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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总统陪同华主席登上“海鸥”号教练舰时，舰队官兵列队致敬。

铁托总统从一九五二年起曾四十四次乘坐“海鸥”号，出访了三十四个国家，航程近十万海里。

九时三十分，“海鸥”号从布里俄尼起航，沿着伊斯特拉半岛向西北行驶。
三艘巡逻艇和两艘鱼雷艇护航。

“海鸥”号在深蓝色的亚得里亚海平稳地前进。
这时，海面上泛起银色的浪花，甲板上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微风迎面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怡。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一面高兴地观赏着秀丽的景色，一面亲切地交谈。

“海鸥”号行驶到南斯拉夫著名旅游区罗维尼市附近的海面时，十二架南斯拉夫“海鸥”式战斗机、两艘导弹舰、四艘火箭舰、四艘鱼雷艇急驰而过，向华主席和铁托总统致敬。
铁托总统指着飞机和军舰对华主席说，这些飞机和军舰都是南斯拉夫自己制造的，对于保卫近海非常有效。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在“海鸥”舰上，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了会谈。
会谈后，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共进午餐。
席间，铁托总统卫队的乐队演奏了歌颂铁托总统和欢迎贵宾的歌曲以及南斯拉夫的民歌和革命歌曲。
午餐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随同华主席游览的有赵紫阳、黄华和张耀词等同志。

南斯拉夫方面陪同华主席游览的还有，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斯·多兰茨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米·米尼奇等。

八月二十六日，华国锋主席在铁托总统陪同下，乘“海鸥”号教练舰游览景色秀丽的亚得里亚海时，宾主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华国锋主席乘快艇抵达布里俄尼岛，铁托总统到码头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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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六日电 中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今天下午在这里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

这两项协定是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尼斯拉夫·伊科尼奇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大厦签署的。

关于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规定，委员会的双方主席将由两国政府的副总理担任。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提出扩大两国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建议，提出有关合作方式的建议以及实施两国有关协议的措施。

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规定，中南两国将在科学、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以及生产的协作和专业化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这两项协定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传统友谊，本着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的。
这两项协定的签订将使两国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不断扩大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等；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博戈留布·奈戴利科维奇，联邦经济联合会副主席拉戴·托多维奇，联邦农业委员会副主席布兰科·约万诺维奇，联邦能源和工业委员会副主席斯特万·戈伊希纳等。

签字以后，纪登奎副总理和伊科尼奇副主席继续举行会谈，就两国经济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作者：本报新闻训练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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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战员心头的强烈愿望

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正在全军指战员心中燃起。
我们在部队采访中，不止一次地被广大指战员学科学、学文化的急切心情所打动。
有的战士为了弄到一本数学课本，翻山越岭，到几十里远的书店排队购买，不少战士纷纷写信向家里和亲友索取科学文化书籍；
有的自动成立了自学小组；
有的常常在业余时间到驻地附近中学向老师求教；
有的连队主动办起了文化夜校，干部战士踊跃参加学习……这些生动的景象，反映了我军指战员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多么渴望迅速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

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各级领导要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据了解，现在许多部队的工作日程表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没有一块落脚的地方，群众学科学、学文化还处于“打游击”状态，有的不但得不到鼓励和支持，有时还会受到一些冷嘲热讽，在个别单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甚至不合法。
某连一个战士正在看数学，看见一个干部来了，急忙用一本马列的书盖上，因为前几天这个干部见他学数学，曾问他：“你的毛主席著作学好了吗？”
有一个卫生员白天不敢学，熄灯后闩上门，在屋里偷偷学，年终评奖时，有人说他是“大学迷”，不能受奖。
有的战士要家里寄来科技书籍，学了不几天，因为受到“另眼相看”，不得不把寄来的书又锁起来。
这种状况，使许多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
群众反映，各级领导如果能打开闸门，群众性的学科学、学文化热潮就会波涛滚滚，一泻千里。

现代化建设对部队提出了新要求

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破除一些墨守成规的陈旧思想。

有的同志安于现状，总觉得现有的一切都很完满，谁要是提到学科学、学文化，他们就会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高初中的战士在部队里碰鼻子，多得很啊！
意思是说，科学文化不学也过得去。
不可否认，这几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部队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学校教学质量差，战士的实际文化水平并不高，用战士开玩笑的话来说，他们学到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还给老师了。
我们曾在三个连队搞了一次测验，分别对三十名高初中毕业的战士进行了数学、物理和史地考试，试题并不难，成绩却很不理想。
例如：数学测验有这样一道题：—1和—5哪一个大，它们的相反数呢？
五个初中毕业的战士没有一个能答出来。
考物理的战士，都是搞电台报务的，可是，连什么叫频率、什么叫电信都不知道。
历史、地理考的都是一些基本常识，有的却闹出了笑话。
“高中的牌子，初中的课本，小学的水平”，“四人帮”曾经抓住这些话大做文章，说它是“右倾翻案”，其实，这不正是“四人帮”严重摧残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吗？

因为实际文化水平低，很多战士不要说适应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即使掌握现有的武器装备，也碰到了不少难题。
炮兵指挥排技术比较复杂，需要一些中等数学知识，有些同志因为数学基础差，学不懂，不得不改行去做别的工作。
有一个团的炮兵侦察兵，因为三角几何知识差，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的同志只会死背教材上的公式，不懂得公式的来源，不会运算。
在去年上级考核短基线交会作业时，参加四个班，两个班计算错了，单位成绩评定不及格。
步兵也有类似的问题。
某师举办一次步兵训练班，打靶时，有个同志问：在一百米距离上弹道与瞄准基线之间的夹角是多少？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用数学公式算出来。
许多同志说，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就更对付不了了。
对此，我们不能鼠目寸光。

有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重要，但行动起来却顾虑重重，生怕会妨碍军事训练。
这些同志没有迈开双脚到基层走一走，实地考察一下。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究竟是妨碍军事训练，还是促进军事训练？
我们在一个部队的守备三连，听指导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全团八二炮实弹射击考核时，他们连的一个普通班以首发命中、四发四中的优异成绩，超过了团里抓的一个训练试点班。
其实，这个班的训练时间并没有那个试点班多，试点班光是在团里集训就用了四十多天。
奥妙何在？
重要的一条是这个班的班长是个高中生，一向爱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把它运用到训练实际中去。
去年以来，他除了重温高中数理化课程外，还购买了《高等数学》、《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物理学》、《化学》等二十多本数理化书籍，抓紧课余时间钻研，演算了大量习题。
他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钻研炮兵技术，给同志们解答了不少训练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不到半年时间，他先后为本排和兄弟排上了二十五次炮兵理论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军事训练，答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好学上进的风气应当扶植

为什么在一些单位，群众学科学、学文化的热情会受到压抑？
我们访问了一位学了一阵就停下来的战士。
他说：我学习文化只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以便解决本职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可是，人家说我是“大学迷”，“不安心在部队服役”，我也就不敢学了。
这些战士确实有点冤枉。
学文化，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学迷”划等号？
“大学迷”又有何不光彩？
我们在一些连队了解到，许多同志学文化，并非为了考大学。
有一个八五炮连，学数学的战士比较多，原因是他们在火炮训练中，常常碰到一些计算上的问题难以解答。
战士们为了提高运算能力，就向数学课本求教，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正是他们热爱国防事业，力求达到又红又专的表现。
退一步说，即使是想考大学，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我们的国家，要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培养一大批具有相当科学文化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材行吗？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部队为国家输送一批大学生，对四个现代化不也是一种贡献吗？
况且，据我们了解，大多数想考大学的战士都有两种准备：录取了，高高兴兴上大学；
没录取，愉快地在部队继续工作。
我们接触了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他在报考大学以前，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自修了高中数理化和外语等课程，读完了《病理学》、《病源学》、《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等十余本医学书籍，摘记了资料。
通过学习，他的医疗技术有了明显提高，本职工作越做越好，高考回来以后，看到营区苍蝇较多，脸都顾不上洗一下，背上喷雾器就干起来了。
这样的“大学迷”对部队建设又有什么妨碍呢？
至于个别的同志，由于抱着个人的目的学习科学文化，因而出现服役态度不端正的现象，那是个教育、引导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现在任务这么多，哪来时间学文化？”
这也是一些同志不支持战士学文化的一条理由。
部队工作多，时间紧，这一点不假。
但是，是不是一点时间也没有呢？
我们征求了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意见，结论是：有。
比如，有些单位军事训练考核过多，层层加码，不必要地多占用了时间。
举一个小例子，炮栓故障排除训练，训练大纲规定是三个训练日，排除故障时间以不影响火炮射击为标准。
有的单位却不适当地提高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有的连队对这个项目就用了二十三个训练日。
有一次，我们观看了一个连队的埋设反坦克雷训练，由于教员没有认真备课，本来个把小时就可以完成的课目，就用了半个训练日，浪费了时间，效果还不好。
看来，改进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效率，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的。
拿政治教育来说，时间不落实的现象是有的，同时不少单位也存在教育重复、时间浪费的现象。
比如：报纸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和讲话，团里立刻安排三五天的时间进行教育。
教育刚结束，军师机关正式布置的学习任务下达了，又搞了六七天，内容大致相同。
时间花了不少，效果并不好。
如果去掉重复教育，不是可以挤出些学习科学文化的时间来吗？
至于课余时间，也可以利用一些。
我们征求了机关和连队很多同志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只要安排得当，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纳入正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五十年代，部队曾经按照毛主席规定的“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开展了文化教育，列入了正式训练课目，取得了很大成绩。
那时候的做法和经验，是可以研究参考的。

解决有关问题的一些设想

为了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比如：党委要重视，要有人分管这项工作。
团以上政治机关应当指定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门和有人专管这项工作。
解决教员问题可以挑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担任小教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为了提高教课水平，可以搞些短期培训。
不少地方学校，每年都要请部队的同志给他们上军事课，有条件的部队，是不是也可以同驻地学校协商，在不影响学校工作的情况下，聘请一些老师来部队讲课。
现在连队图书资料非常缺乏，有关部门能否编印一些科学文化书籍，出版一套具有部队特点的速成课本，供大家学习。
我们的电影制片厂，能不能多拍些科教片，配合战士学科学。
连队宣传费中，能不能适当增发一些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的经费，购买一些学习用具和图书。
有收音机、电视机的单位，还可以组织干部战士收听和观看科技知识讲座。

为了调动大家学科学、学文化的积极性，真正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是不是可以把学科学、学文化，纳入“三学”运动中去。
树立硬六连式的连队，评选学雷锋的标兵，也应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情况考虑进去。
有的同志说，还应该建立奖励和考核制度，对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
经过考试达到某一级水平的，可以发给毕业文凭或证明，无论在部队或是到地方，都应该考虑量才使用。

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一项战略任务。
如果我们办事情，想问题，都和新时期的总任务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切实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快速上马，实在是刻不容缓了。

作者：王诤〔遗作〕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
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
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一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
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
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
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
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
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
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
一九三○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
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
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
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
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
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
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
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
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
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
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
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
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
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
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
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
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
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
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们，他常把同志们送给他的、当时极为难得的纸烟转赠给电台人员。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着重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
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
就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当时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
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
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
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象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心里。
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
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
当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
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
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
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
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
五月十五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
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问：“哪里去？”
师部台回答：“东固。”
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
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
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
十六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
仗打得非常激烈。
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
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
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
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
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
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一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
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
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
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
这年六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
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
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
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一百瓦的电台，一九三一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
直到一九四○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又能亲聆教诲。

抗日战争时期，通信材料的供应非常艰难。
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
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区回来，为了掩护我们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小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大卡车。
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
单靠从国民党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
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
他看到工人用铜元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赞不绝口。
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一九四二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
要冲矽钢片，需要冲模；
而制造冲模，却找不到适用的钢材。
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
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钢轨。
为发展我军通信事业，朱总司令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当钢轨抬到工厂的时候，有的同志涌出激动的泪花。
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无线电通话。
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传到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
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
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
当时在延安，大批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
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
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
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
我想起朱总司令在苏区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情景，就请朱总司令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开导我们的同志。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
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
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
通信战士们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
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
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
他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
为了革命胜利，千千万万的阶级兄弟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
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
不过，你们要晓得：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摇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
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的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仔细体会它的含义。
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
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
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
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总司令在做报告。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心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
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
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我们关于撤出延安后怎样保障我党我军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
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
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
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
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
但是，困难是暂时的，度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
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指挥。
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任务去了。

三

解放以后，朱德同志要求我们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
我们的技术人员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朝鲜前线，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保证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朱德同志经常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
我们电子工业部门每举办一次展览会，他都是有请必到。
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
从首都近郊到海河岸边，从关中盆地到长江之滨，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在视察过程中，他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
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勉励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朱德同志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
朱德同志幽默地说：“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
在工作上可不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
他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
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
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
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
他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
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历历如在眼前。
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
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特别不能忘记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九三一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是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
而四十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当我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又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一九七一年十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
一天，我突然听说，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
这个消息使我太激动了。
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
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朱德同志连声说：“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
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摔死了。
他说：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
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
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
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一九七三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
他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看了两个小时。
一九七八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而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我们每个革命者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现在，我们又庆幸“长征接力有来人。”
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我们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
我们电子工业战线的全体同志决心紧紧跟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中高歌猛进。
（《人民日报》供稿）

作者：孙常胜/李学通/关文进/韩京承
栏目：鱼水情深

七月三十一日，本报刊登过几个单位正确解决驻地群众来营区看电影的问题，今天再介绍一个单位是如何处理好群众到营区来割草的问题。
这些事情看来虽然不大，但都是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就是要在正确处理这些具体问题中搞好军民关系。
——编者

自己割还是让群众割？

我们机场内长着大片青草。
因为机场周围的群众平时烧柴比较困难，所以，一到秋季，群众就到机场割草。
部队烧柴也不充裕，有的连队便不让群众割。
这样难免要和群众发生纠纷。
这个情况，引起了党委的重视，感到割草的争端，反映了要不要关心群众利益的问题。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首先想到人民的利益。
于是，党委对全体同志进行了我军宗旨和拥政爱民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大家回顾初建机场时人民群众把自己准备盖房的石头献出来支援机场建设的动人事迹，回顾了一九五九年军民联防共同保卫机场，荣获总后勤部奖给的“政治挂帅，依靠人民群众，为保卫机场安全而努力”锦旗的光荣历史，使大家认清了，部队建设一时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我们只有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把国防需要和群众利益兼顾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委明确规定：机场上的草全部让给群众割。
具体做法是，每年秋季的适当时机，机场停止一两天操课，让群众有组织有秩序地进场割草。
这样，每年群众要割几十万斤草，解决了部分烧柴困难。
对此，群众深受感动，更加关心机场建设了。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自觉协助部队保卫机场。
一次部队接受紧急任务，跑道、机窝需要清扫，当地民兵得知后，主动前来协助，使任务圆满完成。

副政委 孙常胜

对个别来割草的群众怎么办？

我过去执勤时，常碰到个别群众来机场割草。
起初，我见了他们就赶。
但机场那么大，累得满头大汗，还是制止不了。
后来，我就对他们采取了扣留、没收割草工具等“强硬手段”。
没想到这样一来，和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大，影响了军民关系。

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认识到自己向群众耍态度是不对的。
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耐心地把道理讲清楚，群众是会自觉遵守机场管理制度的。
于是，我改变了做法，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班里的同志一起到机场周围的社队、学校，边给群众理发，边向他们宣传保卫机场与保卫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结果，来机场割草的越来越少了。
值勤时，遇到割草的群众，我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
一次执勤中，我碰到几个来割草的群众。
他们看到我，扔下筐子、镰刀就跑，我把他们叫住，心平气和地向他们指出不能随便到机场割草的道理，然后把割草的工具还给他们。
这几个群众很受感动，表示今后再不私自来割草了。
（韩京承等整理）

警卫连连长 李学通

会不会影响战备？

当党委决定允许群众来机场割草时，一些同志担心：一下子让那么多人进来，会影响机场安全。
对这个问题，场站安全保卫委员会进行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首先应该相信群众，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来，“保卫机场，人人有责”已成为驻地群众的自觉行动。
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坏人进行捣乱，但只要我们组织得当，就会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在割草之前，由部队领导会同地方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召开有关连队干部、公社武装部、大队干部和民兵队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共商有关组织领导工作、注意事项、保护军事设备的要求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
为了防止混乱，随时能够应付紧急情况，对各公社、大队的割草区域作了划分，规定了进出时间、路线和疏散信号，组织比较严密。
就拿去年十月份的一次割草来说，那天一大早，群众推着板车，开着拖拉机，拿着镰刀扁担，排着整齐的队伍，按指定的路线进入划分的区域，秩序非常好。
同志们看到后深受教育，纷纷帮群众干起来。
结果，只用了一天半就割完了，而且没发生任何事故。

警卫连连长 关文进

作者：初明强/辛也

凡是到过总后勤部某轻武器研究所的同志，都热情赞扬他们管理科为科研第一线服务开展的“七上门”活动。

哪七上门？
送菜上门；
送石油液化气上门；
送医送药上门；
送饭票、代金券上门；
维修营具上门；
发薪上门；
报销账目上门。

过去，管理科的工作是等人上门。
科研人员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疾苦，试验中有什么急需，他们心中无数，体会不深，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就很不够。
别的不提，就说买菜吧，这个研究所住在北京远郊区的农村，当地不供应蔬菜，要想吃菜，就得往返走七、八里路到一个小镇上去买。
不用多算，两天跑一趟，一个星期三、四个小时就进去了。
科研在大干快上，大家都争时间、抢速度，谁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买菜的路上？
所以有的同志索性一天三餐吃咸菜。
诸如此类的事儿还有。
天长日久，这些事在管理科同志们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浪，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吃菜等生活问题不妥善解决，势必要牵扯科技人员的精力，影响科技人员的身体，拖科研的后腿。
问题提出来了，但如何去解决，心里还没有谱。
就在这时候，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了，邓副主席在会上说，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副主席的话，使管理科的同志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动，回顾以往的工作，感到十分惭愧。
党支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邓副主席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我们这些后勤兵怎么办？
管理科的同志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学习、讨论，检查过去的工作，制订了改进服务工作的措施。
他们向党委和全体科研人员坚定地表示：“为了让科研早出人才，早出成果，我们要当‘先行官’，决不拖后腿！”
科学大会还没闭幕，“七上门”的服务活动就开展起来了。

“七上门”服务活动的开展，使管理科的工作起了一个崭新的变化。
每当人们来到研究所的大院，就能看到管理科送蔬菜的挑子在闪，送煤气的小车在飞，送票、券的小箱在流动，送医的红十字药包在各科室出现，……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辛勤汗水，洒在了科研第一线上。
卫生所只有两个女同志，都已经是有孩子的妈妈了，家务活很重，但她们一直坚持白天下科室巡诊，夜里轮流通宵值班，从不间断。
送煤气的同志不仅把煤气拉到大院，对大人不在家的住户还送到家里。
营房营具维修组的同志经常在下面检查，哪里有了毛病，不等使用的人发现便修理好了。
会计谢子林和战士梁道德自从开展“七上门”活动以来，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尽最大的努力把蔬菜买回来，送到同志们手里。
有时，小镇上没有菜，他们就跑更远的路到县城去买。
如果县城也没有，他们就通过有关单位直接到生产队去联系。
大家亲切地说他俩开了“流动菜店”。
（初明强、辛也）

作者：舒英才梁振东
栏目：追科学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食粮”。
当一名后勤战士一定要管好“食粮”，供好“食粮”，保证科研大干快上。

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就是一个被科技人员誉为能及时供应“食粮”的好后勤。
他们争时间，抢速度，努力为科研和教学“筹粮备秣”，“铺路搭桥”，受到总后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

去年八月，训练部一个研究小组，急需一期英文《临床实验免疫学》杂志，想从中借鉴国外关于转移因子体外活性试验的方法。
一天，研究小组的同志怀着急切的心情去图书馆查阅。
谁知，值班的李彩峰从阅览室的外文刊架一直查到书库，都没有找到。
翻阅书卡，这期杂志又没借出去。
究竟在哪里呢？
她根据以往经验，又迅速查看送装登记。
喔！
原来这期杂志已送去装订了。
当时，正值暑假期间，装订工人都在休假，矛盾就这样摆在李彩峰面前。
她想：没有帮读者拿到杂志，就不能算尽到了责任。
宁可自己麻烦千遍，也不能让科研工作耽误一天。
想到这里，她马上请示领导，找来钥匙，直向装订房奔去。

装订房里，堆放着几百种去皮拆线的待装杂志。
李彩峰不怕麻烦，一捆捆地搬开查找，终于从装订成半成品的杂志堆里找到了《临床实验免疫学》。
研究小组的同志接过杂志，连声表示感谢。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附属一院传染科急需参考新疆地区一种流行病的最新资料。
不巧，这份资料被别的读者借去了。
资料组段喜娥根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找到那位读者，说明了情况，经那位读者同意，把这本资料先借给了传染科。
神经外科开展脑内定向手术，准备同兄弟单位协作，研究试制一台具有较高水平的定向仪，需要参考英文版的《癫癎的外科治疗》一书。
可是，图书馆没有这本书。
管图书的同志立即发函与湖南医学院联系，不久，这本书从千里外寄来了。

图书馆还根据科研需要，不断改进作风，坚持服务上门。
去年以来，在全国科学大会通知精神的鼓舞下，专业人员借阅国外医学书刊的空气越来越浓。
第二附属医院离图书馆较远，借阅往返一次要花半天时间。
看到这种情况，参考阅览组时景明主动提出了送书上门的建议。
在领导的支持下，她和大家挤时间，选配了一百多本新进馆的临床外文原版书籍，乘车送到二院图书阅览室展阅借出，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

为了把送书上门这一工作做得更及时、更主动，图书馆还注意了解全校科技规划中的研究项目和这些项目的进展情况，处处留心从新到的书刊中为他们提供最新资料。
心脏瓣膜移植的研究，是学校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图书馆主任左才杰从新到的国外原版期刊中发现了几篇有关文献，如获至宝，立即复印，及时送到了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

图书馆尽力配合科技人员完成任务，争分夺秒地为他们提供资料。
去年，全军医院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总后勤部卫生部为制定医学科研规划，要四医大在一个月内编写一本国内外医学发展概况。
完成这项任务，编写人员需要参阅大量最新资料，图书馆就动员全体同志积极配合。
他们加班加点，仅一天时间就把各科医学年鉴和医学发展等大量书刊布置在新开辟的阅览区，为编写人员提供了资料。
同时，他们还三、五天和出版社联系一次，及时为编写人员索取最新资料。
从学校到出版社，往返有四十多里的行程，图书馆的耿虹同志常常骑自行车前往。
一次，他到出版社取书，听说邮局到了一批外文资料，可眼下还没有送来。
能不能到邮局提前领取？
他的想法得到出版社同志的热情支持。
他们一齐驱车前往，从邮局拉回了新到的资料。
耿虹从中挑出了三十多种可以借鉴的最新医学期刊，立即蹬车返校。
夏末季节，天气仍然很热，当编写人员从汗水淋漓的耿虹手中接过资料时，感动地说：“这真是雨中送伞，雪中送炭啊！”
（舒英才 梁振东）

作者：张均澄殷广德
栏目：追科学

生化教研室正在进行细胞免疫生化研究，图书馆时景明同志及时送去了新到资料。

张均澄 殷广德摄（照片）

作者：杜凤章
栏目：追科学捷报频传

在空军某机场的指挥台上，有一部自动显示的电子领航计时器。
它计时精确、直观清晰、使用方便、昼夜可用，达到了领航计时、提示报警自动化，适合飞行指挥、领航要求，受到空军各级领航和有关科研部门的好评。
这部电子领航计时器，是驻浙空军某部修理厂仪表师王广聚和无线电师安五寅，在杭州大学的协助下研制成功的。

在空军作战训练指挥中，对飞机的飞行时间必须准确掌握，领航计时器就是记录每架飞机飞行时间的仪器。
它可以提醒指挥员对飞机飞行的时间，实施准确的指挥。
在现有的飞行指挥设备上，领航计时器虽经几次改进，但仍没有摆脱时钟式的机械结构。
因而，对多架次飞机的计时，或在复杂气象的特殊科目飞行中应用时，往往给指挥、领航人员增添了一定的负担。
要研制电子领航计时器，将电子显示新技术应用于飞行领航设备上，这还是一个新的革新项目。
接受研制任务的王广聚和安五寅，不怕困难，从头学起，攻读大量的资料和书籍，跑了许多工厂和单位，反复实践，不断摸索，进行艰苦的研制工作。
电子领航计时器，电路结构复杂。
当设计提示报警电路时，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匹配，成为整个电路的难题。
实验一次又一次失败。
究竟这种电路能不能匹配？
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他们不灰心不泄气，认真分析原因，对各电路元件逐个进行测试、图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不能匹配的原因找到了，提示报警电路设计成功了。

最后一关是整机组装。
这部仪器，整机元件数千个，电路导线二千多根，仅焊接点就有一万多个。
王广聚和安五寅精心装配，千根导线不焊错一根，万个接触点不焊错一个，终于使这部自动显示的电子领航计时器登上了飞行指挥台。
经实践检验，它可以对多架次飞机自动计时，并能在复杂气象的飞行中，根据飞行课目的要求，定时发出报警信号，大大有助于指挥、领航人员迅速简便地掌握飞行时间，准确及时地对空实施领航、指挥，为空军指挥、领航设备电子化做出了贡献。
（杜凤章）

作者：鲍宣
栏目：追科学

科研单位做出的每项成果，都和后勤保障工作紧密相连，都浸透着“先行官”们辛勤的汗水！

为科研工作当好“先行官”是光荣的。
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为科研服务却被诬蔑“为修正主义路线作嫁衣裳”。
那时候，科研机构被拆散，科技人员遭迫害，科研工作无法干，谁还有劲头为科研服务呢！
许多科研人员回顾当时的后勤工作是：“人难找，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如今，粉碎“四人帮”，驱除了天上的阴霾，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重要指示鼓舞下，许多领导同志和后勤人员都以邓副主席“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为榜样，争当“后勤组长”，“后勤兵”，勤勤恳恳地做后勤工作，力争作出好成绩。
但也应该看到，科研战线的后勤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有些问题牵涉物资条件，一时解决不了。
但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上、具体工作上的问题。
比如有些领导同志和后勤人员对为科研第一线服务，对改善科技人员的衣、食、住、用等生活实际问题，至今不以为然，不甚上心，缺乏热情。
在这些单位，有的科技人员家里只有一张桌子，看书学习要同爱人、孩子“抢”；
有些科技人员夫妻分居两地，孩子入不了托，要抱着孩子上班搞科研；
有些科技人员肩负着跑器材、搞协作、喂养实验用的动物等任务，甚至还派科技人员轮流烧开水。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

科研要大上，后勤要先行。
从一个科研单位来说，做好后勤工作，有利于抢时间、出成果；
从全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来看，是实现二○○○年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前提和支柱。
后勤保障是个重要的工作，是个光荣的岗位。
要当好科研工作的“先行官”，必须牢固地树立为科研服务的革命事业心。
尤其是有关领导同志要做表率，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教育广大后勤人员，使他们认识自己岗位的重要，懂得工作的意义。
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也一定要狠批“四人帮”的“作嫁衣裳”谬论，改变那种“低人一等”、“没出息”、“不光彩”等认识，增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为科研工作服务，事事为科技人员着想，处处为科技人员方便，尽心尽责地当繁荣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先行官”，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栏目：追科学

国外在研究一种“臣型轨道太阳能电站”。
这听起来象科学幻想，但今天的工程技术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种电站由许多太阳能电池板组成，宽三英里，长十二英里，是一个巨型列阵式的卫星。
它能将太阳光直接转变成电能，然后以微波形式向地面传送。
尽管卫星发射出的能量极大，但由于微波束是向各个方向漫射的，所以对人、鸟和飞机都无害。
地面上，设置有直径六英里的接收站，接收从卫星发来的微波，然后再转变成电。
这种电站，可望在二○○○年成为现实。
有人估计，如果能建起一百一十二个这样的电站，由太阳能转变成的电能，可满足全世界所需电量的一半。

栏目：追科学科技新闻

为改造沙漠、干旱地区，国外有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四十四种在完全缺水情况下不致枯死，稍有降雨便能返青的“苏生植物”进行研究。
同时，又从中选出了十一种生长于南部非洲和五种生长于澳大利亚的耐旱草反复试验。
现已证实，这些草都能在长期干旱条件下生存。
特别是非洲的一种名叫塔尔布察·埃勒干斯（译音）的耐旱草，在脱水两年之后，一经浇水，仅二到三小时，便颜色青青。

人们计划把这类草植于干旱地区，以利于牧场建设。
如试验成功，将使沙漠变为绿洲。

栏目：追科学

国外成功地发展了一种锅炉燃料，叫“煤油水燃料”。
它是用“百分之五十的煤（磨成二至四微米大小的粉末），百分之三十的燃料油和百分之二十的水，加化学助剂”制成的混合物。
化学助剂可以使燃料充分燃烧。

栏目：追科学

超导材料突然变成超导态的那个温度，称为该材料的超导临界温度。
目前已知的上千种材料临界温度都很低，因此研究超导必须获得超低温。
今天，人们已能把环境温度降低到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以下，为揭露超导的奥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超导体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完全导电性。
可粗略地认为，在直流电通过时，超导体没有电阻。
以前有人用磁铁穿过水银回路，回路内便感应出电流来。
当磁铁运动停止后，水银回路如果仍保持零下二百六十九度的低温，该回路内的电流就会一直存在，几年后也测不出有衰减现象。
据估计，它至少可流动十万年。

超导体的另一个有趣特性是完全抗磁性。
人们熟知的铁钴镍等金属材料，能够让外磁场的磁力线顺利通过，具有集中磁力线的作用。
超导体与之相反，它排斥所有的磁力线，不许磁力线从它内部通过。

超导体是一门新兴技术，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地研究。
采用这种新技术，通信卫星的重量可减轻到两公斤多一点，体积比篮球稍大。
装上超导天线的潜艇，可深潜一百多米，在水下接收超长波信号，进行通讯联络。
超导技术用在电子计算机上，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高达几十亿次。
利用超导技术建造的调整悬浮火车，能够离开铁轨一定的高度，以每小时五百至一千公里的速度运行。
总之，超导体在工业和国防上的重要应用是非常吸引人的。

飞机密封压力加油是一种先进的加油方法，国际上一些国家已经采用。
在我国，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明显成果。
一九七五年，航空兵某师修理厂指战员决心实现飞机密封压力加油。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百人的修理厂搞空军的重大革新项目，是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
小厂能不能搞重大革新？
在党支部领导下，全厂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
通过宣讲群众办科研取得的成果，宣讲部队装备改革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性，全厂指战员统一了思想，纷纷表示：要争国气，争军威，坚决完成这项革新任务！

修理厂担负着这个部队维修飞机的任务，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党支部决定抽出技术骨干组成革新小组。
他们在没有图纸和资料，缺乏革新经验的情况下，不灰心、不气馁，边学边干，并在攻克理论关上苦下功夫。
他们借来买来许多有关的科研书籍，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细心钻研。
战斗飞机附件繁多，结构严密，选择和设计新加油口的位置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长郭福才带领革新小组的同志，近百次查看飞机上的各个部件部位，研究原理，并请来有经验的老同志一起探讨，集思广益。
经过二十多次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比较适当的位置。
设计难关突破后，要进行改装，没有现成器材成了大问题。
怎么办？
修理厂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要，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以自己设计制造为主，和有关单位挂钩解决相结合，大胆设想，因陋就简，修旧利废，先后设计制造了加油接关壳体、收卸卡箍等十余种主要部件，解决了设备器材问题。

革新飞机密封压力加油成功了。
经有关技术部门鉴定，完全符合要求。
飞机密封压力加油是运用真空压力原理进行加油的。
这种方法比原来用人工油枪的开式重力加油有明显的优点：一，飞机加油的时间由原来的十一分钟缩短到五分五十秒。
二，开式重力加油由于飞机起落架次频繁，经常加油，油箱盖关不严，容易产生事故。
密封压力加油，采取了单点双保险自动关闭的方法，比较安全。
三，飞机夜间或风雨天加油异常困难，有时雨水、尘土侵入油箱，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甚至延误飞机起飞，而密封压力加油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原先加油需要三人，无论天气怎样恶劣都要爬上飞机，劳动强度很大，油量全凭经验估测，加油过多外流现象经常发生。
现在，实行油量自动控制，只要一人安好加油器即可。
（某部新闻学习班）

栏目：外国武器装备简介

八月二十五日，华主席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参观“拉迪·康查尔”电气公司时，十分高兴地听取该厂情况的介绍。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新华社布里俄尼八月二十六日电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同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约·弗尔霍韦茨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了会谈。

两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就今后加强双方之间的接触达成协议。

双方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布·朗查尔，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奥斯托伊奇；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等。

据新华社沈阳八月二十六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交响乐团在沈阳的访问演出，受到沈阳市观众的热烈欢迎。

以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张澈为团长的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由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陪同，八月二十一日从上海抵达沈阳。
在火车站，朝鲜艺术家们受到五千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晚，辽宁省革委会设宴招待朝鲜艺术使者。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二十二日在沈阳举行首场演出。
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等观看了演出。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沈阳瞻仰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并献了花圈，参观了周恩来同志少年时读书旧址——沈阳市第六中学和沈阳重型机器厂，并且同辽宁省、沈阳市文艺工作者在北陵公园举行了联欢。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六日电 南斯拉夫报刊《战斗报》、《政治报》、《人民军报》、《新闻晚报》和《经济政策》周刊等，连日来继续在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消息和照片，高度评价这次访问的意义，并热情歌颂南中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战斗报》这几天都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报道华主席的访问活动，并附有大幅照片。
这家报纸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访问将推动和促进南中两国关系朝着更全面有力的方向发展。

《政治报》每天都以两三版的篇幅报道华主席的访问活动。
这家报纸说，华主席的访问不仅对南中两国、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重大事件。
《政治报》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将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

《人民军报》发表欢迎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社论说：“连结南中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的牢固与持久的基础以及它们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原因，就是它们真正地进行了革命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闻晚报》发表华主席访问的文章说，这次访问使南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经济政策》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说，南斯拉夫人民几十年来怀着同情与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南斯拉夫是最早祝贺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文章说，铁托总统与华国锋主席新的会见只会促进两国间更好的了解和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六日电 南斯拉夫通讯社二十五日播发了这家通讯社就塔斯社报道发表的一则评论，评论说：

南斯拉夫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每天都报道世界各地大量报道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和华主席同铁托总统会谈的情况。

从这些报道来看，世界新闻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一访问是重要的，虽然它们在态度和语调上有所不同。

今天南通社比较详细地播发了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一篇题为《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的报道。

这篇报道在简短回顾了访问的情况后，提出了下面的说法：“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华国锋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讲话，激烈攻击苏联及其政策。”
就此，塔斯社攻击了南斯拉夫报纸对华的访问的报道，甚至指责南斯拉夫报纸不同“中国首领”的言论划清界线。

苏联这家通讯社还谈到其他一些国家的记者和报刊以及中国的《人民日报》关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关于“巴尔干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的报道。

但是，南斯拉夫通讯社要提醒塔斯社，它忘记了南斯拉夫过去和今后都决不允许其他国家之间的争执影响南斯拉夫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这家苏联通讯社还忘记了南斯拉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友好合作是建立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和互利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的，并使这种关系与合作的发展不至损害第三国利益。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塔斯社竟力图利用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报纸和记者的文章来挑南斯拉夫的毛病，却不尊重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关于南斯拉夫政策的声明。

新华社河内八月二十六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谈判第四次会议上，强烈谴责越南当局八月二十五日在友谊关边境越方一侧制造血腥镇压华侨的事件，并且向越方提出强烈的抗议。

他在发言中叙述了这一严重事件的经过以后说，这是越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血腥镇压难侨的新罪行，是越方明目张胆蓄意制造的破坏中越两国副外长级会谈的新的极为严重的步骤。
中国政府已于昨天下午就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越南当局的这一罪行感到极大的愤慨，并向越南政府再次提出强烈抗议。

仲曦东团长指出：中国代表团怀着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难侨问题的诚意，从谈判开始就提出建议，并在第二次、第三次会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
越南方面在八月十九日举行的第三次会上，提出由双方团长共同发表一项所谓“呼吁书”草案，并要求在当天下午六时在边境口岸广播。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越南军人和公安人员就对友谊关越方一侧的难侨行凶，打伤难侨数人，并把二、三百名难侨驱赶到中国境内。

他说：尽管越方采取上述破坏谈判的行动，中国代表团为了真正解决问题，仍表示了极大的克制，在认真研究了越方的“呼吁书”之后，于八月二十三日建议举行团长紧急会议，并提出由中越双方发一项“公告”的草案。
你们主动表示愿在原定于八月二十五日九时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你们的意见。
可是，就在八月二十五日，你们又在友谊关制造了新的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不恰恰证明你们一再声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不过是一种骗局吗？
这不正说明你们在谈判中是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吗？”
他指出：“八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五日两次暴力事件足以说明，不论是你们提出什么‘呼吁书’也好，或者表示要就中方提出的‘公告’进行讨论也好，统统都是骗人的，是企图用谈判来掩盖你们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暴行。
你们在边境制造的流血事件，特别是昨天的事件，则是为了破坏谈判而精心策划的预谋行动。”
仲曦东团长接着指出，从八月八日中越副外长级谈判开始以来，越南当局就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
“所有这些事件充分说明：越南当局同意中国政府提出就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并非真要解决中越之间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而是用谈判作为一种欺骗世界舆论的手段，既用来粉饰你们执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政策在国际上所造成的丑恶形象，又用来掩盖你们继续进行迫害、驱赶以至血腥镇压华侨的罪行。

“同时，围绕这些事件，你们在谈判桌上和通过宣传工具对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进行种种攻击诬蔑。
这就充分说明你们蓄意制造这一系列事件，正是为了下面的目的：由于你们害怕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你们对谈判毫无诚意，才需要利用一系列事件，毒化谈判气氛，为谈判设置障碍，从而企图把破坏谈判的责任转嫁于中国方面。”
仲曦东团长在发言中最后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是诚心诚意来河内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
但是，要使谈判取得成果，必须双方具有诚意。
你们在谈判桌上谈了那么多动听的话，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又蓄意制造了那么多暴力事件，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不断升级，你们究竟要把谈判引向何处？”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在今天的会上发了言。
他在发言中，正式拒绝了中国方面就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难侨问题而提出的由双方发表一项“公告”的建议，他说，中国方面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他还全面否定了中方就解决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提出的各项建议。
黄碧山断言“会谈将陷入僵局”。

这表明，越南代表团八月二十三日在双方团长会议上表示的越方将同意采用“公告”的形式，并将在第四次会议上对“公告”的内容进一步评论等等许诺，完全是一场欺骗。
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越南当局在谈判会上作出的姿态和在友谊关的血腥镇压，是一个预谋的两个方面。

在八月二十三日双方团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仲曦东建议，中越双方代表团就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难侨问题发表一项“公告”。
“公告”草案说：“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商定：越南方面负责将这些华侨送回原居住地，给予妥善安置，让他们继续正常谋生，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受歧视。
中国方面重申，继续教育和鼓励华侨居住在越南，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
对于确实有困难，迫切要求回国的华侨，中国方面希望越南方面给以必要的方便，让他们办妥入出境手续后回到中国。”
当时，黄碧山团长表示将认真研究中方“公告”草案后发表意见。

仲曦东团长在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说，今天越方对中方“公告”的建议一概加以否定，这表明越方前些时候的表示，完全是以谈判作为一种手段，来掩盖在边境口岸对难侨实行血腥镇压的新罪行。

仲曦东团长批驳了黄碧山对最近越方在边境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抵赖与捏造，和对中国方面的诽谤。
仲曦东说：“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任何谎言是改变不了的，任何抵赖也是无用的。
这种武装镇压，造成难侨伤亡，必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他强调说：“解决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只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用武装来解决。”
仲曦东团长指出，中国方面在历次会议，特别是在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是根据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的精神，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诚心诚意地提出来，供你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
然而，你们竟然全盘加以否定，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留一点。
这就又一次暴露了你们歧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真面目，又一次暴露了你们以谈判为手段，掩盖你们迫害和驱赶华侨的真面目。”
在会上，黄碧山团长说，他的发言“完全是客观实际”，“我们是不会变魔术的，这一项艺术我们是很差的”。
对此，仲曦东团长说：“黄碧山团长太谦虚了。
我对魔术欣赏能力太差。
在这方面，可能在河内期间使我提高了些水平。”
他又严正指出，“你们在谈判中的态度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嫁祸于人，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这就是你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诚心诚意’。”
仲曦东团长最后说，越南代表团团长断言：“会谈将陷入僵局”，这是否越方对会谈的估计呢？
“你们这样讲，用意是很清楚的，你们是要对会谈的前途承担责任的。”
图为被越南军警用匕首刺伤的华侨老人韦玉金和他的血迹斑斑的上衣。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作者：彭成梁

在庆祝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节日——“八·二三”反法西斯武装起义三十四周年的日子里，也正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我们欣喜地观看了《橡树，十万火急》、《侦察英雄》和《“汽车”行动》三部罗马尼亚故事影片。
这些影片以侦察事件为题材，分别反映罗马尼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决抗击德国法西斯，以及全国解放后，保安战士与潜伏匪特进行斗争的英雄故事。
它歌颂了罗马尼亚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来侵略，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塑造了几位敢于虎口拔牙的侦察英雄的形象。

《橡树，十万火急》的故事，是以获取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份秘密作战计划为线索而展开的。
这个计划，关系到罗马尼亚“八·二三”武装起义的成败，同时也决定着德军在罗马尼亚的命运。
它存放在德军一个警戒森严的秘密机关里。
要搞到这样一份计划，将要冒极大的风险。
可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和艰险的。
英雄的乌德雷亚在优秀的地下党员托马的密切配合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完成了任务。
它充分显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八·二三”起义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侦察英雄》塑造了三位为反对德国法西斯，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侦察英雄的形象。
斯托扬、伊昂和侠奈克奉命到“山洞地区”去侦察，困难是很大的。
先后派去的四个侦察组，都没能活着回来。
然而，他们欣然接受了任务，并没有知难而退。
在前进途中，侠奈克为掩护战友与敌人同归于尽。
伊昂宁死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只剩下斯托扬一人，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完成任务。
敌人威逼利诱，斯托扬却回答：“用所谓‘真话’来买命，在罗马尼亚，意味着背叛！”
这坚定的语言，道出了英雄战士美丽的心灵。
最后他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汽车”行动》中的侦察员，也是一个大智大勇的英雄。
他打进匪窟后，经受了一场生死斗争的考验。
自己冒充的那个空投特务马里乌斯就在自己面前，死亡随时在威胁着他。
但他却以十分惊人的魄力和智慧，与马里乌斯进行了一场惊心的特殊战斗。
继而又巧妙安排，使匪特们自投网罗，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束手就擒。

这三部影片都说明，一切反动派无论怎样挣扎，最后都必然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
任何妄想称霸世界的人，必定要在人民的铁拳下化为jī粉。
在艺术方面，这三部影片都不乏新颖独到之处。
如构思奇妙，设计精巧，刻划细腻，影片的情节虽不复杂，却能引人入胜；
描述的事件虽然单纯，却无枯燥之感。

看了这三部影片，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英雄的罗马尼亚人民的了解。
今天，中罗两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颠覆，正亲密团结，并肩战斗。
灿烂的中罗友谊之花，将永远开放！

栏目：体育消息

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两天比赛情况

一九七八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八月二十五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
首场比赛中国足球队以二比○胜荷兰业余国家足球队。
第二天的比赛，南斯拉夫“战士”足球队以四比二胜北京足球队，刚果“红魔”足球队以三比一胜香港“愉园”足球队。

世界女排锦标赛开始 日本险胜美国队

第八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八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四个城市全面展开。
上届世界锦标赛和去年世界杯比赛冠军日本队以三比二险胜上届世界锦标赛第十二名的美国队。
五局的比分是：十五比九、七比十五、十五比十一、九比十五、十五比八。
上届亚军苏联队以三比○胜保加利亚队。
巴西队以三比○胜西德队。

东德运动员创女子一千米世界新纪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乌尔里克·布龙斯八月十八日以二分三十二秒的新成绩打破她本人今年六月十六日创造的二分三十二秒六的女子一千米赛跑世界纪录。

中国女排以三比○胜种子匈牙利队

中国女子排球队八月二十五日在苏联里加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预赛中，首战告捷，以三比○战胜本届锦标赛的种子队之一——匈牙利队。
匈牙利女队是第七届（一九七四年）世界锦标赛的第六名，当时中国队是第十四名。
在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赛中，中国女队曾以三比○击败匈牙利队，获得第四名，匈牙利队获第六名。

第一局，中国队打得比较顺利，以十五比四先胜一局。
然后以十五比十二再胜一局。

第三局，匈牙利队曾以十三比七领先。
中国队顽强奋战，追到十二比十三，可是匈牙利队又得一分，眼看就要拿下这一局。
中国队沉着应战夺回发球权，又连取两分追成十四平，场上气氛极为紧张。
接着中国队员猛打猛攻，再得两分反以十六比十四赢得了这场比赛。
比赛中，苏联观众为中国女运动员临危不惧的精神热烈鼓掌。

波兰女选手刷新四百米栏世界纪录

八月十八日，二十九岁的波兰女选手克雷斯蒂娜·卡斯佩尔奇克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田径赛的四百米栏赛跑中，以五十五秒四四的时间抢先达到终点，刷新了五十五秒六三的世界纪录。
（均据新华社）

苏联女运动员跳过七米

苏联女运动员威廉明娜·巴道斯基涅，八月十八日在苏联摩尔达维亚的基什尼奥夫举行的跳远比赛中，第一次试跳就跳出了七米○七的距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跳过“七米大关”的女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