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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 邓副主席致祝酒词

以宋成副总理为团长的柬政府军事代表团、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应邀出席

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康世恩，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并在主宾席上就坐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外交部部长黄华，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政委王平。

今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
毛主席和华主席身着军装的巨幅画像并排高挂在主席台中央，两边排列着十面红旗。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汪副主席和党政军其他领导同志步入宴会厅时，全场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外宾有：以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为团长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奥托·雷施，各国驻中国使节、大使馆武官和他们的夫人。

邓小平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他代表华主席，代表国防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大民兵和烈军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向出席招待会的贵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五十一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他说，我军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跟随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全国人民，开创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保卫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大好河山的艰巨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伟大进军中，我全军指战员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贯彻落实军委会议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争取时间，加快步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他强调说，当前的世界上，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疯狂扩军备战，到处钻空子，抢占军事要地，掠夺战略资源，使战争因素明显增长。
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军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把我军建设成为经得起现代化战争考验的钢铁长城。

他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要学大庆、学大寨、学全国人民；
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的群众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要加强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
要加强民兵建设和人民防空工作；
要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加速我军装备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招待会洋溢着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爱萍、张才千、李达、王尚荣、何正文、伍修权、迟浩田、徐立清、傅钟、黄玉昆、颜金生、张令彬、饶正锡、张贤约、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曹思明、李耀、谭政、王建安、傅秋涛、孙毅、喻缦云、万毅、李耀文、洪学智、宋时轮、肖克、段苏权、陈漫远、杜义德、刘道生、高厚良、余立金、宋承志、金如柏、李水清、黄新廷、钟汉华、谭善和、王六生、陈再道、吕正操、旷伏兆、秦基伟、傅崇碧、吴烈、杨俊生、李人林、孔原、戴镜元、张正光、江文、彭清云、柴成文；

中共中央各部门、人大常委会机关、国务院各部门、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张耀词、胡绳、马文瑞、张平化、胡耀邦、冯铉、罗青长、李贵、王惠德、秦川、熊复、杨西光、马纯古、韩英、曾宪植、仲曦东、刘振华、章文晋、余湛、王殊、楚图南、顾明、袁宝华、韩光、蒋南翔、胡嘉宾、赵苍璧、程子华、李强、石林、杨立功、唐克、周子健、刘伟、吕东、王子纲、张珍、柴树藩、郑天翔、肖寒、张文彬、孙敬文、钱正英、钱之光、梁灵光、段君毅、郭建、朱春和、张劲夫、李葆华、姚依林、陈国栋、黄镇、刘西尧、江一真、徐寅生、胡克实、胡乔木、王伏林、苏静、林海云、邓力群、曾涛、林修德、曾绍东、张香山、张策、王子野、王冶秋、糜镛、沈图、沈振东、孙大光、康永和、李开信、刘卓甫、陈先、白向银、王大钧、须浩风、赵凡、罗玉川、肖鹏、饶兴、邹瑜、李乐山、刘秉彦、叶籁士、魏今非、李梦夫、刘毅、卢绪章、杨寿山、武新宇、齐燕铭、贾庭三、王磊。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周士第、张天云、唐天际、李寿轩、李天焕、刘型、李一氓、张启龙、涂国林、柯麟、李逸民、赵镕、李贞、何连芝、薛明、林月琴、汪荣华、黄杰、张瑞华、林丽韫；

董其武、冯梓、赵宗礼、黄友寿。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单位、英雄模范人物、民兵、烈军属和工人、农民代表：姜泗长、沈志宏、李恩宝、韩忠孝、胡寿根、吴幼芳、孙志、尹铭德、王洪桂、刘瑞田、刘贺生、王学礼、张锡田、陈永祥、徐庆文。

宾主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摄

邓小平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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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

会见时，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就一些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说：“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
宋成副总理转达了柬共中央书记、副书记对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的问候。

华主席也请宋成副总理转达他对波尔布特书记和柬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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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

华主席对朝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前夕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吴克列中将首先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华国锋主席的问候。

华主席请吴克列中将回国以后转达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对金日成主席的良好祝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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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
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
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
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
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
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上，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
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
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
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
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
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
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
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
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
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
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
现在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
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
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
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
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
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大进步的一年。
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
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
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
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
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
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
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
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做；
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
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
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
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
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
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
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
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
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
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
第二步，反省错误；
第三步，改正错误。
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
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
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
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
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
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
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
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
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
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
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
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
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
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
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
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
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
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
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
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
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
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销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
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
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
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
但因为揭发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
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
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
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
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
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
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
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
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
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
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
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
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
重视形式，轻视内容；
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
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
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
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
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
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
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
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
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
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
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
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
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
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的竞赛方式。
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
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
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做起来的。
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
后来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到了成功。
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
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
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
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
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
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
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
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
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
例如在生产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
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
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
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
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谩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罚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
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
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
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
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必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
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
重视形式，轻视内容；
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
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
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
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他。

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
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
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
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励，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他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
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
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
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
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
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种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
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
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
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
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
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
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
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
（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
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
重视形式，轻视内容；
团结少数，脱离多数。
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
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
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
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
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
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
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
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
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各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
所有这种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
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
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
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
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
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
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
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
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
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
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
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
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
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
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
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
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
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
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
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
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
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
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
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的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
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合作。
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
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
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
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
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中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
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
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
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
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
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
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
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
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
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
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
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
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
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
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
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
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
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
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
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
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
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
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
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
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
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
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
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
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
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
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
常有这样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
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
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
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
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
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
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
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
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
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
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
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
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
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
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
为什么如此？
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
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大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
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
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
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
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拚命地做上去，填上去。
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
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
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的需要的。
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
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
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
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
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
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
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
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
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
但是结果呢？
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
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
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
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
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
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
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
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
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
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
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
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查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
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
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
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
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
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
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
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
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
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
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
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

栏目：社论

今天是八一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的日子。
在这光荣的节日里，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发表了。
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对我军建设起着重大影响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整个报告，今天读来仍然感到亲切，新鲜，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贯穿全篇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则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解决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问题。
这个报告，针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着重批驳了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讲了这些偏向在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造成的不正常关系，讲了在工作上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表现，讲了作风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和孤立主义的毛病。
报告正是对当时这些具体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阐明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才使毛主席从我军创建时期起逐渐建立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优良传统更加丰富起来，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今天，报告中所阐述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条件、对象都不同了。
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报告，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分析和研究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采取同过去不同的方法，解决同过去不同的问题。

我们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转入和平环境又二十多年了，这是很大的变化。
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加快步伐，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我们军队要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我们部队的成员状况、政治思想状况、武器装备和技术状况以及内部和外部关系等方面，也都同过去不同了。
政治工作已经遇到并将继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
同时，建国以来几次错误路线，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损害了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威信，把许多问题搞乱了，在政治工作领域内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迫切需要我们加以澄清，拨乱反正。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政治工作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不去大力破除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搞的那一套，结合新的条件运用和发展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而是搞本本主义，一味照抄照转照搬，那么政治工作就无法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因而也就无力完成新时期赋予政治工作的任务。

不久之前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
如果要用简要的话来概括，也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议题本身就是从实际中来的。
会后贯彻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关键在于是否同各个部队的实际相结合。
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很多，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传统。
毛主席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创建了我们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才建立了我军的革命的军事工作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使我们有了成为无价之宝的众多的优良传统。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这次会议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传统，特别是实事求是传统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对于实事求是的问题，毛主席作过著名的阐述，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这样。
实事求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方针，这不但是我们政治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且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首先破坏了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传统。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以至现在还有几样东西障碍着我们做好政治工作。
这几样东西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这些，都是同实事求是的传统相违背的，很不适合于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任务。

本来，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倒过来了。
在这种恶劣影响下，似乎不调查，不研究，就可以哇喇哇喇发议论，出主意；
似乎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不要看实践，只要象查字典一样，翻出书本来就行；
有的凭想当然办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有的一意孤行，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
毛主席曾经指出过的那种现象，现在还不乏其人：“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
本来，做工作应该注重实际效果，工作形式服从于工作内容，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也倒过来了。
那种密切联系实际，使人听了还想听的政治教育课，时事政策报告，那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那种广泛谈心互帮互学的群众性思想工作，那种鼓干劲争上游的生动活泼的鼓动工作，现在很少见甚至不见了。
有的习惯于作表面文章，满足于表态，不是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切切实实地提出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上。
有的追求形式上的热热闹闹，而实际上却是空空洞洞，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有的工作好象也做了，就是经不起检查，雨过地皮湿，走了个过场，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问天数、时数、人数、篇数、次数，不问效果究竟如何。
政治工作竟然有了固定不变的格式、程式、模式，对人讲话、写的报告，总是那几句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使人生厌。

本来，领导机关应该为基层服务，现在许多方面变成了基层为机关服务。
有的单位向下要文字材料、统计表报之多，弄得下面团团转。
下面要向他们请示问题，他们又推又拖，一月两月也不答复是常有的事。
找上门来了，层层设防，处处挡驾，见个人真难啊！
在机关内部也搞烦琐的文牍，芝麻大的事也写呈批件，一级一级送上去，一级一级批下来。
这哪里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作风，分明是官僚衙门作风。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几样毛病，不只政治工作中有，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中也都存在。
只要有这些毛病存在的单位，都要去注意纠正。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毛病已经不象过去那么严重了。
由于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努力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多了，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了，办事情讲究实际了，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一下子都能去掉的，它们还经常在那里作怪。
而要使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一切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尽可能解决得正确，则非要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去掉不可。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政治上是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理论上的根源是唯心论、形而上学。
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某个单位的表现，又是通过这个单位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发生作用的。
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单位流毒影响轻一些，有的单位流毒影响重一些，有的单位抵制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有的单位就跟着走，这些千差万别的状况呢！
同时，不讲明这个问题，也不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不利于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好整顿，真正去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现在，粉碎“四人帮”已近两年了，如果哪个单位问题依旧，面貌未改，仍然不搞实事求是，仍然舍不得丢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就不能光讲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要检查那个单位领导上的责任、自己的原因了。

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
报告又说：“经验已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我们的军队是个好军队。
我军的政治工作曾经做出过第一等的成绩。
我军各级政治机关，总体上看是好的。
广大政治干部和其他干部一样，绝大多数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我们政治工作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罢了。
只要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发扬了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去掉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起色，一定能够在新的长征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一）

江汉惊涛咒右机，南昌斩拔蒋家旗。

五十一年怀旧事，千秋定国赖戎衣。

英明领袖三军勇，革命人民斗志齐。

今朝同庆建军节，喜待健儿射熊罴。

（二）

曾几何时见兵歇，几洲安宁几洲协。

四海风雷斩魔爪，两三婢膝空咽噎。

神州自来知戎事，金棒最能降妖孽。

盛会明定治军策，长征新途兴大业。
===== 捂盖子的是谁？
-《人民日报》支持群众呼声，发表读者要求查清一九七六年北京市理论讨论会等有关问题的来信

作者：扬西岩

本报讯 《人民日报》七月三十日三版发表题为《捂盖子的是谁？
》的读者来信。
全文如下：

看了五月二十一日登的《揭穿一个政治骗局》，很痛快，拖了二十个月的骗局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是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把事情的真相掩盖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是谁把本来是伪造的小学生日记摘抄说成是“日记确是小学生所写，内容已经查证落实”云云？
捂盖子的究竟是谁？

联想到我接触的一件事，也觉得似有查清的必要。
这就是震动很大、影响不小的一九七六年北京理论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是有计划有步骤搞的一个大阴谋。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搞了个理论讨论会后，北京市委曾召开会议布置各基层单位都搞，并说这是新生事物，是培养“理论解放军”。
我所在的西城区委第一个召开，题目一共八个，完全是辽宁那个死党搞的讨论题，并且把辽宁讨论会纪要发下来作依据。
辽宁讨论会重点是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但讨论的题目却是“社会主义怎样划分阶级？”
大家不明白其中奥妙，讨论争执不下。
因此，北京市全市讨论会就把讨论题改了，把问题引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上。
许多谬论由此泛滥，什么“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经济基础论”，还有什么“头身论”等等。
这次会，市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宣传部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事后还召开了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宣讲讨论会发言，还把发言稿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流毒全国的这样一次事件，北京市一次也没有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警惕性不高”。
这说得过去吗？
上边不动，我们西城区甚至连说都不许说这件事。

小学生日记事件拖了二十个月之久，其它是不是还有拖的呢？
编辑同志能不能也象小学生事件一样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扬西岩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七月三十一日会见了柬共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

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亲切握手。
（照片）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七月三十一日会见了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

华主席同吴克列团长亲切握手。
（照片）

华主席同宋成副总理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合影。
（照片）

华主席同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合影。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下午在医院会见了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有关方面负责人尹佐珍、王雁冰等。

图为会见时情形。
（照片）

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月讯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陪同，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访问了北海舰队，受到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北海舰队驻地时，北海舰队、当地驻军和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当天晚上，北海舰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同志。
北海舰队负责人康志强和吴克列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他们热烈赞颂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

吴克列团长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参观访问了北海舰队所属部队，观看了指战员的军事表演。
吴克列团长向部队赠送了舰艇模型、锦旗和徽章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也随同访问。

这套邮票的图案是：第一枚，做反修防修的铁拳；
第二枚，发扬革命传统；
第三枚，苦练杀敌本领。

新华社发（图片）

新华社七月三十一日讯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候补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革命军总参委员会主席宋成，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今天上午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观看了指战员们的军事表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陪同柬埔寨战友参观。

上午，当宋成副总理等柬埔寨战友来到部队驻地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师长张良友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军事表演结束后，宋成副总理对这个部队的负责同志说，柬中两国军队和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今天，我们对你们部队的访问是这一友谊的体现。
他热情赞扬指战员们在军队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并预祝他们取得新的胜利。
宋成同志还把柬埔寨革命军在最近保卫祖国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赠送给中国同志。

师政委陈先达代表全师指战员对宋成同志表示感谢。
他热烈祝贺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三十一日）

非洲统一组织从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胜利举行了第十五届首脑会议，与会的有三十位国家元首和四位政府首脑，这是非统组织成立十五年来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
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显示了四亿非洲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反霸的力量。

这届首脑会议是在非洲形势日益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情况下召开的。
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同时，超级大国在非洲大陆上的争夺，特别是苏联对非洲的侵略扩张正在不断加剧，已经成为当前非洲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非洲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到，非洲国家必须加强团结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界势力对非洲的干涉和让非洲人自己解决非洲问题，加速彻底解放非洲大陆的斗争。
这在这届首脑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在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届会议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论，但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最后在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和非洲解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作出了二百五十项决议，这是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重大胜利。
这些决议“强烈谴责对非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并谴责在非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和同非洲以外国家缔结的盟约”，“完全拒绝旨在非洲推行国际集团政策的一切图谋”。
会议发扬了非洲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在通过的一些决议中一再申明，要“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不给外国干涉非洲以可乘之机”；
强调加强不结盟运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在这届会议的决议中和许多非洲国家首脑的发言中，都重申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明确规定的不结盟原则。
这在当前的反霸斗争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谁都知道，莫斯科在其侵略扩张活动中，一再鼓吹不结盟国家应同苏联这个“天然盟友”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妄想把不结盟运动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从根本上否定非洲统一组织的不结盟原则。
因此，坚持不结盟原则，是反对苏联于涉非洲、维护非统组织宪章的重要方针。
正如尼迈里总统在本届首脑会议开幕词中所指出的：“我们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使非洲避免结盟的危险，不卷进集团的斗争，不陷入势力范围。”
这届首脑会议的积极成果，对非洲国家和人民今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三十一日）

最近一个时期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一些报纸连续发表评论或文章，揭露和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越南进行扩张，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不安。

泰国《中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在幕后支持越南反华，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不安，以制造扩张势力的机会。
这是这个地区的国家应该警惕的一个严重趋势。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说，苏联要使越南变成亚洲古巴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在亚洲的印支半岛“栽培心腹的打手”。
菲律宾《今日公报》一篇文章说：“越南明显的扩张主义政策已成为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人民当前关心的问题。”
对苏越一反常态支持东盟的表示，马来西亚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指出，苏联和越南最近突然改变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态度，相继公开表明支持及承认东盟，值得东盟国家加以警惕。
对越南最近抛出的要东南亚各国都参加的所谓“和平、真正独立和中立地区”的设想，日本《现代亚洲》发表评论揭露说：“这一设想只不过是苏联已经兜售失败了的‘亚安体系’的变种”。
这是越南在超级大国苏联的支持下谋求霸权主义的一步诡棋。
亚洲的舆论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打算是要使东盟纳入“亚安体系设想的一环”，“企图利用越南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桥头堡”。

亚洲舆论纷纷揭露和谴责苏联利用越南进行扩张，表明东南亚国家和一切关心东南亚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人们，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警惕苏联争霸的战略图谋。
众所周知，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是亚洲，包括东南亚，一直是苏联窥伺的目标。
当前，苏联正在加强它从非洲经过西亚直到东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战略部署，以便它称霸印度洋，控制太平洋，取得同美国在这一地区争霸的优势。
为了这一目的，它不仅利用古巴在非洲、中东以及红海地区大搞扩张，不仅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扩大军事力量，从事颠覆活动，而且也急于在东南亚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基地。
苏联支持越南排华反华，其目的就是为了把越南纳入它争霸世界的战略轨道。
这既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是为了排挤美国势力、控制东南亚、增强自己的战略地位。
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各国人民对苏联在亚洲扩张的阴谋，正保持应有的警惕。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竭力想控制越南并进而威胁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只能更加暴露它的侵略扩张嘴脸，更加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