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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六月二十三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阿曼外交国务大臣卡伊斯·阿卜杜勒·穆奈姆·扎瓦维一行。

会见时，扎瓦维大臣首先代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赠送一把宝刀。
他说，宝刀是阿曼人民的传统武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阁下赠送这一礼品，这是两国友谊发展的标志。
扎瓦维大臣向华主席转达了卡布斯苏丹陛下的最良好祝愿。
华主席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主席同扎瓦维大臣等阿曼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对扎瓦维大臣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就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这次访问揭开了中国阿曼两国友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今后，两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华主席请扎瓦维大臣回国以后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卡布斯苏丹陛下和阿曼人民的问候。

谈话时在座的阿曼贵宾有新闻和文化部负责新闻的次官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罕默德·拉瓦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萨迪克·贾瓦德·苏莱曼，阿曼驻法国大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纳比·迈基，阿曼驻伊朗大使马拉拉·阿里·哈比卜，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哈茂德·马哈茂德·阿布·纳斯尔。

黄华外长、仲曦东副外长谈话时也在坐。

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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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

华主席在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
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
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叶副主席也郑重说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
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
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
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又说：“伟大的革命导师还说过，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作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
这些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
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
后一个颠倒也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除了它的阶级性之外，就是它的实践性。
所谓实践性，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
从实践中来的思想，其正确性究竟如何，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
所以毛主席又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愈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并使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就会愈正确、愈彻底，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把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震动马克思主义论坛的伟大哲学著作题名为《实践论》，不是偶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唯一正确的关系。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曾说到《实践论》这篇著作比他同时的其他哲学著作更重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主席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马列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伟大的发展。
毛主席在谈到别的国家的革命的时候，也总是着重指出这一点，例如，他曾劝告日本朋友，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日本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各国革命都有自己的条件。
毛主席不断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来分析、研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造出新理论，等等。
很显然，谈论毛泽东思想而无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也是一伙理论骗子。
他们天天喊“高举”，实际上是天天在糟踏，天天在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林彪的“倒过来”哲学，就是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认识的过程中悄悄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当作出发点。
张春桥则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公然说：“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的”。
这就是说，思想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是实践要由理论来裁剪。
谁说林彪、“四人帮”没有“理论”呢？
这就是他们的“颠倒”理论。
在林彪、“四人帮”那里，强调实践就是经验主义，提实事求是就触到他们的痛处。
他们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做是科学，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实际生活的真理，而是把它绝对化、宗教化，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等等。
在这种基础上，他们就有“理由”根据自己的实用主义需要来任意处置、肢解、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他们“拉大旗作虎皮”；
在这种基础上，林彪也才敢于公然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

林彪、“四人帮”糟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卑劣最恶毒的办法，就是搞片言只语。
在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荒谬说法以后，他们又企图固守住那个所谓“句句照办”的阵地。
可不可以引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句呢？
当然可以，我们并不反对引用。
但必须反对断章取义，片言立论，歪曲实质，也不能“句句照办”。
毛主席就说过：“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论十大关系》）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是搞实用主义，宣传一种特殊的宗教迷信。
经他们摘引的片言只语都是超时空超历史的“绝对律令”，实践对它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丝毫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这样做，并不因为他们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死抱住马克思主义条文不放而自以为革命的一般教条主义者，不，他们是一伙职业反革命，他们摘引片言只语是为了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为了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他们不是以为只有死抱住条文才能进行革命，而是为了利用这些条文来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但是，必须郑重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而轻视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所散播的流毒和影响，这种影响是触目惊心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场浩劫。
从上面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四人帮”确实有一条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线的核心就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理论变成空洞的抽象，这种“抽象”便于他们塞进各种私货，混淆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因此，对于林彪、“四人帮”，我们决不能只是骂一句“死反革命”就扬长而去，而放弃对他们的理论批判，或者有意无意地磨钝批判的锋芒。
林彪、“四人帮”是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的肮脏马厩必须一起彻底清扫干净。
我们的批判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特别要恢复《实践论》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实践标准的权威，以使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重新发扬光大。

我们如此强调实践，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等等，是否就算贬低了理论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抱怀疑态度呢？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指针，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作为分析、评论、判断问题的依据，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必须如此的。
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
思想自身不能证明自身。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有联系），不能互相混淆。
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
许多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和发展；
有些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
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
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这样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
理论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状况，或者脱离实际，不与实际相结合，或者不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可能指导实践。
这些，本来是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东西，然而在目前这个由乱到治的转折关头，这类常识范围内的东西有时也往往需要重新说明。

这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以后，这个被证实了的真理还要不要继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呢？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是否就是认为真理不可信，怀疑相对真理的存在呢？
我们认为，其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把人的认识过程当成了许多单个的互不连贯的思想“产品”，而把接受实践的检验看作是工厂里头的检验员对于产品的检验，因此，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经过检验的产品还要继续接受检验，岂不是等于否认了这个产品是合格品吗？
这样看问题，显然是完全忘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是实践标准问题，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请读一读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这里不赘述），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
这样提问题，实际上是认为，一个科学原理在未被实践证实之前是相对真理，而当它一旦被实践所证明，就一劳永逸地成为“绝对真理”了，就不必再受实践检验了，认识已经到达“顶峰”，科学只好惊愕地望着这个“顶峰”，再也无所作为了。
这完全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来，根据一定的原理和实践经验（或新获得的历史知识）发现新的真理或创立新的学说，这是一回事，这些真理或学说是否被当前或今后的实践所证实，这又是一回事；
即使被证实或部分证实了，它们仍然要在往后新的实践中继续被检验而获得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一八五九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的经典公式，这是马克思从研究、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之后所做出的总结论，它毫无疑义是真理。
特别经过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论证。
那末，这个已经被科学地论证了的原理，是否还要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答复是肯定的。
《资本论》发表以来的长时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在运用中、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被证实，并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又发生许多变化，又有不少新问题要我们去研究。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科学原理，在毛主席手里，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毛主席据此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是因为毛主席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而社会主义实践比之资本主义实践又大大不同了的缘故。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真理，还将为今后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所检验并得到发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宗教迷信对实践采取专横态度，科学的真理则虚心倾听实践的呼声。
实践的发展总是要推动真理的发展，或使之进一步具体化。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有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胜利的可能。
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个新的结论，一个新的科学真理。
说它是科学真理，因为它是列宁在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活动并发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经过对帝国主义时代阶级关系的确切考察，从规律性上论证了的。
但是，这个新结论的客观真理性究竟怎样，它是否同客观实际相一致，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还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证明。
这个科学真理，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尽管从规律性上看，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它仍然是未被实践所证明的东西。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后来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一定的成功，这个真理才被实践所检验而得到了证实，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实例，成为一种伟大的物质性的革命鼓舞力量。
其后，这个真理继续接受世界革命实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

这就是《实践论》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是认识的两个飞跃，即认识上达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而照毛主席历来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后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就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请看，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

又说：“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算不算真理，最后还是要看实践的结果。
如果只停留在前一个飞跃而沾沾自喜，想当然地以为一切真理都在这里了，自己已经深入“绝对真理”的堂奥，因此办事就可以不从实际出发，真理可以对实践采取傲慢态度而不必接受实践的检验，那是一点也不懂得《实践论》的想法和作法（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过程，往往要经过一些反复，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讨论）。

有人可能会问：科学研究中有“逻辑证明”一说，那和实践标准又是什么关系呢？
所谓逻辑证明，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从一系列公理、定义、定理出发，运用抽象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论，作为证明的工具，引出新的结论。
但是，这里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第一，这里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出现的东西，是经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在人的意识中固定下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第二，由推理得出的结论，即使经过十分严密的逻辑证明，也不能代替实践标准，相反，推理的结论还必须拿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
离开实践标准的逻辑证明，难免要和实证主义的纯粹逻辑分析方法滚到一起去。

科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这样，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情形也相类似。

路线、政策、方针等，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决定性的环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是从阶级斗争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分析现实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所得出来的革命行动方针和目标。
我们的路线如果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认真总结已有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且确实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集中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那末，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路线制定之后，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路线的正确性要不要依靠实践来证明呢？
路线本身还要不要在实践中得到某些修正、补充和发展呢？
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正如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一样，贯彻执行路线的过程也就是路线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是多次反复的过程。
例如，一条政治路线制定之后，到群众中去宣传、去贯彻，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个指导过程本身也就是接受群众检验的过程。
一般说来，路线为群众所接受并转变为物质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可以证明这条路线的正确程度。
其次，党的总路线提出的是总纲领，是一般任务，当这个一般任务回到个别中去，回到实践中去，贯彻到各个具体工作领域中去的时候，它就要和各个别领域的实践相结合，接受各个别领域实践的检验。
各个具体工作领域根据总路线并且按照自己的情况制订出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实行中获得成功，那也是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提供证明，而且这种具体化也必然要丰富总路线的内容。

还有，在执行路线的长过程中，由于实践是发展的，阶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路线本身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自身的某些内容。
例如，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制订出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才被我们所认识。
但事情并未到此停止。
因为实践在发展，我们的认识在加深，路线也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某种发展。
毛主席早已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并采取不同的对待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将依附日本的大资产阶级和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但是，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才明确宣布我们的革命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是反对官僚垄断资本的革命，并且宣布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占中国资本主义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毫无疑问，这是我党民主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
所以这样，是因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发展到了高峰，这个垄断资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
反对官僚垄断资本真有两重性，它既是民主革命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
把反对垄断资本作为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是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使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
这不仅是路线的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我们目前正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
十一大路线的形成，经过一个很长的实践酝酿过程，一直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末期。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根据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情况，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设想，要求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八项主要战斗任务。
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制订出党的十一大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坚持继续革命，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自从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总任务公布以来，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各条战线的形势很好，这就表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那末它还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还要不要由上面所说的多方面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并在实践中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呢？
凡是认真读过《实践论》并且采取严肃态度的人，凡是有相当革命实际经验的人，一定能够毫不犹豫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这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根据认识并坚信这条路线的正确，但认识并不等于证明，认识尚有待于证明。
能够对于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有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实践的结果，是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这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裁决者。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错误路线的制订者，总是一再强调他们的路线一订出来就是“绝对真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须经实践检验，也不容许别人提意见，如王明等人就是如此；
相反，正确路线的制订者，并不宣布这一路线就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如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制度一再强调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逐渐完善起来。
一条正确路线的执行，一方面，必须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使之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克服违反这一路线的各种偏差，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从事，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和方法，小心地倾听实践的呼声，考察群众的情绪，及时改进我们的工作，反对象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等，不这样，路线正确也可能犯错误，或使正确的路线受到歪曲，受到别的错误东西的干扰。

不是别人，正是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
他说：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毫无疑义是正确的。
这是路线问题上的真正的唯物论观点，而不是什么路线问题上的“怀疑一切”。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
这是恩格斯在批判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今天把它引证出来还很有意义。

恩格斯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人们的认识能不能正确反映现实，人们的认识是不是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前，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那时候，人们从头脑中构造各种思想体系，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最终真理或绝对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主观思维范围内争吵不休，莫衷一是。
在那种情况下，不可知论、怀疑论自然最有市场，因为，诚如毛主席所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不必根据实际，也不受实际检验的。
旧唯物论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辩证唯物主义问世，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了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后，这才宣告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破产。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实践是真正的权威。
世界上只有因为没有确立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才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获得市场，决没有因为确立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反而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流行起来的事。
谁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那就又是一个惊人的“颠倒”！！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真理观上。
长期以来，他们把真理说成是依人的主观思想为转移的东西；
把理论本身、或权威人士的言论和看法，或文件上写了的，作为判别真理的标准，而独独讳言客观的实践。
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褒贬，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蛋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
路线的正确与否，本来，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和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
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用一切漂亮的“革命”言辞把事情搞混、搞乱，借以掩饰自己，把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装扮成唯一的革命路线。
这就是群众中长期流行着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的原因。
总之，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够强辞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为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这种作法对于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破坏性，看来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他们造成的那种破坏实事求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理论自身作为证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尺度的荒诞思潮，不仅俘虏了相当多的缺乏实际经验和理论造诣的人（其中有的至今仍坚持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东西），也影响了一部分有经验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这种思潮对他们也发生了作用。
林彪、“四人帮”的“拉大旗作虎皮，借‘高举’以营私”的两面派战术，确实吓唬了一些人，同时，他们毫不手软地把反对或怀疑他们这种作法的人打成“修正主义者”，也使一些人至令心有余悸。

承认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不是迷信；
理论首先要受命于实践才能够指导实践；
理论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获得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的，如此等等——这样看，是修正主义呢？
还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再三郑重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四○六页）列宁也再三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六页）

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更多了，只须读一读《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篇，就可以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
毛主席毫不容情地嘲笑那些“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
这些人看到列宁书上写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大城市开始，就拚命反对毛主席的首先夺取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正确方针。
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是由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的，而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人认识的，他们所说的一句一字也不能改。
这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想拿此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毛主席说，“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这种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者。
林彪、“四人帮”则是属于另一类，他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看待，不是拿它来包医百病，他们根本就没有治病之心，而是拿它来掩护他们从事反革命。
这种人我们就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

这两种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面镜子。
而这两种人在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这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相通的。

不要以为修正主义只表现于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主席曾训斥“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就是暗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家伙有时也以某些教条（包括“语录”形式在内）来吓唬人们，欺骗人们。
老修正主义者也这样做。
例如，斯大林曾指出：修正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于企图拘守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把它们变成教条，这样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因而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违反；
但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也是要向前发展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个别口号，则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始终受着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限制。
历史条件改变了，实践发展了，认识也要向前发展。
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促进理论的变化。
毛主席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单有过去那些著作已经不够了，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来。
过去曾经认为，消灭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难做到的，现在看来，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最后的胜利，相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准备应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从来不讳言要把个别过时了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加以修正或修改，用新的结论来代替。
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样做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理论或“怀疑”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是对真理负责，对事实负责，而不自奉为神明，也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崇奉为神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对于这种往往出于不正当动机的幼稚荒唐的行为加以鄙视，有时严加斥责。
例如，毛主席对于林彪张口“三个副词”闭口“四个伟大”又加上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干法，就不但深表“讨嫌”，而且直斥之曰“伪君子”。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修正《共产党宣言》的个别原理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包括斯大林的在内。
读一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吧，那里就有几处说到他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说法不确切，或者说已经失效，必须把它们抛弃。
毛主席在谈到十大军事原则的时候，也曾经指出：“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
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转引自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

修正、补正、纠正真理的不完全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它是认识、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对那些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加以修正，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我们的党章、宪法历次都有所修改，有的是原则的修改，不改不行。
党章、宪法在制定的时候，经过党中央、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曾经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过的东西，就不允许在新的情况下加以修改。
这种修改，有的是原来正确的东西因为条件变化而变得不适用了；
有的是原来就不符合实际，必须抛弃；
有的原来一部分内容被新的结论所吸收（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虽然得出社会主义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由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
总之，真理是发展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毫无疑义包括着对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的修正，这并不归结为修正主义，正好象我们说相对真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重视实践经验并不归结为经验主义一样。

特别在历史转折关头，实际情况变化迅速，原来提出用以指导运动的口号会迅速失效。
列宁说：“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七页）又说：“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条件已经变化时还会对许多人发生作用。
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学会与它作斗争和战胜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一一——六一二页）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例如在战争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的口号，这时如果仍拘守“以游击战为主”，其对革命的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列宁这里说的是要对这种拘守旧口号的“弊病”“作斗争和战胜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要改变这些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期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去做好革命工作，相反地，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
他们不看实践效果。
事情办得正确不正确，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不看事实，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而且，不顾事实，不实事求是，也给各种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借此制造混乱，搞各种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
多年来，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我们吃不实事求是的苦头实在太多了！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一条十分沉痛的教训。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
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
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
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团结战斗的旗帜。
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应当着重于开动脑筋去真正弄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什么。
只有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大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方面的真正的一致，才有利于我们的团结事业。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其中指出：

“毛主席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毛主席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
……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又说：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
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
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还说：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是真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
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
真是怪事！
世界上那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
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
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象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真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间，而且是在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的。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
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认识真理的道路愈来愈宽广。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五十多年中，几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锻炼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武器，始终把实践作为认识论上的最基本的东西加以研究。
在毛主席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所以能够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就因为它注重实践，把实践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一切僵硬东西的最大的敌人。
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五四页）毛主席也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
要破除迷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获得新的真理。
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如列宁所说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九八页）

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勇敢地投身到新历史条件下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去，投身到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去，把理论变为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作者：史田才/徐守祥/刘恒升吕宝亮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团党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不断克服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面前软弱无力的右倾倾向，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击了资产阶级歪风，扶植了无产阶级正气，改变了部队的面貌。

这个团曾经是一个先进单位。
但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肆意破坏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斗私批修不讲了，灭资兴无不提了，致使个人主义、追求享受等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损公肥私，以至违法乱纪等歪风邪气也多了起来，甚至党委成员为争个人私利闹不团结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个团由先进变成了后进。
一九七五年底，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时，党委对照邓副主席指出的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总结本团由先进变后进的教训，开始认识到，要搞好部队建设，不抓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不行。
一九七六年，他们首先抓住吃吃喝喝、损公肥私、违法乱纪等不良倾向，先后对党委、机关和连队进行了六次整顿，初步刹住了这些歪风。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更加解放思想，挺起了腰杆，紧密结合“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路线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团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严肃处理了过去没有认真处理的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等坏人坏事，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

这个团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
在阻力面前，团党委坚持打进攻战，决不打退堂鼓。
团后勤处有两个助理员因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贪污盗窃，并利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干部和职工。
一九七六年五月，为了挽救本人，教育大家，打退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党委决定审查处理他们的问题。
在审查中，这两个人极力抵赖，少数受牵连的人也有抵触情绪，审查工作遇到不少困难。
党委坚持斗争不动摇，不彻底查清决不罢休，组织专人先后查阅了上万张单据、统计表，终于查清了他们的问题，严肃地进行了处理。
党委还充分利用这件事，两次组织全团干部、职工、家属，观看赃物展览，使一些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的同志受到了很大震动，一些有牵连的同志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同资产阶级思想决不能和平共处，必须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这个团党委带领部队斗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从党委自身抓起，在党委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他们针对党委内部贪图安逸、损公肥私、多吃多占等问题，组织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教导，对照雷锋和本团无私无畏的好战士赵春华，多次进行整风，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原党委的三名常委用公家木料做了家具，搞不正之风，在部队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整顿中，党委多次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并让他们在全团干部会上作了检查。
在审查后勤处两个助理员贪污盗窃的问题时，有一位党委成员收过他们送的东西，也退了款。
党委对新发生的问题也能不留情面，随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今年三月，一个常委违犯党委的规定，到连队吃吃喝喝，又不付钱，便对他进行了批评，让他补交了伙食费。

这个团党委由于狠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助人为乐、遵纪守法的好人好事大量涌现，出现了人心齐、干劲大、风气正的崭新局面。

（本报通讯员 史田才、徐守祥、刘恒升 本报记者 吕宝亮）

作者：闻学良李继英张永江
栏目：读者来信

本报五月二十二日发表战士家长刘文普同志《有了过失和错误再要求进步是“晚了”吗？
》的来信后，在读者中引导起了很大反响。
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里选登几篇。
每个连队干部，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做好有过失、有错误战士的思想工作，积极为他们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
——编者

对战士要有深厚阶级感情

编辑同志：

战士家长刘文普同志的来信在《解放军报》刊登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连读了三遍，深受启发和教育。

我是一个新干部。
在对待有了过失和错误的战士这个问题上，确实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就拿我排战士小卢来说吧，他的毛病多一些，组织纪律性较差，经常和班长顶撞，有时还捅点漏子。
说实话，自己心里总埋怨他“不争气”，给排里拖后腿，在排务会上我经常批评他。
战士家长刘文普的来信，对我思想触动很大。
使我懂得了，做为一个基层干部，要带好兵，首先要对战士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为他们成长进步创造条件，而决不能嫌弃他们。
为此，我就去找小卢谈心，主动检查了我的缺点，同时指出了他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之后，我还和排里几个骨干打了招呼，要他们共同做好小卢的思想工作。
小卢见我和其他同志都伸出了热情的手，很快放下了包袱，有了明显进步，受到大家的好评。

今后，我一定要从增强对战士的感情入手，努力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和工作方法上的简单化，耐心细致地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战士家长的期望。

八三二○三部队排长 闻学良

坚持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同志

编辑同志：

读了《解放军报》刊登的战士家长刘文普同志的信，很受启发和教育。
刘文普同志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是很多战士家长所关心的，也是我们经常遇到和需要加以正确解决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去年九月的一天中午，战士小黄偶然发生一次过失，我就把他狠狠地“刮”了一顿。
这样，小黄感到刚入伍就给领导留下这么个坏印象，这下进步、入党全完了，趴在铺上哭了半天。
这时，我不但没有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反而对小黄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他是麻绳捆豆腐再也提不起来了。
读了《解放军报》刊登的有关如何做好有缺点、有过失的战士思想工作的体会文章以后，我思想触动很大，感到只有对战士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才能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对待有缺点和错误的战士。
我主动找小黄谈心，检查自己思想方法简单，对他帮助不够的缺点，同时帮他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给他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
小黄看我态度诚恳，也倒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由于自己对小黄的感情深了，看他的优点、长处也多了。
一次，连队搞浇注会战，小黄个子虽小，却推着三百多斤的水泥车往返快跑，累得汗流满面，我表扬了他。
小黄看领导没有把他看死，进步的信心也足了。
后来，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党组织批准他入了党，并提为班长。

今后，我一定认真吸取这次教训，经常想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视做好有缺点、有过失战士的思想工作，为他们的进步创造条件。

建字九二五部队十中队指导员 李继英

“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要不得

编辑同志：

不久前，我因违反组织纪律受了处分。
由于自己对错误缺乏正确认识，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思想。
正当我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时，指导员找我谈话，要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连里的其他干部，也热情找我谈心，鼓励我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的思想开了窍，积极性也高了。
最近我看了《解放军报》刊登的一个战士家长的来信和《我们怎样回答战士家长的期望》的文章，越看越觉得心胸开阔。
那个战士家长的期望不也是我家长的期望吗！
我的父母亲，我们村里的乡亲们，参军时都曾殷切地嘱咐我：到部队后要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我想，报上讲得对，我们部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培养造就人才的大熔炉。
有了过失，坚决改正，同样可以进步，甚至成为先进分子，不应该“破罐子破摔”。

我结合新宪法的学习，深挖了犯错误的根源，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
党支部看我有了进步，多次表扬我。
现在我的劲头更大啦，决心向雷锋同志学习，努力争取当一名先进战士。

八一二四一部队战士 张永江

作者：李春英/陈亚舟/朱渊元

本报讯 最近，北京部队某团举办司务长学习班，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认真进行法纪教育，增强了大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前些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团的后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
团党委在整顿好后勤机关的同时，集中全团司务长举办学习班，进行法纪教育。
他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著作，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并解剖典型事例，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然后，学习班组织大家普遍进行了“四查”：一是查思想，看“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自己身上有那些表现；
二是查帐目，看收支手续清不清，计划用粮用款好不好；
三是查制度，看执行各项财务制度严不严，贪污浪费的漏洞堵得牢不牢；
四是查物资，看与帐目符不符，保管好不好。
学习班的同志们在领导的带领下，和后勤机关干部下到连队，一起查一起看，征求干部战士的意见，找出差距，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订了严格遵守各项财务制度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调动司务长们的积极性，学习班还宣扬了一心为公的“红管家”三连司务长张如平，勤勤恳恳为连队服务的一营管理员杨卫兵，坚持原则、勤俭节约的九连司务长杨巨仁。
参加学习班的同志们回到连队以后，坚持原则，自觉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度，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李春英、陈亚舟、朱渊元）

作者：滕宝林/李枝龙/阎荣甫/付平安

编者按：武汉部队某团对干部战士进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思想教育，开展“公物还家”活动，较好地解决了少数干部战士化公为私的问题。
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上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也就不能够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
类似“公物还家”的问题在部队里还不少，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解决。

我们在传达贯彻全军政工会精神时，一定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从本单位的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切实抓出成效来。

本报讯 最近，武汉部队某团在整顿中，对干部战士进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教育，开展“公物还家”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过去，这个团部分干部战士纪律松散，乱拿多占公物营具的不正之风比较严重。
有的用公家的铺板做家具，有的将公家的椅凳，水瓶、茶缸等拿回宿舍据为己有，有的干部多占营具，使该用营具的用不上，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部队作风。
最近，部队传达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整顿作风纪律，党委成员联系有的干部战士化公为私的问题，回顾了战争年代我军一切缴获归公，以及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深深感到林彪、“四人帮”对部队思想作风腐蚀破坏的严重。
因此党委决定，在部队上下开展“公物还家”活动，由两名常委具体抓这件事。

首先，党委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的指示，并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动员。
在会上，副政委张贵范大讲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的模范事迹，讲克己奉公是人民军队的本色，讲今天“公物还家”的意义，号召党员、干部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做克己奉公的模范，带头搞好“公物还家”活动。

紧接着，党委成员做出样子。
部队动员之后，政委张云祥回到家，动员家属一件一件地清点营具、器皿，发现多占用了公家一把椅子，便立即交给了管理员。
张副政委对照营具配发标准，发现家里多一个方凳和两个公用茶缸，也交还公家。
其他多占营具的领导干部也都这样做了，给群众做出了好样子。

“公物还家”活动搞起来以后，党委又抓了两件事：一件是表扬了被群众称为“不贪不占，两手干净”的军务股长刘福林。
他十多年来，从不拿公家一棵菜，不多用集体一两煤。
家属随军七年了，桌、凳没有给配齐，他毫无怨言，自己买了几块木板做了个小方桌，凑合着用。
党委宣扬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干部战士向他学习。
另一件是处理了几个干部拿驻地某单位的木料、油毛毡、钢筋等物资为自己做家具、修房子的事。
对此，党委通报全团，责其在军人大会上作检查，限时退回原物，原物退不回的则照价赔款。
对其中一名情节严重的干部，党委决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奖一惩，严明及时，狠刹了歪风，扶植了正气。
多占用公物的同志，纷纷交出，一件不漏。

开展“公物还家”活动，不仅充实了集体财产，解决了几年来部队营具、公物一直不够用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使克己奉公的思想逐步成为风气。

（滕宝林、李枝龙、阎荣甫、付平安）

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各分组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自己的讨论情况。
大会并通过了南共联盟中央关于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到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

上午十一时，大会休会半小时。
复会后，铁托主席在多兰茨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白色服装上佩戴着一枚鲜红色会章的铁托主席站在主席台上，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多兰茨同志就大会决议草案作了报告。
接着，大会一致通过了以下两个决议：《南共联盟在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和物质与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
《南共联盟为争取世界和平、国际平等合作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大会还听取了费·科托里奇关于修改盟章的报告。
他说，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一致通过了在盟章中规定铁托同志无限期地担任南共联盟主席的条文。
这次讨论修改盟章时，全体代表再次表示拥护盟章中的这一条文，一致同意铁托同志继续担任南共联盟主席。
这时，全场再次起立，热情鼓掌。
铁托同志站起来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大会执行主席斯坦鲍利奇在掌声中就铁托同志继续担任共盟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他对南斯拉夫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
这讲话表达了南斯拉夫全体人民和南共联盟盟员对铁托同志的高度信任。

大会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选举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

最后，铁托主席在热烈掌声中发表讲话。
他首先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感谢代表们给予的巨大信任。
他对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满意。
他说，这表明了南共联盟的团结一致，也表明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
铁托主席号召全体代表将会议的各项决议落实到行动中去。
他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能自满。
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要努力克服困难，争取更大的进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六月二十二日电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委员爱德华·卡德尔二十一日在南共联盟十一大思想政治和组织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今天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政治阵线，即社会主义自治阵线和反对者阵线，后者也是那些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和自治、反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政策和不结盟政策的外来因素的一个工具。

卡德尔在报告中着重谈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共联盟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
他说：“铁托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正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十大和十一大之间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首先是由于下述事实而取得的，即南共联盟在经过众所周知的某些动摇以后，奉行了并正在奉行一项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而首先是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策。”
他指出：“我国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也就是说生活和发展在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矛盾而产生出来的那些思想和政治冲突、分裂和分歧的气氛中。
确实，这些矛盾及其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缓和了，而在某些地方则改头换面，换了另外的表现形式、新的口号和旗帜，尽管它们的内容仍是旧的。”
他说：“这些直接的或改头换面的反革命残余由于在经济和社会上无能为力，才以更大的力量竭力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表现出来。
换言之，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反革命没有洗手不干，而是相反，它们试图利用我国社会的每一点困难登上政治舞台，并阴险地对我国社会予以打击，尤其是在他们感到自己背后有来自国外的某些人的支持的时候。
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革命过程中，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社会同上述倾向，同顽固的敌人及其追随者进行经常的斗争。”
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必须坚决加强自己的团结。
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通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议会或者类似的东西产生的，而是通过人民多年的武装斗争产生的，在这一斗争中各个阵线是旗帜分明的。
只要社会主义自治不能通过自己特有的民主形式和自己的代表团制这种特有的手段来使本身得到确立的话，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我们应该认识到，对社会主义来说，再也没有比停滞和看不到前景更为危险的了。
因为这种状况会导致共盟和国家的官僚主义化。
这会导致工人和劳动人民脱离管理工作，脱离社会财产和国家政权，然后是导致共盟脱离工人阶级，也就是说丧失它的先锋作用。”
卡德尔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只靠社会主义的名称来保持历史进步性这种荣誉，而只有当它不断地加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成功地满足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利益，越来越多地扩大他们在整个社会上的自由与民主的范围时，才能保持这种荣誉。
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和进步性的首要条件。”
他说：“只有当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所有社会主义自治力量和民主力量在民主的基础上密切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够形成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压力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卡德尔指出：“这一切，都必须有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政治上起有力的、创造性的引导作用。
这就是说，南共联盟就其质量来说，必须有能力把我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我国社会所有的创造性力量团结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的、直接和长期的纲领上来。

“没有南共联盟的这种引导作用，在我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就更不用说进一步自由发展了。”
卡德尔说：“但是，共盟并不会因为它自吹自擂是领导党而就成了社会中的领导党。
它也不会因为宪法写明了它在社会中有这种作用才成为领导党，同样，也不会因为它通过国家行政机关、通过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业中的专家治国论机关来治理社会，才成为领导党。”
他接着指出，只有当共盟能够高瞻远瞩，能够指出客观的、历史上必然的发展道路，它才能起到这一作用。
然而，起这一作用的能力不会自行产生。
共盟必须作出许多努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自己的干部。

他说，南共联盟必不可少的特点必须是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

卡德尔指出：“对我们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上不存在任何争论，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概念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采用自治和民主的代表团制形式实现历史利益和直接利益的领导作用这一概念是相同的。”
“共盟只有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它才能顺利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卡德尔最后说：“如果共盟想发挥自己的革命的历史作用，那么它就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一个思想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它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站在社会各级组织的前列，起到整个社会的动力的作用。”

栏目：要闻简报

邓小平副主席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驻华大使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

会见时，邓小平同志同格夫里列斯库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同志赞扬格夫里列斯库大使在中国任职期间为发展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了很多工作。
格夫里列斯库大使感谢中国领导同志对他工作的支持。

耿飚副总理设宴招待斯里兰卡总理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六月二十二日晚在科伦坡举行答谢宴会，招待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耿飚副总理和普雷马达萨总理先后致祝酒词。

耿飚副总理说：“中斯两国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说：“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外交部长哈米德分别同我们就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他表示，热情地期待着贾亚瓦德纳总统和普雷马达萨总理在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访问。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祝酒时指出，耿飚副总理的访问加强了两国的友谊，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他说，两国间更多的相互访问对增进友谊将是很有益的。

罗国防部长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扬·科曼上将，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当天晚上，科曼部长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罗军事学院集会欢迎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罗马尼亚军事学院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

集会由罗马尼亚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奥尔班上将主持。
罗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戈莫尤中将和梁必业团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戈莫尤中将在讲话中，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目前，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在华国锋主席的周围，继续革命，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梁必业团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在齐奥塞斯库同志和罗共领导下，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华国锋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进一步发展中罗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
在罗马尼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团结战斗，共同前进。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六月二十三日讯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代表，这两天热烈地讨论了华国锋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先念副主席的重要讲话。
许多“老财贸”心情激动地说，他们做财贸工作二三十年，第一次参加党中央召开的这样规模空前的盛会，第一次看到党的主席亲自主持财贸大会。
这说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财贸工作，非常关怀财贸战线的职工。
代表们说，华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新时期财贸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这对到会代表和全国财贸职工是极大的鼓舞。
这次财贸大会，必将成为动员全党大办财贸的大会，成为全国一千二百万财贸职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

代表们着重讨论了财贸工作的作用问题。
他们说，李副主席把财贸工作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财贸工作，不能离开商品交换和资金分配。
这就非常形象而又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财贸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许多代表以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说明了财贸工作的重要作用。
江苏省常州市的代表说，我们常州市由于大搞“一条龙”大协作，促进了地方工业高速度发展，现在已有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化纤、玻璃钢、塑料、自行车、照相机、工矿电机车等十六条“龙”。
每条龙都是由几个厂到几十个厂组成的。
那一条龙离了商业、财政、银行等财贸部门，都不可能组织起来，都会成为“僵龙”。

代表们特别重视李副主席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充分地和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大生产服务”。
大家认为，这是关系能不能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副主席关于轻商思想的分析，使代表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认识上发生了“飞跃”。
他们说，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对财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呢？
就是李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的：“受小生产习气束缚的同志，常常轻视和忽视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以为组织生产只要组织工农业就行了。
他们不懂得，没有强大的商业、服务业网，现代化的大生产就无法进行。”
李副主席的精辟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轻商思想的根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击中了要害。
如果我们不从小生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财贸工作就不可能跟上新长征的步伐，就不可能当好新长征的“后勤部”。

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说，党中央召开这次大会，华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为我们各级党委重视财贸工作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各级党委和财贸职工壮了胆，撑了腰。
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工农商业一起抓，政治经济一起抓，三大革命一起抓。
===== 自欺乎？
欺人乎？

栏目：《人民日报》短评

越南当局按照它既定的反华、排华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无理阻挠中国根据对等原则在越南三个城市设立领事机构的合理要求。
在中国方面决定派船前往越南港口接运受迫害的难侨后，越南当局为了破坏两国关系，给中国接运难侨制造障碍，继续对中国方面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进行拖延和刁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于六月十六日通知越南当局关闭它驻广州、昆明、南宁的三个总领事馆，是完全正当的。
对于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采取的这一正当措施，越南当局竟然在六月十九日用抢先公布照会的办法，竭力歪曲事情真相，大肆攻击中国“撕毁两国政府协议”，“毫无道理”等等，企图蒙蔽世界舆论，为自己开脱责任。

但是，只要把越南当局公布的照会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篇自欺欺人、破绽百出的诡辩书，也是越南当局蓄意阻挠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的自供状。

越南当局攻击中国“撕毁”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这是无中生有。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越南政府在中国方面的善意建议下，先后将原设在中国南宁、昆明、广州三地的办事处改为领事机构。
当时并没有什么只许越南单方面在中国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
越南当局攻击中国“撕毁”并不存在的“协议”，纯粹是造谣惑众。

必须指出，越南当局在它公布的照会中，有意抹去了关于中国方面要求在胡志明市等地设立总领事馆过程中的许多情节。
例如，越南当局的照会只说中国要求在海防、胡志明市、岘港设立总领事馆，而不说这个要求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提出的。

特别在有关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越南当局在照会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关于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事，越南方面已经通报中国方面，该机构将可在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初建立。”
事情的经过果真这么简单吗？
完全不是。
越南当局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表示同意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但何时设立则要等候越方通知。
时间拖延了将近一年，经过中国方面一再催促，越方才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同意中国派出人员去胡志明市筹备建馆，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即总领事馆何时开馆，还要等候它的通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国政府派出人员前往胡志明市建馆。
他们到了河内以后，越南当局制造种种借口，不让他们到胡志明市去。
越南当局一会儿说，胡志明市局势尚未稳定，中国建馆人员去了安全没有保障，以此进行搪塞；
一会儿又说还没有得到胡志明市当局的通知，荒谬地把事情说成是胡志明市当局指挥越南政府，而不是越南政府指挥胡志明市当局。
越南当局甚至以不能确定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国人员去胡志明市建馆为借口，要求中国人员返回国内等候通知。

直到今年六月十六日中国政府通知越南当局关闭其在中国的三个总领事馆，越南当局才突然表示同意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但建馆时间则要拖到今年的第四季度。
这是越南当局为破坏中国接运难侨而玩弄的一个花招。
大家知道，如果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才在胡志明市建立总领事馆，那末，中国目前从越南南方接运难侨的工作，在没有中国领事机构办理手续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进行呢？
难道这就是越南方面所谓对中国派船接运难侨的“合作态度”？
越南当局在使尽拖延战术，阻挠中国方面在胡志明市建立总领事馆之后，还厚颜地说什么它“已经尽力克服困难，妥当地满足了中国方面的建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越南当局用这一手来欺骗中国政府和世界舆论是枉费心机的，事实说明越南当局是毫无诚意的。

事情很清楚，在越南单方面享有在中国三个城市保有领事机构的权利二十多年而又一再无理阻挠中国方面合理要求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根据对等原则，通知越南关闭它在中国的三个总领事馆，是完全合理的，合乎国际惯例的。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是被迫的，是在对越南当局阻挠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的无理态度进行了长期耐心的交涉归于无效以后才采取的。
越南当局对中国所作的一切诬蔑攻击，在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只能使越南当局蓄意恶化中越两国关系的真相进一步暴露。

（原载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河内六月二十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首席馆员詹世亮，六月二十三日下午约见越南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就越南《人民报》捏造谎言，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和新华通讯社驻河内分社进行诬蔑和恶毒攻击一事，向越南方面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抗议。

詹世亮严正指出：“最近，在越南当局掀起的排华反华浪潮中，越南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六月十七日和十九日先后发表题为《谁是强迫华人迁居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和《推行强迫华人迁居政策的家伙是谁的走狗？
》等文章，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和新华通讯社驻河内分社公开进行造谣诬蔑和恶毒攻击。
对此，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并提出抗议。”
詹世亮指出：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正是越南当局出于自己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至今越南当局已把十几万华侨驱赶回国。
越南方面为了推卸责任，竟捏造谎言，说什么煽动、强迫“华人”迁居的所谓坏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河内大使馆有密切联系”。
越南方面这种企图嫁祸于中国大使馆的拙劣手法，完全是徒劳的，掩盖不了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华侨的事实真相。

“中国大使馆办理华侨事务是正常的领事活动，一向是光明正大和无可非议的；
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宣传工作一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宗旨，为维护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越南方面却别有用心地借别人之口，说什么有些人从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取走‘几吨书报和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出版的中国地图’，又说这些人‘把黄金交给了书报供应地点’。
这纯系捏造，根本不值一驳。
此类荒唐谣言竟出现在越南党中央机关报上，实在令人吃惊。
越南当局的这一行径，不仅是对中国大使馆的恶意诬蔑，也是越南当局故意制造事端，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又一步骤。”
最后，詹世亮强烈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中国大使馆和我驻河内新华分社的攻击和诬蔑，不要再做损害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