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01月30日）
毛泽东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
（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1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
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
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
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
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
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
在第二稿里面，第1部分和第2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
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
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
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
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
那也不是。
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
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这是我讲的第1点。
第2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
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
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
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
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
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的态度是：
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
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
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
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
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2次；
还不满意，再来第3次；
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
早的，在1959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1961年开始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
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在1957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
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
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
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
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
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
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实的还是空的？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
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
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1书记个人独断。
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1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
一切事情，第1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
这是很错误的。
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
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
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
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
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
这样的第1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
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
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
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
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
好，请。
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
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
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
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我们现在有些第1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
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
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
这是很不对的。
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
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
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去年06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
同志们，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1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1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
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
经过共产党来领导。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
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
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
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
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3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
压迫那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
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
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
不是的。
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
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
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
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
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4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
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
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
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
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
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
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情形正是这样。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
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
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
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
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
我同他谈过一次话。
我说：
“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
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
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
我说：
“不晓得。”
他说：
“你讲话太谨慎。”
我说：
“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
他说：
“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
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
我说：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
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
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
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
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
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
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
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
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
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
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
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
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
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
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
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
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
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
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
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八年。
1958年到现在，是后四年。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
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
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
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
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
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
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
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
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
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
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
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
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
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4点。
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
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
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
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5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
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
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
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
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人们会问：
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
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
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
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
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
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
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
我就不感觉孤立。
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
（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
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6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
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
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
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
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
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
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界限是什么呢？
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
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
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
说而不服怎么
办？
让他保留意见。
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
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
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
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
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
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
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
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
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
这是些小蒋介石。
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
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
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
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
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
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
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
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杀。
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
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
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
“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
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
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
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
不要有这样的空气：
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
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
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
人是要有人帮助的。
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
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
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1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第2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
第3笔账，是地委一级的；
第4笔账，是县委一级的；
第5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
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
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
自己要经得起批评。
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
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
当然是主动好。
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
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
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
这不就好了吗？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
不让人讲话呢？
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
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
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热烈鼓掌）（附图片）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1962年01月）
新华社记者摄

中朝关于鸭绿江和图们江水文工作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气象水文局关于鸭绿江和图们江水文工作合作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伯宁和朝鲜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白玉贤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水利电力部水文水利管理司副司长武敬诚和朝鲜驻华使馆一秘张仁焕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今晚，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设宴招待了朝鲜水文代表团。

他始终在战斗
——青海省革委会副主任宋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事迹
1978年01月，在青海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宋林同志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消息传来，许多建筑工人高兴地说：
选得好啊！
宋主任党性强，作风好，不愧为一个革命老干部，我们信得过。
宋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随军来到青海。
几十年来，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关心群众　情深似海
1975年0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刚刚恢复工作，在青海建委担任第二把手的宋林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忽然进来一个中年妇女。
她问：
“你是宋主任吗？”
宋林和蔼地说：
“是呀，找我有事吗？”
她顾不得说话，眼泪夺眶而出。
宋林请她坐下，亲切地说：
“别哭，有事尽管说。”
来访的妇女擦干眼泪，说：
“我的爱人在海晏县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他被林彪的死党无辜关了几年，孩子没人照管。”
说到这里，又哭起来，停了一会又说：
“我的女儿崔宝玉，原来在省建委三公司工作，被坏人奸污、迫害，含冤而死，坏人却被‘造反派’保护，逍遥法外，孩子的父亲受刺激，神经失常了，我带着几个小孩，没吃没穿，请党给我作主。”
窗外电闪雷鸣，宋林怒火满腔。
第2天，宋林就组织人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崔宝玉的母亲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
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介绍了崔宝玉一家的冤情。
他激动地说：
“崔宝玉的母亲请求党给她作主，这个要求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一定要惩办迫害崔宝玉的坏人，以平民愤；
同时，可以招收崔宝玉的妹妹崔莉来工作，解决她家的实际困难。”
党的核心小组同意宋林的意见，报告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迫害崔宝玉的坏人。
但是，解决崔莉工作的问题时，又受到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
建委劳资处的一个负责人企图把招工指标留给一个帮派头目的熟人，把崔莉挤掉。
宋林坚持原则，指出：
“劳资处是建委的一个部门，为什么不执行党的核心小组的决议？”
又说：
“群众有困难，党组织关心，你们却把她挤掉，这是什么感情！”
宋林坚决排除干扰和刁难，亲自到有关部门，为崔莉申报了户口。
崔莉到西宁报到那天，她的妈妈流着泪对她说：
“党这样关心咱，你要听党的话呀！”
这件事一经传开，宋林家里来访的群众络绎不绝，送到办公室的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
宋林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是，他认为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是党联系群众的一件重要工作。
他恢复工作才三个月，就亲自处理了八十多封群众来信。
一个大学生的工作不对口，宋林让有关部门给他调整；
一位退休老干部没有房子住，宋林到房管所帮他解决。
二公司医院长期被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所把持，接连发生私分供应病人的食品、贪污珍贵药材等严重问题，医护工作一片混乱。
宋林带领工作组认真进行整顿，打击歪风邪气，协助病房、药房、门诊部和化验室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教育广大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宋林同志所以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对青海省原省委第2书记、省长王昭同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有的人顺着杆子爬，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对王昭同志进行残酷斗争；
还有的人，左右逢源，看风办事，也对王昭同志乱咬一通。
他们知道宋林同志在群众中有比较高的威信，又想借他的手来打击、诬陷王昭同志。
1966年11月的一天，林彪、“四人帮”的一个代理人，“好心”地对宋林说：
“老宋呀，给你通个气，王昭是罗瑞卿的死党，要起来揭他呀。”
过了两天，这个人见宋林没有动静，又对他说：
“我再告诉你，王昭的问题是林彪定的，林彪不叫干掉他，我也没有这个胆量，咱们一起来干他吧。”
王昭明明是一位好同志，林彪为什么要干掉他？
光天化日之下搞迫害，党的原则能允许吗！
“卑鄙！”
宋林在心里骂道，锋利的眼光扫了对方一下。
对方吓得退了一步，又奸滑地说：
“脑子放灵活一些呵！”
宋林怒不可遏，大义凛然地说：
“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撒谎，王昭是个好人！”
说完就走了。
林彪、“四人帮”的那个代理人老羞成怒，把宋林打成“王昭死党”，关了起来。
一个阴森森的夜晚，寒风怒号。
忽然，两个家伙鬼鬼祟祟地钻进宋林的房里。
一个耸耸肩说：
“宋林，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不肯揭王昭？
要为自己和子女的前途着想呀！”
另一个弹弹腿说：
“王昭已经被判刑，你放胆揭，以后不会有人追究的。”
宋林明白他们的意思，轻蔑地回答说：
“我是个人，不长狗心肺。”
这一下激怒了那两个家伙，他们压着宋林同志跪下，踩着他的脚，用皮带抽打，又用烟头烧脖子。
宋林昂首挺胸，决不屈服。
他心里明白，打他的不是共产党人，坚信人民会唾弃他们，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重新照耀青海高原。
一公司党委书记张若涛，是一位作风正派的干部。
由于他带头学大庆，1974年受到帮派势力的攻击。
宋林来到建委以后，很关心这个干部的成长，经常勉励他说：
“坚持真理，往往会冒风险。
可是，干革命就不能考虑个人的得失。”
又说：
“要学会走群众路线，群众心上的大庆红旗，是谁也拔不掉的。”
张若涛逐步成长起来，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经常深入工程处、施工队和生产班组，引导全公司学大庆运动步步深入。
旗帜鲜明　敢于斗争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开始了。
宋林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对那些罪恶深重、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从不手软。
对犯错误的好人，则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四公司的清查与反清查斗争十分激烈。
一开始，党委少数人捂盖子，压群众，运动冷冷清清。
宋林同志做了调查，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众的积极性。
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曾说，公司里有三派，每派都要查，弄得人心惶惶。
宋林在这个公司党委扩大会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运动状况，针对帮派骨干制造的谬论，明确指出：
只有紧紧抓住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才能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有人说什么“每派都要查”，这是妄图把水搅混，保护真正的帮派骨干。
这些话，句句说到大多数同志的心上，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宋林同志的教育帮助，那个党委书记开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又说他是好心办了错事。
宋林严肃地说：
“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你的动机与效果为什么老是统一不起来？”
根据这个党委书记的错误性质和对待错误的态度，宋林提议建委党组调动了他的工作，为四公司的清查工作扫清了道路。
二公司有一个同志，前几年曾写过大字报攻击宋林同志。
经过党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他觉醒得比较快，不仅彻底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而且面对面地揭发了自己的后台、建委原主要负责人的许多问题。
被揭发的人十分恼火，就利用职权，派人搜集这个人的黑材料，企图把这个犯错误的好人打成“坏人”。
宋林知道这个情况，挺身而出，同建委原主要负责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明确指出，二公司那个同志不是坏人，他揭发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完全是正确的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
当二公司的帮派骨干煽动群众起来攻击这个犯错误的好人的时候，宋林又不止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这件事的真相。
他说：
“在清查工作中，斗争十分复杂，我们要擦亮眼睛，区分敌我，绝不能上敌人的当！”
群众明白了真相，对那些帮派骨干的行径十分气愤，把他们一个个批判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那个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受到深刻的教育，逢人就说：
“烈火见真金，日久知人心。
宋林同志出以公心，不记旧帐，我要向他学习，切实改正错误。”
本报记者　谢建琼

商震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周建人、
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分别送了花圈和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邓小平、乌兰夫接见了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及其子女、亲属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商震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送了花圈。
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
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以及商震先生在国内的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庄希泉、荣毅仁，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商震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由乌兰夫副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斐致悼词。
悼词中说，商震先生于05月15日不幸因病在日本东京逝世。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商震先生，并向商震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商震先生，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
他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商震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长期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
抗战胜利后，他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辞去了蒋邦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
在此期间，蒋方多次拉他去台湾，他都拒绝了。
特别是近几年来，他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
在参观访问期间，他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接见，受到了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的接见和宴请，深受感动。
他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对祖国的初步繁荣昌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深感自豪。
他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热烈称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商震先生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社会主义祖国，心向北京，希望病好后再次回国。
现在商老先生的亲属将他的骨灰送回国内安葬，终于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商震先生生前一直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关心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盼望并努力争取台湾早日获得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因而受到了祖国人民的欢迎和海外广大侨胞的尊敬。
悼词说，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中国人民的誓言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一千六百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
欢迎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回祖国大陆看看，保证安全和来去自由。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蒋经国集团越来越不利，就连蒋经国自己也不得不哀叹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
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认清形势，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的道路。
悼词说，在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努力奋斗！
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及其子女、亲属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安田作子女士讲了话。
她首先代表商震先生的亲属向党和政府表示衷心感谢。
她说，商震先生生前曾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天，又承蒙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商震先生举行这样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并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他的亲切关怀，这也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全家的崇高荣誉。
我们作为商震先生的亲属，今后将尽我们的一切，为促进早日实现解放台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罗青长、李贵、彭友今、杨思德、蔡啸、聂真、李霄路、秦德远、王晓云、史林峰、王昆仑、朱学范、董其武、王芸生、杜聿明、吴茂荪、陈此生、郑洞国、屈武、侯镜如、钱昌照、黄维、程思远、谢冰心、刘仲容、李文宜、孙承佩、宋希濂、韩权华、刘芸生、郭翼青、傅学文、周静宜、周守本、王兴纲、陈锐霆、赵子立、王云、何思沅、李平衡、陈建晨、聂轰、王家桢、焦实斋、李俊龙、许闻天、焦琦、李明扬、金黎、孙祖武，以及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代表近二百人。
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邓小平副主席、乌兰夫副委员长接见了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及其子女、亲属，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参加了安放仪式。
图为邓小平副主席向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表示亲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摄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技术交流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以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董事长罗伊·安德森为团长的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技术交流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坐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中国航空学会会长段子俊、理事长沈元，外交部副司长朱启祯，外贸部副局长安东等。
代表团是应贸促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6月26日到达北京的。
该团在京期间，王耀庭主任曾设宴招待他们。
罗伊·安德森团长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自民党众议员、日中协会干事长野田毅和夫人，以及日中协会事务局次长小林茂雄，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坐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
野田毅先生一行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06月30日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日中协会干事长野田毅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发行
本报讯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书，从07月01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编选和出版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更好地领会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正本清沅，从理论上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流毒和影响，把我们的党整顿好、建设好。

也门总统委员会和内阁分别举行会议
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回击一切阴谋
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强烈谴责谋杀加什米总统的刽子手
新华社萨那06月29日电
据此间电台和报纸报道，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和内阁06月28日分别举行会议，研究了也门目前形势，并强调要加强团结。
据萨那电台广播，在总统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同也门目前形势有关的重大问题和对最近事态发展所采取的立场，并通过了必要的决议。
据《革命报》报道，总统委员会委员、总理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加尼28日上午在向内阁会议介绍加什米总统最近惨遭谋杀的令人悲痛的事件时，要求全体内阁成员紧密地和以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尔希主席为首的总统委员会团结在一起，努力为实现也门人民的崇高目标作出贡献。
他在讲话中，还向武装部队和公安部队以及也门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团结地和坚定地维持国家安全和稳定。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朱奈德代表内阁成员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将继续团结，任何反对我们人民和破坏其革命成果的一切阴谋都将无机可乘。
司法部长卡迪·阿里·萨曼向会议介绍了调查委员会对暗杀加什米总统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
新华社萨那06月29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报道，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委员、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28日在视察也门武装部队时，强烈谴责谋杀加什米总统的刽子手的罪行。
他对装甲旅说，也门军队对谋杀加什米总统的刽子手所犯下的这一可耻罪行表示极大的悲愤。
这些刽子手的行径超过了纳粹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行径。
他说，他以司令部的名义保证，决不让杀人犯再来危害也门人民。
他要求也门官兵保持警惕。
他在视察伞兵部队时指出，现在我们要强大起来，以保卫祖国，使其免遭那些坏人的危害。
他说，这些坏人既不是来自也门，也不是来自阿拉伯民族，也不是来自伊斯兰教。
他在视察空军时还表示，虽然失去了加什米总统，但我们决不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他说，他的牺牲将推动我们前进，使我们了解针对我们而策划的阴谋。
根据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决定，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已从少校提升为中校。

亚非舆论就南北也门局势继续发表评论
必须对付苏联在阿拉伯半岛的公开挑战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
阿拉伯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舆论继续就南、北也门的局势发表评论和文章，谴责苏联的侵略扩张政策。
有的报纸指出，“苏联的威胁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和直接的了。”
科威特《舆论报》29日在社论中说：
“我们知道，苏联通过它目前在非洲和亚洲的攻势是要使它自己分享石油资源，并在亚洲和非洲的产原料地区站住脚。”
这家报纸还在第1版刊登署名文章指出：
“俄国的危险现在已是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了，……两个也门所发生的事件说明，俄国千方百计要挤进来，不惜以牺牲我们的身躯为代价。”
埃及《新闻报》28日发表的社论中问道，苏联把武器运进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帮助阿拉伯人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吗？”
社论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如此。”
社论说，它是“为了进行帝国主义掠夺，它把对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的控制当作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造成了巨大的流血和破坏之后，今天终于成功地把战争恐怖横跨红海输出到了亚丁。”
埃及《最后一点钟》周刊28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刺杀加什米总统是苏联同某些人勾结下策划的。
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报》28日在评论南也门的局势时说：
“这不只是一个国内冲突问题，其目的是要使阿拉伯地区陷入内战，然后由某些外国的力量来加以占领。”
黎巴嫩的一家报纸指出，南北也门的事件表明，“一个新的危险阶段开始了，非洲的动荡将危及阿拉伯世界，局势将更加紧张。”
突尼斯《新闻报》28日的一篇评论说，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今天又轮到了阿拉伯世界。”
评论说：
“两个也门为之付出了代价。”
伊朗《复兴报》28日发表评论说：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遇害和南也门的血腥事件，是大国对波斯湾南口和红海进行无止境干涉的明显象征。
这些事件无疑是地区广泛冲突的开始。”
塞内加尔《太阳报》29日发表文章说：
“由于刚刚几乎同时在两个也门发生的事情，人们不是看到越来越令人不安的迅猛发展吗？”
文章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这种动荡中发现苏联巨怪和为它打头阵的古巴。”
文章说：
“这个巨怪既奸猾又贪得无厌。”
新华社开罗06月29日电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报》06月29日发表社论，呼吁即将召开的阿拉伯联盟外长会议“制订决定性的计划，以对付苏联的公开挑战”。
社论说：
“亚丁发生的事情绝不是什么内部斗争。
这是企图把阿拉伯地区拖进内战”。
社论指出：
“谋杀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加什米和随后在南也门发生的事件，是苏联在阿拉伯半岛进一步扩张的序曲。”
社论说，沙特阿拉伯政府领导人已经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为了保卫海湾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有必要得到武器，并经常保持警惕。
社论指出，同犹太复国主义勾结的莫斯科，已在敲这个地区的大门，这已成为事实。
据新华社开罗06月30日电此间报纸今天报道，埃及和苏丹政治、经济一体化最高委员会的一项联合公报对也门最近发生的悲惨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并且指出有人竭力在红海沿岸和东非散播纷争和不稳定的种子。

全明洙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
放映华主席访问朝鲜的大型纪录影片
耿飚、陈慕华副总理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6月30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
耿飚、陈慕华副总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招待会，同大使馆的同志们一起观看朝鲜大型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访问我国》。
影片再现了华主席访问朝鲜时所受到的极其隆重欢迎和热情友好接待的动人景象，纪录了华主席和金主席亲切会晤的历史性场面，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
应邀出席电影招待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外交部部长黄华，外贸部部长李强，文化部部长黄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以及随同华主席访朝的其他人员。
放映电影以后，全明洙大使设宴招待中国同志。
全明洙大使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
“华国锋同志这次对我国的访问，是在朝中友谊伟大编年史上记下新的光辉篇章的划时期的事件，为第3世界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给世界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他表示朝鲜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一切努力。
黄华外长在讲话中指出，华国锋主席访问朝鲜标志着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同金日成主席培育起来的中朝友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华主席和金主席之间进行的历史性的亲切会晤，对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促进第3世界团结战斗的共同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他表示中国人民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和朝鲜人民一道，使中朝友谊之花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共饮一桶酒　徐进

前进中的圭亚那
中国新闻代表团
在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独立十二周年的前一个月——今年04月下旬，我们踏着遍地盛开的鲜花，在这个美丽的国家访问。
在同圭亚那各界人士的交谈中，我们深感：
民族独立，对于圭亚那来说，简直同全国八十万人的生命一样珍贵，与二十一万多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具有同等的分量！
自从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殖民主义相继入侵，这块大西洋之滨、靠近赤道的美丽宁静的土地就经历了无穷的灾难。
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
英勇的圭亚那人民为了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1966年获得了独立。
这个新兴的国家以令人注目的气势，开始在经济领域里清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国家独立的进程推向一个更加深刻的阶段。
圭亚那副总理普托利米·里德在接见我们时指出：
“除非圭亚那人有这种意志和充分的决心来实现经济独立，否则他们仍将掉进罗网。”
圭亚那在谋求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迈出的第1步，就是国有化。
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支柱作用的铝土工业实现国有化及国有化后的发展，就是这场斗争的缩影。
04月25日，我们应邀到乔治敦以南约一百公里的林登市，访问最早实现国有化的圭亚那铝土公司。
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作简要的介绍：
这个公司是美国资本家于1916年建立的，后由加拿大和美国资本经营了五十三年，它控制圭亚那百分之七十的铝土生产，共牟取暴利约六亿美元。
1971年07月15日，圭亚那政府根据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将这个全国最大的企业第1个收归国有。
当时六十名外国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下撤走，各种技术资料残缺不全，设备状况降低到难以开工的程度，外国老板离开时预言说：
“只有七十多万人口的圭亚那，不可能管理好这个巨大的联合企业，国有化必将导致混乱、失败和破产。”
六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主人没有回答，却领我们去参观联合企业的三大组成部分：
矿区、铝土工厂和氧化铝工厂。
我们首先来到一个四周沙堆连绵的采矿场。
全矿区共有七个采矿场，其中有两个是近几年投产的新矿场，从1971年07月到去年底，全矿区已生产出各种铝土八百多万吨，使圭亚那铝土产量继续保持着世界第4位。
在铝土工厂里，我们看到源源而来的矿石进入高大的厂房，经过破碎和高温处理等一系列加工，最后变成黑色、灰色的高级耐火材料——烧结铝土。
在这个产量占世界烧结铝土总产量百分之八十五的工厂里，我们看到处处管理得井井有条。
通过这些现场的参观访问，我们得出答案是，通过国有化，圭亚那人腰杆挺得更硬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声，早已震破了外国老板的预言！
同样可喜的是，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在把外资控制的重要生产部门逐步实现国有化的同时，为了铲除殖民统治的残余，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他们提倡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在工农业生产中发展多样化，为实现吃、穿、住三自给而奋斗。
为了大力发展农业，改变殖民主义造成的绝大多数人口住在沿海，致使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广大地区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圭亚那政府拨出大批款项，修建了一条穿越全国、长达三百英里的公路，为开发中部森林资源和发展内地农牧业创造了条件。
继而他们又组织大批男女青年向内地进军，与当地群众一起开垦荒地，创办农场，兴修水利，广泛种植过去依靠进口的农产品，促进农业生产为实现三自给打下了基础。
由于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使水稻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年提高，去年全国大米产量达到二十二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可以向加勒比共同体其他国家出口。
目前，圭亚那在吃的方面已经达到自给有余的除大米外还有猪肉、家禽、蛋类、鲜鱼、鱼罐头、玉米和大蕉等基本食品。
我们在首都乔治敦市鲁姆维茨工业区，访问建设中的萨那塔纺织印染厂时，看到这座总建筑面积达两万六千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正在加紧施工，计划在明年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生产六百万米棉布，全国平均每人可达八米。
从1972年开始，圭亚那农业工作者同中国专家合作，在二十五英亩土地上试种棉花成功，现已发展到三千多英亩。
听了介绍，我们觉得圭亚那人民在实现穿衣自给方面，也是有着美好前景的。
圭亚那政府在实现住的方面自给的工作进展得怎样呢？
我们到德默拉拉河西岸访问了第1座机械化砖厂——贝尔—吕砖厂。
这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厂于1976年05月建成试产，现已达到年产各种优质砖五百万块的水平。
当我们看着一辆辆满载砖瓦的汽车驰向建筑工地时，便想到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大片新住宅和林登矿区的工人宿舍，感到圭亚那在解决住房自给方面正在大步前进。
我们在圭亚那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深深感到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圭亚那人民，在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中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和对前途的信心。
他们在重重困难中所取得的成就很令人鼓舞。

苏联抬高出口价格捞东欧国家一把
新华社柏林电
据西柏林德意志经济研究所最近出版的《每周报告》报道，苏联去年通过抬高出口价格，赚了东欧国家一笔钱。
报道说，根据去年头九个月的材料计算，苏联去年外贸出口价格平均上涨百分之九，进口价格只上涨百分之七。
苏联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的石油则涨价百分之二十。
由于出口价格上涨，苏联去年对经互会国家的外贸顺差近十七亿可转移卢布，其中对保加利亚顺差约二亿、对捷克斯洛伐克约三亿、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约六亿、对波兰约三亿、对匈牙利近一亿。
1976年，苏联对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顺差约十亿卢布。
编者注：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01月。
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开展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
但是，赫鲁晓夫上台、特别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以来，“经互会”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成为苏联控制和剥削东欧国家的工具。
蒙古和古巴先后在1962年和1972年加入后，
“经互会”的范围扩大到东欧以外了。

越南已正式加入经互会
新华社莫斯科06月29日电据塔斯社报道，越南已正式加入经互会。
这项决定是根据越南政府的申请在06月29日举行的经互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的。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在布加勒斯特出席这次会议的某些东欧国家代表团非正式地说，在越南代表06月28日向经互会全体会议递交越南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之前，绝大多数经互会成员国都没有得到关于越南要求加入的通知。
越南现在是经互会的第10个正式成员国。
在这之前，经互会于1972年接纳了古巴为第9个正式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