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实现“四化”的又红又专指挥员
青海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
据新华社西宁07月26日电
中共青海省委和省革委会联合举办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07月22日进行了第1讲。
省委、省革委会以及所属各部、办、局、委的一百六十多名领导干部，听了题为《科学与四个现代化》的讲课。
省委第1书记谭启龙同志参加听讲，并讲了话。
他号召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做一名又红又专的指挥员。

从实际出发贯彻科学大会精神
上海科技工作出现新局面
据新华社上海07月26日电中共上海市委从上海科技战线的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使全市科技工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为了使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真正得到落实，上海市委彭冲同志亲自召集科研单位负责人、老科学家、科技人员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了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市委还召开全市负责科技工作的党员干部会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华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方毅同志的报告，揭批“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摧残科技队伍的罪行，使大家提高了对发展科学技术重大意义的认识，澄清了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问题。
目前，全市各区、县和科研任务多的工业局、高等院校，都配备了专管科技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或副局长、副校长。
全市十个区、十个县都建立了科委和科技协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所属的十四个研究单位，有十三个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
市委给这些科研单位配备了一批懂得党的政策、热心科学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一批内行或接近内行的业务领导人，同时配备了一批合适的同志负责后勤工作。
著名科学家王应睐、冯德培、汪猷、严东生、罗宗洛、庄孝僡、邹元？
等，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或研究所的所长。
市委要求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支持这些专家所长的工作，尊重、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推动下，中共上海市委正集中力量，抓好重点科研项目的会战攻关。
上海市确定进行攻关会战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十项，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肿瘤防治和催化剂等八个项目的攻关会战组已经上马，其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已取得两项重要突破。
今年一到05月，全市共取得了二百多项重要科研成果。

华主席会见罗政府代表团
同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进行了同志式的友好谈话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了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1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会见时，华主席同格奥尔基·奥普雷亚进行了同志式的友好谈话。
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向华主席转达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热烈问候。
他说：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祝中国人民幸福。”
华主席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主席说：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不久前对我国的访问，使中罗两党、两国的关系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我们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华主席请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转达他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的良好祝愿。
谈话时在座的罗马尼亚同志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弗洛里亚·杜米特列斯库，机器制造工业部副部长亚历山德鲁·罗苏，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副部长扬·斯托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等参加了谈话。
（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由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1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图为华主席同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大庆坚持两分法继续前进
本报评论员
鞍山钢铁公司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真学大庆，一年巨变，由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户”，一跃而为冶金战线和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标兵。
消息传来，大庆油田党委立即组织三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和劳动模范、标兵三百多人，前往鞍钢参观、学习、取经。
这种见先进就学的谦虚作风，充分说明了英雄的大庆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对待自己，运用两分法继续前进的高度自觉性。
靠“两论”起家、靠两分法前进的大庆人，并不因为自己是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而故步自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靠两分法继续前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
一个国家、地区、部门、单位、个人，总是有优点的一面，又有缺点的一面。
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有人以为社会主义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
哪有那个事？
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
一万年都有两点。
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
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大庆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深刻懂得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理，因而能够自觉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总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两点论，不搞一点论。
大庆学鞍钢，生动地显示出辩证法的光辉。
坚持两点论，大搞两分法，是大庆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先进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与后进相比较而存在的。
犹如人类的认识，在一定历史时期，只能达到最新的高度，而不能“到顶”。
所谓“到顶”，就是说已经到了终点，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发展了，这完全是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
先进是没有止境的，先进的水平总是在不断提高。
先进“到顶”的说法，同样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
英雄的大庆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到顶”，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在成绩面前看缺点，荣誉面前想不足，赞扬声中找差距，从而使自己由一个高度登上又一个新高度。
大庆学鞍钢，正是他们向更高的目标进军，向更先进的水平攀登的表现。
大庆学鞍钢，丝毫没有损害大庆受人尊敬的声誉，反而给大庆红旗增添了更加鲜艳绚丽的光辉。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成为先进以后，逐步产生一种自满情绪。
也有一些同志，稍有一点进步，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英明领袖华主席多次指出，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的胜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决不能自满。
要夺取三年大见成效的胜利，为实现十年规划打下牢固的基础，时间不长，问题很多，任务紧迫。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不断前进。
象大庆那样的先进旗帜，还虚心向鞍钢学习，全国所有的大庆式企业以及学大庆先进单位，还有什么理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呢？
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我们历来就说我国经济技术落后。
我们承认落后，不是甘居落后，而是为了消灭落后。
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拒绝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验，我们历来主张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经济、科学、技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是腐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承认别人先进，不是使自己灰心丧气，而是为了激励斗志，急起直追。
我们常说夜郎自大，夜郎所以自大，是因为它地处深山，交通闭塞，自为一州王，不知汉广大。
一个工厂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要打开眼界，要到外省、外区、外地学习，有条件时也要到外国学习，这样做有很大好处，有比较，有鉴别，才能有进步。
不仅要熟悉本企业、本行业的先进水平，而且要知道外地、外国以至全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样就不会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有了一点进步就骄傲自满。
要为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以便攀登新的高峰。
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先进地区、部门、企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先进更先进；
后进的地区、部门、企业，要想迅速甩掉落后帽子，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就得象大庆那样，下功夫作一番努力，虚心学习外地、外单位甚至外国的先进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否则，即使再过若干年，还是可能面貌依旧。

安徽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科学
据新华社合肥07月26日电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共安徽省委大力宣传贯彻大会的精神，把科学技术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发出一系列通知、指示，逐条逐项地落实；
同时，省委领导干部率先行动起来，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扫“科盲”。
全省最早的科学技术讲座，是省委办起来的。
从省委负责同志到各部、委、办、局以及合肥地区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几百名“老学员”参加学习。
从04月中旬以来，这个讲座已经讲过农业、高能物理、遗传工程、激光、电子计算机、空间科学、能源科学等专题。
省委率先举步，许多地委、市委、县委也紧跟上来，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讲座，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
有些领导干部不只是讲座的热心听众，而且还报名参加业余大学、外语学习班。
领导干部走在前面，群众也紧跟上来了。
工厂的、学校的、普及的、专业的科学技术讲座、科学技术报告会、技术夜校等，在全省各地大量涌现。
许多工人、干部、学生、科技人员、教师挤时间，放弃休息，赶去听讲。

虚心才能使人进步　学先进更上一层楼
大庆学习团座谈讨论鞍钢一年大变经验
学习团成员很受鼓舞，很受教育，决心把大庆的工作提高一步
本报讯
大庆油田在向更高的目标进军中，由党委书记陈烈民同志率领学习团，到鞍山钢铁公司参观学习。
他们边听、边看、边问、边记，真心实意地请教。
返回大庆后，继续座谈讨论鞍钢经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自己，决心把大庆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提高一步。
学习团成员感受最深的是，鞍钢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打得好。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以及在鞍山、鞍钢的帮派体系，上下勾结，作恶多端，鞍钢深受其害，革命和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鞍钢各级党组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广大干部、群众，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坚决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在鞍钢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篡夺的三十七个基层厂矿的领导权。
他们紧密联系实际，广泛开展了“三大讲”、路线对比活动，围绕着要不要坚持鞍钢宪法、走大庆道路等八个大是大非问题，进行大学习，大讨论，大批判，斗得坚决，批得深刻，不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城乡结合，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斗争，深挖“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对罪行严重、民愤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坚决绳之以法纪，狠狠打击，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鞍钢得到了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
大家觉得鞍钢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面整顿企业的成绩比较突出。
首先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顿、调整、充实和加强，建立起抓纲治厂的坚强有力的指挥部。
在大治领导班子的同时，大治机关，大治作风，大治基层，下功夫建设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好、团结紧、纪律严的职工队伍。
深受教育的是，鞍钢真正坚持了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华主席关于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的伟大号召，在鞍钢深入人心。
大庆的基本经验，在鞍钢确实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学大庆过程中，鞍钢密切结合自己的实际，领导艺术高明，工作有创造性。
看到鞍钢这样认真地向高标准大庆式企业进军，联想到全国工交战线对大庆的殷切期望，大家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确实坐不住了。
大家普遍反映，鞍钢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政治思想工作注意结合大上钢铁的实际去做，做得深，做得细，做得活，做得好。
政治挂帅挂到了生产上，挂到了业务上，保证了生产和各项工作胜利完成。
对王君绍等先进典型，抓得狠，树得高，立得牢，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对后进，转化工作也做得好，坚持不转化不罢休，转变了仍不撒手。
华主席关于“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的指示，在鞍钢得到广泛宣传。
比思想、比干劲、比团结、比作风、比贡献的比学赶帮超活动，热火朝天。
全公司三千八百多个先进单位、五万七千多名先进个人，群龙飞舞，你追我赶，争当排头兵。
后进职工中，许多已有明显转变，有些跨入了先进行列。
许多长期不上班的“泡将”变成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闯将”，屡教不改的“人见愁”变成了积极学先进的“争上游”，聚众闹事的“打架大王”变成了三大革命运动的“突击队长”，“扑克迷”变成了“革新迷”。
确实造成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生动局面。
大家认为，鞍钢各级党委和广大职工谦 虚谨慎，赞扬声中自觉找差距、更上一层楼的精神十分可贵。
建成大庆式企业以后，又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对照大庆式企业六项标准，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大找差距，做到得一分荣誉，找十分差距，订五十分措施，鼓百倍干劲。
印象最深的是，鞍钢职工掐着指头算时间，一分一秒夺高产，想高速度，干高速度，拚命实现高速度。
在紧跟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中，方向明确，决心很大，目标具体，标准高。
钢厂“铁人”王进昌，为了多炼钢，炼好钢，八年来放弃节假日，坚持大干。
齐大山铁矿由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四岁的三个女青年组成的三八包车组，同王君绍小分队开展竞赛，比着干。
她们听说王君绍小分队提出单车年计划完成四十万吨，下决心非超过不可。
结果去年底完成了五十九万八千九百吨，单车效率超过了王君绍小分队，夺得了这一项全国冠军。
第1炼钢厂青年先锋炉，甲班用六小时四十分钟炼出了一炉优质钢，比计划缩短了三个多小时；
丙班不示弱，拚命往上赶，以六小时二十五分刷新了甲班纪录。
乙班提出学甲班，赶丙班，仅用六小时十分钟又炼出了一炉优质钢。
这样奋发大干，你追我赶，到年底不仅补上了第1季度的欠产，还超产了十万吨，九大产品平均日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鞍钢党委去年提出的“砸烂‘四人帮’，跑步学大庆，一年大变样，两年誓把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的战斗口号，一年就实现了。
今年又提出：
“狠批‘四人帮’，从头学大庆，奋战一年，誓把鞍钢建成高标准大庆式企业。”
还制订了到1985年实现一个鞍钢变两个鞍钢的奋斗目标，为全国拿下六千万吨钢做出更大贡献。
这种说到做到，不断前进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大庆学习团认为，去年以来，鞍钢确实变化大，贡献大，形势好。
“钢铁元帅”升帐了，发展石油工业更有了物质保障，大家对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同时，也深深感到，“千斤汗水一吨钢”，钢铁的确来之不易，今后更应注意节约钢材，用较少的钢材办更多的事。
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向鞍钢学习，向全国先进企业学习，和全油田干部、群众一起，把大庆的工作搞得更好。

为实现十年规划而奋斗
黄振奇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党和国家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一九七六——一九八五），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各项生产建设任务，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宏伟壮丽的蓝图。
十年规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大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
在这十年里，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实行科学种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
农业的生产条件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业主要作业（如耕地、播种、排灌、收割、脱粒和运输等）的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按农业人口计算，达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农林牧副渔都达到较高水平。
大力发展与城乡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按人口平均的轻工业品产量有较大增长，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做到物美价廉，花色品种丰富多采。
建立发达的重工业，冶金、燃料、动力、机械等原有工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钢铁、原煤、原油、电力等产品产量进入世界前列；
石油化工、电子等新兴工业也将成为比较发达的工业。
建立适应工农业发展需要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邮电通讯网，铁路运输要改变主要依靠蒸汽机车牵引的落后状态，基本实现机车的电气化、内燃化，公路和航空运输、内河和远洋运输都有较大发展。
十年规划所要开展的建设规模是空前的，将使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加强，生产力的布局更加合理。
在此期间，在农业方面要建设十二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和几个大牧区，这些基地和全国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将比现在增加两三倍。
在燃料、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和铁路、港口等方面，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
三十个大电站，八个大煤炭基地，十个大油气田，十个大钢铁基地，九个大有色金属基地，六条铁路干线和五个大港口。
这些大型工业项目建成后，加上原有的工业基础，全国可以大体上形成十四个实力比较雄厚、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基地。
到1980年在全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再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85年，六个大区也可以基本建成不同水平、各有特点的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将大大加强。
十年规划要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持续的高速度。
从1978年到1985年八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四到五，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六千万吨。
这八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二十八年增加的产量。
这八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
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相适应，我们要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在若干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七十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
十年规划是一个宏伟的规划，跃进的规划，显著改变我国经济面貌的规划。
胜利地完成十年规划，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关键。
实现了十年规划，就有把握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到二○○〇年，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将更加巩固，国防力量将更加强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我国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人帮”咒骂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充分暴露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和假左真右的丑恶嘴脸。
十年规划所要求达到的技术水平和所要展开的建设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三年设想，要在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家里，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更是光荣而艰巨。
可以想见，在实现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的斗争中，会出现许许多多新的矛盾，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有一切必要的条件，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第1、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向前发展。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竞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劳动和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使全国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
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在利用科学技术方面的局限性，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开辟了广阔天地。
我们要尽量采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技术改造，加速各经济部门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的劳动，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
而且表现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与生产力、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与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我国的农业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我们的工业发展，用二十八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受到了不少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速度。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第2、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中国人民素以勤劳勇敢、富于创造力著称于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只要我们认真按照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是胜利实现十年规划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当然，人多，生产多，消费也多，现在我们的底子比较薄，要解决八亿人口的吃穿用住问题，还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是，也应当看到，消费是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消费多就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世界上最广阔的国内市场。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优越，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能源和自然资源几乎应有尽有，储藏量丰富。
例如，我国有的省的煤炭储量，按目前全国煤炭总产量来开采，能够开采上千年。
我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同时，有计划地引进和运用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完全可使我国很快摆脱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第3、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的经验。
经过二十八年的建设，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取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东西。
毛主席在1957年就曾指出：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
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
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二十多年来，我们花费了重大代价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宝贵的财富。
我们认真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出各个方面具体的方针、政策、条例和办法，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避免走过去的弯路，实现持续的高速度。
第4、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打倒“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排除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了。
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经胜利实现，在新的长征路上，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已经迈出了有力的步伐，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走毛主席指引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认真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的重大措施，我们就一定能够大大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使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变成现实。
要实现十年规划，就要刻苦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首先要努力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要坚持举旗抓纲，彻底批判“四人帮”用摘取片言只语的手法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砸烂“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大解放，使我们的行动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们还要努力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经济管理的知识，使自己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懂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又红又专，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要实现十年规划，就要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提倡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精神，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要讲究实效，讲究高效，决不搞形式主义，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统一到实现十年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目标下。
要实现十年规划，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
只有有计划、按比例，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反对中央部门管得过死，束缚地方积极性的倾向；
也要反对不顾国家统一计划的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当前，比例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是农业的发展不适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速度慢，就会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农业搞上去。
要坚决落实经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保证多劳多得，这是调动七亿农民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来说，主要是燃料、动力、原料、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不适应加工工业的需要。
为了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抓住重点，集中力量把电力、煤炭、石油、钢铁、基本化工和运输等搞上去。
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也是关系到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使之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大限度地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我们要学会管理现代化经济的本领，不能用管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办法管理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
必须按照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不能搞什么“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企业。
在经济管理中要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应足够估计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利用价值规律，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要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做过细的经济工作，搞好各经济单位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果核算。
为了加快发展速度，要特别注意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其中主要是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执行党的物价政策，以及外贸政策、农产品收购和奖售政策，等等，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3页）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为实现十年规划、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这是《新时期总任务讲座》的第10篇，即最后一篇。
　——编者

周建生一家被评为武昌县模范养猪户
利用工余时间养猪四年交售十八头
据新华社武汉07月26日电
武昌县法泗公社菱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周建生一家人，四年向国家出售十八头肥猪，被评为全县模范养猪户。
前几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周建生一家也被说成是“又长又粗”的“资本主义尾巴”，“发家致富”的黑典型。
但是，周建生没有理那一套，他说，党中央明文规定要继续鼓励社员养猪，我家养猪一没有自己卖高价，二没有影响集体生产，三没有“开后门”搞饲料，挖国家和集体的墙脚，没有错。
周建生一家四年来是怎样养了十八头猪的？
一，坚持利用工余时间养猪。
去年他全家三个劳动力做了一万二千多工分，出工时间比同等劳动力还要多。
二，自力更生办饲料。
周建生家饲料来源主要是：
一靠粮食加工副产品。
去年全家基本口粮加劳动工分粮、卖六头肥猪得到的饲料粮和奖励粮，这些粮食加工后得米糠等一千六百多斤，碎米四百七十多斤，做到了精饲料基本自给。
二是利用自留地种青饲料。
三是在屋前水沟里放养水浮莲，去年收水浮莲约四千多斤。
四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下湖捞湖草，一部分作青饲料喂猪，一部分晒干后作过冬饲料。
三，用科学办法养猪。
他家备有三口大缸，用作青饲料发酵。
周建生家养猪还做到了“四勤”：
勤扫猪栏、勤垫草、勤喂食、勤检查生猪健康状况。
除生产队有合作医疗外，他家还备有小药箱，利用土方土法防治猪病。

宁乡县在发展养猪事业过程中体会到：
政策不落实猪小肉少　政策落实了猪大肉多
湖南省宁乡县是我国著名的良种猪产地，又是湖南省养猪的先进县。
这个县连续七年实现了一亩一猪。
但是，近些年来，收购的头数逐年增加，平均每头猪的重量却逐年下降。
原因在哪里呢？
主要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有些养猪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很好落实，严重挫伤了社员养大猪的积极性。
比如宁乡县不管社员交售的生猪大小，规定返销油、肉一样多；
集体补给饲料粮，也按头计算。
社员们说，这样的规定，猪喂得越大，越要吃亏。
在生猪派购上，按头数分配任务，不管猪大猪小，完成任务就行。
一些地方还规定完不成任务要罚粮食。
社员为了完成头数任务，往往生猪长到收购起点就赶紧交售。
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破坏养猪、干扰养大猪极为愤慨。
实践证明，养大猪有很多好处。
一、可提高出肉率。
俗话讲，“百斤以内长骨皮，百斤以外长油肉”。
猪养得大些，有利于长膘、增重。
二、能减少精饲料的消耗。
据调查，宁乡猪由二十斤喂到五十斤，如果每天喂大米六两，则每日可增重四两，长一斤需用大米一斤半；
由一百○一斤喂到一百三十一斤，如果每天喂大米一斤三两，则每日可增重一斤一两，长一斤需用大米一斤一两八，比架子猪（即中猪）增重一斤少消耗大米百分之二十八。
目前各地又正在大力推广醣化发酵饲料和快速育肥等科学养猪技术，更可少喂精料，多长肉。
三、可节约猪源，提高栏舍利用率。
宁乡猪由二十斤的断奶小猪喂到收购起点一百三十一斤，一般需要六个月左右。
连喂两头，则需要一年左右。
如果喂一头顶两头，喂到二百六十二斤，不但出肉率高，还可以相应缩短饲养期两个月。
同时，可以节约猪源，减少一头仔猪的成本费。
减少的种猪和仔猪所需的栏舍及饲料消耗，又可用来多养猪。
四、猪大产肥多、肥质好。
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
两百斤的猪，比百斤猪粪便多一倍。
由此可见，养大猪不论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
宁乡县的同志通过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算帐对比，深深体会到，发展养猪，必须讲求实效。
光数猪尾巴，光讲头数，不是发展生猪的路子。
他们征得上级同意，从今年开始，改生猪派购任务以头计算为以重量计算。
具体办法是，按照国家收购计划，采取自报互评落实到每个农户。
集体猪场也适当分配任务。
县委狠抓养猪政策的落实。
除认真执行划拨饲料地、粮肥挂勾，以及按国家规定发给奖售物资等政策外，从今年起，按猪的重量返销油肉和由集体补给饲料粮。
超额完成任务的，同样给予补助。
以生产队为单位，完成了派购任务的，社员可以自宰自食、自宰分食。
县委还从猪源、资金、栏舍、饲料等方面，扶助养猪有困难的贫下中农社员，表扬养猪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农户。
宁乡县认真落实养猪政策，今年以来，全县收购生猪的平均头重逐月提高。
本报记者　张效良

广西从北方移植苹果成功
原来适宜于在北方种植的苹果树，现在已南移到地处亚热带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种植获得成功。
北方产的金帅、红星、伏锦、醇露等苹果品种，是1970年开始在广西百色地区乐业县试种的。
由于苹果喜凉冷干燥的气候，果树南移后，结果少甚至不结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积累了四千多个科学数据，和一整套技术管理措施。
1970年乐业县第1批引种的六十二株苹果树和1972年第2批引种的百分之四十七的苹果树，去年结了果，结出来的苹果果形、色泽、大小、风味与原产地的苹果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新华社讯）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著名劳动英雄
刘英源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乌兰夫、王首道、齐燕铭等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著名劳动英雄、北京发电设备修造厂副厂长刘英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07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刘英源同志追悼会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副主席乌兰夫、王首道，秘书长齐燕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水利电力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总工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北京电业管理局、东北电业管理局、上海电力修造总厂、山西电力局太原修造厂、西北电力局兰州修造厂和北京电业管理局所属各单位，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王纯、周冠五、杨寿山、刘达等，送了花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参加了追悼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水利电力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钱正英、贾庭三、刘澜波、李霄路、秦德远、黄民伟、叶林、李鹏，以及刘英源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北京电业管理局所属单位的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聂真主持，水电部副部长张彬致悼词。
悼词说，刘英源同志是河北省阜城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英源同志历任哈尔滨发电厂、长春发电厂、抚顺发电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水利电力部北京修造厂厂长，华北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国电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1届、第4届、第5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悼词说，刘英源同志早在东北解放初期，当国民党反动派切断了供给哈尔滨市的电源，造成全市黑暗的时候，他带领哈尔滨发电厂全体职工奋不顾身地昼夜抢修发电设备，很快使哈尔滨市恢复了光明，为保证哈尔滨市急需用电立了大功。
全国解放后，刘英源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仍然保持了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那里就战斗到那里，为发展我国电力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当选为劳动英雄、特等劳动英雄和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悼词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英源同志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
他怀着深仇大恨揭批“四人帮”。
悼词说，刘英源同志的逝世，我国电力战线失去了一位老英雄。
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十一大路线，加快电力建设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加强认识论教育
孙长江
每当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践本身总是要求先进阶级和它的政党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当前斗争中提出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总是及时地总结历史经验，并把它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把认识论的武器交给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伴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总要有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着重地向全党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十几年来，我们的党经历了严酷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粉碎“四人帮”，召开党的十一大，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要继往开来，夺取新的胜利，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客观规律。
这就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在这篇不朽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关系，阐述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着重地指出：
“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光辉文献对于向全党进行认识论教育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反复说明：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重申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
1962年，我们已经有了几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碰了一些钉子。
实践证明，我们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依靠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条文和别国的现成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取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
这个结合，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达到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我们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
他批评了那种以为似乎可以不必经过反复的实践，对于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一开始就能够完全认识的天真想法，明确指出：
“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阐述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从下面这种情况出发：
由于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模糊了哲学上的这个基本问题：
到底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客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主观愿望呢？
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建设社会主义似乎可以不必遵循客观规律，依靠主观愿望和行政命令就行。
结果，当碰到一些钉子、遇到一些困难以后，又有一些人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横加指责，否认认识有一个过程，要求一次完成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
这些思想，从认识的根源上说，都是背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原则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
前者否认真理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
后者则宣扬一次完成真理论。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
这种思想，是林彪、“四人帮”极力鼓吹的。
他们无视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对客观规律采取极为粗暴的态度，结果，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引到了崩溃的边缘。
林彪、“四人帮”垮台了，但是这种思想的流毒，尚有待我们经过艰苦的斗争去肃清。
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领导方法
认识客观世界要有一个过程。
强调这一点，当然不是为了否认或者贬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否认或者贬低正确思想的指导意义，而是告诉我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只有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否则除了谬误和混乱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一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领导和群众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反之，一切错误的领导，都根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领导与群众的分裂，民主与集中的分裂。
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认识的主体是阶级、政党。
1971年毛泽东同志在揭露林彪搞的“天才论”的骗局时指出：
“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领导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领导者头脑中所固有的吗？
当然不是。
领导者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
社会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
任何英雄豪杰的个人实践，和群众的实践比较起来，都不能不是狭隘的，片面的，不完全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句人们常说的名言，决不是套语，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把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领导者的意见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既是教育、提高群众的过程，又是检验领导者的意见是否合乎实际、合乎群众要求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用了一个生动比喻，把领导者的头脑叫做“加工厂”。
既然是“加工厂”，就必须有数量充足、质量适当的原料，没有原料就生产不出产品来，原料不足或者是坏的、假的，就只能生产出废品来。
“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是合格，还须接受实际的检验。
经过检验，如果不合格，就应该改变。
这种情况，《实践论》中早已论述过了。
《实践论》说：
一般地说，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完全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
就是说，部分的改变或者全部的改变是常有的事。
什么是检验领导者的意见的正确性的标准呢？
唯一的标准就是社会实践。
毛泽东同志一贯告诫我们，只有上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对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一致的。
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本颠倒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在他们的帮派体系和追随者们的眼里，根本没有人民群众。
他们不管群众的爱憎，不管群众的死活，不管事实的真伪，一味“紧跟中央首长的精神”，给党和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这种腐朽思想的流毒，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
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习惯于采用颠倒了的认识方法。
它的公式就是：
认识——实践——认识；
或者领导——群众——领导。
就是说，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实践，而是主观认识本身；
在他们看来，领导者的意见是领导者的头脑中固有的，不是从群众中来，也不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因此，照这种认识方法，只要“某某领导说的”，这就够了。
事实如何，群众的要求如何，实践的发展如何，都不必理睬。
按照这种方法，如果发现领导者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有矛盾，那末，毫无疑问，“群众是错误的”；
甚至，如果发现领导者的意见和客观事实不符，也要“证明”事实是“错误”的，就是说，要按照领导者的主观意见去剪裁事实。
说到底，这实际上是强迫人家撒谎。
持这种方法的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最怕发扬民主，最怕让群众讲话。
领导者、领导机关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前者是后者的集中反映，一经集中以后，就要坚决贯彻执行。
如何执行，这里就又有一个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集中起来了要贯彻下去，仍然需要民主。
不管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讲民主，不征求群众的意见，盲目地生硬地往下灌，这不是真正的贯彻执行。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真正的贯彻执行，就是要把上级指示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
在执行上级指示、决定的时候，不应忘记：
上情是反映，下情是根据；
不能照抄、照搬、照传，当一个简单的“收发室”。
如果发现上情和下情不一致，则要本着负责的精神，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真相，向上级报告，要求修改指示使之符合实际。
这样，才是真正的贯彻执行上级的决定，维护上级的正确领导。
不这样，就等于抛弃了我党的根本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也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领导。
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
要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必须保持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的正确。
我们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路线。
思想路线正确了，就能保证政治路线正确。
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是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的斗争史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
凡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得到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得到推行。
与此同时，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是王明，再一个就是林彪、“四人帮”。
王明是一个标榜着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十分狂妄的家伙。
他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面目出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无所知，却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实际上他既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大搞家长制，“一言堂”，惩办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遭到破坏。
他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对不同意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王明路线的统治，几乎把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全部葬送掉。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193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从思想路线上来分析、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1的和基本的观点。”
他总结了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这一年05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10月又提出了“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7页）。
《实践论》等的发表，对全党进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使全党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为1942年全党的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到了1943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
通过这个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则，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第2个突出的典型就是林彪、“四人帮”，这是大家所目睹的。
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所造成的祸害非常之大，其流毒非常之深。
1966年初，毛泽东同志曾就我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说过一段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话，他说：
“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从事实看来，林彪、“四人帮”这种怪现象、恶势力的出现，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大问题即民主集中制不能很好实现有密切关系。
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一切恶势力必将乘虚侵入党的肌体，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说，1966年的时候，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很大”，那末，经过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之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看来是更大了。
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决不可以低估。
民主集中制在不少领导人中，至今还是一句空话。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种情况，对于党的思想路线，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始终是一个威胁。
1962年《讲话》的公布，向我们提供了一副治好这个病的良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毛泽东同志1962年《讲话》语重心长地号召全党，要好好注意，贯彻民主集中制，端正认识路线；
一年以后，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又号召全党要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伟大强国的现实任务，已经直接提到我们面前了，为此，华国锋主席号召我们：
要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的任务，首要的是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学习和掌握我们党的这个根本的认识路线、认识方法。
这样，才能够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更加正确地解决在新的长征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大家都掌握了这条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有共同的语言，从而使我们的团结建筑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二十三年前，当毛泽东同志在迎接我们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其意义是常新的。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
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

生活之树常青
宋洪训
翻开《列宁全集》，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导师列宁不止一次地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德国诗人歌德几乎花费六十年的心血写了一部不朽的史诗《浮士德》。
在《浮士德》的第1部第1场里，诗人给我们勾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一个是探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创造的浮士德；
一个是妄自尊大、脱离生活、庸俗猥琐的瓦格纳。
浮士德所探索的是生活气息浓厚的、能够回答人民的迫切需要的知识；
瓦格纳却追求僵死的书本概念、与生活脱节的空洞理论。
浮士德深感自己知识浅薄，不惜走着艰难的道路，勇于投入战斗，反对那些无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人。
在诗人的笔下，浮士德确实是一位勇敢进取而又不感满足的学者；
而瓦格纳恰如一条龟缩在甲壳里的蜗牛，整日想困居书斋，“啃啮下一卷复一卷、一页又一页的经传”。
难怪诗人把他称作“在干枯科学中的猥琐爬虫”。
接着，在《浮士德的书斋》一场里，诗人通过摩非斯特的嘴道出了一条鲜明的哲理：
灰色的理论到处皆有，我的朋友，
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列宁在自己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多次引用这句至理名言，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总是针对着革命路途上和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瓦格纳。
列宁轻视理论的意义吗？
当然不是。
谁都知道，列宁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忽视理论、崇拜自发性的“经济派”作毫不容情的斗争。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反复述说的这句话，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恐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也正是列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总是“请教”马克思。
克鲁普斯卡娅写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她说：
“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又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
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
对于列宁来说，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富于创造的列宁从来不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而总是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估计现实中的确凿事实，作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客观现实，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据统计，列宁写《帝国主义笔记》所引用的书籍共一百四十八本，其中一百○六本德文书，二十三本法文书，十七本英文书，两本俄文书，另外还有四十九种德、英、法的期刊杂志。
列宁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当然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确切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取得的光辉成就。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作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断语，并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的胆略引起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咆哮，一时间，诽谤者有之，谩骂者有之。
他们叫嚷：
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诬蔑列宁在说“梦话”，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乍看起来，机会主义者似乎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
不是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马恩选集》第1卷第221页）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得出这个结论的。
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前进呢，还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实了列宁的伟大创见。
应当说，那种脱离实际生活、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理论，确实是灰色的；
相反地，同实践紧密联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同生活之树一样，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革命战士的英雄行为从哪里来？
牛　颂
解放军某连有个战士奋不顾身帮助生产队救火，事迹十分感人，他在作介绍时，讲得也很实在。
可是，材料报给上级机关后，机关的同志不满意，说是“思想境界太低”。
于是就由一名干事帮助“加工提高”，硬要加上：
“在这个紧急时刻，我忽然想到毛主席的教导……。”
结果这个战士看了莫名其妙，他提出责问，回答是：
“这样写境界高一些。”
在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的时候，这种现象确实是常见的。
那时，哪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都少不了忽然想到一条语录这个固定格式。
似乎不在当时想到一条语录，就不可能有英雄行为似的，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就“不高大”。
其实，这完全是捏造。
在那种紧急关头，人们怎么有可能去想某一段语录呢？
这种弄虚作假，添枝加叶，反而严重损害了英雄人物的形象，使群众对英雄事迹产生怀疑。
这是林彪鼓吹“背警句”、“立竿见影”等谬论造成的恶劣影响。
我们革命战士的英雄行为，确实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但这只能是长期在党的教育下和斗争实践中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决不是简单地忽然想到一条语录所能做到的。
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在扑向炸药包的一瞬间，想的是赶紧保护阶级兄弟，而不是背诵一段《为人民服务》；
铁人王进喜，在看到北京的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时，并没有“忽然想到”一条语录，而是感到作为一个石油工人，肩上有“革命的压力”。
这完全是事实，是合乎情理的。
难道能说他们的思想境界不高吗？
同样，张思德在兢兢业业烧木炭的工作中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白求恩在他支援我国革命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决不因为他们没有背诵一段语录而有丝毫逊色。
相反，如果这些英雄人物不是平时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还要临时去想一条语录来“照办”，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英雄。
那算什么“高境界”呢？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拚命鼓吹“走捷径”、背片言只语，反对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革命的英雄人物，也被歪曲为背诵词句的产物。
只有把林彪、“四人帮”这些假左货色的流毒彻底肃清，使毛主席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得到发扬，我们的干部战士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革命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真正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把自己培养成革命的英雄。
（原载《解放军报》）

为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访华
奥斯托依奇大使举行宴会
纪登奎同志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兰科·米库利奇和夫人以及由布兰科·米库利奇率领的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访问中国，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和夫人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张致祥、乔石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纪登奎同志同米库利奇同志、奥斯托依奇大使亲切交谈，欢叙日益发展的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团结。

全明洙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
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二十五周年
杨勇副总参谋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二十五周年。
应邀出席电影招待会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等。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闪闪的群星》。

华主席同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07月21日下午会见了澳大利亚工党议员、工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巴里·琼斯和国家乡村党议员雷蒙德·艾伦·布雷斯韦特。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副秘书长李德华参加了会见。
以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冯伯华为团长的中国化工代表团，结束了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07月22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07月21日会见并宴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局长安德鲁·约瑟夫一行。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7月22日会见并宴请意大利参议员奥兰多和夫人。
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曦和夫人参加了宴会。
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07月23日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以菅沼不二男为团长、佐藤久卫为副团长、唐木田俊介为秘书长的日本经济界友好之船访华团。
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等。
巴基斯坦森林研究所总所长卡塔克博士率领的巴基斯坦草药和制药考察团，07月24日离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顾问楚图南07月24日下午会见日本经济界友好之船访华团团长菅沼不二男、副团长佐藤久卫、秘书长唐木田俊介等领导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

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赞比亚
联合民族独立党青年团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青年团代表团。
会见时，姬鹏飞副委员长同代表团团长拉菲尔·姆瓦莱，副团长姆瓦查·迈莱博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翁迪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副局长贾学谦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怵目惊心的私分产品事件
石家庄印染厂、石家庄国棉六厂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大量私分国家计划产品，情节恶劣。
中共河北省委对上述事件作了处理，并决定，结合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进行一次遵守法纪的教育。
今年0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群众向中央三个有关部、委写信，反映石家庄印染厂、石家庄国棉六厂大量私分涤棉咔叽、毛涤纶等产品的严重不法行为。
05月下旬，记者同纺织部、商业部的同志到石家庄进行了调查，不仅证明群众揭发的问题属实，还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1974年，石家庄印染厂擅自发给全厂职工每人腈纶衫一件，曾受过通报批评。
1977年年初，印染厂党委提出：
快过春节了，应该给职工搞些涤卡布按零疵布价格处理，这也是为群众谋点福利！
当时，厂里有的干部反对这种作法，商业部门指出，这种作法违反国家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和国家财经纪律。
但厂党委无视这些正确意见。
他们擅自决定私分国家产品：
（1）用石家庄国棉六厂生产的一种质量最好的涤卡二万零二百五十米加工印染；
（2）在车间分段剪裁，每份十五尺，并加大甩头（即加长）六到九寸；
（3）全厂职工
（包括合同工）每人一份，按零疵布价处理，每尺一元三角，比市场价格低一元一角一分。
由于党委事先交了私分的“底”，所以在加工印染过程中，大下功夫，工艺严格，精细加工，质量比市场出售的一等品还好。
布匹一染成，他们不顾企业管理制度，不入库，不记帐，就在车间开剪，以便多分多占。
许多人跑来“帮忙”，有人还说：
“不要太抠门了，每份多放长一点啊！”
于是，开剪的人把尺码放长，越剪到后面，每份布就越长。
他们虽说每份布十五尺，实际上大多数在十六尺五，有一部分甚至放大到十八尺，还有个别的达到十九尺。
由于每份布长短不一，引起了职工互相争吵。
厂里领导干部又是发票证，又是批条子，有的人一人搞许多份。
因为事先没有入库记帐，所以私分了多少布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按交了钱的份数来计算，他们共私分了三千零一十二份，厂里职工每人一份，共二千七百五十一份，余下的二百六十一份，由厂级领导干部拿到几十个单位拉关系去了。
仅这次私分，国家损失涤卡布约一万五千多米，价值六万多元。
分布的第2天，有人把用十九元分得的布，拿到信托公司寄卖，要价三十九元，当场被信托公司扣住。
社会舆论哗然，影响极坏。
“以好顶次”的分布事件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责成石家庄市委派出检查组进行调查，石家庄印染厂一些领导人继续玩弄手法，说谎话，抗拒检查。
原厂党委书记韩银合竟说什么：
检查组“老揪住不放”！
长期以来，石家庄印染厂企业管理混乱，经常破坏国家棉布政策和财经纪律。
除私分涤卡布一万五千多米外，一些领导干部还随便批条子，将大量的好布、导布、印花衬布，廉价批售给所谓“关系单位”或私分给本厂职工。
仅从去年年初到今年05月，这个厂批售出去的好布就有近万米，导布、印花布就有近万公斤。
这个厂还在生产中单纯追求产值，不抓质量，坑害人民。
这个厂的原党委书记韩银合，飞扬跋扈，滥用职权，多次带头批发布匹，用以送人情，拉关系，每次私分产品都由他拍板决定，群众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要求对他作出严肃处理。
石家庄国棉六厂于1977年试制了毛涤纶新产品。
这个厂的领导人说什么：
新产品出来了，就要让领导和关系单位“试穿试穿”，这样才好取得支持。
他们决定将试制成的毛涤纶新产品送给市委领导干部和关系单位“试穿”。
共剪了一百多份，用低于工本费的廉价，分送到二十多个单位“试穿”。
今年03月，他们又将第2批生产的毛涤纶剪裁一万多米，以“给职工搞点福利”为名，分给本厂职工“试穿”，每人二米五（双幅），只收费十二元。
在“试穿”的借口下，两次私分产品达一万多米，按市价估价，国家大约损失三万五千元。
上述严重事件，中共石家庄市委主要负责人应负重要责任。
当石家庄国棉六厂将新产品送给他们时，他们带头“试穿”，为工厂大搞私分开了绿灯。
石家庄印染厂，则是市委主要负责人“蹲点”的地方，他不抓工厂的整顿工作，不教育职工遵守法纪，而且在私分产品事件揭发后，也不进行处理。
尤其是对韩银合的违法乱纪行为，广大干部群众早有强烈反应，他姑息迁就，进行袒护。
最近，中共河北省委对上述事件进行了处理：
韩银合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决定撤销其厂党委书记和厂负责人的职务；
国棉六厂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石家庄市委作出了检查。
省委还决定，结合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进行一次遵守法纪的教育。
本报记者　何黄彪

李强部长宴请贝拉斯科部长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菲律宾能源部长赫罗尼莫·贝拉斯科及其随行人员。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雷耶斯应邀出席了宴会。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会见了贝拉斯科部长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科威特政府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
谷牧副总理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7月25日电
由住房大臣哈马德·穆巴拉克·阿亚尔率领的科威特政府代表团今晚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
科威特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哈立德·马卡米斯出席了宴会。
宴会始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代表团在京期间，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并献了花圈。
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到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取道香港回国。

纪登奎副总理同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同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1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继续举行了会谈。

绝不容许私分私销国家计划产品
本报评论员
本报今天发表了石家庄印染厂和石家庄第6棉纺织厂私分产品事件的报道。
这种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严重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违法乱纪的现象，在其他一些单位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对此，决不可听之任之，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坚决加以纠正。
中共河北省委对石家庄市委和这两个厂，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兜售资本主义自由化。
他们诬蔑国家计划是“清规戒律”，攻击社会主义商业是“垄断资产阶级”，宣扬“需要就是计划，合理就是合法”，鼓吹社会主义企业“自由挂钩，自由订价，自找门路，自由发展”。
这种种谬论，流毒所及，危害甚大。
对某些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什么政策计划，已经统统置诸脑后。
他们任意违反国家计划管理、物资管理和市场管理的规定，依仗职权，肆意妄为，损公肥己，营私舞弊，破坏党的政策，破坏统购统销，破坏财经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经济。
列宁指出：
“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
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主要表现在政策的统一和计划的统一。
国家通过统一的政策和计划，把国民经济组成一个整体。
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每个干部，都要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国家的计划，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
每一个企业，不管生产什么或经营什么产品，都只有积极搞好生产经营的义务，而决没有私分多占的权利。
如果象石家庄印染厂和第6棉纺织厂那样，生产什么私分什么，那还叫什么全民所有制企业？
都这样搞起来，那还有什么统一的政策和计划？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还有什么保障？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去实现？
在我们国家里，违法乱纪是不得人心的。
所以，搞非法活动的人总是要寻找合法的借口。
石家庄印染厂把私分产品说成“关心职工福利”就是一例。
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历来主张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关心群众的利益，认真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但我们绝不容许牺牲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私利。
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计划，正是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有人偏要把破坏政策、破坏计划的违法乱纪行为说成是“关心群众”，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私分产品的另一个旗号叫做“新产品试验”。
不错，生产一种新产品，需要经过研究和试验。
新产品试制出来以后，通过正当手续，请一些在不同岗位、不同环境工作的人试用，对试用情况作出科学的记录，以测定产品的性能，改进产品的质量，这完全是必要的。
但是，决不能把这种新产品试验当作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手段。
现在，有的地方，所谓“新产品试验”成风。
收音机试听，电视机试看，自行车试骑，缝纫机试用，手表试带，食品试尝，衣服试穿，这也试，那也试，新产品试，不是新产品也试，搞什么试什么，哪种商品缺销试哪种，甚至以此来送人情，拉关系，今天我请你试这个，明天你请我试那个，有来有往，互惠互利，大慷国家之慨。
还有少数领导干部，以特权地位自居，带头占国家的便宜，还自认为理所当然。
这股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要不下决心刹住，怎么能伸张无产阶级的正气？
怎么能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
还有人说：
“商业卖，工业卖，只不过是个方法问题。”
这也是一些人私分私销国家计划产品的借口。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是统一的，城乡市场上的商业活动，必须由商业部门统一组织，统一安排。
除了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以及国家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以外，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工业部门生产的所有商品，包括残次品在内，除国家有规定批准自销的（例如某些美术工艺品等）以外，都必须由社会主义商业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工业部门不准任意自行销售。
必须坚决制止一些工业企业自由交换、自由订价的资本主义倾向。
如果大家都搞起商业活动来，生产什么卖什么，商业部门拿什么商品来安排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还有什么计划性？
商品分配政策怎么能贯彻？
我们知道，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也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分配和交换。
没有有计划的分配和交换，就没有有计划的生产。
因此，保证社会主义商业对工业产品的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这是关系到维护计划经济还是破坏计划经济、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大问题。
从商业部门来说，对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要积极组织生产和收购，做到按时按量按质供应，保证工业的正常生产。
对工业部门的新产品，商业部门应当积极负责试销，并组织工业部门参加，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改进生产。
同时，必须严格执行商业分配政策，不徇私情，不“走后门”，坚决制止破坏制度、违法乱纪的行为。
石家庄印染厂和第6棉纺织厂私分私销国家计划产品的事件说明了什么呢？
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决不能低估“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侵蚀。
同时，也决不能低估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艰巨性。
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社会主义的法制，革命的纪律，都被糟踏得不象样子。
各级党委一定要依靠群众，结合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坚决地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整顿纪律，加强法制，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委内瑞拉、墨西哥、加拿大和叙利亚
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14日参观委内瑞拉葡萄牙萨州“拉斯马哈瓜斯”农庄。
图为姬鹏飞副委员长同这个农庄的小朋友亲切交谈。
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20日参观墨西哥萨阿贡市工业联合企业。
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17日参观墨西哥图拉古迹。
由姬鹏飞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24日中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参观温哥华港口。
姬鹏飞副委员长07月09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参观电视机制造厂。
姬鹏飞副委员长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10日参观在委内瑞拉独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古迹——卡拉沃沃战场。
姬鹏飞副委员长07月07日访问叙利亚少年先锋营。
由姬鹏飞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06月26日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帝国石油公司斯特拉斯科纳炼油厂参观。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我文化部剧场影院建设代表团离朝回国
新华社平壤07月26日电
以吴雪为团长的中国文化部剧场影院建设代表团，结束对朝鲜的考察访问，07月26日离开平壤回国。
07月25日，朝鲜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群众集会
谴责苏联和古巴的侵略扩张行径
揭露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
新华社科伦坡07月26日电
科伦坡07月25日晚举行群众集会，谴责苏联在世界进行扩张和古巴向非洲国家派遣雇佣军的行径。
这次集会是由斯里兰卡全国独立运动组织的。
集会通过了三项决议。
第1项决议揭露苏联是致力于谋求控制世界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谴责苏联在不结盟运动中所起的分裂、破坏作用，并告诫人民要警惕苏联的阴谋诡计。
第2项决议谴责古巴向一些非洲国家派遣雇佣军。
决议说，古巴已经不再是不结盟国家。
考虑到古巴目前推行的对外政策，第6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应该在哈瓦那召开。
第3项决议支持柬埔寨人民保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的斗争，谴责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企图通过政变和入侵，来颠覆柬埔寨。
会上的发言者一致指出，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苏联是更残暴的超级大国。
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更有侵略性。
正象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发生的情况，苏联正在对第3世界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进行挑战。
他们指出，苏联寻求控制和统治第3世界国家，并谋求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在这个行动中，它正在利用古巴作工具。

朝鲜人民争取统一的斗争不可阻挡
钟　成
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过去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至今仍被人为地分裂成南北两部分。
由于美帝和朴正熙集团的阻挠和破坏，朝鲜的统一至今未能实现。
1972年朴正熙集团在全体朝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被迫接受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项原则，并且发表了南北联合声明。
但是声明墨迹未干，朴正熙集团就诬蔑这个声明是“不可信的一纸空文”。
由于朴正熙集团的破坏，南北协调委员会在1973年06月被迫中断。
随后降格举行的南北协调委员会两副主席的会晤也于1975年03月中断。
朴正熙集团对南朝鲜各阶层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祖国统一的斗争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南朝鲜，谁要求民主、反对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暴政，谁表示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谁就要受到残酷的迫害。
今天的南朝鲜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与此同时，朴正熙集团还制造所谓“南侵威胁”的谎言，叫嚷“确立临战态势”，进行战争准备，并不断对朝鲜北半部进行军事挑衅。
据统计，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到1978年05月底，美伪军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达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次。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03月，美国和朴正熙集团在南朝鲜举行了有四万多名美国陆海空军和六万多名朴正熙集团军队参加的“联合作战训练”。
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的严重军事挑衅。
美国政府在朝鲜人民的坚决斗争和美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舆论压力下，曾表示愿意在从今年起的四、五年内，从南朝鲜撤出全部地面部队。
然而，美国非但没有从南朝鲜撤走一兵一卒，相反却大力加强朴正熙集团的军事实力。
美国政府就在大谈“撤军”的同时，又答应向朴正熙集团提供十九亿美元的作战装备。
最近，美国又准备向朴正熙集团提供新式的F—4战斗机和“陶式”反坦克导弹。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为了永久分裂朝鲜，积极推行“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
朴正熙集团先后提出“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南朝鲜“单独加入联合国”的主张，鼓吹“交叉承认”南北朝鲜和南北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和朴正熙集团是朝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的破坏者。
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项原则和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五点方针，得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热烈拥护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近年来，南朝鲜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自由和统一祖国的斗争，强烈反对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统治和进行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罪行，强烈要求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走。
今年07月，南朝鲜统一革命党发表告南朝鲜人民的呼吁书，宣布朴正熙集团07月06日的伪总统选举完全无效，并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朴正熙集团的独裁统治，结束国家分裂状态。
朝鲜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妄图使朝鲜分裂永久化的阴谋是违背全体朝鲜人民意志和历史发展要求的，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蒙博托总统和一些亚非拉国家舆论指出
古巴追随苏联进行军事扩张破坏不结盟运动
摩国务大臣说古巴如继续执行干涉政策摩将不参加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
新华社金沙萨07月24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出席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对苏丹一家报纸发表谈话时指出，俄国的干涉是非洲不稳定的根源。
蒙博托总统在宣布扎伊尔参加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时重申：
“扎伊尔在南斯拉夫将用事实说明，古巴不仅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而是世界上最结盟的国家。”
他强调说：
“由于俄国的干涉，非洲经历着自非洲统一组织建立以来最严重、最困难的危机，俄国的干涉活动旨在搞垮想保持其真实性的政府。”
蒙博托总统还说，帝国主义通过代理人在非洲进行活动，但是俄国—古巴的干涉更为有害，因为这种干涉是要把它们的观点强加给那些不接受这种观点的人。
蒙博托总统主张保持非洲国家的团结，特别是当一些国家受到侵略或威胁时，另一些国家就应当向它们提供援助。
他说，埃及、苏丹和扎伊尔与苏联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扎伊尔落入苏联人之手，埃及和苏丹不久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据新华社拉巴特电
摩洛哥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穆罕默德·布塞塔07月24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宣布：
“如果古巴坚持继续执行其介入政策，摩洛哥将不参加1979年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
布塞塔是在准备动身去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时说这番话的。
他指出：
“自称拥护不结盟的古巴是完全结盟的。”
他说：
“为此，好几个国家对古巴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持保留态度。
我们对数以千计的古巴士兵呆在非洲土地上是非常不满的。”
布塞塔最近向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报》记者谈到明年在古巴召开的不结盟会议时指出：
“世界和非洲的舆论不准备接受在古巴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
据新华社曼谷07月26日电
曼谷《中华日报》07月25日就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开幕发表社论，抨击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企图破坏不结盟运动。
社论指出，不结盟运动已成为世界上一支反帝、反殖、反霸的强大队伍，因而也就成为企图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渗透、打击、分化和破坏的对象。
“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早已警惕所面临的危险，同已受霸权主义收买的少数伪装的不结盟国家展开了积极的斗争。”
社论说，谁都清楚，古巴充当了苏联向非洲扩张的开路先锋。
“人所共知，古巴同苏联在非洲的扩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比一般结盟的国家更为结盟”。
新华社内罗毕07月24日电
肯尼亚《民族日报》07月24日发表社论指出，古巴已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它以自己在非洲国家的军事活动积极推进俄国的政策和图谋”。
这篇题为《古巴对不结盟的挑战》的社论在评论即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外长会议时说，古巴在非洲的军事活动的加强以及哈瓦那对不结盟运动的挑战将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
社论指出，有些国家如古巴，“一方面口头上继续谈论中立原则”，“同时已把不结盟变成全球政治中的一个肮脏的词汇”。
新华社加拉加斯07月22日电
委内瑞拉声援第3世界斗争委员会出版的最近一期的新闻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古巴现在已成为苏联的工具。
因此1979年在哈瓦那举行下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是不适宜的。
这篇题为《苏联操纵并从内部分裂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文章说，人们越来越怀疑古巴作为下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会址和根据规定在三年中担任不结盟运动的主席是否合适，因为这个国家“明显地放弃了不结盟原则，并企图把整个不结盟运动同苏联联系在一起。”
文章指出，古巴已经变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凶恶的附庸”，今天它已是苏联进行扩张的工具。
文章接着说：
“在不结盟运动内，古巴已经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任务，而是按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统治和称霸世界的命令行事。”

我驻越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当局造谣诽谤
新华社记者揭露越方制造谣言漏洞百出陷入可笑可悲境地
新华社河内07月25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鲁明07月25日下午约见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新风，就越南当局制造谎言，恶毒诬蔑和攻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一事，向越南方面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
鲁明严正指出：
“最近，越南当局通过报刊、电台，特别是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中包括所谓李业夫及其同伙供词这样一类的东西，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进行恶毒诬蔑和诽谤，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驻越南大使。
越南当局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攻击中国大使馆，这说明了越南当局蓄意继续破坏中越关系的根本态度。
“中国大使馆一向严格遵循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大量工作。
中国大使馆的工作是光明正大的、无可非议的。
现在，越南当局为了掩盖其反华、排华的真相，推卸歧视、排斥、迫害和大批驱赶华侨的责任，竟然捏造谎言，诬蔑和攻击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
鲁明表示：
“我们希望越南当局真正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立即停止对中国大使馆的诽谤和攻击，不要再作有损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越南当局最近一再制造种种谣言，诬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新华社河内分社等驻越机构“唆使”和“组织”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回国，以掩盖他们反华排华的行径。
但是，这些谣言造得如此离奇，不仅无法置信，反而使造谣者自己陷入既可笑又可悲的境地。
越南《人民报》06月07日在《推行强迫华人迁居政策的家伙》的文章中，公布了陈活等三人的所谓“供词”。
接着06月17日，《人民报》又说陈活招认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河内大使馆的密切联系”，曾“给中国常驻河内记者当翻译”。
的确，陈活曾在九年前给中国记者当过翻译，但是，他当时是越南劳动党党员，是由越南外交部外交机关服务局派去当翻译的。
而且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
从那时以后，陈活从未来过新华社河内分社，他同中国大使馆更是毫无干系。
陈活何许人也，越南公安部门自己最清楚。
《人民报》06月19日又说，陈活招认他是“更重要的人物”李业夫的助手。
李业夫曾经从河内“逃回中国”，“然后被派往柬埔寨进行活动”，又“调到西贡”。
实际上，李业夫怎样经中国去柬埔寨，越南当局也是清楚的。
李业夫的岳父居住在柬埔寨。
正是越南当局自己准许李业夫于1966年经中国去柬埔寨他岳父那里，“在金边居住”。
至于金边解放后，李业夫和他的家属又“从金边去越南（西贡）”，更与中国没有什么相干。
至于越南当局炮制的“供词”中诬蔑中国大使馆里设有以“陈大使为首”的“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最高指导委员会”，则更是荒谬绝伦。
越南当局为了“证明”中国对华侨展开“强迫迁居运动”，造谣已到信口开河，连普通的情理都顾不上了的地步。
07月24日，在中越双方关于中国派船接运难侨的谈判第19次会议上，越方代表居然睁着眼睛说什么，中国“心理战专家”和“华人坏分子”，夜晚“偷偷把纸条和一把刀投到华人家庭进行威胁”，还说什么，中国加强对边境管理以后，07月15日在边境架起了喇叭，“以三种语言进行煽动宣传”，“说中越将打仗，华人不去中国，中国打过来时，将把你们杀光”云云。
谣言编得如此可笑，也说明造谣者实在已是无能为力了。
更为离奇的是越南《前锋报》07月04日的文章《一个活证据》。
这篇文章说：
有一个叫刘华的人，“由中国派到越南进行非法活动”。
据说，刘华“原是广州市六六○四医院军医”，他“在同河内中国大使馆有密切关系的华人当中活动”。
然而，据查，广州部队属下的所有医院，广东省的所有地方医院，都没有这么一个“六六○四医院”。
没有这样一个医院，怎么会冒出这个“医院”的“军医”呢？
《前锋报》的文章还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刘华，早在1973年就曾被中国“派到越南活动”，被越南当局抓住，并于1975年11月由越南有关部门递送出境，一名“中国大尉”亲自来接他。
谁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65年就取消了军衔制，1975年哪有“大尉”呢？
越南当局炮制的这类漏洞百出的“供词”和“活证据”是怎样出笼的？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
最近曾被越南公安部门逮捕的一位华侨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问题。
07月中旬，这位华侨在办妥各项手续即将离越回国之际，突然被越南公安局逮捕，公安人员把事先写好的一份“供词”塞给他，要他签字。
“供词”的大意也是那老一套，即：
他在越南为中国搞情报。
他坚决不肯签字。
越南几个公安人员于是抓住他的手，企图强迫他按手印，也没有达到目的。
公安人员见硬的不行，又另外耍了一手，请他喝茶照相，但也遭到拒绝。
越南当局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柬埔寨电台揭露越南侵略扩张野心不死
越南悍然出动飞机轰炸柬埔寨村庄
柬革命军击落越南飞机两架给入侵者以应有的惩罚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07月26日广播，越南当局从07月初到现在，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和扫射柬埔寨村庄，犯下了严重罪行。
据广播，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遭到惨重失败以后，恼羞成怒，更加疯狂。
07月02日、03日、07日和08日，越南当局出动飞机四次，每次四架，轰炸和扫射七号公路奔涅克列县的斯登村、斯奥姆村和达村，炸死一名女孩、一名孕妇和一名男子，炸毁一批房屋，毁坏一些稻田和炸死一批耕牛。
07月19日和24日，越南当局出动飞机两次，一次六架，一次十架，轰炸柴桢省十号公路，破坏了一些庄稼。
07月19日和24日，柬埔寨革命军击落越南飞机两架，给入侵者以应有的惩罚。
广播说，这表明越南当局要把它的侵略战争升级，也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侵略扩张嘴脸。

法国进行新的地下核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法国最近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进行了一次新的地下核试验。
这是1978年法国在太平洋进行的第1次核试验。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一核爆炸表明法国正在发展中的M—4型多弹头导弹的弹头试验已经成功。

美国取消对土耳其武器禁运
据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25日表决通过取消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这项决定的支持者认为，这一行动将恢复土耳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力量，并能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1974年土耳其同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发生冲突后，美国于1975年决定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
土耳其后来关闭了美国在土耳其的二十五个军事基地。
1976年，福特政府同土耳其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将在四年内向土耳其提供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土耳其将重新开放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
但是，这项协议一直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
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说，卡特总统对参议院这次表决感到满意。
他说，这是一次将加强美国安全和北约组织团结的具有建设性的行动。

美苏争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国务院再次宣布推迟美国高级官员一切访苏活动
琼斯主张同苏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应持强硬态度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25日宣布推迟美国高级官员去苏联的一切访问，直到在影响美苏关系的各种问题上“出现较好的气氛的时候为止”。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美国政府对莫斯科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美国驻苏联的记者的作法感到“极为关切”。
他说：
“在审查所引起的总的政策问题期间，我们将在逐一研究的基础上推迟高级官员去苏联的访问”，但参加控制武器谈判的代表团除外。
据报道，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助理部长兼联邦住房专员西蒙斯原打算按照同莫斯科达成的双边协议在07月30日去苏联访问，如今他在同国务院磋商后决定取消这次访问，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在这个时候访问是不适宜的”。
这是本月以来，美国第3次取消高级官员代表团去苏联的访问。
国务卿万斯曾在07月08日宣布取消原定分别由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巴巴拉·布卢姆率领的两个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和苏联订有十一项要求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住房、科学技术、空间、保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双边协议。
这些协议大部分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签订的。
另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各地已有大约五百名科学家保证誓不与苏联进行个人合作，“以抗议苏联关押两名持不同政见者”。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25日说，美国在同苏联所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应当保持强硬的态度”。
琼斯在就职后举行的第1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军方领袖反对任何不包括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在内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他强调说，三军参谋长在支持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将会有很大的保留意见”，除非协议规定容许建立一种机动的系统来保护美国以陆地为基地的核武器。
琼斯希望能达成一项将使美苏之间的核打击力量“总的说来保持平衡的协定”。
但他并不认为这项协议“把我们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他强调说，不管是否能达成一项新的协议，美国的军费开支必须增加，“我要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意味着会使我们未来用于战略武器方面的预算有所减少”。
他主张美国应生产B—1轰炸机。
琼斯认为美国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是必要的，因为土耳其是“世界上最重要地区之一”，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唯一出口，在北大西洋联盟南翼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美国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不仅适合北约组织其他盟国的长远利益，也适合希腊的长远利益。
新华社北京07月26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和英国22日宣布，由于苏联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它们决定在苏联举行的世界直升飞机锦标赛中撤出它们的军队选手队。
这项决定将不允许美国军队的飞机驾驶员参加贝尔直升飞机公司主持的美国选手队进行比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贝尔公司已经得到把直升飞机运到苏联去参加比赛的许可。
他说，撤出军队选手队的决定是国务卿万斯在上周早些时候访问伦敦时作出的。

苏美争吵说明了什么？
梅　平
最近一个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颇为激烈的争吵，双方互相指责的调子有时提得相当高，手法也不断变化，这给两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紧张的气氛。
06月07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关于美苏关系的讲话，指责“苏联和古巴不断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军事上卷入非洲”，“在国外扩大他们的影响”，并且说，苏联“可以在对抗和合作中作一选择”，美国已经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苏联的任何选择。
苏联对这篇讲话十分恼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指责卡特“露骨地攻击苏联”，“煽动反苏歇斯底里”，并且气势汹汹地训斥卡特说，他的那种警告是“找错了对象”！
苏美之间爆发的这场争吵，不是偶然的。
它是同目前苏美之间争夺的加剧，特别是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分不开的。
人们记得，去年年底和今年开初，苏美两家都曾放出乐观空气，渲染两国关系有了“好转”。
一个说，苏美正在形成“不断改善的建设性关系”，另一个说，两国第2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望圆满结束。
可是没有多久，它们就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爆发了争论。
由于美国在谈判中曾经作出若干重大让步，拟议中的协定条款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美国国内议论纷纷，不少人要求加以修改。
苏联不容美国讨价还价，胁迫美国尽早签订新协定。
这样两国纷争随之而起，谈判重新陷于停顿，两国“改善”关系的论调一时冷落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今年二、03月间，非洲之角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苏联在那里进行了赤裸裸的军事干涉。
它为了控制非洲之角这一战略要地，加强它在红海、印度洋同美国的争霸，直接插手埃索争端，挑动冲突。
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向非洲之角运送了价值十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和军事物资，调遣了万余名苏、古军事人员参与军事行动，致使欧加登地区的战火迅速扩大，局势变得更为紧张。
苏联在非洲之角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又一次暴露它鲸吞非洲、包抄西欧的霸权主义野心，使美国和西欧国家大为震惊，各国舆论为之哗然。
西方报刊指出，“莫斯科对非洲之角的武装入侵完全证明：
在同美国的激烈争夺中，苏联是贪得无厌的”；
这“对美国和西方联盟的威胁可能比古巴和苏联在一九七五——1976年干涉安哥拉……的行动更为严重”；
它在非洲之角谋求立足点，“最终目标是使西方得不到非洲资源，从侧翼包围北约组织”。
美国政府迫于形势，发表了一个声明，卡特总统也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发表了一篇讲话，声称美国“将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来对付这种挑战”。
苏美争执从而进入了又一个回合。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5月，苏、古又一次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燃起了战火。
这给紧张的苏美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
美国报刊指出，“在苏古在非洲的军事冒险日益升级和人们对俄国大规模加强战略力量越来越感到不安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在对外政策上引起激烈论战，卡特不得不于06月07日再次出来讲话，以“澄清美国对苏的态度”，“消除人们认为美国……是摇摆不定的印象”。
在苏美的争吵中，苏联气势汹汹，寸步不让。
在近期这次舌战中，克里姆林宫更是左右开弓，对美国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宣传攻势。
06月17日，苏联《真理报》和中央其他各报同时刊登了一篇《论美国政府的当前政策》的长篇文章，接着苏联政府、领导人和舆论工具又连续发表声明、讲话和评论，对美国进行全面而猛烈的抨击，把苏美关系紧张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美国身上。
他们指责美国“推行加剧军备竞赛的方针”，“故意阻挠同苏联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蓄意恶化同苏联的双边关系”，“不愿意容忍非洲出现的积极变化”等等，并且威胁说，“希望华盛顿能尽快明白”，美国目前的方针“孕育着严重的危险性”。
西方报纸在谈到苏联这一做法时指出，这是克里姆林宫对卡特总统及其政府进行的“迄今为止最广泛、最为直接了当的攻击”，是近年来少见的
“诋毁”。
不言而喻，苏联力图向美国政府施加高压，以迫使美国退让。
这是苏联当前对美宣传中的一个策略手段。
苏联在这场宣传攻势中，把矛头集中指向美国国内的所谓“缓和的敌人”和“强硬路线”的代表，说明白一点，也就是针对那些已经看穿苏联的“缓和”诡计，反对绥靖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人士。
而另一方面，苏联又竭力拉拢和安抚那些被称之为“充满缓和精神”和“持现实态度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对苏联的扩张采取“明智”、“克制”和“妥协”的人。
苏联力图打击美国的反绥靖势力，而吹捧、拉拢美国的绥靖势力，以促使美国采取对苏迎合、讨好和乞求“缓和”的方针。
这是苏联的又一个明显的策略手段。
对于卡特总统的历次讲话，苏联也是软硬兼施。
卡特的讲话被美国舆论认为有时似乎对苏联持“强硬”态度，有时却似乎是“软弱的”、“抱着和解的态度”。
这就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苏联《新时代》周刊毫不客气地要美国总统“说得明确点”，并且说卡特讲话既有“激烈”观点，又有“比较清醒的论调”。
真是又打又拉。
《新时代》甚至要挟美国，“在核时代条件下、在缓和条件下”，“应当”以“现实主义和明智的声音”讲话。
苏联想要美国政府干些什么，是再也露骨不过了。
然而，苏联节节进攻，美国则步步退让，这个事实不能不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反应。
正如美国报刊所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苏联一边大谈和平，一边却搞战争、侵略活动和镇压国内，谋求同它（苏联）搞缓和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开始认识到，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同“缓和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不能让它“既享受缓和的好处，又获得在远离边界的地方从事军事冒险的好处”。
苏美之间既然争夺不可避免，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得到“缓和”和“稳定”。
人们看到，在过去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曾经在安哥拉、非洲之角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策动了两次对扎伊尔的入侵。
而在最近的两、三个月里，它又连续在红海东岸、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大搞颠覆、渗透活动；
在从印度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南大西洋的广大区域里争夺势力范围，抢占战略要地。
苏联要扩张，要争霸，这是没法改变的。
尽管美国某些人津津乐道于“必须努力缓和我们（美苏）的分歧”，这除了增添克里姆林宫的贪婪胃口之外，也缓和不了苏美之间的矛盾。
争霸不止，争吵不休。
今后，随着苏美两霸争夺的发展，它们之间的争吵必将时起时伏地继续下去，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