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先念
版面：头版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继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农业战线上有省、地、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大家在学习、参观、讨论的过程中，联系农田基本建设，也涉及到了整个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就来讲一讲农业问题。

同志们都知道，华主席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们在本世纪内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宣布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宣布了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产量要达到八千亿斤的指标。
我们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我们既然说了，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努力办到。
那么，我们的农业怎样才能更快地搞上去呢？
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讲一讲坚持农业学大寨的问题。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
我们的农业要搞上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这是我国农业的根本道路。
在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时候，必须对学大寨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加深认识，决不能丢掉学大寨这个根本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和动摇，都是完全错误的。

经过了一九七○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特别是经过了华主席亲自主持的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技术还很落后，前些年又连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遇到的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
但是，广大农村干部、共产党员、亿万贫下中农有一股志气，有一种精神，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要依靠两只手，大规模地改造山河，使我国每年扩大两千多万亩灌溉面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大寨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现代化，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干劲，行吗？
为什么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能够大干几年，扭转南粮北调，其中山东近三年平均每年上调五亿多斤粮食呢？
第一位的就是靠学大寨。
为什么南方的江苏、湖南，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全省亩产超《纲要》呢？
第一位的也是靠学大寨。
为什么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浙江、四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能够形势一年大变，浙江恢复到千斤省，四川获得空前的大增产呢？
第一位的还是靠学大寨。
全国许许多多高产的县、社、队，都是大寨式的典型，或者是学大塞的先进单位。
大家这次参观的苏州地区和山东的济宁、泰安地区，他们的成就，也都是认真学习大寨经验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所有这些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大寨经验的正确性，大寨精神我们永远不能丢。
将来农业高度现代化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了，还要把这个精神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现在有的同志，对于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又发生了犹疑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近些年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之下，有些地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确发生过一些问题，如有的降低大寨县标准，虚报成绩和产量，有的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导班子中混进了个别坏人，甚至还有那么几个“四人帮”鱼目混珠搞的假大寨县，等等。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呢？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这些年在运动中涌现的一大批大寨式的县、社、队，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
这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
学大寨运动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真空中前进的，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奇怪的。
我们绝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看不清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学大寨这个方向发生动摇。
如果是这样，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分别作出正确的处理。
对那种“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一手搞的假大寨县，必须宣布撤销其称号，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盖子，鼓足干劲，真学大寨。
对于在学大寨运动中确实有成绩，但是领导班子中混进了个把几个“四人帮”帮派骨干，搞了不少破坏活动的单位，要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坏人清除出去，同时对那里的干部、群众和他们取得的成绩，切实加以保护。
决不可搞形而上学，否定一切。
至于对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有些干部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的单位，更要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例如湖南省的安乡县委，前几年学大寨很有干劲，大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成绩显著，但是后来犯了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的错误。
湖南省委采取既严肃认真，又热情帮助的态度，很好地解决了那里的问题，使县委主要负责人真正认识了错误，向群众作了公开检讨，恢复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出现了全县上下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湖南省委所采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所有的先进单位，包括大寨和昔阳在内，对自己的工作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不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这些年学大寨运动的实践中，我们大家得到的一条深刻体会，就是学大寨必须学根本。
要象大寨那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象大寨那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象大寨那样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
昔阳第一个建成大寨县，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根本，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认真整党整风整社的结果。
全国其他地方，凡是学大寨取得了显著效果的，都是在这方面下了功夫。
如果不学大寨的根本经验，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去生搬硬套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运动也会走偏方向。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一定要象大寨那样，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胜利前进。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
两年来，这场政治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但是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我们必须乘胜前进，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去年以来，许多地方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因势利导，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一批双打”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同时，密切结合“一批双打”，进行整党整风整社，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进社、队经营管理，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收到了良好效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
各级党委应当继续加强领导，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把这个运动分期分批地深入开展起来，夺取阶级斗争的新胜利。

在这里，有必要着重地讲一下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改进干部作风的问题。
前一段，各地根据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还要继续抓下去，抓到底，抓出更大的成效来。
最近，中央连续发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一个是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前一个着重解决的是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后一个解决的是干部作风问题。
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联系当地实际，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中央指示的每一条，都要认真落实，决不能马马虎虎，不能走过场，不能空说一阵就拉倒，一定要取得切实的效果。

党的政策要落实，关键还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批判他们的假左真右，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政策，统统端正过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既不能重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也要防止“包产到户”、刮“单干风”的错误。
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
掌握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在工作中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我们落实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现在最关紧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
一条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坚决纠正那种“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现象，保证做到增产增收，分配兑现。
这两条抓好了，男女老少都高兴，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我们党历来有一个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作风，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从来是鱼水关系。
近几年，在“四人帮”的侵袭腐蚀下，有些干部把这个传家宝丢了，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坏作风，甚至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我们的干部作风也要来一个大的转变，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能够团结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要大力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扫除官气、暮气、骄气、娇气，破除懦夫懒汉世界观。
要艰苦奋斗，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
要精简机构，克服“五多”，切实改进机关作风。

在农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上，当前都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少说空话，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践第一，一切按实际情况办事，不搞浮夸，不搞瞎指挥，不搞形式主义。
那种满嘴大话、空话，不讲实效，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的坏风气，只能是图虚名而得实祸，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国内外的一切好经验，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越是工作有了成绩，越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立地，才能更好地前进。

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在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改进干部作风，就一定能够把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这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加扎扎实实地奔腾前进，高速度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第二点，讲一讲要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一句名言，他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工业和其他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将最终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并且一再告诫我们，农业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关系到政权的巩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人们只有吃饱了饭，才能从事建设事业，发展科学技术，创造灿烂文化。
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全面进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从物质技术方面、财政经济方面、组织领导方面和人材方面，尽一切可能加强农业，建立起稳固的农业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做，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就会被断送掉，我们就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全党同志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要认真解决好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问题。

解放二十八年来，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农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一倍半，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国农村的广大干部、广大共产党员，组织在人民公社中的七亿农民，几百万国营农业的职工，顶风冒雨，战天斗地，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他们为国家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国农业的发展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现在我国农村主要还是靠手工劳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积累水平不高。
我们这样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七亿农民搞饭吃，还很紧张。
这种状况不改变，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一时上去了也要被拉下来。
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发生战争，我们就会更加被动。
我们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气，把农业搞上去。

那么，在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思想上和实践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呢？
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很不自觉，有的甚至处于完全不清醒的盲目状态。
不然的话，在许多地方和部门，不积极支持农业甚至挖农业墙脚的现象，为什么会大量地、普遍地存在呢？
我们必须向那些至今还不觉悟的同志，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使他们清醒过来，清醒得越快越好。

我们的国家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农业要搞上去，最重要还是要调动七亿农民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过去我们靠这一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今后搞农业现代化，还是要靠这一条。
在这个前提下，国家也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对农业给予更多的支援。

一、农业投资要适当增加。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一贯方针，根据华主席关于要更好地支援农业的指示，今年召开五届人大的时候，我们对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作了较大的提高。
现在，考虑到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需要，同时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好转，财政收入增加，有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准备再进一步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中央支付的国家农业投资要增加，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投资，也要增加。
分配农业投资时，要照顾到边远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帮助他们尽早改变落后面貌。
江苏省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地、县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用于农业，其他省、自治区也应该仿照实行。
有的地方不是这样做，而是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任意挥霍人民财产，这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二、加强农业信贷。
大力办好农业信贷，这是增加农业资金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人民公社要办机械化，搞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举办社队企业，搞农田基本建设，除了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以外，还要有信贷扶持。
我们考虑要恢复农业银行，以便更好地吸收农村存款，用于农业建设。
农村存款利率要适当提高，对农业贷款的利率要适当降低，国家还要有计划地举办若干专项的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以便更好地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三、进一步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解放以来，我国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差价，总的来说是逐步缩小的，但目前农产品收购价格仍然偏低，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过高。
这是影响到许多社、队生产费用大，成本高，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水平低，甚至增产不能增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对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作进一步的合理调整，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
这是中央早已确定了的原则。
具体的调整办法，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实行。

四、千方百计提高支农工业品的质量。
目前很多支农工业品质量不高，特别是农机产品的质量很差，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这种状况必须坚决地迅速地加以改变。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工业部门，所有的工厂企业，全体职工同志，都要关心质量，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许出厂，已出厂的要坚决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制度，情节严重的还要在经济上赔偿社、队所造成的损失。
应该认识到，这样做不仅是工业部门对支援农业所应尽的义务，而且它对工业本身的提高和发展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五、大力扶植社、队企业的发展。
这对于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
我们要求，有资源的地方，社、队企业要多搞些原材料，多搞些开矿业。
农副产品的加工，特别是粗加工部分，原则上应由社队企业经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这一点。
城市工业的部分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有条件的可以扩散到农村去，支援社队企业，实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
可能有些社队企业一时产品质量不高，但不能因此而不支持他们的发展，要积极帮助他们改进设备，培养人材，提高技术。
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在价格上和国营工业产品实行同质同价。
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在资金、原料上给以必要的支持，把他们的产供销纳入各级的统一计划，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搞好生产。

六、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
过去我们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坚持实行这个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城乡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实行这个政策。
对超额交售的粮食，仍适当提高价格，以鼓励农民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对超产部分，要从实际出发，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可以多购一点，有的可以多留一点，社员口粮可以多吃一点。
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以上这些措施能不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以后能不能用得确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执行得好不好，关键在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
我希望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这些综合部门，还有农林水利部门、轻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供销部门、劳动物资物价部门、科学技术部门、文教卫生部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根据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农业的一系列指示，认真地检查一下在你们那个部门、那个地方的实际工作中，在你们制定的各行各业的具体方针、政策、办法和规章制度中，究竟对农业是促进还是促退？
究竟对农民是办了好事，还是增加了他们的不合理负担？
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矛盾，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出切实抓好农业、支援农业的具体措施。

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经要求中央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做出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的方案，并且每年检查总结一次执行情况，将结果报告中央，你们对这个指示还记得不记得？
做了没有？
做得怎么样？
做得好的，应该受到表扬；
做得不好的，应该迅速改正过来。
前一段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做得不好可以原谅。
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谁要是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仍然采取不严肃认真的态度，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中央早已明确指出过，农业比重大的省要抓好农业，工业比重大的省更要抓好农业，地、县两级党委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农业。
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考察党委“一班人”及其一、二把手的工作搞得怎么样，首先看农业搞得怎么样，这是主要标志。
你那个地方，学大寨不上路，山河面貌不变，农业产量长期上不去，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辜负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期望。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农业搞上去了，一活皆活，各项工作就都好办了。
反之，农业上不去，大家吃不饱饭，其它工作肯定也办不好。
搞农业的同志，任务是艰巨光荣的。
农业战线上成绩卓著的同志，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表扬和奖励。

我希望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全国两百多个地区、两千多个县的党委同志们，都要充分认识农业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心中时刻想着七亿农民，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坚决把农业搞上去。

第三点，讲一讲有关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的问题。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首先是建立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接着是建立在对农业实行集体化的基础上，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对农业实行全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只有作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也才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当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各省、市、自治区要建立支农工业体系，坚决按照专业协作的原则，抓紧对农机工业进行改组，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提高质量，增加生产。
现在，农机工业生产不协作，产品型号不统一，品种规格又杂又乱，零部件不能互相通用，这种“百花齐放”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和容忍了。
如果再不改变，就不是支农，而是坑农，老百姓是要骂娘的，而且已经在骂了。
我看，他们骂得对，骂得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一机部当“秦始皇”。
不过一机部对农机工业如何改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与有关的部门和地方协商，迅速提出实施方案。
你们不这样做，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已经有了方案的，决不能只写在纸上，要抓紧落实，哪里有阻力，就解决哪里的问题。
秦始皇都懂得“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连这点起码的统一都不要吗！
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我们还必须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支农工业要大中小并举。
目前小型的拖拉机已经比较多，要多生产一些大、中型的。
为了保证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要明确规定一定比例的钢材、资金用于农业机械制造和维修。
全国各地现有的小化肥厂要继续办好，挖潜、革新、改造要抓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同时，国家要再建设一批大化肥厂，做到一九八五年每个省都有一个。
要广开肥源，大搞农家肥。
化肥要和有机肥结合，有机肥要和沼气结合。
农机站的建设，除了社队自办的以外，国家要有计划地办好一批，既加强对穷社、穷队的支援，又起示范作用。

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提出过，全国每一个省，都要集中力量搞好一个全盘机械化的县，几个大城市的郊区更要先行一步，取得经验。
为了确保这项重大措施的落实，我们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工业基础强的省要在两三年内，比较弱的在三五年内，保证实现这个要求。
对这些县，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要大力支援，省、地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在这些县，农业机械如何配置，耕作制度如何改革，作物如何布局，科学种田如何跟上去，人材如何培训，经营管理如何相适应，都要摸出一整套经验来。
这样，我们在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上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全国亿万农民就有了前进的榜样。

在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实行“八字宪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明确主攻方向，对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早，行动快，抓实效，决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拉拉。
譬如说，种子抓好了，不仅能大幅度增产，光全国一年节约的种子粮就可以有百把亿斤。
各级农林部门要切实抓紧，各有关方面要大力支持，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们办农业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当然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但也不能生搬硬套。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九分地，只有实行精耕细作，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能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有山区有平原，有丘陵有涝洼，有旱地有水田，各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差别也很大。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考虑到这些基本特点，在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下硬功夫，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高产国家。

当我们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时候，还要十分注意认真地、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
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都要加以总结。
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方各省同志，都到苏州地区进行了参观。
他们全地区五百几十万亩粮田，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一千四百多斤，有二十多万亩达到了一亩一吨粮，这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水平。
他们大搞“吨粮田”建设的群众运动，联系实际，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有重点地提出了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科学要求，把科学种田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
他们的经验是很好的。
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有许多好的经验。
我们现在不仅有了一大批高产的社、队，而且有了许多高产的县，有了一些高产的地区，这些经验都要好好总结，认真推广，使它们在全国开花结果。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地讲一下提高各级干部管理农业的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
随着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农、林、牧、副、渔以及社队工业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
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会如何管理农机站、农业科学实验网、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不懂得一点土壤学、栽培学，不学会如何组织现代化多种生产的综合经营，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社员没有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懂得使用电力、机器、化肥、农药等等，也就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我们不仅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种农业科学技术专业人材，培养和造就懂得管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经济工作干部，还要普遍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农业劳动者。
特别是农机手，一定要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否则不准开机器。
要加强农业科研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
农业大专院校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等农业专科学校要广泛设立。
农村普通中学也要设农业课，小学要有农业科学技术的教学内容，从青少年起就培养他们爱农业、爱科学。
要在农村普遍举办农民夜校和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大力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我们经常说，就比较而言，实现农业现代化比实现工业现代化更难一些，搞八千亿斤粮食比搞六千万吨钢更难一些。
我希望农业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对这一点都能够有足够的认识，觉悟得越快越好，从而鼓起“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巨大热情。
有了这一条，过去我们既然能从不会搞土改学会搞土改，从不会搞集体化学会搞集体化，那么今天也就一定能够学会搞现代化。
这是毫无疑义的。
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担当起来，也一定能够担当起来。

第四点，讲一讲农林牧三结合的问题。

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为农林牧的三结合大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毛主席说过，“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
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
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
农林牧三者缺一不可，必须放在同等地位。
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相当严重地忽视了林业和畜牧业。
如果再不觉悟过来，再不把这项事业放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那么，不仅光山秃岭得不到改造，草原不能很好利用，而且现有的森林还将继续遭到破坏，草原继续蜕化，再过上几十年，我们国家的自然条件就会变得更坏，我们对子孙后代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

我国宜林荒山荒地很多，森林覆盖面积却很小。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大搞植树造林，才能更好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增加雨量，这对于保证和促进农业的高产稳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前些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有的地方大片树林被烧毁，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我们要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的经验，制定和颁布森林法，把现有森林经营和保护好，坚决打击破坏森林的少数坏人，禁止乱砍乱伐，纠正重采轻造、忽视管理的错误作法。
应该边伐边种，种的比伐的多。
要因地制宜，积极营造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大搞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
要大搞群众运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地抓下去，努力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造福于子孙万代。

我国可以利用的草原有三十多亿亩，有世界闻名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和巩乃斯等大草原，这还不包括南方山区很多适合于放牧的草场。
但是，我国畜牧业产值只占农业产值的百分之十三点九。
我们必须在大养其猪的同时，大养其牛，大养其羊。
猪主要吃粮，牛、羊主要吃草，我们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草原充分利用起来，加速草原建设，提高草原载畜量。
南方有一些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都可以因地制宜搞畜牧业，充分利用山岭草地养牛养羊。
我们还要积极地养兔、养鸡、养鸭、养鹅，发展家禽家畜。
在农业投资中，要提高对畜牧业投资的比例，列入国家计划，兴办一些现代化的畜牧场。
在这方面，既要努力采用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和科学技术，在场房建设上又要因陋就简，节约资金，不要摆排场，讲阔气，要讲实效。

在大力抓好林业、畜牧业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海洋、滩涂和内陆水面，积极发展渔业和其他水产事业，努力开辟外海渔场。
要改进技术，加快捕捞、养殖、加工、储运的机械化，扩大精养高产面积，有条件的要发展工厂化养鱼。
目前，水域的污染已经成为妨碍水产事业发展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必须迅速采取坚决的措施，切实保护水产资源。
同时，要严禁一切有害的捕鱼工具和捕鱼方法，严格执行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
我们有些地方，历来称为鱼米之乡，现在没有鱼吃，这些地方的领导要好好想一想，认真检查一下，为什么在你们的领导下，水里不长鱼或者单产很低呢，或者有了鱼也捕捞不上来呢？

总之，就全国来说，我们的方针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就不同的地区来说，林区应以林业为主，牧区应以畜牧业为主，渔区应以渔业为主，经济作物区应以经济作物为主。
对各种粮食作物和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都要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这样，我们整个农业的结构就会更加合理，农业的发展速度就能够大大地加快。

第五点，讲一讲农田基本建设问题。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措施。
我们必须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进一步动员全国七亿农民，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条件。
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都能够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上来进一步提高认识，树立雄心壮志，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
我相信，经过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够掀起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我们所以特别强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是从我国农业所处的自然条件出发的，也是根据多年来农业学大寨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
我国不论南方北方，都经常受到旱涝威胁，每年受灾面积往往在几亿亩以上，农业生产不稳定。
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认真学大寨，学昔阳，学苏州，学山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些地方，农业所以能够较大幅度的增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如果天天喊学大寨，但对当地山河面貌没有多大改变的现状视而不见，对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生产条件的呼声充耳不闻，学大寨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认为这是很可耻的。
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坚定不移地搞，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今后，国家要继续兴办一些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抓紧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抓紧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同时要多搞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以小型为基础，做到大、中、小相结合。
要依靠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群众性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更加广泛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的主攻方向，首先要在搞好现有工程和农田上下功夫。
抓好了这一条，全国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
因此，我们要大力进行工程配套，平整土地，加强管理，推广喷灌等新的灌溉方法，以利于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粮食亩产已经超《纲要》的地方，要进一步建设“双纲田”、“吨粮田”。
在这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水产资源的情况下，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垦荒地。
要与海争地，与河争地，多造出一些耕地来。
在山区、丘陵造地，一定要一次建成水平梯田，不要搞成“三跑田”，以防止水土流失。
治河造地，一定要留有出路，保证防洪安全。
国家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东北、西北进行较大规模的垦荒，社、队也要因地制宜，多造一些耕地。

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今后搞农田基本建设，能不能用相当于过去一半的人力，搞出与过去同等的工程，甚至更多更好？
我想，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是能够办到的。
过去，我们老是统计多少人上阵，从今年起，不再统计了。
今后，哪里用人少，工效高，质量好，就表扬；
哪里用人多，工效低，质量差，就批评。
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我们要把农村三亿多劳动力认真组织好。
要根据农、林、牧、副、渔各业和社队企业的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把劳动力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农田基本建设要搞得多快好省，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搞好规划。
省、地、县、社都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依靠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三结合，充分走群众路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规划。
规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符合实际情况，抓住关键，明确主攻方向。
没有正确的规划，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
其次，县、社要有常年施工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要加强技术培训，逐步提高机械化施工水平，提高工效，保证工程质量。
第三，整个施工队伍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
要把那些不怕苦、不怕鬼、不怕邪的同志提上来，领导这个工作，他们既能上第一线直接指挥，又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上面提的那些要求才能有保障。
施工队伍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打乱仗。

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大搞，二要注意政策。
组织社会主义协作搞会战工程，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认真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解决好社、队之间的互利问题。
我相信，全国大干三、五年，山河面貌一定会大改观，农业大上就更加有了把握。

同志们！

粉碎了“四人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十一大路线，确定了宏伟的新时期总任务，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备起来，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目标明确，航向已定，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搞好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我们要把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逐级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扬和奖励他们的成就。
我们的所有同志，包括各级领导同志在内，都要在工作中来一个比赛，看谁对国家对人民作出的贡献大。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决心和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亿万群众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李先念副主席七月二十二日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工业要搞得快些，必须把农业这个基础搞上去。
农业上不去，工业也上不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所以，农业是基础，必须在各级党委、全体干部中，十分明确起来，从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全党要认真抓这个事情。

华主席在听取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时的指示

作者：赵苍璧杨奇清汪金祥于桑凌云席国光吕剑光高文礼

敬爱的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噩耗传来，全体公安干警无比悲痛。

罗瑞卿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也是我国公安政法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一）

罗瑞卿同志一贯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
他在红军时代从事党和军队的保卫工作时，就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确定的保卫工作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正确政策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期间，无论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还是在日常工作中，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
他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典范。

全国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政权刚刚被推翻，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里应外合，复辟反动统治。
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
公安机关担负着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政权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党中央针对当时敌我斗争形势，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罗瑞卿同志具体组织了一九五○年开始的镇反运动和一九五五年的内部肃反运动。
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等一系列指示，多次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镇反、肃反任务，提出具体政策和有力措施。
他一再教育我们：“镇反工作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进行，党委领导是关键，公安机关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要我们怎样干，我们就怎样干”。
罗瑞卿同志始终站在镇反、肃反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带领干部到各地考察工作，了解情况，检查督促，总结交流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他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有关镇反、肃反和工作报告就有二百八十多件。
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亲自审阅，作了许多批示，有些还转发全国。
一九五一年三月，罗瑞卿同志写给毛主席的关于城市镇反工作的考察报告，毛主席阅后当即批转各地，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作中央的意见予以执行，并据以检查镇反工作。
罗瑞卿同志对关系到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案件，都事先报请毛主席、党中央审批，事后报告贯彻执行情况。
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公安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做出了榜样。
毛主席指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反，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教育我们说：“人民公安工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镇反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参加镇反工作。”
他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北京市和一些地方的座谈会、控诉会、宣判会，亲自向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宣讲镇反、肃反的伟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表彰对敌斗争的先进人物，表达彻底镇反、除恶务尽的决心，给予人民群众和公安干警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罗瑞卿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保证镇反、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和保卫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同资产阶级的反抗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五○年五月，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坚持了公安保卫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原则。
但在报告送审时，有人说现在是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不要强调党委领导，还是改为行政领导为好，并把文件中写明党的领导的地方，统统改为行政领导。
罗瑞卿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支持罗瑞卿同志的正确意见，明确指出：凡将党的领导作用删去而改为笼统字眼或改为单纯行政领导的地方，原稿是对的，删改是不对的，均应恢复原稿。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攻击镇反、肃反运动“搞错了”、“搞糟了”，全盘否定镇反、肃反的伟大成绩。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罗瑞卿同志写文章，做报告，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右派的无耻谰言，顶住了妖风。
在一次会议上，一小撮右派头面人物，就镇反、肃反问题攻击罗瑞卿同志。
罗隆基阴阳怪气地说：“你这面罗敲得真响呀！”
罗瑞卿同志针锋相对地回击罗隆基的挑衅，说：“我们这两面罗不一样，我是敲在点子上，你是敲在梆子上。”
驳得罗隆基狼狈不堪。
罗瑞卿同志在总结这场斗争的时候，向公安部的干部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右派，为什么对肃反如此痛心疾首呢？
这是因为把反革命搞掉了，使他们丧失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盟军，他们感到更加孤立了。
他们攻击肃反，实际上是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肃反斗争的正确、成功和先进，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他还告诫大家：“今后在这方面还会有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有准备，思想要明确，立场要坚定，要善于辨别风向，在任何风浪中也不动摇。”
罗瑞卿同志的预见，为后来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具体运用于我国公安工作实践，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干。
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领导镇反、肃反运动的主要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
毛主席为他的发言带头鼓掌，周总理称赞他讲的好，并指示《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全文发表。
一九五八年五月，罗瑞卿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公安工作必须进一步地贯彻群众路线》的发言，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把公安工作置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在工作中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一个独特的创造”。
为了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彻底克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残余，使公安机关更加群众化和更加革命化，他要求全体公安干警树立起坚强的群众观点；
要认真重视和支持群众的创造；
要学会结合中心工作，结合生产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切实改进领导方法和组织工作；
要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要切实加强各项专门业务工作；
要正确解决公安干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他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使群众路线在公安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发展。
同年七月，罗瑞卿同志在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指出：这条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严禁逼、供、信，遵守革命法制。
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到会同志说：“搞出这么一套，不仅今天需要，我们这一代做公安工作需要，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更需要。”
“将来我们不能工作了，我们的后一辈就要接班。
我们这一套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就要好好总结起来，传下去，传给他们。”
今天，我们重温他二十年前的这些话，感到无比亲切，受到深刻的教育。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捏造种种罪名，恶毒攻击罗瑞卿同志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诬蔑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统治地位，“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他们如此疯狂地攻击罗瑞卿同志，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把公安机关变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

（二）

罗瑞卿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继承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工作经验，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领导下，建设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完备的公安工作体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罗瑞卿同志率领公安干警，积极开展隐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蒋帮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破坏活动。
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根据毛主席要学会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隐蔽斗争的指示，教育干部说：经过镇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敌人是不会死心的，今后斗争会更尖锐、更复杂，我们必须加强同隐蔽敌人的斗争。
这项工作搞好了，不管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搞得多么巧妙和多么隐蔽，一定会继续遭到失败。
罗瑞卿同志根据隐蔽斗争的特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侦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和方法。
他强调侦察工作必须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充分依靠群众，严格执行毛主席规定的在党内不准搞侦察这条铁的纪律。
他指出：“侦察工作仅仅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自己的，公安机关无权在党内搞侦察。
这一点过去已有规定，仍应随时注意。”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罗瑞卿同志精心组织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了特务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阴谋。

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教导，十分重视加强治安管理，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秩序。
他经常教育干部：“要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要给人民创造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解放初期，他带领广大公安干警积极参加镇反、清匪、反霸、禁毒等群众运动，打击惯盗惯窃、流氓头子，取缔妓院、赌场、交易所，消除了旧社会的渣滓，很快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同时确定了我国治安行政工作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治安管理法规。
这些法规对阶级敌人是震慑力量，对人民内部不遵守法纪的人是有效的约束，对安全生产和社会秩序是有力的保障。
在罗瑞卿同志主持公安工作的十年间，由于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改造了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加强了同各种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开展了安全运动，加上有力的治安管理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称赞和国际友人的热情赞扬。

罗瑞卿同志遵循毛主席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思想，具体组织领导了对罪犯和地富反坏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他对做劳改工作的同志说：“强迫罪犯劳动，是消灭反革命阶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只会侦察、破案、审讯，而不懂得去改造他们，那么，我们的工作只是做了一半。
只有既懂得并善于打击那些反革命分子，又懂得并善于改造那些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彻底地消灭反革命破坏活动，也有利于最后消灭反革命阶级。”
他坚决遵照毛主席“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的教导，实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经常教育干部要正确理解这个方针的重大意义，明确劳动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生产也是为了改造。
在他的亲自带领下，经过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劳动改造罪犯和依靠群众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把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和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在科学技术上还有发明创造；
同时把大批国民党的和日本的战犯改造过来了，连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为新人。
这种人间奇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

在指导审理案件上，罗瑞卿同志一贯强调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
他总是教育公安干警要分清敌我，严格划清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在具体政策上要区分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
一九五○年镇反时，他就指出：抓反革命“要取得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要反对逼供信，更要坚决反对动用肉刑。”
他谆谆告诫说：“这一点是我们长期肃反斗争中的宝贵经验，切不可忘记。”
一九五五年内部肃反时，他又严肃指出：“要坚决反对逼供信，谁要犯了这种错误，就要按纪律办，甚至要负刑事责任。”
罗瑞卿同志同一切逼供信行为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搞逼供信的人和事，从不放过，一经发现，就坚决纠正，严肃处理，给公安机关培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好传统、好作风。

罗瑞卿同志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作了一系列努力。
建国以后，他参加起草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在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制定了几十种规章条例，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针对当时有些公安干警不重视不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说：“遵守法制，既有利于镇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防止粗糙草率。
遵守法制，可以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使我们同群众更加亲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
“全体公安人员都应当成为遵守法制的模范。”
他针对有些公安干警认为公检法互相制约，依法办事，是增加麻烦，束缚手脚的错误思想，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他说：“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更要守法，一定不要搞错，不要把好人搞成反革命。
一定要按照法律手续办事，捕人、起诉要经过检察院；
对罪犯的判决，由法院依法判处，不要参与量刑工作。
有了不同意见，要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以法律为准绳，报请党委解决。”
他一再强调：“公安机关尤应注意谦虚、谨慎，多作自我批评，不应责备别人，埋怨人家。”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机关的党羽，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大搞“砸烂公检法”的罪恶活动，把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侦察工作诬蔑为“资敌通敌”、“里通外国”；
把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管理工作诬蔑为“管卡压”；
把劳动改造罪犯的工作诬蔑为“积蓄反革命力量”；
把同敌人作面对面斗争的审讯工作诬蔑为“和平谈判”；
把社会主义法制诬蔑为“封资修的东西”；
并把罗瑞卿同志呕心沥血，广大公安干警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套公安业务工作，诬蔑为“反革命业务”。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十分痛心地说：“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
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
这是对罗瑞卿同志在公安工作上重大建树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公安工作罪行的深刻批判。

（三）

罗瑞卿同志极为重视公安队伍的建设。
他把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运用到公安队伍的建设上，为建立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敌人所惧怕，为人民所喜爱的公安队伍，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付出了大量心血。

全国解放初期，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精神，经常告诫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为了加强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罗瑞卿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
一九五一年他就指出：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大多数同志又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一九五二年，罗瑞卿同志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公安会议，作出了《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各级公安机关普遍设置了政治机构，配备了政工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罗瑞卿同志一直把政治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常教育干部说：“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
一个军队政治工作做不好是不能打胜仗的，公安机关也是一样。”
他的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罗瑞卿同志坚持把思想教育摆在政治工作的首位。
他说：“我们同敌人的尖锐斗争，往往会反映到我们的内部，因而公安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丝毫也不能忽视和放松的。”
“我们的思想阵地要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来侵蚀我们。”
他要求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服从党委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忠于职守，对敌狠，对己和，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列为公安干警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
强调必须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特别要反对居功骄傲、特权思想和国民党旧警察作风。
他亲自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些同志不安心公安工作，他就教育这些同志说：“毛主席叫我当警察，我是愿意干的，你们干不干？
我相信你们也会干的。
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它一辈子公安工作好不好？”
他还反复教育干部，不要在党和人民面前居功骄傲。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向毛主席汇报，谈到某些公安人员在镇反运动后有骄傲自满情绪，并向毛主席说，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取得的，公安人员不应该骄傲。
毛主席说，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即使镇反的成绩和功劳都是你们的，你们就应该骄傲吗？
罗瑞卿同志对我们说：毛主席的话说到家了，把骄傲的门完全堵死了。
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

罗瑞卿同志经常教育公安干警，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警民关系，不要耍特权，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沾染旧警察作风。
为人民服务要真心实意，服务得很用心，服务得很好。
有了错误和缺点就要诚心听取群众批评，绝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或者是阿Q头上的癞疮疤揭不得。
他说：警民关系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准是看人民群众敢不敢批评我们，把我们看成自己人还是看成外人。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到重庆，在视察一个派出所的工作时，问一个民警：“你下户口段，老百姓叫你什么？”
这个同志回答说：“叫我段长。”
罗瑞卿同志说：“叫你段长，就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小李那样亲切啊！
这就表示群众不把你看作是他们里边的人。
同志，你要很好警惕啊！”
上海有个民警，群众贴了他的大字报，思想搞不通。
罗瑞卿同志亲自做说服工作，对他说：“老百姓不仅批评得很对，而且表示人民群众真正站起来了，自古以来，什么时候老百姓敢于批评警察？！

只要人民不怕我们，并且敢于起来批评我们，监督我们，把我们看作自己人了，那我们就真正无愧于人民警察的称号，同国民党的警察在原则上就真正区别开了。”
罗瑞卿同志号召我们要好好学习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
他经常教育公安干警，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规定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爱民月活动，派出所要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坚持周总理提倡的纠正违章先敬礼。
这些措施大大密切了警民关系，促进了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

罗瑞卿同志在队伍建设上，一贯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忽视政治，也反对空头政治，坚持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坚持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辩证统一。
他要求公安人员必须又红又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政治可靠；
第二，要搞得赢反革命；
第三，要作风正派。
他说：要搞得赢反革命，就是要精通业务，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学会同反革命斗争的机智与本领。
不学习业务，不懂得工作方法，毫无常识，遇事蛮干、盲干的人，是和人民公安人员的称号不相称的。
他要求我们：做那一行就精通那一行，就要钻到里边去，成为内行，而不是外行。
在罗瑞卿同志的倡导下，各地公安机关大练基本功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公安干警的业务水平大大提高，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罗瑞卿同志十分注意培养提高干部。
他经常到公安学院给学员讲课，或请人来公安部作报告。
他及时把国际形势、阶级斗争的动向、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传达给同志们，使大家胸怀全局，眼界开阔，革命斗志旺盛。

罗瑞卿同志十分强调公安队伍要纯洁，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提醒大家，敌人经常在处心积虑地破坏人民公安机关，他们千方百计地派遣坏人混入我们内部，并在我们队伍中寻找某些不忠实、不坚定以及腐化堕落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在罗瑞卿同志的领导下，公安机关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以及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及时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少数坏人，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猖狂进攻。

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战斗力的。
林彪、“四人帮”在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的同时，恶毒诬蔑这支队伍“反动、顽固、狡猾”，是“一股反动势力”，叫嚣要“彻底砸烂”、“彻底换土”，对广大公安干警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林彪、“四人帮”的这些罪恶行径，充分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别动队，为其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服务。

（四）

罗瑞卿同志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和优良作风，是久为人们所赞扬的。
他对党一片丹心，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无限崇敬和热爱。
他称颂“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始终象北极星一样明确”。
他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件件有着落。
毛主席有了紧急指示，不管是什么时间，那怕是深夜，他都马上把党组和有关同志召集起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的措施。
罗瑞卿同志把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作为公安工作的头等大事，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缜密无懈。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罗瑞卿同志都亲自部署安全警卫工作，亲临现场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倾注了他对毛主席无限爱戴的深情。

罗瑞卿同志一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亲自指定罗瑞卿同志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
他对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十分感动，更加孜孜不倦地系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并且组织公安干警认真学习。
他联系公安工作的实际，正确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正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

罗瑞卿同志对阶级敌人坚决斗争，毫不手软；
对人民群众，对自己同志，则满腔热情，以诚相待。
他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反对拉山头，搞宗派。
他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要求很严，有了缺点或错误，又主动承担责任。
他在政治上关怀爱护干部，在生活上也非常体贴干部，要求我们和大家同甘共苦。
他对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说：“福利事业，要照顾广大下层干部，照顾有病的和小孩子。”
大家都说，在罗部长领导下工作有劲头，心情很舒畅。

罗瑞卿同志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有话当面说，有不同意见就拿到桌面上来，他对搞小动作、搞阴谋诡计的人切齿痛恨，坚决斗争。
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勇于自我批评，不象有的人那样，文过饰非，诿罪于人，甚至诬陷好人。
毛主席、周总理对公安部和他本人的批评，他总是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认真作自我批评，教育干部。
他常说：“毛主席和中央的批评，就是促进！”
有一次，毛主席对公安部的一项工作提出批评，罗瑞卿同志马上召开党组会议传达，研究改进措施，并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罗瑞卿同志对工作总是一分为二，他说：“不去正确地估计我们的成绩，就不能激励我们提高信心，继续前进。
同样，不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不能在工作中取得完备的经验教训。”
他把公安工作的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严以责己。
他这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好作风，给广大公安干警树立了榜样。

罗瑞卿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
他深入实际，亲自作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和民警谈话，开座谈会，口问手记，非常认真。
他反对那种不亲自动手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批评公安部有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办事只靠科员、办事员，离开“拐棍”就不能走路。
他作报告、讲演、讲课，都亲自做准备。
他批示文件非常明确、具体，从不含糊其词。

罗瑞卿同志不愧为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进行的种种残酷迫害，丝毫抹杀不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敌人对他的一切诬蔑诽谤，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反而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
罗瑞卿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人民日报》供稿）

新华社河内八月十五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中越两国政府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谈判第二次会议上指出：“越南方面全面背弃了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协议的基本原则，对华侨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的政策，这就是十六万多华侨回国的真正原因。”
这次会议于八月十五日上午在河内举行。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

仲曦东在发言中说：“一旦越南方面回到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协议的立场上来，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华侨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论自然就会消失，由此而造成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会改善，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会得到维护。”
仲曦东团长指出，越南方面是在一九七五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背弃了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改变了对华侨的政策的。
他说：“越南排华是反华政策的一部分，反华是出于越南对内对外的需要。
这就是越南全国解放以后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最本质的原因。”
“为什么越南当局要改变过去对华友好的政策，而奉行反华的政策呢？
这里，有越南的需要，也有苏联的需要。”
仲曦东团长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越南方面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

对华侨施加日益严重的政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在越南人民中煽动反华情绪，指使一些人辱骂、攻击华侨；
利用各种场合要华侨就回国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表态，强迫他们发表违心的谈话；

剥夺华侨起码的生存权利，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失去保障；

近几个月来还加剧了对华侨的政治迫害，不断无理传讯华侨，甚至加以逮捕；

从一九七七年初开始，公开驱赶边民和华侨回国，先是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推行针对中国的“净化边境”方针，驱赶边民和华侨回国，随后在越南全国铺开，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大批驱赶华侨的运动。

仲曦东团长指出，越南公安人员在许多地方召集华侨开会，公开说：“中央有指示，要开会动员华人回国”，“我们方针已定，不入越南籍的，都要赶走”。
看到华侨不走，就用拆房、吊销户口等手段强迫华侨回国。
越南方面还勒令华侨限期离境，同时吊销他们的户口本、购粮证、工作证，断绝他们在越南的生路。

他说，在中国方面重申严格执行中越双方制定的中越边境管理规定后，越南方面仍继续把大批华侨驱赶到越南边境口岸。
更为严重的是，越南方面蓄意在友谊关和北仑桥等边境口岸越南一侧，制造冲击中国口岸的事件。
八月八日，也就是在中越双方开始副外长级谈判的当天，在北仑桥向难侨持刀行凶，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越南公安人员竟然强行驱赶华侨进入我国境内。
八月十一日晚到十二日晨，就在谈判的所在地、越南首都河内，又发生了越南武装公安人员使用水龙、催泪瓦斯袭击正在申请办理回国手续的华侨，并将他们劫持他处的暴力事件。
这些事件显然是“越南方面蓄意恶化谈判气氛、为谈判设置障碍的预谋行动。
恰在这个时候，越南当局制造这些事件，难道不正是对你们在谈判桌上一再表白的诚意的自我嘲弄吗？”
仲曦东团长驳斥了越南方面为掩盖十六万多华侨回国的真实原因而捏造的几种说法。

他说，越南方面开始把大批华侨回国说成是“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中国要进攻越南”之类的谣言引起的，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居住在越南的广大华侨在越南艰苦的战争年代，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今天他们怎么会居然被一些无法令人置信的谣言所吓倒而大批回国呢？
他说：“事实上确有谣言，不过谣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不是别人，而是越南当局指使的人，他们把散布谣言当作执行越南中央指示，驱赶华侨的一种手段。”
仲曦东驳斥了越南方面的第二种说法，即华侨大批回国是由于“华人资本家”逃避越南南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说：在迄今回国的十六万多华侨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劳动人民，而越南北方早在五十年代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至于越南南方的华侨，绝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几个月来自越南南方被驱赶回国的华侨绝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
为什么劳动人民要逃避“社会主义改造”？
难道越南南方“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是劳动人民吗？

越南方面提出的第三种说法是“中国领导人号召华人回国参加建设”。
仲曦东说：“越南方面提不出任何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号召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回国的具体事实。
这就证明上述说法完全是虚构的。”
越南方面最近捏造第四种说法：大批华侨回国是由于中国方面掀起一个“强迫华人迁居”运动。
仲曦东说：这种说法就更离奇了。
“不管中国政府在自己国界以内有多大权力，都无法对住在越南境内的居民实行‘强迫’，更谈不上‘掀起一个强迫迁居运动’。”
他还驳斥了越方诬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设有“陈志方大使为首”的“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最高指导委员会”的无稽之谈。

最后，仲曦东团长批驳了越南方面最近抛出的第五种说法，即“华人”大批回国的首要原因是由于中国推行“反越政策”。
他说：“问题不是中国改变了对越南的友好政策，恰恰相反，是越南当局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早在一九七六年，越南全国解放刚刚一年，越南党中央委员黄松阁下就曾经对西方记者说：‘在越战时期，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
现在，越南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
……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样。
他就直言不讳地、公开地表述了越南当局对华政策的改变。”
仲曦东团长强调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在越南全国解放以后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最本质的原因。

仲曦东团长最后郑重提出：“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
对那些被驱赶到中越边境口岸的难侨，准许他们回到原侨居地，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和生活权利，以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在发言中谈到越南方面执行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的情况，他笼统地用“二十三年来”越南“严正履行了协议”这种说法，来掩盖从一九七五年越南全国解放以来这三年多期间越南当局背弃了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的事实。
在表述越南当局今天对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的态度时，他声称：在越南北方的“华人”已经完全成为越南公民，而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只是“在北方的华人还不是越南公民的时候所适用的”。
他还说，南方的华侨，“除少数持有台湾、香港身份证的华侨外，也已都成了华裔越南人”。
他不顾事实地说：“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从未就越南南方华人问题达成协议”，因而，“对南方华裔越南人不能适用这一协议”。

黄碧山在发言中用很长篇幅诬蔑中国方面，并具体指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动用了自己的秘密组织网，大肆在华裔越南人中进行活动”，“利用华人作为反对越南的阴险意图中的一张政治王牌”。
他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唆使华人暴徒对执行任务的越南干部行凶”，“开放边境口岸”让滞留在口岸的“华人”通行，否则“就必须让越南方面把他们送回原居住地，中国方面不得暗地唆使他们赖在口岸以便在边境地区制造混乱”。

仲曦东团长在再次发言中驳斥了越南方面对中国大使馆的诬蔑。
他说：“中国大使馆的活动是光明正大的。”
他风趣地说：“你们对中国大使馆的估计太高了。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大使馆简直是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在越南可以调动一切，为所欲为。
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仲曦东团长还说，在二十年当中双方执行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的情况是良好的。
只是在一九七五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方面改变了对华政策，使事情发生了复杂的情况。

他说：“我们举行谈判，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客观事实。
事实既然存在，想闭眼不承认，也否定不了它；
想混淆是非和诡辩，也不能改变它；
想嫁罪于人，同样掩盖不了它。
我们举行谈判，就要承认客观事实，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次会议进行到十五日中午。

新华社八月十五日讯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金应道少将为副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也到机场送行。

朝鲜战友在京期间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军事学院，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

新华社八月十五日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后，从莫斯科立即发出了对这一条约的恶毒攻击。

塔斯社特别恼火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塔斯社说，中日两国终于“把臭名昭彰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列入条约”。
并且说，“这一条文的目的是反对苏联”，“带有公开反苏性质”。
任何国家，只要不谋求霸权，听到反对霸权主义本无须乎心惊肉跳。
但反对霸权主义这一条是一面镜子。
猴子在镜子里照出来的是猴子脸，狼在镜子里照出来的是狼脸，苏联对反霸条款这样一触即跳，只能说明它做贼心虚，被触到痛处，这也只能表明，它还要顽固地坚持推行霸权主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圆满成功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条约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是，塔斯社却诬蔑说条约的签订是日本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这纯系无稽之谈，日本朝野对条约的热烈欢迎，足以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对日本有什么“压力”的话，那倒恰好是来自苏联。
正是苏联采取各种卑鄙手段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公然威胁要“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对抗措施”。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只不过莫斯科的这种阴谋未能得逞罢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受到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而塔斯社却胡说什么，条约“会损害日本的民族利益”。
似乎日本人民和政府不知道什么是他们的民族利益所在，需要莫斯科来指点和决定。

塔斯社还诽谤说：“这一条约的缔结是违背和平和缓和的利益的。
它首先对东南亚各国人民包含着巨大危险”，“不能无视缔结日中条约这一包含着对亚洲稳定的危险性的事实。”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东南亚各国对中日条约的热烈欢迎，就是对苏联的一记响亮耳光。

新华社讯 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八月十日宣布，苏联在最近两天内连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说，苏联八月十日的核爆炸大概是在苏联北极新地岛试验场进行的，而九日的核试验则是在东西伯利亚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