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渡槽
福建省龙海县角美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利用当地的砖、石料修建一座向东渡槽，全长五百一十米，平均墩高十八米，引水一点四秒立方米。
新华社记者摄

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07月22日）
李先念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继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农业战线上有省、地、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大家在学习、参观、讨论的过程中，联系农田基本建设，也涉及到了整个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就来讲一讲农业问题。
同志们都知道，华主席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们在本世纪内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宣布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宣布了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要达到八千亿斤的指标。
我们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我们既然说了，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努力办到。
那么，我们的农业怎样才能更快地搞上去呢？
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第1点，讲一讲坚持农业学大寨的问题。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
我们的农业要搞上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这是我国农业的根本道路。
在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时候，必须对学大寨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加深认识，决不能丢掉学大寨这个根本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和动摇，都是完全错误的。
经过了1970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特别是经过了华主席亲自主持的第1次、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技术还很落后，前些年又连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遇到的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
但是，广大农村干部、共产党员、亿万贫下中农有一股志气，有一种精神，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要依靠两只手，大规模地改造山河，使我国每年扩大两千多万亩灌溉面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大寨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现代化，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干劲，行吗？
为什么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能够大干几年，扭转南粮北调，其中山东近三年平均每年上调五亿多斤粮食呢？
第1位的就是靠学大寨。
为什么南方的江苏、湖南，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全省亩产超《纲要》呢？
第1位的也是靠学大寨。
为什么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浙江、四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能够形势一年大变，浙江恢复到千斤省，四川获得空前的大增产呢？
第1位的还是靠学大寨。
全国许许多多高产的县、社、队，都是大寨式的典型，或者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大家这次参观的苏州地区和山东的济宁、泰安地区，他们的成就，也都是认真学习大寨经验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所有这些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大寨经验的正确性，大寨精神我们永远不能丢。
将来农业高度现代化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1个高产国家了，还要把这个精神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现在有的同志，对于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又发生了犹疑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近些年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之下，有些地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确发生过一些问题，如有的降低大寨县标准，虚报成绩和产量，有的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导班子中混进了个别坏人，甚至还有那么几个“四人帮”鱼目混珠搞的假大寨县，等等。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呢？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这些年在运动中涌现的一大批大寨式的县、社、队，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
这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
学大寨运动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真空中前进的，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奇怪的。
我们绝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看不清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学大寨这个方向发生动摇。
如果是这样，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分别作出正确的处理。
对那种“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一手搞的假大寨县，必须宣布撤销其称号，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盖子，鼓足干劲，真学大寨。
对于在学大寨运动中确实有成绩，但是领导班子中混进了个把几个“四人帮”帮派骨干，搞了不少破坏活动的单位，要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坏人清除出去，同时对那里的干部、群众和他们取得的成绩，切实加以保护。
决不可搞形而上学，否定一切。
至于对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有些干部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的单位，更要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例如湖南省的安乡县委，前几年学大寨很有干劲，大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成绩显著，但是后来犯了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的错误。
湖南省委采取既严肃认真，又热情帮助的态度，很好地解决了那里的问题，使县委主要负责人真正认识了错误，向群众作了公开检讨，恢复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出现了全县上下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湖南省委所采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所有的先进单位，包括大寨和昔阳在内，对自己的工作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不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这些年学大寨运动的实践中，我们大家得到的一条深刻体会，就是学大寨必须学根本。
要象大寨那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象大寨那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象大寨那样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
昔阳第1个建成大寨县，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根本，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认真整党整风整社的结果。
全国其他地方，凡是学大寨取得了显著效果的，都是在这方面下了功夫。
如果不学大寨的根本经验，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去生搬硬套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运动也会走偏方向。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一定要象大寨那样，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胜利前进。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
两年来，这场政治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但是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我们必须乘胜前进，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去年以来，许多地方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因势利导，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一批双打”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同时，密切结合“一批双打”，进行整党整风整社，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进社、队经营管理，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收到了良好效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
各级党委应当继续加强领导，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把这个运动分期分批地深入开展起来，夺取阶级斗争的新胜利。
在这里，有必要着重地讲一下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改进干部作风的问题。
前一段，各地根据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还要继续抓下去，抓到底，抓出更大的成效来。
最近，中央连续发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一个是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前一个着重解决的是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后一个解决的是干部作风问题。
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联系当地实际，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中央指示的每一条，都要认真落实，决不能马马虎虎，不能走过场，不能空说一阵就拉倒，一定要取得切实的效果。
党的政策要落实，关键还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批判他们的假左真右，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政策，统统端正过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既不能重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也要防止“包产到户”、刮“单干风”的错误。
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
掌握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在工作中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我们落实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现在最关紧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
一条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坚决纠正那种“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现象，保证做到增产增收，分配兑现。
这两条抓好了，男女老少都高兴，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我们党历来有一个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作风，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从来是鱼水关系。
近几年，在“四人帮”的侵袭腐蚀下，有些干部把这个传家宝丢了，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坏作风，甚至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我们的干部作风也要来一个大的转变，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能够团结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要大力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扫除官气、暮气、骄气、娇气，破除懦夫懒汉世界观。
要艰苦奋斗，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
要精简机构，克服“五多”，切实改进机关作风。
在农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上，当前都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少说空话，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践第1，一切按实际情况办事，不搞浮夸，不搞瞎指挥，不搞形式主义。
那种满嘴大话、空话，不讲实效，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的坏风气，只能是图虚名而得实祸，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国内外的一切好经验，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越是工作有了成绩，越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前进。
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在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改进干部作风，就一定能够把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这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加扎扎实实地奔腾前进，高速度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第2点，讲一讲要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一句名言，他说：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工业和其他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将最终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并且一再告诫我们，农业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关系到政权的巩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民以食为天，吃饭第1”。
人们只有吃饱了饭，才能从事建设事业，发展科学技术，创造灿烂文化。
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全面进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从物质技术方面、财政经济方面、组织领导方面和人材方面，尽一切可能加强农业，建立起稳固的农业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做，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就会被断送掉，我们就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全党同志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要认真解决好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问题。
解放二十八年来，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农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一倍半，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国农村的广大干部、广大共产党员，组织在人民公社中的七亿农民，几百万国营农业的职工，顶风冒雨，战天斗地，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他们为国家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国农业的发展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现在我国农村主要还是靠手工劳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积累水平不高。
我们这样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七亿农民搞饭吃，还很紧张。
这种状况不改变，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一时上去了也要被拉下来。
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发生战争，我们就会更加被动。
我们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气，把农业搞上去。
那么，在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思想上和实践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呢？
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很不自觉，有的甚至处于完全不清醒的盲目状态。
不然的话，在许多地方和部门，不积极支持农业甚至挖农业墙脚的现象，为什么会大量地、普遍地存在呢？
我们必须向那些至今还不觉悟的同志，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使他们清醒过来，清醒得越快越好。
我们的国家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农业要搞上去，最重要还是要调动七亿农民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过去我们靠这一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今后搞农业现代化，还是要靠这一条。
在这个前提下，国家也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对农业给予更多的支援。
一、农业投资要适当增加。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一贯方针，根据华主席关于要更好地支援农业的指示，今年召开五届人大的时候，我们对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作了较大的提高。
现在，考虑到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需要，同时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好转，财政收入增加，有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准备再进一步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中央支付的国家农业投资要增加，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投资，也要增加。
分配农业投资时，要照顾到边远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帮助他们尽早改变落后面貌。
江苏省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地、县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用于农业，其他省、自治区也应该仿照实行。
有的地方不是这样做，而是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任意挥霍人民财产，这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二、加强农业信贷。
大力办好农业信贷，这是增加农业资金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人民公社要办机械化，搞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举办社队企业，搞农田基本建设，除了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以外，还要有信贷扶持。
我们考虑要恢复农业银行，以便更好地吸收农村存款，用于农业建设。
农村存款利率要适当提高，对农业贷款的利率要适当降低，国家还要有计划地举办若干专项的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以便更好地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三、进一步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解放以来，我国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差价，总的来说是逐步缩小的，但目前农产品收购价格仍然偏低，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过高。
这是影响到许多社、队生产费用大，成本高，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水平低，甚至增产不能增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对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作进一步的合理调整，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
这是中央早已确定了的原则。
具体的调整办法，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实行。
四、千方百计提高支农工业品的质量。
目前很多支农工业品质量不高，特别是农机产品的质量很差，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这种状况必须坚决地迅速地加以改变。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工业部门，所有的工厂企业，全体职工同志，都要关心质量，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许出厂，已出厂的要坚决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制度，情节严重的还要在经济上赔偿社、队所造成的损失。
应该认识到，这样做不仅是工业部门对支援农业所应尽的义务，而且它对工业本身的提高和发展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五、大力扶植社、队企业的发展。
这对于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
我们要求，有资源的地方，社、队企业要多搞些原材料，多搞些开矿业。
农副产品的加工，特别是粗加工部分，原则上应由社队企业经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这一点。
城市工业的部分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有条件的可以扩散到农村去，支援社队企业，实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
可能有些社队企业一时产品质量不高，但不能因此而不支持他们的发展，要积极帮助他们改进设备，培养人材，提高技术。
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在价格上和国营工业产品实行同质同价。
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在资金、原料上给以必要的支持，把他们的产供销纳入各级的统一计划，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搞好生产。
六、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
过去我们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坚持实行这个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城乡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实行这个政策。
对超额交售的粮食，仍适当提高价格，以鼓励农民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对超产部分，要从实际出发，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可以多购一点，有的可以多留一点，社员口粮可以多吃一点。
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以上这些措施能不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以后能不能用得确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执行得好不好，关键在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
我希望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这些综合部门，还有农林水利部门、轻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供销部门、劳动物资物价部门、科学技术部门、文教卫生部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根据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农业的一系列指示，认真地检查一下在你们那个部门、那个地方的实际工作中，在你们制定的各行各业的具体方针、政策、办法和规章制度中，究竟对农业是促进还是促退？
究竟对农民是办了好事，还是增加了他们的不合理负担？
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矛盾，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出切实抓好农业、支援农业的具体措施。
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经要求中央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做出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的方案，并且每年检查总结一次执行情况，将结果报告中央，你们对这个指示还记得不记得？
做了没有？
做得怎么样？
做得好的，应该受到表扬；
做得不好的，应该迅速改正过来。
前一段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做得不好可以原谅。
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谁要是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仍然采取不严肃认真的态度，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中央早已明确指出过，农业比重大的省要抓好农业，工业比重大的省更要抓好农业，地、县两级党委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农业。
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考察党委“一班人”及其一、二把手的工作搞得怎么样，首先看农业搞得怎么样，这是主要标志。
你那个地方，学大寨不上路，山河面貌不变，农业产量长期上不去，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辜负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期望。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农业搞上去了，一活皆活，各项工作就都好办了。
反之，农业上不去，大家吃不饱饭，其它工作肯定也办不好。
搞农业的同志，任务是艰巨光荣的。
农业战线上成绩卓著的同志，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表扬和奖励。
我希望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全国两百多个地区、两千多个县的党委同志们，都要充分认识农业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心中时刻想着七亿农民，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坚决把农业搞上去。
第3点，讲一讲有关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的问题。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首先是建立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接着是建立在对农业实行集体化的基础上，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对农业实行全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只有作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也才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当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各省、市、自治区要建立支农工业体系，坚决按照专业协作的原则，抓紧对农机工业进行改组，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提高质量，增加生产。
现在，农机工业生产不协作，产品型号不统一，品种规格又杂又乱，零部件不能互相通用，这种“百花齐放”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和容忍了。
如果再不改变，就不是支农，而是坑农，老百姓是要骂娘的，而且已经在骂了。
我看，他们骂得对，骂得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支持一机部当“秦始皇”。
不过一机部对农机工业如何改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与有关的部门和地方协商，迅速提出实施方案。
你们不这样做，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已经有了方案的，决不能只写在纸上，要抓紧落实，哪里有阻力，就解决哪里的问题。
秦始皇都懂得“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连这点起码的统一都不要吗！
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我们还必须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支农工业要大中小并举。
目前小型的拖拉机已经比较多，要多生产一些大、中型的。
为了保证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要明确规定一定比例的钢材、资金用于农业机械制造和维修。
全国各地现有的小化肥厂要继续办好，挖潜、革新、改造要抓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同时，国家要再建设一批大化肥厂，做到1985年每个省都有一个。
要广开肥源，大搞农家肥。
化肥要和有机肥结合，有机肥要和沼气结合。
农机站的建设，除了社队自办的以外，国家要有计划地办好一批，既加强对穷社、穷队的支援，又起示范作用。
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提出过，全国每一个省，都要集中力量搞好一个全盘机械化的县，几个大城市的郊区更要先行一步，取得经验。
为了确保这项重大措施的落实，我们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工业基础强的省要在两三年内，比较弱的在三五年内，保证实现这个要求。
对这些县，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要大力支援，省、地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在这些县，农业机械如何配置，耕作制度如何改革，作物如何布局，科学种田如何跟上去，人材如何培训，经营管理如何相适应，都要摸出一整套经验来。
这样，我们在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上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全国亿万农民就有了前进的榜样。
在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实行“八字宪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明确主攻方向，对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早，行动快，抓实效，决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拉拉。
譬如说，种子抓好了，不仅能大幅度增产，光全国一年节约的种子粮就可以有百把亿斤。
各级农林部门要切实抓紧，各有关方面要大力支持，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们办农业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当然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但也不能生搬硬套。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九分地，只有实行精耕细作，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能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有山区有平原，有丘陵有涝洼，有旱地有水田，各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差别也很大。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考虑到这些基本特点，在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下硬功夫，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高产国家。
当我们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时候，还要十分注意认真地、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
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都要加以总结。
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方各省同志，都到苏州地区进行了参观。
他们全地区五百几十万亩粮田，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一千四百多斤，有二十多万亩达到了一亩一吨粮，这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水平。
他们大搞“吨粮田”建设的群众运动，联系实际，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有重点地提出了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科学要求，把科学种田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
他们的经验是很好的。
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有许多好的经验。
我们现在不仅有了一大批高产的社、队，而且有了许多高产的县，有了一些高产的地区，这些经验都要好好总结，认真推广，使它们在全国开花结果。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地讲一下提高各级干部管理农业的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
随着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农、林、牧、副、渔以及社队工业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
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会如何管理农机站、农业科学实验网、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不懂得一点土壤学、栽培学，不学会如何组织现代化多种生产的综合经营，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社员没有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懂得使用电力、机器、化肥、农药等等，也就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我们不仅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种农业科学技术专业人材，培养和造就懂得管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经济工作干部，还要普遍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农业劳动者。
特别是农机手，一定要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否则不准开机器。
要加强农业科研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
农业大专院校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等农业专科学校要广泛设立。
农村普通中学也要设农业课，小学要有农业科学技术的教学内容，从青少年起就培养他们爱农业、爱科学。
要在农村普遍举办农民夜校和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大力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我们经常说，就比较而言，实现农业现代化比实现工业现代化更难一些，搞八千亿斤粮食比搞六千万吨钢更难一些。
我希望农业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对这一点都能够有足够的认识，觉悟得越快越好，从而鼓起“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巨大热情。
有了这一条，过去我们既然能从不会搞土改学会搞土改，从不会搞集体化学会搞集体化，那么今天也就一定能够学会搞现代化。
这是毫无疑义的。
历史赋于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担当起来，也一定能够担当起来。
第4点，讲一讲农林牧三结合的问题。
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为农林牧的三结合大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毛主席说过，“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
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
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
农林牧三者缺一不可，必须放在同等地位。
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相当严重地忽视了林业和畜牧业。
如果再不觉悟过来，再不把这项事业放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那么，不仅光山秃岭得不到改造，草原不能很好利用，而且现有的森林还将继续遭到破坏，草原继续蜕化，再过上几十年，我们国家的自然条件就会变得更坏，我们对子孙后代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
我国宜林荒山荒地很多，森林覆盖面积却很小。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大搞植树造林，才能更好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增加雨量，这对于保证和促进农业的高产稳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前些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有的地方大片树林被烧毁，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我们要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的经验，制定和颁布森林法，把现有森林经营和保护好，坚决打击破坏森林的少数坏人，禁止乱砍乱伐，纠正重采轻造、忽视管理的错误作法。
应该边伐边种，种的比伐的多。
要因地制宜，积极营造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大搞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
要大搞群众运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地抓下去，努力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造福于子孙万代。
我国可以利用的草原有三十多亿亩，有世界闻名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和巩乃斯等大草原，这还不包括南方山区很多适合于放牧的草场。
但是，我国畜牧业产值只占农业产值的百分之十三点九。
我们必须在大养其猪的同时，大养其牛，大养其羊。
猪主要吃粮，牛、羊主要吃草，我们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草原充分利用起来，加速草原建设，提高草原载畜量。
南方有一些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都可以因地制宜搞畜牧业，充分利用山岭草地养牛养羊。
我们还要积极地养兔、养鸡、养鸭、养鹅，发展家禽家畜。
在农业投资中，要提高对畜牧业投资的比例，列入国家计划，兴办一些现代化的畜牧场。
在这方面，既要努力采用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和科学技术，在场房建设上又要因陋就简，节约资金，不要摆排场，讲阔气，要讲实效。
在大力抓好林业、畜牧业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海洋、滩涂和内陆水面，积极发展渔业和其他水产事业，努力开辟外海渔场。
要改进技术，加快捕捞、养殖、加工、储运的机械化，扩大精养高产面积，有条件的要发展工厂化养鱼。
目前，水域的污染已经成为妨碍水产事业发展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必须迅速采取坚决的措施，切实保护水产资源。
同时，要严禁一切有害的捕鱼工具和捕鱼方法，严格执行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
我们有些地方，历来称为鱼米之乡，现在没有鱼吃，这些地方的领导要好好想一想，认真检查一下，为什么在你们的领导下，水里不长鱼或者单产很低呢，或者有了鱼也捕捞不上来呢？
总之，就全国来说，我们的方针是：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就不同的地区来说，林区应以林业为主，牧区应以畜牧业为主，渔区应以渔业为主，经济作物区应以经济作物为主。
对各种粮食作物和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都要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这样，我们整个农业的结构就会更加合理，农业的发展速度就能够大大地加快。
第5点，讲一讲农田基本建设问题。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措施。
我们必须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进一步动员全国七亿农民，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条件。
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都能够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上来进一步提高认识，树立雄心壮志，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
我相信，经过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够掀起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我们所以特别强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是从我国农业所处的自然条件出发的，也是根据多年来农业学大寨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
我国不论南方北方，都经常受到旱涝威胁，每年受灾面积往往在几亿亩以上，农业生产不稳定。
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认真学大寨，学昔阳，学苏州，学山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些地方，农业所以能够较大幅度的增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如果天天喊学大寨，但对当地山河面貌没有多大改变的现状视而不见，对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生产条件的呼声充耳不闻，学大寨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认为这是很可耻的。
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坚定不移地搞，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今后，国家要继续兴办一些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抓紧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抓紧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同时要多搞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以小型为基础，做到大、中、小相结合。
要依靠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群众性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更加广泛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的主攻方向，首先要在搞好现有工程和农田上下功夫。
抓好了这一条，全国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
因此，我们要大力进行工程配套，平整土地，加强管理，推广喷灌等新的灌溉方法，以利于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粮食亩产已经超《纲要》的地方，要进一步建设“双纲田”、“吨粮田”。
在这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水产资源的情况下，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垦荒地。
要与海争地，与河争地，多造出一些耕地来。
在山区、丘陵造地，一定要一次建成水平梯田，不要搞成“三跑田”，以防止水土流失。
治河造地，一定要留有出路，保证防洪安全。
国家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东北、西北进行较大规模的垦荒，社、队也要因地制宜，多造一些耕地。
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今后搞农田基本建设，能不能用相当于过去一半的人力，搞出与过去同等的工程，甚至更多更好？
我想，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是能够办到的。
过去，我们老是统计多少人上阵，从今年起，不再统计了。
今后，哪里用人少，工效高，质量好，就表扬；
哪里用人多，工效低，质量差，就批评。
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我们要把农村三亿多劳动力认真组织好。
要根据农、林、牧、副、渔各业和社队企业的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把劳动力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农田基本建设要搞得多快好省，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搞好规划。
省、地、县、社都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依靠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三结合，充分走群众路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规划。
规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符合实际情况，抓住关键，明确主攻方向。
没有正确的规划，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
其次，县、社要有常年施工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要加强技术培训，逐步提高机械化施工水平，提高工效，保证工程质量。
第3，整个施工队伍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
要把那些不怕苦、不怕鬼、不怕邪的同志提上来，领导这个工作，他们既能上第1线直接指挥，又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上面提的那些要求才能有保障。
施工队伍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打乱仗。
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大搞，二要注意政策。
组织社会主义协作搞会战工程，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认真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解决好社、队之间的互利问题。
我相信，全国大干三、五年，山河面貌一定会大改观，农业大上就更加有了把握。
同志们！
粉碎了“四人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十一大路线，确定了宏伟的新时期总任务，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备起来，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目标明确，航向已定，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搞好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我们要把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逐级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扬和奖励他们的成就。
我们的所有同志，包括各级领导同志在内，都要在工作中来一个比赛，看谁对国家对人民作出的贡献大。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决心和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亿万群众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附图片）
李先念副主席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

深切悼念我们的好部长罗瑞卿同志
赵苍璧　杨奇清　汪金祥　于桑　凌云　席国光　吕剑光　高文礼
敬爱的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噩耗传来，全体公安干警无比悲痛。
罗瑞卿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也是我国公安政法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一）
罗瑞卿同志一贯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
他在红军时代从事党和军队的保卫工作时，就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确定的保卫工作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正确政策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第1任公安部长期间，无论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还是在日常工作中，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
他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典范。
全国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政权刚刚被推翻，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里应外合，复辟反动统治。
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
公安机关担负着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政权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党中央针对当时敌我斗争形势，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罗瑞卿同志具体组织了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和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
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等一系列指示，多次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镇反、肃反任务，提出具体政策和有力措施。
他一再教育我们：
“镇反工作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进行，党委领导是关键，公安机关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要我们怎样干，我们就怎样干”。
罗瑞卿同志始终站在镇反、肃反斗争的第1线，经常带领干部到各地考察工作，了解情况，检查督促，总结交流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6年，他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有关镇反、肃反和工作报告就有二百八十多件。
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亲自审阅，作了许多批示，有些还转发全国。
1951年03月，罗瑞卿同志写给毛主席的关于城市镇反工作的考察报告，毛主席阅后当即批转各地，指出：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作中央的意见予以执行，并据以检查镇反工作。
罗瑞卿同志对关系到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案件，都事先报请毛主席、党中央审批，事后报告贯彻执行情况。
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公安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做出了榜样。
毛主席指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反，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教育我们说：
“人民公安工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镇反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参加镇反工作。”
他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北京市和一些地方的座谈会、控诉会、宣判会，亲自向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宣讲镇反、肃反的伟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表彰对敌斗争的先进人物，表达彻底镇反、除恶务尽的决心，给予人民群众和公安干警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罗瑞卿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保证镇反、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和保卫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同资产阶级的反抗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950年05月，罗瑞卿同志在第1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坚持了公安保卫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原则。
但在报告送审时，有人说现在是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不要强调党委领导，还是改为行政领导为好，并把文件中写明党的领导的地方，统统改为行政领导。
罗瑞卿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支持罗瑞卿同志的正确意见，明确指出：
凡将党的领导作用删去而改为笼统字眼或改为单纯行政领导的地方，原稿是对的，删改是不对的，均应恢复原稿。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攻击镇反、肃反运动“搞错了”、“搞糟了”，全盘否定镇反、肃反的伟大成绩。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罗瑞卿同志写文章，做报告，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右派的无耻谰言，顶住了妖风。
在一次会议上，一小撮右派头面人物，就镇反、肃反问题攻击罗瑞卿同志。
罗隆基阴阳怪气地说：
“你这面罗敲得真响呀！”
罗瑞卿同志针锋相对地回击罗隆基的挑衅，说：
“我们这两面罗不一样，我是敲在点子上，你是敲在梆子上。”
驳得罗隆基狼狈不堪。
罗瑞卿同志在总结这场斗争的时候，向公安部的干部深刻指出：
“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右派，为什么对肃反如此痛心疾首呢？
这是因为把反革命搞掉了，使他们丧失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盟军，他们感到更加孤立了。
他们攻击肃反，实际上是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肃反斗争的正确、成功和先进，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他还告诫大家：
“今后在这方面还会有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有准备，思想要明确，立场要坚定，要善于辨别风向，在任何风浪中也不动摇。”
罗瑞卿同志的预见，为后来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具体运用于我国公安工作实践，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干。
1956年09月，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领导镇反、肃反
运动的主要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
线。
毛主席为他的发言带头鼓掌，周总理称赞他讲
的好，并指示《人民日报》在第2天全文发表。
一九
五八年05月，罗瑞卿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
《公安工作必须进一步地贯彻群众路线》的发言，明
确指出：
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它的根本特点就
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把公安工作置于党中央和
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在工作中实行放手发动
群众、大胆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
实践中一个独特的创造”。
为了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
彻底克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残余，使公安机关更
加群众化和更加革命化，他要求全体公安干警树立起
坚强的群众观点；
要认真重视和支持群众的创造；
要
学会结合中心工作，结合生产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
切实改进领导方法和组织工作；
要修订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
要切实加强各项专门业务工作；
要正确解决
公安干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他的发言充分体现了
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使群众路线在公安工
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发展。
同年07月，罗瑞卿同志
在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指
出：
这条路线，概括起来就是：
党委领导，群众路线，
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严肃与谨
慎相结合，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严格区分和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严
禁逼、供、信，遵守革命法制。
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到
会同志说：
“搞出这么一套，不仅今天需要，我们这一代做公安工作需要，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更需要。”
“将来我们不能工作了，我们的后一辈就要接班。
我们这一套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就要好好总
结起来，传下去，传给他们。”
今天，我们重温他二十年前的这些话，感到无比亲切，受到深刻的教育。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捏造种种罪名，恶毒攻击罗瑞卿同志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诬蔑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统治地位，“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他们如此疯狂地攻击罗瑞卿同志，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把公安机关变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
（二）
罗瑞卿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继承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工作经验，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领导下，建设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完备的公安工作体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罗瑞卿同志率领公安干警，积极开展隐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蒋帮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破坏活动。
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根据毛主席要学会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隐蔽斗争的指示，教育干部说：
经过镇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敌人是不会死心的，今后斗争会更尖锐、更复杂，我们必须加强同隐蔽敌人的斗争。
这项工作搞好了，不管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搞得多么巧妙和多么隐蔽，一定会继续遭到失败。
罗瑞卿同志根据隐蔽斗争的特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侦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和方法。
他强调侦察工作必须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充分依靠群众，严格执行毛主席规定的在党内不准搞侦察这条铁的纪律。
他指出：
“侦察工作仅仅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自己的，公安机关无权在党内搞侦察。
这一点过去已有规定，仍应随时注意。”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罗瑞卿同志精心组织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了特务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阴谋。
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教导，十分重视加强治安管理，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秩序。
他经常教育干部：
“要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要给人民创造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解放初期，他带领广大公安干警积极参加镇反、清匪、反霸、禁毒等群众运动，打击惯盗惯窃、流氓头子，取缔妓院、赌场、交易所，清除了旧社会的渣滓，很快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同时确定了我国治安行政工作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治安管理法规。
这些法规对阶级敌人是震慑力量，对人民内部不遵守法纪的人是有效的约束，对安全生产和社会秩序是有力的保障。
在罗瑞卿同志主持公安工作的十年间，由于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改造了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加强了同各种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开展了安全运动，加上有力的治安管理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称赞和国际友人的热情赞扬。
罗瑞卿同志遵循毛主席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思想，具体组织领导了对罪犯和地富反坏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他对做劳改工作的同志说：
“强迫罪犯劳动，是消灭反革命阶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只会侦察、破案、审讯，而不懂得去改造他们，那么，我们的工作只是做了一半。
只有既懂得并善于打击那些反革命分子，又懂得并善于改造那些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彻底地消灭
反革命破坏活动，也有利于最后消灭反革命阶级。”
他
坚决遵照毛主席“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的
教导，实行“改造第1，生产第2”的方针，经常教
育干部要正确理解这个方针的重大意义，明确劳动改
造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生产也
是为了改造。
在他的亲自带领下，经过广大公安干警
的努力，劳动改造罪犯和依靠群众监督改造地富反坏
分子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把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和罪
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在科学技术上还
有发明创造；
同时把大批国民党的和日本的战犯改造
过来了，连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为新人。
这种人间奇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显
示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
在指导审理案件上，罗瑞卿同志一贯强调一定要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
供信。
他总是教育公安干警要分清敌我，严格划清好
人和坏人的界限，在具体政策上要区分反革命问题和
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反
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
界限。
1950年镇反时，他就指出：
抓反革命“要取得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要反对逼供信，更要坚决
反对动用肉刑。”
他谆谆告诫说：
“这一点是我们长期肃反斗争中的宝贵经验，切不可忘记。”
1955年内部肃反时，他又严肃指出：
“要坚决反对逼供信，谁要犯
了这种错误，就要按纪律办，甚至要负刑事责任。”
罗瑞卿同志同一切逼供信行为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搞逼供信的人和事，从不放过，一经发现，就坚决纠正，严肃处理，给公安机关培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好传统、好作风。
罗瑞卿同志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作了一系列努力。
建国以后，他参加起草我国第1部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在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制定了几十种规章条例，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针对当时有些公安干警不重视不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说：
“遵守法制，既有利于镇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防止粗糙草率。
遵守法制，可以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使我们同群众更加亲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
“全体公安人员都应当成为遵守法制的模范。”
他针对有些公安干警认为公检法互相制约，依法办事，是增加麻烦，束缚手脚的错误思想，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他说：
“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更要守法，一定不要搞错，不要把好人搞成反革命。
一定要按照法律手续办事，捕人、起诉要经过检察院；
对罪犯的判决，由法院依法判处，不要参与量刑工作。
有了不同意见，要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以法律为准绳，报请党委解决。”
他一再强调：
“公安机关尤应注意谦虚、谨慎，多作自我批评，不应责备别人，埋怨人家。”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机关的党羽，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大搞“砸烂公检法”的罪恶活动，把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侦察工作诬蔑为“资敌通敌”、
“里通外国”；
把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管理工作诬蔑为“管卡压”；
把劳动改造罪犯的工作诬蔑为“积蓄反革命力量”；
把同敌人作面对面斗争的审讯工作诬蔑为“和平谈判”；
把社会主义法制诬蔑为“封资修的东西”；
并把罗瑞卿同志呕心沥血，广大公安干警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套公安业务工作，诬蔑为“反革命业务”。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十分痛心地说：
“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
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
这是对罗瑞卿同志在公安工作上重大建树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公安工作罪行的深刻批判。
（三）
罗瑞卿同志极为重视公安队伍的建设。
他把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运用到公安队伍的建设上，为建立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敌人所惧怕，为人民所喜爱的公安队伍，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付出了大量心血。
全国解放初期，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精神，经常告诫我们：
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为了加强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罗瑞卿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
1951年他就指出：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大多数同志又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1952年，罗瑞卿同志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公安会议，作出了《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各级公安机关普遍设置了政治机构，配备了政工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罗瑞卿同志一直把政治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常教育干部说：
“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
一个军队政治工作做不好是不能打胜仗的，公安机关也是一样。”
他的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罗瑞卿同志坚持把思想教育摆在政治工作的首位。
他说：
“我们同敌人的尖锐斗争，往往会反映到我们的内部，因而公安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丝毫也不能忽视和放松的。”
“我们的思想阵地要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来侵蚀我们。”
他要求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服从党委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忠于职守，对敌狠，对己和，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列为公安干警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
强调必须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特别要反对居功骄傲、特权思想和国民党旧警察作风。
他亲自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些同志不安心公安工作，他就教育这些同志说：
“毛主席叫我当警察，我是愿意干的，你们干不干？
我相信你们也会干的。
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它一辈子公安工作好不好？”
他还反复教育干部，不要在党和人民面前居功骄傲。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向毛主席汇报，谈到某些公安人员在镇反运动后有骄傲自满情绪，并向毛主席说，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取得的，公安人员不应该骄傲。
毛主席说：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即使镇反的成绩和功劳都是你们的，你们就应该骄傲吗？
罗瑞卿同志对我们说：
毛主席的话说到家了，把骄傲的门完全堵死了。
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
罗瑞卿同志经常教育公安干警，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警民关系，不要耍特权，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沾染旧警察作风。
为人民服务要真心实意，服务得很用心，服务得很好。
有了错误和缺点就要诚心听取群众批评，绝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或者是阿Q头上的癞疮疤揭不得。
他说：
警民关系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准是看人民群众敢不敢批评我们，把我们看成自己人还是看成外人。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到重庆，在视察一个派出所的工作时，问一个民警：
“你下户口段，老百姓叫你什么？”
这个同志回答说：
“叫我段长。”
罗瑞卿同志说：
“叫你段长，就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小李那样亲切啊！
这就表示群众不把你看作是他们里边的人。
同志，你要很好警惕啊！”
上海有个民警，群众贴了他的大字报，思想搞不通。
罗瑞卿同志亲自做说服工作，对他说：
“老百姓不仅批评得很对，而且表示人民群众真正站起来了，自古以来，什么时候老百姓敢于批评警察？！
只要人民不怕我们，并且敢于起来批评我们，监督我们，把我们看作
自己人了，那我们就真正无愧于人民警察的称号，同国民党的警察在原则上就真正区别开了。”
罗瑞卿同志号召我们要好好学习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
他经常教育公安干警，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规定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爱民月活动，派出所要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坚持周总理提倡的纠正违章先敬礼。
这些措施大大密切了警民关系，促进了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
罗瑞卿同志在队伍建设上，一贯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忽视政治，也反对空头政治，坚持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坚持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辩证统一。
他要求公安人员必须又红又专，具备三个条件：
第1，要政治可靠；
第2，要搞得赢反革命；
第3，要作风正派。
他说：
要搞得赢反革命，就是要精通业务，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学会同反革命斗争的机智与本领。
不学习业务，不懂得工作方法，毫无常识，遇事蛮干、盲干的人，是和人民公安人员的称号不相称的。
他要求我们：
做那一行就精通那一行，就要钻到里边去，成为内行，而不是外行。
在罗瑞卿同志的倡导下，各地公安机关大练基本功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公安干警的业务水平大大提高，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罗瑞卿同志十分注意培养提高干部。
他经常到公安学院给学员讲课，或请人来公安部作报告。
他及时把国际形势、阶级斗争的动向、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传达给同志们，使大家胸怀全局，眼界开阔，革命斗志旺盛。
罗瑞卿同志十分强调公安队伍要纯洁，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提醒大家，敌人经常在处心积虑地破坏人民公安机关，他们千方百计地派遣坏人混入我们内部，并在我们队伍中寻找某些不忠实、不坚定以及腐化堕落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在罗瑞卿同志的领导下，公安机关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以及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及时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少数坏人，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猖狂进攻。
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战斗力的。
林彪、“四人帮”在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的同时，恶毒诬蔑这支队伍“反动、顽固、狡猾”，是“一股反动势力”，叫嚣要“彻底砸烂”、“彻底换土”，对广大公安干警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林彪、“四人帮”的这些罪恶行径，充分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别动队，为其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服务。
（四）
罗瑞卿同志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和优良作风，是久为人们所赞扬的。
他对党一片丹心，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无限崇敬和热爱。
他称颂“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始终象北极星一样明确”。
他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件件有着落。
毛主席有了紧急指示，不管是什么时间，那怕是深夜，他都马上把党组和有关同志召集起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的措施。
罗瑞卿同志把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作为公安工作的头等大事，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缜密无懈。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罗瑞卿同志都亲自部署安全警卫工作，亲临现场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倾注了他对毛主席无限爱戴的深情。
罗瑞卿同志一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亲自指定罗瑞卿同志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
他对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十分感动，更加孜孜不倦地系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并且组织公安干警认真学习。
他联系公安工作的实际，正确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正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
罗瑞卿同志对阶级敌人坚决斗争，毫不手软；
对人民群众，对自己同志，则满腔热情，以诚相待。
他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反对拉山头，搞宗派。
他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要求很严，有了缺点或错误，又主动承担责任。
他在政治上关怀爱护干部，在生活上也非常体贴干部，要求我们和大家同甘共苦。
他对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说：
“福利事业，要照顾广大下层干部，照顾有病的和小孩子。”
大家都说，在罗部长领导下工作有劲头，心情很舒畅。
罗瑞卿同志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有话当面说，有不同意见就拿到桌面上来，他对搞小动作、搞阴谋诡计的人切齿痛恨，坚决斗争。
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勇于自我批评，不象有的人那样，文过饰非，诿罪于人，甚至诬陷好人。
毛主席、周总理对公安部和他本人的批评，他总是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认真作自我批评，教育干部。
他常说：
“毛主席和中央的批评，就是促进！”
有一次，毛主席对公安部的一项工作提出批评，罗瑞卿同志马上召开党组会议传达，研究改进措施，并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罗瑞卿同志对工作总是一分为二，他说：
“不去正确地估计我们的成绩，就不能激励我们提高信心，继续前进。
同样，不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不能在工作中取得完备的经验教训。”
他把公安工作的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严以责己。
他这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好作风，给广大公安干警树立了榜样。
罗瑞卿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
他深入实际，亲自作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和民警谈话，开座谈会，口问手记，非常认真。
他反对那种不亲自动手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批评公安部有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办事只靠科员、办事员，离开“拐棍”就不能走路。
他作报告、讲演、讲课，都亲自做准备。
他批示文件非常明确、具体，从不含糊其词。
罗瑞卿同志不愧为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进行的种种残酷迫害，丝毫抹杀不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敌人对他的一切诬蔑诽谤，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反而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
罗瑞卿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中日两国围棋手在京比赛
新华社北京08月13日电
日本业余围棋队同北京围棋队今天在北京进行了比赛。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日本业余围棋友好访华团团长三木良一、最高顾问桥本宇太郎和夫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村田文男，出席观看了比赛。
今天的比赛双方各有十八名选手，其中日本有四名专业棋手、十四名业余棋手。
比赛结果，北京队四名选手对日本四名专业围棋手取得了一胜一负两平的成绩；
北京队十四名选手对日本十四名业余围棋手取得了十胜四负的成绩。
日本业余围棋友好访华团是11日到达北京的。
12日晚，中国围棋协会为欢迎日本朋友举行了招待会。
今晚，日本业余围棋友好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从废纸中抢救图书文献
最近，我见一位街坊把1950年的《大众电影》作为废纸卖掉了。
大批过期书刊杂志当作废纸、包装纸零星用掉，或打浆销毁，十分可惜。
十七年期间的文学书籍、文艺杂志，是研究建国以来文学史、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的珍贵历史资料。
建议全国各地都建立相应的旧书店，经营此项业务。
请北京中国书店同全国废品回收部门联系，就地回收，就地供应。
或编制目录，全国同行互通有无。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希望尽快看到它的效果。
山西太原文庙巷十六号　薛　苾
答　复
薛苾同志的建议很好。
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各大中城市新华书店一般都经营旧书刊收售业务。
废品回收部门回收的旧书刊一般也都经当地书店鉴别挑选后再作废纸处理。
前几年，“四人帮”挥舞“黑线专政”论大棒，把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书刊一概诬蔑为“封资修”毒草，书店的旧书刊收售业务基本停止了。
鉴于收售旧书刊对于保全文献资料和充分发挥旧书刊的作用，节约出版用纸，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即将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书店迅速恢复这项工作。
新华书店总店

办案人员的榜样
张海燕同志来信感谢杜好先、张国钧两位办案人员。
我们把信送请公安部帮助核实。
回信说，张海燕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杜、张二同志在“四人帮”猖獗时候，确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受迫害的同志。
北京市公安局是“四人帮”那个黑干将直接控制的一个单位。
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要想做点好事，可以想见是多么困难，要担多大风险！
但是，杜好先、张国钧同志勇敢而机智地做了，做得好！
“四人帮”疯狂“砸烂公检法”，内容之一，就是要“砸烂”杜好先、张国钧这样的同志，为他们篡党夺权翦除障碍。
但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公检法战线的英勇战士是压不垮、砸不烂的，杜、张二同志就是好例子。
杜、张二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敢于坚持党的原则；
今天，华主席、党中央一再号召纠正一切错案、冤案，却有一些人执拗地不肯实事求是地改正过去办案中的错误，面对那些明明处理错了但还没有得到平反的同志的痛苦和冤屈无动于衷。
我们希望一切办案人员，向杜、张二同志学习，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严守法纪，无保留地对革命事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

北京的牛奶供应越来越不方便群众
近日来，连续收到北京读者来信，对北京市牛奶公司新规定的使用奶证，定量、定时、定地点售奶的办法提出意见。
几个多年订购牛奶的读者感慨地说：
北京市现在实行的牛奶供应办法是倒退了三步：
第1步，从十多年前的送奶到户退到送奶到胡同或大街；
第2步，退到在几条街、十几条胡同设一个售奶站；
第3步，退到最近的凭证取奶。
有的读者说，牛奶公司使用奶证取奶的理由是夏天奶易坏。
这是“转嫁危机”。
有的双职工三班倒，有的临时开会、学习或出差，没按规定的时间去取奶，这一天就算作废了。
读者说，这样太不合理了。
读者要求北京市牛奶公司考虑用户意见，改进工作，方便群众。

感谢这样的办案人员
我父亲张艾丁是北京京剧团的干部，京剧《杜鹃山》1964年演出本的主要编导。
1967年05月，经江青下令，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父亲被加上“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军”的罪名逮捕入狱。
负责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杜好先、张国钧同志，没有被江青的淫威吓倒。
他们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用了五年的时间，对我父亲的全部历史及其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后，于1973年推翻了江青一伙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作了合乎事实的结论。
上报待批之后，他们多次同我父亲的单位联系，让我父亲回单位参加运动等待处理。
北京京剧团的个别人百般刁难，不让我父亲回单位。
还说什么：
“抓人是江青签的字，放也得江青签字。”
两位办案人员一方面上报，让我父亲于1974年08月监外就医；
一方面绕过江青一伙，报请有关负责同志审查批准。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大批革命干部相继获得解放，我父亲于1975年08月获得释放，恢复原职。
谁知半年之后，我父亲又被“四人帮”的亲信于会泳控制的文化部强迫退休。
“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位办案人员多次到我家了解我父亲和全家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
他们协助文化部以及北京京剧团新的领导，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今年04月04日文化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为我父亲公开平反。
历时十一年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这十一年，由于父亲入狱，我们全家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
为了早日解决父亲的问题，我曾给北京京剧团、公安局及其他有关单位领导写过一百多封信。
这两位办案人员认真对待我的来信，并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帮助。
父亲被审查期间，我请他们二位转一封信给我父亲。
当时，按规定，我们和父亲是不能直接通信的，他们就借审讯的机会把信念给我父亲听。
当父亲得知全家人都很好时，哭了。
这封信增加了他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1973年春节，我结婚了。
此时父亲已入狱六年。
我很想念父亲，也很想让他得知我结婚的消息，让他高兴高兴。
为此，我给公安局写信要求跟父亲见一面。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谁知几天后，一位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妈妈，说同意安排在狱中见面。
至今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见面，仍然十分激动。
我感谢这样的办案人员。
1973年夏天，我继续给有关领导写信，要求早日解决父亲的问题。
在信中我不指名地骂了“四人帮”。
办案的同志收到信后，马上给我妈妈打电话，让我们安心等待。
他们说，关于我父亲的问题，“凡是你们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你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替你们想到了。
我们办不到的事，你们也办不到。
请转告你的孩子，让他再别写信了。”
短短的几句话，充满了对我们的同情和爱护。
1974年08月，我妹妹在内蒙古插队的单位得悉我父亲出狱的消息，为了使我妹妹免除因我父亲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赶上当年招生，派专人来京外调。
“四人帮”控制的北京京剧团拒不接待。
后来，还是两位办案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
我两个弟弟申请入党和参军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几件事，都由于结论还没批下来而未办到。
今天回想起来，虽然感到遗憾，但对两位办案人员来说，他们已经作了所能作的全部工作，尽了很大的努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
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运输处张海燕

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离京回国
杨勇、何正文副总参谋长等前往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08月15日电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金应道少将为副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也到机场送行。
朝鲜战友在京期间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军事学院，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在沪举行首场演出
彭冲等同志出席观看演出
新华社上海08月15日电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今天晚上在上海市举行首场演出，受到全场一千八百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3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王一平、韩哲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恺，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出席观看了演出。
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国立交响乐团团长张澈，第1副团长金元均，副团长李锡奎、郑春焕，陪同观看演出。
陪同朝鲜国立交响乐团来沪的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也观看了演出。
在今晚的音乐会上，朝鲜艺术家们激情满怀，以独特的民族风格给观众演出了表达朝鲜人民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节目。
朝鲜艺术家们还满怀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情谊表演了中国歌曲。
演出休息时，彭冲同志等会见了交响乐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演出结束时，天幕上映现出华主席和金主席的巨幅画像，中朝两国战友在乐队伴奏下高唱《歌唱华主席》和
《金日成将军之歌》。
彭冲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并同他们一起照了像。
上海市革委会送了花篮。
朝鲜艺术家们是昨天从杭州到达上海的。
当晚，上海市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朝鲜艺术家。

能这样抓药吗？
北京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医院中药房，长期以来给病人抓药不用戥子称，而是用手抓，分撒在纸包里。
病人提过意见，本院的医生也提过意见。
医院领导、中医研究院党委常委们都知道，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去年，河南一位病人来看病。
取药后回去请人复查，处方开的十味药，实际只给了四味。
千里迢迢来到首都，得到这样的结果，能不令人伤心吗？
　病人　王麻敏
答　复
患者反映我院药房的情况属实。
接到来信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院副书记和副院长参加了医院的科室负责人会议。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改变过去的这种坏作风，把医疗工作抓上去。
我们决心汲取教训，肃清“四人帮”流毒。
领导深入药房，进行整顿，提高抓药质量。
药房同志已用戥子抓药，减少差错，改进服务态度。
这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从思想、制度、业务学习等方面进一步整顿，办成一个人民欢迎的药房。
　北京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医院党委

中越关于华侨问题谈判举行第2次会议
新华社河内08月15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中越两国政府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谈判第2次会议上指出：
“越南方面全面背弃了1955年中越两党协议的基本原则，对华侨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的政策，这就是十六万多华侨回国的真正原因。”
这次会议于08月15日上午在河内举行。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
（发言详细摘要另发）
仲曦东在发言中说：
“一旦越南方面回到1955年中越两党协议的立场上来，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华侨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论自然就会消失，由此而造成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会改善，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会得到维护。”
仲曦东团长指出，越南方面是在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背弃了1955年两党协议，改变了对华侨的政策的。
他说：
“越南排华是反华政策的一部分，反华是出于越南对内对外的需要。
这就是越南全国解放以后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最本质的原因。”
“为什么越南当局要改变过去对华友好的政策，而奉行反华的政策呢？
这里，有越南的需要，也有苏联的需要。”
仲曦东团长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越南方面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
仲曦东团长驳斥了越南方面为掩盖十六万多华侨回国的真实原因而捏造的几种说法。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在发言中谈到越南方面执行1955年两党协议的情况，他笼统地用“二十三年来”越南“严正履行了协议”这种说法，来掩盖从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来这三年多期间越南当局背弃了1955年两党协议的事实。
但是，在表述越南当局今天对1955年两党协议的态度时，他声称：
在越南北方的“华人”已经完全成为越南公民，而1955年两党协议只是“在北方的华人还不是越南公民的时候所适用的”。
他还说，南方的华侨，“除少数持有台湾、香港身份证的华侨外，也已都成了华裔越南人”。
他不顾事实地说：
“1955年中越两党从未就越南南方华人问题达成协议”，因而，“对南方华裔越南人不能适用这一协议”。
黄碧山在发言中用很长篇幅诬蔑中国方面，并具体指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动用了自己的秘密组织网，大肆在华裔越南人中进行活动”，“利用华人作为反对越南的阴险意图中的一张政治王牌”。
他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唆使华人暴徒对执行任务的越南干部行凶”，“开放边境口岸”让滞留在口岸的“华人”通行，否则“就必须让越南方面把他们送回原居住地，中国方面不得暗地唆使他们赖在口岸以便在边境地区制造混乱”。
仲曦东团长在再次发言中驳斥了越南方面对中国大使馆的诬蔑。
他说：
“中国大使馆的活动是光明正大的。”
他风趣地说：
“你们对中国大使馆的估计太高了。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大使馆简直是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在越南可以调动一切，为所欲为。
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仲曦东团长还说，在二十年当中双方执行1955年两党协议的情况是良好的。
只是在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方面改变了对华政策，使事情发生了复杂的情况。
他说：
“我们举行谈判，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客观事实。
事实既然存在，想闭眼不承认，也否定不了它；
想混淆是非和诡辩，也不能改变它；
想嫁罪于人，同样掩盖不了它。
我们举行谈判，就要承认客观事实，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2次会议进行到15日中午。

仲曦东团长在中越关于华侨问题谈判第2次会议上发言
要求越南遵守两党协议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
驳斥越方捏造种种说法掩盖十六万多华侨回国真相
新华社河内08月15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谈判第2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关键，在于越南方面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
他说：
“目前，旅越华侨问题已成为中越争端中突出的问题。
十六万华侨被驱赶回国，足以说明事态是严重的。
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样大规模驱赶一个友好国家的侨民，是极为罕见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越南方面对广大旅越华侨进行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
一旦越南方面回到1955年中越两党协议的立场上来，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华侨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论自然就会消失，由此而造成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会改善，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会得到维护。”
他说：
“在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方面背弃了1955年的两党协议，对华侨采取了歧视、排斥、迫害以至驱赶的政策。
“越南方面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戏剧和其他各种手段加剧反华宣传，在越南人民中煽动反华情绪，毒化两国关系，使广大华侨在精神上遭受很大压力，惶恐不安。
许多华侨在工厂、学校以至街道，遭到一些受越南当局指使的人的辱骂、讽刺和恶意的质问。
越南方面还利用各种会议和个别谈话，要华侨就回国问题和中越关系等问题表态，强迫他们发表违心的谈话，否则就要受到人身攻击。
许多华侨无法忍受这种政治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被迫回国。”
“广大华侨的经济生活失去保障，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权利。”
“近几个月来，越南方面加剧了对华侨的政治迫害。
越南公安部门不断无理传讯华侨，动辄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
或施以威逼恐吓，强迫他们离开越南。”
“从1977年初开始，越南方面公开驱赶边民和华侨回国，先是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推行针对中国的‘净化边境’方针，有计划地驱赶边民和华侨。
随后，这种驱赶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大批驱赶华侨的运动。
“越南方面驱赶华侨，不但是有领导、有计划的，而且也是公开进行的。
越南公安人员召集华侨开会，公开说：
‘中央有指示，要开会动员华人回国。
’越南公安干部公然宣称：
‘我们方针已定，不入越南籍的，都要赶走。
’”
“到目前为止，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超过十六万人。
他们的景况是十分凄惨的。
被赶华侨在回国途中，又受尽了折磨和迫害。
多少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的财物被掠夺。
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不少华侨受到越南军警的凌辱和殴打，甚至遭到开枪射击，使一些华侨负伤回国。”
仲曦东团长接着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决定派船到越南接运受难华侨回国，并将此事通知了越南政府。
派船接侨，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保护侨民利益的合法权利。
我们原来期望，从06月中旬开始的中国大使馆代表同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进行的接侨谈判能较快地达成协议，越南方面会给接侨工作以合作和便利，并且停止从陆路驱赶华侨。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南方面一面堵塞接侨谈判大门，使渴望乘船回国的华侨无法成行，甚至在胡志明市逮捕登记回国的华侨；
一面继续敞开边境大门，置中越边境管理协议于不顾，源源不断地把大批华侨从陆路驱赶回国。”
“从06月中旬接侨谈判开始到07月下旬谈判无结果休会的这段期间，从陆路被驱赶回国的华侨竟有三万二千余人之多。
越南方面采取了边谈边赶的做法，这在一般的国际谈判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为了阻止越南方面这种驱赶华侨的风浪，从07月12日起，中国方面重申执行中越双方制定的中越边境管理规定。
然而，越南方面仍继续把大批华侨驱赶到中越边境。
他们风餐露宿，生活无着，越南方面全然不顾他们的死活。”
“更为严重的是，越南方面蓄意在友谊关和北仑桥等边境越南一侧，制造冲击中国口岸的事件。
08月01日，越南当局出动公安人员在友谊关边境地区，鸣枪驱赶华侨。
接着，08月08日，也就是在中越双方开始副外长级谈判当日，越南公安人员竟然在北仑桥上，向难侨持刀行凶，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强行驱赶华侨进入我国境内。
08月11日晚到12日晨，就在我们的谈判所在地、越南首都河内，又发生了越南武装公安人员使用水龙、催泪瓦斯袭击正在申请办理回国手续的华侨，并将他们劫持他处的暴力事件。
这是越南方面蓄意恶化谈判气氛、为谈判设置障碍的预谋行动。
恰在这个时候，越南当局制造这些事件，难道不正是对你们在谈判桌上一再表白的诚意的自我嘲弄吗？
同时，这些事件也表明，直到今天，越南方面迫害和驱赶华侨的行动仍在加剧。”
仲曦东团长在发言中，驳斥了越南方面为了掩盖十六万华侨回国的真实原因而炮制的几种说法。
他指出，越南方面把大批华侨回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中国要进攻越南”、“中国号召华侨回国”之类的谣言引起的。
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
在越南艰苦的战争年代，旅居越南的广大华侨同越南人民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甚至流血牺牲，那时华侨并没有因害怕战争而回国。
今天他们怎么会居然被一些无法令人置信的谣言所吓倒而大批回国呢？
“事实上确有谣言，不过谣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不是别人，而是越南当局指使的人，他们把散布谣言当作执行越南中央指示，驱赶华侨的一种手段。”
他指出，越南方面的第2种说法是华侨大批回国是由于“华人资本家”逃避越南南方正在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情况是，在迄今回国的十六万多华侨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劳动人民。
越南北方早在五十年代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候居住在北方的华侨并没有因此回国，为什么在越南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反而会大批回国呢？
近几个月内，自越南南方被驱赶回国的华侨，绝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
“既然如此，我们要问：
为什么劳动人民要逃避‘社会主义改造’呢？
难道你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劳动人民吗？”
他指出：
“越南方面自己也觉得上述两种说法站不住脚，于是又提出了第3种说法，说是‘中国领导人号召华人回国参加建设’。
然而，越南方面提不出任何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号召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回国的具体事实。
这就证明上述说法完全是虚构的。”
他指出：
“最近，越南方面又创造一种新说法：
大批华人回国是由于中国方面掀起一个‘强迫华人迁居’运动。
这种说法就更离奇了。
越方所谓的‘华人’是住在越南境内的。
不管中国政府在自己国界以内有多大权力，都无法对住在越南境内的居民实行‘强迫’，更谈不上‘掀起一个强迫迁居运动’。
至于越方炮制的‘坏人’‘供词’，诬蔑中国大使馆里设有‘陈志方大使为首’的‘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最高指导委员会’，这完全是造谣诬蔑。”
他还指出：
“在中越就全面解决华侨问题开始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前后，越南方面又抛出了第5种说法，一再宣传说‘华人’大批回国的首要原因是由于中国推行‘反越政策’。
把华侨问题同国家的政策、路线联系起来，这倒是意味深长的。
问题不是中国改变了对越南的友好政策，恰恰相反，是越南当局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黄碧山团长在首次会议上发言不是自称越南方面的立场‘始终如一’吗？
可是，早在1976年，越南全国解放刚刚一年，越南党中央委员黄松阁下就曾经对西方记者说：
‘在越战时期，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
现在，越南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样，他就直言不讳地、公开地表述了越南当局对华政策的改变。
为什么越南当局要改变过去对华友好的政策，而奉行反华的政策呢？
这里，有越南的需要，也有苏联的需要。
说实在的，越南方面开始大批驱赶华侨事件发生时，中国人民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只能得出这样的解释：
越南排华是反华政策的一部分，反华是出于越南对内对外的需要。
这就是越南全国解放以后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最本质的原因。”
“越南方面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事实，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
把大批驱赶华侨回国的罪过转嫁在中国方面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
仲曦东团长最后说：
“为了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维护中越两党关于华侨问题的协议，为了使谈判能够取得成果，我们郑重提出：
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
对那些被驱赶到中越边境口岸的难侨，准许他们回到原侨居地，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和生活权利，以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
我们愿意同越南政府进一步商谈全面解决华侨问题、实现中越两党关于华侨问题的协议的具体问题。
我们真诚地希望上述意见能得到越南政府的积极响应。”

黄河多瑙共奔腾
——罗马尼亚访问记之一
《人民日报》代表团
07月底、08月初，正是盛夏季节，《人民日报》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
这个季节里，罗马尼亚阳光灿烂，花木繁茂。
我们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发，驱车西北行，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布拉索夫；
又沿东喀尔巴阡山北行，穿过比卡茨山谷，访问了尼亚姆茨县和巴克乌县；
再东南行，访问了冶金工业中心加拉茨和历史悠久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
回到布加勒斯特后，又到奥尔特县的斯克尔尼切什蒂乡，访问了罗马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家乡。
到处是热情的接待，到处是热烈的友情。
中罗友谊史上的重要时刻
我们的访问，是在齐奥塞斯库同志再次访华之后，华国锋主席即将访问罗马尼亚之前进行的。
因此，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就成了大家交谈的重要话题。
代表团带去了《人民日报》专为今年05月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中国编印的彩色增刊，分赠给各地的同志。
从这二十幅彩色照片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动人情景：
北京机场，天安门前，鲜花、彩旗、欢腾的人群；
华主席同齐奥塞斯库同志热烈地握手；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我国各地参观……，所有这些，都勾起了罗马尼亚同志的美好回忆。
他们一再对我们说，罗马尼亚人民为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中国的成功而高兴，为罗中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而鼓舞。
罗马尼亚同志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华国锋主席即将访问他们的国家。
不论是在宴会上举起酒杯的时候，还是在大家倾谈友情的时候，罗马尼亚同志总是一再强调：
“我们正在等待着罗中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正在等待着华国锋主席来我们国家访问”，“我们要象中国人民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同志一样，热烈欢迎华国锋主席”……。
在我们回国的前几天，布加勒斯特飞行员广场上，一队队中小学生正在加紧排练歌舞。
罗马尼亚首都正准备以盛大的规模欢迎华国锋主席。
在罗马尼亚各地的一些博物馆里和展览会上，可以看到1971年齐奥塞斯库同志第1次访问中国时同毛主席亲切会见的照片，也可以看到今年05月齐奥塞斯库同志再次访问中国时同华国锋主席热烈握手的照片。
这两次会见，是中罗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访问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历史博物馆时，馆长同志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1966年06月24日，周恩来总理到这里参观时的动人情景。
周总理在这里给博物馆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馆长同志说：
周总理对罗马尼亚革命历史很了解，当介绍这些历史时，周总理频频点头，有时说“这个我知道”。
当介绍罗马尼亚人民取得的新成就时，周总理热情地赞扬说：
“英雄的人民！”
周总理离开博物馆之前，同这里的同志一起照了相，并且在纪念册上题了词，对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
馆长同志说，周总理的题词的复制品，就是他托访问罗马尼亚的中国同志带到北京去的。
历史告诉我们，由毛主席、周总理和齐奥塞斯库同志共同培育起来的中罗友谊是伟大的友谊。
今天，这种友谊正由华国锋主席和齐奥塞斯库同志继续发扬光大。
到处是热烈的友情
在访问期间，我们深切地感到，同中国人民友好已经成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同的心愿。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遇见访问过中国的罗马尼亚人。
他们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的友好情谊。
访问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家乡，原来并没有列入代表团的访问日程。
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后，罗马尼亚的同志很乐意地接受了。
到了斯克尔尼切什蒂，我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旧居是两间木房，目前正在修葺。
显然，这里还没有接待外国客人的准备。
我们在这小小的农舍院中漫步。
当年留下来的一棵核桃树，树干已长得合围了。
引导我们参观的农业合作社主席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常回到家乡来，同家乡人民会见，指导这里的工作。
对我们这批“不速之客”，农业合作社主席非常热情。
他带着我们参观了这里的水库、正在喷灌的玉米田，还参观了肉类加工厂和宰鸡厂，也参观了为社员们盖的两层楼住宅。
我们参观时，看到拖拉机正在两个丘陵之间修整土地。
这位主席同志很风趣地说：
“这里是小大寨。”
原来，他也访问过中国，他们正计划把原先贫瘠的丘陵地改造成梯田，目前已经改造了九十公顷，明年还要继续改造。
巴克乌县第1书记罗纳·乔治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前他参加了各县十对夫妇组成的友好参观团访问了中国。
他们相约，回到县里后都要做一个罗中友好的工作者。
他同我们谈了对中国的许多观感。
当晚宴会后，他还热情地陪同我们一起散步，一直把我们送到旅社门前。
他说，他对中国人民辛勤的、天才的劳动，有深刻的印象。
他相信中国经济增长一倍并不困难，而这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在加拉茨县，我们访问了贝加乡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主席、劳动英雄内戈伊奇·伊原同志，是1949年贝加乡成立第1个农业合作社的参加者。
这位朴实的老主席，热情地带着我们参观了社里的葡萄园、玉米地、养牛场。
在宴会上，他说：
“我们和你们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
取得更好的成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这里好的东西，你们可以带回去；
但是缺点和错误，不要带回去。
当然，如果没有缺点和错误，也就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了。”
老主席的这番话讲得很好，很感人。
我们知道，他没有把我们看作一般的外宾，而是看作最亲密的同志。
在布拉索夫访问的时候，我们顺道参观了附近几个县联合举办的奈第亚节。
这是当地传统的节日，每年07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天，这些县的人民聚集在这里的一处山坡上，唱歌、跳舞。
今年参加的有两万多人，参加表演的业余演员就有八百多名。
满山遍野，五彩缤纷，人如潮涌。
悠扬的笛声，急速的旋舞，表达了他们一年来在生产和工作中取得新成就的欢快心情。
我们来到这里参观，也分享了他们的欢乐。
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被这个节日的组织者发现了。
她说：
“中国朋友参加这个节日，是很难得的。”
特意邀请我们到山坡的帐篷里坐下，请我们吃了一顿别具风味的野餐。
在访问几个较大的工厂时，我们看到了中罗两国的经济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
布拉索夫载重汽车制造厂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已为中国生产了四万八千辆载重三至五吨的汽车；
布加勒斯特“八·二三”工厂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已为中国生产了两个火车头和三千台钻探用的柴油发动机；
加拉茨冶金联合企业的同志说，中国是他们生产的钢板的老顾客。
在尼亚姆茨县人造纤维厂，我们看到已经打好包的人造毛，正在等待运往上海。
我们访问了康斯坦察港口。
这里经常停泊着不少中国的轮船。
港口负责人德拉戈米尔同志告诉我们，这里一天装卸五十艘轮船，其中有五六艘是中国的。
德拉戈米尔同志还热情地派了一艘小汽轮，把我们载到海上游览了一番。
汽轮沿着码头行驶，我们很快就发现港口里停泊着两艘中国船：
“岱海号”和“巢湖号”。
这天天气晴朗，海风阵阵。
汽轮从防波堤内驶到堤外。
只见沧波万顷，直接天际。
中罗两国的千轮万船，装着货物，也载着友谊，年年月月，穿梭其间，早已把黄海和黑海连成一片了。
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
中罗友谊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
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看到了解放前革命年代罗马尼亚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广州起义被镇压”等几幅照片。
这里还陈列着曾经援助过中国人民的罗马尼亚革命者杨库·大卫的事迹。
杨库·大卫在中国抗日战争年代，同西班牙国际纵队的一批医生来到中国，参加了战地医疗工作，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同时，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人声援罗马尼亚工人斗争的材料。
这都说明，中罗两国人民在解放前革命年代也是休戚与共、相互支援的。
我们在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罗马尼亚到处欣欣向荣，人民意气风发，感到由衷的高兴。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罗马尼亚同志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忧患和欢乐。
在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同志中，有一位1976年“四人帮”最猖獗时期访问过中国的同志对我们说，当时他亲眼看到北京广大人民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感情，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感人情景，可是当时的中国报纸却说是“反革命”，他感到很不理解。
而另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同志对我们说，他在同中国人民的接触中，甚至从北京大街上和天安门前普通人民的表情上，感到了中国在变。
特别是两年前到过中国的同志，一对比，更感到中国人民思想解放了，精神面貌不同了。
他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这两年经历了一场政治、经济的大变动。
我们的同志对他说，正是这样，目前中国正经历一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影响着这一代，而且还将影响到下一代。
这位罗马尼亚同志补充说：
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
罗马尼亚同志的话使我们非常感动，这正反映了我们两国人民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
08月11日下午五时，我们离开了布加勒斯特。
飞机载着我们迅速升到一万米的高空，万顷云海遮断了我们的视线，却遮不断我们两周访问的美好的印象：
苍山绿野，绣乡锦城，自强不息的国家，英雄勤劳的人民……。
这里，也正是我们敬爱的领袖华主席即将前来访问的地方。
我们同罗马尼亚同志一样深信：
华主席这次的访问，也同不久前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中国一样，必将把中罗友好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今天，我们带着罗马尼亚人民的兄弟情谊，从多瑙河畔飞回黄河之滨。
我们衷心地祝愿中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永远象黄河和多瑙河一样，奔腾不息，滚滚向前！
（附图片）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等游览西湖风景区时，受到群众热情的欢迎。

东南亚一些报纸热烈赞扬中日条约签订
中日条约申明反霸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苏联干涉日本内政为日本人民所不容为世界人民所不齿
新华社北京08月15日电
最近几天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报纸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和评论，热烈赞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认为这一条约不仅会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将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08月14日的社评说，中日条约的签订，“在中日关系上，是一件大事，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世界上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都会以欣慰的心情，对条约的缔订表示欢迎”。
社评还就苏联塔斯社攻击中日条约进行了驳斥。
社评指出：
“不称霸何惧‘反霸’，只有具称霸野心的方面，才会带有色眼镜去看待中日条约，发出不合逻辑的指责”。
新加坡《星洲日报》08月13日就中日条约签订发表社论指出，中日两国是亚洲的大国，彼此能够和平共处，这有益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社论说，中日两国如能真诚合作，两国的经济关系会有飞跃的发展，这也会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泰国《联合日报》13日的社论说，最危险和狡诈的霸权主义者，对于附有反霸条款的中日条约怕得要死，因此连年来它多次向日本施加压力。
人们都懂得，中日条约是中日两国人民自己的事，而霸权主义者却指手划脚，十足地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干涉了日本的内政，表现了十足的无赖相，这不仅为日本人民所不容，也为世界人民所不齿。
泰国《中华日报》在14日的社论中说：
“人所共知，建立霸权的企图是世界许多地区动乱的导因，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
中日条约“申明反霸，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的理由即在于此”。
社论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国际反霸力量的重大胜利。
泰国《新中原报》14日的社论指出，苏联在东南亚地区扩展霸权，一面加紧拉拢、控制越南，一面向亚洲国家推销“亚安体系”。
社论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反映出亚洲地区反霸力量的增长，和平基础更稳固，国际野心家再也不敢毫无忌惮为所欲为。
所以值得热烈庆贺，值得大声欢呼！”
泰国《泰商日报》14日的评论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订，苏联塔斯社却恫吓说，这一条约“会使东南亚成为其侵略目标”。
评论说，恰恰相反，“中日条约的签署使两国团结合作，才使苏联不敢轻易向东南亚伸手”。

中日友好的新起点
1978年08月12日下午七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卫星电视的实况转播，把东京和日本列岛的各阶层日本人民的注意力，引到了壮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
随着电视屏幕画面的交替出现，电视解说员介绍说：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等参加签字仪式；
福田赳夫首相和大平正芳自民党干事长等坐在电视机前。
这是历史的重要时刻，中日两国十亿人民的视线集中在一点上了。
十亿人民的心连结在一起了。
中日两国人民决心继承和发扬两千年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记者两天来的采访活动，完全是在一派喜庆节日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日本，人们互相寒暄，是依早晨、白天和夜晚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区别的。
但是，这几天，无论去到哪里，也无论是什么时间，见面后，主人都首先道“恭喜”。
这一声祝贺之词，恰当地表达了此时此刻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情！
自民党众议员二阶堂进说：
“六年前两国政府首脑间的约定终于有了结果，条约完全贯彻了1972年日中两国联合声明的精神。
我从心里感到喜悦！”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两国人民要构筑永久的真正友好和繁荣的决心的表现”，“我衷心祝愿条约的签订”。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正如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向方齐先生所说：
“条约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及经济关系的基础。
关西经济联合会预定下月访华，这是缔约后适逢其时的一个使节团，希望这次访问，对加强友好和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方面都能成为有意义的访问。”
记者在12日晚上打电话给外交评论家法眼晋作时，他刚刚结束在电视台关于中日缔约问题的对谈节目回家。
他在电话中发表意见说：
“日本和中国明确表示不谋求霸权，并反对霸权，这对发展两国关系，对亚洲的安定有重大意义。”
“现在的世界是不安定的，古巴向非洲和中东地区派出军队，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充满了血腥气和火药味。
全世界必须充分注意”。
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说：
“在条约中明确写上反对霸权主义，这在世界上还是第1次。
近几年来，苏联霸权主义到处逞威，日本更受到苏联在各方面日益严重的威胁。
日本各界人士重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表达了关心国家安全和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人民的心声。”
对于苏联一再扬言将要采取报复措施的叫嚣，日本社会党国会两院议员总会长冈田春夫说：
“日本人民不怕苏联的恫吓。”
法眼晋作也说：
“日中两国缔约，只是履行了六年前的约言，与苏联何干？
条约既已签订，就取消了苏联再插嘴的余地。
如果它继续说三道四，进行威胁，全世界人民都会看到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
在畅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大意义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和缔约谈判的发展过程。
“喝水不忘掘井人”，竹入义胜说，抚今追昔，“真是感慨无量”，“最理解我国的伟大人物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看到今天而辞世了，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哀悼”。
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说：
“周总理和松村谦三先生是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先驱者。
从1962年起，我曾多次见过周总理。
今天大家都去护国寺为松村先生扫墓，就不由得引起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竹入义胜说：
“为了缔约，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对日本表现了理解和真正的友好，我们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次表示感谢”。
谈到这里，他情绪高昂，立即招呼工作人员拿酒来，说：
“这种时候，不干一杯不足以抒发愉快的心情！”
当然，日本各界人士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对于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坎坷不平，也是有思想准备的。
正如竹入义胜所说的，“日中友好，今后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
然而，一衣带水，有两千年友好历史的两国人民的智慧，只要互相不断加深理解，任何人想破坏日中友好都是办不到的”。
记者还访问了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
日中友好协会从1950年成立以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大力推进日中友好交流，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记者去访问时，该会的工作人员正忙于两件事：
一是与各日中友好团体协商酝酿召开庆祝缔约活动的问题；
二是忙于答复日益增多的电话询问：
“缔约了，该组织更多的访华活动了吧？”
他们满怀信心地表示：
今后日中友好的群众运动必将有新的更大的高涨。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从故乡冈山打电话向记者表示：
“今后我们要象过去依靠国民运动促进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样，决心为捍卫这个条约精神而进一步发展国民运动。”
是的，有着悠久的友好交流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从新的起点继续前进，写出值得后代引以为荣的灿烂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聂长林

发自河内的噪音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引起了莫斯科的咒骂，这是可以意料得到的。
勃列日涅夫集团几年来为了阻挠和破坏条约的签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是归于失败，怎能不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呢？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越南当局竟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横加攻击。
一唱一和，好不刺耳。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第2天，“越南之声”电台就连忙发表评论，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条约使中国“将日本纳入自己的轨道”，诬蔑中国要“征服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而在全世界称霸”；
威胁日本不要“助长”中国的“扩张和称霸野心”，叫嚷必须对中国的“阴险图谋保持警惕”，等等，用的完全是莫斯科的那一套腔调。
人们简直很难分辨，它究竟是“越南之声”呢，还是“苏联之声”呢？
苏联反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理由是条约的反霸条款是反对苏联的。
如果说苏联因为要谋求亚洲和世界霸权，到处搞霸权主义，做贼心虚，看到反霸就大动肝火，尚属情有可原的话，越南当局如此仇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是出于何因呢？
为什么打在苏联霸权主义者身上（说得确切些，苏联霸权主义者认为打在他们身上），就痛在越南当局的心上呢？
越南的领导人最近一再向别人表白说，他们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决不追随苏联。
这样说来，越南当局并不是站在追随苏联的立场上攻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罗。
那末，这就只能有一种解释：
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这一条约妨碍了越南当局搞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
越南当局应该懂得，反对霸权主义是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谁要想逆潮流而动，搞霸权主义，不论是全球霸权主义也好，地区霸权主义也好，都一定要遭到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任何咒骂、叫喊、威胁、讹诈，都是无济于事的。

江萨总理对中日条约签订表示欢迎
就发展泰中友好关系同我大使进行亲切友好谈话
新华社曼谷08月15日电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今天上午在总理府拜会了泰王国政府总理江萨·差玛南。
江萨总理就进一步发展泰中友好关系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表示欢迎。
拜会时，总理府秘书长蓬·他那奔和礼宾厅副厅长素瓦·西尼旺在座。

说明苏联做贼心虚被触到痛处但仍要顽固推行霸权主义
莫斯科为什么对反霸条款暴跳如雷？
说明苏联做贼心虚被触到痛处但仍要顽固推行霸权主义
新华社北京08月15日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后，从莫斯科立即发出了对这一条约的恶毒攻击。
塔斯社特别恼火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规定：
“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塔斯社说，中日两国终于“把臭名昭彰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列入条约”。
并且说，“这一条文的目的是反对苏联”，“带有公开反苏性质”。
任何国家，只要不谋求霸权，听到反对霸权主义本无须乎心惊肉跳。
但反对霸权主义这一条是一面镜子。
猴子在镜子里照出来的是猴子脸，狼在镜子里照出来的是狼脸，苏联对反霸条款这样一触即跳，只能说明它做贼心虚，被触到痛处；
这也只能表明，它还要顽固坚持推行霸权主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圆满成功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条约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是，塔斯社却诬蔑说条约的签订是日本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这纯系无稽之谈，日本朝野对条约的热烈欢迎，足以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对日本有什么“压力”的话，那倒恰好是来自苏联。
正是苏联采取各种卑鄙手段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公然威胁要“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对抗措施”。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只不过莫斯科的这种阴谋未能得逞罢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受到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而塔斯社却胡说什么，条约“会损害日本的民族利益”。
似乎日本人民和政府不知道什么是他们的民族利益所在，需要莫斯科来指点和决定。
塔斯社还诽谤说：
“这一条约的缔结是违背和平和缓和的利益的。
它首先对东南亚各国人民包含着巨大危险”，“不能无视缔结日中条约这一包含着对亚洲稳定的危险性的事实。”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贡献。
东南亚各国对中日条约的热烈欢迎，就是对苏联的一记响亮耳光。

西欧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和报纸纷纷发表评论
中日条约具有积极的世界意义
苏联反对条约核心——反霸条款，恰好证明它有霸权图谋
新华社北京08月15日电
一些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政界人士以及报纸连日来纷纷发表评论，欢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并且强调指出，苏联反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条款，恰好说明苏联有“霸权的图谋”。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外交政策专家阿洛伊斯·默特斯08月13日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一件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积极事件。
默特斯说，中日两国以条约形式拒绝对其它国家行使任何形式的霸权，这是一种典范。
他说，苏联所说的“缓和与和平”就是巩固它对东欧和中欧的统治，而且谋求对西欧和其它大陆行使政治霸权，只有懂得这一点，才好理解莫斯科为什么对这一东亚的和平条约进行这么起劲的抨击。
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彼得·赫尔梅斯08月15日发表谈话指出，西德政府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持久与和平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芬兰《晨报》08月14日的社论说，苏联竭力反对中日条约，因为它认为霸权条款是针对自己的。
这样，苏联就间接地承认自己有霸权的图谋。
意大利《共和国报》08月13日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条约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意大利《新闻报》认为，“中日条约打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章”。
该报强调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是这个文件的核心”。
西班牙《终极日报》13日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顾苏联的百般阻挠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以期对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贡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08月12日指出，美国对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条约将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也欢迎条约中列有反霸条款，他说，“我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当然有一项类似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