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速实现“四化”当好“后勤部”
全国财贸“双学”会议代表热烈讨论华主席题词和李副主席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
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代表，这两天热烈地讨论了华国锋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先念副主席的重要讲话。
许多“老财贸”心情激动地说，他们做财贸工作二三十年，第1次参加党中央召开的这样规模空前的盛会，第1次看到党的主席亲自主持财贸大会。
这说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财贸工作，非常关怀财贸战线的职工。
代表们说，华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新时期财贸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这对到会代表和全国财贸职工是极大的鼓舞。
这次财贸大会，必将成为动员全党大办财贸的大会，成为全国一千二百万财贸职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
代表们着重讨论了财贸工作的作用问题。
他们说，李副主席把财贸工作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财贸工作，不能离开商品交换和资金分配。
这就非常形象而又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财贸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许多代表以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说明了财贸工作的重要作用。
江苏省常州市的代表说，我们常州市由于大搞“一条龙”大协作，促进了地方工业高速度发展，现在已有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化纤、玻璃钢、塑料、自行车、照相机、工矿电机车等十六条“龙”。
每条龙都是由几个厂到几十个厂组成的。
那一条龙离了商业、财政、银行等财贸部门，都不可能组织起来，都会成为“僵龙”。
有一段时间，常州齿轮厂的内齿轮由于加工速度慢，妨碍了拖拉机配套出厂，使二十六个厂组成的这条龙成了一条“僵龙”。
财政部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齿轮厂解决了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支持他们采用新工艺，使每只齿轮的加工时间从一小时缩短为三分钟，这样就把“僵龙”变成了“活龙”。
代表们特别重视李副主席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充分地和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大生产服务”。
大家认为，这是关系能不能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副主席关于轻商思想的分析，使代表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认识上发生了“飞跃”。
他们说，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对财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呢？
就是李副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
“受小生产习气束缚的同志，常常轻视和忽视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以为组织生产只要组织工农业就行了。
他们不懂得，没有强大的商业、服务业网，现代化的大生产就无法进行。”
李副主席的精辟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轻商思想的根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击中了要害。
许多代表联系当地的实际，列举了这种只重生产不重交换的小生产思想的表现和危害。
山东省和吉林省一些县、市党委的同志都谈到，过去往往是市场供应紧张了抓财贸，过年过节了抓财贸，需要资金了抓财贸，平时抓的很少。
湖北省的代表说，过去一些县里有这种说法：
“粮食不上纲，书记不好当；
棉花不上纲，书记脸无光；
其他不上纲，心里不着慌。”
这也反映了财贸工作没有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因此，商业网点、仓库不够的问题，人员不足的问题，职工生活福利的问题等等，长期得不到解决。
有的地方甚至把年老、体弱、多病、别的部门不好安排的人调给财贸部门，造成财贸队伍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商业部和吉林省的代表都谈到，不少地方党委不重视发挥整个财贸部门的职能作用，一有事就抽调财贸干部去做别的工作，“拆走零件，不用机器”。
结果，由于财贸这部机器不灵了，停摆了，反而影响了生产建设。
代表们说，这些轻视或忽视财贸工作的表现，同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已不相适应，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更不适应。
如果我们不从小生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财贸工作就不可能跟上新长征的步伐，就不可能当好新长征的“后勤部”。
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说，党中央召开这次大会，华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为我们各级党委重视财贸工作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各级党委和财贸职工壮了胆，撑了腰。
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工农商业一起抓，政治经济一起抓，三大革命一起抓。
江西、北京的代表提出，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作法，每个县委配备一名专职的财贸副书记，主管全县的财贸工作。
安徽省的代表说，安徽省委最近已作出决定，要改变过去对财贸工作支持不够的状况，今年补充各部门的人员时，要首先满足财贸部门的需要。

全国钢铁、化肥生产双告捷
据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截至06月23日止，全国钢、钢材、初轧坯、生铁、铁矿石和焦炭的产量，都已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计划，提前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过半”。
与去年同期相比，钢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钢材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生铁、初轧坯、铁矿石和焦炭的产量也有大幅度地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生产的好形势，是冶金企业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学大庆、赶鞍钢的结果。
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我国化肥工业提前十五天完成了上半年的国家计划。
到06月15日止，全国生产的化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其中氮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一，磷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二。
四川、山东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提前实现了
“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的奋斗目标。
遍布各地的小化肥厂普遍大幅度增产，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
今年以来，各地化肥企业努力降低消耗。
一至05月，全国大中型化肥厂每生产一吨合成氨的入炉煤消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八，电耗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五，蒸汽消耗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五。
各地小氮肥厂今年一季度节约了煤炭四十多万吨、电三亿多度。

华主席会见扎瓦维大臣
同阿曼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阿曼外交国务大臣卡伊斯·阿卜杜勒·穆奈姆·扎瓦维一行。
会见时，扎瓦维大臣首先代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赠送一把宝刀。
他说，宝刀是阿曼人民的传统武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阁下赠送这一礼品，这是两国友谊发展的标志。
扎瓦维大臣向华主席转达了卡布斯苏丹陛下的最良好祝愿。
华主席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主席同扎瓦维大臣等阿曼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对扎瓦维大臣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就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这次访问揭开了中国阿曼两国友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今后，两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华主席请扎瓦维大臣回国以后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卡布斯苏丹陛下和阿曼人民的问候。
谈话时在座的阿曼贵宾有新闻和文化部负责新闻的次官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罕默德·拉瓦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萨迪克·贾瓦德·苏莱曼，阿曼驻法国大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纳比·迈基，阿曼驻伊朗大使马拉拉·阿里·哈比卜，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哈茂德·马哈茂德·阿布·纳斯尔。
黄华外长、仲曦东副外长谈话时也在座。
（附图片）
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
华主席在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
“毛主席教导我们：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
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
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叶副主席也郑重说明：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
一层是：
一定要掌握理论。
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
另一层是：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又说：
“伟大的革命导师还说过，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作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
这些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
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
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
后一个颠倒也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除了它的阶级性之外，就是它的实践性。
所谓实践性，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主席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
从实践中来的思想，其正确性究竟如何，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
所以毛主席又说：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愈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并使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就会愈正确、愈彻底，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把他第1篇公开发表的震动马克思主义论坛的伟大哲学著作题名为《实践论》，不是偶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唯一正确的关系。
1965年01月09日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曾说到《实践论》这篇著作比他同时的其他哲学著作更重要。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主席把实践摆在第1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马列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伟大的发展。
毛主席在谈到别的国家的革命的时候，也总是着重指出这一点，例如，他曾劝告日本朋友，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日本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各国革命都有自己的条件。
毛主席不断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来分析、研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造出新理论，等等。
很显然，谈论毛泽东思想而无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也是一伙理论骗子。
他们天天喊“高举”，实际上是天天在糟踏，天天在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林彪的“倒过来”哲学，就是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认识的过程中悄悄地把精神抬到第1位，当作出发点。
张春桥则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公然说：
“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的”。
这就是说，思想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是实践要由理论来裁剪。
谁说林彪、“四人帮”没有“理论”呢？
这就是他们的“颠倒”理论。
在林彪、“四人帮”那里，强调实践就是经验主义，提实事求是就触到他们的痛处。
他们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做是科学，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实际生活的真理，而是把它绝对化、宗教化，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等等。
在这种基础上，他们就有“理由”根据自己的实用主义需要来任意处置、肢解、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他们“拉大旗作虎皮”；
在这种基础上，林彪也才敢于公然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
林彪、“四人帮”糟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卑劣最恶毒的办法，就是搞片言只语。
在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荒谬说法以后，他们又企图固守住那个所谓“句句照办”的阵地。
可不可以引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句呢？
当然可以，我们并不反对引用。
但必须反对断章取义，片言立论，歪曲实质，也不能“句句照办”。
毛主席就说过：
“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论十大关系》）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是搞实用主义，宣传一种特殊的宗教迷信。
经他们摘引的片言只语都是超时空超历史的“绝对律令”，实践对它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丝毫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这样做，并不因为他们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死抱住马克思主义条文不放而自以为革命的一般教条主义者，不，他们是一伙职业反革命，他们摘引片言只语是为了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为了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他们不是以为只有死抱住条文才能进行革命，而是为了利用这些条文来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但是，必须郑重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而轻视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所散播的流毒和影响，这种影响是触目惊心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场浩劫。
从上面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四人帮”确实有一条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线的核心就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理论变成空洞的抽象，这种“抽象”便于他们塞进各种私货，混淆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因此，对于林彪、
“四人帮”，我们决不能只是骂一句“死反革命”就扬长而去，而放弃对他们的理论批判，或者有意无意地磨钝批判的锋芒。
林彪、“四人帮”是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的肮脏马厩必须一起彻底清扫干净。
我们的批判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特别要恢复《实践论》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实践标准的权威，以使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重新发扬光大。
我们如此强调实践，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等等，是否就算贬低了理论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抱怀疑态度呢？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
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指针，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作为分析、评论、判断问题的依据，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必须如此的。
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
思想自身不能证明自身。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有联系），不能互相混淆。
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
许多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和发展；
有些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
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
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这样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
理论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状况，或者脱离实际，不与实际相结合，或者不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可能指导实践。
这些，本来是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东西，然而在目前这个由乱到治的转折关头，这类常识范围内的东西有时也往往需要重新说明。
这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当人们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以后，这个被证实了的真理还要不要继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呢？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是否就是认为真理不可信，怀疑相对真理的存在呢？
我们认为，其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把人的认识过程当成了许多单个的互不连贯的思想“产品”，而把接受实践的检验看作是工厂里头的检验员对于产品的检验，因此，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一个经过检验的产品还要继续接受检验，岂不是等于否认了这个产品是合格品吗？
这样看问题，显然是完全忘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是实践标准问题，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请读一读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章第6节，这里不赘述），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
这样提问题，实际上是认为，一个科学原理在未被实践证实之前是相对真理，而当它一旦被实践所证明，就一劳永逸地成为“绝对真理”了，就不必再受实践检验了，认识已经到达“顶峰”，科学只好惊愕地望着这个“顶峰”，再也无所作为了。
这完全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来，根据一定的原理和实践经验（或新获得的历史知识）发现新的真理或创立新的学说，这是一回事，这些真理或学说是否被当前或今后的实践所证实，这又是一回事；
即使被证实或部分证实了，它们仍然要在往后新的实践中继续被检验而获得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举一个例子：
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的经典公式，这是马克思从研究、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之后所做出的总结论，它毫无疑义是真理。
特别经过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论证。
那末，这个已经被科学地论证了的原理，是否还要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答复是肯定的。
《资本论》发表以来的长时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在运用中、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被证实，并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从10月革命到现在，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又发生许多变化，又有不少新问题要我们去研究。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科学原理，在毛主席手里，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毛主席据此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是因为毛主席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而社会主义实践比之资本主义实践又大大不同了的缘故。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真理，还将为今后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所检验并得到发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宗教迷信对实践采取专横态度，科学的真理则虚心倾听实践的呼声。
实践的发展总是要推动真理的发展，或使之进一步具体化。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有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胜利的可能。
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个新的结论，一个新的科学真理。
说它是科学真理，因为它是列宁在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活动并发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经过对帝国主义时代阶级关系的确切考察，从规律性上论证了的。
但是，这个新结论的客观真理性究竟怎样，它是否同客观实际相一致，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还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证明。
这个科学真理，在10月革命胜利以前，尽管从规律性上看，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它仍然是未被实践所证明的东西。
10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后来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一定的成功，这个真理才被实践所检验而得到了证实，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实例，成为一种伟大的物质性的革命鼓舞力量。
其后，这个真理继续接受世界革命实践特别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革命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
这就是《实践论》中所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是认识的两个飞跃，即认识上达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而照毛主席历来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后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就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请看，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1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又说：
“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算不算真理，最后还是要看实践的结果。
如果只停留在前一个飞跃而沾沾自喜，想当然地以为一切真理都在这里了，自己已经深入“绝对真理”的堂奥，因此办事就可以不从实际出发，真理可以对实践采取傲慢态度而不必接受实践的检验，那是一点也不懂得《实践论》的想法和作法（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过程，往往要经过一些反复，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讨论）。
有人可能会问：
科学研究中有“逻辑证明”一说，那和实践标准又是什么关系呢？
所谓逻辑证明，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从一系列公理、定义、定理出发，运用抽象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论，作为证明的工具，引出新的结论。
但是，这里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第1，这里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出现的东西，是经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在人的意识中固定下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第2，由推理得出的结论，即使经过十分严密的逻辑证明，也不能代替实践标准，相反，推理的结论还必须拿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
离开实践标准的逻辑证明，难免要和实证主义的纯粹逻辑分析方法滚到一起去。
科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这样，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情形也相类似。
路线、政策、方针等，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决定性的环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是从阶级斗争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分析现实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所得出来的革命行动方针和目标。
我们的路线如果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认真总结已有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且确实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集中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那末，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路线制定之后，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路线的正确性要不要依靠实践来证明呢？
路线本身还要不要在实践中得到某些修正、补充和发展呢？
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正如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一样，贯彻执行路线的过程也就是路线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是多次反复的过程。
例如，一条政治路线制定之后，到群众中去宣传、去贯彻，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个指导过程本身也就是接受群众检验的过程。
一般说来，路线为群众所接受并转变为物质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可以证明这条路线的正确程度。
其次，党的总路线提出的是总纲领，是一般任务，当这个一般任务回到个别中去，回到实践中去，贯彻到各个具体工作领域中去的时候，它就要和各个别领域的实践相结合，接受各个别领域实践的检验。
各个具体工作领域根据总路线并且按照自己的情况制订出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实行中获得成功，那也是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提供证明，而且这种具体化也必然要丰富总路线的内容。
还有，在执行路线的长过程中，由于实践是发展的，阶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路线本身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自身的某些内容。
例如，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制订出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才被我们所认识。
但事情并未到此停止。
因为实践在发展，我们的认识在加深，路线也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某种发展。
毛主席早已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并采取不同的对待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将依附日本的大资产阶级和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但是，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才明确宣布我们的革命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是反对官僚垄断资本的革命，并且宣布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占中国资本主义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毫无疑问，这是我党民主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
所以这样，是因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发展到了高峰，这个垄断资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
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具有两重性，它既是民主革命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
把反对垄断资本作为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是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使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
这不仅是路线的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我们目前正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
十一大路线的形成，经过一个很长的实践酝酿过程，一直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末期。
1963年，毛主席根据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情况，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第3届和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设想，要求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八项主要战斗任务。
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制订出党的十一大路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自从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总任务公布以来，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各条战线的形势很好，这就表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那末它还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
还要不要由上面所说的多方面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并在实践中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呢？
凡是认真读过《实践论》并且采取严肃态度的人，凡是有相当革命实际经验的人，一定能够毫不犹豫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这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根据认识并坚信这条路线的正确，但认识并不等于证明，认识尚有待于证明。
能够对于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有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实践的结果，是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这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裁决者。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
错误路线的制订者，总是一再强调他们的路线一订出来就是“绝对真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须经实践检验，也不容许别人提意见，如王明等人就是如此；
相反，正确路线的制订者，并不宣布这一路线就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如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制度一再强调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逐渐完善起来。
一条正确路线的执行，一方面，必须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使之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克服违反这一路线的各种偏差，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从事，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和方法，小心地倾听实践的呼声，考察群众的情绪，及时改进我们的工作，反对象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等，不这样，路线正确也可能犯错误，或使正确的路线受到歪曲，受到别的错误东西的干扰。
不是别人，正是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07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
他说：
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毫无疑义是正确的。
这是路线问题上的真正的唯物论观点，而不是什么路线问题上的“怀疑一切”。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
驳斥是实践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
这是恩格斯在批判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今天把它引证出来还很有意义。
恩格斯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人们的认识能不能正确反映现实，人们的认识是不是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前，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那时候，人们从头脑中构造各种思想体系，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最终真理或绝对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主观思维范围内争吵不休，莫衷一是。
在那种情况下，不可知论、怀疑论自然最有市场，因为，诚如毛主席所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不必根据实际，也不受实际检验的。
旧唯物论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辩证唯物主义问世，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了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后，这才宣告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破产。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实践是真正的权威。
世界上只有因为没有确立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才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获得市场，决没有因为确立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反而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流行起来的事。
谁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那就又是一个惊人的“颠倒”！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真理观上。
长期以来，他们把真理说成是依人的主观思想为转移的东西；
把理论本身、或权威人士的言论和看法，或文件上写了的，作为判别真理的标准，而独独讳言客观的实践。
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褒贬，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蛋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
路线的正确与否，本来，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和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
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用一切漂亮的“革命”言辞把事情搞混、搞乱，借以掩饰自己，把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装扮成唯一的革命路线。
这就是群众中长期流行着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的原因。
总之，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够强辞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为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这种作法对于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破坏性，看来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他们造成的那种破坏实事求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理论自身作为证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尺度的荒诞思潮，不仅俘虏了相当多的缺乏实际经验和理论造诣的人（其中有的至今仍坚持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东西），也影响了一部分有经验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这种思潮对他们也发生了作用。
林彪、“四人帮”的“拉大旗作虎皮，借‘高举’以营私”的两面派战术，确实吓唬了一些人，同时，他们毫不手软地把反对或怀疑他们这种作法的人打成“修正主义者”，也使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
承认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不是迷信；
理论首先要受命于实践才能够指导实践；
理论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获得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的，如此等等——这样看，是修正主义呢？
还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再三郑重声明：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四○六页）列宁也再三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更多了，只须读一读《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篇，就可以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
毛主席毫不容情地嘲笑那些“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
这些人看到列宁书上写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大城市开始，就拚命反对毛主席的首先夺取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正确方针。
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是由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的，而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人认识的，他们所说的一句一字也不能改。
这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想拿此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毛主席说，“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这种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者。
林彪、“四人帮”则是属于另一类，他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看待，不是拿它来包医百病，他们根本就没有治病之心，而是拿它来掩护他们从事反革命。
这种人我们就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
这两种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面镜子。
而这两种人在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这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相通的。
不要以为修正主义只表现于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主席曾训斥“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就是暗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家伙有时也以某些教条（包括“语录”形式在内）来吓唬人们，欺骗人们。
老修正主义者也这样做。
例如，斯大林曾指出：
修正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于企图拘守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把它们变成教条，这样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因而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违反；
但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也是要向前发展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个别口号，则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始终受着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限制。
历史条件改变了，实践发展了，认识也要向前发展。
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促进理论的变化。
毛主席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单有过去那些著作已经不够了，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来。
过去曾经认为，消灭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难做到的，现在看来，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最后的胜利，相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准备应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从来不讳言要把个别过时了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加以修正或修改，用新的结论来代替。
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样做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理论或“怀疑”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是对真理负责，对事实负责，而不自奉为神明，也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崇奉为神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对于这种往往出于不正当动机的幼稚荒唐的行为加以鄙视，有时严加斥责。
例如，毛主席对于林彪张口“三个副词”闭口“四个伟大”又加上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干法，就不但深表“讨嫌”，而且直斥之曰“伪君子”。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修正《共产党宣言》的个别原理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包括斯大林的在内。
读一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吧，那里就有几处说到他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说法不确切，或者说已经失效，必须把它们抛弃。
毛主席在谈到十大军事原则的时候，也曾经指出：
“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
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转引自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
修正、补正、纠正真理的不完全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它是认识、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对那些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加以修正，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我们的党章、宪法历次都有所修改，有的是原则的修改，不改不行。
党章、宪法在制定的时候，经过党中央、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曾经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过的东西，就不允许在新的情况下加以修改。
这种修改，有的是原来正确的东西因为条件变化而变得不适用了；
有的是原来就不符合实际，必须抛弃；
有的原来一部分内容被新的结论所吸收（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虽然得出社会主义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由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
总之，真理是发展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毫无疑义包括着对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的修正，这并不归结为修正主义，正好象我们说相对真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重视实践经验并不归结为经验主义一样。
特别在历史转折关头，实际情况变化迅速，原来提出用以指导运动的口号会迅速失效。
列宁说：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一○七页）又说：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条件已经变化时还会对许多人发生作用。
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学会与它作斗争和战胜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
（《列宁选集》第3卷第六一一——六一二页）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例如在战争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的口号，这时如果仍拘守“以游击战为主”，其对革命的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列宁这里说的是要对这种拘守旧口号的“弊病”“作斗争和战胜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要改变这些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期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去做好革命工作，相反地，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
他们不看实践效果。
事情办得正确不正确，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不看事实，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而且，不顾事实，不实事求是，也给各种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借此制造混乱，搞各种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
多年来，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我们吃不实事求是的苦头实在太多了！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一条十分沉痛的教训。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
把实践摆在第1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
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
毛主席说过：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
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
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团结战斗的旗帜。
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应当着重于开动脑筋去真正弄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什么。
只有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大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方面的真正的一致，才有利于我们的团结事业。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其中指出：
“毛主席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毛主席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又说：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
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
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还说：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是真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
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
真是怪事！
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
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
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象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真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间，而且是在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的。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
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认识真理的道路愈来愈宽广。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五十多年中，几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锻炼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武器，始终把实践作为认识论上的最基本的东西加以研究。
在毛主席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所以能够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就因为它注重实践，把实践放在第1位。
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一切僵硬东西的最大的敌人。
恩格斯说过：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二五四页）毛主席也说：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
要破除迷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获得新的真理。
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如列宁所说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选集》第3卷第三九八页）
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勇敢地投身到新历史条件下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去，投身到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去，把理论变为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分清路线是非　搞好定额管理
——宿迁县井头公社的调查
江苏省宿迁县井头公社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认真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对凡是适合搞定额管理的农活都努力搞好定额管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个公社许多生产队多年坚持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以幸福大队第5生产队为例，由于把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当作“修正主义”批掉了，造成“上工数人头，工分推平头”，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
结果，人们对搞好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一时间劳动力大量外流，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生产徘徊不前。
而古北大队小陈庄生产队不断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严格实行“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定额管理制度，劳动出勤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群众越干越想干，干活工效高，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幸福五队和小陈庄生产队的对比中，公社党委认识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些社队干部不敢大胆搞定额管理，是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此，公社党委去年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动社队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列出几个专题进行讨论，分清路线是非。
搞定额管理是不是搞修正主义的
“管、卡、压”？
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凡是认真搞定额管理的地方，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高涨，普遍出现了早上工、晚下工、出勤多、工效高的新局面。
城西大队第2生产队有一百六十五亩麦田的挖沟任务，往年没有搞定额，四十个壮劳动力上阵，干十天才基本完工；
实行定额管理后，十五个劳动力只用十天就完成了。
从这里大家清楚地看到，搞定额管理同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引导社员自觉地为集体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这种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与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搞定额管理是不是“工分挂帅”？
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说“定额管理是工分挂帅”，完全是“四人帮”编造的一顶吓人的帽子。
去年，墩吴大队第7生产队认真执行定额管理，收稻任务提前七天完成，全队社员又主动支援收割任务重的第2生产队；
同时，各劳动作业组之间也涌现了大量相互支援的动人事迹。
这能说是“工分挂帅”吗？
这只能暴露“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右路线。
按完成定额多少记工分，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闸东大队第3生产队的干部拿本队的事实批驳了“四人帮”的无耻谰言。
这个队多年坚持实行定额管理，1977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五百多斤，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五元。
全队七十三户，户户有结余。
劳动最多最强的社员徐香远家，八口人，五个多劳动力，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六十元。
劳动力最弱的老太太邱培莲，由于安排了扎条帚、看场等力所能及的农活，同样按定额评工分，去年她一人也收入近七十元，扣除粮草，还结余二十多元。
大家说，搞定额管理，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户与户之间收入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大。
大家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怎么会出现两极分化呢？
同时，搞了定额管理，充分挖掘劳动潜力，因人派活，照顾了劳动力弱的社员，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才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广大干部通过揭批“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对搞好定额管理决心大，信心足。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们在定额管理上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在执行定额管理过程中，他们一直把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教育社员正确对待工分和定额，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对那些出勤多、干劲大、质量好、工效高，热爱集体，团结互助的社员和干部，大张旗鼓地进行表扬，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二、坚持“试工”制度。
每项农活定额，都经过“试工”组（由干部和社员代表组成）试做，然后根据农活的难易和辛苦程度，订出合理的工分标准。
定额要做到积极可靠，切实可行，让社员经过努力不仅能达到而且还有产可超。
定额一经公布，坚决兑现。
经过一年来的“试工”，现在从种到收，从田间管理到场头杂活，从积肥到水利，凡是适合搞定额的农活都搞了定额。
不仅在农业上，而且在集体的工、副业上也搞了定额。
三、坚持检查验收制度，体现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每项农活定额既有数量的标准，又有质量的标准，经过检查验收，才能付给工分，对质量好坏及时给予表扬批评。
检查验收主要靠劳动作业组掌握和社员之间相互监督，对少数干活质量太差的社员，则视情节补工、返工。
四、坚持手续简单易行，不搞烦琐哲学。
原先农活定额制订了十五种二百九十项之多，经社员讨论，缩减到十种一百五十五项，并做到按农事季节，把主要农活的工分牌价张贴公布，便于群众掌握。
五、根据群众意见，实行工分“日公布”。
即每人每天干什么活，得多少工分，都逐日记在一张贴在墙上的大表上。
月底汇总，一目了然。
这样基本保证了记工准确，社员满意。
新华社通讯员

学校要坚持以教学为主
刘舒生
建国以来，各级学校在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指引下，坚持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我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取得的重大成绩，疯狂反对和破坏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大破“三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
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一些学校领导不敢抓课堂教学和基础知识的教学，教师主导作用也不敢提了。
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而完成这一任务，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即教学工作来完成。
一个工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工业产品，如果不搞生产，就不成其为工厂；
同样，学校如果不以教学为主，也就不成其为学校了。
学校的教学工作，是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成教育任务服务的。
那么怎样做到以教学为主，使教学工作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完成教学任务呢？
我们认为应该正确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一、在教学中，处理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关系，要以书本知识为主。
毛主席说：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列宁曾说过，如果认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而人类积累起来的大量的间接知识，基本上反映在书本上。
因此，学生学习知识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反映在书本上的间接知识。
人们认识的基础是实践。
但是感性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实际和事物的本质；
才能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为了让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前人积累的知识，学校的教学工作，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的书本知识。
学生要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学习社会实践知识。
学校必须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社会实践知识，把理论与实际，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
二、在处理课堂教学和其它教学形式的关系中，要以课堂教学为主。
学校的教学工作，有多种形式。
如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学生的自学与辅导等等。
在各种教学形式中，应以课堂教学为主，其它作为辅助形式。
为什么要以课堂教学为教学的主要形式呢？
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浩如烟海，就是以毕生精力，也只能学到沧海之一粟。
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果呢？
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现阶段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形式，就是课堂教学。
因为理论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较强，接受这些知识，需要有计划地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要和一定深度的教材相适应。
课堂教学是采取班级授课制，把学生按年龄和文化程度编班；
教师按专业特长分科任教，根据教学计划和指定的教材，有计划有步骤地按课时开展教学活动。
这样的课堂教学形式，有利于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有利于按学生的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进行教学，因材施教。
课堂教学是主要教学形式，但不是唯一的教学形式，其它一些辅助性的教学形式，应和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如现场教学可以使学生丰富直接经验，使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书本知识，推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三、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我们的党和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定了教育方针、教育计划，编写了教材，规定了各个年级的教学任务。
这一切是由谁来具体执行和落实呢？
主要是依靠教师。
毛主席说：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这就告诉我们：
党所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计划、教材、任务的具体落实和实现，以及教学改革的完成，主要取决于教师。
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
教师的职责，决定了教师一定要负责落实一系列教学措施和完成教学任务。
这就必然赋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和领导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职权，否则教师就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这一系列的工作特点，都规定了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在肯定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学生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教师能否使学生学得好，最终要看学生的学习成果；
教师怎样教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学生是最了解的，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对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能起很重要的作用。
在教改问题上，学生常常能提出很宝贵的建议。
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才能生动活泼，教学效果才能大大提高。
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大肆鼓吹：
“象哥白尼把太阳围绕地球转颠倒过来一样，教学也要颠倒过来；
过去学生围绕着先生转，现在先生围着学生转。”
他们还通过幕后导演，把小学生推上讲台，搞所谓的“小将上讲台”，弄虚做假地吹嘘“小将在教学中的中心作用”，并借此叫嚷：
“大破教师中心论”，否定教师主导作用，肆意破坏革命教学秩序。
其实，以学生为中心，否定教师主导作用，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反动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就是“儿童中心论”。
杜威说：
“这是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围绕他而组织起来。”
杜威的这一套，早已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捡起了实用主义“儿童中心论”的破烂货，冒充“新生事物”，大肆推销，极力破坏教育革命。
“四人帮”和杜威，实际是两个货摊，一路货色，都是贩卖资本主义黑货。
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
在知识上，要以书本知识为主；
在教学形式上，要以课堂教学为主；
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这是根据学校特点，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育任务的重要保证。
这是依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并经过教育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的原则。
“四人帮”把教育战线的许多是非给弄颠倒了。
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抓住“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实质，继续深揭狠批，肃清其流毒，拨乱反正，澄清路线是非，澄清混乱思想，坚持原则，明确方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又红又专的人才。

昔阳人民奋力抗旱夺丰收
大寨人胸怀全局，让水、互助风格高
据新华社太原06月21日电
山西昔阳县人民发扬连续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奋力抗旱夺丰收。
全县人民从04月10日左右开始抗旱播种，经过五十多天的艰苦斗争，二十多万亩玉米已经全部定苗，并已浅锄十二万一千多亩，追肥八万一千多亩。
七万二千多亩谷子和一万一千多亩高粱也已大部下种。
播种以后，抗旱任务仍然繁重。
由于土地底墒不足，今年以来降雨奇少，干热风多，水分蒸发量大，加上今年采用了玉米新品种，实行了密植，因而同干旱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昔阳人民决心同干旱进行持久的斗争。
英雄的大寨人在人力、水源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不仅把罗面垴池水让给了洪水公社的杨坡大队和大寨公社的武家坪大队，而且抽出大队支委梁新文和社员贾来小，自带凿岩机，到西水东调关山水库去支援大会战。
昔阳县委发动全县人民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顽强抗旱。
三都公社水利条件很差，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红土、沙土和山坡圪梁地。
这里的干部、群众从04月初开始播种以来，在整整两个月里天一明就出工，天黑才收工，一天两送饭，没有歇过一天晌。
开始，他们从本村拉水、担水；
后来，旱池干了，池水光了，旧煤窑多年积下的窑水也抽完了，就到八里、十里、十五里以外有水源的地方去拉，去挑。
在抗旱斗争中，全县发扬大寨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出现了许多让水、互助的动人事迹。
在严重的干旱面前，昔阳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向大寨党支部和大寨干部学习。
他们通过开展小整风，统一思想，鼓舞斗志，注重调查研究，带领群众千方百计保苗夺丰产。
为了长期抗旱夺丰收，全县人民今年一边抗旱，一边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已经上马的项目加紧施工，许多新的项目纷纷上马。

还要有方便的菜和汤
——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之三
编者按：
06月16日、18日和今天，我们连续刊登了关于解决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的三篇报道。
这些报道，提出了人们在奔向二○○〇年的新长征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值得一读。
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将为我国各个领域——政治、思想、经济、文教、科学、生活习惯、道德风尚等等方面带来一系列深刻的改造。
我们越是自觉地有计划地领导和促进这种改造，越会反过来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要从这个高度看待吃饭方面的改革。
希望有关部门积极赞助这个改革，把它列入新长征的议事日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之早日实现。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使广大职工、科技人员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工作和科学研究，为四个现代化多贡献力量。
有了方便的主食，还必须有方便的副食——现成的菜和汤。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型，世界驰名。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民族的传统技艺。
但是大多数的中国菜，适于现吃现做，凉了以后，色、香、味、型都有变化，也不好吃。
那末怎样才能大规模供应现成的菜和汤呢？
国外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主要是食用罐头食品。
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但可以先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香肠、酱肉、豆制品之类的熟食。
有许多地区水果很多，可以多做一些果酱、果汁，既能节省大量的运费，又可以减少大批水果在转运中的损失。
国外有专门生产汤的公司，有的国家一个生产汤的公司可能供应全国的需要。
有些同志建议筹建大的菜汤工厂，生产浓缩的或固体的各种汤料，供应市场。
有的城市煮肉汤很多，里面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但没有很好地利用。
上海市的饮食业充分利用肉汤和肉类下脚料，做成固体的鸡汁汤、牛肉汁等，一角钱一包，吃的时候用开水一冲，就是一碗有味道的汤。
这种汤料做起来很简单，肉汤经过过滤，加入味精或咖哩等调料，然后浓缩即成。
一些大城市的饮食业都可以把它作为开展综合利用的一个项目。
北京市食品工业研究所试制的蕃茄汤粉，一份（做一碗汤）大约要用半斤蕃茄，连包装费大约只要五分钱。
此外，还可以将生的鸡、鸭、鱼、肉及蔬菜等，作一些简单加工，出售半成品。
目前要做到从商店买来的蔬菜不洗不切直接下锅，还有困难。
但是象现在这样，好菜、烂菜一起拉到城里，卖的时候要拣掉一堆，买回家还要剔出一堆，这种浪费人力、运力的情况应该改变。
有些同志很称赞上海菜市场里一些免费加工带鱼的老太太，她们把不能吃的鱼头、鱼尾截掉，既方便顾客，又增加了饲料和塑料制品的辅料。
北京一些菜场供应配好了的盘菜，也很受职工欢迎。
如果副食商店和蔬菜商店都能象上海和北京代客加工和供应盘菜这样，整个蔬菜、副食的供应工作面貌就会有很大改变，那就可以为顾客节约更多的时间。
发展方便食品工业，特别是成批生产成品菜，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大量生产塑料薄膜袋等包装材料。
最近几年，国外袋装方便食品也叫“软罐头”，发展很快，美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食品行业经营这种食品。
我国从七十年代开始试生产熟的方便面条、包子、饺子等袋装食品出口，很受国外欢迎。
北京市食品工业研究所试做的咖哩鸡、清蒸鸡、回锅肉、糖醋肉、五香牛肉、茄汁黄鱼、熏鱼等成品菜，用聚乙烯复合薄膜袋包装，抽真空以后密封，食用、携带都很方便，可以冷吃，也可以蒸四、五分钟或用开水浸泡十分钟后再吃，风味鲜美，售价可以做到比饭店还低些。
一些同志认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很快，包装材料的原料充足，应该大量生产能够经得住用高温来杀菌的和密封良好的多层复合薄膜袋，为大量生产“软罐头”提供包装材料。
要为人们提供口味好、营养高、价钱便宜又不含有任何对健康不利成分的方便食品，还必须加强食品科学研究。
我国食品加工历史悠久，有很多独特的加工工艺和烹调方法。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都对世界食品科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到了近代，我国食品科学落后了。
目前食品科学研究的机构小，人员少，研究的范围很窄，同我们这个大国的实际需要很不适应。
许多同志建议，要创造条件，建立各种食品的专业研究所，成立食品科学技术协会，创办食品科学刊物；
有计划地在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设立食品科学系，建设一支与八亿人民吃饭相适应的食品科研队伍；
要做好防止食品污染和食品卫生的检验和监督工作，制订食品法规，明确什么食品可以吃，可以卖，什么食品不能吃，不准出售。
我国有八亿人口，是世界上消费食品最多的国家。
从每个人的生活来说，目前吃饭花的钱最多，花的时间最多。
据国家计委统计，1975年全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中，吃的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穿的和用的加起来只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九。
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个大事，尤其是在今后二十二年中，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如何使八亿人民吃好饭，并尽量节约在吃饭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具有重大意义。
假如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每人每顿饭节约十分钟，全国每天等于增加一千六百多万个劳动力。
前几年，“四人帮”自己在生活上穷奢极欲，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也不许别人关心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
邓副主席1975年提出要关心职工生活，多供应鞍钢工人一些猪肉、白面，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大肆攻击这是“小恩小惠”、“福利主义”。
他们这是什么主义呢？
是不顾人民死活主义。
1949年，毛主席就强调指出：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四人帮”反对关心人民生活，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我们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光荣传统，与八亿人民为敌。
因此，要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饭的问题，也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充分认识解决好吃饭问题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把它列入新长征的议事日程。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中、叙两国军队足球队在京比赛
据新华社北京06月20日电
今天晚上，叙利亚武装部队足球队同我国“八一”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了友谊比赛，比赛结果是一比一。
伍修权、颜金生等出席观看了比赛。

体委向优秀击剑运动员栾菊杰颁发奖状
新华社北京06月21日电
今天，国家体委召开大会，向优秀击剑运动员栾菊杰颁发奖状。
栾菊杰是江苏省的一名年轻的击剑运动员。
她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勤学苦练，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在1977年全国击剑比赛中荣获女子花剑冠军。
今年03月，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决赛时，她在左臂被刺穿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忍住伤痛，坚持继续比赛，最后夺得了这次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亚军。
她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受到中外人士的赞扬。
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在讲话中号召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向栾菊杰学习，学习她勇攀世界体育高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雄心壮志；
学习她踏实苦干，勤学苦练的革命干劲；
学习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栾菊杰在大会上发了言。
她说，在荣誉面前，我决不忘党的培养，不忘战友的帮助，不忘自己的不足，不忘肩上的重担，要更加努力奋斗。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热烈的掌声中将奖状颁发给栾菊杰。
参加今天大会的有运动员、体育工作者和首都其他群众近两千人。

何英副外长离京赴科威特、约旦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北京06月22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离京前往科威特、约旦进行友好访问。
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温业湛等随同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刘振华等。
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欧麦尔·赛义德，也到机场送行。

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昭雪恢复名誉
举行了容国团、傅其芳骨灰安放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06月22日电
近日，国家体委举行了容国团、傅其芳的骨灰安放仪式。
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指出，容国团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
他于1957年从香港回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认真改造世界观，树雄心，立壮志，严格训练，刻苦钻研，工作成绩卓著。
1959年为我国第1次荣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61年为我国第1次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起了重要作用；
1963年起容国团同志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1965年为我国第1次取得乒乓球女子团体世界冠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容国团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教练员，为攀登乒乓球运动技术世界高峰，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接见，曾荣立特等功。
傅其芳同志是最早从香港回来的运动员之一。
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钻研业务，积极工作，196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3届全国政协会议。
傅其芳同志一直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为迅速提高我国乒乓球技术水平，攀登世界高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是在第26、第27、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为我国连续三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和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贺龙、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三次荣立特等功。
体委的决定宣布，过去强加给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一律推倒，过去所作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我国驻越南大使馆首席馆员詹世亮约见越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
就越《人民报》诬蔑、攻击我驻越使馆和新华社河内分社一事向越方提出抗议
新华社河内06月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首席馆员詹世亮，06月23日下午约见越南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就越南《人民报》捏造谎言，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和新华通讯社驻河内分社进行诬蔑和恶毒攻击一事，向越南方面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抗议。
詹世亮严正指出：
“最近，在越南当局掀起的排华反华浪潮中，越南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06月17日和19日先后发表题为《谁是强迫华人迁居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和《推行强迫华人迁居政策的家伙是谁的走狗？
》等文章，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和新华通讯社驻河内分社公开进行造谣诬蔑和恶毒攻击。
对此，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并提出抗议。”
詹世亮指出：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正是越南当局出于自己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至今越南当局已把十几万华侨驱赶回国。
越南方面为了推卸责任，竟捏造谎言，说什么煽动、强迫“华人”迁居的所谓坏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河内大使馆有密切联系”。
越南方面这种企图嫁祸于中国大使馆的拙劣手法，完全是徒劳的，掩盖不了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华侨的事实真相。
“中国大使馆办理华侨事务是正常的领事活动，一向是光明正大和无可非议的；
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宣传工作一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宗旨，为维护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越南方面却别有用心地借别人之口，说什么有些人从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取走‘几吨书报和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出版的中国地图’，又说这些人‘把黄金交给了书报供应地点’。
这纯系捏造，根本不值一驳。
此类荒唐谣言竟出现在越南党中央机关报上，实在令人吃惊。
越南当局的这一行径，不仅是对中国大使馆的恶意诬蔑，也是越南当局故意制造事端，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又一步骤。”
最后，詹世亮强烈要求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中国大使馆和我驻河内新华分社的攻击和诬蔑，不要再做损害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

托尔伯特总统到南京访问
江苏省革委会欢宴利比里亚贵宾，许家屯主任和托尔伯特总统先后祝酒，谭震林副委员长出席作陪
据新华社南京06月23日电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及其随行人员，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和农林部副部长赵凡陪同，今天上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南京参观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迎利比里亚贵宾的有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家屯、副主任陈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邓岳，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储江、副主任王楚滨，以及两千名群众。
托尔伯特总统向欢迎群众微笑着，不停地招手致意。
陪同利比里亚贵宾来南京访问的还有利比里亚驻中国大使约翰·丹尼尔·考克斯和夫人等。
晚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托尔伯特总统一行。
谭震林副委员长、赵凡副部长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许家屯主任和托尔伯特总统先后祝酒。
许家屯主任说，当前，江苏省人民正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工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战线上今年夏熟作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
这次托尔伯特总统的来访，对我们是一个鼓舞和促进。
托尔伯特总统在祝酒时谈到，他们有机会到具有历史意义和美丽的城市南京访问，感到非常愉快。
他说，值得赞扬的是，南京市人民今天正在阔步向前，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二十多年来，以革命的热情把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改造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托尔伯特总统指出，利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自从建交以来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他接着说，我们要在两国人民之间继续探索新的渠道进行更多的合作，以便建立新的坚强的友谊，即和睦的联系。
这种可能性是有把握的，因为两国的民族精神是相似的，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精神。
今天上午，托尔伯特总统等贵宾由谭震林副委员长、许家屯主任陪同，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观赏了长江两岸的秀丽景色。
下午，托尔伯特总统等贵宾参观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观看了这个科学院的副院长、著名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亲自培育的水稻高产试验田。
托尔伯特总统高兴地同陈永康一起进行了交谈。

瑞士共产党（马列）代表团访华
耿飚同志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应中共中央邀请，瑞士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最近在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同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冯铉等。
代表团在京期间，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访问了重庆和西安。

美国物理学教授吴京生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6月20日电
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吴京生及夫人和儿子06月20日离开北京回美国。
吴京生教授是应邀于02月19日前来我国，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工作者共同进行研究工作的。
离京前，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会见并宴请吴教授一家，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副主席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
新华社北京06月23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
会见时，邓小平同志同格夫里列斯库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同志赞扬格夫里列斯库大使在中国任职期间为发展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了很多工作。
格夫里列斯库大使感谢中国领导同志对他工作的支持。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南共联盟十一大胜利闭幕
铁托同志继续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
卡德尔、多兰茨和科托里奇分别在十一大上发言和作报告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6月23日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23日下午在贝尔格莱德胜利闭幕。
铁托同志继续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
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各分组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自己的讨论情况。
大会并通过了南共联盟中央关于从第10次代表大会到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
上午十一时，大会休会半小时。
复会后，铁托主席在多兰茨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白色服装上佩戴着一枚鲜红色会章的铁托主席站在主席台上，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多兰茨同志就大会决议草案作了报告。
接着，大会一致通过了以下两个决议：
《南共联盟在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和物质与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
《南共联盟为争取世界和平、国际平等合作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大会还听取了费·科托里奇关于修改盟章的报告。
他说，在第10次代表大会上曾一致通过了在盟章中规定铁托同志无限期地担任南共联盟主席的条文。
这次讨论修改盟章时，全体代表再次表示拥护盟章中的这一条文，一致同意铁托同志继续担任南共联盟主席。
这时，全场再次起立，热情鼓掌。
铁托同志站起来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大会执行主席斯坦鲍利奇在掌声中就铁托同志继续担任共盟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他对南斯拉夫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
这讲话表达了南斯拉夫全体人民和南共联盟盟员对铁托同志的高度信任。
大会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选举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
最后，铁托主席在热烈掌声中发表讲话。
他首先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感谢代表们给予的巨大信任。
他对第11次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满意。
他说，这表明了南共联盟的团结一致，也表明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
铁托主席号召全体代表将会议的各项决议落实到行动中去。
他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能自满。
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要努力克服困难，争取更大的进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6月22日电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委员爱德华·卡德尔21日在南共联盟十一大思想政治和组织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今天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政治阵线，即社会主义自治阵线和反对者阵线，后者也是那些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和自治、反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政策和不结盟政策的外来因素的一个工具。
卡德尔在发言中着重谈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共联盟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
他指出：
“我国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也就是说生活和发展在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矛盾而产生出来的那些思想和政治冲突、分裂和分歧的气氛中。
确实，这些矛盾及其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缓和了，而在某些地方则改头换面，换了另外的表现形式、新的口号和旗帜，尽管它们的内容仍是旧的。”
他说：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反革命没有洗手不干，而是相反，它们试图利用我国社会的每一点困难登上政治舞台，并阴险地对我国社会予以打击，尤其是在他们感到自己背后有来自国外的某些人的支持的时候。
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革命过程中，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社会同上述倾向，同顽固的敌人及其追随者进行经常的斗争。”
卡德尔说：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必须坚决加强自己的团结。
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通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议会或者类似的东西产生的，而是通过人民多年的武装斗争产生的，在这一斗争中各个阵线是旗帜分明的。
只要社会主义自治不能通过自己特有的民主形式和自己的代表团制这种特有的手段来使本身得到确立的话，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卡德尔指出：
“社会主义不能只靠社会主义的名称来保持历史进步性这种荣誉，而只有当它不断地加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成功地满足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利益，越来越多地扩大他们在整个社会上的自由与民主的范围时，才能保持这种荣誉。
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和进步性的首要条件。”
他说：
“只有当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所有社会主义自治力量和民主力量在民主的基础上密切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够形成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压力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卡德尔指出：
“这一切，都必须有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政治上起有力的、创造性的引导作用。
这就是说，南共联盟就其质量来说，必须有能力把我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我国社会所有的创造性力量团结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的、直接和长期的纲领上来。
“没有南共联盟的这种引导作用，在我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就更不用说进一步自由发展了。”
他接着指出，只有当共盟能够高瞻远瞩，能够指出客观的、历史上必然的发展道路，它才能起到这一作用。
然而，起这一作用的能力不会自行产生。
共盟必须作出许多努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自己的干部。
他说，南共联盟必不可少的特点必须是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
卡德尔指出：
“对我们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上不存在任何争论，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概念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采用自治和民主的代表团制形式实现历史利益和直接利益的领导作用这一概念是相同的。”
“共盟只有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它才能顺利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卡德尔最后说：
“如果共盟想发挥自己的革命的历史作用，那么它就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一个思想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它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站在社会各级组织的前列，起到整个社会的动力的作用。”
（附图片）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06月20日在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南通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06月20日在贝尔格莱德隆重开幕。
图为大会会场。
南通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友好往来
中国新任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代表袁鲁林06月14日在蒙特利尔举行到任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科太特、秘书长朗贝尔、各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的代表、加拿大各界友好人士及当地华侨等。
05月23日，袁鲁林向科太特主席递交了全权证书。
06月13日，袁鲁林拜访了蒙特利尔市长德拉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绘画和版画展览会06月14日晚在圣地亚哥的智利全国美术陈列馆开幕。
展览会上展出了吴作人、关山月、黄永玉等中国画家的四十幅作品。
（据新华社）

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欢宴耿副总理
普雷马达萨总理强调斯中两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
耿飚副总理赞扬斯里兰卡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
新华社科伦坡06月21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06月21日晚在总理府举行宴会，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
今天晚上，总理府张灯结彩。
宴会前，耿飚副总理和斯里兰卡朋友亲切交谈。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耿飚副总理在宴会上讲了话。
普雷马达萨总理说：
“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和平区，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他再次对中国支持这一倡议表示感谢。
他说：
“我们深信，我们两国将继续同其他有同样意见的国家一起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个倡议”。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讲话中回顾了斯里兰卡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他说：
“耿飚副总理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的密切联系，并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根深蒂固的友谊。”
他说，中国总是在斯里兰卡困难的时刻给予援助。
斯里兰卡人民一直感激中国对他们发展国家所做的努力的一贯支持，并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解放以来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他说：
“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兴旺的历史时期，中国将巩固革命的成果，并努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说：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新兴国家的历史里程碑，斯里兰卡对中国为保证会议成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深切感谢。
我可以这样说，万隆精神继续在鼓舞着斯里兰卡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
他说：
“中国和斯里兰卡一贯站在一起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毫无保留地支持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努力。
我们两国都坚持这一观点，即只要严格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就可以为一个能被接受的国际关系结构打下基础。”
他指出，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系是一项极其紧迫的问题。
不结盟国家和第3世界的其他国家深切地感谢中国对于他们争取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耿飚副总理说：
“遍布五大洲的不结盟国家是第3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蓬勃开展的不结盟运动是反帝反殖反霸的有生力量。”
他指出，斯里兰卡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是本届不结盟首脑会议的主席，对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相信，“斯里兰卡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继续努力，必将为维护不结盟国家的团结统一，为捍卫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的正确方向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当前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但是，超级大国仍在加紧争夺霸权，使得世界各地不得安宁。
战争的危险正在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全世界人民。
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已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战略任务。”
他强调说：
“南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需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从事经济发展。
我们也希望看到南亚各国能够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保持本地区的稳定。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赞赏斯里兰卡政府积极发展同周围邻国关系所作的努力。”
耿飚副总理在谈到中斯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时赞扬斯里兰卡政府在1952年冲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毅然同中国签订了第1个五年米胶贸易协定，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
二十六年来，这项贸易协定继续签订，堪称是国际贸易关系中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典范。
他说：
“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我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就曾两次访问过贵国。
这些访问，增进了互相了解，并为广泛开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最后说：
“贾亚瓦德纳总统阁下去年派出的第1个特使首先访问了我国，表达了斯里兰卡政府继续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愿望。
今天，我抱着同样的诚意来到贵国，希望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使中斯友谊之花越开越鲜艳，使中斯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宾主频频为加强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干杯。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06月21日到达科伦坡，受到普雷马达萨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欢宴耿副总理
普雷马达萨总理强调斯中两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
耿飚副总理赞扬斯里兰卡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
新华社科伦坡06月21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06月21日晚在总理府举行宴会，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
今天晚上，总理府张灯结彩。
宴会前，耿飚副总理和斯里兰卡朋友亲切交谈。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耿飚副总理在宴会上讲了话。
普雷马达萨总理说：
“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和平区，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他再次对中国支持这一倡议表示感谢。
他说：
“我们深信，我们两国将继续同其他有同样意见的国家一起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个倡议”。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讲话中回顾了斯里兰卡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他说：
“耿飚副总理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的密切联系，并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根深蒂固的友谊。”
他说，中国总是在斯里兰卡困难的时刻给予援助。
斯里兰卡人民一直感激中国对他们发展国家所做的努力的一贯支持，并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解放以来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他说：
“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兴旺的历史时期，中国将巩固革命的成果，并努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说：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新兴国家的历史里程碑，斯里兰卡对中国为保证会议成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深切感谢。
我可以这样说，万隆精神继续在鼓舞着斯里兰卡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
他说：
“中国和斯里兰卡一贯站在一起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毫无保留地支持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努力。
我们两国都坚持这一观点，即只要严格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就可以为一个能被接受的国际关系结构打下基础。”
他指出，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系是一项极其紧迫的问题。
不结盟国家和第3世界的其他国家深切地感谢中国对于他们争取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耿飚副总理说：
“遍布五大洲的不结盟国家是第3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蓬勃开展的不结盟运动是反帝反殖反霸的有生力量。”
他指出，斯里兰卡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是本届不结盟首脑会议的主席，对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相信，“斯里兰卡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继续努力，必将为维护不结盟国家的团结统一，为捍卫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的正确方向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当前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但是，超级大国仍在加紧争夺霸权，使得世界各地不得安宁。
战争的危险正在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全世界人民。
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已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战略任务。”
他强调说：
“南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需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从事经济发展。
我们也希望看到南亚各国能够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保持本地区的稳定。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赞赏斯里兰卡政府积极发展同周围邻国关系所作的努力。”
耿飚副总理在谈到中斯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时赞扬斯里兰卡政府在1952年冲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毅然同中国签订了第1个五年米胶贸易协定，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
二十六年来，这项贸易协定继续签订，堪称是国际贸易关系中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典范。
他说：
“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我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就曾两次访问过贵国。
这些访问，增进了互相了解，并为广泛开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最后说：
“贾亚瓦德纳总统阁下去年派出的第1个特使首先访问了我国，表达了斯里兰卡政府继续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愿望。
今天，我抱着同样的诚意来到贵国，希望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使中斯友谊之花越开越鲜艳，使中斯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宾主频频为加强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干杯。
（附图片）
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06月21日到达科伦坡，受到普雷马达萨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瑞典国防大臣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6月19日电
瑞典国防大臣埃里克·克伦马克06月19日上午在瑞典国防部接见了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团员。
宾主进行了友好谈话。
参加接见的有，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瑞典国防部军令部部长达格·阿尔瓦斯海军中将以及本特·利耶斯特兰少将。
埃里克·克伦马克大臣代表瑞典政府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表示欢迎。
他希望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访问将促进瑞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感谢克伦马克大臣的接见，并转达了徐向前国防部长对他的问候。
06月19日，代表团在瑞典海军司令本格特·隆德瓦尔陪同下参观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海军基地和海岸防御部队，受到瑞典部队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听取了关于海军基地和防御部队情况的介绍，参观了地下船坞、海军舰艇和其它设施，并观看了瑞典部队的登陆和布雷演习。
06月17日，代表团还访问了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民防指挥中心。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6月22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瑞典的友好访问，06月22日乘飞机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意大利。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等前往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06月10日到达瑞典后访问了瑞典部队，参观了工业企业和一些军事设施。
06月20日晚，中国驻瑞典大使秦力真为代表团访问瑞典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总参谋长伦纳特·荣中将等高级将领和外交部秘书长莱夫·莱夫兰德。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瑞典共产党主席罗兰·彼得松、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克里斯特·利奥波德，以及瑞典经济界、新闻界人士，友好国家驻瑞典的使节和武官及华侨代表等。

罗国防部长科曼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军事学院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6月22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扬·科曼上将，06月22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当天晚上，科曼部长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
罗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格·戈莫尤中将，副书记伊·齐奥塞斯库少将和维·沃伊基察少将，副总参谋长维·斯坦库列斯库，炮兵司令扬·波佩斯库上将，空军司令格·泽尔内斯库少将，军事学院副院长米·波帕少将等。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陆济新、武官袁云楼接见时在座，并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6月22日电
罗马尼亚军事学院06月22日上午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
集会由罗马尼亚军事学院第1副院长奥尔班上将主持。
罗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戈莫尤中将和梁必业团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戈莫尤中将在讲话中，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目前，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在华国锋主席的周围，继续革命，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梁必业团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在齐奥塞斯库同志和罗共领导下，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华国锋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进一步发展中罗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
在罗马尼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团结战斗，共同前进。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陆济新、武官袁云楼应邀出席了集会。

西萨摩亚领导人参观我经济贸易展览会
新华社北京电
阿皮亚消息：
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2、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和夫人，06月14日参观了在阿皮亚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中国驻西萨摩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汪滔和展览团团长乔木荣在场迎接并陪同参观。
马列托亚殿下在参观时，表示欣赏并赞扬展览会上展出的展品。
他说，这是他衷心盼望能在阿皮亚举行的一次展览会。
他希望中国将来能在当地组织其他展览会。
从05月31日开始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已经在06月14日圆满闭幕。
有三万多观众参观了这一展出。
许多西萨摩亚朋友热烈赞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并且希望西萨摩亚和中国人民能增加交往，进一步相互学习。

为苏联在非洲的军事扩张效劳
古巴一再催促新兵登记
据新华社北京06月22日电
哈瓦那消息：
古巴当局最近几次下达通知，宣布开始办理征召1962年出生的公民入伍登记的预备手续。
《格拉玛报》06月09日刊登的古巴革命武装部队部的一项通知说，所有1962年出生的男性公民必须在今年06月10日至30日期间办理服兵役登记的预备手续。
06月20日，《格拉玛报》再次通知，催促适龄青年在06月30日之前办理应征手续。
目前，古巴在非洲为苏联军事扩张效劳的军队已超过四万名。
为了弥补兵员的不足，早些时候，古巴还曾征召年龄高达四十五岁的后备役人员入伍。

加强团结是阿拉伯国家的当务之急
为了实现促进阿拉伯团结的使命，苏丹总统尼迈里以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最近相继访问了十五个阿拉伯国家。
他的这一符合阿拉伯各国根本利益的行动，得到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广泛赞赏和支持。
由六个国家组成的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于06月十七、十八两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尼迈里主席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商定了进一步促进阿拉伯团结的四项措施。
这充分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要求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共同对敌的强烈愿望。
加强阿拉伯团结，这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当务之急。
尼迈里指出，他访问过的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都表明了他们对阿拉伯团结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种团结不仅是实现决定阿拉伯民族命运的事业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争取战胜对阿拉伯民族的各种最危险的挑战的唯一出路”。
当前，阿拉伯民族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是：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疯狂坚持侵略和蹂躏阿拉伯的政策，两个超级大国支持和怂恿以色列这样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分裂阿拉伯团结，企图搞乱阿拉伯队伍，以便它称霸阿拉伯世界。
自从贝京上台以来，以色列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坚持其侵略政策：
拒不承认被它剥夺了的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
拒不撤出被它长期占领的广大阿拉伯领土。
贝京最近还扬言，“不会回到1967年招致战争的边界。
回到那一边界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一向得到美国的支持。
直到如今，美国虽然一再宣称它要促进中东问题的解决，但它并不想坚决约束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只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本来是可以战胜以色列的侵略和美国的纵容的。
在这里，更危险的情况是：
苏联打着阿拉伯“天然盟友”的幌子，钻进阿拉伯内部，竭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妄图使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陷于瘫痪。
它封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为“进步的”，斥另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为“反动的”，鼓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另一些阿拉伯国家，硬是要把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阿拉伯民族，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营垒，好让它从中渔利。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最近加紧步伐对阿拉伯世界实行“双管齐下”的反革命策略，它继续在表面上表示“支持”阿拉伯事业，同时却在暗地里策划颠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政权，分裂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
照英国《外事报道》杂志的话说，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建立顺从的亲莫斯科的政府”。
面对着以色列顽固的侵略立场，面对着超级大国破坏阿拉伯团结、颠覆阿拉伯政府的严重局势，最近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坚定地表示，“阿拉伯团结是阿拉伯民族对付任何挑战的最强大的武器”；
“必须采取阿拉伯联合行动”；
“不团结，阿拉伯人就没有力量”；
“只有团结，才能走向胜利”。
确实，大敌当前，阿拉伯各国人民渴望实现阿拉伯团结。
至于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和不睦，只要以团结对敌大局为重，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互谅互让的精神，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
以尼迈里总统为首的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促进实现阿拉伯团结的杰出的工作正得到广泛的支持。
当然，还需要耐心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特别是要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只要这样做，就一定能实现预期的崇高的目标。

古巴是苏联帮凶已失去不结盟资格
蒙博托总统说不能接受卡斯特罗为不结盟运动主席
扎报认为下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不应该在哈瓦那举行
新华社金沙萨06月23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6月22日发表谈话指出，自称不结盟国家的卡斯特罗可能当选为下一届不结盟运动执行主席，“这是不能接受的”。
蒙博托总统在出访加蓬抵达弗朗斯维尔机场对报界讲话时还说：
“古巴不顾自己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竟然自称不结盟国家。”
蒙博托总统强烈谴责古巴参与了今年05月对沙巴地区的入侵。
他指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撒谎者。”
蒙博托总统说：
“扎伊尔武装部队手中的俘虏以各种证据证明古巴参与了这次入侵事件。”
新华社金沙萨06月23日电
扎伊尔通讯社和报纸发表评论，指出古巴是最结盟的国家，它已不具备不结盟的资格，它是为苏联的霸权主义效劳的。
扎伊尔通讯社06月23日的评论指出，古巴不断嘲弄不结盟运动的原则。
评论说，人们只要分析古巴当前在国外非常积极地推行的外交政策，就不难看出，它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扎伊尔舆论认为，不结盟运动是从万隆原则出发的。
评论说，至于扎伊尔，它呼吁它认为是朋友的国家防止来自安哥拉的雇佣军的入侵，这是符合不结盟运动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原则的。
评论指出，古巴过去和现在都支持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它违反了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因此古巴再也不符合不结盟国家的资格了。
评论强调说：
“正如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所说，象古巴这样一个坚决追随华沙条约国头子苏联的国家怎么能够作为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东道国呢？”
评论指出，下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不应该在一个公开跟一个集团结盟的国家的首都举行。
扎伊尔《劳动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
“现在，古巴已成为世界上最结盟和最附庸化的国家。”
社论说，古巴已完全由莫斯科操纵，所谓卡斯特罗革命就是奴颜婢膝地执行苏联的卑鄙企图。
社论说，古巴标榜是不结盟的旗手，却又充当苏联的打手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帮凶。

国际简讯
苏联为阿富汗训练干部
苏联同阿富汗在喀布尔签订了一项由苏联的教育机构为阿富汗训练国家干部的议定书。
苏联和阿富汗还就在喀布尔大学和阿富汗的其他学校开设俄语课程达成了协议。
东非蝗虫灾害严重蔓延
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主席、坦桑尼亚农业部长约翰·马莱塞拉，最近说，大群的蝗虫正在蹂躏非洲之角的庄稼，使那里的农作物受到严重危害。
蝗灾已发展到埃塞俄比亚的七个省。
蝗虫还会被风带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他呼吁提供国际援助，以便迅速阻止蝗灾的蔓延。
印度人口超过六亿二千五百万
据印度官方06月21日发表的人口调查资料，1977年底，印度人口已超过六亿二千五百万。
（新华社）

巴拿马二十万群众集会庆祝收复运河主权新胜利
巴美两国举行关于运河新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
巴拿马二十多万群众06月16日下午在首都巴拿马城“05月05日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巴拿马和美国交换新运河条约批准书。
巴拿马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出席了集会。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总统，牙买加总理，以及巴拿马总统德梅特里奥·拉卡斯也出席了集会。
参加集会的群众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高举着巴拿马国旗，拿着写有“这是人民的胜利”，“不要殖民主义，不要新殖民主义”和“争取经济独立”等口号的标语牌，载歌载舞。
托里霍斯和卡特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
巴拿马和美国关于巴拿马运河新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06月16日下午在巴拿马城“新巴拿马”体育馆隆重举行。
在仪式上，巴拿马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新条约批准书上签了字并交换了文本。
新条约的签署和批准是巴拿马人民在为收复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长期正义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胜利。
巴拿马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托里霍斯说，这一历史性活动的主角是巴拿马人民。
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凿了这条运河；
是他们为保卫运河的主权作出了牺牲；
也是由于他们今天得以举行这个换文仪式。
所以，这一胜利属于巴拿马人民，巴拿马人民应该受到报偿和尊敬。
他说，巴拿马现政府在1968年接任时就曾发誓，要完全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他说，“我们的信念是：
‘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正是这样，我们接过了祖祖辈辈的旗帜，继续攀登我国人民世代接力攀登的高峰。
为了只有一面国旗在本国全境飘扬，我们人民从来不惜付出多少社会代价”。
他说，“为维护主权而斗争，这是我们政府作风的方针，是我们美洲团结的信仰。”
卡特总统在讲话中说，根据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我们两国政府保证维护运河的中立和安全。
同时，我们重申保证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
他表示希望巴拿马运河的转交将会是有成效和顺利的。

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统一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
三个世界理论是国际斗争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新华社波恩电
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05月31日发表了意大利统一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联合声明，赞扬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声明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斗争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它使我们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首先是在反对那个后起的、打着‘缓和’和‘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的斗争中，有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这个新沙皇的超级大国是更加危险，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声明说：
“在这一基础上，两党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团结，为支持东欧各民族反抗社会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第2世界同第3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联合而斗争，以便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且粉碎帝国主义制度本身。”
联合声明说：
“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者的任何分裂企图；
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内和国际团结的原则之一。”
声明继续写道：
“两党也强调，必须组织保卫民主自由，保卫劳动人民的经济果实，保卫每个国家独立和反对任何干涉、侵略的大规模群众斗争。
欧洲工人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动员劳动群众，欧洲国家在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将会没有武器，而轻易成为攻击者的胜利品。”
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声明说：
“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革命旗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阶级斗争，为建立社会主义，为粉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了动力和热情。”

消除分歧　促进团结
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
新华社喀土穆06月18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阿拉伯团结委员会第2次会议在委员会主席、苏丹总统尼迈里主持下于06月17日至18日在喀土穆举行。
阿拉伯团结委员会成员国苏丹、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或外交大臣以及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出席了会议。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说，尼迈里总统在会上作了他访问十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报告。
这个报告详细回顾和全面估计了阿拉伯世界的形势以及他同这十五个国家的元首会谈的结果。
公报说：
“阿拉伯团结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国对于尼迈里总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以及为实现阿拉伯国家解放被占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进行的努力表示赞赏。”
公报还说，尼迈里总统对这些国家的访问证明了这些国家一致同意“阿拉伯团结必须恢复，必须制定一个全面的阿拉伯战略，还应当确定每个国家在采取阿拉伯联合行动方面所应当承担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责任。”
公报强调说：
“一切妨碍实现阿拉伯团结的障碍必须消除。”
公报宣布，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在团结委员会主席继续为促进阿拉伯团结而努力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和有关阿拉伯国家进行双边接触，以便采取与委员会的原则以及阿尔及尔和拉巴特两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定相一致的共同立场，为实现阿拉伯团结铺平道路。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有责任向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主席汇报他们接触的结果。
二、将召开第3次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会议，以研究委员会成员国和有关阿拉伯国家双边接触的结果，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由委员会主席决定。
三、阿拉伯团结委员会负责制定一项全面的阿拉伯工作计划，以对付面临的问题和确定下一阶段的任务。
四、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主席有权召开成员国首脑级的会议，来回顾委员会的工作和决定下一阶段将采取的步骤。

调解埃塞俄比亚—苏丹关系
非统组织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06月22日电
据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06月21日发表的新闻公报，非洲统一组织调解埃塞俄比亚—苏丹争端特别委员会，06月21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了会议。
会议在塞拉利昂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伊·康特的主持下进行。
新闻公报说，特别委员会回顾了从在塞拉利昂弗里敦举行会议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
公报说，特别委员会“对于从弗里敦会议以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两个姐妹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满意。”
公报说，特别委员会认为，“两国早日共同举行部长级协商委员会会议，能够进一步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