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美国其他客人。

华主席同布热津斯基博士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双方认为交谈是有益的。

谈话开始时，布热津斯基博士转交了吉米·卡特总统给华国锋总理和中国人民的两件礼品——美国宇宙航空员带到月球上又带回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从月球上取回的一块石头。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参加了谈话。

谈话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五月二十二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美国其他客人。

华主席陪同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等美国客人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离开我国的时候给华国锋主席的感谢电，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

在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美丽的国土的时候，我再次向您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您在我们访问期间给予的极其热情的款待。

我坚信，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及同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国党政领导人的会见和会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团结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这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的事业。

我们祝愿您，你们光荣的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幸福昌盛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胜利。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部队的文化工作应该面向哪里？
对于我军政治工作的这个重要问题，要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

部队文化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主要内容之一。
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为提高战斗力服务，这是我军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部队文化工作就发展，就进步，就能在完成战斗、训练以及其他各项任务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背离了这一传统，部队文化工作就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会削弱部队战斗力。
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长期以来，我军文化工作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是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对我军文化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诬蔑、干扰和破坏。
他们合伙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我军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
“四人帮”及其亲信还曾在部队强行推行江青在小靳庄搞的那一套黑货，妄图取代我军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他们的流毒影响下，“面向连队，面向基层”的口号，不怎么提了；
加强基层文化工作，活跃连队文化生活的问题，往往排不上党委和支部的议事日程；
连队文化生活枯燥，一些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很少有人去关心过问；
有些专业文艺单位对下部队去为连队服务重视不够；
真正优秀的反映部队现实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寥寥无几。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它说明，在部队文化工作战线上，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批判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进行下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核心，也是我们文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向。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工农兵为服务的主要对象，对部队来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战士在连队，在基层。
部队的文化工作必须面向连队，深入基层，才算真正着眼于干部战士的大多数，找到了服务的主要对象。
连队的干部战士们需要什么？
连队建设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去帮助解决？
这应该是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文化部门时刻关心的大问题，也应该是从事部队文化工作的每一个同志时刻关心的大问题。
连队是部队的基础，部队的一切工作都要为基层建设服务，文化工作当然不能例外。
连队文化生活是不是活跃和丰富，能不能起到兴无灭资，鼓舞士气，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的作用，应该成为检验整个部队文化工作方向是否端正的主要标准。
领导机关要检查和推动部队文化工作，其主要方法不是“调上来”，而是“走下去”。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搞些调演、会演或比赛，也是可以的，但经常的大量的工作是要面向连队，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去搞调查研究，认真而有效地帮助连队解决文化活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
粉碎“四人帮”以后，抓纲治军，部队各项工作都在大干快上，文化工作也必须急起直追。
连队干部战士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部队文化工作者肩负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旗帜，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文化工作的罪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粉碎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我们的一切精神枷锁，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真正做到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为提高战斗力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毫无疑问，我们部队文化工作也必须坚定地立足于连队和基层，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深、做细。
要充分发动群众，坚持业余、小型多样和节约的原则，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吴来林/杨庆春/王显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部“洛阳营”三连在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性活动中，充分发挥文化工作的作用，促进了连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三连有着开展文化工作的光荣传统。
在解放舟山、进驻海岛初期，由于积极开展文化工作，连队俱乐部曾荣获“华东模范俱乐部”的光荣称号。
可是，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三连的这一光荣传统一度失传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支部决心把文化生活重新活跃起来。
但是，有的同志不以为然，认为现在训练紧张，没有时间搞文化工作。
针对这个问题，三连党支部在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开展军队文化工作的指示，具体分析了这样两件事：一是去年年初，连队出现了一些手抄的坏书，虽然党支部一再打“防疫针”，总是不能杜绝。
后来，党支部一方面教育大家交出手抄本，召开肃流毒批判会，另一方面，重新整理、开放了连队图书阅览室，并添置了一百多本新书，干部战士踊跃借阅革命书籍，不看那些坏书了。
再一件是去年六月，团里举行十公里武装越野比赛，三连党支部认真对待，具体指导，结果，获得全团第一名。
这可是三连几年来没有过的事。
消息传开，战士们精神振奋，决心在各项工作中力争上游。
面对这高涨的士气，三连党支部打掉了自卑感和无所作为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一年甩掉落后帽，一年半建成硬六连式的连队”的战斗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学习硬六连的活动。
通过学习和分析，使大家深深懂得，开展文化工作的光荣传统丢不得，它是连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和连队的中心工作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

三连党支部配合中心工作，开展连队文体活动，努力做到三个“着眼”：一、着眼于调动积极因素。
三连的演唱组、鼓动组、墙报组，既是活跃连队文化生活的骨干力量，又是一支很受战士欢迎的“政工队伍”。
他们以文艺为武器，积极配合了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表彰先进，鼓舞士气，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二、着眼于提高军事素质。
三连党支部注意根据不同的训练内容开展相应的体育和军事游戏活动，使文体活动直接为战备训练创造良好的体质条件和战术基础。
三、着眼于巩固政治教育的成果。
三连的文娱活动大都是结合政治教育开展的。
在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中，每进行一个专题批判，党支部都要安排一次问答晚会，促使大家动脑筋想问题，很受干部战士欢迎。

三连文化工作搞得扎实，开展得经常，还因为在加强组织领导方面做到了“四不”：一是干部不做旁观者，个个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
二是培养骨干不放松。
他们及时发现人才，以老带新，在实践中提高骨干的业务水平。
三是时间落实不侵占。
四是竞赛、评比不断线，表扬好人好事，进一步调动了大家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
（吴来林、杨庆春、王显明）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欧阳钦同志的追悼会二十二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正中安放着欧阳钦同志的遗像和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韦国清、乌兰夫、李德生、吴德、余秋里、陈锡联、聂荣臻、彭冲、赵紫阳、郭沫若、蔡畅、邓颖超、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王震、康世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共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省委和省革委会以及中共湖南省宁乡县委和县革委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韦国清、乌兰夫、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邓颖超、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王震、康世恩，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罗瑞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童第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参加了追悼会，并向欧阳钦同志的家属黄葳同志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由汪东兴同志主持，乌兰夫同志致悼词。
悼词中说：

“欧阳钦同志是湖南省宁乡县人。
他在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进行反帝斗争。
一九二五年转赴莫斯科学习军事。
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在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湖北省委军委秘书、中央军委秘书、组织科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瑞金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并跟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省委组织部长，陕甘工委书记，陕西省委西北军工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省委书记，西北局调查研究第四局副局长、副秘书长、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热辽分局秘书长，旅大地委书记、区党委书记；
全国解放以后，任旅大市委书记、市长，东北局委员，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东北协作区主任；
东北局第二书记等职。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欧阳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五十多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在上海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域建党工作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在东北地区工作二十多年来，他同高岗反党集团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坚决斗争。
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在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的条件下，他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积极进行反修斗争。
在发展生产建设，特别是支持开发大庆油田和开发北大荒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钦同志曾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
在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在患病期间，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文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一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他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欧阳钦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我们沉痛地悼念欧阳钦同志，要学习欧阳钦同志的不断革命精神，学习他共产主义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要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完成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邓典桃、李贞、李延禄、李昌、杨秀峰、吴冷西、武新宇、林铁、周士第、胡乔木、曹菊如、袁任远、唐天际、蒋南翔、曾志、楚图南、谭政；

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常务委员万毅、王甫、孔原、冯文彬、许立群、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李琦、李文宜、杨士杰、张策、张邦英、张克侠、张维桢、陈养山、罗琼、周扬、贺庆积、胡克实、夏之栩、徐伯昕、高文华、郭洪涛、章蕴、阎揆要、曾宪植、曾涌泉、蔡啸、熊复；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北京市负责人及生前友好胡耀邦、张平化、朱穆之、罗青长、马文瑞、郑屏年、李步新、陈野苹、童小鹏、李贵、曾涛、张香山、李霄路、李强、周子健、柴树藩、程子华、叶飞、刘西尧、吕东、于桑、吴庆彤、李梦夫、贾庭三、杨勇、伍修权、黄克诚、梁必业、张震、王平、肖劲光、吕正操、唐亮、强晓初、刘晓、刘鼎、刘型、刘英、刘景范、李金德、李卓然、熊天荆、蹇先任、吴亮平、聂真、高富有、郑伯克、王万定、王致中、陈兰、陈琮英、邓六金、彭儒、张开荆；

黑龙江、辽宁省委负责人杨易辰、任仲夷、张林池、李力安、李剑白、陈雷、王一伦，以及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共六百多人。

欧阳钦同志逝世以后，邓小平、汪东兴、韦国清、乌兰夫、吴德、陈锡联、聂荣臻、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王震、康世恩、宋任穷、沈雁冰、朱蕴山、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童第周，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曾前往医院向欧阳饮同志的遗体告别。

欧阳钦同志追悼会五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乌兰夫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张炳新栗瑞华陈锡祥

指导员赵文壁，从“一”抓起，扎扎实实解决一个个问题，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值得提倡，应当表扬。
这样做，是提高政治干部威信、发挥政治工作威力的正确途径。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流毒，在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指导员赵文壁的实践，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是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毛主席教导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
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这样。
老实的办法，就是抓住一个问题解决好一个问题。
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一个一个人的工作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才能落到实处。
——编者

昆明部队某团四连指导员赵文壁，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三等功荣立者。
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扎扎实实，一件事一件事抓，一个人一个人抓，一步一个脚印。
四连干部战士给我们讲了赵指导员许多从“一”抓起的故事，下面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

一盆面条

要说一盆面条，还得先从一盆大米饭说起。
今年三月，四连补入了五名河南籍战士。
到连队的第二天，早上开饭时，五个人都站在食堂发愣。
这是咋回事？
赵指导员一了解，原来是他们在家没有吃过大米饭，穿上军装后，一路上几乎天天吃米饭，吃得胃难受，吃怕了。
到连队后，一见又是大米饭，吃不下。
赵指导员想：部队要求高度统一，要帮助他们改变过去的习惯，但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于是亲切地对这五个新战士说：“大米饭不中，这好办，马上就煮面条中不中？”
赵指导员说完，来到炊事班，和炊事员一起忙起来。
不一会儿，一盆香喷喷的面条端在他们面前。
五个新战士乐了。

赵指导员专门布置炊事班，每天给五个新战士做面条。
炊事班懂得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面条做得真好，五个新战士吃得很带劲。
到第三天，五个中有三个不吃面条了。
一个说：“我们这样做脱离群众，不能这么娇。”
另一个说：“我们也要锻炼锻炼，学会吃大米饭。”
赵指导员听了很高兴，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南方北方，还有少数民族，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就拿连里的几种民族战士来讲，他们的口味也不一样，傣族爱吃酸的，景颇族爱吃辣的。
你们看，为了准备打仗，他们不是也和大家同吃一锅饭了？
你们要锻炼，这很好，部队生活，慢慢会习惯的。”
明白了这层理，另外两个新战士也不吃面条了。
他们对赵指导员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要学会吃五湖四海的粮！
就这样，一盆面条换成了一盆大米饭。

一张照片

今年三月中旬，彝族战士毛体古三天中接连收到家里的两封电报，说是哥哥“病危”，要他赶快回家看望。
毛体古的父母逝世得早，是哥哥带病把他抚养大的。
得知哥哥病危的消息，毛体古怎能不心急？
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赵指导员从师里学习回到连队，一听说这事，放下挂包，就找毛体古谈心。
毛体古又把新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交给赵指导员。
信上讲，寨子里有人说，毛体古在部队死了，哥哥听了这消息就病倒了。
公社领导劝说那是坏人造谣，但哥哥总是放不下心，病一天天加重起来。

赵指导员明白了毛体古哥哥病的症结，心想：必须给那别有用心的人迎头一棒，毛体古需要很快照一张照片，寄回家，拨开哥哥心头的迷雾。

但是，驻地比较偏僻，就近无处照相，连队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去一趟不容易。
恰巧在这个时候，上级指示四连派几个人到县城完成一项任务。
赵指导员在干部会上提议，派毛体古参加，并提前几天去，到县城照张相，还指定同去完成任务的老战士齐建明陪着去。
这个建议，得到干部们的支持。
出发前，赵指导员嘱咐毛体古，一定要笑容满面地照个相，好好写封家信，还特别交待他，要在照片上写上几句彝家话。

彝家话，这是通向亲人心灵的桥梁啊！
这个生活在彝家二十年的青年，没想到这一点，赵指导员却想到了。
毛体古心头暖流滚滚，双眼湿润，默默地向指导员点了个头。

一个月后，彝家寨传来了佳音。
毛体古的哥哥收到了照片，如同亲眼见到了亲弟弟，心事放下了，不几天病也好了。
那个造谣的，是个坏人，哥哥报告了公社，使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封家信

有段时间，战士杨绍林天天盼望爱人的来信。
盼啊盼，这天盼到了。
他匆忙把信拆开一看：一页纸，加五分硬币。
信上说，你三番五次来信要烟钱，我在家要赡养父母，照看弟妹，克勤克俭省下五分钱，寄给你抽烟吧。
如嫌不够，我们离婚算了！

杨绍林看了信，又气，又恼，他双手捂住脸，冥思苦想。
这时，赵指导员来到了他的跟前：“家里来信啦，什么事？”
“她太欺侮、太……”。
杨绍林说不下去，把信递给了赵指导员。
赵指导员看过信后说：“这件事，我有责任，平时，对你帮助不够。”
接着，赵指导员心平气和地从杨绍林解放前家庭的苦，讲到新社会的甜，从革命老前辈艰苦奋斗打江山，讲到革命战士要勤俭节约进行新的长征，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最后教育他要关心爱人的疾苦，主动搞好团结。
一席话说得杨绍林又难过，又感动，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并要指导员帮助他写好给爱人的回信。
赵指导员答应给他当参谋。

杨绍林的爱人，信寄出，气未消，等着回信，满以为要针尖对麦芒了。
可是出乎意料，杨绍林的回信说：“……我们家人多困难大，这副重担，你挑起来了，你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对我在部队服役，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当我想到这里，就感到高兴和放心。
……你寄来五分钱，开始我很生气，后来感到这是对我的教育。
回想自己忘记阶级苦，丢掉艰苦奋斗的老传统，给你增添了困难，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向你检讨，一定改掉大手大脚的缺点。
……今天，我向你提出，我俩来比贡献，我在部队要争取立功受奖，也希望你在农村争当劳动模范，为革命共同前进。”
杨绍林的爱人看着信，心中非常难过，悔不该用错误的态度对待丈夫。
她把这封信珍藏起来，又给亲人写了一封信，捎去了后悔和热情。

夫妻的隔阂消除了。
杨绍林处处注意节约，每过两个月，就给家里寄点钱，再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了。

一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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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赵指导员时刻关注着杜思敬成长的每一步。
一次，部队在澜沧江组织武装泅渡训练。
杜思敬是个“旱鸭子”，在训练中喝了几口水，胆怯了。
杜思敬的变化，引起了赵指导员的重视。
他想，对一个申请入党的同志，应当帮助他向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目标前进，决不可让他后退半步。
在困难面前，对申请入党的人是个考验；
而能否帮助申请入党的人经得住考验，又是对党支部、对支部书记的考验。

夕阳西下。
赵指导员领着杜思敬走出傣家竹楼，坐在澜沧江边谈心。
“我们不是提出澜沧江上炼红心吗？
党组织在考验着我们每个同志，也考验着你，要接受党的考验。”
赵指导员的话，使杜思敬心中很不平静。
他想到，入党申请书好写，接受考验难啊！
经受不住考验，又何必写入党申请书呢？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心迎着浪涛前进！
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他苦练再苦练，进步再进步。
傣族人民的泼水节来到了，四连要给群众作武装泅渡澜沧江的表演。
看！
浪涛滚滚的江面上，四连战士们劈波而过，杜思敬就在其中。

赵指导员就是这样，帮助杜思敬闯过一道道难关。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过去了，也不知和他谈了多少次话，人们只觉得，杜思敬前进的步伐伴随着赵指导员的脚步声。
去年的十月十三日，赵指导员把一份入党志愿书，庄重地递在杜思敬的手中，欣喜地告诉他：“党组织同意讨论你入党！”
杜思敬双手接过入党志愿书，心中激动万分，不知说什么好。

今年三月，预备党员杜思敬要退伍了。
离开连队的头天夜晚，他问赵指导员临别有什么赠言。
赵指导员还是在澜沧江边的那句话：“要接受党的考验！”
本报记者 张炳新 栗瑞华 陈锡祥

作者：茅瑞云/戴瑞奇

福州部队某部指挥连战士程跃进，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思想上有些不通。
指导员王金满三番五次找他谈心，连长王兴茂、副连长司景生也找他谈心，排里的党员、团小组的同志也都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同志们给他讲执行纪律的意义，同他一起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谬论。
领导和同志们热情耐心的帮助，使程跃进认识了自己错误的危害，懂得了处分是为了教育自己。
他对指导员说：“我完全接受党支部给我的处分，决心彻底改正错误，向先进同志看齐，请看我的行动吧。”
程跃进说到做到，进步很快。
他认真遵守纪律，工作上肯吃苦，经常做好事。
为了搞好团结，他主动找那些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谈心，消除思想隔阂。
看到他的进步，同志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程跃进继续跃进了。
在连队总结工作时，王指导员提议给程跃进以奖励。
但有的同志说，程跃进受过处分，给奖励群众会不会服气？
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不能因为受过处分就否定他的进步和成绩。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小程进步大，应该给予奖励，这样做才是奖惩严明。

给程跃进以奖励的决定在军人大会上宣布后，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程跃进心情更是激动。
打这以后，他更加努力工作，施工中不怕苦，不怕累。
最近，程跃进所在的侦察班一致提名，支委会一致通过，他再一次受到连里的嘉奖。
（茅瑞云、戴瑞奇）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守备区后勤部面向基层，为连队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现在守备区的所属连队普遍实现了“十个有”：一个猪圈，一个永备式菜窖，一个豆腐房，一块菜地，一套粉碎机，一条动力打鱼船，一套理发、修鞋、木瓦工具，一辆毛驴车，一个配有桌凳、碗柜、流水洗碗池的食堂，一眼卫生水井。
这些生活设置，为连队生活管理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这个守备区后勤部经常组织工作组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对连队的生活管理状况心中有数。
近几年，配发给连队的保温桶陆续坏了，战士们喝不上热开水。
供应科的同志在调查中，发现高炮三连用一口小缸、十斤水泥、五十块砖、半袋稻壳，就做成了一个简易保温缸，仅花了十多元钱，既经济又实用。
于是，他们把小缸、水泥、砖和稻壳送到每个连队，同干部战士一起用土办法解决了在营房内喝热开水的问题，并节省了一笔开支。
今年四月初，他们考虑到有的连队经常外出执行任务，多数连队搞施工，人员分散，保温缸带不走，又对连队的旧保温桶进行了修补，并及时买了二十一个新保温桶发下去，使每个连队都有了两套热开水保温装置。
海岛部队远离大陆，过去生活调料的供应、炊具维修很不方便，对连队生活改善带来一定困难。
在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后勤部组织家属参加社会劳动，热情为连队服务。
除养猪、种菜、办家属工厂外，还建立了制作酱油、大酱、粉条、豆制品、面包、饼干的小作坊，开设了缝纫、修鞋、白铁、竹器修理组。
今年头三个月，白铁、竹器修理组就为连队修制铁笼屉、蒸饭器十九个，修理水桶二百四十只，还修补饭盒、菜盆、油桶、水瓢等四百件。

这个守备区后勤部抓连队生活管理除了有一个为连队服务的明确思想外，还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
他们空话说得少，实事做得多。
今年四月初，老战士退伍后，他们发现不少连队豆腐脑质量下降，就在豆腐脑做得好的高炮三连炊事班开现场会，总结推广高炮三连炊事班做豆腐脑的经验。
现场会开过了，豆腐脑的质量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一周以后，他们又按部队驻地情况分三片开了豆腐脑评比会。
通过评比，豆腐脑的质量普遍有了提高。
他们发现有的连队用饭勺盛豆腐脑容易碎，便让家属白铁修理组赶制了七十把大的平勺发给连队。
高炮三连烧火员程玉贵改灶节煤，使连队每人每天的耗煤量一直保持在四两左右。
为了推广高炮三连改灶节煤的经验，后勤部举办了烧火员集训班，采取到先进单位学经验、到后进单位去实践的方法，把集训的过程变成推广落实先进经验的过程。
去年，各连耗煤量平均稳定在每人每天六两左右。
（联合工作组）

作者：梁贻斌/唐平岳/麦步初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团的后勤处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后勤工作的罪行，进一步明确了搞好后勤保障工作同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关系，立足战争，面向基层，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连队后勤保障能力。
今年二月，被评选为广州部队学雷锋、学硬六连先进单位。

部队调到新驻地以后，连队洗热水澡成了个新问题。
军需股长刘志樵等同志在七连蹲点，看到战士们操课、劳动回来，满身汗水和泥巴，天寒水冷，没有热水洗澡，有些战士就去冲凉水。
为了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保证连队的战斗力，刘股长和连队干部一起研究筹建热水池。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利用废旧材料在炉灶旁砌个水池，在灶膛内盘上水管，接上水源，通向水池。
这样，饭菜做好了，水也烧热了，每天可供三、四十个战士洗澡，既节省燃料，又方便了战士。
接着，刘股长又把七连的做法在全团推广，使每个连队都解决了洗热水澡的问题。
去年，有的连队猪圈年久失修，有的连队猪种不好，饲料不足，影响了养猪的发展。
改建猪圈得花三万五千元。
但后勤处党委认为抓好养猪，改善连队生活，使战士们身强体壮，这笔钱要舍得花。
团党委同意了后勤处关于改建连队猪圈的意见。
于是，后勤处领导带着军需、营房部门的同志，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调查，帮助连队制订计划，安排劳力，拨给经费和材料，发动群众大干苦干，新盖猪圈一百四十间，新开饲料地三十多亩，扩建水浮莲池十亩，并从团农场挑选了一些好猪崽送给了连队，使全团的养猪工作得到了发展。
去年，全团所有连队每月每人能吃到自产肉五斤多。

后勤处的同志为战备想得深，工作做得细。
只要与战备有关，事情再小也认真办。
去年发放夏装时，军需股的同志象往常一样，发新收旧到连队。
发放工作完成后，助理员樊将兴琢磨开了：这次发放服装虽然都是按照连队登记的号码发下去了，但是不是每个战士都合穿了？
而战士的衣鞋合穿不合穿，直接影响到战备行动。
樊助理员想到这些，又和被装保管员背着一大包衣鞋等物，到这个连队问问，到那个连队看看，遇上不合穿的就给予调换，包里没有时就记上，第二天再送去。
为使连队的武器装备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修理所积极想办法，为连队解决了“四有”：枪有柜，炮有架，弹药有垫，光学仪器有防潮箱。
后勤处还办了各种集训班，积极为连队培养后勤工作骨干。
过去，有军马的连队没有培训军马卫生员和装蹄员，军马有了小伤小病或掉了掌，都得跑军马所，野营拉练时，常常因为军马所离连队远而影响行动。
军马所的同志开办了两期集训班，为每个有军马的连队培训了一名义务卫生员和两名装蹄员，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连，蹄掌脱落能自装。
去年至今年四月，他们共举办司务长、给养员、炊事员、军械员、卫生员、装蹄员、保管员等各种集训班三十四期，这些同志回到连队，都成了落实战备、搞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骨干。
战士们称他们是“连队的小后勤，机关的好助手”。
（梁贻斌、唐平岳、麦步初）

作者：刘绍华/范加伦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部党委着眼战备，面向基层，狠抓基层后勤建设，努力提高基层后勤保障能力，有效地保证了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表扬。

近三年来，这个部队党委为了提高连队后勤保障能力，重点抓了三件事：一、认真抓好养猪种菜，努力改善连队伙食。
目前，这个部队有百分之八十的连队达到蔬菜自给，全年平均每人自给肉食二十斤。
存粮一万斤以上的连队占百分之六十八，存款两千元以上的连队占百分之七十六。
二、大力改善连队生活设施。
目前，百分之七十的连队有了设备齐全的伙房、防蝇防蛆的无害化厕所、新建的猪圈。
三、从实战需要出发，注意解决连队战时的吃、住问题。
去年，针对帐篷不足的状况，部队党委决定从生产收益中拿出八万元，制做了战斗班、炊事班和机关用的帐篷三百七十七顶，经过反复试住检验，具有简便适用、容易携运等特点。
在解决战时吃的问题上，一是搞好连队野炊训练，保障部队在各种条件下一小时内能吃上饭；
二是训练利用各种就便器材各班做饭；
三是自己设计试制了拖斗式面包炉，解决了战时部队携运熟食的问题。

这个部队党委体会到，培养一支热爱本职工作，思想好，技术精，作风硬，又红又专的后勤骨干队伍，是加强基层后勤建设的基础。
因此，他们要求各级党委、支部重视后勤人员的选拔，强调业务培养，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去年，这个部队共办后勤方面的集训班一百五十七期，培训干部战士近四千名，各种人员的在职训练，也都完成了年度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广大后勤人员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武器装备完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经费开支得到了严格控制，侵占战士利益、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得到了纠正。
去年后勤战线有二千一百七十余名同志立功受奖。
（刘绍华、范加伦）

作者：吴成宝

作者：徐崇温袁淑娟

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一大特色，就是除了直接表现为极右的形式之外，大量地还表现为极“左”的形式。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他们特别忌恨人们批极“左”，唯恐批极“左”揭了他们的伪装，现出他们的原形。
他们制造出种种谬论，企图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只能反右、不能批“左”的牢笼之中，所谓“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便是这种谬论中的主要的一条。

“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的谬论，最初是由反共分子陈伯达抛出来的。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反右斗争的具体情况，曾经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本来，这一指示，明明白白是就当时以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同一些同志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相比较而言的。
为此，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过这种对比在时间上的规定性，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
但是，陈伯达却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黑文中，公然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加以歪曲，胡说什么：“这一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四人帮”一伙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沿袭了陈伯达的这一谬论，一再鼓吹在社会主义时期右倾始终是主要危险，甚至是唯一危险，从而使这个谬论更加系统化，更加荒谬绝伦了。

“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唯物论的反映论，从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事实出发，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不能凭主观想象去捏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革命的实践都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执政的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异常尖锐激烈的。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一方，是不是只表现为右而不表现为“左”的形式呢？
事实绝非如此。

以苏联为例。
在列宁、接着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是既有来自右面的危险，又有来自“左”面的危险吗？
特别是从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从右面向党进攻之前的十来年中，“左”倾危险更是接二连三：

一九一八年，在战争使苏联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前线陷于瓦解的局面下，为了赢得喘息时间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同德帝国主义缔结布列斯特和约。
当时，布哈林一伙“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的配合下，立即从“左”面跳出来，恶毒攻击列宁和联共（布）党的这一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他们的这种表面很“左”实际却是断送苏维埃政权的反动路线，曾一度使社会主义的苏联处于危急之中。

一九二一年，当列宁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新经济政策时，施略普尼柯夫一伙“工人反对派”又在托洛茨基的煽动下，从“左”面攻击列宁关于要恢复工业必须先发展农业的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农民的倾向”。
他们把工会同党和国家对立起来，提出把整个国民经济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管理的口号，企图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化为乌有。

接着，托洛茨基一伙又从“左”面攻击列宁主义老近卫军“正在蜕化”，而把青年学生阿谀奉承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
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的可能，鼓吹工农联盟的思想已经过时，要求采纳以同农民决裂为代价的超工业化计划。

正是根据这些客观事实，斯大林在这一期间反复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一八页），“‘左’倾危险现在在党看来比右倾危险更为明显”（《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不断受到“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的。
先说“左”。
最明显的例证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当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有的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叫嚣“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喧喧嚷嚷，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否定按劳分配，对革命群众运动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再说右。
建国以来五次大的路线斗争，每次错误路线的实质都是右的。
但这里也有比较复杂的情况。
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向党进攻时，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就从极右跳到形“左”实右，用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去篡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派。
而在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后的长时期内，林彪、特别是“四人帮”更是经常以极“左”的形式去推行其极右的路线，给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一方，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一方，绝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右的形态出现的。
所谓机会主义，既包括右倾，也包括了“左”倾。
修正主义有来自右面的修正，也有来自“左”面的修正。
右倾机会主义，或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并不是一概表现为赤裸裸的右，同样可以用极“左”或形“左”而实右的形态表现出来。
诚然，这后一种形式上的“左”与通常所说的“左”倾，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就其表现来说，往往并没有多大区别。
林彪、“四人帮”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有“左”倾思想的人们中猎取市场。
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左”的危险来看待吧！
总之一句话，构成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危险的不仅有右，还有“左”。
是有“左”有右，“左”右交替，而不是独右无“左”。
至于这两种危险哪一种是主要的，只能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定，决不能人为地将哪一种定为千古不变的“主要危险”。
这也就是毛主席早就指出过的：“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

其实，只要稍加追根究源，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不仅有右还会有“左”的问题，是不难理解的。
产生“左”倾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脱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和狂热性。
社会主义时期小资产阶级不是依然大量存在着么？
产生“左”倾的认识根源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即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把幻想看作现实。
这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使一万年之后也还是会有的，社会主义时期难道竟会没有么？
既有这些产生“左”倾的土壤，就会长出“左”倾的莠草。
而修正主义头子必然会利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左”倾思想。
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左”倾危险是一种客观存在。
反“左”反右，都是路线斗争的内容。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林彪、“四人帮”一伙全然不顾客观事实，炮制右倾始终是主要危险的谬论，除了别有反革命用心而外，也是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大暴露。
这个谬论把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某一时期可能成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加以绝对化，夸大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
这一来，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极其复杂生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便成了简单的僵死的东西；
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成了始终不变的一个劲儿反右的一条战线的斗争。
任何一个尊重现实和能够辩证地思考问题的人，是决不会听信他们的这一套说教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时期必有一种主要倾向，同时又存在着非主要倾向，主要倾向和非主要倾向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左”倾与右倾的关系也正是这样。
它们尽管形式不同，表现相反，但由于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它们之间是连着线、架着桥的，可称之为一对“双生子”。
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由它们中间的一方跳到另一方，或则由一方招致另一方。
这样的事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一个时期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同时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
一定要用反“左”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去保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值得指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虽然在前些年中不停地叫喊着什么“右倾始终是主要危险”，但他们的目的绝不是真的要去批右。
他们才不会那么干呢！
他们推行的就正是一条右得无可再右的极右路线。
他们口中吐出的那个“右”字，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
他们是把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东西诬蔑为右倾而大批特批，把实质是极右的假左伪装描成左派的标志而大吹特吹，从而为其披着左派的伪装推行极右的路线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在他们那里，左与右，左与带引号的左，带引号的左与右，这些概念的区分已经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也不用去受实践的检验，而只是按其反革命的需要，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从而将这些概念统统都颠倒了，混淆了。
在反“左”反右问题上制造混乱，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李立三在一九三○年推行的本来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可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却偏偏指“左”为右，扬言“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结果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曾经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之后，“四人帮”祭起“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的法宝，严禁群众揭批林彪的假左伪装，结果进一步把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祸国殃民的严重恶果。

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推销“右倾始终是主要危险”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时，曾一再运用歪曲和篡改的手法引经据典，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欺骗了不少人。
一些人被搞得分不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带引号的左即极“左”，什么是假左真右，甚至连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没有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也怀疑起来了。
结果，在路线斗争中免不了上当受骗。
今天，难道不应当好好肃一肃这方面的流毒，以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吗？

作者：五四八三一部队理论组

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只有纠正错误思想，红军才能担负起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的任务。
遵照这一精神，我军历来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积极开展灭资兴无，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与此相反，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总是反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这是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在我军政治工作领域内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人帮”反对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
他们在高喊“抓路线斗争”的烟幕下，一面大肆煽动伸手要“权”、要“党票”等各种歪风邪气，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面拚命反对我们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去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你要坚持灭资兴无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就给你扣上“不抓大事”、“矛头向下整群众”的帽子；
你要开展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他们就打出“境界不高”、“不讲路线”的棍子；
你要联系两条路线的斗争整顿部队的思想作风，他们就给你安上搞“复辟”的罪名。
“四人帮”就是这样通过一系列假左真右的破坏活动，把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思想上的灭资兴无斗争割裂开来，取消我军政治工作灭资兴无的重要内容，给我军的思想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必须深入进行揭发批判，拨乱反正。

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思想上灭资兴无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无产阶级思想是我军取得一切胜利的思想基础。
为了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贯彻执行，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对我军的侵蚀和破坏，我们就必须开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无产阶级思想在我军的阵地愈牢固，资产阶级思想愈没有活动的余地，修正主义路线就愈难对我们军队发生干扰和破坏的作用。
修正主义头子总是千方百计地庇护和支持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扩大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以打开他们进攻的缺口，发展他们的势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和修正主义路线，以便改变我军无产阶级的性质，妄图使军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我们把灭资兴无的思想工作抓紧抓好，正是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这恰恰是抓路线，抓大事，而绝不是什么“不抓大事”。
放松思想上灭资兴无的斗争，就会给修正主义路线的进攻造成可乘之隙。
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有些人在修正主义路线面前所以上当受骗，甚至“心有灵犀一点通”，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不就是因为个人主义搞昏了他们的脑袋，甚至动摇了他们革命的政治立场吗？
“四人帮”拚命反对开展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恰好说明，他们叫嚷的那个“路线斗争”，并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
它既是我们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而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也是修正主义纲领、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本质上说，也都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
因此，只有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同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相一致，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正确路线。
反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必然会同代表极少数人私利的修正主义路线相合拍，因而容易成为错误路线的应声虫和追随者。
以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为榜样进行思想教育，就是要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思想，灭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干部战士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四人帮”恶毒污蔑学习雷锋活动是什么“不讲路线”，把以雷锋为榜样，为革命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说成是“不抬头看路”、走“白专道路”等等，这正充分暴露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反对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说明他们张口闭口所喊的“路线”，不过是地地道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揪出“四人帮”以前的那几年时间内，我们部队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多次思想作风的整顿，本着整风精神，开展了对骄傲自满、闹不团结、政策纪律观念不强、贪图安逸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革命化，保持了部队的统一的革命纪律和安定团结，较好地完成了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各项任务。
当时，我们坚持整顿的思想虽然还没有达到自觉地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高度，但在客观上，却一定程度地起到了抵制“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的作用。
这也充分说明，灭资兴无，对于搞好路线斗争，反修防修，非常必要。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们必须肃清“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坚持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
这是落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伟大战斗任务的一个重要保证。

作者：济南部队某团政治处宣传股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是我党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

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我军建设，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上，鼓吹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制造政治和军事的对立。
林彪以“突出政治”为名，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军事”，“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一方面用资产阶级政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另一方面推行军事取消主义。
“四人帮”以“抓阶级斗争”为幌子，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攻击污蔑我军广大指战员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算林彪搞文不搞武的罪行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
他们把所谓“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等一套假左真右的谬论拿到军队中来推销，反对抓军事，不准钻研业务，取消国防科研，破坏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他们搞的完全是同林彪一样的货色。

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以强调政治和政治工作重要性的面目出现，把政治歪曲成可以脱离军事或其他业务而独立存在，把政治工作说成可以冲击和排斥其他工作，这是极端荒谬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这不能有丝毫含糊。
但是，我们强调政治、政治工作重要，并不是说军事和其他各项工作就无足轻重，就可以取消。
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给养和充分的训练，即使是最好的军队，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马上被敌人消灭掉。
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用不着加以解释。”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二页）

我们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它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去完成党所赋予的革命的政治任务的。
因此，我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不能脱离军事工作，只有拿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才是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
我们的政治工作要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起到领导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做好人的工作，保证军事任务和各项业务工作的完成。
政治工作如果撇开军事，撇开业务，撇开技术，不去做它们的政治领导和保证工作，军事搞不好，业务技术提不高，军事任务不能完成，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政治的统帅作用又从何说起？

在我军建设中，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和其它各项业务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着眼点，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
战斗力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物的因素。
人和物相比，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也是重要的因素。
而在人的因素中，既包括人的思想觉悟，又包括军事技能，包括人的指挥、作战和使用武器的能力。
这样看问题才是全面的观点。
打仗主要靠有觉悟的、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的人。
毫无疑问，人的思想觉悟、斗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第一，同样勇敢的人使用不同的武器，战斗力是不相同的。
使用匕首只能在几步之内杀伤敌人，使用步枪就能消灭几百米之外的敌人，如果使用更现代化的武器，那就会有更大的战斗力。
第二，同样勇敢的人，使用同样的武器，由于人的作战技能不同，战斗力也是不大一样的。
同一支步枪，拿在神枪手手中，可以一枪消灭一个敌人。
拿在一个没有经过很好训练的人的手中，就会打不准，甚至打不响，步枪也会变成象烧火棍一样的东西，不能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怎么能不保证军事训练，不保证战术技术的提高呢？

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说到底，就是领导和保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领导和保证党所赋予军队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完成。
因此，整个军队工作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
军队的政治工作只有贯穿到军队的各项任务中去，才能发挥强大的威力。
政治工作如果把我军的各项具体任务都撇到一边去，就失去了具体内容，成了空洞的、抽象的、脱离实际的东西，就失去了作用。
林彪，“四人帮”否定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就是要破坏我军的政治工作，破坏我军的战斗力，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我们要深入批判，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促进战备工作和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而努力。

作者：清吉
栏目：祖国在跃进

穿衣，是人民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发展纺织工业，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就会团结起千百万群众，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反动派，夺取全中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把穿衣问题提高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地位，深刻地指出：“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毛主席经常要求各级党委把人民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纺织工业取得很大成绩：纺织工业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生产能力比解放初期增长两倍多。
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纺织工业。
拥有三十万棉纺锭以上的省、市有十七个。
各种棉布、棉纱、呢绒、丝绸等都能生产。
化学纤维发展到相当的生产规模。
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比较低水平的解决了。
但林彪、“四人帮”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四人帮”胡说什么发展生产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纺织工人为人民多织布，创造“万米无疵布”的好成绩，被“四人帮”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大帽子，遭受打击。
增加花色品种，“四人帮”说是“资产阶级的花花朵朵”。
杭丝联、保定化纤厂等一些重要企业，被“四人帮”搞成瘫痪。
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纺织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引起质量下降，品种减少，许多纺织品按人口分得量还很少，很不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衣着增长的需要。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抓纲治国的同时，非常关心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等实际生活问题，亲自规划了发展纺织工业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努力增产农业原料，大力发展化学纤维，高速度发展纺织工业，更快更好地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动员令，这不仅为纺织工业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是巨大的鼓舞。
纺织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在华主席的号召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为人民多织布，织好布，更好地满足人民穿衣的需要，让人民的穿着既大方，又美观，显示出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的动人的风采。
这是纺织职工们的美好理想，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最近，纺织工业部召开了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动员纺织战线的广大职工，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地发展纺织工业。
从现在起的八年间，要改建、扩建和新建数以百计的棉纺织厂和印染厂，毛、麻、丝、针织品大增加，化纤大突破，按照人口平均的纺织品消费水平要有较大的增长。
要做到各种纺织品丰富多彩，物美价廉，耐穿耐用，人民见了就喜欢。
到本世纪末，纺织工业要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目标振奋人心，前景无限光明。

今年以来，纺织战线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深入发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广大纺织职工表现出“大治之年要大干，大干不怕流大汗”的英雄气概，抢时间、争速度、创优质、夺高产，不断刷新生产纪录，超额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
在纺织工业战线上已经涌现出以上海嘉丰棉纺织厂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庆式企业和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以“万米无疵布”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浪高过一浪，科学研究蓬勃开展。
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局面已经形成。
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为这种跃进形势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动力。
我们怀着衷心的喜悦和敬意，预祝纺织工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作者：牛明汉
栏目：祖国在跃进

栏目：祖国在跃进

叶慧英是常州市棉织十一厂的织布工人。
她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织布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人们称她是“心贴布、布贴心，多织好布为人民，又红又专向前进”的好青年。

一九七一年，叶慧英初中毕业当了织布工。
在党组织和老工人的帮助、教育下，她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深深地爱上了织布工作。
她说：“党和人民需要我当个织布工，革命需要我织好灯芯绒，一根纱、一寸布，都连着人民，我要象雷锋一样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紧紧地拧在布机上，永不生锈，永不松动。”
叶慧英身拧在布机上，心用在织布上。
她在“宁愿自己多吃苦，不让人民穿坏布”的崇高思想指导下，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苦练基本功。
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酷暑寒冬，她抓紧点滴时间练打结，练投梭，学机械，节假日也不休息。
每年探亲的时候她总是带上一绺纱线，在火车上练打结，一直从常州练到兰州。
有时臂练酸了，手指磨破了，鲜血染红了纱线，老师傅心疼地劝她等手好了再练，但她把手指贴上胶布，继续再练。
就这样，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三年时间，她连续打结从每分钟二十四个提高到五十个，后来又达到五十一个，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要领。

叶慧英牢记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在进步中找不足，在成绩面前找差距，见先进就学，见长处就取，在学先进的基础上，大胆革新，成功地创出了灯芯绒划箱穿头、碰纱的新路子，使接、穿、开速率从十一秒提高到四点五秒。
由于她把全部心血都用到织好布上，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十次达到万米无疵布，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又连续十七个月创灯芯绒十三万二千米无疵布（合平布为三十九万六千米）的好成绩。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评为市、省和全国纺织工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

图为叶慧英在作技术表演。
金余摄影（照片）

综合新华社讯 邓小平副总理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由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率领的意大利邮电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副总理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由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率领的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教育部和全国科协举办的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五月二十一日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合肥、广州、沈阳、成都、重庆、西安设考场同时举行。

这次八省、市中学数学竞赛，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
竞赛消息公布后，各赛区中学学生竞相报名。
许多学校进行了认真的推荐、选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
五月初，八省、市先后举行了中学数学竞赛的预赛，共选拔出优胜者三百五十名参加最后决赛。

二十一日这天，各考场气氛隆重、热烈。
参加决赛的青少年，年龄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多数是高中学生，但也有以数学学习成绩优异、预赛入选的初中学生。
他们在考场上，凝神静思、细心解题，决心考取好的成绩。

这次中学数学竞赛决赛是分两场进行的。
第一场试题，主要考察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情况，第二场试题主要考察学生灵活运用及复杂运算的能力。
试题是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八省、市的数学家、教师组成的命题组研定的。

二十一日，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华罗庚，副主任刘仲候、苏步青、江泽涵，著名数学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士王寿仁、段学复、陈景润、潘纯、龚升、孙树木、越民义、杨士法等分别在北京、上海亲临考场观战；
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也到分设考场鼓励考生。

这次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决赛的优胜者，将在六月上旬公布。

据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夫人今晚在这里举行告别宴会。

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等出席了宴会。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指出，他在北京所进行的会谈是有用的、重要的和建设性的。
他说：

“——我们的会谈有用，因为我们坦率地介绍了各自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我们的会谈重要，因为这次相互介绍表明，我们在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持有基本上相似的观点。

“——我们的会谈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将有利于按上海公报的精神实现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博士说，“我要再次指出，只有那些企图支配旁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布热津斯基博士表示：“美国不能对别人搞支配主义或者利用地区动乱的做法漠不关心。”
他说：“我们同华总理、邓副总理、黄外长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的会谈表明了我们两国在这一级别上经常进行深入磋商的重要性。
这种磋商今后将继续进行。
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立场之后，就能够恰当地考虑到中国的观点。
我相信，在中国方面也是一样。
其结果，在我们有共同利害关系的许多地区，我们分别采取的行动将能够起互相支持的作用。”
他指出：“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我们的会谈是坦率的，但即使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彼此的立场仍然是尊重的。”
“有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的共同看法超过了我们的不同点。
我们都反对旁人谋求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的努力。
我们都相信，通过警惕和力量，用你们的话来说，可以推迟战争，用我们的话来说，可以避免战争。
我们都相信世界人民要民族主权。”
布热津斯基博士说：“我们双方都没有派出装扮成不结盟的国际强盗，到非洲去推行大国的野心。
我们双方都不寻求通过军事力量迫使邻国在政治上服从自己。”
他最后说：“我将把我的结论告诉卡特总统，即我们两国势必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而相互接近。
让我重申决定我国对人民共和国态度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
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黄华外长在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一行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
在这两天里，华国锋主席兼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分别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博士，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坦率、认真的谈话。
我本人也同布热津斯基博士进行了两次会谈。
通过交换意见，我们双方对彼此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增进了了解，双方也都表示了根据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推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愿望。
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这次访问，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黄华外长说：“中国人民对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民，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
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我们今后将为此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在这里，我愿意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据新华社五月二十二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东部地区的爱国华侨、台湾同胞七百多人五月二十日下午在纽约市中国人聚居地区“华埠”举行“声讨蒋经国罪行大会”，并游行示威，抗议蒋经国在台湾上演就任伪总统的丑剧。

参加集会和示威的群众来自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等城市和新泽西州以及美国中西部一些地区。
与会群众情绪激忿，不断高呼“打倒蒋经国、统一全中国！”
“台湾同胞团结起来！”
大会由纽约侨界知名人士黎法兴主持。
前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任之恭教授在会上发言，谴责蒋家王朝在台湾的罪恶统治以及出卖祖国利益、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行。
海外爱国侨胞对此义忿填膺，同声声讨。

据报道，美国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爱国华侨和台湾同胞这几天也分别举行了集会或游行示威，抗议蒋经国上演就任伪总统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