江渭清同志指出：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们那种反科学的态度，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曾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毒所至，使得有些同志的学风严重不正，至今仍然不可低估。
有些同志不是完整地领会文章、文件的精神实质，而是摘取合乎自己胃口的片言只语，用来打派仗，整别人，进行诡辩。
而对那些自己认为不合乎胃口的，或则歪曲，或则封锁。
有些同志不去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是喜欢“摸气候”、听“小道消息”，甚至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
还有些同志对上了书、上了报、上了文件的，不是结合实际去研究执行，而是一概照搬照套。
书上有的，才敢说；
书上没有的，想都不敢想。
因此，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端正学风，坚持实事求是，实在是今天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渭清同志接着指出：
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即学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
实事求是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说话要有根据，办事要经过调查。
不能信口开河，瞎说一气；
不能心血来潮，乱搞一通。
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就是一个不懂马列、不懂政策的人。
他的一句话，就是“计划”；
他的手一挥，就要“照办”。
什么“二次工业革命”；
什么“扩社并队”；
什么“八字头上一口塘”；
什么“一化带七化”；
什么“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等等，全是一派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结果，他在客观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死党、亲信还蓄意捏造事实，无辜陷害好人，制造了数以千计的错案、假案、冤案，使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一次灾难性的破坏。
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当然，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是由他们反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并且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才这样瞎说、蛮干，疯狂到了极点。
可是，我们也有极少数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唯心主义的毒害，不讲实事求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个别的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作风。
江渭清同志说：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还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
成绩不夸大，错误不隐瞒，不能弄虚作假，对客观事物作歪曲的反映。
说假话的人，是不老实的人。
如果不改，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终究是要被揭穿和垮台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要坚持一切通过调查研究。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的重要体现。
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主席所一贯大力提倡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
我们应当花极大的力气，把调查研究之风大大地兴起来。
江渭清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在江西一些地方，还有少数同志的精神状态，同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
他说：
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实际。
而今天的客观实际就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要安定团结，国家要兴旺发达，四个现代化要加快步伐。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任何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思想情绪，任何只为个人、派别和山头而营私的行为，都是违背这样的客观实际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江渭清同志说：
坚持实事求是，是同群众路线一致的。
我们所说的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要使我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就必须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
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保证认识路线的正确。
林彪、“四人帮”鼓吹“天才论”，把他们自己当作英雄豪杰，而把群众看作“群氓”。
极少数同志受了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作风的严重影响，称王称霸，独断专行，个人凌驾党组织之上，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更是不放在眼里。
在他们压制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时候，也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遭到粗暴地践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执行民主集中制。
在党的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中，都要严格执行“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让人们敢于讲话。
只有在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才能真正得到发扬。
江渭清同志最后说，学风问题、作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
无产阶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除了彻底解放全人类这个根本利益外，别无所私，别无所求。
它同其他阶级根本不一样，可以不受阶级私利、阶级偏见的影响，而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种鲜明的阶级本性、阶级特点，集中在它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身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党性。
所以，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人，就能坚持实事求是，为捍卫真理，修正错误，没有什么个人得失不可抛开。
而搞资产阶级派别的人，为了派性和山头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掩盖错误，互相包庇，这怎么能坚持实事求是呢？
所以，资产阶级派性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大妨碍。
资产阶级派性不消除，无产阶级党性不增强，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就难以坚持和发扬。
坚持实事求是，要敢字当头。
敢于实事求是，这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
自己错了，不护短，不遮丑，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
对于错误的倾向，敢于揭露，敢于开展原则性的斗争。
对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敢于冲破；
对于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敢于拨乱反正，而不怕冒风险。
这就是无产阶级彻底的无私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

“骏马”奔驰
——访宁夏贺兰山新兴工业区
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它的主峰海拔三千五百多米。
在蒙古语中，“贺兰”是“骏马”的意思。
可是，在解放前的千百年中，这匹塞上“骏马”一直在沉睡着。
大自然赋予它的丰富宝藏，得不到开发利用，而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却给这里留下衰败凄凉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贺兰山这匹沉睡的“骏马”才苏醒、奔腾起来。
1959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群英大会上接见了来自宁夏贺兰山区的矿工代表，亲切地说：
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常关怀。
你们一定要努力发展煤炭事业，努力工作，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搞上去。
四年以后，董必武同志来到宁夏视察工作，登上贺兰山，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兹山蕴宝藏，开发那敢误”的诗句。
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成为鼓舞各族职工开发、建设贺兰山区的巨大动力。
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二十年里，这里煤炭、机械、冶金、电力、化学、电子、建材、纺织、皮革、造纸、食品等各种工业相继建立，蓬勃发展。
一个北起“塞上煤城”石咀山市，南到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卫县，长达四百多里的新兴工业区形成了。
在贺兰山北部，一座东起滔滔黄河、西临茫茫阿拉善左旗草原的天然煤炭宝库被打开了。
这就是我国西北重要的贺兰山煤炭工业基地。
据统计，目前这里的原煤产量比1958年增长了二十四倍。
昔日贺兰山下，是有名的“风狂天际吼，沙飞人烟稀”的风沙线。
而今这里机械工业迅速发展。
现在，这里的机械工业总产值比自治区成立时大约增长了六七十倍。
当夕阳的余辉从奔腾而下的黄河波涛中渐渐消失的时候，沸腾的贺兰山亮起了一片灿烂的灯火。
望着这不夜的景色，不禁使人回想起解放前的宁夏。
那时，只是在银川，才有一个专为地方军阀马鸿逵服务的小电灯公司，一台几十千瓦的发电机，还是德国人送给慈禧太后的老古董。
而现在，一个电力网在贺兰山区基本形成，现在一天的发电量几乎等于二十年前一年的发电量。
贺兰山区的开发、建设，也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同宁夏当地各族职工一起，迎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前进，用艰苦的劳动改变了贺兰山区的面貌。
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先树立起来的大庆式企业之一石炭井三矿，是一个压不倒、摧不垮的英雄矿山。
在“四人帮”横行、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些人把他们污蔑为“死水一潭”、“只看煤炭堆成山，不管路线偏不偏”，硬说他们的“经验是吹的，成绩是修正主义管、卡、压的产物”。
那些人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还直接写信给“四人帮”，告矿党委的状。
风狂浪恶何所惧！
矿党委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动摇，做到了领导班子不散，职工队伍不乱，规章制度不丢，革命、生产不断。
1976年斗争更激烈了，有人扬言要“砸烂考勤室”，矿党委针锋相对，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全矿的考勤制度和其它管理制度。
当时铁路处于半瘫痪状态，采出的煤运不出去，需要的坑木等物资运不进来，生产面临着严重威胁。
矿党委带领全矿职工努力奋斗，终于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原煤生产计划。
“四人帮”的彻底覆灭，揭开了宁夏工业发展的新的一页。
在紧张施工的石咀山发电厂扩建工地，记者访问了电力工业战线的一位老战士、电厂的党委书记毕聚德。
毕聚德今年六十四岁。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延安和电打上了交道。
解放战争初期，他和一些同志抬着机器行军，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转战陕北。
全国解放了，他按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背包一背，来到了宁夏。
1958年，他带着建设自治区第1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任务来到了石咀山。
二十年来，这个厂经过三次扩建，发电能力增长了十三倍，他一直战斗在这个岗位上。
目前，他担负着电厂第4期扩建工程的指挥任务。
他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新长征开始了。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贺兰山区有更多更大的“塞上明珠”等待着我们兴建呵！
这话表达了贺兰山区各族生产建设者的共同心愿。
贺兰山区另一个喜人的变化，是一批多年的后进企业大踏步地赶了上来。
大武口洗煤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前几年，这个厂被“四人帮”那一套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潮糟踏得不象样子，工厂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灾户”。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一场紧密联系实际，狠批假左真右的战斗打响了。
这个“重灾户”翻身了。
今年全厂职工只用四个月就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第1次甩掉了亏损的帽子。
职工们高兴地说：
狠批了“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搬掉了新长征路上的大石头，洗煤厂要大显身手了！
战斗在贺兰山区的各族英雄儿女，正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满怀信心地建设着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姬秉明　吴文彪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解放前的宁夏，只是在银川有一台几十千瓦的发电机。
而现在，一个电力网已在贺兰山区基本形成。
这是宁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石咀山电厂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摄

从鸡窝到鸡蛋市场
编者按：
这篇调查报告说明一个问题：
做经济工作用强迫命令的“土政策”不行，靠鲁莽家的“板斧”也不灵，必须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认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因此，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要经常深入到生产、流通、分配各个环节中去，顺“窝”找“蛋”，摸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尽量减少盲目性，把经济工作做得好一些。
在城市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为什么供应的鸡蛋数量少，不新鲜？”
——“大概是农村老太太舍不得卖鸡蛋，……”
——“也许是在运蛋路上耽搁久了，摔坏了。”
河北省邯郸地区成安县漳河店公社的鸡蛋，供应邯郸市，还供应过北京和天津。
一天，这里的同志领着我们来到社员王荣臣家。
一进门就听见母鸡“咯咯哒”的欢叫声，一群鸡在院子里展翅扑腾。
王荣臣说，当地鸡生蛋有“低——高——低——高——低”的规律，04月至06月是最高潮（也叫旺季），九、10月是小高潮，其它几个月是低潮。
他估算了一下，一只母鸡在两个高潮期，可生九十个蛋，加上低潮期生的蛋，全年可生一百一十个蛋，按十三个蛋为一斤，合八斤半。
王荣臣一家养着八只母鸡，一年可产蛋六十几斤。
公社干部说：
“漳河店大队有七百户，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养鸡，按每户养两只母鸡计算，全大队一年可产八、九千斤鸡蛋。
这个大队在成安县虽不算富裕的队，产蛋的数量还是可观的。
可是，设在这里的代销店，每天只能收购到七、八斤鸡蛋。
商品蛋为什么这样少？
王荣臣说：
“前天，俺把鸡蛋拿到代销店去卖，想换回称心的东西，代销店缺这又缺那，只好空手回家，真叫人败兴！”
这位农民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公社干部，说：
“你们多想点办法吧，叫代销店经常供应些碱面、洗衣粉、肥皂、花布、暖瓶、自行车、缝纫机……。
光靠高音喇叭催蛋，不行。
舍不得金弹子，打不着好鸳鸯啊！”
王荣臣这一番谈话，涉及一个原则：
农民手中有相当多的鸡蛋，同时也需要日用百货。
我们如果不组织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就搞不好工农业产品交换。
现在，有些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却去搞一些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土政策”，变相地“剥夺”农民，甚至提出“按人头规定交蛋数字”，逼着不养鸡的农户交鸡蛋，他们只好到集市上买高价蛋去完成“派购任务”。
农民对这种作法很有意见，提出批评：
你们太不相信群众了！
过去打鬼子，我们舍得把儿子交给八路军，去同敌人拚命；
难道现在就不肯交售鸡蛋吗！
希望你们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家。
的确是这样。
漳河店公社有个辛集大队，那里的干部并没有挥起“板斧”，强迫社员“按人头交蛋”，而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把发展养鸡业、收购鸡蛋的政策讲得清清楚楚，家喻户晓，大家信得过。
这样一来，辛集大队去年虽然遭了大水灾，但是全队全年交售鸡蛋的任务仍然提前完成了。
可见，我们不要轻易断言“农民不肯卖鸡蛋”，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政策、什么工作态度和方法去同农民打交道。
在市、县、社工作的同志表示，除了尽力改进本身的工作以外，希望上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政策、鸡蛋的收购政策、奖售办法以及有关经济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通盘研究，适当调整，充分调动广大社员养鸡交蛋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机关、工厂、部队，经常到生产队去，送厚礼，出重金，抢购大批鸡蛋，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干扰市场，影响恶劣。
这种不正之风，应当大力纠正。
为什么拿到市场上的鸡蛋不新鲜，而且有不少坏鸡蛋？
漳河店公社代销店的同志说，他们从农民手里收进的鸡蛋是一个一个验收的，没有破损的，问题发生在运蛋的路上，鸡蛋转运据说要“过五关”，损失不小。
运蛋过程大体是：
从代销店送到基层供销社，基层供销社凑够一定的箱数转运到县食品公司，县食品公司转运到邯郸市食品公司蛋库。
从漳河店的鸡窝到邯郸市食品公司的蛋库，我们算了两笔帐。
第1笔帐：
一个鸡蛋的运送过程历时二十五天，甚至一个月以上。
第2笔帐：
一百斤鸡蛋从代销店辗转运送，进入市公司的蛋库，破损蛋占百分之十四，次蛋占百分之六，臭蛋占百分之一。
鸡蛋入库以后，存放时间过长，变质率继续升高。
去年，邯郸市食品公司库存的七十一万五千斤鸡蛋，由夏季存到春节，散黄的贴皮蛋占百分之四十，其它次蛋占百分之十六点九，自然损耗减重百分之四点三。
从蛋库再把鸡蛋运到蛋品门市部出售，损耗还要加大。
是不是可以减少商品蛋的周转环节，降低鸡蛋损耗？
邯郸市财贸部门认为，目前这种“过五关”的状况应当改变，可以逐步改变为由基层供销社直接调进市区。
这样做是有过先例的。
1966年，邯郸市曾同五十几个农村基层供销社挂钩，直线送蛋进城，回车拉走工业品下乡。
这样，鸡蛋从基层运到市区只需五、六天，运费少，损耗小，鸡蛋鲜。
1972年，成安县城关基层供销社采取直线送蛋的办法，运进邯郸市的鸡蛋损耗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四七。
近来，邯郸地区正在努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城市的蛋品供应不能光靠农村老太太养鸡，还要积极办好养鸡场。
邯郸市今年收购鸡蛋的任务是十四万斤，到今年05月份，郊区已超额完成了二十二万斤，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来自集体养鸡场。
我们参观了邯郸市郊西大屯公社庞村大队的养鸡场。
这个场子土法上马，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到两万五千只鸡。
去年全场已交售鸡蛋八千斤，今年上半年已交售一万八千斤，还给邻社邻队供应了大批的种鸡和种蛋。
西大屯公社一共十个大队，都在走庞村的路，办起了一批“万鸡场”，今年全公社计划交售鸡蛋五万斤，明年力争交售三十五万斤。
邯郸市委书记谈起郊区生产规划的时候，算了一笔账，他说：
全市郊区十七个公社，如果有一半的公社走庞村的路子，象西大屯公社那样，争取一年交售三十五万斤鸡蛋，那么，城区每人每月就可以吃到半斤以上的鸡蛋。
他满怀信心地说：
“庞村的路子是走定了，我们一定要建设起自己的商品蛋基地。”
本报记者　黄际昌

作风扎实　政策落实
温江地、县领导转变作风，深入实际，亲自动手，落实湘乡经验
编者按：
落实湘乡经验，是一项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
要做好这一工作，领导干部必须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蹲点调查，解剖麻雀，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做到胸中有数。
四川温江地委把转变领导作风作为落实湘乡经验的重要环节来抓，是抓得好的。
作风不转变，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政策就无法落实。
而要转变作风，非揭批“四人帮”不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落实湘乡经验的过程，变为肃清“四人帮”流毒，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提高干部政策水平的过程。
我们相信，通过落实湘乡经验，广大干部的思想作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最近，我们到四川省温江地区了解贯彻落实党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的情况。
许多事实表明，要落实湘乡经验，领导干部必须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动手试点，解剖麻雀。
（一）
在崇庆县廖家公社，我们访问了正在那里搞试点的两位地委书记。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干部，只看到湘乡所揭露的问题怵目惊心，却认为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去年以来抓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了。
特别是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看外单位问题清楚，对自己部门的问题却熟视无睹。
有的虽然有所认识，却认为问题左牵右挂，自己单位解决不了。
例如，群众反映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时常压级压价，销售时则以次充好，抬级抬价。
而这些部门反认为自己是“过水龙头”，进啥卖啥，解决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和他们关系不大。
又如，群众反映农机修造部门产品质量低、价格高、寿命短，花了钱用不上。
他们却说，产品是好多家协作搞的，原材料上级调拨时有的就不合规格，光我一家有啥办法。
针对这些问题，温江地委把转变一般化的领导作风作为落实湘乡经验的重要环节来抓，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好试点。
地委四名常委、书记以身作则，分头到崇庆县廖家、三江、锦江三个公社，和群众一起解剖麻雀。
各县县委领导同志分别到一个公社，取得落实湘乡经验的第一手材料。
各公社党委成员则到一个大队，进行摸底试点。
地县各部、委、局纷纷组织有领导干部参加的调查组，下到基层，认真检查本系统、本行业的支农工作。
郫县是四川省大寨县之一。
去年县委狠抓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全县百分之九十一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今年全县社员小春预分口粮、食油、现金都有增加。
这样的地方农民身上的负担是不是就不重了？
在红星公社试点的县委副书记，发动群众揭露出上下左右、党政军民四十五个单位向生产队伸手，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有一百五十条。
去年，全公社每个农业人口均摊不合理负担仍在十元以上。
解除农民不合理负担果真和一些部门关系不大吗？
地县各部、委、局的调查组深入基层以后，群众反映许多部门都向生产队伸过手。
他们对生产队应得的水利款、林业款、民办教师补贴、知识青年下乡安置款、无偿投资、农业税减免款等费用，层层克扣，级级挪用。
地区财务部门调查了什邡、广汉等九个县四十四个公社，从1975年至1977年三年间，各级仅克扣挪用生产队的无偿投资和农业税减免款两项就达二十多万元。
温江县连续两年成为全地区第1个完成鲜蛋收购任务的县。
这次商业、供销部门通过调查了解到：
过去，不问养鸡不养鸡，按人摊派，完不成就不供应酒、糖、煤油等日用品。
因此，社员不得不到集市上买鸡蛋交售。
每交售一斤鸡蛋，生产队奖售一斤到二斤粮食。
全县每年要为此拿出十五、六万斤粮食。
群众的呼声使原来认为“问题不大”、“与己无关”的干部受到了教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落实湘乡经验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
（二）
大量问题被揭露出来了，有些干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工作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怕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
为了帮助干部划清政策界限，温江地委、各县委领导成员和基层干部一起，把揭露出来的问题逐条进行分析，划清政策界限。
对于那些平调生产队劳力、资金、物资，克扣、挪用生产队应得费用，大搞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的工程，马上停工；
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资产阶级歪风，坚决煞住；
在兴办社队企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但是不能因噎废食，要细致地划分政策界限。
地区社队企业局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社队企业，调用了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和物资，长期不给报酬，群众意见很大。
有的干部认为，要落实湘乡经验，只好退钱、退人、退机器，停工散伙。
社队企业局用什邡县的经验对大家进行教育。
什邡县社队企业注意加强管理，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有计划地归还生产队的欠款。
目前，公社企业已归还欠款百分之九十点二，大队企业已归还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事实使干部认识到社队企业不是停办的问题，而是要加强领导，进行整顿，搞好经营管理，严格按湘乡经验办，纠正一平二调，把社队企业切实办好。
有些干部把大干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
温江地委和各县委及时注意了这种思想苗头。
新津县花桥公社党委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扎扎实实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干了两年，生产大发展，粮食亩产上千斤。
1974年，这个公社开始动工治理只有少数生产队受益的扁担河。
搞围河造田时，公社党委动员所有的生产队参加。
一些非受益的生产队被迫出了工，但是工效很低。
大干了三年，挖空了一些生产队的积累，加上按劳分配等经济政策不落实，群众情绪低落，全公社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1976年比上一年减产四十五万斤。
花桥公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干部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才能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大干起来。
但是，目前公社落实湘乡经验也还有一些困难。
花桥公社党委书记说，非受益生产队出工应当给予适当报酬，目前社办企业收入不多，公社还没有力量承担这部分开支。
希望上级部门能够把国家下拨的小型水利款如数发给公社。
一些县办大型水利工程，程度不同地存在平调问题，而且数量大，牵涉面广，问题比较复杂，能否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今后如何继续大干的问题。
这次地委和各县委都把清理这些大型工程的平调问题作为重点，发动群众首先把矛盾摆出来，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
（三）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在兑现。”
这些年，林彪、“四人帮”鼓吹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解决实际问题，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这次落实湘乡经验，能不能兑现，不单是使生产队增加一些收入，而且是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取信于民的大问题。
温江地委明确表示，凡是与湘乡经验不符的，不论涉及到哪个系统，哪个部门，涉及到哪一级，都要把问题搞清楚，需要退赔的，坚决退赔；
需要改革的不合理制度，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马上解决，涉及到别的部门的，报请有关部门解决。
组织经济退赔，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温江地委和各县委注意避免简单化、一刀切，深入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问题。
对那些非法侵吞人民劳动果实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坚决打击，追回赃物赃款。
各级、各部门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转嫁不合理的负担，克扣挪用生产队的资金，都必须坚决退赔。
温江地区许多县都在县委试点的公社召开了退赔现场会。
一些企事业单位，有能力退赔的马上兑现，如因退赔影响正常生产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谅解，分期分批退赔。
地区东风水泥厂，一年多以来，把出厂的低标号水泥作为高标号出售，多收款九万一千多元，但是，因为资金一时周转不开，不能马上全部退赔。
水泥厂派人走访了九十个用户，征求意见，并把困难向用户说明，取得用户同意，先退款四万元，其余的陆续退赔。
这样做，干部群众都满意。
本报记者　黄廷俊　周贻昶

岂容利用管房职权敲诈勒索
上海公安部门依法逮捕谢武安、王恩林等犯罪分子
本报讯
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最近召开本系统职工大会，批斗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原卢湾区淮海房管所业务负责人谢武安、南市区豫园房管所管理员王恩林等人。
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谢武安、王恩林等罪犯。
谢武安多年来利用调配房屋的职权，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向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居民敲诈钱财三千六百多元。
其敲诈勒索手段恶劣，名目繁多，今天说是“儿子生日”，明天说是“老婆生病”，后天说是“女儿回来探亲”，变着法让居民给送礼；
谁不送，就别想分到房子。
谢武安到居民家白吃饭的次数已难以统计，有时他还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吃喝。
谢武安还逼迫求房心切的居民让孩子无偿地给他家当佣工，买菜、洗衣、烧饭、端菜、倒水，服侍谢家老小。
尤其恶劣的是，他以解决住房困难作要挟，先后奸污、猥亵十多个妇女。
王恩林先后利用职权向六十多户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居民敲诈勒索，非法牟取大量现金和物品，价值两千多元。
他了解到有个住房困难户在皮鞋厂工作，就让这个人给他买皮鞋，皮鞋买来以后，他分文不付，进而要求给他买被面，买回以后也是白白拿去。
有个女工，受王恩林多次敲诈，住房问题仍迟迟不得解决，落得财房两空，悔恨交加，自杀身死。
王恩林还利用房权，玩弄、侮辱妇女多人。
参加大会的职工，愤怒揭发批判了谢武安等犯罪分子的罪行，热烈拥护对他们依法惩处。
大家表示，一定要联系房管部门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在房管系统的流毒，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恢复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

淮南市乘车困难
最近，记者到安徽淮南采访，深感这里的公共交通秩序混乱。
“坐车难”，是群众共同的呼声。
他们迫切要求淮南市委抓紧解决这一问题。
一天，记者从市委所在地——洞山，到老商业区的田家庵。
这段路程，步行只要三十来分钟，乘坐公共汽车却用了四十分钟。
在洞山站，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才开来一辆拥挤不堪的大客车，车还没停稳，一群年轻人便蜂拥而上，没上几个人，车就开走了。
还好，过了四、五分钟又来了一辆空车。
上车以后，我想这回沿途各站乘客一定能顺利地上车了。
那里知道，售票员问了问车里的乘客，沿途没有人下车后，司机就接连“甩站”，直奔终点。
沿途各站焦急等车的乘客，望着飞驶过去的汽车，又是喊，又是骂。
淮南市公共汽车公司现在有汽车九十多辆，驾驶员一百二十多名，售票员和维修人员各一百七十多名，按理可以较好地完成任务。
问题在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没有搞好，企业管理混乱，歪风邪气没有煞住，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市委曾多次派工作队进驻公共汽车公司，但都走了过场，没有解决问题。
淮南是以生产煤炭、电力为主的重要工业城市，担负着对上海等地供应燃料、动力的任务。
这里的公共交通搞得不好，直接影响到数十万职工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不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淮南市坐车难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姚燕戈

牢固地树立质量第一思想
这个职权恢复得好
一天，邯郸国棉一厂质量检验科检查工王淑琴，正在检查机器的运转作业情况，发现精并粗车间并条机十三号车拉出的棉条带有规律性的疵点，便果断地关闭了机器。
“封车”这一制度，是05月份厂党委决定恢复的。
它规定：
试验工、检查工及有关职能人员发现某台机器的产品质量不合乎规格，有权“封车”，督促车间有关人员立即处理机台故障，并追回生产出的疵点产品。
并条机十三号车被“封”后，挡车工、组长和值班长经过紧张的战斗，很快把机器修好，并且追回疵点棉条二十五筒，避免了一次棉布降等的事故。
这样做，受到了工人们的称赞，大家说，检查工有权“封车”这个职权恢复得好！
　杨新书
严厂长
在山西阳高县东风机械厂，不少人都管厂长叫严厂长。
其实，他姓景并不姓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不久，供销科准备给用户发一批主轴。
质量检验员经过精心检验，发现其中有五根轴都在同一配合部位，比图纸要求小了半丝，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粗的十六分之一。
按要求不合格，但可以使用。
有关人员建议，既然能用，一块儿发走算了。
老景说：
“能使用也有个寿命长短的问题。
我们要替用户负责到底。”
他告诉供销科，这五根轴不能发，一定要按次品处理，并再三叮嘱，要把情况如实告诉买方。
老景对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人们就叫他为严厂长。
　孙俊文　袁尽信
三追号外铁
今年06月，湘潭钢铁厂销售科根据订货合同，征求株洲金属材料公司的同意后，把八十吨号外生铁发给了株洲。
湘钢党委负责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到株洲金属材料公司去追回。
公司反映，生铁已分发到基层去了。
追号外铁的同志想，既然分下去了，就算了吧。
当日赶回厂汇报。
厂领导严肃指出：
分下去了也要追回来。
这样，追号外铁的同志又来到了株洲。
株洲市工交办的同志说，你们的铁，我们可用于一般的机械设备铸造，产品质量问题由我方负责。
湘钢党委认为：
废品不许出厂是党中央的指示，现在我们错了，错了就要改。
不管什么情况，号外生铁一定要追回来。
他们第3次派人到了株洲，把号外生铁全部运回，同时送去八十吨优质铁。
载文（附图片）
题头照片：
内蒙古伊盟帆布厂青年标兵阎丽（中）在进行技术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北京歌舞团离京赴罗访问演出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以张国础为团长、李湘林为副团长的中国北京歌舞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访问演出。
到机场送行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联珏，文化部对外司负责人卢耀武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也前往机场欢送。
中国北京歌舞团是今年新成立的艺术团体。
这次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演出，是由这个团的部分演员和演奏员组成的。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
这些年轻的艺术使者将通过他们的访问演出，向罗马尼亚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向罗马尼亚人民学习。

中国木偶艺术剧团离京赴南斯拉夫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由孙一明为团长、冯书祥为副团长的中国木偶艺术剧团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参加第12届贝尔格莱德国际戏剧节和萨格勒布第11届国际木偶节的演出活动。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毛联珏等。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参赞多米奇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华主席同赞比亚军事友好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访问长沙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以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负责党的事务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为团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结束了在湖南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从长沙回到北京。
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是26日由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陪同，从石家庄到达长沙的。
当晚，中共湖南省委为卡瓦瓦等坦桑尼亚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昨天，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专程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访问。
卡瓦瓦团长等坦桑尼亚贵宾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和毛主席旧居陈列馆。
卡瓦瓦团长说，我们非常高兴地参观了这个革命纪念地，了解了毛主席青少年时代学习、劳动和革命实践，了解了毛主席光荣的革命一家。
在下午返长沙的途中，坦桑尼亚贵宾参观了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领导修建的韶山灌区“韶山银河”渡槽。
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在长沙逗留期间，还参观了毛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湖南第1师范学校和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
坦桑尼亚贵宾抵离长沙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刘夫生等前往机场迎送。

对外友协欢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
邓颖超副委员长出席宴会并会见清水正夫团长等
据新华社北京09月27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出席了宴会，并在宴会前会见了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松山树子、森下洋子、外崎芳昭、清水哲太郎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主持了宴会，王炳南会长和清水正夫团长在宴会上先后讲话。
清水正夫团长在讲话时说，松山团能够作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第1个文艺团体来到中国，感到十分光荣。
我们全体团员都齐心协力，认真准备演出，决心为增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席间，邓颖超副委员长见到中日两国曾经主演过《白毛女》的王昆、田华、松山树子、森下洋子四位演员，感到特别高兴。
她特意举杯祝愿她们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四位中日《白毛女》演员亲切地站在邓副委员长的身旁，让摄影师拍下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友谊镜头。
松山团的二位女演员还即席跳起了日本冲绳岛民间舞蹈《竹板舞》，以表达她们欢乐的心情。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中日友协理事林丽韫，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艺界人士。
松山团一行六十多人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于昨天抵达北京的。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早晨会见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并同日本朋友们一起共进早餐。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肖方洲，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参加了会见。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工程师王正平夫妇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工程师王正平和夫人李慧英博士，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邓国军，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吕保维，中国旅行社总社副社长肖明等。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工程师王正平和夫人李慧英。
　新华社记者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夫妇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西园寺雪江及儿子、儿媳，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及其一家。
这是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胡绩伟同志宴请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劳动新闻》总编辑金基南率领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秦川、李庄、安岗、王若水、李连庆、杨家祥、郭渭等出席宴会作陪。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胡绩伟总编辑和金基南团长先后祝酒。
他们一致表示，中朝两国新闻工作者将竭尽全力，为增进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代表团是应《人民日报》邀请，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苏新任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礼宾司副司长戴平。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在场。
（附图片）
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摄

邓小平副总理同比斯塔首相举行会谈
比斯塔首相和夫人在京参观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同尼泊尔王国政府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举行了会谈。
尼泊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外事秘书乌德夫·德奥·巴特，首相代理秘书迪比亚·德夫·巴特，外交部联合秘书克达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巴塔来依，驻拉萨总领事巴苏德夫·夏尔马，财政部助理秘书拉姆·比诺德·巴特拉伊，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潘特。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外交部司长沈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君培、傅顺和、叶景灏、曾庆超。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和夫人今天下午参观了北京量具刃具厂。
在一个多小时的参观中，比斯塔首相在车间里观看了工人的生产操作过程和各种产品，询问了工人的工资和工厂管理情况。
比斯塔首相对工厂生产不断增长表示高兴。
首相和夫人还参观了工厂的医务室。
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陪同比斯塔首相和夫人参观。
今天上午，比斯塔首相的夫人由卓琳同志陪同，参观了北京铁路局幼儿园。
下午，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纳尔和夫人为比斯塔首相和夫人访华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同尼泊尔王国政府首相比斯塔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美国心脏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以密苏里大学医学教授戴蒙德为团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罗恩为副团长的美国心脏学家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钱信忠，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陈致明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美国心脏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美籍教授张明觉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美籍科学家张明觉教授，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宋如栋、冯因复。
张明觉教授是应邀于09月15日来我国讲学的。
（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美籍科学家张明觉教授。
　新华社记者摄

坚强的意志　正义的斗争
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最近接见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记者，详细介绍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经过，重申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波尔布特总理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八百万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
中国人民对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这一正义立场，表示坚决的支持。
在柬越边境冲突中，越南是侵略者，柬埔寨是被侵略者，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可是越南当局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法，竭力制造所谓柬埔寨侵略越南的神话。
波尔布特总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其“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在柬埔寨刚解放不久，就派兵侵占柬埔寨的领土威岛，妄图迫使柬埔寨屈服。
在这之后，越南当局又从陆地边界不断侵犯柬埔寨。
1977年底，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波尔布特总理的谈话，是对苏联和越南当局的扩张主义面目的有力揭露，在世界人民面前澄清了是非，伸张了正义。
这对人们进一步认清越南当局的扩张主义本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波尔布特总理在谈话中指出，“越南进攻柬埔寨，是为了对东南亚进行威胁和扩张。”
人们知道，越南当局要搞“印支联邦”是由来已久的。
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越南当局自恃兵力多，武器精，利令智昏，头脑发热，急于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为它称霸东南亚奠定基础。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竭力支持越南的这种野心，把越南当作它向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前哨阵地和跳板，以实现其控制东南亚，称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罪恶目的。
所以，柬埔寨绝不是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侵略扩张的最后一个目标。
越南侵柬战争虽然已经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它并不死心。
最近越南当局在柬越边界调兵遣将，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
苏联也在源源不断地给越南运送大批军火，为越南侵柬战争输血打气。
种种迹象表明，越南当局在苏联的唆使下，妄图在雨季结束后再次发动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
波尔布特总理正在这个时候严正地警告越南当局及其同伙说，它们要准备打一百年，而且一百年后它们也不能占领柬埔寨。
这个警告表达了柬埔寨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强意志，也是给苏联和越南当局的当头一棒。
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一面抗击越南的侵略和颠覆阴谋，一面积极恢复经济，建设国家，并同邻国加强友好关系，和睦相处。
柬埔寨人民的正义事业，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如果越南当局一意孤行，继续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其结果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埃及副总理向沙特国王澄清戴维营协议
新华社开罗09月28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副总理哈桑·图哈米结束了对日内瓦的两天访问，昨天晚上回到开罗。
图哈米副总理这次前往日内瓦，是为了向正在那里作体格检查的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转达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且向他澄清有关戴维营协议的一些问题。
图哈米在回到开罗时说，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对他就协议的主要条款所作的澄清表示满意。
他还说，哈立德国王对耶路撒冷的前途特别关注。

日本朋友庆祝日中缔约和邦交正常化六周年
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苏联的破坏和干涉没有使日本人民屈服
新华社东京09月28日电
在日本到处欢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迎接日中邦交正常化六周年（09月29日）的时候，记者走访了一些日本的友好团体领导人，他们一致表示要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作为日中友好运动的新起点，进一步加强团结，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运动，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伟大事业，继续作出努力。
许多日本朋友指出，自从日中两国政府1972年09月29日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跃局面，许多长期以来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老朋友和各友好团体继续站在日中友好运动的前头，更多的新朋友积极参加到日中友好运动中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友好团体和组织。
1974年10月，日本各界知名人士联名向全国发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呼吁书，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这一响亮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友好团体、各界人士和群众的广泛响应，推动了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
面对日本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运动的蓬勃发展，苏联当局惊恐万状。
他们施展各种阴谋手段，向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露骨地干涉日本的内政，妄图阻挠和破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日本国内也有极少数人反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在这种形势下，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和其它友好团体，从1975年初就开始在各种集会上提出，积极开展斗争，以全体国民的力量，粉碎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
苏联的恫吓和干涉，不仅未能使日本人民屈服，相反提高了他们对霸权主义的认识，增强了同苏联霸权主义作斗争的勇气。
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日本国民运动在一九七六、七七年，得到了继续发展。
从东京到各个地方，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阶层日益广泛。
1976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周年的时候，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等二十三个友好团体在东京联合举行的“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国民集会”，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各界的代表一千六百人参加。
1977年09月在东京再次举行同样的集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超过了二千人。
发起这一集会的团体增加到四十多个。
除日中友好团体外，还包括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等组织和一些政党。
1977年09月29日爱媛县举行促进日中友好县民集会，县知事白石春树亲自担任了筹备这次集会的委员长。
参加集会的有县政府、县议会、镇村政府和镇村议会以及县内所有友好团体和各种组织，总共一百一十九个单位，参加人数达四千五百人。
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74年秋天到1977年，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八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一百一十七个市的议会，通过了致日本政府的意见书，要求根据日中联合声明，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这生动地说明日本人民要求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
随着日中友好运动新的高涨，日本访问中国的人数逐年增加。
尤其是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以后，日本各界朋友访问中国的人数急剧上升。
据日本友好团体和民间旅行机构的统计，1977年前往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为二万三千多人，比复交前的1971年增加三点五倍。
今年预计将达到四万五千人，比1977年增加一倍。
友好交往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友好之船”和“友好之翼”这种集体访华的新形式深受日本群众的欢迎。
九州各县联合组织的“九州青年之船”代表团，从1974年以来，每年访问中国一次，由各县知事轮流担任团长。
参加这一活动的九州各地青年已近两千人。
秋田县从1976年以来，已连续三年由小畑勇二郎知事率领“农业青年友好之翼”代表团三次访问中国。
由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小学生参加的“日本小记者访华团”，三年里三次访问中国。
这些爱好新闻写作的中小学生回国后通过各种形式介绍了在中国的见闻和同中国小朋友的友好交往。
日本文艺界和体育界同中国的交流也很活跃。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书法家、考古学家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1977年为二十个、四百八十人，今年仅一至09月，已达二十八个、四百四十二人。
为了加强两国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去年12月，由日本著名学者茅诚司、有山兼孝、朝永振一郎、田村三郎等数十人发起成立了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
自今年02月正式签订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以后，不仅贸易界的往来显著增加，工业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也日益活跃。
今年08月12日，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缔结了，广大日本人民莫不欢欣鼓舞。
尤其是为缔结这一条约而作出巨大努力的日本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更为高兴。
他们一致指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奠定了基石，并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展示了更加灿烂的前景。

日本驻联合国大使
驳斥苏联外长对日本的攻击
新华社联合国09月27日电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安倍27日下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反驳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对日本的攻击。
他说，“我的国家坚持把追求和平和拒绝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作为它的基本政策”。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26日的发言中公开指责日本。
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的政策中流露出值得警惕的倾向。
这个国家最后可能走上过去曾给别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给日本造成灭顶之灾的那条道路。”
对此，安倍大使说：
“日本一直坚持不成为一个威胁别国的军事大国的政策，而把国际合作作为它的政策。
日本坚持在世界上把它的经济能力用于国际大家庭的稳定和繁荣。”
葛罗米柯在讲话中还说，苏联主张与日本关系良好，“但是，也要求日本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
日本大使安倍说：
“我也想明确表示，友好关系应当由有关双方，而不是由一方来努力促成。
日本政府坚持尽最大努力与苏联建立真正稳定的关系。”

朝鲜对外文委和朝中友协举行宴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朝中友协庆祝朝中友协和中朝友协成立二十周年
新华社平壤09月28日电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朝中友好协会09月27日在平壤举行宴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孔镇泰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牛克伦和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文汉和吕志先大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吴文汉祝贺中国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在进行着有力的斗争，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吕志先在讲话中热烈赞颂朝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他指出“不断加强中朝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09月26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韩柱庚少将为中国国庆在开城举行了庆祝宴会，牛克伦等应邀出席。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朝鲜文化艺术部举办了中国电影周。
这次电影周从09月28日至10月05日在平壤等六个城市同时放映七部中国故事影片：
《林则徐》、《苦菜花》、《豹子湾战斗》、《我们是八路军》、《白求恩大夫》、《北大荒人》和《青春》。
据新华社平壤09月26日电
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09月26日晚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朝中友好协会和中朝友好协会成立二十周年。
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宽燮，外交部副部长金亨律等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大使馆全体人员应邀出席。
在平壤千里马文化会馆举行的电影招待会上，放影了中国彩色故事影片《豹子湾战斗》。
随后，中朝两国同志在平壤玉流馆共进晚餐。
金宽燮委员长和吕志先大使先后祝酒。
金宽燮委员长说：
“二十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协会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起来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热烈祝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吕志先大使说：
“二十年前两国友协的成立，是中朝两国友谊发展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两国友协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交流，密切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
他说：
“我们相信，随着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两国友协将在增进两国友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柬共中央盛宴庆祝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
波尔布特书记发表讲话祝贺柬埔寨军民取得的光辉胜利
波尔布特总理接见比柬协会代表团谈柬国内政策和成就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9月28日广播，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6日晚在金边国家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09月30日）。
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柬共中央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农谢，副总理英萨利、温威和宋成等出席了宴会。
波尔布特书记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祝贺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在柬埔寨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在十八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祝贺他们在保卫国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正在执行新的革命任务。
波尔布特书记指出，柬埔寨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熊熊的斗争烈火中，在数量和素质上迅速发展壮大。
他说，解放以后，柬埔寨共产党看清了来自越南的危险及其阴谋。
越南得到了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在保卫国家、抗击越南及其同伙的侵略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他指出，1978年01月06日战胜越南“速战速决”战略的历史性胜利，粉碎了越南的“印支联邦”战略。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9月24日广播，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09月05日在金边国家宫接见比利时—柬埔寨协会代表团时，就柬埔寨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军队建设以及对待前朗诺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国外归来人员的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谈话。
波尔布特在谈到柬埔寨全国解放后的人民生活情况时说，对于百分之九十五的柬埔寨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比旧社会有了很大的改善。
“目前在民主柬埔寨，人民享有基本的经济、社会福利、文化等公共权利和政治权利。
人民有各方面的生活权利。
保证他们有土地耕种，保证他们在工厂和其他方面工作，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粮食和衣服，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有房屋居住，有机会学习文化，并进行了普遍扫盲。
人民都普遍享有提高文化水平的权利。”
波尔布特说：
“在民主柬埔寨，我们在人民中对一切问题都实行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有权利在各种会议上对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包括赞成的、不赞成的或反对的意见。
每个人都把意见讲出来，然后由集体作出决议。”
他在谈到柬埔寨人民的文化生活时说：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文化艺术”，“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只吸取其进步的、可以为我们的革命运动服务的部分，摒弃其反动的、落后的部分。”
他说，为了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我们还要发展新文化”。
他说：
“至于外国的文化，只要是进步的，我们都学习。”
波尔布特在谈到柬埔寨革命军的建设时说，柬埔寨革命军来自人民。
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干部和战士都要不断地接受革命思想和革命政治的教育。”
关于对待前朗诺政府公务人员和从国外归来的人的问题，他说，他们和人民一样在农村的合作社、工地生活和劳动。
有一些人已经在机关、部门工作。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于目前还在国外的柬埔寨人，波尔布特说：
“他们愿意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不管他们在那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他们都可以按照通常的法律手续回来。”

符浩大使举行宴会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周年
新华社东京09月27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周年和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09月26日晚设宴招待日本外务次官有田圭辅。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岛信之、中江要介、大森诚一、加贺美秀夫等。
符浩大使和有田次官在宴会上讲了话。
符浩大使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很大发展，尤其是不久前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有田次官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他表示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发展日中两国间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

苏联《真理报》反华谣言越造越离奇
泰国《曼谷邮报》对造谣者痛加驳斥
新华社北京09月28日电
曼谷消息：
泰国《曼谷邮报》09月26日发表社论戳穿苏联《真理报》编造的反华谣言，辛辣地讽刺了造谣者的卑劣手法。
不久前塔斯社造谣说，老挝苗族“秘密军队”的头目王宝曾“访问北京”。
现在，莫斯科的造谣者把谣言造得更加离奇。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最近发表的新闻稿上转载了莫斯科《真理报》署名斯切德洛夫的文章。
这篇文章无中生有，竟说：
“据《曼谷邮报》报道，在北京秘密讨论了在中国的邻国——老挝和越南的领土上建立‘独立的苗族国’的问题。”
《曼谷邮报》的社论说：
“《曼谷邮报》并没有作这种报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把这条报道加到我们头上。”
社论说：
“过去，对有人指责苏联人为了自身的需要故意宣传假新闻，我们是持保留态度的。
对有人认为苏联人有一个专门制造新闻并为这些新闻的可靠性提供根据的造谣部，我们也一向表示怀疑的。”
社论说，但是，《真理报》这次歪曲事实的报道，“是苏联现行的确确实实一成不变的反华宣传”。
社论说，“令人奇怪的是，象斯切德洛夫博士这样一位被认为是严肃的亚洲问题的学者，居然也搞这一类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事。”
“这件事使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一些要人是否完全懂得什么是真理？”
社论最后说：
“我们希望苏联人以后少来一些这种粗暴的歪曲，至少要略微收敛一点。”

千里友谊行
——记我西藏友好访问团在尼泊尔
09月，我国西藏高原农民正在金色的麦浪中挥镰收割，而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紧邻尼泊尔正是遍地稻花香。
就在这丰收在望的美好时节，我国西藏友好访问团从拉萨出发翻山越岭，驱车经西藏靠近中尼边界的樟木口岸，踏上连接中尼两国边界河上的“友谊桥”，从09月10日到23日，在尼泊尔进行了两周的友好访问。
我国西藏地区和尼泊尔一山之隔，山水相连。
中尼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友谊。
中尼两国自1955年08月01日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这次我国西藏地区第1次派出友好访问团访问尼泊尔，受到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
尼泊尔报纸的社论和评论认为这次访问是继今年02月份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尼泊尔以来，中国对尼泊尔的又一次重要访问。
尼泊尔土改国务大臣贾纳克·巴哈杜尔·沙阿、外交部的官员以及尼—中文化协会、尼—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冒雨从加德满都出发驱车百余公里到“友谊桥”头迎接中国客人。
访问团团员们踏上尼泊尔国土后，立即沉浸在一片热烈和友好欢迎气氛之中。
人们用一束束鲜花和一个个插着鲜花象征“吉祥”的黄铜罐迎接来访的中国客人们。
谈起中尼两国的传统友谊，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友好往来时，尼泊尔朋友能绘声绘色地告诉你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
有一次在去帕坦工业区参观的途中，陪同参观的尼泊尔朋友把访问团带到加德满都市南部的一座吊索桥上。
站在桥上向北望，只见滔滔的巴格玛蒂河从青山丛中的一个大约七、八米宽的缺口奔泻而出，滚滚向南流去。
尼泊尔朋友说，这就是闻名的“砍一刀”峡谷。
传说很古时候，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是一个大湖泊，一片汪洋，杳无人烟。
文殊菩萨从中国来到这里，看到这情况，便想排干湖水。
他举起神斧劈开围湖的青山，河谷中多年的积水便从这个缺口流出。
尼泊尔人才开始在干涸了的河谷地区修房建庙。
中尼两国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公元一二六〇年，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曾带领八十名工匠到西藏修建大金塔。
他还参加建筑北京阜城门内白塔寺的白塔。
为了纪念这位尼中建筑艺术交流的先驱者，尼泊尔政府把1967年中尼合建的从加德满都通往科达里到中尼边境上的“友谊桥”的公路正式命名为阿尼哥公路。
如今中尼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密切。
访问团经由阿尼哥公路赴加德满都的途中，参观了中尼合建的发电能力为一万千瓦的逊克西水力发电站。
在去博克拉的途中，看到了中尼合建的加德满都“环城公路”和加德满都—博克拉公路。
公路在山间穿行，蜿蜒起伏。
人们不难想见，建路时两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在希托拉，访问团参观了正在建筑中的中尼合建的棉纺厂。
访问团在尼泊尔六个城市里参观了帕坦、巴拉朱、希托拉和达朗四个工业区，参观了纺织、黄麻加工、发电、牛奶加工、制糖、制鞋、制板、手工艺、种子加工、林业、农业站、畜牧业等十几个项目。
访问团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尼泊尔在优先发展农业，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中、小型民族工业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现在，尼泊尔全国已建成七个工业区、三千多家中小型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以上。
全国已建设公路四千余公里。
尼泊尔很重视发展传统的手工业，同时又强调发展适合本国需要的中、小型民族工业。
访问团在帕坦工业区看到尼泊尔生产的案桌、茶几、保险柜以及黄铜工艺品、铝制器皿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国外。
距加德满都以南一百六十公里的希托拉工业区已成为目前尼泊尔最大的新兴中、小型民族工业区。
这个工业区已建成包括牛奶加工、种子加工、面粉加工、纺织、畜牧等二十八个企业。
工业年产值估计达到五千万卢比。
尼泊尔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尼泊尔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发展工农业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而稳步前进。
09月23日，中国西藏友好访问团结束了对尼泊尔的友好访问回国。
站在“友谊桥”头，访问团全体成员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尼泊尔朋友，衷心祝愿中尼两国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记者　郝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