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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科普里八月二十四日电 华国锋主席今天上午从贝尔格莱德乘专机抵达位于南斯拉夫东南部的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华主席是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扎尔科维奇陪同到达这里的。

今天，斯科普里全城充满了节日气氛。
青年人特地穿上了马其顿民族的绣花服装。
从机场到市区，人们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面写着祝愿华主席和铁托总统长寿以及赞扬中南友谊的口号。
他们热情高呼：“铁托—华国锋！
铁托—华国锋！”
文艺工作者唱起了中国歌曲，博得中国客人的热烈鼓掌。

华主席今天上午在斯科普里首先参观了“十月十一日”汽车厂。
他向这家工厂的全体职工致意，并且对马其顿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还说：“去年铁托总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揭开了中南关系的新的一页，使中南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华主席在正在装配的一组大轿车前停下来，工厂总经理托多尔·达姆亚诺夫斯基指着一辆汽车对华主席说：“这辆大轿车将运到中国去，准备在南斯拉夫展览会上展出。”
华主席走进这辆大轿车，坐到一个位子上说：“很舒服。”
总经理对华主席说，这家工厂每年生产一千三百辆大型轿车，型号都是市场上最新式的。
这些产品在许多国家都很畅销。

华主席参观了这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和装配线，不断向鼓掌的工人招手致意。

华主席还参观了马其顿科学和艺术科学院。
当华主席得知米哈伊洛·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曾担任过马其顿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指挥官时，对这位院长说：“用中国人的话说，你是老英雄。”
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向华主席扼要地介绍了马其顿人民的斗争史和这个科学院的工作情况。
他说，马其顿人民对祖国的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华主席说：“中南两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和革命中有很多共同之处。”
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赠送华主席一部介绍马其顿人民历史的书和这个科学院所编著的一些其他书籍。

华主席今天上午从贝尔格莱德到达斯科普里时，到机场欢迎的有：马其顿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安盖尔·切梅尔斯基，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布拉戈亚·塔莱斯基和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布拉戈伊·波波夫。

华主席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到机场欢送的有：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多布里沃耶·维迪奇，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杜尚·奇克雷比奇以及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主席日沃拉德·科瓦切维奇。

随同华主席前来访问的还有：纪登奎、赵紫阳、黄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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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日，华主席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时，接受女工赠送的纪念章和花束。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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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三日电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多布里沃耶·维迪奇今天晚上在塞尔维亚议会大厦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宴会的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蒂·弗拉什卡利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杜·奇克雷比奇，塞尔维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科·希罗卡，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伊·斯坦博利奇以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

当华主席在维迪奇主席陪同下步入宴会厅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维迪奇主席和华主席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维迪奇主席在讲话中表示相信，华主席同铁托总统举行的会谈“对南、中关系根据相互充分尊重和平等的原则进一步全面发展，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

维迪奇主席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他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把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对现代历史发展有巨大意义的事件”。

维迪奇主席指出，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正在全力发挥自己的物质和文化潜力，尽可能地发展以社会主义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普遍进步作出贡献。

他在谈到南中经济合作时说，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同中国的整个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华主席在讲话中首先对南斯拉夫首都、塞尔维亚首府贝尔格莱德市市民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华主席说：“我想高兴地指出，我们同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同志进行的会谈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这次访问和会谈，必将把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华主席指出，塞尔维亚人民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在铁托同志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第一个人民政权——著名的“乌日策共和国”就是在塞尔维亚诞生的。
它虽然仅仅存在六十七天，却指明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

华主席说：“我们这次有机会在这里亲眼看到你们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我们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你们在发展中南友好关系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
我们希望今后我们和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发展得更好。”
维迪奇主席和华主席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席间，乐队演奏了中南两国的乐曲。
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在宴会前，华主席会见了维迪奇主席以及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党政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作者：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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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铁道兵某师几年来，在修建铁路施工中，坚决执行上级关于严格控制基本建设占用耕地的有关规定，维护群众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减少用地面积，共节约土地两千多亩，结合施工为社队造地、改地八百亩左右。

这个部队担负修建的线段地处山区，干部战士亲眼看到贫下中农艰苦奋斗学大寨，在陡峭的山坡上一点一点取土砌石，修造梯田，深感耕地得来不易。
部队党委联系施工占用耕地问题，多次学习了毛主席、华主席的有关指示，更加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我们应当尽可能少占耕地，减少农民负担。
因此，党委三令五申，要求部队在施工中严格执行不占、少占、占坏地的原则。
他们具体把住了三个关口：

一是尽量把营房、机械场站、砂石料场设置在荒山河滩上。
汽车营、修理营、仓库、医院，是需要占地较多的单位，在营建施工中，师领导和有关人员一起察看地形，研究方案，最后全部设在河谷荒滩上。
某团二十连为使建营房不占耕地，连长易向孺带领三十多名战士奋战一个多月，在高低不平的荒滩上平出了房基。
全师有五十多个连以上单位的营房、场站、修理间，均建在条件很差的非耕地上，比原计划节约了两千二百多亩耕地。

二是在不影响上级计划、不增加铁路建设投资的情况下，周密考虑，精打细算，减少线路占用耕地。
某团要修的一条隧道出口便道，原准备穿过一段平地。
该团领导和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绕行，只占用耕地十一亩，比原计划少用四十三亩好地。
某团担负修建几座大桥的任务，原设计桥头较长，占地面积较大，该团负责工程的技术干部，改善设计，适当延长桥长，缩短填方，减少了征用二十四亩水浇地的计划。

三是及时归还租借土地。
这个部队来到新区后，各单位向生产队租借了部分耕地种蔬菜，随着部分任务的完成，他们及时将土地交还社队。
对要归还的土地，他们都认真整修，有的还由旱田变成了水田，施上了肥料，以便生产队收回后马上可以耕种。
某团四营租借西庄公社一块二十三亩的山包地取砂，完工后整修为四十亩的平原水浇地交给公社，社员们非常高兴。
据统计，全师结合施工为驻地社队改地六百七十六亩，造田一百三十一亩，既完成了修路任务，又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最近，这个部队的各级党委认真学习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对部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情况和支援农业学大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决心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把维护群众利益，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做得更好。
（王伟）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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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积极地贯彻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指示和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扭转“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的局面。
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当前调动农民积极性，高速度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不仅同部队工作有密切关系，而且部队也负有很大责任。

我们部队应当采取积极行动，满腔热情地支持地方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同时，我们部队也要模范地执行党的农村政策。
过去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单位政策纪律观念淡薄，向生产队伸手，侵占社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随便借用生产队耕地，动用社队人力物力，低价向生产队购买农副产品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农民负担，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领导注意，并认真加以解决。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处处向人民负责，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不能片面强调部队的利益，强调一个小单位的利益，而违反政策纪律，与民争利，干有损于人民群众利益、有损于军民关系的事。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如果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业搞不上去，国民经济的基础打不牢，就会直接影响工业和其他各条战线的发展速度，迟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这是大局、我们人民军队要胸怀这个大局。
各部队应当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很快地对本单位执行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认真地进行检查。
今后，部队搞农副业生产，不能违反规定随意借用生产队耕地。
施工，营建要精打细算，能不占群众耕地就坚决不占，非占不可的也要尽量少占。
部队平时不得随便动用生产队劳力，不能私自购买农副产品。
总之，要按照最近公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办：“不准与民争利。
和人民群众发生了纠纷，要本着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与地方协商，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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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院积极举办业余科学技术知识讲座。
到目前为止，已经聘请科研工作者讲授了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能源、激光、原子科学等九个综合性科技知识。

政治学院从今年三月一日开学以来，广大干部、教员、学员和战士，不但努力学政治、学军事，而且努力学文化，学现代科学知识，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科学技术讲座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每星期二讲授，二千三百多座位的大礼堂场场满座。
学院副政委、红军老战士谢明，连续几次听讲。
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为了摘掉文盲帽子，行军到了宿营地还要识几个字。
现在，华主席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我们要象当年扫文盲那样扫“科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二军事教研室的教员们，听了科技讲座的课，进一步了解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战争的深刻影响，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补充了不少教学内容。
训练部资料室的一些大专院校毕业生，听了讲座的课，感到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还不够丰富，便订了自学计划。
（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讯）

作者：张正雄/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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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蓬莱守备区某团八连进行班进攻战术演习，尽管战士们非常谨慎，还是踩坏了当地生产队一些庄稼。
八连党支部认为，损坏了庄稼如不赔偿，就要影响生产队的收益。
演习结束后，副连长王新建带领两个战士把踩倒的庄稼尽量作了补救，培上土，又根据作物的不同价格折算，赔偿了三十三元钱。
（张正雄、王建国）

作者：李加柱/靳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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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八五九部队守备连，六年来生产用的粮食种子，都是驻地李庄子大队支援的。
前几年，有的同志认为连队常帮助生产队劳动，关系搞得好，用点种子不算啥，一直只借不还，生产队也不来要。
七月中旬，连队进行我军光荣传统教育，检查群众纪律时，感到无偿地用生产队粮种是严重违犯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
我们助民劳动是应尽的义务。
党支部派连长和司务长亲自到这个大队各小队调查，六年来累计借用各种粮种一千零四十斤。
按照国家三斤粮换一斤粮种的兑换标准，如数还给了李庄子大队三千一百多斤粮食。
（李加柱、靳祥鹏）

作者：罗先法/李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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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六三八部队榴炮一连，刚到新驻地时，因不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曾与驻地生产队协商，请一名社员专门指导连队种菜。
这个社员的生活费由连队负担。
中央有关不准随便动用农村劳动力的指示下达后，党支部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副指导员张锡林送这个社员回生产队，并检查了连队为生产队着想不够的问题。
这个行动使贫下中农很感动。
（罗先法、李思经）

作者：姚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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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防工办

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国防工业战线广大职工万分悲痛！
回想他对我军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更加激起我们对这位好主任的崇敬和哀思。

罗瑞卿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担任总参谋长之后不久，由敬爱的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宣布兼任国防工办主任的。
在主持国防工办工作期间，他以旺盛的精力、忘我的工作精神，扎扎实实地抓了国防工业的整顿和发展，使军工产品的质量提高了，成本下降了，原子弹响了，不少新产品出来了，国防工业的生产、科研、建设、教育战线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罗瑞卿同志忠实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九六○年，他协助贺龙同志召开国防工业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忽视军工产品质量等问题，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问题说起来很痛心，也很担心。
如不解决，我们睡得着觉吗？
我们能有安全感吗？
他以对党对人民对我军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大声疾呼：质量不好，不符合要求，数量越多，浪费就越大。
军工产品一定要搞好质量！
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至今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激励着我们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努力奋斗！

罗瑞卿同志从主持国防工办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国防工业的干扰破坏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罗瑞卿同志针对林彪削弱常规武器装备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大力突出尖端、努力加强常规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和排除了林彪的干扰，使国防尖端迅速突破，常规武器装备又有大的发展，有效地加强了国防力量。

罗瑞卿同志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生产与科研的关系。
他多次指出：生产与科研是国防工业整体的两个方面，两个阶段，要互相依靠，互相促进，紧密结合，互相支持。
研究设计不能脱离生产实践，但是又要为生产开路，走在生产前面。
他强调要搞好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号召“有志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应该上前线去”，在实践中开展基本建设设计革命、产品设计革命、工艺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
他对科学技术人员从政治上、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
在处理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时，请一些老科学家到他那里作客，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对青年科技人员也十分关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广州开会，工作十分繁忙，但还惦记着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的问题，给正在北京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打来电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年科学家的培养，要大胆提拔，大胆使用他们！”
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指示啊！
这个时候，正是阴谋家、野心家林彪捏造罪名，阴谋诬陷，要向他下毒手的时候，而我们的好主任罗瑞卿同志，仍然在忘我工作，为发展国防工业、加强我军建设呕心沥血，谋划操劳。
从这里既看到林彪之流的奸险卑鄙，又看到罗瑞卿同志光明磊落的革命情操。

毛主席指示要加强内地建设，罗瑞卿同志为实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作了认真、周密的运筹规划。
毛主席在一个省的报告上高兴地作了批示，这样做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
敬爱的周总理和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找了有关方面的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一周之内，就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具体安排的工作报告。
在建设过程中，罗瑞卿同志还一再强调，要争取时间快办、办好；
要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少花钱，多办事。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罗瑞卿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国防工业的内地建设进展很快，毛主席十分满意。

罗瑞卿同志经常和一些同志讲，要摆正国防工业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自觉地服从国民经济的实际可能。
他对于国家计划的国防工业经费，总是精打细算，要求用得妥当合理。
罗瑞卿同志经常教育我们，搞国防工业，一定要依靠国民经济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工作是不牢靠的。
他十分注意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同经济部门密切协作，大力支持民用工业部门的工作，经常请他们一起商议和解决重大问题。
我国国防工业能够研制、生产各种武器装备，是与罗瑞卿同志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度政治责任感分不开的。

罗瑞卿同志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勇于负责。
他多谋善断，敢于及时下决心，处理问题既坚决果断又切合实际。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影响，国防工业原定的发展计划，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各方面意见不一，难于决断。
面对这种情况，罗瑞卿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缩短战线的指示精神，该上该下，出以公心，毫不犹豫。
在他的主持下，坚决把那些暂时没有条件实现的项目停了下来，集中力量确保重点项目。
罗瑞卿同志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他反复对大家说，什么都搞不可能，否则，要快反而会慢；
要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前进。

罗瑞卿同志经常亲自动手调查研究。
从松花江畔到峨眉山下，从东海之滨到戈壁滩上，到处都有他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的足迹。
他每决定一个重大问题，都要事先听取军队和工业部门的意见，找一些懂行的同志座谈。
有一次甚至深夜还打电话和一些同志商量。
今年三月，他指示我们，所有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凡是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必须每年抽出三、五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工厂去蹲点。
今年五月，他在听取国防工业汇报时严肃指出，要把国防工业搞好，一定要深入实际，不能一张报纸一杯茶，天天坐在机关。
他说，我的腿不行了，也要下去，可以用车子推嘛！
他这种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的革命精神，感人至深。

罗瑞卿同志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错误，不但不掩饰，而且一经发现，就严肃指出，督促改正。
他看到两个军工厂严重浪费原材料的报告，马上打来电话说：“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这种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继续下去，要误国误民。”
他提醒国防工业部门的各级负责同志，不要轻视这个问题，要重视改正缺点。

罗瑞卿同志对于国防工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决策指引下所取得的成效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多次强调，国防工业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一桩桩一件件彻底纠正过来，肃清流毒和影响，把林彪、“四人帮”破坏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他还亲自听国防工业的汇报，调整国防工业的领导班子，决定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他说，我是华主席、叶、邓副主席管军事工作的一个通信员，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办的，尽管提出来。
他还表示，要再听国防工业的汇报，准备到一些工厂去看看。
正当我们期待着他领导我们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好主任却骤然离开了我们，这对国防工业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们的悲痛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敬爱的罗秘书长，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工，继续您的未竟事业，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尽快把国防工业搞上去，竭尽全力，努力奋斗！

作者：赵守义

本报讯 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联合工作组帮助某团三连搞整顿，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既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成效显著。
这个团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工作组对三连的整顿，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对每项工作的整顿，都做到了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连队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提高认识，分清是非；
二是恢复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出样子，教会干部，务求在工作上收到实效。

整顿领导班子。
三连班子团结、正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游思想。
究其原因，多半是不会干，也有怕担风险不敢干的问题。
工作组先找干部谈心，弄通思想，在此基础上召开支委会进行思想整风，使干部们认清了：工作上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这是林彪、“四人帮”设置精神枷锁造成的，如不打碎这种枷锁，仍安于现状，就不能适应当前大干快上的形势。
于是，他们把克服安于现状的思想贯穿到全部整顿中去。
工作组以身作则，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连队干部不会的就耐心教，不懂的就反复讲，不认真干的就批评教育，做得不合规格的就讲清道理，推倒重来。
这样，使他们不仅懂得了什么是我军的传统，什么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具体分清了是非，而且解放了思想，增长了才干。
再没有人认为中游有理了，也再没有人说不能大干快上了，大家都对今后充满了信心。

整顿各种组织。
工作组先组织全连围绕两个党员入党前表现较好，入党后变得很差，最后发展到违犯组织纪律，破坏勤务制度的事例，展开典型分析。
他们结合支部的现状，着重从党的观念、党员质量和对党员管理几个方面，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使大家分清了是非。
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会议汇报制度；
训练了支委、小组长，明确了各自的职责，教会他们怎样开好各种会议，怎样管理好党员；
对党员进行党的观念和党的知识的教育。
通过这些工作，党员的模范作用加强了，党的工作活跃了，支部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时，还大体按照整顿党组织的做法，整顿了团的组织，健全了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组织。
这样使连队的各种组织都正常地“运转”起来了，干部也懂得怎样去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使我军基层干部依靠组织推动工作的传统得到了恢复。

整顿管理教育。
针对连队作风松散的状况，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结合连队的任务，强调了认真执行条令、培养过硬作风对完成执勤任务的重要作用。
然后按照北京部队《贯彻内务条令二十项评比内容》逐条落实。
从管理教育的基本原则，到每个队列动作，每件东西的放置，都要求讲清道理，教给干部战士。
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显著加强，内务秩序、营区面貌焕然一新。

整顿警卫勤务。
在完成上述几项工作之后，工作组趁热打铁，掀起了一个勤务大练兵的热潮。
根据执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制订了《连队落实警卫勤务制度的十项要求》，一项一项地狠抓落实。
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全连勤务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干部战士普遍做到了熟记哨兵的任务和守则、进出单位的证件以及处理问题的一般方法；
做到弄清哨位附近的地形地物、社情、哨位附近的行人和车辆来往规律等等。
哨兵在哨位上的军容也有了很大变化。
然后工作组发动全连对整顿前后的执勤状况进行对比，使干部战士对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业务训练和规章制度，在勤务上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更加深刻、具体。

此外，工作组还帮助连队制订了学雷锋、学硬六连的全面跃进计划，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的革命竞赛；
结合各项整顿，向政治干部具体传授了做好连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经过这样整顿，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而且把许多工作搞上去了，连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家一致反映：“在这两个多月的整顿中，不光弄清了路线上工作上的是非，而且学到了很多实际的东西，有些方面比入伍几年学到的都多。”
（赵守义）

栏目：编后

整顿连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只管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去解决实际工作问题；
一种是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结合起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统一过程来抓。
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
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整顿连队一定要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因为不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不发动群众进行思想整顿，就分不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也不可能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但是，又不能因此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去代替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无孔不入，常常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来。
而我们有些连队干部战士中毒不知毒，甚至把许多错误的做法当作正确的东西。
如果我们整顿连队，不同时把连队工作中的问题一并解决，就不可能把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从各个角落里打扫出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成果不能巩固，干部战士的认识也不能得到深化。
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工作问题结合起来，有破有立，才能避免认识归认识，问题归问题的“两张皮”现象，才能把连队的各项工作迅速搞上去。

作者：本报新闻学习班学员欧春良

本报讯 某守备区高炮四连战士现在一到课余时间，可以自由地写家信、洗衣服、读小说、学文化、打球了。
战士们说：过去是业余时间紧张有余，现在一到业余，欢欢喜喜。

以前，四连的日程表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每星期二、四、六晚上是自由活动，因为干部经常表扬那些利用业余时间练投弹、搞生产的战士，慢慢地造成了一种风气，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到课余，战士们就呼呼隆隆争着往训练场上、生产地里跑。
结果，战士们因为没有时间处理个人的事情，有的衣服泡了几天，还没功夫洗，有的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弄得父母很着急，有些战士还因为业余时间花力气大了，正课时间没有精神，甚至出现了个别战士打瞌睡的现象。

指导员崔洪智和连长李锁宝分析了各种情况，感到这样下去战士受不了，连队工作也搞不好。
于是，他们召集连队干部研究讨论，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取消连里原来规定的不切实际的越远越好的投弹指标，根据地连和守备部队的作战特点，按照训练大纲，重新公布投弹指标；
其次是实施正确的表扬和批评，克服片面性，既表扬那些刻苦练兵、努力生产的战士，又表扬那些利用业余时间学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体活动、处理好个人事情的战士。
采取这些措施后，果然有效，在业余时间，战士们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活动了。

四连在业余时间，不强求统一，由战士们自己安排活动，有张有弛，生动活泼，战士们在正课时间精力充沛，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效果更好了。
（本报新闻学习班学员 欧春良）

星期日和业余时间让战士自己支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那么简单，真可以算得上是个“老大难”问题。
这里，三机连和高炮连为我们解开了这道难题。
他们的经验概括说有三条：第一，要解放思想。
不要怕人家说星期天和业余时间不加班是干劲不足；
第二，要改进工作方法。
把每天每周必须做的工作，加以科学安排，力争在正课时间完成；
第三，要有群众观念。
想一想战士洗衣服、写家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体活动、谈心……时间那里来？
我们认为，他们这三条经验，对各级领导机关同样适用。
领导机关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也要多为连队想一想，多为战士想一想，合理地、科学地加以安排。
机关连队，上上下下共同努力，事情就好办了。
——编者

作者：郭立新/吕宝亮/李启科

本报讯 八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五四七一七部队三机连，看到战士们有的活跃在球场，有的正欢快地拉着胡琴，有的在读书，有的下象棋，有的在写信，有的在洗衣服，有的穿上崭新的军装准备上街照相，整个营区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氛。
连长孙孟奎告诉我们，今年一至七月，除一个星期天因为连队搬家没有休息外，其余都是这样度过的。

这个连的干部战士告诉我们：去年，他们很少过星期天，战士得不到休息，病号增多，战士没有时间和家里通信，“两头挂心”，没有时间开展文娱活动，也影响了一些战士的情绪。
今年以来星期天过得正常，劳逸结合得当，战士们心情舒畅，身强力壮，干劲倍增。
大家高兴地说：过去连里领导体贴战士喊在嘴上，今天才是真正落实到了行动上。

三机连今年为什么能保证战士过上星期天呢？
当我们向孙连长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关键在干部。”
他说：过去，有的同志总是说任务重、工作多、时间紧，那还顾得上星期天不星期天的，首先在思想上就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战士们提了很多意见。
党支部成员坐下来统一思想，把以往在星期天干的事一件件摆了摆，发现除了团机关派的公差勤务外，连队里占用星期天，大多数是去搞投弹，搞农副业生产，也有用于突击施工任务的。
这样一分析，大家都觉得不能只埋怨上级机关，还应检查自己的工作，增强群众观念，改进组织指挥。
今年，他们采取三条措施：

一是科学安排时间。
过去利用星期天搞投弹训练的比较多，今年，他们根据机枪连的特点，在搞射击预习时，就穿插投弹训练，每班一挺机枪，两个战士搞预习，其他战士练投弹，轮换训练。
再如，搞军体训练，全连只有两副单杠，一副双杠，一个木马，过去是少数人练，多数人看，今年他们把投弹训练穿插进去，大大提高了正课时间的利用率，使投弹训练有了时间保证，战士们就不再用星期天练投弹了。

二是改进组织指挥。
去年施工有时因为组织指挥不好，忙的忙，闲的闲，窝工多，工效低，就占用星期天搞突击。
今年一月份，他们在执行修建供水工程任务时，吸取以往的教训，精心组织，把各项任务和各种人员都作了合理的安排，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不仅没有占用星期天去搞突击，还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了施工任务。

三是对各项工作统筹安排。
过去占用星期天搞农副业生产也比较多，今年他们作了统盘研究，根据生产季节，利用零星时间提前作好准备。
今年麦收刚完，他们就马上抽时间，把地翻好平好，肥料准备好，种菜季节一到，全连只用一天时间就搞完了。
平时，他们抽调两名军事技术较好的战士，轮流管理菜地、粮食生产地，一般不安排全连同志去搞农副业生产，需要突击的时候，事先作好准备，全连一齐动手，很快就搞完了，再也不用星期天去搞生产了。
（郭立新、吕宝亮、李启科）

作者：李亚

老干部下连讲传统

自己制作训练器材

踊跃储蓄支援建设（图片）

作者：李范芦

六十年代初期，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提出了蛊惑人心的“人的因素第一”的口号，他把这个口号标榜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四人帮”也为这个口号卖力吹捧，叫嚷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林彪、“四人帮”在这个口号下，搞了些什么东西呢？
事实证明，他们搞的，不是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资产阶级方向；
他们也确有“贡献”，但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而是对修正主义的“贡献”，是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危害。
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不能不对林彪搞的所谓“人的因素第一”进行彻底的批判。

林彪所说的“人”，是仇视、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阶级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重视人的因素的，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任何事情都是办不成的。
那么，林彪鼓吹的“人的因素第一”为什么又是反动的呢？
这是因为林彪的所谓“人”，是有特定的阶级内容、阶级对象的，是指的仇视、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阶级分子。
林彪是要利用这个口号，把一切剥削阶级分子仇视、反抗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的进攻。

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之中，是阶级的人。
人的阶级地位不同，政治态度、思想感情各不相同，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人同样也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人口的极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社会的命运是由他们决定的。
同样也还残存着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等，这是社会主义的破坏力量和消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讲人的因素，着眼的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他们的积极性总是受压制的。
社会主义社会使他们挣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镣铐，为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劳动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把人的作用发挥到最高的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这样一个原则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和我们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林彪、“四人帮”从反动的“天才史观”出发，大肆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谬论。
他们把广大的工人、农民诬蔑为“野蛮”、“愚昧”、“落后”，只知“生儿育女”的“群氓”，是供人驱使的“傀儡”，对历史的发展是毫无作为的。
而他们这伙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则是“无师自通”的“天才”、“至贵”，是有一副“好脑瓜”，生来统治人的“超人”，是历史的主宰。
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尼采咒骂人民群众“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
这也是林彪、“四人帮”的观点。
林彪、“四人帮”把社会的人划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一边是少数治人的“天才”、“圣人”，一边是被治的“群氓”、“蠢人”。
只有他们才是国家的“伟人”，民族的“栋梁”；
而浑浑噩噩的“群氓”、“蠢人”，只能顺从地听从他们的“使唤”、“支配”，依靠他们的“恩赐”才有出路。
林彪、“四人帮”的心目中是根本没有群众的。
但是他们要篡党夺权，需要打着“发动群众”的旗号，招降纳叛，搜集队伍，网罗一批党羽去为他们效力卖命。
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群众”，就是地富反坏、叛徒、特务、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卖身投靠的老干部。
林彪的所谓“人的因素”，就是指的这样一伙社会的渣滓。
十多年来，他们聚集在林彪、“四人帮”的黑旗下，被视为人类的“精英”，戴上“革命派”、“造反派”、“先进分子”、“反潮流勇士”的桂冠，形成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到处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使得一些地区领导瘫痪，生产下降，人民怨声载道，犯下了累累的罪行，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事实充分说明，林彪、“四人帮”鼓吹“人的因素第一”，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对象，绝不能加以混同。

林彪把“人的因素”歪曲为精神的因素，鼓吹“精神万能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因素，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的，强调实践的作用。
林彪根本否认实践的作用，他把人的因素歪曲为精神的因素，打着“人的因素第一”的旗号，鼓吹“精神万能论”。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人所以有力量，就是人能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而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一点也离不开实践。
只有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才能反映到头脑里来，通过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深化，转变成精神的东西；
也只有通过实践，精神的东西才能在客观世界中得到实现，转变为物质的东西。
离开实践，人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就会在客观世界面前处于消极无能的地位，就会象动物那样，只能仰赖自然的恩赐而没有任何的作为。

在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中，是根本没有实践的地位的。
他们极端夸大人的思想的作用，叫嚷“一念之差或一念之对，就能转胜为败或转败为胜”，鼓吹“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狂妄地提出“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超过物质的力量”。
林彪、“四人帮”的所谓“一念之对”，完全是主观自生的，来自于天生的“好脑瓜”，与实践毫无关系；
而在有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思想以后，不必转变成行动，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达到预想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行动的成败，取决于人的思想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这就是说，正确的思想要从实践中获得，又要依靠实践去实现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林彪、“四人帮”完全颠倒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他们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既不要从实践得来，也不必通过实践来检验，他们的认识路线是一条从主观到客观的认识路线。
在林彪、“四人帮”那里，所谓“人的因素第一”，实际是“精神的因素决定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货色。

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认为精神和物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但这和林彪的“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是建立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基础上的，是以实践作为前提的。
林彪的“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的谬论，是把精神当成了第一性的东西，当成世界的创造主，精神是万能的，有了精神就有了一切，什么业务、技术、科学等等，以至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活动，统统都可以取消。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破坏经济，狂叫“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路线正确，一吨钢不生产也要开庆功大会”，正是他们这种反动谬论的直接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六三○页）。
林彪、“四人帮”把人的因素歪曲为精神的因素，鼓吹“精神万能论”，目的正是要把他们吹嘘为“上帝特选”来支配世界的“伟人”。
所谓“精神万能”，也就是他们的头脑万能。
为此，他们公然造谣，捏造我军所以战无不胜，打败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并不是因为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全国人民的支援，全军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是林彪的头脑中主观主义地编织出来的一套作战“方略”，诸如二十六条“短促出击”的“战法”，十条“华北作战的基本教训”，十五条“抗日战争的经验”，臭名昭著的“六个战术原则”的作用，以此证明林彪这个“天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威”、“最高主宰”。
这是林彪鼓吹“人的因素第一”这一口号的反动本质和要害所在。

林彪借口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否认武器的作用，大搞军事取消主义

林彪的“人的因素第一”的口号，贯彻在战争的领域，运用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就是借口强调人的作用，而完全否定武器的作用。

从有战争以来，就产生了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
人是战争的主体，武器是进行战争的工具。
武器，包括一切现代化武器，只是可能的战斗力，只有同人结合，才会变成现实的战斗力。
把人和武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只见武器而不见人，或只见人而不见武器，都是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完整准确地阐明了人和武器的辩证关系。
战争中的人和武器这两个因素，人是起主导作用的。
就象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要人去干一样，武器要由人去制造和使用，技术要由人去掌握和提高，否则，再现代化的武器，再先进的技术，统统都是死的东西。
在战争中人的政治觉悟的高低，战斗精神的好坏，主观能动性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武器效能的发挥。
士无斗志，内部分裂，再精良的武器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士气高涨，万众一心，即使是劣势的武器装备也能发挥很大的效用。
这就是说，同一件武器，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则决定着战争的结局。
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武器对争取战争胜利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
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是由手持武器的人组成的，即使是原始的矛和盾，弓箭和大刀，也都是武器。
没有这样的武器，战争就无法进行。
否认武器的重要性，看不到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的事实，对改善武器装备采取一种冷漠甚至反对的态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无产阶级军队在强调人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的同时，从来也不否认武器的重要作用。
我军诞生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直用小米加步枪去同飞机加坦克的敌人作战，这并不是我们不喜欢有好武器，只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
精良的武器装备一旦掌握在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手中，就业如虎添翼，使人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更有把握地去战胜敌人。
所以，毛主席明确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
即使在最困难的战争年代，我军也总是在强调人的因素的同时，通过“自己造”或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等办法，不断改善武器装备，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时，没有空军，缺乏高射武器和反坦克武器。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建立了空军部队，并逐步加强了高射武器和反坦克武器。
战争的中期、后期同前期相比，平均每天击落击伤敌机数增加了五点五倍，击毁击伤敌坦克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而我军的损失则相对大大减少，有效地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实践证明，国防必须现代化，落后是要挨打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毛主席就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强调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又严肃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苏美两霸，是掌握着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和现代化作战方法的敌人。
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必须有充分的现代化装备，我军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不这样做，就要挨打，就要吃亏，就是列宁所斥责的那种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林彪打着“人的因素第一”的旗号，破坏军工生产，扼杀国防科研，就是妄图使我们在武器装备上停滞不前，从而在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包括人的技术在内的，而技术的提高又依赖于武器的发展。
总是首先出现了新式的武器，然后才谈得上掌握这种武器的技术。
几乎用不着解释，古代使用长矛大刀的士兵，与现代驾驶飞机、坦克，操纵火箭、导弹的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不同，就和武器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人制造了武器，武器又反作用于人，促进部队技术的提高，增强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人的军事技术的提高，正是随着武器从石器、青铜器、铁器到热核兵器的不断变革，经历着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首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时，不论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德国军队还是遭受袭击的英、法军队，都没有防护这种武器的器材和方法。
但是，仅仅过了十个月，对付这种武器的防毒面具就出现了，接着又相继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防化学器材和一系列防化学的战术措施，使人掌握军事技术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地增加了。
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许多最新的技术成果，如原子能、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宇航、激光等运用于军事目的，使军事科学技术更加专门化，军队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方法也会引起改变。
为适应我国国防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保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军队迅速提高科学文化水准，学会使用新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本领，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现代技术的人才，使人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林彪否定武器技术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抹刹了人的因素的作用。

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把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人，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人和武器，相得益彰，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林彪把人和武器绝对对立起来，只讲人，不讲物，只搞文，不搞武，大搞军事取消主义，把我们的战士引向“大练不如小练，小练不如不练，不练不偏路线”的邪路，对我军的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在这种谬论毒害下，发展武器装备被取消了，钻研军事理论被停止了，学习现代军事技术被废除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人的作用，就只能用我们的天灵盖去撞苏修的乌龟壳了。
显然，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亡国奴哲学。

作者：蔡小洪
单位：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四人帮”是一伙拜倒在苏修脚下的卖国贼，是向往西方物质文明的洋奴才。
但是这伙反革命两面派偏要抡起“洋奴哲学”的棍棒到处打人。
谁要是敢于说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立即就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而横遭批判，成了十恶不赦，大逆不道的“洋务派”。
“四人帮”想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至上，唯“洋”是仇的“民族英雄”，其实，他们所谓“爱国”的那一套货色，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国粹主义”的毒瘤。

对于这种“国粹主义”，清朝末年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有过生动、辛辣的刻画。
小说描写一位钦差大臣叫童子良，此人无论吃的、用的，凡带一个“洋”字，便决计不肯亲近。
他反对与外国通商，反对学外国用钱币代替银两，说“不忍看这些亡国东西”。
甚至他下江南巡视，非坐轿子、木船不可，皇上问他为啥不坐火车、轮船，他振振有词：“什么火车、轮船，走的虽快，总不外乎奇技淫巧；
臣若坐了，有伤国体，所以断断不敢。”
结果巡视一番，足足用了半年功夫。
其愚昧与迂腐可谓到了极点。

童子良这副蠢相，决不是小说的虚构与夸张，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和反映。
在十九世纪，正当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兴旺之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卫道士们却闭塞眼睛，大做其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迷梦，不思进取，反倒死抱老古董，把机器工业称作“形而下器”，唯恐传来会“乱我人心”。
竟有花高价把外国资本家修筑的铁路买下，将铁轨扒掉后装船运往海岛丢弃的怪事。
这些可笑的侏儒，以为只要对外国先进的东西来个“概不认账”，封建“天朝”便得以“千秋永立”了。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死守“国粹”的封建皇朝不久就归于破产。

“四人帮”在这方面，比清朝的封建卫道士更彻底。
他们鼓吹“黑线专政论”，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骂得一无是处，但对于一切落后的东西，又爱不释手，不准动一根毫毛。
别人搞农业机械化，他们非要使牛唤驴、刀耕火种；
别人要火车正点，他们非要火车跑不动；
别人搞经济技术发展高速度，他们非要搞低速度；
别人解决工业污染，他们说什么“连死都不怕，还怕污染吗”……他们就是这样一种所谓“激进”的“爱国主义”。

然而，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在当今的世界，要完全回避和洋人洋货打交道是不可能的。
电是外国人发明的，倘若不要它，只好点油灯，只得把所有工厂都关上门；
汽车是从外国来的，倘不要它，只好步行，骑毛驴；
枪炮是外国人创造的，不要它，我们只有用长矛、大刀去对付敌人的坦克、飞机。
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请问，怎么办呢？
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看它是否可取，不在于它是不是“洋”的，而在于能否用来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人民是不是有益。
正如鲁迅所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
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不然，我们就只好倒退几百年，永远落后挨打。

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对外国的一切采取深固闭绝的态度，这是封建的国粹主义的表现，与爱国主义毫不相干。
相反，善于洋为中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我国的独立和富强，而认真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才是真正的有志之士，真正的爱国者。
当年，林则徐在虎门禁烟，“师夷长计以制夷”，从海外购船置炮，探访外情，这于他作一名民族英雄非但不相妨碍，反而增其光彩。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后来居上，从弱小崛起为强盛，没有一个是靠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取得成功的。

其实，那些骂倒外国的一切的人，倒恰恰是崇洋、恐洋的。
前面说过的那位童子良就是这样。
他对“洋货”可谓“深恶痛绝”了，然而，鸦片换上“本土”的名称，便照样拿来过瘾；
别人送的金表，刻上一行“大清光绪年制”的字样，也就不以为怪了；
洋钱固然不要，但折成银票送来，则照收无误。
“四人帮”也不例外，一面是道貌岸然，慷慨陈词，大骂所谓“洋务派”；
另一面则进口几百部外国黄色影片，购买大批奢侈品：法国香水、俄国大菜，甚至连脑袋上的头套也贴着外国商标。
一面把“洋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另一面又偷偷地向帝国主义分子百般献媚、卑躬屈膝，乞讨一顶“红都女皇”的桂冠。
鲁迅当年就说过，那些与“洋气”为仇的人，“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四人帮”反对崇洋媚外，只是幌子，是为了搬起石头打人，篡党夺权。
应该看到，“四人帮”抡起“洋奴哲学”的棍子到处打人，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造成在整整的十余年间，不少人“两耳不闻国外事”，对外国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置若罔闻，对先进的科学知识茫然无知，却以“尽善尽美的幻想”来安慰、欺骗自己，使我们国家在经济技术上比起世界先进水平落后了二十乃至三十年。
明明是害国，却冒充为爱国，真是是非颠倒。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把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了。
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与各国的联系，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缩短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这样，将大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作者：刘志轩

八月二十二日，华主席在贝尔格莱德友谊公园种植一棵象征中南两国人民友谊的长青树。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布·伊科尼奇，今天下午在贝尔格莱德联邦执委会大厦就中南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举行会谈。

双方就两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对去年八月铁托总统访华后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双方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等。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经济联合会副主席拉·托多维奇，联邦能源和工业委员会副主席斯·戈伊希纳等。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三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八月二十二日报道华国锋主席结束对罗马尼亚的正式友好访问的消息中说：“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对我国的访问，以获得圆满成功和发展罗中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极为积极的成果而结束。”
“这次访问有力地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彼此尊重、赞扬和友好的感情，是我们两党、两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报道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之间的会晤和会谈是极有成效的。
在这些会晤和会谈中，决定为罗中友谊奠定更加具体的基础，决定在相互尊敬和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同志般互助和国际团结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报道中谈到罗中两国达成各项协议时说，“所有这些协议将扩大和丰富罗中合作，并推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快发展，显示出建设新制度的各国人民之间新型关系的优越性。”
报道说，“双方在就当前国际局势问题交换看法时强调指出，必须为确保世界政治生活的民主发展，为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开展活动。
双方将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争取在国际生活中建立完全平等和尊重各国人民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彻底从国家关系中铲除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要确保每个民族能够在不遭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发展。”
报道最后说，“全体罗马尼亚人民满意和高兴地欢迎中国党政领导人对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最高级访问所取得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并且坚信，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和两党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普遍事业。”
《世界》周刊第三十五期发表署名文章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新会晤是富有成果的，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它再次体现了罗中友谊的牢固性和持久性。”
文章说，“华国锋同志应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邀请进行访问时出现的节日气氛，反映了一个为生活所证明了的真理：友谊不在于距离远近。
多瑙河与扬子江，喀尔巴阡山与昆仑山，相隔千万里，但千山万水阻挡不了两国相互怀有的尊敬与钦佩之情和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民之间的友谊。”
文章指出，“罗中关系有着在反对外来压迫和统治、争取获得并巩固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团结的历史。”
文章指出：“全世界对罗中高级新对话的强烈关注反映了布加勒斯特会晤的国际意义，其重要性超越了双边范围，成为对在我们星球上建立更加美好与正义的世界的宝贵贡献。”
文章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表达了罗马尼亚和中国对于在世界上建立和平气候的深切关心。
这种气候是在两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所必不可少的。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特别重视各国人民为确保独立，为确保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和经济、军事实力如何一律权利平等，为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摒弃武力和武力威胁而进行的斗争。
在最高级会谈中，最权威的人士重申了罗中两国人民的决心：与其他国家人民一道，为铲除帝国主义政策、新老殖民主义政策、任何形式的统治与发号施令政策、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为消除经济不发达状态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文章最后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还重申了两国和两党的这一愿望，即加强在国际上的合作，为按照各国人民的利益正确而持久地解决对和平和国际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讯 由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副团长、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乘专机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圆满地结束了对索马里、加蓬和喀麦隆的正式友好访问后，在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的。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谷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外经部副部长石林、程飞，水电部副部长张彬，交通部副部长郭建等。

加蓬驻中国大使马荣博和夫人，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奥卡，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塞也到机场迎接。

代表团离开乌鲁木齐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汪锋以及自治区其他负责同志刘震，郭林祥、周仁山、司马义·艾买提等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马尼拉八月十八日电 菲律宾《今日公报》八月十八日发表文章，揭露越南在远东充当苏联的代理人的面目。

文章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越南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有多深。
的确，可以这样说而不用担心会产生矛盾：越南是苏联在远东的代理人。”
文章指出，应当从越南是苏联的特洛伊木马这个角度来认识越南在东盟的存在。
“对东盟来说，欢迎的拥抱将是死亡的接吻”。

据新华社科伦坡八月十八日电 斯里兰卡泰米尔文月刊《无产者》在八月的一期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苏联需要一个亚洲的古巴》的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越南，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的阴谋活动。

文章说，“苏联帝国主义极力推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控制亚洲，但这种企图遭到了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社会帝国主义还想方设法把许多亚洲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
它通过越南提出要把印度支那国家组成‘印支联邦’。
柬埔寨强烈反对这一阴谋，许多亚洲国家也反对这一计划。
因此，越南被推了出来，说什么它同柬埔寨有边界争端，以武力侵略柬埔寨。
越南还被用来反对中国。
所有这些都表明，越南当局的背后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文章说：“这些活动提醒人们，亚洲将出现另一个古巴。
世界人民和越南人民如果提高警惕，就能粉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
新华社曼谷八月十七日电 泰国《联合日报》八月十七日就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发表评论指出：“越南当局或许还要狡辩，但事实就是事实，任它如何强辩，否认，事实还是摆在那里”。

评论说，越南当局曾诬指中国强迫其放弃自由独立。
“好一个‘自由独立’！
把自己的领土供人家建立军事基地，国家主权已不复存在，还有什么而目侈谈独立，或许这就是越南式的独立吧！
至于‘自由’，军事基地等于军事占领，还有自由吗？
甚至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与曾经支持帮助自力抵抗侵略的中国兄弟为敌，这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评论指出：“看来自由是有的，就是反华排华的自由，不许中国护侨撤侨，不许华侨有回国的自由，只有越南当局残害华侨的自由。”

据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今天下午会见意大利前陆军参谋长安德雷阿·古奇诺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伍修权副总长和夫人宴请了意大利客人。

栏目：世界之最

世界上最低的国家

世界上终年无夏的国家

世界上湖泊面积最大的国家

世界上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世界上高原湖泊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

世界上最长的裂谷带

世界上最长的海峡

世界上距赤道最近的首都

栏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
在亚洲各国人民相继获得独立自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代，这种友谊更不断开出新的花朵。
这里介绍的几个故事，就是这种深情厚谊的生动写照，也是对苏联霸权主义者及其帮凶企图破坏这种传统友谊的有力回答。
——编者

六月十八日，是喀喇昆仑公路竣工的大喜日子。
连结中巴两国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从此以其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段喀喇昆仑公路，全长六百一十六公里。
它所经过的有些地段，正是古代从中国通往西亚的著名“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千百年来，人们视这一带为畏途。
某些西方专家在考察一番之后，断言这里不可能修筑公路。
但是，在巴中两国筑路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先后经过六年零七个月的奋战，喀喇昆仑公路已经胜利建成，全线通车。
巴基斯坦报纸自豪地称誉这条公路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

在筑路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中巴两国筑路员工，互相关怀，互相帮助，谱写出一曲曲中巴友谊的赞歌。
中国筑路员工从测量到施工，都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一天傍晚，中国测量设计人员来到一座七、八十米高的铁索桥旁，准备到对岸去。
这时，正刮大风，铁索桥象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过桥十分危险。
一位名叫萨利姆的巴基斯坦朋友，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先试着来回走一趟，然后又把中国人员一个个地扶过桥去。
在筑路过程中，中国员工也处处为巴方员工和当地群众的利益、安全着想，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天，中国筑路员工武治业在指挥打眼装炸药的时候，小石头不断地从山上掉下来，这是塌方的先兆。
但当他发现险区还有两国的员工在工作时，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向他们做手势，并大声呼喊：“焦迪嘎罗！
焦迪嘎罗！
（快走！
快走！）有险情，快离开！”
话音刚落，碎石象暴雨般落下来，翻滚的巨石伴随着尘烟向武治业冲来……。
他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用鲜血浇灌了中巴友谊花。

现在，在这条宽阔的喀喇昆仑公路上，行人走车，安全方便。
古老的“丝绸之路”如今已变成了通衢大道。
这条公路使居住在深山僻壤的千百万巴基斯坦朋友打破了“与世隔绝”的状态，使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更为方便。
它已被称为一条友谊之路。
（本栏均据新华社）

栏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坐落在缅甸古都曼德勒南部的密铁拉人民纺织厂，是缅甸目前最大的纺织厂。
是由中缅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建设起来的。
全厂有八万纱锭、六百台布机、四千余工人。

在兴建密铁拉人民纺织厂的过程中，中缅两国工人、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互相学习，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密铁拉的旱季骄阳似火，连室内的桌椅也是热烫的。
在这样的大热天，棉验室却门窗紧闭，中缅朋友全神贯注地教学检验原棉纤维。
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一根纤维细不过头发丝的四、五分之一，不要说开电扇，人们只要打个喷嚏，就会把纤维吹得无影无踪。
中缅朋友热得满头大汗，但他们都顾不得休息。
在中缅朋友的共同努力下，棉验室不仅为密铁拉人民纺织厂的稳产、高产起了参谋部的作用，而且还为其他纺织厂检验了棉样。

缅甸朋友感谢中国领导人给他们派来这样的好老师，他们怀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玛阿玛基等缅甸女工早就学会了中国歌曲《东方红》，并经常唱给中国师傅听。
玛阿玛基还把周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访缅的照片精心收集起来。
今年一月底，邓小平副总理访缅时，一位缅甸工人每天把报纸拿来给中国朋友看，他指着邓副总理在缅访问的照片，连声说：“德尤岗岱（中国好）！”
当扩建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缅甸朋友看到朝夕相处的中国朋友就要回国了，心里都依依不舍。
女工玛德敏生小孩后仅十一天，当听到中国专家要同全车间的工人合影时，她不顾身体虚弱，坐了四十分钟的汽车赶到了工厂。
参加第二期扩建工程的一千多名缅甸工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共同凑钱为中国技术组买了一个象征缅甸民族文化的大琴。
中国朋友虽然谢绝了礼物，但缅甸朋友的真挚友情却深深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栏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斯里兰卡康提市著名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内，有一棵紫薇树。
凡来到斯里兰卡访问的中国客人，或者来参观植物园的斯里兰卡人民，都要来这里看看。
这棵树就是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斯里兰卡时种植的。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斯里兰卡外长陪同下，耿飚副总理一行来到这棵树旁参观，深情地抚摸树干和枝叶，感到格外亲切。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棵树经受住了赤道烈日炙烤和印度洋上暴风雨的吹打，顽强地屹立着，成长着。
它象征着中斯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结成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象征着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形象在斯里兰卡人民的心目中永不磨灭。
在紫薇树的左边，是周总理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副委员长去年访问斯里兰卡时种下的花后树，它也正在茁壮成长，象征着中斯友谊代代相传。

周总理生前曾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先后两次访斯，给斯里兰卡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这次，耿副总理一行前往康提访问途中，在巴斯亚拉小镇附近停留时，一位斯里兰卡朋友立即向中国客人介绍说：周总理来访时，也曾在这个小镇停留。
他老人家一边喝着清凉可口的椰子水，一边和摆摊出售腰果的姑娘亲切交谈，抱着一个小孩，和他们一起合影。
周总理总是那样平易近人，总是和人民在一起的。

周总理生前为中斯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斯里兰卡人民对周总理无比尊敬和热爱。
耿副总理的访问，又为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写上了新的一页。

栏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巴中两国工程技术人员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建筑喀喇昆仑公路。
新华社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