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交战线职工在第3战役中澄清企业管理上的混乱
揭穿“四人帮”“新鲜经验”假左真右原形
新华社编者按：
“四人帮”是一伙惯于以极“左”面目推行极右路线的政治骗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他们炮制的形形色色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就是贴着假左商标的极右货色，流毒很广，危害极大。
在“四人帮”控制新华社的一个时期内，新华社发表过这类所谓“新鲜经验”的报道，为“四人帮”造了反革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欠了帐。
“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在1976年授意撰写、并经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批发的《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关系》，就是这样的两株大毒草。
现在真相大白，那些所谓“新鲜经验”，是“四人帮”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炮弹，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本社播发这篇报道，是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和读者一起戳穿“四人帮”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澄清他们在企业管理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破烂武器库里，有一种“特殊”炮弹。
这就是所谓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
这些“新鲜经验”，有许多是在上海出笼的。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曾经连篇累牍地大肆吹嘘，说什么这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成果”、“毛主席办企业路线的体现”，等等。
他们用革命的外衣作掩护，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剥掉这些“新鲜经验”的假左伪装，还了它极右的原形。
“四人帮”推销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涉及到企业的任务、管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名目繁多，花样也不断翻新。
然而，上海市广大职工经过仔细分析指出，“四人帮”炮制这些“新鲜经验”，始终打着三张假左的商标：
第1张假左商标是所谓“突出政治”。
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否定工厂是生产单位，否定工厂的基本任务是搞好生产，胡说工厂的任务是斗“走资派”，抓“党内资产阶级”。
1972年，张春桥在上海胡说什么“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讲搞好生产。
马天水“蹲点”达九年之久的上海机床厂，是“四人帮”的一个“突出政治”的典型。
这个厂是我国最大的精密磨床制造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因产品质量优良获得很好的声誉。
1968年，马天水到这个厂“蹲点”以后，以“突出政治”为幌子，推行了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抛出了不少“新鲜经验”。
其中，有把大批革命干部当作“走资派”来整的“高温烧开水”的“经验”；
有把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塞进领导班子的“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经验”；
还有不断反“右倾回潮”、反“复辟倒退”的所谓“揭矛盾、促转化”的“经验”，等等。
结果，这个工厂连续六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产品抽查合格率平均不到百分之三十。
工人们气愤地说：
“这么好的一个工厂，竟成了不合格产品制造厂。”
可是，马天水还恬不知耻地叫嚷：
“路线对了，生产下降也是伟大胜利”，“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
1973年底，“四人帮”直接插手炮制了“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这一反动口号，公开煽动工人不要完成国家计划指标，否则就是“奴隶”，是“瞎眼黄牛”。
这一反动口号在“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发表以后，流毒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上海，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工厂被诬为“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拿到全市进行批判；
长期完不成任务、生产连年下降的单位，反而冠以“大庆式企业”的美名，大开其“庆功会”。
第2张假左商标是所谓“彻底解放工人”。
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他们胡说规章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束缚工人手脚，把工人变成了奴隶；
他们疯狂叫嚷“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
马天水等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鼓吹什么“社教就叫管理，没有别的管理”。
王洪文等在上棉十七厂第3纺纱工场亲自搞了一个“无制度、无管理、无领导”的“三无”车间。
在这个车间里，他们借口“人人都要参加企业管理”，把专业管理机构一刀砍掉，把专职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赶下去劳动，日常事务由工人“轮流执政”，连生产小组长也象走马灯似地不断调换。
他们还冲掉了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
结果，车间里到处打乱仗，产量和质量不断下降，上海的针织厂和织布厂都不愿用他们生产的纱。
广大工人痛心疾首。
认为这样当“主人”，社会主义的家底就要被搞光。
可是，“四人帮”的余党却到处招摇撞骗，吹嘘说：
如此人人参加管理，“共产主义的大门就敞开了”。
第3张假左商标是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权利”。
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肆意编造假共产主义理论，以消灭分工、缩小差别为幌子，夺取企业和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大权。
1975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抓住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大做文章。
当时，上钢五厂一车间的工人提出了“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口号，本意是讲分工没有高低贵贱，要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下，互相支援。
江青却利用这个口号，大耍花招，作了“分工越细，人越愚蠢，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的黑批示。
马天水心领神会，立刻炮制出一套消灭分工的“理论”。
他上窜下跳，到处叫嚷“不要把工人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强调岗位责任制就会限制工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上海工交战线煽起了一股反对分工、反对大庆、反对岗位责任制和反对各级领导的妖风。
上钢五厂一车间三次大批岗位责任制，搞乱了炼钢工人的技术等级差别和岗位分工，炉前工人随便就可以当第1炼钢手，结果，质量和操作事故不断，连车间党总支书记也被违章堆放的钢锭模压死。
接着，姚文元、马天水又插手上海钟表元件厂炮制了“两蹲点”“经验”。
这个“经验”以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名，宣扬工人上机关蹲点顶领导职务，干部轮流到车间蹲点劳动顶工人。
这个“经验”出笼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派出亲信、爪牙，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到许多工厂、公司去“蹲点”，顶替领导职务，同时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赶了下去。
“两蹲点”成了大换班的代名词，为“四人帮”排斥异己，让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夺取各级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
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时，紧密联系这些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尖锐地指出：
“四人帮”炮制的这些“新鲜经验”，不仅贴上了骗人的假左商标，而且抛出的时机也都经过挖空心思的选择。
他们的每一个“经验”，都是一发反党的炮弹，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炮制这些“新鲜经验”，是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2年，周总理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指示各地工厂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对此，“四人帮”跳出来横加反对。
张春桥、姚文元攻击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只讲具体路线，不讲基本路线”，并且蛊惑人心地说：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回来了。
他们为了抵销周总理指示的巨大影响，就根据张春桥鼓吹的“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的谬论，在上海手表厂、上棉六厂、达丰铸造厂、杨树浦装卸站等许多单位，炮制了一系列黑经验，并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又是登报、出书，又是拍电影、开现场会，大肆鼓噪，明目张胆地同周总理的指示“对着干”。
据上海手表厂干部揭发，这个厂的所谓“三讲”经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前，连手表厂党委都不知道什么叫“三讲”，只得倒过来“学习领会”。
可见他们手法之卑鄙，到了何等地步！
1973年底，为了提高码头装卸效率，解决外轮货物积压问题，周总理指示在一部分港口装卸工人中试行计件工资制，“四人帮”又跳出来大肆攻击。
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盗用上港五区工人的名义，炮制了那张“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反动大字报，影射攻击周总理。
姚文元知道后如获至宝，立即指使报纸迅速刊登。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得意忘形之余吐露真言说：
“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们抛出这块“石头”，就是要在工交战线掀起“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的恶浪，实现其“清君侧”的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6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刮起“全面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在企业管理上也加紧推行假左真右的黑货。
年初，“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精心炮制了一份集企业管理“新鲜经验”之大成的毒草，准备向党中央、国务院发动进攻。
这份毒草材料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合伙审批，冠以《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的美名，通过新华社抛出。
07月，姚文元又直接指挥炮制了上海钟表元件厂的“两蹲点”纪事《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关系》这株毒草文章。
与此紧密配合，马天水唆使上海的一个“工人代表”到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当面谩骂国务院领导同志，叫嚷要到国务院去“蹲点”，到国务院各部去“蹲点”，气焰十分嚣张。
至此，“四人帮”炮制企业管理“新鲜经验”的极右实质和罪恶阴谋，暴露无遗。
“四人帮”炮制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完全违背毛主席的办企业路线，曾受到广大干部、工人的抵制；
但也使不少人上了当，受了骗，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上海全市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以上；
而从1972年推行“四人帮”炮制的这些企业管理“新鲜经验”以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就迅速下降，197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增长还不到百分之二。
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
“四人帮”覆灭前，上海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这是上海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打倒了“四人帮”，上海工交战线得解放。
一年多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市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抓纲治厂，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全市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工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
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
今年一至05月份，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得越来越好。
现在，全市百万产业大军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
他们决心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　吴复民

人大常委会召开在京委员座谈会
听取关于冶金工业战线大好形势的介绍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7日至28日召开在京的常委会委员座谈会，听取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关于冶金工业方面情况的介绍。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陈云、李井泉、邓颖超、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出席了座谈会。
委员们在座谈讨论中热烈发言，一致认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冶金战线出现的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大好形势，十分鼓舞人心。
他们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冶金工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委列席了座谈会。

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继续大会发言
广西齐玉珠，山东王凤山，广东刘宝英，河北苗沛泽，上海曾维甫在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大会发言进入第4天。
在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有五位同志发了言，受到到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出席了会议。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委员会副书记齐玉珠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他说，由于横县县委加强了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商业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共山东省青岛市第二面粉厂总支委员会书记王凤山在发言中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面粉厂能够做到领导班子不乱，职工队伍不乱，企业管理不乱，生产不停，是因为全厂广大职工都有一个坚定明确的信念：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面粉厂，必须搞好生产，确保军需民食。
所以，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刘宝英在发言中，介绍了广东省顺德县水产公司勒流水产站发展淡水渔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
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供销服务社主任苗沛泽在发言中，介绍了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之后，农村商业越办越好的情况。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党支部书记曾维甫在发言中，着重谈了菜场职工牢固树立卖菜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思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方便群众购买的体会。
他说，做好菜场的工作，可以使广大群众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研究科学技术，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托尔伯特总统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托尔伯特总统、李副总理讲话　陈慕华谭震林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外交部部长黄华，文化部部长黄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今晚，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主席台正中并排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利比里亚国旗。
托尔伯特总统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满意地指出，这次访问十分难忘、愉快和富有启发性。
他说，你们使我们在这里感到象在家里一样。
我们确认，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加深友谊。
我们了解到，面对面的交换看法能产生对双方有益的持久的结果。
托尔伯特总统愉快地谈到了这几天的参观访问。
他说，在你们伟大、团结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现代化的高潮中，在贵国崇高和勤劳的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决心中，我们看到了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领导激发全体贵国人民在思想和物质上取得惊人的发展。
托尔伯特总统指出，非洲人民受到傲慢的种族主义、不断的压迫、镇压和剥削等破坏性力量的严重困扰。
非洲各国人民在那里惨遭破坏性的强大外来干涉的蹂躏。
他强调说，非洲人不需要超级大国为私利而进行的干涉，不需要武力干涉及其破坏性的后果。
非洲需要的是给成百万饥饿人民提供食物，而不需要煽动叛乱。
从东南西北各方面，非洲需要的是真诚的道义和物质支援，以便把千百万非洲人从非人的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不需要只会产生新殖民主义统治的特洛伊木马式的帮助。
他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应小看非洲人民思想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能力。
非洲人能够最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托尔伯特总统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观念和实践中永远努力促进真正的不结盟运动。
作为第3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我们必须保持团结，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说，我们知道困难很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使我们取得胜利。
你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他的话使我们增添了勇气。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托尔伯特总统在中国访问期间，华国锋主席和总理同总统阁下进行了亲切的会见和交谈。
我们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近似的，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中利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诚挚的讨论，取得了圆满的结果，把我们两国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说，托尔伯特总统这次对我国的访问是很有成效的，为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说，托尔伯特总统在访问我国期间热情赞扬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事务中所进行的努力。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生前一贯教导我们，国无论大小，各有长处和短处。
我们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李先念副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利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是长期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他指出，托尔伯特总统这次访问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给我们留下的利比里亚人民的友好情谊却是长存的。
他请托尔伯特总统回国后，向利比里亚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问候和崇高敬意。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张海峰、陈洁、程飞、赵凡、张百发、王毅之、郭建、王丙乾、宋克仁、杨纯、李青川、闫志祥、石少华、李连庆、王若水、李立功、杨骥，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王人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随同托尔伯特总统来访的利比里亚贵宾，利比里亚驻中国大使约翰·丹尼尔·考克思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宴会作陪，同中国客人欢聚一起，畅谈两国人民的友谊。
托尔伯特总统等利比里亚贵宾是结束了对南京、杭州、上海的参观访问后，在今天上午由谭震林副委员长、赵凡副部长陪同，乘专机从上海回到北京的。
贵宾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副主任王鉴、杨恺等到机场送行。
今天下午，托尔伯特总统等贵宾参观了故宫。

抓生活是城市区委的重大任务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各行各业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一心扑在前方，日夜奋战，争做贡献。
他们的后方如何？
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广大职工料理家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却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不少职工因为住的地方过远，每天路途往返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
一些双职工的子女和生病的老人无人照顾，他们不得不中午赶回家去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
有的幼儿无法入托，只得带着上下班或者锁在家里，真是“离家不放心，班上不安心，回家也不松心”啊！
星期天也不轻松：
买菜、买粮、买煤，洗衣服、搞卫生，弄得人们筋疲力尽，甚至比上班还劳累。
这些生活事务，日益成为人们的沉重拖累。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把人民的经济生活组织好，逐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改变小生产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这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那么，这项繁杂而紧迫的任务由谁来担当？
大中城市的区一级党政组织应当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而且要把它作为区委的主要工作切实地抓好。
因为，城区和街道是人民群众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具有各行各业总后方的特点，作为城市的区委和这一级的政权机关，它们同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地区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既方便群众，又有利生产，从整个社会来看，是合理的，节约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
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在这个区的范围内，有中央、市、区各级机关，还有工厂、企业、学校等共一千四百多个单位，居民十六万九千户、六十多万人。
要把这千家万户的生活组织好，只依靠国家办的商业、服务业、医疗单位和幼儿园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
从1971年开始，这个区的区委发动和组织街道居民群众，在一些居委会中，办起了拆洗缝纫服务站、红医站、儿童校外活动站，商品代销店、代营饭馆和托儿所，即“三站两代一所”的生活服务事业。
去年，他们又以街道为单位，把国家办的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同居委会办的生活服务事业结合起来，把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组织起了生活服务网、医疗卫生网、青少年校外教育网和治安保卫网。
这种按地区组织群众生活的做法，效果是显著的：
居民群众吃早点、买副食，拆洗、修理衣物，看小病以及幼儿入托等生活上的不少实际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减轻了一些人的家务负担，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在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其他城市如上海市以及山东的潍坊、湖南的衡阳等地，都有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
但是，就全国多数城市来说，这还是一个急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重大课题。
群众的生活问题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城市的区委究竟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什么地方呢？
“一工业，二文教，三财贸，四街道”，是许多区委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
在那里，他们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和人力、物力、财力大都放到办工业上来。
市、区以至街道的党政机关都用主要精力去抓工业生产，结果是前方吃紧，后方空虚，生产人员和社会生活服务人员比例不适当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据了解，目前大中城市的商业、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只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有些城市比例更小。
而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还在增长，这就必然造成群众买东西、吃饭、洗澡、理发、看病排长队，住房紧张、乘车拥挤，孩子入托困难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是绝对不能小看的。
如果这些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又怎么能把工业和科教等等事业搞好呢？
所以，城市区委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过来，他们的第1位的任务是抓好后方，为广大职工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而抓好后方正是为了促进前方。
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生活服务，就是为生产建设服务。
现在全国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工业管理的专业化，把区和街道办的工厂统一归口，由市一级的工业部门来管理，这就为区委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组织人民生活方面来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条好经验。
城市区委能不能把安排好群众生活当作第1位的工作来抓，这里有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你心里装着群众，你就会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
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肤之痛。
河北省秦皇岛市饮食、副食网点长期以来严重不足，市委和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饭馆卖早点，体察情况，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们充分调动街道、厂矿和商业部门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还对城建、房管、物资等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积极协助。
结果，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只花了三十万元的投资，就办起了一百一十个供应点，解决了群众吃早点、买菜排长队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会熟视无睹。
北京市有一个区，上级批准迁建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日常生活的酱油厂，而这个区竟把新的厂址挪作它用。
类似的情况说明，进一步肃清“四人帮”不顾人民群众生活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为生产、为职工群众服务，这是党的城市工作方针。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把城市人民生活组织好，城市区一级的党政组织责无旁贷。
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组织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古话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们是革命者，提倡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总得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来搞建设。
当前，有些城市的区委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因地制宜地想方设法增设商业、饮食服务网点，重视了兴办街道服务事业，给群众带来了很大方便，这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群众生活涉及的面是很宽的，同各部门都有密切关系。
有些事情看来微不足道，也足以影响群众的情绪和干劲。
象目前病人住院还要亲属请假陪住，不知浪费了多少职工的时间，医疗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改进一下呢？
又如有些设在城区的工厂，污染空气和水源，噪音严重，实在影响工作和健康，工交部门是否能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呢？
又例如，住楼房的职工自行车无处存放，每天扛上扛下，日久天长确是一项负担，象这样的“小”问题，城市建筑设计部门是否有责任在建设住宅时通盘加以考虑解决呢？
可见，组织群众生活这项工作，不但城市区委要下大力量去抓，市委也要下决心、花功夫去抓。
这不仅是财贸部门的事，也是一切有关部门的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也要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
华主席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把市场安排好，把群众生活搞好。
不抓群众生活的领导不是好的领导；
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抓紧抓细，抓出成果来。
这件事抓好了，必将激励亿万职工群众的革命热情，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能够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地为实现党在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

从小生产习惯势力枷锁下解放出来
参加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的安徽代表团团长胡坦的发言
新华社北京06月27日电
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为了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还必须大胆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目前财贸工作中的很多问题，固然有外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因。
我们的这次会议，一定要着重寻找内因，特别是领导工作、管理工作方面的内因。”
安徽代表团团长、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坦同志在讨论李副主席重要讲话时，结合本地区情况发言说，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就是目前财贸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他的发言，使代表们很受启发。
胡坦同志指出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财贸工作跟不上新形势的主要表现是：
目光短浅，胸无宏图。
一些同志习惯于在商言商，就财政谈财政，对新时期财贸工作的新任务，想得不多，抓得不力，缺乏长远规划。
拿茶叶来说，安徽省产量曾经是全国第1位，后来退到第3位。
华主席指示，全国要建成一百个年产茶五万担的基地县。
我们省规划搞十四个县，现在达到或超过五万担的只有四个，还有十个县年产两三万担。
怎么上？
收购、加工、调运、储存怎么安排？
省里的同志说不清，县里的同志也说不清。
有的甚至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只牟小利，不顾全局。
有些地方内贸外贸之间、城乡商业之间，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狭隘利益，相互设防，争业务，争地盘，打“内战”，搞得关系紧张。
畅销的产品争着要，滞销的商品都不管，相互扯皮。
毗邻地区甚至变相提价，以邻为壑，搞得关系也紧张。
作茧自缚，墨守成规。
我们在财政上有的作法，完全是作茧自缚，宁可用大量的钱去填企业的亏空，也不愿拿少量的投资去支援生产来扭亏增盈。
安徽省水产企业，每年亏损二百五十万元，还年年缺鱼吃。
如果每年投资百把万元发展生产，用不了几年就可把水产搞上去的，但制度就是不允许。
小化肥也是如此，要一点投资改进工艺，提高产量，不行；
年复一年补贴亏损，可以。
群众对这种做法批评说：
“请医生不给钱，买棺材舍得花。”
这是老问题了，由于我们墨守成规，明知不对，就是不改。
因循守旧，安于现状。
现在商业的经营方式，基本上还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式。
有人说我们建筑落后是“秦砖汉瓦”，我们的商业也是“秦秤汉尺”。
我们的同志一说扩大购销业务，就吵着要人要钱要东西，很少想到搞科研，搞革新，搞商业现代化。
再就是满足于“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年年走”，穷自满。
总起来说，由于小生产的影响，我们财贸工作上小生产的思想，各搞一套的办法，拖拖拉拉的作风，是比较突出的。
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就必须在思想上和政策上来个大突破，在管理上和设备上来一番大改造。
我们一定要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要求交换范围扩大，一定要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现代化的大生产服务，做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促进派。

从山东农田基建会战看政策问题
编者按：
农田基本建设要速见成效，非有一个正确的规划不可。
正确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应当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规划、统筹兼顾的规划。
这就是既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又要考虑到国家财力、物力和农民负担的可能；
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
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正确处理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把它体现于规划之中，就一定能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农田基本建设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持久地健康地发展下去。
山东省连续三个冬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还在继续进行。
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正是时机。
总结经验的重点放在哪里？
前不久，山东省分析了三年会战的形势，研究了政策、规划和专业队等问题。
人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持久地健康地发展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必须高度正视和及时解决政策问题，要靠党的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山东农村的这场群众运动，动员面很广，大部分县、市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都组织了会战。
据最近一个冬春的统计，仅全省九个地区和四个市直接组织的会战，就动员了六十七个县、六百一十九个公社参加协作，分别占全省县、社总数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上。
会战规模大了，突破了队与队、社与社、县与县的界限，带来了国家和集体、集体和集体、集体和个人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其中有两个政策问题，即互利问题和负担问题，尤为重要。
先看互利问题。
山东省大中小三种形式的会战，都存在着受益大小、受益早晚和受益不受益的问题。
中小两种会战，规模小，短期内能够以工换工，互利问题只要注意解决，能够解决得好，也解决得快。
较难解决的是几个公社、一个县或几个县大会战中的互利问题。
他们有个匡算：
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六百七十万人，其中三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二百八十万人；
按每个冬春干七十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三亿斤粮、近一亿元钱。
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
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从群众方面来看，非受益社队顾大局，识大体，表现了很高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
他们热心地派出劳力，自带钱粮、工具参加会战，觉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干社会主义大业，是共同富裕的希望所在，乐意鼓起劲来干，节衣缩食地干。
滕县城郊公社郭庄大队所持的态度，颇有代表性。
这个富队三年都出工，三年未受益，想的是一条：
“大家富才是社会主义，天下农民是一家嘛！”
一些平原地区的群众，把奔赴山区会战，叫做“进山还帐”，说是过去水库修在山区，水流向平原，受益大的是平原，现在轮到送水上山了。
这几年，在山东农村的这场会战中，原来后进的泰安、济宁地区搞得最起劲，好些穷县穷社穷队协作最齐心。
那里的群众说：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不怕大干，只怕乱干”。
这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十分可贵的精神！
从领导方面来看，会战区的许多领导干部，看到群众这种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感到领导的责任很重，要严肃认真地执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政策，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否则大干很难持久。
但也有少数同志对此掉以轻心，强调互助，忽视互利，强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忽视农民的负担能力，甚至有人以为搞大会战，一平二调的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听之任之。
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会战有害无益，不是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
怎样把互利问题解决好？
山东会战区有这样几句话：
“今年给你干，明年给我干，三年轮一遍，政策来兑现，如果不兑现，国家义务工来换。”
这是落实互利政策方法的一个概括。
具体说是这样一些办法：
一，轮流治理，以工换工，几年大体找平；
二，根据受益大小和受益早晚，按比例出工，早受益的多出工，晚受益的少出工；
三，用换工办法短期找不清的差额，从国家兴办的大型工程和其他用工中找平补齐；
四，按照受益大小、受益早晚和受益不受益的情况，适当调整支农资金和物资的分配等。
这些办法来自实践，经过了一段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可行的。
烟台地区坚持“四统一，一分头”（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政策，各大队分头施工），互利政策基本上三年内兑现。
泰安地区会战的规模虽然较大，由于采取这些办法，三年来先后受益的大队达到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再努力一两年就可以基本解决互利问题。
邹西会战区的济宁县接庄公社，有计划地组织四十个大队统一调动劳力轮流治理，认真地执行以工换工和从其他用工找平补齐等办法，三年治了三大片，把全社七万亩地治理一新，其中有三个大队出工多、受益少，公社专业队又帮助整了一部分地。
各队普遍受益，群众欢喜。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充分注意，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必须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致相适应；
否则轮流治理的时间一拖长，三年内很难换工找平，受益队和非受益队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悬殊。
有的会战区头两年尝到了互助协作的甜头，不再详细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条件，继续加大工程量。
结果，原来的落后队因为及时受益，三年粮食亩产翻一番，分配水平提高；
而原来的先进队和中上水平的大队，由于连年支出较多，又不受益，生产和分配都下降了。
这就说明，办法即使可行，在需要和可能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行之有效；
如果认真注意了这一条，互利政策就能落实。
再看负担问题。
山东省这三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的十之六、七，投粮的十之七、八，都是社队自筹的。
这样大的负担，无论是非受益队或者受益队，都不能不受影响。
比如邹西会战区，三年来虽然打了一个翻身仗，农业生产水平赶上了济宁全区，但由于投资投粮较多，集体的积累和储备、社员的现金收入和口粮水平，一时都没有多大提高。
常听一些干部说，农田基本建设不过是劳动积累，只是多用点工、多流点汗而已。
上面的事实说明远非如此。
山东的同志说：
“我们确实搞得有点紧。
许多地方的群众是将自己的生活控制在低水平上大干苦干的。”
可见，过重的负担成了会战中的一大矛盾，长此以往，会战就不能持久。
对于这样的负担，群众心里很清楚，是把它跟其它根本不应有的负担区别开的。
他们痛恨那些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的行为，埋怨有的干部大搞非生产性建设，不满意各种非生产人员都来吃生产队的粮食，迫切要求扫除这些障碍，增强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力量。
但是，他们希望多作调查研究，多跟群众商量，作出一个好的规划、好的设计，绝对不能盲目施工、勉强上马，造成力不从心或者窝工浪费的现象。
总之，群众盼望负担要适当和合理，生产和生活要象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
怎样做到负担得当和合理？
这就是长远建设和当年生产的关系要处理得当，积累和分配的比例要安排合理，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
山东省已经和开始采取下面几条措施：
一是量力而行。
严加控制上阵劳力，去冬今春全省压缩了二百万人，主要是减少那部分离社离队远出的劳力，特别是非受益队的离队劳力。
把集中会战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十天，除专业队外，绝不拖长会战时间和搞过多的突击战。
二是切实做好会战规划。
抓准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做到当年会战当年增产，力求缩短轮流治理的周期。
会战中合理使用劳力，力求节约，讲求实效，防止窝工浪费，不搞形式主义。
三是增强自力更生力量。
大力办好社队企业和发展多种经营，多积累一些资金。
提倡专业队自给，利用新扩大的耕地办农场，搞多种经营。
黄县专业队自力更生办农场，现在已不向生产队要补贴费。
这些做法，山东省正在摸索和试验。
但初步的实践说明，政策落实，群众的积极性更高；
量力而行，速度并没有放慢。
群众有了多年的经验，干部组织会战的能力加强了，专业队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再发展机械化施工，农田基建就可以加快步伐。
　本报记者

感谢批评
蔡维藩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尖锐，中肯，我们诚恳地接受。
蔡维藩同志仔细阅读了一个多月的《人民日报》，举了几十个例子，都注明了几月几日第几版，什么文章，错在哪里。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对党报的真正爱护，令人十分感动。
还有不少同志也经常来信肯定一些好的文章和报道，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办好报纸的具体建议。
我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以办好报纸的实际行动，感谢蔡维藩和所有关心党报的同志们。
我们决心办好“读者评报”栏，希望广大读者经常严格地监督、帮助我们。
限于篇幅，我们对蔡维藩同志的来信，作了一些删节；
信中举的例子，也只选用了一部分。

把革命传统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林彪、“四人帮”妄图割断人民群众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系，不准出版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集。
《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都被诬蔑为大毒草。
文学、戏剧、绘画、历史，对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也缺少真实的、大量的反映。
我们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机会不多。
解放后出生，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于旧中国缺乏了解，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十分肤浅。
所以，“四人帮”那一套歪风一吹，就容易摇摆。
对青年一代来说，多么需要了解革命斗争的历史啊！
希望报纸、广播把革命传统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亲手记述亲口叙说的材料，象《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就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可以选刊、选播。
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这些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也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文章发表在以前的各种报刊杂志上。
他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朴实的文风，一直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
为了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应该鼓励青年刻苦自学。
象徐特立同志勤奋学习的事迹，对青年和老人都有教育意义。
我手头存的一本谢老的《不惑集》，有不少精彩的文章。
其中谢老在1961年对《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的谈话《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就可以重新发表。
北京西单四新路承思胡同二号
蒋同甫

报社本身应如何对待读者的批评？
我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由于读《人民日报》较为仔细，常发现报上有一些提法不妥、文理不通、语言混乱及错字别字等情况。
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在认真整顿，报纸的文风是不是也该认真整顿呢？
我这样想的时候，《人民日报》开辟了一个“读者评报”专栏，说是要“加强报纸同广大群众的联系”，表示要倾听“广大读者对本报的建议或批评”。
看来，报社是有依靠群众整顿文风的决心的，我于是决定把自己的意见随时写成短信寄给“评报”栏。
01月14日、17日、31日，02月07日、13日，我连续寄了五封信。
但一经投邮，便如石沉大海。
报社的同志可能太忙了，连回答批评意见的时间都被挤掉了。
俗话讲，“事不过三”，我已经写了五封信，不想再写了。
但，使人着急的是，信中反映的情况在报上仍不断出现。
一种在打倒“四人帮”后焕发出来的读者对办好报纸的责任感，和对玩忽职守、不负责任而又拒绝批评的坏作风的革命义愤，促使我在03月中旬将一个多月间《人民日报》出现的差错汇总编在一起，写成一篇题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的文章，准备向报社全面反映情况。
由于业务工作太忙，加之想再等一等回音，一直没有发出去。
到现在，离开发出第1封信已有一百多天；
发末一封信也是一百天以前的事了。
看来，报社不会有什么答复了。
近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尖锐泼辣的读者来信，对一些单位、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鞭策他们改进了工作，解决了问题。
在“读者来信”栏，一面是尖锐中肯的批评，一面是诚恳虚心的答复，多么好哇。
报纸沟通了行行业业，联系了各个方面。
然而，报社本身如何对待读者的批评呢？
怎样加强报纸和读者的联系呢？
在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上，那种尖锐泼辣的劲头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认为，作为读者，有权利对报社提出批评；
同时，也有要求报社对这些批评作出严肃认真处理和答复的权利。
现在，我同时行使这两种权利。
现送上《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一文，请审阅，正确与否，请速裁夺。
如果认为微不足道，退还为盼。
大连电机厂工人大学蔡维藩

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
《人民日报》不但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向人民群众进行语言规范化教育。
但据我翻查，《人民日报》在运用语言方面还存在不少混乱现象。
仅以01月15日到03月05日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发表的部分文章、报道（不包括新华社稿）为例，分述如下：
一、提法不妥，不合规范
这是指对一些事物的提法，包括对一些单位的称谓欠妥当。
此外，把一些词语用法不合规范、体例不统一的情况，也放在这个题目之下。
02月11日第3版《苏区干部好作风》中，“福建省上杭县毛主席才溪调查纪念馆”，应为“福建省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02月05日头版《清华大学揭批“四人帮”斗争获重大进展》一稿提到“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献礼”，这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应为“全国科学大会”。
02月07日第6版《延水长流纺车转》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正式全称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2月12日第3版《力争今年大豆丰产》中用了“公分”一词。
按1959年06月25日国务院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规定，应使用“厘米”。
“公分”是早经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
二、缺乏准确性
这里包括不注重语法、修辞和逻辑，表达不准确、词不达意及不合逻辑等情况。
此外，形容、比喻不当，以及时间、数字计算不准也归在这个题目里。
“我撩开身上被刀捅的伤疤”。
（02月13日第4版《对“四人帮”恨得深步子才能迈得正》）“伤疤”怎样撩开？
“我对孩子的病能否治好已失去信心。”
（02月14日第4版《他分担了我的焦虑》）作者原意显然是“我对孩子的病能治好已失去信心。”
关于非洲的人口，02月27日第6版《漫谈非洲的民族和语言》一文明确提出：
“非洲现有人口四亿零一百万（1976年）”。
事隔两天，03月01日第6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非洲大陆动乱的根源》却仍提“三亿多非洲人民”。
三、文理不通
这里包括句子结构残缺、不合语法，词语配搭不当，语义晦涩费解、重复累赘等语病，以及用词不当的情况。
“距七连较远或更偏僻的牧民们”。
（01月18日第4版《草原上的“货郎站”》）无论是“距……更偏僻”或“更偏僻的牧民们”，都不通。
“去年粮食产量比起美李统治时期，增产四倍。”
（01月24日第5版《“青春之城”纪行》）“产量”“增产”语义重复而且不通，应为“增长四倍”。
此类例子甚多。
“比较普遍地引起嘉兴地区有些单位的注意。”
（01月16日第3版《主攻方向放在“水”字上》）既然是“普遍”，就不只是“有些”，自相矛盾。
四、错别字
举例如下，后面括号中的为正。
“溶铅铸字”（熔）（01月18日第6版《英伦见闻》）；
“箭拔弩张”（剑）（01月22日第6版《鲜红的请帖》）；
“机体”（肌）（02月16日头版《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此外，结构助词“得、地、的”不分及滥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其中严重者引起歧义或意义全非。
文如其人。
文风反映了作风。
前面列举的问题中许多不就是由于编、排、校不认真造成的吗？
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指出过：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后来，毛主席在谈报纸工作时，又说过：
“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
只要认真去做，文风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人物姓名小议
伊琳
人民群众的姓名，本是丰富多彩的。
然而，这些年来，在“四人帮”搞得形而上学猖獗的影响之下，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姓名，雷同现象十分严重。
所谓“主要英雄人物”多出自“高”、“洪”等家，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如富裕中农等，则多出自“钱”门。
至于反面人物，则非“刁”即“胡”，非“孔”即“孟”。
其实，人决不会因为姓“高”就一定“高大完美”，姓“洪”（红）就一定“红心赤胆”，更不会因姓“刁”就一定“刁顽凶狠”，姓“钱”就一定“钱迷心窍”。
形而上学之作恶，于此可见一斑。
名字总有一定的含义，因此，为人物起什么名字，作者当然要有所考虑。
好人不用坏名，自是常理。
但，决非“坚”、“强”、“红”、“彤”等少数字之外就无字可用了。
坏人的名字也不一定必坏，倘若一见其名，即知其必为坏蛋，还有何艺术可言（以讽刺为主要形式的作品尚可另议）？
至于用谐音字为坏蛋取名，以示其坏，更不足取。
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流毒和影响，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方面吧！

《女神》的修改本
吴泰昌
抗战初期，郭沫若同志曾修改过《女神》中的个别篇章，准备出版。
后来没有刊出。
那是1937年秋天。
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使他匆匆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的伟大斗争。
他领导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
他积极宣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要求其内容和形式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
顿时，《救亡日报》上宣传抗日的墙头小说、街头短剧、报告文学、速写、短诗百花争艳。
郭老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也不闲笔。
他写了一些有鼓动性的战斗诗篇（后来收入《战声》集中），写了《前线归来》、《在轰炸中来去》等报告文学。
他同时探索如何使历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
当时沸腾的生活使他不能安下心来进行长篇巨制。
他选取了《女神》中短小的诗剧《棠棣之花》作为尝试。
比较一下早先的《女神》，可以发现作者对《棠棣之花》的改动是不小的。
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适当地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思想。
二，暗中批评了蒋介石打内战的不得人心。
如聂政的一段台词，原文是：
“战争不息，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消殂。
这几年来，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争城者杀人盈城，争地者杀人盈野，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
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高唱非战；
然而唱者自唱，争者自争。
不久之间，连唱的人也自行争执起来。”
修改后是：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战，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
其实我们的敌人不在中国内部，是在中国外部的。
我们中国人把外部的敌人丢掉，时常自相屠杀，将来怕只好同归于尽吧。”
又如，剧末姊弟二人满腔热情的对话，原文是：
“聂政：
（起立）姐姐，你这么悲抑，使我烈火一样的雄心，好象化为了冰冷。
姐姐我不愿去了呀！
（挥泪）聂嫈：
二弟呀，这不是你所说的话呀！
我所以不免有些悲抑之处，不是不忍别离，只是自恨身非男子。……二弟，我也不悲抑了，你也别流泪罢！
我们的眼泪切莫洒向此时，你明朝途中如遇着些灾民流黎，枯髅骴骨，请你替我多多洒祭些罢！
我们贫民没有金钱粮食去救济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泪。……二弟，我不久留你了，你快努力前去！
莫辜负你磊落心怀，莫辜负姐满腔勖望，莫辜负天下苍生，莫辜负严仲子知遇，你努力前去罢！
我再唱曲歌儿来壮你的行色。”
改后的文字是：
“聂政：
不，我倒想不走了。
我没想出姐姐你竟这样的悲哀，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了一大半。
聂嫈：
对你不住。
我的确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并不是怕和你别离，乃是恨我自己身非男子。
我假如是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究是没有用处的。
我虽然是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计划。
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墓，向天盟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
我看，你现在可以去了。
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苍生。
好，你去吧。
我再随意唱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在语言上也力求改得更口语化，原来典雅的文学语言成分多一点，不易上口。
作者为了让修改后的剧本便于朗诵乃至演出，特别留意语言的通俗。
郭老修改用的是上海太东图书局1930年07月出的第10版的本子。
扉页上有作者用钢笔篆书写的“郭沫若章”四字，下边并列三次钤印了“郭沫若章”。
可见这是作者的自用本。
除用钢笔在书上修改外，改动多的地方还加贴了字条，作者在修改时，还随手改正了一些错字。
据阿英同志回忆说，1937年12月，郭老离沪去香港前，亲自将这个修改本留交给他，托他设法印出。
因战局恶化，未能刊印。
后来阿英同志去苏北新四军，此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解放后，他同郭老几次谈到这件事。
郭老在修订《女神》和校订《沫若文集》时都希望能看到这个本子。
但阿英同志离沪后存留的书籍几乎全部遗失了。
庆幸的是，这本《女神》几经展转于1965年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这大概与扉页上盖有“阿英”一方小型私章有关。
阿英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郭老。
那几年因为忙，他们相约闲暇时再细细地看。
很快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没有机会来研究这本书了。
1976年，阿英同志病重时，他在被叛徒江青、陈伯达劫余的个人藏书丛中，竟然发现了它，还完整，只不过书皮脱落了。
去年12月23日上午，郭老精神还好。
我向他汇报《女神》修改本找到了，并请教他有关修改的情况。
他说，看了本子回想回想再谈。
不久就得悉郭老身体不好，而且是日趋严重的坏消息。
我们怕他见到这本书勾起过多的回忆，情绪受影响，因此不敢轻易惊动他，总在盼望着他身体早日康复。
郭老生前没有重新看一遍四十年前他的这个改本，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虽然那次修改，今天看来郭老还可能有新的看法，也许还要再改，但是它对研究《棠棣之花》这个剧本，对研究《女神》，对研究郭老历史剧，对了解郭老抗战初期的思想却是很难得的材料。
在郭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是很细末的一件事，但它有助于使人真切地感受“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
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这句话的分量。

永遇乐
在全国文联扩大会议席上口占抒怀
金尧如
生死当年，重逢隔世，泪飞如雨。
白发相看，迎春路上，总苦妖星妒。
椒丘兰畹，芬芳却被，雨打风吹去去。
念沉沉，艺林恨事，擢发也应难数。
华明天下，叶荣万木，春水桃源处处。
遥想渊明，当须羡我，所向无迷路。
风飘飘也，人欣欣矣，携手载歌载舞。
但记取，春光无限，险峰休惧。
1978年05月

涛　声〔日本招提寺障壁画之一〕　东山魁夷

郭老和孩子剧团
陈模 执笔
敬爱的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
我们——原孩子剧团的团员、在郭老身边长大的人，都为失去这位革命的老前辈感到无比的悲痛。
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为扶植孩子剧团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忘不了他对我们的哺育恩情和亲切教诲。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了。
党的地下组织决定：
孩子剧团到内地去工作。
我们二十二个青少年（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八、九岁），躲开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搜查，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演剧、唱歌，宣传抗日救亡，第2年01月到达武汉。
正当我们这些幼芽需要雨露阳光的时候，敬爱的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来看望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02月09日下午，周副主席派人把我们接到八路军办事处。
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会场设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墙上贴了许多欢迎的红绿标语。
正当办事处的小战士们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敬爱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秦博古、叶挺、邓颖超同志来了，郭沫若同志也来了。
大家高兴得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周副主席的关怀，我们久已盼望见到他，今天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
大家围着长桌坐下来。
周副主席要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又要我们唱歌。
我们唱《流浪儿》，当唱到“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全被杀……”的时候，周副主席难过得低下了头，擦着眼泪；
郭老的眼眶润湿了。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求周副主席讲话。
周副主席用热切的眼光看着我们说：
“……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
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这一点。
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
我送你们革命、救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
“好！”
我们齐声回答。
周副主席的话，象是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中，点燃了一把火，这火光照耀着我们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郭沫若同志激动地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讲了话：
“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
九岁的小弟弟，就晓得出来救亡了，是作孽么？
不，是幸福。
好象一株植物，放在温室里虽然茂盛，但一拿出来就谢了。
唯有在山谷里，寒风暴雨中磨练出来的树木，才是坚强的，才能发展起来，顶天立地。
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
你们就象树木，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
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
一定会流许多勇士的血，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才能建设起来。
我希望你们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中成长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在这些诗一般的语言里，郭老对我们战区儿童，表示了深深的关怀和期望，他把伟大祖国和孩子们的命运系在一起，他和孩子们是心心相连的。
第2天起，《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欢迎会的特写和《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长篇通讯。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汉口公演抗战话剧《街头》、《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
他们派人来盘问我们，是怎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
指令我们去登记、备案，一切活动要经过他们批准；
最后，又强迫我们与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的所属团体“合并”。
当他们的魔爪伸出来，妄图摧残我们这支新生力量时，郭老正在筹备建立第3厅。
他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决定把孩子剧团收编到第3厅来，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得逞。
他亲自找了国民党的政治部长陈诚，建议政治部收编我们团体，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第3厅，陈诚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可是，在此后不久的一次部务会议上，秘书长张厉生横生枝节，说：
“那些耍猴戏娃娃们会做什么？
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第2厅厅长、特务头子康泽说：
“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2厅管辖。”
他是想把我们团体控制在他的手里。
经过郭老的斗争，终于维持了收编原议。
郭老在《洪波曲》里高兴地写道：
“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3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
正是由于周副主席的关怀和郭老的力争，才使孩子剧团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扼杀，使它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宣传上发挥了作用，使一百多个孩子陆续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8年03月底，我们进驻三厅所在地武昌昙花林，郭老陪着周副主席（当时公开身分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我们住处来看望我们。
他们查看了每个宿舍，问我们是不是都住下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郭老看了我们的壁报，对其中几篇稿子，亲自一笔一笔地改正错字，嘱咐我们：
“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哟！”
这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的关怀啊！
不久，郭老和三厅党的地下组织，就安排了一些教员，给我们讲戏剧、音乐知识，也讲时事。
以后，又派了老党员蔡家桂同志，担任我们的指导员，经常给我们讲政治课，发展了一批党员。
当团员人数增加到六十多人，分为两个队时，每队又派一个助理员，帮助全队管好生活，给小团员上文化课。
这对团员们健康地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的秋天，三厅所属的十个演剧队、四个抗宣队，陆续分赴到各战区工作去了，唯有孩子剧团一直随着三厅，到衡山、长沙、桂林、贵阳以至重庆去工作，这是根据周副主席和郭老的指示决定的，这样便于照顾孩子们。
郭老常到剧团来，从工作到学习，从团员的生活到作风，他都是很关心的。
1938年11月上旬，当日寇将要占领岳阳、长沙的时候，三厅准备向后方撤退，但人员和物资很多，车辆却很少，火车和公路已经停运。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和郭老，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剧团。
郭老从厅里仅有的几辆卡车中，拨给我们一辆，在09日的深夜，把我们转移到衡阳去。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焦土抗战”，12日在长沙全城一百多处放火，烧死成千上万的伤兵和居民。
当我们知道，长沙已在一片火海之中，周副主席和郭老才从长沙最后撤出来的时候，一个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永远难以忘怀，我们同郭老同住全家院子的半年多的日子。
1940年08月末，孩子剧团第2队在川西工作了大半年，从乐山回到重庆。
这时，重庆受到敌机的空袭，三厅机关已经搬到市郊三塘院子。
郭老考虑到在农村一时难于找到房子，就让我们搬到他住的全家院子来。
二队团员到达这里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孩子们看到郭老，象见到久别的家长一样，喜气洋洋地向郭老报告：
我们收到了他写给我们的信，我们在他的家乡乐山演出之后，按照他的嘱咐，去逛了峨眉山，爬上了千佛顶，郭老听了非常高兴。
夜深了，月亮从云缝里爬出来。
全队的行李，还没有从重庆运到，孩子们早就困了！
天气很热，我们不愿意进屋去。
院子里有农家的草垛，大家就倚着草垛，或者把稻草铺在地上睡起来。
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
他立刻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我们被夜露寒气冻着了。
第2天清早，大家发现自己身上的被子、毯子都是郭老送来的，心里无比地激动，同郭老生活在一起，比在家里还温暖啊！
郭老谦虚和蔼，平易近人。
我们在他跟前，一点不感到拘束。
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去玩，他正在翻阅一本甲骨文刻本，他就教我们怎样辨认甲骨文。
有时我们向他请教古典诗句，他也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那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只有一点生活补助费。
有了零用钱，我们就爱买炒熟了的“铁蚕豆”吃，一边吃，一边用它玩“弹豆子”。
有一回，郭老也和我们一起玩，看到他用拇指和食指认真地弹蚕豆时，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
傍黑，郭老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时，他指着秋夜的星空，给我们讲天上有多少星星，它们距离我们有多远，还给我们讲述银河是怎么回事，揭示宇宙的秘密。
一个孩子问：
“郭先生，人怎么会分男女的呢？”
郭老从染色体的多少，讲到生命的起源，打破我们对科学的神秘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1941年至四二年间，我们有十几个团员，先后参加了《棠棣之花》、《屈原》两个历史剧的演出，担任剧中的小演员和歌舞演员。
团员们不懂得诗词的含义，郭老就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解这些诗词的历史背景，尽量使我们听得明白。
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我们敬爱的郭老，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位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每天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从事著作，时间对于他是很宝贵的。
然而，凡是孩子们有求于他的事，只要是合理的，他都尽力而为。
1940年春，我们要在重庆出版《抗战儿童》杂志，有两个团员，到郭老的家里去找他，请他给杂志题字，他拿起笔来，一连写了四、五个“抗战儿童”，笑着问我们：
“你们看，哪一个好一些？……你们自己挑吧！”
我们在重庆举行儿童集会，请郭老去讲话，为搞一次儿童活动，请郭老写一首歌词，郭老都欣然答应。
他始终如一地热爱下一代，他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少年的事，从来是“横眉冷对”，坚决斗争。
1941年01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2次反共高潮。
孩子剧团有个团员李少清，这时在郭老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01月下旬一天夜里，李少清同志因在文委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被政治部特务连抓走了。
郭老第2天上午得知后，立刻给政治部部长打电话，他愤怒地说道：
“一个小青年，给新四军募点钱，犯了什么罪，值得抓起来么？……你快给我放回来！”
郭老的严正的抗议，使这位部长不敢多说二话，只得将李少清同志释放出来。
后来，地下党组织把他送到广东东江纵队去。
他没有辜负郭老对他的营救，在对日寇作战中，非常勇敢，总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一年以后当了营教导员。
后来，他在一次作战中，英勇地牺牲了。
解放以后，郭老还非常关心我们在各个战线工作的情形，要我们到他家里去玩。
这次他病重，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指望他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没想到他竟与我们永别了！
我们心里是极其哀痛的。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郭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献出我们的全副力量！
（根据原孩子剧团团员许翰如、张莺、苏扬、严良堃、于真、罗立韵、强明、酆道清、陈模等人的回忆而写）

中、利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利比里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天晚上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和利比里亚财政部副部长杰拉尔德·帕德莫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中国艺术团离京去美国访问演出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以赵起扬为团长，康岱沙、张东川、周小燕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演出，今天早晨乘专机离开北京。
到机场欢送的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周巍峙，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罗伊也到机场送行。

外事往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06月23日上午会见英国上院议员查尔方特勋爵和自由党上院副领袖格拉德温勋爵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等在座。
　卫生部外事局负责人徐守仁06月23日晚设宴欢迎由平壤医科大学医院副院长朴宪奎率领的朝鲜物质代谢考察团。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裴溶在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06月24日下午会见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4日晚上，柯柏年副会长设宴招待美国客人。
艾伦·惠廷教授是应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6月18日到达北京的。
　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宋养初为团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局长白向银为副团长的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06月24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06月24日下午会见英国上院议员查尔方特勋爵和自由党上院副领袖格拉德温勋爵等，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以一机部副部长项南为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马仪为顾问，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王辉、一机部副部长于明为副团长的中国农业机械化赴欧考察团，结束了对意大利、法国、英国和丹麦的访问，已于06月17日回到北京。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06月25日晚设宴欢迎以杨·斯托尔佩为首的瑞典文化人士。
瑞典客人是23日到达北京的。
　印度阿布杜尔·贾利尔医生在我国北京和上海参观考察针灸工作后，06月25日离京回国。
在京期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会长和中医研究院李永春副院长分别会见和宴请了阿布杜尔·贾利尔医生。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06月25日晚宴请了以长泽浩先生为团长、以冲松信夫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会访华团全体成员。
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会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于06月23日到达北京的。
　菲律宾中央银行高级副总裁布瑞纳斯率领的该行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06月25日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美国予应力混凝土专家格维克教授和美籍专家林同棪教授以及他们的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06月26日离开广州。
美国教授们是应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邀请，于06月08日到达北京的。
　中国政府科技合作代表团团长、外经部副部长石林06月26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尼沙尔·艾汗默德教授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科技合作代表团。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应邀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是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第2次会议，于25日到达北京的。
　以张长禄为团长、程世春为副团长的中国女子篮球代表团，06月2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参加国际女子篮球邀请赛。
　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06月27日上午会见了以日本国会议员加藤清二为团长，山崎准吉和北畑美子为副团长的日本国会书法会友好访华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06月26日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综合性情报计划处处长威索斯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威索斯基博士是应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邀请，于06月15日来华访问的。
　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06月27日中午会见和宴请由尼泊尔特里普文大学副校长贾加特·莫汉·阿迪卡里率领的尼泊尔教授代表团。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杨蕴玉、北京大学负责人张龙翔教授等。
尼泊尔驻华大使卡纳尔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尼泊尔教授代表团是应教育部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6月18日抵达广州的。
他们访问了广州、桂林、上海、南京后，27日上午抵达北京。
　以林厚儒为领队的中国击剑队一行二十三人06月27日离开北京前往西德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第34届世界击剑锦标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06月27日晚宴请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地质及采矿学委员会和工业部地质委员会主席、米兰大学地质所所长马尔蒂尼斯和由他率领的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代表团。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等出席作陪。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丁武也应邀出席宴会。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06月27日宴请了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高级研究员王正鼎及其家属。
　以菲律宾大学董事会董事托马斯·冯纳西尔为团长的菲律宾大学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友好访问，先后于25日和27日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在京期间，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会见了他们。
冯纳西尔团长于23日晚举行了答谢宴会，应邀出席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教育部副司长肖岩。
菲律宾驻华大使纳西索·雷耶斯也出席了宴会。
　扎伊尔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06月27日离开我国。
代表团离京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金照、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等去机场送行。
扎伊尔驻华大使图马·瓦库等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团长、扎伊尔国家指导国务委员莫科洛·瓦·姆庞波等已先期离开我国，其他成员曾去上海、河南辉县等地参观访问。
　卫生部王伟副部长06月28日晚设宴欢送参加第10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的学员。
这些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缅甸、西德、芬兰、希腊、伊拉克、意大利、新西兰、西班牙、英国等十二个国家的医生，在南京中医学院结业后，曾先后到苏州、上海、杭州、北京进行了参观学习。
（据新华社）

挖掘潜力　增加演出场次　为广大群众服务
北京开放十二所内部礼堂作影剧院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北京市07月01日起有十二所内部礼堂及排练场正式对外开放，为广大群众服务。
这将使首都影剧院增加一万六千多个座位。
这批开放的内部礼堂是：
外交部的正义路影剧院、计委礼堂、建筑礼堂、石油部礼堂、地质礼堂、北京人民印刷厂白纸坊礼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一工厂礼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实验影剧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北太平庄影剧院、中国戏曲学校排演场，以及朝阳区工厂礼堂改建的曙光影剧院等。
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挖掘潜力，开放一切有条件开放的内部礼堂、俱乐部及排演场作为经常对外演出的场所，增加演（映）出场次，是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的指示精神，努力解决目前电影院、剧场不足的困难，满足广大群众文化生活迫切需要的一项重要措施。
最近，文化部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北京市文化局联合组成北京市电影院、剧场规划工作小组，一方面就今后有计划的建设新的剧场、电影院、音乐厅、马戏场等作出发展规划；
一方面对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单位所属内部礼堂的建筑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凡是可以开放的礼堂，工作小组就热情地向有关单位宣传开放内部礼堂的意义，并协同有关单位解决对外开放所需设备、专职管理人员等实际问题。
有关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单位，热情支持这项工作。
正义路影剧院原来是外交部招待所的礼堂，对外开放会给招待所带来一些不方便。
外交部增修了隔墙，新建了票房及影剧院工作人员办公用房，加强了剧场管理，还重新检修了通风降温设备，作到按时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一工厂礼堂，是部队系统第1个对外开放的礼堂。
为了尽快接待观众，他们在专职人员未配齐的情况下，抽派人员参加管理工作。
人民印刷厂为了方便观众，决定在礼堂增设冷气设备。
实验影剧院没有专用票房，就在办公室门前摆张桌子售票。
有几个影剧院在06月21日就提前公开售票了。
28日，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在正义路影剧院举行了祝贺十二所新的影院剧场正式开放的电影招待会。
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周巍峙，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项子明、吴雪、钱筱璋、张国础等，参加了招待会。
据了解，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今后还将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与有关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协商，把有条件的内部礼堂、俱乐部尽可能陆续对外开放。
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特别是那些缺乏影院、剧场设施的地区的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大家兴高采烈，纷纷到新开放的影剧院争相购票。

沈雁冰副主席会见瑞典文化人士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今天上午会见瑞典文化人士杨·斯托尔佩一行。
会见时，沈雁冰副主席同瑞典朋友就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杨·斯托尔佩先生赠送了沈雁冰副主席早期写的短篇小说《春蚕》、《秋收》和《残冬》的瑞典文译本。
沈雁冰副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杨·斯托尔佩先生转告给那些热心阅读他的作品的瑞典读者，请他们对他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常务理事朱子奇等参加了会见。

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花冠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花冠民间歌舞团今天晚上在首都剧场举行访华首场演出，受到全场一千多观众的热烈欢迎。
由舞蹈队、民间乐队和女独唱家组成的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花冠民间歌舞团，是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艺术团的一部分。
它曾在世界上三十四个国家进行过六十四次巡回演出。
喀尔巴阡山花冠民间歌舞团今晚的演出，色彩鲜明，反映了罗马尼亚各主要民间艺术区域的民间音乐和歌舞的特色，在舞台上再现了罗马尼亚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和美好的民族艺术。
具有各自特点的舞蹈，节奏热烈、欢快。
奥尔坦尼亚组舞，在马蹄得得声中表现了罗马尼亚骑兵为保卫祖国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战斗。
少女舞和格鲁沙里舞通过风趣的跳舞竞赛，以优美的舞姿，表达了人民对丰收的喜悦心情。
小舞剧《魔笛》以清晰的舞蹈语言，告诉青年人应该怎样诚恳地对待朋友，表演生动诙谐。
弗洛丽卡·布拉杜演唱的《情歌》，充分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对自己祖国的无比热爱。
民间乐队演奏的、为中国观众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云雀》、《跳跃的霍拉舞曲》，生动活泼、欢快明朗，受到观众热烈鼓掌。
马利安·布库尔的排箫独奏和杜米特鲁·桑菲拉的竖笛、牧笛、风笛和无孔笛独奏，都受到观众的热烈赞赏。
在洋溢着中罗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热烈气氛中，安娜·毕瓦鲁演唱了中国民歌《南泥湾》。
这位罗马尼亚民歌手以真挚的感情用中文演唱了这首表现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大生产运动的陕北民歌。
演出结束时，北京市革委会向罗马尼亚艺术家赠送了花篮。
一位罗马尼亚艺术家代表歌舞团全体成员满怀激情地对全场观众说：
对于你们今晚所表现的革命友谊和对我们演出所给予的热烈掌声，我们罗马尼亚年轻使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祝愿中国青年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观看演出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联珏，外交部副部长王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道洛班楚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观看了演出。

香港足球队同北京足球队在京比赛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香港足球队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北京足球队进行了比赛，北京队以四比一获胜。
六万多名观众观看了今晚的比赛。
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李凤楼，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团长霍英东和夫人、副团长张锦添和夫人，香港足球队领队许晋奎等，观看了比赛。
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和香港足球队是26日到达北京的。
27日晚，中国足球协会为香港同胞来访举行了欢迎招待会。

黄华外长会见几内亚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了几内亚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达乌达·库鲁马，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达乌达·库鲁马大使是06月25日到达北京的。

为纪念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牺牲的中国筑路员工
中国烈士陵园落成仪式在吉尔吉特举行
据新华社吉尔吉特06月28日电
为纪念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牺牲的中国筑路员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修建的中国烈士陵园06月23日在吉尔吉特举行落成仪式。
由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交通部副部长潘琪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部分团员参加了落成仪式，并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献了花圈。
巴基斯坦筑路司令巴特少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田丁以及中巴两国筑路员工共四百多人也参加了陵园落成仪式。
巴基斯坦陆军部队、巴基斯坦筑路司令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国援巴公路筑路指挥部和所属各单位也向烈士们献了花圈。
潘琪副部长、巴特少将、田丁参赞和中国援巴公路筑路指挥部主任孟东明在烈士陵园落成仪式上讲了话。
在他们的讲话后，全体参加落成仪式的人员绕烈士陵园一周，凭吊致哀。
潘琪副部长一行，在巴特少将的陪同下，于06月22日中午乘专机抵达吉尔吉特，在机场上受到北部地区驻军司令尼沙特·艾哈迈德等的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电巴基斯坦《自由报》18日发表社论说，喀喇昆仑公路是“中巴两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他们的艰苦奋斗和友好合作的流芳百世的象征。”
这一公路的完工也是加强中巴两国友好的真诚的联系的重大步骤。
《今天报》的社论说，喀喇昆仑公路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光辉榜样。
《记事日报》赞扬喀喇昆仑公路的确是巴中两国人民通过友好、真诚合作以谋求经济发展的意愿最令人感动的表现。

加拿大参众两院议长欢宴我人大代表团
拉普安特议长和姬鹏飞副委员长共赞加中友谊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渥太华06月27日电
加拿大参议院议长雷诺·拉普安特和众议院议长詹姆斯·杰罗姆06月27日晚在议会大厦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由姬鹏飞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加拿大议会领导人、政府十名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始终洋溢着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
宾主频频为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而干杯。
拉普安特议长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她说：
“你们对加拿大进行的友好的、历史性的访问是中加关系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这种关系一向使人们深感满意并对彼此都有利。”
她强调指出，“加拿大人正在对中国人民产生深厚的友好感情，强烈希望更多地了解你们伟大的国家，了解它的历史、它的斗争、它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理想和成就。”
“我们知道你们的政府正在开始执行一项雄伟的发展计划，以便实现完全现代化和大大提高你们民族的科学和文化水平。
我们祝愿你们在完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获得完全成功。”
姬鹏飞副委员长在致答辞时首先对加拿大议会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加拿大人民不畏严寒和风暴，藐视困难，辛勤劳动，已使加拿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国家。
加拿大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表示关切，重视同其他第2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并发展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它在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作用。”
他指出，中国人民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开始一个新的长征。
他说：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决站在世界人民一边；
我们将永不称霸，永远不作超级大国。”
姬鹏飞强调，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源远流长。
中国劳动人民很早就飘洋过海来到加拿大，同加拿大人民一起生活和劳动，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加拿大人民的好儿子、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白求恩大夫来到了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同甘共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这是中加友谊史上光辉的篇章。
他还谈到了中加两国1970年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和外长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提到，以拉普安特和杰罗姆两位议长为首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很快就要访问中国。
姬鹏飞副委员长还谈到了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了一小撮坚持寻求世界霸权的人拚命试图建立军事优势，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制造武装冲突，从事颠覆活动，进行军事威胁等。
詹姆斯·杰罗姆议长也在宴会上发表了友好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是在06月27日下午由温尼泊乘专机到达渥太华的。
加拿大政府驻参议院领袖雷蒙·佩罗和夫人以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栋也同机到达渥太华。

巴交通顾问宴请潘琪副部长
新华社伊斯兰堡电
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交通顾问毛希丁·俾路支21日晚在拉瓦尔品第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交通部副部长潘琪。
毛希丁顾问在欢迎词中说，喀喇昆仑公路这个伟大的事业如果没有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帮助是不能完成的。
潘琪副部长在讲话中说，公路的修建完全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是共同努力和合作的可喜的成果。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喀喇昆仑的天然屏障已变成通途。
他对巴基斯坦政府在从事这项巨大的工程中所提供的一切方便表示感谢。

约旦首相巴德兰接见何英副外长
外交部代理秘书长宴请何英副外长及其一行
据新华社安曼06月28日电
约旦首相兼外交大臣穆达尔·巴德兰06月28日上午接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并同他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何英副部长向巴德兰首相转达了华国锋总理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巴德兰首相对此表示感谢。
巴德兰首相和何英副部长表示要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
他们还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
同一天上午，约旦外交国务大臣哈桑·易卜拉欣同何英副外长进行了会谈。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他们同意根据两国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
同一天，何英副外长还分别拜会了宫廷总管谢里夫·阿卜杜勒·哈米德·沙拉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哈纳赫·奥德赫。
据新华社安曼06月27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及其一行应约旦政府的邀请，06月27日下午到达安曼，对约旦进行友好访问。
何英副部长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说：
“中国和约旦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过去我们有过共同的遭遇，现在面临着同样的战斗任务。
中国非常珍视它和约旦以及同所有阿拉伯兄弟之间的友谊。
去年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双方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庄严声明谱写了中国和约旦之间友谊的新篇章。
我和我的同事们访问贵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据新华社安曼06月27日电
约旦外交部代理秘书长扎基·库苏斯06月27日晚在安曼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及其一行举行宴会。
扎基·库苏斯和何英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了话。
库苏斯在讲话中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这次访问将为进一步发展约中两国关系打下基础。
在这次访问中，中国客人将会发现约旦有着同中国发展和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
他说，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坚持正义，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约旦赞赏中国的立场。
何英在讲话中对约旦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增强阿拉伯团结、坚持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何英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各自的全球战略的需要都想控制中东。
两家都通过不同的途径支持和鼓励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
它们鼓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而事实上它们谁都不想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
它们所谋求的是维持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的‘不战不和’局面。
但是阿拉伯人民决不会屈从这种霸道行径。”
何英说，“我们高兴地指出，阿拉伯人民更加觉醒了。
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进一步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斗争结合起来。”
他表示坚信，“只要一亿五千万英勇的阿拉伯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和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阿拉伯人民。”
中国驻约旦大使谷小波也出席了宴会。

耿飚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06月20日，以耿飚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齐亚·哈克将军（右三）陪同下，参观巴基斯坦海军设施。
06月21日，耿飚副总理拜会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
06月20日，耿飚副总理在齐亚·哈克将军的陪同下，出席了卡拉奇市民招待会，受到热烈欢迎。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在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哈米德和夫人的陪同下，于06月24日参观了马哈维利河工程的波尔加纳水坝。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于06月23日访问了斯里兰卡康提艺术协会，参观了手工艺品展览。
06月17日，耿飚副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巴基斯坦塔贝拉水坝。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
祝贺再次粉碎越南策动的政变计划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6月28日广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25日在金边写信给柬共中央委员会，对柬埔寨军民再次胜利粉碎越南策动的政变计划，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钦佩。
贺信说：
“对于英雄的党、英雄的政府、英雄的人民和我们民主柬埔寨英雄的革命军所取得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我的夫人和同胞们一起，感到无限的自豪，并向以波尔布特阁下为杰出领袖的党和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钦佩。”
贺信指出：
“民主柬埔寨人民、民族、党、政府和国家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消灭和分裂的，因为这一力量的基本点是：
一、大家统一和团结在柬埔寨共产党的周围；
二、在以波尔布特阁下为首的英明正确的柬共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制度，是完全合法的；
三、各方面完全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是柬埔寨革命人民、革命军和柬埔寨共产党的成就。
因此，任何人，无论是帝国主义大国还是扩张主义，如果对民主柬埔寨进行侵犯、冒险，必将遭到最可耻的惨败。”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6月28日广播，宾努亲王25日写信给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祝贺柬埔寨军民最近粉碎了由越南策划的、旨在推翻民主柬埔寨的政变。
贺信说：
“越南人的这一险恶的计划，向世界舆论和热爱和平和正义的人民更清楚地暴露了越南的吞并主义野心和消灭柬埔寨国家、毁灭柬埔寨种族的罪恶的战略目的。”
贺信说：
“越南企图推翻民主柬埔寨的政变计划再次遭到了挫败。”
贺信说：
“我们英雄的人民和英勇强大的革命军紧密团结在正确和英明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周围，使越南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卡太拉尼代议长的唁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卓越人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阁下的逝世，我仅以共和国参议院和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深切的悼念。
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代议长
埃多阿尔多·卡太拉尼
1978年06月23日于罗马

基希施莱格总统的唁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先生阁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逝世。
对这个重大的损失，请接受我诚挚的哀悼。
奥地利共和国总统　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博士
1978年06月22日于维也纳

托尔伯特总统的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阁下阁下：
我很晚才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于06月12日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因此我立即代表利比里亚政府、真正独立党和全体利比里亚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你向逝世者的家属、贵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悼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科学家从生活舞台上消逝所带来的损失。
愿他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知识宝库的巨大贡献鼓舞贵国友好、勤劳的伟大人民以及全人类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　威廉·理·托尔伯特
1978年06月23日于蒙罗维亚

拉赫曼总统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先生阁下：
我谨代表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齐亚·拉赫曼

斐济总理拒绝苏联设立大使馆
指出苏联的目的是企图在斐济搞颠覆
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苏瓦消息：
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06月27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拒绝苏联在斐济设立大使馆，因为他担心“俄国人在斐济的目标”是颠覆斐济政府。
《斐济时报》06月28日在头版以《俄国人要我这个总理下台》为题报道了马拉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报道援引马拉总理的话说，如果让苏联在这里设立大使馆，他将“大为惊恐”，他担心俄国人在斐济的目标是“同我捣乱并把我撵出政府”。
他指出，苏联在斐济拉拢反对政府的人，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加以训练。
他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还说：
苏联在其它地方的例子一直不是太令人鼓舞的。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正在用同一牌号的俄国造武器打仗。
马拉总理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他在最近访问中国期间，曾经讨论过中国派农业专家到斐济工作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也曾派专家到其他国家工作，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光明正大的”。

英格拉奥议长的唁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先生
请您接受我和众议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逝世的最深切的哀悼。
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科学事业，对各国人民为从殖民主义下获得解放和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想借此机会，表达众议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热忱的问候，并重申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深厚友谊之情。
意大利众议院议长　彼特罗·英格拉奥

萨达特总统就阿拉伯半岛最近事态发表讲话
埃及和苏丹能够挫败敌人的阴谋
新华社开罗06月28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06月27日在这里谈到阿拉伯半岛最近发生的事态时说，埃及和苏丹可能是这个地区出现的阴谋诡计的目标。
但是，这些阴谋诡计能够被有着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所挫败。
萨达特是在接见由苏丹副总统拉希德·塔希尔·贝克尔率领的苏丹政府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他对埃及和苏丹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出的步伐感到高兴。
同一天，埃及副总理贾马斯在最高海军学院毕业班发表讲话时说，埃及武装部队有能力在任何时候执行交付给它的使命。
贾马斯还宣布，埃及已达成了一项购买一些驱逐舰和海岸大炮导弹的协定，这些武器正在运往埃及的途中。

蒙博托总统驳斥卡斯特罗的谎言
古巴参与入侵沙巴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扎报要求把古巴开除出不结盟运动
新华社北京06月27日电
利伯维尔消息：
据加蓬电台广播，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最近在加蓬访问期间向报界发表谈话，再次谴责古巴入侵扎伊尔，并说扎伊尔俘虏了古巴雇佣军。
蒙博托总统说，在沙巴战争中俘虏古巴军事人员这一事实就驳斥了卡斯特罗否认古巴参与沙巴战争的谎言。
蒙博托总统重申，古巴人确实参与了最近对沙巴的入侵。
他对记者说，你们可以前往金沙萨，“我将带你们去看这些俘虏。
这些俘虏中有一人开始撒谎，说他是下士，但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政治委员”。
据新华社金沙萨06月25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6月24日在金沙萨北面的渔民城金科莱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再次谴责俄国人和古巴人对扎伊尔的侵略行径。
他说，苏联人、古巴人可耻地勾结在一起企图颠覆扎伊尔。
蒙博托总统指出：
“扎伊尔的资源一直是俄国霸权主义者觊觎的目标。”
他还说：
“我们战胜了敌人，战争结束了。
现在仍是保持警惕的时刻。
从今天起，我们应当为国家的重新建设和荣誉而工作。”
蒙博托总统在谈到扎伊尔所遇到的经济困难时强调说：
“尽管在我们的道路上充满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继续前进。
如果需要，我们要在岩石上开出道路来。”
新华社金沙萨06月27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06月27日在一篇评论中把古巴比作“不结盟羊圈中的一只狼”，并要求把古巴开除出不结盟运动。
评论强调指出，因为古巴已成为杀害非洲人的罪犯，因此，它不能继续作为不结盟国家。
评论说，古巴卖身投靠苏联这一事实说明，它是世界上最有倾向性的国家。
评论还指出，古巴在安哥拉、非洲之角和扎伊尔等非洲地区的干涉已超越了不结盟运动所能容忍的界限。
评论说，“某些声称不结盟、但为某些霸权集团效劳而派出雇佣军的（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践踏了不结盟的原则。”
新华社拉巴特06月26日电
摩洛哥《旗帜报》最近发表文章，谴责古巴对非洲的军事干涉。
文章说，大批古巴军队进入非洲许多地方，是为了要加剧非洲人打非洲人的战争。
在安哥拉，古巴是在那里消除了殖民主义之后才进行干予的。
这种干予破坏了安哥拉的民族统一。
在沙巴，古巴人扶植部落分裂主义运动，企图推翻蒙博托政权。
这就暴露了古巴所鼓吹的“解放非洲”的谎言。
文章揭露说，古巴在非洲是获利者。
它在安哥拉抢夺铜矿和其它矿物。
在其它地方，哈瓦那在
“神圣使命”的掩护下，把大量的古巴人输送到非洲去。
文章说，古巴在漂亮的口号下使殖民主义在落后贫困地区重演。

西欧北美各国警惕苏联间谍活动
苏联在西欧北美的特务活动不断扩大
据新华社北京06月28日电
据西方报刊报道：
苏联在西欧、北美的特务组织和人员日益扩大，间谍活动不断加强。
美国情报专家巴伦06月05日对哥本哈根《贝林时报》记者说，苏联间谍在北约成员国的活动有很大增加。
“最近几年来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最近报道，在纽约，大约有七百名俄国官员，其中约有二百名是克格勃或搜集军事情报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成员。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自1974年以来，克格勃所拥有的工作人员又有了显著的增加，目前总数已达五十万人。
克格勃收集外国情报的人员是中央情报局和西欧各间谍机关人员的五倍。
克格勃的预算已增加到一百亿美元左右，比美国情报组织的费用多百分之四十。
美国《时代》周刊透露，据欧洲情报专家估计，联合国在欧洲的各个组织中克格勃特务达一百零五至一百三十五名。
苏联在西欧各国也安插了大量特务。
西德《世界报》03月31日揭露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克格勃在西欧的主要活动基地。
“西德的保安机构在过去几年中同西方反谍机构配合曾查获了一百七十多个受克格勃控制的东方情报机关的所谓合法驻外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大使馆和领事馆、商赞处和武官处、进出口公司、银行分行、旅游和航空公司以及新闻机构等，其人员中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是情报人员。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苏联驻西欧使馆的外交官中有百分之二十四是克格勃特务。
派驻在西德的克格勃特务有八十七人，在意大利有五十三人，在芬兰有九十八人。
西德《世界报》报道，克格勃的活动包括“指挥对政治、经济问题都很敏感的部门搞间谍活动”；
建立“秘密特务网”；
“通过散布谣言、投送伪造的文件以及有目的地反情报，使人们惶恐不安”；
“筹划破坏活动以及可能的暗杀和恐怖活动”等。
英国《每日电讯报》04月17日报道说，制造和散布假情报是苏联间谍机关惯用的手法。
克格勃的假情报局——“A”局在1970年一年就经手了三百多项欺骗活动。
目前的数字是每年达五百多项。
“这些活动包括：
为西方新闻媒介编造材料；
捉刀代笔著书撰文；
散发伪造文件等等。”
在西方，假情报的“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离间美国和它的盟国，并搅乱西方对于苏联领导真实意图所持的见解”。
例如，帮助传播关于莫斯科“鹰派”和“鸽派”两个对立派别的虚假故事，鼓励这样的幻想，即西方推行谨慎的政策可以支援克里姆林宫中根本不存在的“鸽派”。
克格勃进行特务活动，使用了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包括电子设备。
合众国际社05月19日援引美国一家技术刊物报道说，“苏联在旧金山南部的电子工业的‘硅酮谷’派有五十名间谍。
他们每天都通过轨道卫星向俄国传送一批技术情报。”
“他们发出的情报大概是在这个地区进行非常先进的技术研究工作的大公司打电话时利用电子设备窃听搜集的。”
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大楼的高层房间里也“安装了许多电子设备”。
合众国际社不久前还较详细地报道了苏联情报专家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烟囱近旁的通风管道中建立的精密窃听哨。
报道说，这套窃听设备是一个派来为大使馆修缮一次失火事件所造成的损坏的美国海军工程队发现的。
安装在通风管道里的窃听设备有一个盘子形状的天线。
管道有七层楼深，和一条通到大使馆附近的一所公寓的地道相联接。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美国人顺着地道走到了一个堆满电子设备的房间，那里的一个苏联人见到了美国人拔脚就逃。
苏联间谍活动的加强引起了西欧、北美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不满和警惕。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法国判处四名苏联间谍两年至二十年的徒刑，加拿大驱逐十三名苏联间谍，美国在今年05月份依法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

阻挠来自何方？
新华社记者述评
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10届特别会议预定在本月底结束。
可是，会议最后文件的准备工作，进展极不顺利。
对于现在拿出来的文件草案，意见纷纭，争论激烈。
两个超级大国对文件的起草工作竭力进行干扰和破坏。
特别是那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超级大国表现得尤为恶劣。
不少人认为至今仍没有理由对会议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苏美两国都极力反对在最后文件中使用“超级大国”的字样，苏联代表甚至还恶毒地辱骂提“超级大国”的人是“超级的荒唐”。
苏联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一再申辩它不是超级大国，其目的就是要拒绝承担首先裁军的责任。
为了准备最后文件，本届会议的特设委员会已进行了几周紧张的工作。
在这期间，人们看到苏联和美国代表展开了大量幕后活动，对会议施加影响。
他们一方面极力想把各自的所谓“裁军建议”塞进最后文件里去，另方面又肆意践踏中小国家提出的合理主张。
原来由中小国家代表起草的最后文件初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3世界和中小国家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威胁世界和平以及对裁军谈判一无进展的不满，也反映了它们要求主要核国家对裁军表现出诚意的愿望。
可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从中作梗，初稿中原来一些好的内容被删改了，塞进了一些不妥、甚至有害的内容。
如修改稿中说什么
“缓和的进展”，“将消除战争威胁和保证世界持久和平”，这既同紧张的世界局势完全不符，又容易被超级大国用来转移视线，掩盖它们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行动。
修改稿中声称军备竞赛威胁和平，却没有说明是谁在进行军备竞赛，也不提超级大国拒绝裁军的顽固态度。
原稿中曾正确地指出裁军措施一个也没有实现，修改稿却提出“近几年来缔结的协定已经起了限制军备竞赛的作用”，这同事实完全背道而驰。
与此相反，不少第3世界国家和中小国家代表在一般辩论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在最后文件中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
例如广大中小国家曾明确指出，超级大国的“霸权野心”和扩军备战，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
指出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外来统治；
指出“任何裁军战略的首要目标”必须是“裁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火库”；
象对核裁军一样，要求超级大国对常规军备的裁减也要负“主要责任”；
要求军费开支最庞大的两个超级大国带头削减军费；
要求超级大国撤除在外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事基地和撤出驻扎在外国的一切军队；
要求超级大国停止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等等。
这些本来都理应在最后文件中有所反映，两个超级大国却拒绝接受。
巴基斯坦代表曾提出，在“宣言”草案中写上由于“主要大国的全球性争夺”引起了军备竞赛。
就这样几个字，苏联也要拚命加以反对，反对不成，又别有用心地要在“主要大国的全球性争夺”后面，再加上“缓和和裁军的敌人”几个字。
似乎引起军备竞赛的不是超级大国，而是所谓“缓和和裁军的敌人”，这岂不荒唐！
在改革裁军机构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害怕它们操纵裁军谈判的局面被打破，同样设置了重重障碍。
不少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和提出的工作文件中，表达了对超级大国长期以来操纵裁军谈判、炮制裁军骗局的强烈不满，对裁军机构的改革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要求，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却坚决反对。
人们知道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机构中，苏联和它的盟国都参加了进去，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却很少有代表参加，一旦裁军机构被改革，苏美的操纵权就会因而消失，这就是它们要顽固地反对改革的原因所在。
两个超级大国在准备会议最后文件过程中进行的拙劣表演，既暴露了它们自己，又教育了人们。
它告诉人们，两霸不会轻易同意裁军，在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条件下，所谓全面彻底裁军是不可能的，人们绝不能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裁军上面。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一片“和平”、“裁军”的喧闹声中爆发的，这惨痛的历史教训，又怎么能被人们遗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