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愚公绘新图
湖南桃源县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变了山多“和尚头”，田多“望天收”的面貌。
山东省东平县无盐电灌站，是由七个公社一万五千人会战八个月于最近建成的。
这个电灌站扬程四十四米，可灌溉山区农田十万亩。
新华社记者摄

大连化物所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联系实际肃流毒
分清路线是非　大力进行整顿
编者按　有人认为“四人帮”没有什么理论，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没有什么批头。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四人帮”确实没有革命理论，但有一套篡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谬论，而且不少谬论至今还在毒害人们。
余毒不除，是非不清，在各条战线上怎能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呢？
因此，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不是没有批头，而是非批不可，大有批头。
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比清查工作更艰苦、更复杂，不能空喊口号，不能简单化，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要采取整风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以理服人。
大连化物所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剥开林彪、“四人帮”假左的伪装，揭露其极右的实质，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提高了大家的路线觉悟，推动了科研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人民日报》被“四人帮”控制期间，发表了不少吹捧大连化物所所谓“对着干”的黑经验的文章和报道，流毒全国，影响很坏。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我们决心继续同全国人民一道，大力清算“四人帮”利用党报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本报讯
曾经横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蹂躏的“重灾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开展清查工作的基础上，联系科研战线及本所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党羽炮制的“对着干”的黑经验，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出现了抓纲治所的新面貌。
这个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为国家提供一百多项研究成果，培养和输送了数百名科技人才。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刮起“打倒一切”的妖风，这个所被诬为“水深王八多”的
“特务窝”，二十四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十九人被打成“特务”，有的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及其亲信还在化物所炮制了所谓“对着干”的黑经验，在科研单位依靠谁、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由谁来领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把一个历史较长、力量雄厚的研究所，变成了“门市部”、“修理所”、“背篓商店”。
打倒了“四人帮”，化物所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揭批黑经验。
但是“四人帮”的亲信仍然窃据着领导权，千方百计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
去年03月，华主席关于解决辽宁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后，省、市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上级党委改组了化物所党委，揭批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余悸尚未消除，一系列抓纲治所的措施就不能很好落实。
因此，化物所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就以下四个问题肃清流毒，澄清是非：
一、依靠科技人员，发挥专家作用，是不是“专家路线”？
这个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人员是解放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或其他劳动人民家庭；
有些高级研究人员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关系、个人历史比较复杂，但在党的多年教育下，他们努力改造世界观，一心扑在社会主义科研事业上，作出了成绩。
“四害”横行时，有个专家被无辜扣上“反党”帽子，尽管憋了一肚子火，但是当一项援外的紧急任务交给他时，二话没说，就和同志们一道废寝忘食地干起来，很快拿出成果，受到国际友人的赞扬。
通过以上分析，大家逐步统一了认识：
科技人员是科研的骨干力量，是党在科研单位的基本群众。
林彪、“四人帮”把团结和依靠科技人员诬蔑为走“专家路线”，割裂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地地道道的假左真右。
他们胡说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完全是恶意的诽谤。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团结和依靠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首先要为受打击迫害的科研人员平反。
这是拨乱反正，理所应当。
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这个所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推倒了过去的冤案、假案，为受害者昭雪平反。
长期被打击、迫害，离开工作岗位的科研人员现已回到有关岗位。
被无故撤职的一大批室主任也恢复了职务，并提拔一些新的科研骨干为室主任和题目组长。
学术委员会筹备组已经成立，开始了活动，成为党委领导科研的好参谋。
二、依靠科技人员，会不会造成同工人的阶级对立？
林彪、“四人帮”把从事脑力劳动的科技人员打成“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把依靠科技人员同依靠工人对立起来，胡说什么，依靠科研人员，工人就只能变成“加工部件的奴隶”，鼓吹要设立“没有研究人员参加的工人研究室”。
同志们在批判中指出，林彪、“四人帮”把社会分工歪曲为阶级对立，就是要挑拨工人与科技人员的关系，破坏工人同知识分子的革命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科研事业。
在科研中，科技人员和工人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团结协作，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新型关系。
科研人员从题目的论证，方案的设计，文献的查阅，现象的观察，数据的分析到理论的推导，论文的撰写，每一项都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
他们既不剥削他人，又不压迫他人，怎么会成为“精神贵族”？
同样，工人从事加工部件等劳动，怎么能沦为奴隶呢？
工人同志们说得好，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把工人抬得很高，实际上损害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为，排斥了知识分子，科研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还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
通过批判，工人群众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同科技人员的团结，全所正着手恢复和加强岗位责任制。
三、搞基础研究是不是“脱离实际”？
“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把科技人员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试验或协作，甚至只要走出去劳动，都叫做“开门办所”，而把实验室工作说成是“关门办所”，并进而胡说什么“开门”与“关门”是“两条路线斗争”，“开门”是“实践第1”，“关门”是“认识第1”。
究竟基础研究是不是“脱离实际”？
研究人员用大量事实澄清了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所多年研制催化剂的实践，提出了研究催化理论的需要。
在催化理论的指导下，研制成三种新的催化剂，使研制水平从四十年代提高到六十年代，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同志们指出，催化理论虽然不是直接在生产实践中研究出来的，但同样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飞跃，同样没有脱离社会实践（科学实验）。
“开门”走出去，结合生产实践，是坚持实践第一；
“关门”从事科学实验，同样是坚持实践第1。
“四人帮”的黑经验用前者否定后者，就是否认科学实验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科学实验，有它自己研究的领域、对象和手段，如果不以实验室为基地，很多研究无法进行，怎么能说只有“开门”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呢？
四、搞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是不是只顾个人关门提高、追名逐利，不顾“国家需要”？
“四人帮”在化物所的那个亲信荒谬地提出：
开门搞应用，是为国家；
关门搞基础，是为个人。
于是，基础理论研究，被扣上了“爬个人名利的小宝塔”、“替自己树碑立传”等一大堆帽子。
为了分清是非，消除余悸，党委引导大家分析了被“四人帮”及其亲信攻击得最厉害的“表面键”理论研究中一位科技人员的表现。
“表面键”，是探讨催化作用原理的一种理论见解，它是根据一个专家的建议开展研究的。
这项研究刚开了个头，就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被迫下了马。
那个专家被下放到猪场，但他念念不忘那个π电子轨道，决心攻克难关。
后来，被作为“右倾回潮”受到打击时，仍坚持要求恢复这项研究。
甚至在作为“翻案复辟”受到批判时，他还继续琢磨这一理论。
难道这是为了个人出名吗？
化物所的同志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搞理论几乎成了“反革命”！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他想的是，理论研究上不去，我们国家就要落后挨打。
特别是当他听到，被打入冷宫十多年的“表面键”，近年来国外已有重大进展时，更是心急如焚。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个人主义呢？
同志们指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
没有雄厚的基础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就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生产和技术上的需要也不能得到保证。
“四人帮”鼓吹所谓“开门办所”，用目前需要否定长远需要，砍掉理论研究，包藏着破坏我国国民经济，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祸心。
现在，这个所按照科学院的要求，重新调整了力量，制定了规划，过去被全部砍光的基础研究和所剩无几的应用基础研究，如今已逐步恢复和健全，比重上升到将近百分之五十，重新建立了理论研究室，逐步走上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正确轨道，端正了科研工作的方向。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并宴请
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兰科·米库利奇和夫人以及由布兰科·米库利奇率领的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李先念副主席设宴招待南斯拉夫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张致祥、乔石，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并应邀出席宴会。
在洋溢着兄弟情谊的宴会上，李先念副主席和布兰科·米库利奇团长先后祝酒。
他们在祝酒时表示，要为增进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团结而共同努力。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抓紧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全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越做越好。
今年以来，我们高兴地看到：
广州部队、兰州部队、总后勤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又有了新的进展，跨进了一大步，解决了一些人为的“老大难”问题，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昭雪平反，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能工作的及时地安排了工作，亲属、战友受到株连的也妥善地予以解决。
对一些影响大的冤案、假案，他们召开声势比较大的平反大会，伸张正义，大得人心。
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变成了抓纲治军的巨大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要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这项工作遗留的问题还不少，任务还很繁重，不是“落实政策过了头”，不是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而是做得还很不够，离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各级领导要有清醒的估计，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做一次认真的检查、分析，采取措施，加快步伐。
广州部队、兰州部队、总后勤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跨进了一步，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揭批了林彪。
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
不揭批林彪，不联系第10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就不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深搞透，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
林彪反党集团肆意践踏党的干部政策，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对军队破坏严重，危害很大。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包庇林彪反党集团，不准揭露批判林彪迫害干部的罪行，拚命阻拦解放干部，疯狂颠倒敌我关系，继续打倒一大批革命干部。
不联系揭批林彪，一些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干部的问题就搞不清楚，就不可能真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进展迟缓，症结也正是在这里。
因此，只有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揭批林彪，才能澄清路线是非，打碎精神枷锁，不断扫除阻力和障碍，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做好。
有一种论调，叫做“特殊论”。
据说，他那里林彪、“四人帮”没有直接插手，也没有林彪、“四人帮”的死党作祟，情况不一样，好象就不需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了。
真是这样吗？
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我军十余年，很难说有哪一个大的单位，完全不受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一点流毒也没有。
如果确实象有的人说的那样，不存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那末干部早就应该解放出来，党的政策早就应该落实，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凡是干部迟迟不得解放，借口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拒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十之八九是在那里捂盖子。
因为若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有某种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有的人，落实干部政策时回避路线问题，说什么“分清路线是非没有实际意义”；
“当时有当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当时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
实际上，他们还是把打击迫害干部说成是合法的、正常的，把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说成是一般的缺点问题，甚至把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诬之为“一风吹”。
这种论调是很错误的，也是很奇怪的。
他们当时“定案”时给人家扣了这样那样的大帽子，上纲上线到了不能再高的高度，现在复查，落实政策，连一句分清路线是非的话都不讲，说得过去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否定林彪、“四人帮”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击迫害干部的事实？
他们究竟站在哪一条路线上讲话？
更为恶劣的，有的人信奉“受审查必有错误”的谬论，硬是在那里“没有大问题抓小问题，没有小问题抓态度问题”，继续对干部进行打击、刁难。
所谓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受审查的干部，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搞的逼供信那一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他们就说态度不好。
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干部过去“承认”过的现在推翻了，有些人就借此做文章，抓住不放。
应该指出，不少冤案、假案的材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大搞逼供信的情况下搞出来的。
一些受审查的干部推翻这样的材料，是应该的，不存在什么态度问题。
在威胁、压迫、棍棒下搞“材料”，这是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的一种表现。
把这样的事情也要干部本人负责，是没有是非，没有道理的。
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凡是处理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不能一风吹；
凡是搞错了的，要勇于否定，坚决拨乱反正；
部分错了，部分纠正；
全部错了，全部推翻；
一经发现，立即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之一句话：
坚持原则，纠正错误，实事求是，落实政策。
我们尤其要敢于首先解决那些最棘手，影响大，涉及广的问题，突破一点，落实一人，带动解决一片。
落实干部政策，关键在各级党委。
实践证明：
一个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做得如何，往往是检验这个单位党委的路线是否端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广州部队、兰州部队、总后勤部就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组织上做了调整，党委的路线端正了，落实干部政策才打开局面的。
粉碎“四人帮”一年半多了，党在干部问题上各方面的政策都十分明确了，有很多单位已做出好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落实干部政策还是“原地踏步”，这就要查一查那个党委的路线是不是端正，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是不是肃清了？
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切实管起来，要亲自了解重大案件的复查工作，亲自审阅结论，亲自与受审查干部谈话。
同时，要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做出的结论符合党的政策和客观实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要有一个党性强，作风好，没有派性，有一定政策思想水平的复查班子，使落实干部政策有可靠的组织保证。
做复查工作的同志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错误路线有极大的义愤，对受迫害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那种在路线是非面前“不点头，不摇头”的人，在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下搞过逼供信的人，不能做复查工作。
有些做复查工作的同志，过去做过错事，给干部做过错误的结论，这些同志如果能够划清界限，勇于改正错误，积极落实干部政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他们；
如果对原来的错误结论，总是修修补补，总是想方设法找点所谓“理由”，生怕“否定了自己”，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这样的人一定不能留在复查班子里。
在给干部做出正确的结论以后，能够工作的要及时安排工作。
这决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执行哪一条路线，是真心还是假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大问题。
我们决不允许再象“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那样，对一些本来没有多大问题的干部，恢复了组织生活不恢复级别待遇，恢复了级别待遇长期不分配工作，采取把年青的拖老，年老的拖死，有病的拖垮这样的反动做法。
革命老干部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要依靠他们搞好传帮带，时间对他们尤为宝贵。
对于能够工作的干部都应当尽快地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并且要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
因干部的问题，使家属、子女受了影响的，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好。
要把干部档案中不实事求是的材料清理出去，作为落实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认真对待。
同时，要教育干部正确对待，看作是对自己革命意志的一种锻炼，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振奋精神，继续革命，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在新的长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07月23日《解放军报》）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我们基层工作人员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检查团繁多成灾。
我厂今年以来，先后接待了地区同行业竞赛检查团，东北三省厂际竞赛检查团，局管辖系统企业竞赛检查团，以及厂际安全、设备、计量、教育、材料、卫生、节电等各种专业的检查团。
我们除安排专人接待外，还要派专人参加检查团工作。
厂内各级领导同志不得不放下日常工作，整天忙于迎送客人、汇报情况和陪同检查。
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我们基层实在是招架不起。
组织适当的竞赛检查评比是必要的。
但是，检查团来去过于频繁，了解和汇报的内容几乎相同，检查流于形式，这是要改进的。
建议地区和上级领导部门各组织一个检查团，每年分别到基层检查评比两次，使检查评比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吉林国营江北机械厂工会刘树林　王树国　孟宪礼

业余时间译稿
是“搞自留地”吗？
最近，我在业余时间为一本杂志翻译了一篇科技资料，他们决定发表，并告诉我，一旦文章登出，就寄给稿费。
我们单位有的同志认为，业余时间翻译稿件，是“搞自留地”，是“追名逐利”，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早已批过的事情”。
我想问：
一、利用业余时间译稿，算不算“搞自留地”，是不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二、杂志社若寄来稿费，我应当如何处理？
希望你们帮助解答。
武汉钢铁公司　费广铭费广铭同志：
你写给《人民日报》的信，报社转给我们了。
我们认为，一个人在积极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科技资料，是自觉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多做贡献，应当受到鼓励。
把在业余时间翻译稿件看作是“搞自留地”、“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不对的。
译稿发表或出版后，出版部门付给一定的稿费，是党和人民对著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的一种鼓励和报酬，作者完全有权自行处理。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

宪法中有“皮肉教育”这一条吗？
编者按：
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人民公安机关的“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严重破坏。
类似这封辽宁工人批评公安人员执法犯法的信，我们收到了许多封。
有的情节比这还要严重。
我们已陆续将这些信转请当地党委和有关领导机关处理。
希望他们象沈阳市公安局一样，重视人民来信，坚决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使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保护。
05月20日下午，我们六个青年工人坐着汽车通过太清宫交通岗时，民警韩同志向我们车上看，工人李刚没有戴帽子，向韩同志作了一个敬礼的手势，引起车上其他工人大笑。
韩一见大怒，认为工人们是耍逗他，一边骂，一边跑到岗楼里挂电话，叫下一个交通岗为他截车，又抓了部车坐着从后面追上来。
司机不知道车上发生的事，仍在正常行驶。
韩赶上我们的车之后，气势汹汹，让我们把车开回太清宫交通岗。
车到太清宫后，大家都向韩检讨，李刚同志也一再承认错误。
可是韩根本不听，竟在众人围观的大街上，打李刚同志的嘴巴。
围观的群众非常气愤。
韩还感到“威风”没有耍够，又叫我们拉上他，把车开到交通中队。
中队的一些同志更不按原则办事。
我们向一位姓王的同志再三说明李刚同志给民警敬礼不对，民警也把李刚骂了打了，李刚既没还口也没还手，一再认错，态度诚恳，应该谅解了。
可是在场的一些民警七嘴八舌地说：
“打了他也是一种皮肉教育嘛！”
姓王的同志还向我们车上坐着的五个工人看了一眼说：
“对他们不能客气，罚款五元……。”
我们说：
“工人都是穿着工作服出来装车，没有钱。
你们先把车号和姓名记下，我们回厂后，一定负责把款送来。”
可是怎么说也不行，他们百般刁难，逼着我们借款。
无奈，我们设法凑了五元钱。
更可气的是，他们拿到款后又挖苦说：
“这五块钱留着下小馆喝点酒多好啊！
偏送到这来……。”
我们是敢怒不敢言。
大东区交通中队认为打人是理所当然的，说什么是“皮肉教育”。
真是霸道！
请问：
我们国家宪法哪条规定了对人民要实行“皮肉教育”？
他们对人民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还要罚款，这和人民警察的称号相称吗？
宪法对每个人都适用，我们强烈要求大东区交通中队和民警韩同志赔礼道歉。
辽宁七○五厂当事人：
王金学　马学力
赵晓辉　孙　斌
黎智勇　黄　杰

强有力的后盾
——苏州地区大办社队企业支援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
江苏省苏州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规模地建设吨粮田。
1975年以来，全地区组织水利大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每年建设四、五十万亩吨粮田，当年施工，当年受益。
现在全地区五百七十二万亩粮田中，已有一百四十万亩初步建成吨粮田。
“要夺吨粮产，先造吨粮田”。
苏州地区的干部社员正在为更多、更快、更好地建设吨粮田而斗争。
要建设吨粮田，大量的资金、材料、设备、劳动力从哪里来？
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苏州地区的许多县、社、队干部，得到一个共同的回答是：
要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要有强大的社队企业作后盾。
否则，单纯靠农业积累是行不通的。
苏州地区革委会水利局高凤阶局长对记者说，解放以来，苏州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共十八亿土方，其中近三年占八亿七千万方。
近一半的工程是近三年中搞起来的。
解放以来，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三亿五千六百七十万元，其中近三年占一亿一千九百多万元，约三分之一。
社队投资一亿七千多万元，占总投资的近一半，其中近三年来投资七千四百多万元，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
这几个数字表明，苏州地区近三年来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比过去大大加快了，投资大大增加了。
为什么能够加快和增加？
这同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1970年以来，苏州地区社队工业的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1977年比1975年增长一倍。
1977年，全地区社队企业积累用于支农的达七千二百一十九万元，其中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达三千四百多万元。
建设一亩吨粮田，需要多少资金、材料、设备和劳动力？
条件不同的地方，投工、投资、投料不一样。
根据无锡县的调查，建设一亩吨粮田，大约需要挖三百五十方土，投工二百个，设备、材料费一百五十元。
按这个标准计算，全地区五百七十二万亩粮田都建成吨粮田，需要投资八亿多元。
这笔钱完全依靠国家给是不可能的，单纯依靠农业积累来解决，少说也要二、三十年。
怎样使二、三十年才能办成的事，在近几年内就付诸实现呢？
苏州的经验是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为建设吨粮田提供资金。
无锡县是苏州地区社队企业最发达、吨粮田建设进展最快的县，也是全地区第1个实现稻麦亩产超“双纲”的县。
从1975年到1977年，全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二亿六千多万元，积累六千多万元，用于支农的二千七百万元，其中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九百多万元。
为了适应建设吨粮田的需要，全县各公社办了砖瓦厂、水泥厂、石灰厂等六十多个，做到农田基本建设的物资材料基本自给。
他们以这些物质基础作后盾，三年中共挖土方一亿一千九百万方，初步建成吨粮田三十三万四千亩，使全县的自然面貌和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到处河渠道路成网，稻田桑园成方，绿树一行行，新村一片片，呈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前洲公社地处低洼圩区。
解放前这里是“三年淹两头，穷人日夜愁”的苦地方。
1970年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鼓舞下，干部社员提出“大寨治山我治水”的口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老河网，建设新水系，河、渠、沟、路、林、站、闸、桥、村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一气呵成。
做到洪水挡得住，内涝排得出，地下水位降得下。
1971年到1976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七。
1976年稻麦亩产一千五百三十斤。
前洲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所以发展得比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办社队企业，集体经济力量雄厚。
现在，全社有十六个社办厂和六十个队办厂。
1977年，社队工业产值达到二千一百八十九万元，占全社农、副、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
七年来，社队工业积累用于农业的共七百多万元，其中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四百五十五万元，平均每亩地一百五十元。
这就是说，吨粮田的投资基本上由社队工业包了。
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必须大办社队企业来支援，这个思想在苏州地区的基层干部中，已经深深地扎了根。
江苏省委的指导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
省委负责同志说：
过去讲工业支援农业，主要是指给多少产品，工人下乡搞修配等。
现在我们提出，城市党委和工业部门要运用现有的工业力量，支持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社队工副业的发展，早日实现公社工业化。
通过工业武装农业，促进农业的发展。
这实质上是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具体化了。
那么，大办社队企业，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从无锡县的实践看，一是要抓方向。
办社队工业首先要办好农机、电机修造厂、粮饲加工厂、建筑材料厂等支农工业，以提高农田基本建设的设备、材料的自给率。
这是关系到吨粮田建设的速度问题。
开始时有些干部主张先办赚钱厂，后办支农厂。
对此，县委抓紧对有关人员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同时规定了“三个必须”和“四个优先”：
各公社必须办农机修造厂、粮饲加工厂、建筑材料厂；
办支农厂，干部优先配备、劳力优先调配、资金优先安排、材料优先调拨。
二是抓政策。
保证工业积累重点用于农业，防止未造大田，先造“大街”；
只图“眼前”（用于当年农本补贴太多），忘了“百年”（用于吨粮田建设的太少）。
无锡县委规定，社队工业积累，必须有百分之五十用于农业，重点用于吨粮田的建设和发展农业机械化。
近几年，在吨粮田建设中，为了防止对生产队搞平调和减轻群众负担，苏州地区采取省、地、县举办的工程，除设备、材料和资金由省、地、县解决外，土方用工，后方记工分，前方补助钱粮。
许多县、社、大队都对农田基建的土方工程进行适当补贴。
他们的做法是，公社工程公社负担，大队工程大队负担。
社员完成一方土的任务，补助两角钱到四角钱，二、三两粮。
实行以方计工，补贴转队，纳入当年分配。
无锡县用于土方补贴的资金达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元，平均每亩田二十一元。
这样就更有力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快地促进吨粮田的建设。
正象吴县枫桥公社党委书记蔡水元说的那样：
我们是公社出钱，生产队投工。
公社有产可共，农田基本建设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大伙越干越有劲。
七年来，无锡县用于建设吨粮田的资金，相当于全县一年农业积累的六点二五倍。
其中国家投资占百分之一点九四，县财政投资占百分之四点七四，社队投资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三二。
按照上述比例，这笔吨粮田的建设资金，如果全部靠国家投资，需要五十年；
单纯靠县财政投资，需要二十年；
光靠农业积累，也需要十几年。
事实说明，大办社队企业，是坚持自力更生，加速农田基本建设步伐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新华社记者　柳　梆（本报有删节）

沈阳市公安局的答复
06月18日，我们接到中央公安部电话和省公安厅转来七○五厂六名工人同志的批评信，市局党委当晚讨论研究，立即派专人调查核实。
调查证明，七○五厂工人同志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批评完全正确，我们虚心接受。
我们认为，大东区交通中队民警韩××同志大耍特权，动手打人，无理刁难群众；
中队不调查研究，擅自罚款，还讽刺、挖苦工人同志，给党和公安机关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身为人民警察，执法犯法，这说明“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公安队伍建设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流毒和影响远远没有肃清。
这件事，我们局党委有直接责任。
它反映了我们思想工作很薄弱，工作很不深入。
为了挽回影响，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整顿纪律作风，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由交通大队领导同志亲自批评教育韩××等同志，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责令他们在中队干警大会上深刻检查，接受帮助，并根据他们所犯错误和一贯表现，决定给予韩××等同志行政处分，通报全局。
二、于06月23日，由交通大队政治处和大东区交通中队领导同志带领韩××等同志，到七○五厂向李刚等同志当面检讨，陪礼道歉，退回罚款，注销司机驾驶执照上的“违章”记载，听取工人同志的批评意见。
三、06月24日，由市局副局长、政治部副主任、交通大队政委等，亲自到李刚同志所在单位，代表市局和交通大队两级党委，向工厂党委及李刚等当事的同志，检查错误，听取批评，征求意见，并请工厂党委主持召开了工人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工人群众的批评意见，进一步密切公安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市局党委决定，结合学习新宪法，坚决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发扬人民公安机关“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公安队伍思想和纪律作风的建设，为执行新宪法、保卫新宪法作出积极的贡献。
沈阳市公安局

用整风精神落实中央指示和湘乡经验
湛江地区各级党组织迅速制订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
现在，全区风气大变：
欺负农民的事情受到批判，为农民办好事的人和事大量涌现，“土政策”一个个被废除，各级干部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据新华社广州07月24日电
广东省湛江地区各级党组织一面继续批判原地委副书记白俊峰追随“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的罪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整风；
一面学习党中央转发的湖南省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边学边批，边整边改，迅速制订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抓紧贯彻落实，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现在，湛江地区风气大变：
欺负农民的事情受到了批判，为农民办的好事大量涌现，违反党的政策的“土政策”一个一个被废除，贯彻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开始不走样了。
最近，湛江地委决定，把减轻农民负担列为正在召开的地委整风会议的一项议程。
在各级党委的整风中，许多同志自觉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造成加重农民负担的原因。
他们说，农民负担重，“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与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有关，这主要是有些党委成员没有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以及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
海康县深受白俊峰的祸害，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农民收入低。
这个县的一些领导干部回顾了“四害”横行时自己的思想状态和行动表现：
一种是不满“四人帮”把农民当作专政对象，但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不清楚，也跟着白俊峰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违反了政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一种是明明对“四人帮”欺负农民的一套看不惯，但私心杂念重，不敢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这在客观上帮助了白俊峰这样的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海康县委通过批判白俊峰这个反面教员进行整风，提出要坚决把党风搞正，整掉那些动不动就向农民伸手搞平调的错误作法，真正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
根据当前农民的迫切要求，湛江地委提出了六项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
一、所有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在最短时间内，要认真清理从农村私招乱雇的人员，坚决把他们送回生产队；
二、各县、社、大队不得用“以农代干”等名义抽调生产队劳动力，已抽调的也要迅速压缩回生产队；
三、结合夏收预分，清理各种不合理用款，坚决刹住大吃大喝风，违者从严处理；
四、县、社、大队平调生产队劳动力、物资和现款，要清理归还生产队；
五、立即清理各部门挪用和扣留的农业专用款，迅速发放给社、队；
六、工业部门的支农产品，必须保质，保量，降低生产成本，质量不合格的要包退、包换。
目前，湛江地区贯彻湘乡县的经验和中央的指示虽然还有阻力，但抵制这种阻力的力量越来越大，为农民办好事的人越来越多，那种挖生产队墙脚的事已越来越不得人心。
归纳起来，为农民办的好事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压缩非生产人员，清退平调的劳动力归队。
比如，遂溪县原有县、社农田水利专业队二千八百人，最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清理，除确有需要，留下五百人外，其余都回到生产队劳动。
二、清退平调生产队的粮食和资金。
遂溪县修建官田水库时，平调了生产队二百三十多万斤粮食，最近县委决定全部作价分期退赔，已拨出七万多元退还生产队。
阳春县前几年兴建氮肥厂时，向社、队摊派投资，现在县委决定拿出价值三十万元的化肥偿还给生产队。
三、清退超支欠款，实现分配兑现。
电白县委派出五十多名干部，对历年来拖欠的四百六十多万元超支欠款，进行认真清理，凡家属在农村的国家干部和职工的超支欠款，立即登记造册，并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动员归还生产队。
广大贫下中农看到这些好事，无不拍手叫好，都说抓纲治农治得好，真治到我们心坎上了！

这样的答复让人不放心
06月19日第3版刊登的来信《“制度”二字对局长不值一提》，展示给人两个鲜明的形象：
赵庆芜同志勇于坚持原则，同不良倾向作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彭正龙同志以势压人，作风恶劣，为我们深恶痛绝。
编后写得通情达理。
遗憾的是忻县地委宣传部的复信。
这信不长，通篇都是表扬忻县地委、宁武县委和彭正龙同志的。
信上也说，赵庆芜反映的情况属实。
但地、县两级对赵庆芜同志持什么态度呢？
表扬了他吗？
对彭副局长批评教育了吗？
从这件事情得出了什么积极的教训吗？
为杜绝类似错误的发生，定出了什么有效措施吗？
没有谈。
最后只表示，绝不给赵庆芜同志穿小鞋。
这是多么消极而叫广大读者担心的话呵！
我们有些替赵庆芜同志捏把汗。
即令一年半载不给赵庆芜同志穿小鞋，但紧紧鞋带，却是很可能的。
北京几个工农兵读者

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客观规律办事
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　宋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它精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深刻地论述了认识客观世界，按客观规律办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今天，当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时候，认真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了当时甘肃工作中的问题，表达了伟大领袖对甘肃人民的深切关怀。
重温毛主席的讲话，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千八百万甘肃人民感到特别亲切。
建国二十八年来，甘肃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吃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亏也确实不少，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解放初到合作化时期，我省农业发展是比较快的。
但是，1960年前后，由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从甘肃实际出发，主观蛮干，大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再加上“一平二调”，把生产队和农民的家底搞空了；
对敢于抵制他们错误的、说老实话的干部任意扣上“右倾”帽子，当“白旗”拔，把那些勤勤恳恳搞生产的农民当作“富裕中农势力的代表”、“资本主义冒尖人物”进行批判，这就既违背了客观规律，又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搞得许多人吃不饱。
党中央及时发现了甘肃问题，采取了紧急措施，拯救了甘肃人民，省委领导也被迫作了检查。
这次错误纠正以后，在中央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甘肃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横行时期，甘肃的农业又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搞假左真右，疯狂地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尊重客观实际，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同志诋毁为“右倾保守”、“复辟回潮”。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公然把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当作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来铲，把集体的副业和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把现阶段党的农村政策允许的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等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甚至连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也成了“罪过”。
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无视我省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强迫命令，硬搞“一刀切”。
他们吹牛浮夸，弄虚作假，炮制象礼县那样的假典型，欺骗中央，欺骗人民，极大地破坏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按照张春桥“全面专政”的谬论，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胡说“专政不仅对敌对阶级”，而且对“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思想和习惯势力”也要使用专政的手段。
在农村，他们动用民兵小分队迫害群众，搞法西斯专政，把不同意他们那些荒谬观点和错误作法的党员、干部打成“民主派”、“走资派”、“党内顽固势力”，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搞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干部队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破坏了农业生产，给全省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又在去年06月解决了甘肃省委领导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
我省在农业发展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经历的两起两落的严重教训，深刻地教育了我们：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遵循这个原则，我们的事业就前进，生产就发展；
违背这个原则，就必然要犯错误，生产就会停滞不前，甚至给人民带来灾难。
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孜孜不倦地研究客观事物，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比较符合实际，各项工作比较符合客观规律，即使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
反之，违背和践踏了民主集中制，听不得批评和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违法乱纪，那就一定要犯错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挫折。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看，需要很好地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认识客观规律的问题。
去年，我到中部干旱地区作调查。
那里自然条件差一些，灾害多，困难比较大，有些同志就产生了“没治”的思想，觉得在那里工作了多年，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工作还是没有搞上去，因而对改变面貌缺乏信心。
应当指出，那里的工作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
但从我们主观上来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性缺乏认识。
许多事情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必然的王国。
对于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我们还没有自由，心里没有数，处于一种盲目状态。
大寨、昔阳以及许多先进的地区和单位，那里的自然条件也不算好，为什么他们能够在革命和生产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绩，出现“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的生动局面呢？
就是因为他们善于从反复的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步加深对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取得了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自由。
我省各个地区，包括中部干旱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秦安县作调查时，发现这里自然条件虽然差，百分之九十九的生产队吃回销粮，但还有二十个生产队粮食自给，有的对国家还有贡献。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能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待客观条件，不被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所迷惑，不被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困难所吓住；
他们根据自己长期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摸索出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生产的主动权。
我们总结了其中十一个生产队的经验，使这个县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客观规律是可以掌握的，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增强了改变秦安面貌的信心。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要想搞好工作，改变面貌，就必须首先去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点，就得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离开了实践，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不能获得真知，不能掌握客观规律，就会感到这也“没治”，那也“难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第1的观点，在实践中细心地体察情况，认真地研究问题，不断总结经验，这样就能够“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使“没治”向“有治”转化。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客观规律办事。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散布了许许多多的谬论，抛出了一顶又一顶“帽子”，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一些干部整怕了，至今还有不少“紧箍咒”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因此，有些同志虽然也懂得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但由于怕担风险，怕犯新的错误，却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比如，搞农田基本建设，无疑必须发扬大干的精神，在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下，经过全面安排、统一规划，组织大兵团会战，但不能一律这么搞。
在山区修梯田，地块小，群众居住又分散，本来在统一规划下，以生产队为单位就近搞，既便利群众，又能加快速度，保证质量，但有些地方却非要跑远路搞联合会战不可，群众思想不通，就应付、凑合，结果把地修成了“光板田”，几年不长庄稼。
我向地、县同志提出，是否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需要公社、大队联合干的，就联合干，如一些水利工程，河流的治理等；
象平整小洼土地就以生产队为单位安排。
无论是联合作战或以生产队为单位分散搞，都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搞形式主义，一切都要讲究实效。
他们也觉得应该这样，但就是不敢这么办，怕说这不是“大干”，是“小农经济思想”，要求省委下个文件，不然没有依据。
可见，口头上承认要实事求是是一回事，在实际行动上敢不敢实事求是又是一回事。
在对待上级指示和外地经验上，也有类似情况。
当然，上级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外地的先进经验，要虚心学习，但都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做那种盲目执行的巧妙“怠工者”。
我们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以能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是否为多数群众所拥护为衡量工作好坏的尺度。
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抛弃一切私心杂念，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们上级机关也应随时表扬那些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廉洁奉公，作风正派的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
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人，要严肃批评，以伸张正气，使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同时，在发指示，作决议，定计划时，要注意不同的情况，给下面留有机动的余地，不搞“一刀切”，以便下级机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处理问题。
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说话，这对于保证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极为重要。
毛主席说：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阐明了认识客观规律与贯彻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关系。
过去，我省农业发展中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是与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有直接关系的。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根本改变了“四人帮”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社会主义民主空气日益高涨，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了发扬。
群众有话敢说了，有意见敢提了，一些好的建议、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地反映上来，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办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在农村工作方面，为了澄清“四人帮”对农村经济政策造成的严重混乱，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广开言路，放手让群众讲话；
发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开展群众性的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反复研究修改，拟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恢复和重申了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
几个月的试行结果证明这一措施基本上是好的，它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最有实践经验，最了解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
领导者只有经常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深入群众，以平等态度待人，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善于对各种意见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提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计划、办法，实施正确的领导，避免主观主义。
一年多来，我们虽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认识了一些问题，也制定了一些规划、条例，提出了一些办法，能比较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丝毫不能自满。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我们制定的规划，提出的一些主张，是否符合实际，还需要经过实践反复的检验。
甘肃省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很大，各地的具体条件也很不一样，我们对甘肃省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要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时因地制宜地指导好革命和建设工作，还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放思想，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
在这新的长征中，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
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的领导思想、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许多与新时期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在前进的道路上，完全可能由于盲目性而遇到新的困难和挫折，付出新的代价。
但是，我们既然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实践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同样，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一定能在实践中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一步一步地认识新时期的客观规律性，把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坚信，有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国家关心社员　社员热爱国家
安徽夏粮征购完成得又快又好
据新华社合肥07月22日电
本社记者张广友报道：
中共安徽省委从实际出发，在今年夏粮征购工作中规定：
七十五斤夏粮为征购起点，以防止征购“过头粮”，保证社员有最起码的口粮。
安徽省今年夏粮总产量比去年增产两成以上。
这是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现行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结果。
省委认为，农民大干了，丰收了，在夏粮分配中应当保护和继续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因此，省委规定：
从夏收分配到秋粮下来之前，两个多月时间内，集体分配给社员群众的平均口粮不足七十五斤的生产队，一律不征不购。
对于省委的这个正确的规定，有的同志曾经有些疑虑和担心。
有的说：
过去，麦子一上场，粮食干部忙，天天催征购，完成任务还那么难。
今年征购任务增加了，又规定了这么个免征点，征购任务能完成吗？
会不会顾了社员这头，丢了国家那头？
实践的结果证明，国家关心社员，社员想着国家。
这个规定一和广大干部、社员见面，就受到热烈拥护。
他们高兴地说：
领导越是关心我们，相信我们，我们就越应该搞好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
人们欢欣鼓舞，踊跃交售粮食。
滁县、天长、濉溪、来安、凤阳、太和、淮北等县、市，几天之内就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
一些按规定不征购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深受感动。
他们说，我们是农民，为国家贡献粮食是我们的义务。
他们表示，一定要尽快把生产搞上去，力争早日为国家多作贡献。
亳县有些受灾减产社员平均不到七十五斤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省委这个规定传达后，主动地找到县委恳切地说：
我们很感不安，不能多交售，少交售点儿也表示我们一番心意啊！
县委拿不定主意，请示省委。
省委指示说，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坚决不收。
今年夏粮征购工作中，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
夏粮征购期间，省里一次电话会议没开，一次进度没催，不到半个月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八，进度之快，质量之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社员群众口粮增加了，集体储备也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以上。
人们高兴地说，今年安徽夏粮征购工作，同“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过去的作法相比，是两种政策，两种作法，两种结果。
今年安徽省委对夏粮征购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华主席最近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做到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利益。

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
《浙江日报》就一封农村青年读者来信组织讨论
新华社编者按：
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变相买卖婚姻的情况，是令人怵目惊心的。
变相买卖婚姻不仅给广大群众，特别是给青年在精神上、经济上造成沉重负担，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更严重的是，它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青年，腐蚀着社会。
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早就要求对这种坑人的陋习来一个革命。
我们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破除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
对广大群众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教育，提倡节俭办婚事。
对于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不择手段地敲诈钱财的坏人，要予以打击。
新华社杭州07月24日电
本社记者汪伟民报道：
《浙江日报》最近发表题为《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读者来信，揭露和批判了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并就此事在报上组织讨论，反对变相买卖婚姻，在全省各地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信，是绍兴县东方红公社胜利大队青年社员陈柏松写的。
信中说：
“四年前，我和邻村的一个姑娘订了婚。
当时，对方提出了许多条件：
第1、聘金论岁数算，一岁十二元，少一元也不行；
第2、要六坛老酒，以孝敬女方父母；
第3、要衣服八套，其中有三套要毛料、呢料的，还要毛线三斤；
第4、要太婆盘十元（是孝敬姑娘祖母的）；
第5、要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副；
第6、订婚时要大办酒席。
这样，我光订婚就花去五百多元。
这算‘头耙’，为要结婚，还要‘二耙’，什么高级家具、几大件，都要一一筹办。
再加上办喜酒，至少还要花上一千多元。
我们农村现在生活水平还不高，结婚要那么多钞票是多么难！”
“在订婚比彩礼、结婚比排场的坏风气包围下，对方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她见我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就认钱不认人，几次三番上门退婚，弄得我毫无办法。
最后，只好解除了婚约。”
这位青年在谈到自己的心情时说：
“这些日子来，我一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村三大革命斗争，这些伤心事丢到脑后。
但一回到家里，想起结婚讲彩礼、讲阔气的歪风，看到与我同样命运的哥哥（他也为对象所厌弃），就又苦恼起来，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这封来信发表后，各方面的读者纷纷给《浙江日报》编辑部来稿来信参加讨论，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读者也关注这场讨论。
群众高兴地说：
“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报纸上，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报纸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有些来信来稿反映的问题，比陈柏松信上揭露的情况还严重得多。
如有的索取“聘金聘礼”多得吓人；
有的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索取钱财，要男方付出“见面钱”、“好看钱”、“肚痛钱”（母亲生女儿时肚痛，女儿出嫁时就要拿钱孝敬母亲）、“拦轿包”（出嫁那天突然提出要钱要物的清单，如不满足，不上轿、不出娘家门）、“拦门包”（到了婆家门口，不给钱，不进男家门）等等。
来信来稿说，群众恨透了这一套，斥之为“敲竹杠”、“苛捐杂税”。
由于变相买卖婚姻的影响，使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
诸暨县大建溪大队有个社员，因为结婚欠下了一大笔债，虽然夫妻俩起早摸黑地干，但现在儿子已经二十来岁了，欠的债还没有还清。
常山县狮子口公社一位男青年与一个姑娘恋爱，女方家里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男青年花了许多钱，最后因为少三十元钱，没有办成亲事，这位男青年因受刺激太大而患了精神病。
上虞县一封来信反映，有个男青年家庭经济较困难，为了满足对象的要求，将一只母猪和几只尚未长大的小猪都卖了，又东借西凑，才勉强凑足了“聘金聘礼”。
婚后才知道，女方已经象这样变相高价卖过三次，他后悔莫及，加以婚后感情极差，最后逼得服农药自杀身死。
死后刚一个多月，女方的两个哥哥就又用同样的手法将她变相卖给了别人。
广大群众在来稿来信中，对这个讨论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希望。
他们认为，要刹住这股歪风，关键在于党委重视，应当把它看成是关系到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努力奋斗的一件大事。
党委要抓，共青团、妇联要抓，人人都要关心这个问题，真正造成节约办婚事光荣，搞买卖婚姻可耻的社会风气。
一些司法部门的同志来信说，要联系实际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对个别严重破坏婚姻法、屡教不改的坏分子，要绳之以法，予以制裁。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就这一问题的讨论情况通报各地，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社会舆论都来关心这件事，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批判“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成都市商业部门雷厉风行改进工作
努力减轻职工家务负担
据新华社成都07月24日电
为了把广大职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成都市已有五十二个粮站、七十三家糕点门市部出售主食面包。
许多副食品商场增设了盆菜项目，顾客买回家就可以下锅。
前段时间，成都市的饭馆存在着“早点不早，晚餐不晚”的问题，加上供应早点的网点少，不能满足职工的要求。
现在，全市三百家饭馆一律供应早点，所有门市一律在早上六点前开始营业，工厂、宿舍和居民院落，还有送货上门的流动服务车，早点的供应问题解决了，花色品种也大大增加。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全市增设了八十九个商业网点，其中，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所在地就增设三十多个，科研和教学工作人员可以就近买到蔬菜、猪肉和各种主副食品。
成都市的前进食堂等五家饭馆开展了包饭业务，为一部分老弱病残、双职工子女、离家远和单位无食堂搭伙的职工解决吃饭问题。
包饭的顾客每月十二元钱，中饭晚饭每顿一菜一汤，随到随吃。

中朝两国男女篮球队在京比赛
据新华社北京07月22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男、女篮球队同中国男子篮球队和“八一”女子篮球队，今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比赛，受到一万多名观众的欢迎。
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等，观看了比赛，并会见了朝鲜篮球代表团团长金成焕。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和观看了比赛。

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及其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由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1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今天晚上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弗洛里亚·杜米特列斯库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晚会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
北京宣武杂技团演出了狮子舞、魔术、车技踢碗、桌圈、口技等节目。
演出结束时，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等罗马尼亚同志热烈鼓掌，祝贺演员们演出成功。
陪同罗马尼亚同志观看演出的有我国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鹏飞，外交部副司长郗照明、傅顺和等。
今天上午，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由我国冶金部副部长周冠五陪同，在首都钢铁公司参观了炼铁、炼钢、轧钢、焊管等生产过程。
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赞扬首钢工人所取得的成绩。
下午，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由外交部副部长余湛陪同参观了北京重型机器厂，并游览了天坛公园。
昨天下午，奥普雷亚第1副总理由余湛副外长陪同参观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尼泊尔两亲王离京回国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尼泊尔贾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殿下和夫人科玛尔公主殿下，迪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殿下和夫人普雷克希娅公主殿下一行，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等到机场欢送。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雅杜·纳特·卡纳尔和夫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送行。

方毅副总理会见并宴请牛满江教授夫妇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晚上会见美籍生物学教授牛满江和夫人张葆英，以及旅美学者肖淑熙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以后，方毅副总理设宴招待牛满江教授夫妇等。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和科学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宋如栋、冯因复。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07月24日会见美籍生物学教授牛满江和夫人及其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方毅副总理会见英国科教大臣威廉斯夫人
据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英国科教大臣雪莉·威廉斯夫人，同她就进一步扩大中英两国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英国驻中国大使珀西·柯利达和雪莉·威廉斯夫人的随行人员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长刘西尧，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刘春等。
在此之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分别会见了雪莉·威廉斯夫人一行。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朴成哲副主席途经北京回国
谭震林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送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结束在国外的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途经北京回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副司长戴平等到机场迎送。
谭震林副委员长在机场设午宴招待朴成哲副主席等朝鲜同志。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迎送，并应邀出席了午宴。
今天上午，朴成哲副主席等途经乌鲁木齐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汪锋，自治区其他领导人刘震、司马义·艾买提等前往机场迎送。

杨立功部长宴请叙利亚农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农林部部长杨立功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农业和土改部长艾哈迈德·卡巴兰率领的叙利亚农业代表团。
叙利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欧麦尔·赛义德应邀出席了宴会。
杨立功部长在祝酒时表示，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
他祝愿中叙两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卡巴兰部长说，我们国家把农业放在第1位。
我们希望这次访问将为两国农业领域的牢固关系奠定基石，为发展和加强叙利亚和中国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农林部副部长王常柏，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
代表团是应农林部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王震副总理会见意大利参议员奥兰多夫妇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意大利参议员奥兰多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常务理事朱子奇等。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07月24日会见意大利参议员奥兰多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科学院招收研究生初试结束
有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取得复试资格，发现了不少人才
新华社北京07月22日电
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初试工作已经结束，有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取得复试资格，复试工作正在进行。
自从中国科学院去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并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以来，报考研究生的人十分踊跃。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有一万四千多人报考中国科学院所属七十二个单位、四百六十八个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大多数是科技人员和教师，也有一些是青年工人、大学在校学生和知识青年。
报名人数为计划招收人数的十六倍。
特别是数学、力学、自动化三个研究所，报名人数达到计划招收人数的四十倍。
由于“四人帮”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摧残，这次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初试成绩，与过去招收研究生的情况比，总的来说较差，考生的年龄也较大。
但是尽管这样，中国科学院还在初试中发现了不少优秀人才。
他们中有的人已写出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不少人能熟练地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
一些年龄比较小的考生，由于过去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刻苦学习，在这次初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十九岁的一年级新生徐佩，是所有考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报考数学研究所概率论专业，初试的平均成绩达到八十三点七分。
北京医药公司化学试剂商店业务员于小康，二十一岁，1970年初中毕业，这次报考计算技术研究所数理逻辑专业，初试的平均成绩达到八十一分，其中专业课集合论的成绩一百一十二分（有附加题）。
上海市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倪煊中，三十一岁，这次报考高能物理研究所基本粒子专业，初试的平均成绩达到八十七点六分。
目前，复试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各招生单位对复试、录取工作极为重视，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强调一定要从严精选，确保质量。
复试以后，根据考生政治、身体的条件和初试、复试的成绩全面综合分析，由有关研究所的研究室党支部、导师或指导小组共同研究，择优提出录取名单；
然后经有关研究所党委逐个审定通过；
最后报中国科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批准。

经国务院批准
浙江大学归科学院和浙江省双重领导
新华社杭州07月24日电
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归属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今后将着重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
为适应新的要求，浙江大学对原有系和专业的设置正在作初步调整，拟保留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光学仪器工程等十个系，增加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热物理工程等五个系。
全校十五个系都面向全国招生。
今年计划招生的名额相当于前几年每年招生数的两倍。
目前，浙江大学正为迎接新生到校学习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一些系和专业今后将大大增加基础理论和技术基础课程，基础课教师的工作量将成倍增加的情况，学校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力量，同时积极筹建科学实验设施和电化教学设施。
学校生活设施的基建工程也在加紧进行。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质量的人才，浙江大学正有步骤地着手改革原来的学年制，试行学分制。
学分制将从今年下半年入学的新生开始，然后推广到其它年级。
根据有关条例规定，高等学校试行学分制，学生经过考核，学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
学业确实优秀的学生，可以免修一部分已经掌握了的课程，多选修一部分新的课程；
可以跳级，可以提前毕业。
这样，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多学一点，学得快一点，学得好一点。
浙江大学创办于1897年，至今已有八十一年的历史。
我国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如竺可桢等，曾在这个学校工作过。
解放以来，这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是我国的重点大学之一。

贾伯涛先生骨灰由他女儿送回北京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爱国人士贾伯涛先生07月12日在美病逝。
根据贾先生生前遗愿，骨灰由他女儿贾丽妮送回北京。
今天到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
彭友今、郭达凯、高富有、聂真、李霄路、秦德远、焦琦、杨荫东。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此生、屈武、钱昌照和贾先生的黄埔军校同学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杜聿明、黄维，贾先生的亲属董黻才、董纯才、蒋端方、郭子伟，以及海外友好王秋铃等。
贾先生享年七十五岁，湖北省大冶人。
1975年09月，他从美回祖国参观访问，曾受到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的亲切会见和宴请。
贾先生在香港、台湾和美国期间，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
观看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演出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晚上观看了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
演出休息时，邓小平副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团长钦貌纽和主要演员，赞赏艺术家们的演出很优美、很有民族特色、很受欢迎。
今晚，缅甸艺术家演出了民族器乐合奏和十六个古典和现代舞蹈节目。
艺术家熟练的技巧，优美的舞姿，鲜艳、古雅的服装，使整个演出色彩调和、动人，不断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缅甸艺术家还用中文和缅文演唱了《中缅友谊之歌》。
观看演出的还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毛联珏等。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副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等登上舞台，同演员们热情握手，祝贺他们的成功演出，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观看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演出。
图为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同缅甸朋友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黄镇部长会见意大利客人
新华社北京07月24日电
文化部部长黄镇和朱霖同志今天会见了意大利参议员奥兰多和他的夫人。
会见时在座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对外司负责人丁谷和对外友协常务理事朱子奇。
会见后，黄镇部长设便宴招待了奥兰多夫妇。

一天生产二百吨面包
——访布加勒斯特蒂坦面包厂
不久前，我们参观访问了布加勒斯特市一家现代化的面包厂——蒂坦面包厂。
当我们走进蒂坦面包厂的大门，就立即被那白色的厂房所吸引。
在接待室里的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面包和点心。
总工程师安捷尔同志一面亲切地招呼我们品尝美味的食品，一面介绍说，为了适应国家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充分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罗马尼亚政府决定建立现代化的面包厂。
蒂坦面包厂建于1963年，1965年投入生产。
现在工厂每二十四小时生产二百吨面包，可供五十万人食用，也就是说，解决了布加勒斯特全市四分之一人口一天的主食。
这家面包厂生产的自动化和机械化水平比较高。
在主人带领下，我们首先参观了电子控制室。
在一张长达四米多的控制台上，红、黄、蓝、绿等颜色的管道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案。
安捷尔同志说，这控制台由四千多条线路组成，工人只要按电钮，就可以控制从投进面粉的数量一直到车间生产的每道工序。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们进入了制做面包的车间。
只见面粉从车间顶篷上的粗大管道迅速地撒到下面一排排的大“锅”里，“锅”旁的水管子也自动地加水。
与此同时，“锅”里的两只巨大的铁“手”不慌不忙地搅拌起来。
面和完后，约经两小时的发酵，就被推到传送带上，经过机械切块成形，在传送带上耽留三分钟后，就被送入长方形的烘炉里烘烤。
这个长达六、七米的烘炉各部位的温度不一样，面包刚进去时，温度达二百六十度，以后逐渐向前推进，炉温就变成“文火”。
大约经过二十五分钟，香喷喷、黄油油的面包就从烘炉的另一端排着整齐的队伍涌了出来。
炉子的出口处安置一排喷水管，每个面包经过它时，水管就轻轻地转动，往面包上洒水。
安捷尔同志风趣地说：
让面包洗洗淋浴吧，炉子里多热啊！
其实这道工序也少不了，经过洒水的面包显得格外的油亮。
环顾四周，在这高大、宽阔和明亮的车间里，共有六条生产面包的自动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只用八个工人操作，每二十四小时生产三十吨面包。
回到接待室休息时，陪同我们参观的《火花报》农业专家海尔策克同志开玩笑地对总工程师说：
“您这儿做的面包这么香，您能说说做面包的秘密吗？”
总工程师风趣地回答说：
“我们这儿没有一块面包是用塑料做的”，“很简单，作为主食的面包就是用面粉、水、盐和酵粉做成的。
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采用的是自然发酵法，不象有些国家用化学发酵法，因此对人体没有害处。”
我们把话题转到现代化生产面包的优点。
总工程师安捷尔从事面包生产已经三十多年了，解放后，还上了大学，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
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大生产的好处是价格便宜。
质量好，花样多也是个优点。
这个厂生产的十一种主食面包，有的是专供小孩和患胃病者；
有的面包加进土豆粉，营养丰富；
黑面包既便宜，又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能充分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要求。
同时，现代化生产面包，卫生条件好，也有利于科学研究，可不断提高面包的产量和质量。
由于科学地组织生产，大大地节约了原料和人力。
这个厂每年可为国家创造五千万列依（罗币名）的利润。
我们祝贺这个工厂对布加勒斯特人民作出出色的贡献。
但主人看来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
总工程师最后告诉我们，到1985年，这个厂将通过扩大、更新设备，在不增加工人的条件下，将把现在每年三亿列依的产值增加到十亿列依。
在归途中，陪同我们的海尔策克同志提醒说：
“‘蒂坦’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富有完成杰出使命的品格。”
是的，布加勒斯特蒂坦面包厂已经出色地完成了首都人民交给的任务，人们相信，今后它必将创造出新的成就。
本报记者

“中美相距很远，但人民是在一起的”
华盛顿观众热烈欢迎我艺术团演出
据新华社华盛顿07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07月22日晚结束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演出。
在五天演出期间，可容纳六千名观众的沃尔夫特拉普剧场场场满座。
沃尔夫特拉普中心的创办人肖斯夫人说，在首场演出之前，所有五场演出的门票就已经全部售出。
她指出，这“说明美国人民对于多了解中国和多接近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兴趣”。
京剧折子戏《大闹天宫》、《三岔口》和《秋江》大受观众的欢迎。
在一次演出后举行的招待会上，在《大闹天宫》一剧中扮演孙悟空的李小春被人们团团围住，要求他签名。
由赵青等舞蹈演员演出的《红绸舞》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名叫布鲁斯·汤普森的电工说：
“这些舞蹈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鲜明的图案，它们象火焰一样在我心中燃烧，这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中国的民族器乐曲《雨打芭蕉》、《百鸟朝凤》等，对于美国观众来说都是十分新颖、引人入胜的。
当中国音乐家们用中国的民间乐器演奏美国民间乐曲《草堆上的火鸡》时，观众反应尤其热烈：
许多人跟着打拍子，一些在场外草地上观看演出的人还随着曲调的节奏跳起舞来。
一位名叫保罗·福特的老人说，他没有想到他能看到这样丰富多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出。
《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时说，这次演出提供了“中国表演艺术的一幅巨幅画轴”，由传统的和现代的民间舞蹈和音乐组成的演出节目，“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采”，使华盛顿人“着迷和得到享受”。
在演出过程中，中国艺术家们同美国观众之间的感情交流的场面十分动人。
美国国际交流署记者斯韦在07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对中国艺术团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作了这样的描述：
“当《大闹天宫》这场美国评论家称之为艺术团的‘重型炸弹式的压轴戏’结束、帷幕降落之后，座无虚席的观众鼓掌高呼：
‘好啊’，‘再来一个’。
当一百五十人的艺术团回到舞台上向观众鼓掌，对观众在演出过程中自始至终表现出来的热情表示感谢时，观众站起身来，鼓掌的声音更响了。
这种动人的互相鼓掌的场面持续了十分钟，帷幕四次启落。”
一位姓蒙哥马利的老人在观看演出后很有感慨地说：
“通过这样的艺术交流可以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更接近起来”，“中国和美国相距很远，但人民是在一起的。”

十六万华侨回国原因何在？
新华社记者述评
几个月里有十六万华侨涌回中国，其原因在于越南当局执行了歧视、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
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在越南还有生路，十几万华侨又何至于舍弃世代生活的地方，告别患难与共的越南人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中国？
然而，越南当局却死命否认和掩盖迫害、驱赶华侨这个事实。
他们绞尽脑汁，杜撰出一些“缘由”，为十几万华侨回国的原因作出解释。
至今，他们已经变换了好几种说法。
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法解释得通。
一开始，越南领导人的说法是：
“华人中少数坏分子”“传播了中国要同越南打仗”、“中国号召华人回国”之类的谣言，“华人”听信了谣言，于是大批回国。
这显然是站不住的。
单凭几句谣言，就可以使十几万人逃亡，这谣言的魔力未免太大，大得近乎神奇。
再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连几句谣言也对付不了，也未免太无能了。
上述这种说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相信。
于是，越南当局变换了说法：
“中国某些领导人号召越南华人回国参加建设”。
但是，越南当局举不出任何中国领导人发出这种号召的事例来。
全世界的资料机关也无法提供这样的材料。
这样一来，倒是证明了一点：
原来散播“中国号召华人回国”谣言的，不是别个，正是越南当局。
按照越南当局的说法，“华人”同越南人在“越南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睦相处，相亲相爱”，“享有越南人享有的一切权利”，“没有什么地方的华人受到比在越南更为平等的待遇”，等等。
既然如此，那么，现在十多万华侨听了中国领导人一声号召，居然马上抛弃非常美满的“大家庭”，扶老携幼，竞相回国，这岂不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越南当局这样胡说，难道不怕把自己所吹嘘的对“华人”的“德政”彻底否定了么？
何况，被驱赶出境的华侨，并非都是回到中国来的。
不少人乘扁舟、冒风浪，流落到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难道他们也是响应中国领导人要他们“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
越南当局的第3种说法，是由于越南南方实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华人资本家”反对“改造”，因而大批逃亡。
这种说法更站不住。
据调查，已经回国的十六万华侨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劳动人民，而北方早在1960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仅此一端，就宣告了越南当局这种说法的破产。
更何况，来自南方的华侨绝大部分也是劳动人民。
最近，越南当局又创造了一种新说法：
大批华人回国是由于中国方面掀起一个“强迫华人迁居”的运动。
这就更离奇了。
越南当局所谓的“华人”是住在越南境内的。
不管中国政府在自己国界以内有多大权力，都无法对住在越南境内的居民实行“强迫”，更谈不上“掀起一个强迫迁居运动”。
事实上，越南当局是拥有对本国居民实行强迫的一切手段的。
他们确实动员了公安人员、民兵、军队，确实向各级党政机关下达了命令，用吊销身份证、扣发口粮、剥夺生活资料、限期离境等强制手段，强迫华侨离境；
华侨辛辛苦苦地开辟的一些农场，他们下一道“迁居”命令，就予以没收，交给来自北方的“移民”使用；
而在越南北方，早在去年年初就在边境地区搞“净化区”，也就是强迫华侨迁居，然后又在各地普遍驱赶华侨。
到底是谁强迫华侨迁居，稍有常识的人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越南当局对于拿不出一个象样的解释，对于自己提出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显然是很头痛的。
但是，又不能不死守住一条防线，即：
决不承认他们大规模迫害、驱赶华侨这个事实。
因为，一旦这条防线被突破，建立在这个虚妄基础上的一切反华喧嚷和行动都将破产，而越南当局排华是出于国内外的需要、追随苏联反华的既定政策这个真相，就会暴露于世。

朝鲜地方工业努力增产日用品改善人民生活
各地卫生医疗单位积极生产药品进一步满足人民需要
新华社平壤07月23日电今年以来，朝鲜各地地方工业努力增产日用品，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取得显著成绩。
平安南道阳德郡的工厂企业今年上半年普遍增产，特别是家具、文化用品和食品等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顺川郡的儿童鞋厂最近又增加了十多种新产品，童鞋产量成倍地增加，其他如铁制、化学、皮革、编织等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大幅度的增产。
平壤市食品加工厂、化工厂、服装厂、制鞋厂、日用品工厂等许多工厂企业，今年以来产量都有所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
此外，市内由家庭妇女组成的作业班，还利用工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各种小商品，供应市场。
位于北部山区的两江道已经建立了生产食品、家具、针织品、日用品等地方工业企业。
这些工厂利用山区出产的山果、野菜、木材等原料，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和日用品。
江原道高城郡是共和国北半部唯一生产竹子的地区。
这个郡的地方企业利用竹子编织的花篮、竹筐、提篓、竹椅、竹床等几十种产品，美观、实用、大方，畅销朝鲜各地。
到05月中旬止，平安北道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地方企业所属的工厂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
咸镜南道和黄海南道的部分工厂在07月中旬就提前完成了今年的生产计划。
食品工业在朝鲜地方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各市、郡一般都有玉米加工厂、水果蔬菜加工厂、肉类或鱼类加工厂以及其它副食品工厂。
去年全国又新建了六十六个榨油厂，扩建了一百四十多个玉米加工厂、糖果厂和副食品工厂。
这些工厂企业对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平壤电
近年来，朝鲜卫生医药单位积极生产各种化学药品和研制草药成药，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顺川制药厂是朝鲜抗菌素药品生产基地。
这个厂的药剂师和医药专家结合朝鲜医药原料条件，进行了大量的研制工作，成功地改良了生产抗菌素药品的菌苗，使这个厂生产的抗菌素药品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疗效。
这个工厂还生产大量水杨酸类合成药品和其他多种水剂药品。
平壤、咸兴、清津、新义州、南浦和兴南等地的制药厂，在生产化学药品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朝鲜医药卫生部门还十分重视草药的生产。
各地的医疗和卫生单位积极采集和种植各种草药，研制成许多草药成药。
咸镜北道长津郡已发掘各种野生药材二百多种。
许多医院、诊疗所、机关、工厂、学校和合作农场都种植了黄芪、白桔梗、苍术等药材，每年采集和收获的草药有一百多吨。
不仅能够满足本郡的需要，而且能够支援其他的郡。
平安北道天摩郡人民医院今年也生产了大量草药，还制成了四十多种成药。
昌城郡、龟城市、铁山郡等地目前正在抓紧夏季药材的采集工作。
咸镜南道赴战郡行政委员会号召各合作农场、机关、企业，大力种植草药。
目前，全郡已种植了几十公顷大黄、黄芪和蔓参等各种草药。
（附图片）
朝鲜黄海北道沙里院食品厂是朝鲜人民于1974年建成的。
这是该厂一个加工车间。
新华社记者摄

柬埔寨首都工农代表举行集会
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北京07月22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工人、农民代表数百人，07月20日在金边举行集会，支持朝鲜人民“反美共同斗争月”的活动。
民主柬埔寨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等出席了集会。
正在柬埔寨访问的朝鲜副外长金亨律也出席了集会。
柬埔寨工农代表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
“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坚决与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实现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中站在一起。”
他对柬朝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发展感到高兴。
他说：
“这种革命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在金日成主席和波尔布特书记的直接关怀下将不断巩固和发展。”
朝鲜驻柬大使金恩焕说：
“我们热烈赞扬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在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破坏阴谋，夺取了辉煌胜利。”
他说：
“我们党和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捍卫领土完整，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工农革命政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3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闭幕
我国选手获优异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
据新华社伊兹密尔07月23日电
第3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07月19日开始，经过五天的比赛，于07月23日晚，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阿塔图克体育场闭幕。
当晚在田径比赛的发奖仪式结束后，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旗帜和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旗帜在乐曲声中徐徐下降。
本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努里·基尔吉将中学生运动会的旗帜交给了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吉尔伯特·切斯蒂尔。
这时，电动记分牌上显示出“1980年再见”的字样，第3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至此宣告闭幕。
来自四大洲的十七个国家的近六百名运动员，通过比赛和交往，交流了技术，增进了友谊和团结。
比赛中，不少运动员创造了良好的成绩，仅田径项目的比赛就有十五名运动员打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纪录。
在体操比赛中，许多运动员表演了一些高难度动作。
这届运动会的成绩表明，世界中学生的体育水平在不断提高。
中国运动员参加了本届运动会四个项目中三个项目的比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在体操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男子个人全能冠、亚军，女子个人全能冠军，九个单项的第1名和六个单项的第2名。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了男、女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亚军，男子双打亚军，女子单打亚军，女子双打冠军和混合双打第3名。
在田径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了三个第1名。

被越南驱赶回国的难侨总数已达十六万
新华社北京07月23日电
本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到07月20日止，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总数已达十六万零一百多人。
最近，越南当局在大造所谓中国掀起“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谎言的同时，在越南内地和边境地区继续采取解雇、取消户口、断绝口粮、逮捕传讯、抢劫财物、限期离境等手段，迫害和驱赶华侨，并把大批华侨运到中越边境口岸，企图煽动华侨冲击我方关口，赶回中国。
据最近回国的难侨揭露，越南河内市当局一家一户地传讯华侨，逼迫他们就愿不愿意回国的问题表态、登记。
仅行帆街就有三十家华侨被传讯，弄得华侨人心惶惶，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下去。
来自胡志明市的难侨曾丽娟揭露，该市北越街就有十一家华侨被抓走。
海防市当局公然声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签发的“归国证明书”为“不合法”证件，擅自颁发越南单方面签发的所谓“出境证”，由公安人员挨家逐户地强行发给华侨。
越南公安人员诱骗华侨说：
凡是回中国的华侨，不必到中国大使馆去办证明，只要有这个“出境证”，就算“合法”，可以回国。
然后，就三番五次地催赶华侨从陆路回国。
家住海防市的华侨教师刘达新一家五口，就是被越南当局这样连骗带逼先后回国的。
居住在越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华侨早已被驱赶出境，留住在那里的华侨，越南当局也不放过。
黄连山省老街市原有二百多户华侨，被越南当局赶得只剩下二十多家了。
越南公安人员又在群众中散布说，留下来的这些华侨，是准备给中国当间谍的。
华侨听了惶惶不安，不敢再继续居留。
广宁省芒街镇的大批华侨被越南当局驱赶后，剩下不到一千人。
07月20日以后，越南公安人员扬言要把剩下的华侨全部迁到东潮县去；
同时对那些已有家属回国的华侨家庭，没收米簿，迫使全家人离开越南回国。
在农村，华侨农民继续遭到越南当局的残酷迫害。
广宁省广河县华侨比较集中的潭下乡，06月初来了一个“工作队”，进驻华侨农民家中，把华侨家的犁、耙和稻种收走。
07月，越南当局又出动民兵到潭下乡，抢走华侨的耕牛、猪。
最近收割了早稻，这里的越南人每人分得三十公斤稻谷，华侨一公斤也没有。
华侨农民生计断绝，不得不离越回国。

南斯拉夫《战斗报》就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发表评论
反对从内部分裂不结盟运动的企图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7月23日电
南斯拉夫《战斗报》07月24日就即将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发表题为《历史作用》的评论，表示反对从内部分裂不结盟运动、改变其性质与削弱其原则和行动的企图。
评论强调，“不结盟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努力阻止国际局势的恶化。
帝国主义势力、殖民主义势力、霸权主义势力和其他形式的外来统治势力，竭力阻止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全面解放的斗争，并企图建立依附地区和势力范围。”
该报指出，“外长会议必须重申、加强和发展不结盟运动作为参与消除集团分裂的非集团的独立的世界因素的特点和作用，还应该坚决反对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或其他任何基础上来分裂运动的任何企图，坚决反对不管以什么借口，也不管来自何方的干涉不结盟国家内政的任何企图。”
“把作为一支独立的非集团力量的不结盟运动从国际生活中排挤出去，从内部进行分裂，改变它的性质，削弱它的原则和行动的企图十分明显地存在着。
这不是某种策略上的短期的行动，而是抱有破坏不结盟运动的战略目的。
因此，重申不结盟运动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制度的斗争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不作为任何人政策的后备力量的独立运动，才能在改造世界方面发挥其历史作用。”
评论最后说，“贝尔格莱德会议将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给予特别注意，同时推动和平解决的所有因素和消除外来干涉。
在围绕着不结盟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尖锐和对运动的压力加强的形势下，把团结作为一项战略目标重新确立起来，将是不结盟国家在整个国际关系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古巴军队——苏联侵略扩张的工具
古巴军队大规模地开进非洲，始于1975年。
当时，安哥拉人民在三个解放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迫使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签署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同时，三个解放组织又签署了纳库鲁协议，声明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内部分歧的手段，以便增强团结，联合起来迎接独立。
但是，就在安哥拉民族独立实现在望的时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确立对安哥拉的控制，一面把大量的军事装备运进安哥拉，供一个组织进攻另两个组织之用，一面指使古巴派兵开进安哥拉。
就这样，古巴军人大量涌进安哥拉，造成了今日安哥拉内战不已、经济凋敝、人民涂炭的局面。
苏联、古巴在夺取了对安哥拉的控制权后，又极力变安哥拉为颠覆、干涉非洲其他国家的基地。
他们在安哥拉搜罗、训练了一支雇佣军。
去年03月、今年05月，苏古两次策划和指挥这支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
去年，当非洲之角发生武装冲突，非洲统一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呼吁和平解决并大力调解之际，苏联肆意破坏，把价值达数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和大批古巴军队运进非洲之角，使非洲之角的战火更趋激烈。
最近，苏联在制造南北也门事件中，也使用了古巴军队，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苏联还指使古巴向其他地区派遣军队，加紧准备对南部非洲的侵略扩张。
到目前为止，古巴驻扎在非洲的军队已达五万多人，占古巴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强，占全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
据英国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七——1978年军事力量对比》公布的数字，目前古巴有正规军十八万九千人，其中，陆军十六万人，海军九千人，空军两万人。
卡斯特罗承认，古巴“正规军人数大大地超过了古巴经济和人口所许可的条件”。
古巴庞大的军事机器完全是靠苏联的“经援”和“军援”支撑的。
据西方报刊透露，自卡斯特罗在1959年掌权以来到1977年止，苏联向古巴提供了九十四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三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目前古巴军队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完全是苏联提供的。
卡斯特罗曾透露，在古巴军队建设方面，苏联对古巴提供的军事援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的“现代化国防工具，价值达数十亿比索”。
由于近两年来在非洲充当苏联的马前卒有功，古 巴博得了苏联的夸奖，并从苏联得到了更多的“补贴”。
美国《新闻周刊》今年06月19日报道，“苏联在1978年向哈瓦那提供的援助总共将近二十三亿美元，几乎等于1977年援助的两倍……增加的援助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犒赏古巴在非洲的亲苏卷入。”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经说过，“我们（古巴）武装力量的发展史就是同苏联武装力量的合作史”。
事实表明，古苏两国的军事合作史就是苏联通过提供“经援”、“军援”，派遣军事专家、顾问，逐步把古巴变成它在拉美侵略扩张的“桥头堡”，把古巴军队变成它推行霸权主义工具的罪恶史。

沃尔维斯湾
沃尔维斯湾位于纳米比亚（西南非洲）海岸线的中部，面临大西洋（参见右边地图）。
人口二万三千多。
沃尔维斯湾是个天然良港，形如卵状，是纳米比亚唯一的深水港湾，可以停泊军舰。
该湾又称鲸港，因为从1916年到1930年期间，它曾经是个捕鲸站，以后又改为南极捕鲸船只的一个修理站。
该湾是纳米比亚的主要港口，每年吞吐量约达一百三十多万吨，有铁路通过斯瓦科普蒙德和内地主要城市相连接。
主要工业是鱼类加工业（包括罐头加工和榨油）。
沃尔维斯湾不仅是个工业港口，而且也是战略港口，因为它是印度洋通往大西洋的航道的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很重要。
一四八七年，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第1次到达这一地区。
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它常常作为在南大西洋活动的捕鲸船的集合地（当时大多数是美国船）。
1878年，沃尔维斯湾被英国占领。
1890年，德国占领了纳米比亚全境。
1915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占领了纳米比亚。
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南非统治纳米比亚。
1949年，南非“议会”通过所谓“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实际上非法并吞了纳米比亚。
1966年10月，联合国大会在亚非国家的要求下，通过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权的决议。
在纳米比亚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联合国和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反对南非政权的非法占领，并且成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负责取代南非当局来管理纳米比亚。
但由于南非政权的顽固阻挠，长期未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去年08月底，当各方正在进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南非政权宣布，沃尔维斯湾不再是纳米比亚领土的一部分，从去年09月01日起直接属于南非。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遭到纳米比亚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再发表声明，反对南非政权这一分裂纳米比亚的行动，坚持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年03月23日在卢萨卡闭幕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卢萨卡宣言》，谴责南非关于吞并沃尔维斯湾的决定。
纳米比亚人民正在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斗争。
纳米比亚一定要解放，沃尔维斯湾也一定会回到纳米比亚人民的手中。

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所谓“班图斯坦”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北与安哥拉、赞比亚接壤，东与博茨瓦纳相连，东南与阿扎尼亚（南非）相接，西濒大西洋。
面积八十二万四千多平方公里。
人口八十多万，主要是班图语系的非洲人，其中北部的奥万博族人最多。
白人有九万多。
六十多年来，纳米比亚长期遭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和残酷压迫。
南非反动当局在纳米比亚实行着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剥夺了当地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推行种族隔离的主要办法，是建立一些“班图斯坦”（即所谓“黑人家园”的意思），即把非洲黑人圈居在土地贫瘠、面积狭小的“保留地”，又根据所谓“班图自治法”在“保留地”上建立由白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班图自治区”。
1964年南非当局推行所谓“奥登达尔计划”，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七十多万黑人分别根据不同种族集团划分在十个“班图斯坦”中（参见地图）。
南非当局把当地人民圈进这些只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四十的荒芜地区。
南非种族主义者策划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毒辣的计划，一直遭到纳米比亚人民的抵制和反对。
（附图片）

非洲人民的正义呼声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为非洲团结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的非洲统一组织，07月18日至22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胜利举行了第15届首脑会议。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特别是苏联在非洲的疯狂扩张，会上发出了反对一切外国干涉、反对在非洲存在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基地、非洲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呼声。
这届首脑会议是在非洲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热点的情况下召开的。
近年来，苏联在非洲的侵略扩张大为猖獗，它在非洲之角燃起的战火未熄，又策动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
现在，有数千名苏联军事人员和五万多名受苏联豢养的古巴雇佣军驻扎在非洲的土地上，在濒临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的非洲沿岸被苏联控制的港口、机场、导弹储存地、军事通讯站等军事设施多达二十处。
苏联的侵略干涉严重威胁和损害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惊呼：
“非洲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受害者”，“大国把我们的大陆变成了战场，把我们的人民变成了它们进行战争的炮灰”。
正因为这样，反对外国干涉就成了这届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
从07月07日开始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到首脑会议，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
争论的实质是：
那个以非洲“天然盟友”自居的苏联到底是非洲的朋友还是非洲的敌人？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反映了非洲人民新的觉醒。
在这届会议上，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论，但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最后在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和非洲解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作出了二百五十项决议，这是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重大胜利。
这些决议“强烈谴责对非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并谴责在非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和同非洲以外国家缔结的盟约”，“完全拒绝旨在非洲推行国际集团政策的一切图谋”。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指出：
“我们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任何一个非洲以外的国家都不应该在一个非洲国家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和驻扎武装部队。”
这些决议和讲话反映了四亿非洲人民反对外来干涉、要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共同愿望，是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发展进程中新的战斗号角。
非洲人民这种正义要求在第3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有力支持下，必将冲破重重障碍予以实现。
会议发扬了非洲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
在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中一再申明，要“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不给外国干涉非洲以可乘之机”。
会议通过了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的决议，显示了独立非洲对南部非洲人民的战斗声援。
会议还决定加强非洲—阿拉伯团结，“全力支持埃及、阿拉伯前线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用一切办法为恢复被剥夺的权利和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不结盟运动的决议。
所有这些重要决议充分显示了非洲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以及整个第3世界人民互相支持的战斗风格。
第15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积极成果，对非洲国家和人民今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届会议也显示了非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
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说得好：
“非统组织是在非洲敌人的怀疑中诞生的，它是在克服了重重障碍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它一定能生存下去，以促使非洲人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附图片）
图为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
强调加强不结盟运动，反对外来军事干涉，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新华社喀土穆07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关于加强不结盟运动的非洲共同战略的决议》。
决议庄严地宣布，非统组织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和加强不结盟的方针，以维护非洲的自由、稳定和繁荣。
决议确认，“不结盟运动精神的基本原则是：
不依附于大国集团，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决议呼吁“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非洲国家，尊重不结盟运动所同意的宗旨和原则”。
决议表示“完全拒绝旨在非洲推行国际集团政策的一切图谋。
这种政策企图把非洲大陆变成战场或冷战场所”。
决议“强烈谴责对非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呼吁所有成员国努力在各非洲机构的范围内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决议还“决定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致努力，来维护和加强这一团结运动和保证尊重其原则”。
新华社喀土穆07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和外来势力对非洲军事干涉的决议》和《关于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
《关于采取措施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和外来势力对非洲军事干涉的决议》说，非洲统一组织“重申它决心为非洲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斗争，以结束一切形式的支配”，“反对并谴责在非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和同非洲以外国家缔结的盟约”。
决议重申非洲统一组织“对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承担义务，从而不给外国干涉非洲以可乘之机”；
并且重申“它对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所抱的决心和承担的义务”。
《关于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说，“非洲的防御和安全应由非洲人自己负责”。
决议指出：
“非洲部队的建立，只应当根据非统组织的宗旨和首要任务来考虑。
这些宗旨和首要任务是：
消灭南部非洲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彻底解放非洲大陆以及维护成员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决议要求“非统组织防务委员会加强活动，以考虑在非统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支非洲部队是否可取。”
决议还呼吁所有成员国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新华社喀土穆07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政权、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一系列决议。
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重申，非洲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正义和合法的武装解放斗争”；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内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集结和对其邻国的不断侵略。
关于津巴布韦的决议说，“首脑会议在支持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作为津巴布韦唯一解放运动的爱国阵线的同时，仍然主张其它一些政治集团也应参加由各方出席的会议。”
决议说，“津巴布韦领导人的选择要由津巴布韦人民来决定。”
关于南非的决议说，首脑会议“极其不安地注视着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所犯下的日益严重的暴行”，“表示全力支持南非的被压迫人民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
决议决定对南非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更多的财政、物质和政治上的援助，以帮助它们增强在南非的武装斗争。
首脑会议还通过了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和石油禁运的决议，同时呼吁加强对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三个前线国家的援助。
新华社喀土穆07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中东问题发展决议》和《非洲—阿拉伯合作决议》。
《中东问题发展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敌对计划、扩张主义政策和它一直拒绝在这一地区建立正义和平的立场，谴责“以色列与南非、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邪恶同盟”。
决议重申武装斗争是击败在南非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者最有效的办法。
决议表示“全力支持埃及、阿拉伯前线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用一切办法为恢复被剥夺的权利和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而进行的正当斗争”。
会议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项特别决议，表示非统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
《非洲—阿拉伯合作决议》说，本届首脑会议“赞扬阿拉伯国家在实施于开罗召开的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承担的义务方面作出的努力，这是在开罗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范围内非—阿合作的具体化。”
决议“敦促阿拉伯姊妹国家继续并增加对所有非洲国家和非统组织所承认的解放运动的援助，特别是应该向最不发达的岛国和内陆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使它们能够解决自己的交通运输问题”。
决议说，首脑会议赞同“非洲—阿拉伯常设委员会在尼日尔的尼亚美举行的第3次例会上所通过的建议和决定。
这些建议和决定是非—阿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决议说，首脑会议“授权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在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磋商后，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建立由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和机构的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
决议说，首脑会议“授权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与阿盟秘书长合作，研究召开非洲和阿拉伯新闻部长联席会议以及非洲和阿拉伯劳动部长联席会议的具体办法和经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