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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送了花圈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了追悼大会

叶剑英副主席主持追悼会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三军指战员、公安系统及首都群众一千七百多人参加大会

新华社八月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党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的追悼大会今天在首都人民大会党隆重举行。

大会会场庄严肃穆。
会场正中悬挂着罗瑞卿同志的遗像，安放着罗瑞卿同志的骨灰盒。
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是长青的松柏和鲜花，两边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军委常务委员送的花圈。

英明领袖和统帅华国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追悼大会。

参加今天追悼大会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赵紫阳、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康世恩，以及中央军委常委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王首道、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公安系统以及北京市的群众代表一千七百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整个会场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

罗瑞卿同志的逝世在全国军民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
今天下午，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罗瑞卿同志志哀。

追悼大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
下午四时十分，追悼大会开始。
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全文见第二版）

邓小平同志说，罗瑞卿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他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
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
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他说，罗瑞卿同志衷心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组织实施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他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

他说，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管理，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法、公安队伍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
他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为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竭尽了自己的努力。
罗瑞卿同志在内卫和国防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所作出的贡献，我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邓小平同志说，罗瑞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邓小平同志最后说，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要学习罗瑞卿同志的高贵品质、革命精神、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工作作风，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后，全体同志向罗瑞卿同志遗像三鞠躬。

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以及他们的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大会结束后，罗瑞卿同志的骨灰盒由栗裕、杨勇、梁必业、王平、赵苍璧等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家属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在今天追悼会上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张鼎丞，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卫生部，各机械工业部、局，民航总局，对外友协，军委各总部，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各军事学院，军委办公厅，解放军报社，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四川省南充市委和市革委会。

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暨家属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

参加今天追悼大会的还有：

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纯古、王昆仑、区棠亮、贝时璋，邓典桃、白寿彝、吕骥，朱学范、华罗庚、刘大年、刘斐、许涤新、严济慈、李延禄、李瑞环、杨秀峰、吴冷西、沙千里、沈鸿、张文裕、张启龙、张秉贵、陈玉娘、陈永祥、陈此生、陈逸松、茅以升、林一山、林巧稚、林铁、罗叔章、周士第、周培源、孟继懋、郝德青、胡绳、胡愈之、袁任远、晋桂香、顾康乐、高克林、郭述申、唐天际、黄秉维、彭明治、董天祯、董其武、曾生、谢铁骊、楚图南、樊德玲；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张耀词、胡耀邦、陈野苹、李步新、杨士杰、朱穆之、罗青长、熊向晖、李一氓、李贵、马文瑞、贾步彬、胡绩伟、熊复、杨西光、王惠德、陈宇、韩英、曾宪植、武新宇、黄华、章文晋、张彤、顾明、袁宝华、韩光、蒋南翔、胡嘉宾、赵苍璧、于桑、杨奇清、凌云、席国光、吕剑光、高文礼、程子华、李强、石林、杨立功、唐克、周子健、刘伟、吕东、王子纲、张珍、柴树藩、郑天翔、宋振明、李艺林、钱正英、钱之光、梁灵光、段君毅、叶飞、朱春和、张劲夫、李葆华、姚依林、程宏毅、黄镇、刘西尧、江一真、钱信忠、王猛、李昌、胡乔木、吴庆彤、李梦夫、王伏林、苏静、林海云、邓力群、穆青、林修德、曾绍东、张策、沈图、王静敏、沈振东、刘秉彦、高富有、王炳南、周扬、齐燕铭；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各军事学院、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杨勇、梁必业、王平、张才千、李达、王尚荣、何正文、伍修权、迟浩田、徐立清、傅钟、黄玉昆、颜金生、贺诚、曹思明、张令彬、饶正锡、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李耀、李真、谭政、王建安、黄克诚、傅秋涛、刘少文、孙毅、喻缦云、万毅、肖洪达、金涛、郑汉浩、李希庚、谭旌樵、刘光甫、孔原、戴镜元、张正光、陈福初、屈培壅、江文、彭清云、叶运高、韩复东、李炎、杜屏、曹宇光、张乃更、李伟、吕鸿、黄有凤、宋登华、黄文仲、柴成文、孟平、梁锡昌、周学增、胡备文、钱江、李逸民、张伯祥、史进前、华楠、刘白羽、吕村夫、李平、李伟、周根龙、栗光祥、姚远方、李贞、魏传统、袁光、王子修、张敏生、颜青云、梁冰、成学俞、王家尧、金振钟、张植臣、李其华、白崇友、杨国宇、梅嘉生、王万林、卢仁灿、邓楚白、潘焱、张汉承、彭林、桂绍彬、高厚良、余立金、曹里怀、成钧、何廷一、黄立清、刘世昌、王定烈，叶松盛、薛少卿、邝任农、周彪、李世安、刘子堤、许乐夫、宋承志、金如柏、高存信、孔从洲、苏进、王德润、廖鼎祥、欧阳毅、钟辉、谢良、杨银声、丁本淳、陈锐霆、张仲瀚、李水清、廖成美、符先辉、严家安、李懋之、王宗槐、吕义山、贺进恒、盛治华、黄新廷、钟汉华、贺晋年、程世才、邓家太、赵杰、林彬、沙风、杨昆山、严振衡、邱相田、顿星云、孙三、叶藻、谭善和、王六生、武宏、崔萍、唐凯、廖述云、刘月生、徐光友、江民风、陈祥、李恩宝、曾旭清、张国传、陈再道、吕正操、旷伏兆、兰庭辉、郭维城、亓谦斋、彭海贵、徐斌、李际祥、龙桂林、展明、刘金轩、肖春先、王贵德、王洪川、李人林、杨杰、张孔修、王森、李耀文、陈彬、钱学森、朱光亚、张震寰、马捷、胥光义、刘华清、栗在山、朱卿云、张贻祥、彭方复、洪学智、周太和，邹家华、郑汉涛、钱益民、宋时轮、张翼翔、高锐、贺光华、高体乾、舒同、韩双亭、相炜、王新亭、钟期光、阎揆要、王蕴瑞、王智涛、叶楚屏、段苏权、陶汉章、阳震、陈中民、聂济峰、贾若瑜、鲍奇辰、杨秀山、李夫克、谢明、李改、张少虹、陈漫远、李聚奎、邱国光、何德庆、李雪三、李泛山、秦基伟、傅崇碧、马卫华、康林、刘海清、肖选进、李钟玄、汪洋、罗应怀、吴岱、吴烈、曲竞济、万海峰、徐信、吴先恩、肖文玖、杜文达、徐深吉、张南生、杨俊生、刘绍文、刘福、陈奇涵、张天云、李寿轩、袁升平、陈正湘、韩伟、张云龙、宋玉琳、王紫峰、肖应棠、解方、李天焕、杨恬、谷景生、林浩；

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贾庭三、叶林、赵鹏飞、李立功、刘坚夫、刘涌；

罗瑞卿同志的生前友好成仿吾、童小鹏、冯基平、李士英、刘复之、林默涵、周巍峙、胡克实、冯文彬、王仲方、何连芝、薛明、林月琴、卓琳、汪荣华、黄杰、李君彦、林涧青、郭明秋、李琴、傅涯、王昆、严文井、王耳、徐肖冰、张加毅、苏明、朱殿华；

医护人员和在罗瑞卿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屠开元、卢世璧、余霞君、朱元珏、傅沛彰、邓琪慧、高霞、金耀鸣、赵文岐、陶驷驹、李鸿民、潘艮仓、秀芳。

华主席向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本报社记者摄

首都隆重举行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
追悼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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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八月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和他的随行人员。

华主席对园田直外务大臣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成功了，今天下午正式签字。
它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华主席指出，条约的签订，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都有好处。

华主席请园田直外务大臣转达他对福田赳夫首相的问候。

园田直外务大臣对华主席说：“你在百忙之中会见了我们，使我感到很荣幸。”
他还向华主席转达了福田赳夫首相的问候。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还有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条约局长大森诚一和园田外务大臣的其他随行人员田岛高志、佐藤行雄、东乡和彦、小原育夫、杉本信行，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堂之胁光朗、斋藤正树。

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外交部司长沈平，副司长王晓云、沈韦良、高建中等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八月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随同园田直外务大臣来访的日本记者和日本驻京记者，热情赞扬他们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并祝愿他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继续努力。

会见时，华主席同日本新闻界朋友们一起合影留念。

华主席同园田直外务大臣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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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八月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今天下午七时在北京签字。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签字以后，华主席、邓副总理、廖副委员长同园田直外务大臣一起举杯，热烈祝贺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大事。

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等；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等。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我们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
罗瑞卿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罗瑞卿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二岁。
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破坏战备等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
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
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林彪、“四人帮”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罗瑞卿同志衷心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组织实施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他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时间，加快步伐，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失去了罗瑞卿同志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悲痛。

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九年，由党中央派到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大队长，纵队、师和军的政治委员，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他身负重伤，仍然继续指挥作战，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一军团保卫局长、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起，任红军大学和以后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副校长，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培育和熏陶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干部。
一九三九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
一九四○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岁月里，转战太行山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面对面地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解放平津等许多重要的战役。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罗瑞卿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对敌斗争英勇机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
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志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他忠实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为政法、公安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领导广大政法干部、公安干警，依靠群众，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管理，胜利地进行镇反、肃反运动，教育改造罪犯和地富反坏分子，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法、公安队伍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
他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罗瑞卿同志是为人民所热爱、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
一九五九年，罗瑞卿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以后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为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竭尽了自己的努力。
罗瑞卿同志在内卫和国防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所作出的贡献，我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罗瑞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共北方局委员，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选为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
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沉痛悼念罗瑞卿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
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罗瑞卿同志永垂不朽！

答友人

一九七五年仲夏，接友人老委和我给文一同志诗一首，并赠我五言一首。

一

愿君知我心，

何畏遮天云。

太阳终归出，

一样照人行。

二

林贼蛇蝎心，

蔽空犹乌云。

篡权之狠毒，

远超狗彘行。

和文一同志

君我皆经内外战，亿众起攻上下篇。

为党吃苦谁谓苦，贵在身残心不残。

主席思想万分好，神州挖掉三座山。

最长再过百余载，整个地球换人间。

一九七五年夏

原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先坚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喻之为两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作好，下篇才能作好。

作者：国防科委

罗瑞卿同志一向十分关心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早在六十年代初，苏修趁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扼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对苏修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无比愤慨。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指示，亲自组织人员深入国防科研、生产第一线，作调查研究。
调查人员回来汇报后，他亲自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写报告，建议中央成立负责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并自告奋勇担任办公室主任。
罗瑞卿同志的这一重要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重要批示。
毛主席的批示，为我们打破苏修的封锁，组织全国各行各业大力协同，加速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战斗在戈壁滩的广大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在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他们正在执行一次试验任务，突然在电话中传来了罗瑞卿同志的声音，他向参试人员传达周总理的重要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一重要指示，至今广大参试人员都还铭记在心，成为工作的座右铭。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陈毅，贺龙、聂荣臻以及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组织下，我国国防科技事业顶逆流、排干扰，发展很快。
到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宴会上，罗瑞卿同志怀着胜利的喜悦向在座的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祝酒，当他向陈毅副总理祝酒时，很有风趣地说：“陈总，你交给的两弹一机的任务可以交账了吧？”
陈毅同志笑着说：“好啊，要继续努力！”
罗瑞卿同志坚持发扬我党我军在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亲自深入国防科研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指导。
茫茫戈壁滩上有他的足迹l滔滔渤海之滨有他的声音。
一九六三年，罗瑞卿同志来到某试验基地视察工作时，十分关心部队指战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仅巡视了场区，而且深入执勤点，向战士问寒问暖。
他参观了基地的农业展览，鼓励大家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
他兴致勃勃地向全体连以上干部一气讲了四个钟头的话。
他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讲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热情地鼓励大家扎根戈壁滩，为国防现代化作出贡献。
还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到某基地视察时，发现这个部队对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如兄弟部队严，便立即向干部指示，要向兄弟部队学习，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要用科学的方法管理部队，搞科学的要讲科学、用科学。
罗瑞卿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十几年来，一直在激励着这个部队的干部严格按科学的态度管理部队。

罗瑞卿同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科研路线，认真抓整顿、把好质量关。
六十年代初，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加上缺乏经验，造成一些军工生产秩序混乱，质量不好。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罗瑞卿同志协助中央军委主管军工科研的领导同志，带头搞整顿，抓质量。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听说某项国防重点工程建设质量不合格，立即指示国防科委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去查清。
由于领导同志的关心，军工生产很快出现了新面貌。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许多科研单位受害深重，领导班子瘫痪，组织纪律废弛，科研生产上不去，严重地拖了国防现代化的后腿。
罗瑞卿同志对此无比愤慨。
粉碎“四人帮”后，他紧跟华主席的战略部署，抓纲治科研，为了尽快改变国防科研单位的落后局面，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狠抓了科研单位的整顿工作。
他亲自到一个受林彪、“四人帮”破坏严重的单位，传达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深刻批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罪行，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学习大庆人的“三老四严”作风，变后进为先进，为国防现代化做出贡献。

罗瑞卿同志十分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他在某研究院党代会上作了题为《一个革命的、有出息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应当到前线去》的重要讲话。
他精辟地阐述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有出息的科技工作者应当到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前线去的道理。
他指出，科学家除了搞论文、啃书本、搞实验以外，还要亲自参加研究、设计、试制、生产的活动，亲临第一线，他辩证地阐明了红与专的关系。
他说，只专不红，不知道为谁服务，迷失方向，这是错误的。
只红不专，拿不出成果，也是不行的。
革命化和专业化必须正确地结合起来。
他还具体阐述了自力更生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关系。
他说，不自力更生，不独立自主，不搞出自己的东西，是没有出息的。
但是，已经有的成果，可以利用而不去利用，耽误时间，造成损失都不去管，这不是自力更生，而是愚蠢，任何东西都有继承性嘛！
文化有，历史也有，科学就没有吗？
无论世界水平也好，先进技术也好，只要我们能引进来，为什么不引进来呢？
罗瑞卿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对科技战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读起来，感到更加亲切！

罗瑞卿同志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提醒大家，我国一穷二白，很不富裕，勤俭节约非常重要，即使富裕起来，也不能大手大脚。
一九六五年，他向国防科委各基地发出了清查仓库的指示，要求我们每年至少清一次仓库，不要积压物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要给别人用。
罗瑞卿同志还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节约时间，要反对时间的浪费。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强调抢时间、争速度的重要性。
他说，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卡我们，还有修正主义压我们，战争的危险不可低估，我们要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把国防现代化搞好。

罗瑞卿同志经常对我们说，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搞科学的一定要照科学态度办事。
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自己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模范。
他最痛恨那种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的人。
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在某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号召大家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他说，毛主席讲过要反对三种不好的倾向：一个叫装，一个叫吹，一个叫偷。
装，就是本来不是那个样子，却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种人决不是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
吹，就是本来没有那么大，有人吹得很大，或者自己吹得很大，吹起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经不起检查和考验。
偷，就是把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据为己有。
去年年底，在一个部计划会议上，他愤怒地批判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罪行，要求大家要反其道而行之，对党要说真话，是就是，非就非，成绩是鸡蛋那么大，就不要说成鸭蛋那么大，更不要说成西瓜那么大，要做老实人。
罗秘书长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国防科研战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榜样。
为了尽快地把国防科技搞上去，罗秘书长不顾病残，亲自审查了国防军工科研成果展览，详细地询问各项展品的研制情况，观看了表演。
他要求大家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差距，要再接再厉，努力攻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罗秘书长的这些指示，竟成了他留给我们的遗言。
罗秘书长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
“哀音忽传震海内，泪洒长城齐枕戈。
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
罗秘书长，您安息吧！
我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尽快地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而努力奋斗。

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摄（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八月十二日在北京隆重签字。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邓小平副总理、廖承志副委员长参加了签字仪式。

黄华外交部长和园田直外务大臣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华国锋总理的电报全文如下：

东京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阁下：

值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际，谨向阁下和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为巩固和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并将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和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

祝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福田赳夫总理大臣的电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今天，在两国人民的祝福下，于北京签署了日中两国人民衷心期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达这种喜悦心情。

日中联合声明揭开了日中关系的新篇章。
回想起来，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六年了。
在这期间，虽然日中两国关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取得了各个方面的显著的发展，但我确信由于这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这不仅对两国的未来，而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和阁下是日中两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
今后，我决心同阁下共同携手，在日中联合声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全力以赴，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

衷心祝愿贵国的繁荣和贵总理工作顺利。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福田赳夫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满意地回顾了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的发展；
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
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
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此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派外交部长黄华；

日本国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条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对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第四条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第五条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
十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

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黄华（签字）

日本国全权代表 园田直（签字）（新华社八月十二日讯）

福田总理大臣说：“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发表日中联合声明以来，田中关系一直在顺利地发展。
这期间，两国政府在贸易、航空、海运和渔业等方面签订了协定。
最近还签订了一项民间长期贸易协定。”
福田总理大臣接着说：“今天签署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旨在使顺利发展的日中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以保证日中关系取得更进一步的飞跃发展。”
他还说：“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不敌视任何国家，要求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新华社东京八月十二日电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八月十二日晚在东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今天，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日中两国的历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实在令人感到无限欢欣。”
田中说：“一衣带水之隔的日中两国的友好合作，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不可缺少的。”
田中说：“我希望，今后日中两国的关系在新条约的基础上，不动摇地继续发展。”
他还表示要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尽自己的努力。

新华社八月七日讯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已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即日起由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 八月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晨，越南武装公安人员用水龙、催泪瓦斯袭击了住在河内车站旅馆的一百多名华侨，并将他们强行劫持他处。

这是在中越两国为解决越南华侨问题在河内举行副外长级谈判期间，越南当局继在边境制造北仑桥事件之后制造的又一起对华侨施行暴力的事件。

这批华侨由于不堪越南当局的歧视和迫害，难于在当地继续生存，不久前从胡志明市等地来到河内，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办理回国手续。
其中一部分人已领到中国大使馆发给的“归国证明书”，准备回国。
许多人还向越南内务部外侨处登记，越方也已同意他们在十二日去领取“出境证”。
他们中大多数人原来露宿河内火车站或流浪街头。
八月九日，越南当局以“祖国战线”和“华联会”名义出面，在车站广播，要这些华侨住到车站对面的旅馆，并且答应他们住到旅馆以后，对已领取中国大使馆“归国证明书”的华侨，越南当局将发给他们出境签证，为他们代买回中国的火车票，从而把这些华侨诱骗到了这家旅馆居住，有预谋地进行这次迫害和劫持行动。

据这一事件的一些目击者说，十一日晚八时左右，越南当局突然开来大批武装公安人员；
他们如临大敌，包围了这家旅馆，并在旅馆和车站一带戒严；
另有两辆摩托车，在旅馆附近巡逻。
随后，大批武装公安人员闯进旅馆，强拖硬拉地把数十名华侨押解上警车。
尚未被抓去的华侨害怕被抓，被迫紧闭门窗，并大声喊叫救命。
一些儿童被吓得哭叫起来。
这时，越南公安人员，有的从屋顶上向屋里爬，有的则爬上卡车破窗而入。
事先准备好的两辆消防车打开了车上的水龙头，用水猛向屋里冲射。
他们甚至施放了催泪弹，带毒的烟雾弥漫了整个旅馆。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房前用扩音器大声叫嚷：“你们再不出来，我们还要采取更厉害的措施！”
在越南公安人员的不断袭击下，一些华侨被打伤，绝大部分华侨被强行劫走，他们的财物也被抢劫一空。
这些华侨至今下落不明。
直至十二日清晨，越方这一迫害和劫持华侨的行动才告结束。

记者今天上午来到这一事件的现场，看到这家在河内火车站对面南部路一一五号的旅馆，两层楼的房屋门窗全部被破坏。
记者到达时，越南公安人员正在驱赶围在这家旅馆门前观看的行人。

作者：黎钟
栏目：思想战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撰写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
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的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
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任务的精辟而科学的论述。
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示我们：“要在全国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华主席的指示，正是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任务的光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
我们军队的一切政治工作，都应该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内容。
这是我们今天做好政治工作和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军队当前的任务，是抓纲治军，准备打仗。
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动员和组织广大指战员，为做好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工作而奋斗。
这一点，同志们思想上一般是明确的。
至于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的同志就觉得不那么直接，因而也就不认为需要时时都抓紧它，似乎抓了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就可以代替了。
这个看法对吗？
不对。

不错，新时期的总任务，是通过各条战线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任务来落实的。
具体到我们军队，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做好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工作。
但是，我们在完成这些具体工作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同新时期总任务这个宏伟目标联系起来，一定要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基本指导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各项工作的伟大意义，才有远大的目标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否则，只看到本部门本单位担负的一项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却忘记了党所规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会象毛主席所批评的：“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举例来说吧，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我们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和部队装备的发展，也需要大力做好部队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
如果我们总任务的思想非常明确，我们就会把提高干部战士科学文化水平当作一件大事，千方百计，尽可能地抓紧、抓好。
相反，如果我们头脑里没有总任务，还是过去那个老框框，甚至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不少，那就不但不可能站在前面引导部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相反，还会扼杀干部战士学习的积极性。
有的部队现在不就存在禁止干部战士业余时间学习科学文化，甚至强迫收缴数理化书籍的反常现象吗？
这和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多么不相适应！
和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建设的要求是多么不协调呵！
所以，政治工作一定要以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中心内容，不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要落在形势的后面，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工作的任务不是提高人的政治觉悟，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吗？
为什么说政治工作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任务”呢？

诚然，政治工作是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的。
但是，搞思想革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它是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是为了完成当前的各项革命任务和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任务。
毛主席主持撰写的这篇报告里讲得很明确：“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
战争年代，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是为了保障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
今天，我们搞思想革命化，则是为了激发人的革命热情和创造精神，以革命化统帅现代化，促进我军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工作，积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改造一刻也不能离开革命实践。
思想的革命化只有通过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参加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才能够逐步实现。
脱离了部队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斗争的各种实践活动，脱离了部队的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项具体的工作任务，脱离了解决干部战士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问题，哪里还谈得上实现思想革命化呢？
那不成了“闭门思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唯心主义的东西了吗？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不准讲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也不准讲政治工作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搞得不少人连政治工作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了，搞得政治工作严重地脱离实际，搞得思想与实践相脱节，言行不一。
现在应当彻底予以拨乱反正。

留守兵团政治工作报告强调政治工作要贯穿到部队的各项工作任务中去，结合这些工作一道去做。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重申了这一点。
这对政治工作的要求是降低了吗？

不。
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提高了。
政治工作结合各项任务去做，象过去那样光是念一念文件，讲几句空道理，叫大家表表态，就不行了，而必须真正扑下身子，深入到部队的各项工作任务中去，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为此，政工干部不仅要学政治、学理论，还要学军事，学业务，努力掌握必要的业务技术知识。
一个政工干部，如果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现代战争指挥，对本部队的业务技术，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怎么可能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
怎么能发现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项工作中的贯彻执行？
坚持政治工作结合各项工作任务去做，在各项工作中不断提高干部战士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自觉性，这在今天，实在是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政治工作上的假左流毒，克服当前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紧紧抓住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我们的政治工作一定能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作者：石竹
栏目：思想战线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句时髦的口号，叫做“执行不走样”。

什么是林彪、“四人帮”所说的“不走样”呢？
那时的情形人们记忆犹新。
这伙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歪曲引用的片言只语就是“最高律令”，人们必须“句句照办”，不得“走样”。
比如：生产是不能抓的，好象毛主席没有说过要发展生产。
你要召开个生产现场会，得说成是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不然就“走了样”。
你要做一篇报告，最保险的办法是通篇引语录，做到无一字无出处。
如果讲了实际的情况，用了自己的语言，也有“走样”的危险。
而“走样”，就是“不忠”，一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会扣将过来。
因此，弄得人们好象林黛玉初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被完全扼杀了。

这种所谓“不走样”的“样子”，历史上早有前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批判过的“世界模式论”不就是这类货色么？
“模式”，俗话就是“模子”。
不过这个“模子”不是用木头做的，也不是用水泥造的，而是杜林在自己头脑里用一些概念、原则构成的。
他先用原则、概念勾划成一个“世界模式”，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七八、七四页）林彪、“四人帮”宣扬所谓“执行不走样”，也正是要人们把革命导师的个别原理、结论甚至片言只语，当作从头脑里制造出来的永恒的模式、现成的“样子”，去构造现实，剪裁现实。
这里，理论原则成了至尊无上的“宪法”，人们在它面前，只能顶礼膜拜，象宗教徒一样虔诚！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它面前，也必须俯首听命，象羊羔一样温顺。
用这种“头足倒置”的哲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污辱！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
它们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却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套。
譬如鸡蛋吧，照我们看来，天下的鸡蛋都是一个样子吧，然而绘画家们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
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艺术家达·芬奇，绘画就是从学习画蛋开始的。
起初，他的老师叫他一味学画蛋，画了一只又一只，足足画了十几天，弄得达·芬奇也不耐烦起来。
老师这样开导他：别以为画蛋很简单，很容易，在一千个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形状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只蛋，只要变换一个角度看它，形状就立即不同了。
蛋尚如此，何况别的事物呢？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地点会出现不同的样子；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界就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唯其如此，才成其为自然界，才成其为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从如此生动丰富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的，是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概括与反映，因此，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而应当看成是随着实际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
就不能句句照搬“不走样”，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究竟给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规定了什么现成的“样子”呢？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走的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的道路；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通路。
试问，这里究竟那一条道路叫做“不走样”呢？
马克思在一种历史条件下，曾讲过“工人没有祖国”，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则又支持“保卫祖国”。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执行才算“不走样”呢？
显然，否认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否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鼓吹所谓“执行不走样”，只能堵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扼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从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我们反对所谓“执行不走样”，是不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提倡随意性呢？
当然不是。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对待科学就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这科学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完整准确，实事求是。
首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而不容许断章取义，任意曲解；
其次，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容许脱离实践，信口雌黄。
林彪、“四人帮”口口声声“执行不走样”，似乎唯有他们一伙对毛泽东思想“最忠”。
事实上，毛主席的指示一经他们之手，有的被阉割，有的被篡改，有的被曲解得符合他们的需要，有的干脆是伪造。
这伙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把被他们歪曲得完全“走了样”的所谓“毛主席指示”搬出来，要人们“执行不走样”，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阴谋！
表面看来是要人们对毛主席的指示“执行不走样”，实质上是要人们对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执行不走样”。
“不走样”云云，完全成了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烟幕！

长期以来，所谓“执行不走样”，和林彪、“四人帮”的其它假左谬论一样，成了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至今，还有些同志闭眼不看新时期的新条件，却片面抓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作为永恒不变的模式，以为凡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要和这个模式相一致，如果不合，就是犯了大罪。
这不是“执行不走样”的流毒吗？
这不由使人想起战国时韩非讲过的“郑人买履”的故事：郑国有个人想买一双鞋，先比着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
他匆忙来到市上，不料忘了把那尺码带来，只得转回家去取。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用脚去试？”
他说：“宁信度，无自信也”——宁可相信尺码，也不可相信自己的脚呵！
你看，我们今天那些事事查本本找根据，却不愿相信实际生活的人，象不象这个郑国的买鞋人呢？

作者：袁作马仲喜
栏目：思想战线

电影《创业》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党委书记华程在主持讨论油田地质开发方案会议时，说：“这几天，章总地质师熬红了眼睛，……搞了这样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评头品足嘛……”会议顿然活跃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经过一场辩论，最后确定了一个跃进开发方案。
这个镜头恰当地刻画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群众的一再议论，不但使领导的判断更加正确，决心也更加坚定。

无论作什么事情，把领导的计划、方案交给群众，让群众评头品足，作一番议论，是大有好处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这个“来”和“去”，都要认真倾听群众的议论。
群众集体的智慧比领导个人的智慧要丰富得多，他们的议论中间，常常包含着许多对事物的真知灼见，领导者听取群众的议论，犹如蜜蜂采蜜。
没有百花，难酿香甜可口的蜂蜜；
不倾听群众的议论，没有丰富的感性材料，不了解群众的脉搏和情绪，不了解下面有些什么积极因素和消极的因素，领导机关这个“加工厂”，就生产不出合格的“思想产品”。
有的同志担心，把领导的计划、方案交给群众去讨论，人多嘴杂，意见难以统一。
因而本来应该同群众见面的事，也不和群众见面，即使见面，也是走个过场，做个样子，群众才开始说话，就急于收场。
这些同志不懂得辩证法，他们不了解人的思维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对于任何一个事物，开始大家的认识总是不统一的，只有经过七嘴八舌议论一番，把矛盾揭露出来，用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求得统一。
如果不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就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求“统一”，这种“统一”是虚假的。

有的同志怕群众议论纷纷会助长自由主义。
这是误解。
自由主义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
我们提倡的是当面议论，会上议论，正是为了克服自由主义。
毛主席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
平时没有民主，正确的意见得不到表达，一些想不通的问题无法向领导反映，群众就只好在背后议论，自由主义要坚决反对，它会腐蚀部队的战斗力，但是，自由主义的产生，有时与领导的不民主有一定的关系。
发扬民主，让群众对领导提意见，通过开动“大广播”，有利于堵塞“小广播”。
这一点做好了，再加上有力的思想教育，自由主义才能真正克服。

有的同志对于发扬民主，让群众对领导提意见，心里总是不大放心，他们这顾虑，那顾虑，归根到底是缺乏群众观念，有些怕群众。
毛主席说：“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
丢掉怕字，换上敢字，才能做好发扬民主的工作。

作者：长峨
栏目：思想战线

为什么有的人读书如饥似渴，永不倦怠，而且卓有成效？
寻思起来无非有三个字。

一曰：“痛”。
就是痛感有读书的必要，看到自己知识上的不足，有无穷的求知欲，因此能下定读书的决心，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有的人则不然，他们也有学习的愿望，但是东翻翻，西看看，坐不下，钻不进，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原因在于他们对读书还缺乏痛切的要求。

二曰：“苦”。
就是绞尽脑汁，深钻细研，废寝忘食，不辞艰苦。
这样才能在学习上花费浩大的功夫，付出艰巨的劳动。
知识的果树长在高高的山上，长在山的绝顶，不下苦功，只好站在山下徒然叹息，是肯定毫无收获的。
有的同志也读书，但缺乏苦学的精神，因而书读了不少，但都是囫囵吞枣，有如过眼烟云，以后见面，只落个似曾相识。

三曰：“乐”。
就是把读书当成一种快乐。
唯其以读书为快乐，无论多么繁忙，拿到书才能手不释卷地读下去，遇到疑难问题也不会打退堂鼓。
读完之后，闭目凝思，许多精彩的篇章还历历展现在眼前，许多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的字句还跳动在心头，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快。

痛、苦、乐，乐是伴随着痛和苦而来的。
有痛，有苦，才有乐；
没有读书之切肤之痛，也没有尝试到读书之苦的人，是绝对享受不到读书的快乐的。

作者：吴尚忠
栏目：思想战线

最近，一位同志看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商榷”之类的文章，十分感慨地说：“可不容易，‘商榷’多起来了！”
是的，“‘商榷’多起来了”，它来得是何等的不易！
这些年来，“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只能“帮云亦云”，万事都由他们拍板定论。
他们发一通屁话，也变成了金科玉律，硬逼着人跟着喧嚷。
谁要是敢于同他们商榷，立即就会大祸临头。
以至江青的“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吕后是法家”，“女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竟也成了钦定的“真理”。
在“四人帮”的“全面专政”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见了。
不但报刊是一副面孔，一个腔调；
八亿人民也只能有一个声音。
打倒了“四人帮”，报刊活跃了，不同意见能发表了，“‘商榷’多起来了”，这是多么可喜的现象！

报纸刊物上不同意见的商榷多起来了，这是民主生活活跃的表现。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单位，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呢？
是不是都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民主地“商榷”问题呢？
每个领导干部是否都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做到“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呢？
恐怕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单位做到了，有的单位并没有做到。
报纸是舆论的工具，有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
既然在报纸上对一些理论问题、实际问题可以互相“商榷”，具体到每个单位，尺度应该比报纸更宽，而不应该更严，应该培养一种更能民主讨论问题的空气。
毛主席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广泛发扬民主，让大家把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通过讨论，用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使认识、思想一致，才能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快好省地完成各项任务。

“‘商榷’多起来了！”
反映了党的民主的作风又恢复了，这是一件好事，让民主之风吹遍我们的每个单位吧！

作者：玉河
栏目：星火小集

战争年代，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大都是走着做。
那时转战南北，日夜兼程，连安安稳稳吃顿饭的工夫也很难得，那有大块的时间坐下来搞教育？
但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很生动活泼，有很强的战斗性。

现在条件好了，环境变了，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坐下做”了。
但是，“坐下做”并不是唯一的形式。
我们还应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走着做政治思想工作。
走要走到练兵场去，走到施工工地去，走到生产点去，一句话，就是要走到群众中去，见缝插针，对症下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
这是当前各项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也是未来战争的需要。

作者：沈涛瞿锡高
栏目：星火小集

有这样一位指导员，对全连战士的姓名、籍贯、年龄，都背得滚瓜烂熟。
任你问谁，他都能对答如流，丝毫不差，可谓“知情”了。
可是有一次，他很熟的一个战士，由于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发生了欺骗领导的行为，他事先却一无所知、事后也感到意外。
可见，知情并不等于知心。

熟悉战士，知情是完全必要的。
但知情的目的是为了知心，以便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提高战士的觉悟。
如果只知情而不能知心，不了解战士的思想，那么，把花名册和档案材料背得再熟，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