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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六月二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时重申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

华主席说：我们希望即将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取得成功。
他说：霸权主义正在极力分裂非洲国家。
我们希望非洲国家团结起来，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

托尔伯特总统在谈话时感谢中国对非洲人民斗争的理解和支持。
他说：大国干涉非洲事务，对非洲和非洲人民是不利的。
非洲要排除外来的干扰，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托尔伯特总统说：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很有成效的访问。
我们十分重视这次访问。
我们决心致力于发展利、中两国的友好关系。

华主席接着说：我们也很重视总统阁下对我国的访问。
你们的访问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参加谈话的利比里亚贵宾还有外交部副部长西亚法·谢尔曼，农业部长弗洛伦斯·切诺韦斯，新闻、文化事务和旅游部长詹金斯·皮尔，劳工、青年和体育部长埃斯特拉达·伯纳德，无任所国务部长查尔斯·克拉克，利比里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杜伯曼参议员，利比里亚驻中国大使约翰·丹尼尔·考克斯和政府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农林部副部长赵凡，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王人三等。

华主席同托尔伯特总统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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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交通战线上，“四人帮”破坏最大、危害最深、流毒最广的问题之一，是“四人帮”疯狂攻击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问题。
从林彪开始，到“四人帮”猖獗之时，他们都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这个问题，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来批。
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落实到业务上，这个问题必须澄清，拨乱反正。
否则工业交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就心不服、气不顺，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就不能纠正过来，糊涂思想就不能澄清，人们就不能放开手脚大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和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是完全一致的。
抓革命就是讲的政治挂帅，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就是讲的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生产业务中去，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齐抓起来。
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促进安定团结，不能扫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不能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还是搞不好的。
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一句空话，说拥护党的路线也是假的。”
林彪、“四人帮”反对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就是反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正确方针。
毛主席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尖锐地指出，那种空洞、极端、形式主义地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他明确指示，运动和业务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说过，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落实到业务上。
当时，针对许多干部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形成的不敢抓生产的混乱思想，强调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说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里话，得到了普遍的拥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来，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把这话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是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批中央负责同志，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是辩证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从来没有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政治，从来也没有脱离政治而孤立存在的经济。
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一到五卷，就会看到毛主席历来是把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放在一起考虑的。
当前，我们正在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政治挂帅搞得好，也应该是政治落实到生产业务好。
如果这个企业产量低、质量差、事故多、消耗大、成本高、亏损多，能说它政治好？
生产好不好，是衡量政治工作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不首先做到无产阶级政治好，揭批“四人帮”不狠不猛，搞清查工作心慈手软，搞“双打”决心不大，肃流毒不深不透，整个单位象一潭死水，生产是搞不上去的，就是一时搞上去，肯定还要掉下来，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
所以说，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政治统率生产、统率业务、统率技术，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政治必须落在实处。
如果不能落在实处，那就只能悬在空中。
既然政治是统帅，就要有被统率的东西，没有被统率的东西，岂不成了光杆司令吗？
那还算什么统帅呢？
工人对“四人帮”不许谈政治落实到业务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讽刺地说：“政治挂帅，只好提在手里，因为那里也放不下；
只好挂在身上，因为到处不能落实。”
无产阶级政治是不可能脱离无产阶级经济的。
林彪、“四人帮”把政治挂帅吹得玄而又玄，“从政治到政治”，“从思想到思想”，“从灵魂到灵魂”。
他们把政治变成脱离社会实践的空中楼阁，变成为实现其篡党夺权野心而到处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结果，无产阶级政治被取消了，反革命政治就乘虚而入。

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从来强调要灭资兴无，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林彪、“四人帮”口说革命，那是假的。
不言自明，人不吃饭就要饿死，不穿衣、不住房就要冻死。
要吃饭就得靠农民种田，要穿衣就得靠工人织布，要住房就得靠工人盖房。
如果农民不把政治落实到种田上，工人不把政治落实到织布上，落实到盖房上，人们就不能吃饭、穿衣、住房子，只好吃“精神”、穿“精神”、住“精神”了。
可是，精神怎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房住呢？
政治工作要起作用，就得落实到各项工作上，落实到业务上，把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
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在企业中，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保证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
政治工作起保证作用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是没有疑义的。
“四人帮”宣扬的从精神到精神，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其他一切活动，指的是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而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又是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着的。
人类能够生存，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

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就指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以后，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在解放初期，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主席特别警告我们，如果在生产工作上无能，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林彪、“四人帮”的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
党委抓生产，就说你是“生产党”；
干部抓生产，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
谁要抓业务，就说你是“业务挂帅”；
谁要抓管理，就说你是“管、卡、压”；
谁要抓财政，就说你是“利润挂帅”；
谁钻研技术，就说你是“白专道路”。
这些谬论流毒很广，不能低估。
有些人对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生产业务中去，至今心有余悸，不敢解放思想放手大干。
这些同志应当迅速肃清流毒，拨乱反正，振作精神，放开手脚大干社会主义。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政治挂帅，就是要用揭批“四人帮”来挂帅；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纲。
大庆和石油部就是这样，它们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反复抓、不停顿地打进攻战。
林彪、“四人帮”说的“政治”，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
他们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朝换代”。
他们反对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是要破坏革命、破坏经济、破坏生产。
毛主席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林彪和“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我们提出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削弱政治工作。
华主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政治思想工作不但不能减弱，而且更要加强。”
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就是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只有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威力，产生实际的效果，发挥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任何时候，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我们要痛下决心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和“四人帮”破坏了的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要改变政治与业务“两张皮”的状况，要提倡政治落实到业务，多干实事，不说空话，言行一致，解决问题。
现在是结束那种耍嘴皮子，讲空话夸夸其谈，讲生产业务一窍不通的状况的时候了。
要继承和发扬党在企业中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和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的思想，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我们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之下，理直气壮地抓经济、抓业务，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实现。

（原载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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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领导同志，今年三、四月份下部队搞调查研究。
他在充分肯定抓纲治军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从中选出若干事例略加评议发表如后，供同志们参考。

这一组事例，涉及到教育训练、后勤管理等各个方面，总的是一个能否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我们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林彪、“四人帮”为了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责，只准报“喜”，不准报“忧”；
只许违心地称颂他们的所谓“大好形势”，不许严肃地接触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我们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认真地调查了解部队的情况，切实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编者

多为连队解决实际问题

事例

评议

领导机关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要深入了解下情，面向连队，关心战士。
这也是一条根本的职责，要经常想一想做得怎样。

领导机关，可贵的是“领导”，而不要只热心于“机关”。

训练要抓重点

事例

评议

政治干部要深入训练现场

事例

评议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次军事训练的操课，指导员都要到场。
为了讲好政治课，有时在家看材料，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是不要脱离实际。
林彪、“四人帮”不许连队联系实际进行政治教育，结果战士不爱听，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要下大力来个改变。
只有深入实际，心贴群众，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才能发挥战斗性。

不要只搞单项突出

事例

评议

连队忙乱 战士疲劳

事例

评议

营、团对时间统得太死，事先又无计划，连队必然忙乱；
指标定得过高，战士只得加班加点。
投弹已经超过优秀标准，还要在米数上层层加码，既违反了科学性，又无实战价值。
把战士从过高的米数压力下解放出来吧！

猪饲料从哪里来

事例

评议

只图好看就没有意思了

事例

评议

业余时间不要统得太死

事例

评议

搞好传帮带

事例

评议

讲传帮带，就是要传毛泽东思想，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实际行动传帮带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请大家都来议一议

以上总共九条，归纳起来就是一条，一定要实事求是。
请同志们结合本单位的事例，都来议一议：你们那里对实事求是这一条做得怎么样？
有哪些做得好的，应当怎样坚持；
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应当怎样改进。
请把情况、体会和改进的成效写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形式主义、假左真右的流毒，来一个大清除。

作者：郭学海/冯中立/白逢春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北京部队某师师长王守忠在某团五连蹲点三个多月，不仅抓训练，抓作风，而且亲自抓思想政治工作，传我军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经验，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教干部战士学会结合具体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军事训练中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使连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

王师长在蹲点过程中，发现有的连队干部对上级规定的大块时间的政治教育比较重视，而不重视也不善于做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的认为搞政治教育就得用大块时间，只要落实了上级规定能时间，完成了上级安排的教育内容，政治教育就算搞好了。
在他们看来，课堂之外没有政治教育时间，也就没法进行思想教育了。
王师长认为，这是连队政治工作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政治教育固然需要占用规定的正课时间，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要靠随时随地去做。
于是，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连队干部和骨干讲述在战争年代政治干部一边行军、一边动员，一边打仗、一边做思想工作，把政治工作渗透到每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中去，做到每个人身上，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许多生动感人事例。
他还联系自己参观大庆、大寨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大量事实，给大家介绍大庆、大寨随时随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王师长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无论白天黑夜，他经常冒着风沙和严寒，深入训练现场，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亲自搞宣传鼓动，发现问题及时做思想工作。
射击预习时，他和战士趴在一起，逐个检查纠正战士的瞄准动作。
有的战士缺乏敌情观念，有的怕苦怕累，瞄准不认真，王师长就耐心教育他们，激发他们的练兵热情。
王师长的言行举动，五连的同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师长做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方法学到手。
从此，五连不仅注意落实正课时间的政治教育，而且能够随时随地结合各项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现场，做到干部战士的心坎上。
政治干部这样做，其他干部也这样做，战士也这样做，形成了一个人人做政治工作的生动局面。

王师长做政治工作不讲空道理，而是把灌输革命道理与解决连队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他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个连还有乱拿东西、训骂战士，讽刺挖苦先进典型等歪风邪气。
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呢？
王师长与干部战士座谈，摸清了原因是前些年政治教育不联系实际，讲空洞的大道理多，解决连队的具体问题少。
王师长认为，这正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恶劣作风对部队的影响。
于是他和五连干部战士一起，结合连队存在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导，狠批林彪、“四人帮”所谓联系实际就是“矛头向下整群众”的反动谬论。
同时，针对连队存在的问题，亲自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亲自讲课，组织干部战士揭矛盾，摆问题，论危害，挖根源，搞整顿，并开展群众性的思想评论，狠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力宣扬好人好事、深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为连队联系实际进行政治教育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
随后连队党支部照王师长的做法，又搞了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组织纪律、官兵一致和扶植正气、打击歪风邪气等一系列思想教育。
每一个教育都注意了结合连队的实际问题，讲清革命的大道理。
从此，五连助人为乐、遵守纪律、尊干爱兵、学赶先进的好人好事大量涌现，艰苦奋斗蔚然成风。
今年以来，新涌现学雷锋积极分子六名，用毛泽东思想带兵的模范班、排长五名，全连同志还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五个月存款一千七百多元。

王舒长还特别针对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制造军政对立，把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搞成“两张皮”的问题，以自己的行动，教育连队干部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中去。
在全连机枪兵集训中，他亲自担任组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战士一起摸索经验，解决了班用机枪长期打不好的老大难问题，最近在第一、第二练习的实弹射击中，完成率都达到了百分之百。
党支部以师长为榜样，做好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每个班、每个人军事训练的成绩，每周进行评比公布，给成绩优异者披红戴花，请功授奖，还树立和宣扬了各类训练先进典型三十多名，狠抓了军事技术的提高。
连队今年以来七次实弹射击，六次优秀，一次良好，有三个班被评为全师的训练先进班。
在全团六项技术课目的考核中，五连拿到了五项第一。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郭学海 本报通讯员 冯中立、白逢春）

作者：袁捷
单位：北京部队步兵学校校长

“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方法，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练兵上的体现，是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
在军队院校的教学中，要不要运用这一传统的练兵方法，开始时，认识不那么统一，行动也不那么自觉。
有的同志认为，军队院校里有的是教员，官教兵不成问题，用不着兵教官和兵教兵。
一些学员队干部，也认为教育训练是教员的事，不必积极组织群众性的互教互学。
结果使教学冷冷清清，只停留在正课老师讲、学生听上面，群众性练兵活动开展不起来。

在军队院校教学中开展群众练兵运动，这不仅是当前跃进形势的要求，也是院校现状的急需。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原来的许多军队院校被撤销，大批教员被赶走，使得教学力量很薄弱。
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重新组建的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教员。
这些新教员，有的不敢讲课，有的不会讲课，有的讲课怕学员提问。
学员的基础也很不一致。
这个现状和大干快上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实行毛主席的群众练兵方法。

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练兵方法，在一九六四年我军练兵运动中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那时，我在某师任师长。
由于深入广泛地开展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练兵运动，只经过一个冬训，全师各行各业就英雄辈出，很快把部队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那一年，我们一些尖子分队和个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陈毅、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表演，得到了好评。
一九六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开展群众练兵运动，是军事训练大干快上的法宝。

我校开学以后开展群众练兵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中队在军体训练、队列教练和五大技术训练中，广泛开展了互教互学活动，解决了许多教员没有解决或没有精力解决的问题。
一班有个学员，听教员讲投弹要领后，理论上明白了，但实练时却怎么也投不远，同他互教互学的另一学员帮助他纠正了出手太晚的毛病后，一下子就提高了好几米。
十四中队九班学习八二迫击炮，十人中有九人没学过，摸底考核时全队最差。
后来他们结成三个包教保学组，利用课余时间互帮互学，后来考核就成为全队第一名。
许多新老教员之间开展互帮互学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通过开展官兵互教，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广大学员不仅学会了部队教育训练各项课目的内容，增强了自身的本领，而且学会了对这些课目进行教育训练的方法，提高了组织领导的能力。
这就保证了军队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

有的同志曾经担心，在军队院校教学中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会不会降低教员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我们说，不但不会降低教员的主导作用，相反，它对教员的要求更高，促进更大，提高更快。
这是因为：第一，实行群众练兵，要求教员善于掌握和运用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授课方法，这就促使教员非去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可；
第二，实行启发式的民主教学，学员必然会提出许多问题来，这就要求教员必须具有更丰富、更广泛的知识，必须更充分地备课；
第三，实行官兵互教，教员不仅要搞好正课教学，还要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下去辅导，听取意见，这就要求教员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和同学员打成一片的作风。
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教员的思想革命化，也提高了教员组织教学的能力。

一些同志还提出：在新老教员和强弱教员之间开展互帮互学活动，会不会增加老教员的负担、影响他们的教学？
会不会影响基础好的学员的学习？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思想上要明确：当前全军大办院校的目的，是要尽快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靠少数老教员任教和只培养出少数基础好的学员是不行的。
为了抓纲治军、大干快上，老教员和基础好的学员，多出些力气是完全应该的。
至于负担重不重的问题，也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
从当前说，新教员多，经常请教，老教员可能负担要重一些；
但从长远看，一旦广大新教员水平提高了，老教员的担子也就相对减轻了。
许多老教员和基础较好的学员还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教与学向来都是相互促进的。
任何高明的人，都可以向群众学到无穷的知识和本领。

要在军队院校中深入广泛地开展群众练兵运动，首要的是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它列入党委议事日程。
其次，要大力宣传，造成声势，发动群众，把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员、学员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自觉投入到群众练兵运动中去。
第三，要改进工作方法。
无论校领导、机关和各级干部，都要明确树立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学会围绕着教学去开展各项工作，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人人为开展群众练兵运动，为提高教学质量出主意、想办法、做贡献。

栏目：编后

王师长深入连队蹲点，既抓训练，又抓思想政治工作，他给军事干部做政治工作做出了好样子。

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工作不但政治干部要做，军事干部、后勤干部也要做”。
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
坚持政治挂帅，做好政治工作，从政治上组织上领导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这是部队每一个干部的共同职责。
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并肩指挥作战，共同做好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发扬军政干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好政治工作这一优良传统，保证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各项任务的完成。

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破坏我军的政治工作。
他们肆意把政治和军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制造种种混乱。
我们一定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军事干部做政治工作，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对林彪、“四人帮”的谬论进行有力的批判。
同时，王师长通过言传身教，把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具体地向连队干部进行传、帮、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很解决问题，这对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也给了我们很有益的启示。

作者：何映森

本报讯 驻西藏部队为增强指战员的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积极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守卫在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扎东地区某部边防九连的指战员，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制作单双杠、木马等器械，自力更生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连长王继文、指导员李启忠积极带头，大家踊跃参加，使全连健康水平逐步增强，战备训练成绩显著上升。
驻年楚河畔某部，为搞好军事体育活动，集中培训了来自边防一线基层单位的军事体育骨干。
部队首长亲自抓，并和培训人员一起提指标，订措施，作到周有进度，月有计划。
这些骨干冒着风雪严寒，苦练硬功，提高技术，推动了整个军事体育活动的普及。
（何映森）

作者：杨克林

作者：王久战
栏目：院校生活

本报讯 铁道兵工程学院以揭批“四人帮”斗争为纲，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老教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个学院的前身是铁道兵学校。
二十多年来，这个学院的教员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铁道兵部队建设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材。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有的教员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大批教员被调出了学院。
后来，一些教员虽相继回到学院，但心情不舒畅，有后顾之忧。
粉碎了“四人帮”，广大教员欢欣鼓舞，特别是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砸烂了精神枷锁，他们精神焕发，干劲倍增。
但是，也还有一些教员不同程度地背有各种思想包袱。
针对这种情况，学院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抓了过去审干中遗留问题的复查，按照“有错必纠”的方针，给一些教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恢复了名誉。
在教员的使用上，他们做到知人善任，各得其所，特别注意发挥老教员的专长和才干。
现在，有的老教员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有的担任了教学组组长、副组长。
同时，党支部主动找老教员谈心，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开展工作。
学院党委还按照党的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积极地把优秀的老教员吸收到党内来。

由于学院党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教员的积极性，许多老教员干劲越来越大，除完成本身的教学任务外，还主动担任培训新教员的工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积极贡献力量。
（王久战）

作者：永祥/敏良
栏目：院校生活

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
教员写出讲稿以后，反复进行试讲，力求通俗易懂。
为了讲好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中“哲学唯物主义”一课，他们先后六次向不同水平的学员进行试讲。
根据学员的要求，教员在修改讲稿时，尽量多用生活中常见的事例说明问题，学员反映易懂好记。

加强对难点的辅导。
教员集中学员提出的难点，属于带普遍性的，在全队集中讲解；
如果是个别学员的难点，教员就个别解答。

提倡独立思考，钻研原著。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让学员初读课文，概略了解课文的段落大意和难点；
二是教员对课文的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进行揭示；
三是组织学员逐段逐句地理解原著；
四是教员系统地讲解课文，提出思考题；
五是围绕思考题，继续精读原著，牢牢掌握基本观点；
六是组织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巩固学习效果。
（永祥、敏良）。

作者：刘忠如
栏目：院校生活

本报讯 武汉部队步校认真开展教员岗位责任练兵活动，有效地提高了教员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在抓教员的岗位责任练兵中，学校领导经常抓，发动部、室层层抓，做到年有指标，季有计划，月有安排，具体业务有要求。
各级领导按照具体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检查，调动了广大教员的积极性。
大家抓紧时间钻理论，看资料，写教材，备课试讲，背记数据，苦练业务技术。
去冬今春以来，校领导、训练部和各教研室共组织了八次教员岗位责任练兵表演。
这些表演，技术精良、业务纯熟、方法灵活，达到了“三会”、“两能”。

在教员岗位责任练兵中，学校领导把抓标兵与抓普及结合起来，让标兵在本单位进行对口业务技术辅导。
前不久，上级从各部队抽调近百名优秀干部来校任教，现在这些新教员基本上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
（刘忠如）

作者：周振新
单位：八三二○二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

编者的话：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这是当前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彻底肃清其流毒的需要；
也是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抓纲治军，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需要。
为此，我们开辟这个《笔谈》的专栏，陆续刊登一些稿件，议一议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为什么要强调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怎样认识它的迫切和重要的意义？
怎样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有哪些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急需克服？
等等。
希望大家根据部队实际情况，踊跃来稿来信发表意见。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为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大任务之一。
这完全符合部队的情况，干部战士们热烈拥护。
本来，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拒腐蚀，永不沾”，这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课题。
多年来，在这方面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误认为，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了。
当前，在揭批“四人帮”中，就存在一种现象：有的人一边批“四人帮”破坏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罪行，一边还在搞不正之风；
有的人一边批“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一边还在闹无组织无纪律；
有的人一边在批“四人帮”的权欲思想，一边自己还在要官要权。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除了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批深批透，打好对“四人帮”的政治仗外，还必须联系思想实际，打胜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思想仗。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次重大的政治斗争，都贯串着腐蚀与反腐蚀的思想斗争。
我们党在与林彪、特别是与“四人帮”较量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林彪、“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小节无害论”，“闹而优则仕”，极力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权欲思想，煽动起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这样，就使错误思想的毒素，象细菌一样侵入肌体，严重地腐蚀人们的灵魂，搅乱人们的思想，搞得一些人对是非、好恶、香臭、荣辱等界限也分辨不清，甚至达到了受害不知害、中毒不知毒的严重程度。
如果不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灭资兴无，打退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进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么，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他们散布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还在腐蚀人？
列宁曾经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
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七页）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阶级垮台之后，他们的反动思想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会长时间地在社会上存在着。
中国封建皇帝不是早就被打倒了吗？
可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叛徒江青，还在梦想当“女皇”。
同样，“四人帮”所代表的封资修思想与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一样，也不会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还要看到，“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披上华丽的革命外衣，涂上耀眼的理论色彩，比起那些不经打扮的反动思想来，具有更大的腐蚀性、欺骗性和顽固性。
因此，对于“四人帮”的反动思想对我们的腐蚀，决不可低估。
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清除这种腐蚀人们的思想垃圾。

“四人帮”把政治运动中联系解决部队的现实思想问题诬蔑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个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我们要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为了挖掉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在反腐蚀斗争中，联系部队的思想实际，认清“四人帮”的毒害，更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
因此，反腐蚀的思想斗争，在今天，正是坚持斗争大方向，把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林彪、“四人帮”流毒的表现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四人帮”的流毒尽管无孔不入，但是归根结蒂都“流”到人们的头脑里，腐蚀人们的思想。
开展反腐蚀的斗争，就是要摧毁“四人帮”、林彪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流毒，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人们的头脑。

作者：樊慕曾
栏目：思想战线

一九一八年，战火和饥荒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
瓦西里遵照列宁的指示，从察里津运来九十车皮的粮食。
这对饥饿的莫斯科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列宁亲自在他的办公室里，高兴地接待了从烟硝风尘中归来的瓦西里，一再询问运粮途中的情况。
瓦西里简短地回答列宁的问话后，竟由于饥饿而晕了过去。
——每当我看到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这个镜头时，总是激动不已。

从瓦西里使我联想到方志敏烈士。
他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中，一直过着极为俭朴的“清贫”生活。
他经手的款额有数百万元之多，却分文不取，一只时表，一支自来水笔，几套旧的汗褂裤和几双上底的球袜，就是他的全部家产。
当方志敏同志不幸被捕时，抓捕他的两个国民党士兵，想在这个共产党的“大官”身上，搜出大宗钱钞或金银之类，发个洋财，结果是大失所望。

在我们今天的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不少象瓦西里、方志敏这样高尚的共产党人，“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他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丝不苟，舍己为公，为争取革命胜利、为创造社会财富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正因为我们的党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同志组成的，广大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党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衷心地拥护党、爱戴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
这就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各种困难的力量所在。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来腐蚀人，我党我军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作风受到了败坏，在一部分同志中滋生了开后门等不正之风。
有的人公私不分，甚至损公肥私。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而不加制止，就必然要象霉菌一样毁坏我们党的肌体，严重地败坏我们党的声誉。
我们一定要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力发扬革命前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反对那种争名争利，假公济私的不正之风，树立起以谋公为荣、以营私为耻的革命风尚，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作者：解长虹
栏目：思想战线“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笔谈

青年人刚刚走上社会，对“社会经验”的学习往往有很大的兴趣。
问题在于“社会经验”也是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的，我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呢？

就拿“待人处事”来说，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社会经验”：

以无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经验”，就是要对党对上级忠诚、老实，对同志坦率、友爱。
这样的“社会经验”，自然学得越多越好。

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经验”，则是奉迎、讨好，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勾心斗角，结帮营私。
对于这种“社会经验”，就要坚决摒弃。

阶级斗争的实际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散布其腐朽思想，往往把传授“社会经验”作为一条重要渠道。
“四人帮”就是这样做的。
在他们的引诱怂恿下，一个个刁钻营私之徒应运而生，资产阶级的“社会经验”大肆泛滥，不是看风使舵便是弄虚作假，不是吹牛拍马便是投机取巧，五花八门，恬不知耻。
正如鲁迅早就讽刺过的：“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四人帮”还把这类“社会经验”美其名为“路线觉悟高”。
其实，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我们的严重腐蚀。

因此，在说到学习“社会经验”的时候，必须记住，这里面有阶级性，有个灭资兴无的问题。
有的青年同志不明白这一点，盲目地羡慕那些擅长投机、惯于钻营的人，以为他们“办事灵活”、“有能耐”；
相反，把为党勤勤恳恳工作的同志说成是“木脑袋”、“死心眼”。
这就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蚀了他的头脑。
我们一定要自觉地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

作者：李弋
栏目：思想战线读书札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
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但是，就是这个黑格尔，为了建立自己的唯心论体系，并且“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最终却背弃了辩证法，宣称人类的认识在他的体系上达到了终极，再也不能前进了。
恩格斯说：“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一二、二一四页）。

翻开哲学史，象黑格尔这样把自己的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的哲学家，是颇不乏人的。
尽管他们千百次地试图用各式各样的“绝对真理”，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类认识真理的进程，人类的认识却总是在顽强地探索未知领域的斗争中不断前进，不断向更高的境界升华。
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无止境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而人类的认识，不过是这个永恒过程在头脑中的反映。
正如“终极”、“顶峰”之类概念对无限的客观发展格格不入一样，这些概念对人类的认识过程也是不相容的。
人们拜倒在已经发现的“绝对真理”面前，再也无事可做的滑稽剧，只能是一种笑料。
真理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常新的。
任何把真理禁锢在“终极”、“顶峰”之类枷锁之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被生气蓬勃的历史发展所嘲弄的。
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不就是这样吗？

由此想到当代世界的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它们是不是“终极真理”呢？
它们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呢？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直截了当地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和以前的哲学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什么“绝对真理”。
他们总是不断地向人们指出，任何人的认识，包括他们自己的认识，都是相对的，都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长河中的环节。
革命导师反复地教导我们，只能把他们的学说当做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做万古不变的教条。
革命导师自己也从不株守前人的结论，从马克思、列宁到毛主席，他们哪一位不是在实践中不断对实际生活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言前人之所未言呢？
革命导师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清除了前人设下的一切关于“绝对真理”的教条，指明了认识真理的光明大道。

然而，有些人，自称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来到这条无限宽广的道路面前，却止步不前了。
他们嘴里念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赞颂之词，但就是不愿在马列和毛主席指明的认识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面对一日千里的实际生活中涌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他们闭起眼睛，堵住耳朵，别说调查研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他们干脆就不予承认，而理由是吓人的：因为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没说过！
在他们那里，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被糟踏成了前知五百载，后知五百年的算命先生，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则被糟踏成了《小二黑结婚》里二诸葛的皇历。
他们把马列和毛主席的个别词句当做教条，拿了它去捆别人的手脚。
谁要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对实际生活作出现论概括，提出新的方针、路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他们就会打上门来，宣布你背离了马列和毛主席，大逆不道。
实际上，他们是要用一种涂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金粉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真理”，把革命导师指明的认识真理的道路重新堵死。
对于他们，倘若马克思有灵，一定会象当年斥责把他的学说当做教条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愤怒地喊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六九页）。

用这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大部分是因为蒙昧无知，思想方法有问题，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较深，他们只要不讳疾忌医，还是可以改正的。
至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他们是企图把马列和毛主席变为僵死的偶像。
他们随心所欲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得它们支离破碎，然后歪曲篡改成自己的反革命货色，并且加上“一句顶一万句”等堂皇的冠冕，用以吓人、整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他们的这套反革命伎俩，曾经肆虐一时，危害惨烈，至今还有一些人，没有从它的影响之下摆脱出来。
可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树立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者：徐焰
栏目：思想战线还我历史真面目！

“四人帮”出于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险恶用心，在一九七四年大搞假批孔时，曾强迫部队一些单位研究什么“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并派其亲信捉刀代笔，撰书立论，对历史进行为帮所用的肆意歪曲和篡改。
其中，把春秋时期楚宋的泓水之战列入所谓“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把宋襄公说成“儒家治军”的代表人物，就是一例。

宋襄公能列入“儒家”学派吗？
只要考察一下儒家产生的历史年代，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关公战秦琼”式的无稽之谈。
据《周礼》和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记载，在我国周代和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教育有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科目，以“六艺”教人的，就称为“儒”，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学派。
儒家真正作为一个有理论、有政治目的、有行动纲领的学派，是从孔丘才开始形成的。
对此，“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也不曾否认过。
宋襄公惨败于楚的泓水之战，发生在公元前六三八年，败后第二年，他就一命呜呼了。
而孔丘的出生，则在公元前五五一年，创立儒家学派，更是成年以后的事，这距离宋襄公死去的年代，至少差一百年之久。
怎么能设想，一百年前就死去的宋襄公，竟然排入一百年后才问世的儒家之列？

“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把宋襄公硬拉入儒家的行列，其主要论据，是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鼓不成列”，即认为君子不应该攻击还没有摆成阵势的队伍，毛主席曾批判过他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但是，能否因为宋襄公讲求“仁义道德”，就可以说他是个儒家呢？
大家知道，医史上讲求“仁义”的，并不一定就是儒家。
与孔丘同时期的兵法家孙武子，在《孙子兵法》中就讲过“仁”。
荀况不是被“四人帮”钦定为著名法家的吗？
他的许多著作大讲“仁义”的地方，为数就很不少。
怎么能仅凭宋襄公讲求“仁义”这一点，就断定他是儒家呢？
再说，对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采取“不鼓不成列”的战法，也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据史料所载，宋襄公当时正穷兵黩武，野心勃勃地想称霸诸侯，采取“不鼓不成列”的战法，除了主要说明其讲求“仁义”、愚蠢笨拙外，还有反映他虚狂自大、骄傲轻敌的一面，这与所谓“儒家治军思想”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宋襄公的批判，意思是教育人们以宋襄公的蠢笨战术为戒，在战争中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丝毫没有把宋襄公与儒家联系在一起的意思。
如果不是对毛主席的这段话有意歪曲，就怎么也不会得出宋襄公是儒家的结论。
只有“四人帮”搞的“影射史学”，才干得出这种穿凿附会、指鹿为马的无耻勾当。
他们这样干，不过是要假借批判什么“儒家治军”，来影射攻击我军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革命领导干部，为江青“放火烧荒”、搞乱军队，让“四人帮”篡夺军队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这就是宋襄公居然同儒家攀上了亲这出闹剧的实质。
（徐焰）

作者：吕建华杨在祥
栏目：星火小集

邓副主席在科学大会上把我国每个农民每年的平均粮食产量与美国进行了对比。
通过这种比较，使我们看到了我国农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确了赶超目标。
这可以说是一种“横比”。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不允许进行这种“横比”的。
谁这么比就给谁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只许按他们的规定进行“纵比”，即拿我国现在的生产水平与过去最落后的状况比，而且只能说成绩，不能讲缺点。
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

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通过“横比”，比出志气，发现差距，决心迎头赶上。
我们也搞“纵比”，但是，是要同我们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最好水平比，认清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决心把他们造成的损失迅速补上去。

大家经常这样进行“纵比”、“横比”，对于克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安于现状的毛病，是很有好处的。

作者：肖政军
栏目：星火小集

有的干部把威风当作威信，在群众面前总是表现得威风凛凛，不容侵犯；
火气十足，好发脾气；
乱批评人，不容分辩。
如此种种，好象别人都怕了，自己的威信就高了。

其实威风不等于威信。
逞威风，只会脱离群众，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应有的作风。
其结果，不仅会失去威信，而且会遭到群众的反对。
“四人帮”过去可谓威风十足矣，结果怎么样？
群众都讨厌他们，仇视他们。
群众一起来，他们就完蛋了。

要想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具有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甘当群众小学生的作风。
真正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你就有了威信。

据新华社六月二十二日讯 最近，国家体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大会，为被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容国团、傅其芳等昭雪、恢复名誉；
同时，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国家体委制造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等假案，对被打击迫害的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和其他被株连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
近日，国家体委又举行了容国团、傅其芳的骨灰安放仪式。

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指出，容国团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
他于一九五七年从香港回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认真改造世界观，树雄心，立壮志，严格训练，刻苦钻研，工作成绩卓著。
一九五九年为我国第一次荣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一九六一年为我国第一次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六三年起容国团同志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一九六五年为我国第一次取得乒乓球女子团体世界冠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容国团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教练员，为攀登乒乓球运动技术世界高峰，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接见，曾荣立特等功。
傅其芳同志是最早从香港回来的运动员之一，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钻研业务，积极工作，一九六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
傅其芳同志一直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为迅速提高我国乒乓球技术水平，攀登世界高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是在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为我国连续三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和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贺龙、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三次荣立特等功。
体委的决定宣布，过去强加给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一律推倒，过去所作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国家体委是受林彪、“四人帮”严重危害的单位。
一九六七年，林彪、“四人帮”伙同一起，炮制了一个所谓国家体委“独立王国论”，全盘否定贺龙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国家体委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绩。
他们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制造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假案，打击、诬陷贺龙同志，株连了国家体委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使这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积极工作的同志，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林彪、“四人帮”一伙还在国家体委制造了耸人听闻的“特务成网，叛徒成堆”的案件，对反对、抵制他们倒行逆施的干部、教练员、运动员加上“叛徒嫌疑”、“特务嫌疑”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打击和迫害。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国家体委坚决贯彻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拨乱反正，认真清理过去的冤案、假案和错案，成立了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建立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澄清事实，分清是非，遵照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正确的，否定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复查了三百一十二人，给一批干部重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新华社六月二十二日讯 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发来唁电或唁函，哀悼郭沫若副委员长的逝世。

发来唁电或唁函的有：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日本共产党（马列）全国委员会代表委员安斋库治，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卡洛，西班牙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栏目：通讯

全国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胜利结束了。
五十七名优胜者，怀着兴奋的心情，从祖国各地来到北京参加发奖大会。
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是通过预赛和决赛，从几十万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
他们取得现在的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

在这一群可爱的青少年中间，有一个名叫曹孟麟，是广州市五十七中的高二学生。
他幼年丧父，母亲是纺织工人，患有重病；
他还有个弟弟和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需要照顾，家务劳动比较多。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曹孟麟坚持学习，每门功课都学得不错。
特别是上初中时，正赶上“四人帮”把白卷小丑张铁生捧上了天。
当时，他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毛主席的教导。
学生多掌握一点知识，将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多一点本领。
如果都象张铁生那样，我们国家不就毁了？
他不听“四人帮”那一套，到邻居家借了数学书来，攻了一本又一本，习题做了一道又一道。
有一次，他拿到了一组求极值的习题。
要解答这些习题，需要有一定的运算技巧。
当时，曹孟麟这方面的知识还比较少，遇到较难的习题就做不下去了。
打退堂鼓吗？
不，绝不！
他想到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
于是，他又鼓足勇气做下去。
后来，他找到了一本关于极值问题的书《极大与极小》，下功夫认真阅读了几遍，终于把那二十道习题都解答出来了。

经过一年的自学，他以为自己的初等数学知识已经差不多了，就开始自学大学课本《高等数学教程》。
但是翻开一看，书中有很多概念和推理他都不理解。
起初，他怪自己反应迟钝。
“以勤补拙”吧，但是，多看了几遍也无济于事。
后来，他找到了症结所在：自己的数学知识还未完全适应学习高等数学的要求。
“万丈高楼平地起”，需要把基础打好。
他回过头来继续攻读初等数学。
遇到疑难问题，他除了向老师请教外，还得到一些出版社部门的帮助。
白天他在一架旧缝纫机上演算习题，夜晚在一张小饭桌上读书。

四年来，曹孟麟攻读了《应用数学基础》等五十多本基础数学书籍，演算了近五千道数学习题。
在这次数学竞赛中，他获得一等奖。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荣获一等奖的李骏同学在十九日发奖大会上的话，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李骏在八省市中学数学竞赛中不仅名列前茅，而且成绩遥遥领先。
他基础知识扎实，运算技能熟练，并能运用高等数学的一些知识解决初等数学问题。
他在竞赛中思维敏捷灵活，解题方法单刀直入，受到一些数学工作者的赞扬。

李骏取得优秀的成绩，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殊的天才，而是在老师的辅导下，艰苦奋战，不断攀登的结果。
去年五月，李骏所在的学校——上海鲁迅中学，组织了课外数学兴趣小组。
担任辅导的金老师和宋老师，重新编写了“四人帮”横行时被阉割和肢解的中学数学教材，重新补充了代数、三角、几何等基础知识，并精心进行讲解，打开了李骏的思路，扩大了他的眼界。
李骏面前展开了变化多采的数学世界：这些抽象的数和形中间，包含着多么深奥又多么有意思的学问啊！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
真是“大哉数学之为用”！
李骏认识到：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不能缺少的工具！

他立即开始行动。
每天晚上，他都坚持三至四小时的自学；
星期天和寒假每天要学习八个小时。
他用了三个月学完了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和三角；
以后又攻读完四本代数学，并初步接触了高等数学方面的某些知识。
他总共做了多少道习题啊？
四、五千道！
这是需要付出艰巨的脑力劳动的。

接触过李骏的人，都说他“学得活”。
确实，李骏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对什么都喜欢“琢磨琢磨”。
对习题和定理，他总是力求用多种方法进行演算和求证，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努力掌握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影响和渗透。
比如，对于几何问题，他试用三角、代数的方法求证；
有些三角、代数问题，他试用几何方法加以解决。
不断的比较，使他能判断使用何种方法最为合理和简便。

李骏的父亲是工厂里的党支部书记，母亲是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无法对他进行辅导。
但是，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是严格的。
他们教育李骏每天按时完成作业。
下班再晚，也要检查孩子作业完成的情况。
勤奋刻苦的好习惯，不仅出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同家庭的教育帮助分不开的。

李骏不但数学成绩优异，而且门门功课优秀，被评为“三好学生”。
他对自己的时间是分秒必争的，但是，当同学们请他帮助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时，他从来也不拒绝。
李骏还注意体育锻炼，坚持冬泳，积极参加球类活动，并通过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健康的体魄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效率，使他能精力充沛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多的知识。

许多竞赛优胜者在谈话中，特别提到教师们哺育的辛劳。
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赞扬可敬的园丁们，痛斥“四人帮”打击迫害教师的罪行。
（本报有删节）

栏目：要闻简报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客人

邓小平副总理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和夫人。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和尤金·罗斯托先生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就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斯里兰卡总统接见耿飚副总理

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六月二十二日中午在总统府接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

贾亚瓦德纳总统和耿飚副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耿飚副总理向贾亚瓦德纳总统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他最良好的问候。
贾亚瓦德纳总统对此表示感谢，并请耿飚副总理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

随后，贾亚瓦德纳总统设便宴招待耿飚副总理。

斯里兰卡总理设宴欢迎耿飚副总理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总理府举行宴会，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

普雷马达萨总理和耿飚副总理在宴会上讲了话。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宾主频频为加强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干杯。

杨勇副总长率军事友好代表团回到北京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六月二十二日早晨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等。

刚果人民军总参谋长宴请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刚果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恩戈洛·雷蒙六月二十日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宴会，欢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恩戈洛·雷蒙总参谋长和迟浩田副总参谋长在宴会上讲了话。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对瑞典的访问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瑞典的友好访问，六月二十二日乘飞机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意大利。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仑上将等前往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六月十日到达瑞典后访问了瑞典部队，参观了工业企业和一些军事设施。
中国客人所到之处，受到瑞典朋友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六月二十一日电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联邦前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六月二十一日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外政策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指出，不结盟运动不仅要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而且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其他各种外来统治。

米尼奇谈到大国对不结盟运动的干预和破坏，他说，个别不结盟国家之间基于各种利益和各种政治态度的某些争端和冲突尖锐化了。
某些争端已发展成武装冲突。
这种现象在非洲以及在阿拉伯国家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些地区今天受集团压力最大，因此可以说，部分已变成集团对抗以及外国干涉和干预的场所。

米尼奇指出：大国最近对不结盟国家集团的压力加强了，看来，这种进攻是根据大国围绕划分势力和利益范围进行集团竞争的长期计划而展开的。
显然，大国的方针是，尽量把更多的不结盟国家更紧地拴在自己身上、拴在集团身上，从而逐步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性质、作用和方针，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全球和地区性战略和策略，或者破坏不结盟运动，或使其不起作用。

他说，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某些不结盟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冲突，反对大国和其他国家干涉这些争端。

他说：“任何对国际关系比较详细的分析，都可以鉴别出全球性的霸权主义现象和地区性的霸权主义现象，或者某些国家集团的霸权主义现象。
许多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某些中小发达国家，都往往已经尝到了这种霸权主义现象的滋味。”

据新华社六月二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柳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柳青同志追悼会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送了花圈。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文联、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文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文艺界著名人士，以及柳青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张平化、胡耀邦、黄镇等。

追悼会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章泽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神，深切悼念我们党的优秀的著名作家柳青同志。

柳青同志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柳青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敬爱的周总理。
几十年来，在重大政治运动中和文学创作活动中，柳青同志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反动思潮。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摧残，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柳青同志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由衷地拥护华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抓纲治国，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悼词说，柳青同志一贯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刻苦创作，几十年如一日。
他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著作。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他的作品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他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也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悼词说，林彪、“四人帮”对柳青同志残酷迫害，逼死了他的爱人，捣毁了他在长安县的生活基地，不仅剥夺了他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而且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能如愿地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
这是我国革命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柳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他的作品将在人民中永存，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柳青同志的骨灰将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一部分送到他长期落户的长安县皇甫村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