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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七月二十六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了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会见时，华主席同格奥尔基·奥普雷亚进行了同志式的友好谈话。

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向华主席转达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热烈问候。
他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祝中国人民幸福。”
华主席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主席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不久前对我国的访问，使中罗两党、两国的关系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我们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华主席请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转达他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的良好祝愿。

谈话时在坐的罗马尼亚同志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弗洛里亚·杜米特列斯库，机器制造工业部副部长亚历山德鲁·罗苏，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副部长扬·斯托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等参加了谈话。

华主席同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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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求真理而斗争

朱德同志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里，从小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常年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
一九○九年，朱德同志在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经过长途跋涉，从四川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
不久，加入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了，朱德同志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率领新军一连人，参加了攻打云贵总署衙门的战斗，后又入川与清军作战。
清政府被推翻了，但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被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取。
朱德同志又投入了讨袁护国的革命战争，在蔡锷的第一军担任第三支队司令。
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他在滇、蜀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但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这时，朱德同志陷入了苦闷和怀疑的状态：打来打去，为什么社会面貌还是老样子呢？
他在黑暗中摸索而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德同志多么急切地希望了解马列主义的真理啊！
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马列著作中文版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材料，决心找中国共产党，走十月革命的路。
这是他由激进的民主革命者转变到共产主义战士，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朱德同志毅然抛弃了少将旅长的官阶，满怀着新的希望，踏上了新的征途。
他路过重庆时，四川军阀要委派他当师长，朱德同志坚决予以拒绝。
他先到上海，没有找到党的组织。
又到北京，仍未找到。
朱德同志并不灰心，又返回上海，继续找党。
一九二二年九月，他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然而，陈独秀却冷冷地拒绝了他。
在上海，朱德同志还会见了敬仰已久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劝他回滇军重振队伍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他没有接受。
又劝他留学美国，他说：现在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兴起，我要去马克思的故乡。
就在这一年十月底，三十六岁的朱德同志，远涉重洋，到达了德国的柏林。
在这里，他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了他的要求，介绍他入党，作为秘密党员。
十一月底，朱德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
从此，他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不懈的斗争。

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放弃革命领导权而遭到了失败。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担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
朱德同志积极参与了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同志一九二六年底从国外回来，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任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教育团有一千多名学员，朱德同志重视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工农运动，在斗争中提高觉悟。
他还在教育团中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使教育团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革命力量，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
同时，朱德同志还经常到农民运动训练班、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中去指导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推动了南昌地区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一九二七年六月，江西省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朱德同志就离开南昌去武汉。

七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在武汉接受了党的指示，先行秘密返回南昌，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向江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传达中央决定；
安排叶挺、贺龙同志领导的部队到达后的住地；
积极组织教育团留队学员和公安局的革命同志参加起义；
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三、第九军军官的关系，掩护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平安到达和展开工作；
详细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等。
在周恩来同志到南昌后的前委会上，他向会议报告了各项准备工作和敌人的情况，为前委组织发动起义和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朱德同志根据前委的指示，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于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在伪南昌市长家里大摆宴席，宴请城内国民党主力部队的部分团以上军官。
事先，朱德同志派部队在住地周围秘密监视。
同时，将赴宴军官的警卫人员支到别处，另行“款待”。
饭后，军官们兴致勃勃，随意消遣。
深夜，朱德同志借故退席。
这时，我警卫人员按照朱德同志的事先安排，将这帮家伙一一扣押，使一部分敌军失去指挥，为我军迅速歼灭这些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指挥下，起义部队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歼灭了驻南昌的敌军，解放了全城。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开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

南昌起义大部分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在极端危急的关头，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举战斗的旗帜，在三河坝与强敌苦战三天三夜之后，退至饶平，和从潮州撤出的一部分部队会合，共两千多人，经闽西向赣南挺进。
这时，部队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四面受敌，但朱德同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士气，甩掉敌人，和陈毅、王尔琢同志一起，把部队带到了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湘南地区。
在朱德同志和湘南特委领导下，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
首先，巧夺宜章城，消灭了地主武装挨户团。
不久，反动军阀许克祥亲自带领两个团，直奔宜章而来，妄图一举扑灭这里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朱德同志将部队和农民自卫军埋伏在城南的笆篱堡、圣公坛山地，伏击敌人，连战连胜，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许克祥只身逃命，接着，乘胜前进，迅速攻克了郴州，歼敌一个团，直取资兴、永兴、耒阳。
在耒阳城外的敖山庙，又歼敌四百人。
在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革命武装由一千多人发展到包括农军约一万人，建立了威震湘粤的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苏维埃政权。

湘南五县的暴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惊恐，蒋介石调集了许克祥、白崇禧等大批反动军队前来“会剿”。
加上党内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危害，致使起义部队很难在湘南立足。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朱德同志总结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决定率领起义军主力和农军退出湘南，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会师。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宁冈砻市，两军胜利会师了。
经过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为军长，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
从此，这支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朱德同志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积极协助毛主席研究制定重大战略决策，组织指挥重大的战役战斗。
朱德同志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在井冈山艰苦奋战的日子里，朱德同志在毛主席关于“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的方针下，组织井冈山地区军民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和赤卫队。
当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时，朱德同志协助毛主席指挥战斗，使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会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国民党纠集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共十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分进合击。
毛主席按照对湖南方面进犯的敌人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江西方面进犯之敌的方针，决定红军主力到龙源口新、老七溪岭迎战。
朱德同志亲自率领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直奔新七溪岭。
当我军抢占制高点后，敌人向我连续发起冲锋。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和鼓舞下，红军指战员奋勇杀敌，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各路部队密切配合，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一千多枝，粉碎湘赣之敌第一次大“会剿”，取得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边界军民为此编了一首歌谣：“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杨如轩、杨池生两军阀）。”
此后，井冈山进入全盛时期。

一九三○年，红军创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发展到四万人，朱德同志担任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政委。
蒋介石先后纠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在连续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朱总司令坚决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协助毛主席巧妙的捕捉战机、指挥部队，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反革命“围剿”。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虽然“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但朱总司令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朱德同志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军总司令，率领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由陕西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敌后。
他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抗战的头三年，八路军与日寇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十万以上，争取伪军十万余人反正，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政权，造成了对华北敌占城市和交通线的战略包围态势。
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朱总司令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策略，在晋东南地区，坚决打击了向我猖狂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消灭其近三个师，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之后，朱总司令又深入虎穴，去洛阳国国民党军队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与我暂时维持统一战线的关系。

一九四○年四月，朱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侵袭，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物质困难。
朱德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在勘察三五九旅的防区时，发现南泥湾可以屯垦，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建议开发南泥湾。
他亲自到南泥湾调查研究，指示三五九旅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开展大生产运动。
以后，他又多次到南泥湾检查指导。
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终于把一片荒川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富饶的南泥湾，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倾注着朱总司令的心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全面内战。
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中，朱总司令协助毛主席，组织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军队重点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依据当时形势，中央书记处分成两部分：毛主席、周副主席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另一部分由朱德同志率领，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中央委托的各项任务，并指导当地的作战和工作。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不到半年，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接着，挥师南下，打过长江，挺进大西南和大西北，消灭蒋家王朝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
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居中运筹的结果。

临大节而不辱

朱总司令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中，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又有灵活的斗争策略，忠实地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会后，毛主席率领红军胜利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达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
这时，窃踞四方面军领导的野心家张国焘，加紧了右倾逃跑、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妄图夺取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遭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正批评。
于是他大耍两面派，在毛儿盖会议上，口头上同意了中央关于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的决议。
但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他公然违抗中央决定，强迫部队南下，并要朱德同志同他一起签字发电调右路军南下，被朱总司令严词拒绝，张国焘悍然不顾朱总司令的警告，竟盗用总部名义发出电报。
同时又发出密电妄图截击一方面军和党中央，破坏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电报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所获，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当即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连夜率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北上。
这时，张国焘大肆污蔑攻击中央，并要挟朱总司令表态反对毛主席，反对北上抗日。
朱总司令旗帜鲜明地回答他：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贼心不死，采取高压手段，妄图迫使朱总司令屈服。
九月间，在阿坝召开四川省委会议，围斗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达三天之久。
张国焘在会上攻击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还一再逼迫朱总司令表态。
朱总司令向到会同志反复说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不能反对的。
他还义正词严而又具有充分说服力地解释：“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至于对他本人的那些谩骂和攻击，朱总司令为顾全大局，置之不理，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灵活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率领部队到达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他奸心毕露，公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在绰木碉成立伪中央。
张国焘妄图软化朱总司令，给他安了个中央委员的头衔。
朱德同志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
张国焘黔驴技穷，只得耍无赖，逼朱总司令离开总部，撤销警卫，扣发口粮，抢走乘骑，制造摩擦，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朱总司令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相信广大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宣传北上抗日方针的伟大意义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
他还针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部队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给干部战士宣讲古田会议精神，从而粉碎了张国焘的罪恶图谋。

张国焘率部在天全、芦山地区遭敌重兵袭击，部队消耗很大，被迫西撤到甘孜一带。
这时，二方面军也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长征。
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积极主张二方面军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朱德同志还多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教育，促其北上抗日。
同时，由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日益觉悟，和二方面军在云贵地区的积极活动，加上甘孜地区不利于大部队活动等因素，张国焘走投无路，同意与二方面军会合北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孜胜利会师了。
朱总司令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起，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路线。
叛徒张国焘的阴谋完全破产，不得不取消伪中央，被迫北上。
但进至甘南，张国焘又一再变卦，要率军西进。
朱总司令又和他的逃跑主义路线几经斗争，历尽艰难曲折，最后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

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朱总司令处境十分困难，坚贞不屈，坚持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战胜张国焘退却逃跑、分裂党和红军的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誉朱总司令：对张国焘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革命到底

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以后，朱德同志老当益壮，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朱德同志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建国初期，刘少奇美化资本家，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谬论。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朱德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刘少奇屁股坐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他热烈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运动。
朱德同志曾经义正词严地警告资产阶级右派：“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天下，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帮助无产阶级做事，就会被历史淘汰。”
他担任委员长的职务以后，十分关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视察，广泛接触群众，热情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勉励大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他到大庆、大寨视察，赞扬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创造的伟大成就。
他非常关心我军建设，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战备。
一九七三年朱委员长已是八十七岁的高龄了，还两次到军政大学视察，指示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要搞好学校建设，加强干部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防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随时准备解放我国领土台湾。
他还给我们讲革命传统，勉励我们要加强团结，保持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作风，把林彪破坏了的传统恢复起来。
他多次视察过国防工业企业，指示军工生产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
朱委员长遵照毛主席关于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战略决策，十分重视反修防修斗争，曾多次讲话和写诗，揭露苏修叛徒嘴脸。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朱委员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了坚决斗争。
他热情支持广大群众，真正做到了三个正确对待。
群众贴出的大字报，他热情欢迎，认真阅读。
有的同志为了防止林彪、“四人帮”的暗算，曾提醒他注意安全，但他总是不在意地说：“不要紧，要相信广大群众，坏人是极少数。”
当身边有的同志受到冲击时，他就劝同志们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照常上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朱委员长在他的《喜读主席词二首》一诗中写道：“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
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
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这些有力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他老人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衷心拥护和诚挚赞扬。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万恶的“四人帮”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到处兴风作浪，妄图打倒邓副主席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以便篡党夺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朱委员长看透了“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和这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认为他们的这些罪恶勾当，只有国民党特务才能干得出来。
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亲书“革命到底”四个发出金石之声的大字，赠送给有关同志，表达了他老人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修正主义战斗到底的钢铁意志。
就在这时，他对有关领导同志说：我国的国际威望只能高，不能低；
国民经济只能上，不能下。
他指示一位负责同志，要迎着困难，排除干扰，把国民经济抓上去。
在临终前不久，还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希望能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六月底，朱委员长突然患病，卧床不起，在垂危时刻，仍然在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操心。
他语重心长地对前往医院看望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说：要团结，要革命到底。
而对于假惺惺地去医院看他的“四人帮”，不是闭目不理，就是冷眼相对，表示了极度的蔑视。
临终前，他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语重心长地对一起战斗、生活几十年的老战友康克清同志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军队是好的，是稳定的，这是最基本的。
谁要想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是必然要失败的。
历史已经证明，谁违背革命人民的意志，必然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就在他老人家去世三个月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朱委员长生前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朱委员长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伟大的形象，崇高的品质，光辉的业绩，却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我们一定要牢记朱德委员长“革命到底”的遗言，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深揭狠批“四人帮”，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作者：孙宝元/赵天佑/佟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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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党委帮助七连抓住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例，搞好整顿，并在全团进行了一次群众纪律的检查教育，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

三月中旬，七连在转换驻地期间，损坏了原驻地某中学四十八块玻璃、十五个饭盒。
此外，连队冬季搭火炉借用生产队的二百块砖也没有及时送还。
这些问题发生后，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
党委会上，孙副团长指出，团机关与七连同住一个村，同行一条路，但连队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领导机关为什么没有及时察觉？
这反映了团党委和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
赵政委接着说，七连的问题，也暴露了我们政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团里平时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停留在会上讲，缺乏认真的检查督促。
有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总认为关系不大，结果影响了军民关系。
这是一个教训。
杨团长还指出，对连队实际问题解决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冬天，七连几次反映取暖器材不足，团机关一直没有帮助解决。
这样一摆一查，大家深刻认识到，问题出在连队，基层干部固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领导机关如果不承担责任，不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只用简单的处罚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们一致决定，要热情帮助七连进行一次整顿。

根据党委决定，杨团长带领工作组来到七连。
他们首先核实了情况，接着，团长亲自向驻地人民公社和某中学的领导检查错误，赔礼道歉；
并带领七连干部把损坏的财物作了合理赔偿。

为了帮助七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工作组又深入班排，发动群众摆问题、揭矛盾，找出了连队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四人帮”大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
在这种流毒的影响下，七连个别战士纪律松弛，损坏公物不赔偿，借东西不及时送还，在农村购买鸡蛋等违反政策的现象也出现了。
另外，个别干部政策纪律观念淡薄，不能大胆管理部队，也助长了问题的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帮助七连进行了一次作风和纪律的整顿。
杨团长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件的决定》和硬六连全面建设连队的经验，并讲述了自己在战争年代经历过的有关遵守群众纪律的体会，引导大家从我军宗旨出发，分清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增强纪律观念。
连队两名主管干部主动作了检查，其他干部也找出了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连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在整顿的基础上，工作组帮助七连建立了群众纪律检查组，并制订了具体措施。
杨团长亲自指挥干部战士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带领大家为房东担水、扫院，做群众工作。
在团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七连积极开展了学雷锋、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活动。
有的战士为房东抹房子，有的帮助训练民兵，有的为“五保户”担水，卫生员走访家家户户，为社员扎针治病。
全连干部战士利用休息时间，对驻地进行大扫除，整修了四个公共厕所，清理了四十一堆垃圾，使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驻地群众称赞他们真象当年的老八路。

七连的问题解决了，其他连队怎么样？
团党委再一次进行研究，决定扩大战果，结合宣传贯彻新宪法，在全团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群众纪律检查教育。
司政后机关抽出十五名同志组成三个检查组，对驻在农村的十四个连队进行了三项检查：检查连队执行政策的情况，了解有没有违反规定购买国家统购物资的问题；
检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了解有没有借东西不还，损坏东西不赔等现象；
召开群众座谈会，检查尊重地方政府、尊重群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情况。
工作组边检查、边教育、边纠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根据检查情况，党委对原来制订的驻农村部队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补充规定充实了新内容。
后勤机关举办了司务长、给养员学习班，学习有关政策规定。
全团召开军人大会，表扬了十二名学习雷锋为人民做好事的积极分子。
政治机关还派出有关人员，对施工必须占用的土地逐块进行丈量，根据国家征用土地的政策规定报告上级有关部门，给予社队合理补偿，从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孙宝元、赵天佑、佟胜文）

作者：李培
单位：八一一六七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版面：头版

编辑同志：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向你们反映一件人民热爱和关心子弟兵的感人事情。

我们单位担负着为部队培训政治、军事技术骨干的任务。
今年开训后，学员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号召，在学好政治、军事的前提下，抓紧时间学习英语。
但是我们没有教员。
组织收听广播英语教学节目吧，又与部队的作息时间有矛盾。
因此，我们急切地想购买一套英语教学唱片。
可是，由于我们驻地比较偏僻，多次跑县城，都没有货。
后来又托人到省城购买，也没有买到。
眼看四月上旬又快要过去了，同志们更加焦急。
于是，在四月八日，我执笔给上海中国唱片发行公司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说明学员迫切要求学习英语的心情，同时寄去十元钱，请求他们卖给一套英语教学唱片。
信寄出了，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心想：上海中国唱片发行公司发行的范围那么大，大干快上的工作那么忙，哪能顾到我们这件小事呢！

五月二十三日，邮递员送来一个邮包。
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着整整齐齐的一套共二十一张英语教学唱片，还有英语广播讲座书籍。
看着这些“教员”，我们又兴奋又感动，深受教育。
这件事生动地反映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地方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关心和爱护。
我们再一次感到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无比英明正确！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地方的这种好思想、好风格、好作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科学知识，为抓纲治军、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八一一六七部队教导队 李培

作者：邢来钊/墙师琼
栏目：实事求是办后勤（典型事例报告）

编者按：北京部队实事求是解决战士医药费的问题，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暴露了矛盾，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实际敲你的大门，你就不要回避；
二，周密的调查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这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

本文给人们的启示决不只是一个医药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作风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想为《实事求是办后勤》的栏目写篇东西，不少同志说，战士医药费的问题，应当好好写写。
我们来到北京部队后勤部卫生部，药材科科长史明贤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战士医药费问题不能小看，这里头确实有文章。

题目出来了

在北京部队召开的一次药材分配会议上，某部卫生处的同志提了一个问题：现在连队用药紧张，有的连队每月领到的药品折合成药费，平均每个战士只有六至九分钱。
听到这一反映，药材科的同志受到很大震动。
他们在思索：医药经费标准，全军早有明确规定，干部每人每月六角，战士每人每月四角。
六至九分钱的药费，西药只能买几片，中药成药还不够买一丸，连队战士的用药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

这个问题在卫生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助理员蔡龙生说：“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只一个连队有。
以前下部队，也听到过类似的反映。”
其他同志紧接着进行分析：连队战士药费问题，事关阶级兄弟的健康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如果其他连队也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药材科副科长王克勤一边听大家的发言，一边在责问自己：连队是机关的一面镜子，机关是为部队服务的。
战士药费这样少，我们做药材工作的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
只满足于经费拨了，药品发了，不扎扎实实地去抓落实，医药卫生保障工作能跟上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新形势吗？

热烈的讨论，认真的思索，使卫生部的同志再也坐不住了：题目出来了，文章要由我们去做。
连队战士药费不足的问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说干就干。
卫生部组成调查组，走出机关，下到连队，决心把战士医药费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调查组来到正在执行插秧任务的某部二营，一提起干部战士吃药的事，一位营的领导同志话匣子就打开了：“基层干部战士用药太困难了。
我们全营一个月才发给十几支青链霉素，常用药品也很少。
战士插秧划破了手，胶布不够用，只好自己花钱买。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调查组的同志马上找来营军医和连卫生员进行了解，并抽查了一个连队的药箱，发现这个连把碘酒、红汞、药膏等都算上，才有十三种药品。
紧接着，他们又调查了一些不同类型的连队，结果是：三分之二的连队每人每月的药费在一角以下，最少的只合二分六厘钱。
他们又对五个师的二十个不同地区、执行不同任务的连队进行调查，和这些连队的用药情况基本相同。
大部分连队缺少抗菌素、解热止痛药。
有的部队死抠经费，不问需要，将最便宜的药品发给连队。
某营有三个连队没有体温计；
一个连队缺药，卫生员只好一片一片地送给患病的战士吃；
一个远离机关的连队，有个战士肚疼没药吃，只好捂着肚子忍痛站岗。

连队是这样，机关又如何？
调查组走访了一些团卫生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亲眼看到，药房里中西药琳琅满目：常用药、急救药和防疫药比较齐全；
中成药、补养药和贵重药，也能看到。
有一位领导干部的家庭小药柜里就积存着几十种药，比一个连队的药品还多。

部队并不是没有药，为什么发给连队的这么少？
除了为保障年大体弱的领导同志健康和战士到团卫生队住院需要留一些药费外，调查组还发现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药品发放时，替连队着想少，一级一级地克扣，到连队就所剩无几了。
二是有的领导爱强调“特殊需要”，有的医生投其所好，不问是否需要，一味向领导推荐，千方百计购买贵重药。
个别人一副营养药，就把百十个战士一个月的药费吞进去了。
三是有的医生看病，对熟人、同事和机关干部，是看人开药，或者听任患者点名要药，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造成了浪费现象。
还有的单位为了拉关系，徇私情，价拨部队正常供应的药品，以药易物，致使药品外流。

调查组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行程七千多公里，对五个部队、二十五个连队用药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终于得出了结论：有的领导机关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眼睛盯着连队，心里想着战士”的口号，还没有变为所有领导干部的行动。

新标准的诞生

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
把问题搞清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办法是什么？
还是象以往那样单靠开个会，发个文件，打几个电话，提几条要求吗？
卫生部的同志普遍感到，那样不行。
还是从实际出发，明确规定出连队的药费标准，这样，才能对那些不正之风加以限制，便于各级执行、检查、监督、落实。

在现行的医药经费标准中，团留多少，营留多少，连留多少，既要坚持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向，又要考虑到团机关的实际需要。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决不能简单从事，必须用科学的态度认真核算，反复研究。
卫生部药材科首先请某军卫生部门根据多年来团、营、连用药的实际情况，核算出一个各级使用药费的标准来；
然后，分三个片召开了有军、师、团、营、连各级医药卫生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补充。
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除留够团门诊、镶配、外诊和营门诊费用外，其余全部发给连队，并由此产生出一个各级都满意的连队药材供应标准。

这个标准，明确规定了连队战士每人每月的药费不得少于一角八分钱（今年总后勤部又把战士医药经费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五角，他们已告诉试点部队可按二角至二角五分执行），团发给连队的药材不得少于五十一种。
他们还根据连队防病治病的实际需要和连卫生员的技术条件，具体规定了必发药品的品种和数量，使连队用药标准化、制度化。
今年三月，经卫生部研究确定，在四个不同地区、执行不同任务的连队试行，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文章还在继续做

标准制订了，试点开始了。
新标准发到了连队，卫生部调查组的同志也随着下去了，看看新标准下发后会遇到什么新情况，听听战士们还有什么反映。
同时，他们又把试点单位的医药卫生人员请到机关来，汇报新标准试行的具体情况。
经过这一上一下，他们进一步了解到：季节不同，任务不同，环境不同，所需药品均有差别。
夏秋季节肠胃炎多，抗菌素需要量大；
冬春季节容易感冒，解热止痛药需要增加。
温区部队容易出现疟疾和痢疾，寒区部队多发生上呼吸道感染、冻伤和夜盲症。
开山打洞的施工部队容易患矽肺病、关节炎和腰腿疼，执行军农生产任务的部队容易患稻田皮炎……。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告诉各试点部队，连队药材供应标准在原则上应该严格遵守，但执行中不能“一刀切”。
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灵活掌握，使之真正适合连队的实际需要。

围绕着战士医药费的问题，卫生部的同志还要继续作些什么文章呢？
让我们省略细节，向大家报告一个日程表：今年八月，他们准备再普遍检查一次新标准的试行情况；
十月份召开会议，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修订标准；
明年，准备将连队药材供应标准在全区部队普遍推广。
（邢来钊、墙师琼）

作者：郑宗群
栏目：追科学攻关战士赞歌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
炮击金门的战斗打响不久，福州部队总医院接收到从炮战前线转来的一位年轻的伤员。
在激烈的炮战中，他的一只眼睛飞进了雷管铜片。
必须尽快取出，否则，这只眼睛就保不住了。

军医郑宝仁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伤员却一把拉住他的双手，恳切地说：“医生，你快想办法治好我的眼睛吧，我要回连队，我要参加战斗！”
夜里，郑宝仁辗转难眠。
伤员那句恳切的话，还响在他耳边。
眼科资料文献上记载的几个数据，也在他眼前跳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眼部战伤占全部伤员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眼部战伤增至百分之十五。
这些数字分明在告诫郑宝仁：打起仗来，作为一个眼科医生，多治疗好一个眼部战伤的伤员，就为前方多输送一个战斗员。
他扪心自问：应该怎样做，才能尽到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
他再也躺不住了……

要攻下取出眼球内铜片异物的难关，有两个关键。
一是要侦察好“敌”情——摸清铜片异物在眼球里的准确位置。
这要通过X线拍片获得。
但因眼球易滑动，需要有个定位器罩上眼球，使之不动分毫，才能准确拍片定位。
二是要有个好“武器”——取出铜片异物的特殊手术钳。
可是，当时即便在国外也没有研制出理想的“武器”。

郑宝仁因此想首先研制新型的眼球定位器。
尽管在当时，这种宿愿还如同白云深处的一缕灿烂的霞光。
但郑宝仁信心十足，因为他坚信“无高不可攀”！
他细细推敲设计原理，并在自己的眼球上做试验。
记不清试验了多少次、改革了几多回，最后用透明塑料制成一个别具一格的眼球定位器。
用它往眼球上一罩，便能使眼球纹丝不动。
它不会摩擦眼球，真是妙极了。

眼球固定了，X线拍片精密度不高怎么办？
于是，郑宝仁又为提高拍片精密度开动脑筋。
后来，他设计了一个由上往下进行X线拍片的轴位图，连同正位、侧位图，便可用坐标标出眼球内铜片异物的准确位置。

最后一道关，是需要取出铜片异物的小手术钳。
怎么办呢？
只能自己试着设计。
他画了一张张草图，涂改得只有他自己才能辨认。

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他好比一台发电机，终日不知疲倦地转动着。
老伴心疼他，又劝说不动，就想方设法炒点好菜，给他添添营养。
他心不在焉地吃着，老伴问他味道咋样？
他嘿嘿一笑，还真说不出个名堂来。

有一天，老伴想缝衣服，找不着针，着急地嚷了起来。
郑宝仁屋里接上话：“你嚷嚷啥？
我在用呢！”
老伴心想，这针线活，还用得着你干。
她推开门，愣住了。
郑宝仁那里是在缝衣钉扣，他又是在鼓捣什么新玩艺，连针也用上了。
还有那一节节小竹杆，也在他手里比比划划，摆弄来摆弄去。
她走近瞧瞧，原来是她晒衣服的竹杆叫老头子给锯了。
后来，她才闹明白，这就是郑宝仁要做的新手术钳的放大模型。

过不久，郑宝仁用金属管又锉又磨，做了一个小巧别致的手术钳。
看外观如同一个注射针头，这就解决了开口要小的难点。
针头的尖端，添上一个活瓣，通过把柄上的开关，控制活瓣的开闭，便能自如地通过小活瓣钳取出眼球内铜片异物。

就这样，经过七年艰辛汗水的浇灌，郑宝仁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至今他已成功地从十七名伤员眼中取出十八个铜片。
在这同时，他还研制成功泪义管、膝状囊膜镊、白内障洗吸器等眼科新器械。

然而，科研的道路之所以是坎坷不平的，还有其它的含义。
一九六五年，郑宝仁的科研成果上报后，获得了国防部奖状。
谁能料到，这张不到一尺见方的奖状，居然招来一场横祸。

在林彪和“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日子里，国防部颁发的这张奖状，竟成了郑宝仁“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的罪状。
大会讲、小会批不算，还把奖状一把从墙上扯了下来。
个别人甚至指责郑宝仁搞科研是为名为利。

听到这蛮横无理的斥责，郑宝仁额角上的血管突突地跳着。
他想不通，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伤病员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错在哪里？
何罪之有？

在那电闪雷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郑宝仁的心情异常沉重。
为什么“梁效”的文章可以撇开中央文件，另行发号施令？
为什么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受到了攻击？
为什么有的报刊公然批判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作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
为什么说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要落地？
为什么硬是把许多专心搞科研的知识分子骂成“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
……

接二连三的为什么，看来比探讨眼球内铜片异物的取出要复杂得多。
那时候，虽然他还不知道“四人帮”一伙的底蕴，但他通过学习，心里就象架了个天平。
他反复掂量着“梁效”的文章，总觉得字里行间散发出一股叫人厌恶的邪味。
他又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终于认定了一条道理：为解除伤病员的痛苦而钻业务、学技术、搞科研，没错！

又是一个南方的盛夏来临了。
医院实行半休。
这一天，郑宝仁急急忙忙吃罢午饭，打开柜子，取出一个裹着几百页书稿的绸布包。
老伴见了，一把夺过来：“这么热的天，中午还不歇一歇？
人家不给出版了，你还白费那个劲干啥？”
是啊，这本四十八万字的《眼外伤讲义》的书稿，花了十年功夫，叫一家出版社以“现在又不打仗”为理由给“枪毙”了！
可是，郑宝仁没有灰心。
他认定了，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将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科研成果写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深情地抚摸着厚厚的书稿，心里自言自语：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写的，决不会白费劲。

烈日当空晒的中午，空气显得格外闷热，大地好象被烤得晕晕糊糊地睡着了。
屋子里简直象个小蒸笼。
郑宝仁干脆脱掉背心，光着膀子，又顺手拧了一把湿毛巾，披在冒着热汗的肩膀上。
他坐下来，解开绸布包，取出书稿，逐字逐句地修改起来。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整顿了医院的领导班子。
新来的院长主动找郑宝仁谈心，批给他搞科研的经费。
医院党委还决定内部出版郑宝仁写的《眼外伤讲义》。
眼科党支部也关心他，叫他集中更多精力搞科研。
那时，尽管有“四人帮”在干扰破坏，但是，医院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向郑宝仁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

一九七五年春，郑宝仁为研究激光在眼科上的应用，跑了很多地方。
在完成工作之余，他还应兄弟单位的邀请，两次上手术台作示范，并作了六场学术报告，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一项一项地全部贡献出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是金色的十月，胜利的十月。
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象一把烈焰熊熊的火炬，把郑宝仁身上的全部热情点燃了。
为了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他常常拿着星星当日头，使劲地干着。
在郑宝仁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等同志的努力下，去年四月一日，我国第一台眼科三用激光机试制成功，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了。

打倒了“四人帮”，郑宝仁的先进事迹得到了宣扬。
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授予他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奖状。
在胜利和荣誉面前，他又在想：在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新征途上，怎样做才能尽到自己更大的责任。

本报记者 郑宗群

作者：司岩
栏目：追科学知识宝库

当你打开电视，所播节目恰恰不是你喜欢看的，你会想，要是有个什么法子，能让人们随时看到自己所喜好的节目，那该多棒啊！

当你四点起床，争买卧铺，高兴而去，失望而归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是让人们不多占用时间就能顺利地买到车票，那该多好啊！

当你为了给本单位购置科研器材，奔波全国，一无所得的时候，你多么渴望，要是能有人告诉该上哪里去买，就太好了！

当你为了几千字的科技文献，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图书馆的时候，你多么希望，如果各地的科研工作者不离开当地，就可以查阅北京图书馆的文献，那会多节约时间啊！

这里我要介绍的，正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发明，它叫电子计算机“终端”设备。

提起计算机，大家并不陌生。
它是一种能高速度运算、高难度记忆、大规模处理、大范围模拟的机器。
由于它的运算速度极快（每秒可达百万次、千万次、甚至上亿次），它的工作效率高得惊人。
为了提高计算机的利用率，人们还想出一套办法，把通信手段和计算机连接起来。
这样结合，一台计算机就能为很多不同用户服务了。
这种把计算机和通信线路连接起来的设施，叫联机系统。
那么，用户怎样与计算机进行联系呢？
依靠计算机“终端”设备。
“终端”包括电传机、自动打字机和键盘显示器等项装置。
这些装置的功能是：把用户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计算机，然后再把计算机的“答案”用普通文字告诉用户。
实际上，“终端”成了计算机的“代办”，成了计算机伸向四百八方的“触角”。
在联机系统的基础上，人们又把许多计算机联结成网络，不但提高了计算机单机使用效率，同时电扩大了单机的信息储存量，便于建成人容量的“信息库”，更好地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计算机联机系统和网络克服了地理上的限制，就可以随时满足各地用户的不时之需要了。

假如电视台实现了电子计算机网络化，它的“信息库”里，将储满了各种各样的节目：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科学讲座、电视函授等等，应有尽有，随时可以提取。
比方说，现在你想看某个电影，你就通过安装在家里或办公室的“终端”设备，向电台计算中心提出要求，计算机便立即自动从“库”里提取所需影片，自动播发，以满足你的需要。
用同样的方法，不光可以欣赏所喜爱的电影艺术，同时也可以知道想要知道的世界新闻。
真可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假如服务系统实现了电子计算机网络化，全国各地的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班次、时刻、路线等情况，都可以储存在计算中心的“信息库”里。
比方说要坐民航班机，你启动一下“终端”，显示器立即会把你所希望的飞机班次、起落时间、司机姓名、气候好坏等项资料告诉你，甚至到那个票房取票最合适，也做了最优选择。

假如商业管理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全国各地的商业单位将会每日每时把商品进出、库存，以及商品的型号、数量、质量等情况告诉计算中心，经计算机综合处理，存入“信息库”中。
当你通过“终端”向计算机询问某种商品的时候，显示器上便会告诉你所需要的商品的型号、品类，售货地点，前往的路线。

假如图书馆实现了网络化，建立起全国科技情报研究资料中心，各地科研分院的同志便可以不离开当地，向北京图书馆查索科技资料了。
而且检索的速度相当惊人，在半小时内，可以为二百五十个研究课题提供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这些文献资料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三十种文字，两千种杂志，两万篇文献。

此外，电子计算机“终端”还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疑难病症，帮助老师辅助教学，帮助商店自动售货，帮助银行自动存取，帮助科学家自动翻译，帮助作战机关实现现代化的军事指挥。
总而言之，电子计算机“终端”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神奇的万能“服务员”。
据统计，截止一九七四年，计算机已有二千六百七十多种用途。
近几年来发展的微型处理机，把计算机应用推向新的阶段，甚至可以应用到电话机、电视机、照像机、打字机、缝纫机等日常生活用品中。

目前，我国已经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列为重点科研项目。
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公共事业必将山花烂漫，开遍城乡。

作者：马先松
栏目：追科学捷报频传

空军飞行训练飞速发展，给勤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八六一二八部队某气象台的同志们奋发努力，刻苦钻研，向气象科学进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个气象台所在的部队，主要任务是训练学员飞行。
由于学员初学飞行，对气象条件要求高，加上训练的连续性，这就迫切需要气象部门提供中长期天气预报，以便安排训练课目和进度。
这样的预报，这个台从来没搞过，预报员也不会搞。
为了满足飞行训练的需要，他们决定以当地中长期天气预报为题，展开了科研工作。
全台同志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本站二十一年来的地面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综合分析，又对周围七个较大气象台、站十五年来的高空资料进行了整理统计。
他们细心地从中摸索规律，终于总结出了本站中长期天气预报方法。

这个飞行部队的驻地，夏季雷暴、冬季大雾，危及飞行安全最大。
这个台的同志，下定决心要攻下这个难关。
副台长耿成瑞负责雷暴研究，整整一个夏季，每当雷暴来临，他都要仔细观察。
他对已选入的研究因子反复验证，最后总结出了《西风槽型和槽后冷平流型雷暴预报方法》。
接着，他又运用统计学于雷暴预报，写出了《用多元回归方程预报冷锋雷暴》。
他先后研究出在三种天气形势下的雷暴预报方法，准确率达百分之九十二，有力保证了飞行安全。
台长俞志芳和预报员陈士尧合作，负责研究雾天预报。
他们查阅了本站历年大雾生成前后的天气演变过程，找到了当地平流雾的预报方法，运用效果相当好。
一个预定的飞行日，早晨四点天气晴朗，能见度好，但根据当地平流雾的因子表明，六点钟左右将有大雾覆盖机场，他们就果断作了预报，果然，五点多钟大雾滚滚而来，不久就笼罩了机场。

八六一二八部队某气象台同志热心科研，积极参加科研活动，人人有题目，个个有计划，不畏困难，刻苦攻关，在气象预报方面做出了好成绩，为部队飞行训练争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最近，他们在部队党委领导下，再接再厉，继续向着科学技术的高峰攀登。

栏目：追科学地方报刊摘登

栏目：追科学科技新闻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国外已制成一种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它是由水泥灰浆和抗碱玻璃纤维组成的复合材料。
这种特殊的水泥，抗冲击强度高，是石棉板的五、六十倍。
它可制成高强度的薄板，其重量比预制混凝土板轻三分之一。

化学涂层灯泡

国外已研制成一种化学涂料，把这种涂料喷在灯泡内表面上，可使灯泡省电百分之六十。
涂料分三层，第一、第三层是氧化钛，中间一层为银。
一个一百瓦的涂层灯泡，只需要通上相当四十瓦灯泡的工作电流，仍可保持一百瓦的亮度。
普通白炽灯泡，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电能转化为热散失了，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红外辐射。
敷有涂层的灯泡能让可见光透过，而把红外辐射反射回灯丝。
这就保持了灯丝的工作温度，节约了灯丝所需要的工作电流。

栏目：新闻综述

最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向全党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并就这一经验作了重要指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行动，迅速组织传达学习，并认真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他们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把减轻农民的负担当作一项大事来抓。

迅速传达，掀起学习和宣传的热潮

湘乡县的经验和中央的重要指示一发出，各地迅速掀起了传达和学习的热潮。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不少地区并组织干部大会、电话会议、有线广播大会，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组织传达，并大张旗鼓地宣讲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山东、吉林等省都召开了全省范围的电话会议或广播大会。
农林部和北京市委还联合组织宣讲队，深入农村，决心让党的政策在郊区农民中家喻户晓。
辽宁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在党内党外，城乡各行各业，开展大学习、大动员、大落实，决心把湘乡经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
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了通知或作出决定，要求当地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湘乡经验，深刻理解中央指示的重大意义，对照检查本地区政策执行情况，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表现和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湘乡经验传到广大农村，受到干部、社员的热烈拥护。
人们从心底里欢呼：“党的政策回来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到了咱的心坎里！”
通过学习，人们普遍认为，中央转发湘乡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抓住了当前高速度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完全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教导，符合实际情况，切中了当前农业发展的要害。
这是中央对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新的重要决策，是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调动农民积极性，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重大措施，它必将使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更快更好地落实。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研究落实措施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落实，雷厉风行，这是各地学习湘乡经验和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的一个重要特点。
湖南省委确定，今年下半年，全省农村要着重抓好推广湘乡经验和落实中央指示的工作，决心把这一问题作为“一批两打三整顿”的重要内容，并作出具体部署，从上到下，条条落实。
目前省委的试点单位，工作组已经进去，工作正在铺开。
甘肃省委要求各地在“一批两打”斗争中，同贯彻中央的重要指示，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并派出两个工作组，由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率领，到基层去边调查，边落实，有破有立，解决问题。
他们提出对凡是同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一切错误作法，都要坚决纠正；
凡是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侵犯群众利益、侵犯生产队自主权的各种“土政策”，不论来自何方，都要一律废除。
福建省委认为，福建是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户”，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福建严重存在。
为此，省委决定，除留一位省委书记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常委全部下农村，狠抓政策落实。
浙江、江西、云南等省省委，不仅派出了工作队下去调查，而且省委第一书记亲自下乡同农民座谈，倾听他们的呼声。
很多省、市委还决定从省、市委和省级有关领导部门作起，对照文件，认真检查是不是真正地支援了农业，是不是真正地为农民办了好事，是不是真正地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作了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具体安排。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为了更迅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不少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本地区实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制订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西藏自治区党委制订的《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十二条中规定，在正常年景下，要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收入比上年增加，其余百分之十的社员也不减少收入；
社、队超产可以适当“多留多吃”；
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家禽，根据藏族人民生活特需，特别鼓励社员饲养黄奶牛，所产酥油，国家不予派购。
四川省在今年夏收分配中，坚决贯彻了增产增收、按劳分配等原则，由社员民主讨论予分方案，使绝大多数社员分的口粮、食油、现金都比去年同期增加；
有的县社员平均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
贵州省委对有的县的农民因不合理负担所受的损失，作了补救和退赔，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辽宁省海城县王石公社，过去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受到很大破坏，“一平二调”现象十分严重。
最近，公社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对照湘乡经验，对无偿摊派和抽调生产队车工、人工、物资等问题进行深入检查，并对此采取了有效措施，该退的退、该赔的赔，公社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有关生产队当面向干部和群众作检讨，并保证今后决不搞“一平二调”。
广东省湛江地区各级党组织用整风精神落实中央指示和湘乡经验，边学边改，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六项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
现在，许多地区风气大变：欺负农民的事情受到批判，为农民办好事的人和事大量涌现，违犯中央精神的“土政策”一个个被废除了。

作者：新华社/彭宇文/刘见初

据新华社长沙七月二十六日电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湘乡县委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并作了重要指示，使湘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湘乡县委因势利导，狠抓经济退赔，进一步推动党的政策的落实，消除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湘乡县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由于“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四人帮”支持和庇护下，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大量侵吞人民劳动果实；
有的单位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和物资，或者克扣应该下拨的钱、粮，大搞非生产性建设。
只有全面进行清理，组织经济退赔兑现，方能取信于民。

县委本来已从县、区、社机关抽调三十多名财会人员，组成七个清理小组，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挂帅，最近又组织专门班子，分别清理各部门克扣下拨资金和转嫁负担的情况。
各区、社、镇、大队，也分别组织了共有七百多人参加的清退小组，层层召开政策兑现大会，由党委主要负责人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当场把现金分别退给生产队。
到七月中旬，全县各级、各部门已向生产队退赔了一百多万元、粮食七万四千多斤。
县财政部门为了保证退赔兑现，及时调整了今年的计划：压缩工厂投资、会议经费、房屋维修费等九个方面的开支，拿出六十万元资金，退赔给生产队。

退赔兑现，群众高兴地说，过去县委对落实政策，喊得凶，抓得松；
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现在真是响了春雷，下了喜雨，毛主席的爱民政策又回来了，这样搞下去，我们更有劲头了。

搞经济退赔，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湘乡县委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地进行解决。

对那些在“四人帮”支持下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对那些大量侵吞人民劳动果实的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坚决予以打击，追回赃款赃物。
全县最近又揭露出一批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又追回赃款七万多元，粮食八万多斤。
已追回的赃款赃物，凡属社队的，就退回给社队。
对有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经济退赔也绝不马马虎虎。

凡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财力、物力的，必须全面清理，坚决退赔。
县办大型工程东山水电站，先后调用生产队劳动日达三百九十五万个，应付给生产队伙食费一百一十八万元，还欠四十八万元，县委坚决退赔，已从地方财政收入中拨款补发给生产队。

转嫁给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情况复杂，处理时不能草率从事。
要严格分清其中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的界限，想方设法消除不合理部分。
近年来，这个县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民办教师急剧增加。
按照民办公助的原则，有关部门一九七七年应该每人八十元的标准拨给生产队民办教师经费，而实际上仅按每人五十元的标准拨给生产队，加重了生产队负担，现已将加重负担部分全部退给生产队。

对克扣、多占生产队资金的，坚决清退。
县供销部门销售化肥的包装费用已计在成本之内，可是后来又另收包装押金，四年来扣留占用生产队流动资金达十二万元之多，这次正在清退给生产队。

对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山林、池塘等，县委区别不同情况解决。
如新研公社修办公楼，多占用生产队七亩土地，这次全部退还给生产队。

对干部、职工超支拖欠生产队资金的，动员他们积极退还。
到目前，全县干部、职工退还生产队欠款二十万零三千多元。

湘乡县委狠抓经济退赔，使党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县到处出现“政策兑了现，群众来了劲”的生动局面。
有的生产队修订了学大寨远景规划，有的生产队制订了争上游、争高速度的新措施，有的生产队把停了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上了马，一些由于生产队负担重、压力大而产生畏难情绪和辞职不干的少数干部，现在又勇敢地挑起了重担。
许多生产队把退回的资金添置了农业机械，购买化肥、农药，扩大再生产。
一个高速度发展农业的新局面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新华社通讯员 彭宇文 新华社记者 刘见初

新华社河内七月二十五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鲁明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约见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新风，就越南当局制造谎言，恶毒诬蔑和攻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一事，向越南方面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

鲁明严正指出：“最近，越南当局通过报刊、电台，特别是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中包括所谓李业夫及其同伙供词这样一类的东西，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进行恶毒诬蔑和诽谤，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驻越南大使。
越南当局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攻击中国大使馆，这说明了越南当局蓄意继续破坏中越关系的根本态度。

“中国大使馆一向严格遵循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大量工作。
中国大使馆的工作是光明正大的、无可非议的。
现在，越南当局为了掩盖其反华、排华的真相，推卸歧视、排斥、迫害和大批驱赶毕侨的责任，竟然捏造谎言，诬蔑和攻击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
鲁明表示：“我们希望越南当局真正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立即停止对中国大使馆的诽谤和攻击，不要再作有损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
新华社七月二十六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越南当局最近一再制造种种谣言，诬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新华社河内分社等驻越机构“唆使”和“组织”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回国，以掩盖他们反华排华的行径。
但是，这些谣言造得如此离奇，不仅无法置信，反而使造谣者自己陷入既可笑又可悲的境地。

越南《人民报》六月七日在《推行强迫华人迁居政策的家伙》的文章中，公布了陈活等三人的所谓“供词”。
接着六月十七日，《人民报》又说陈活招认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河内大使馆的密切联系”，曾“给中国常驻河内记者当翻译”。
的确，陈活曾在九年前给中国记者当过翻译，但是，他当时是越南劳动党党员，是由越南外交部外交机关服务局派去当翻译的。
而且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
从那时以后，陈活从未来过新华社河内分社，他同中国大使馆更是毫无干系。
陈活何许人也，越南公安部门自己最清楚。

《人民报》六月十九日又说，陈活招认他是“更重要的人物”李业夫的助手。
李业夫曾经从河内“逃回中国”，“然后被派往柬埔寨进行活动”，又“调到西贡”。
实际上，李业夫怎样经中国去柬埔寨，越南当局也是清楚的。
李业夫的岳父居住在柬埔寨。
正是越南当局自己准许李业夫于一九六六年经中国去柬埔寨他岳父那里，“在金边居住”。
至于金边解放后，李业夫和他的家属又“从金边去越南（西贡）”，更与中国没有什么相干。

至于越南当局炮制的“供词”中诬蔑中国大使馆里设有以“陈大使为首”的“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最高指导委员会”，则更是荒谬绝伦。
越南当局为了“证明”中国对华侨展开“强迫迁居运动”，造谣已到信口开河，连普通的情理都顾不上了的地步。
七月二十四日，在中越双方关于中国派船接运难侨的谈判第十九次会议上，越方代表居然睁着眼睛说什么，中国“心理战专家”和“华人坏分子”，夜晚“偷偷把纸条和一把刀投到华人家庭进行威胁”；
还说什么，中国加强对边境管理以后，七月十五日在边境架起了喇叭，“以三种语言进行煽动宣传”，“说中越将打仗，华人不去中国，中国打过来时，将把你们杀光”云云。
谣言编得如此可笑，也说明造谣者实在已是无能为力了。

更为离奇的是越南《前锋报》七月四日的文章《一个活证据》。
这篇文章说：有一个叫刘华的人，“由中国派到越南进行非法活动”。
据说，刘华“原是广州市六六○四医院军医”，他“在同河内中国大使馆有密明关系的华人当中活动”。
然而，据查，广州部队属下的所有医院，广东省的所有地方医院，郁没有这么一个“六六○四医院”。
没有这样一个医院，怎么会冒出这个“医院”的“军医”呢？
《前锋报》的文章还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刘华，早在一九七三年就曾被中国“派到越南活动”，被越南当局抓住，并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由越南有关部门递送出境，一名“中国大尉”亲自来接他。
谁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取消了军衔制，一九七五年哪有“大尉”呢？

越南当局炮制的这类漏洞百出的“供词”和“活证据”是怎样出笼的？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
最近曾被越南公安部门逮捕的一位华侨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问题。
七月中旬，这位华侨在办妥各项手续即将离越回国之际，突然被越南公安局逮捕，公安人员把事先写好的一份“供词”塞给他，要他签字。
“供词”的大意也是那老一套，即：他在越南为中国搞情报。
他坚决不肯签字。
越南几个公安人员于是抓住他的手，企图强迫他按手印，也没有达到目的。
公安人员见硬的不行，又另外耍了一手，请他喝茶照相，但也遭到拒绝。
越南当局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新华社七月二十六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七月二十六日广播，越南当局从七月初到现在，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和扫射柬埔寨村庄，犯下了严重罪行。

据广播，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遭到惨重失败以后，恼羞成怒，更加疯狂。
七月二日、三日、七日和八日，越南当局出动飞机四次，每次四架，轰炸和扫射七号公路奔涅克列县的斯登村、斯奥姆村和达村，炸死一名女孩、一名孕妇和一名男子，炸毁一批房屋，毁坏一些稻田和炸死一批耕牛。

七月十九日和二十四日，越南当局出动飞机两次，一次六架，一次十架，轰炸柴桢省十号公路，破坏了一些庄稼。

七月十九日和二十四日，柬埔寨革命军击落越南飞机两架，给入侵者以应有的惩罚。

广播说，这表明越南当局要把它的侵略战争升级，也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侵略扩张嘴脸。

新华社七月二十六日讯 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二十五周年。

应邀出席电影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等。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闪闪的群星》。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苏联加强对青少年的军事训练

苏联近年来加强了对青少年的军事训练和教育，以适应扩军备战的需要。
据苏联出版的《普通中学的初级军事准备》一书透露，目前苏联所有十年制中学，除普遍实行军国主义教育外，已在九、十年级的男学生中开设初级军训课。
而过去只在高等学校才开设军训课。

现在每个中学都设有由后备役军官担任的专职军训领导人，他们同学校领导人一起负责组织军训活动。
学校所在地区的军区部队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组织都要支持和辅助学校的军训。

每个学校都设有军训室。
军训室有军训所需要的各种图片、模型、武器和供工兵使用的各种工具、防毒面具、防辐射的服装等。
有的学校军训室还装备了专供军训用的幻灯和电影机。

军训课按部队编制进行。
在军训中充当骨干的学生，参军后一般都能当上中士。

军训课除理论教学外，还进行野外军事演习。
这种在当地驻军所在地进行的野外军事演习在军训课程中“占重要地位”。
演习的主要课目有：战士课实习，组织进攻和防守，防原子弹和防毒气弹演习和实弹射击等。

美苏正加紧研究激光武器

美苏两国目前都在加紧研究激光武器，到八十年代可能准备就绪。
据《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美苏两国都认为激光武器的发展“是军事技术方面一个需要优先考虑和非常有价值的领域”，两国在这方面的竞赛，“可能会使军备竞赛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还承认它正在研究粒子束武器的可能性，即：将高能的电子、质子或中子束射向目标，以造成破坏的可能性。
它也可用于防御弹道导弹，截击卫星，作为舰载反巡航导弹武器和机载空对空武器。

苏变相收买雇佣军

据古巴《格拉玛报》七月二十五日报道，今年，苏联已从古巴进口蔗糖约三百八十万吨。
这是近年来苏联从古巴进口蔗糖最多的一年。
多年以来，苏联一直是古巴蔗糖的最大买主。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七年，古巴总共向苏联出口蔗糖三千九百二十四万吨，其中，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古巴每年向苏联出口的蔗糖都在三百万吨以上。

据外国报刊报道，自从古巴雇佣军武装干涉非洲以来，苏联一直以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古巴糖，作为对古巴的一种“补贴”。
根据一九七六年二月古苏签署的一九七六——一九八○年贸易价格协定，苏联付给古巴每磅糖的价格为三十美分。
当今年世界市场的糖价每磅下跌到七美分多的时候，苏联却把进口古巴每磅糖的价格提高到三十五美分。
（本栏均据新华社）

苏联驻东德军队结束军事演习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驻东德军队七月八日结束了自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会议以来他们在中欧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

关于这次演习，苏联国防部曾经宣布，“为了研究各兵种的协同动作问题，驻德苏军集群将于七月三日至八日在施滕达尔、马格德堡和利贝罗泽地区举行演习。
参加演习的将有陆军和空军部队。
预计参加演习的人数大约为三万人。”
苏联驻东德的军队有四十万，每年要进行两次类似的规模较小的军事演习。
这一次是赫尔辛基会议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按照赫尔辛基会议的协议邀请西方观察员参加的苏联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演习从头至尾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