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万敬/李云龙/袁世福
版面：头版

在执行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任务中，机关忙，连队也忙。
“条条江河归大海，件件工作下连来”。
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许许多多的工作要靠连队去落实。
各级领导和机关，注意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连队负担，使连队忙而不乱，就可以让连队节省许多人力和时间，为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各项任务做出更多的贡献。
——编者

福州部队某团认真克服“三多”
干部战士称赞说：咱们机关的作风真变了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深入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认真改进工作作风。
最近一个多月来，团机关往营、连打的电话比过去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下发、上送了八份材料，都是机关自己派人收集的；
后勤处没向连队派一个公差，大大减轻了连队的负担。

在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过程中，这个团党委成员深入到全团三十二个执勤点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
连队反映：团机关往连队打电话多，要材料、汇报多，给附近连队派公差多，加重了连队负担。
团党委为了克服“三多”，和司、政、后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了三条措施：（一）可打可不打的电话坚决不打，非打不可的电话，机关互相通气，把要办的事情一起通知连队。
（二）团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要材料、要汇报，承办单位派人到连队自己动手写。
（三）可派可不派的公差坚决不派，能少派的决不多派。

措施制定以后，机关干部坚决执行。
八月初，司令部要发一个军事训练简报，作训股长秦立琳和作训参谋谭洪初就分别到一营、二营调查研究，既写出了简报，又帮助连队总结出军事训练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最近，上级机关要这个团上报一份先进团支部的材料。
按照过去的作法，一般是要每个营上报一份材料，团政治处从中挑选一份上报。
这次，政治处改变了那种做法。
副主任夏仁爱和干事罗金文到团支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五连调查研究，写出一份比较好的材料。
过去，团后勤处派公差比较多，有点活就找连队。
如今，后勤处提出不浪费连队一个人力的口号。
七月上旬，正是雨季，军需仓库要翻仓倒仓，防止霉烂。
后勤处的同志自己动手，利用一个星期的早操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
干部战士赞扬说：“咱们团机关的作风真变了。”
（李万敬）

能办的事自己办 能干的活自己干

广州部队某团尽量不向连队派公差

本报讯 最近，广州部队某团废除了星期六早上要连队抽公差为机关打扫环境卫生的规定，机关干部自己拿起铁锹、扫帚打扫环境卫生，减少了连队的负担。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这个规定废得好。

过去，这个团机关常常向连队要人帮机关打扫卫生，并逐渐形成了一条规定：每星期六的早上，连队总要抽出一部分人员到机关，把宿舍和办公楼周围的环境卫生打扫干净。
连队的任务很重，自己的环境卫生要打扫，又要额外抽人去机关打扫，只好动员干部战士一人干两人的活，甚至操课以后还得留下少数人员继续整理环境卫生，影响了连队教育训练的落实和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机关整顿中，团党委和机关同志对照硬六连和空一师的先进事迹，认真找差距，一致认为，要连队干部战士为机关打扫卫生，这条规定不合理，非废除不可。
打那以后，每逢星期六早上，号音一响，团党委成员就和机关的同志拿起铁锹、扫帚和粪箕，清沟排水，铲草扫地。
现在，这个团机关不仅自己动手搞卫生，而且还自觉做到，凡是机关能办的事，能干的活，就自己动手，尽量不派连队公差。
（李云龙）

“叫上来”变成“走下去”
上海警备区某团注意保证连队干部在位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某团党委精简会议，改进会风，创造条件，让连队干部保持有三分之二在位工作。

这个团驻守在一些前沿小岛上，点多面广，交通不便。
以前，机关经常把连队干部叫上来开会，一开就是好多天，使连队干部离开连队时间太长，影响了连队建设。
今年以来，在学习贯彻军委会议精神中，团党委采取措施，精简了会议，把“叫上来”变成“走下去”，下到连队传达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检查布置工作，保证连队干部多在位。
今年三月，这个团进行学习雷锋、硬六连的形势分析，团党委没有把连队干部召集到机关来汇报，而是由党委常委乘船登岛，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召开形势分析会，与连队一道研究修订学习雷锋、硬六连的措施。
这样，既掌握了情况，指导了运动，也为连队干部争取了在位的时间。

这个团党委对一些必不可少的会议，也注意抓准问题，精简程序，缩短时间。
比如，每次总结工作、布置任务的军政干部会，过去一开就是三、四天，会议程序烦琐，内容庞杂。
现在改变了那种面面俱到、讨论表态一大套的会风，抓住重点，简明扼要，实事求是，使一次会缩短为三、四个小时。
连队干部高兴地说：党委这一改变，一年就可以让我们在连队多干一个月。
（姜锦基）

把书送到边防战士手中

昆明部队领导机关热心为连队服务

本报讯 八月十五日以来，昆明部队领导机关派出干部和车辆，往返近五千公里，将三万多册《马列著作选读》（战士读本）及时送到边防线上的八个基层单位，受到边防战士的欢迎。

过去，昆明部队领导机关发给部队的各种书籍和学习材料，一是从地方邮局邮寄，二是通知部队派专人专车来领取。
从邮局寄，中转站多，有的部队要几个月后才能收到。
部队派人来领，常常要往返上千里。
有的单位一时派不出车，就只好将书籍长期存放在机关。
在贯彻全军政工会议和后勤会议精神中，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机关工作的方向，决心发扬我军领导机关面向基层、为连队服务的优良传统。
这次发书，他们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各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协作，将书捆好装车，指派三名机关干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送书上门。

八月，正值云南边疆的雨季，阴雨连绵，山洪时发，交通十分不便。
从昆明到边防线上的德宏军分区，需要翻越横断山脉，跨过汹涌的澜沧江和怒江，路况和气候条件都很复杂。
他们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昼夜兼程，只用三天时间就跑完了平时四、五天的里程。
最近，他们刚从滇西部队返回昆明，又满载着《马列著作选读》，踏上了去西双版纳边防军分区的征程。
（袁世福）

版面：头版

索科伊内总理向华主席转达了尼雷尔总统的问候。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索科伊内总理回国后向尼雷尔总统转达他的良好祝愿。
他说：“我们相信，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友好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索科伊内总理的随行人员参加了会见。
他们当中，有教育部长库汉加、鲁伏马省省长加马、外交部副部长福姆、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程飞。

华主席同索科伊内总理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九月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国通产大臣河本敏夫时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会越来越好，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华主席同河本大臣以及随行的日本朋友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河本大臣说：“福田赳夫首相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感到很高兴。
他特别要我向华主席问候。”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河本大臣转达他对福田首相的问候。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九月十四日会见了日本通产省大臣河本敏夫及其随行人员。
图为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九月十四日讯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一行，在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后，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前往机场欢迎。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迎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到机场迎接曼内斯库总理。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李德志/李贵生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奋战在喀喇昆仑山的新疆部队某测绘大队，在各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一九七八年的外业测绘任务，填补了我国测绘史上的空白地区。

这个大队在喀喇昆仑山区海拔五六千米的冰雪山上执行战备测绘任务。
这里，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冰塔林纵横交错。
指战员们冒严寒，顶狂风，进行了各方面的适应锻炼。
测绘中，全队干部战士团结战斗，在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插旗、定点、观测和绘图，个个士气高涨。
同志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把好质量关。
工作每搞一段，他们便一个点一个点地检查质量，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定重新来，做到“一次完成，不留尾巴”。
有一座六千二百米的大雪山，本来可以在不上山的情况下，按地形交会法完成任务。
但他们为了提高成图精度，主动登上大雪山，踏过四公里的冰河，绕过一公里长、二十多米绝壁的雪崩地段，使任务完成得更为出色。
另有一座山测绘之后，经检查，高程限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但他们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毅然爬上六千多米的雪山，重新测量，使限差比规定的标准降低了零点三三。
（李德志、李贵生）

作者：贺诚

每当我回想起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关怀，使我更加怀念毛主席，更加珍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
毛主席亲切教诲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愈加熠熠发光。

一

在红军初创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红军中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都极端缺乏，伤病人员得不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救护，严重地影响着红军的战斗力。

为了适应当时频繁战斗的需要，加强红军的卫生工作，党决定调派一批医务人员到中央苏区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被派到当时中央苏区军委所在地江西龙岗，组织总军医处。
从白区来到苏区，从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到直接为红军战士服务，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鲜，非常高兴。
但因为情况很不了解，到底如何开展红军的卫生工作心中无数。
于是，我打算先下部队熟悉熟悉情况。

不久，我来到部队中进行调查，这里是反“围剿”战斗最激烈的前线。
听说毛主席正在这里指挥打仗，我很希望能见到主席，请示汇报一下工作。
我专程来到前线司令部，一位工作人员用手指着一隔两半的里屋，说：“毛主席就在里面。”
我喜出望外，大步向里屋走去。
一进屋，发现主席正和衣躺在床上，一看便知道是工作间隙的一次小憩。
由于战斗紧张，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研究战地情况，处理来自各作战部队的电报，夜里根本睡不了觉，只能在白天抽空合一合眼。
看到这种情况，刚想退出来，但没来得及，我冒失的脚步声已把主席惊醒了。
毛主席看见我，便站起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招呼我坐下。
我仔细端详着毛主席，大概是由于操劳过度，他面庞显得清瘦，但一双眼睛却非常精神。

“总军医处的情况怎么样？
你们几个人？”
主席先问我。

“我们一共四个人，后方的事情才开始搞，前方的情况尚不了解。”
我回答说。

“现在到前方来走一走，看一看，就很好嘛。”
主席笑着说。

我真想把心里话一下都给毛主席讲：“党派我参加北伐革命，当过医生。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在红军第四师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曾在广州、香港、上海、武汉做地下工作。
现在到苏区来，工作很生疏，力不胜任。”
毛主席亲切地勉励我说：“生疏不要紧，多注意调查研究，慢慢就熟悉了！”
听了这些话，我打心眼里感到热呼呼的，增添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接着，我向主席汇报了刚在前线了解到的部队卫生机构不健全的情况。

毛主席说：“除军团部、军部建立卫生机构外，从连队到师都要建立卫生机构，设置卫生人员……要注意加强对卫生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卫生知识……。”
毛主席的话我都一一牢记在心上，原来心中的许多顾虑，一下子都烟消雾散了。
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工作，我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送到门外。
在战斗的前线，初会毛主席，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对卫生工作的关怀，时时激励着我发愤工作。
打那以后，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向主席请示和汇报，每一次都能得到主席的明确指示。

不久，我们按照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陆续在团设卫生长，在连队和各机关单位设卫生员，分别组建了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后方医院等医疗机构，使前后方医疗机构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
为了便于领导，统一了从连队到方面军的卫生机关、职称、编制等。
为了普及卫生知识，我们注意在卫生人员中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克服了物质和技术条件上的极大困难，编辑出版了《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卫生书刊。
我们还针对当时部队发病率较高的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下腿溃疡和疥疮，运用给部队上卫生常识课、唱革命歌曲、演活报剧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收到很好效果，大大减少了发病率。
这使我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对卫生工作指示的英明正确。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线战斗节节胜利，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医务人员的数量、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
尽管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一些医生，经过教育、改造后扩充了我们的队伍，但人数极其有限，看来这种办法还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
我们曾经打算办医务学校，培训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
毛主席肯定了我们这个建议，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应该多训练些军医。”
并且关切地问：“办学校，什么人教课？”
毛主席听说教员主要是从白军俘虏过来的医生，立即指示说：“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一年冬，在江西兴国莲塘附近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医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并且把主席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指示，作为办校方针。
教学中注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部队常见病的治疗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在较短的时间内，培训出一批既有政治觉悟，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卫生人员，大大扩充了红军的医疗卫生队伍。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在水头庄作了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报告，和“九一八”事变情况的传达，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时局和我们的作战计划。
会后，毛主席指示我说：“总医院政委、党委书记调任总司令部后方主任，由你去总医院接替他的职务。”
我说：“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的工作过去没有做过，怕是干不了啊！”
主席又和蔼地说：“边干边学嘛！
只要多接近群众，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愁做不好工作。
你去了，还是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要他们好好为伤病员服务。
看病要仔细，态度要好。”
呵，毛主席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
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更加深了。
这次跟往常一样，我从主席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坚信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了设在兴国莲塘的中央工农红军总医院。

刚到医院上班，就收到一份死亡报告：一名红军战士因长疥疮牺牲了。
我听后，大吃一惊，十分痛心，怎么，疥疮居然害死了人！
顿时想起临来时毛主席的指示，更感到肩上的重任，一定要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身上。
我走进用茅草搭的病房里，看到伤病员缺少床位和被褥，躺在稻草堆里，条件异常艰苦。
我还发现个别从白军过来不久的医务人员，到病房看病，常常只是随便问几句，态度不好，诊断也很不认真。
当然，那时人手少，一个医生要负责治疗二百多名病人，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另外，医院里药品极度缺乏，动手术用的器械，象锯子之类是从当地木匠那里借来的，做手术时伤病员要忍受很大的痛苦。
我们立即召集全院医护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要爱护伤病员的指示，并在党委会上提出了医院工作应以“一切为了伤病员”作为全院各行各业的方针，党委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据此，我们广泛地对医务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增进对伤病员的阶级感情，特别对白军中过来的没有得到教育改造的卫生人员，加强了教育，表扬优点，批评缺点，定期检查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很快使医疗作风得到较大改进。

记得有一天，毛主席特地到医院来看望伤病员，进行慰问和检查工作。
主席热情地询问伤病员的生活，察看伤病员的伤势，安慰他们安心养伤。
我一边跟随主席看望伤病员，一边向他汇报医院情况。
当谈到药品器材仍然缺少时，毛主席说：“这些都要自己动手，解决困难。”
主席的话使我心里豁然敞亮，我问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办工厂？”
毛主席高兴地说：“那很好呵，可以试一试！”
于是，在毛主席的热心支持下，我们自力更生办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制造出大量的医用棉花、纱布、绷带，还有一般的外科器械和中西药品。
没有制药原料，我们就上山采集草药。
为了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我们还改革剂型，把中草药粉碎做成片药、丸药，便于发放、携带和服用，深受部队欢迎。
这样一来，红军严重缺乏药品器材的情况有了好转。

一九三二年春季，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离开前线，在后方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关心着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经常给我们以指示。
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这篇著作中教导我们：“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
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这使我们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红军的卫生工作，也不仅是个防病治病的问题，它与整个苏区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密切相关。
我任军委总卫生部长兼任政府卫生管理局长期间，在起草卫生管理条例时，毛主席还亲自主持会议，并作了在目前情况下，条例的要求不要过高，要研究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起草条例的指示。
我们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可行的管理条例。
后来，按照条例，每个乡都建立了卫生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对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总卫生部随军委行动。

出发前，部队补充了卫生人员，发放了药品，对行军作战中的卫生工作也做了布置。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搞长途大搬家，我们卫生部门也携带了大量器材辎重，行动非常不便，这种状况对于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非常不利。
遵义会议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我们总卫生部进行了整顿和精简，荫蔽了暂时不急用的器材物资，抽出精壮人员充实战斗部队，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这样，我们也能轻装前进，有精力关心部队的卫生工作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随一方面军飞渡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然后翻越夹金山，于懋功一带与四方面军会合。
接着，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召开会议后，毛主席率右路军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则背道而驰，蒙蔽和挟持四方面军，以及未来得及随毛主席北上的一方面军一部和机关南下，总卫生部是被挟持南下的单位之一。
这一时期，毛主席虽然和我们不在一起，但他对卫生工作的关怀一直鼓舞着我们。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部队二过草地时，粮食非常缺乏，需得采集野菜充饥。
为避免误食有毒的植物，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卫生部门要好好为部队服务的指示精神，认真搞了调查和试验，向部队公布了可食用的野菜名称和图样，先是三十种，后又增加到五十种，因为不够吃，最后宣布凡是牛、马、羊能吃的植物都可以采集。
一路行军，我们还结合实际需要搞卫生宣传。
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气候变化突兀，山脚下炎热似火，山顶上冰封雪盖，又缺少氧气，我们就进行防冻防窒息宣传，要同志们行军中不要停留，以防意外。
沿途一路，我们还经常做群众工作，安排伤病员住在老乡家养伤，留给一些钱用来买药，使暂时不能随大队继续北上的伤病员得以妥善安置。

我们一方面要同自然环境、疾病斗，另一方面又要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
我们从搞好部队卫生工作出发，根据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贯指示，对四方面军的卫生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公然说这样做是扩大毛泽东的影响，尔后，对我们进行了围攻和迫害。
部队驻扎在阿坝时，一天深夜，张国焘突然派人闯进住屋，随意搜查我的衣物和文件，还企图牵走马匹。
事后我向张国焘写了一封抗议信，第二天又找他当面说理，他哼哼哈哈，理屈词穷。

我们利用部队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的时间，专门举办了一期卫生干部训练班。
参加者三百余人，除了进行必要的业务训练，主要向他们宣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宣传红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还召开了卫生系统的政治工作会议，经过讨论，拟出一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加强卫生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医护人员热心为伤病员服务。
张国焘得知后，提出文件须经他审查修改。
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把文件发下去了，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我们卫生部门的医护人员，在复杂的斗争条件下，以实际行动做好工作。
长征路上，找到能吃的东西，首先让伤病员吃；
找到避风雨的地方，首先把伤病员安置好。
这样一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得人心，广大指战员更热爱毛主席，心向毛主席。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在全国军民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伟大长征之时，回顾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亲切关怀，发扬我党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必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卫生工作做得更好，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董滨/王义华

本报讯 武汉部队后勤某部最近转业到地方的四十四名干部，接到定职定位通知后，五天内都前往地方报到。

这些同志走得愉快，走得干脆利索，是他们受党培养多年的结果，也和部队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分不开。
党委举办转业干部学习班，进行了新时期总任务的教育，组织大家学习了红军团长方和明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使转业的干部对工作变动有了正确认识。
他们写了决心书，表示要接受党的考验，在分配去向问题上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基层、农村、边疆），“三不计较”（不计较条件、职务、地点），并向所在部队这次转业的干部发出了“胸中装着总任务，一切服从党安排”的倡议书。
这四十四名同志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分到县以下单位工作，没有一个讲价钱的。
党委还组织机关和连队同志都来关心帮助转业的干部，为他们离队做好周到细致的准备。
团里主要领导同志一一登门看望转业干部，征求他们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勉励他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作出新贡献。
机关司、政部门把他们需要办的各种手续，一一办好送到每个同志的手中。
后勤业务部门的同志为他们联系好旅车住宿，以至包装东西的绳索都准备俱全。
临行前，留队的干部战士和他们交心谈心，互相勉励。
这些工作，使转业的干部更加看到了革命的大局和肩上的重任，心情更激奋，斗志更旺盛了。
他们纷纷表示，要在服从组织调动上做好样子，到新的工作岗位后，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路上为人民立新功。
（董滨、王义华）

作者：崔世江

本报讯 空军某军械仓库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迅速搬迁战备物资，使游览风景区按时对外开放，为发展旅游事业作出了贡献。

这个军械仓库附近有一个风景游览区。
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保护历史文物和风景胜地，当地政府指示这个仓库把一些战备物资存放在游览区内，使这个风景胜地变成了“禁区”。
仓库的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在保管战备物资的同时，精心保护国家的珍贵文物，及时整理风景区的环境，珍惜一草一木，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决定这个风景胜地对外开放，接待国外游客。
当地政府和上级领导机关指示这个仓库领导迅速把风景游览区内存放的战备物资搬迁出去。
库党委接到指示后，立即研究，一致认为，这个风景游览区对外开放，接待更多的旅游者前来游览参观，既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增进友谊，又可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积累资金。
尽管搬迁物资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应该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尽力为风景游览区早日对外开放接待游客创造条件。
当天晚上，库领导又召开机关和各连队领导干部会议，反复讲意义，共同研究了搬迁方案。
第二天是星期天，天又下雨，领导干部带头上阵，广大指战员一齐出动，冒雨搬迁。
战备物资大的一件二百多公斤，小的也有一百来公斤。
同志们硬是用手抬、肩扛，把战备物资搬迁得干净利落，院内扫得干干净净，使这个风景胜地按时地对外宾开放。
（崔世江）

作者：唐洪才

作者：李元

今年九月十七日是中秋节。
按我国传统习惯是“中秋赏月”，唐诗人王建就曾有“今夜月明人尽望”的诗句。
而今年的中秋节还将发生一次月全食的现象，全国都可以看到，不过要在那天天亮前去看。

凡是月全食都分五个阶段，就是初亏（月食开始）、食既（月全食开始）、食甚（月全食达到最大程度）、生光（月全食终了）、复圆（月食终了）。

这次月全食发生的时间（北京时间）是：

初亏 九月十七日凌晨 一时二十分

食既 二时二十四分

食甚 三时零四分

生光 三时四十四分

复圆 四时四十八分

这次月食从开始到结束，全长三小时二十八分钟，其中全食的时间占一小时二十分钟。

月全食的时候，月亮虽然完全走进地球背后的影子中，太阳光暂时照射不到月亮上去，但月亮并不因此黯然失色，它的表面往往笼罩了一层美丽的铜红色，把夜空点缀得别具风光。
有时月全食后的月面，是较明亮的紫红色，看上去更漂亮了。
但也有时，表面相当昏暗，接近黑暗无光。
这种不同的现象，是与当时地球大气层的具体情况有关。
这正象我们看日出和日没，太阳在地平线附近时，红色的深浅和明暗程度并不天天相同一样。

什么时候月亮才能走到地球背后，使地球处于日月之间呢？
这只有在满月（农历十五、六日）。
所以月食必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
可是，并不是每个满月时都发生，譬如月亮或高或低地从地影的上下经过，就不发生月食。

地球的影子很宽，月亮走入地影处的地影宽度大约有九千多公里。
所以尽管月亮以每秒一公里的高速度运行，也得走三个多钟头，才能绕过地影，重现光辉。

月全食的时候，由于阳光经过大气层的折射，其中蓝光和紫光被地球的大气吸收和散射了，而红光被大气折射到月球表面，所以月球呈铜红色。
如果这时你乘飞船在月球上着陆，仰望地球，就会看到一个镶了红边的地球，高高悬在月球的天上！

请记住，在明年九月六日还有一次我国可以看见的月全食，全食的时间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半开始。
此外，在今年十月二日那天下午，我国广大地区还能看到一次日偏食的现象。

作者：邱立
栏目：思想战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
粉碎“四人帮”以来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斗争实践，进一步证明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前，我们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胜利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人的思想进步这个枢纽，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思想整顿，使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大进步，以适应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这是我们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有些同志，口头上也讲实现总任务如何重要，但一接触总任务所要求的一项项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任务，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流毒还在头脑里作祟，就前怕龙后怕虎。
比如，你要正本清源，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他怕人说是“砍旗子”；
你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平反，他担心人家说“一风吹”，“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生怕有人会说这是搞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
整天被一连串的“怕”字纠缠着，工作起来必然是步步观望，徘徊不前。
这样怎么能适应完成新时期总任务，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需要？
只有彻底打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精神枷锁，首先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才能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实现总任务的轨道上来。

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事物，遇到一些新矛盾。
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在实践中熟悉新情况，增长新知识，大胆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部队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
有一些同志，思想墨守成规，习惯于自己的老一套，不懂的东西不想学，没干过的事情不愿干，以“大老粗”为荣，心甘情愿当外行，只是在办公室里抄抄转转，不肯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呼吸点新空气，山河面貌未改他不愁，工作进展缓慢他不急，躺在已有的一点成绩上沾沾自喜，不肯跳出自己那个小天地，和全国全军的先进水平比一比，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要求量一量。
正如华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一些同志头脑中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不破除，“我们就不可能坚定地确立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

思想要跟上总任务的需要，就有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不破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抛掉种种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就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实现总任务而奋斗的思想。
有的同志，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前，心里经常盘算的是个人的去向和出路，什么“年纪大了，部队干不长了，迟走不如早走”，等等。
因此，干起工作来就应付凑合，“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和全国各条战线你追我赶的跃进形势，是多么不协调啊！
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奋斗的目标，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切的期望。
每个有事业心、责任心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为这个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怎么能让一点个人利益遮住自己的耳目，而对这个伟大事业无动于衷呢？
我们要懂得，个人的前途、出路与整个党的事业，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同志，谁去考虑什么个人的出路呢？
人们想的就是一条：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道理很清楚，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不解决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哪有你个人的出路？
现在也是一样，能不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命运攸关的大问题。
不抓紧时机，加快步伐，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就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个人的前途、出路也无从谈起。
我们每个有觉悟的同志，都应该把自己的前途与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心中首先要打党和国家的大算盘。
新时期总任务的大目标实现了，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了，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也就随着得到解决。
那时，回头来看看今天的一些个人小算盘，那将是多么渺小呵！

思想要跟上总任务的需要，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一个革命。
留守兵团政治部的报告指出，领导干部“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是“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
现在，许多地方，群众要求改变面貌的心情十分迫切，问题是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还跟不上形势。
上级三令五申，下面千呼万盼，到了他们那里就推不动，落不了实。
因此，要想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我们部队的各项工作尽快适应形势的要求，就要进一步用总任务教育干部，统一干部思想，这是胜利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一个中心环节。

人的思想进步当然是需要有个过程的。
我们应该努力缩短这个过程。
让我们抛掉那些同新时期总任务不适应的落后的东西，紧紧跟着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大队伍前进！

作者：指导员王茂龙
单位：八三四二八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

林彪曾经鼓吹所谓“照办就行了”，这是一个践踏毛泽东思想，破坏革命学风的假左真右的口号。
从哲学上来剖析，这个口号完全否定和背离了事物共性个性的辩证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共性个性两个方面，“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为什么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
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反映的是各国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代表了事物共性的一面；
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但是，“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
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一三页）。
中国革命还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事物个性的一面。
因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
而林彪、“四人帮”却鼓吹什么“照办就行了”，要人们不问具体条件，不管矛盾特点，一味照搬某些现成词句。
他们搞的这一套，根本否定了事物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实际上，既破坏了革命的具体实践，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其恶果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

我们对待上级的指示，同样不能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照本宣科，传达一下就算了事；
而要按照共性个性的辩证法，根据本单位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贯彻执行。
在实际工作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
例如去年，我们连单独在农场搞军农生产，在开展“三学”运动中，我们开始对上级的指示，对硬六连的经验，采取照搬照套的办法，结果很多落实不了。
后来得了教训，懂得上级的指示是从部队的普遍情况出发的，我们生产连队学硬六连，必须根据军农生产的特点来做。
这样办，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例如，学习硬六连抓纲带目，落实上级关于揭批“四人帮”、进行路线教育的指示，我们就不是死板地按上级规定的时间表搞大课教育，而是不误农时，利用生产间隙，见缝插针地灵活组织进行。
在揭批的内容上，也照顾全面又有所侧重，着重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拨乱反正，提倡发扬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搞好军农生产。
干部战士解放思想，科学种田，首创高粱大面积密植，使产量达到了全场最高水平。
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我们抓住生产连队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搞生产的目的性、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关系、生产斗争中硬骨头精神的培养、分散条件下自觉遵守纪律等等问题，学习硬六连的根本经验，从一点一滴抓起，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样，就把上级关于“三学”运动的指示和要求落到了实处，取得了显著成绩。
去年年底，连队被评为学习硬六连先进集体，光荣出席了南京部队“三学”代表会，并有三十七人分别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或立功受奖。
我们从实践中深深感到，共性个性的辩证法，是指导我们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取得成绩的法宝。
如果照林彪鼓吹的那套，搞形式主义的“照办”，只能把事情办坏，决不会办好。

作者：钟修/洪桥
栏目：思想战线

有的同志一提起能说会道，心里就有点反感，不加区别地把它和说空话、说大话联系在一起，把“能说会道”当成一个不光彩的词。
其实，“能说会道”决非一概都不好，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能说会道”，首先要看说的是什么内容，道的是什么观点。
过去，有的人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惯于说大话，唱高调，夸夸其谈，只会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会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他们不是说的现成的套话，就是说的违反实际的“歪理”。
也有的同志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无理也要占三分，明明错了的事，也要强词夺理，说成正确，成为“常有理”。
对这样的能说会道，我们当然要反对。
但也有的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能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分析问题，对客观实际作出正确的说明和解释。
他们不当“留声机”、“传声筒”，说的是革命道理，道的是人民群众的心声。
他们既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一发现错误就坚决改正。
这样的“能说会道”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能说会道”，还要看在说了道了以后，能否见之于行动。
有的人口是心非，言行脱节，一味唱高调，行动不对号。
嘴上说纠正不正之风，实际是带头拉关系，“走后门”；
嘴上说的共产主义，实际做的是个人主义。
这种“能说会道”，当然不好。
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他们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
嘴上说要联系群众，深入基层，马上自己就到了连队，就和战士同吃同住，一起摸爬滚打；
嘴上说发扬民主，行动上确实做到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使人畅所欲言。
这样的能说会道，难道不是很好吗？

我们革命部队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每个革命战士都学会作宣传，讲道理，既善于干革命，也善于宣传革命的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都应该是“能说会道”的。

作者：闻功湍
栏目：思想战线

领导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以后，提出了一个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计划、方案，得到多数人的肯定和赞扬。
这时有少数同志对计划、方案的美中不足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对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是一个考验。
好的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象技艺高明的雕刻家去掉玉中的瑕疵一样，使自己的计划进一步完善起来；
而不会在一片赞扬声中自以为是，觉得批评的人是有意挑剔，听不得正确的意见。

同样，在群众的批评大部分不那么有道理，甚至是错误的情况下，能不能用沙里淘金的精神，把正确的部分挖掘出来，接受下来，也是检验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好不好的一个标尺。
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有时是完全正确的，有时则往往是正确和错误夹杂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从沙土中“淘”出金子来。
即使是一些“牢骚话”，仔细分辨一下，也可以从这里发现群众的思想动向，帮助我们了解情况，改进工作。
决不可因为群众的批评大部分不正确，而无视它的正确的、有益的方面。

一个领导干部，对自己能有“玉中剔瑕”的精神，对别人的意见能有“沙里淘金”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好各项工作。

作者：雷正金/王仁山
栏目：读报札记

一个已经决定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在离开部队前，对自己的工作日程如何安排？
请看《解放军报》八月七日报道的北京部队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生堂同志拟定的工作日程表：

“正在进行的营职干部的情况调查要抓紧搞完；
利用早晚时间，同全师转业的团职干部普遍谈一次话；
争取跟政治部全体干部战士谈一次心；
再到连队看看同志们，过过战士生活……”这张日程表排得满满的，空隙不留。
看了它，我们不能不对王生堂同志那种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肃然起敬。

转业干部离队前的日程表，也有另外一种排法的。
这就是：工作到头了，挑子撂掉了，上班报个到，看看报，什么事情都不过问，甚至干脆不上班，整天忙着做家俱，钉箱子，安排个人的一切。

这同王生堂同志的日程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张不同的日程表，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一张，闪烁着共产党员革命第一、工作第一的崇高思想；
另一张，只考虑个人问题，不想着革命工作，就不大象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日程表了。
当然，在转业的前夕总有不少个人琐事需要处理，也不是说不能考虑个人问题。
但是，革命工作第一、个人私事第二的位置决不能颠倒。
个人事情固然要考虑，革命工作更应该时刻挂在心上。
想个人的事多了，就会把革命工作丢在脑后；
想“小家”多了，就会忘掉“大家”。
一切确定离开部队的同志，都应象王生堂同志那样，时时想到自己的责任，仔细想一想自己还应该替连队做些什么，给干部战士留下些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

当前，华主席、党中央吹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开始进行新的长征。
在新长征的过程中，我们军队的许多干部都需要既在军队工作一段时间，将来又需要转到地方工作。
不管哪一段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伟大的事业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将为全国人民包括我们每个同志在内，创造一个美好的前途。
我们每个干部都应当树立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坚强事业心，留在部队一天，就一心扑在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
将来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仍然是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只是革命阵地的转移，决不是下战场，进“安乐窝”。
如果说，对转业要作些准备的话，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是应该准备去过舒适的生活，而是应该准备去吃苦，去奋斗，应该努力准备一些必要的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为转业到地方继续革命创造条件，以便攀登前面的高峰，作出新的贡献！
愿我们都象王生堂同志那样，给自己拟定一张合乎时代步伐的日程表。

作者：柴中修/李何平
栏目：读报札记

八月七日，《解放军报》报道了北京部队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生堂同志的先进事迹。
王副主任是一九四七年入伍的老同志，他和爱人的家乡都是生活条件很好的地方，他却主动要求：“转业去新疆，扎根边疆干革命”。
正如通讯所写的，许多同志听了以后，都感到出于意料之外。

人们感到在“意料之外”，是由于拿王生堂同志同别的一些同志相比较的。
一些同志在转业的时候，总想找一个富裕的地方，王生堂同志偏偏不这样想，而是自愿要求到艰苦的边疆去，这确是出于一些人的意外的。
然而，对王生堂同志来说，却完全是“料想之中”的事情。
王生堂同志入伍三十多年来，工作调动了十七次，每次都是二话不说，接到命令，背起背包就走。
保持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优良传统。
他和老伴每月工资有二百多元，自己生活却很艰苦，从没有置什么象样的家当；
但是不顾小家想大家，经常拿出钱来支援灾区和家乡建设，接济经济困难的干部战士。
他对子女要求也很严，在转业前，还把按规定可暂缓下乡的大女儿送到农村插队。
这样一个几十年来时时处处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干部，在转业的时候，考虑到边疆建设需要，不辞艰苦，主动要求到边疆去，难道不是“料想之中”的吗？

其实，转业时主动要求到祖国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对任何一个同志来说，都应该是“料想之中”的事。
按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本来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由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
在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最困难就出现在哪里。
那时分配工作，哪一个不是争着到前线去，到斗争最艰险的地方去？
如果有人竟提出要给自己在后方安排个安逸舒适的岗位，那将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
舍己为人，以艰苦奋斗为荣，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有那些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人，才不能理解，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今天，许多同志对王生堂主动要求去边疆感到意外，原因是我们的革命传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勤勤恳恳为革命工作诬蔑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把流氓阿飞、投机钻营之徒捧为“革命的新生力量”。
在这种流毒影响下，不少人把为个人打算，贪图安逸享受，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事。
在分配工作时，挑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拣担子最轻、地位最高的工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而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去于革命反倒被看成是“反常”的“意外”的事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是非界限被搞乱到什么程度。
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改变这种现象，大力扶植无产阶级正气，纠正各种不正之气，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把对一心为公感到“意外”变为感到完全在“料想之中”。

作者：周伦发
栏目：星火小集

相传著名的美女西施因为心口痛，所以皱着眉头；
邻居一个丑女误以为这就是美，便学西施的样子，结果更难看了。
后人把这种不善于学习、仿效的现象称为“东施效颦”。
这种不善仿效的现象，在当前的“三学”运动中也是有的。

有的同志不知道先进单位究竟“美”在哪里，看到人家干了件什么事，既不问人家为什么这样干，也不顾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就匆匆忙忙地胡乱模仿，结果适得其反，好经验没有学到，反而把工作搞糟了。

要学好先进，一定要克服这种“东施效颦”式的形式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学在点子上。

作者：肖政军
栏目：星火小集

电影《创业》里，党委书记华程提倡干部要有张“婆婆嘴”。
“婆婆嘴”虽然话多，但是，群众是欢迎的，因为话说得具体，说得实在。

然而，群众却不欢迎另一种话多的干部，因为他们有张“和尚嘴”。
他们虽然整天在你耳边嗡嗡，但翻来复去尽咕哝些套话、空话、废话，象和尚念经一样。
时间长了，叫人好不厌烦。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都敢讲话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但还要注意清除帮八股的流毒，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尽量把话说得实实在在。

据新华社九月十四日讯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张海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索科伊内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索科伊内总理在讲话中说，在贵国逗留期间，我们有机会会见了贵国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并同他进行了无拘束的交谈。
谈话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们极为欣赏华国锋主席的鼓舞人心的见解。
同样，我们在贵国停留的短暂期间同李先念副总理阁下进行了涉及我们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长时间的会谈。
在会谈中我们两方观点的相近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也表明了我们对全人类的正义与和平的共同关心。
坦桑尼亚为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这样良好的关系而感到自豪和高兴。

他说，在访问贵国的短短几天中，我们亲眼看到了贵国人民在建设一个更加富强和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这些出色的成就是在你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的感召和教导下，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和模范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不顾身、艰苦奋斗而取得的。

索科伊内总理说，中国在坦桑尼亚，在非洲，在整个第三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国家享有这样的威望，就迫使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捏造，旨在分裂全人类的国际解放和进步力量。
但是尽管有这些政治阴谋，坦桑尼亚和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没有上当，也不会上当。
他说，中国对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是举世皆知的。
他再次感谢中国给予坦桑尼亚的援助。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时说：今天，华国锋主席和索科伊内总理阁下以及坦桑尼亚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和谈话。
几天来，我们双方就当前的非洲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诚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中、坦桑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友好和富有成果的会谈。

他说，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友好来往源远流长。
在中、坦桑各自取得解放和独立以后，这一传统友谊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我们认为发展同坦桑尼亚的友好关系是我国的既定政策，一个繁荣富强的坦桑尼亚是符合坦桑人民和非洲人民利益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深切愿望。

李副总理说，索科伊内总理阁下访问期间热情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了中国对坦桑的援助，这是兄弟的坦桑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鞭策。
他说，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
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支持中国人民发展同非洲人民的友谊。
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先念副总理最后指出，索科伊内总理这次访问对增进中、坦桑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请贵宾们回国后，向坦桑尼亚人民转达中国人民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栏目：要闻简报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缅甸外交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九月十四日上午会见缅甸外交部长敏貌准将一行，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曼内斯库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九月十四日下午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到墨西哥访问

应墨西哥国防部长费利克斯·加尔万·洛佩斯上将的邀请参加墨西哥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一行，于九月十三日下午抵达墨西哥首都。

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在墨西哥陆军总监阿尔弗雷多·穆内斯·阿克略上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九月十三日讯 本社记者毕靖报道：最近，北京市公安局遵照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贺龙同志的儿子贺鹏飞等一批老干部的子女彻底平反，落实了党的政策。

林彪、“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间，以“反对文化大革命”、“为反动老子翻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莫须有的罪名和种种借口，把贺龙同志的儿子贺鹏飞及其他一些老干部子女关押，以办“干部子女学习班”为名，进行所谓“审查”和“教育”，有的被关押达五年之久。
这一批老干部的子女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贺鹏飞等青少年，目的是要在这些青少年身上打主意，阴谋打倒一批革命老干部。
林彪、“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在一份报告中说，要对这些青少年“严格进行审查，……弄清他（她）们的政治背景”。
在被迫害的青少年中，有一个以十四岁的郑小武为首的所谓“政治小集团”，他们的“罪名”之一是议论父母被冲击。

这个“学习班”强迫青少年们写父母的所谓“罪行材料”，即所谓“揭发反动老子”。
这些所请“罪行材料”，包括各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和哪些老干部来往，说过的话、写过的信，甚至衣食住行等等。
他们还让这些青少年“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挖反动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逼迫青少年指名道姓地辱骂自己的父母，否定革命的家庭，否定新社会。
为了捞到一些材料，他们不惜使用逼供、指供、诱供等各种非法审讯手段，百般折磨这些青少年。
他们还在老干部子女之间、老干部子女和其他少年犯之间挑动殴斗。
“学习班”日复一日的迫害，使这些青少年长期处于神经极度紧张和恐惧状态。

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的集中营。
进了“学习班”，就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在“学习班”不准随便交谈、走动，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些青少年常年吃不饱饭，一个少年要求每天增加一两窝窝头，被扣上“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帽子，受到批判。
青少年们有伤病也得不到治疗，有的被释放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学习班”还让这些吃不饱饭的青少年拉一两千斤重的车子，摧残他们的健康。

但是，严重的政治迫害和非人的待遇，并没有使这些青少年屈服。
他们多年来在党、团组织和革命前辈的教育下，政治上思想上成长较快，对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有所察觉。
他们多次理直气壮地提出质问：“为什么把我们抓起来？”
当有人宣布他们“有罪”的时候，他们提出抗议：“我们有什么罪！”
“拿出证据来！”
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贺鹏飞，始终牢记在周总理家里和父亲见最后一面时父亲对他的嘱咐：“不论我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这个信念千万不能变！”
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小伙伴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严词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对贺龙同志的诬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后代应有的气节。

到一九七二年初，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垮台，还有一些老干部子女未被释放。
林炎志等几个青少年满怀希望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但这封信又落到迫害他们的人手里，他们被打成了“反改造集团”。

随着我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被关押的老干部子女全部释放。
可是，“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并没有停止。
他们在“学习班”的材料却被装进了档案，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继续受到种种歧视。

北京市公安局经过复查，决定：对“学习班”的受害者，写出书面的平反结论；
并派人带着平反结论，到受害者所在单位，与领导同志和受害者本人见面，将平反结论列入本人档案，同时将档案中有关“学习班”的材料全部撤出销毁。
有的受害者因此影响入团、入党、升学、提干的，建议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此外，还召开了座谈会，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利用“学习班”迫害老干部及其子女的罪行。

现在，“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受害者，在北京的平反工作绝大多数已经做完，一些在外地的平反工作正在逐个进行。
对这次复查和平反工作，受害者及其家属和所在单位都比较满意，他们衷心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和对他们的亲切关怀。
在部队工作的贺鹏飞表示：今后要加倍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接好革命班，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争光！

新华社九月十四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三方会议已经进行了九天。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九月十三日在一次关于戴维营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显然正在接近会议的最后阶段”，但是，他不愿意预言这次会议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愿意预测会议将取得怎样的结果。
他说：在过去几天中，会谈的“激烈程度”增加了，在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显然有明显的分歧”。

戴维营会议是在萨达特和贝京于九月五日晚上到达这个美国总统的休养地后在九月六日正式开始的。
据宣布，卡特同萨达特和贝京在六日和七日一起举行了三次会议，此后他们没有再举行过三方会议，而是由卡特同贝京和萨达特分别举行会谈。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十日以后，会谈进入了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

白宫于十三日宣布，卡特决定把原定在本周末（十五日和十六日）到美国四个州进行的政治旅行推迟一个星期，因为“还不清楚（戴维营）最高级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新华社开罗九月十三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及总理马姆杜·萨利姆九月十三日说：“十月战争和萨达特总统的和平主动行动证明了以色列的那种基于占领别国领土的安全概念是不适当的，同时也证明阿拉伯人真心要建立公正的和平。”
萨利姆是在讨论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内阁会议上讲这番话的。

萨利姆重申，“只有尊重各方的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和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才能实现和平”，“只有解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这一中东冲突的关键问题，才能实现和平”。

新华社广州九月十四日电 以张一林为领队，赵国耀、王少魂为副领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足球队，应邀对泰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东南亚军人足球锦标赛，今天上午由广州前往曼谷。
这是中泰两国建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派体育代表队到泰国访问。

作者：昌子林
栏目：农村经济政策讲话之（六）

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这是现阶段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

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

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明确指出：“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党中央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有关规定，社员在优先发展集体经济，不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的前提下，可以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
可以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
可以从事小量的不便于集体统一经营的编织、刺绣、采集、渔猎、养蜂等副业生产；
可以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和竹木。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都归社员所有和支配，在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后，凡是政策允许的，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党的这些政策规定，是根据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客观情况制定的，是同当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不高，集体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品还不能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
商业、供销部门当前收购的农副产品中，家庭副业产品约占四分之一；
有些产品如猪、禽、蛋的比重还要大些；
野生药材和一些小土特产品，还有出口的许多工艺品，比如竹篮子、草帽、凉席、刺绣等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员家庭副业。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方面需要积极发展集体副业，壮大集体经济，逐步缩小社员家庭副业在农副产品来源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还需要继续鼓励和允许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样才有利于增加社会产品，活跃城乡市场，支援外贸出口。
同时，家庭副业对于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群众生活，也都是十分必要的。
湖北省钟祥县建新大队给社员养鸡算了两笔账。
这个大队社员养鸡比较多，每年交售给国家的鸡蛋，如果用来出口换外汇，每年可以从外国买回化肥十八万斤。
这个大队每户社员一年可向集体交鸡粪二百多斤，全大队可提供鸡粪六万多斤，施到稻田里，至少可使水稻增产两、三万斤。
社员养鸡挣来的钱，保证了日常零用所需。
社员经营好集体分配的自留地，同样是很有必要的。
社员在自留地种主粮和杂粮，可以增加口粮和家畜家禽的饲料；
种植蔬菜，可以满足社员生活的需要；
还可以种极少量的经济作物等等。
社员自留地的产品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后，可以出售，以增加现金收入，解决社员零用的需要。
由此可见，不论从国家、集体、个人来讲，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前都是不能取消的。

粉碎“四人帮”，家庭副业重新兴旺起来

“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大割大砍，乱加干涉。
在“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不少地方“自立菩萨自盖庙”，制定了许多“土政策”，如不准社员上山采集野生植物，不准搞编织、种药材，不准私养母猪和家禽，不准房前屋后种植果木，甚至有的地方强行收了社员的自留地。
社员家庭副业的门路也被卡得死死的，造成许多资源白白浪费，不少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有些濒于断产绝销，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如承德、张家口山区，漫山遍野的野生黄花菜，是河北省特产之一。
在“四人帮”横行时，当地有关部门下了不准社员上山采搞野黄花菜的“禁令”，黄花菜产量急剧下降，由每年收购两万斤以上，一九七六年下降到一千九百斤，大批黄花菜白白烂在山上。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正在贯彻落实，“四人帮”在家庭副业问题上搞乱了的是非逐步得到澄清。
农村广大干部社员清楚地认识到，社员的家庭副业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因为社员的自留地是集体分配的，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进行的；
社员的主要收入来自集体，生活主要靠集体经济来满足，家庭副业只是补充集体经济的不足。
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
分清了路线是非，各级领导理直气壮地支持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原来取消的自留地退给了社员，许多“土政策”废除了，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家庭副业又重新兴旺起来。
以山东省安丘县小吾山大队为例，这里社员历来有饲养家兔的习惯。
由于“四人帮”破坏正当的家庭副业，一个时期，这里曾把发展家兔当作“发家致富”来批，使这个大队先后有四十户平了兔子窝，兔子交售量最低减少到三百只。
打倒“四人帮”以后，大队党支部认真落实奖励养兔的政策，带来了人高兴，兔兴旺的喜人景象。
一九七七年全大队家兔饲养量猛增到四千四百七十只，向国家交售三千五百五十只，共收入七千五百元，平均每户交售四十一只，每人收入十八元二角。

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补充

农村集市贸易主要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补充。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国家商业有计划地进行的，通过这一种流通渠道交换的商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但是由于农村人民公社还保留着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国家商业目前还不能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要，不可能把他们自给多余的农副产品，尤其是时间性很强的鲜活产品，如仔猪、菜秧、小鸡、小鱼、小虾等全部收购上来。
同时，当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绝大多数还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从集体分到的生活资料在数量和品种上也各不相同，有的自给有余，有的所需不足，这就需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另外，生产队的个别产品是国家商业一时不经营或者很少经营的，如耕畜、饲草之类，也需要在队与队之间互相调剂。
可见，集市贸易对于促进农村物资交流，安排好社员生活，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是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允许的。

我们所说的集市贸易，是在国家管理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市场，不是无组织无管理的“自由市场”。
按照党的政策规定，集市贸易的对象除少数城镇居民和生产队外，主要限制在社员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不准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到农村和集市采购农副产品；
严禁长途贩运，倒买倒卖，投机倒把；
在集市上只能交换未纳入国家计划的零星、次要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以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政策允许上市的某些产品的多余部分；
在集市出售商品的价格，市场管理机关要根据供求情况，规定一定的幅度，加以控制，指导买卖双方协商成交，不能放任自流。
只要坚决按上述规定去做，集市贸易就能发挥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必要的补充作用。

“四人帮”诬蔑集市贸易是什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致使一些地方不顾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就硬行关闭了集市，结果给社员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
他们说，“关了集市贸易，卖的卖不脱，买的买不到，多的在家发愁，少的急得跺脚，真是‘和尚脑壳’——没发（法）”。
尤其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的所谓“哈尔套经验”，名为用“社会主义大集”取代集市贸易，实际上是取消农村正当的集市贸易，为资本主义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以办“大集”为名，强行摊派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逼得有些社员只好从黑市高价买了东西再去“大集”上交售，造成黑市活动猖獗，资本主义泛滥。
群众愤怒地说，这种大集纯粹是“坑人集”、“害人集”。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一些硬行关闭的集市陆续恢复，补充了国家商业的某些不足，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承认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当然也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
由于农民还带有某些小商品生产者的特征，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严重的人，可能利用这些途径去搞损公肥私、投机倒把的非法活动，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冲击国家计划和国家市场。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强领导和管理，对违犯政策的现象进行必要批评，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只要这样做了，这种消极作用是完全可以克服和受到限制的。
农村商业部门还要加强领导，积极增加农村商业网点和代购代销点，改善经营作风，扩大购销活动，逐步把社员家庭副业产品纳入计划轨道，减少集市成交量，为今后逐步代替集市贸易创造条件。
（昌子林编写）

栏目：农村经济政策讲话之（六）

安徽天长县食品收购站职工，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罪行，积极做好家禽春孵繁殖工作，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生产。
这是社员在选购小鸡。
新华社通讯员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