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好事
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公路运输、公共交通部门广大职工，最近响应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号召，开展以安全、优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这是一件好事。
交通运输联系着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能否确保安全、优质，对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规章制度和交通秩序，安全不够好、质量水平低，至今仍是交通战线的薄弱环节。
狠抓安全、质量，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拨乱反正的一项战斗任务。
目前，广大群众对上班、下班时挤车很有意见，广大用户对货运质量不好也很有意见。
在竞赛中，要采取多种方式，请乘客和用户参加评议，对好人好事提出表扬，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
大家都来关心公共交通事业，主持正义，抵制歪风邪气，遵守交通秩序，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就能使竞赛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搞好劳动竞赛，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基层。
管交通的同志，能开车的要开开车，不会开车的要售售票，还要到站台、货场、车厢中去倾听乘客和用户的意见。
对司机、售票员等同志的工作、学习、吃饭、休息、劳动保护、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十分关心，切实解决。
前一阶段，京、津、沪三市交通部门在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对口赛，取得了成绩。
现在，三市交通部门进一步抓住安全和质量问题，把竞赛活动推向新高潮。
他们能做到的事，全国其他城市的交通部门也应做到。
希望其他城市的交通部门也把以安全、优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开展起来。

中南两国外长举行会谈
新华社布里俄尼08月26日电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同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约·弗尔霍韦茨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了会谈。
两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就今后加强双方之间的接触达成协议。
双方参加会谈的有：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布·朗查尔，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奥斯托伊奇，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等。

中南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建立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协定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26日电中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今天下午在这里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
这两项协定是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尼斯拉夫·伊科尼奇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大厦签署的。
关于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规定，委员会的双方主席将由两国政府的副总理担任。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提出扩大两国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建议，提出有关合作方式的建议以及实施两国有关协议的措施。
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规定，中南两国将在科学、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以及生产的协作和专业化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这两项协定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传统友谊，本着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的。
这两项协定的签订将使两国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不断扩大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等；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
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博戈留布·奈戴利科维奇，联邦经济联合会副主席拉戴·托多维奇，联邦农业委员会副主席布兰科·约万诺维奇，联邦能源和工业委员会副主席斯特万·戈伊希纳等。
签字以后，纪登奎副总理和伊科尼奇副主席继续举行会谈，就两国经济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促进职工刻苦钻研技术、提高操作水平
大庆化肥厂坚持技术考核
新华社大庆08月25日电采用外国成套设备
的大庆化肥厂，自1976年底建成投产以来，管理
水平和操作水平不断提高，合成氨和尿素的年产量都
已达到设计能力。
其中尿素设备在达到设计能力后连续安全运转了一百一十天，是全国同类型工厂中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的一个。
大庆化肥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厂领导坚持经常对职工进行技术考核，同时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帮助职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和操作技术水平。
这个厂的工人绝大多数是进厂不久的青年人。
为数不多的老工人中，也大多数是从炼油厂调来的，少数人只接触过五十年代的小型化肥设备。
为了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的情况，使职工们尽快地掌握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技术水平、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厂党委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织大家虚心诚恳地学，刻苦认真地学。
当时，“四人帮”到处挥舞“崇洋迷外”、“白专道路”等大棒，反对人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钻研技术。
大庆化肥厂领导不理这一套。
他们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一面请有关高等院校教师和来厂帮助工作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讲课，一面派人到国内兄弟单位或外国去学习。
这样，就使得工人们在工厂开工前便学到了用七十年代技术水平装备的化肥生产的一些基本知识，为以后正常生产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大庆化肥厂为了督促职工们学习技术，主要是采取考试办法，经常对职工进行技术考核。
在化肥厂正式开工前，全厂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考核，干部考工人，工人考干部，要求非常严格，规定要得到八十五分才算及格。
第1次考试及格的，当主操作工；
第2次考试及格的，当主操作工的助手；
第3次考试才及格的，只能跟班学习；
三次考试都不及格的，不能顶岗位。
由于经过认真的考核，把达到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安排在关键岗位上，使这个厂不仅实现了投产一次成功，而且保证了正常生产。
投产以后，厂领导仍然坚持技术考核。
例如他们规定徒工转正定级或操作工人调换岗位时，都必须先经过考核。
全厂一百二十七个岗位全都设立了“技术练兵箱”，箱子里面放着许多道考试题目，工人每次交接班，都要由接班工人考交班工人。
这些做法，促使工人们刻苦认真地钻研技术，提高了操作水平。
除此以外，大庆化肥厂领导还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帮助职工熟悉所管的设备、工艺流程以及对事故的处理。
例如在设备大检修时，发动大家把全厂三千零四台设备、二千六百一十八块仪表的内部结构和性能，以及近三百公里管线的走向，都摸得一清二楚。
再就是开展事故分析活动。
他们把本厂和外厂曾发生过的一百五十多次大小停车事故的经过、后果、处理办法以及发生事故的原因等，都记录下来，编印成册，发给每个操作工，供他们学习参考，提高他们预防事故的能力。
仅今年上半年，全厂就消除了七十八次事故隐患，较好地掌握了稳定生产的主动权。
管好现代化企业，不仅要求工人们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更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精通业务，熟悉技术。
大庆化肥厂党委的五名常委，几年来带头刻苦学习技术，已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华主席由铁托总统陪同游览亚得里亚海
两国领导人在军舰上继续友好会谈
新华社布里俄尼08月26日电华主席今天在铁托总统陪同下游览了亚得里亚海。
铁托总统陪同华主席登上“海鸥”号教练舰时，舰队官兵列队致敬。
铁托总统从1952年起曾四十四次乘坐“海鸥”号，出访了三十四个国家，航程近十万海里。
九时三十分，“海鸥”号从布里俄尼起航，沿着伊斯特拉半岛向西北行驶。
三艘巡逻艇和两艘鱼雷艇护航。
“海鸥”号在深蓝色的亚得里亚海平稳地前进。
这时，海面上泛起银色的浪花，甲板上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微风迎面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怡。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一面高兴地观赏着秀丽的景色，一面亲切地交谈。
“海鸥”号行驶到南斯拉夫著名旅游区罗维尼市附近的海面时，十二架南斯拉夫“海鸥”式战斗机、两艘导弹舰、四艘火箭舰、四艘鱼雷艇急驰而过，向华主席和铁托总统致敬。
铁托总统指着飞机和军舰对华主席说，这些飞机和军舰都是南斯拉夫自己制造的，对于保卫近海非常有效。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在“海鸥”舰上，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了会谈。
会谈后，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共进午餐。
席间，铁托总统卫队的乐队演奏了歌颂铁托总统和欢迎贵宾的歌曲以及南斯拉夫的民歌和革命歌曲。
午餐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随同华主席游览的有赵紫阳、黄华和张耀词等同志。
南斯拉夫方面陪同华主席游览的还有，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斯·多兰茨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米·米尼奇等。
（附图片）
08月25日下午，华国锋主席乘快艇抵达布里俄尼岛，铁托总统到码头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华主席在铁托总统陪同下登上“海鸥”号教练舰，游览亚得里亚海。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新疆水泥厂十八年出厂水泥符合标准
新疆水泥厂创造了连续十八年出厂水泥百分之百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异成绩，在今年西北、华北大中水泥企业质量评比中名列第1，在全国大中水泥企业质量评比中名列第2。
新疆水泥厂出厂产品这样好，是这个厂的领导和工人们从本厂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各个岗位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并且发挥科室的作用，层层把好质量关。
就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厂党委和工人们照样理直气壮地抓质量；
质量检验人员不顾“管、卡、压”一类责难，依然严把质量关；
许多老工人不怕“埋头拉车”、“奴隶主义”大帽子，仍旧一丝不苟地进行操作。
从而保证出厂水泥的质量。
（据新华社）

淮北电厂双水内冷发电机组投产
新华社合肥08月25日电安徽淮北电厂又增添了生力军——新安装的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最近正式并网发电。
这台发电机组建成投产后，对于加速开发两淮煤炭基地，发展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将发挥积极作用。

确保行车安全提高服务质量
京津沪公共交通部门开展对口赛
新华社北京电北京、天津、上海市的公共交通部门，从08月01日起开展安全优质竞赛活动。
三个市商定，分成公共汽车、电车、出租汽车、长途客运和货运五个方面开展专业对口竞赛，定期检查评比。
三个市的运输职工，积极响应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号召，提出要确保行车安全，提高服务质量，让广大乘客早上一辆车，少等一分钟，把时间用到新的长征中去。
自开展竞赛以来，京津沪公共交通部门的许多领导干部努力转变作风，到运输第1线去调查研究，领导职工积极改进工作。
天津市交通部门根据乘客的意见，采取开辟新线、增加班车、增设车站、调整收发车时间等措施，解决职工上下班乘车的困难。
上海交通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总结安全运输的经验，针对薄弱环节，制订改进措施。
为了提高行车正点率，更好地为乘客服务，上海市六十六路公共汽车队的干部分批从清晨四时到深夜十二时，记录每辆车出场、起点站开出、到达中途站、终点站和进场的时间，检查行车时间表的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这个车队的行车正点率现在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最近增开了几条早晚高峰线和早晚高峰延伸线，运输公司从08月01日起开始办理电话要车业务。
北京市一零六路电车还在崇文门和东四设立群众来访接待站，有关领导干部亲自到接待站听取群众意见。
在竞赛中，京津沪公共交通部门的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了司机和售票员的基本功训练。
司机和售票员们努力学先进，赶先进，苦练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决心在竞赛中创造优异的成绩。

不能再“撵集”了
这是一封关于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的读者来信。
写信的不是社员群众，而是农村的基层干部；
不是赶集者，而是撵集者。
这封信说明，取消集市贸易，在这个地区不但遭到广大社员群众的反对，就连具体执行取消集市贸易的基层干部也是不赞成的。
来信认为“撵集”这件事很棘手，这毫不奇怪，因为取消集市贸易，一不符合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二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三不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还偏要取消，以至闹到群众要赶集，干部要撵集的程度，怎么能不棘手呢！
其实，要把棘手的事变成顺手的事，轻而易举，这就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恢复正当的集市贸易。
希望领导农村工作的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象这封来信中所说的，不要再办那种“脱离群众、与民对立”的事了。
编辑同志：
我们几个是山西运城地区农村基层工作者，经常要办这样一件棘手的事：
每逢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都要到镇上去撵赶集的群众。
去年倒好说，群众虽然不满意，还是挎着篮子走了。
可是，今年的情况就很不相同。
自从报刊连续登载有关集市贸易的报道、文章后，群众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不仅议论纷纷，而且赶集的人也越来越多。
你去撵他，他便拿出报纸上的有关报道，指着几行字说：
“华主席、党中央都说要集市贸易，你们听谁的？”
07月29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当面质询我们的人更多了。
有的拿着报纸让我们看这样一段话：
“中央多次明确宣布，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现在还无视本地的具体条件，对它们严加禁止或乱加限制，这到底是限制了资本主义，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
有的说：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集市贸易也是党的经济政策之一，为什么不去落实？”
有的说：
“我们要买的东西供销社没有，我们要卖的东西收购站不收，象这样，农村经济怎么能活跃起来？
多种经营怎么能发展起来？
我们的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
还有的群众说：
“你们国家干部、工人还有个星期天，干乏了歇歇，我们为了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一年三百六十天，辛辛苦苦，手脚不闲，到头来连个集也不能上，你们忍心吗？”
听到这些质问和责备，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继续撵吧，就要和群众闹到对立的地步，这既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相容，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称；
不撵吧，地区又有撵的明确指示。
因而弄得左右为难，进退不得。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政策应当落实，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正当的集市贸易应当恢复，违背党的政策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应当取消，各级领导不要再办那些脱离群众、与民对立的事情。
几个农村基层工作者
（原载《光明日报》）

上海南汇县下沙公社养蜂人员根据蜜蜂繁殖规律，采用一种“移虫造浆”的办法，把许多特制的小蜡碗固定地排列在木条上，将蜜蜂幼虫移到蜡碗里，假设成蜂皇巢，诱使蜜蜂分泌更多的王浆。
图为蜜蜂正往蜡碗内输送王浆。
新华社记者摄

多种经营
△山东省今年海带丰收，沿海各地十二万亩海带总产达到十四万吨，比丰收的1977年增长一成多。
△江苏省一九七七至1978年度沿海放养紫菜三千多亩，总产干紫菜五十三万多斤，平均亩产一百九十斤，总产值达一百七十多万元。
△吉林省抚松县今年蜂蜜增产，到07月底，全县已收购蜂蜜一百六十万斤，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去年增长三点一倍。
△甘肃省武都地区先后引进栽种油橄榄九千多株，已经全部成活，长势良好。
引进最早的生长三年后，已经开花结果。
（据新华社）

扫除思想障碍，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中共贵州省委第1书记马力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上强调指出：
“要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这是一个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干部政策落实不落实，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全盘工作，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
我们要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率领各族人民齐步长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更好地把贵州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战略基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极为重要，刻不容缓。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贵州出现多次反复，干部工作遗留不少问题。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教导，把贵州的干部看得漆黑一团，胡说什么贵州干部“不好的多，好的少”。
他们利用我省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散布种种流言蜚语，竭力制造“这一部分干部同那一部分干部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干部同那一时期的干部的矛盾”，等等，挑拨离间，分裂干部队伍，为他们搞乱贵州打开缺口。
他们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疯狂实行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在我省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比较多，严重地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我省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曾积极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果。
但是，每次都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恶毒攻击。
他们把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诬蔑为“翻案办公室”、“复辟办公室”，把落实了政策的干部称为“逸民”、“还乡团”，揪住不放，残酷斗争，致使许多革命同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多年蒙受不白之冤，并且株连到他们的亲属、子女，影响到整个社会，十分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各级党组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狠抓干部政策的落实，把它同整党整风、加强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目前，我省原来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绝大多数已分配适当工作；
一些工作安排不当的，已作了必要的调整；
一部分冤案、错案已经平反、昭雪。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没有肃清，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量还很大，还有不少思想阻力，有的地方和单位阻力还比较大。
为了迅速而又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教导，学习华主席、党中央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密切联系我省实际，狠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着重解决五个方面的“怕”字，扫除思想障碍，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一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帽子的问题。
落实干部政策同为坏人翻案，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坏人的案当然不能翻，永远不能翻。
但是，应当看到，在林彪、“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少好人被冤成“坏人”，不少人民内部问题被错搞成敌我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依仗职权，为所欲为，草菅干部的政治生命。
有的不经任何报批手续，他们一句话就把干部定为地主、资本家；
有的把本来出身工人的干部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有的把海南岛的一封来信，说成是海外关系，列为处理的一条罪状；
有的只要被敌人逮捕过，不问在狱中表现如何，就说成叛徒，等等。
这种错案、冤案能不翻过来吗？
前几年，“四人帮”打棍子、扣帽子，你落实干部政策，他就说你是“翻案”、“复辟”、“还乡团”，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压得你喘不过气，以致有些人现在一接触到这些问题，还以为是进入“禁区”，心有余悸，左顾右盼，担心站在“坏人”一边，担心替“坏人”说话。
这主要是由于“四人帮”假左余毒在这些同志的脑子里还没肃清，他们消极地总结出一条“教训”：
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凡事“左”三分。
在他们看来，“左”是“左”在别人头上，不是反革命打成了反革命，似乎动机是好的，是对革命负责，错了也是认识问题；
而右就往往右在自己身上，把好人从敌人队伍中划过来，有时要担风险，错了就是立场问题。
在这种十分错误的思想支配下，私字当头，当然不可能落实干部政策。
有些人的问题，本来早已查清了，也抱着“挂起来保险”、“挂着比否定好”的态度，长期把问题挂在那里。
所谓担心为“坏人”翻案，实际上是没有勇气拨乱反正，纠正错案，不敢为受冤枉的好人平反。
因此，一定要肃清这种丧失党性原则的错误思想，使大家敢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实事求是地落实干部政策。
二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会伤害积极分子的问题。
什么是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应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事求是，不谋私利，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在运动中发挥骨干带头、模范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对他们采取保护的态度。
但又总是及时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把保护积极分子同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确实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上当受骗，参与办了错案，干了错事。
我们向同志们说明，仇恨的根子在林彪、“四人帮”，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一般说，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是没有责任的。
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决不能追究个人责任，以利于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
但是，不追究个人责任，不能作为不纠正错误的挡箭牌。
帮助积极分子纠正错误，提高认识，分清是非，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才是对积极分子真正的爱护。
实践证明，办过一些错事的积极分子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为落实干部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怕落实干部政策伤害积极分子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
有些人私字当头，打着假“左”的旗号，卖力地鼓吹“打倒一切”，上窜下跳，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捏造事实，陷害同志。
这种人决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但往往也正是这些人，用“保护积极分子”这个口号来掩盖自己的问题，不检讨，不改正，妄想溜之乎也。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向他们大喝一声，促其猛醒。
这对他们也不是“伤害”，而是最大的帮助和挽救。
至于“四人帮”的帮派骨干，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并对其中少数情节严重、屡教不改死不认罪的分子依法制裁。
三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会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纲领，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鼓吹“打倒一切”，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残酷地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彻底纠正他们制造的冤案、假案和错案，认真落实干部政策，正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果把落实干部政策，和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对立起来，掩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不但不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而会使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思想是非得不到澄清，影响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处理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发生的冤案、假案和错案，本身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全符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四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影响自己威信的问题。
共产党人、革命干部讲威信，首先是讲党的威信，离开了党的威信，个人的威信便无从谈起。
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从维护党的威信出发，有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就办，否则就不办。
至于个人的威信，也是靠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建立起来的。
有一些同志过去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办了错事，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威信，也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现在，按照党的政策主动地纠正过去自己经手办理的错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只能恢复群众对你的信任。
贵阳市有个单位的领导同志，过去错误处理了案件。
开始，他认为“没有错”。
经过学习和批判，他提高了认识，积极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自己过去办错的案件。
这种态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好品德，值得大大赞扬。
这位同志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自然得到群众的谅解，也自然提高了威信。
但是也有个别同志明知自己搞错了，还羞羞答答，文过饰非，本来想保自己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群众意见很多，工作越来越被动。
五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开了门收不了场”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
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过去在干部政策上存在的问题确实比较多；
另一方面说明，广大干部敢讲话了。
他们信任我们党，有话愿意向党谈。
这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有的同志却把受理干部的申诉、落实干部政策当成“额外负担”，当成“包袱”，怕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增添麻烦。
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我们教育这些同志认识，干部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越多，越说明这项工作重要，非做不可，非抓紧解决不可。
只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问题总是解决一个少一个，决不会越来越多。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妥善地解决了，就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就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
解决一批人的问题，就能调动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那些部门和单位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落实干部政策，那里的领导班子就团结，干部的政治热情就高，群众的干劲就大，革命和生产形势发展就快。
那些部门和单位对落实干部政策重视不够，抓得不紧，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就不那么快。
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当成“额外负担”，当成“包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至于落实干部政策中，有个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难免的，并没有什么可怕。
对这些同志，要摆事实，讲道理，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于妄图乘机翻案的坏人，则必须坚持原则，坚决顶住。
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好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恢复、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处理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坚持的正确原则。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对广大干部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歪曲事实，栽赃陷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一定要把在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地大胆地给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昭雪、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纠正一切错误的处理。
属于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
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一切要根据事实办事。
真正搞错了的，无论是那个人处理的，都要勇于否定，敢于拨乱反正。
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部分错了的部分纠正。
事实没有出入而处理不当的，要重新处理；
事实清楚，处理恰当的，必须坚持原则，不再改变，绝不允许借机翻案。
落实干部政策，决不能搞“一风吹”，决不是把处理过的案件都来一个重新处理。
落实干部政策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主席说：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
有许多问题看起来难以解决，我们只要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作细致的调查，广泛地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问题并不难解决。
例如，有个工厂的干部，因“特嫌”问题挂了二十多年，一直认为是个“老大难”问题，直到本人退休了，问题还挂在那里。
这次通过发动群众，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一核实了材料，终于按照党的政策否定了悬案，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这个干部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说：
“是华主席、党中央的政策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虽然七十多岁了，也要在有生之年争取多为国家出把力，还要教育我的子女积极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事实说明，坚持走好群众路线，不仅能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而且能够进一步密切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过程，也是用实际行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坚决拨乱反正的过程。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继续抓紧抓好，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这八十元奖金该不该兑现？
今年01月，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各个饲养场普遍进行年终结算。
北管大队饲养场饲养员何小弟，去年全年饲养母猪二十头，产仔猪四百七十四头，超过定额一百一十四头。
按照养猪“五定一奖”政策规定，他应得奖金八十元。
这八十元奖金数字上报到公社，在干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同志说：
“何小弟养猪确实好，这八十元应该奖励。”
有的同志却认为：
“奖励这么多，恐怕不符合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原则，小心别走到‘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路上去，还是拉拉平稳妥。”
公社党委有些领导干部也感到吃不准，一搁就一个多月。
这八十元奖金该不该兑现呢？
其实群众早有定论。
许多社员批评公社领导干部说，既然政策有了规定，怎么能看到何小弟冒了“尖”就缩回去了呢？
党委讲话还算不算数？
广大群众眼睛盯着党委，公社党委也感到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马虎从事。
于是，公社党委立即派人到北管大队饲养场调查，听取群众意见，同时组织公社干部认真讨论。
大家回顾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75年，公社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养猪好、贡献大的饲养员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饲养员积极性高涨，生猪饲养量迅速增长。
可是到了1976年，“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适当的物质奖励污蔑为“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把党的政策搞乱了，把干部、社员的思想搞乱了，打击了饲养员的积极性；
结果不少饲养场死猪多，肉猪瘦，母猪产仔率低，生猪饲养量急剧下降。
鲜明的对比使大家看到，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是多么重要。
大家表示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说了算，定了干，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兑现。
对生产“冒尖”的社员多奖励一些，究竟符合不符合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呢？
奖给何小弟八十元奖金是不是过多了呢？
公社党委根据从北管大队调查的材料和群众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何小弟是个优秀饲养员，他以饲养场为家，二十年如01日，经常吃在场，睡在棚，起早摸黑，兢兢业业地为集体养好猪。
在实践中，他积累了一套科学养猪的经验，无论是饲养定额、超产数，还是母猪产仔率，在全公社饲养员中一直是最高的。
“四人帮”横行时，优秀饲养员何小弟却得不到表扬。
打倒“四人帮”后，何小弟的名字上了光荣榜。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确实是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不一样”仅仅体现在精神鼓励上还不够，何小弟“多劳”了，就应该“多得”。
大家算了一笔帐，何小弟超过定额一百一十四头，为大队增加了一千一百四十元收入，奖给他八十元，只占他为集体创造财富的百分之七。
给他这笔奖金，比起他的贡献来是适当的。
经过充分讨论，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地作出决定：
这八十元应该奖给优秀饲养员何小弟。
到了春光融融的03月，在马陆公社召开的养猪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会上，何小弟戴上了大红花。
会后，他高高兴兴地领到八十元奖金。
新华社通讯员秦保文
新华社记者李正华

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
——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
本报讯新华社08月26日播发记者鲍光前写的报道：
《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
新华社为此加了编者按。
报道指出，世界上生产食用植物油多的国家，每人每年平均有三、四十斤或四、五十斤。
但是，我国食用植物油近几年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斤左右。
我国植物油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靠种植草本油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是从油菜籽、花生、大豆、芝麻等草本油料和棉籽中榨取的。
目前草本油料的种植面积是八千五百万亩，占农业种植面积百分之五点八，现在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拿出更多的耕地种油料不大可能。
要提高八亿人民的吃油水平，尽管可以大幅度提高现有草本油料的单位面积产量，但那还是很有限的。
如何解决人们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呢？
国家林业总局和部分省、自治区林业研究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要实行草本油料与木本油料并举，逐步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的道路。
这是解决我国人民吃油问题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途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新华社编者按全文如下：
这篇报道，对如何解决我国八亿人民的吃油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这是发展农林业的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
问题提得好，使人大开眼界，很有说服力。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材料只论食油，对工业用植物油论述不够。
要把油料生产尽快地赶上去，在积极发展草本油料的同时，更要花大力气发展木本油料的生产，逐步做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
油桐、乌桕等木本油料，在工业和人民生活中用途很广，也要大力发展。
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的口号，过去也提过，为什么至今发展不起来呢？
是我们的土地不长吗？
不是。
是老天爷偏偏和我们作对吗？
也不是。
问题是认真想这件大事的人少，实干的人也不多，特别是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当然，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可以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了。
建议各地把发展木本油料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
要因地制宜，订出规划。
从资金、物资等方面加以扶持，从技术上加以指导，做到思想落实、政策落实、组织落实。
实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任务是艰巨的。
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懂得了做这件事的好处和重要性，现在吃油很少的人民，办这件事的积极性是可以想见的。
诚实的土地也绝不会辜负我们的劳动。
只要不是空喊，而是实干，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我国油料生产的面貌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在本世纪内，实现食用植物油料生产现代化和木本化这个要求。

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
王诤〔遗作〕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
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
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一
1931年01月0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
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
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
“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
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
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
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
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
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1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
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
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
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
龙冈大捷后的第4天，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
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
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
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
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
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
毛委员曾亲自到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
在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
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
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
他说：
“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
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
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
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
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
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
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
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
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们，他常把同志们送给他的、当时极为难得的纸烟转赠给电台人员。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着重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
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2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
就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1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1次听说：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当时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
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
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
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
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象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心里。
他说：
“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
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
当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2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
蒋介石在第1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0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2次“围剿”。
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
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
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
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
0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
师部台说：
“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问：
“哪里去？”
师部台回答：
“东固。”
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
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
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
16日，第2次反“围剿”的第1仗打响了。
仗打得非常激烈。
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
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ＳＯＳ”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
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
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
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
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1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
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2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
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
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
这年0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
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
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
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3次、第4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一百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
直到1940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又能亲聆教诲。
抗日战争时期，通信材料的供应非常艰难。
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
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区回来，为了掩护我们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小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大卡车。
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
单靠从国民党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
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
他看到工人用铜元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赞不绝口。
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1942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
要冲矽钢片，需要冲模，而制造冲模，却找不到适用的钢材。
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
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钢轨。
为发展我军通信事业，朱总司令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当钢轨抬到工厂的时候，有的同志涌出激动的泪花。
第1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无线电通话。
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传到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
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
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
当时在延安，大批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
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
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
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
我想起朱总司令在苏区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情景，就请朱总司令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开导我们的同志。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
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
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
通信战士们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
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
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
他说：
“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
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
为了革命胜利，千千万万的阶级弟兄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
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
“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
不过，你们要晓得：
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
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摇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
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的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仔细体会它的含义。
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
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
“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
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
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总司令在做报告。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心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
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1947年03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
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我们关于撤出延安后怎样保障我党我军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
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
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
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
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
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
“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
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
但是，困难是暂时的，度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
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指挥。
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任务去了。
三 解放以后，朱德同志要求我们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
我们的技术人员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朝鲜前线，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保证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朱德同志经常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
我们电子工业部门每举办一次展览会，他都是有请必到。
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
从首都近郊到海河岸边，从关中盆地到长江之滨，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在视察过程中，他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
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勉励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朱德同志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
朱德同志幽默地说：
“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
在工作上可不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
他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
“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
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
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
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
他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
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历历如在眼前。
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
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特别不能忘记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
1931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是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
而四十年后的1971年，当我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又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1971年10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
一天，我突然听说，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
这个消息使我太激动了。
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
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
“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朱德同志连声说：
“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
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
“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摔死了。
他说：
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
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
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
“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
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1973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
他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看了两个小时。
1978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而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我们每个革命者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现在，我们又庆幸“长征接力有来人。”
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我们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
我们电子工业战线的全体同志决心紧紧跟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中高歌猛进。

郑州路局涌现一批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
一百零一个机车组被授予光荣称号
据新华社郑州08月26日电最近，郑州铁路局党委授予一百零一个机车组以“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的光荣称号，同时命名一批“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队”、先进洗修组和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疯狂干扰破坏，全路局没有一台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
粉碎“四人帮”以后，郑州铁路局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今年以来，机务部门广大职工纷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了学大庆、赶“毛泽东号”机车组、赶古冶机务段的热潮，车日公里显著提高，机车日产量、平均牵引总重、技术速度和机车万吨公里用煤等四项重要指标，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涌现出一批先进机车组。
这次被授予“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光荣称号的一百零一个机车组，都是郑州铁路局机务部门学大庆、赶“毛泽东号”的“排头兵”。
这些机车组的共同特点是，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罪行，肃清流毒，拨乱反正；
发扬“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坚守岗位，遵章守纪，团结协作，听从指挥；
迎着困难上，大干社会主义，做到了安全正点，多拉快跑，质量良好地完成运输任务。
它们中间有十八年如01日或十五年如01日安全调车的机车组；
有安全行车百万公里以上的机车组；
有在高坡地区团结协作、战胜艰险，一年之内连续实现三个百日无一切事故的机车组。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成员是：
唐卡、阿卡麦·本维努托、阿塔尔迪、波耶尔迪、德·波伊。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常任理事温朋久等。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刘西尧部长宴请意大利教育部长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教育部长刘西尧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意大利教育部长马里奥·佩迪尼一行。
宴会上，刘西尧部长和马里奥·佩迪尼部长先后祝酒。
刘西尧部长表示希望中意两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马里奥·佩迪尼部长指出中国的教育事业将不断发展。
他表示愿为促进意中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科学、教育工作者黄家驷、张维、黄坤益、郝汀、唐恺、齐宗华等。
意大利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中午到京的。
下午刘西尧部长同马里奥·佩迪尼部长进行了业务会谈。

博茨瓦纳外长访问上海和苏州
据新华社上海08月26日电博茨瓦纳外交部长阿奇博尔德·莫惠和夫人及其一行，结束在上海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由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政一和夫人陪同，乘飞机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莫惠外长和夫人一行是23日从广州乘飞机到达上海的。
25日，莫惠外长和夫人及其一行，曾到苏州进行友好访问。

08月26日，华国锋主席在铁托总统陪同下，乘“海鸥”号教练舰游览景色秀丽的亚得里亚海时，宾主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张海峰副外长会见赞比亚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今天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威利·姆翁德拉，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威利·姆翁德拉大使是在08月24日到达北京的。

我出席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代表团离京
据新华社北京08月23日电我国出席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代表团团长、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副团长张贤务，副代表张宗安、曹贵彬及顾问等一行，昨天离京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代表团副团长、中国驻阿根廷大使徐中夫已在国外。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局长陈兴农，外交部副司长毕季龙等。

方副总理会见泰国教育部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了由泰王国教育部副部长谷·沙瓦滴帕尼博士率领的泰国教育部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方毅副总理同泰国朋友就发展两国教育事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有关方面负责人肖敬若、龚炜、章立。
又讯：
教育部长刘西尧26日下午会见了由泰王国教育部副部长谷·沙瓦滴帕尼博士率领的泰国教育部代表团全体成员。
代表团将在日内离开北京去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08月25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谷·沙瓦滴帕尼博士为团长的泰国教育部代表团。
泰国教育部代表团是应教育部的邀请于08月23日抵京的。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由泰王国教育部副部长谷·沙瓦滴帕尼博士率领的泰国教育部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籍教授李耀滋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李耀滋博士和夫人林同端，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钱学森、王星、张维、岳岱衡、方晓、陆元九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李耀滋博士和夫人林同端。
新华社记者摄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在沈阳访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沈阳08月26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交响乐团在沈阳的访问演出，受到沈阳市观众的热烈欢迎。
以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张澈为团长的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由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陪同，08月21日从上海抵达沈阳。
在火车站，朝鲜艺术家们受到五千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晚，辽宁省革委会设宴招待朝鲜艺术使者。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22日在沈阳举行首场演出。
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中共辽宁省委第2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中共辽宁省委第3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中朝友协辽宁省分会会长黄欧东，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胡亦民，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树德，沈阳部队副司令员李化民，沈阳部队副政治委员张午，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李治文，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黄植等观看了演出。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沈阳瞻仰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并献了花圈，参观了周恩来同志少年时读书旧址——沈阳市第6中学和沈阳重型机器厂，并且同辽宁省、沈阳市文艺工作者在北陵公园举行了联欢。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以栗原俊夫为团长、森文雄为副团长，崛江真一郎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程绍炯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以栗原俊夫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耿飚副总理会见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以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青年体育国务部长阿里·穆罕默德·休姆为团长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有：
塔伊布·米尔加尼·沙卡克、阿瓦德·穆罕默德·马利克、阿卜杜勒·拉赫曼·伊德里斯、贾马阿·萨利赫·沙维、阿拉维亚·阿卜杜勒·法拉基、鲁达·布沙拉、阿卜杜勒·塞塔尔·阿卜丁。
苏丹驻中国大使穆巴拉克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对外友协副会长罗士高，中国驻苏丹大使张越，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全国妇联、国防部外事局、农林部公社企业局的负责人陈宇、王照华、吴全衡、张秉玉、张其瑞等。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苏丹社盟中央代表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6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卢森堡文化、国民教育和司法大臣罗贝尔·克里普斯率领的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
代表团是由卢森堡的律师、法学博士、戏剧评论员、工程师、刊物编辑、中学教师和卢中友协成员等知名人士组成的。
他们当中有八十四岁高龄的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弗朗克。
他从事卢中友好工作多年，这次是他第36次访问中国。
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会见时，谭副委员长同卢森堡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对他们为增进中卢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楚图南、常务理事陈维帆等。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以文化、国民教育和司法大臣罗贝尔·克里普斯率领的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南斯拉夫报刊连日大量显著报道华主席访问
华主席访南是南中两国和全世界的重大事件
尼泊尔报纸盛赞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26日电南斯拉夫报刊《战斗报》、《政治报》、《人民军报》、《新闻晚报》和《经济政策》周刊等，连日来继续在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消息和照片，高度评价这次访问的意义，并热情歌颂南中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战斗报》这几天都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报道华主席的访问活动，并附有大幅照片。
这家报纸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访问将推动和促进南中两国关系朝着更全面有力的方向发展。
《政治报》每天都以两三版的篇幅报道华主席的访问活动。
这家报纸说，华主席的访问不仅对南中两国，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重大事件。
《政治报》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将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
《人民军报》发表欢迎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社论说：
“连结南中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的牢固与持久的基础以及它们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原因，就是它们真正地进行了革命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闻晚报》发表华主席访问的文章说，这次访问使南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经济政策》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说，南斯拉夫人民几十年来怀着同情与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南斯拉夫是最早祝贺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文章说，铁托总统与华国锋主席新的会见只会促进两国间更好的了解和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
新华社加德满都08月25日电尼泊尔《雪山晚报》08月24日发表社论，盛赞华国锋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社论说，华国锋主席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反抗外来干涉及各种形式的控制的小国”。
社论说，华国锋主席出访欧洲两国，有助于使大国认识到，它们不能象它们过去所做的那样随意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
社论说：
“正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心向着进步独立的事业和政治独立的道路前进，反抗不论在经济或政治上的外来势力统治的时候，新中国领导坚决支持各国发展独立事业，并强调大国必须尊重小国和不论大国或小国的一切国际问题应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自然会博得各国特别是象尼泊尔这样的小国的欢呼。”
社论说：
“反抗苏联或美国、或者其他大国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现在正遍及第3世界国家。”

塔斯社竟对南报刊关于华主席访南报道横加指责
南通社发表评论驳斥塔斯社的攻击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26日电南斯拉夫通讯社25日播发了这家通讯社就塔斯社报道发表的一则评论，评论说：
南斯拉夫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每天都报道世界各地大量报道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和华主席同铁托总统会谈的情况。
从这些报道来看，世界新闻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一访问是重要的，虽然它们在态度和语调上有所不同。
今天南通社比较详细地播发了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一篇题为《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的报道。
这篇报道在简短回顾了访问的情况后，提出了下面的说法：
“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华国锋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讲话，激烈攻击苏联及其政策。”
就此，塔斯社攻击了南斯拉夫报纸对华的访问的报道，甚至指责南斯拉夫报纸不同“中国首领”的言论划清界线。
苏联这家通讯社还谈到其他一些国家的记者和报刊以及中国的《人民日报》关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关于“巴尔干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的报道。
但是，南斯拉夫通讯社要提醒塔斯社，它忘记了南斯拉夫过去和今后都决不允许其他国家之间的争执影响南斯拉夫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这家苏联通讯社还忘记了南斯拉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友好合作是建立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和互利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的，并使这种关系与合作的发展不至损害第三国利益。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塔斯社竟力图利用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报纸和记者的文章来挑南斯拉夫的毛病，却不尊重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关于南斯拉夫政策的声明。

布里俄尼
华主席08月25日到达南斯拉夫著名风景区布里俄尼岛，受到铁托总统的热烈欢迎。
26日，铁托总统陪同华主席乘坐军舰从布里俄尼出发游览亚得里亚海。
两国领导人在舰上一面观赏秀丽景色，一面进行亲切交谈。
布里俄尼是由大布里俄尼岛、小布里俄尼岛和其他许多小岛组成的一组岛屿。
面积七点四平方公里。
它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在南斯拉夫有名的港口普拉西北，隔水相望，相距约十一公里左右。
布里俄尼青山起伏，陂谷相依，绿草如茵，海波轻动，处处宛如美丽的图画。
岛上气候温和，有许多珍异的植物和动物，单以植物而言，就达二百四十七种。
特别是，这里有多种古代文明的遗迹。
早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人们就在这里劳动和生息着。
兴盛一时的罗马、拜占庭和威尼斯城市共和国，都在岛上留下了文物古迹。
丰富的动物、植物和文物古迹，使布里俄尼成为一个珍贵的博物馆。
在前一百年间，布里俄尼曾先后属奥地利、意大利，后来归属于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把这里修建得象一座美丽的国家花园一样，使它成为一个安逸、舒适、空气清新的休假和疗养的胜地。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野雉、鹿群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岛上自由活动。
在夏天，铁托总统往往在布里俄尼度假，并在这里接见来访的外国元首和其他客人。
（据新华社）

战斗的南斯拉夫电影艺术
文化部文艺研究所谢榕津
近一年多来，中国观众以极其兴奋和喜悦的心情观看了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六十七天（乌日策共和国）》和电视片《巧入敌后》，更形象具体地了解到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同志领导下，浴血奋战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壮丽业绩和他们不惜一切牺牲，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
南斯拉夫电影是战斗的艺术，它诞生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于1942年缴获了德军电影摄制器材，以后就开始拍摄一些反映南斯拉夫人民抗战的影片。
南斯拉夫解放后，它的电影事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南共联盟非常重视电影对人民的教育作用。
在三十多年里，南斯拉夫拍摄了五百多部故事片和近六千部短片。
在这五百多部故事片里，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反映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
除了我们已看到的四部以外，还有许多这一类的优秀影片。
《突围》原名《第5次攻击》，描写第2次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军民如何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斗业绩。
以艺术形式再现铁托同志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
《突围》描写了1942年05月，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直属的两万游击队，突破德军重兵包围，取得胜利的一场战役。
当时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粉碎了敌人四次强大攻势，粮食、药品、弹药都很缺乏，双方力量悬殊极大。
德国侵略者狂妄地以为此役定能全歼游击队主力，气焰十分嚣张。
南军民在铁托同志亲自指挥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敢于藐视六倍于己之敌，沉着勇敢地杀出重围，再一次重创强敌。
影片也生动地描写了南军民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
一个五口之家，为了抗击德寇，全部英勇牺牲。
一个虔诚的老牧师，经过激烈残酷的斗争，面对德法西斯分子的血腥暴行，终于放下十字架，拿起重机枪，向灭绝人性的敌人射出复仇的子弹。
年青的女医生在枪林弹雨中抢救许多战士的生命，最后自己身负重伤，十四昼夜滴水未进，仍然满怀信心地坚持战斗。
游击队在敌机的轰炸扫射和疯狂进攻下，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但留下的战士仍紧握手中枪，坚守阵地向敌人射出一排又一排仇恨的子弹，最后突破重围，重创敌军，取得胜利。
《奈雷特瓦之战》描写的是南斯拉夫一次著名战役。
奈雷特瓦是南斯拉夫西南沿海的一条河。
1943年初，德军以八万军队把二万名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围困在奈雷特瓦河边。
德军估计游击队将通过该河上游的一座铁桥突围，故从四处调兵遣将至奈雷特瓦河畔，企图一举全歼游击队。
当时南游击队只有二万多人，其中除了四千余伤员外，还有许多患伤寒病的。
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精锐敌军，只有通过奈雷特瓦河才是唯一出路。
面对这一进退维谷的困难处境，铁托同志英明果断，一面命令游击队向大桥运动，一面下令炸毁大桥，并派一部分游击队向北面佯攻，摆出背水决战的架势。
敌军看到此举，误以为游击队要突围，慌忙把埋伏在对岸的兵力调走，企图绕过河去继续围堵游击队，防止游击队突围。
这时，游击队等敌军从对岸撤走后，一夜之间在被炸毁的大铁桥原处架起吊桥，大队人马和伤员安然渡过奈雷特瓦河天险。
等敌人追到河边，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
影片既表现了铁托同志指挥英明果断，也表现了南斯拉夫军民的浩气凛然和坚不可摧的顽强精神。
影片中可看到游击队员在冰雪载道和敌军追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用车辆和担架把伤员抬走。
可看到战地医院里伤员在敌人炮火下，纵情高歌，充满革命和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看到爆破手坚决服从命令，不顾人们反对，把大桥炸毁，完成铁托同志交给的光荣任务。
《西兰戈尔高峰》讲一支游击队奉命固守山头，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这一地区。
德军轮番轰炸，一次又一次向山头发动疯狂进攻，都被游击队击退。
这支游击队终于顽强地阻击了敌人，保证主力部队安全通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恐惧与责任》描写一对农民夫妇和女儿，在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和希特勒纳粹军队的统治下，遭受种种凌辱和迫害，终于加入了游击队，反抗入侵之敌。
这些优秀影片表现了南斯拉夫人民保卫祖国，反抗德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显示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事实证明南斯拉夫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南斯拉夫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联盟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警惕地维护着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准备随时击退任何胆敢来犯的敌人。
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遵循铁托同志的教导，创作许多反映南斯拉夫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优秀影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使人民牢记过去的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定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
我们相信，战斗的南斯拉夫电影艺术必将在对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时刻准备用战斗来保卫祖国
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实行全民防御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腹地，正当巴尔干的“风口”上。
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古到今，有不少外来的侵略势力对它垂涎三尺。
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紧握手中枪，正在实行全民防御，时刻准备用战斗来保卫自己的祖国。
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同志就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和战争。
铁托同志的思想成为南斯拉夫全民防御观念的基础和实质。
为了防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和颠覆，1968年，南斯拉夫正式提出全民防御的战略思想。
1974年，又颁布了体现全民防御战略思想的新的“国防法”和“兵役法”。
“国防法”指出，南斯拉夫准备在遭受侵犯，在自由、独立和主权及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实行全民防御，全力以赴地用一切手段来反抗侵略者以及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压力。
1976年03月，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并通过了新的“全民防御法”。
铁托总统指出：
全民防御的概念就是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地把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经验运用于当前的条件。
为了防御新的侵略者，南斯拉夫强调，进行全民防御的最强大的武器是人，必须用尽可能高的思想觉悟来武装国家防御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
在国防体制上，不仅要依靠一支正规军，而且要依靠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地方防御部队和民防队等地方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力量进行一场全民战争。
人民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爆发后有效地抗击敌人，并与其他武装力量一起采取各种作战形式，消耗和歼灭入侵的敌人；
地方防御部队是建立在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乡村等基层单位的不脱产的全民武装力量，他们将在战时协同人民军，在前线、后方和敌后进行各种战斗活动，牵制打击敌人，使他们无喘息的机会。
民防队是负责保护和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群众性民防组织。
1973年07月，南斯拉夫又提出建立社会自卫的组织，在各基层单位组建社会自卫委员会，负责平时和战时的防奸反特工作，把社会自卫和全民防御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南斯拉夫还十分重视对人民进行全民防御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
地方防御部队每年进行各种训练和演习，民防组织也经常进行训练、演习。
近年来，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民防御体系落实到工矿企业、机关等基层单位。
今天，每个地区，每个联合劳动组织和社会单位都有自己的防御力量。
目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五百多个区都已建立了地方防御司令部，并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百万人的地方防御部队。
南斯拉夫还努力发展本国军工生产，大大提高了军事装备的自给能力。
南斯拉夫人民形象地用“刺猬战略”这个比喻来说明全民防御战略思想，就是说，要使全体南斯拉夫人民都武装起来，使整个南斯拉夫成为一个“铁刺猬”，一旦爆发战争，在全国的土地上到处布满“铁刺”，使侵略者无地容身，在南斯拉夫全民防御的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
（新华社）
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莱斯米村的民防队。
新华社稿

罗马尼亚《火花报》热烈赞扬华主席访罗成功
扩大罗中两党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步骤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8月25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火花报》08月25日发表评论，热烈赞扬华主席对罗马尼亚的正式友好访问为“罗中传统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关系的史册又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
评论说：
“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为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评论在谈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几个月前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受到中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欢迎后指出：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好客土地上，人们以同样的热情友好、敬仰和高度尊敬，欢迎了华国锋同志。”
评论强调说：
“这种感情渊源于在反对外来压迫和统治、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争取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斗争中形成的悠久的和内容丰富的团结传统。”
评论说：
尼·齐奥塞斯库同志1971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和在那次访问中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以及我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今年春天进行的新的访问，都强烈地体现了罗中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不断向上的进程。
“毫无疑义，以这些会晤一向所具有的热情友好、相互尊敬和谅解的气氛为标志的最近一次最高级对话，是扩大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关系的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步骤。”
评论说：
“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进行的会谈表明，双方决定为罗中友谊奠定更加具体的基础，在相互尊敬和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同志般互助和国际团结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些原则显示出正在建设新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的优越性，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
评论说：
“两国人民在经济、科技和建设新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落实长期合作协定和在布加勒斯特达成的各项协议所规定的措施的牢固物质基础。
这将有助于加速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进步与和平的普遍事业。”
评论指出：
“罗中高级对话回顾了整个双边关系，同时，就国际局势的发展，就当代的复杂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评论说：
“双方交换看法时，强调指出了争取确保各国人民的独立，确保不分大小、经济和军事实力如何的一切国家之间的权利平等，争取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铲除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斗争的特殊意义。
双方还表示，罗马尼亚和人民中国决心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道，为铲除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政策、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压迫，铲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争取消除不发达状况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评论最后说：
“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和人民以极其满意和兴奋的心情欢迎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之间会晤的丰硕成果，欢迎继续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关系中的新的重要时刻，并表示相信，这种不断向上的进程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成为对社会主义、和平和国际谅解事业的重要贡献。”

世界女排锦标赛开幕
日本险胜美国队　中国力克匈牙利队
据新华社莫斯科08月25日电
第8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08月25日下午在苏联的列宁格勒、里加、明斯克和伏尔加格勒四个比赛地点同时举行了开幕式。
以陈先为团长的中国女子排球代表团参加了在里加的体育宫举行的里加赛区的开幕式。
上届世界锦标赛和去年世界杯比赛冠军日本队以三比二险胜上届世界锦标赛第12名的美国队。
中国队以三比○击败本届锦标赛的种子队之一——匈牙利队。
日本队和美国队分在第2小组，五局的比分是：
十五比九、七比十五、十五比十一、九比十五、十五比八。
同在第2小组的意大利队以三比○（十五比二、十五比三、十五比四）胜突尼斯队。
中国队分在第5小组，它是以十五比四、十五比十二和十六比十四胜匈牙利队的。
同组的波兰队以三比○（十五比十一、十五比十二、十五比五）胜芬兰队。
芬兰队是第1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比赛中虽然失利，但打得十分顽强。
中国队下一场将同芬兰队交锋。
第1小组：
上届亚军苏联队以三比○（十五比三、十五比三和十五比九）胜保加利亚队。
第3小组：
南朝鲜队以三比○（十五比十、十五比二、十五比十）胜加拿大队。
巴西队以三比○（十五比八、十五比九、十五比七）胜西德队。
第4小组：
东德队以三比○（十五比二、十五比三、十五比四）胜比利时队。
捷克斯洛伐克队以三比○（十五比六、二十比十八、十五比三）胜墨西哥队。
第6小组：
秘鲁队以三比○（十五比二、十五比七、十五比一）胜南斯拉夫队。
古巴队以三比○（十五比一、十五比四、十五比八）胜荷兰队。

中越举行关于华侨问题谈判第4次会议
越南代表团长出尔反尔拒绝我方建议并断言会谈将陷僵局
仲曦东团长严予批驳并指出越方必须对谈判前途承担责任
新华社河内08月26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河内强烈谴责并抗议越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地于08月25日上午血腥镇压滞留在友谊关外越南一侧两千多名难侨的新罪行。
他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越两国关于越南华侨问题谈判第4次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这一事件是越南当局明目张胆地蓄意制造的破坏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的极为严重的步骤。
（仲曦东团长发言的详细摘要另发）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在今天的会上发了言。
他在发言中，正式拒绝了中国方面就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难侨问题而提出的由双方发表一项“公告”的建议，他说，中国方面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他还全面否定了中方就解决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提出的各项建议。
他断言“会谈将陷入僵局”。
这表明，越南代表团08月23日在双方团长会议上表示的越方将同意采用“公告”的形式，并将在第4次会议上对“公告”的内容进一步评论等等许诺，完全是一场欺骗。
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越南当局在谈判会上作出的姿态和在友谊关的血腥镇压，是一个预谋的两个方面。
在08月23日双方团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仲曦东建议，中越双方代表团就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难侨问题发表一项“公告”，“公告”草案说：
“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商定：
越南方面负责将这些华侨送回原居住地，给予妥善安置，让他们继续正常谋生，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受歧视。
中国方面重申，继续教育和鼓励华侨居住在越南，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
对于确实有困难，迫切要求回国的华侨，中国方面希望越南方面给以必要的方便，让他们办妥入出境手续后回到中国。”
当时，黄碧山团长表示将认真研究中方“公告”草案后发表意见。
仲曦东团长在今天的会议上说，今天越方对中方“公告”的建议一概加以否定，这表明越方前些时候的表示，完全是以谈判作为一种手段，来掩盖在边境口岸对难侨实行血腥镇压的新罪行。
仲曦东团长批驳了黄碧山对最近越方在边境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抵赖与捏造，和对中国方面的诽谤。
仲曦东说：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任何谎言是改变不了的，任何抵赖也是无用的。
这种武装镇压，造成难侨伤亡，必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他强调说：
“解决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只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用武装来解决。”
仲曦东团长说，中国方面在历次会议，特别是在第3次会议上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是根据1955年两党协议的精神，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诚心诚意地提出来，供你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
然而，你们竟然全盘加以否定，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留一点。
这就又一次暴露了你们歧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真面目，又一次暴露了你们以谈判为手段，掩盖你们迫害和驱赶华侨的真面目”。
在会上，黄碧山团长说，他的发言“完全是客观实际”，“我们是不会变魔术的，这一项艺术我们是很差的”。
对此，仲曦东团长说：
“黄碧山团长太谦虚了。
我对魔术欣赏能力太差。
在这方面，可能在河内期间使我提高了些水平。”
他又严正指出，“你们在谈判中的态度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嫁祸于人，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这就是你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诚心诚意’。”
仲曦东团长最后说，越南代表团团长断言：
“会谈将陷入僵局”，这是否越方对会谈的估计呢？
“你们这样讲，用意是很清楚的，你们是要对会谈的前途承担责任的。”

仲曦东团长在中越谈判第4次会议上发言
强烈谴责越南当局血腥镇压华侨破坏谈判
新华社河内08月26日电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谈判第4次会议上，强烈谴责越南当局08月25日在友谊关边境越方一侧制造血腥镇压华侨的事件，并且向越方提出强烈的抗议。
他在发言中叙述了这一严重事件的经过以后说：
“这是越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血腥镇压难侨的新罪行，是越方明目张胆蓄意制造的破坏中越两国副外长级会谈的新的极为严重的步骤。
我国政府已于昨天下午就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要求越南政府立即停止迫害、镇压和驱赶华侨的行动，严惩凶手，并归还难侨全部财物，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政府代表团惊悉这一事件后，对越南当局这一残酷迫害、驱赶、镇压华侨新的血腥罪行感到极大的愤慨，并向越南政府再次提出强烈抗议。”
仲曦东团长说：
“必须指出，08月25日友谊关的血腥镇压难侨事件，是在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正在讨论解决滞留在中越边境难侨问题的时刻发生的。
中国代表团怀着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诚意，从谈判开始就提出建议，并在第2次、第3次会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
越南方面在08月19日举行的第3次会上，提出由双方团长共同发表一项所谓‘呼吁书’草案，并要求在当天下午六时在边境口岸广播。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六点钟左右，越南军人和公安人员就对友谊关越方一侧的难侨行凶，打伤难侨数人，并从馗朗岭上把大石头推下山坡，制造混乱和恐怖，把二、三百名难侨驱赶到中国境内。”
他说：
“尽管越方采取上述破坏谈判的行动，中国代表团为了真正解决问题，仍表示了极大的克制，在认真研究了越方的‘呼吁书’之后，于08月23日建议举行团长紧急会议，并提出由中越双方发一项‘公告’的草案。
你们主动表示愿在原定于08月25日九时举行的第4次会议上提出你们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会议才改在今天举行。
可是，就在08月25日的这个时间，你们却又在友谊关制造了新的、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你们一面在谈判桌上假惺惺地提出‘呼吁书’建议，一面又在当天下午制造殴打、驱赶难侨的暴力事件；
一面表示愿意就我方提出的‘公告’草案进行磋商，一面却动用那么多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难侨行凶杀人，用暴力把几千难侨全部赶到中国境内。
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不恰恰证明你们一再声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不过是一种骗局吗？
这不正说明你们在谈判中是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吗？”
他强调指出：
“从08月19日、08月25日两次暴力事件足以说明，不论是你们提出什么‘呼吁书’也好，或者表示要就中方提出的‘公告’，进行讨论也好，统统都是骗人的，是企图用谈判来掩盖你们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暴行。
你们在边境制造的流血事件，特别是昨天的事件，则是为了破坏谈判而精心策划的预谋行动。”
仲曦东说：
“还要指出，从08月08日中越副外长级谈判开始以来，越南当局就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
就在中越双方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前几天，越南当局在08月01日指使公安人员在友谊关制造鸣枪驱赶事件，迫使二千多名难侨涌进我边境口岸；
接着在08月08日，也就是谈判开始的第1天，越南当局指使公安人员在北仑桥上持刀向难侨行凶，并把越方一侧的七百多名难侨赶到中国境内；
08月11日晚到08月12日晨，越南武装公安人员用水龙、催泪瓦斯袭击住在河内火车站旅馆的一百多名华侨，并将他们强行劫走，有些人被关进监狱。
最近，在芒街和友谊关越南一侧，还多次发生成批地武装劫持滞留在边境的难侨的事件。”
“所有这些事件，充分说明：
越南当局同意中国政府提出就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并非真要解决中越之间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而是用谈判作为一种欺骗世界舆论的手段，既用来粉饰你们执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政策在国际上所造成的丑恶形象，又用来掩盖你们继续进行迫害、驱赶以至血腥镇压华侨的罪行。
同时，围绕这些事件，你们在谈判桌上和通过宣传工具对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进行种种攻击诬蔑。
这就充分说明你们蓄意制造这一系列事件，正是为了下面的目的：
由于你们害怕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你们对谈判毫无诚意，才需要利用一系列事件，毒化谈判气氛，为谈判设置障碍，从而企图把破坏谈判的责任转嫁于中国方面。”
仲曦东团长最后说：
“中国政府代表团是诚心诚意来河内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
但是，要谈判取得成果，必须双方具有诚意。
你们在谈判桌上谈了那么多动听的话，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又蓄意制造了那么多暴力事件，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不断升级，你们究竟要把谈判引向何处？”
08月25日上午，越南当局公然出动几百名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和武力驱赶滞留在友谊关边境越方一侧的难侨。
图为被匕首刺伤的华侨老人韦玉金和他的血迹斑斑的上衣。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呼吁书”掩盖下的血腥阴谋
新华社记者述评
08月25日，在友谊关发生了越南当局出动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和武力驱赶难侨的严重事件。
血淋淋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提出的关于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发表“呼吁不能到中国去的人应返回原居住地”的“呼吁书”的建议，是多么虚伪和阴险。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越南当局提出这个建议，绝不是为了妥善解决滞留在边境地区的华侨问题，而是一个给它大规模血腥镇压和驱赶华侨的预谋打掩护的大骗局。
大批难侨滞留在中越边境地区，这本来是越南当局一手造成的。
这些难侨日晒雨淋，痛苦不堪。
越南方面还对他们以恶言恶语相加，以拳棍匕首相见，不断制造事端。
中国方面每天给难侨送水送饭，送医送药，还要把被越方打伤的难侨送入医院治疗。
解决滞留在边境地区的难侨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为此，中国方面在中越两国谈判会议上，一再要求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在第3次会议上并具体建议越南方面经过说服动员，把难侨送回原居住地，予以妥善安置。
中国方面的建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如果越南方面积极响应，滞留在边境地区的难侨问题是可以较好地解决的。
可是，越南方面玩弄了一系列花招。
在谈判桌上，越南方面没有认真考虑中国方面的建议，就在第2次会上提出，要求中国“开放口岸，让他们入境”。
这等于说，要中国接受越南当局继续大量驱赶华侨的做法，这当然是无理的。
事实上，中国方面也并没有关闭口岸，不过是重申要严格执行中越双方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回国华侨需要办理入出境手续罢了。
同时，越南方面还要求中国“让越方把这些人送回原居住地，中方不得暗地或公开唆使他们赖在口岸”，这就更荒谬了。
难侨是被越方赶到边境口岸的。
现在，越南方面同意把他们送回去，中国岂有不让送之理？
而且，难侨滞留在越南的国土上，又在越南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方面又怎样去“唆使”他们呢？
越南方面这样说，其目的是想把他们一手造成的难侨滞留边境的责任，全都转嫁到中国身上。
在实际行动上，越南当局把从边境地区返回内地的难侨，从中途抓住，投入监狱，毒刑拷打，强令填写污辱中国的书面材料或“供词”，还录音播送；
或者把他们装上卡车，强行送往边远偏僻的地区进行折磨，他们根本无法回到原侨居地。
特别恶毒的是，越南当局一面建议对边境地区滞留的难侨发表“呼吁书”，一面却对难侨加紧迫害、驱赶和镇压。
在东兴北仑桥，越南公安人员在08月08日持刀行凶，强行驱赶七百多名难侨到我方一侧。
在友谊关，08月01日，越南军警鸣枪驱赶约二千名难侨冲击我关口；
08月19日，越南公安人员又殴打难侨，胁迫他们冲击我关口。
在这之后，越南当局更孤注一掷，调集几百名武装军警，部署在友谊关边境上，于08月25日公然对手无寸铁的难侨大打出手，不管男女老幼，残酷殴打刺杀，造成伤亡累累，血染友谊关，把两千多名难侨赶入中国境内。
越南当局这一血腥暴行，只能说明他们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蓄意镇压和驱赶华侨，破坏中越谈判，恶化两国关系。
越南当局血腥镇压难侨的罪行，无情地撕去了它伪善的面纱，戳穿了越南方面的“倡议”、“呼吁”，都不过是欺世盗名的血腥阴谋。

日本北海道各地集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日报谴责苏联在日本北方领土进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北京电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北海道砂川、长沼、北见、旭川等城市最近举行集会，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北方领土。
08月12日在北见举行的集会上，争取实现归还北方领土同盟执行理事松崎了介发表讲话指出，“日本想的日苏友好和苏联鼓吹的‘友好’性质完全不同”。
他说：
“苏联反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
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说什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日中军事联盟’，这表明正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苏联是不喜欢缔结这个条约的。”
他说：
“苏联提出的睦邻合作条约是个十分危险的东西。
其目的就是将北方领土问题搁置起来，而更重要的目的是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争取实现归还北方领土同盟事务局长齐藤正在08月10日长沼举行的集会上说：
“解决领土问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应作好准备。
我们要将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传给年轻的一代。
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
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中心”机关报《北方中心报》前不久发表评论和文章，谴责苏联在日本的北方领土进行军事演习。
这家刊物发表的评论指出：
“苏联军队在日本的北方领土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是对日本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日本民族的最大侮辱。”
评论强调说：
“我们绝对不屈服于苏联的霸权行为，我们反对这种霸权行为，历史也是不会饶恕它的。”
一位名叫吉田仪雄的船员在文章中说，苏联这次军事演习，“是从将来在北海道登陆设想的”。
他说：
“日本人对于苏联的贪婪的扩张主义需要保持更高的警惕。
无论是不久前苏联企图强加给日本的‘睦邻合作条约’或是这次军事演习，都是十分危险的。”
一位名叫尾岛智惠子的青年妇女发表文章说：
“非法占领我国固有的北方领土的苏联，近年来依靠其庞大的军事力量采用各种形式对日本反复进行恫吓。
不久前在择捉岛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就是突出的表现。”
她的文章说：
“不管苏联的目的何在，但是苏联的这种行为向更多的日本人民暴露了它已不满足于夺去北方领土，而且还要把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弄到手的贪婪的霸权主义的姿态。”

日本外相园田直发表谈话
拒绝苏联再次提出缔约的建议
新华社东京08月26日电日本外相园田直08月25日在一次讲话中拒绝苏联方面再次提出要同日本谈判缔结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的建议，并指出，苏联《消息报》“不断地讲了厉害的话以后，这次又抛出‘睦邻’这种柔软的东西。
这是苏联的一贯做法”。
《每日新闻》报道说，园田外相是在会见日本记者时针对苏联在日中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种种做法而讲这番话的。
据《朝日新闻》报道，园田外相还说：
“我国把（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作为缔结和约的先决条件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日苏）睦邻合作条约是在那（归还北方四岛）以后的事情。”
《每日新闻》08月26日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对于苏联当局24日通过《消息报》向日本兜售“苏日睦邻合作条约”一事的反应是“冷淡的”。
据报道，外务省在反驳苏联方面的种种谬论时指出，苏联方面认为日中条约是日本“单方面地吞下了中国的主张”，或认为“日本被卷进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之中”等看法，都是无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不能接受的。
日本外务省人士并且指出：
障碍日苏友好关系更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是北方领土问题。
《每日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界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在（苏联）约定继续商谈领土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缔结睦邻合作条约。
外务省内部对于这种主张是抱有警惕的。
他们认为，由于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更加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