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公安干部李良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英勇献身
公安部号召广大公安干警向李良烈士学习
本报讯最近，公安部发出通知，号召公安战线广大干部、民警，向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而献身的优秀党员、好干部、革命烈士李良同志学习。
通知指出，认真搞好这一学习活动，对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推行“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反革命罪行，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公安干警的革命积极性，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说：
李良同志，生前任天津市公安局副科长。
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李良同志在敌占区就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党干部。
解放战争期间，李良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艰险的环境中，机智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进行周旋和斗争，多次取得敌人的重要情报，为解放平津贡献了力量。
全国解放后，在公安战线上，李良同志不计个人名利和自身安危，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公安战线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疯狂破坏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
1968年03月，李良同志被扣上“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遭受到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
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以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为捍卫党的利益和原则进行了英勇斗争。
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非法囚禁、搞法西斯式审查的暴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直至断然绝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气概。
李良同志于1969年02月27日惨遭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一岁。
死后，林彪、“四人帮”一伙为李良同志做了完全诬蔑性的结论，并继续迫害其家属子女。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10月，公安部根据李良同志子女的申诉，责成天津市公安局调查处理。
同年12月，李良同志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通知号召广大干警，要学习李良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学习李良同志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学习李良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他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面前，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痛斥他们的罪恶勾当，不怕他们扣帽子、打棍子，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受刑，不怕妻离子散，一直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通知最后说：
广大公安干警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公安工作迅速搞上去，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战胜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
河北、京郊、津郊小麦丰收
新华社石家庄07月21日电河北省传来了四千四百万亩夏粮作物丰收的喜讯，夏粮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八个集中产麦地区，个个比去年增产。
有一批县、市一季上《纲要》、过“黄河”。
河北省去年遭受了严重沥涝，今春以来又遇到严重干旱。
河北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狠抓农业增产的关键措施，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
去冬今春，全省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十六万多项，新打机井四万五千多眼，配套机井六万一千多眼，扩大灌溉面积三百多万亩。
化肥厂职工，日夜奋战，努力增产化肥，使全省小麦平均每亩氮肥使用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现在全省的夏粮已经收打结束，各级党组织注意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努力搞好夏收预分工作。
今年夏粮增产幅度大，社员口粮普遍高于往年。
到07月10日，全省已超额百分之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比去年整个夏季征购多百分之四十八点八。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北京郊区广大社员和干部经过艰苦努力，夺得今年夏粮丰收。
全郊区以小麦为主的三百五十多万亩夏粮总产量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平均亩产上了《纲要》，创造了新纪录。
今年京郊夏粮丰收的显著特点是大面积均衡增产。
十四个县、区中，有十一个县、区夏粮单产创造高产新纪录。
一大批低产社队大幅度增产，赶了上来；
一批有名的高产社队实现了高产更高产。
丰收以后，社员们喜气洋洋，把最好的小麦交售给国家。
目前，全郊区已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社员们还在继续向国家多售粮，多作贡献。
新华社天津07月21日电天津市郊区小麦获得丰收。
总产量和单产量都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创造了高产新纪录。
今年天津地区旱情比较严重，夏收前夕又遭受了一场大风灾。
广大干部和社员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夺得了丰收。
在夏收中，各县总结了去年夏季由于阴雨连绵，收打不及时，使到了手的粮食白白丢掉的教训，今年提前作了收、打、晒等各种准备工作。
广大社员争分夺秒，抢收抢打，精收细打，又快又好地提前完成了小麦收打任务。
天津郊区农村人民公社，本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在保证留够口粮、饲料、种子和适当留下集体储备粮的情况下，争取向国家多交粮、交好粮。
目前，全市已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小麦征购任务。

桑园面貌新
浙江省海宁县钱塘江公社云龙大队积极发展蚕桑生产，实行科学管理，1977年六百四十亩桑园，亩产蚕茧达三百五十八斤，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先进集体”称号。
这是云龙大队用喷灌浇灌桑园。
新华社通讯员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本报评论员
一个时期以来，越南当局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在敌视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它利用报刊、电台等宣传机器，对中国竭尽造谣、诬蔑和攻击之能事，甚至连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不放过，也要大做文章。
他们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假惺惺地说两句中国对越南的“巨大”、“宝贵”援助，以及他们“不忘却对别人的感激”之类的话；
一面却用心险恶地诋毁中国的援助，力图歪曲和抹煞中国支援越南人民反抗侵略和中越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的历史篇章。
我们从来都不愿意宣扬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现在，越南当局既然对此横加攻击，我们就不能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
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在越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给予了真诚的援助。
这些援助无论对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还是对越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历史事实。
越南领导人过去曾多次对中国的这种援助作过评价。
1974年，越南总理范文同说过，“中国党和政府无论在任何环境都始终无私地支持和帮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重建家园。”
1975年，越南劳动党第1书记黎笋也谈到中国给予越南的“巨大和宝贵的支持和援助”，他甚至还说：
“显而易见，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
这是历史的逻辑。”
可是现在，越南当局竟然出尔反尔，说什么中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是为了按照“一本万利方式”“生利”，诬蔑中国把援助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这实在令人吃惊。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间歇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总是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之所急，一片赤诚、全力以赴地履行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人民不惜自我牺牲，节衣缩食，尽力支援越南，总的援款达到了百亿美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小部分也是无息的贷款。
中国向越南运去了几百万枝枪枝、几万门火炮、十多亿发枪弹、成千万发炮弹，以及其它武器装备器材，还运去了成百万吨成套设备材料和成百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其中包括几百万吨粮食、几亿米棉布、成百台机车、数千辆火车厢、七百多艘各种船舶以及数万辆汽车等等。
有的东西中国自己缺货，宁肯优先向越南供应；
有的设备我们自己一时没有，就用外汇买来先进设备向越南提供；
有的厂停止自己的一切生产，专门制造援越产品；
有的武器我们自己一时生产不够，就先从现役部队中成批地抽调出来，以应越南之急需。
许多中国援外人员还为支援越南流了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不是出自对越南人民的手足之情，出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义，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然而所有这一切，竟被越南当局说成是商人市侩的“讨价还价”、追求“一本万利”，真是亏他们说得出口。
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步步扩大对越侵略、越南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告：
“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明确宣布，“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民的这种无比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谊，有如皓月之皎洁，有如清泉之明澈，决不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能诋毁得了的！
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
因此，中国人民应尽自己援助越南的国际主义义务，从不要求受到“感激”。
相反，我们对越南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以及越南人民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援，一向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过去是这样看的，现在仍然这样看，将来还是这样看。
但是，这决不是说，因此它就可以成为越南当局放肆进行反华、排华的资本，而中国人民只应当忍受越南当局的辱骂。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任何对不起越南的地方。
在进行了如此真诚和巨大的援助，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之后，竟然换来了越南当局的这般对待，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心寒齿冷。
不错，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给越南的援助确实是减少了，但是数量还是不小的。
这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且我们是打过招呼的。
我国领导人曾一再向越南领导人讲清楚，现在你们胜利了，打仗停止了，要允许中国喘一口气，缓一缓了。
特别是一九七五、1976年，中国既遭到“四人帮”的人为的破坏，又遭到连续地震的自然灾害，中国更需要缓一口气。
越南领导人当时对此也表示谅解。
这是有案可查的。
现在，越南当局攻击中国利用援助，“强迫”越南改变它的所谓“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路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对中国援外政策的歪曲和诬蔑。
谁都知道，越南当局现在奉行的所谓“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路线”，并非自今日始。
无庸讳言，正如越南当局不赞成中国的路线一样，我们对他们的路线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独立、自主”是对的，但是不能以“独立、自主”为名，去侵犯别人的“独立、自主”，搞地区霸权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
“国际团结”也并不错，但是，这要看是同谁团结，更不能要求别人和他们一起跟着一个超级大国的指挥棒转。
我们尽管不同意越南当局的路线，却始终本着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利用援助去施加影响。
这一点，越南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
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越南当局一面接受中国的大量援助，一面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借古喻今，宣传对越南的侵略和威胁来自北方，来自中国。
但是，中国并不计较，照样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抗美战争结束前后，越南当局派兵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和柬埔寨的威岛，挑起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继续进行。
近几年来，越南当局蓄意破坏中越关系，挑起种种事件和争端，中国方面也只是向越方提出劝告。
1977年06月，当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时，我国领导人曾向越南领导人十分坦率地讲了越南方面一系列反对中国、挑动事端、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行，并且诚挚地希望越南当局能够加以制止，以利于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仍然继续进行。
这难道不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越南当局攻击中国利用援助来对他们施加压力，从何谈起？
老实说，越南并不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
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几十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完全是遵循我国于1964年宣布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进行的。
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在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更不利用援助作为对受援国施加压力的工具。
这是人所共见，举世公认的。
越南当局诬蔑中国利用援助“强迫”他们改变“路线”，如果稍微有点政治道德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
中国政府最近撤销对越南的一部分援助以至停止所有援助，完全是被迫的，出于不得已的。
首先，越南当局迫害、驱赶大批华侨回国，迄今已近十六万人，这给中国造成了经济上的极大困难，迫使中国不得不将原来用于援助越南的一部分经费和物资，转用于安排归国难侨的生活和工作。
其次，长期以来，越南当局煽动对中国的民族仇恨，制造了许多敌视和伤害中国专家的严重事件，如向中国专家扔石头、投砖块、辱骂甚至袭击我专家住地，对我专家进行种种刁难和挑衅等等，蓄意使中国专家得不到顺利进行工作的正常气氛。
第3，一个国家援助另一个国家，不应当附有任何政治、经济条件，但是，总要有一个起码的基础，那就是至少要维持一般的友好关系，而不是采取敌视的政策。
现在，越南当局疯狂反华排华，公然辱骂中国同“反动的帝国主义”、“历代皇帝”一样，已经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成“敌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除了停止援助以外，还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
十分可笑的是，在中国被迫不得不停止对越援助之后，苏联宣传机器首先出面攻击和诬蔑中国对越南“施加粗暴压力、讹诈和挑衅运动”，奉行什么“霸权主义方针”。
苏联跳出来骂街，既不能为社会帝国主义改变形象，也不能为越南当局增光。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的对外援助，目的在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别国，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别国资源，攫取种种特权和基地，以至在援助的幌子下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如果别人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甘忍受苏联的控制和干涉，苏联就要进行逼债，进行讹诈，甚至搞掉人家的合法政府。
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施加粗暴压力，才是十足的霸权主义。
中越关系发展到现在这一步，过错不在中国方面。
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从来不说什么“情义”、“良心”之类的漂亮话，而是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支持援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是真诚的、问心无愧的。
今天我们虽然被迫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但是我们的心仍然向着曾经同我们并肩战斗过的英雄的越南人民。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两国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流下的血汗和作出的重大牺牲。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们相信，越南当局凭借种种造谣、欺骗和强制的手段粗暴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生死之交的感情，即使能够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要破产的。
任何人企图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由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人民绝不能允许，越南人民也是不会允许的。
我们仍然希望越南当局能够悬崖勒马，三思而行。

“风庆”轮事件是反革命阴谋
李国堂顾文广受害彻底平反
李、顾二同志坚持斗争立场坚定被提升到新的领导岗位上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在曾经甚嚣一时的“风庆”轮反革命事件中，遭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严重政治迫害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两同志，经交通部平反，最近被提升到了新的领导岗位上。
李国堂和顾文广是受交通部的派遣，于1974年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工作的。
李国堂担任船上的副政委，顾文广为政治干事。
他们一上船，就被正在借造船、买船问题大做文章，阴谋反对国务院的马天水之流认为是“来者不善”而派人监视。
“风庆”轮开航后，船上的某些人又强迫他们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迷外”、“卖国主义”。
李、顾两同志严词拒绝。
他们指出：
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是支持国内造船工业的。
但在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
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谬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
他们出于对“四人帮”的恨，在船员中斥责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胡作非为。
这些，触怒了“四人帮”。
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便指使一些人大整李、顾两同志的黑材料。
这些人捏造事实，炮制了一封一万多字的诬告信，告李国堂、顾文广的黑状，诬蔑李、顾两同志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此，当“风庆”轮返航抵达上海港后，李、顾两人就被扣在上海批斗，将“风庆”轮上的“李、顾事件”定性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与此同时，王、张、江、姚赤膊上阵，大打出手。
他们除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风庆”轮胜利返航是所谓“斗”出来的这一反革命舆论，向国务院和交通部施加压力外，还在诬告信上加“批语”。
叛徒江青在“批语”中疯狂攻击交通部是“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诬蔑祖辈三代是长工的李国堂同志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张春桥和姚文元则诬蔑李国堂同志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王洪文下令：
“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
因此，李、顾两人在上海期间，完全失去了自由，先后遭受大小会轮番批斗。
同年11月14日，他们从上海回到远洋运输总公司，又继续被批斗。
最后，李国堂同志被停职审查，剥夺了党员的一切权利；
顾文广同志被控制使用。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交通部党组对李国堂、顾文广的问题十分关怀。
叶飞部长曾亲自找李国堂同志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的真相和经过，指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党委立即解放李、顾两同志。
但总公司个别领导干部由于在“风庆”轮问题上跟着“四人帮”犯过错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不肯认真检查，而是一再捂盖子，甚至抓住李国堂不放，致使李国堂的冤案迟迟不得平反。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交通部党组严肃处理了这个公司的问题，召开了全部大会，由李、顾两同志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并给他们两人彻底平反。
鉴于李国堂、顾文广同志在第11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和一定的工作能力，交通部党组最近根据党的干部政策，经与天津市研究，决定提升李国堂同志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提升顾文广同志为远洋运输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为了严守党的机密
——记优秀公安干部、革命烈士李良
召珂
一
1968年0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时针已指向九点。
天津市公安局干部李良，仍在他的住室想着白天突然发生的事情，思绪万端……
他在回忆两年多以前接受党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情景：
临走那天，爱人林方和孩子们去给他送行，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他爽朗地笑着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用敬爱的周总理常说的诗句勉励自己，抱着随时以生命殉党的事业的决心踏上了征途。
此后不久，祖国大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色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
林彪、“四人帮”这伙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蟊贼，趁火打劫，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阴谋在革命人民的斑斑血泪中，建立他们的法西斯封建王朝。
他们把一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公安机关，看成是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
1968年02月21日，叛徒江青与她在天津的死党密谋策划之后，伙同陈伯达等人，抛出了一个所谓大揭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的反革命讲话，叫嚷“要以天津为突破口”，“打一场全国性的大仗”。
于是，一场灾难性的法西斯残酷迫害，就落在了大批公安领导干部和革命干警的头上。
那天，李良同志执行任务之后刚回到天津。
就在当天中午，突然有个陌生人，跑到他的住处，单独向他宣布：
今后不许再与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人联系了，也不许他们再来了；
你的问题也要审查，先写揭发公检法的材料。
说罢就匆匆走了。
李良同志做了多年公安工作，受过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懂得党的侦察人员必须遵守的党的侦察工作纪律，当然不会根据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的口头宣布，就俯首听命于他的指挥！
这时候，又闯进几个人鼓唇摇舌对他说，目前贯彻“首长”“二·二一”讲话的指示精神，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了。
公安局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有的又垮了，党组织领导人也出了问题，都靠边站了，等候审查了。
现在大揭问题就是斗争大方向。
要李良根据他们谈的情况，考虑大揭问题，并交代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不相信他们会垮！”
李良冷静地思考了一阵，毫不含糊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接着，他说明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组织关系，正式提出：
“对我的审查必须有公安局党组织明确通知，才能写材料。
这是对党负责！”
“党已经瘫痪了，已经烂掉了，一切权力归我们！”
那几个人恶狠狠地说。
“党是不会烂的！”
听了他们对党的恣意诋毁，李良厉声喝道，“党的路线，党的原则，党的纪律是至高无上的！
不容你们任意诬蔑！”
“中央首长讲要彻底砸烂公检法！”
他们有恃无恐地搬出叛徒江青狂喊的反革命口号，企图对李良施加压力。
李良凛然驳斥道：
“我相信毛主席不可能说要砸烂公检法！
领导我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在‘二·二一’以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革命呢？”
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持续到深夜。
李良被监视着立正罚站。
问题出在那里？
他一时还看不清楚；
有黑手在活动，他完全可以肯定。
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在这新的战场上为保卫党的原则而奋起战斗！
二
为真理而斗争的道路是严峻的。
一连几天，李良的住室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辱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他袭来。
李良，同战士坚守阵地一样，绝不后退一步。
他一个字的材料也没有写；
他坚决要求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要求得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
他写信给部、局各级有关的领导同志，报告情况，请求指示……。
但是，在江青掀起的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妖风支配下，他的正当要求遭到了拒绝；
他的信件全被扣发。
这时，除了一支笔，几张纸，他所拥有的斗争武器，就只剩下一副血肉之躯了。
爱真理更胜于爱生命，他果断地宣布进行绝食斗争。
他们剥掉李良身上庄严的公安人员的制服，捆绑住他的手脚，每天两次强行从鼻孔给他灌食。
他们恣意破坏党的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采用共产党人历来鄙弃的肉刑，对李良进行令人发指的迫害。
然而，这一切仍未能迫使李良屈服就范。
不久，他们把李良秘密移送到另一个隐蔽角落，开始实行攻心战术。
他们拿来林彪的一个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念给李良听。
念完之后，他们煽动说，连中央的大干部都出了问题，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当然更不在话下，要李良“认清形势”，改变态度，老实交代问题。
李良呢，仍然一言不发。
他们又搬来录音机，播放江青、陈伯达叫嚷要砸烂公检法的“二·二一”反革命讲话录音带。
播放后，他们便威吓说：
“李良，你听清楚了吧！
首长讲的变色龙指的就是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
你要老实交代他给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你是怎样干的？
公安部所有的副部长都是黑帮。
你的工作是谁批准的？”
“谁授权你们这样干的？”
李良警惕地反问道。
“我们有权利这样做。”
对手自鸣得意地笑了笑，意外地缓和了口气说：
“实话对你说吧，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过是个小的，中央还有大个的。
你不过是个执行者。
只要你揭发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马上解放你！”
话说到这里，李良才彻底明白过来。
这些人根据江青的讲话，用法西斯式的办法逼迫他揭发交代问题，原来是想借此打击陷害公安局和公安部的革命领导干部，破坏党的公安工作啊！
这就直接涉及党的重要机密。
他再也不能只是用沉默来对待他们了。
想到这里，他义正辞严地说：
“这是党的机密，没有党的批准，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
“李良，你不要执迷不悟，自走绝路！”
对手无可奈何地威胁说，“你要知道绝食就是反党！
现在你已经走得很远了。
如果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
李良大声地反驳说：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斗争在继续，作为斗争的手段必然也要继续！
绝食就是我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理人造反的武器。
我每绝食一次，都是向他们的一次抗议，一次警告，一次示威，是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一次揭露！”
这声音象金钟轰鸣，战鼓雷动！
三
图穷匕首见。
04月22日上午，一个砸烂公检法大会，在腥风血雨中开场了。
李良被拖到大会上遭到公开批斗，并被扣上“与公安部和公安局的走资派阴谋勾结，背叛投敌”等虚构罪名，宣布逮捕，投入监狱，关进死囚牢房。
在这个批斗大会上，李良始终气宇轩昂地抬着头，挺直腰，两眼无所畏惧地射出犀利的光芒。
李良的头被强捺了下去，他又昂然地抬起头来……
一个虚张声势的声音在念着所谓揭发批判稿。
他那声嘶力竭的嚷叫，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虚弱……
不久，两个凶神恶煞似的人跳到李良身边，架起他的胳膊，把他从会场上拖走，拳打脚踢了一顿之后，押赴监狱去了……
在死囚牢房中，李良悲愤填膺地度过了头一个不眠之夜。
此后一连多天，把他投入监狱的那些人，又在他具体工作的部门，连续策划了七次所谓群众批斗会和十三次“小组突击审讯”，企图压李良承认他所犯下的“罪行”。
一天，李良被带到群众批斗会上，几个受蒙弊的同志被煽动起来，要他交代“里通外国”的罪行。
他把这个会看成是自己进行战斗的极好机会，当那几个人要他交代问题的话音刚落，他就针锋相对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常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
但是对我的审查，必须按照党的有关规定进行才能接受。”
说到这里，他把目光投向那些人身上，怒不可遏地继续说道，“你们在这样的大会上，为了给人罗织罪名，不惜把党的机密公开暴露出来。
我抗议你们的这种作法，要求你们迅速做补救工作。”
“李良，你不要用党的机密来做挡箭牌了！”
那几个被李良指责的人恶狠狠地说：
“今天权在我们手上，我们还要翻箱倒柜，把全部情况抖搂出来，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定你的罪！”
李良两眼冒着怒火，大声说：
“我必须提醒你们注意：
保卫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是党员的义务。
几十年来国共两党斗争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保卫党的机密是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你们还要进一步把党的机密，把党多年来辛苦经营，甚至冒着绝大危险而积累起来的工作基础破坏干净，其严重后果，不可想象，使人痛心。
你们这样做，是对革命的犯罪，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犯罪。”
李良的话音一落，会场上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主持会议的人见败局无法挽回，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喊上一个，就草草收兵，灰溜溜地结束了这场批斗会。
　四
李良被押回死囚牢房。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进行绝食斗争；
他以宁死不屈的战斗姿态发出了一次次抗议；
他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写了大量信件，对江青与她在天津的死党策划的反革命阴谋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
在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表示自己的战斗决心说：
“在当前这场阶级大搏斗中，绝不能因为敌人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就心慈手软，做个盲从的奴隶、放下武器的俘虏！”
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他坚信江青和她的党羽掀起的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阴谋只不过是万里晴空上飘过的一朵乌云。
他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说：
“跟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
我相信我在做着五十年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相信我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带引号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最后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见青天的。”
1969年02月，李良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监狱里的医生见他双目紧闭，两唇肿烂，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要求把他送进医院输血抢救。
可是打了三次电话，都遭到拒绝。
27日，李良，这个战斗在公安战线上的好党员、好干部，不愧为毛泽东思想锻铸的革命硬骨头，经过三百四十九天的斗争，没有给林彪、“四人帮”一伙提供一个字的黑材料，也没有留下一句不利于革命的口供，最后终于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战歌。
李良同志死后，迫害仍在继续进行。
他被扣上“洋奴、汉奸、死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党籍。
家属多次要求为他平反，但都被蛮横地拒绝了。
1976年10月，一声春雷震天响！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李良的家属，使他们拨开乌云见了青天。
真理终究要战胜邪恶！
十载沉冤一朝昭雪。
“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被打垮了。
在公安部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李良同志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李良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解放前，在地下工作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又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不愧为公安战线上的一名英雄。
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准，追认党的好干部、共产党员李良同志为革命烈士，他的家属也受到了光荣烈属的待遇，人人感到扬眉吐气。
（原载《天津日报》，本报有删节）

主动偿还群众拥护
湖北省天门县拖市公社前几年在发展社办企业的过程中，随意向生产队摊派劳力和树木、钢筋、机械等物资。
联合大队购回一台价值六千九百元的柴油机，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公社就派人到这个大队，又做工作，又加压力，将这台柴油机调到了公社加工厂。
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纷纷给公社党委提意见。
当时，公社党委还认为这样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因此，对于批评听不进去，甚至还用“不服从上级领导”的帽子压群众。
今春以来，公社党委学习了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围绕“随意向生产队摊派物资和资金对不对”等问题开展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公社向生产队乱摊乱派物资和资金，侵犯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违背党的政策的。
随后作出决议：
立即组织社办企业，全部偿还向生产队摊派的各种物资、资金。
为了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公社成立了由党委副书记挂帅的清理偿还小组，首先把摊派的资金、物资一笔笔、一件件弄清楚，边清边还。
公社粮棉油加工厂是一个欠款比较多的单位，公社党委书记来到这里，首先和职工一起学习党的有关政策，然后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偿还欠款。
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处理积压物资；
二是改革原有设备，提高劳动工效，将增产的收入拿出一部分退赔；
三是动用一部分积累。
公社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各单位迅速筹集资金四万五千五百元偿还给了生产队。
还不清的部分，经县委批准，动用了部分公社企业积累。
这样，将社办企业乱摊乱派的十一万零五百一十一元资金和物资全部退还给生产队，受到了全社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
本报通讯员

学习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
编者按：
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湘乡经验传到广大农村，受到干部、社员的热烈拥护。
人们从心底里欢呼：
“党的政策回来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到了咱的心坎里！”
这说明，党中央的指示十分英明、正确，湘乡县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的利益被肆意侵占。
今天，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
各地的同志一定要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办事，认真推广湘乡的经验，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党的政策回来了
近几年来，辽宁省海城县王石公社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受到很大破坏，“一平二调”的现象十分严重。
最近，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了华主席亲自批转的湘乡经验，按照省、市、县委的部署，对无偿摊派和抽调生产队车工、人工、物资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公社以各种借口从生产队摊派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车工达八百九十多台日；
以组织学大寨宣传队、计划生育小分队、体育队等理由，无偿抽调生产队劳动力达九千七百多个工作日；
公社办猪场，无偿从生产队派征玉米秆三十三万九千四百多斤。
折合成现金，总计从生产队“一平二调”二万六千多元。
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很有意见，气愤地说：
“今天摊，明天要，党的政策不见了。”
现在，是非界限清楚了，这些问题怎么办？
王石公社党委坚决按照华主席亲自批转的湘乡经验办，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1，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生产队去，当面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检讨，批判“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保证今后决不再搞“一平二调”。
第2，该退的退，该赔的赔，落实政策不拖延。
公社组成了一个专门班子，对过去平调的车工、劳力、物资等进行清理，一律按标准折款退赔。
现已退赔给生产队现款五千七百多元。
对于现在占用的劳力，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按月付给生产队报酬。
第3，制订章法，自觉遵守。
公社党委为了杜绝今后不再发生“一平二调”现象，订出规章制度，发给全社，让广大干部和群众监督。
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公社党委落实党的政策的实际行动，高兴地说：
“这回可好了，党的政策回来了，不用担心上下左右向我们伸手了。”
本报通讯员

福建某部帮助守岛连队改善生活条件
据新华社福州电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某部队切实帮助守岛连队改善生活条件，受到福州部队领导机关的表扬。
这个部队长期驻守海岛，过去蔬菜要到大陆去买，途中损耗很大，遇到台风季节，干部战士经常吃不上新鲜蔬菜。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部队党委发动群众开展了生产自给运动。
根据海岛地少的特点，指战员们用自己的双手移山填海，劈坡造田。
岛上缺水，大家找水源，挖水井，还挖了一些能储水的大池塘。
岛上风沙滚滚的季节要占大半年，对蔬菜生产很不利，许多连队就垒石墙、打土墙，防御风沙。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奋斗，守岛部队初步克服了海岛地少、水缺、风大、沙多等困难，促进生产不断发展。
1976年以来，他们每年生产蔬菜几十万斤；
去年生产的蔬菜，平均每人达到四百九十二斤。
蔬菜大丰收，旺季吃不完，到了淡季又不够吃。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
守岛部队大力推广了一连办小作坊的经验，组织司务长、给养员、炊事班长学习腌制各种瓜菜的技术，把小作坊迅速普及到每个连队。
目前，各连队小作坊腌制加工的瓜菜品种多达三十一种。
为了帮助守岛连队改善生活条件，这个部队的后勤机关积极协助连队党支部做好连队供给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牢固树立为干部战士服务的思想。
近几年来，后勤机关还组成四百多个服务队（组）到各连队巡回送钱送物，送医送药，缝补衣服，修补装具器材，受到广大战士的欢迎。

莒南县委的复信编辑同志：
收到你们转来的徐玉成同志的信，我们立即进行了检查。
我县地处山东南部，省投资修建的岚兖公路经过县城，我们县委便错误地决定，利用修公路的机会和工具、机械、技术力量等有利条件，把县城街道也铺上沥青。
因为铺筑县城大街所需经费全部由县自筹有困难，我们就采取了抠公路经费，压低加工石子等物料价格和克扣民工报酬等不正当手段。
由于任务分配不尽合理，离公路近的单位收入多些，离公路远的单位收入就少，许多单位甚至亏损。
特别有的单位雇用汽车运输，加大了费用。
徐玉成同志的家乡涝坡公社前址坊大队距县城五十里，公社分配八十立方的石子任务，实际完成八十九点七立方。
按省规定，全大队收入应为一千多元。
除去支付汽车费和招待司机，还应该余款四百多元。
由于县里每方克扣三元，仅余款一百七十八元。
由于我们头脑里“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政策观念淡薄，指导思想上有错误，为了修大街，便不顾群众利益，克扣铺筑公路的经费，还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
我们学习了中央指示和湘乡经验，诚恳接受徐玉成同志的批评。
我们决定将克扣群众的十七万元如数退清，并且已经在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也向临沂地委作了汇报。
我们一定以这次错误为鉴戒，认真接受教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种平调要立即纠正编辑同志：
04月中旬，我到山东省莒南县，看到一个情况，很不符合党的政策，现写信反映一下。
莒南县委为了在县城铺柏油马路，向全县摊派石子。
有的生产大队因生产忙，没完成任务，县、公社领导就把大队干部找去受训，扬言：
谁完不成任务，就去拆谁家的墙。
我的家乡涝坡公社前址坊大队，摊派了八十点七立方米，实际完成八十九点七立方米，平均每人负担四百一十五斤多。
上级每方付钱九元，共八百零七元。
大队雇汽车把石子运往县城，除去运费和招待司机的费用，剩钱就不多了。
社员加工石子用工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春耕生产，加重了农民负担，群众很有意见。
我认为，随意向下摊派任务的性质是严重的，建议莒南县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做法，并对这次摊派的石子，按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向摊派单位付钱，以利于发展生产。
解放军某部徐玉成

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邢贲思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
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一种启迪人们智慧的学问，即启蒙的学问，是一种使人聪明的学问。
所以古希腊把哲学叫作智慧之友，或称爱智学。
然而哲学是有阶级性的。
一个阶级（这里指的是剥削阶级）处在进步的时期，比较富有进取精神，比较重视哲学作为理性思维的作用，它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带有启发性的哲学论证来表达自己进步的阶级要求。
这种哲学尽管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甚至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总起来说，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给人们以某种理性思维的教益。
但是一旦这个阶级开始走下坡路，由先进逐步向落后甚至反动转化时，为了使人民丧失对于现实的鉴别能力，为了维护它的已经过时的统治，它就常常向一种反理性的哲学乞灵，常常需要一种不是启发人们的智慧而是禁锢人们的智慧的哲学蒙昧主义。
哲学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哲学的耻辱。
这种哲学已经丧失作为爱智学的哲学的本义，而成为智慧的对立物，成为麻痹智慧的精神鸦片。
唯其有哲学蒙昧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就显得更加迫切。
因此，在历史上，当某种哲学蒙昧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时，必有一种启蒙哲学应运而生，必有人为恢复哲学的爱智本性起而发难。
这种启蒙同反启蒙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常常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导。
在欧洲的历史上，人文主义同宗教神学的斗争，“天赋人权说”同“君权神授说”的斗争，就是这种启蒙同反启蒙斗争的两个突出事例。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的意义。
在天主教的教会统治一切、神的权威至高至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成为神学的侍婢、除圣经以外无知识可言的欧洲中世纪，敢于提出人的价值和人的世俗要求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不怕被打成异端、不怕被判处火刑的大无畏的精神。
人文主义的思潮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开了宗教神学的精神专制的缺口，动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
人文主义者的反神权斗争，是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政权斗争的先声。
“天赋人权说”是启蒙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人生来自由，论证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早期是平等的乐园。
在门阀等级制度壁垒森严、“朕即国家”的王权至上主义到处横行、“君权神授”的谬说甚嚣尘上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敢于提出自由、平等这样的口号，需要有不怕被判为叛逆、不怕上断头台的大无畏的精神。
“天赋人权说”一经提出，也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破了人们对于“君权至上”的迷信，从理论上论证了等级特权的不合理性，从而为推翻门阀等级制度大造了舆论。
“天赋人权说”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酵母。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说”，都是对于哲学蒙昧主义的革命。
这种哲学的发难，起了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精神解放作用，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即资产阶级革命纪元的迫近。
无产阶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阶级，是一个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身解放的前提的阶级，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蒙昧主义来为自己服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中，经历了种种同蒙昧主义的斗争。
无产阶级除了要同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蒙昧主义作斗争以外，还要同无产阶级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蒙昧主义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用以战胜各种蒙昧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的斗争是否就此终结了呢？
没有，也不可能终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同各种蒙昧主义的残余和变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事业的必需，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的必需。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除了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施展一种阴险毒辣的新伎俩，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为一种新的神学，把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的革命战斗的哲学歪曲成为一种僵死的、神秘的新蒙昧主义，进行肆无忌惮的精神讹诈，妄图从根本上破坏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动摇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而瓦解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用蒙昧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是阶级敌人很厉害的一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彪和“四人帮”近十余年来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把塞进了自己私货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一种新蒙昧主义强加于人，表面上大树特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权威；
表面上要人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通过宗教迷信的方法，把人们的头脑完全禁锢起来，只能想林彪、“四人帮”之所想，讲林彪、“四人帮”之所讲，写林彪、“四人帮”之所写，甚至连个人的文艺及其他爱好也都必须牺牲，只能好林彪、“四人帮”之所好。
精神之被虐杀，心灵之被荼毒，一至于斯！
林彪、“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超级的政治骗子，罕见的精神讹诈犯。
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恰恰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动不动以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经、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来吓唬人，动不动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强加于人，使得人们只能仰其鼻息，不敢越雷池一步，乖乖地被绑在他们那架特制的精神战车上，这是林彪、“四人帮”的拿手好戏。
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新蒙昧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
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蒙昧主义，这就是林彪、“四人帮”所玩弄的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法，这一手法欺骗了许多人，坑害了许多人。
一些人明明中了他们的毒，还以为自己信守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有的中毒较深的人，直到今天，还错把赝品当作真货，继续坚持“四人帮”的那一套。
如果说，林彪、“四人帮”在物质上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有形的、可以估量的，那么他们给我们精神上造成的损害却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
这种损害不仅表现为大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横遭毁坏，尤其表现为人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毒害。
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头脑被禁锢了，任何一点创造的活力都被剥夺了。
结果，使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等各方面的事业出现了大倒退。
现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已经被粉碎，被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十余年的头脑，毒害了十余年的心灵，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
思想上的创伤需要用思想来治愈，精神上的扭曲需要用精神来平复。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
我们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面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革命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
这样做，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背弃，而是把这面被林彪、“四人帮”抛弃、践踏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
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这一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之所以必需，不是哪个人头脑的臆想、主观的需求，也不单是为了解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
没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启蒙、精神解放运动，林彪、“四人帮”的新蒙昧主义的流毒就不易肃清，打上林彪、“四人帮”印记的假马克思主义还会不胫而走，重新横行，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祸国殃民的反革命路线还会借机复活，林彪、“四人帮”的幽灵还会在我们的新的长征路上出现，继续败坏党的事业，成为我们前进的严重障碍。
因此，一个哲学启蒙运动是实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我国的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的贫困”这一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精神恶果，一定要让它永远成为过去。
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一旦出现，必将使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成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
谓予不信，可拭目以待。

小心“霸王别姬”！
樊庆荣
1962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时候，讲了西汉时刘邦和项羽的故事。
最初，这个在京剧《霸王别姬》中自称“大英雄，盖世无敌”的项羽，要比刘邦的实力雄厚得多。
可是，项羽“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虽有谋士范增等颇具韬略，却不得其用；
而刘邦则“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刘邦同项羽打了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
毛主席讲了这个历史故事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党的干部说：
“我们现在有些第1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
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一向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这些同志的言行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且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
他们一心为公，襟怀坦白，自己如果有了缺点和错误，做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也乐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正是这样的干部，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在“四人帮”猖狂之时，有的人为了升官和保官，曾经对“四人帮”大献其媚，竭力投靠，做起事来，惟“帮”命是从，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群众稍有微词，动辄以“反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造反派”相威胁，使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由于他们身后有“四人帮”这个大靠山，这种冰塔尖上的日子倒也能混过一时。
如今，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也已经进入到第3战役，这种人本来应当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把揭批运动搞到底。
可惜，直到现在，有的人还下不了这个决心。
他们屁股上有债，又不准备偿还，所以特别怕群众。
他们利用自己还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和舆论工具，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把自己的形象打扮得好看一点，同时把自己无法赖掉的投靠“四人帮”的行径，一古脑儿栽到下级头上，拉别人做替罪羊。
更有甚者，则对敢于讲话、敢于揭发问题的人进行压制，打击报复，以达到压制群众、保住自己（或者再加上他那一小撮）的目的。
他们以为凭着自己投靠“四人帮”时练就的那套拳术，只要耍上几个回合，就能把群众的嘴封住，把揭批“四人帮”的盖子捂住。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
要知道，人民群众是不可侮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更不可侮。
试想，当年“四人帮”那些头面人物，窃据党政要职，权势何等显赫，群众稍有不满，就可置之死地而后快。
结果把群众的嘴封住了没有呢？
不但没有封住，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彻底垮台了吗？
可见，坚持错误立场，跟人民群众作对，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的干部同“四人帮”倒也没有什么瓜葛，可是，他为人霸道，严重脱离群众。
他一向高踞于群众之上，从来不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甚至也不听党委一班人的意见。
他“老子天下第1”，老虎屁股摸不得，遇事不论是非曲直，反正他说了算。
这种人，群众称他为“土霸王”，是十分合适的。
“土霸王”还有一套“土政策”，他办事不是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而是以“土政策”为准。
“土政策”的“精华”是：
“老子说了算！”
你如果说他那套玩艺儿不符合党的政策，他会直着脖子同你嚷：
“老子就是这个土政策！”
正是：
你搞你的抓纲治国，他搞他的“独立王国”，似乎谁也奈何他不得。
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这些人的问题虽然不属于清查的范围，但是，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贯彻执行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妨碍极大。
这些同志如果不转变态度，幡然悔悟，长此下去，有朝01日也要落得个垮台、“别姬”的可悲下场。
在我们重温毛主席这篇光辉讲话的时候，我们诚恳地奉劝上面这两种人：
小心“霸王别姬”！

穷、革命与社会主义
熊映梧
前几年，在“四人帮”风靡一时的假左的理论中，有一种颇为时髦的“高论”，即所谓“穷则革命，富则变修”。
这个口号看起来革命得很，也迷惑了一些人。
但是，却遭到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因为这个口号是开历史倒车的，是假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百来年的中国历史，纪录了丧权失地、挨打受欺的悲惨状况。
人民吃尽了贫穷落后的苦头，因而强烈地要求改革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要民主，要科学，为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指出：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不难看出，毛主席讲一穷二白是好事，是着眼于一个“变”字，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揭示的，坏事可以变为好事。
首先承认一穷二白是坏事，然后千方百计去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使一穷二白这个不利因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
如果“穷不思变”，一穷二白就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不仅不能成为激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而且会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四人帮”歪曲篡改“穷则思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大讲什么“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什么“越穷越革命”。
他们要把一穷二白的状态固定下来，当做“国宝”保护起来。
他们劝诱人民群众“安贫乐穷”。
他们不许中国变强，人民变富。
在他们看来，卫星上了天，红旗就会落地。
人民生活富裕了，就会出修正主义。
老干部工资待遇稍高一点，就成了不想继续革命的民主派、走资派；
老工人工资比青年工人高一些，就成了不可靠的“既得利益者”，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中国要继续革命，防止修正主义，就得继续穷下去，永远穷下去。
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四人帮”这一套假左真右的谬论，可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害苦了。
在他们横行之日，我国同世界上工业先进国家之间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一度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国民经济被搞到临近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照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复到旧中国那种民穷财尽的悲惨状况，我们的人民就都成了叫化子。
什么现代化，什么社会主义，统统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革命干了几十年、百把年，还是那么穷，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革命，就是要革掉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东西，促使穷向富转化，落后向先进转化。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革命的办法，永远结束劳动人民贫穷的时代，达到大家都过富裕生活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
一个国家贫穷落后，并不值得夸耀；
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采，这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靠“穷人”搞“穷”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早在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判过这种“左派”胡涂虫的谬论，他指出：
“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
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
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
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
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斯大林这一段精辟的论述，也是对“四人帮”“穷则革命，富则变修”谬论的有力批判。

谈“来头”
燕钧季云
听到一句话，一种意见，不考虑是否正确，先打听有没有“来头”，然后根据“来头”的有无和大小决定是拥护还是反对。
这种风气应当扫除。
看“来头”，过去也有，“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则恶性发展，蔓延成风。
前几年，“四人帮”肆意歪曲、篡改、封锁甚至伪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用他们那个帮中央代替党中央发号施令，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弄得下面摸不清哪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见，哪些是“四人帮”的胡说八道，不得不设法打听“小道消息”。
“四人帮”疯狂破坏党的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
跟着他们叫喊的，加官晋爵，平步青云；
稍有不同意见，立即横加罪名，残酷迫害。
这也使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注意事情的“来头”，以免招来横祸。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四人帮”垮台一年多，对“四人帮”的批判搞了这么久，这种看“来头”的风气，仍然颇有市场。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专门靠“本本”讨生活的人。
现在，好象也有一种专门靠“来头”过日子的人。
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看来，对某些人来说，“来头”这东西还是颇有用处的：
一可以壮胆，二可以吓人。
这些人在没有弄清一种意见的“来头”以前，绝对不置一词，不迈一步；
只要听说有“来头”，他就气也粗了，胆也壮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办起事来，大刀阔斧。
谁如果稍有怀疑、犹豫，“我是有来头的！”
一句话吓得对方哑口无言，他也就可以“得胜还朝”了。
你看，“来头”这东西不是颇有点“可爱”之处么？
靠“来头”壮胆，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叫做“心有余悸”，倒还情有可原。
拿“来头”吓人，这就类似解放前上海滩上流氓阿飞吓唬乡下人的行径，颇有点可恶。
过去，“四人帮”那些爪牙们，不就是动不动搬出“来头”当棍子，横行霸道，到处打人么？
1975年，江青说了一句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我们的”“大敌”，梁效马上把这句屁话塞到他们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毫不相干的文章里。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梁效气势汹汹地回答：
“一个字也不能动，这是有来头的！”
共产党人只能靠真理吃饭，不能靠“来头”吃饭。
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战斗，而献身，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真理，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靠什么“来头”。
靠“来头”是靠不住的。
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见，符合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见，没有“来头”，也终究会实现。
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意见，“来头”再大，也终究站不住脚。
这是千百次革命斗争实践一再证明了的。
“上级机关的指示，领导同志的意见，难道不要听吗？”
这是糊涂观念。
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尊重领导同志的意见，这同看“来头”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读一读毛主席这两段精彩的话。
如果一定要找什么“来头”的话，我看，这就是我们应当照着去做的“来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在北京继续进行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从21日起在北京继续进行。
中方谈判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团长，团员有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以及蒋福乔、丁民、王效贤、徐敦信等。
日方谈判代表团由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任团长，团员有外务省亚洲局长中江要介、公使堂之胁光朗以及齐藤邦彦、田岛高志等。

多出好影片
本报评论员
多出好影片！
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电影工作者的号召，是亿万工农兵观众的热烈要求，也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衷心愿望。
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国电影事业从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长期遭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电影工作者得到平反昭雪，多年被“四人帮”禁锢的优秀影片重新和观众见面。
广大革命电影工作者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努力拍摄了一些较好的影片。
但是，我们的电影工作同当前抓纲治国、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相比，同广大观众对健康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的要求相比，差距还很不小。
我们的影片，特别是故事片数量还不多，质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少数影片还残留着“四人帮”“帮腔”、“帮气”的痕迹。
这就充分说明“四人帮”对电影工作的摧残极其严重，使电影事业元气大伤。
要多出好影片，把我们的电影工作搞上去，还需要迈更大的步子，做更大的努力。
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肃清他们在电影界的流毒，这是多出好影片的关键所在。
对“四人帮”给电影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决不可低估，对肃清“四人帮”在电影界的流毒决不可以看得太容易。
“四人帮”在电影界所干的赤裸裸的法西斯暴行，只要揭露出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但是，他们在文艺领域里散布的种种假左真右、假革命真反革命的谬论，流毒很深，影响很大。
不但那些曾经跟着“四人帮”做过错事，说过错话的同志，受过很深的毒害；
有些过去对“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行有所认识和抵制，甚至遭受过他们残酷迫害的同志，也未必没有受影响。
不少人心有余悸，身有余毒。
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江青一伙对三十年代以来包括建国以后革命电影事业的诬蔑，以及他们散布的什么“三突出”之类的反动理论，十多年来一直成为电影工作者的精神枷锁。
不坚决推倒，彻底砸碎这些精神枷锁，全面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认真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肃清他们在电影工作中的流毒，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那就谈不到多出好影片。
要多出好影片，首先要抓好电影剧本的创作。
我们的电影剧本现在是又多又少。
多，是文化部电影局和电影厂收到的本子很多，反映了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创作积极性；
少，是思想和艺术水平较高的本子少，反映了作者生活基础、艺术水平的不足。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长时期割断作家、艺术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电影工作者缺乏生活的问题相当突出，对群众的生活、语言都不那么熟悉。
这就要求电影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1线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深刻理解生活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在电影剧本的组织工作上，要大力倡导反映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亿万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英雄风貌，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无比威力；
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要抓住重点，有领导地统一安排，同时要大胆放手，充分调动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敢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多出好影片，还要注意充分发挥电影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特点，充分利用电影艺术的一切手段，把影片拍得更加绚丽多彩。
从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里，我国电影事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优良传统。
现在我们要认真地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努力实践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同时，也要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努力吸收外国电影中的好东西，提高我们电影的艺术、技术水平。
为了促进多出好影片，我们要大力提倡健康的文艺批评。
要通过对影片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使作者和观众都能受到启发，得到帮助。
对新影片不要求全责备，要坚决摒弃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批评中搞的那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式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作风，要提倡同志式的自由讨论，容许批评和反批评。
我们殷切希望各级党委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各地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部门，要以满腔的热情帮助电影工作者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
要大力支持电影工作者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群策群力，大干快上，尽快实现华主席“要下大的力量，多出好的影片”的号召！

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以藤田正明为团长、野吕田芳成和增冈康治为副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坐的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张雨、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附图片）
姬鹏飞副委员长会见以藤田正明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实现蔬菜生产工厂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我国各地逐步利用塑料大棚发展蔬菜
第3次全国蔬菜塑料大棚科研协作会在兰州召开
据新华社兰州07月09日电新华社记者田恒江报道：
最近在兰州召开的第3次全国蔬菜塑料大棚科研协作会议上，来自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名代表和专家认为，利用塑料大棚栽培蔬菜，是使蔬菜生产走向工厂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几年来，我国各地利用蔬菜塑料大棚和其它各种温室生产蔬菜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北方早春和深秋历来为“蔬菜淡季”的状况，在很多城市开始发生变化。
这种情况预示，全国“南菜北运”和“东菜西调”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可望得到解决。
我国种植蔬菜的面积有一定的限度。
发展蔬菜生产的方向，应该主要靠搞好科学种菜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利用塑料大棚发展蔬菜生产，可以为我们多快好省地建立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蔬菜生产基地。
用塑料薄膜建造大棚温室，具有透光、防寒、保温、保持水分等特点。
在这种人造的“小天地”里，形成一种能够长年种植蔬菜的“小气候”，有些还可以按蔬菜生产的需要，调节和控制温度、湿度、气体，因此能使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成倍或几倍地增长。
目前，蔬菜塑料大棚已经由大中城市发展到边远的工矿林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棚内蔬菜品种由几种发展到三十多种。
在冬、春之交，祖国北方冰封雪飘，可是长城内外的一些城市，却有黄瓜、西红柿、韭菜、芫荽、西葫芦和大青椒上市。
长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西宁、兰州等省、市、自治区的一些社队的塑料大棚，先后创造了黄瓜、西红柿、青椒等蔬菜的高产纪录。
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坝上地区过去吃菜全靠外地调入，如今，这里的尚义、康保等县，由于发展了用塑料大棚生产蔬菜，全年都有新鲜青菜上市。
各地的经验表明，发展用塑料大棚生产蔬菜，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前面。
这包括蔬菜的选种、育种和蔬菜栽培学，也涉及到土壤、肥料、气象、植物生理生化和植物保护学，并且需要塑料化工、建筑设计以及医疗卫生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密切配合。
我国各地先后对大棚的结构，风害与预防措施，大棚的光、热、温、湿等条件，棚内的气流运动规律和二氧化碳的变化，大棚的温度管理和大温差育苗，以及塑料薄膜耐低温、耐老化的性能等课题，都展开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天津、西宁等市建设的中间无柱的塑料大棚，可以开进拖拉机耕作。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牧民，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寒草原上，第1次尝到了自产的黄瓜。
去年，全国有二十个单位用塑料大棚种植黄瓜的丰产田，亩产达到三万斤以上。

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会见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韩丁。
韩丁先生曾经多次前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敬爱的周总理先后多次亲切接见过他。
他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
今天上午会见时，李副总理和余副总理对他再次来我国参观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在愉快的气氛中，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大家围坐在会见厅中间的一个农田模型旁。
这是韩丁先生耕种的一千五百亩山坡地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韩丁先生来华后亲自模塑的。
韩丁先生对着模型详细介绍了他的耕作方法和高产经验，并对我国农田基本建设提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李副总理对此表示感谢。
他说，你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会见时在坐的有：
农林部部长杨立功，一机部副部长项南，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国家农垦总局外事局负责人张希彬等。
（附图片）
图为韩丁先生在自己模塑的农田模型旁，向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详细介绍他的耕作方法和高产经验。
新华社记者摄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缅甸旅游旅馆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下午会见以吴丁貌为团长的缅甸旅游旅馆公司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坐的有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负责人孔筱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更新等。
代表团是应中国旅游总局的邀请于07月17日到达北京的。
中国旅游总局曾设宴欢迎代表团。
双方就旅游往来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代表团参观了佛牙塔，游览了名胜古迹。
缅甸朋友们将于日内离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陈慕华副总理07月21日会见以吴丁貌为团长的缅甸旅游旅馆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雷赫沃夫斯基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雷赫沃夫斯基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煤炭部部长肖寒，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笑一，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沈少星等。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接见我医疗队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班吉消息：
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07月18日在班吉的贝朗戈宫接见了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驻中非帝国大使李石在坐。

南斯拉夫国际田径赛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7月19日电南斯拉夫第8届国际田径赛07月18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体育场举行。
来自南斯拉夫、中国和美国等十六个国家近二百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中国女运动员获得一项第1名、一项第3名和一项第4名。
在女子一百米栏赛跑比赛中，中国的戴建华以十四秒二○的成绩获得第1名。
意大利运动员巴塔利亚以十四秒二七的成绩获得第2名。
第3名是南斯拉夫运动员乔尔杰维茨，成绩为十五秒六○。
另一名中国女运动员叶佩素在跳高比赛中，以一米八一的成绩获得第3名。
获得这项比赛第1名的是南斯拉夫运动员斯内扎纳·赫雷佩夫尼克，她的成绩为一米八四。
第2名是意大利的迪努，她的成绩和叶佩素一样，也是一米八一。
在女子八百米赛跑中，中国运动员陈小丽获得第4名，成绩是二分八秒九。
南斯拉夫运动员韦斯纳·尤拉斯在这一项目的比赛中，一直遥遥领先，最后以二分四秒七的成绩夺得了第1名。
这个项目的第2名和第3名分别为南斯拉夫的阿夫迪巴西茨和托梅契茨所获得。
南斯拉夫女运动员佐里察·普哈洛在四百米栏赛跑中，以五十九秒三三的成绩把本国纪录提高了近三秒，获得这项比赛的第1名。

叙利亚副总理沙亚接见我外贸部副部长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07月19日电叙利亚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贾米勒·沙亚07月19日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曹克强也在座。
叙利亚经济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伊马迪07月16日会见了贾石副部长，同他就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贾石副部长代表李强部长应邀前来参加第25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并进行友好访问，14日抵大马士革。
新华社大马士革07月20日电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在参加了第25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和结束对叙利亚的友好访问后，于07月20日离开大马士革前往约旦。
在叙利亚访问期间，贾石副部长访问了库奈特拉、阿勒颇和拉塔基亚。
在阿勒颇，他参观了棉花种植场。

我代表在中越谈判第18次会上驳斥越方对我国的诬蔑攻击
揭露越南继续破坏协议驱赶华侨
新华社河内07月20日电07月20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在中越双方关于中国派船接运难侨的谈判第18次会议上发言，揭露越南当局目前仍然在破坏中越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变本加厉地迫害和从边境口岸驱赶华侨，同时据理驳斥了越南方面对中国大使馆办理华侨回国手续进行的诬蔑和攻击。
中国大使馆代表强调指出，自从接侨谈判以来，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华侨的行径不仅毫无收敛，反而越搞越凶。
最近一个时期，在河内、海防、谅山等地，越南当局指派公安人员闯进一些华侨家里，不管这些华侨是否提出归国申请，都通知他们限期离境，并且吊销他们的户口、粮证等。
他们威胁这些华侨说，如果到期不走，就用汽车押往边境口岸，驱逐出境。
越南当局还对一些无辜华侨进行监视、传讯和逮捕，使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尤其严重的是，当中国方面为了维护中越两国政府的有关协议，于07月12日重申严格执行我国关于边境管理的规定之后，越南方面竟然无视中越双方的协议，进一步煽动和驱赶大批华侨回国。
由于越方制造谣言、公开煽动和驱赶的结果，最近在东兴、友谊关等口岸，从各地被越南当局赶来的、没有办理任何归国手续的华侨已聚集了几千人之多。
中国大使馆代表指出，越南当局恣意破坏中越双方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迫害和驱赶华侨回中国，同时指使其谈判代表在最近两次会谈中对中国大使馆办理华侨回国手续的正常工作进行诬蔑和攻击，说什么中国大使馆“煽动、胁迫”大批华侨回国。
中国大使馆代表说：
“中国大使馆办理华侨回国事宜，一向是有原则的，是正大光明的。”
“最近一个时期，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华侨越来越多。
其中有些华侨来自遥远的南方或边缘省份。
他们之中，有的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有的甚至忍饥挨饿，身无分文，景况十分凄惨。
这种情况完全是越南当局加紧迫害和大肆驱赶华侨所一手造成的。”
他说：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使馆仍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耐心地、实事求是地尽量劝说要求回国的华侨继续留居越南，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
中国大使馆只是对那些受越南当局排斥、迫害、无法生存以及有其他正当理由申请回国的华侨，酌情批准，发给归国证明书，并要他们向越南方面办理必要的出境手续。
试问，中国大使馆的工作违反了越南哪一条法律？
又干涉了越南什么内政呢？”
中国大使馆代表指出，越南当局一面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另一面却诬蔑中国掀起一个什么“强迫华人迁居”的运动；
一面在华侨中散布流言蜚语，鼓动一些人到中国大使馆提出申请，另一面却倒打一耙，反诬中国大使馆“偷偷摸摸”地给“华人”颁发归国证明书。
越南方面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手法实在太卑劣了。

我儿童演出团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首场演出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7月20日电中国南京儿童友好访问演出团20日晚在布加勒斯特“扬·克良格”儿童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以俞崇正为团长、郑斯雄和申谊为副团长的这个演出团是07月18日到达布加勒斯特的。
观看演出的五百余名罗马尼亚观众中，主要是少年儿童。
罗少先队组织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瓦·瓦卡鲁和教育部司长科·帕热纳鲁及其他部门负责人也出席观看了演出。
今天演出的节目中有舞蹈、民间器乐合奏和独奏，以及合唱和独唱。
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向中国同志祝贺演出成功。
几十名罗马尼亚少先队员纷纷跑上台去，用自己的红领巾给中国小朋友们系上，中国小朋友也给他们别上纪念章。
中罗两国儿童紧紧拥抱，热烈亲吻，久久不愿分开。

我艺术团在华盛顿举行首场演出
卡特总统接见我艺术团表示热烈欢迎
新华社华盛顿07月19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07月18日晚上在华盛顿的沃尔夫·特拉普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受到五千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出席观看演出的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威廉·米勒、国会议员们和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
出席观看演出的还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约斯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克·菲利普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阿瑟·罗森以及许多旅美华侨和美籍华人，其中有任之恭教授和张捷迁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也出席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大都会歌剧院协会举行宴会招待中国艺术家们。
07月16日晚上，韩叙副主任为中国艺术团访问美国举行了招待会。
美国各界人士六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欧·霍林斯，众议院议员保·芬德利、玛格丽特·赫克勒、塞·斯特拉顿、理·艾科德、爱·马迪甘、鲍·威尔逊和莱·沃尔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夏亨利和会长阿瑟·罗森、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斯考克罗夫特、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美利坚大学校长约·西斯科、沃尔夫·特拉普剧院负责人乔奈特夫人、大都会歌剧院协会代表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们。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李振翩教授、任之恭教授、张捷迁教授和其他旅居美国的华侨和美籍华人。
中国艺术团团长赵起扬和副团长康岱沙、张东川、周小燕以及艺术团团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艺术团是在07月16日从纽约乘车到达华盛顿的。
新华社华盛顿07月20日电美国总统卡特07月20日在白宫的玫瑰园里接见了中国艺术团的全体团员，对艺术团访问美国表示热烈欢迎。
开始接见时，卡特总统同团长赵起扬，副团长康岱沙、张东川和周小燕以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一一握手。
接着，卡特总统发表讲话说：
“作为一个总统，欢迎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们来到美国，我感到非常愉快。
你们代表一个伟大的民族。”
“你们有机会看到我们伟大的国家，我们感到高兴。
我们得到了观赏你们优美的音乐、舞蹈演出的机会。
不仅仅是几千名美国人看到了你们的演出，几百万美国人通过电视也幸运地看到了。”
“我们对于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你们以及你们的人民感到高兴，这将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作出贡献。
我们赞赏你们的优美的演出，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又一个步骤。”
卡特总统讲话后，走到草坪上和部分演员握了手。
（附图片）
美国总统卡特07月20日在华盛顿白宫的白玫瑰园里接见中国艺术团。
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耿飚副总理抵圭亚那进行友好访问
耿副总理拜会伯纳姆总理杰克逊外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乔治敦07月20日电应圭亚那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乔治敦，对圭亚那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耿飚副总理在机场受到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总书记、副总理普托利米·里德，外交部长拉什利·杰克逊，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席、议会事务部长比什韦夏·拉姆萨罗普和夫人的热情欢迎。
今天，圭亚那首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在通往机场的马路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烈友好情谊万岁！”
“欢迎前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访问！”
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乘坐的专机于下午二时二十五分在铺有红地毯的蒂迈里国际机场降落。
耿飚副总理走下飞机后，里德副总理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和拥抱。
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中、圭两国国歌。
耿飚副总理由里德副总理和圭亚那人民军代理司令卡尔·摩根上校陪同，检阅了人民军仪仗队。
耿飚副总理及其他中国客人同聚集在机场上的一千多名欢迎群众见面。
这时，欢迎的人群挥动圭、中两国国旗，热烈欢呼，充分表达了圭亚那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耿飚副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说：
“我和我的一行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来到了你们美丽的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和圭亚那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是深厚的。
我们两国同属第3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
1972年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阁下和总统阿瑟·钟阁下先后于七五年和七七年访问我国，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耿飚副总理最后说：
“我们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促进中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驱车前往宾馆途中，伫立在街道上的几千名小学生挥动圭、中两国国旗，向中国客人热情欢呼。
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的有：
耿副总理夫人赵兰香、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申志伟、外贸部副局长孙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
圭亚那驻中国大使约翰·卡特、中华会馆会长周基以及圭亚那各界人士。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大使馆其他官员、在圭亚那工作的中国专家代表，以及旅居圭亚那的华侨代表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乔治敦07月20日电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今天下午到圭亚那总理官邸，对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夫人维奥拉·伯纳姆进行了礼节性拜会。
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耿飚副总理向伯纳姆总理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热情问候。
伯纳姆总理对此表示感谢，并请耿飚副总理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热情问候。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和圭亚那驻中国大使约翰·卡特拜会时在坐。
今天早些时候，耿飚副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由约翰·卡特大使陪同，向圭亚那民族英雄科菲的纪念碑献了花圈。
新华社乔治敦07月20日电圭亚那外交部长拉什利·杰克逊今天晚间举行招待会，欢迎耿飚副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由圭亚那劳工、卫生和住房部长汉密尔顿·格林和新闻部长谢利·菲尔德—里德利陪同，来到美洲印第安式的招待会会场。
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客人受到杰克逊部长和夫人的热烈欢迎。
出席招待会的有圭亚那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休伯特·杰克，财政部长弗兰克·霍普，贸易和消费者保护部长乔治·金，教育、社会发展和文化部长文森特·蒂卡，议会议长萨斯·纳拉因，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哈罗德·博勒，警察总监劳埃德·巴克，乔治敦市长塞西尔·佩尔绍德，以及圭亚那各界知名人士。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以及耿飚副总理的其他随行人员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和夫人史一波，各国驻圭亚那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金斯敦07月20日电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结束了对牙买加的四天访问后，20日上午带着牙买加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金斯敦前往圭亚那进行访问。
中国客人在逗留期间，到处受到牙买加朋友的热烈欢迎。
耿飚副总理受到了弗洛里泽尔·格拉斯波尔总督的亲切接见，同迈克尔·曼利总理就国际局势及双方感兴趣的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还充分地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
这些会谈和讨论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
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牙买加人民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中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在机场受到了牙买加政府官员和两百多人的热烈欢送。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
财政和计划部长埃里克·贝尔，外交部政务次官德里克·希文，金斯敦市市长乔治·梅森和夫人等。
牙买加—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吉米·洛及旅居牙买加的华侨代表也前往机场欢送。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王崇理和夫人刘善庭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送。

赞比亚领导人分别宴请和接见我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卢萨卡07月18日电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迈因扎·乔纳07月18日宴请由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李克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赞比亚党、政高级官员出席了宴会。
当天上午，赞比亚总理利索洛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葛步海也出席了宴会和接见。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发言
强烈谴责外来势力在非洲挑起冲突制造分裂
据新华社喀土穆07月21日电第15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07月20日上午、晚间和午夜继续举行。
一些非洲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在发言中强烈谴责外来势力在非洲挑起冲突、制造分裂的阴谋，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通过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以防止外界国家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
在上午会议上，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强烈谴责苏联和古巴对非洲事务的干涉。
他说：
“这种干涉的结果在非洲国家中已经造成许多敌对和分裂，从而使非洲国家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即把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少数地区解放出来，并在我们大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他在谈到苏联和古巴呆在非洲特别是在非洲之角时说：
“它们对我们人民的愿望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要强行安排和控制他们的命运。
实际上，这种外界国家强行解决非洲问题的办法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只能使已经困难的局势复杂化。”
西亚德总统强调指出：
“我们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我们要求别人不要插手非洲事务，这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
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所共有的理想和愿望具有深切的义务感，它表达了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外界国家对我们自己事务干涉的决心。”
他揭露古巴打着不结盟的旗号充当苏联代理人时说：
“一个自称不结盟的国家竟选择了同殖民主义、压迫和霸权主义结盟的作法。
它使自己沦为一个超级大国、即苏联的代理人，为苏联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中实现它的计划和野心效劳。”
因此，“古巴显然不配充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
西亚德总统最后呼吁非洲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反击古巴的威胁”。
肯尼亚副总统莫伊在讲话中强调非洲要团结起来以阻止外来干涉。
他说：
“非洲大陆很多地方发生的争端，时常导致公开的敌对甚至战争，这就为非洲以外的人插手进来并且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更多的分裂打开了一个方便的缺口。”
他还说：
“超级大国和其他集团的利益是同不结盟运动的利益相对立的。”
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谴责霸权政治和使用武力解决国际冲突。
他说：
“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谈判以寻求正确和可行的解决办法，来解决我们彼此间的分歧。
我们不断地要求由非洲人解决非洲的问题。
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才能解决非洲问题。
我们，也只有我们，才能掌握非洲的命运。”
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谴责非洲以外的势力要把非洲国家分成“进步的”、“温和的”和“保守的”。
他说，这种观点践踏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践踏了有关保卫非洲各国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他强调说：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各国一律平等。”
他呼吁非统组织采取措施，以帮助解决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冲突。
刚果总统雍比—奥庞戈的代表奥孔戈要求非洲国家加强团结，以对付帝国主义分裂非洲大陆的阴谋。
他强调指出：
“（非洲）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命运都同我们所重视的非洲的团结事业密切相关。”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表示：
“强烈谴责并且坚决拒绝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一切旨在使非洲重新殖民化和破坏解放南部非洲的英勇斗争的企图和阴谋，不管这种企图和阴谋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内部的还是外来的。”
他还呼吁非洲各国领导人对战斗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的解放力量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继续提供援助。
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赞扬了西非六国首脑今年03月在蒙罗维亚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使几内亚、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三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他说：
“这三个国家恢复和睦一定会使这个地区走向和平和加速这个地区的发展。”
在晚间的会议上，摩洛哥首相奥斯曼指出，非洲国家领导人是为了维护非洲团结和寻求解决非洲的解放和发展问题而来的。
他说：
“我们摩洛哥人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站在一起。”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说：
“我们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独立和保卫领土完整，并拒绝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进攻邻国的跳板。”
他表示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解放斗争。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费莱克在发言中谈到非洲之角的形势和埃塞俄比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利比亚外交秘书特里基对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在上午会议上谈到两国关系时对利比亚的指责作了答复。
安哥拉总统内图在会上声明：
只要军事、政治和外交“侵略”继续存在，古巴士兵就将根据他的要求继续留在安哥拉。
他还说，如果需要，还要增加古巴士兵的人数。
在从午夜到21日凌晨举行的会议上，索马里矿业和水利资源部长侯赛因·阿卜杜勒·卡迪尔·卡西姆发言，对埃塞俄比亚外长费莱克发言中的论点作了答复。
乌干达总统阿明赞扬了导致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关系正常化的蒙罗维亚会议。
阿明总统呼吁非洲领导人增强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
他在谈到外来干涉问题时，赞扬了摩洛哥对扎伊尔的援助。
随后，会议改为秘密举行。

南报和通讯社就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发表评论
必须坚持不结盟运动反帝反霸方针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7月21日电最近，南斯拉夫报纸和通讯社就即将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纷纷发表评论，强调必须维护和加强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必须坚持不结盟运动的独立性及其反帝反霸的基本方针。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将于07月25日至29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据悉，不结盟运动的八十六个正式成员国都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绝大多数代表团将由外交部长率领。
《解放报》的评论指出，这次外长会议“不仅对不结盟运动，而且对整个国际公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南通社表示，南斯拉夫作为东道国，正在为使这个国际政治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而尽一切努力。
针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企图分裂不结盟运动的破坏活动，《战斗报》在评论中强调，贝尔格莱德会议“有一项最重要、最紧迫 的长期任务：
对加强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和活动能力作出贡献。”
南通社在评论中指出：
“加强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和活动能力，将是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南通社在评论中说，外长会议将讨论“加强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合作的问题，其中包括和平解决某些不结盟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
南通社在评论中阐述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方针。
这家通讯社指出，不结盟运动“始终不渝地为争取独立、自由、主权、平等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其他各种统治而斗争”。
《战斗报》在谈到“有人企图改变不结盟运动及其斗争的基本方针”时强调说：
“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对不结盟国家的基本方针作任何修改，也没有理由对维护和加强独立与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或霸权主义等基本原则作任何修改。
更没有理由使这些国家成为某个集团的附庸。”
《人民军报》在07月20日的评论中揭露说，有人企图“把不结盟片面地解释为仅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同时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和霸权主义”，也有人企图“把不结盟变成某种中立主义的俱乐部”。
这家报纸指出，因此，“对于外长会议来说，重申不结盟的性质和不许篡改不结盟的实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闻周报》和《战斗报》在最近发表的评论中还批驳了古巴《格拉玛报》和拉美通讯社所鼓吹的要不结盟国家同“他们的天然朋友——社会主义阵营”结盟的荒谬论调。

古巴雇佣军在非洲伤亡惨重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据西德《世界报》最近报道，“自从1975年以来，在安哥拉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名古巴人阵亡，至少有三千人受伤。”
报道说，到去年为止，被打死的古巴人的尸体一直是运回古巴的，办法是，先“用冷藏车把这些尸体从安哥拉内地运到海岸”，然后再把这些尸体装在“带有冷气设备”的船上运往古巴。
“在古巴，尸体被悄悄运到死者的家乡。
军事当局不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使葬礼在最小范围内举行”。
报道又说，“一年来，几乎不再有尸体被运回故乡了，据说这是从卫生方面考虑的。”
被打死的古巴人就葬在安哥拉的一些公墓里。
报道还说：
“在埃塞俄比亚，迄今为止至少有三百名古巴人阵亡，七百人受伤。”
据哈瓦那电台透露，在埃塞俄比亚的哈勒尔市郊有一座葬有“古巴国际主义战士”的公墓。

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在牢房里写成的生活教科书《怎么办？
》
——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新华社记者王微唐修哲
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右岸，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建筑物。
这就是一七○三年彼得大帝下令建造的彼得保罗要塞。
要塞建成后，沙皇政府便把它变成一座残酷黑暗的政治监狱。
在不同的年代里，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高尔基以及其他许多俄国革命者都在这里坐过牢。
1862年至1863年间，俄罗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被囚禁在这座要塞的阿列克塞碉楼第11号牢房内，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
》就是在这座牢房里写成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反对沙皇农奴制度的坚强战士和先进思想的启蒙者。
他的活动曾经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崇高评价。
列宁称赞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
他在文学活动中“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年07月24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市。
他在童年时代就浸沉于人民生活之中，亲眼看到农奴制度的黑暗和残酷。
这就激起他对这种腐朽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憎恶，对他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不久，在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便投身于革命运动。
他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地主迫害农奴的罪行，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对沙皇和地主阶级采取有组织的革命行动。
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端恐慌和仇视。
1862年07月07日，沙皇政府便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投入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
坚固的牢墙剥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身自由，但却锁不住他的革命思想。
身陷囹圄的伟大作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利用一切可能继续他的文学工作。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创作了被称为生活教科书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
《怎么办？
》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杰作之一。
它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这位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和美学观点。
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唯物主义，揭露反动势力，教育读者用革命行动改造黑暗现实，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
车尔尼雪夫斯基满怀激情地塑造了一群来自人民中间的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罗普霍夫、薇拉·巴夫洛芙娜、吉尔沙诺夫及革命家拉赫托夫的光辉形象。
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为了争取自由的斗争，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的勇敢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移的高贵品格同那些属于贵族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肮脏和虚伪的利己主义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怎么办？
》是一部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
它反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革命胜利的伟大信念。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通过暗示的形式，描绘了一幅未来新型社会的幸福图画，并且热情地号召人民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积极地促使这个美好社会的早日到来。
这样一部抨击黑暗现实、为未来人人平等的新社会高唱颂歌的作品，却是作家在沙皇专制下的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在同反动当局进行的艰苦斗争中诞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懂得，在遭受审查的杂志中，特别是当反动政府用全力来镇压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时候，刊登出一部广泛批评旧世界的作品，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在作品中，采用了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曲折的手法，痛斥了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和统治阶级的寄生性，把主人公为建立一个平等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理想，用描写男女爱情的情节伪装起来，巧妙地通过了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准许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
当小说的部分章节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吸引了许多先进人物的注意。
人们争相传阅，热烈讨论，从中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小说问世后，沙皇政府才发现他们上了当。
负责审查《现代人》的检查官被撤职，小说被禁止出版。
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出版的杂志在群众中到处传阅，它的手抄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
随后，《怎么办？
》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沙皇当局更加紧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迫害。
他被判处苦役七年，并且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1864年05月19日，在彼得堡的拉特宁广场上举行了侮辱性的褫夺公民权的仪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捆在“耻辱柱”上，胸前挂着写有“国事犯”字样的牌子，刽子手在他的头顶上把长剑折成两段。
随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直到1889年0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前不久，经过二十多年的监狱、苦役和放逐之后，他才得到许可回故乡萨拉托夫。
多年的监禁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
1889年10月29日，这位伟大的作家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
他直到最后一息仍然忠于他那战斗的革命的信仰。
沙皇政府千方百计企图侮辱和贬低这位伟大革命家，但这只能引起人们对他更深刻的同情和爱戴。
历史是无情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真正被捆在“耻辱柱”上的是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沙皇。

索马里等国报纸谴责苏古干涉非洲
非洲最迫切的问题是把苏古军队赶出去
新华社北京07月21日电一些非洲国家的报纸最近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苏联和古巴干涉非洲事务，强调非洲的事务必须由非洲人来解决。
索马里《10月之星报》07月20日发表评论说：
“今天，非洲正经历着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苏联这样的外部势力为其战略利益正在干涉非洲的事务。”
评论指出：
“如何把那些旨在统治和压迫非洲的外来军队和雇佣军立即赶出非洲去，非洲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评论指出：
“非洲问题能够由非洲人来解决，非洲应该由它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10月之星报》在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指出，古巴在非洲所起的作用和它为了苏联的战略需要而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的军事干涉，违背了不结盟运动和积极中立的根本原则和目标。
评论说，索马里要求把古巴开除出不结盟运动，这“不是针对古巴这个国家，而是针对它对非洲实行的政治路线，针对它对这个大陆的军事干涉”。
塞内加尔《太阳报》19日发表社论说，苏联和古巴勾结起来，明目张胆地干涉非洲事务，结果必然会使一些国家奋起自卫。
社论说，出席喀土穆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意识到非洲存在的危险。
肯尼亚《旗帜报》最近刊登一封读者来信，揭露苏联为了控制非洲把大批军火运到这个地区。
读者来信指出，苏联运去的这些装备超出了这些国家防务的需要，这些苏联武器是用来杀害非洲人的。

苏联在“妥协建议”背后玩弄新花招
中欧裁军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新华社维也纳07月19日电由十二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七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参加的维也纳中欧裁军谈判第15轮会谈，07月19日宣告结束。
同上几轮会谈一样，05月18日开始的这一轮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据路透社报道，西方参加谈判的代表认为，谈判之所以无法取得进展，是因为华沙条约组织不肯承认它在驻中欧的部队人数方面占优势。
中欧裁军谈判已经进行了五年。
迄今为止双方还未能就各自在中欧究竟有多少军队这一点取得一致看法。
华约方面强调双方目前在中欧的兵力基本相等，所以要“对等地”裁减兵力；
但北约方面指出，华约在中欧的兵力至少比北约多十五万人，所以要“非对等地”裁减兵力。
此外，北约要求对今后两个军事集团在中欧的地面部队规定一个“共同的最高限额”，而华约则坚持要按国家规定最高限额。
西方通讯社指出，华约这个主张，目的在于限制北约欧洲国家中军力最强的西德的部队人数。
在这轮谈判中，苏联在06月08日提出一个所谓“妥协建议”，同意把今后两个军事集团在中欧的地面部队人数冻结在各为七十万人的水平。
荷兰的谈判代表范斯太恩维克07月19日代表北约参加国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尽管苏联建议采纳了西方提出的为双方地面部队规定一个共同的最高限额的方案，但在实施办法中“仍然包含有按国家规定最高限额的因素”。
他还指出，尽管双方都同意把地面部队最高限额定为七十万人，但在华约国家目前驻中欧兵力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上，双方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他说，“要西方不顾东方这种人力上的巨大优势是不现实的”，“在消除这种差距之前，不可能在达成裁减和限制（兵力）的协议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据报道，西方将在下一轮谈判中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
第16轮谈判将在09月28日开始。
编后
苏联在中欧裁军谈判会上提出所谓“妥协建议”，表面上放弃了它顽固坚持的主张，似乎确有点象勃列日涅夫吹嘘的那样忠于裁军，“永远不会举起剑来对付别国人民”。
但是，“妥协建议”不妥协，骨子里还是要削弱对方，保持自己在中欧的军事优势。
请看，苏联忽然表示愿意“妥协”，同意华约和北约在中欧的地面部队冻结在各为七十万人的水平，真可谓公平之至！
可是，双方究竟应该裁多少，才达到共同的最高限额？
苏联在这里耍了花招，仍然不承认苏联在中欧的军队数量比西方占有巨大的优势，提出只愿意比西方多裁一点点。
按此如意算盘，裁减的结果，人家是七十万，苏联却埋下大量的伏兵。
如此“妥协”，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弯子，仍然回到原来苏联坚持“对等裁军”的主张上。
如此忠于裁军，不过是虚晃一枪，依然使自己居于压倒优势。
这种老戏新做的手法，又怎么能够骗得了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