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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必须学习好、领会好华主席和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要紧紧抓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落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任务，以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这个中心议题。
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要认真研究部队的实际，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

新华社六月九月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中心议题，于六月六日胜利闭幕。

这是我军政治工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也是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政治工作的罪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军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我军政治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通过这次会议，把从古田会议以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战争年代的水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提高，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这对于保证我军在新的长征中高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胜利完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是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会议期间，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
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两次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奋斗，是党在新时期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叶副主席在重要讲话中，以我军五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切身经历，深刻阐明了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邓副主席在重要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
这三个重要讲话，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对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到会作了国际形势报告。

会议期间，代表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周总理生平事迹展览。
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军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更加激发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政治工作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我军建设的责任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主持了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领导和保证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任务，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韦国清同志说：过去打仗的时候，政治工作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是很明显的。
现在，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打现代战争，准备对付高度现代化的凶恶敌人，政治工作怎样保证提高战斗力呢？
军队的战斗力是多方面构成的，提高政治觉悟出战斗力，苦练战术技术出战斗力，优良作风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严格纪律出战斗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出战斗力，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战斗力。
政治工作如何从各方面发挥作用，在平时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韦国清同志的报告着重指出：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担负着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
我们要进一步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传统，力争走在新长征队伍的前列。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苏美争霸，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抢在战争爆发之前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一定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实现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

会议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幕。
全军军以上单位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总政机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以高度的热情和政治责任感，集中精力，围绕韦国清主任的报告，采取以小组会为主的形式，联系部队实际，认真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新的重要课题。
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同志的报告，继承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政治工作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优良传统，研究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我们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一刻也离不开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必须同新条件密切结合，着重解决政治工作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的问题。

这次会议的会风正，大家精力集中，思想解放，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一起动脑、动口、动手修改文件，既有广泛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呈现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

会议集中正确的意见，反复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等三个草案和关于召开全军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一师先进代表大会的通知等文件。
这些文件经过中央军委审定颁布以后，将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好章程。

六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时，韦国清同志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他指出，这次会议内容非常丰富。
要把会议的精神传达贯彻好，首先必须学习好、领会好华主席和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吃透会议的基本精神。
要紧紧抓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落实军委提出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以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中心议题。

他要求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把这场斗争继续抓紧抓好。
要在斗争中切实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把作风整顿好，把政治机关、特别是干部部门整顿好。
全军的政治干部，不论是新干部、老干部，都必须努力学习，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领导艺术，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对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

韦国清同志指出，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办法去做。
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要认真分析研究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制定出近期的和比较长远的规划，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有计划地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
我们看各个单位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情况是好是差，不单是看传达贯彻的声势，更主要的是看有没有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有没有具体指导，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是不是见了实效。
他要求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切实转变作风，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从本单位的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要改进文风，不要写那种空洞无物的官样文字，不要讲那种离题千里、无的放矢的空话。

韦国清同志最后说，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有利于我们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我们有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有一大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作骨干，有广大的共产党员、政治干部和全军指战员共同努力，有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政治工作几十年的基础和这次会议制定的一整套章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地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战争时期的水平，并不断发展提高，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新的贡献。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我们作了这么多宝贵的指示，给了我们政治工作这么巨大的支持，现在的条件这么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我们的主观努力了。
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我们前进的步伐就不会慢，而肯定会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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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所谓“在越南的华人”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歪曲事实，倒打一耙，妄图把驱赶华侨的责任强加在中国方面。
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保持缄默。

一、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实际上否认越南存在大量华侨这一客观事实，并且恣意歪曲中越两党关于旅越华侨问题的协议，企图以此为自己对华侨推行歧视、排斥、迫害、驱赶政策进行辩解，欺骗舆论。
这显然是徒劳的。

人所共知，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约有百分之九十居住在越南南方。
一九五五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
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规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国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
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
然而，近几年来，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当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中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吴庭艳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吴庭艳反动政权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外侨身份证一律作废。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南越反动当局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无理作法。
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表示赞同和支持我国的这一正义立场。
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非法行径。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都曾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
可是，在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
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
现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什么，“在越南南方，早在一九五六年，几乎所有华侨都加入了越南国籍。
他们不再是华侨，而是华裔越南人”。
这样，越南南方的一百数十万华侨就被一笔抹煞了。
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的。

事实说明，越南方面早已把中越两党的协议破坏无遗，而现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却声言越方“一贯遵守和正确执行”这项协议。
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采取诡辩和抵赖的手法，把大批华侨被驱赶回中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一些“消息”造成的，是“预谋的行动”。
事态的演变充分说明，不是别人，正是越南自己出于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
这是越南方面蓄意破坏中越关系、反对中国的严重步骤。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越南社会上的确流传看不少别有用心的、攻击中国的“谣言”，说什么“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等等。
越南不少官员和公安人员，就把这些“谣言”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
今年初，越南某些外交官员对中国进行过毫无道理的指责和攻击，也说中国边境上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中国“号召进攻越南”。
这同越南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如此相似，绝不是巧合，它恰好说明这类“谣言”是越南方面蓄意制造和传播的。

自一九七七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
同年十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莱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
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
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
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方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
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
近两个月来，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数目逐日增加，四月初每天数百人，五月下旬每天增加到数千人。
到五月底总数已超过十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和虐待是难以尽述的。
一九七七年初，越方以人口普查为名，强迫华侨登记为越南国籍，不少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被剥夺就业和升学的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
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
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打死打伤。
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至于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中国政府对他们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的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
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等方面，都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这是尽人皆知，不容歪曲的事实。

三、由于越南方面不断加剧排华，被驱赶回国的难侨急剧增加，突然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
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需要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
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
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近三十年来，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自己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向越南提供了各方面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甚至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来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对此，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是问心无愧的。

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连续遭到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遇到了非常巨大的困难。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
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亲自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
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
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现在，越方借机对我国援助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种以怨报德的作法，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

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建议越中双方“举行会晤”，解决所谓“有关华人问题的分歧”。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纯系出于宣传的需要。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协商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对于越南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内部协商谋求及时解决，并且为此作了许多努力。
我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希望越南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
但越南方面竟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驱赶华侨，使事态更趋严重。
现在，越南当局一方面继续驱赶华侨，一方面又提出举行会晤，讨论所谓“有关华人问题的分歧”。
越南方面既然否认越南有华侨，说明越方的“建议”完全是虚伪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五、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休戚与共。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同情和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
不断巩固和发展这种革命友谊和团结，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十分珍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尽管近几年来，越南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行动，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国，但是中国方面仍一直照顾大局，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并且再三地向越南领导人诚恳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今天，两国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贯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我们希望，越南方面能够按照自己所表白的那样，言行一致，真正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为重，立即停止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错误作法，不要继续做损害中越人民友谊的事。
（新华社六月九日讯）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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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指战员热切关注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革命精神大振，团结一致进军的热烈气氛中，胜利闭幕了。

我们和全军同志一起，由衷地祝贺会议的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是在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大产生新的中央军委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非常好。
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两次亲临会议，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
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党，对军队政治工作，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是多么的关怀，多么的重视！
到会同志充满了幸福感、光荣感、责任感。
大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华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明确指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号召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
叶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语重心长。
他以我军五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亲身阅历，深刻说明政治工作确确实实是我军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中肯透彻。
他以毛主席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这三个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了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批判林彪、“四人帮”，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它对我军建设对政治工作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会议，是继去年军委会议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它赋予了我们政治工作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这次会议所以是历史性的会议，在于它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我军由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也是一个巨大变化。
无论部队肩负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无论部队的组织状况，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武器装备的改善等等，都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
我们面临的敌人也不同了。
所有这些，都给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如何提高部队战斗力，更是政治工作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不断得到解决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积累下来了，而且有的更突出了。
如果不认识、不研究、不解决新条件下的这些新问题，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搞好，就无法完成新的发展时期党所赋予我军的任务，就不能有效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能确有把握地战胜那个亡我之心不死的凶恶侵略者。
这次会议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了部队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总结了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方向性问题，这对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次会议所以是历史性的会议，在于它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确定了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
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把全军武装起来，保证我军永远属于党，属于人民。
正如华主席强调指出的：“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枪口对准谁，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我军必须搞现代化，而且必须高速度地实现现代化，这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促进现代化。
你是真想很快地把我军现代化搞上去吗？
那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是亿万人民的切身事业，也是全军指战员的切身事业。
不把群众的革命热情激发起来，不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中和组织起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去奋斗，这个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

政治工作就是做齐心的工作，要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大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军革命化现代化的步伐。

这次会议所以是历史性的会议，在于它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对他们在政治工作领域里的恶劣影响，进行了一次大清算。
会议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是卓著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毛主席培育的优良传统的，是团结全军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的。
会议进一步揭穿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彻底推倒了他们强加给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和部队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这真是大快人心事。
砸烂了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清除了他们的流毒，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必将得到迅速恢复，我军的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次会议所以是历史性的会议，还在于重申了必须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
针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
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还谈得上什么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实际情况，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搞片言只语，不仅贻误工作，而且会祸国殃民。
这已经为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所证明。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教导，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严肃指出，那种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那种只能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倾向，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这种错误观点和倾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是一种思潮。
这种人口头上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反和抛弃毛泽东思想。
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是真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看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这个流毒，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这次会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的放矢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政治工作建设的问题，这是在实际行动上拥护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好就好在这里。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会议作了许多宝贵指示，韦国清主任作了很好的报告，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明确了，章程办法都有了。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就看我们的主观努力了。
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岗位光荣。
我们要有一股劲头，下定决心，在三几年内把政治工作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我们要虚心地勤奋地学习，学政治、学军事、学业务、学科学文化；
要向战士学习，向下级学习，向军事干部、后勤干部和技术干部学习，向大庆、向大寨、向全国人民学习；
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政策水平，提高领导艺术和工作能力。
政治工作威信的提高，重要的问题在于政治干部要以身作则，特别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我们要全心全意做好政治工作，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殷切期望，不要辜负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长期抚育和苦心培养。

我们一定要把会议的精神学习好、传达好、贯彻落实好。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首要的是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
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反军乱军篡军，破坏文化大革命。
必须看到，林彪对我军的破坏是严重的。
不揭批林彪，就不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透。
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决不是什么“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保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团结同志，选配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整顿好作风。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照本宣科，不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当个“收发室”，只是照抄照转照搬了事，或则大呼隆，“热热闹闹走过场，轰轰烈烈不落实”，写几篇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说一通不着边际的套话，敷衍上级，应付群众。

另一种是把会议的精神和部队的实际紧密结合，研究分析本单位情况，加以具体化。
党委、政治委员亲自抓，亲自管，亲自作调查研究，订出近期和比较长远的规划，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

我们反对前一种做法，提倡后一种做法。
前一种做法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主席早就批评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后一种做法，才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教导，才是我们的好传统，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究竟实行的是那一种做法，不是看说得怎么样，而是看做得怎么样，看实践，看效果。

同志们，我们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有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几十年的基础，有这次会议上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军委会议以来制定的一整套好章法，加上全军同志的奋发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决不会是慢的，肯定是快的。
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我们要热烈响应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关于“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伟大号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长征中，走在前列，建立新功！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越南当局一个时期以来的排华、反华行径，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惊。
中国人民对越南当局如此恣意践踏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十分痛心，对越南当局放肆进行的反华诬蔑，极为愤慨。

去年年初，越南当局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排斥、迫害和驱赶大批华侨。
今年四月以来，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的行径愈演愈烈，步步升级，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
到六月七日为止，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已超过十一万人。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极尽诡辩抵赖之能事，肆意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欺骗世界舆论，甚至不惜采取嫁祸于人的手法，妄图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

但是，谎言毕竟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

中国政府对于旅居外国的华侨，一向赞成和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的国籍，反对采取强迫他们改变国籍的做法；
凡是已经自愿加入或者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的，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
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对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中国政府有责任加以保护，也希望得到有关国家的保障。
这是中国政府在华侨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对于旅居越南的华侨，也不例外。

越南当局为了替它排斥、迫害华侨辩解，说什么中、越两党在一九五五年曾经商定“在越南的华侨由越南劳动党领导，并且逐步转为越南公民”，似乎中国在旅越华侨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的一贯立场有所不同的某种立场。
这是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蓄意歪曲中、越两党协议的内容。

事实的真相是：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党当时作为亲密的兄弟党，经过交换意见，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应当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的、耐心的思想说服教育工作，按照自愿的原则，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中、越双方商定的这些原则，是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在华侨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的。
现在，越南当局辜负中国方面对越方的信任和好意，把在越南北方的华侨说成是实际上“已经成为越南公民”，从而制造一种虚假的印象，似乎居住在越南北方的华侨，都自动地成了越南公民。
他们根本避而不谈加入越南国籍必须根据自愿的原则。
越南当局这样做，是蓄意背弃诺言，歪曲中、越两党的协议。

尤其荒唐的是，越南当局竟然说什么“在越南南方，早在一九五六年，几乎所有华侨都加入了越南国籍，他们不再是华侨，而是华裔越南人。”
这完全是奇谈怪论。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越南南方还在吴庭艳卖国集团的统治之下。
中、越两党当时商定，关于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待越南南方解放以后，再由双方协商解决。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吴庭艳卖国集团一再颁布反动法令，强迫在越南南方的华侨改变国籍。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方面发表声明，对南越当局违反自愿原则、片面地无理地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并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华侨国籍问题的原则立场。
继我方声明之后，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到六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连续发表文章和消息，支持中国的立场，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阴谋。
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八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多次发表文告，宣布废除南越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和措施，给予华侨以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利。
越南当局过去作出的关于合理解决越南南方华侨问题的大量宣言、保证，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怎么也抹杀不掉的。

但是，现在越南当局却公然向全世界宣告，吴庭艳卖国集团的反动华侨政策，就是它的华侨政策；
竟然宣告它全盘继承南越伪政权强迫华侨入籍的一切反动政策法令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从而把它自己的一切有关诺言、宣言、保证统统作为废纸。
请问越南当局，你们这样把自己同吴庭艳集团放到一起，有什么光彩？
越南当局做出现代国际关系中这种罕见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反而诬蔑中国方面“歪曲越南政府对在越华人的政策”，这决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

不论在越南北方还是南方都有大量华侨，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如果越南当局遵守中、越两党协议的原则，无论在越南北方还是在越南南方，华侨问题都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
但是，越南当局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提请注意和劝告，越来越严重地歧视、迫害华侨，把广大旅越华侨逼入绝境，直到驱赶回国。
这一切，都是越南当局蓄意造成的。

越南当局为了推卸罪责，胡说大批华侨回国是“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谣言”引起的，是“预谋的行动”，是“中国方面导演”的“闹剧”。
越南当局的这种论调，是十分拙劣的捏造。

请问：在越南艰苦的战争年代，旅居越南的广大华侨，同越南人民一起经受了一切严峻考验，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绝无怨言，毫不动摇，没有人要求回国，而在今天却居然会被一些“谣言”所吓倒而大批回国，这种悖于情理的说法，怎能使人相信呢？

而且，既然越南当局说越南社会上流传着这一类“谣言”，那末，越南当局为什么不向华侨讲明中、越双方关于华侨问题的协议，并以自己正确对待华侨的实际行动，来揭露“谣言”的无稽，从而刹住“谣言”，安定华侨？
难道越南当局连区区一点“谣言”都对付不了吗？

事实的真相是：旅越华侨大批回国，不是由于“谣言”，而是由于越南当局奉行排华、反华的既定政策。
“谣言”是有的，然而“谣言”的制造者和散播者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当局自己。
据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揭露，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越南社会上的确流传着不少别有用心的攻击中国的“谣言”，说什么“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等等。
越南不少官员和公安人员就把这些“谣言”作为恫吓和胁迫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
而从越南和柬埔寨爆发边境冲突以来，越南某些外交官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和攻击，也说中越边境上出现了“不正常现象”，中国“号召进攻越南”。
越南的报纸、电台更是长期不断地影射攻击中国，恶化中越关系。
这一切同越南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呼应得如此合拍，充分说明这类所谓“谣言”，是越南当局有计划地精心炮制的。

越南当局表白说，他们对华侨“丝毫没有一点歧视”，“同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华侨的权利相比，没有什么地方的华人受到比在越南更为平等的待遇，没有什么地方的华人享有在越南所享有的权利”。
请问：如果实际情况确象你们描绘的那般“美好”，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竟有十多万旅居越南的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呢？
是他们不愿意在那块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土地上享受你们所给予的“优厚”待遇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一九七七年初以来，越南当局采取种种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歧视、迫害华侨，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和痛苦。
越南当局以人口普查为名，强迫华侨登记为越南国籍。
许多坚持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被剥夺就业和升学的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
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任意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抄查和敲诈勒索。
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华侨家庭衣食无着，无法生存。
这就是越南当局给予华侨的所谓“优厚”待遇！
在这种“优厚”待遇下，华侨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越南当局却宣扬他们“对待华人是仁至义尽的”，真是假仁假义，虚伪到了极点。

越南当局为了掩饰自己在越南南方迫害华侨的罪行，说什么他们在那里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是搞“阶级斗争”，攻击中国反对迫害华侨是“干涉内政”。
这是恶意的诬蔑。
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对象应该是资本家，改造的办法是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黄松最近在日本承认，在越南南方的“华人”，“劳动人民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相当于资本家人数的一百倍左右”。
可见，越南南方华侨的绝大多数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人民。
现在，越南当局除了强迫所有华侨都加入越南国籍外，还剥夺了大批华侨劳动人民的生活资料，然后将他们扫地出门。
这是对华侨的赤裸裸的迫害和掠夺，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越南当局排斥、迫害、驱赶华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但是理亏心虚的越南当局，却装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企图颠倒黑白，嫁祸于人。
明明是他们过去同意了的协议，现在却肆意篡改，甚至矢口否认；
明明是他们自己犯下了种种暴行，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
明明是他们自己精心策划，排斥迫害华侨，却诬蔑是别人“预谋”；
明明是他们自己翻脸不认人，却攻击别人“变了心”；
明明是他们在肆无忌惮地迫害华侨，却装出一副温良恭俭让的面孔要求同中国谈判“华人”问题……。
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做法，是很不光明正大的。

必须指出，越南当局排斥、驱赶大批华侨回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困难。
可是，越南当局却反咬一口，说什么中国要“给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制造困难”。
越南当局这种倒打一耙的伎俩，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人民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战争和战后的恢复建设，节衣缩食，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越南多少援助，越南当局比谁都清楚。
现在你们不仅大肆排华、反华，而且诬蔑中国给越南“制造困难”。
你们这种恶劣的作法，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当局的这种反华行径，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喝彩。
苏联报纸诬蔑中国“扇起”华侨问题、“干涉越南内政”等等。
在越南当局今年四月大批驱赶华侨时，苏联宣传机器配合越南当局迫害华侨，煽风点火，大造舆论，公然把华侨称为“敌人”，并且对迫害华侨表示全力支持。
不仅如此，苏联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消息，大肆造谣诬蔑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妄图挑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苏联的这一切活动，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越南当局排华反华的幕后挑拨者和支持者。

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在硝烟弥漫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两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旅居越南的广大华侨，世世代代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积极参加越南的革命和建设。
中越两国人民的这种深厚友谊，是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在世时亲自培育起来的。
它深深地扎根于两国人民的心中。
不断巩固和发展这种革命的友谊和团结，是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旅越华侨遭受迫害和被驱赶时，许多越南人民给予他们以极大的同情和帮助。
可见越南当局排斥华侨、破坏中越友谊的行径，在越南人民中也是不得人心的。
至于中国人民，我们将继续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不断努力。
我们衷心希望，越南当局迅速停止其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一切行动，不要再做那种有损于两国人民友谊和感情的事。
如果越南当局一意孤行，其结果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新华社六月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少将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卢旺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和合作部长阿洛伊斯·恩塞卡利杰上校，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亚历克西·卡尼亚伦走上校，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长西梅翁·恩特齐利亚约，农业和畜牧业部长弗雷德里克·恩扎穆兰巴霍，公共工程和装备部长费利西安·加塔巴齐，卢旺达驻中国大使塔尔西斯·尼昂德维，以及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其他随行人员樊尚·鲁哈马尼亚、梅奥内斯·利津德少校、伊斯梅尔·阿姆里·苏埃德、昂布鲁瓦兹·穆林当加博、哈乌格万托尔少校、雅克·马尼拉古哈少校、安托万·尼伊林金迪、皮埃尔·克拉韦·加雄巴。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农林部副部长何康，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中国驻卢旺达大使岳良，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罗旭、傅顺和、赵春正、耿志刚、刘和林。

栏目：要闻简报

耿飚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巴驻华大使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六月九日晚上会见即将离任回国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耿飚副总理设宴招待巴基斯坦朋友。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多哥驻华大使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六月九日晚上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多哥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阿那尼·阿卡波—阿亚尼奥。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抵贝尔格莱德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赴南斯拉夫访问，于六月八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贝尔格莱德。

到机场欢迎的有：南斯拉夫人民军副总参谋长伊利亚·拉达科维奇上将、防化兵部部长约热·亚基奇中将、联邦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阿夫古斯特·弗尔达尔少将、空军副司令沃伊斯拉夫·米基奇少将，以及国防部海军部和联邦外交部的代表等。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前往贝尔格莱德途中曾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停留。
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扬·苏查中将以及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有关军兵种负责同志前往机场迎送。
苏查同杨勇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缅军事代表团访问上海后去昆明

缅甸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参谋长觉廷上将率领的缅甸军事代表团，结束在上海的参观访问，六月九日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前往昆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陪同前往。

缅甸军事代表团是六月八日上午由伍修权副总参谋长陪同乘专机从北京来上海访问的。
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举行宴会，欢迎缅甸贵宾。

八日下午，觉廷上将一行参观了海军东海舰队驻上海某部，受到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郑国仲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均据新华社）

作者：安润波/张妙奇

不久前，上级给某团政治处下发了一个政治教育计划，要求用七天左右时间，进行有关军事训练、光荣传统和纪律作风等三个方面的专题教育。
围绕着这个计划的执行，引出了下面一些故事。

研究教育计划时，注意联系部队的实际情况——

不照抄照转 要明确主攻方向

政治处在研究怎样执行这个计划时，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上级咋说咱咋办，照上级指示往下灌就行了。
一种认为，执行上级布置的教育计划，应该联系本团的实际情况，靠出自己落实的具体办法来。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主管教育的徐副政委和大家回顾了以往的教训：有一年，上级布置了老兵退伍教育。
负责教育的同志对上头精神没吃透，对在本团老兵中究竟要解决个啥问题心里没底，就照搬照转“捅”了下去。
结果，教育搞了四天，实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从这里大家看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照抄照转，“上下一般粗”，实际上是对上级指示的怠工，对部队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领导机关是“加工厂”，不是“收发室”。
只有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才是积极的态度，才能解决问题。

认识统一后，大家对部队的现状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部队中作风纪律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考虑到教育时间短，如果不分轻重缓急面面俱到地搞，势必“大呼隆”、“走过场”，于是他们决定，把纪律作风这个专题作为教育的主攻方向，结合进行其他两个专题的教育。

教育计划制定后，注意倾听连队的意见——

不一槌定音 具体执行要因连而异

教育计划布置到连队后，指挥连提出，他们连整顿刚结束，纪律作风专题已经搞过，问题基本解决，这次专题教育是否可以侧重于检查和讲评。
一连提出，他们连纪律作风上的问题干部比战士突出，是否在搞教育时，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干部身上。
这些意见反映到政治处，对大家启发很大，认为：政治教育不能没有统一安排，但也不能框得太死。
我们虽然作出了比较切合本团实际的教育计划，但各连情况有差异，不能一槌定音，应该让下面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本连实际作必要的调整。
这样，才能使教育的针对性更强，联系实际更紧，教育效果更好。
他们把这些想法向团党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支持。
四名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连队，用两天时间进行了调查摸底。
然后，根据每个连的情况，重新作了研究，本着基本统一，允许因连而异的原则，在教育的内容、方法、时间、步骤上作了适当的调整。

教育计划实施中，做好过细的工作——

不“浮”在上面喊 要“沉”到下面帮

教育一开始，在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政治处组成了十七人的联合工作组，分头下到各连，着重抓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帮助连队找准受“四人帮”流毒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解剖典型事例，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分清是非，拨乱反正；
二是启发战士自己教育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三是引导大家边学习、边整顿、边改进，巩固教育成果。
过去，二营指挥连有的干部与营里的关系有些紧张。
工作组来到连队，和大家一起剖析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劳动，指挥连和另一个连队劳动质量都不符合要求，营长来到指挥连，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
指挥连的干部想：两个连队都有缺点，营长干嘛先批评我们，这不是吃柿子先拿软的吗？
当场就跟营长顶起“牛”来。
典型分析时，工作组引导大家用革命导师关于革命权威的论述，批判“四人帮”鼓吹的“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服从命令是“小绵羊”等反动谬论。
同时联系思想实际，谈危害，挖根源，肃流毒，使干部战士受到深刻教育。
大家认识到领导上的批评，是对工作负责，是对干部的教育和爱护，于是自觉地检查了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的缺点。
在此基础上，党支部和各班排分别制定出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措施。
从此，干部战士服从命令，尊重领导，执行任务不打折扣，落实规章制度毫不含糊。
在最近的轻武器第二练习训练中，他们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恶劣天气里摔打，实弹射击取得了优秀成绩。
全连同志共同努力，其他各项任务也圆满完成，受到上级的表扬。
（安润波、张妙奇）

栏目：编后

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当“收发室”还是做“加工厂”，两者的差别就在于结合还是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
这个差别所反映的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还是一切从词句、概念、本本出发，使理论与实践脱离。

某团政治处的事例说明，要使政治教育出成果，工作见成效，正确地解决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把上级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的任务，就是搞好这种结合，当好“加工厂”。
不搞这种结合，对上级指示照抄照转，脱离本单位的实际，上级指示便成了一纸空文，不但不能发挥指导工作的作用，相反，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就是当“收发室”的恶果。

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领导机关不是天天都在贯彻上级的指示吗？
不是都希望把上级的每一项指示落到实处吗？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经常问一问自己：我们是去做“加工厂”呢，还是去当“收发室”？

作者：张炳新/陈锡祥

本报讯 昆明部队某团六连党支部，积极加强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家热情帮助军事技术差的同志，充分调动各种人员的练兵积极性，训练搞得越来越好。

六连三排是全团军事训练搞得比较好的单位。
排长尚兴建热情高，劲头足，但缺乏组织训练的经验，不善于做成绩比较差的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了这些同志的练兵积极性。
全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进行了三次实弹射击，成绩一次比一次差。

党支部及时研究了三排的情况，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
在指导员、副指导员不在家的情况下，支委会决定由副支书、连长赵炳双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并针对前一段在组织领导训练上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制定训练指标，要因人制宜，留有余地，照顾大多数；
对训练成绩不好的同志，要进行具体分析，加强教育，多给帮助，以表扬为主：开展包教保学、互教互学活动。

方法不同，效果就不一样。
在最近的一次实弹射击训练中，赵连长和尚排长首先组织大家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训练的罪行，讲清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启发大家自觉练兵。
有些同志射击成绩不突出，但只要有所进步，就鼓励和表扬。
新战士何志岗射击时，九发命中六发，刚够良好成绩。
可是赵连长考虑到，他上次实弹射击打了光头，相比之下，进步很大，就当场表扬。
七班副班长李国安射击成绩不及格，低着头走出射击地线，赵连长对大家说，他过去使用步枪，射击成绩一直很好，现在当了副班长，使用冲锋枪不到一个月，成绩上不去是暂时的。
这时，李国安越听越坐不住了，不声不响地在队伍一侧自动练习瞄准。
由于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整个射击场热气腾腾，越打劲越足，越打越想打，一个班比一个班打得好，全排取得优秀成绩。

（本报记者 张炳新、陈锡祥）

作者：叶洪海
栏目：党的生活青年思想讨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青春？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一些青年战友来信，叫我谈谈怎样在普通战士的岗位上，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贡献。
最近，从《解放军报》上又看到郑新怀同志的文章《养猪、做饭算不算做贡献？
》面对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我的心情很激动。
我想，在新的长征路上，青年战友们都在思考，怎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事业。
这对我也是个很大的鞭策啊。

我觉得，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斗争中，不存在那个工作岗位不能做贡献的问题。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作岗位的不同，只是一种革命分工。
党和国家按照革命需要，分配给每个人适当的工作。
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不管他能力大小，本领强弱，包括英雄、模范，都只能从事自己分担的一份工作。
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责任，没有任何一项革命工作与此无关。
我们一个普通战士，所从事的一份工作，比起千百万群众共同的宏伟事业来固然是很微小的，比起那些著名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来也是平凡的。
但是，它与革命的全局，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正如一架庞大的机器不可缺少千百个螺丝丁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实现总任务做贡献。
我们在普通战士的岗位上，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也是在为实现总任务做贡献。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真正懂得自己工作的意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砖添瓦。
郑新怀同志不辞辛苦，费了心血，在养猪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荣立了三等功，这不就是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实际的贡献吗？
那种认为养猪、做饭不算什么贡献，或者把这种工作看得低贱，把别的什么工作看得很高贵，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不切合实际状况的。
正确的看法应该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能为革命做贡献。

那么，在平凡的岗位上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创造，就不能做出卓著的贡献呢？
也不是的。
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我见到了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
他们中好多人开始并不是专门搞科研的，而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悉心研究，有所创造，取得显著成绩，被推选出席科学大会的。
实践告诉我们，七十二行，行行有学问，行行出人才，行行出“状元”。
平凡岗位大有作为。
这里的关键是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敢于打破常规，勇于革新创造的精神。
我刚当饲养员，也觉得这个工作很平凡，每天挑上泔水，拌好饲料，喂喂猪就行了。
但仔细往里钻，就钻出问题来。
那时候，我们是按照“养猪一口，用粮八斗”的老办法，拿粮食喂猪的。
我就想，这个老规程能不能改一改，省点粮食？
听到邻县用黑曲霉发酵饲料喂猪，我就去学习。
但是，黑曲霉制作过程太复杂，不利于向群众推广。
我就给自己提出了创制新曲的任务。
在那艰苦攻关的日子里，一个问题缠住了，有时一整天吃不下一碗饭，一整宿也睡不成觉。
三个月，我体重明显下降了。
为了观察霉菌的生长，试验最紧张的时候，我三天三夜没合眼，一直守在曲合旁边。
我体会到，即使是在极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研究，去解决。
有不少事情，看来以为简单、平凡，可是，实际上它存在着自身的规律，隐藏着科学的奥秘。
只有下苦功夫研究，真正钻进去，才能找到打开奥秘的“钥匙”，才能有所突破，创造出显著的成果。
相反，如果不安心于本职工作，见异思迁，或者不愿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梦想着在一个早上就会得到惊人的成功，那是永远也不会得到的。
我们青年人应该做有理想有抱负的实干家，不做脱离实际的空想家。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中，我一定和同志们一道，共同努力，不断前进。

作者：芦天义
栏目：党的生活青年思想讨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青春？

最近，在和一些青年战友讨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青春”这个问题时，常听到有的同志讲谁比谁的贡献多，某项工作比某项工作贡献大。
有时，还为此争论得很热烈。
的确，贡献不可不比，特别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一个比赛”，看看谁的贡献大。
但是，贡献应该怎么比呢？

比贡献，首先要在服从革命需要的前提下比。
我们的革命，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运动。
革命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打开革命老前辈们的履历表看看，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干过多种多样的工作。
即使是青年一代，象雷锋同志，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由于革命的需要，就曾干过公务员、拖拉机手、推土机手、汽车连司机等多种工作。
大庆一位老工人曾自豪地说：“在咱们大庆，人人都懂得他干的工作是为革命做贡献。
扫地的把地扫好了，是做贡献；
烧茶炉的把开水烧好了，又省煤，也是做贡献。
一个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做啥也浑身是劲。”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
我们革命青年唯有象雷锋和大庆人那样，使个人的兴趣、爱好自觉地以革命的需要为转移，才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党所分配的岗位上做出最大的贡献。
反之，革命需要你做这种工作，你不愿意，革命需要你做那种工作，你又不称心，一切都要由着自己的兴趣来，把革命需要抛在脑后，贡献问题还从何谈起呢？

比贡献，重要的是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
我们的时代，有黄继光式的英雄，也有雷锋式的英雄，有科技战线上的尖兵，也有生产战线上的模范。
岗位不同，条件不同，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却是一样的。
正由于有了这种精神，他们不论在革命或建设中，不论在激烈的战斗或在平凡的工作中，都可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雷锋日记》里有一段话说：“……至于各人自己历史的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是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也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人对革命事业贡献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他是否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否能够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上。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做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有些人空怀做大贡献的良好愿望，却不去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常常感叹“平凡”的环境使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照雷锋同志的事迹，我们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是不对的。
祖国到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用武”之地，每项工作都可以做出不平凡的贡献，问题只在于你愿意不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比贡献，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有的同志标准低，比的结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就迷惑了自己，找不到真正的差距，心安理得了。
甚至还有的人认为，自己贡献给人民的已经“有余”，而人民给予自己的反倒“不足”，这就更不对了。
一个有志于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贡献青春的革命战士，应该具备不断革命的精神，在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做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雷锋同志说得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让我们用雷锋的话不断勉励自己吧：

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

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作者：赵平龙
栏目：党的生活青年思想讨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青春？

我一九七三年入伍后，被分配在军办水泥厂化验室工作。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较快地掌握了化验技术，做到取样迅速，化验准确，报数及时，不出差错。
完成本职工作后，我觉得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多做点贡献。
我便遵照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教导，利用工作的余暇时间，长期坚持为革命拾废品拣破烂，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五年来，拣破烂的收入上交财务部门共一千七百多元。
我还学会了补鞋技术，先后为同志们补鞋一千二百多双。
领导上为了鼓励我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给我记了三等功，还把我评为厂里的节约标兵。

我做这些平凡细小的工作，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什么意义呢？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
国家建设的巨额资金，要靠我们一分一文地积累。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到一九八五年的这八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
“总和”，不就是各行各业，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吗？
作为个人，拾废品每天上交几分钱只是个小数，要是乘上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上九亿，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这样一想，我从“总和”里看到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也进一步懂得了做好细小平凡工作的意义。

作者：裴义红/周兆杉
栏目：党的生活

被评为学习雷锋、“硬骨头六连”先进集体的八三一一一部队三连党支部“一班人”，坚持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相支持，彼此谅解，增强了革命团结，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心怀全局方能谅解

有一回，三连正根据上级指示准备迎接军事训练考核，领导上又布置搞年终工作总结。
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连长谢兆歌感到训练任务很紧，就对指导员颜玉荣说：“能不能向上级请示一下，把年终总结往后推，等考核完再搞。”
颜指导员说：“年终总结是上级统一布置的，连队搞完营里就开党委会研究各连总结情况，咱连往后推怎么行呢。”
这样，军政一把手，一个强调抓训练，一个坚持搞总结。
谢连长感到指导员不体谅搞训练的难处，就冲着他来了一句：“你就是会跟别人争！”
谢连长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发了火以后，总要想想错在那儿。
他想：考核和年终总结都是上级的指示，都挺重要，都应很好地完成，怎么能光强调自己分管的训练工作呢。
再说，通过搞总结评比，调动积极因素，对训练也是个推动啊！
这当儿，颜指导员也在想：连长抢时间抓训练，是为了借上级考核这股东风，把连队的军事训练搞上去。
自己是个政工干部，考虑问题应该立足全局，想着整体。
连长性急发火是缺点，但出发点还是为工作，自己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难处体谅不够，也有责任。
这么一想，两个人的气都消了。
他们主动凑到一起，商量着用两个半天加晚上时间搞好年终总结，其余时间全力搞训练。
由于安排得当，总结和训练各得其所，八个训练课目考核结果，六个优秀，两个良好。

编者按

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三连有头母猪，连续五次未配上种。
副连长朱正太提议，母猪光吃食不下崽，不如阉掉养肥。
大家经过研究同意了副连长的意见。
碰巧，就在母猪第六次配种不久，连队要外出执行任务时，朱副连长嘱咐留守的同志办这件事。
结果，留守人员没有观察母猪是否怀孕，就请来兽医，那知，割开一看，母猪肚里竟有了六只小猪。

谢连长得知这消息，很心疼。
连队只有这一头母猪，已经怀上猪崽，又给阉掉了，以后小猪崽从那里弄？
他越想越气，便当着全连干部战士的面，把副连长批评了一顿。
朱副连长本来也在心痛猪崽，又受到连长的批评，有点窝火。
他想，阉猪又不是我自作主张，决定的时候也有你连长的份。
他真想跟连长辩辩理。
冷静一想，不对。
自己是分管副业生产的，母猪有崽自己还不知道，说明工作不细，应负主要责任。
想到这些，副连长心里亮堂了许多。
一阵风波过后，谢连长也感到不该发火，便主动找副连长作自我批评：“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把阉猪的责任全推到你身上是不对的。”
朱副连长也说：“你这把火烧得好，烧出了我工作作风不扎实的毛病。”
两人又商量了连队怎样养好猪的问题，心情都觉得愉快了。

编者按

理直也要心平气和

一次，支委会上研究党员发展对象。
一、二、三党小组提出的发展对象，经过研究，认为符合党员标准，都通过了。
轮到四小组时，四排长报了三名同志，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颜玉荣认为用党员标准加以衡量，都还不具备入党条件，应放到下一批考虑。
大家都同意颜玉荣的看法。
四排长听了有点发急，片面地认为指导员对四排另眼看待，不高兴地说：“四排难道是晚娘生的？
我这个排长没法子当了！”
显然，四排长的这个想法不对头。
可是颜指导员并没有简单地给他顶回去。
他想，这是党支部会议，应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
不同的意见讲出来是好的，不正确的地方应帮助提高认识。
颜玉荣心平气和地说：“我工作中缺点错误肯定是有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但我们讨论发展对象要按党员条件办事，符合条件的就发展，不符合的不能迁就，不能搞平均摊派。”
接着，他又让各小组把每个发展对象作全面比较。
比较中发现四排提出的发展对象确实不大够条件。
经过分析比较和支部书记的耐心说服，四排长改变了片面看法，检查了头脑里的本位主义思想，在工作上也有了改进。

编者按

作者：古田路/王志强/赖大桢
栏目：党的生活战争年代党的生活

上海战役中，五连三排补入了一批从敌军中解放过来的战士。
三排党小组立即发动全组党员分头行动，找这些新同志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历史情况，抓紧一切战斗间隙进行阶级教育，帮助他们尽快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

有个叫吴发根的，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影响较深，雇佣思想比较严重，解放过来后情绪消沉。
党小组的同志耐心帮助他转变思想立场，并在行军、作战中关心照顾他。
党小组长张春祥发现吴发根有夜盲症，就找来一根棍子，夜行军时领着他走。
宿营后，吴发根由于太累，没顾上洗脚就睡了。
张春祥和排长不顾疲劳，烧好热水，给他烫脚、挑泡。
吴发根醒过来看见了这一切，感动得流着眼泪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打我；
现在，你们为我洗脚、挑泡，共产党军队确实好。”
党小组的同志想方设法给吴发根治夜盲症。
虽然当时条件很困难，可是每到驻地，大家就用自己的钱给吴发根买猪肝，替他挖草药，终于把他的夜盲症治好了。
不久，另一次战斗打响了，机枪组有两个同志负伤，敌人乘机向我冲击部队疯狂扫射。
在这紧急关头，吴发根不顾自己也负了伤，抱起机枪拚命压住敌人火力，掩护冲击部队歼灭了守敌。
上海解放后，三排的老战士只剩九人，又补入二十三名解放战士。
党小组一直团结全排战斗前进。
二十多名解放战士中有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八人立了战功。
三排被上级树为“巩固模范排”。

（古田路、王志强、赖大桢）

辰生插图（图片）

作者：永方
栏目：党的生活看革命文物学光荣传统

在今年五月四日的《解放军报》上，刊登了一篇周恩来同志一九二○年在狱中领导被捕的各界代表，英勇机智地对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故事。
关于这一段斗争生活，周恩来同志亲笔撰写过一本《警厅拘留记》。
这里刊登的手迹照片，就是这本珍贵文物资料的封面及内容的一部分。

《警厅拘留记》是一九二○年五月开始编写的，六月五日编完；
曾经以“飞飞”的笔名在当时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由该报社辑印成书。
从这一革命文献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革命气节。

这里，还要告诉同志们关于《警厅拘留记》的另一个故事。

事情过了三十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年读过《警厅拘留记》并从中受到教育和激励的人们，虽然可能还记得它的内容，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份珍贵手稿的去向。
我们要感谢那些有识者，在战乱不止的年代，将它完整地保存下来。
这份手稿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书商手中。
解放后，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效贤阁书铺发现购回；
一九五一年八月，将它呈送周总理鉴定，拟在当时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陈列。
我们知道，周总理曾多次指示，党史陈列中，要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警厅拘留记》这一珍贵手稿，周总理不让展出。
直到周总理逝世后，经有关领导安排，这一手稿才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上展出。

凝望面前的珍贵文献，我们不禁忆起了一位诗人写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悲痛的日子里的诗句：

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何虑身后名；
愿将骨灰还中华，明朝故国花更红。
（永方）

栏目：党的生活党的知识问答

答：战士党员，应报团一级党委批准。
干部党员，应报任免其行政职务的一级党委批准。
如果批准其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委高于任命其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委时，则应报批准其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委批准。

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