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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应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罗马尼亚是华主席出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为加强中罗友谊和推进中罗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今年五月访问了中国。
华主席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正是在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成果基础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到机场热烈欢送。

华国锋主席的随行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中联部副部长乔石，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等。

到机场欢送华主席的还有：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康世恩；

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王首道、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

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后还将访问南斯拉夫和伊朗。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莱菲特，杜米特列斯库大使的夫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鲁伯；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塔加维，以及这三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华主席乘车来到机场，同欢送的人们一一握手。
华主席满面笑容地登上飞机，向大家挥手告别。
欢送的人们热烈祝愿华主席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强、罗青长、邓典桃、周启才、胡绳、冯铉、李一氓、韩念龙、张海峰、王海容、王润生、石林、魏玉明、杨勇、梁必业、王平、吴庆彤、齐燕铭、李梦夫、王伏林、卢仁灿、高厚良、沈图、贾庭三。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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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中午在医院会见了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团长吴克列中将、副团长金应道少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参加了会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会见时在座。

作者：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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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武汉部队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郑州召开了河南军政领导干部座谈会，专题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民关系的新问题。
军队和地方都严于责己，讲团结，讲政策，讲风格，进一步密切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

今年五、六月间，武汉部队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去河南，在许多个团以上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军民关系上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在传达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中，武汉部队党委常委会更加觉得加强军民团结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保证，研究和解决军民关系上的问题刻不容缓。
经与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共同决定，召开驻河南师以上部队政治部、后勤部负责同志和部队驻地县、市领导同志座谈会，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座谈会上，武汉部队副司令员孔庆德和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反复强调：要讲团结、讲政策、讲风格，从增进军民关系出发，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解决问题的依据，在非原则问题上互相谅解，宽以待人。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能够在座谈会上解决的问题，各部队的同志分别和本部队驻地县、市领导促膝洽谈，当即解决。
部队生产、营建要征借地方的一些土地，座谈中，地方同志从关心部队生活出发，一再表示：部队需要的土地，都给予解决，并让部队农场、菜地保持稳定，以利计划生产。
这使部队同志深为感动。
部队同志也注意考虑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决定征借土地时坚持这样几条：一、修建营房和训练场地，尽量少征用地方土地，尽量征用质量差的土地。
二、部队菜地，主要靠自己垦荒和营区空地解决，用这两种办法解决不了，才向社队借用少量土地。
三、部队过去接收的地方农场的土地，如地方需要，逐步移交给地方；
部队农场借用社队的土地，逐步退还。
某分部在郑州市修建营房，按总后关于营房建筑规定的营房面积同地皮面积的比例，需要一百零五亩地皮。
该部考虑到市内地皮少，便主动缩小比例，只向市委要七十五亩地皮。
某师经营多年的一个农场，土质好，产量高，为了支援地方建设，愉快地交出了农场。
在座谈会上，部队共交出农场土地八千六百亩。

有些问题在会议上一下解决不了，他们就集思广益，研究出一些措施和方法，让各单位回去试行，在实践中去逐步解决。
过去，不少单位对于群众到营区内看电影、积肥、拾柴草的问题处理不当，结果，不是造成营区秩序乱，就是与群众发生纠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孔副司令员介绍了湖北省花园驻军的经验。
花园驻军多数单位无围墙，以前，擅自到营区内积肥、拾柴草、拉煤渣、看电影的群众很多。
部队采取简单办法禁止，群众不满意。
去年九月，花园驻军和当地社队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在部队和群众中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使群众明白，部队担负战备任务，部队一切公物都是国家的财产，维护营区的秩序、安全，加强对部队财产的管理，是军民的共同责任。
使干部战士懂得，对损坏部队财产和危害营区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方法是耐心说服，不能硬压。
二、部队露天放映电影，主动通知联系队，由生产队干部带领群众进入划分的位置，部队和民兵派人维护秩序。
三、部队的肥料和煤渣，除自己使用外，主动拿出一部分支援社队，禁止私自到营区积肥。
四、军政共订营区树木管理公约，共同遵守。
现在花园军民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营区秩序井然。
孔副司令员的介绍，在与会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致反映，花园四条措施实在，值得学习。
讨论中，大家还补充了一条意见：组织群众到营区看电影，应限于住农村和市郊的机关和部队。
住城镇的机关和部队放映，应遵照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规定，严禁在营区外露天广场放映，以免影响国家放映计划和财政收入。
对于要到营区内看电影、电视的城镇居民，做好解释工作。

部队怎么帮助社队发展集体经济，座谈会上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意见，主要是：第一，部队各级党委要真正懂得，在和平环境，军队只有靠帮助社队发展集体经济，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实际行动，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支持，要把帮助社队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第二，住在农村和市郊的部队、机关，都要分别同附近一个或两个生产队建立联系，尽快帮助建设成为大寨式的集体。
住在城市的部队和机关，都要帮助一个或两个工厂建成大庆式企业。
第三，对“联系队”、“联系厂”的帮助，既要做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又要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
第四，把帮助“联系队”、“联系厂”发展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的成效大小，列为检查评比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条件。
（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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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一二五○部队党委过细做好转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至八月五日为止，这个部队接到工作分配通知的七十四名转业干部，全部愉快地离开了部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其中九户随军家属除一名经组织批准暂不搬迁外，八户做到了人走家搬。

当地方党委把转业干部工作分配的通知名单发来后，这个部队党委在当天晚上就认真进行研究。
党委成员分头到各营、连，找转业干部逐个谈话。
他们发现有的转业干部认为工作安排不理想，还想“换一换”；
有的家属今年没来队的，想把家属接来“逛一逛”，等等。
为了使转业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党委组织大家走访辽宁荣军休养院，请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铁路公安等各条战线上的七名老干部，介绍地方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紧张战斗的大好形势。
然后，对照先进典型事迹，引导大家学习讨论。
不少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先进典型激发人勇往直前，大好形势催人跃马扬鞭。
许多人都表示，一定要克服挑拣工作、游山逛水的思想，用早离队、早报到的实际行动回答部队党组织的教育。
原机炮二连排长肖尚仁，爱人八月初要生孩子，因在家无人照顾，开始他想让家属来队，等孩子满月后再走。
通过教育，他主动提出早办手续，提前离队到工作单位报到。
开完欢送大会，他就愉快地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原九连副指导员李兴忠入伍前是个工人，他一心想转业回工厂，可是，地方党委安置他到小学当副校长。
他一度感到工作不理想，想让部队与地方交涉给他调换工作。
领导多次找他谈心，给他讲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鼓励他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尽快变外行为内行。
思想通了，他决心服从革命需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现在，他已同家属一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为了使转业干部走得高高兴兴，顺顺利利，部队专门成立了物资发放、包装托运、生活保障、缝补拆洗、手续办理五个服务小组。
对于转业干部提出的五十三个具体问题，领导逐个研究，做到条条有着落，件件有回声。
由于党委和各有关部门的工作做得具体细致，这个部队的转业干部离队时做到了党委满意，组织放心，个人愉快，全家高兴。
（联合工作组）

栏目：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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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二五○部队的七十四名转业干部，想着早一天到地方报到，可以早一天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做贡献，抓紧时间，办理手续，愉快离开军营，迅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我军优良的传统。

当前，全国人民正为加快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部队转业干部必须跟上新的形势，发扬我军“打起背包就出发”的优良作风，接到通知，立即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岗位，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李志民

我敬爱的老首长——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儿子，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们军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望着天安门广场低垂的五星红旗，罗瑞卿同志那高大魁伟的身躯，仿佛还在眼前跃动；
听着人民大会堂低沉的哀乐，罗瑞卿同志那纵横谈论的朗朗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罗瑞卿同志一九七四年底到福建就医治病的一年多时间里的情景，更使我特别难以忘怀，一切就象是在昨天的事……。

罗瑞卿同志是一九七四年底到福建治腿的，当时，我们已经八、九年没有见面了。
我一见到自己熟悉的老首长，心情感慨万千，悲喜交集，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罗瑞卿同志才有政治上的第二次解放，我们才有今天重逢的日子；
悲的是看到他遭林彪迫害和折磨的身体严重病残，心里非常难过。
这位被同志们亲热地称为“罗长子”的罗瑞卿同志，曾经是身材高大，魁梧健壮，为敌人所惧怕，为全军指战员所爱戴的忠贞战士。
不就是因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忠诚，一生光明，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捏造罪名，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加以迫害的吗！
不就是因为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全党全军享有很高的声望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恨之入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加以残酷打击，无情摧残，必欲置之死地的吗！
但是，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谈起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那样愤怒，谈起伟大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同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又是那样动情。
当谈到许多老同志遭到迫害时，他深沉地说：“账要算到林彪的头上。”
我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望着他坚贞不屈的面容，眼睛潮湿了，更激起了对林彪的刻骨仇恨，同时在心里默默祝愿他早日治好疾病，养好身体，继续为党工作。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治病期间，一边以惊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一边顽强地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到处找同志借书、借资料，古今中外，无所不读。
他住的房间里摆满了书报、杂志，我们经常看到他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学习，真是令人钦佩。
当时罗瑞卿同志还没有分配工作，但他时刻不忘一个老同志的崇高的革命职责，对军区和省委的工作非常关心，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好意见。
每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他总是热诚帮助，给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他拖着病腿，到处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主动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他经常说，我们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要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罗瑞卿同志找了多少同志谈心，是很难数清了。
如果没有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怎么能想象得出他带着病残的身体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呢！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时，开始住在省委招待所，后来搬到军区招待所，不论到哪里，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很多事情他总是自己去做，不是万不得已，就不找招待员。
他经常和招待员同志拉家常，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进步，临走时，还亲切地跟他们一起照像，在他走了之后，招待员们一提起他，心里都是热呼呼的。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了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好作风。
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志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北京，他总是经常挂在心上，时时去探望她们，有什么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解决，他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人家在前线打仗，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
这件事使我们志愿军的领导同志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罗瑞卿同志在福建治病期间，正是“四害”横行，我国天空出现了一股乌云的严重时刻，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以他锐利的眼光，敏感的政治嗅觉，看穿了“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诡计。
这时期，他吃饭少了，睡觉少了，日夜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他更加关心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密切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勤奋学习，查历史，查资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回答当时“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怪现象，去批驳“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
一次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看到评《水浒》的文章后，他一针见血地说：“这里面有鬼！”
他叫周围的同志都好好看看《水浒》这部书，他自己又重新仔细地阅读，看过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评水浒的文章，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
他看了当时“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后，就问我们看过这家杂志没有，说要好好看一下，里面尽是毒草。
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同志特别爱谈过去，谈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我们军队的建军史。
他那里是在单纯地说历史，分明是在用历史这面镜子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啊！
那时，“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福建，窃取了省委的部分领导权，就在这时，罗瑞卿同志毅然从省委招待所搬到了军区招待所，他说，我看不惯他们那一套。
这又是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
当他看了福清县现行反革命、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郑书程罪行的展览后，说：“这是个反面典型，这个家伙应该抓起来惩办。”
就是这么一句话，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就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攻击罗瑞卿同志是“还乡团”、“走资派”，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
那个郑书程也被“四人帮”的亲信释放出来了，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逮捕法办。
罗瑞卿同志的这种不畏强暴，不怕虎狼，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高贵品质，在党内是著名的。
在历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第一线。
记得我在抗大工作时，他是我们的教育长，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抗大首先展开的。
罗瑞卿同志积极指导运动，多次组织全校红军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带头发言，对张国焘和他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曾亲临大会，听取罗瑞卿同志的发言。
建国以后，他在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在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中，更突出地表现了罗瑞卿同志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无私无畏精神。
记得一九六四年高等军事学院“两论”读书班结业，我请罗瑞卿同志到会作指示，他在会上针对林彪假左真右的货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现在有人说‘最高最活’，那是不是还有次高次活？
有人说是‘顶峰’，那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再不会发展了。
还有什么‘立竿见影’也是谬论。”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站出来维护真理，批判谬误，需要何等高尚的政治气节和革命情操。
罗瑞卿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

罗瑞卿同志离开福建的日子，正是举国上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悲痛时刻。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老李，要保重，化悲痛为力量，天，塌不下来！”
时隔不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罗瑞卿同志又重新工作了。
他仍然非常关心福建的形势，经常向我们询问福建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怎么样？
对“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是怎么处理的。
当他听到福建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他非常高兴。
当罗瑞卿同志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战斗，看到他成为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和由衷的喜悦。
他在担任军委秘书长期间，一再指示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部队，加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
并说他还要到福州来。
正当我们热切地盼望他来检查指导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罗瑞卿同志，你并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人，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我们将继续战斗在你献身的革命事业中！

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十一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罗瑞卿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
电报摘要如下：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从广播中惊悉罗瑞卿同志逝世，我们感到悲痛。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缅甸共产党全体党员、缅甸人民军全体指战员、缅甸各族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各族人民以及罗瑞卿同志的家属表示沉痛的悼念。

罗瑞卿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人民的优秀战士。
他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劳动人民。
他竭尽全力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是一位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革命老前辈。
虽然如此，他却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诬陷与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为罗瑞卿同志恢复了应有的名誉。
为了罗瑞卿同志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让罗瑞卿同志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这样的时刻，罗瑞卿同志因患心脏病不幸逝世。
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党和我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缅中两党、两军、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团结万岁！

祝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作者：肖华

惊闻噩耗泪沾巾，患难战友情谊深。

万水千山相并马，南征北战扫敌军。

一生忠于毛主席，路线端正军民亲。

抗大熔炉育栋材，公安声威震敌魂。

政治工作是能手，军事建设著功勋。

身遭残害节不辱，痛斥林贼愤满襟。

期君新征显奇才，一朝遽逝倍伤心。

鞠躬尽瘁为大业，英烈浩气万古存。

作者：原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工作人员

敬爱的罗瑞卿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这些同志悲恸万分。

这些天来，我们向他的遗体告别，参加他的追悼大会，不断想起他任总参谋长期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罗瑞卿同志为党、为人民赤胆忠心，奋斗不息，不愧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

林彪窃据国防部长职务以后，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把学习马列著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立起来，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鼓吹“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等谬论。
罗荣桓同志坚决反对林彪的这一套，指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强调必须系统地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精神实质，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行动。
罗瑞卿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罗荣桓同志的正确意见。
他说：那种认为“带着问题学”、“找现成答案”才是联系实际，而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斗争，反而不是联系实际的说法，是有害的。
罗瑞卿同志不止一次地引用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讲过的“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段话，指出，现在有的人学毛泽东思想的方法，直接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只是片面引用个别词句，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当林彪抛出“最高最活”、“顶峰”等假左真右的货色时，罗瑞卿同志针锋相对地作了有力的批驳。
他说：有人讲什么“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难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毛主席在武汉要罗瑞卿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一个重要文件。
一天清晨，他刚从主席那里回来，对我们说：毛主席很关切地询问了军队高级干部的学习情况，指示要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马列经典著作，要他回北京后列出一个书目，送主席圈定。
罗瑞卿同志还说，他当公安部长的时候，主席曾经要他看《吕蒙传》，勉励他和公安战线的广大干部刻苦读书。
回北京后，他立即列出了马恩列斯的一批书目，送呈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就圈定了，这就是“三十本书”的由来。
罗瑞卿同志随即在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大家在认真学好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学好“三十本书”。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全军高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
这件事，林彪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蓄意歪曲事实，以此诬陷罗瑞卿同志是什么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同志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林彪这样搞，完全是把矛头指向伟大导师毛主席。
事实恰恰证明，罗瑞卿同志正是坚持了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维护了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革命学风。

罗瑞卿同志非常重视部队文艺工作，把它看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叛徒江青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插手军队，罗瑞卿同志早有警觉，坚决作了抵制。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多次给罗瑞卿同志打电话，纠缠不休，说她要召集一个文艺座谈会，请罗瑞卿同志参加。
罗瑞卿同志十分反感，置之不理，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当时，江青还要求给她发军装，罗瑞卿同志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
一九六六年一月，在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迫害之后，江青就立即请了林彪这座“尊神”当后台，在上海召开了“座谈会”。
就在这次会上，江青伙同叛徒陈伯达、特务张春桥等人，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使全国文艺战线遭受了一场大灾难。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
罗瑞卿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训练方针，对部队训练工作抓得很紧。
特别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一九六四年他协助叶剑英副主席倡导和组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所做的卓越贡献。
一九六三年底，叶副主席深入部队，总结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向毛主席写了报告。
毛主席看了十分高兴，大为赞许。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军委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
根据毛主席批准的叶副主席的报告和军委的指示，罗瑞卿同志一月下旬亲自到南京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具体的组织和推广工作，要求全军迅速形成比学赶帮的练兵热潮。
由于这种贯彻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所接受，全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从一月到十月，罗瑞卿同志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
他及时地向部队指出，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偏向，要珍惜群众的积极性，爱护战士，不要搞得太疲劳。
罗瑞卿同志还多次陪同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首长观看军事表演。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十六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邓副主席等中央、军委首长，以及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看了表演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
在看完擒拿格斗的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着画有蒋介石头象的沙袋打了几拳，风趣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打你几拳！”
毛主席在观看表演时作了重要指示：“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
“‘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在检阅过程中，毛主席还召开了会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抓军事。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的盛举，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正当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继续深入发展的时候，林彪从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在一九六四年底发出所谓突出政治的指示，攻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军事冲击了政治”，诬陷罗瑞卿同志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在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很多领导同志发言，不同意林彪的说法，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一九六四年不仅军事训练成绩卓著，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不存在什么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
对于林彪的干扰破坏，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不同意林彪加给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和他自己的种种罪名，坚持认为一九六四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充分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
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罗瑞卿同志说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彪把他看作篡党窃国的障碍，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横加诬陷和迫害，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林彪借口有病，长期放弃职守，躲在外地。
罗瑞卿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领导下，担负起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
他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竭忠尽智，费尽心血。
林彪却反诬他是要“夺权”、“篡位”。
林彪的老婆曾经多次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转告罗瑞卿同志，说林彪有病，是什么“遇风出汗，见水拉稀”，让罗瑞卿同志给他“挡驾”、“把关”，人要少去，文件要少送。
林彪却反诬罗瑞卿同志对他实行“封锁”。
罗瑞卿同志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每次都是先打电话联系以后才去。
林彪却反诬罗瑞卿同志对他搞“突然袭击”。
如此等等。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现在，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已经被历史作了无情的判决。
他们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敬爱的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回想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他对秘书、警卫参谋、护士、公务员从政治上、生活上都非常关怀和爱护，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平等待人，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我们怀念敬爱的罗瑞卿同志，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新的长征，为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而努力。

作者：《人民日报》/金凤张万来蔡善武

当“班长”不当“霸王”
空一师党委班子十几个人，经历不同，特点各异。
作为党委书记，怎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把每个同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努力奋斗呢？
这是师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赵永焕经常思虑的问题。
他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谈到党委书记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他说：“一把手是总调度，要经常调整班子里的矛盾，司令再强，当成光杆的也打不了胜仗。
党委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不是个人专断。
书记要当‘班长’，不能当‘霸王’。
书记和委员之间，不能有思想隔阂，友谊和谅解十分重要。
人越多，越要讲团结。
要充分发挥一班人的作用，让大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
今年五月份，部队要进行尊干爱兵的传统教育。
赵永焕对副师长向志成说，你是老红军，请你去讲讲红军时期的官兵关系；
他对副政委张殿选说，你是“三八”式，讲讲抗日战争时期的尊干爱民故事；
张言训副师长是新四军的老战士，让他讲解放战争时期官兵一致的好传统；
陈荣光副政委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做过政治思想工作，让他讲抗美援朝时期官兵团结奋勇作战的事迹。
每人讲半个小时，最后，赵永焕综述一下，就结束了。
部队反映，老同志这样讲传统，忆当年，重温战斗历程，亲切生动，给大伙增添了继续革命的力量和勇气。

作为一个“班长”，赵永焕对党委分工的工作，既不包揽，也不是撒手不管。
他总是一个时期集中精力抓紧中心工作，又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那个单位、那项工作要促进，他就去加上一鞭；
那个单位、那项工作、那个同志创造了经验，他就指示业务部门或亲自去总结。
而在这复杂纷纭的工作中，他紧抓不舍的是一班人的使用和调配。
往往是这样，一个同志因病住进医院，等他病治好了，工作也早给他安排好了。
一个新调来的同志，放下背包，就知道该干什么。
副政委陈荣光，深入群众，不怕苦，不怕累，让他分工管组织和飞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副政委刘锋身体好，工作有魄力，让他管干部和保卫工作，得罪人的事，他不怕。
副政委武舟是个老宣传干部，身体不大好，还是让他负责老本行，管宣传、管文化。
张言训副师长是原基地主任，工作泼辣，敢讲敢管，抓后勤井井有条。
还有童祖根，向志成等几位副师长，根据他们的特长和身体条件，分别负责机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这样的调配安排，真正做到了各得其所，各尽其责。
一班人心情舒畅，分工合作，各项工作有节奏地谋划、运筹、发展，一项一项达到预期的效果。

谈起党委书记的民主作风，副政委陈荣光说：“有的一把手说句话，就象板上钉钉，没有讨论的余地，别人有点不同的看法，就好象损害了他们的尊严。
这样决然达不到团结。
我们赵政委不是这样。
他总是让大家充分说话，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
我们党委会开得生动活泼。
有时意见不统一，也不强求一致，多议几次，逐渐统一思想。
书记敢亮自己的观点，也肯修正自己的观点，放弃不合适的意见。
在我们这里，书记的一票和别人一票一样，从来不是第一书记说了算。”
老同志的责任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一列由上海开往沈阳的快车厢里，坐着一位两鬓斑白、年过半百的空军老战士。
他就是空一师的副师长张言训。
一年多以前，他经上级批准回南方治病。
前不久，他在医院里接到党小组长寄给他的一封关于华主席表彰空一师的报喜信。
读了信，他的心情振奋，立即向医生请求出院回部队参加工作。
他不顾医生的劝告，买了票就上了火车。

车轮滚滚向前，张言训的思潮随车轮一起翻滚。
三十一年前，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前夜。
当时，他正在陈毅同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个步兵连当指导员。
一天夜间，上级指挥员向他传达了陈毅同志的战斗命令。
他和连长带领全连战士跟随大军飞兵前进，一夜走了一百多里，第二天太阳刚刚出头，他们就赶到孟良崮。
十路纵队合围，歼灭了蒋介石的所谓王牌七十四师，击毙了敌师长张灵甫。
现在，党中央、华主席发出新的战斗号召，他多年工作过的空一师走在抓纲治军的前列，他这名老战士怎能不飞车归队，分挑师党委的重担呢？

火车到了沈阳车站，张言训顾不上去看望一下在这里工作、几年没见的儿子，立即换乘到空一师驻地的火车。
下车后，他自己提着行李，乘电车回到部队。
见到师长，政委，就要求赶快给他分配工作。
他们商量一下，张副师长是个“老后勤”，还是让他分管后勤工作。

一天，师长张怀连请他想办法改装几台飞机发动机的地面双发启动电源车，他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说干就干。

张言训在空一师当师的副参谋长的时候，张怀连还是飞行员。
现在，当年的飞行员走上师长的岗位。
他觉得正是革命事业兴旺的标志，自己一定要当好师长的助手。
接受任务后，他立即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改装地面双发启动电源车。
他还亲自解决器材问题，到现场和同志们一起攻克技术难关。
结果，两个月的时间就改装了四台。

在航空兵一师的领导班子里，不少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在一师任职的时间，都比师长和政委长。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年纪轻的同志，陆续走上主要领导岗位，这是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
老同志的责任，就是要满腔热忱地欢迎他们挑起革命的重担，积极地配合他们一起分挑重担，主动地为他们创造做好工作的条件。

飞行副师长王荣森走上师的领导岗位的时间比师长早，副师长贺毓本在飞行团领导岗位上的时间也比张怀连长而且早，他们指挥和组织全师飞行训练的经验比较丰富。
当张怀连由团长提升为师长时，他们都诚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主动协助他抓好全师的飞行训练。
几年来，他们共同协作，出色地完成了战备训练任务。

一次，政委赵永焕外出开会，党委确定政治工作由副政委陈荣光负责。
陈荣光把政治工作计划送请张怀连审定。
张怀连说：“老首长，你尽管办就行了。”
陈荣光严肃地说：“你是副书记，按照党的原则，你应该过问全师的政治工作。”
张怀连深深懂得，这是老同志在支持党的工作。

大事讲原则 小事讲风格

一个领导班子，象一切事物一样，总是存在这样那样一些矛盾，通过不断调整和正确处理，可以达到班子内部的团结一致，这是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动辄突出一个“斗”字，七斗八斗，往往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
空一师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乱“斗”一气。
我们提倡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而且要有话当面讲，背后不搞小动作。
这是正确处理班子内部关系很重要的原则。

一九七六年调整家属宿舍，师党委从群众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决定了一个方案：将条件比较好的住房分给机关干部，师党委同志的住房一律不搬、不增加。
他们的住房也是有困难的。
有的儿大女大，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人口比较多，都住得很挤。
可是，党委的决定就是原则。
十多名师党委成员无一例外地坚决维护党的原则，以身作则执行党的决定。

后来，全师又自力更生修了五栋地震损坏的宿舍楼，并且加装了暖气。
这些楼房大部分给了飞行员，只有一位年老体弱的师副政委和一位家中无人照料的副师长，搬了进去。
其余的领导同志仍然住在原来烧火墙的宿舍里。
对于这种个别的照顾，大家都不计较。
提起这些事，副师长童祖根总是说：“小事情不能计较，计较起来没个完。
比资历、比年龄、比身体、比家庭困难，总有说的，能行吗？
还是要小事讲风格。”
有话当面讲，不在背后搞小动作，这是师党委对一班人的要求，也是每个党委成员的行动准则。
有一次，陈荣光带领一批干部到大庆参观学习。
一路上，他顺便征求同志们对师党委的意见，一条一条写在小本本上。
回到部队，他把自己的记录向党委书记作了汇报，赵永焕要他在党委会上念念，提醒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赤诚相待 肝胆相照

空一师党委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召开一次党委成员的交心会。
这象是党委的一页窗扉，通过这里，可以窥见党委生活的一斑。

翻开党委交心会的记录，这里有尖锐的思想交锋，有诚恳的自我批评，有殷切的期望，有善意的提醒。
同志们赤诚相待，肝胆相照，革命的友谊溢于言表。

今年一月七日，经华主席批准，中央军委表彰空一师以后，他们召开一次党委交心会。
赵永焕先讲了党委面临的逼人形势，要求大家不仅进行自我批评，而且开展互相批评，克服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
张怀连即刻请大家给他提意见。
陈荣光接着讲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讲了对党委和部队问题的看法。
这位出了名的“老原则”，就是有点倔。
说话有时不大讲究方式，让人接受不了。
他请副书记给他提意见。
张怀连说：“你以后得改一改，别老倔头，说话太梗了不好。”
张怀连讲到自己，作了自我批评，说是一个飞行员飞行出了点差错，他没调查清楚原因就作了错误的批评，是个教训。
他说，听到表扬，心中高兴，也要心中有愧。
党中央表扬我们，不是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他希望党委开交心会，在大的问题上进行交谈讨论，互相帮助。

交心会整整开了一天半。
大家开怀相见，畅所欲言，得到的是友谊、温暖、力量，失去的是缺点、错误和盲目性。

这是空一师党委成员之间革命友谊的一个侧影。
这种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诚挚友情，这种披肝沥胆的谅解、支援和关照，每日每时都在展开，在进行。
特别是在那“四人帮”横行、令人感到压力重重的日子里，这种谅解、支援和关照是多么可贵啊！
赵永焕的记忆是难以忘却的。
在那极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他和师党委的同志顶着风浪抓整顿、抓训练、抓营建、抓思想政治工作。
许多话大家当时不便公开讲，而战友们的一个眼色、几句暗示，就增添了他斗争的力量；
党委一致通过的决议，就是对他最好的支持。
张怀连的记忆也是深刻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刚到师长职位几天，部队就出了一次严重事故。
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正是这个时候，党委的同志们都站出来共同承担责任。
一九七五年，向志成副师长来了。
这位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顶住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更加朝气蓬勃，更加珍视革命队伍的友谊和团结。
他和师长见了面。
张怀连说：“我的资历浅，到师里工作时间不长，缺乏经验，希望你今后多帮助。”
向志成说：“飞行部队事情比较复杂，你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去抓；
小事抓多了，就会丢掉大的，时间一长，工作就会失去重点。
你是师长，又是候补中央委员，还要注意挤时间多多学习，当然，我们都要注意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我在飞行部队工作过几年，对飞行部队的事还了解一些，今后有什么事，你就交给我去做。”
张怀连听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是在遇到困难难以下台的时候，同志们过来接他一把，这不是最大的支援吗？
而年长的同志又这样注意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他，这不是最好的革命友谊吗？

（原载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作者：王泽民
栏目：院校生活

本报讯 空军政治学校党委，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采取多种方式，虚心倾听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提高了教学质量。

这个学校的领导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广泛和群众交知心朋友。
几个校的领导干部虽然年过半百，但他们很少坐办公室，坚持深入实际抓教学工作。
学员上课，他们专心听讲；
学员讨论，他们带头发言；
课间休息，和学员促膝谈心；
学员劳动，他们同学员并肩战斗。
由于他们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学员有话愿讲，有意见敢提。
有一天，副校长薛文玉路过两个学员分队的门口，学员请他进去坐坐。
他坐了不到一支烟功夫，就觉得屋里又闷又热。
他立刻明白了学员的用意，要求给他们换个学习地点。
薛副校长觉得学员提的意见合理，马上向党委作了反映，很快把这两个分队的学习地点作了调整。

校党委虚心采纳正确意见，随时改进领导工作。
他们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召开不定期的学员代表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学员代表反映，业余时间都被四级占有了（指校、队、区队、分队四级），学员没有时间自学，更没时间处理个人事情。
党委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对，合理安排了业余时间。
二是实行开门整风。
不久前，党委成员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召开党委扩大会，请大家帮助党委整风。
三是开展评教评学活动。
每当一阶段的课程结束后，他们就抽出时间，搞评教评学，而且把重点放在评论党委领导教学工作上。
由于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个学校的校风正，组织纪律性强，群众能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校党委对群众提的意见，力求做到条条有回声，件件有着落。
只要提得对，马上就改。
提得不对，讲明道理，使群众心悦诚服。
上哲学课时，学员要求多上辅导课，多发辅导材料。
对这个意见，党委觉得有片面性，便向学员反复宣传“自学为主、学原著为主”的好处，说明这样做有利于掌握主要的学习内容，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加强对原著的理解。
学员们感到党委的意见对，更加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
党委对群众的意见严肃认真，群众对党委的决定和指示更加尊重。
（王泽民）

作者：周永录
栏目：院校生活

在后勤学校，一提起军事教员谭世新，许多同志都连声称赞：“真是一个广播迷。”
乍一听，感到莫明其妙，可是，只要弄清了“广播迷”的来由，就会产生一种敬佩之心。

去年上半年，谭世新讲授步兵团的战术课。
他平时学习刻苦，备课认真，编写的教材内容充实，可就是他的湖南方言太重，学员听不懂。
谭世新听到反映后，虽然也觉得是个问题，但觉得口音是定型了的，不好改。

有一天，谭世新讲课后去班里听学员讨论。
刚一进门，就听见学员们低一声高一声地喊：“翻译官！
翻译官！”
紧接着，那个被称做“翻译官”的学员站起来，把教员讲的课逐段逐段地翻译成普通话。
谭世新见此情景，大吃一惊。
随后，他到各班转了转，发现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学员当“翻译”。
谭世新想，学员能请“翻译”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我就不能学会用普通话讲课吗？

打这一天起，谭世新简直成了一个“广播迷”。
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从来没拉过。
他一边听，一边跟着广播员念。
通过刻苦练习，他终于学会了普通话。
但是，从一般学会普通话到能熟练地运用普通话讲课还有一段距离，谭世新决心再接再厉，消灭这段距离。
他借来一部录音机，每次讲课之前，把自己的讲话录下来，然后请懂普通话的同志一块听，发现有讲得不正确的地方，马上纠正。
就这样，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终于能用普通话讲课了。

现在，谭世新一上讲台，学员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称赞谭世新讲课就象广播员讲话一样引人入胜。
（周永录）

作者：吴健
栏目：院校生活

作者：荆聿连
栏目：百花园

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十队的住地，每到课余时间，义务理发员就给学员理发。
他们这种自愿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值得赞扬。
然而，从他们使用的那套理发工具的来历中体现出来的好思想、好风气，更值得称赞。

去年十二月，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就要毕业的十队学员纷纷议论：咱们给下期学员留点什么礼物？
当他们想到在理发室排队影响学习时，就自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

从这份“礼物”开始，十队逐渐形成了一种为学校建设作贡献、为下学期留下“好教材”的风气。
打那以后，老学员中那些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甘当普通一兵的先进典型，正确处理个人问题的标兵，自觉遵守政策纪律的模范，以及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生动事迹等，都成了对新学员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荆聿连）

作者：史耀华
栏目：百花园

后勤学校为校首长新建了四栋宿舍楼。
然而，新盖的楼里没住校首长，住的却是一些教员和机关干部。

原来，学校自一九七四年恢复以后，校首长的住房一直很挤。
去年，经总后勤部批准，为校首长新建了四栋宿舍楼。
可是，今年楼房刚盖起来，就遇上学校扩建，陆续调来一百多名教员和干部。
一些同志的家属也要迁来学校。
这样，住房就更紧张了。

怎么办？
党委书记、政委孙纪刚提出：将新盖的楼房让给单身教员和机关干部住，空出的宿舍，安排即将调来的家属。
校党委成员一致赞同这个意见。
于是，新楼住进了七十二名教员和干部。

在校首长的带动下，一些部、室的领导也挤出房间，让给教员住。
全校出现了互相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办好学校的新风气。
（史耀华）

作者：周强/梁长义
栏目：百花园

作者：朱阳明编写
栏目：农村经济政策讲话之（一）

当前，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落实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高速度发展的大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基础稳固不稳固，直接影响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目前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
整个工业其中包括重工业，也都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
农业又是国家积累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可以说，不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就没有发展国民经济的高速度。
而要使农业有一个大发展，要靠农业学大寨运动，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靠科学种田，最根本的是要靠调动七亿农民的积极性。
我们党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保护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才能扎扎实实地前进，高速度发展农业才有可靠的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坚实的基础。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是关系到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国家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关系，国家同公社社员的关系，都要处理好，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规定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例如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党根据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违背了这些政策，就会损害集体经济，侵犯农民的利益，影响工农联盟，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可见，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包括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
十几年来，农村情况有了新的发展，但《六十条》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适用的。
《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大集体小自由等项基本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的，是同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员群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的，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肆意歪曲、疯狂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挫伤了，给我国的农业生产，给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把他们那一套假左真右的政策当作大棒，残酷打击革命干部，谁要坚持党的政策就给谁戴上“右倾”、“复辟”的大帽子。
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有的干部政策观念淡薄了，政策界限模糊了，对正确的政策不敢坚持，对错误的政策不敢抵制，甚至自立“土政策”，坑社员，害国家。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由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被破坏，我国农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粮食的增长速度长期停留在和人口增长速度一样的水平上，棉花的产量徘徊了十一年，油料的产量倒退了二十多年，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也很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粉碎“四人帮”，“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在农村，紧紧抓住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上，华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
党中央发出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有关政策规定。
最近，党中央又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
华主席还亲自批示了海军政治部歌舞团苗族演员罗秀英反映贵州惠水县执行政策和干部作风问题的来信。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党委注意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紧紧抓住了最关紧要的两条，一条是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
一条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坚决纠正那种“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现象，保证做到增产增收，分配兑现。
广大社员无不拍手称快，欢呼“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
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高涨。
去冬今春我国不少地区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但由于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实，仍然夺得了夏粮丰收，总产量比去年有较大增长。
绝大部分地区较好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集体用粮留足，社员口粮增加，国家征购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到七月二十日，全国夏粮征购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各地交售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朱阳明编写 牛明汉绘图）

作者：牛明汉绘图
栏目：农村经济政策讲话之（一）

夏粮增产

比去年增长两成以上

油料丰收

比去年增长60%

生猪兴旺

今年上半年生猪收购量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三年多收90000多头

每头生猪重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8斤

油料收购

到七月十日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95％

夏粮收购

到七月十日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

禽蛋丰产

今年上半年蛋品收购量已完成全年计划的77.7％，比去年同期增长25％

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为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访华，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炮兵副司令员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傅崇碧，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等。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金应道少将为副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出席了宴会。

吴克列团长和杨勇副总参谋长在宴会上讲话，热情称颂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
吴克列团长说，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度过了非常有益的日子。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亲切会见了我们。
在各地的参观访问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的深情厚谊。
他说，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深切关怀下，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杨勇副总参谋长说，中朝友谊已深深地扎根于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心中。
我们深信，今后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风浪和险阻，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将永远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来自台湾及海外一些报刊的消息表明，蒋经国集团对台湾同胞的压制和迫害，越来越疯狂。
据报道，“一股新的政治迫害浪潮目前正席卷着整个台湾。”
祖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大好，促使台湾同胞更加不满蒋经国集团的反动统治，更加渴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面对这种情况，蒋经国集团为了挽救它必将覆灭的命运，一面进行欺骗宣传，妄图抵制祖国大陆的影响；
一面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压制和迫害台湾同胞。
从去年开始，蒋经国集团就利用各种宣传机器，大造所谓“共谍渗透”的舆论，为其迫害台湾同胞制造口实，同时大力扩充警察编制，积极添置行凶装备。
据台湾报纸报道，去年蒋帮一下换了十三个县市的警察局长。
今年年初蒋经国又把特务头子沈之岳调到蒋党中央担任“社会工作会主任”，加强对台湾同胞的镇压。
去年，蒋帮仅在台北市一地就增加了六百五十名警官，并提出“以军支警”方案，要利用军队来“支援警察勤务”。
蒋帮“台湾省政府”拨出巨款添置了一千多辆警用机动车，以实现其所谓“侦防现代化”。
台北市的刑警自去年四月起全部换发了最新式的枪械装备，伪警政署长孔令晟叫嚷：今后“缉捕歹徒”、“镇压暴力犯罪时”，“使用枪械不必心存顾忌”。
伪警政署为提高所谓“犯罪侦防功能”，专门添置了一套电子传真系统，自去年七月开始使用，接着又建立了一套电脑设备。
这个警政署还计划成立所谓“现代化的空中警察队”，购买直升飞机十七架，以便在“处理群众骚动偶发事件”时，“发挥其以时间争取空间，以高点控制平面的特殊治安效果”。
今年一月，蒋帮为“测验各单位应变能力”，又在台北市举行了一次有数万军警参加的“镇暴演习”。

蒋经国集团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堂而皇之地许诺什么台湾人民“无话不可明讲，无事不可告人”；
一面对敢于抨击蒋帮黑暗统治的台湾舆论界和台湾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
去年年初，伪行政院新闻局公开宣布“开放言论自由”后不久，台湾一家月刊因载文驳斥蒋党《中央日报》散布“分裂未必为劣”的卖国言论，就被蒋帮勒令停刊一年。
去年八月，蒋经国集团更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大批文化打手，向反映台湾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乡土文学”的作者展开大围剿，诬陷“乡土文学”是共产党的“工农兵文学”，咒骂“乡土文学”的作者是“奸宄之徒”，狂叫要消除“文艺逆流”。
今年一月，有两名台湾同胞只是因为对蒋帮“公立医院”用病人作试验表示不满，就被蒋帮特务、警察诬指为“共谍”，在台北街头疯狂追逐，大喊大叫“抓共谍”，把这两名台湾同胞包围逮捕。
蒋帮“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最近宣称，这个特务机构去年一年破获的所谓“共谍案件”达三十五起，逮捕了三十九人。
实际上，蒋帮乱捕的台湾同胞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据在美国出版的华侨报刊透露，去年十一月，蒋帮秘密逮捕的台湾淡江文理学院的学生就有一百多人。

据报道，在蒋帮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蒋帮为了逼迫无辜的台湾同胞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对他们施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毒刑，有的被折磨得一连多天不能睡觉，有的被吊起来用皮鞭猛抽，有的十个手指都被钉上钉子放在盐水里浸泡，有的全身被通上电流。
据曾经被蒋帮关押过的台湾同胞揭露，不少无辜的台湾同胞被蒋帮折磨死在狱中，或被毒打成为残废，还有些台湾同胞因反抗蒋帮的暴行而惨遭枪杀。

蒋经国集团变本加厉地推行法西斯统治，不断激起台湾同胞的强烈反抗。
不少台湾同胞不顾蒋帮的迫害，公开指责蒋帮“用惯了刑求”，“草菅人命”，“不晓得造成了多少冤枉”。

新华社八月八日讯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普·铁托同志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已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斗争》，即日起由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八月十四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八月十四日下午约见越南驻华使馆代表，就越南武装公安人员侵犯我云南省桐子湾地区一事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桐子湾地区位于中国云南省富宁县县境。
八月十日下午我富宁县田蓬公社庙坝大队打腮生产队社员到桐子湾进行生产劳动。
越南武装公安人员竟然越入这一地区，干涉中国边民的正常生产。
双方发生争执和扭打，越南武装公安人员被中方人员缴下了枪支和子弹。

亚洲司负责人在约见越南驻华使馆代表时严正指出：桐子湾地区在中越边界中国一侧，越方武装公安人员进入我境纵深，干涉我边民正常生产，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对此，我们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亚洲司负责人说，为了稳定中越边界局势，维护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政府已指示我方当地边境工作站，将越方枪支、子弹退还越方。
希望越方严格教育越南公安人员，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这以前，八月十三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在会晤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时，据理驳斥了越南方面就桐子湾事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坚决拒绝了越方的所谓“抗议”。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中越两国关于越南华侨问题的谈判已于八月八日在河内开始举行。
中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这次谈判都寄予很大期望，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虽然在越南发生了华侨遭受歧视、排斥、迫害和大规模驱赶的严重事态，但是，解决华侨问题的途径仍然存在。
因为，不仅中越两国人民之间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并且两国之间早已具有处理华侨问题的共同协议，即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关于华侨问题的协议。
只要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合作的精神，切实认真地贯彻执行这项协议，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是完全可以顺利解决的。

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所包括的处理越南华侨的国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的原则，是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依据。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列主义民族政策，中越两党在协议中确认：居住在越南北方的华侨，应当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待越南南方解放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
协议的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赞成和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立场。

在中越双方共同执行一九五五年协议期间，居住在越南的广大华侨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努力为越南的革命和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即使在越南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华侨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愿意同越南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
这些情况说明，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开始协商时，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把越南北方的华侨工作交给越南党领导，随后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对越南方面进行配合和协助。
我们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越南方面按照两党协议的原则精神，让华侨享有越南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尽同样的义务，以便创造条件，使华侨乐意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无可指责的。
中越双方今天在华侨问题上的鸿沟之所以产生，症结就在于近年来越南当局不再按两党协议办事。
在华侨的权利和义务方面，越南当局用歧视、排斥、迫害代替了“和越南人民享有同等权利”和“尽同样的义务”的规定。
它采取种种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剥夺原先给予华侨的权利。
在华侨选择国籍问题上，以强迫入籍代替自愿原则。
它放弃了当年反对吴庭艳反动集团强迫越南南方华侨转入越南籍的正确立场。
不同中国方面协商，单方面把吴庭艳伪政权的无理作法作为“历史事实”继承下来。
在这些错误政策下，许多华侨被剥夺就业和升学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直至被大批驱赶回国。
现在被驱赶回国的难侨已达十六万多人。
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越南当局背弃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推行反华排华政策，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的争端才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

历史和现实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说明，认真执行一九五五年协议就能使华侨问题顺利解决，背离这项协议就使华侨问题日益严重。
当前解决华侨问题的关键，就是越南当局要以实际行动回到中越两党协议的原则精神上来。
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使居住在越南的广大华侨在生活上安定下来。

中国一贯忠实执行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并且不断对华侨进行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积极动员他们自愿加入越南国籍。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已在中越谈判第一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政府对一九五五年两党协议“信守不渝，没有变化”，并且诚恳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根据这项协议的原则精神，与越南方面一起努力，共同研究并寻求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办法。
人们正在期待，越南方面重新回到一九五五年协议的原则上来，以有利于华侨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