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参加追悼大会并送花圈

追悼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与会同志沉痛悼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郭沫若同志

新华社六月十八日讯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与会同志沉痛悼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郭沫若同志。

今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庄严肃穆的会场里悬挂着郭沫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郭沫若同志的骨灰盒。
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参加了追悼大会，并送了花圈。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送了花圈。

参加今天追悼大会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蔡畅、邓颖超、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震、谷牧，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杨静仁、庄希泉、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

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追悼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追悼会开始，奏哀乐，全体肃立默哀。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全文见二版）。

邓小平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他说，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
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邓小平同志说：“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思想文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
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
他说，郭沫若同志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放声高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他说：“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最后说：“郭沫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失去了一位和我们长期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培养造就宏大的无产阶级科学技术文化队伍，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送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张鼎玉、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胡厥文、康世恩。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蕴山、王首道、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四川省乐山县委和县革委会。

一些外国朋友也送了花圈。

郭沫若同志的夫人于立群暨家属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

参加今天追悼大会的还有：

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纯古、王冶秋、王昆仑、王建安、区棠亮、贝时璋、邓典桃、白寿彝，朴春子、吕叔湘、吕骥、任新民、华罗庚、刘大年、刘斐、许杰、许涤新、严济慈、李贞、李延禄、杨秀峰、杨沫、张文裕、张启龙、张秉贵、陈永祥、陈再道、陈此生、陈逸松、茅以升、林巧稚、林丽韫、林铁、罗叔章、周士第、周培源、孟继懋、赵忠尧、郝德青、胡绳、袁任远、顾康乐、高克林、唐天际、黄秉维、曹禺、曹菊如、彭明治、程世才、傅钟、傅秋涛、曾志、谭政；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中、王甫、王子纲、王芸生、王学文、王炳南、王雪莹，王新亭、方仲如、孔原、孔从洲、孔祥祯、甘祠森、申健、叶道英、冯文彬、成仿吾、朱穆之、刘型、刘晓、刘鼎、刘仲容、刘瑞龙、关瑞梧、安士伟、许立群、孙毅、孙承佩、李信、李琦、李力殷、李世济、李世璋、李步新、李初梨、李卓然、李淑英、杨东生、杨奇清、杨秋玲、肖鹏、吴文俊，吴岱峰、吴桓兴、吴雪之、何长工、谷志标、谷春帆、张苏、张策、张南生、张香山、张维桢、张稼夫、陈正湘、林海云、金城、周扬、郑敏之、赵朴初、胡克实、钟师统、钟期光，钟惠澜、侯祥麟、俞大绂、姜椿芳、贺诚、夏衍、夏之栩、顿星云、徐伯昕、徐彬如、高文华、郭洪涛、黄昆、黄甘英、黄汲清、黄克诚、曹广化、阎揆要、曾涌泉、谢冰心、蔡啸、熊复、熊向晖、潘菽；

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张耀词、刘剑、胡耀邦、陈野苹、张平化、廖井丹，冯铉、罗青长、王涛江、李贵、马文瑞、贾步彬、胡绩伟、刘宗卓、曾涛、李衍授、杨西光、王惠德、王志杰、胡德华、胡耐秋、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曾汉周、喻屏、黄华、张海峰、段云、袁宝华、彭敏、蒋南翔、胡嘉宾、于桑、程子华、王润生、石林、杨立功、叶志强、周子健、李觉、吕东、段子俊、王诤、张珍、柴树藩、郑天翔、肖寒、焦力人、杨叶澎、钱正英、钱之光、梁灵光、段君毅、郭建、钟夫翔、张劲夫、李葆华、高修、陈国栋、黄镇、刘复之、刘西尧、江一真、黄树则、王猛、武衡、王屏、秦力生、高登榜、郁文、童大林、刘春、李苏、钟炳昌、甘重斗、曹冠群、赵北克、张方海、胡乔木、于光远、刘仰峤、宋一平、吴庆彤、苏静、姚依林、邓力群、连贯、陈翰伯、华应申、李梦夫、聂真、周而复，李霄路、秦德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张才千、李达、徐立清、黄玉昆、张震、王平、朱光亚、张震寰、肖劲光、高厚良、金如柏、李水清、黄新廷、谭善和、吕正操、高锐、肖克、杨秀山、李聚奎、李人林、洪学智、秦基伟、傅崇碧；

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贾庭三、王磊、赵鹏飞、毛联珏、李立功；

郭沫若同志的生前友好李一氓、夏鼐、侯外庐、裴丽生、岳志坚、杨仲健、尹赞勋、柳大纲、陈景润、施汝为、林兰英、吴仲华、刘达、杨海波、宦乡、梅益、顾颉刚、陈翰笙、尹达、冯至、沙汀、丁声树、孙冶方、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刘白羽、冯乃超、张光年、臧克家、冯牧、吴作人、司徒慧敏、金山、谢鑫鹤、高富有、肖洪达、陈琮英、薛明、林月琴、卓琳、林佳楣，谢云珲。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医务人员和在郭沫若同志身边工作人员陶桓乐、张惠芬、张惠、刘沈秋、李邦琦、李家太、唐丽亲、林钧才、王廷芳、栾中新、鲁刚。

根据郭沫若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到大寨的土地上。

华主席向郭沫若同志的夫人于立群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新华社记者摄

追悼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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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六月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最近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团以上单位尽快恢复体育指导委员会。

部队各级体育指导委员会是一九五二年经毛主席批准成立的。
它对开展部队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部队体育指导委员会被取消，体育工作受到削弱。
通知指出，恢复各级体育指导委员会，是为了加强对全军体育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有效地指导部队体育运动的开展。

通知中规定，全军和各大单位体育指导委员会设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和委员若干人；
军、师、团体育指导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由各级主管首长和司、政、后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兼任。
体育指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通过有关业务部门办理。

通知说，全军体育指导委员会已经组成：李达任主任，傅钟、王平任副主任，李伟任秘书长，韩复东、周之同、张忠杰任副秘书长，另有委员三十人。

通知号召全军各级体育指导委员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指导部队的体育运动，为增强指战员的体质，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贡献。

作者：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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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福州部队领导机关开展了三查三整。
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一起，紧密联系实际，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和机关建设的罪行，查斗志、查纪律、查工作和学习，整“软懒散”、整官僚主义、整顿文风。
大家决心把领导机关整顿好，带领部队以新的姿态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

福州部队领导规定了三查三整的具体内容，要求各部党委和党支部切实加强领导，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强调自觉革命，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找准自己的主要问题。
同时，大力表扬好人好事，严肃处理坏人坏事，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群众，做到边破边立，边整边改，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确有成效，防止走过场和形式主义。

在查整过程中，各单位组织机关干部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自觉地用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对照检查，以看到自己在革命斗志上，在组织纪律性上，在工作和学习上存在的问题。
比如有的遇事“怕”字当头；
有的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甘居中游，满足现状；
有的贪图安逸，下部队怕蹲点，钻研业务怕费劲。
大家说：这些问题，不用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来检查，就看不清它的危害，就会看成“小事一段”。
通过三查三整，机关的同志明确了方向，决心振奋革命精神，奋起直追。
查整期间，大家白天搞查整，晚上坚持工作，保证学习工作两不误。

各机关党组织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机关建设的罪行，认真检查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摆了问题，如：有的领导班子存在派性，团结不够好，有的工作作风不扎实，深入实际解决问题少，有的部门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能坚决斗争，思想政治工作不够有力，对不良倾向不敢抓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司、政、后机关党委和各党支部都进行了交心通气，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并请群众帮助整顿。
在领导带动下，各机关的同志联系自己思想实际，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教育。
司令部机关的同志说，过去林彪鼓吹什么政治可以冲击军事，“四人帮”诬蔑抓战备就是“以战备压革命”，使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受到影响，不能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
今后，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落到实处。

针对查整中摆出的问题，他们还运用我军的传统经验，开展了忆比活动，激励继续革命的斗志。
他们回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光辉业绩，想革命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壮志豪情，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差距，许多同志说：这几年，由于“四人帮”反对搞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一些人忘记了过去的苦，忘记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如果不整顿，在新长征中就会掉队落伍。

在三查三整过程中，他们注意边整边改，落实行动，掀起“三学”运动的新高潮。
司令部和政治部党委制订了整改的具体措施。
各单位还制订了分工负责、岗位练兵，调查研究以及检查评比等项制度。
后勤部根据各种不同人员的工作分工，制订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职责，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检查有原则。
各部门党委和支部，对揭露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能改的立即改，能办的立即办，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向大家说明情况，使机关建设在三查三整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福新）

新华社六月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
悼词全文如下：

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郭沫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八十六岁。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
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
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
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
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同志是四川省乐山县人。
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曾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
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满腔义愤，奋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回到祖国，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郭沫若同志继续从事著述，同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思想文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

在郭沫若同志的晚年，经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考验。
他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放声高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今年春季以来，郭沫若同志的病情日渐恶化，但他仍然热切关注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实施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欢呼我国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郭沫若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者和忠诚捍卫者。

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积极进取精神。
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保持着极大的革命热忱，斗志旺盛，充满活力，年愈老而志弥坚。
他是永葆革命青春的先锋战士。

我们要学习他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的顽强毅力。
他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经常同恶劣环境和习惯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学者和作家的崇高形象。

我们要学习他的民主学风。
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贯主张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
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
他是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

郭沫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失去了一位和我们长期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培养造就宏大的无产阶级科学技术文化队伍，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作者：周扬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诗人、学者和剧作家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
这是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尤为失去了自己尊敬的前辈和卓越的领导者而感到万分悲痛。

郭老病重期间，正值全国“文联”举行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非常关怀郭老的病情，都想去探望，因医院谢绝而未能如愿。
六月三日早晨，郭老秘书王庭芳同志来电话说，郭老一早醒来就问到我，很关心这个会议，想要我去看看他。
我立刻赶到北京医院，一进病房，看见老人消瘦的病躯仰坐在沙发上，不觉一阵心酸，陪伴我去的苏灵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郭老似乎没有十分留意，他朝我们微微笑了，显得那么平静，安详，而且有精神。
据王庭芳同志说，今天郭老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来所未有的。
我们都很高兴，就象在阴霾笼罩之中忽见天边闪亮，我们心头立刻浮现一个可喜的念头：这位坚强老人的旺盛生命力许会战胜病魔，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他将和大家一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上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是多么渴望着郭老长寿又长寿啊！
我们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
郭老这时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因为心情愉快，还是非常亲热地谈了不少话。

我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他早日康复的热切心情，也向他反映了“文联”会议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同志们为拨乱反正，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下定的决心。
郭老听了很高兴，他再三要我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郭老还说，他因病不能出席会议，失去了一个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感到遗憾。
人们知道，郭老也遭受过“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这伙害人虫特别借批林批孔为名，在精神上折磨他，纠缠他，但郭老屹然不为所动，而当“四人帮”在他面前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时，郭老洞烛其奸，横眉冷对，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警惕。
郭老的心是和会议的情绪完全一致的。

我对郭老说，同志们、朋友们对他的关怀，是出自对他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他和伟大的鲁迅一道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又是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众所推崇的领导者。
我在心中回想起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
我想起了郭沫若同志的第一个诗集《女神》，这些热情洋溢的诗篇开创了一代革命诗风。
他的有名的《凤凰涅槃》预告了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世界、新中国的诞生。
“涅槃”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的新生，这首诗充满了辩证的哲理，热烈的幻想，对自己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光明理想。
我告诉郭老，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他的诗歌的忠实读者，也是他所创办的《创造》等刊物的热心的读者。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代，我们的诗人不能再以写诗为满足，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北伐战争中担负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
当“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反革命正处于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郭沫若同志挥笔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篇传诵一时的革命檄文，这也可以说是我国二十年代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它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嘴脸，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勇气。

我告诉郭老，他的这篇讨蒋的革命檄文，在我年青的心灵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
他参加了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亡命日本。
当时我听不到郭老的消息，日夜担心他的安危，每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探索他的行踪。
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青年，竟会对他如此关怀，如此深情厚谊，事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这也足见我们的革命诗人在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中的影响之大，他的作品感人之深。
我在和郭老相交往的四十年中间，从未对他说过我青年时代对他的这种崇敬之情，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现在我却忍不住把这种感情告诉了他。

我思量着郭老的革命的一生，和他对革命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他的事迹一幕一幕地在我脑中闪过。
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
他和他的“创造社”的老战友们，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引导他们走向革命。
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就在亡命日本期间，郭沫若同志也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活动。
他在殷墟文字的研究上做出了使日本友人为之叹服的出色成绩。
但他的真正兴趣并不在此。
他所日夜思念和关心的是多难的祖国的命运，他和国内的左翼文化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抗战爆发以后，他回到了祖国。
抗战期间，他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发展抗日的革命的文化，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勇敢地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写出了有名的剧作《屈原》。
在这位古代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面影。
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申斥和抗议。
这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在当时国统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又写了论述李自成失败原因的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并把它规定为全党阅读的文件。
全国解放后，郭老主持了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工作。
他在公余之暇，还创作了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热情的大量诗文和新历史剧。
同时他配合国际斗争，也写了不少歌颂各国人民团结友好和反帝反霸反修的诗篇。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功绩是巨大的。
我们许多人都是他的晚辈、学生，都拜受过他的教益。
而郭老却总是谦虚地说他工作得太少了，他没有作出多大成绩。

去年，我有一次去看郭老，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中间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我说我们不少人都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走来的，累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
郭老希望我们来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
这次谈话，他又表示了同样的希望。

我们在谈话中，偶然谈到了哥德。
我想起恩格斯曾经把哥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太山之神吗？
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
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
郭老在这次谈话中，特别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自然科学。
他对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十分拥护的。
但是比拟总是不能完全切合的，郭老和哥德到底不同。
我对郭老说，您是哥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哥德。
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我的话微笑了。
郭老和哥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就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

我和郭老这一次谈话，想不到竟成为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到十二日上午我再去看望郭老的时候，他已在弥留之际，不能言语了。
他的遗言犹在我耳边萦回，我将永远铭记。

于立群同志告诉我，郭老在昏迷状态中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无限的信任和拥护。

我们一定要学习郭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对敌狠、对己和的敌我分明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一生勤奋，在学术和艺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作风。

现在郭老已经和我们永别了。
但是他的不朽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排除一切困难，奋勇前进！

（原载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作者：武保忠/王世瑛罗达奎郑训

编者按：大庆民兵是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旗帜，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以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为骨干，用铁人精神培养出来的一支能文能武、劳武结合的英雄队伍。
这支队伍，在大庆党委领导下，大干苦干拚命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突击队作用；
他们顶住了刘少奇、林彪掀起的阵阵妖风，特别是在与“四人帮”及“归山虎”张洪池和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支持他们捣乱的个别人反大庆、砍红旗的阴谋作斗争中，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们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坚持劳武结合、平战结合，大办民兵，使大庆这个石油化工的重要基地，成为反修前线的战斗堡垒。

今天本报介绍的是他们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大办民兵，搞好“三落实”的经验，可供各地借鉴。

在百里油田百里营的大庆，人们称赞这里的民兵，是一支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旗帜的铁人式的队伍，是坚持亦工亦兵、平战结合、劳武结合的典型。
他们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为开发大庆、建设大庆、发展大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保卫大庆、守卫祖国的北大门，随时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练出了过硬本领。
到目前为止，这支思想觉悟高、战备观念强、生产过得硬、军事训练好、纪律作风严的民兵队伍，已拥有一千八百多个连队，十八万多人。
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民兵连队，基本上达到了“三落实”的标准。
一九七七年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大庆民兵曾受到华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赞扬。

大庆民兵是怎样在大干中坚持大办、搞好“三落实”的呢？

一个坚持大干大办的统一思想

“大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大办民兵”，这是大庆建设民兵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们的基本指导思想。
大庆党委强调一定要把建设大庆和保卫大庆结合起来，一面大力发展生产，一面大力加强民兵工作，真正做到一手扶刹把，一手拿枪杆。
大庆的各级干部和广大民兵说得好：大干社会主义离不开民兵，保卫社会主义也离不开民兵。
我们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周总理精心培育、华主席倍加爱护的一面红旗，是我国石油化工的重要基地，也是矗立在祖国反修前线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身在大庆，如果不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大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大力，是失职；
不努力加强民兵建设，保卫大庆，时刻准备打击敌人，也是失职。

大庆民兵始终把大干大办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无论在那青天一顶，荒原一片的艰苦创业时期，还是在这塔柱林立，井房遍地，油管如网的今天，不管生产多么忙，条件多么差，困难多么大，他们都坚持革命不忘战备，生产不忘练兵。
“铁人”王进喜生前带领过的一二○五钻井队，一直保持着劳武结合、亦工亦兵，“一手拿镐搞建设，一手拿枪练冲锋”的光荣传统。
曾荣获标杆单位称号的创业庄家属一队民兵连和华主席亲自视察并表扬的油建一部先锋五队民兵连的家属民兵，几乎都是孩子的妈妈，每天担负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
可是她们都自觉地坚持民兵军政训练，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学会了一手好枪法。
近些年来，她们曾几十次地为中央领导同志和来大庆参观的各地代表以及外宾们进行实弹射击表演，次次都取得优良成绩。

大庆民兵由于明确了大干与大办、建设油田与保卫油田的关系，他们坚决地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对民兵建设的干扰破坏，顶住了“归山虎”张洪池一伙在东北的太上皇与省委前主要领导人支持下刮起的阵阵妖风。
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正当“四人帮”及其在大庆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挥舞“单纯军事观点”和“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疯狂地反对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建设民兵，既破坏生产，又破坏民兵建设的时候，采油二部的广大民兵在党委领导下，一马当先，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办民兵。
仅这两年，他们就组织各种军事科目演练七次，参加的民兵有两千多人，并整顿和健全了民兵组织，纯洁和加强了各级民兵干部和专职武装干部。
同时还重新修订了军事训练、武器保管等一整套民兵工作的规章制度，广泛地开展了小型、就地、分散的练武活动，做到了大干不止，训练不停。

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庆民兵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进一步统一了大干必须大办的思想，使民兵工作更加发展，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得到了更好的落实。
民兵们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狠批“四人帮”。
特别是对“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搞“第二武装”、推行“三位一体”等罪行，进行了深入批判，使广大民兵和干部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更加坚定了大干必须大办的信心。

大庆民兵统一思想认识，坚持在大干中大办，既显示了民兵组织在生产上的巨大威力，又有效地提高和锤炼了民兵。
一二六八钻井队民兵连尖刀班为了争分夺秒完成任务，曾经七天七夜不离井场。
他们吃在井上，睡在井上，不怕苦，不知累，发挥了连续战斗的精神。
当施工中遇到八级大风，井场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民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战斗。
打大钳一个人站不稳，两个人上；
架子上两个人不行，六个人上，终于顶住了大风，夺取了全胜。
采油四部女子采油队民兵连，在党支部领导下，把革命、生产、军训三副担子一肩挑，除了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生产任务外，还先后培养教育了二十七名民兵入党，七十三名民兵入团，二十六名民兵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并涌现出了以大庆模范标兵“采油铁姑娘”徐淑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个人，为开发和建设新油区输送了一百九十多名骨干。

大庆民兵的生动事迹表明，坚持在大干中建设和锻炼民兵，平时搞生产，就能勇挑重担，敢攻难关，争当尖兵；
战时打敌人，就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套适应大干大办的可行方法

大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大庆的各级领导和民兵工作干部深深感到，越是大干，越为民兵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越为民兵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他们说越大干，就越要向解放军学习，越要有坚强的组织领导，越要有说干就干的战斗作风，越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越要有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越要有足够的物质保证，越要使人员、任务、时间相对的集中……。
这些，都恰恰适应民兵工作的特点，更加便于开展民兵的各项活动。
大庆的各级党委和民兵组织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密切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坚持劳武结合、平战结合，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学什么，把大干与大办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搞会战，是大庆人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们“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光荣传统。
各级党委和民兵组织就抓住这一时机，在每年组织的各种大小会战中，开展民兵工作，进行军事训练。
去年，大庆党委连续发起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多工种、多部门联合作战的三次大会战。
各级领导都认真使用了行动军事化的民兵队伍，并且象军队打仗那样，从受领任务，拟定作战计划，编组会战班次，逐级召开骨干会议进行动员，到组织前方后方和各工种的协作配合，进行总结评比，表彰先进等一系列活动，都穿插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具体内容。
这样，在会战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广大民兵攻坚、啃硬、突击、抢险的作用，也使民兵的组织纪律、思想、作风和军事技术得到全面锻炼与提高。
各级民兵干部也在会战中学习了平时带领民兵生产，战时带领民兵打仗的双套本领。
油建一部八大队民兵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受了一项去会战新区架设三十公里高压线路的任务。
当时尽管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但是，参战的民兵为了保证会战的胜利，在会战中锻炼自己，养成过硬的战斗作风，第二天就冒着零下三十八度的严寒整装出发了。
民兵们以打仗的姿态投入战斗，做到了“当天上去、当天开伙、当天搭棚、当天施工”，还结合战时需要，开展了野外行军，野外食宿，野外施工等多方面的军事活动。
特别是在挖电杆坑、炸冻土层时，训练民兵学会了爆破技术。
一二六八钻井队民兵连，为了坚持会战不忘练武，他们一直做到会战打到哪，靶场修到哪，训练器材教材带到哪，保证了全连民兵的练武活动“长流水，不断线”。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开展民兵活动，也是他们搞好“三落实”的一个重要方法。
曾连续七年被评为先进单位的供应指挥部萨尔图仓库配件库民兵连，担负着油田建设所需要的三万多项器材配件的收发工作，是油田后勤物资供应的重要单位。
会战前线白天晚上连轴转，他们就一天二十四小时保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展民兵活动？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抓“劳”带“武”，抓“武”促“劳”。
从一九七○年以来，他们根据会战前线和战时的需要，每年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岗位技术练兵和战备训练活动。
在“心中想战备，手下练硬功，平战两结合，当好后勤兵”的口号下，这个连的许多民兵不光练成了在夜间无光亮的条件下发货、摸货、识货、计价的全能手，还能蒙着眼睛进行半自动步枪的分解与结合。
他们结合警卫任务，还熟练地掌握了射击、投弹与夜间执勤等本领。
去年，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到仓库视察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战斗在农业、商店、学校、医院、服务等各条战线上的大庆民兵，在大干社会主义中，也都结合岗位练兵，普遍地开展了军事训练活动。
并下指挥部射孔弹工厂和射孔作业大队的民兵，把制作炮弹，进行射孔施工，同民兵的爆破训练结合起来。
建筑工程队的民兵，结合施工任务，学会了战时构筑工事和打坑道。
许多汽车和拖拉机驾驶员，练出了夜间无灯驾驶，过独木桥，走坑洼路，以及边驾驶、边射击的技术。
大庆建筑公司民兵通信连，经常苦练登杆架线和护线维修技术，每次出车执行任务，都要背上报话机，结合专业进行民兵通信训练。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许多单位转战油田南北，进行野外作业，使分散食宿的民兵，越来越多地走向集体食宿，各种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要求加强。
这就为民兵开展活动，增加了更有利的条件。
据采油四部女子采油队民兵连的不完全统计，她们每年利用集体食宿的方便条件，开展教育训练活动，每人达二百个小时以上。

大庆结合生产、专业大办民兵，并不排除必要的短期脱产的集中训练。
今年五、六月间，为了准备和参加沈阳部队组织的民兵高炮实弹射击考核，经大庆党委批准，动用一部分车辆、物资、器材，让一些民兵高炮分队脱产训练了四十多天。
广大民兵在“大干快干拚命干，三天任务两天完，腾出一天搞训练”的口号下，赶出一定的时间，保证了重点训练课目的完成。

大庆民兵这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以来，全油田已有十八万七千三百多人次参加了五大技术和“三打三防”训练，其中有十二万六千多人进行了实弹射击，一万三千一百多人进行了手榴弹实弹投掷，总评成绩均在良好以上。
还有十六个高、地炮分队进行了实弹射击和战术训练，不少民兵干部学会了班、排、连的攻防战术。
大家都兴奋地说：大干社会主义，确实为民兵建设创造了从来没有的有利条件。
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更多更新的办法，民兵工作是不难做好的。

一种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

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大办民兵，各级武装干部和民兵干部要有一种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快上的革命作风。
大庆的武装干部说：“没有铁人精神，做不好民兵工作，缺乏奋发大干的劲头，大办不了民兵。”
大庆各级民兵工作干部坚持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武装自己，用大干社会主义的标准检查自己，用“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要求自己，把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精神，运用到民兵建设上，推动着民兵工作胜利前进。

采油四部武装部，是在大干中学“铁人”，努力做好民兵工作，多次受到上级表扬的“排头兵”。
武装部长田正发，身患几种疾病，但他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
早上他带领民兵出操跑步，晚上和民兵一起学习，劳动间隙还积极组织民兵苦练杀敌本领。
一次，他顶风冒雪，到三大队去了解民兵工作，往返三十华里，回来时满身冰霜。
当同志们劝他要注意身体，少往下跑时，他回答说：“六十年代铁人为了打出会战第一口井，带病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今天我要把铁人那股劲头，用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兵建设上。”
在领导带头下，这个武装部的八名同志，近一年多来，平均每人下基层一百二十八天，参加会战七十六天。

钻井武装部副部长高金干，用“三个面向”、“五到现场”的标准要求自己，井打到哪里，他把民兵工作做到哪里。
民兵身上有多少汗，他身上有多少汗；
民兵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有多少油。
去年他一连四个月跟随被称为油田“野战军”的一二六八钻井队上前线，一面发动民兵大干社会主义，一面抓紧时间开展军事训练，切实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人们都称他是一位好干部。

前几年大庆武装部在“四人帮”及其在大庆的帮派体系干扰破坏下，严重地影响了武装部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武装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他们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同时，学大庆，学铁人，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他们不仅尊重大庆党委的领导，有事认真向大庆党委及时请示汇报，听从党委的招呼，而且注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民兵工作经验，工作面貌也开始改观了。

武装部干部深入基层，和民兵实行“三同”，不仅及时发现和解决了大干与大办中的问题，还总结了一套民兵工作的经验。
他们提出：“要自觉摆正位置，服从党委领导，不当老大参谋；
会做民兵工作，又会做中心工作，不当缺腿参谋；
深入基层，苦干实干，不当甩手参谋”。
过去有的同志由于不深入基层，不了解生产和民兵工作情况，常常不能为党委当好参谋，工作做不好时，还埋怨党委不重视。
经过深入基层，实行“三同”，情况改变了。
大家很有感受地说：“民兵建设搞不好，不怨天，不怨地，就怨参谋当的不得力。”
“不是党委心里没有‘枪’，光有‘油’，而是自己工作不会抓火候。”
“光喊嗓子玩嘴皮，不如自己做出好样子。”
一个坚决响应华主席关于“大庆还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军”的伟大号召，狠批“四人帮”，以铁人为榜样，革命加拚命，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大办民兵的新热潮正在形成。
不少单位为进一步在大干中发挥民兵的突击作用，制定了新的计划；
不少单位对大干中如何坚持大办民兵，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家决心在大干中进一步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通讯员 武保忠、王世瑛 《东北民兵》记者 罗达奎 本报记者 冀景华、郑训

大庆民兵既是油田的建设者，又是油田的保卫者。
图为民兵在井上巡逻。
武保忠、赵乃良、郑训摄

曾受到华主席接见和赞扬的油建一部先锋五队民兵连长阎永凤在介绍射击经验。
武保忠、赵乃良、郑训摄（照片）

作者：李枝龙范广礼张文龙

贯彻军委会议精神以来，许多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把主要精力放到民兵工作上面，大批领导干部深入民兵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在新时期民兵工作的新问题、新变化，从实际出发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湖北省军区领导同志深入实际

考察民兵连队“三落实”情况

本报讯 前一段时间，湖北省军区接到一个县武装部的一份报告，说全县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的民兵连队达到了“三落实”先进单位的标准。
军区党委派副司令员周忠甲带领工作组前往实地考察。
他到县以后，从三个公社选择了九个“三落实”先进民兵连队，按照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和军事落实的要求，一项一项进行检查。
他和工作组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对九个单位逐个检查。
结果，只有三个连队符合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的标准。

回到县里，周副司令员召集武装部领导、机关干部座谈，找出降低标准的原因：一是制定规划不切合实际；
二是领导不深入调查研究，下面评出多少，上面就批准多少；
三是武装干部业务不熟悉，工作搞不上去。
经他指出后，县武装部党委重新分析了全县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的情况，制订了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民兵建设的规划。
（李枝龙）

金华军分区领导同志到基层蹲点

研究大办民兵的新经验

本报讯 浙江省军区金华军分区司令员许伯言带领工作组在江山县贺村公社蹲点四个多月，认真研究新时期办好民兵的问题，推动了全分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

许司令员蹲点之前，跑了好几个县。
一些人武干部反映：现在各行各业大干快上，民兵工作排不上队，插不上手。
一月十五日，他带领工作组到贺村公社去蹲点。
当时贺村公社“一批双打”即将全面铺开，大部分劳动力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
他立即把大家撒下去搞调查研究，倾听社队意见。
工作组通过广泛了解，得到一个深刻印象：群众最关心的是“一批双打”怎么搞彻底，粮食生产怎么搞上去。
许司令员根据这个情况确定一条方针：民兵工作不能撇开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能离开党的中心工作。
大办的基点一定要放在大干上。
于是，他亲自帮助这个公社的幸福大队研究制订出园田化规划，并派人参加开发黄土丘陵和田间管理。
“一批双打”全面展开后，他们热情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结合运动对民兵干部进行了考察和整训，穿插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打开了民兵工作的局面。

今年三月，贺村公社民兵团参加了开发淤头大山的大会战。
许司令员和工作组组织民兵干部练指挥，利用往返途中练行军，利用劈山炸石练爆破，利用野炊、物资供应练后勤。
民兵在生产斗争中的突击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原定二期工程一次完成，民兵的军事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
工程结束后，他们总结了这次结合会战对民兵实行全面训练的经验。
许司令员说：在大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往往成建制地使用民兵，光象过去那样在田头地边架着枪、休息间隙瞄几下远远不够了。
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等于一个集团军作战，为大干大办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在新形势下大办民兵要做到这样三条：大干之中结合练，相对农闲集中练，零星时间分散练。

（范广礼、张文龙、李国桢、陈明章）

据新华社六月十八日讯 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名义，西班牙驻中国大使何塞·拉蒙·索布雷多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贸部长李强，文化部长黄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

卡洛斯国王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我谨代表我们大家向你们表示最热诚的感谢，不仅感谢你们在我们逗留北京期间给予我们的一切关怀，而且特别感谢你们的关怀所体现的友好精神，正如几天前我在人民大会堂所说的那样，这种友好精神是密切我们两国关系的明显标志。”
卡洛斯国王在谈到他和华国锋总理、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的重要会晤时说：“我们不仅本着上述友好精神而且怀着在许多国际政治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思想的信念肯定了两国的关系。”
他说，“来北京之前我也了解到新中国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这几天在参观北京一些地方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证实了这些成就，我们既看到了你们灿烂历史的古迹，又见到了今日中国的现实。”
卡洛斯国王说，“明天我们将去杭州和上海继续参观，了解中国的新面貌，我们将永远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怀念中国。”
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时说：“国王和王后陛下这次来我国访问虽然时间短暂，但意义重大，对今后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访问期间，华国锋总理同国王陛下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国王和王后陛下和叶委员长进行了亲切的会见。
我们双方在会谈中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诚挚地交换了意见。
正由于我们面临许多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我们很自然地具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双方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
他说：“通过国王陛下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大大加深了相互了解，而且使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具有更丰富的内容。
作为这次访问的具体成果，双方将签订的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显示两国友好联系的纽带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得到加强。
两国关系的前景是美好的，令人鼓舞的。
我们深信，国王陛下访问期间同我们共同栽培的友谊之花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邓小平副总理说，国王和王后陛下前往杭州和上海之后，将圆满地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请国王和王后陛下回国后把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带给西班牙人民。

宴会始终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

栏目：祖国在跃进

漠河——我们祖国最北部边疆上的一个小镇，被称为我国的“北极村”。
这里有三个自然屯，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里。

漠河冬季长达八个月，无霜期只有五六十天。
居住这里的人们，历史上没有耕作的习惯，主要以采伐木材、狩猎、打鱼为生，解放初期，粮食都是靠国家从内地运去。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漠河发生了巨变，出现了一代新农民。
三个自然屯组织了漠河农村人民公社，人们用镢头开垦了一万八千多亩土地。
每年春天，社员们踏着未融尽的积雪开始春播，让庄稼最充分地接受阳光。
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
收获的粮食，除了自给外，每年向国家交售十几万斤。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这里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
过去只有渔网、猎枪的漠河人民，如今有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多种农业机械，全公社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漠河交通状况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九年前，漠河还没有一条公路，报纸半年才来一次，人们去县城呼玛一趟，来回得步行一个月。
一九六九年，这里修通了嫩（江）漠（河）公路，不久，横贯大兴安岭林区的嫩林铁路又延伸到她的身旁。
公路和铁路建成通车，使漠河迅速改变了面貌，成了一坐欣欣向荣的新城镇。
这里先后建设起发电厂、机械制砖厂、农具厂等企业，出现了一代新的产业工人。
入夜，漠河的电灯光与繁星辉映，广播喇叭送出了来自北京的声音。
遇上公社电影队放电影，广场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这一切，使居住在祖国最北疆的人们亲切地感到：“北极村”离祖国的心脏——北京更“近”了。

栏目：祖国在跃进

在波涛汹涌的东海上，有一个四季常青的海岛——浙江省玉环县大鹿山岛。
十五年前，这儿还是一片寸草不生、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远远望去，好似是一只“花斑鹿”。
而现在，岛上树木参天，绿荫覆盖，“花斑鹿”变成了一展翠羽丰满的“孔雀”，跃跃欲飞。

那是一九六三年，玉环县来了五名工人、知识青年和技术员。
他们怀着绿化祖国海岛的雄心壮志，在这里扎下了根。
岛上的五千亩林地，洒下了他们的汗水；
满岗遍坡的一百多个品种的树木，倾注着他们的心血。

岛上有桔、桃、梨各种果树，还有南方的银桦，北方的榆树；
有可作药材的白术、川梿，还有日本的花柏、柳杉，澳大利亚的荆树、海参松。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赠送给我国的红杉，也在这里安了家。

当年只有五名拓荒者的小岛，如今已发展成有二十一名职工的玉环县林业基地。
工人们利用工余时期开荒种地，下海捕鱼，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猪羊成群，鱼虾满仓。
他们不仅做到蔬菜肉食自给，近年来还向国家上缴了一万多斤粮食。
每年春季，是大鹿山运送树苗最繁忙的时节。
一艘艘机帆船乘风破浪，驶向海岛，载走了岛上创业者们精心培育的树苗。

愿祖国万里海疆出现更多更美的常绿岛。

栏目：祖国在跃进

天上飘落云万朵，

花花白白挤满河；

为何风吹云不散，

原是公社养的鹅。

这是流传在湖南省武冈县农村的一首牧鹅歌。
武冈县位于资江上游，境内多丘陵，水草丰富。
这里出产一种鹅，体型很美，嘴、脚都是紫铜色，人们习惯叫它铜鹅。
这种鹅生长快，小鹅半年就可以长到十五斤重，它的肉味鲜美，羽毛细软。
作为食品家禽，畅销国内外。
武冈县商业局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粉碎了“四人帮”，养鹅事业得到了大发展。
一九七七年全县出售铜鹅二十多万只，比一九七六年多五万多只，现在存笼种鹅有十三万多只。

武冈县养鹅事业的发展，反映了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巨大威力。
“四人帮”横行时，农村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社员不敢搞副业生产。
当时武冈农村也流行一些说法，什么“鹅婆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还有些社队变相限制养鹅。
因此好多社员不养鹅，鹅鸭存栏数大幅度下降，一九七五年全县铜鹅减少十万多只。
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武冈县委采取开大会、发指示、印广告广泛宣传发展家禽生产的重要意义，在大力办好国营鹅场、社队集体鹅场的同时，积极扶植社员家庭养鹅。
收购活鹅和羽毛时，全县又普遍实行了奖励政策。
这样，社员养鹅的劲头又高起来了。
龙溪公社连山坪大队，去年平均每人养鹅三只多。
（均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在跃进

美丽富饶的四川省内江市，依山傍水，江流环绕，是沱江冲积而成的一片绿洲。
这里田肥土沃，气候温湿，盛产甘蔗，成了我国西南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
内江出产的蜜饯、寸金糖、花蛋糕和奶油玫瑰糖等一百多种糖食品，畅销四川各地和省外，有的远销东南亚。
内江市因而被人们誉为“甜城”和“蜜饯之乡”。

“四害”横行时，内江的蔗糖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种植甘蔗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生产出口的糖食品被诬为卖国。
结果，甘蔗产量下降，蔗糖和糖食品供应减少，“甜城”一度不甜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内江迅速走向大治，去年的蔗糖产量比一九七六年猛增两倍以上。

走进内江市食品厂，阵阵甜香扑鼻而来。
保管室里堆放的糖食品象一座座小山。
食品厂生产的糖食品已由一九七六年的二十多种增加到一百多种。
中断多年的传统产品已恢复了生产。
在内江市宽阔的街道两旁，糖果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糖果、蜜饯、糕点和甜食品罐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甜食店里，热腾腾的糖包、甜饼甜馒头、白糖酒糟鸡蛋……，吸引着一批批的甜食爱好者。
多年不见的流动食品小车，一字儿排列在火车站台上，将一袋袋“甜城饼干”、“甜城糖果”等供应过往的旅客。

栏目：祖国在跃进

北京市玉渊潭公社初步建成一座二十八亩半的大型蔬菜温室。
这是社员准备运菜进城。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越南当局一再攻击中国就旅越华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煽动宣传”，而且拒不接受他们关于“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
然而，究竟是谁挑起争端，进行煽动宣传，而且宣传的规模越来越大呢？
请看事实。

第一，在旅越华侨问题上究竟是谁挑起公开争端的？
是越南当局，不是中国方面。
早在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当局就开始了排斥、迫害华侨的行动。
中国方面珍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了争取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公开揭露；
一九七七年初，越南当局以“净化边境地区”为名，驱赶很早以前就从中国移居越南的边民，中国方面也没有公开揭露；
随后，越南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迫害和驱赶华侨，中国方面继续争取通过内部协商解决，未予公开揭露；
直到今年四月，事态急剧恶化，中国方面仍然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
可是，五月四日，越南方面负责人员竟公开发表谈话，歪曲事实，妄图把大批驱赶华侨的责任强加给中国方面，从而扩大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了中越关系。
只是在这个五月四日谈话的二十天以后，而且是在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回国的人数继续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侨务办公室发言人才不得不在五月二十四日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讲明事情真相，以正视听。

第二，论“宣传规模”，中国则远居越南方面之下，不能望其项背。
从五月二十四日到六月九日的半个月中，新华社不过发了十几条关于回国难侨的新闻报道；
到六月九日为止，无论是中国的通讯社、电台还是报纸，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华侨问题的评论、文章。
越南方面则不然。
同一期间，越南《人民报》、《人民军队报》、《新河内报》、“越南之声”电台都一齐出动，它们除采用越通社的反华报道外，还都一再发表文章、评论，连续登载越南当局组织的反华集会的报道。
它们还搜罗苏联、古巴等国支持越南当局排华、反华的言论，予以转载。
真可谓连篇累牍，不遗余力。

五月二十七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建议停止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煽动宣传”。
从这时起，他们是否收敛一点了呢？
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内，上述越南三家报纸以及通讯社、电台分别发表的反华文章、评论、报道等共达一百五十多篇，平均每天达十一篇以上，数量比以前增加，反华调门也日益升级。
这对所谓“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真是自我讽刺。
只是在河内的宣传机器开动到了发热的地步以后，中国《人民日报》六月九日才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员文章。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尊重事实。
我们历来主张摆事实、讲道理。
在上述时间内，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完全是阐明事实真相，如实地报道难侨的遭遇。
可是，越南当局在他们的宣传中却使用了谩骂、诽谤和造谣的手段，强给中国戴上“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国际反动势力”等帽子，攻击中国“站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要恢复“帝国主义玩弄‘炮舰政策’的时代”。
此外，越南《人民报》等还多次发表小品文和讽刺诗，搜索枯肠，用一些最恶毒的词句，攻击中国“狡猾奸诈”，“犯了大罪”……。
这些宣传不仅掩盖越南当局反华、排华的事实真相，歪曲中国在越南华侨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而且全面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明目张胆地挑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
究竟谁在进行“大规模的煽动宣传”，不是一清二楚的么？！

还有必要指出，越南当局的反华宣传并不自今日始。
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们就一直处心积虑找各种题目做反华文章，破坏中越关系，借古讽今，影射中国要“侵略”越南，宣传“北方的威胁”，如此等等。
对这些，我们以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从来没有搭理过。
现在，在越南当局反华行径严重升级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报道一下受难华侨的遭遇，似乎就成了“煽动宣传”的罪过。
越南当局自己过去连篇累牍地影射攻击，现在大张旗鼓地公开煽动反华，他们已走了十一步，我们仅走了一步。
可是他们却想堵住人家的嘴，不许中国说明事实真相，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这里人们不免要问：越南当局在大规模地进行反华宣传之际，却装腔作势地提出“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这样的“建议”除了它本身就是煽动宣传以外，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新华社六月十八日讯）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六月十八日电 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波托查尔上将，六月十七日晚举行宴会，为即将结束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饯行。
代表团团长杨勇，副团长廖汉生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极其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自始至终充满了中南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情。
双方频频举杯祝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祝贺两国军队合作的不断加强。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人民军副总参谋长伊·拉达科维奇上将，总参谋部防化兵部部长约·亚基奇中将，联邦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奥·弗尔塔尔少将，人民军装甲兵司令斯·本契奇少将，人民军炮兵司令伊·特尔博维奇少将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据新华社六月九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安哥拉的五千名古巴占领军在直升飞机、米格战斗机和侦察机的掩护下六月四日开始向比耶、万博和宽多库邦戈等省的安哥拉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遭到游击队的英勇反击。

这是古巴占领军近几个月来对安哥拉游击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行动。
在古巴占领军的地面和空中部队的射击和炮轰下，无辜的安哥拉人民遭到大屠杀，伤亡严重。

安哥拉游击队对古巴占领军的进攻开展了英勇顽强的反击。
据报道，游击队仅在万博城的一次战斗中至少打死了四十二名古巴士兵。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三一○部队政治部原主任李家和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成都逝世。
李家和同志一九三四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一岁。

据新华社六月十四日讯 纽约消息：提前出版的六月十九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该刊记者写的一篇古巴纪行，叙述了他在古巴的两周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古巴武装干涉非洲给国内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和影响，以及古巴人民对自己的子弟被送往非洲为苏联火中取栗而表示的愤恨情绪。

这篇文章写道：古巴受控制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极少提到古巴在非洲的出现。
父母很少谈起他们在安哥拉或埃塞俄比亚的儿子。
一些家庭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只是默默地哀悼。

“人们抱怨食物短缺，认为这是由于不断把人力和物资输送到非洲的结果。”
文章援引了一位古巴家庭主妇概括反映许多人的共同感情的谈话，她说：“谁真的想到非洲去？
年轻人害怕去非洲……”“我们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沮丧。”
文章说：“谁要是拒绝官方的指示，他就失去继续受教育的希望，失去工作、住房，或其他一些额外补贴。
一个上年纪的人说：‘我的侄儿们拒绝去非洲，他们就被赶出了学校。
还有的人就因此而丢了工作。
’

“那些对物资缺乏感到厌烦、为不讲效率而感到丧气或是不愿意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派往非洲的人们，只能私下发发牢骚。”
文章写道：“古巴在战场上的伤亡情况是这个国家控制得最严的机密。
但是，据当地经常传播的可靠的小道消息透露，古巴在非洲的损失是‘惨重’的。”
文章在谈到古巴人民对苏联的看法时援引一位工人的话说：“他们（俄国人）对我们的援助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并不喜欢他们。”
被援引的另一位工人的话说：“我们的政府希望我们喜欢俄国人。
但他们却很粗野和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