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和伊朗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今天上午在伊朗外交部签字。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伊朗外交大臣加塞姆卢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协定说，中伊双方将根据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照顾双方的利益，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两国间的文化、科学和技术关系。
协定指出，双方将促进文学、艺术、哲学、宗教、考古和历史等方面的资料和出版物的交换。
协定还就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交流作了安排。
伊朗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外交大臣马努切赫·泽利，负责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副外交大臣穆泰扎·加迪米·纳瓦伊，伊朗驻中国大使马哈茂德·埃斯凡迪亚里等。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等。

华主席同巴列维国王单独会谈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华国锋主席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今天下午在萨达巴德宫国王的办公室里单独举行了友好会谈。
（附图片）
08月31日，华国锋主席同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继续会谈前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华主席接见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人员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华国锋主席今天晚上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全体成员、新华社驻德黑兰分社工作人员、中国民航驻德黑兰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常驻机组人员、中国在伊朗的体育教练、教师和留学生，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参加接见的有随同华主席来访的纪登奎、赵紫阳、黄华等同志。

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提高产品质量
从今天起在全国工交战线上，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质量月”活动展开了。
这是解决当前工交战线生产过程中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战役，希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把它抓紧抓好。
粉碎“四人帮”以来，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有所好转。
特别是近一个时期，许多部门和地区做了大量工作，召开各种抓质量的会议，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访问用户，征求意见，检查产品质量。
一些部门和企业单位的负责人亲自“背”回不合格的产品，并举办展览，教育干部和群众。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质量信得过”等产品质量竞赛活动。
所有这些，对质量的恢复和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产品质量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当多的产品，质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质量月”活动中，我们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对产品质量进行一次大检查，对提高产品质量的重大意义进行一次大宣传、大讨论，对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一次大整顿，使产品质量有一个大提高。
质量问题，也是一个路线问题。
没有高质量就没有高速度。
加快速度，必须增加数量。
但是，这个数量必须是合乎一定质量要求的数量。
质量提高了，可以大大降低物质消耗，用同样多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人力和设备，就能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产品；
质量提高了，产品的寿命长、性能好、效率高，一个顶几个用，就等于产品成倍、成几倍地增加；
质量提高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盈利，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建设资金，就能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反之，产品质量不好，数量再多，没有使用价值，或者不好用不耐用，都会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
我们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质量第1的思想，以搞好产品质量，带动数量的提高，品种的增加，消耗的降低，技术的发展。
我们应当把产品质量当做全面实现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中心来抓，把工作真正转移到质量第1的轨道上来。
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强调指出：
要重视产品质量，要十分认真，精益求精。
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坚决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
大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口井质量不好，把井填了重打；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不好，推倒重来；
机修产品不合格，由常委书记“背”上，到各钻井队讲自己出废品的教训。
他们做到工程质量全优，生产的油品全部合格。
大庆的这种精神，就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们就是要大大提倡学习这种精神。
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产品质量就能迅速提高。
提高产品质量，关键在领导。
大量事实说明，只要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搞好企业整顿，产品质量是不难解决的。
现在，质量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同志的注意，但也有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质量第一挂在嘴上，数量第一抓在手上”。
有些企业的领导，对产品质量不负责，马马虎虎，甚至弄虚作假，以次充好；
对产品质量存在的严重问题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对广大用户和群众强烈要求迅速提高产品质量的呼声充耳不闻，默然处之。
这是一种严重失职的表现，甚至是犯罪行为。
这种现象不能容许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要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
关于产品质量问题，《工业三十条》已有明文规定，中央也已三令五申，各方面反应很强烈，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应当使国家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我们一定要极端负责地为用户服务，不合格的产品一定要由企业的领导“背”回来，包修、包换、包退。
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工厂矿山也是一个促进。
整顿质量，还要批判那种不做主观努力，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外因论”。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主要是领导问题，管理问题。
应当从主观上找原因，改进工作，而不应当埋怨别人，强调客观。
即使属于原材料、外购件问题，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来说，也要从找“内因”上来解决，来改进。
只要互相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把自己的产品质量搞好，互相支持，不是互相推诿，各种产品的质量问题，不是都好解决了吗？
提高产品质量，最根本的是要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
同时，要结合整顿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要严格质量责任制，从各级领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每个工人，都要有明确的岗位职责，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
要充实和加强质量检验机构，建立专职检验和群众自检、互检相结合的制度，严格产品质量检验。
领导要支持检验人员的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
对于打击检验人员执行国家规定任务的恶劣行为，一定要严肃处理。
对生产优质和劣质者，要赏罚分明。
在提取企业基金和奖金的时候，首先要看产品质量的好坏。
产品质量好、消耗低，而且品种对路，产量越多，给的奖励应当越多。
质量不好、消耗高，尽管产量多，不但不给奖，而且还要批评。
产品质量不好，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有关负责的人员应当承担责任，并给予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还要大力加强基础工作，把工艺、图纸、设备、工卡具等整顿好，充实测试手段。
认真搞好文明生产。
加强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工作，努力生产用户满意的质量更高的新型产品。
现行的制度、规定、办法，凡是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都要进行修改，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开展“质量月”活动，集中一段时间，大搞群众运动，这是提高质量的好形式。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和有关的组织工作，抓好地区企业产品的检查评比，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的好人、好事、好经验，真正树立起“生产优质品光荣，生产劣质品可耻”的风尚。
提高产品质量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做大量的艰苦扎实的工作，切不可一阵风，“质量月”一过就松懈下来，而要持之以恒，一抓到底，抓住不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现在的“质量月”活动开始，下定决心，在今年内把所有产品的质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已经达到的，要朝着赶超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进军，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狠批“外因论”采取有力措施　提高煤炭质量
煤炭部领导到现场研究解决问题
各地煤矿也纷纷派出领导干部走访用户，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08月30日电
在开展“质量月”活动中，煤炭工业部和各地煤矿狠批“外因论”，纷纷派出领导干部，就煤炭质量不好和装车亏吨等问题，走访用户，征求意见，并在现场研究解决问题。
目前，一些煤矿存在着煤炭灰分高、矸石多和装车亏吨等问题。
为了教育干部、群众提高煤炭质量，煤炭部最近把一些用户反映煤质不好的来信印发全国煤炭系统，要求发动群众开展讨论，揭矛盾，查内因，深入批判在煤炭质量问题上强调客观、无所作为的错误思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08月21日，煤炭工业部部长肖寒带领参加全国煤炭工作会议的各省局、矿务局的领导干部共二百多人，到北京热电厂征求对煤质、亏吨问题的意见，并到现场观看煤质情况。
供应这个热电厂用煤的大同、兴隆、乌达矿务局的同志，就煤质不好和装车亏吨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了改正的决心，提出了措施。
肖寒部长讲了话，表示要坚决采取措施，提高煤炭质量。
07月下旬以来，安徽省煤炭局和淮南、淄博、义马、海渤湾、包头、舒兰等矿务局的领导干部也分别访问了用户。
淮南发电厂是淮南矿务局的老用户。
由于矿务局供应的煤炭中石块、铁块、木块多，电厂卸煤、磨煤系统的安全运转受到威胁。
淮南矿务局党委书记在访问时耳闻目睹这一情况，深感不安。
为了教育煤矿的干部和工人，矿务局在电厂协助下办了个现场展览，由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带领各矿矿长、煤质科长、采掘区队长等六十多人，第2次登门参观展览，向电厂赔礼道歉，听取意见，并把展出的矸石、杂物“背”回各矿，大张旗鼓地对职工进行质量教育。
局党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提高煤炭质量的措施，制订了七项质量管理制度。
目前，煤炭部正召集有关企业一个一个地落实提高质量的任务，要求那些至今仍不重视质量的单位，进行开门整风，揭露矛盾，限期改进；
同时要求认真执行煤炭送货办法，按合同办事，严格验车，坚决实行超灰分扣产量的制度。
由于煤质不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有关煤矿要作出补偿。
许多矿为了保证煤炭质量，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正逐步把访问用户形成制度。

纪副总理同伊朗政府大臣就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举行会谈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经华国锋主席和巴列维国王商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同伊朗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三位大臣就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
这三位伊朗大臣是：
经济和财政事务大臣穆罕默德·耶加内，工矿业大臣穆罕默德·礼萨·阿明和商业大臣穆罕默德·礼萨·维什卡伊。
双方一致表示同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两国贸易，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就此商定了必要的措施。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和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

纪登奎副总理等参观巴列维博物馆和珍宝博物馆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随同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赵紫阳和外交部长黄华等今天上午在德黑兰参观了巴列维博物馆和珍宝博物馆。
巴列维博物馆是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大帝在一九三三到1936年建造的。
这个博物馆又叫大理石宫，是用淡绿色的大理石修筑的。
博物馆里有很多展览室，其中有些展览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伊朗的侵略以及巴列维王朝争取独立的斗争。
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客人的很大兴趣。
珍宝博物馆是伊朗中央银行的一个珍宝保险库。
它收集了几个世纪以来伊朗王室的珍贵的珍珠和宝石以及凯加王朝和巴列维国王的珠宝王冠。
博物馆中有一个由五万一千多颗红蓝宝石镶成的地球仪，还用波斯文标出了中国的位置。
这些展品充分反映了伊朗劳动人民的精湛工艺和智慧。

经委等单位联合举办工交战线“质量月”广播电视大会
动员广大职工打好质量大胜仗
康世恩副总理对全国工交战线开展“质量月”提出具体要求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今天下午在北京政协礼堂联合举办了“全国工交战线‘质量月’广播电视大会”，动员全国工交战线广大职工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奋斗。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大会上讲了话，大庆、鞍钢等十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向全国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提出了搞好“质量月”活动的倡议和挑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大会。
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康世恩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了目前工业产品质量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严厉批评了那些对产品质量不负责任的恶劣行为。
接着，康副总理对全国工交战线开展“质量月”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1、每个部门、每个地区、每个企业，都要动员群众，揭露产品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产品质量的罪行，并且检查自己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第2、要大摆产品质量不好造成的危害，使大家都认识到，产品质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树立质量第1的观点，把自己的工作转到质量第1的轨道上来。
第3、要认真、切实地把质量管理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基础工作搞起来。
各部门、各地区现行的制度、规定、办法，凡是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都要进行修改。
康副总理强调指出，华主席多次指示，对产品质量要重视，要十分认真，精益求精。
我们一定要通过“质量月”的活动，切实抓出成效，在质量上打一个大胜仗，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
在今天的大会上，大庆油田第1采油指挥部中一队指导员于德海、“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陈福汉、鞍钢二十名劳动模范和质量标兵的代表“矿山铁人”王君绍、马恒昌小组现任组长马江林等十位同志，各自代表本单位向全国工交战线各行业提出了搞好“质量月”活动的倡议和挑战。
他们一致表示，要积极动员起来，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指示和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通知精神，集中时间、力量，大打产品质量翻身仗，努力做到高质量、高速度、高水平，全面、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用优异成绩向国庆二十九周年献礼！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委和国务院工交、财贸各部、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工交战线一些先进单位的代表共一千四百多人。
全国工交战线厂矿企业的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家属，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收听、收看了今天的大会实况。

为《三上桃峰》平反
文化部理论组
编者按：
“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在1974年初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并借此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是一大政治阴谋。
现已查明，他们强加给晋剧《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无中生有，诬陷捏造。
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这个事件，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口号另搞一套、阴谋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组成部分。
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在所谓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中被诬陷为“毒草”的作品以及由此遭到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平反昭雪；
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假左真右的文艺路线，以及“四人帮”在《三上桃峰》事件中所使用的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恶劣作风，必须深入揭批。
本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曾发表初澜的毒草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我们愿和广大读者一道，为肃清“四人帮”在《三上桃峰》事件中所造成的流毒和影响，共同战斗。
“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一手炮制的“《三上桃峰》事件”，今天终于真相大白：
他们把这出戏打成“大毒草”，是一个用心狠毒的政治阴谋；
他们给这出戏所加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
晋剧《三上桃峰》彻底平反了，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也是我国文艺界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党的文艺政策进一步得到调整和落实的标志。
这是一件值得全国文艺界拍手称快的大好事。
一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在1974年初。
当时，“四人帮”及其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亲信于会泳，抓住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一个剧目《三上桃峰》，制造了一个重大的阴谋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所谓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的轩然大波。
这个事件在文艺界造成祸害之严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上桃峰》写的是两个生产队买卖一匹病马的故事。
它批判了本位主义思想，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是一出比较好的戏。
但是，“四人帮”及其亲信别具心肠，恶人民之所好，竟指鹿为马地诬陷它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给它加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吓人罪名。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炮制了一篇题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黑文。
姚文元亲自为它作了十一处修改，还加了关键性的一句：
“‘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
值得我们深思。”
文章经江青、张春桥定稿，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抛出，由全国三十二家报刊转载，霎时间搞得全国舆论界阴云密布。
“四人帮”的亲信于会泳多次在大会上狂吠：
这出戏的上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上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相呼应的”。
他唯恐这一口咬得还不够狠，又把这出戏和山西一个评论工作者赵云龙同志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
这篇文章批评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的手段和文艺的目的混为一谈。
于会泳说这篇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
他们还盗用国务院文化组名义，电催各省、市、自治区详细汇报各地批判《三上桃峰》的进程和反映。
于是，在1974年春天，批判《三上桃峰》就象一场瘟疫，蔓延全国。
不到两个月，各地报刊就登出五百多篇批判文章；
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召开了批判大会。
全国各地到处抓“三上”、“四上”和“五上”；
打倒“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的狂澜平地而起。
一时冤案迭出，谈“马”色变。
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连环画册《大红马》奉命立即停印。
后来连“牛”也遭了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这样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
湖北有个儿童剧《桃山新苗》，因为剧名沾了一个“桃”字，县委和地委都专门开会，重新研究。
“四人帮”淫威所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革命文艺工作者人人自危；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都被践踏殆尽。
人们不禁要问：
对这样一出普通的戏，“四人帮”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
其原因，于会泳在一封密信里有所透露：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把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正说明“四人帮”及其亲信在政治上有这种需要。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需要呢？
众所周知，林彪自我爆炸，这对早已与他结成反革命联盟的“四人帮”也是一个打击。
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决按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
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受到抵制和批判。
党的一系列政策重新被提出来并要求落实。
威力所及，连“四人帮”控制最严的文化教育部门也受到一些影响。
特别使大家兴奋的是，一些功劳大、威信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开始得到解放，正准备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在这样的革命浪潮面前，“四人帮”如坐针毡。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用不了多久，他们这一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政治“打、砸、抢”起家的人，将要失去立足之地，篡党夺权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这对于权迷心窍，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反革命野心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于是，他们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加以歪曲，不批林，假批孔，大批“周公”，把一切明枪暗箭统统收拾到一起，对准一个目标：
打倒周总理，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中组阁上台。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三上桃峰》来京参加会演。
这个戏写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没有把思想上有本位主义错误的大队长当成走资派，也没有把一个因为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而犯了错误的落后社员打成阶级敌人。
它大胆地突破了当时“四人帮”钦定的金科玉律。
在这个戏的面前，“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亲信同样感到脚下的大地有些不稳，如不立即反扑过去，就很难稳住自己的阵脚。
于是阴谋策划用批戏来打“黑线回潮”，既加强了打击周总理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攻势，又堵住了突破“三突出”创作模式的潜流，收一箭双雕的奇效。
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保卫战”，就在这种反动、卑鄙、龌龊的阴谋盘算下揭幕了。
二
卑鄙的目的决定了卑鄙的手段。
“四人帮”及其走狗为了实现上述阴谋，捏造、陷害、收买、恐吓、盯梢，……无所不用其极。
在他们眼里，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实事求是的作风，统统等于零。
《三上桃峰》这个戏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0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
而抚宁县正是王光美炮制“桃园经验”的地方。
“四人帮”及其亲信仅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通讯反映的是“‘桃园经验’的‘结果’”，因此戏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
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据初澜考证，王光美在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于是他们又一口咬定，这个戏是为王光美，也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
现已查明，上述两条根本不是事实。
《人民日报》所发通讯《一匹马》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写的，所歌颂的刘义庄大队和大刘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与王光美蹲点炮制“桃园经验”的桃园大队毫不相干。
何况通讯所讲的事发生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之后，即1965年春天，当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已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
送马的事更加荒唐。
桃园大队的干部群众早在1974年看到初澜黑文的当时，就抗议说：
大红马是我们向北京红星公社买的，有发货票可以作证，与王光美毫无关系。
而且通讯《一匹马》报道抚宁县长给刘义庄大队桑园二队送马的事，发生在1965年春，要比初澜编造的王光美送马整整早一年。
由此可见，“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定《三上桃峰》为大毒草的全部依据，纯属捏造。
不仅如此，在会演中，“四人帮”的亲信指使一个追随者在批判大会上血口喷人，咬定他曾经事先提醒山西省文化方面负责人说，此戏所写的故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力图把有关人员打成存心要为刘少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同时，他们杀气腾腾地威胁山西省会演代表团说：
上演《三上桃峰》“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戏？”
“这么大的事，完了？
没有这么简单，完不了的！”
他们还暗地里派人严密监视代表团领导干部的行动，通过窃听，记录了每一个往来的电话。
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同志，因此而被批斗。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逼迫演员们顶着为刘少奇翻案的如山大帽，为接受批判而演出。
演员们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挥泪登台，以致难以终幕……
“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利用这个戏上攻敬爱的周总理，下整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手段之阴险毒辣，同我国历朝的文字狱制造者以及著名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的所作所为比起来，毫不逊色；
而迫害规模之大，则超过历史的记载。
赵云龙同志就在这场灾难中被迫害致死；
全国各地因此受批挨斗、隔离、撤职以至关进监狱的，为数不少。
《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典型一例。
它告诉我们：
在这一帮靠搞政治上的“打、砸、抢”起家的暴发户的“宝座”下面，血泪斑斑，冤气冲天。
今天，为《三上桃峰》平反，就是要拆穿《三上桃峰》事件的全部西洋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三
《三上桃峰》事件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只要指出几点就可以看到总结这种经验教训的重要性。
“四人帮”及其亲信攻击《三上桃峰》“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其实，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正是他们自己。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与阶级之间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三上桃峰》反映农村思想阵地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通过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来表现的。
这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极重要的和带规律性的问题。
“四人帮”及其亲信却指诬忠实地反映这个问题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说什么戏中主人公只顾“马情”，不顾“敌情”。
他们要把戏中有本位主义错误思想的大队长定为走资派，把因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而犯了错误的社员当作地富分子或反革命处理。
要言之，他们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把思想问题（同样，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业务问题等等）当政治问题来处理；
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抹去“人民内部矛盾”这回事。
这种观点正是用假左的面目来修正和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因为从“左”边来，所以特别容易迷惑人，为害就更大。
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论办事，把人民当敌人对待，结果从反面动员了群众，最终被打倒的还是他们自己。
“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兴亡史生动地说明，顽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注定要灭亡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反面教训。
“四人帮”及其亲信给《三上桃峰》扣上一顶又一顶大帽子，用的是同一种方法：
无中生有，指鹿为马。
照此办理，任何“论据”都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提包里拎出来。
他们把自己装扮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开口革命路线，闭口共产主义。
他们批判一切，过问一切，仿佛世界上只有靠他们才有太阳在空中照耀。
其结果是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成了弥天大罪，信口雌黄、强词夺理成了时髦。
只要不合他们篡党夺权的利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统统成为政治问题。
但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一门科学，决不是旧上海滩上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
事实充分证明，他们手里并没有真理，有的只是政治流氓的那套诈骗术和索隐术，关于《三上桃峰》的那些胡说八道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的文艺批评，决不能搞“四人帮”捕风捉影、主观臆测那一套，一定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坚持走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道路。
“四人帮”及其亲信把《三上桃峰》打成大毒草，凭借的是权力和阴谋。
他们根本没有，也不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在艺术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
没有科学真理作为内容的权力，从本质上看，只不过是纸老虎。
但是，在他们的本质还没有暴露以前，在他们的权力还起作用的时候，这种只有阴谋、没有科学真理作内容的权力，却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量。
只要你对他们说出半个不字，那就棍帽齐飞，六法（揪、批、斗、关、管、杀）同下。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或科学工作者生命都危如累卵，哪里谈得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三上桃峰》的遭遇不就是一个典型吗？
你说要写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戏，把思想问题真正当作思想问题来解决，他们就指责你宣扬孔孟之道，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你还来不及分辩，批斗已经开始；
在后面等着你的还有许多的“绝招”和法宝。
文艺之花只能在寒风中颤慄。
“齐放”既办不到，“争鸣”更不可能。
《三上桃峰》事件从反面表明：
要按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办事，必须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上桃峰》在遭受残酷镇压以后四年，终于重见天日。
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坚决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这件事牵涉的面很广，但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写过一点错误文章的人，不是受害者就是受骗者。
我们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以“四人帮”为首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让我们借《三上桃峰》平反的东风，推动文艺战线大好形势迅猛发展，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使党的文艺事业空前繁荣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政策定人心　政策鼓干劲　政策促生产
浙江省委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调
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全省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据新华社杭州电
本社记者郭说传、沈世纬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被“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的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恢复和健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调动了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乱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搞乱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浙江省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灾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浙江省委和各级党委认识到，要把浙江的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靠党的路线和政策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省委第1书记铁瑛先后深入台州、温州、宁波等地区的一些社队调查研究。
在省委的带动下，各地、县委书记迈开双脚，纷纷到社队第1线去作调查。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省委强调指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重点是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要采取切实措施，从各方面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村社队和社员增产增收。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省不少社队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不健全，会计帐目混乱，财务不民主，经济无核算。
有些地方超支挪用、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社队分配不能兑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委从抓去年年终分配兑现着手，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城乡结合、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方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认真整顿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
这样做的结果，使全省多数社队做到了增产增收，分配兑现。
去年年终决算，全省农村总收入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一七，粮食分配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八，社员平均口粮比1976年增加十斤。
在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方面，省委要求各社队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
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省委强调任何部门不经批准，不准私自招雇生产队的劳动力，不准扣留挪用国家拨给生产队的经费，不准用任何借口向生产队索取或低价购买各种农副产品，不准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物资盖楼堂馆所。
公社、大队要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严格控制非生产用工。
农田基本建设既要发动群众大干，又要不搞一平二调，注意解决好合理负担问题。
省委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违反中央政策精神、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公开向群众宣布一律废除。
要求各地对重大的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不能自行其是，乱订政策。
省委重申社员自留地种植品种，由社员自行安排，不得限制。
社员可以饲养猪、羊、鱼、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
社员可以利用工余时间，从事不便于集体统一经营的编织、刺绣、采集、渔猎、养蜂等正当家庭副业。
浙江省委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在政策上拨乱反正，首先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
只有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流毒，消除“余悸”，治疗“内伤”，才能使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四害”猖獗时，“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帮派体系大肆兜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黑货，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造成了思想混乱。
有不少干部对落实政策顾虑重重，心有余悸；
有的畏首畏尾，遇到问题绕道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浙江省委组织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分清是非。
不少地委、县委书记亲自动手，带头贯彻党的政策，帮助基层干部消除“余悸”。
不少地方还把基层干部集中起来轮训，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和经营管理水平。
政策定人心，政策鼓干劲，政策促生产。
今年全省春粮获得丰收，油菜籽大幅度增产。
目前，全省一千八百多万亩早稻已收割完毕，比去年增产。
不久前，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党中央转发的湘乡县的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同时，省委参照湘乡县经验，制定了《关于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若干规定》（草案），以进一步把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落到实处，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农业的步伐。

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亲自抓政策落实
广大社员赞扬说：
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有奔头了。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今年以来，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亲自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效果显著，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过去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八、九亿斤。
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四人帮”及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许多现阶段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全省农业的发展，出现了每人粮食占有量下降，商品率下降，给国家上交粮食下降的严重情况。
这个情况使省委清楚地看到，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拨乱反正，高速度发展黑龙江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今年上半年，省委第1书记杨易辰先后三次深入到嫩江、绥化、松花江三个地区的十九个县，详细了解农村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倾听县、社、队干部和群众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呼声和意见，和他们共同讨论研究当前在落实政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总结推广经过实践检验而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指导全省面上的工作。
杨易辰到甘南县调查时，听说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这几年经济政策落实得比较好，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高，生产上得快，对国家贡献大，就特意来到这个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劳动，共同研究他们的经验，勉励他们不断前进。
同时，他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总结兴十四大队的经验。
这个典型经验推广后，对全省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搞好社队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半年多来，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认真调查，为研究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省委常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若干规定》，重申了现阶段党在农村一系列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正确政策。
省委的这些规定，传达到农村后，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都赞扬说：
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有奔头了。
党的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农村社队普遍出现社员出勤率高、劳动效率高的欣欣向荣景象。
据省里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已有八万多外出单干的劳动力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
目前，全省八千多万亩大秋作物多数禾苗茁壮，长势旺盛，好于去年，为夺取今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怀念罗瑞卿同志
吕正操
罗瑞卿同志的不幸逝世，有如晴天霹雳，我的心一直不得平静。
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公安保卫等各方面都难得的人才，对党忠诚、热情豪爽、嫉恶如仇的老首长、老战友，竟这样骤然地离开了我们，令人万分悲痛！
回忆与他一起甘苦与共的难忘岁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永志不忘。
我第1次见到罗瑞卿同志，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的第3天。
当时，我和东北军张学良身边的服务人员同住在张公馆里。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
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
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
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
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幽默。
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
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
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
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1939年冬，我到达晋察冀，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和贺龙同志。
罗瑞卿同志正好带领抗大部分师生也来到这里，这时才知道当年的高个子就是罗瑞卿同志。
故友重逢，格外亲热。
他虽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但是我们毫无拘束，纵谈过去，讨论国内外战争形势，谈论得十分热烈、融洽。
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领会很深，阐述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方针、策略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深入浅出，使我们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带领部队转战到太行，罗瑞卿同志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是我的上级。
这期间，我常向他汇报工作，每一次他都是认真地听取，提出中肯的意见。
他十分关心部队政治工作，热心提倡部队文体活动，我们时常在一起看球赛，参加群众性文艺活动。
罗瑞卿同志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待人平等，和干部、战士亲热得很。
操场上、晚会上经常有他出现。
这既反映了革命队伍新型的阶级兄弟关系，又给当时在敌后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的部队带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鼓舞着部队克敌制胜、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
全国解放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我在铁道部工作，相互之间交往更多，时常一同跟随毛主席的专列外出，在主席身边聆听教导。
罗瑞卿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心耿耿，毛主席参加一些活动，他都亲临现场布置和检查保卫工作。
一次参观工展，整整三天的时间里，看不到他有睡觉的时候，那种勤奋忠诚保卫毛主席的精神，使我感受极深。
后来，他任总参谋长，我兼任军交部的工作，经常得到他对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指示。
有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修铁路和训练的关系认识不清，罗瑞卿同志察觉后，及时指出，铁道兵真正的训练就是修路，修路就是练兵。
他勉励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遭到诬陷迫害，我们的罗瑞卿同志首当其冲，是受迫害最为惨重的一个。
尽管如此，他仍关心着其他受迫害同志的安危。
当有人通过他“调查”干部的所谓“罪证”材料时，他大义凛然，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甚至当面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愤然指出：
“你们可不要上了敌人的圈套！”
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这种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
我和罗瑞卿同志一别十年，第1次重逢时，他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暴行，直言不讳。
他对林彪、江青一伙埋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早有察觉，有其坚定不移的看法，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恨之入骨，抢先下毒手，采取了极其卑劣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横加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同志重新任军委秘书长，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身残志更坚，为了把军队整顿好，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勤奋工作，夜以继日。
每当我找他谈工作时，总看见他案头上文卷堆积如山，找他谈话的人接连不断。
他虽然无端被迫脱离工作多年，但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仍然十分敏锐确切。
他经常对我说：
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军，整顿好部队。
他非常关心铁道兵的建设，一见面总要询问各条新线进展情况，连一些干线设计、走向都问到了。
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振奋精神，加快步伐，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罗瑞卿同志不愧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抓纲治军的得力助手，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多做、做好各项工作。
　（原载08月31日《解放军报》）

“磨难虽多心无瑕”
——悼念敬爱的瑞卿同志
郝治平
我不愿意相信：
瑞卿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
不久前，他还充满活力地对我和孩子们说：
“让我们全家来一个竞赛，看谁为党和人民工作得更多。”
不久前，他还慷慨自许：
“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跟随华主席，继续新的长征！”
党和人民也对他寄予着巨大的期望。
谁想到，壮志未酬身先逝——正当他以病残之躯，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发前进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走了生命！
实际上，夺走他的生命的，是万恶的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
瑞卿同志的身体本来很健康。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他都以精力旺盛著称。
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对他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残酷迫害，他何至于病残交加，何至于现在就离开我们啊！
林彪为什么迫害瑞卿？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世。
根本原因是：
瑞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因而被林彪视为他篡党窃国的一个障碍。
瑞卿一向很珍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林彪的哗众取宠，蛊惑人心，早就有感觉。
他为人又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对林彪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例如所谓“顶峰”，所谓“最高最活”，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觉得有问题，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
这就刺痛了林彪。
林彪纵容他的老婆胡作非为，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拨弄是非，造谣惑众，甚至凌驾于总部负责同志之上指手划脚。
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瑞卿极为厌恶，十分气愤。
1965年，林彪一伙在策划把他的所谓“突出政治”的“指示”印发部队时，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如何下连“蹲点”，如何发现了所谓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
瑞卿觉得这样不好，就坚决主张把前言删去。
瑞卿这样做，完全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但是，这对于正在网罗培植党羽、阴谋篡党夺权的林彪来说，却十分恼火。
林彪一伙也曾对瑞卿多次施展又打又拉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
1965年开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因为林彪长期养病，久不露面，经有关负责同志议定，由瑞卿作总结发言。
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说瑞卿“搞背后活动”，超越了职权，逼令瑞卿“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
其实，商议由谁作总结发言时，林彪的老婆也是在场的，“背后活动”纯系乌有。
林彪唱了一通红脸，他的老婆又来扮演白脸，她打电话让瑞卿到林彪那里去，对瑞卿极力拉拢，说什么林彪只是对最亲的人才发脾气，要瑞卿不要介意；
说什么林彪那些年身体不好，要不是瑞卿，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好的局面。
谈话时还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叫到旁边。
瑞卿回来后非常生气，说：
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这样严肃的事情，怎么让他老婆插手？！
怎么让他们的孩子掺合在中间？！
他嘱咐对林彪一伙要保持警惕。
这一切，当然使林彪耿耿于怀。
正象瑞卿后来讲的：
“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
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被林彪一伙迫害期间，瑞卿和我们一家受到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们叫嚣医疗为专案服务，不仅不给瑞卿的腿进行治疗，而且在所谓治疗期间还一次又一次地高压审问，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批斗”。
甚至以不治腿为要挟，逼瑞卿承认被强加的“罪名”；
最后竟下毒手，毫无道理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以致造成了终身残废！
他们不仅把瑞卿和我关了起来，把我们的一个儿子也强行抓走，四年多杳无音信。
他们一再到我们家里胡搅蛮缠，甚至我们一个孩子和总理在一起合照的照片，他们也要强行夺走。
他们给瑞卿捏造了一连串可怕的罪名，什么对林彪“搞突然袭击”，“封锁”林彪，“要夺国防部长的权”，什么“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等等，必欲在政治上置之死地。
瑞卿虽然备受折磨，但并没有屈服于林彪的淫威，并没有稍稍磨损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
有一次，我和瑞卿一起被拉出去“批斗”，林彪一伙操纵一些人要把我们被“批斗”的情景拍照下来。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为所欲为。
瑞卿凛然地说：
“抬起头来，让他们照！”
从这短短的话里，我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敢于抗拒一切恶势力的正气。
瑞卿坚信真理是在自己手里，坚信最终受审判的不是我们，而是这幕丑剧的操纵者，所以，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而是对林彪一伙投以极大的蔑视。
瑞卿被迫害期间，精神上感到最痛苦的，是被诬陷反毛主席。
记得1966年，瑞卿开始被林彪一伙打击陷害时，我担心他精神上支持不住，每天晚上，总忍不住走出来，望一望他房间的窗子。
窗子总是关着，窗帘也拉着，但透射出来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房间，劝他早点休息。
他说，他睡不着。
他沉默地坐在书桌前，神情十分沉重。
突然，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滚下来，低沉的话语也好象被泪水浸湿了：
“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头一次见他掉泪。
他是为这种莫须有的反毛主席的罪名而落泪的！
他说：
“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
解放后，我当公安部长，我长期作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啊！”
我忍不住也掉下泪来。
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是十分了解的。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同志都能够夫妻一起去天安门观看焰火。
我当然也盼望有这样的机会。
但瑞卿是公安部长，每逢节日，为了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就比平时更加忙碌。
他总是把保卫工作布置得非常周到细致，督促检查，唯恐有失。
毛主席只要出来，他总是随在身前身后，直到毛主席退场。
因此，在整个公安部长任期内，他一次也没有同我一起观看过焰火。
节日里，我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天安门。
开始，我虽然不免有点遗憾，但当我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看到瑞卿那高高的身影时，我却深深地为此感到骄傲和光荣。
有一年国庆，我得到了一次上天安门的机会，看见毛主席来了，我兴奋地和大家一起挤上去握手，回来后，瑞卿还责备我，说这样给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增加了困难。
瑞卿这一片赤心，毛主席是了解的。
还在瑞卿遭到林彪打击陷害之初，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就告诉过我们，毛主席有一次对林彪说：
“他（指瑞卿）只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
他只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那次，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
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所以就劝阻毛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
瑞卿自己本来不谙水性，就为了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才以近五十岁的年纪刻苦习水学会了游泳。
谁能相信瑞卿会反毛主席呢？
但是，林彪为了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硬是罗织罪名，给瑞卿扣上反毛主席的帽子。
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继承了这份肮脏的遗产，继续对我们实行迫害。
林彪垮台将近一年，才准许孩子们来探望我们，并且规定：
不许向我们谈林彪事件。
这也说明：
“四人帮”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
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动摇不了瑞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
孩子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
“爸爸这一辈子，就是作对了一件事情：
跟毛主席干革命。”
“将来我就是带着你们回四川老家，也要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在被迫害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以期将来继续为革命更好地工作。
《资本论》，他就是在被迫害期间通读完的。
他在日记中写下心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他坚信“遮天云”终将过去，他等待着“太阳终归出”的一天。
1973年11月和1974年01月，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关怀下，瑞卿和我终于先后从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了。
因为长期分监两处，我出来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截肢。
孩子们怕我精神上受刺激，也没有马上把这情况告诉我。
我头次和他重新见面时，他正在三○一医院检查身体。
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他那条左腿，那条经过万里长征、从江西苏区一直走到北京的腿，已经永远失去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但我知道，瑞卿是个性格极为坚强的人，就这样来安慰他：
“不要紧，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瑞卿点着头，说：
“这笔账，要记到林彪头上。
要感激党，感激毛主席。
不是毛主席的政策，我早人头落地了。
林彪连毛主席都要谋害，何况我们哩！”
他是从心里这样说的。
这颗心，还是一如往日向着毛主席啊！
瑞卿曾写过一首叙怀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磨难虽多心无瑕。”
确实，他虽然经历了这样多磨难，但是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始终是忠心耿耿“心无瑕”啊！
1975年，瑞卿恢复了工作，担任军委顾问。
他打算以有生的余年，尽可能为党多做一些工作。
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
准备对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认真作些调查研究，以便真正起点顾问作用。
但是，他不能不忧虑地看到：
“四人帮”当道，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正越来越走向危急关头。
这期间，他大半时间在福建治腿。
人虽然常和医生来来往往，心却被越来越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卷了进去。
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那些日子里，他非常专注地阅读报纸，一些老同志也经常给他透露一些消息。
那些强词夺理、含沙射影的“四人帮”舆论，常常使得他怒气填膺。
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手控制的《学习与批判》，他特别厌恶，多次对我气愤地说过：
“这个刊物，你不想看吧，又不能不翻一翻；
看又实在看不下去，全是一派混账逻辑！”
为了识别和驳斥“四人帮”在报刊上鼓吹的一些反动论点，他常请福州部队政治部的同志给他查找马列和毛主席原著，十分认真地加以对照。
有一次，他看了《学习与批判》上一篇骂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的反动文章，气得拍了桌子：
“科学技术怎么不是生产力？！
难道火药的发明，蒸气机的发明，原子的发现，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吗？！
”
他请人找来马克思论述到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真读过后，愤愤不平地说：
“这里面明明讲得很清楚嘛！”
凭着他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他锐敏地感觉到“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矛头是指向哪里。
当“四人帮”开始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的时候，瑞卿一眼就看出：
“这是对着总理和老同志的。”
邓副主席被“四人帮”恶毒诬陷打击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叹息说：
“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啊！”
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他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
三次噩耗，他都是在外地得知的。
每一次，他都是经过坚决的斗争才争取到回京参加葬礼的权利。
他是跟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出生入死战斗过来的，而“四人帮”的追随者竟然连他这个权利也要剥夺！
悲痛加上气愤，使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
自从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
硝酸甘油片本来已经停服，这时候又不得不大量服用，每天要吃五、六片。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那天，兜里都不得不带上几片。
当由于极度悲恸而引起心脏发痛时，就在嘴里含上一片。
毛主席的逝世，更加使他寝食不安。
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时，他是由孩子搀扶着去的，他在遗体前站了好久，哽咽不能自制。
他不能不深深担忧：
失去了毛主席，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呢？
他的心，和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始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尽管风紧云暗，瑞卿并没有因此失去胜利的信心。
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特别是通过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的人心的向背，给瑞卿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他满怀信心地对一些老同志说：
“民心不可侮！
民气不可毁啊！”
他从这可以随处感觉到的历史潮流中，不断汲取着斗争的勇气。
有一次，皮定钧同志来看望他，谈起“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皮定钧同志说：
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这些人要翻天，我们就和他们干！
你腿不方便，就给我们出出主意。
瑞卿说：
“是啊，毛主席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要起来和他们斗。”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我们国家政治上的春天也使瑞卿同志真正恢复了生命的青春。
瑞卿衷心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衷心拥护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衷心感激华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关怀和倚重，并决心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心血，“做一个配称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干部”。
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他豪迈地对一些老战友说：
“别看我现在腿不行了，真要打起仗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还能打几个冲锋！”
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后，他接触到军队建设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大量材料，更加感到自己肩头拨乱反正的责任的重大，更加忘我地拚命工作。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盹儿。
由于行动不便，他甚至尽量少喝水，以便尽可能节省上厕所的时间。
孩子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
“你们怎么不劝我多工作一些呢？”
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党交给他的抓纲治军的重任，不仅非常认真地批复大量文电，还亲自处理大量群众来信；
直到最后一次去治病时，他还念念不忘一位同志提出的申诉。
有时候，已经服过了安眠药，想起什么重要事情，又爬起来向秘书交待工作。
今年元旦后，他发着烧，还支撑着去参加军委一个重要会议。
会没开完，就被送进医院，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五。
体温刚刚下降，又不停地处理文件，找人谈话。
医护人员说，“罗秘书长把医院的娱乐室都变成了会议室了。”
华主席、党中央对瑞卿的身体十分关怀。
华主席知道他入院的消息后，特地让秘书转告瑞卿：
“要安下心来，放下心来好好休息，认真把病治好。”
并指示，瑞卿的工作暂时由别的同志帮助处理。
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使瑞卿铭感不已，决心更加努力当好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军队工作的助手。
出院以后，他继续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
他走路那样困难，还多次下部队视察，并坚持亲自下坑道检查工事。
由于股骨头已经剜除，左腿失去依托，拖着一条假腿走路，该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我们劝他，要考虑身体条件，量力而行。
他总是说：
“做领导工作，光是开会、看文件，那怎么行？
只要腿还能动，就要到下面去。”
如果不是林彪一伙和“四人帮”夺走了瑞卿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断送了瑞卿那条腿，他将会为党多做多少工作啊！
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严重损害了瑞卿的健康，他肯定还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新的伟大的长征事业。
沉重的损失，已经永远无可挽回。
但我相信：
瑞卿的充满斗争的曲折的经历，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从中汲取到巨大的力量和深刻的教益。
瑞卿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原载08月31日《解放军报》）

吴德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今天上午会见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
会见时，吴德副委员长代表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市人民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藤山爱一郎先生今年八十二岁了。
他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是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老朋友。
吴德副委员长对藤山爱一郎先生长期以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并不顾高龄再次率团来华访问表示十分敬佩和赞扬。
藤山爱一郎说，适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我们来到北京感到很高兴。
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中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时代。
我们愿在条约签订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双方经济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会见时，贸促会副主任王文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王笑一等在座。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我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回京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为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曾志、中共中央党校政治部主任李一非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圆满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回到北京。
到车站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栗树彬等。

我铁路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瑞典访问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以铁道部部长段君毅为团长的中国铁路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和瑞典进行友好访问。
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刘建章、李颉伯、黎光、吴冶山、赵文普、王效斌等前往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贝格等也到机场送行。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庆祝缔约友好访华团到京
据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专程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庆祝缔约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九人，在“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先生率领下，于今日经广州到达北京。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蔡啸、中日友协顾问赵安博等前往机场迎接。
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等也到机场迎接。

耿飚副总理会见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由首席代表、外交部联合秘书普拉丹率领的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耿飚副总理向尼泊尔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尼两国是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人民，两国的边界是友好的边界。
普拉丹首席代表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极其良好的，就象一家人一样，十分亲切。
我们两国的边界早已友好地划定，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这一工作，从而使两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曹胜功，外交部副司长沈韦良等。
尼泊尔代表团是前来参加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第2次会议，于08月28日到达北京的。
29日晚，章文晋副外长会见并宴请了尼泊尔朋友。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08月31日会见由首席代表、外交部联合秘书普拉丹率领的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耿飚同志会见并宴请雅克·儒尔盖同志一行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下午会见由总书记雅克·儒尔盖率领的来自法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耿飚同志设宴欢迎雅克·儒尔盖同志一行。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蒋光化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雅克·儒尔盖同志一行是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右上图：
08月31日，随同华主席访问伊朗的纪登奎、赵紫阳、黄华等同志在德黑兰参观巴列维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泰国立法议会议员团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由泰国前国防部长、立法议会议员他逸·社尼翁·纳阿育他耶上将率领的泰国立法议会议员团。
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国友好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有关方面负责人吴茂荪、王晓云、李德华。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08月31日会见由泰国前国防部长、立法议会议员他逸·社尼翁·纳阿育他耶上将率领的泰国立法议会议员团。
新华社记者摄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会见日本第3次北海道阿伊努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会见日本第3次北海道阿伊努友好访华团。
阿伊努是日本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是他们第3次组织代表团访华。
会见时，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同访华团团长野村义一，副团长沟尾一正，秘书长稻叶孝太郎等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理事李福德。
（附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08月31日会见以野村义一为团长的日本第3次北海道阿伊努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尼泊尔政府民航代表团
中尼两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今天上午会见以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为团长的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民航代表团。
会见时，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陈锡联副总理说，中尼两国长期友好，是好邻居。
今天签订的两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将使我们两国的距离更加缩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增多。
卡纳尔团长说，协定的签订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和两国的友谊。
代表团团员中有公共工程和运输部秘书纳拉亚恩·普拉萨德·阿加尔，民航局局长拉克斯马恩·达斯·哈达，法律和司法部副秘书巴尔·拉姆·西恩格·马拉，尼泊尔皇家航空公司总经理迪瓦卡尔·维克拉姆·拉纳等。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副局长阎志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有关方面负责人刘鸣、徐希尧。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是前来谈判并签订中尼两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于08月25日到达北京的。
26日，沈图局长设宴招待尼泊尔朋友。
代表团于今天下午离开北京前往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今天上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民航代表团团长、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附图片）
陈锡联副总理08月31日会见以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为团长的尼泊尔政府民航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日本乒乓球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乒乓球协会副会长矢尾板弘为团长的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等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
（附图片）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以日本乒协副会长矢尾板弘为团长的日本乒乓球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马来西亚国庆
新华社北京08月31日电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图·拉赫曼·贾拉尔和夫人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马来西亚国庆。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外交部副部长王殊，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轻工业部副部长韩培信，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希愈，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伊朗发展工业取得成果
第5个五年计划除原油以外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
新华社德黑兰08月31日电
近年来，伊朗在大力开采原油的同时，重视发展其它工业，取得了成果。
伊朗国王巴列维曾多次强调，伊朗必须建立多种工业，其中包括石油化学工业和其他工业，以便逐步改变以生产原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民经济。
伊朗第5个五年发展计划（1973年03月——1978年03月）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制订的。
据伊朗工矿发展银行最新的统计，伊朗第5个五年计划除原油以外的工业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计算，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
这些工业包括炼油、石油化工、电力、汽车制造、纺织、食品加工、冶金、建筑材料、机械等。
据统计，目前伊朗较大的工业单位有六千个。
另外还有同外资合营的企业二百多家。
自从1973年07月伊朗从外国石油财团手中收回石油企业的主权以来，伊朗的炼油工业得到了较显著的发展。
目前，全国每年原油加工能力已达到四千八百万吨，比五年前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八。
伊朗的天然气净化厂、天然气液化厂的生产也在不断发展中。
伊朗钢管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五十万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油气管道的需要。
石油化工产品的售价在原油价格的十倍以上。
但是，伊朗原有的石油化学工业只有六所规模不大的企业。
1977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伊朗将在五年内在天然气和石油化学工业方面投资三百亿美元。
目前，正在兴建五个主要的石油化工企业。
其中最大的是设在沙赫普尔港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它的第1阶段工程已经竣工，将于1979年部分投产。
全部建成后，可年产乙烯、聚氯乙烯等石油化学产品三百五十万吨。
电力工业是发展其他工业必不可少的动力。
前几年，伊朗由于电力不足，影响了第5个五年计划的实行。
今年07月，在德黑兰南部雷伊附近建成了一个利用天然气为燃料的大型发电厂。
这个厂的总发电能力为一百三十八万多千瓦。
伊朗还同西德和法国先后签订了在伊朗建立核电厂的协定，分别兴建两个一百二十万千瓦和两个九十万千瓦的核电站。
这几项工程正在兴建中。
近年来，伊朗还重视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据初步勘查表明，伊朗拥有丰富的煤、铜、铁、铝等矿物资源。
最近，还发现了磷酸盐、铅、锌、铀、水银等矿。
铜在伊朗是仅次于石油的重要自然资源。
1972年，在克尔曼省萨尔切什迈开始兴建一个大规模的铜矿联合企业。
据宣布，这个铜矿蕴藏量达八亿五千多万吨，含铜品位平均百分之一点二。
这个企业建成后每年可产铜十五万吨。
伊朗汽车工业是1959年开始建立的，发展相当迅速。
目前，已有十一家汽车工业公司，在1977年03月到1978年03月的一年中，共装配和制造了二十多万辆大小汽车，其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部件是伊朗自己制造的。
这些汽车除供应本国需要外，还有部分出口。
1963年建立的伊朗最大的汽车公司——伊朗国家工业公司，就设在德黑兰郊区，开始时每天只能生产一辆汽车，零件全部依靠外国进口，自己只是组装。
到1967年，这家公司引进外国的技术装备，建立了铸造、锻造、切削、热处理等车间，开始自己制造汽车部件。
这家公司生产的“培康”（波斯文，意为“箭头”）牌小汽车和旅行车，深受国内市场的欢迎。
在基础工业中，伊朗钢铁工业还较薄弱，钢铁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每年要进口钢材四百多万吨。
现在，伊朗政府已决定与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公司合资再建立五个采用天然气直接还原法炼钢的工厂，以提高本国的钢铁产量。
尽管伊朗非石油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为了减少对原油收入的依赖，这个国家正在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发展本国的多种工业。

南斯拉夫《信使报》发表署名评论
高度评价南中关系新发展　驳斥塔斯社无耻谰言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30日电
南斯拉夫《信使报》08月30日就华国锋主席结束访南发表署名评论，高度评价南中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坚决驳斥苏联的无耻谰言。
评论说，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访问我国时所举行的会谈是本着坦率和诚挚的精神，是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的。
“当双方把铁托访华以及华国锋访问我国称为历史性访问时，这绝不纯粹是恭维话。”
“这是两个根源相似的革命的会晤，这是两个对彼此在‘通过真正的道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任务’（铁托语）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真正感兴趣的对话者之间的会晤。
这是两个不企图把自己的意见、观点和立场强加于人的对话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两个在相互关系中完全独立、平等而不抱有偏见的国家之间的会晤。”
评论说，“分歧当然是有的，但这种分歧是双方都认为是现实存在的分歧，是容许存在的分歧，因而不是南中关系正常化和发展关系的障碍。”
评论写道，“正如人们所说，两个革命以真正的方式正合时宜地相互接近，这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有害的，而对社会主义，却是有益的。
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
对他们来说，南中关系正常化是‘建立反苏同盟’（索非亚电台），他们对华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非常恼火，反应尖锐。
在集团训练出来的思想中，无论是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他们都是用一种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
他们认为，凡是独立的行动和作为，都同样是离经叛道。
他们甚至走到了这种地步，即他们都是通过两国中任何一国同第三国的关系的三棱镜来观察中国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独立和平等的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的。”
“比如，西方把华访问罗、南简写为‘中国包围苏联’，苏联报纸也是以同样方式做出了反应（《真理报》报道中国对外政策时用的标题是《他们针对谁，他们想干什么》）。
比如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塔斯社竟借助于某些外国报纸和记者、特别是西方报纸和记者的报道中的词句来指责南斯拉夫，而不援引最负责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有关南斯拉夫政策的讲话和立场。”
评论最后说，“南斯拉夫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允许某些国家之间的争端，诸如苏中争端，来损害它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它同所有国家发展自己的关系和友好合作都是基于下述普遍原则的，即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相互尊重，互利以及永远不损害第三国。”

南斯拉夫副外长就华主席访南答记者问
华主席首次到欧洲访问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30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布·朗查尔08月29日晚在国际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的有关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问题，强调华主席去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
朗查尔在回答关于华主席访南的国际意义的问题时说：
这次访问和会谈首先涉及到南中关系。
无疑，中国共产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1次来到欧洲大陆，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
它表明，中国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是两个具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世界观的国家之间的会谈。
在它们之间有共同点，但首先是以尊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础，是以尊重各自的道路、观点和差别为基础，并通过这种途径来寻求共同点。
这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方面的意义了。
朗查尔在谈到中南两党会谈的内容时说：
南中两党之间的会谈，首先谈到南中两党相互关系问题，其次谈到国际问题。
关于两党相互关系，双方回顾了自铁托总统访华后一年来两党关系的发展情况。
同时也指出，中共中央给南共联盟十一大的贺电标志着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完成。
这一正常化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兴趣，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因为这一关系是以平等、尊重差别、尊重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础的。
朗查尔在谈到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的问题时说：
华主席多次指出了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意义，表示赞赏和支持不结盟运动所起的作用。
朗查尔在回答关于中南会谈中是否有不同意见时说：
没有特别谈到这些不同意见，也没有必要去谈。
正是由于互相尊重，双方在会谈中可以不受限制和没有偏见地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
朗查尔对记者们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也都作了回答。

南通社和《战斗报》论述华主席访南重大意义
南中在独立平等原则基础上加强友谊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30日电
南斯拉夫通讯社08月30日以《一次成功的访问结束》为题发表评论，阐述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重大意义。
评论说：
“中共中央主席、政府总理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于昨天结束，而自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华以来，今天刚好满一年。
这种时间上的衔接本身以某种形式象征着，在过去的正好一年的时间里，铁托总统和华国锋主席的两次会晤构成了南、中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篇章。”
评论指出：
“可以把两位主席的互访称为历史性的，因为不论对双边关系来说，还是对国际关系的广泛进程来说，它们都具有重要意义。”
评论说：
“在过去的一年，两国互派了三十个代表团，这大大地增进了相互了解，而这许多互访的高潮是刚刚结束的华国锋主席的访问，南斯拉夫人民把他看作是友好的中国人民的最高代表，各处都向他表示了自发的欢迎。
这次访问之后，人们更加相信作为这一关系的基础的力量，和以更大的信心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这种信心是从详尽的和开诚布公的对话、充分的相互尊重和相互谅解、观点相似但是不回避所存在的分歧产生的。”
评论指出：
“这次访问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评论在驳斥西方某些反动报纸和塔斯社对这次访问的歪曲报道后说：
“但是，世界报纸的整个反应是客观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把这次访问看作是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事件。
世界认为，这是一次确认平等和不干涉原则，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访问，是能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
评论还说：
“华国锋主席的访问对双边关系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来说，是又一个重大事件。
因为，世界应该了解中国，中国也应该了解世界，这只会对世界关系的发展、对加强和平产生广泛的有益的影响，并且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31日电
南斯拉夫《战斗报》08月31日发表的一篇署名评论说：
“中共中央主席和政府总理华国锋第1次访问我国已经圆满结束。
这次访问对于我们两国和两党更好地互相了解和相互接近作出了贡献，并且进一步确立了在完全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原则。
从而加强了南中友谊的基础，并再一次证实了去年铁托访问中国的历史意义——这次访问不仅是南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全面促进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决定环节和因素。”
评论指出：
“华国锋对我国的访问也是对发展南共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的很大促进。
我们一向认为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完全独立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整个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符合广泛的国际谅解、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的。”
评论指出，“国际关系在南中会谈中特别是在铁托和华国锋的对话中占有突出地位。”
评论说：
“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双方对一系列迫切的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相似的或相同的。
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有分歧，但远为重要的是，两国就应该为加强联合国、为和平和为建立世界上平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而继续作出努力达成了一致。
“在这方面，尊重不结盟政策的重要性肯定占有特殊地位。
我国关于不结盟运动的独立作用和关于不结盟是平等和进步的不可代替的因素的主张无疑得到了新的重要的国际确认。”
评论在谈了国际舆论对这次访问的积极评价后指出：
“最近一个时期，在改善国际局势方面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严重地存在着关门主义、维护各种垄断和特权以及狭隘观念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和中国提供了与此相反的典范。”
评论在谈到两国会谈中的友好气氛和开诚布公，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经验和不同道路的合作与相互接近时说：
“任何旨在在这个范围之外臆想出其他的东西，并根据这种猜测或者在此基础上教训人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来自何方，都不能说它是善意的，也不能说有益于整个国际合作和和平事业。”

发展中的伊朗文化艺术
乐刻
伊朗，史称波斯，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
灿烂的波斯文化，凝聚着伊朗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巨大的创造才能，为人类的进步文明作出了贡献。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人民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文化艺术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电影，在伊朗的文化中是最年轻的一门艺术。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德黑兰才建立第1家电影制片厂，开始摄制电影。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内所需影片主要靠进口。
伊朗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是近十年来的事。
现在，伊朗每年可摄制影片一百部，除供国内需求外，还可向一些国家出口。
如今，全国已有四百多家电影院，在大多数有两万以上人口的小城市，甚至在一些五千以上居民的市镇，都有电影院。
伊朗政府对于本国电影的健康发展相当重视。
1972年06月，伊朗文化艺术部就发出通知：
“在伊朗禁止拍制任何有损于民族荣誉和尊严，描写凶杀、抢劫和赌博的影片。”
“在所有影片中，不允许有黄色的镜头和下流的对白。”
通知要求伊朗所有电影导演、演员、编剧和其他工作人员，反对有害和有毒的影片。
今年年初，伊朗文化艺术部再度采取措施，禁映色情影片。
有关部门还制定了支持国内电影事业发展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制片人减免税收、提供贷款和在一些方面给予特殊照顾等；
同时，政府还拨款五千万里亚尔（伊币）资助与外国合拍影片，打算以此来培养电影制片和经营、管理人员，促进伊朗电影的繁荣和发展。
伊朗的传统戏剧具有悠久的历史。
主要剧种有：
宗教戏、通俗戏、影子戏、木偶戏和杂耍戏。
伊朗群众，特别是城乡劳动人民，非常喜爱这些富有民族风格的艺术表演形式。
过去，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都有巨大的剧场专供演出宗教戏。
演这种戏，需要庞大的乐队、数以百计的演员和大量的道具。
目前，这样规模的演出已不多见。
但在乡村和小市镇，这种宗教戏却一直很盛行。
剧目大都是不知名的民间艺人用韵文写成的。
演出在露天进行，舞台搭在广场中央，没有布景，四面均可观看，每次演出要持续几小时，女角也由男子扮演。
“尼玛叶其”是一种独具特色、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戏剧。
戏中的主角总是由丑角担任。
这种演出也没有布景，仅用一幅挂毯作后幕。
戏是由演员在演出过程中即兴创作出来的，伴有滑稽舞蹈。
“尼玛叶其”剧团一般由演员五、六人组成，经常流动演出。
二十世纪初，西方戏剧开始传入伊朗。
莫里哀、康奈尔等人的剧作，经过翻译、改编，陆续搬上舞台。
与此同时，伊朗的剧作家也开始用波斯文写现代剧作。
伊朗文化艺术部在首都设立了专门上演现代剧目的剧院，对于自愿演出现代剧目的剧团和演员，提供帮助。
伊朗戏剧艺术学院和德黑兰大学艺术系都设有戏剧专业，培养编、导、演等艺术人材和技术人员。
一些大的省城还设有艺术教育中心，积极开展辅导业余演员提高艺术技巧的活动。
风格独特的伊朗民族音乐，一直在世界乐坛上享有盛名。
早在六百年前，优美的波斯歌曲，就传到东亚，曾在我国流行一时。
伊朗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十分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播。
国家电台的音乐节目中，传统音乐约占百分之九十，电视台的音乐节目里，传统音乐亦占三分之一以上。
1972年07月，伊朗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曾作出决定，将“有损于公共道德或民族音乐传统的歌曲”从广播节目中删去。
伊朗民族音乐学院，培养了不少民乐作曲家和乐师。
伊朗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在国际、国内的艺术节上获得了成功，享有广泛声誉。
伊朗的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都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和很高的造诣。
伊朗的“细密画”久已闻名于世。
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雕塑才传入伊朗。
近年来，现代流派的绘画和雕塑已在德黑兰等大城市流行并时有展出。
但广大的伊朗人民仍十分热爱传统的民族的造型艺术。
富有古波斯文化特点的装饰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在国内和国外都受人们的称赞。
从1967年开始，伊朗每年一次在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举行“设拉子艺术节”。
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著名的艺术团体和个人，届时在这里演出东方的和西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节目。
一年一度的“德黑兰电影节”，常有许多国家选派影片和代表参加。
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对电影进行评选并给优秀影片授奖。
“设拉子艺术节”和“德黑兰电影节”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为促进国际文化艺术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附图片）
波斯的半圆鼓音乐。

壮志必偿
——访松村谦三先生家乡
“渤澥汪洋、一苇可航，敦睦邦交，劝功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是郭沫若同志在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松村谦三先生1971年秋天去世后写的一首悼诗。
这首诗已经清晰地刻在松村先生墓旁的纪念碑上。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不久，我们访问了松村先生的家乡——富山县福光町。
在福光町，从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人们对松村先生的敬仰和对日中友好的热情。
在福光町福利会馆内挂着松村先生的亲笔题字，町内好几处都有松村先生的铜像、纪念碑。
刻在这些铜像、纪念碑上的铭文都记载了松村先生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缔结的今天，人们更加怀念松村先生。
在松村先生纪念馆里，陈列着松村先生的许多遗物。
四面墙上挂着多幅他访华时分别同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在一起拍的照片。
在一个玻璃柜内，陈列着松村先生1969年秋写给古井喜实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的字句今天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动。
信中说，他由于年迈体衰，决定从政界隐退，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但是，我对中国问题怀着莫大的兴趣和使命感，我将把它作为我一生中最根本的事业而献出余生。”
就在第2年03月，松村先生不顾八十七岁的高龄，不惧反华右翼分子的恫吓，为进一步扩大日中备忘录贸易，最后一次坐着轮椅访问了中国。
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和行动，正象他信中写的那样，是出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决心促进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使命感。
08月15日盂兰盆节，按日本民族的风俗，人们要到亲人墓前去悼念。
这一天，到松村先生墓前悼念的人络绎不绝。
町长定村荣吉、颂扬松村业绩会会长上田丰信、松村先生的家属以及町上的许多人一齐来到松村先生的墓前，向松村先生报告说：
“松村先生，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缔结了，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松村先生的家属。
在松村家七代人住过的旧房子里，日本式的会客室的侧面安放着松村谦三先生的遗像，遗像的右侧摆着一盆菊花和一盆红叶葵，左侧是一盆兰花。
松村先生的女儿松村花子说：
“父亲在世时非常喜爱兰花，特别是对那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兰花更是爱不释手”。
说着，她从里屋拿出一个铁盒，里面装满了松村先生亲手写的许多兰花的标签，仅中国的兰花就有“雪美人”、“天童素”、“如意素”、“宋梅”、“卢山梅”等。
松村花子从中找出一个叫“解佩梅”的兰花标签说，这是父亲从中国带回来的兰花，它到去年才第1次开了花。
松村先生是1971年08月去世的，而1972年09月中日就恢复了邦交，六年之后，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松村先生精心栽培的这株兰花，同他和中、日许多先辈们用心血浇灌的中日友好之花一样，在他们去世之后才开出了美丽、鲜艳的花朵。
在座的人无不惋惜地说：
“如果周总理、松村先生还在世，亲眼看到今天日中友好的大好形势，他们该多么高兴啊！”
08月21日是松村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
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在北京谈判时，颂扬松村业绩会的成员就在祝愿着条约能在08月21日以前缔结，这样，今年纪念松村先生逝世七周年的活动就会更加有意义。
颂扬松村业绩会在松村先生在世时就已经成立了，它把颂扬松村先生的精神、继承松村先生的遗志、完成日中友好的大业作为自己的使命。
迄今已向中国派出了三次友好代表团。
08月12日傍晚，颂扬业绩会的干部正在研究21日的纪念活动将如何进行，突然传来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在北京正式签字的喜讯，他们立刻哄然起立祝贺，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21日晚，福光町福利会馆内灯火通明，一部分参加过颂扬松村业绩会访华团的成员汇聚一堂，缅怀松村先生，庆祝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大家兴奋得载歌载舞。
一个青年人站出来用中文唱了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一段插曲，他就是松村谦三的孙子松村明雄。
明雄在学生时代一直生活在爷爷的身边，他非常尊敬爷爷，爷爷的一言一行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爷爷热衷于日中友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明雄是一位中学教师。
他继承了祖父的遗志，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中国情况，宣传日中友好的意义。
他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我爷爷可以在地下安眠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但是，日中友好还要不断向前发展，我虽然力量微薄，但是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我们离开福光町时，已经很晚，晴朗的夜空挂着一轮明月，清澈皎洁。
它使我们想起松村先生在第2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他的致词中曾经用“花好月圆”这句话来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缔结，中日关系正在更有力地向前发展的今天，人们怎能忘记那些为了中日友好事业而呕心沥血、精诚努力的先辈呢！
回瑞岩

我宇航学会参观团结束访日
据新华社东京08月29日电以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任新民为团长的中国宇航学会赴日参观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分批于08月25日和29日由东京乘飞机回国。
中国宇航学会赴日参观团是应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的邀请于08月05日开始对日本进行访问的。
他们在日本期间参观了正在东京举行的宇宙博览会。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宇宙开发推进会议、日本宇宙航空工业会、日本宇宙航空学会和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于08月25日联合举办讲演会。
任新民团长在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中国宇宙科学的发展现状及今后的设想，受到了与会的各界人士二百多人的热烈欢迎。
参观团08月24日晚在东京举行告别酒会，感谢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电贺我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
日本各地纷纷集会热烈庆祝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北京08月30日电
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和地方自治体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纷纷打电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和邓颖超副委员长以及纪登奎、余秋里、陈永贵、王震、谷牧副总理，热烈祝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并且表示今后要遵照条约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发来贺电的有：
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日中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参议员河野谦三、众议员相泽英之，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副会长兼理事长萩原定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理事长木村一三，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新日本制铁公司会长稻山嘉宽，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渡边弥荣司，日中经济协会关西本部会长川胜传，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住友金属工业股份公司会长日向方齐，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住友商事股份公司名誉会长津田久、会长柴山幸雄、社长植村光雄，东工物产股份公司社长川濑一贯，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东京大学教授田村三郎，全国朝日广播股份公司总经理高野信、常务董事三浦甲子二，长崎县知事久保勘一，秋田县知事小畑勇二郎，大阪市长大岛靖，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以及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等。
新华社东京08月31日电
最近，日本各地纷纷举行集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千叶县八个团体组成的“千叶县日中友好团体联络会议”，08月30日在千叶市举行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庆祝会，各界人士约四百人参加了集会。
“千叶县日中友好团体联络会议”会长相川久雄说：
日中两国过去有几千年的友好历史，在缔结了条约的基础上，日中两国今后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千叶县县知事川上纪一说：
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是日中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
千叶市市长松井旭说：
只有日中两国人民携起手来，才能对亚洲和平作出贡献。
在此之前，日本爱知县日中友好协会、促进日中友好爱知县议员协议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东海总局08月28日在名古屋举行集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爱知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众议院议员久野忠治代表三团体讲了话。
他说，名古屋地区是日中两国通过乒乓球比赛增进友谊联系的发祥地。
经过后藤钾二先生的努力，在名古屋开辟了日中和平友好的道路。
现在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松村谦三先生、川崎秀二先生和后藤钾二先生等为日中友好作出贡献的先辈们的地下之灵也会为此而高兴的。
爱知县副知事篠塚行夫、名古屋市长本山政雄等人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共同祝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08月18日，大阪府十三个团体联合举办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庆祝会。
大阪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金子二郎代表十三个团体致词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开辟了日中关系的新时代。
我们有责任，并且必须进一步努力使条约中保证的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路线得以实现。
大阪市市长大岛靖等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了集会。
迄今，日本秋田县、三重县、新潟县、高知县、大分县、长野县、埼玉县、福井县都相继举行了庆祝会。
据新华社东京08月30日电
08月30日出版的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委员会临时指导部机关报《人民新报》发表文章指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日中两国人民经过共同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排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顽固的阻挠，在条约正文中写明了反对霸权主义，这不仅对今后日中两国，而且对今后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对缔结写明反对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表示热烈欢迎。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近年来疯狂地反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进行恫吓。
这一事实是说明苏联是霸权主义国家的最好的证据。
条约的缔结给了苏联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附图片）
日本东京的日中友好团体在建筑物外面悬挂着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大幅标语。
新华社稿

遍地盛开工业花
——罗马尼亚访问记之三
《人民日报》代表团
加拉茨一瞥
我们来到多瑙河畔的加拉茨市。
暮色中，宽阔的多瑙河静静地流着。
河对岸，绿洲一片，重重叠叠的翠树尽都泡在河水中，深幽静谧，神奇莫测。
河这边，则是规模巨大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的码头、铺满鲜花的堤岸和市区一座座新建的高楼大厦。
多瑙河三角洲历来被称为“鸟类和鱼类的真正乐园”，现在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2天，加拉茨市市委第1书记兼市长伊原·贝杰恩设午宴招待代表团。
汽车把我们送到多瑙河边的“渔人饭店”。
这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
饭店大厅象一面撒开的鱼网，所有的建筑装饰都以鱼、水鸟、船锚作图案。
看来，当初建筑师是以渔业生产作为这座多瑙河边新兴城市的特征，来进行设计的。
就建筑艺术而论，他得到了成功；
就城市特征而言，使加拉茨闻名的，早就不是它的鱼，而是它的钢铁、船舶和各种工业品了。
伊原·贝杰恩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说：
加拉茨市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很大的破坏，城市的一半被毁，特别是市中心更是一片废墟，战后才开始重建。
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的前身，是市郊一座设备陈旧的小厂，现在已经建设成拥有世界先进设备的罗马尼亚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加拉茨造船厂原先是个小的修船厂，现在是罗马尼亚几个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去年，加拉茨的工业产值达到四百亿列伊。
加拉茨市的人口也从八万增加到二十五万，新建的职工住宅有五万多套。
伊原·贝杰恩同志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和街道，兴致勃勃地说：
“我们现在吃饭的这个地方，十五年前还是一个堆垃圾的河滩，经过组织义务劳动，修筑堤岸，现在变成了风景区。”
我们访问了闻名已久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
它生产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钢，百分之九十的钢材。
罗马尼亚的冷轧和热轧钢板，全都是从这里生产的。
在这个大型联合企业里，我们登上了新建的五号高炉的平台。
只见滚滚的铁水象一条火龙，溅着火花，奔腾着，泻入巨大的储铁罐。
这座高炉的有效容积为两千七百立方米，全部采用自动控制，每班只用三十五人，日产生铁五千多吨。
现在，他们正在建设三千五百立方米的六号高炉。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第2炼钢厂和薄板厂。
这里，自动化的程度也很高。
炼钢炉前只有装料的矿车在忙活，轧机跟前也看不到几个工人。
从厂房里出来，陪同参观的党委书记让我们看厂区中央大道旁的一幅宣传画，那上面画着一个头戴鸭舌帽，手举色镜，观察着炉火的炼钢工人。
他饶有风趣地说：
“这幅画已经过时了，现在的炼钢工人早就不是这样的了。”
在加拉茨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的速度。
加拉茨的同志也说：
他们的发展，是“罗马尼亚工业化政策的缩影”。
合理分配生产力
罗马尼亚的工业化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们很注意工业的合理布局，特别强调把新建的工业分布到各个地区去。
用罗马尼亚同志的话说，就是“在全国各地合理分配生产力”。
战前，罗马尼亚仅有的一点工业，都集中在布加勒斯特等少数几个城市，全国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很注意解决各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965年罗共九大以后，更重视这个问题。
以后，齐奥塞斯库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奋斗目标：
全国三十九个县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一百亿列伊。
1970年，包括布加勒斯特在内，全国只有九个县的工业发展达到这个水平。
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现在，工业产值超过一百亿列伊的，已经有三十三个县。
预计到1980年，全国三十九个县都将达到和超过这个指标。
这确实是比较惊人的高速度发展。
如果说加拉茨战前还有一点工业基础的话，那么，我们访问的尼亚姆茨县，在战前就完全是个农业县了。
那时，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唯一的工业是有几户木材加工的小厂。
现在，这个县的工业产值已达一百九十亿列伊，为农业和畜牧业产值的四倍多。
化学工业、电力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尼亚姆茨市过去是个地道的乡村小镇，现在已成为一个拥有八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
我们参观了这里的人造纤维厂。
这座有一万四千名职工的大型企业自1957年投产后不断扩建，产量增加了四倍。
它生产人造毛、尼龙丝、化学肥料等一千多种产品，向三十多个国家出口。
登上尼亚姆茨市高层建筑的楼顶，可以看到远方的工厂和湖泊、近处的剧场和医院，可以看到修整得象地毯一样精美的街心花坛和街道两侧林立的大厦，也可以看到昔日那个乡村小镇留下来的半条小街。
同新市区的繁荣景象相比，那里已经非常冷落了。
狭窄的街道渺无人迹，临街的小屋门可罗雀。
新楼的地基正在附近开挖，吊车的长臂已经伸进这被人遗忘的僻巷。
尼亚姆茨的同志说，用不了几年，连这一点旧镇的陈迹，也将永远消逝。
在工业产值达到二百一十五亿列伊的巴克乌县，我们还访问了乔治乌—德治城。
这里，原先是个叫奥内什蒂的村子，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座拥有五万多人口的新城。
旧日的奥内什蒂村已经无影无踪了，村子里的三千农民都当了工人，附近乡村的许多农民也都进了工厂。
市委书记在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
“我们这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孩子，它说明这个城市很年轻。”
在各县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布加勒斯特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由于执行了“在全国各地合理分配生产力”的政策，布加勒斯特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已经由战前的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十七。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罗马尼亚，现代工业已经不是少数城市的专有品，它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大工业　小城市
工业的合理布局，均衡发展，使罗马尼亚具有“大工业，小城市”的特点。
我们参观的一些工厂，规模都很大，技术装备也比较先进，而它们所在的城市却很小，多数只有几万人，少数一二十万人。
这种工业布局显示了一系列的优越性。
随着现代工业的普及，罗马尼亚各县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哪里有了大工业，哪里就有大专院校，就有科学研究单位，就有各种文化设施和卫生机构。
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愚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文明的新时代开始了。
在加拉茨、在尼亚姆茨、在乔治乌—德治城，我们都看到工业发展带来的这种深刻的变化。
在加拉茨市，他们有自己的大学，那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造船系和食品工业工艺系，有二十一所中学，有冶金研究所和造船研究所，有三个剧院，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医院和文化宫。
在尼亚姆茨市，有雅西大学的化工系。
在乔治乌—德治城，有石油化学机械学院，还有化学、电力、建筑材料三所职业中学。
它们正把许多农民子弟培养成熟练工人，不断地输送到工厂去。
工业的均衡发展，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
在罗马尼亚，我们同很多同志探讨“农业拖工业的后腿”以及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等问题，他们都表示很不理解，似乎在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障碍。
开始，我们对他们的“很不理解”也是很不理解的：
怎么可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同农业的关系问题呢？
等看到了罗马尼亚“大工业，小城市”的特点以后，我们才逐渐明白了，由于工业分散布局，城市较小，占地不多，城市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都能就近得到充裕的供应。
而工业一旦得到发展，就能在耕作和收割的机械化、农副产品的加工等方面，给农业以巨大的支援。
因此，我们在罗马尼亚访问，到处都看到工农互相支援、城乡共同繁荣的动人景象。
其他象城市住宅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类我们称之谓“骨头和肉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工业布局分散，各个县的积极性能得到充分发挥，解决起来也比大城市快得多，而且罗马尼亚很注意这方面的全面安排。
尼亚姆茨县的同志说：
他们在开始建设工业时，就开始建设住宅、商店和幼儿园等福利设施。
我们访问的这些新兴工业城市，市区建设得都很漂亮。
文化宫、博物馆、剧场、医院和各种商店，能够充分满足城市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
各个城市之间还展开美化环境的竞赛，每年评比一次，这更增添了人们对自己的城市的感情。
而这一切的最后结果是，它又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使工业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展翅高飞。
罗马尼亚工业发展速度很快，而且主要是最近十几年中才发展得这么快的，它同罗马尼亚实行“在全国各地合理分配生产力”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