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抵斯科普里访问
受到当地领导人和群众热烈欢迎　全城充满节日气氛
新华社斯科普里08月24日电
华国锋主席今天上午从贝尔格莱德乘专机抵达位于南斯拉夫东南部的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华主席是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扎尔科维奇陪同到达这里的。
今天，斯科普里全城充满了节日气氛。
青年人特地穿上了马其顿民族的绣花服装。
从机场到市区，人们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面写着祝愿华主席和铁托总统长寿以及赞扬中南友谊的口号。
他们热情高呼：
“铁托—华国锋！
铁托—华国锋！”
文艺工作者唱起了中国歌曲，博得中国客人的热烈鼓掌。
华主席今天上午在斯科普里首先参观了“10月11日”汽车厂。
他向这家工厂的全体职工致意，并且对马其顿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还说：
“去年铁托总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揭开了中南关系的新的一页，使中南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华主席在正在装配的一组大轿车前停下来，工厂总经理托多尔·达姆亚诺夫斯基指着一辆汽车对华主席说：
“这辆大轿车将运到中国去，准备在南斯拉夫展览会上展出。”
华主席走进这辆大轿车，坐到一个位子上说：
“很舒服。”
总经理对华主席说，这家工厂每年生产一千三百辆大型轿车，型号都是市场上最新式的。
这些产品在许多国家都很畅销。
华主席参观了这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和装配线，不断向鼓掌的工人招手致意。
华主席还参观了马其顿科学和艺术科学院。
当华主席得知米哈伊洛·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曾担任过马其顿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指挥官时，对这位院长说：
“用中国人的话说，你是老英雄。”
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向华主席扼要地介绍了马其顿人民的斗争史和这个科学院的工作情况。
他说，马其顿人民对祖国的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华主席说：
“中南两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和革命中有很多共同之处。”
阿波斯托尔斯基院长赠送华主席一部介绍马其顿人民历史的书和这个科学院所编著的一些其他书籍。
华主席今天上午从贝尔格莱德到达斯科普里时，到机场欢迎的有：
马其顿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安盖尔·切梅尔斯基，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布拉戈亚·塔莱斯基和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布拉戈伊·波波夫。
华主席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到机场欢送的有：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多布里沃耶·维迪奇，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杜尚·奇克雷比奇以及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主席日沃拉德·科瓦切维奇。
随同华主席前来访问的还有：
纪登奎、赵紫阳、黄华等。
（附图片）
08月23日，华主席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时，接受女工赠送的纪念章和花束。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圆满结束对非洲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
陈慕华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由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副团长、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乘专机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圆满地结束了对索马里、加蓬和喀麦隆的正式友好访问后，在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的。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谷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外经部副部长石林、程飞，水电部副部长张彬，交通部副部长郭建等。
加蓬驻中国大使马荣博和夫人，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奥卡，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塞也到机场迎接。
代表团离开乌鲁木齐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汪锋以及自治区其他负责同志刘震、郭林祥、周仁山、司马义·艾买提等到机场送行。

塞尔维亚主席团主席设宴招待华主席
维迪奇主席和华主席讲话，共祝中南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23日电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多布里沃耶·维迪奇今天晚上在塞尔维亚议会大厦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1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蒂·弗拉什卡利奇，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杜·奇克雷比奇，塞尔维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科·希罗卡，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伊·斯坦博利奇以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
当华主席在维迪奇主席陪同下步入宴会厅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维迪奇主席和华主席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维迪奇主席在讲话中表示相信，华主席同铁托总统举行的会谈“对南、中关系根据相互充分尊重和平等的原则进一步全面发展，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
维迪奇主席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他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把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对现代历史发展有巨大意义的事件”。
维迪奇主席指出，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正在全力发挥自己的物质和文化潜力，尽可能地发展以社会主义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普遍进步作出贡献。
他在谈到南中经济合作时说，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同中国的整个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华主席在讲话中首先对南斯拉夫首都、塞尔维亚首府贝尔格莱德市市民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华主席说：
“我想高兴地指出，我们同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同志进行的会谈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这次访问和会谈，必将把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华主席指出，塞尔维亚人民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在铁托同志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第1个人民政权——著名的“乌日策共和国”就是在塞尔维亚诞生的。
它虽然仅仅存在六十七天，却指明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
华主席说：
“我们这次有机会在这里亲眼看到你们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我们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你们在发展中南友好关系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
我们希望今后我们和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发展得更好。”
维迪奇主席和华主席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席间，乐队演奏了中南两国的乐曲。
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在宴会前，华主席会见了维迪奇主席以及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党政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大战09月，三季要超二季
本报评论员
华主席最近指示我们：
要努力把生产搞得更好，三季度要超过二季度。
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华主席的指示，把第3季度的生产搞好，并为四季度夺取新的成绩创造条件。
今年以来，工交战线总的形势是很好的。
首先是政治形势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断深入，重点企业的整顿收到了成效，工业学大庆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就大多数产品来说，一至07月的累计产量都达到了全年年计划进度的要求；
其中有些产品，如钢铁、发电量、硫酸、铁路和水运货运量在07月份的平均日产量，接近或超过了全年增产计划要求的水平。
我们看形势，要看本质、看主流，增强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的斗志；
同时，要一分为二。
进入07月份，生产发展上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有持续高温、大风暴雨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上半年实现了“双过半”，产生了自满、松劲情绪；
在组织生产上缺乏预见性，习惯于按常规办事，经不起特殊情况的冲击；
缺乏统筹安排，设备检修过于集中。
华主席今年以来，反复告诫我们，形势越好，越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要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弱点，看到存在的潜力。
我们一定要以华主席的指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鞭策我们不断前进。
现在，条件是很有利的，有广大职工战高温、夺高产的可贵的革命干劲，有广大干部深入第1线，加强生产的领导和指挥，有很多挖潜增产的好经验。
只要加强领导，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三季超二季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怎样才能做到三季度超过二季度？
要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流毒，学大庆，整顿好企业。
今年以来，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工交战线认真抓了这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
根据整顿企业的要求，各省市区、各部门行动很快。
到目前为止，各地、各部门已组织了十多万人的工作队，深入一万多个基层单位进行整顿，着重抓了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
这种作法，抓了典型，以点带面，工作比较扎实，效果很好。
但是，运动的发展不平衡。
有些单位揭批“四人帮”、肃流毒搞得不深不细；
对整顿企业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抓得不够扎实。
有的企业甚至出现了反复。
因此，要想三季超二季，对揭批“四人帮”、肃流毒，必须反复抓、抓反复。
石油部最近提出，要对揭批“四人帮”、肃流毒，学大庆，整顿企业的情况来一次大检查、大总结。
要再深入一步，真正把运动搞深搞透。
这种作法，可供各地区、各部门参考。
要认真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质量月”活动。
国家经委已经发出开展“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希望各地区、各部门把这项工作切实抓起来。
有些单位在贯彻《工业三十条》的过程中，采取坚决措施，狠抓产品质量，抓得好，抓得很有力。
但是，有的企业领导仍然对产品质量不负责任，马马虎虎，问题还很严重。
各个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和供货合同进行生产，做到品种规格对路。
对产品质量，要邀请用户提批评，提建议，并且下决心提高产品质量。
对于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使用单位有权拒绝接受。
已经出了厂的，要包修、包换、包赔，要由领导同志“背”回来，并赔偿损失。
要狠抓扭亏增盈、降低消耗，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
三季超二季，必须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要求，讲究经济效果。
就是说，消耗要比二季度降低，亏损要比二季度减少，盈利要比二季度增加，各种事故要比二季度大大减少，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要比二季度完成得更好。
当前，要特别强调降低消耗。
我们目前的消耗普遍很高，许多企业还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要增加生产，完成任务，就是要从降低消耗上想办法、找出路，以节约求增产。
这方面，石油部、冶金部、铁道部抓得比较好。
上半年，八项指标有的已全面达到国家计划要求，有些项目已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全国火力发电厂，上半年每度电耗煤比去年同期减少十克，共节约煤炭一百二十多万吨，目前已有近半数的电厂用煤、自用电消耗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从地区来看，抓得比较好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无锡等地。
但是，就全国情况来看，距离华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要下大力抓紧抓好。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总结和推广降低消耗的好经验，帮助那些消耗高、浪费大的企业尽快把消耗降下来。
一定要用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考核企业的工作。
所有企业八项指标今年内都要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
要大力培训技术力量，加强技术管理。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停滞了十来年。
这十来年正是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因而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
我们要掀起一个学业务、学技术的热潮。
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要认真学习技术业务，成为精通业务、懂得技术、善于管理的内行。
要大力加强对工人的技术培训。
要认真办好现有的大专院校、技工学校和职工业余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力争多出人材，快出人材，积极培养新的技术力量。
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还可以举办短期训练班，从现有职工中大批选拔培养技术力量。
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技术管理手段，力争在一、二年内把已有的电子计算机全部使用起来，并逐步发挥其效率。
还要改进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决反对一切脱离实际、不讲实效的坏作风。
现在，三季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让我们卷起袖子大干一场！
我们有充分信心打好这一仗，实现华主席提出的三季超二季的目标。

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砸烂
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总政掀起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高潮
本报讯
据08月24日《解放军报》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召开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掀起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高潮。
全军政工会议后，总政各单位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
总政党委十分重视总政机关的运动，强调总政要带头把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搞深搞透。
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才能带动各项工作，才能带动机关的整顿和建设。
在总政党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斗争不断深入。
在这个基础上，08月09日，召开了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罪行大会。
发言的同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大量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事实，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砸烂政治机关、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的反革命罪行。
发言指出：
林彪、“四人帮”要搞垮总政治部，蓄谋已久。
1960年林彪一上台，就以所谓“政治工作方向偏了”的大棒打总政，反对部队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以后，又多次恶毒攻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搞垮总政的反革命阴谋愈演愈烈。
1967年07月，林彪向江青安插到解放军报社的那个心腹下达了反革命黑令：
“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他们把黑手伸向总政机关和各直属单位，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混乱。
1968年10月，林彪一伙又派出了砸烂总政的前台总指挥，杀气腾腾地接管了总政。
他们恶毒咒骂总政“有很多坏人”，“是个水深妖多的地方”，诬蔑和诽谤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宣传部“坏人很多，很会造反革命舆论”，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
他们把总政的各级领导同志诬蔑为“阎王”、“判官”、“牛头”、“马面”，一般干部是“小鬼”。
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私设牢房，严刑拷打革命干部，不少同志被打伤和残废，有的惨遭迫害致死。
他们狂妄叫嚣“棍棒底下出反革命”，制造了一连串的假案、冤案，把一批批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有的单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部遭到批斗，被非法关押的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他们诬蔑总政的干部是“一筐烂梨”，并利用窃取的权力，从总政盗窃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材料，并把总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强制下放到全国各地，许多同志长期得不到正常使用。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林彪、“四人帮”砸烂总政，不仅使总政受害深重，而且殃及全军。
实际上，他们是要砸烂党对军队的领导，砸烂我们军队的生命线，砸烂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残酷镇压广大政治干部。
正如敬爱的叶副主席指出的：
这决不单单是一个破坏总政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使全军政治工作失去统一领导，从而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放手发动群众，大造声势。
总政党委强调，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当前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一定要象过去打几个战役一样，形成声势。
而要造成声势，根本的是放手发动群众。
总政各部门、各单位通过各种方式揭发批判，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九·一三”事件后，由于“四人帮”捂盖子，林彪一伙打击和迫害总政的罪行，没有得到认真清算。
粉碎“四人帮”以来，总政的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有的部门、有的单位对林彪路线揭批不够，存在着应该查清的没有查清、犯错误的没有说清、路线是非没有分清的“三不清”状况。
因此，把运动推进到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不仅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广大干部充分发动起来，排除思想障碍和干扰，采取小会、中会、大字报等各种形式，口诛笔伐，然后召开这次大会，从而形成了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强大声势，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抓住要害问题，深揭狠批。
遵照总政党委的要求，各单位在揭发批判中，注意紧紧抓住对本部门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问题。
例如，干部部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践踏毛主席干部路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保卫部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文化部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危害，联络部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敌军工作的罪行等。
这样，就能做到紧密联系实际，集中火力，逐步深入，通过揭批弄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拨乱反正，有效地促进机关的整顿和建设。
在各单位深入揭批，作好充分准备的基上，总政再抓住几个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问题，陆续召开大会，集中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增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
在揭发批判中，强调不要互相争高低，争唯我正确。
各单位注意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热情帮助他们讲清问题，提高觉悟。
同志们指出，除了极个别的坏人外，总政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大家抱着一个信念：
决不计较个人恩怨，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做到越批队伍越团结，越批队伍越壮大，越批革命精神越振奋。
在这次大会上，同志们认真做到了不利于团结的事不提，不利于团结的言不发，在整个大会发言中，没有什么这一派，那一派，你反了我呀，我反了你呀，你错了呀，我对了呀等等这一类内容，真正开成了一次同仇敌忾、团结对敌的大会。

为农业现代化献计献策
中国农学会积极组织农业科学工作者提合理化建议，不少建议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本报讯
中国农学会最近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上，在交流科技成果和学术经验的同时，积极发动和组织到会的七百多名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如何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认真负责地向党和国家提出建议。
广大会员和到会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热烈响应，仅会议期间就收到涉及农业生产、科研、教育等方面的建议八十多项。
中国农学会从今年01月份恢复活动以来，就把发动广大农业科学工作者为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教育事业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作为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华北农大副校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沈其益同志，根据他们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曲周县连续四年大面积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使粮食亩产从二百斤提高到八百斤的科学实验成果，提出了“综合治理盐碱地，把黄淮海变成大粮仓”的建议。
建议指出，我国黄 （河）、淮（河）、海（河）大平原约有五千万亩盐碱地，如果全部改造过来，每年可增产粮食二、三百亿斤。
这个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有关地区和部门的重视。
国家科委、农林部已将邯郸地区曲周等两个县，列为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的科学实验基点，并已把黄淮海盐碱地的全面考察和制订分区治理规划列为国家任务。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沈其益教授又根据科学实验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原来提出的建议。
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不少建议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如水稻和油料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应适当扩大“稻——稻——油（菜）”种植方式的建议，就很值得有关地区重视。
他们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和多年试验的结果，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适当多种油菜比种小麦获益更大。
因为这个地区小麦扬花灌浆期间正值阴雨连绵的黄梅雨季节，日照时间短，小麦赤霉病流行，往往造成严重减产。
其次，小麦生长期长，因而推迟了早稻插秧季节，形成一步推迟，步步被动的局面，不但影响早稻收成，而且影响晚稻产量。
如适当增种生长期较短的油菜，就避开了不利小麦生长的因素，而且不影响早稻栽插。
以每亩地收油菜籽一百五十斤计算，除可榨油五十斤外，还可得菜籽饼一百斤。
菜籽饼既是优质饲料，又是优质肥料。
以本田所得饼肥施于本田，至少可多收稻谷一二百斤。
油菜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可溶解土壤中的矿质磷，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促进水稻增产。
他们认为，如果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四分之一的水田实行这一种植方式，所得油菜籽，就可获植物油二十多亿斤。
畜牧兽医科学工作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以饲养头数和存栏头数作为养猪生产指标的规定，虽然有利于增加养猪头数，但出肉不多，总消耗量大，很不经济，建议改为以体重七十五公斤为一头商品猪折算。
不少同志还建议我国要大量发展牛、羊、兔等食草牲畜，有计划地培植人工草场，提高现有草原利用率，严防乱垦草原。
在牧业走上工厂化的地区，要成立饲料公司，供应合理的配合饲料，以利畜牧业高速高效地发展。
此外，还有不少涉及发展多种经营和农业科学教育方面的建议，中国农学会决定将其编印成册，发送各有关部门参考或采纳实施。

土地回来了编辑同志：
五、六年前，城关完小的领导同志和我们队商量，他们想无偿把茅粪送给我们，让我们给他们些地种。
当时，大队干部一合计，觉得完小人多粪多，这些粪给我们，多打的粮食也够十来亩地产的粮食，就满口答应，并订了个合同。
学习中央批转的湘乡经验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我们在意。
谁知，完小的领导同志亲自来到我们大队，找我们赔礼道歉，当场把他们种的那十五亩地移交给我们。
他们诚恳积极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说：
“那不算个啥，我们一千多亩地哪在乎这十几亩，再说这又是我们同意的嘛！”
他们马上说：
“不能这样说，你们同意，不等于全体群众同意，不等于党的政策同意。
我们还了你们的地，茅粪照样给你们，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我们只有支农的义务，没有坑农的权利呀！”
山西长子县城关公社泊里大队党支部书记
牛长印

帮助干部消除余悸，解放思想，开阔眼界
天津市委加强对外贸工作的领导
新华社天津08月22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加强对外贸工作的领导，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干快上，为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最近，市委第1书记林乎加同志连续召集市计委、经委、建委、银行、外贸等单位和轻纺、化工、机械、冶金、水产等局领导人，研究迅速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和引进新技术的规划问题。
林乎加同志一个局一个局地听取汇报，帮助制定规划，落实措施。
各局领导人在汇报过程中，对于扩大对外贸易，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突出地暴露了干部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不敢想，二是想不出，三是讲空话、不落实。
这些问题，主要是“四人帮”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干扰破坏外贸工作的流毒所造成的，也是同前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带来的影响分不开的。
林乎加同志很重视帮助干部解决这三个问题。
针对二机局在汇报中表现的重重顾虑，林乎加同志说：
中央的方针已定，现在怕的不是有人打棍子，扣帽子，而是怕你提不出大干快上的规划来。
我代表市委表个态，只要你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来，市委都支持。
这个局的领导干部思想一解放，回去发动群众，很快就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现在正逐项落实。
纺织局第1次汇报规划时，曾说了些“如果怎么干，就能怎么样”等模棱两可的话。
林乎加同志指出，现在不能再做这样的规划了，要解放思想，放开脚步，你该怎么干，就怎么说，提出一个项目，就落实一个项目，不能又想迈大步，又不敢伸腿脚。
随后，这个局经过认真讨论，作出了一个既解放思想，又切实可行的规划。
林乎加同志再次听他们汇报时，鼓励他们要争分夺秒，努力实现。
为了解决想不出采用什么先进技术大干快上的问题，林乎加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七十年代的技术起步。
要把国外现在的新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
既要引进新技术，就必须扩大出口。
我们出口的产品质量、花色品种，都必须考虑到国际水平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了解现代化，要有搞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精神。
夜郎自大的人搞不了现代化，用小生产的狭隘眼界看待事物搞不了现代化。
林乎加同志要求各局要立足天津，放眼世界，加强技术情报工作，抓紧培训技术人员和外语人员，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考察团出国学习，了解国际市场情况和国外的先进技术，有计划地买设备、买生产线、买专利、请专家，用外国的新技术武装自己，提高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现代化的水平。
林乎加同志严厉批评了有的局在汇报时照本宣读、空话连篇的规划。
他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的坏作风一定要克服，要整掉。
要大干快上，就得雷厉风行，要在一切工作上争时间，抢速度，作风要扎扎实实。
要搞好计划，搞好长远设想，干成几件事，取得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大步前进。
对于不适应外贸发展的组织、体制、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林乎加同志指出：
要按照促进出口商品迅速增长的需要进行改革。
他说，哪里卡住，就在哪里革命。
天津市委过细地抓外贸工作，对天津市有关部、委、局的领导同志震动很大，他们进一步消除了余悸，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
根据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天津市各工业局经过再次酝酿，从天津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努力扩大国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
有些局还要调整现有生产能力，挖掘潜力，适当搞些新建项目，扩大生产能力。
国际市场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能出口多少，就生产多少。
大家说，这样放开手脚大干快上，再累，心里也痛快。
有的单位已经着手和外商进行洽谈，有的准备组织外贸训练班，培训技术人员，有的对所属企业进行调整，为安装即将引进的设备、加工出口产品准备物质条件。
天津市计委、经委、建委和外贸、银行等有关部门，也为发展对外贸易大开绿灯。

把政策交给群众就好办
万宁县委以公社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检查执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中共广东省万宁县委以公社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检查全县在执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这样把政策交给群众，事情就好办了。
上下通了气，领导和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党的经济政策就得到了落实。
今年年初，广东省委制订的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加强农业生产第1线的十六条措施下达到万宁县后，基层干部和社员纷纷要求县委按照省委的《十六条》办事。
但是，县委领导思想有阻力，《十六条》被搁置起来。
03月间，县委学大寨运动办公室的干部，到这个县的北坡公社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回来向县委提出了落实政策的建议。
这个建议包括减轻生产队负担、加强经营管理、生产队开展多种经营三个方面的具体意见。
没有想到县委领导成员严厉批评了他们，说是“右了”。
理由是：
如果强调了减轻生产队负担，强调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县委的手脚就要被束缚起来，无法统一指挥，就要影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另外，如果同意生产队搞工副业，劳动力就会外流，资本主义就要泛滥等等。
06月中旬，县委又召开全县公社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会议，提出要
“反右倾”。
会上，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兼万宁县委书记韦泽芳作了“反右倾”的动员讲话。
这次会议所强调的精神，不符合万宁县的实际情况，广大干部对县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许多公社书记说：
多年来，我们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农村中出现许多乱批乱斗的现象，许多干部、社员受到冲击，党的政策被搞乱了，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受到很大破坏。
“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欺骗了很多人。
如果不揭穿它的假左真右面貌，消除“左”比右好的流毒影响，相反却要继续反右倾，这怎么能行呢？
有些机关干部尖锐地批评说：
落实政策县委有阻力，不是县委心有余悸，而是心有余毒，是“四人帮”的流毒还在流。
农民批评说：
县里决定政策的人，不了解情况，和群众想不到一块，真难办啊！
群众的这些批评，对韦泽芳震动很大。
他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县委的想法同群众距离这么远？
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结束后，韦泽芳便同学大寨运动办公室的同志一起，来到北坡公社，访问干部和贫下中农，召开群众座谈会，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群众说：
前几年县委口口声声说“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其实实行的是“以粮为纲，全面打死”的政策。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伸手到农民口袋里掏钱，挖生产队的墙脚，又不让生产队开展多种经营、搞工副业。
生产队两三角钱一个劳动日，有些队一角钱也不到，生产队连牛绳子也买不起，还天天批判所谓
“重钱轻粮”的资本主义。
难道要我们一角钱也没有才是社会主义吗？
通过深入调查，韦泽芳开始认识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右倾，而是“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在他身上还没有彻底肃清。
韦泽芳帮助公社党委召开了全社贫下中农代表和生产队干部联席会议，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省委的《十六条》和中央其他有关的政策规定，连同县委学大寨运动办公室拟订的三个具体意见，印发给到会的干部、群众，一方面，充分发动贫下中农代表和干部，对全县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县委整风，端正政治思想路线；
另一方面，发动贫下中农代表和干部，对县委学大寨运动办公室提出的三个具体意见，一项一项地进行讨论修改。
这个会议开了三天，充分地发扬民主，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对全县贯彻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对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又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了县委学大寨运动办公室拟订的三个具体意见。
在贫下中农代表会上，韦泽芳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参加讨论，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他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最后，他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
“过去由于县委特别是我自己工作不深入，直接倾听社员群众的意见少，在生产上存在瞎指挥、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加重了生产队的负担，影响了生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县委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决心采取措施坚决纠正。”
根据贫下中农代表和干部的意见，韦泽芳和县委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对原来拟订的三个具体意见作了补充修改。
对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大队干部人数、定额补贴、大队企业人员回队参加分配，以及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韦泽芳把群众的批评和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意见，带回县委讨论。
县委一致同意将县委学大寨运动办公室拟订的三个具体意见，作为县委文件转发给各基层单位。
通知各公社都要象北坡公社这样，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会，充分发动群众民主讨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切实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烟台市饮食业恢复经营特色
据新华社济南电
在滨海城市烟台，过去具有优良服务传统的饮食业，现在又恢复了经营特色，受到当地居民和外地来客的赞扬。
一些大的饭店里，当地的名菜、小吃又与顾客见面了。
节假日，许多职工带着全家老少来品味。
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味道鲜美的菊花顶、烟台包、鸡汤灌浆包、三鲜馄饨，米饭炖大蹄、手拉面，以及饭店自制的各式小糕点，穿梭往来，分别送到顾客面前。
为了使没有时间在家做饭的职工就餐方便，所有国营饭店都设立了快餐部，饭菜配套，随到随吃，经济实惠。
许多饭店还供应三、五分钱的小炒菜和一分钱的骨头汤，二分钱的鸡汤，三分钱的蛋汤。
最受职工欢迎的是“早市”和“夜市”。
每天清晨五点开始，十多家饭店到交通要道口、火车站附近来摆摊，供应油条、麻花、炸糕、包子、酥合子、萨其马、芙蓉糕以及烧肉、炸鱼等熟菜。
“夜市”上不但有各种饮食摊，还有卖水果、蔬菜和日用百货的。

礼堂不建了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党支部作出了一项深受群众拥护的决定：
大队准备修建的礼堂不建了。
大队党支部早在1976年就打算修建礼堂，并请县建筑公司给绘好了图。
这座礼堂要求内设舞台，外有牌楼，面积达六百多平方米，加上配间和大院要占好地十亩左右，还需用青砖、木材、钢材、水泥、石灰、油毡等大批材料，共需三万多元。
全大队四百四十六户，每户平均得摊七十多元。
湘乡经验发表后，大队党支部仔细地算了一下账：
全大队近几年虽然连续增产增收，资金积累逐渐增高，但由于办电，办水，买农业机械，已经花去了很多钱，目前家底还是很薄的。
另外，全大队四千多亩土地，还有一部分没有建成稳产高产田，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
水利还没过关，还需要购置一些设备。
通过算账，大家一致认为，大队部现有房屋十一间，虽然破旧点，但修补一下还可以用，同王国福的“长工屋”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于是决定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礼堂不建了。
湖北省宜城县朱市公社山河大队 彭大洋　陈开山

要尊重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中国农学会发动和组织农业科学工作者为加快农业生产发展步伐提建议，这个做法好，很值得提倡。
我国有六十多个全国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如果每个学会都象农学会这样，发动和组织科学工作者向党献计献策，我们就可以集中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的领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建立在比较符合实际、比较科学的基础上，就可以避免瞎指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广大科学工作者献计献策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畅所欲言创造条件。
“四害”横行时，只要是出自专家之口的意见和建议，不管正确与否，统统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
谁要是听取专家意见，就给扣上走“专家路线”的帽子。
这种恶劣行径，窒息了学术空气，堵塞了言路，败坏了我们党的作风。
有些同志至今还心有余悸。
专家、教授、劳动模范，本来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又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认真听取、积极采纳他们的意见，正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党历来重视倾听科学家的意见。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经常找劳动模范和从各地来到陕北的科学家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重视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1962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批转了我国一些知名植物保护专家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国植保工作的建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吸收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全国科协还编印刊物，专门向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反映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议。
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亲自过问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应该在认识和行动上跟上来。

编者按　中央批示的湘乡经验下达以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越来越多的单位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检查出存在的问题，立即纠正，坚决退赔，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这里刊载的三篇政策兑现的报道，就是几个例子。
但是，也还有些地区、单位，至今对中央批示贯彻不力；
有的喊得凶，抓得松；
有的还在为自己“伤农”“坑农”的行为辩解，迟迟不去认真解决问题。
希望这些地区、单位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中央批示，领会其深远意义，克服一切私心杂念，积极主动地贯彻落实。
退“铁牛”
四年前，吉林省和龙县芦果公社党委把梨树、兴南和芦果三个大队的东方红七十五马力的“铁牛”调到公社，说是由公社集中管理使用。
三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眼巴巴地望着心爱的“铁牛”被公社开走了。
当时公社党委答应“铁牛”作价，四年之内分期付清。
可是，四年过去了，公社连一分钱也没付。
贫下中农气愤地说：
“攒了好几年家当买来个‘铁牛’，到头来还叫公社开去了，真是鸡飞蛋打，没处说理。”
湘乡经验和中央批示传到这个公社以后，公社党委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并且逐条对照检查公社存在的问题。
“铁牛”的事第1个被提了出来。
公社党委认识到，四年前把“铁牛”集中起来，只是在账面上记了个价，实际分文没给，这就是公社共了大队的产，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坚决退赔。
公社党委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铁牛”跑了四年，部件磨损很大，就这么退回去，也不合理。
他们决定，在退回去之前，由公社进行一次大修，并付给磨损费。
退“铁牛”的决定一传出，这三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高兴极了。
他们说：
“‘铁牛’还了家，‘医疗费’也带来了。”
本报通讯员

事事都连着“纲”和“线”吗？
梁冬
这是发生在去年种小麦时节的事。
有个大队干部要求技术员在两天内把河滩的一块地种上小麦。
技术员到地里看了看，湿度大，进不去，想过几天再种。
第2天，那个干部到地里一看，麦子还没有种，就火冒三丈，把技术员叫来，不由分说，训斥了一顿：
“麦子怎么还没种上？
说轻点你这是破坏小麦下种。”
技术员要给他解释，那位干部摆了摆手说：
“好好从纲上线上检查你的思想。”
技术员一听也火了，袖子一甩，说：
“我就是阶级敌人破坏，随你的便吧！”
这件事现在看来似乎可笑，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事却是经常发生、屡见不鲜的。
事无巨细，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这种风气，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助长了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作风，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工作千万件，事事连着纲和线。”
这个前几年颇为流行的口号，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口号。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绝不能说，什么事情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都要上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这个“线”。
地里湿度大，麦子种不上，这是工作中的实际困难，本来没有错误，即便这位技术员在这件工作上有缺点，也不过是个认识问题或者是工作方法问题，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就扣上“破坏”的帽子，硬要上“纲”上“线”呢？
如果把工作中一般的认识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统统当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待，那就必然要混淆两类矛盾，把事情搞糟、搞乱。
实际上，这是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庸俗化，是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当儿戏！
“四人帮”拿阶级斗争当帽子棍子吓人、打人。
“四人帮”打倒了，他们这一套假左真右的东西，还需要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肃清。

到群众中去
章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的老传统、老规矩。
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干部接触群众，竟成了一条罪状。
不是说你
“拉拢”群众、“腐蚀”群众，就是什么向群众“灌输右倾思想”、“传播小道消息”；
接触群众多了，还会给你扣上一顶
“反党俱乐部”的帽子。
干部犯了错误，那就更不用说了，只能“闭门思过”，不准同群众有任何往来。
“四人帮”这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我们党的作风破坏极大，它的流毒和影响，到现在还远远没有肃清。
有些干部和“四人帮”没有多少牵连，甚至还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但是，他们说出话来，办起事来，总是同群众的心思搞到两岔里，总是同群众想不到一块。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群众。
这些同志总是喜欢蹲在机关里，泡在会议上，钻到文件堆里，就是不肯到群众中去。
有的人虽然下去了，也往往是看看这个水库，瞅瞅那个工厂，“见物不见人”，就是不肯调查研究，听听群众说些什么，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疾苦问题。
有的人甚至官架子十足，一到下面就是警卫开道，戒备森严，硬是把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来，同群众不见面。
毛主席说过：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领导干部不到群众中去，不接触群众，不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还谈得上什么领导？
顶多是个照抄照转的“收发室”。
领导的知识、办法从哪里来？
靠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真正出知识、出办法的地方在下面，在群众的实践斗争中。
我们不是讲群众路线，讲民主集中制吗？
整天坐在房子里不接触群众，还有什么群众路线，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
还不是讲些大话、套话，空喊口号？
听汇报，看材料，是了解情况的一种办法。
但是，这些办法终究代替不了直接同群众接触。
“纸上得来终觉浅”。
材料写得再生动，毕竟是纸上的东西，是死的东西，不直接接触群众，就不可能对群众的思想、情绪、要求和意见有深切透彻的了解。
弄得不好，还可能上当受骗。
眼睛只盯着上面，靠“摸精神”吃饭，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要眼睛向下，不要昂首望天。
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请教，了解实际。
我们党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有“来”才有“去”，有“下”才有“上”。
下情是基础，“上”也是从“下”来的，不能把上下颠倒了。
林彪、“四人帮”这些家伙，个个都是害怕群众、仇视群众的。
林彪怕风，不敢见太阳，整天躲在恒温的屋子里搞阴谋诡计。
江青也怕风，怕阳光，更怕群众。
有时候为了沽名钓誉，装模作样地到群众中表演一番，又疑神疑鬼，诬蔑群众这个要“谋害”她，那个是“特务”。
张春桥、姚文元也怕见人；
王洪文倒还接触“群众”，不过，他的群众都是他那一伙流氓、阿飞、专搞打砸抢的小兄弟。
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是和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
他们害怕群众、仇视群众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的一些同志沾染上脱离群众的坏毛病，是思想作风问题，同林彪、“四人帮”根本不同。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如果这种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不加改正，也会从疏远群众、脱离群众，逐渐发展到害怕群众，和群众对立，甚至于仇视群众、镇压群众。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陕西旬邑县干部打骂群众、整治群众的事例，就是个证明。
打倒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开始得到恢复。
人们高兴地看到：
许多领导干部恢复工作以后，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同工人谈心，同贫下中农谈心，同知识分子谈心，同各级干部谈心，听取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在他们工作的那些地区和部门，群众心情舒畅，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革命和生产热气腾腾，变化速度之快，成绩之大，效果之显著，出人意料。
我们应当向这些同志学习，把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真正恢复和发扬起来。

名与实之间
——从“盗泉”谈起
若水
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曾经讲过
“盗泉”的故事，说是：
“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这个故事，我是从鲁迅的文章里看到的。
据注释者说，不饮盗泉的故事原出于中国的《尸子》，盗泉就在山东，“古之君子”就是孔夫子。
我没有去查古书，因为我不想作考证，只是想借用长谷川如是闲这句话来说明一个问题。
渴而饮，本是自然的事。
只要水是干净的，就可以喝。
但是“君子”却有一个讲究，他要先问泉水的名字。
泉水本身也许是好的，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叫“盗泉”。
从“古之君子”的眼光看来，一有了这个名字，这泉水就坏了，不能喝了，特别是“君子”更不能喝。
“君子”和“盗”是对立面，怎么能和“盗”字沾边呢？
所以他宁肯渴死在泉旁而保留“君子”的名声，也不能喝一口泉水而玷污自己的清白。
如果谁想去说服“古之君子”，对他说：
你要喝的是泉水，并不是泉水的名字；
“盗泉”的名字固然不好听，可泉水还是好的，如果不信，不妨亲自喝一口试试。
这些道理对“古之君子”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是把“名”当作决定“实”的东西。
既然这水名叫
“盗泉”，那么这水就一定有“盗性”。
明明这名字已经告诉了你，为什么还要喝一口试试呢？
何况对于具有
“盗性”的水，又怎么敢去喝一口呢？
名字竟有这么大的魔力，这大概是给泉水取名的人始料不及的吧！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
名字决定一切。
他们要打倒一个人，不需要调查什么罪行材料，只消给他戴一顶大帽子；
要否定一个东西，也不需要根据实践结果，只消给它取个坏名字。
拿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来说吧，引进这些东西，是加快本国经济建设的好办法，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的。
可是在前些年，这也成了盗泉之水。
大庆建设一个采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化肥厂，江青就说，“那可不行”，“要拆掉”。
理由呢？
据说那是“帝国主义”的。
虽然技术本身和泉水一样，都没有阶级性，而且引进以后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也不行。
谁要主张引进，就给谁扣上一顶帽子：
“洋奴”。
还有：
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说明它们的经营管理方法有合乎科学的方面，如果我们有原则地学过来，是可以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的。
可是，那也有个很难听的名称，叫做“资产阶级管卡压”。
你要学吗？
你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明明是无损国家主权，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只是由于害怕“卖国”、“投降”一类帽子，就只好照“古之君子”的办法，“恶其名而不饮”了。
说得确切一些，是“惧其名而不纳”。
看来，“四人帮”是想把我们都变成“古之君子”。
粉碎“四人帮”，精神得解放。
现在，“四人帮”的帽子，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把我们束缚得死死的了。
我们赞成鲁迅讲的“拿来主义”，外国的东西要敢于拿过来。
我们要问的只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先进，是不是对无产阶级有用，而不是问“四人帮”给它们取了什么名字。
实践已经证明了，引进的效果是好的，我们也并没有因此当“洋奴”，那就用不着怕这样那样的帽子。
然而，“恶其名而不饮”的现象仍然是不少的。
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载了对浙江吴兴县某公社派出的一个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的批评。
这个工作组把社员自留地上种的四千株桃树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强令统统砍掉。
这一下子，每年的损失就是一万多元。
究竟这些桃树有什么危害呢？
当然也可以说它几条，比如什么和集体生产争肥料、争劳力之类。
有这些矛盾是难免的，但只要加强领导，这些矛盾并不难解决。
社员不是提出来可以全部卖给国家吗？
但仍然不行，非砍不可。
其实，说来说去，那些都不是理
由，真正的理由还在“四人帮”给起的那个名字：
“资本主义尾巴”。
桃树何罪？
只因为有了这个倒霉的名字，那就要“恶其名而砍之”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下，现在有的地方，又是收自留地，又是取消集市贸易，又是禁止家庭副业，闹得鸡飞狗跳。
难道真是这些东西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实际危害，以致非取消不可吗？
不是的，流弊不能说没有，但是好处是主要的，问题只在正确的领导和管理。
四川和安徽等地坚决落实党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很快上去了，资本主义歪风也减少了。
反过来，有些地方割掉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正当的集市贸易以后，黑市贸易、投机倒把更猖獗了。
为什么不看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呢？
不考虑这些东西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不考虑它们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对人民有利，仅仅因为这些东西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就非取消不可，这还是林彪和“四人帮”流毒的表现。
在这些同志眼中，名字好象成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了某个事物的名字和这个名字代表的概念，好象就认识了这个事物本身。
至于名字是不是符合实际，他们是根本不问的。
这和“古之君子”的哲学是一样的。
“四人帮”就最希望我们信奉这种哲学，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手中的帽子才能发挥威力，“一戴就灵”。
我怀疑孔夫子真有那么迂腐。
大概他渴得并不厉害，还可以装装样子，如果渴急了，他也会有办法的。
至少，“今之君子”就比“古之君子”圆通一些，他想起了“正名”的遗训：
改个名字不就能喝了吗？
比如叫“德泉”或者“君子泉”不是很好吗？
于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喝下去了。
这也真是妙得很！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这水之所以能喝，仅仅是因为改了名字吗？
如果一个人初次来到盗泉，无法向别人打听，不知道这泉水是甜是苦，有害无害，仅仅给它改个好听的名字，就放心大喝特喝起来，那也是不保险的。
泉水好不好，要喝一口或者化验一下才知道，并不决定于名字。
相反，倒是应该先尝过了，化验过了，再给它取名字。
如果改一个名字就能改变事物的性质的话，那么试问：
反过来把有毒的泉水或臭水沟取名为“圣泉”或“天下第一泉”，你喝不喝？
这种重名不重实的唯心精神，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我们需要的是求实精神，是实事求是。
“是”只能到“实事”中去求，不能到名称、概念中去求。
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名”要符合“实”，而究竟符合不符合实际，也只有在实践中检验。
如果只是根据事物的名称来决定对事物的态度，而不问名称是否反映了实际，那就不管是“恶其名而不饮”也好，“改其名而饮之”也好，都是对“名”的迷信。
说到底，“今之君子”和“古之君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改名如果是为了符实，那是必要的。
比如我们就不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名副其实的。
改名如果是随心所欲，那就成了骗人的手段。
“四人帮”就是惯于用这一手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进攻，其中有极少数极右派，公开提出反对“党天下”，甚至叫嚣“杀共产党”。
“四人帮”也是极右派，不过他们说：
他们要否定的十七年根本不是什么“党天下”，而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
他们要打倒的革命干部也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总之是“国民党”。
五七年的右派马上就被揪出来了（顺便说一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长期的改造中转变过来了），而“四人帮”却横行了若干年，把许多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迫害致死。
这叫“改其名而杀之”。
这就是“四人帮”搞极“左”的欺骗性。
春秋战国时期，好些哲学家提出了“名实之乱”的问题。
“四人帮”造成的“名实之乱”是历史上空前的。
他们把许多好东西扣上坏帽子（如“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倾”等），要我们“恶其名而弃之”；
又把许多坏东西予以好名称（如“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革命”等等），要我们“爱其名而取之”。
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宁要……不要……”的公式：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量，不要资本主义的千斤粮”；
“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等等。
看起来真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坚决拥护，革命得很！
左得很！
可是一句话说穿，这只是“宁要社会主义之名，不要社会主义之实”，或者“宁要资本主义之实，不要资本主义之名”。
“四人帮”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好”，什么是好？
毛主席说过，“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说的是“真实的利益”，不是虚幻的利益。
好听的名称本身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真实的利益。
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好听；
相反，“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好的名词，是由于它所代表的实际，是由于人民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四人帮”宣扬的“社会主义”却是另一回事，那是“穷社会主义”。
穷有什么好处呢？
毛主席确实讲过穷是好事，那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
穷就要革命，革命就能改变穷的现状，走向富裕。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穷是好事。
如果象“四人帮”宣扬的那样，因为穷就要革命，所以就要安于贫穷，就要搞“穷社会主义”，以免富了变修。
这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
安于贫穷，穷不思变，那又怎么能叫“革命”？
“革命”和“社会主义”岂不成了空牌子？
人民大众要的是真实的利益，不是空牌子。
不能给人民带来真实幸福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
“四人帮”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真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却要八亿人民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空名而忍受穷困，这真是绝大的讽刺。
在人民内部，也有求名不求实的现象。
例如有些农村干部，很希望自己领导的地区成为一个先进典型，可是他们宁要“先进”之名，不要先进之实。
产量上不去，就搞虚夸。
条件不成熟，也非要过渡。
有一个农村干部说，过渡要快搞，这次上去就上去了，“上级就会来总结经验，报社记者也会来采访”。
原来，他们图的就是这个！
可是，群众受损失，生产掉下来，他们就不管了。
这叫“务虚名而得实祸”。
但是，得实祸的是群众，他们却往往是得实利，受到官僚主义的上级的提拔。
当然，这只是一时的，最后他们也是要身受其祸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当时的大后方四川住过。
那时我还是少年，常常听到抽烟的大人评论香烟的好坏。
一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牌子的香烟，价钱稍高一点，但质量很好，比同样价钱的别的牌子的香烟好得多。
抽烟的人都交口称赞，大家争先抢购。
这个牌子于是成了名牌，成了畅销品。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逐渐发现，这个牌子的香烟不如起初那么好了。
不过这个牌子名声好，所以人们还是愿意买它。
又过了一些时候，质量进一步下降了。
顾客开始有怨言了，有人不大愿意买了，但有人还觉得这总是名牌货，所以还有一些销路。
然而，怨言是越来越多了，销路也越来越下降。
最后，这种牌子的香烟成了劣等品，买这种香烟的人觉得上了当。
这个牌子也臭了，于是它也从市场上绝迹。
这时候，市场上又会出现一种新牌子的香烟，价廉物美，畅销一时。
但不久，又是重演了上面那一套把戏。
在最初，是优等的质量为香烟的牌子赢得了名声，这是“创牌子”的时期。
牌子一旦创出来，就反过来用这块牌子美化香烟的低质量，用上等牌子来推销劣等货。
最后，是劣等的质量败坏了牌子的名声，牌子和香烟一齐完蛋。
但这时奸商已经捞了一大把了。
林彪、“四人帮”就是理论奸商。
他们自己并没有“创牌子”，而是盗用“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之名，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货色，既给自己大捞一把，又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损害社会主义的名声。
你要说他的修正主义货色不好么？
他还倒过来说你是攻击社会主义，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他们装作是“最最最”高举的，而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这块牌子，拉大旗作虎皮，借高举以营私。
今天我们要真正维护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的这种伎俩，破除对名字的迷信和崇名不崇实的唯心精神，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李达同志的遗著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再版
本报讯
李达同志的遗著《〈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已由三联书店再版。
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李达同志撰写的这两部解说，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完成的，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从初版到现在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现在读来，还不失为两本好书。
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
作者在《〈实践论〉解说》中分析“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观点时，着重解说了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
书中在分析认识的能动作用引起认识过程的飞跃时说，这一过程“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作者说明，“理论所以能够飞跃到实践，是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组织实践。
但这样的理论必须经由实践以证明其为正确的理论。
不正确的理论，不但不能指导实践，组织实践，反而会引起实践的失败，即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所以抓住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检验一番。”
在解说“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时候，作者根据原文解释说：
“在社会的实践中，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因而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
作者在解说“两论”中的一些原理时，都引用一些生动的实例加以说明，不仅便于读者较深刻地理解内容，而且启发读者注重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以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赞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石林，铁道部副部长黎光等到机场迎接。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翁迪也到机场迎接。

08月23日，华主席参观“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时，和农业工人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陈慕华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耿飚、谷牧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朝鲜保险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上午会见以朝鲜国外保险会社社长白明伦为团长的朝鲜保险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耿道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冯天顺、副总经理宋国华。
（附图片）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以朝鲜国外保险会社社长白明伦为团长的朝鲜保险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香港摄影家旅行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由陈复礼率领的香港摄影家旅行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谈话，并合影留念。
会见后，廖承志副委员长设宴招待了旅行团。
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罗俊、新华社副社长刘敬之会见时也在座并出席宴会。

我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代表团组成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参加1978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中国足球代表团最近组成。
代表团由中国足球队和北京足球队组成，团长是李凤楼。
中国足球队领队是杨秀武，教练员是张宏根、胡之刚，运动员是李富胜、王建英、相恒庆、蔡锦标、刘志才、刘金山、林乐丰、迟尚斌、王峰、何佳、容志行、王长太、杨玉敏、沈祥福、刘利福、李福宝、欧伟庭。
北京足球队领队是李栋，教练员是曾雪麟、成文宽，运动员是王俊生、张路、郎作亮、温远、夏宝柱、赵立华、贾广拓、刘德立、洪元硕、李维淼、杨焕强、张冬平、陆向斌、殷建华、张金望、谷大泉、田继业、孟照金。

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
郑君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廖承志沈雁冰等送花圈
新华社上海08月21日电
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08月19日上午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
郑君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上海市第1、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8届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等职务。
郑君里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9年04月23日不幸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张平化、黄镇、朱穆之、胡乔木、齐燕铭、傅钟、刘白羽、贺敬之、周巍峙、王阑西、林默涵、司徒慧敏、周扬、夏衍、李一氓，送了花圈。
陈丕显、廖志高同志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文联。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也送了花圈。
参加郑君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市委常委车文仪，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上海文艺、电影界人士张骏祥、袁文殊、丁峤、洪泽、任干、于伶、沈浮、钟望阳、黄佐临、白杨、赵丹、孙瑜、桑弧、柯灵等，以及郑君里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郑君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由王一平同志主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孟波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
郑君里同志是广东省中山县人，早年就投身于进步的戏剧、电影活动，参加过“左翼剧联”领导下的进步剧团，担任过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3队队长，又担任过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的第2队队长和
“孩子剧团”的业务指导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进步影片。
《乌鸦与麻雀》在1955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一等金质奖章。
悼词说，解放后郑君里同志导演了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纪录片《人民的新杭州》等。
他还导演了《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优秀故事片，获得国内外观众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郑君里同志还认真地进行戏剧和电影的学术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对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悼词说，郑君里同志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取得进步。
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由于郑君里同志了解叛徒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就对他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致使他含冤去世。
我们郑重宣布：
“四人帮”对郑君里同志政治上所作的错误结论应予撤销；
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坚决推倒，给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谷牧副总理会见英国保守党朋友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英国保守党议员杰弗里·豪和夫人，保守党议员利昂·布利坦。
会见时，谷牧副总理同英国朋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就当前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盖思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副秘书长朱汉明，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崔明堂。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了英国保守党议员杰弗里·豪和夫人，保守党议员利昂·布利坦。
新华社记者摄

中南友谊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南两国人民都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
中南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过去相似的历史遭遇和今天面临的共同斗争，把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岁月里，还是在当前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两国人民都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年代里，中国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早已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奋战，遥相呼应，互相鼓舞。
1940年在地下出版的第1期南斯拉夫《信使报》，就刊登了中国八路军围困日本侵略军的消息。
站在抗日斗争前线的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铁托元帅领导下的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十分关切。
我们党的报纸也经常介绍南斯拉夫人民抗击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
南斯拉夫人民也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一个城市时，有的南斯拉夫老战士就在中国的地图上画一个红点或插上一面小红旗。
南斯拉夫解放后，各族人民在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下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南斯拉夫的具体实践，夺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加强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警惕地维护着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随时准备迎击侵略者。
在国际事务中，南斯拉夫坚持不结盟政策，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赢得各国人民的赞赏。
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取得的每个成就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坚决支持南斯拉夫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颠覆的正义斗争。
南斯拉夫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帮的斗争，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南斯拉夫十分重视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认为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参加，就不能得到真正解决。
中南两国于1955年01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68年以来，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中南关系的发展。
南斯拉夫人民的杰出领袖铁托总统也高度重视南中关系的发展。
1971年06月，南斯拉夫外长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
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代表团。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毛主席会见了他，并赞扬铁托总统不怕压迫，象铁一样坚强。
1976年12月，以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南，南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见代表团。
1977年05月，我人大代表团访南，铁托总统会见了代表团。
1976年，当我国人民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时候，铁托总统发来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南斯拉夫人民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
1976年10月06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铁托总统、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在难忘的1976年，南斯拉夫人民分担了我国人民失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悲痛，共享了我国人民取得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欢乐。
这是中南两国人民亲密战斗友谊的又一生动体现。
1977年08月，铁托总统不辞辛劳，不远万里来我国访问，为促进和发展中南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华国锋主席和铁托主席的亲切会谈，把中南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中南友谊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78年06月，南共联盟举行第11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近些年来，中南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体育方面的往来不断发展；
两国加强团结，紧密合作，签订了贸易和支付协定、科技合作协定及科技合作议定书；
两国的贸易额不断扩大。
今年两国贸易额将比去年增长近一倍。
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将把中南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钟成

在“不发达地区”
——访问南斯拉夫通讯之三
中国新闻代表团
（一）
飞机降落在科索沃自治省首府普里什蒂那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看不清它的市容了。
第2天清晨，从旅馆的窗口向外眺望，才使我们大吃一惊：
早就听说科索沃是南斯拉夫最贫困的地区，可是，眼前这个仅有十二万人口的普里什蒂那，却是一个高楼林立，十分漂亮的现代化城市。
科索沃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当天上午，省议会副主席奈·加希接见我们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强调指出，除了科索沃人民的努力之外，联邦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是科索沃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科索沃比别的不发达地区更加落后，所以联邦对科索沃也格外照顾。
他举例说，联邦建立的“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与地区的信贷基金”，科索沃这样一个人口最少的地区却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七。
除此之外，联邦还直接拨款给科索沃，鼓励别的共和国向科索沃投资，并给予科索沃以使用联邦从国际银行得来的贷款的优先权。
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计划的总投资中，只有百分之十二是科索沃自己筹划的，其余资金都是联邦和兄弟地区支援的。
在访问过程中，科索沃的朋友们无不兴奋而自豪地告诉我们，由于联邦和兄弟地区的关怀和帮助，科索沃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科索沃自治省的全部人口是一百四十万，其中绝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族。
过去，除了一万多就业人员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以外，其余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而粮食却始终不够吃。
现在，开办了许多新的工厂，有十五万人在社会所有制的企业中工作，农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小麦自给有余，玉米已经主要用作饲料了。
过去，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现在，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学校学习。
科索沃还有了自己的科学院。
在克雷普查联合企业的参观访问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科索沃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是一个以欧洲第1、世界第4的大铅锌矿为主的综合企业，有一万七千多工人。
年轻的总经理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采矿、冶炼以至电瓶生产等，都在扩大，到1980年要翻一番，其中所需要的资金，就包括联邦和兄弟共和国的支援。
科索沃的经济文化的高速度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南斯拉夫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一贯政策的优越性。
（二）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不发达地区的面积占整个南斯拉夫的五分之二、人口占三分之一，而解放初期的社会总产值却只占五分之一。
大力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建设，是加强民族团结和加速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因此，早在1949年，铁托总统就指出：
“我们的宪法保证我国比较先进的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要在物质上援助比较落后的共和国”。
三十多年来，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热烈响应铁托总统的号召，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政策。
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具体办法，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1947年至1951年，主要是通过五年计划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
后来，又通过提供无偿援助、保证专用投资、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推迟偿还或免还到期年金等方式，支援了不发达地区的建设。
1965年，正式建立了“联邦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与地区的信贷基金”。
目前正在执行的1976年至1980年社会计划，则更具体地规定了四项措施：
第1，以南斯拉夫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点九七组成“联邦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与地区的信贷基金”；
第2，以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零点九三作为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文教卫生建设的无偿补助经费；
第3，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
第4，鼓励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企业合作与联合。
据南斯拉夫联邦社会计划局的统计，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资金是逐年上升的。
1966年至1970年，通过各种渠道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总额达一百九十九亿第纳尔（约合十六亿美元）；
1971年至1975年，总额达到四百五十三亿第纳尔（约合二十六亿美元）；
1976年至1980年，如果完成计划指标的话，不发达地区将得到长期低息贷款五百五十九亿第纳尔（约合三十一亿美元），无偿补助经费三百十八亿（约合十七亿美元），国际银行贷款一百十五亿（约合六亿多美元）。
目前，联邦的信贷基金已成为不发达地区投资的重要来源，占这些地区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科索沃自治省，则已成为主要来源，占三分之二以上。
如此巨大的经济支援，给不发达地区的各项建设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据联邦统计，1952年至1972年的二十年间，全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固定资产的增长是四点一倍，而不发达地区的增长却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其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四点七倍，马其顿共和国是六点二倍，科索沃自治省是六点七倍，黑山共和国是十八点二倍。
1947年至1974年的二十七年间，全南斯拉夫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点六倍，科索沃自治省则增长了十二点三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增长了十二点五倍，马其顿共和国增长了二十一点二倍，黑山共和国增长了三十四点七倍。
再以大学生的人数为例，1974年全国大学生的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四点一倍，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则增加了二十九倍，马其顿共和国增加了三十六倍，黑山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由于原有大学生太少，增长倍数已无法计算。
又如医生的人数，1973年全国医生人数比1950年增加了四点五倍，而不发达地区则增加了七点八倍。
（三）
在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互相帮助，积极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建设，而且很注意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一方困难，多方支援。
这一点，在斯科普里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斯科普里是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1963年07月26日遭遇了八点二级的强烈地震。
一千多人死亡，四千多人重伤，百分之八十的房屋毁了；
马其顿共和国集中在斯科普里的百分之三十八的经济能力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联邦各兄弟共和国和地区的帮助，重建家园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到达斯科普里的第2天，在一所朴素的白色平房里，市议会主席接见了我们，畅谈了斯科普里重建的过程。
他告诉我们，地震后第2天，铁托总统就来到了斯科普里。
在巡视了受灾情况以后，铁托总统鼓励大家：
“在原来的地方，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好的斯科普里！”
接着，联邦拨来了六十亿第纳尔，各共和国自治省也都给予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的支援。
每个居民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领到了一千至一万第纳尔的生活补助。
两天之内，就普遍安排了帐篷等临时住宿。
一年间，除修复了一万八千套住房以外，还新建了一万四千多套住房。
市议会主席还告诉我们，由于各方面的支援，斯科普里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首先，他们把资金大部分投入了生产建设，然后，解决文教卫生等设施，今年，才计划造议会大厦。
南斯拉夫主人还把我们带到了市郊的沃得诺山顶，鸟瞰了斯科普里的全景。
一眼望去，数不清的十多层以至几十层的高楼大厦，从绿树丛中耸立而起，形式各异，错落有致。
好大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啊！
哪儿还有一点地震的痕迹？
主人指着这些高楼说，这全是地震后新建的，都能抗八至九级地震。
震前，全市有二十二万人，三万六千套住宅；
现在，已经发展为四十七万人，八万五千套住宅。
全市还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工厂，包括钢铁厂、水泥厂、金属加工厂、纺织厂等。
眼前这个崭新的斯科普里，使我们深深感到，生活在兄弟情谊中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确实是什么困难也吓不倒的。
（四）
访问南斯拉夫的最后一天，主人安排我们同塞尔维亚共和国执委会成员、社会计划局局长米·辛契奇举行了一次会见，使我们有机会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人们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看法。
辛契奇同志说，塞尔维亚是一个中等以上的比较发达的共和国。
按照联邦规定，凡是低于南斯拉夫平均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下的地区，都可以得到经济支援。
塞尔维亚虽然也有自己的不发达地区，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应该更多地支援别的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
辛契奇同志详细介绍了他们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几种办法，并且告诉我们，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负担，而是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社会计划局，中国记者曾经看到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记载着，仅是1975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就拨出了二十六亿多第纳尔，克罗地亚共和国拨出了二十四亿多第纳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拨出了十二亿多第纳尔，作为发展经济不发达的三个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信贷基金。
此外，比较发达的共和国还采用与不发达地区合作的办法，投入资金和技术装备、技术人员，帮助不发达地区进行建设。
可以说，不发达地区的每一项成就，都凝结着兄弟共和国和地区人民的一分心血。
告别塞尔维亚计划局的时候，我们想起了铁托总统1974年在南共联盟十大报告中说的一段话：
“加速发展不够发达的共和国，特别是科索沃省”，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是“各族人民在我们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实现真正平等的重要条件”。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一再强调，必须用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平等来充实政治上的平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实行的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是有它更深远的政治意义的。
这就是，不仅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而且实现各民族经济上的平等，才能充分体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真正平等。
也只有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才能充分保证南斯拉夫联邦的团结统一和繁荣富强。
从这里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所以特别珍视民族团结的深刻原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的力量源泉。

罗报刊热烈赞扬华主席访罗圆满成功
千山万水挡不住罗中人民友谊的发展
两国人民决心为建立完全平等的国际关系，摒弃武力和武力威胁而斗争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8月23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08月22日报道华国锋主席结束对罗马尼亚的正式友好访问的消息中说，“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对我国的访问，以获得圆满成功和发展罗中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极为积极的成果而结束。”
报道中谈到罗中两国达成各项协议时说，“所有这些协议将扩大和丰富罗中合作，并推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快发展，显示出建设新制度的各国人民之间新型关系的优越性。”
报道说，“双方在就当前国际局势问题交换看法时强调指出，必须为确保世界政治生活的民主发展，为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开展活动。
双方将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争取在国际生活中建立完全平等和尊重各国人民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彻底从国家关系中铲除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要确保每个民族能够在不遭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发展。”
报道最后说，“全体罗马尼亚人民满意和高兴地欢迎中国党政领导人对我国进行的第1次最高级访问所取得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并且坚信，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和两党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普遍事业。”
《世界》周刊第35期发表署名文章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新会晤是富有成果的，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它再次体现了罗中友谊的牢固性和持久性。”
文章说，“华国锋同志应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邀请进行访问时出现的节日气氛，反映了一个为生活所证明了的真理：
友谊不在于距离远近。
多瑙河与扬子江，喀尔巴阡山与昆仑山，相隔千万里，但千山万水阻挡不了两国相互怀有的尊敬与钦佩之情和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民之间的友谊。”
文章指出，“罗中关系有着在反对外来压迫和统治、争取获得并巩固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团结的历史。”
谈到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时，文章指出，罗马尼亚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基础是：
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互利，同志般的团结和互助”。
它说，这些是“能够落实各国人民在不遭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其发展道路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文章指出：
“全世界对罗中高级新对话的强烈关注反映了布加勒斯特会晤的国际意义，其重要性超越了双边范围，成为对在我们星球上建立更加美好与正义的世界的宝贵贡献。”
文章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表达了罗马尼亚和中国对于在世界上建立和平气候的深切关心。
这种气候是在两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所必不可少的。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特别重视各国人民为确保独立，为确保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和经济、军事实力如何一律权利平等，为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摒弃武力和武力威胁而进行的斗争。
在最高级会谈中，最权威的人士重申了罗中两国人民的决心：
与其他国家人民一道，为铲除帝国主义政策、新老殖民主义政策、任何形式的统治与发号施令政策、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为消除经济不发达状态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贝—巴铁路
南斯拉夫的贝—巴铁路是南斯拉夫人民完成的一项宏伟工程。
它以首都贝尔格莱德为起点，蜿蜒经过塞尔维亚西南和黑山共和国全境，穿过迪纳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几乎成南北向，直达西南的亚得里亚海岸的巴尔港。
全长共四百七十六公里。
全线穿越的隧道达二百五十座，总长度共一百一十五公里，几乎占全线长度的四分之一；
全线架设桥梁二百三十四座，总长度近十五公里，其中有目前欧洲最高的铁路桥。
工程十分浩大和艰巨。
贝—巴铁路修通，对南斯拉夫发展经济、便利交通运输和巩固国防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它是从贝尔格莱德出亚得里亚海的最近捷的铁路干线。
铁路沿线蕴藏着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煤、石棉等矿产和森林资源。
它所贯通的黑山共和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发展中的地区，但是由于境内缺少铁路，大大妨碍了共和国境内富源的开发和利用。
贝—巴铁路通车后，促进了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变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为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据新华社）（附图片）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巴尔铁路跨越亚布拉尼察的高架桥和“戈列什”隧道的入口。
　新华社发

世界反对种族隔离大会结束一般性辩论
据新华社日内瓦08月23日电
世界反对种族隔离大会08月23日上午结束了为期七天的一般性辩论。
一百多个国家、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
许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强烈谴责了史密斯和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罪行，要求所有国家严格执行联合国会议通过的所有有关的决定和决议，在各方面采取具体行动和有效措施，对它们进行军事和经济制裁，并重申对南部非洲人民和各解放运动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
索马里代表在谴责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罪行的同时，也揭露和谴责了一个超级大国指使古巴干涉非洲事务的侵略行径。
他指出：
“古巴雇佣军装备着由一个超级大国供应的新式武器”，正在被用来对非洲之角的人民“进行厚颜无耻的侵略”，干涉非洲事务和屠杀非洲人民，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效劳的”。
世界反对种族隔离大会是08月14日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的。
近一百个国家的代表及一些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是根据1973年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召开的。

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长电唁罗瑞卿同志逝世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同志尊敬的部长同志：
惊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突然逝世的噩耗。
罗瑞卿同志的逝世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功劳卓著的革命家、领导人和同志。
部长同志，请允许我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军全体官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深切的悼念。
顺致崇高的敬意！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国防部长大将尼古拉·留比契奇

我代表团团长安致远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大会上发言
谴责沃斯特和史密斯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揭露苏联及其雇佣军在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渗透扩张
新华社日内瓦08月18日电
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大会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
中国代表团团长安致远18日上午发言，严厉谴责沃斯特和史密斯政权推行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并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在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侵略和扩张。
安致远说，目前，南部非洲仍然是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最顽固的堡垒。
他说：
“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对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实行残酷的种族统治和压迫。
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与其在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同伙相比，并不逊色。
沃斯特、史密斯之流把美丽富饶的南部非洲地区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还谴责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罪行。
安致远强调指出，一个超级大国为了保持它在南部非洲地区的既得利益，给种族主义政权以种种支持和纵容。
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出于攫取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控制非洲、包抄欧洲的全球战略需要，正采取步步进逼的进攻态势，向南部非洲大力渗透和扩张。
它还越来越频繁地和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军镇压非洲人民，干涉非洲国家事务，武装入侵非洲主权国家。
中国代表还建议这次世界会议通过包括下列内容的文件：
一、呼吁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对津巴布韦、阿扎尼亚、纳米比亚等地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声援和大力支持。
二、强烈谴责南非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当地人民所进行的殖民统治及其所推行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军政人员必须撤出纳米比亚，结束其对纳米比亚（包括沃尔维斯湾）的非法霸占，早日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独立。
必须让津巴布韦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独立。
三、必须认真加强对罗得西亚的制裁，由于南非当局同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相互勾结，应将制裁扩大到南非，严格贯彻对南非当局的军火禁运。
四、要求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认真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一系列的正确决议，并应进一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给予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更大的财政和物质援助。
五、呼吁各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广泛宣传南部非洲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揭露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罪行，以达到进一步动员世界舆论。
六、通过各种途径，对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给予声援和支持。
中国代表发言后，苏联代表进行反扑，恶毒地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外交政策。
他的攻击、造谣和诬蔑当即遭到中国代表团长安致远的严厉驳斥。
安致远揭露苏联在非洲国家间支一派，打一派，挑拨离间，制造不和，破坏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
利用“援助”为诱饵，进行扩张和渗透，对非洲主权国家进行干涉和颠覆；
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军镇压非洲人民，武装入侵非洲主权国家；
在非洲极力谋取霸权、攫取军事基地。
在中国代表发言之前，苏联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发言，力图把自己装扮成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借反种族主义之名，高谈苏联“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为它继续在非洲推行侵略和扩张的意图大造舆论。
古巴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代表也在发言中为苏联帮腔。
古巴外长马尔米耶卡在16日下午的发言中竭力鼓吹古巴派遣雇佣军到非洲的扩张主义政策。
他说，古巴有权利和义务采取武装斗争等手段帮助南部非洲人民获得“解放”。
索马里代表18日上午在第1委员会上发言指出，古巴雇佣军是超级大国的工具，它在非洲，特别是非洲之角进行武装干涉和屠杀，占巴没有资格在这个大会上代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非洲人民发言。
古巴代表辩解说，古巴在非洲的军队不是雇佣军，而是出于它的“国际主义”才在非洲流血的。
索马里代表接着说，正因为古巴雇佣军在非洲，才使非洲人流血。
古巴代表对此无言对答，狼狈不堪。

“欢迎你们再来！”
——记中国艺术团访问美国
盛夏季节，中国艺术团一行一百五十人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五大城市作了四十天（06月28日到08月08日）的访问演出。
被美国报纸誉为中国派出的“艺术大使”的中国表演艺术家们丰富多采的演出，受到了美国观众普遍、热烈的赞扬。
美国国际交流署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剧目的丰富多彩，服饰和布景的精美绝伦，以及演技的精湛优雅，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一位戏剧教授用短短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全部观感：
“每一个节目都是精湛的，每一个演员都是好样的！”
演出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位老人在看了演出后很有感慨地说：
“中国和美国相距很远，但人民是在一起的！”
当中国艺术团结束演出离开美国时，许多美国人向他们表示：
“欢迎你们再来！”
“观众为之倾倒”
中国艺术团这次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
有古典的京剧折子戏，也有近代芭蕾舞剧片断；
有独特的中国民间乐器演奏，也有钢琴独奏；
有中国的民间歌舞，也有美国人民熟悉、喜爱的美国歌曲和其他西方乐曲。
《华盛顿邮报》形象地把这次演出喻为“中国表演艺术的一帧巨幅画轴”。
大部分节目对美国观众来说无疑是陌生的；
但是，美国著名舞蹈艺术家马撒·格雷厄姆说得好：
“这是为人民创作的剧目，因此人民能够懂得它们。”
——无论是在首都华盛顿、第1大城市纽约，在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还是在西海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热情爽朗的美国观众对中国艺术家们的表演都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欢迎。
八十七岁高龄的舞蹈家帕夫洛格在观看演出过程中兴奋不已，他说：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精彩的演出”；
一位电工赞扬《红绸舞》“象火焰一样在我心中燃烧，这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一家报纸赞扬刘德海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描绘了一场战争，奏出了一个乐队的效果，简直是奇迹，太了不起了！”
刘诗昆的钢琴独奏被行家誉为“不寻常的演奏”，“很有造诣”；
具有独特风格的京剧传统节目折子戏更是引起观众们极大兴趣：
在《闹天宫》一剧中，李小春通过他的精湛演技把神话中的“猴王”孙悟空的顽强的性格、勇敢的精神和机智诙谐的神态表现得鲜明生动，维妙维肖，深受观众喜爱；
其他如《三岔口》一剧暗中打斗场面的紧张、惊险，《秋江》一剧情节的轻松、幽默和舞台行舟的舞蹈动作的神似、优美，都使观众赞叹不已。
每场演出结束时，总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帷幕多次启落。
在华盛顿首场演出结束时，这种场面持续了十分钟之久！
“友谊长桥的一部分”
艺术团在美国一共演出二十九场，观众始终十分踊跃。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演出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深受美国观众的赞赏；
另一方面，正如华盛顿沃尔夫特拉普中心创办人肖斯夫人所指出的，“这说明美国人民对于多了解和多接近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兴趣”。
在华盛顿首场演出之前，所有五场演出的门票就已经销售一空。
据这个能容纳六千观众的剧场的工作人员说：
“这是我们这里观众最多的一次。
虽然门票已售光，人们还是不断涌来”。
有些人没有买到票就在剧场附近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看。
在纽约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十二场，场场满座。
在其他三个城市，情况也同样热烈。
观众以不同的话语表达了相同的心情。
一位纽约观众说，“这些节目虽然是外国的，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能懂得它的意思……这是为改善两国人民关系而架起的长桥的一部分。”
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位工程师说：
“美中两国彼此隔绝得太久了。
我们对中国很少了解，所了解的许多情况是片面的。
现在是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洛杉矶一位多年来一直友善地关注新中国发展的老人带着他的儿孙两次观看了演出。
他说：
“中国的成就是世界的奇迹。
中美两国人民隔绝得太久了。
这次演出对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是有帮助的。
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应当继续扩大这类活动。”
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郭淑珍、胡松华曾多次演唱了《美丽的亚美利加》和《牧场之家》等美国歌曲，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而当乐队用中国民间乐器演奏《草堆上的火鸡》这首美国民间乐曲时，有的观众情不自禁地离座，在空地上一边合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边高呼“中国！”
“美国！”
“好！”
看到这种动人的场面，一位名叫蒙哥马利的老人高兴地说：
“通过这样的艺术交流可以使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更接近起来。”
“欢迎你们再来！”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这次，中国文艺工作者是带着八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来到美国的；
在访美期间，也时时、处处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美国总统卡特07月20日在会见中国客人、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时，曾经指出，中国艺术团的这次访问演出“将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作出贡献”。
情况正是如此。
通过这次访问演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钢琴家哈登夫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她出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曾同艺术团副团长周小燕一起参加过演出活动，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同志，也见到过朱德同志。
这次她和哈登先生从外地专程赶到明尼阿波利斯，会见了阔别四十年的旧友周小燕，并观看了艺术团的演出。
她兴奋地回忆说，当她在197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周总理曾表示过，将派文化团体访问美国。
艺术团这次来访实现了周总理这一遗愿，她非常高兴。
分别那天，哈登夫妇到艺术团住地和周小燕及他们的同行刘诗昆依依话别。
哈登夫人特意把珍藏了四十多年的她给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给她的字迹拿给中国朋友看。
最后，他们委托刘诗昆把两幅精致的手帕带给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祝她们身体健康，祝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
年近八旬的美国现代舞蹈大师马撒·格雷厄姆是中国艺术家们在美国结识的一位新朋友。
她对艺术团的演出作了很高的评价。
她说：
她没有到过中国，但是，通过观看演出，“如今我已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土地、天空和真正的文化。”
她盛情地邀请中国舞蹈演员到她的芭蕾舞团作客，并观摩美国舞蹈演员表演芭蕾舞基本动作。
她还把她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一本舞蹈创作随笔赠送给中国朋友。
这位终身致力于舞蹈艺术的老人一再表示，欢迎中国舞蹈家们再来访问，以便交流技艺，相互学习。
同样使人难忘的是，美国普通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艺术家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深厚友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在演出结束后还久久不愿离去，她要求中国记者“告诉中国人民：
美国人民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并希望他们成功地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华盛顿，一位给艺术团开车的司机在艺术团离开前夕，激动不已地写诗送别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颂扬中美人民友谊。
诗的结尾是：
“新中国，谢谢你，新中国！”
纽约“05月花”旅馆是艺术团下榻的第1个美国旅馆。
为了使饭菜适合中国客人的口味，炊事员们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他们还学着做中国式的大米饭、面条、饺子、叉烧肉……，听说有的演员不爱吃油腻，就从华侨开的商店买来天津冬菜和四川榨菜。
厨师长拉斯基更是每天从早忙到深夜。
当中国客人向他们表示谢意时，他回答说：
“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使中国朋友生活愉快，演出成功。”
他告诉中国客人，厨房的几十名工作人员都热爱中国人民，乐意为中国朋友服务，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要“加班费”。
临别那天，他们和旅馆其他服务人员向艺术团全体成员每人送了一份礼品，上面写着：
“希望你们再度来访，祝中国艺术团演出成功！”
在美国的访问演出成功地结束了。
在中国艺术家们满载着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离美回国的时候，机场上响起一片“再见！”
“欢迎你们再来！”
的告别声，宾主互相祝愿：
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象碧波万顷的太平洋一样浩瀚无边，象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和长江一样奔腾不息！
新华社记者
夏兆龙（附图片）
中国艺术团07月05日至15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共演出十二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图为大都会歌剧院门前的观众。
　新华社发

西德《共产主义人民报》发表文章指出
中日条约的签订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重大胜利
泰国尼泊尔舆论强调条约是对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宝贵贡献
新华社波恩08月23日电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机关报《共产主义人民报》最近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反对超级大国侵略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
“如果还需要证实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要达到什么企图的话，那么它现在自己就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它对08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非常恼火，它攻击的核心正是条约第2条中的‘反霸权条款’。”
文章指出，“正象挨了打的狗狂吠一样，苏联深感它受到了反霸权条款的痛击。
为了不被人抓住，它贼喊捉贼，反而谴责中国谋取亚洲霸权。”
新华社北京08月24日电
泰国、尼泊尔的报纸、电台最近继续发表评论和文章，赞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认为条约是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
泰国《中华日报》08月24日发表评论说：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举世欢迎，莫不认为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唯一感到恼怒的只有企图称霸的国家。”
评论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条款并没有具体指明谁称霸，但苏联最近却向日本提出抗议，这无异于苏联承认自己是霸权主义者。
评论说：
“为了维护和平，反霸是任何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任务，是今日世界的主流。”
泰国国家广播电台08月18日广播一篇评论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不但有利于签约国，而且对亚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合作也有好处。
尼泊尔《祖国》周刊08月15日的文章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挫败了外国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的图谋。
文章说：
“这一条约将对增进亚洲大陆的和平和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
《尼泊尔语言报》的社论说，这一条约将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书记电唁罗瑞卿同志逝世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华国锋同志：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和军委秘书长、第5届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的逝世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们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罗瑞卿同志永怀敬意。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
汉斯·格哈尔特·施米勒尔
1978年08月13日
于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