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旗抓纲学大庆　坚持学、斗、干
冶金战线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
鞍钢弓长岭铁矿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年年迈大步，年年攀高峰，去年夺得了全国露天铁矿年台电铲效率、年台潜孔钻进尺、全员劳动生产率三项冠军，今年上半年矿岩总量又创造了一百八十六万吨的国际先进水平，夺得全国冠军。
最近冶金工业部作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的决定”。
07月02日至04日，冶金工业部在鞍钢弓长岭铁矿召开了“王君绍小分队庆功大会”。
来自全国冶金战线的一百七十多个单位的代表欢聚一堂，热烈祝贺王君绍小分队又创造出新成绩。
冶金工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的决定”指出，王君绍小分队从1972年建队以来，举旗抓纲学大庆，坚持学、斗、干，学出了一个钢班子，斗出了一个铁队伍，干出了一个高速度。
这个英雄集体有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的强烈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想高速度，干高速度，争高速度，为我国冶金矿山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
为了进一步掀起学大庆、赶鞍钢的热潮，加快冶金工业发展的速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冶金部决定，在整个冶金战线普遍深入开展学习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的活动。
冶金部的决定说，王君绍小分队是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
王君绍小分队的经验，对于推动冶金战线进一步开展学大庆、赶鞍钢的群众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君绍小分队的革命精神，是大庆精神在冶金战线的具体体现。
只要把冶金战线所有的基层都建设成王君绍小分队那样，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就有了主动权，就可以用四、五十年代的设备，打出七十年代的水平，掌握七十年代的新技术；
就可以立足现有基础，挖潜、革新、改造；
就可以出色地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决定还指出，冶金工业战线在新的长征中，需要有千百个“王君绍”。
各级领导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学习王君绍小分队的过程作为加速队伍建设的过程，打掉懦夫懒汉世界观，大破“外因论”，带领广大职工用思想上的新长征来推动生产建设上的新长征。
要使王君绍小分队的经验在整个冶金工业战线开花结果，各单位必须拿出自己的典型，使冶金战线出现一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新局面。
王君绍小分队党支部书记方有利在会上介绍了小分队的经验。
鞍钢党委书记兼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王君绍在会上介绍了抓纲治矿的经验。
攀枝花钢铁公司赵清志小分队、本钢歪头山铁矿赵国文小分队等五个单位的代表，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要虚心向王君绍小分队学习，并决心超过王君绍小分队。
会上，冶金工业部、中共辽宁省委、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分别向小分队授了锦旗。
冶金工业部还给王君绍小分队及每个队员发了奖品。

抓紧清查工作　防止留下祸害
台江县抓住帮派势力妄图反扑的事例进行整风
新华社贵阳07月19日电
中共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委，克服松劲情绪，抓紧清查工作，努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
台江县委在清查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曾经出现草率收兵的松劲情绪。
但是，县里那些参加“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活动的人，在暗中串联，开黑会，转移材料，妄图伺机反扑；
有的甚至公开跳出来向县委挑战，明目张胆地对抗清查工作。
县委同时查获了县里帮派人物同自治州里帮派势力相勾结，阴谋篡夺台江县委领导权的“组阁”名单。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县委深刻认识到：
不把清查工作搞深搞透，就会留下祸害，后患无穷。
县委抓住这些事例开门整风，认真总结前一段领导运动的经验教训，把县委中那个搞“组阁”名单的常委揭露出来。
接着，县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县级机关扩大会议，发动全县各族人民继续进击。
县委明确提出：
时间再紧，事情再多，工作再忙，清查工作决不能走过场，不能草率收兵。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把清查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为了切实加强对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领导，县委第1、二把手亲自抓清查工作，并且充实了工作班子。
县委还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搞好清查工作的七条标准，对前一段运动走了过场的单位一律实行“补课”。
与此同时，县委举办全县科局长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通过“三大讲”，帮助那些在“四人帮”横行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台江县委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和需要，适时召开群众大会，处理重点清查对象，根据其问题轻重和悔改表现，按照党的政策，该宽的宽，该严的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到06月下旬，这个县的清查对象，绝大多数已经查清问题予以解脱。
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土崩瓦解；
重点清查的十五个大事件已基本查清；
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正在深入展开。

揭批“四人帮”运动越深入，越要保持清醒头脑
营口发动群众大检查克服松劲情绪
市委领导同志带领检查团对全市清查工作进行大检查
新华社沈阳07月19日电
本社记者李永长报道：
中共辽宁省营口市委组织由市委领导同志带领的检查团，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对全市清查工作进行大检查，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辽宁省委认为，在当前组织这样的大检查很有必要，它有利于各级党委防止和克服自满松劲情绪，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也是力求除恶务尽、保证夺取全胜的一个有力措施。
为此，省委发出文件，在全省推广营口市的这个经验，普遍收到了好的效果。
营口市委明确提出，清查工作检查团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基层，进一步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特别是要彻底查一查有哪些单位至今还在捂盖子或者是运动走了过场，还有哪些漏查了的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把运动搞深搞透。
营口市委认为，运动越深入，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松警惕，忽视或者低估了存在的问题。
如果在政治上养痈遗患，清查不彻底，那么就会留下“地震”因素，将是十分危险的。
检查工作自始至终坚持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广大群众。
检查团一成立，市委就将检查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步骤等等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并且登报和广播，让全市人民都知道。
为了保证做好这项检查工作，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带领检查团，到那些运动进展迟缓、群众意见大的后进单位和重要的大单位，亲自动手检查。
他们每检查一个单位，都深入群众，召开座谈会，进行个别访问、个别交谈，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力求全面地直接掌握第一手情况。
凡是要求反映情况的群众，检查团都认真接待。
营口市港务局的一个工人，因值班未能参加群众座谈会，打电话要求反映情况，检查团开完座谈会后，虽然已经到了下午六点，但仍然派出两位同志到这个工人值班的地方，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完了他的意见。
广大群众高兴地说，通过检查团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市委的决心，更加增强了我们把运动搞好的信心。
由于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营口市委领导同志过去在上面听不到的话，这次听到了；
过去不了解的情况，这次在检查中发现了；
过去长期众说纷纭、弄不清楚的一些“老大难”问题，现在也都一个一个地水落石出了。
营口市外贸局过去就是一个“老大难”单位。
这个局的群众曾经多次上访上告，指出局里的运动有问题。
但是，市财贸办公室有的领导干部偏信了外贸局领导人的汇报，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揭与捂的斗争，而是什么“争权夺利”“闹个人纠纷”。
市委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无从判断是非。
这次，市委一位副书记亲自带领检查团，同市财贸办公室的领导人一起，到外贸局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终于查明问题的症结。
原来，这个局的第一把手，与“四人帮”在本省、本市的资产阶级帮派人物都有牵连，同时还兼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运动中为了保自己，一直捂盖子。
情况明了后，市委马上向外贸局派进了工作组，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查清了这个人的问题，揭开了这个局阶级斗争盖子。
市财贸办公室领导同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类似外贸局这样的单位。
营口市在这次清查工作大检查中发现了不少。
原来，市委掌握全市清查工作的后进面只占百分之十三左右。
但是，通过这次检查，仅市直属机关七十二个单位中，就有十二个后进单位，占百分之十六点六。
至于县局以下单位，后进面所占的比例还要大些。
有些单位本来运动没有搞好，群众说是“帮没散，线没断，根子没烂，面貌没变”，但过去一直“猫”在第2类单位（即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之中，有的竟然成了第1类单位（即运动中的先进单位）。
这次经过检查，这些单位才一个一个地弄清真实情况，再也不能在第1、二类单位中充数了。
通过大检查，营口市委对全局做到了心中有数，指导运动更加具体、有力。
市委看到，现在运动真正搞得比较深透的单位是少数，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这里面有的是领导思想麻痹，劲头不足，运动搞得一般化；
有的是运动直到近期才初步打开局面，“清查”和“双打”的任务都很繁重；
还有的是运动前期搞得比较好，后来由于领导干部自满松懈，使运动冷了下来，许多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
过去，市委注意了“抓两头”，笼统地认为这些中间状态的单位问题不大，经过这次深入了解，才引起重视，并且区别情况，采取措施，加强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对有的单位，适当地调整和充实了领导班子；
对多数单位，则是严肃指出他们的差距，击一猛掌，促其迎头赶上。
营口市水利局第一把手，在“四人帮”横行时受过迫害，运动初期他劲头很足，领导群众揭露出了两个局领导成员的严重问题。
但是，后来他认为“差不多”了，怕“搞过了头”，心慈手软起来，甚至在群众要求深揭深查的情况下，他公开为这两个人的问题性质定了一个“低调”。
群众说他是“给帮派鼓了气，给群众泄了气”，使运动出现了“夹生饭”。
市委一位副书记带领检查团来到这里以后，亲自找他谈话，进行批评帮助，使他提高了认识。
他主动在全局群众大会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重新取得了群众信任，决心领导群众搞好清查工作，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大检查的基础上，营口市委召开了有县局以上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市委扩大会议，介绍检查工作的情况，针对当前运动中比较普遍存在的自满松劲情绪，摆出了大量事实，引导大家对运动形势进行分析。
大家清醒地看到，运动的实际状况距离全胜还有很大差距，表示决心克服自满松劲情绪，继续抓紧揭批“四人帮”斗争这个纲，再接再厉打好进攻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河南战胜大旱小麦丰收
新华社郑州07月19日电
河南省在大旱之年夺得小麦好收成，总产量比去年增产一成。
河南去冬雨雪稀少、气温高，春季久旱不雨，河道流量大减，坑塘干枯，库水不足，井水下降。
为了战胜少见的旱灾，河南省委从小麦出土到黄熟，先后召开四次紧急抗旱保麦电话会议，动员机关干部和男女社员夜以继日地投入抗旱保麦战斗，灌溉受旱麦田。
省委第2书记胡立教和六名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分别到各地调查研究，加强对抗旱保麦的领导。
地、县和公社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抗旱第1线。
新乡地区各级党委书记同广大群众一起战斗，给小麦浇水，天旱地不旱，大旱之年获高产。

真诚的愿望
新华社评论
07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建议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这一倡议，再一次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希望通过谈判同越南方面全面解决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真诚愿望，是维护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一项重要步骤。
中国政府一向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在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一些分歧和争端。
对于这些分歧和争端，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求得解决。
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先后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缔结了边界条约和协定。
在华侨问题上，1955年我们同印度尼西亚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0年又签订了关于这一条约的实施办法。
最近几年，在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建交谈判中，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双边交往中，中国都根据自己在华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经过平等的协商，同有关国家就华侨问题达成谅解和协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同甘共苦，相互支持，结成了传统的、亲密的友谊。
遗憾的是，不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最近一些年，特别是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前后，中越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争端。
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安和忧虑。
为了维护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197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主动倡议，希望与越南方面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1977年11月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再次向越南领导人建议，通过双方协商，共同努力，解决中越之间的争端，以维护中越之间的友谊。
但是，中国的善意和努力，并没有得到越南当局的响应。
他们或者故意回避，或者置之不理。
在华侨问题上，近年来越南政府背弃中越两党从1955年起就华侨问题商定的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歧视、排斥、迫害和大规模驱赶华侨。
这是最近一个时期中越争端中突出的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同样本着自己一贯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内部协商，谋求及时解决，并且为此作了许多努力。
1977年06月，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同越南政府领导人会谈时，曾商谈过这个问题。
真诚的愿望同年10月，我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外事部门向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通报了越南方面1977年01月至09月份从高谅省向中国境内驱赶边民的情况，希望立即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
1978年02月和03月份，中国外交部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我云南省革委会外事部门向越南驻昆明总领事馆，分别就越南当局大批驱赶华侨和早就迁居越南的边民进行交涉，恳切要求越方以中越友谊为重，停止这种不友好的做法。
到今年04月，由于越南当局变本加厉地驱赶华侨和边民，中国外交部再一次同越南驻华大使馆进行交涉，就这一事件向越南政府提出善意的劝告。
令我们十分失望，越南当局对中国提出的交涉和建议，能拖则拖，实在拖不下去，就强词夺理，进行狡辩。
中国方面的真诚努力，不仅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应有响应，相反，他们的反华排华运动步步升级，歧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行径愈演愈烈，以致成千成万的难侨被驱赶回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通知越南方面中国将派船去接运那些受到迫害、难以为生的难侨回国，同时一再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歧视、迫害和驱赶华侨。
但是越南当局一方面设置种种障碍，阻挠我派船接侨工作，另一方面却继续迫害和大规模驱赶华侨从陆路回国。
最近，他们还破坏中越关于边境管理的协议，胁迫华侨和边民成批涌过边界各口岸。
到目前为止，被赶回国的华侨已近十六万人。
越南当局这种做法，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为了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中国政府现在建议两国举行副部长级的谈判，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同越南友好协商，解决两国之间关于华侨问题的分歧。
中国关于华侨问题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一向赞成和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的国籍，但反对强迫改变国籍的做法。
凡是自愿加入或者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的，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
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我们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我国政府有责任加以保护，也希望得到有关国家的保障。
中国方面正是本着这一立场从1955年开始同越南方面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协议的。
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真正按照这项协议的基本原则办事，都有维护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并把这种愿望付诸行动，中越双方关于华侨问题的分歧，是可以得到全面的、合理的解决的。
中越两国团结友好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分裂对立对我们两国人民不利。
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经历了反帝、反殖战争的困苦岁月的考验。
我们应该遵照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遗志，一如既往地努力维护我们的传统友谊，而不要受任何干扰和破坏。
这是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愿望。
今天，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极力破坏中越两国关系。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信，他们的阴谋即便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深厚的友谊的种子已经深深埋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心里。
任何破坏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阴谋，在两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在世界人民中也是通不过的。

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　全面解决华侨问题
我政府建议举行中越副外长级谈判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07月19日照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建议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照会全文如下：
河内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申述如下：
1977年06月以来，中国方面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越南方面提出交涉，恳切地呼吁越南方面以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为重，停止一切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行动。
但是，越南方面始终置若罔闻，致使事态发展日趋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1978年05月2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使馆，提出中国政府派船去越南接运受难华侨回国。
然而，由于越南方面蓄意设置障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就接运难侨问题同越南外交部有关方面的商谈已进行了十七次，迄今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我国派往海防港和胡志明港的两艘接运难侨的船只，一直被迫滞留越南港外海面上，接侨工作迟迟不能进行。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仍然继续对华侨实行迫害和大批驱赶的做法，使被赶回中国的难侨数字已增加到近十六万人。
仅07月12日以后的几天内，被越南方面驱赶到中国广西友谊关和东兴关口的难侨就达二千多人。
本着维护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真诚愿望，中国政府郑重建议：
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谈判，谈判代表为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时间可在1978年08月上旬开始，地点可在河内或北京举行。
两国副外长级的谈判一经开始，中国大使馆同越南有关方面关于接运难侨问题的会谈即可暂时休会。
中国方面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越南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此项建议做出有利的响应。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78年07月
19日于北京

领导要善于树红旗抓典型
本报评论员
冶金战线在抓纲治国，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的长征道上，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坚持树红旗，立标兵，对王君绍小分队这个典型抓住不放。
最近冶金部作出决定，在整个冶金战线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的经验。
这种认真抓典型的领导方法，使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效果很好。
经验证明：
抓好典型是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有效措施，可以改变那种照抄照转、生搬硬套、一般化的领导方法。
冶金战线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经验的情况，为我们更好地树红旗抓典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1，要抓得准。
要抓政治挂帅落实到业务上的典型。
这样的典型，群众信服，叫得响，推得开，影响大，效果好。
王君绍小分队就是这样的典型。
他们对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高度的责任心，对落实十年规划的年产六千万吨钢有强烈的紧迫感，用跑百米的速度参加新的万里长征，用五十年代的装备打出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五年功夫完成了十年多的工作量。
他们对社会主义做出这样大的贡献，窍门在哪里？
王君绍的答复是：
“干！”
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干与不干，干的有无实效，实效大小，是判断一个典型抓得准与不准的重要标尺。
“四人帮”对王君绍小分队的社会主义实干精神恨之入骨，污蔑他们是“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
我们必须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培养扎扎实实大干的王君绍小分队式的典型。
第2，要树得牢。
在抓得准的基础上，对待典型切不可搞形而上学。
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斗争中不断完美的，对典型不能强求十全十美。
对树立起来的典型，一旦发现有所不足，就要帮助它，提高它，不能猴子掰棒子，抓一个，丢一个。
也不能把典型说成十全十美，对其不足之处，不许别人议论，不许别人说话。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典型也要一分为二。
领导和典型本身都要胸中有数，都要实事求是。
领导者要满腔热情地对待典型，要下功夫做好培养、提高的工作，帮助其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前进；
典型本身要在成绩面前找差距，从群众中汲取力量，不断革命，攀登新的高峰。
这样的典型才树得牢。
那有典型怕群众议论的？
真典型不怕群众议论，群众一说就垮的典型，不是真正的典型。
当然，坏人对典型进行恶意攻击也是有的。
那也没有什么可怕。
真金不怕火炼，真正过得硬的典型，会在斗争风浪中不断完善、加速成长。
“四人帮”恶意攻击过王君绍小分队。
在暴风骤雨袭击中，王君绍小分队坚决斗争，不仅没有垮台，反而更加根深蒂固，更加郁郁葱葱了。
第3，要推得广。
抓住典型不推广，等于一朵鲜花孤芳自赏，只有推而广之，才有万紫千红的春天。
抓住典型固然不易，推广典型也常常会遇到困难。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要扎扎实实进行组织工作。
王君绍小分队经验推广得较好，冶金战线正是这样做的。
有普遍深入的宣传工作，有大量的组织工作，有细致的思想工作，还要有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
推广典型经验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
“四人帮”拚命反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现在，“四人帮”不许搞竞赛的棍子被打断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把革命竞赛组织起来，让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
今年以来，冶金战线已经有了一百多个王君绍式小分队，其中有一批赶上和超过了去年王君绍小分队达到的水平，有力地改变了冶金矿山的面貌。
王君绍小分队也越战越勇，又攀上了新高峰。
这不正是竞赛的丰硕成果吗？
各行各业都应该竞赛起来，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和推广王君绍小分队的经验，都应该有自己的王君绍小分队式的典型。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群众干劲越大，领导越要关心群众，要善于引导群众苦干加巧干，防止单纯拚体力，单纯拚体力是不会持久的。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
王君绍小分队这面鲜艳夺目的红旗，牢固地矗立在鞍钢，不是偶然的，是鞍钢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的必然成果。
其实，王君绍小分队式的典型绝不只鞍钢有，在许多地方都能够找得着。
但是，你那里为什么就抓不出这样的典型，甚至涌现出来也树不起来，或推而不广呢？
要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到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去找原因。
你那里揭批“四人帮”斗争到底怎么样？
捂着不行，拖着不行，敷衍了事也不行，必须深揭狠批。
只有大破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反动的思想体系，扫除了前进的障碍，才有可能下大力量狠抓典型。
深揭狠批“四人帮”，为抓好典型扫清道路。
只有大破大立，才能抓好典型。
这就是冶金战线抓王君绍小分队这个典型的主要经验。

不要被假左真右的黑货捆住手脚
——从上海六建公司回收水泥袋奖励制度迟迟不恢复谈起
最近，在上海市工业部门召开的一次会上，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李学存讲了一个回收水泥纸袋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人深省。
它说明粉碎“四人帮”后，有些领导干部仍然被“四人帮”的那套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货色捆着手脚。
说起这个故事，得追溯到去年09月。
一天，上海市建设银行的专管员到建筑六公司检查财务成本，看到施工现场遍地是水泥纸袋，无人管理，有的人随便拿来包东西，有的人还拿回家去糊墙壁。
有一个工地，水泥袋堆了两吨多重，既影响交通，又妨碍卫生。
这些水泥纸袋每只价值三角五分，如果回收利用，每个纸袋可重复使用三到四回。
文化大革命前，建工部门实行过一项奖励制度，规定回收一个水泥袋，奖给工人一分钱，因此水泥袋的回收利用率很高，每年能为国家节约好几万元的开支。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项奖励制度被污蔑为“物质刺激”而被取消了，结果水泥袋回收不上来，造成很大浪费。
针对这种现象，建设银行的专管员建议公司党委恢复这项奖励制度，减少水泥袋的损耗。
党委书记李学存明白，恢复回收水泥袋的奖励制度确实是节约水泥袋的好办法。
可是，当他想到“四人帮”一伙乱扣“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帽子，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的情形，心里就凉了半截。
他想：
不要现在“赶浪头”，将来“吃苦头”，还是看看再说吧！
经过建设银行的同志一再建议，李学存才找来主管生产的干部，请他起草一个文件，到一个工程队去试试看。
被找来的这位主管生产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建筑六公司的副经理。
为了这一分钱的奖励制度，前些年他没有少挨过批，至今心有余悸。
他顾虑重重，不愿出头露面。
又找来管财务的负责人，请他写一个回收水泥纸袋的宣传讲话，拿到六○一工程队去，供这个队的党支部“参考”。
六○一工程队根据这个讲话精神，开始试行回收水泥袋的奖励制度，水泥纸袋的回收率一下子达到百分之七十多。
李学存很兴奋，想在公司全面推广，但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妥，还是等上级发了正式文件，有了具体部署后再说吧。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等待观望中流逝了，而回收水泥袋的奖励制度一直只在一个工程队里试行。
直到国务院有关部门下达了一个文件，规定“原来实行的回收金属支架、坑木、水泥纸袋等给予一定补贴的办法，应当继续实行”，公司党委才正式发出“关于恢复回收水泥袋奖励制度的通知”，那时已经是今年02月中旬了。
李学存回顾这段经历，十分感慨地说：
“四人帮”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不彻底砸烂，我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
建筑六公司的领导干部通过总结回收水泥纸袋奖励问题的经验教训，分清了路线是非，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面目。
他们变“一慢、二看、三通过”为“一快、二赶、争上游”，全公司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不许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物资
佳木斯电表厂领导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行为受到惩处
本报讯
佳木斯电表厂虚报冒领国家统一分配物资，以“协作”为名，大搞以物易物和加价转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势力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厂向国家申请物资时，有意加大数额，以套取国家分配的原料材料和配套产品。
1974年到1976年，这个厂计划需要一百零八吨钢材，却向国家申请二百九十五吨半，实际调进一百四十八点三吨。
这个厂三年来比实际需要多申请机电产品六倍，多申请铝材三倍，多申请铜材一倍。
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个厂近几年来生产计划一直完成得不好，实际耗用原料材料和配套件，比计划用量还少得多，因此多余出来的物资就更多了。
钢材实用量只占进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铜材为百分之二点七、电机为百分之二十八。
这个厂多余出来的物资，在工厂领导干部的主持下，一部分用来换取红砖、木材、胶合板、水泥等生产资料；
一部分用来换取猪头、羊肉、白菜、水果、酒以及市场上的一些短缺商品。
他们这样做，破坏了国家计划，使资本主义势力有机可乘。
桦南县孟家岗木器厂一个采购员利用同这个厂的这种“业务”关系，大搞贪污盗窃，加上同其他单位搞倒卖物资等非法活动，共获暴利一万零六百元。
广大群众对电表厂这种情况十分不满，曾写信向本报反映情况。
最近经中共黑龙江省委和中共佳木斯市委查明事实，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撤销了这个厂党支部书记王善鹏党内外一切职务；
撤销了厂负责人王国恩行政职务；
给予党支部副书记邹志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责令这个厂的上级主管局有关领导干部作出深刻检查，并准备通报佳木斯全市，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惕。

保管员刘景云十三年回收粮食十一万多斤
据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吉安县神岗山粮油储运站，有个六十多岁的包装器材保管员，叫刘景云，被人们誉为“爱粮节约迷”。
刘景云管理包装器材十三年来，不怕麻烦，点滴节约，从一千一百多万条麻袋中为国家回收稻谷九万多斤，从二百八十五万只面粉口袋中回收面粉二万斤。
他还自己动手打捆麻袋、面粉袋，搬运翻晒包装器材，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开支。
神岗山粮油储运站是吉安县粮油中转、加工、储运的中心，包装器材进出频繁，每天最多达六千件，最少也有二千件，工作艰苦繁琐。
刘景云自1965年调到这里工作后，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他上班的第1天，发现器材仓库里的麻袋上沾有一些稻谷，多的百十来粒，少的三、五粒。
他想：
“滴水成河，粒米成箩。
每粒稻谷都是农民用血汗换来的，决不能浪费！”
从此，他起早摸黑，抓紧点滴时间，把每天收进来的或库存的包装物上的稻粒清理干净。

大庆油田“一心为公的好司机”高连和。
新华社记者摄

编者按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我们的物资管理工作，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弄虚作假者有之，互相利用、损公肥私者有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屡见不鲜。
佳木斯电表厂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要拨乱反正，就要赏罚严明。
无锡市压缩机厂实事求是地向国家申请原材料，应该表扬和鼓励。
佳木斯电表厂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物资，应该严肃处理。
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维护党纪国法，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实事求是地向国家申请原材料
无锡市压缩机厂认真管好物资受到上级表扬
本报讯
无锡市压缩机厂学习和发扬大庆人“三老四严”的革命精神，纠正物资管理中的不正之风，多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地制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实事求是地向国家申请原材料，发动群众清仓挖潜，搞好物资管理工作。
这个厂生产多种型号的压缩机，原材料主要是钢材，还有多种贵重金属。
过去，这个厂采用“库存打埋伏，定额戴高帽”等不正当的手段，冒领国家物资，造成大量积压浪费。
1971年，这个厂申请钢材三千八百吨，敞开肚子吃，只消耗二千二百九十多吨。
到1972年底，全厂钢材库存一千八百多吨，储备周期长达八个多月，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规定。
五金和机电配套产品也积压得比较多。
上级批评了这个厂积压物资的严重状况。
群众也批评说：
“抓资源瞪大眼睛，抓管理稀里糊涂，哪象管社会主义家业的样子！”
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使这个厂的领导认识到：
如果大家抢物资，不管什么手段都用，抢满了小库，抢空了大库，社会主义企业就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从1971年起，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全厂十九个主要产品、八千多个零件的原材料消耗，逐个测定，实事求是地定出了新定额。
十七种主要民用产品的定额平均下降百分之三十二，四种重点产品的定额平均下降百分之四十三点五。
1973年，这个厂向上级打了三次报告。
第1次，申请1973年物资供应计划时，各项民用产品的消耗一律按新定额上报，比老定额少要五百八十多吨钢材。
第2次，1973年上半年，国家按老定额给这个厂拨下了四百吨重点产品专用钢材。
照理，拨多少用多少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只按新定额要了二百多吨，并将库存的一百五十吨钢材上交给国家，共退回钢材三百三十三吨。
重点产品的生产任务仍按计划完成。
第3次，厂内搞技术革新，节约钢材八十多吨，年终他们全部上交给国家。
由于他们端正了物资管理工作的方向，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从1974年起，国家分配的物资一年少于一年。
按新定额向上申请，也经常得不到满足，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这时，有的同志责怪厂领导不该削减定额，自讨苦吃。
在这种情况下，是坚持新定额，还是恢复老定额？
党委坚决不走回头路，带领职工学习大庆人的革命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持新定额，实事求是地向国家申请原材料。
物资供应不足，这个厂就依靠群众想办法。
1974年，他们成立了清仓挖潜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在过去整顿仓库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充分利用积压物资。
清出的物资，有的直接用于生产；
有的加工改制后用于生产；
有的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和兄弟单位互通有无。
从1974年到1976年底，单钢材就清出四百三十九吨。
这三年中，国家少分配这个厂九百六十八吨钢材，他们从清仓库中补偿了百分之四十五。
通过每年的调剂会议，上级帮助他们调进了二百多吨钢材，缺口大部分填平了。
这几年，这个厂按新定额向上申请物资，有困难也如实向上反映，上级领导部门总是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无锡市机械局还从实际出发，不向这个厂下达利用库存指标。
这个厂实事求是地向国家要物资，领导就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保证生产需要。
这也是他们能够渡过困难，顶住干扰的重要条件。
几年来，这个厂生产年年上升，库存年年下降，周转年年加快，1977年被评为江苏省大庆式企业。

汉中地区桐油产量为何下降？
去年，陕西省汉中地区粮食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
对国家的贡献，可分配的粮食和总收入等七项指标都有所增长，生产费用相应下降。
大家高兴地说，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汉中已经初见成效了。
但是，这个地区粮食产量尚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些传统的土特产品，比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差得还远。
以桐油为例，1973年收购三百万斤，去年收购不到二百万斤，相差三分之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是“四人帮”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面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严重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生产队要发展油桐等多种经营，被扣上“金钱挂帅”，“只要钱不要线”的帽子；
社员种桐树、交桐子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倾向。
使得一些地方桐林无人管理和垦复，单株产量下降。
集体不及时组织力量采摘桐子或者摘而不净，又不准群众拣拾，认为个人拣拾桐子是“挖集体经济的墙脚”，还不准收购站收购私人交来的桐子。
据地区农办的同志估计，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桐子收不回来，在山上烂掉。
到1976年，全区桐子产量竟下降到六百四十万斤。
人们气愤地说：
“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不让集体经济发展，也不让社员生活富裕。
生产队和社员收入多了，他们的帽子就扣来了，这真是同农民为敌呵！
地区农办的同志说，由于我们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致使毁林开荒、砍树种粮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有的县、社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把路边、渠边的桐树砍掉，原来桐粮间作的地被改为单种粮食。
西乡县树林坪大队从1970年以来共弃荒桐林一百余亩，每亩五六十株，桐子产量由一万六千斤下降到五千多斤。
搞单一经营的结果，不仅粮食没上去，多种经营被挤掉，还使水土流失、气候反常。
在收购桐油和运输保管等方面也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
粮食部门收购桐油的网点少，有的队距粮点有几百里路，社员交售桐子很不方便。
基层粮点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如缺乏仓库、容器等，这些问题长期不得解决，也是他们不积极经营桐油的一个原因。
桐子加工机械化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地处大巴山主峰的镇巴县干部和群众提出：
我们希望各方面多多关怀山区人民，帮助我们实现机械化，改变现在的交售桐油靠人背，剥桐子靠人敲，加工桐油靠土榨的局面。
据有关部门反映，如果各加工厂都达到出油率较高的汉中油厂的水平，一年就可多出油二十三万多斤。
汉中地委对于发展桐油等多种经营已经引起了重视，提出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对于怎样才能把桐油及其他多种经营尽快搞上去的问题，地、县领导和基层的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好意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端正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
汉中地区气候兼有南方北方的特点，只要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因地制宜，宜农营农，宜林营林，从全地区来看，就可以作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丰收。
例如宁强县胡家坝公社经营了六千多亩桐树，1976年产桐子二十四万斤以上，仅饼肥一项，每亩地平均可施一百斤，这就保证了粮食产量的稳步上升，油菜、小麦的产量达到了全县最高水平。
这个事例说明，只要安排合理，发展多种经营同发展粮食生产就会互相促进，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其次，要全面规划。
在粮食作物和多种经营之间要有规划，在各种经济作物之间也要有规划。
地区要有规划，各县、社、队也要有规划。
在制定规划时，要十分注意经济作物基地的建设。
只有建立基地，才能集中使用资金和技术力量，才便于管理和开展科学研究，增产更多的农产品，给国家作出贡献。
1975年以来，汉中地委抓了经济作物基地县的建设，根据各县的自然条件，确定了发展经济林木、药材和其他山货的重点项目，如宁强、勉县的桐油、天麻，西乡、南郑的茶园，城固的油橄榄，镇巴的生漆等，现在已经开始收到成效。
天麻去年已收购二万五千斤，成了全国人工培植天麻的先进地区。
第3，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归社员所有的政策，坚决反对一平二调。
社队所有的桐子和其他果实如柏子仁、橡子等等，在集体采摘复收以后，要允许社员个人利用工余时间拣拾，并予收购。
地委的同志还要求上级有关部门对桐油等土特产品的价格和奖售标准作适当调整，对各种作物的比价和奖售要合理安排，通盘考虑。
千条万条，揭批“四人帮”是第1条。
大家一致认为，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破坏山林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罪行，分清路线是非和政策界限，肃清流毒，扫除各种思想障碍，促进生产全面发展。
　孙启佑

浙江省总工会恢复工人疗养院
据新华社杭州电
座落在美丽的西湖之畔的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中断十二年之后，于今年“五一”节前夕，接待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百二十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进院休养。
浙江省总工会在西湖之滨设立的工人疗养院，过去每年接待许多工人免费来这里疗养和休息。
可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攻击工人疗养制度是“福利主义”，“越养越修”；
诬蔑进院疗养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是“既得利益者”、“精神贵族”。
他们一伙一方面砍掉了工人疗养院，剥夺了广大工人休息和疗养的权利；
另一方面却霸占这所工人疗养院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1974年到1975年夏天，臭名昭著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就在这里大肆挥霍人民财产，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
现在，工人疗养院重新回到了工人阶级手里。
参加第1期休养的职工来到疗养院，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他们抚今忆昔，百感交集，纷纷表示：
休养后回到劳动岗位，一定要更加奋发努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黑龙江一批先进人物荣获“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称号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革委会最近授予在生产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批先进人物以“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的共三十五人，其中有大庆油田的老标兵马德仁、薛国邦、周占鳌、吴全清、薛桂芳，还有著名的老劳模马恒昌、苏广铭等。
这次被授予“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称号的先进人物，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工作中发挥了带头、骨干、桥梁作用。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却被扣上“假劳模”、“黑典型”等大帽子，横遭诬陷迫害，有的甚至被赶出工厂，参加劳动和搞技术革新的权利被剥夺。
在那非常困难的日子里，他们同“四人帮”斗，仍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在这批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当中，还有一些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长期被埋没的无名英雄。
只有在打倒“四人帮”，党的政策得到落实以后，他们的革新创造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才得到了充分肯定。
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的肇东县邮电局线路工人李海山，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创造了先进操作方法，改革了不少工具，成为一名出色的技术能手。
前几年，他看到“四人帮”不让学技术，使一些通讯线路质量明显下降，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便决心拿起笔来写书，让更多的工人掌握技术知识。
1975年以来，他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和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写出近三十万字的技术书籍。
他还和别人合写了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农村电话机线设备》，为北京邮电学院提供了函授教材。

在人民中生根
——记作家柳青
听到柳青同志猝然辞世的噩耗，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千百万读者期待他写完《创业史》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
是谁夺去了这位作家的生命？
是谁造成了我国革命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
是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中国革命文化的死敌！
柳青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作家。
1960年，他的《创业史》第1部出版，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成熟。
文艺评论家们把《创业史》列入现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实践证明，这些赞誉并不过分。
但是，柳青留给中国文学界的遗产，并不只是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那无产阶级作家的可贵的革命品格。
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几十年如01日，深入生活，刻苦写作。
他那朴实、严肃、深沉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柳青就爱上了文学。
但是，他真正走上革命文学道路，却是他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
1943年春天，柳青在《讲话》指引下，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乡文书。
那时的乡政权机构只有三个工作人员：
乡长、指导员、文书。
乡文书的工作是繁重的，生活也是艰苦的。
天天吃的高粱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
由于工作劳累，生活困苦，他大病了一场。
在老家种地的哥哥来看望他，要接他回家休养；
县委书记说，他可以回县上工作。
但他拒绝了哥哥和书记的劝告，坚持当了三年乡文书。
他的第1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根据这段斗争生活写成的。
米脂的三年，是柳青革命文学道路的真正起点。
正是从这时开始，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
他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说道：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
因此，到生活中去，这是柳青发自内心的一贯要求。
全国解放以后，柳青写完了《铜墙铁壁》，就告别北京回到他多年生活的陕西，在长安县安家落户。
为了熟悉全县的历史和现状，他担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
半年以后，他作为县委委员，下到王曲区皇甫村。
皇甫村有个中宫寺，柳青做了全家的住所。
从1952年到1966年，他在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
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
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
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
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
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
读过《创业史》的读者当还记得，主人公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们进山割竹子的那两章，写得那样动人心弦，富于生活气息，这是因为柳青也曾亲自拄根棍子，带上干粮进过终南山。
这两章中，进山的人们每晚摆开象棋大战三盘的战况，写得是那样硝烟弥漫，风趣盎然，要知道，柳青也曾和那些庄稼人对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柳青完全农民化了。
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
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
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
在这种生活中，柳青同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
他能叫出皇甫村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
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
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
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
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
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
长期在农村生活，城市生活的现代物质享受，他自觉地放弃了。
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他从容微笑；
在不负责任的议论面前，他决不动摇。
他认定，自己长期落户农村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一个作家深入了生活，是不是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呢？
柳青认为：
不，远不是这样。
作家还要在学习社会的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虚假地认真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他说过：
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他决不是个袖手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
柳青到长安落户时，正是伟大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的年代。
几千年分散的小农经济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了。
社会主义就要占领这个广阔的阵地了。
柳青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他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1个互助组——王家斌互助组的巩固工作，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1个初级社——胜利社的建社工作，亲自参加了长安县合作化运动充满着斗争和曲折的整个战斗历程。
当时的胜利社社长王家斌至今还记得，建社初期，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教育工作。
1953年冬的那个大雪天，柳青踩着一尺多深积雪赶到王家斌他们那里时，简直就是个雪人了。
当时的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至今还记得，胜利社成立初期，一个社员看着那年麦子长得好，要退社单干，柳青听说后，不顾正犯哮喘病，让他背过正涨大水的滈河，整整开了一夜社员大会，说得那个社员难过得流眼泪。
皇甫村的庄稼人至今还记得柳青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会场情景：
人们早早都来了，后来的人直往前面挤，柳青讲得那样生动，那样叫人爱听，人们中途上茅房，都要来回小跑着，生怕少听了几句……
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始终和皇甫村群众共命运。
当“共产风”、“浮夸风”袭来的时候，他和皇甫村的干部一起，同这种歪风作了坚决的斗争。
在社教运动中，他勇敢地抵制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保护了长安县和皇甫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即使有人诬蔑他是什么“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他也毫不在乎。
柳青很关心集体的生产。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集中群众智慧，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上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了劳力、畜力，这个经验在全县都推广了。
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帮助社员饲养好耕畜，巩固集体经济，柳青和干部、社员们集体讨论，执笔写了一个《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
这个《三字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有人觉得，象《三字经》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创业史》伟大，作家柳青实在不应该让这些东西耽误了他创作大型作品《创业史》的时间。
但是，柳青说：
“外面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我能坐在房子里安心写作吗？”
接近柳青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讲话、谈天中，总是避免谈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自己——不让拍他的电影，不让写他的新闻报道。
他不求名，也不求利。
1960年，当他的《创业史》第1部出版的时候，一万六千余元的稿酬，柳青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皇甫村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
他说：
“我也是个公社的社员，只是社员参加的是体力劳动，我参加的是文字劳动。
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
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
三从扎根陕北，四十年代写出《种谷记》、五十年代写出《铜墙铁壁》，到落户皇甫，六十年代出版《创业史》，这几十年的岁月证明：
柳青不愧是聚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一大批优秀作家中的一个。
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令人愤慨地遭到林彪、“四人帮”极端残酷的迫害。
就在“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后不久的1966年夏天，柳青被打成“黑作家”，《创业史》被诽谤为“大毒草”。
他被从皇甫村揪到西安批斗，长时间关在“牛棚”里。
但是，尊重事实的人们，抗议这种迫害，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所在党支部的书记，想从他那里挤出材料，证明“柳青是凌驾于党之上，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
这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严词正色说：
“他按时交党费，和我们一样在支部过生活，咋特殊？”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的邻居，想诱使他们证明：
柳青在皇甫村盖的是“地主庄园”，“过着腐朽生活”，得到的回答却是：
“那个破庙在着哩！
你们有眼？，
看这是‘地主庄园’吗？
笑话！”
“什么腐朽生活？！
柳青和我们庄稼人什么都一样，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作家！”
别有用心的人搜罗到一些“材料”，找到公社，要给盖上公章。
一看这些“材料”，人们火了。
一个公社干部指着那伙人的鼻子说：
“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来！”
但是，诽谤并未中止，相反却愈演愈烈。
1969年，在“四人帮”一个亲信的指使下，竟然进一步把柳青打成“现行反革命”、“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对柳青的迫害是更加残酷了。
他的爱人马葳——他创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上的细心照护人，也被他们迫害致死！
在这一切面前，柳青并没有低下他那服从真理的倔强头颅。
这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确认：
实事求是才是党员的革命品质，坚持真理才是党员的革命风格。
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对那些捏造和诽谤，则寸步不让，拒不承认。
就是在被拉到批斗会上，硬要他屈辱地“自报家门”：
“我是黑作家柳青”的时候，他从来毫不畏缩地说：
“我是正在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
要他说：
“《创业史》是毒草”，他实事求是地承认：
“这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
一些人认为，柳青这样硬顶，是“太不识时务了”。
好心的朋友也劝他：
“别那么倔了。
承认一下自己是‘黑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柳青怒睁圆眼，批评这位多年的老朋友：
“那怎么行？！
我是个共产党员？！
是个中国人？！
要有坚持原则的骨气，不能做软骨头。”
也有一些好心的人，看到柳青当时极端困难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
给那些“管文化”的“中央首长”写个信吧！
但是，对这些劝告，柳青一概严词拒绝了。
这个矮小身材的作家，他那瘦弱的身体里，积蓄了多么惊人的坚持真理的力量啊！
政治的迫害，精神的打击，肉体的折磨，使柳青的身体完全垮了。
他原来就有的哮喘病，急骤恶化为严重的肺心病。
他生命危在旦夕。
在他病情险恶的时候，他向前来看望的长安县干部嘱咐着后事：
“我死了以后，请你们以朋友的名义……把我的尸体拉回去……埋在皇甫村的原野上……”
但是，柳青不能死！
人民需要他，党需要他。
哺育着这位作家的人民群众，保护了柳青；
培养了这位作家的党，关怀着柳青。
在长安县的干部和群众，在所有热爱这位作家的人们多方努力下，柳青住进了一个休养所。
1973年，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一封反映柳青病情严重的信，送到了周总理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
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柳青，当天就作了重要批示，柳青被送进了北京的首都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柳青病情稍有好转；
但是，周总理的批示，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不过，柳青毕竟还是幸运的。
他以重病之身，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
柳青知道，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多了。
他深为难过的是：
曾向人民作过《创业史》要写成四部的郑重宣布，怕是难以实现了。
要赶紧做！
这种对人民的责任感，鞭策他进行艰难的最后冲刺：
去年一年，《创业史》第1部作了很大修改再版了，接着，第2部上卷又出版了。
去冬今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衰弱的心脏每分钟跳到一百二十次，每天要吸六、七个钟头的氧气才能维持生命。
就是在鼻子里插着输氧皮管的情况下，他还蜷曲在床上加工《创业史》第2部的下卷。
但是，病魔扼杀了他的呼吸，06月13日，柳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今年03月，柳青在病中给陕西省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了一个录音讲话——《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他对青年们这样说道：
“同志们，我最后对你们讲一点忠告：
谁是有出息的？
谁没出息？
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
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
这是柳青留给文学青年们最后的遗言。
这遗言寄托了他对后来者的亲切期望。
中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们一定会记住这位前辈的遗言。
本报记者　徐民和　谢式丘

《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
吴　强
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长留着这样的永远不会消逝的体会：
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得到一点成绩、收获，都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分不开。
多年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象阳光、雨露、乳汁一样，照耀着、哺育着我们成长；
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着我们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战斗前进。
周总理多次在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给我们做报告，同我们恳切谈话，关心、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工农兵创作，努力艺术实践，叮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
现在，他那严肃、慈祥的言语、声音，还萦回在我们的耳畔，深刻在我们的心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09月，毛主席庄严地宣告说：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声音！
这是伟大的战斗号召！
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进军开始了！
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伴随着其他的革命事业，逐步地走向花荣叶茂的繁荣之境。
文艺工作者们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投入到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火热斗争中去，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吸收营养，接受教育，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为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炉火所锻炼，为斗争生活中万千生动的景象所激发、所感染，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所驱使，更重要的，是为毛主席那伟大的声音也是伟大的战斗号召所鼓舞，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以笔作刀枪，进行战斗，文艺作品便陆续产生，文艺创作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我的长篇小说《红日》也就继许多作品之后，在1957年04月完稿，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在同年0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
1959年09月印行第2版，到1965年，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几版，并由外文出版社于1961年印行英文版本。
叛徒江青伙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1966年02月，勾结当时窃据一部分军政大权的林彪，为了他们共同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按照他们反革命的策略步骤，首先在文艺领域发难，以打开缺口。
他们编造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中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一口加以否定。
他们把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之下的文艺成果一笔抹煞，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一概“砸烂”、“打倒”、“枪毙”，随心所欲一个一个地给戴上“毒草”、“大毒草”、“特大毒草”的帽子。
无耻地自封为什么“旗手”的文艺界打、砸、抢的黑司令江青，早在1965年在上海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在一次谈话中，给小说《红日》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自然主义”三顶大帽子，定为“特大毒草”，和其他许多革命文艺作品一起，被列为“禁书”，禁止借阅，禁止销售发行，判了“死刑”。
《红日》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它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军高级将领李仙洲、张灵甫等的丑恶。
时至今日，事情是十分清楚了！
四十多年以前，江青就是叛徒，张春桥就是国民党特务，姚文元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而他们三个又原是一根老藤上生长出来的毒瓜——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儿孝女。
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使命和他们的本能本性，就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就是与工农劳动人民作对。
所以，革命作品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反对、所仇视、所憎恨的；
革命作品所暴露、所鞭挞的，正是他们所拥护、所效忠、所亲爱的。
这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所以要把包括《红日》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可以掀起妖风恶浪，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造谣诽谤、妖言惑众，可以陷害革命忠良……但他们毕竟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毕竟是一小撮妖魔丑怪！
客观事物的发展，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
他们费尽心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美梦，终于被砸得粉粉碎了！
他们十年的反革命罪恶行为，判决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死刑，使他们自己堕入了十八层地狱。
说《红日》是“毒草”，是“特大毒草”，那是“四人帮”对《红日》的污蔑、诬陷。
《红日》不是“毒草”，更不是“特大毒草”。
但我并不因此就说《红日》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
《红日》是有缺点的。
1957年《红日》出版问世以后，我收到过许多读者的来信，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来信和评论的作者热情地鼓励我，同时向我提出一些中肯的宝贵的意见，指出书里存在的缺点。
和我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还有一些领导同志，都为我写了这本书而表示高兴，他们亲切地关怀我和《红日》这本书，同时，也要求我对书的某些章节的某些内容、某些字句，作必要的修改。
我的老首长、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在1960年夏天同我谈话时，说他看过了小说《红日》，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
1965年08月里，陈毅同志来上海，见到我的时候，又用“大胆创作，审慎发表”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
敬爱的陈总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
他和其他首长们、战友们、读者们鼓励我、告诫我、关心我的深情厚意，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增添继续前进的力量。
趁纪念建国十周年改版重印的机会，我考虑了、采纳了读者们、同志们的意见，在1959年05月，对书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并写了一篇《修订本序言》，将我的创作构思、创作意图和修改了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作了简略的叙述。
1964年我在江苏常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对这本书再次作了修改，在《再版的话》里，我表示说：
“今后继续吸取同志们的意见，继续地考察自己作品的缺点，进行必要的修改，仍然是我的责任。”
现在，骑在人们头上猖狂了十年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已经在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铁臂巨掌之下粉碎了！
林彪、“四人帮”编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破产了！
与许多革命作品同命运的《红日》获得了新生。
我考虑了再版以后十几年来读者们提出的新的意见，将《红日》逐字逐句地检阅之后，觉得关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描写，关于用词用字等，还须再作修改。
例如：
为了使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在政治上不受损害，让他的性格和政治气质在后来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我把书中第8章的下面一段描写：
“象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头戴高檐大帽，……身穿黄呢军服”，以及后面的有关描写删去。
又如，有的读者提出，书中对军长沈振新在抢渡沙河时落水遇救，有损于这一高级指挥员的高大形象。
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好的、正确的，在这次修改时，便将书的第13章五十六节关于沈振新落水遇救的情节作了改动，将原来写的沈振新不会游水改为会游水，将他在紧急的危险关头得到杨军的及时救护，改为他自己征服了惊涛骇浪，与杨军同时游到了沙河对岸。
至于书中关于华静与梁波爱情生活的情节和有关的描写，在1964年的那次修改中已经删去，这一次，将存留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也一概抹掉。
此外，在这次修改中，对书中的字句，也作了较多的改动和修饰。
对获得将这本书再次修订的机会，从而使这本书又减少了一些缺点，在出版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与读者们重新见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打倒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文艺大解放！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高高飘扬着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百花争艳的春天。
我愿和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同志们一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战线新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78年05月

中国南京儿童友好访问演出团离京赴罗马尼亚
据新华社北京07月18日电
中国儿童的友好使者——中国南京儿童友好访问演出团，在团长俞崇正率领下，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访问。
访问团的五十五名男女儿童是从南京市各个儿童业余文艺团体中选拔出来的。
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八岁，最大的十四岁，但大多数小演员都已有五、六年的舞台经历。
演出团的小演员们对罗马尼亚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1971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率党政代表团在周总理陪同下访问南京时，曾观看过南京市儿童的演出。
今天前往机场欢送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文化部对外文化司负责人朱明和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外交官员，同小演员们亲切握手告别，祝愿他们通过访问同罗马尼亚小朋友建立亲密的友谊。

响应华主席关于“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号召
解放军各文工团队纷纷送戏到连队
新华社北京07月17日电
人民解放军全军各文工团队积极响应华主席关于“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的号召，发扬面向基层，为兵服务的光荣传统，纷纷走出城市，奔赴海边防和基层单位为指战员演出。
他们密切结合部队实际，在新的长征路上设立鼓动站，高唱出征歌，鼓舞部队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搞好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忘我战斗。
干部战士普遍反映：
他们把红军宣传队的传统作风继承和发扬起来了。
这次全军各文工团队深入部队演出之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华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深入批判了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这次下去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近十年来所没有的。
南京部队各团至今深入部队演出已经累计四百多场。
海军各个舰队的文工团演出也都各在一百场以上。
总政话剧团二队到华北油田慰问演出《油海波涛》，两个月来观众达近十五万人。
由演员、放映员、文化用品供应和修理人员组成的昆明部队文化服务队，在文化部两位负责同志率领下，三个月来，行程万里，踏遍了高黎贡山和怒江河谷，为边防战士演出和服务。
下去的文艺战士们提出：
“哪里有部队就把戏送到哪里。”
今年01月和05月，解放军总部委派海军和广州部队两次组织小型演出队去西沙群岛演出，两个演出队跑遍了所有驻有部队的岛屿，使战士都看到了演出。
总政军乐团赴兰州部队演出队，为了使边防战士尽可能都看上演出，深入到戈壁滩上的各个哨卡。
军乐团的同志们还代替战士值班、看发电机和站岗，使哨所的战友都能看到演出。
北京部队边防文艺工作队，在一些医院除作大型演出外，还组成小分队深入病房的几十个点作小型演出。
有一名重病员不能动，演员来到他的床头为他演唱，病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福州部队、新疆部队、第2炮兵和西藏军区的文工团，都把为海边防部队演出放在第1位。
指战员们说：
真象当年的火线文艺战士，部队战斗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
各文工团队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做到一专多能，多为战士演出丰富多彩的节目。
北京部队空军文工团一个七十人的演出队，带给部队三台形式不同的节目。
新疆部队话剧团一个六十人的演出队到边防部队演出，带去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八个独幕话剧。
新疆部队歌舞团，除带给部队数量较多的歌舞、曲艺节目外，还克服困难演出了歌剧《江姐》。
北京部队京剧团给部队带去《格斗》、《向阳花》等多种剧目。
铁道兵文工团组成了话剧、歌剧、歌舞、杂技四个演出队分头到部队演出。
许多话剧演员学演曲艺，歌唱演员学演歌剧，舞蹈演员学演杂技，乐队演奏员学几种乐器，为部队带去了更多更好的节目。
一些著名演员，也不怕苦累，不讲条件，主动热情地为战士演出。
北京部队歌舞团马玉涛在列车上还为乘务员和旅客举行了慰问演出。
总政军乐团青年独唱演员韩芝萍在演出中有求必应，唱了一个又一个，尽最大力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各文工团队在深入部队演出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辅导活动，为连队培养文娱活动骨干。
许多文工团员都到连队教唱总政规定普及的十六首革命歌曲。
有的团队还为基层举办了识简谱、手风琴演奏、连队美术等训练班和创作学习班。
许多文艺战士在深入连队时，还主动为战士洗衣、补衣、理发、站哨、帮厨，做了大量的好事。
有些文艺战士还到连队当兵锻炼，和连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一起摸爬滚打，在思想、作风、纪律等多方面受到了锻炼。
大家反映，经过这次深入部队演出和锻炼，文工团队为部队服务的观念增强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了，队伍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有了进一步加强。

外事往来
　中国女子篮球代表团一行二十三人，在团长张联华、副团长张长禄、程世春率领下，07月18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第7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
中国女子篮球队教练是胡利德（男）和周懿娴（女）。
队员共十二人，她们是：
方凤娣、孙瑞云、于爱凤、宋晓波、唐艺、张力军、范桂兰、张明香、焦丽、赵爱丽、彭一念、罗学莲。
　国家体委07月18日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坦奇乌·恩杰为领队的罗马尼亚青少年体操队来我国访问。
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培民，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李文耀，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莱菲特，出席了招待会。
罗马尼亚客人是17日到达北京的。
　以田志宏为领队的中国划艇队07月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南斯拉夫参加第14届世界划艇锦标赛。
中日友协顾问赵安博07月17日下午会见了以小林勘市为团长，石川伊久、松本幸男、富田茂治为副团长，松井大作为秘书长的埼日本玉县议员联盟友好访华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07月14日到达北京的。
该团将于日内离京前往东北各地继续参观访问。
　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07月17日会见并宴请以约翰·布伦南为团长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公立学校旅行团。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负责人岳岱衡，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07月17日晚上会见以法国邮电总监、高等邮电学校校长路易·奥鲁率领的法国国立高等邮电学校毕业生访华团部分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申光副部长宴请了访华团的全体朋友。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万复等。
　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07月17日晚会见并宴请日本著名女评论家松冈洋子。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和作家谢冰心、严文井等出席宴会作陪。
在北京的日本朋友杉山市平和夫人应邀参加了宴会。
松冈洋子是在率领日本“了解中国之会”代表团访华结束后，应中日友协邀请继续进行访问的。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7月17日晚会见并宴请以博杜安·戴克尔斯为团长的比利时“马列主义运动”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良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代表团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于07月14日到达北京的。
参加1978年马来西亚国际电器和电子工程展览会的中国馆馆长张启明，07月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吉隆坡。
　由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托雷斯夫人率领的墨中友协07月旅华团于07月18日晚上乘火车离开北京去我国其他城市参观访问。
然后回国。
　以陈祖德为团长的中国围棋参观团一行四人，于07月18日离京赴法国参观第22届欧洲围棋锦标赛。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7月19日会见并宴请了法中友协秘书长艾莲娜·马纪樵、法中友协书记处成员约瑟夫·马纪樵以及他们的女儿。
（新华社）

山东省群众集会欢迎日本促进收复北方领土全国协议会筹备会访华团
据新华社济南07月19日电
山东省总工会负责人马龙溪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为欢迎日本促进收复北方领土全国协议会筹备会访华团的群众集会上说，日本人民要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立即、全部、无条件地归还北方四岛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斗争，山东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表示坚决支持。
今天的大会是由山东省和济南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联合举行的。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李发荣、对外友协山东省分会负责人周保瑞等。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也出席了大会。
访华团团员大平敏幸在会上介绍了日本人民开展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情况，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访华团是07月18日从上海到达济南的。

朝鲜艺术体操队在京表演
新华社北京07月17日电
技艺高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艺术体操队，今晚在首都体育馆为一万八千名观众进行了精彩表演。
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李文耀和朝鲜艺术体操队团长韩仁根、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和夫人等出席观看了表演。
艺术体操是运动员手持各种轻器械进行表演的体育项目，也有徒手操和集体操。
朝鲜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有着较高的水平，曾经在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
今天，十一名朝鲜女运动员随着轻快、悦耳的钢琴伴奏，在十二米见方的碧绿色地毯上，先后进行了艺术体操基本动作和手执绸带、圈、绳、球等项目的表演。
她们那精熟的技巧、轻盈的舞姿和各种艺术造型，使观众感到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朝鲜艺术体操队这次来访，不仅会增强中、朝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将促进我国艺术体操运动的迅速开展。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艺术体操队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为首都观众进行了第2次表演。
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观看了表演，并会见了朝鲜艺术体操队团长韩仁根。
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李文耀，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裴溶在等，也参加了会见和观看了表演。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罗新任驻华大使杜米特列斯库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罗马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副司长郗照明、戴平。

王炳南会长举行招待会欢迎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
新华社北京07月18日电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由缅甸文化部艺术局总局长钦貌纽博士率领的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和夫人应邀出席了招待
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工作者代表。
王炳南会长在祝酒时热情称颂了中缅两国的“胞波”情谊。
他表示相信，缅甸艺术家的这次访问演出，必将为增进中缅两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吴塔吞大使代表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在招待会上祝酒。
他说，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也有着友好的联系。
他祝愿缅中两国“胞波”情谊万古长青。
首都文艺工作者在招待会上演唱了中缅两国歌曲，为招待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缅甸艺术家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于昨天抵达北京的。
他们将在北京、广州、长春和沈阳进行访问演出。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
王震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以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总经理真藤恒为团长的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
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刘清、黄德行、郭际等。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以真藤恒为团长的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中秘人民架起了友谊的长桥
中国新闻代表团
在南美大陆巍巍的安第斯山区，早在公元前当地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印第安文化。
公元十二至十五世纪，印加人在这一带建立了印加帝国。
现今秘鲁共和国的库斯科城，就是印加帝国的首都，当时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
今年05月中旬，我们来到这个安第斯国家。
热情的秘鲁朋友，盛情地安排我们去参观他们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库斯科和昌昌。
库斯科位于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的高原，全城建筑物都由巨石砌成，座落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许多城堡、庙宇把这座城市烘托得更加美丽。
印加人的建筑技术是非常高超的。
建筑用的石块有的高达两米，重三、四百吨。
石面平整光洁，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粘结物。
结缝严密，有些地方竟连接缝在哪里都不容易看出，真可谓是“天衣无缝”了。
昌昌在今特鲁希略城之外数公里，曾是奇莫帝国的首都，这是另一土著居民奇莫人当时的统治中心。
与库斯科城不同，它位于海滨，城墙和房屋全部用土坯筑成，共占地十八平方公里，为西班牙入侵前秘鲁境内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城。
向导告诉我们，1970年秘鲁发生大地震时，土城原有的部分均未受到影响，而修复的部分却遭到了破坏。
建筑艺术上的这些杰出成就雄辩地说明秘鲁人民从来是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性的人民。
秘鲁人民不仅和我们有着同样古老优秀的文明，也同样有着一部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压迫的苦难史和一部反侵略、反压迫、争独立、争自由的斗争史。
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揭开了秘鲁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印加人创造的文化和财富遭到骇人听闻的摧残和掠夺。
各种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
印加人最高的神庙中的用纯金制成的“太阳”也落入了殖民军头目皮萨罗的私囊。
印加人的古城被拆毁，成了殖民者建筑新城时获取建筑材料的“采石场”。
我们还亲眼看到，印第安人的神庙被埋入土中，而就在它上面盖起了天主教堂。
已经开采出来的金银抢光之后，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双手又伸向了秘鲁丰富的地下资源。
到十八世纪，在秘鲁竟有七百二十八个银矿和六十九个金矿在同时开采，殖民者残酷地驱使印第安人在极端危险和恶劣的条件下为他们乱开乱采，大量的印第安人死于非命。
继西班牙殖民者之后，英、美等帝国主义又相继入侵。
庞大的矿业公司代替了殖民时期的小矿，他们以更大的胃口，更高的速度，吸吮秘鲁人民的血汗和财富。
生活在富饶的土地上的秘鲁人民陷入了贫困的深渊，象秘鲁朋友们说的，成了一个“坐在金凳子上的乞丐”。
但是秘鲁人民是有英勇斗争传统的人民。
印加人是有骨气的。
他们自称是太阳的子孙，又把自己比作矫健的山鹰，因为他们热爱光明和自由。
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掠夺和统治，他们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
杰出的印第安人领袖图帕克·阿马鲁今天被尊为民族英雄。
他的画像、塑像至今在秘鲁到处可见。
他的斗争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着秘鲁人民，他们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取得了独立，在独立后又始终不懈地为保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而继续战斗。
正是在这个斗争中，秘鲁人民感到中国人民是他们同呼吸、共患难的朋友。
在这次访问中，从官方人士到一般群众，我们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多则几天，少则只有几分钟，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却使我们深深感动。
在卡萨格朗德合作社的牧场里，年已六旬的全国著名驯马师，骑上秘鲁特产的舞步马，为我们表演了精湛的骑术。
在加尔塔维奥合作社午餐时，全国少年民间舞蹈冠军以及其他一些小朋友，在母亲们陪同下，从外地赶来为我们表演了优美的民间舞蹈。
在特鲁希略城，几位学习新闻专业的女学生，从报上知道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该市的消息后，为了见见我们，竟一家一家地到中国饭店去找。
当我们从一家中国饭店吃完饭出来时，终于被她们找到了。
我们还在秘鲁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老朋友。
一对早在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夫妇，如今两鬓已经银丝可辨。
他们见到我们，拿出一张珍藏的请柬给我们看。
他们说，就在那次招待会上，他们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也是秘鲁人民的伟大朋友。
他们把这张请柬当作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至今，还要永远珍藏起来。
见到的朋友中也有不久前刚从中国访问回来的。
他们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抓纲治国已经初见成效。
一谈起访华观感就滔滔不绝。
一位报界朋友基洛加先生在访问中国时就认识了穆青团长和其他团员。
今天在秘鲁的土地上又见到在中国结识的朋友，不由得分外亲切。
他说，对中国的访问是他一生中难忘的经历。
他向代表团赠送了秘鲁的“茅台”——一种装在饰有印第安人头像的瓶子中的皮斯科酒。
他希望两国新闻工作者不断密切交往。
共同打破帝国主义的新闻垄断，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曾到中国访问过的秘鲁政府交通邮电部长巴尼尼对中国人民怀着极为友好的感情。
我们到达秘鲁后几小时，他就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和我们畅谈访问中国的美好回忆，盛赞两国从1971年建交以来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
我们在秘鲁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部长准备了两节专列，亲自陪同代表团参观游览中央铁路。
这条铁路从沿海一直通到中部矿区。
最低点和最高点相距只有一七二公里，高度相差竟达四千七百多米。
火车逶迤爬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宾主亲切交谈，爽朗的笑声不时传出车厢。
部长说：
这条高山铁路是上世纪大批华工和秘鲁人民一起克服无数困难修建成的。
这个月正是铁路落成一百周年。
我们在拉美，你们在亚洲，两大洲隔海相望，中间没有任何障阻。
一位代表团成员接着说，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太平洋上架起了一座友谊的长桥，把我们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部长微笑着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秘鲁人民在前进道路上还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具有坚强的维护主权、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
我们应邀参观了西北地区的石油工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塔拉腊地区的油田和炼油厂原属美国资本，秘鲁政府为了维护民族权益，于1968年10月07日收归国有。
塔拉腊成了秘鲁的骄傲。
我们参观了那里的炼油厂、熔剂厂和炭黑厂。
塔拉腊油田所产的原油和天然气在这里提炼加工。
熔剂厂和炭黑厂是新建的。
熔剂厂已完工百分之九十五，能年产一万多吨异丙醇和五千吨丙酮。
炭黑厂的第1期工程已经投产，每年能生产各种规格的优质炭黑七七○○吨。
从塔拉腊南行，我们又参观了巴约瓦尔石油码头。
这里是输油管的终点站。
码头水深二十八米，可停泊二十五万吨的油轮。
一条八百多公里长的输油管穿过原始森林，跨越一处两千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脊，把东部亚马逊地区的新油田和巴约瓦尔港连在一起，使那里的原油能运往各沿海城市或出口。
秘鲁朋友高兴地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石油国有化后建设起来的。
由于亚马逊地区原油外运问题的解决和塔拉腊油田的发展，今年03月秘鲁实现了石油自给。
石油制品除少量尚须进口外也能满足国内需要。
十天的访问很快的结束了。
秘鲁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秘鲁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坚强决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相信，中秘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会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增强团结反对大国干涉加速非洲解放
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隆重开幕
邦戈总统主持开幕式尼迈里总统致开幕词
新华社喀土穆07月18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07月18日晚在这里的友谊厅隆重开幕。
非统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他们将根据部长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为首脑会议准备的议程，讨论加强非洲团结、反对外国干涉和加速非洲解放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
非洲各解放运动领导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开幕式。
今天，美丽的喀土穆市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
在宏伟的友谊厅前面，四十九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
会议开幕式由上届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加蓬总统邦戈主持。
苏丹总统尼迈里致开幕词。
尼迈里总统在致词中，首先热烈欢迎非洲各国领导人来到喀土穆。
他表示苏丹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他说：
“非洲的觉醒摧毁了殖民主义的堡垒。
非洲正在进一步觉醒，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也不会例外。
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日复01日地表现出的十分英勇的精神使人们坚信，他们必定会达到他们争取解放和获得主权的目标。”
他强调说：
“自由之风将继续在南部非洲劲吹。”
在谈到大国对非洲的干涉时，他说，“大国把我们的大陆变成了战场，把我们的人民变成了它们进行战争的炮灰。”
在谈到不结盟运动时，尼迈里总统强调说：
“我们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使非洲避免结盟的危险，不卷进集团的斗争，不陷入势力范围”。
他说，“我们的外交部长们应当代表我们把这种精神带到即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去，他们应当为保障不结盟运动和它的原则而大声疾呼。”
他接着说：
“让这次（首脑）会议响亮地宣布我们忠于不结盟原则，使之捍卫我们的大陆，以摆脱大国集团的争斗和势力范围。”
尼迈里总统强调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和非洲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说：
“让这次会议重申：
我们保证坚持团结，加强统一和互相尊重主权，保持睦邻和兄弟关系。”
在谈到非洲—阿拉伯团结时，尼迈里总统说：
“阿拉伯国家一贯支持非洲国家争取独立和发展的斗争。”
他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这个伟大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
（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神圣的耶路撒冷全部撤走和不容许在这些土地上留下任何殖民主义的痕迹，是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
他在谈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说：
“非洲已经表明它愿对第6届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决议承担义务。
这次会议呼吁必须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发表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在讲话中说，本届非统首脑会议是在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他说，在过去一年里，非洲土地上出现了大国的矛盾，非洲的团结很可能产生不可弥补的裂缝。
托尔伯特总统在谈到反对外国对非洲的干涉时说，“非洲始终是能够用非洲的方式来解决非洲的问题的。”
他对外国军事力量在非洲的存在和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不团结、分裂和破坏表示十分不安。
他要求非洲以外的国家不要干涉非洲的内部事务。
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在发言中说，非洲国家当前的迫切义务是巩固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兄弟情谊。
他要求非统组织创造并进一步加强调停与和解的条件，以便为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找到解决的办法。
上届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加蓬总统邦戈在发言中呼吁非洲国家巩固它们之间的谅解与团结，以消除殖民主义制度遗留给非洲国家的分歧和那些在非洲的分裂中捞到好处的人所制造的不团结。
邦戈总统指出：
“显然，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内部的分裂和兄弟之间的谩骂只能使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继续对我们大陆进行剥削，从而阻挠我们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真正地站立起来。”
在回顾了非统组织宪章的各项目标后，他高兴地说，非统组织创建十五年以来，非洲解放的进程不断加速。
他重申坚决支持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正在进行的斗争和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合法权利的正义斗争。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两主席之一穆加贝代表非洲各解放运动发言。
他对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对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表示深切感谢，并希望非洲独立国家继续给予支持直到非洲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桎梏。
穆加贝在阐述了解放斗争的形势以后说：
“为了民族独立，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和加强武装斗争，其次我们准备以坚定的态度同殖民主义势力进行谈判。”
他还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他说：
“这场斗争同我们自己的斗争是一致的。
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根据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的提议，一致选举苏丹总统尼迈里为非洲统一组织第15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席，选举几内亚、埃及、博茨瓦纳、布隆迪、毛里求斯、利比里亚、冈比亚和贝宁等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为副主席。

我代表在中越谈判第17次会议上
抗议越方诬我掀起“强迫华人迁居运动”
新华社河内07月18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07月17日在关于中国派船接运难侨回国的谈判的第17次会议上，对越南方面诬蔑中国方面掀起所谓强迫“华人迁居”运动和一再用谎言诬蔑、攻击中国大使馆表示坚决的谴责和严正的抗议。
中国大使馆代表严正指出，越南方面为了掩盖其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地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真相，便制造谎言，说什么大批华侨回国是由“华人中的坏分子”造谣引起的。
在这种谣言破产之后，越南方面又进一步编造谣言，诬蔑中国方面掀起“强迫华人迁居”运动。
他指出，越南当局所说的“华人”，都住在越南，中国方面怎能“强迫”他们“迁居”呢？
又怎能“掀起一个运动”呢？
中国大使馆代表说，越南的报纸、广播散布了大量谎言，今天这样讲，明天又那样讲，漏洞百出。
中国大使馆代表还指出，越南当局蓄意煽动民族仇恨，利用历史问题进行反华宣传由来已久，在抗美战争胜利后则变本加厉、日趋严重。
中国方面曾多次劝告越南方面不要做那些有损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停止这种别有用心的宣传。
越南当局根本不听，在报上大肆宣传所谓“北方侵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敌视中国人民，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国大使馆代表说，在第17次会议上越南外交部代表的发言，企图通过对会谈情况的回顾，使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把会谈陷于僵局的责任推给中国方面，这是完全徒劳的。
这只能进一步说明，越南方面仍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阻挠谈判达成协议。

耿副总理在牙买加参观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金斯敦07月18日电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及其他随从人员，18日在牙买加地方行政部长西摩·马林斯和夫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了牙买加北部海岸的奥乔里奥斯城和附近圣安娜区的一个农村中心。
当中国客人抵达这个农村中心时，他们受到了二百多位男女村民的热烈欢迎。
村民们唱了一首专门为欢迎中国客人谱写的歌曲。
墙上贴了用英文和中文书写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标语。
这个中心设有几个小型的食品、鱼品加工车间和毛纺车间。
它们利用当地的原料制造各种产品。
中国客人很有兴趣地观看了这些车间的生产情况。
参观后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马林斯部长发表了欢迎中国客人的讲话。
然后，村里的儿童表演了民歌和舞蹈节目。
主人和客人相互赠送礼品。
随后，中国客人前往旅游城市奥乔里奥斯访问。
在那里，马林斯部长和夫人设宴招待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及其他中国客人。
宾主双方在充满热情友好气氛的宴会上相互祝酒。
17日晚，牙买加—中国友好协会举行宴会，招待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
宴会由协会主席吉米·洛主持，牙买加的朋友们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赞颂牙买加和中国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王海容副外长代表耿飚副总理对牙买加朋友的欢迎和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着，牙买加朋友演出了歌舞节目。
这些节目反映了牙买加人民过去遭受压迫的历史。
演出结束后，耿飚副总理同主人和演出者分别合影留念。
同一天晚上，旅居牙买加的华侨也举行招待会，欢迎耿飚副总理及其一行。
这两个招待会分别有三百多人参加，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金斯敦07月17日电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今天下午拜会了牙买加已故民族英雄诺曼·曼利的夫人、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母亲埃德娜·曼利。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埃德娜·曼利愉快地回忆了她在1975年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王崇理和夫人刘善庭拜会时在座。
今天上午，赵兰香在牙买加外交部政务次官德里克·希文的夫人和全国艺术馆馆长戴维·博克塞陪同下，到全国艺术馆欣赏了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品，艺术馆的陈列室里展出了埃德娜·曼利1935年创作的著名作品——木刻《觉醒的黑人》。
赵兰香向戴维·博克塞馆长赠送了中国国画。

马来西亚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指出
苏越一反常态支持东盟值得玩味和警惕
新华社北京07月18日电
马来西亚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指出，苏联和越南最近突然改变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态度，相继公开表明支持及承认东盟，值得东盟国家加以警惕。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07月15日的社论说：
众所周知，在印支战争结束之后，东盟国家一直不断地通过种种可行的途径，设法与印支三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以期早日实现东南亚中立化计划，以便对整个东南亚的美好前途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越南不仅一直对东盟的宗旨和东南亚中立化计划表示怀疑，而且，还一再抨击东盟、指责它是一个军事集团，并声言它在1971年所采纳的《吉隆坡宣言》是在美国鼓吹下出现的“产物”，充分表现了河内对东盟的不满及敌视态度。
社论说，种种迹象显示，越南对东盟所采取的敌视态度的主要因素，是“别有居心的幕后势力在暗中作祟”。
社论接着指出，“本来，苏联与越南一反过去的态度，承认东盟是一个非军事组织，以及支持东盟所倡议的中立化概念，自应令东盟国家感到鼓舞及欣慰的。
然而，鉴于苏越两国过去所作所为，以及它们对东盟所采取的政策，东盟国家对苏越态度的突然转变，采取谨慎保留的态度对待乃是一种‘不足为奇’的必然反应。”
社论说，“促使莫斯科与河内这次表示承认及支持东盟的目的，只不过在于取悦东盟国家，借以拉拢东盟，而使东盟卷入有关纷争，以便加强它们各自的地位，这种支持势必受到东盟拒绝，因为，东盟所需要的是真诚支持，而且，东盟国家已一再表明不会介入印支纠纷。”
社论最后说：
“总的来说，苏越在此时此刻突然改变对东盟的态度，确实值得有关方面深加玩味及警惕的。”
《新海峡时报》07月11日的社论说，在俄国“非正式地”在它对东盟的态度和同印支国家的关系上改变主意的同一周末，河内“突然”承认了（虽然是间接的承认）东盟，这不可能是巧合。
以前，莫斯科对东盟持毫无掩饰的敌对态度，对东南亚和平中立区计划态度冷淡。
现在，它却主张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加入东盟，还说政治制度不同不应该成为加入东盟的障碍。
《南洋商报》07月12日发表社论说，越南最新的态度，在时间和动机上，都颇启人疑虑。
其中所说的“真正独立”、有益的区域合作的含义，隐然否定东盟及东盟国家的独立地位。
社论指出，假使它的用意在拉拢东盟国家，和使之成为国际政治权术赌注的筹码，则应不是东盟及东盟国家所愿见。

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报纸就海湾地区形势发表谈话和评论
海湾国家加强合作排除苏联渗透维护地区安全
据新华社科威特电 据科威特电台07月15日广播，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对在巴黎出版的《阿拉伯日报（国际版）》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加强海湾地区的合作、协调以便实现稳定与安宁。
萨阿德首相在谈到最近与伊拉克签订的各项协定时说：
“这些协定是成功的，我们同巴格达兄弟的接触将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有益的。”
他说：
“我们将继续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接触，以实现更多的合作与协调，使这个世界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实现稳定与安宁。”
他说，科威特将为近期内召开海湾国家外长会议而努力。
萨阿德首相在谈到海湾地区形势时说：
“大国为了在世界上这个重要地区存在，正在进行着竞争。”
他说：
“对于海湾地区的今天与明天，本地区的人民享有最后发言权。”
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在对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也强调指出：
“海湾国家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王国与科威特之间的协调将继续下去，以便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排除外国的角逐。”
07月17日他对科威特报界发表谈话说：
“海湾国家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合作，不少国家之间已经签订了经济协定。”
他说：
“这种合作是海湾地区各国之间今后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的主要支柱。”
他在谈到阿拉伯的形势时呼吁加强阿拉伯团结，并对苏丹总统尼迈里以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主席身份为促进阿拉伯团结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他希望各方都能响应团结委员会的要求，实现加强阿拉伯团结的愿望。
他还说：
“我们要对以色列敌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警惕，这种阴谋的目的在于削弱我们的努力和阻挠我们实现民族愿望。”
据新华社科威特07月18日电
据科威特《政治报》07月18日报道，沙特阿拉伯内政大臣纳伊夫·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说：
“保卫海湾地区安全是本地区的爱国事业，是全体海湾国家的责任。”
纳伊夫大臣是在对这家报纸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还说：
“海湾地区的安全是大家所考虑的一个问题。
采取适当措施，使安全得到保障，是（海湾国家）全体领导人最关心的一件事。”
他说：
“保卫海湾国家石油地区是本地区的爱国事业，是全体兄弟的海湾国家的责任。
海湾国家将不遗余力地进行合作和协调来保卫油区，并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他说：
“海湾国家关心本地区人民的安全和稳定”，“海湾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安全合作的最理想的形式，为此，海湾各兄弟国家不断进行着会晤和协商。”
新华社科威特07月17日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黎明报》，07月16日发表评论，呼吁举行海湾国家首脑会议，以讨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实现这个地区的安全和使这个地区不致成为外国势力范围的最好办法。
《黎明报》在评论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阿卜杜拉15日发表的关于海湾地区面临危险的声明时说：
“既然我们确实感到我们面临着危险，我们就应该并肩作出努力，迈出第2步，奠定确保本地区免遭苏联势力渗透的基础。”
评论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科威特关于召开海湾国家外长会议的主张，以便进行协调和制订海湾国家首脑会议的议程。
评论认为，首脑会议应该尽早召开，以便不致每天为周围的爆发事件吃惊。
评论指出，海湾国家的国王和国家元首认为，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有必要使他们的国家远离冲突，这些国家的集体努力将大大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发展中国家代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
谴责超级大国阻挠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日内瓦07月14日电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78年第2届例会从07月06日至14日进行了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般性辩论。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某些发达的经济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设置种种障碍，拖延、阻挠和破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们强烈要求根据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精神，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经济关系。
南斯拉夫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第3世界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的许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性会议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谈判遇到困难，甚至陷入僵局，都是由于某些发达的经济国家缺乏政治意愿。
坦桑尼亚代表在发言中说，旧的不公正的经济制度使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了世界经济的破坏和冲突，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
伊拉克代表说，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1977年发展中国家仅债务偿付的开支总额就多达三百五十多亿美元。
他强烈要求谈判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问题。
阿根廷代表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和其它形式的援助，不应有任何政治考虑。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货币制度的混乱以及他们采取的经济保护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收入锐减，支出剧增。
会上，美国代表口称愿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技术合作”，实际上却顽固阻挠和反对广大第3世界国家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合理建议。
苏联代表在发言中重弹“缓和”和“裁军”的老调，鼓吹“削减军备开支，帮助发展中国家”，并借此机会为苏联在非洲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进行辩解。
一些第2世界国家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了愿就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同发展中国家继续进行对话和合作的愿望。
中国代表安致远在会上发言中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正当要求的顽固立场及其手法。
他特别指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更为阴险，更为狡猾。
它打着“反对歧视”、“照顾各方利益”的幌子，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它门户开放，让它与另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利益均沾；
另一方面，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则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甚至根本反对区分富国与穷国，从而完全暴露了它维护旧秩序、反对新秩序的真面目。
安致远说，正是这个超级大国自己到处侵略扩张，疯狂扩军备战，并且一贯阻挠实现第3世界和广大中小国家要求真裁军的主张。
它一再叫嚷什么“削减军事费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但口惠而实不至。
如果它真的大发善心，为什么不先把发展中国家欠的军火债务一笔勾销？
安致远在发言中表示欢迎召开“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畴内筹备和召开这一会议的主张，为打破国际科技垄断，发展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

国际简讯
巴基斯坦大米出口增加
巴基斯坦一九七七——一九七八财政年度出口大米八十万吨，价值二十四亿卢比，比上一财政年度增长了百分之六。
安第斯储备基金会成立
07月14日，在利马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总部举行了安第斯储备基金会成立大会。
安第斯储备基金会的资金总额为两亿四千万美元。
　（新华社）

在美苏间存在着“紧张气氛”的情况下
卡特总统取消向塔斯社出售电子计算机
新华社北京07月19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07月18日决定取消向苏联的塔斯社出售一台电子计算机的交易。
据报道，卡特在从波恩回国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下令美国商务部长拒绝塔斯社提出的购买斯佩里—环球真空公司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的申请。
据美国助理商务部长帮办斯坦利·马克斯18日透露，卡特还决定，今后美国公司向苏联出口一切石油生产设备都需要有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包括那些目前不需要政府许可证就可出售的项目。
合众国际社的一则报道说，卡特的两项决定是在美国同苏联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的情况下作出的，“这种紧张气氛是由于苏联分别对两名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和两名美国记者进行审讯和宣判造成的”。
苏联当局在06月27日勒令两名美国驻苏记者——《纽约时报》的克雷格·惠特尼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哈罗德·派珀出庭受审，并在07月18日宣判他们犯有“诽谤苏联电视事业”的“罪行”。
美国在苏联宣判美国记者有罪的同一天，通知苏联塔斯社驻美国的代表到国务院“讨论这家通讯社驻旧金山分社的命运”。
合众国际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
人们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对苏联审判两名美国记者一事的“直接答复”。
在这前一天，美国运输部长布罗克·亚当斯宣布，由于苏联当局审讯两名持不同政见者，他原订的09月份访问苏联的计划将“暂缓执行”。
出于同一原因，美国曾在07月08日宣布取消原定分别由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巴拉·布卢姆率领的两个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

扎伊尔安哥拉发表联合公报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07月17日电
今天这里发表了扎伊尔和安哥拉两国代表团的联合公报。
公报指出，两国代表团07月15日至17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了会晤。
刚果政府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晤。
公报说，双方讨论了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在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下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贯彻双方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各项决定；
二、在东道国帮助下，求助于有关国际机构，使愿意回国的（扎伊尔和安哥拉的）侨民回到本国；
三、本格拉铁路恢复通车。
公报还说，双方通过这次讨论，实现了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安哥拉总统内图所表示的政治意愿。
两国代表团感谢刚果总统雍比—奥庞戈对这次会晤的成功所作的贡献。

西方七国首脑举行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石油进口等方面取得有限进展
据新华社波恩电
美国、加拿大、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七个国家讨论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07月16日——17日在波恩举行。
这次为期两天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目的在于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以共同对付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生产停滞、失业严重、通货膨胀、货币市场不稳和能源供应等问题。
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要求会议参加国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方面，公报表明，与会各国达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但有限的协议，例如：
西德同意在08月底以前向立法机构建议采取额外的措施，把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资金用来刺激需求和提高经济增长率；
日本表示要努力使它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采取措施限制出口和增加进口，以缩小其贸易顺差；
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也表示要提高经济增长率。
美国总统卡特在会上谈到了美国正在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要继续控制通货膨胀。
公报在谈到能源问题时认为，“目前的能源形势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宣布，七国要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由于美国近年来大量进口石油，造成巨额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导致西方货币市场的动荡。
与会各国纷纷要求美国对此采取措施。
在这方面，公报特别指出，美国将减少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到1980年底，美国将把国内石油价格提高到世界水平。
公报还强调了发展核能和更多地利用煤的重要性，并表示，七国将在能源研究方面进行合作，以加速发展新能源。
公报在谈到西方贸易时强调，七国要“保持和加强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而不是“回到公开的或隐蔽的保护主义”。
公报还表示“赞赏和支持”在东京举行的各国多边贸易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还有一些困难的和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
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东道主西德总理施密特对会议结果表示“很满意”。
美国总统卡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也说：
会议的结果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期望。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七国首脑会议以后，西方金融市场上美元对西德马克、日元等货币的汇率07月17日略有回升。

钢城纪实
晨曦初露，小小的扇岛抹上了一层朝晖。
远处，大海浮光闪烁，苍苍茫茫；
近处，烟囱高拔，厂房鳞次栉比。
日本钢管公司京浜制铁所的标记在微带腥气的海风中泛着蓝紫色的寒光。
这就是有名的日本新钢城。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钢铁工业发展迅速。
1950年，日本钢产量不过四百九十万吨；
1973年，一跃而过一亿大关，成为世界上钢产量第3位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十六座容积在四千立方米以上的大型高炉，日本占十一座。
二十余年来，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快九倍，比苏联快三倍多。
朋友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
他们告诉记者，日本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善于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技术，而且不停留在单纯的模仿上，而是进一步加以改进，使它成为世界上更先进的技术。
目前，日本普遍应用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就是由引进奥地利的氧气转炉和西德的真空脱氧技术结合而成。
同时，日本还发明了转炉炼钢的烟气回收法，并转而把这项技术向美国、西德、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口。
战后，日本钢铁工业引进先进技术达二千余项。
现行的“六大技术”，基本上来自国外。
高炉高温高压来自美、苏，连续铸钢引自瑞士，高炉喷吹重油技术来自法国，带钢连轧机和干熄焦分别引自美国和苏联。
由于采用先进技术，不仅节省原料，节省劳力，而且大大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成本。
比如，引进薄板轧机代替回式轧机后，燃料消耗减少百分之六十，劳力节省百分之七十五，工效则提高了上百倍。
虽然，京浜制铁所扇岛工厂在规模上并不是日本第1位，但设备之新，冶炼工艺之先进，防止污染措施之完善，却堪称是世界第一流的。
扇岛本来是一个只有九十万平方米的荒凉小岛。
1969年，日本钢管公司取得这块地皮后，搬山填海，将小岛面积扩大到五百五十万平方米。
岛上布局整齐合理。
从沙盘上看，炼焦、烧结，炼钢、连铸，厚板以及冷热轧车间、动力车间，呈一线流水，宛如半导体的印刷线路，井然有条。
岛东是原料码头，可以入拢二十万吨级的大船；
岛西是成品码头，可以停泊三万吨级货船，交通运输发达。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岛上原料的运送，全部由封闭式传送系统承担，并附有高性能集尘器和洒水装置，使空气始终保持一定的清洁度。
扇岛工厂的设计能力为六百万吨。
工程从1971年起至今，一号高炉及其它项目大部分已告落成。
剩下的还有二号高炉和热处理车间。
经济危机使工程拖延了下来。
朋友们带我们参观炼铁车间。
这里工人很少，楼上总控制室只有三名技术人员操作。
高炉分四个出铁口，每隔半小时出一次铁水。
出铁开口和封口完全自动化，废除了人工引铁和封口的沉重劳动。
铁水流出后，立即进入地下槽，安全而又隔热。
一位技术员说，这座高炉日产量可达七千吨以上，炼一吨生铁只要四百多公斤焦炭就足够了。
看完炼铁又看炼钢。
好意的朋友让大家站在自控室前，几次倾斜转炉，请我们看那炽热沸腾的钢水。
转炉炼钢已经全部电子化，炉内钢水含碳量以及各种万分的比例都准确地显示在电视屏幕上，工人们只要调整数据，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钢种。
这里，生产一吨钢用原料煤已由七百二十公斤降低到七百公斤。
炼铁焦比由四百二十公斤降低到四百一十公斤。
据说这是现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我们问厂内工人，一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多少粗钢。
工人们笑着回答了一大串数字：
1950年，日本每个炼钢工人平均年产量是三十五吨，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比西德和英国也低得多。
1960年，达到了一百零五吨的水平，超过西德和英国。
1969年则超过美国（二百五十三吨），跃过三百吨。
1974年又创造四百八十多吨的新纪录，把其它国家远远地抛在后边。
“至于本厂嘛，由于建厂晚，又赶上经济萧条……”。
说着，一个工人作了一个吃不饱的姿态，逗得大家会意地哄笑起来。
访问中，我们曾有机会同工人们攀谈。
朋友们非常直率，毫无隐讳地讲述了今天日本钢铁工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他们说，近几年来，作为日本经济的象征而高速发展起来的钢铁工业，遇到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使依赖于国际市场的钢铁业界处于一片混乱局面。
特别是美元一再贬值，迫使日本钢材价格日趋上涨，影响了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1974年以后，日本钢产量一直无法恢复到1973年一亿二千万吨的水平。
去年以来，日子更加艰难。
日本报纸指出，1977年一到10月，粗钢产量只有八千六百万吨，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
同期，内销和出口也比上一年各减少百分之二。
目前，具有一亿五千万吨生产能力的日本钢铁工业，开工率不到百分之七十。
不少高炉被迫息火。
占日本整个钢产量百分之八十的“新日本制铁”、“日本钢管”、“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神户制钢”五大公司，今年03月被迫实行“减产体制”，五十九座高炉已关闭十九座。
名列世界钢产量第1位的新日本制铁公司，二十五座高炉中去年息火八座。
八幡工厂的洞冈一号炉、户畑二号炉检修后，还没有开工，户畑四号又列入息火计划。
日本钢管公司七座高炉也有四座实行息火和“临时休整”。
日本制钢公司室兰制作所最近公布，该厂三千三百余名职工除个别留守人员外，全部强行休息一周。
休息期间工人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九。
日本朋友叹息地说，不景气之风已经吹遍全国，令人无限担忧。
走出机器轰鸣的厂房，面对大海，大家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人们思索着刚才看到的一切。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创造性地迅速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是一条很可借鉴的经验。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市场的相对缩小，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今后，日本钢铁工业犹如飘零在大海之中的孤舟，很难预测将会遇到何种风涛。
本报记者　张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