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到北京车站热烈欢送。
华国锋主席的随行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陈慕华，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吕志先等。
到车站欢送华国锋主席的还有：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赛福鼎、陈云、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康世恩；
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罗瑞卿；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庄希泉、胡子昂、童第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的夫人，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车站欢送。
华主席临上火车前，同前来欢送的同志一一握手。
专车徐徐驶出车站，欢送的同志向华主席频频挥手，热烈祝愿他访问朝鲜取得圆满成功。
到车站送行的还有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强、段君毅、杨勇、梁必业、王平、肖劲光、高厚良、齐燕铭、吴冷西、邓典桃、周启才、冯铉、李一氓、韩念龙、张海峰、王海容、陈洁、李克、魏玉明、程飞、吴庆彤、李梦夫、王伏林、王笑一、赵长春、林丽韫等。
（附图片）
华主席离京赴朝鲜访问，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北京车站热烈欢送。
新华社记者摄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本报特约评论员
华主席在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执行这个原则，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人们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分配上，既要避免高低悬殊，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所有社队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国营企业职工工资实行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并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要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
关于改革工资制度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会同地方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倾听群众意见，通盘考虑，提出方案，经中央批准后逐步实施。”
华主席报告中所提出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各项指示，充分反映了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
同时，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再一次明文规定：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是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决策。
全国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这个重大决策。
（一）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阐明过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使用按劳分配这个词，但他这里所说的正是按劳分配原则。
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资料公有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3页）后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又多次重申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的经济政策。
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对按劳分配进行了疯狂的诬蔑和破坏。
在理论上，他们诬蔑实行按劳分配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以致我们有一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要不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竟发生了怀疑。
在实践上，“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按劳分配的贯彻执行，全盘否定计件工资和物质奖励，甚至连计时工资也妄图加以否定。
在受到他们严重破坏的地区和单位，不仅按劳分配无法贯彻执行，而且整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濒于瓦解。
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极端不满，不少单位采取种种形式，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继续贯彻执行包括计件工资和物质奖励在内的按劳分配政策。
但是，尽管这样，“四人帮”破坏按劳分配造成的后果仍然极为严重。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迅速扭转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危急局面，取得了超过预期的巨大胜利。
全国人民正在团结一致，一面继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继续克服“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
一面全力以赴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斗争。
为了实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使我国的经济能以一种持续的高速度前进，这就要求我们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求我们首先把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从分配方面来说，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就是充分调动和保护劳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项基本措施。
而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首先就必须把“四人帮”对按劳分配的一切攻击和诬蔑彻底推倒，澄清他们制造的思想混乱，打碎他们强加在广大干部和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按劳分配的认识。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对按劳分配的攻击和诬蔑，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这种奇谈怪论只有“四人帮”这样的反革命才编造得出来。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按劳分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
任何分配制度都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马克思说：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毛主席也指出：
生产资抖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受尽剥削和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削者所侵吞。
只是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才出现了按劳分配这种崭新的分配制度。
这是我国历史的一次伟大飞跃，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取得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成果。
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不再是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社会、为自己劳动，劳动的成果归劳动者共同所有，按照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
从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进行有计划的生产，通过总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直到最后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是不能分割、不能中断的。
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按劳分配的前提，按劳分配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实现。
如果这个过程只是到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中断了，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就没有得到实现。
打个比喻来说，我们进行土地改革，宣布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颁发了土地证，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种所有制对农民来说，还只是纸上的而不是现实的东西。
只有当农民在分给他的土地上收获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这种所有制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我们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坚持按劳分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按劳分配，也就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四人帮”是很懂得这一点的。
他们给按劳分配加上资本主义的罪名，目的就是要从破坏按劳分配入手，颠覆整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主要“论据”是：
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被称为资产阶级权利，而资产阶级权利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这是十分荒谬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表示这种权利具有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剥削阶级的属性（顺便说一下，马克思用资产阶级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并不一定给以“属于资产阶级”的含义，这种用法，在他的著作中是不少的）。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
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不存在任何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另一方面，除
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既然这样，难道还能设想这里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是资产者或其他任何剥削者的权利吗？
难道还能设想在这样的社会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吗？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在这里用了“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说法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等量劳动交换，
它们所依据的原则都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交换双方是平等的。
这种平等权利正是资产阶级权利的标志。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共同点，即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抽象出来，把它叫做资产阶级权利。
他说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就是从这个抽象的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在作这个抽象时，撇开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各不相同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撇开了它们各自从属的生产关系。
但是，要用抽象的概念来分析具体事物，又必须回到先前被撇开的特殊性上来。
所以，我们要运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抽象概念来分析按劳分配，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本质区别，看到按劳分配这种等量劳动交换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玩弄的手法，就是混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来抹杀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他们的手法就如借口人和狗都是动物，就硬说因此人是狗，人有狗的因素，等等。
他们的目的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同起来，从根本上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
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但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而且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
但是，这丝毫帮不了“四人帮”的忙。
因为第1，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这个事实丝毫不能说明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因此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原则或资本主义因素；
第2，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这并不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由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原则产生出来的，而恰恰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破坏产生出来的。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毛主席认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完全一样。
而大家知道，毛主席是说：
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明显，毛主席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有相同的地方
（通行的是同一原则——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它们根本不同的地方（所有制变更了，社会制度变更了，因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的“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在引用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时，把“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句极其重要的话阉割掉，企图借以证明我们现在实行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没有本质区别，是“资本主义因素”。
这不但是枉费心机，而且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企图推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消费资料分配制度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按劳分配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
按劳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它的本质是反剥削的。
列宁曾经说过：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
这是一切人、一切贫农以至中农，一切度过贫苦生涯的人，一切靠工资生活过的人都同意的。
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赞成这个真理。
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的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论饥荒》。
《列宁选集》第3卷，第560—561页）列宁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对按劳分配的本质和作用的最生动、最深刻的说明。
它告诉我们：
按劳分配是保护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
它的矛头是对着剥削者的；
只有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
按劳分配是改造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强制性的经济形式。
在按劳分配原则面前，不劳而获、以剥削为生是不容许存在的。
谁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
一切过去的剥削者，只有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对于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来说，就是要“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毛主席：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1313页）在劳动中把他们中间的多数改造成为新人。
而这种改造，有利于迫使资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归于消灭。
按劳分配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重要经济手段。
因为这个原则本身排除了任何剥削的可能性，在这个原则下，一切人除了劳动，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生活资料和金钱，也就是说，不能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而成为剥削者。
而且，真正贯彻执行了按劳分配，劳动者就会深切地感到社会劳动成果是和自己的利益紧密联系着的，劳动成果的任何损失，都是直接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他们就会自觉地起来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有了这种监督，就会有效地防止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损害劳动成果的现象发生，一旦发生，也比较容易发现和制止。
可见，坚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大大加强劳动群众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监督，是堵塞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渠道的强大力量。
按照同样的道理，真正贯彻按劳分配，也就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在任何生产过程中多用人员、浪费劳动力，劳动纪律废弛，浪费和积压资金，生产资料损耗大、利用率低等各种浪费和落后的现象，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促进生产管理的改善和管理方法的现代化。
总之，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
而新的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过：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没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以后，面临着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按劳分配的贯彻执行，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
反之，破坏按劳分配，就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因为按劳分配受到破坏，允许不劳而获，允许盗窃掠夺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受到破坏，社会产品就会缺乏，投机倒把集团、“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出笼，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严重发生。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那些受他们严重破坏的地方，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所谓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
别，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产生出来”。
这种“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别，是在
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基础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有严格限制的，是劳动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富裕程度的小量差别。
超出这种差别的一定限度，就是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
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的不断提高，这种小量差别会愈来愈小。
怎么会由此产生“贫富悬珠、两极分化”呢？
又怎么会由此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呢？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开滦，在黄埔港，在其他一切坚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的企业和单位，难道那里发生了两极分化，复辟了
资本主义吗？
难道那里的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吗？
恰恰相反，它们发展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单位。
“四人帮”把劳动者之间的富裕程度的小量差别偷换成为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差别，矛头是对着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大批老工人、老农民、老劳模的，是为他们“打倒一层人”的反革命计划制造舆论的。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按劳分配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利益的结合。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说：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275页）正确地实行按劳分配，正是毛主席这个方针的贯彻。
既然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必然会鼓励劳动者勤奋劳动，积极钻研和掌握科学技术，努力提高自
己的劳动技能，他们为国家和集体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
劳动者对国家、集体的贡献越大，自己得到的报酬也相应增加，锅里多了，碗里也就多
了。
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又会进一步促进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改善他们发展自己的劳动技能的条件，使他们为国家和集体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种相互推动、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由此可见，多劳多得，首先是国家和集体多得，其次才是劳动者多得，国家和集体多得是劳动者个人多得的前提；
少劳少得，首先是国家和集体少得，其次才是劳动者少得，劳动者个人少得是国家和集体少得的结果。
所以，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而且是先国家、集体而后个人，它使三个方面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阶段，这三个方面利益的结合，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固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强大、物质财富还不够充裕的表现，而充分实行这一原则，又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决不满足于实现按劳分配。
但是，我们应当懂得，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时肩负着当前实际任务和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只有当前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向将来的远大理想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经济还很落后。
当前的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实行得“过头”了，而是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实现。
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遵照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社会产品的大幅度增加。
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首先从现在的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推进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然后才能为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进一步准备条件。
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必须继续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只有经过长期的按劳分配，才能达到最后的按需分配，如同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阶级和国家的最后消亡一样。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按劳分配对资本主义来说，它已经消灭了剥削，实现了按劳动取得报酬这种事实上的平等。
资本主义不是讲平等吗？
它所谓的平等，首先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包括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交换自己商品的平等。
这种平等对无产者来说，是假平等，是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是资本家残酷地剥削雇佣工人的商品即劳动力。
按劳分配是对这种假平等的根本否定。
但是，按劳分配对共产主义来说，在另一个意义上它又还没有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就是说，它还没有做到按需要取得产品那种事实上的平等。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新社会的“弊病”，“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产品已极大地丰富，它不管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的多少，都是按劳动者的需要分配产品。
而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它只能按劳动而不能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按劳分配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还没有做到事实上的平等。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事实上的平等，从劳动者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绝对的平等是不能实现的和不合理的空想。
实际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平等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也就不存在了。
毛主席指示说：
对于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应当怎样理解呢？
是不是象“四人帮”所歪曲的那样，是要在社会主义阶段改变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呢？
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就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的无耻歪曲。
为了正确实现对于按劳分配制度的限制，决不是要改变这一制度，而是要象华主席所说，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人们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坚持按劳分配和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二者是毫不矛盾的。
提倡共产主义劳动，不仅完全不妨碍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而且是对它不可缺少的限制和补充。
共产主义劳动不是为了报酬，而是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
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极为宝贵的共产主义因素，它对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劳动群众继续革命的觉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限于按劳分配，而不同时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那就会使劳动群众的眼界受到限制，不利于他们觉悟的提高，就会妨碍社会主义的继续前进，妨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离开各尽所能去讲按劳分配，就是要我们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各尽所能，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提倡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下，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分子，为了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计报酬地忘我劳动、忘我工作，以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英雄事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到处都有，每天都在涌现，这样的先进人物何止成千成万。
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我们过去大力提倡和发展了，今后还要继续提倡和发展下去。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分配形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除了按劳分配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是以集体福利的形式供劳动者消费。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集体福利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会随着增大。
我们在坚持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多办集体福利事业。
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毛主席说：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又说：
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在我们社会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中，集体福利部分的比重愈是增大，按劳分配部分的比重就会逐步地相对减小。
所以，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按劳分配的又一种限制。
（二）
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采用的劳动报酬形式主要是工资（包括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工分、奖金、津贴（主要是岗位津贴，它是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种的劳动者的劳动补偿）等。
在工资制度中，必须实行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必须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根据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即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的。
时间是劳动的天然尺度，多少劳动量就表现为多少劳动时间。
计时工资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一定时间内的一定质量（必须具备一定的质量）的劳动支付报酬就是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不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一定质量（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质量）的产品数量或作业数量来计算，这种产品数量或作业数量也是一定时间内的劳动的结晶。
可见，计件工资是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它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至于奖金，一般说来，是对劳动者的超额劳动即超过平均水平的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它是工资的补充形式。
无论是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还是奖金，都是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且如同上面所说过的，都是先国家、集体而后个人。
所以，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计时工资是我国当前工资的主要形式。
对于同工种、同技术级别的劳动者来说，计时工资反映的是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付出的劳动量的平均数，而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们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所以它还需要其他的报酬形式来补充。
计时工资既然是我国工资的主要形式，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运用好，不允许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现象。
计件工资的特点是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不少工种是适合于采用计件工资的，特别是那些手工操作为主的工种，如装卸、搬运等等，采用计件工资更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列宁曾经指出：
实行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应当全力予以支持”。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2页）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在计件工资问题上已进行过多次试验。
实践的经验充分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实行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奖金的特点是能够比较及时地准确地反映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变化的实际情况，运用起来也比较灵活，所以它可以补计时工资的不足。
奖金基本上有两类：
一类是由于劳动者提供超额劳动，直接增加了社会财富（例如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和燃料）而给予的奖励；
一类是由于劳动者提供超额劳动，为增加社会财富创造了重大有利条件（例如技术革新、创造发明）而给予的奖励。
毛主席说：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受到人民尊敬的政治荣誉；
奖金是物质鼓励，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利益。
它们都是奖励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增加社会财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劳动者和工作者，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是“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苏维埃中国》，第296页）并“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
（《1945年的任务》。
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过去和现在的大量实践证明，认真地、合理地实行这种奖励制度，国家和集体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而对于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对于促进产品质量的改善、产品成本的降低、生产事故的减少、劳动纪律的加强等等，却产生了迅速的、巨大的、不容置疑的效果。
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分子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奖励他们就是保护和支持生产力的最新发展。
社会生产力总是通过不断涌现的先进分子突破现有的生产水平，创造新的水平而向前发展的。
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大力支持和奖励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天职。
“四人帮”在反对按劳分配的时候，特别起劲地攻击计件工资和奖金。
他们说：
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
这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
谁都知道，资本主义思想的本质是要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损人利己。
而奖金不仅是劳动所得，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且实际上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分子所得到的奖金，远远少于他们为社会所多创造的财富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奖金制度本身，就体现着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
它的本质是鼓励先进，鼓励劳动者树立为社会多劳动、多做贡献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动态度。
在一定限度内正确地实行奖金制度，和资本主义思想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金，都是承认劳动者之间在劳动报酬上的必要差别。
这种必要差别是劳动者的劳动差别的反映。
要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金正确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方面要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所谓平均主义，就是抹杀劳动报酬的必要差别；
所谓过分悬殊，就是报酬差别超出了劳动差别。
这两种倾向都是违背和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
所以，毛主席说：
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平均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它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斯大林说：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
这是不对的。
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1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曾经悠久而广泛地存在的国家，平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他在讲到按劳分配问题时，总是教导我们要特别注意克服平均主义的倾向。
1942年，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指出：
“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解放社1944年01月版，第127页）1959年03月，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批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
他说：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
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1962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
“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四人帮”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对抗，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大肆煽动平均主义思潮，破坏按劳分配，造成一些企业和单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不分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分井下井上、高温常温、一线二线，不分重活轻活、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不分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拿一样的报酬。
结果，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鼓励落后，不是鼓励勤劳，而是鼓励懒惰，不是鼓励干社会主义，而是鼓励吃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败坏了各条战线上的劳动队伍的思想政治品质和组织性纪律性。
毛主席指出：
“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页）小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地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它的理想往往是追求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平均分配。
而这种方案只能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倒退，所以它注定要破产。
“四人帮”煽动平均主义思潮所造成的后果，难道还不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吗？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过分悬殊不是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而是破坏按劳分配原则，如果不坚决加以纠正和防止，它还会产生高薪阶层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人帮”硬把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过分悬殊，说成是按劳分配的产物；
他们硬把自己装扮成是过分悬殊的反对者，其实，大搞过分悬殊的正是他们这一伙社会渣滓。
他们一面在群众中煽动平均主义思潮，一面却在背地里拚命向国家伸手要钱，并且破坏国家的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任意掠夺和强占国家财富，挥霍浪费，穷奢极欲。
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我们必须对一切滥用职权，非法占用人民劳动果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财经纪律的犯罪行为，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
（三）
在如何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上，经过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党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综合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1、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劳动群众中还有着广泛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去引导劳动群众摆脱这种影响的束缚，有些人就会用旧思想来看待按劳分配，“按酬付劳”，
“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
（列宁：
《国家与革命》。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因此，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坚持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1位，一切生产劳动必须严肃认真地保证质量，增强他们抵制一切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按劳分配沿着继续革命的轨道贯彻执行。
当然，我们强调坚持政治挂帅，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要坚持向劳动群众灌输“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毛主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使劳动者自觉地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否定人民物质利益的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离开经济利益的政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过程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从思想上和政治上保证按劳分配原则得到正确的贯物执行，既保证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积极劳动、多做贡献，又切实保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真正做到鼓励先进，教育后进，打击不劳而获、吃社会主义的歪风邪气，做到分配上的奖罚分明。
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纠正一种用政治思想标准去代替按劳分配的倾向，就是在处理分配问题时，只是看劳动者的政治表现，而不管他的劳动如何。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究竟是以劳动为尺度还是以政治为尺度？
一个问题是，究竟怎么样才算政治表现好？
既然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因此评工资提等级，基本上必须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进行计量，而不能以政治表现为尺度。
否则，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12页）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点和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在评工资提等级时，除了以劳动为尺度外，还要看劳动者的重大政治表现，不能不看这种表现。
问题是怎样去看劳动者的这种表现。
一个劳动者的重大政治表现好不好，必须看他对待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立场，而对待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立场的重要方面之一，应当取决于是不是积极为社会主义劳动，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诚然，劳动好、贡献大，并不无条件地等于政治好，但是政治好的人，除非劳动力受到损害，却不可能不表现为劳动好、贡献大。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政治好的劳动者难道会不积极为社会主义劳动、多做贡献吗？
对于某些劳动虽然好，但在政治上确实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必须是严重错误）的劳动者，在评工资提等级时，除了对他们的劳动仍然应当作正确的估计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这种政治表现。
这样做有利于教育本人，教育群众，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
第2、要在总结经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工资改革是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的工资制度，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检验，总的说来，基本上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它的一些基本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也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合理的方面。
对于受到“四人帮”严重破坏以至名存实亡的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定工资级别的制度，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技术考核、定级升级的制度等等，要恢复和进一步贯彻执行；
对于工资制度中不完善、不合理的方面，要加以改革，例如，工资级别可以不限于八级，在定级升级时对成绩优异者可以跳级，工资差距可以作合理的调整，奖金制度的某些方面需要作适当的改善等等。
社会主义的工资，必须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这是我们改革工资制度的总的指导思想。
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关键的问题，首先在于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走群众路线。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劳动工资部门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过去的经验。
不能带着“框框”去作所谓调查，更不能由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凭空想象，因为这样搞出来的工资改革方案，只能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东西。
同时，还必须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工资同按劳分配原则的关系，特别是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正确认识工资和劳动者的分工的关系。
工资既然是劳动报酬的形式，工资的差别只能是反映劳动者的劳动差别。
那么，这种差别同劳动者的分工是什么关系呢？
劳动者所属的行业和工种不同，他们的工资也往往不同。
从表面上看来，好象这是行业和工种的差别决定着劳动者的工资差别，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决定劳动者工资差别的，不是行业和工种本身，而是这些行业和工种的劳动所具有的不同的平均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强度和安全程度。
如果劳动的这些方面相同，尽管劳动者所属的行业和工种不同，他们的工资应当相同。
所以，我们在确定工资标准时，只能以劳动者的劳动为依据，而不能以他们所属的行业和工种为依据。
在现代化经济中，生产的分工、各行各业的分工会愈来愈细，专业化的程度会愈来愈高。
如果按照行业和工种的不同来制定工资标准，不仅不能很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势必造成工资标准的繁杂和混乱，以至于“内行记不住，外行看不懂”。
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
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既简化和统一工资标准，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不同行业和工种的劳动的平均复杂程度虽然不同，有高低之别，但这并不等于说，劳动复杂程度低的行业和工种中的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水平都低。
事实上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劳动不仅可以大大超过本行业、本工种的平均水平，而且可以达到和超过复杂程度高的行业和工种的平均水平。
举例来说，小学教师的劳动按其平均水平来说低于中学教师，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热爱自己的职业，勤勤恳恳，不辞艰苦，数十年如01日，经验丰富，熟悉儿童心理，善于深入浅出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为培养祖国的新一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样的小学教师的劳动水平，就并不低于中学教师。
“行行出状元”。
小学教师中有这样的“状元”，其他行业中的劳动者如服务人员、厨师、清洁工等等也都有这样的“状元”。
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在各行各业中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劳动者，就应当得到同他们的劳动相当的比较高的工资。
正确认识工资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常地调整劳动者的工资，是我们工资制度中的一项基本政策。
这个基本政策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劳动者的工资不断增长，消费不断增加，不仅直接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几个环节是紧密相连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就会导致总过程的破坏。
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不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长，这就表明分配这个环节发生了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交换和消费，从而影响扩大再生产的进行。
只有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调整劳动者的工资，增加他们的购买力，改善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才能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
劳动者工资的增长，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经济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所以不能正常增长，就是由于国民经济受到他们的破坏，长期停滞不前而造成的。
现在，中央已经决定，要恢复正常的调整工资的政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将会逐步增长起来。
应当认识到，即使劳动群众的工资水平有了提高，也还是低工资。
低工资政策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长期实行的政策。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在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地多积累一些，所以低工资政策是符合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因而是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政策。
第3、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合理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按劳分配是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之后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扣除部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按劳分配部分的多少。
如果扣除部分过多了，积累过多了，按劳分配的部分过少了，就势必影响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结果积累不仅不会增多，反而会减少。
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扣除要合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恰当。
这里还要指出，由于“四人帮”对于党的政策的破坏，至今还有一些县和公社任意向生产队、生产大队摊派劳力、资金、物资、粮食，任意破坏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还有些地方不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不实行生产民主和财政民主，存在对生产瞎指挥，对公共财富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盗窃的现象。
这些现象都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妨碍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切实纠正。
第4、要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地组织生产力，最合理地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和物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必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必须有一套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我们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是一门新的科学。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经济工作干部，必须尽快地掌握这门科学。
毛主席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号召全党同志学会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习外国经济管理中一切合乎科学的东西。
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积累了不少经验，初步形成了一套基本上适合我国情况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管理水平仍然很落后，效率很低，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给我们的管理工作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混乱，而工农业的现代化又迫切要求管理方法的现代化，这就使得管理水平同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非常突出。
迅速解决这个矛盾，恢复过去一切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努力学习我们还不懂得的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把经济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按劳分配的贯彻执行。
按劳分配既然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量分配消费品，就必须有对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科学核算和严格检查，这就要求实行严格的定额管理和严格的计划制度、财务制度。
不论是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还是奖金都要求这样。
如果管理混乱，没有合理的定员、定额，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技术考核、质量检查和计划、财务制度，就无法规定和核算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无法保证一定量的劳动领取一定量的合理报酬，以劳动为尺度的按劳分配就失去了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名义上还是实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和奖金，但实际上平均主义，少劳多得，多劳少得，甚至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现象都会出现，按劳分配就会变成有名无实。
所以，不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
对管理人员和其他干部，也要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
这也是一种按劳分配。
干得好的，干得不好的，经过考核以后给予不同的报酬，成绩卓著的干部可以越级提升，干了几年干不出成绩并且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的，就应当撤换。
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企业，应当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企业基金，用于举办企业的集体福利事业。
这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的职工的一种集体奖励。
这样做对于进一步改善管理，改善整个企业的状况有很大的意义。
应当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些企业管理得很不好，产量低，质量差，成本高，事故多，浪费大，亏损大，而这些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员，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却无动于衷，处之泰然，照样领工资，照样吃饭，似乎可以对国家对人民不负任何责任。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存在。
有功不奖，有过不罚，怎么能使人人要求上进呢？
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呢？
列宁说过：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见斯大林：
《论列宁》。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3页）按劳分配就是这样的政策。
全党同志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这是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争做新长征的新英雄
北京东城区共青团员和青年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胡耀邦同志讲话，勉励青年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北京市东城区两千五百名共青团员和青年今天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联欢会，纪念中国青年团结战斗的节日——“五四”青年节，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的发表。
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倪志福、贾汀、李立功，来自各个不同岗位的九届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王照华、路金栋、李淑铮、胡启立、马石江、邢崇智、胡德华，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红军老战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家、科学家等应邀参加了联欢会。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白广泉、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人耿世忠和北京市东城区青年代表袁澎在会上讲了话，耿世忠和袁澎在讲话中向应邀参加联欢会的革命老前辈和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
他们热情歌颂了“五四”的革命精神，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女黑干将破坏共青团工作的罪行。
耿世忠、袁澎代表全市、全区共青团员和青年表示，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发扬“五四”传统，走在新的长征的前列，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以实际行动迎接共青团十大的胜利召开。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热情洋溢地即席讲话。
他说，我们这些在团中央工作过的老同志，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主要是来表达我们的心情。
刚才你们说欢迎我们，说得不对。
我们老了，或者说正在变老，没有资格再做共青团工作了。
你们应该欢送我们。
你们应该欢迎的，是正在举行会议的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将要做团的工作的同志们。
他们将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在10月份举行第10次团的代表大会，并且要在这个会上选举领导你们并和你们一道前进的共青团的新的领导人。
胡耀邦同志接着说，我们党现在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叫作新的长征。
什么是新的长征？
新的长征同老的长征有什么基本不同？
老的长征有两万五千里，新的长征要二十三年；
老的长征是要北上抗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新的长征是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老的长征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新的长征我看应该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
我要告诉同志们，老的长征中有好样的，也有窝囊废，有英雄，也有逃兵。
新的长征中有没有逃兵、窝囊废？
这是摆在你们面前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们进行老的长征，有两大武器，一个是步枪，一个是手榴弹；
进行新的长征，可不象逛颐和园、逛香山，带上干粮就行了。
新的长征需要准备，需要武装。
第1，要有很高的思想觉悟。
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红；
第2，需要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要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真本领。
这就是又红又专。
“四人帮”吹捧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那是要大家走白痴道路。
我们反对“四人帮”，就要反对“四人帮”提倡的这个害国家、害民族、害自己的白痴道路。
你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胡耀邦同志最后说，今天可能是我离开青年团的最后一次讲话了，也可以说是临别赠言。
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预祝你们，预祝新时期的共青团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勇的突击队，预祝新时期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成为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新英雄，对我们国家、民族做出新的贡献，回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和希望。
今天，北京市其它区、县和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的团组织，也分别以各种形式纪念“五四”青年节，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共青团十大的通知，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实际行动迎接共青团十大的胜利召开。

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机部副部长
张连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送了花圈，王震、康世恩、宋任穷等参加追悼会，洪学智主持追悼会，张珍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04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张连奎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国防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国防科委、国务院国防工办、五机部。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康世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秘书长齐燕铭参加了追悼会。
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张连奎同志的生前友好王诤、李强、苏静、程子华、袁宝华、周子健、刘伟、吕东、柴树藩、段君毅、钟夫翔、杨立功、李葆华、姚依林、蒋南翔、沈图、范慕韩、刘秉彦、肖剑光、李玉堂、刘康、王立、王川、于一、苟元书、赵汾浦、唐仲文、王平、张元培、封永顺、旷伏兆、吕正操、肖克、朱良才、宋承志、贺晋年、陈漫远、傅崇碧、陈彬、胥光义、张震寰、叶正大、郑汉涛、周一萍、李如洪、乔治、郑天翔、杨寿山、林铁、王子纲、刘鼎、肖思明、张苏、周而复、孔从洲、陈锐霆、罗元发、肖新槐、肖文玖、刘政、费国柱等五百多人也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主持，第5机械工业部部长张珍致悼词。
悼词说，张连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
早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定襄县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北岳区二地委书记兼第2军分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委，第1机械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3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3届人大代表。
张连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投降卖国，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连奎同志被党派往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开辟和建立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始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国防工业战线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深入实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对我国国防工业和兵器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深受军工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
张连奎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在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中，他坚决拥护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抓纲治国的伟大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对革命事业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悼词说，张连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
在深切悼念张连奎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的彻底革命精神；
学习他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光明正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附图片）
张连奎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机部副部长
张连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送了花圈，王震、康世恩、宋任穷等参加追悼会，洪学智主持追悼会，张珍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04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张连奎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国防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国防科委、国务院国防工办、五机部。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康世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秘书长齐燕铭参加了追悼会。
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张连奎同志的生前友好王诤、李强、苏静、程子华、袁宝华、周子健、刘伟、吕东、柴树藩、段君毅、钟夫翔、杨立功、李葆华、姚依林、蒋南翔、沈图、范慕韩、刘秉彦、肖剑光、李玉堂、刘康、王立、王川、于一、苟元书、赵汾浦、唐仲文、王平、张元培、封永顺、旷伏兆、吕正操、肖克、朱良才、宋承志、贺晋年、陈漫远、傅崇碧、陈彬、胥光义、张震寰、叶正大、郑汉涛、周一萍、李如洪、乔治、郑天翔、杨寿山、林铁、王子纲、刘鼎、肖思明、张苏、周而复、孔从洲、陈锐霆、罗元发、肖新槐、肖文玖、刘政、费国柱等五百多人也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主持，第5机械工业部部长张珍致悼词。
悼词说，张连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
早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定襄县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北岳区二地委书记兼第2军分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委，第1机械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3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3届人大代表。
张连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投降卖国，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连奎同志被党派往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开辟和建立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始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国防工业战线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深入实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对我国国防工业和兵器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深受军工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
张连奎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在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中，他坚决拥护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抓纲治国的伟大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对革命事业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悼词说，张连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
在深切悼念张连奎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的彻底革命精神；
学习他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光明正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附图片）
张连奎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谢立
编者按：
广泛地、深入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
我们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发表“新时期总任务讲座”，供大家参考，并盼提出意见。
粉碎“四人帮”，第1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1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9次、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被战胜了，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阴谋诡计被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产了，他们的反革命司令部覆灭了。
在我们进入新时期，迎接新时期总任务的时候，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坚不可摧。
我们党锻炼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伟大。
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全国各级干部、全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无论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全国人民都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正确总结这些经验，就能够保证我们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斗争中，更有把握地战胜一切困难。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不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但是又不能一步登天，只能按照客观实际发展的具体情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推进。
无产阶级要善于把长远的奋斗目标同当前的斗争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胜利完成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以后，不停顿地继续革命，及时开始新的革命阶段。
远在二十多年前，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不断革命论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早就预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为我国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我国的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就是：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提出迎接这个新时期的到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1956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超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问题。
毛主席说，如果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又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主席代表亿万人民心愿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遭到苏修叛徒集团的破坏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遭到了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和干扰，使我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几经曲折。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国人民具备了各种有利的条件，信心百倍地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全国各族人民可以真正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我们早就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现在真正开始了。
华主席在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时候，明确指出：
“这个总任务的规定表明，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代化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
但是在什么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有阶级性的。
我们搞现代化，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搞现代化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是建设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强国。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特点，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的经济制度。
总之，我们是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
“四人帮”胡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时”，充分反映“四人帮”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刻骨仇恨。
无产阶级专政与四个现代化是统一的。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四个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而实现四个现代化，又可以大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第1，可以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
只有工业的极大发展，并且，把农业也变成工业化的农业，工人阶级的队伍才会越来越壮大。
第2，可以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工业更好地武装农业，农业更好地支援工业，工农联盟就更加巩固。
第3，可以加强城乡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农业的集体所有制的水平逐步提高，最终使我国由两种公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第4，可以大大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四人帮”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物质基础，这是不值一驳的唯心主义的胡话。
第5，逐步改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可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广大群众更加热爱和拥护我们的党。
第6，可以缩小三大差别，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 工农差别缩小，有利于工农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人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就缩小了，城乡差别也就缩小了。
毛主席历来就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革命斗争。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注意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就一方面进行革命战争，一方面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工农业生产。
在1933年，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曾经严肃批评了那种不重视经济建设工作的倾向，他说：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
毛主席批评说：
“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
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倾向，指出：
“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
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随着战争的结束，我们将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是党的中心工作。
毛主席说：
在全国解放以后，“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主席就更加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1956年，发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1958年，制订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领导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现在，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扫除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成为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成为我们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
在新时期内，革命还是反动的主要标志，就是赞成和拥护四个现代化，还是反对和破坏实现四个现代化；
真要革命还是假要革命的主要标志，就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促进还是促退。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各种文化教育的工作，等等，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并且为它服务。
我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我国顺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仅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加强战备工作，而且还要积极参加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同全国人民一起并肩奋斗。
我们的农村和工厂，必须明确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必须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建设，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了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好。
科学技术部门，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得更好，促使现代化化得更快，化得更好。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没有四个现代化，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社会主义强国，就内部来说，是任何阶级敌人所不能颠覆和动摇的。
就外部来说，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不论是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不管它们把核战争或常规战争强加给我们，都不能摧毁我们，而终究要被我们战胜。
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强国，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我国人民才能顺利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明天继续迈进。

南社盟友好代表团访问上海后回京
德鲁洛维奇大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宴会
乌兰夫、姬鹏飞副委员长应邀出席
据新华社上海05月04日电以马林·采蒂尼奇代主席为团长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上海的参观访问，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北京。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为以马林·采蒂尼奇为团长的南社盟友好代表团访华，今晚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应邀出席宴会。
采蒂尼奇团长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说，我们在中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款待。
他说，中南两国都是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共同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外来强加势力而斗争。
他表示相信，中国人民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以后，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
姬鹏飞副委员长在祝酒时说，正值我们两国关系在各方面迅速发展，华主席和铁托总统的会谈精神开花结果的时候，南斯拉夫同志们的这次来访有着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副主席和采蒂尼奇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乌兰夫同志同代表团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
你们的访问为中南友谊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英国友好人士李约瑟博士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会见英国友好人士、东亚科学技术历史图书馆馆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和他的助手鲁桂珍博士。
廖承志副委员长同李约瑟博士曾在五十年代一起工作过。
今天老朋友相见，格外高兴。
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畅叙旧谊。
会见后，廖承志副委员长设宴招待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朱永行。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英国友好人士李约瑟博士和他的助手鲁桂珍博士。
新华社记者摄

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到京
康世恩副总理举行宴会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由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马鲁·雷蒙、马南达菲·拉科托尼里纳率领的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早晨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崔群，有关方面负责人罗旭、王庆采等，到机场热烈欢迎马达加斯加贵宾。
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和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马鲁·雷蒙和马南达菲·拉科托尼里纳率领的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宴会前，康世恩副总理会见了马达加斯加贵宾，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崔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
宴会上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康世恩副总理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站在非洲国家和人民一边，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康世恩副总理说，当前中马两国面临着反霸、反帝、反殖和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
我们两国人民在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尤其是1972年中马两国建交以来，这种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也不断地发展。
马鲁·雷蒙团长在讲话中说，我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达加斯加人民和政府的友好情谊。
他说，一踏上中国国土，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怀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
中国在一年之中经受了三次国丧，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前进。
他说，马达加斯加人民和政府祝愿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鲁·雷蒙团长在讲话中回顾了马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情况。
他说，马中建交五年来，两国的贸易、文化、体育代表团的往来不断增加。
他表示相信，这次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必将促进马中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同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团员、经济贸易部长朱斯坦·拉里沃松举行了会谈。
（附图片）
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到京，康世恩副总理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圆满结束对我国的正式访问
勒内总统离上海前往朝鲜访问
新华社上海05月04日电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和夫人一行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送塞舌尔贵宾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夫人王浩；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和夫人骆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鉴，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储文、狄景襄、李太成、方健以及两千名群众。
今天，虹桥机场上空飘扬着中国国旗和塞舌尔国旗。
当勒内总统和夫人向欢送群众挥手告别时，机场上呈现一片绚丽多采的欢乐景象。
青少年们随着乐曲跳起舞蹈，人们怀着美好的情谊，热情祝贺勒内总统和夫人访问我国圆满成功，祝塞舌尔共和国繁荣昌盛。
陪同勒内总统和夫人一行到上海访问的中国驻塞舌尔大使刘春，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也到机场送行。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04月28日晚会见并宴请以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常任理事、日本妇女会议议长山下正子为团长，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常任理事菅谷直子为副团长的日中友好妇女代表团，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中友好妇女代表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04月11日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已经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延安、广州、桂林。
以日本山形县副知事荒木修一为团长的日中自治体联盟山形县友好之翼访华团，03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访华团是04月28日到达北京的。
为了表达山形县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访华团赠给中国农学会七十株苹果树苗。
农林部副部长肖鹏04月29日晚上宴请了孟加拉国农业部渔业司副司长胡克、渔牧部渔业司副司长拉赫曼·阿曼德和渔业项目经理拉希姆。
胡克一行是26日到达北京的。
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04月30日下午举行茶会，欢迎加拿大著名巴蕾舞艺术家西莉亚·弗兰卡女士和她的秘书维多利亚·麦克米伦女士，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应邀出席了茶会。
出席茶会作陪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关鹤童，以及舞蹈界人士戴爱莲、陈锦清等。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负责人杨公素04月30日晚会见以建材工业部副部长陈文德为团长、人民服务委员会党委书记朴昌洽和开城市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刘承培为副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参观团全体同志，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杨公素同志设宴招待朝鲜战友。
会见和宴请时在座的有旅游总局负责人李权中，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更新、李平等。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也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参观团是04月30日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于近日到我国南方旅行参观。
以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访日代表团在访问了日本以后，05月01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等，到机场欢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05月01日会见并宴请以莫里森为团长的美国旧金山商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李川、孙锁昌、郑志坚、张竹轩。
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于04月29日到达北京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率中国体育代表团于05月02日离京赴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和智利进行友好访问。
以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为首席代表，郭子恒、薛公绰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第31届世界卫生大会代表团05月02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
钱信忠副部长还将率中国卫生代表团对瑞士、西德、英国进行友好访问。
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卫生部负责人杨纯，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欧阳竞、于冰、朱章赓、王康久、钟惠澜等到机场送行。
瑞士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杜克莱也前往机场送行。
赴西萨摩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乔木荣05月02日乘飞机前往阿皮亚。
赴中非帝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宋益三于05月02日乘飞机前往班吉。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中非帝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马来尼亚卡等。
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前往菲律宾参观东盟贸易展览会并进行友好访问，05月0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外贸部部长助理杜毓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05月02日晚上会见并宴请美国核科学家旅游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这些客人是：
俄勒冈州立大学核工程系主任汪志馨教授和夫人，美国核学会主席约瑟夫·罗·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以及厄斯尔·阿·埃文斯博士和儿子，威廉·罗·金梅尔教授和夫人，科温·洛·里卡德博士和夫人，海·劳罗斯基博士和夫人，奥克塔夫·约·杜坦普尔先生和夫人等。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家有万复、连培生、冯因复、张礼、笈孝宏、李冠华、王佩禄等。
客人们将于日内去南京、上海、杭州参观游览。
以芬兰森林工业中央联盟主席科衡为团长的芬兰森林工业中央联盟代表团05月02日离开北京去我国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一行六人是04月28日到京的。
在京期间，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毅之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王林鹤为团长，湖南省总工会副主任陈郁发为副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圆满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05月02日乘飞机从平壤回到北京。
中联部副部长区棠亮，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曹宪波等到机场迎接。
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也到机场迎接。
对外友协副会长夏衍05月03日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和夫人井上芙美、日本松山巴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和夫人、日本著名巴蕾舞表演艺术家松山树子。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戴爱莲等参加了宴会。
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宾主亲切交谈，举杯共祝中日友好和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取得更大发展。
日本朋友应对外友协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将于近日内赴敦煌参观。
由西萨摩亚商会前会长安纳达尔率领的西萨摩亚商会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05月0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
贸促会副主任肖方洲等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京期间，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会见了代表团，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教育部李琦涛副部长05月04日会见并宴请了国际成人教育理事会副主席保罗·姆海基和秘书长基德，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客人是应我教育部邀请于05月02日抵达北京的。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结束了对瑞士和英国的访问，05月04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05月04日乘火车回到北京。
前往车站迎接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韩裕鲁等。
（据新华社）

平壤的春天
春天回到了平壤。
无论是肃穆的万景台，挺拔的牡丹峰，还是雍容的大城山；
无论是大同江畔，街道两旁，还是游览休息场所；
到处花团锦簇，百花吐艳。
金达莱，露出粉红的笑脸，炽热大方，惹人喜欢。
迎春、杏花、梨花、桃花……也差不多同时开放，把平壤装点得更加秀丽可爱。
平壤的春光是美丽的，但朝鲜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所谱写的改造世界的史诗却更加动人。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美帝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平壤地面上没剩下一个工厂、一所学校、一幢住宅，只有数不清的弹坑。
如果不是在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朝鲜人民，进行精心设计，合理安排，艰苦奋斗，以令人赞叹的“平壤速度”开展建设事业，就不会有现在这座从废墟上新兴起来的拥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就不会有目前机械、橡胶、建筑材料、纺织、食品和日用品等各种类型齐备的工厂企业，就不会有一整套商业和福利设施网以及郊区的蔬菜、肉类、水果等生产基地，就不会有那么多大、中、小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就不会有那么多宽阔平坦的大街以及矗立在两旁的高楼住宅，就不会有那么多雄伟壮丽的纪念馆、展览馆和各种文化设施。
一句话，就不会有平壤今天的风物多姿、美丽繁荣的景象。
但是，二十年前、十年前已经取得的成绩毕竟已经属于过去。
朝鲜人民今天心灵上的美，是更加值得赞颂的。
他们不断往前飞奔的千里马精神、集体英雄主义的思想境界，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航程中闪耀着灿烂的光华。
朝鲜人民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六年计划以后，经过去年的缓冲年，对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带来的某些环节的紧张局面加以适当调整，为实现更宏伟的蓝图作好了准备。
就是在去年，他们的建设步伐也是迈得够快的。
仅工业部门就完成了二千二百六十七项建设项目，新建了八十二个集中货物站，建造了两万吨级的“清川江”号和各种其他货船。
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
只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用先进技术扩建了一百四十多个玉米加工厂和食品厂，并新建了六十六个现代化食油厂。
今年一开始，朝鲜各条战线为实现第2个七年计划的宏伟目标发动了新的进军。
到03月底为止，国民经济主要部门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了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04月18日到20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6届第2次会议。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有幸见到许多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做出新贡献的议员，并且听了其中好几位同志的发言，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使人深受鼓舞。
平壤火力发电厂赵永基同志讲，他们厂的职工由于把锅炉、涡轮机及发电机每台的维修日期平均缩短十天以上，提高设备完好率，增加的发电量可供一家大型工厂使用六年。
今年02月，该厂第7号锅炉需停产大修。
在这第2个七年计划第1个年头第1个季度的关键时刻，平壤所有工厂、企业都急需用电，因此大家都感到非常着急。
电力部的领导干部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厂领导干部一起，到现场指挥战斗，使过去需要三天才能修好的锅炉，只用了一天就修好了。
金日成主席对赵永基的发言很是欣赏，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勉励大家在实现远景规划的光荣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
议员李信子同志的一席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所共知，李信子当年在平壤的梨岘里改变东川平原面貌的豪迈斗争中，被人们誉为“红色宣传员”。
那时，梨岘里人民兴修大型抽水站，把大同江水引到最高的山岗上，修造了一百多町步梯田，菜地和麦地还采用了喷灌。
她在这次发言中介绍了平壤兄弟山区合作农场的发展情况。
这里已实现了水利化，建立起完整的灌溉体系；
每一百町步耕地面积平均拖拉机数达到七点五台，农业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广大农场员，目前正在深入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在一切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先行，用崇高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武装每个农场员，并将思想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奖励正确地结合起来。
李信子表示，要为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作出自己的努力。
听了英雄们的这些鼓舞人心的新成就和豪言壮语，我们深切地感到，在这里，在兄弟的朝鲜，处处万花竞放、群英争先，真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本报记者施大鹏

法国总理巴尔举行宴会欢迎谷牧副总理
巴尔总理强调要继续建设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谷牧副总理赞赏法国努力加强防务推动西欧联合
新华社巴黎05月03日电法国总理雷蒙·巴尔05月03日晚上在法国外交部举行宴会，欢迎正在对法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谷牧及其随行人员。
雷蒙·巴尔总理今年01月份访问中国期间，谷牧副总理曾陪同他在辽宁、上海参观访问。
雷蒙·巴尔总理和谷牧副总理在今晚宴会上的讲话中，都对能在巴黎重叙友谊感到高兴。
雷蒙·巴尔总理在宴会上说：
“由华国锋主席决定的、你应法国政府邀请而对我国进行的这次正式访问，具有两个方面的标志：
我们两国之间对世界问题的一些共同的看法以及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深入和长期的合作。”
他指出：
“我们认为，法国和中国继续深入地进行对话是重要的。
由于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的创议，我们两国在世界上行动所依据的许多原则的一致性得到了肯定。
从那时候以来，这一对话在法国和中国之间就很自然地建立起来了。”
他强调说：
“诚然，我们的看法并不总是相同的。
但是，考虑到我们所从属的文化的相距遥远，我们的政治哲学的不同和我们两国各自生活的特定环境，有谁会感到惊奇呢？
尽管有这些区别，但是，在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的显著的相同看法。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两国关系的依据和我们（两国）领导人不断对两国关系加以注意的理由。”
他说：
“坚持和平和坚持国家之间实现谅解的法国认为，和平和国家之间的谅解只能通过尊重国家的独立和特性才能得到保证。
因此，我们反对某些人无理地对其他人施加压力的局面。
建立政治和军事集团也是有害于世界和平的，因为建立这样的集团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并且只能使最弱小的国家处于世界敌对势力争夺的对象的地位。
所以我们认为，各国应当能够在自由和平等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如果各国认为这是有效的话。
因此，我们将忠于我们的联盟并且决心继续建设一个有能力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中国的态度，中国对欧洲的关心最近已经通过同九国共同体签署贸易协定而得到了证实。
我们也欢迎其他地区和希望通过合作来保证自己独立及发展的国家所作出的努力，以便在团结的道路上前进。”
他说：
“因为法国和中国对这些问题有共同的关心，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和有必要来进行磋商，甚至共同努力。
你的法国之行和我不到四个月前对中国的访问表明，我们两国在对方的外交政策中都占有越来越增长的地位。”
他说：
“你这次访问将在下面的情况下进行，即我们共同希望在我们之间建立持久和深入的合作，以便取得经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这些合作以后将在新的范畴中进行，这个新的范畴就是，贵国已经决定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实现现代化。
我们认识到贵国人民已经作出艰巨的努力来完成空前规模的任务，以便走上发展的道路。
我们准备在加强我们的交流方面作出响应，特别是在先进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今天正在充分发挥人类创造、发明和进步的才能。”
他说：
“在未来的几天中，你将在我们国家旅行，你将在这里看到许多成就，这些成就是我们的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最先进的劳动的成果，这样，你将对目前的法国，即对现代化的法国获得一个印象。
我们正在努力使法国走向进步，法国正在自觉地面向外国，在这个国家，你将看到，中国这个名字到处能引起友谊的回声。”
雷蒙·巴尔总理最后提议，为华国锋主席的健康、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干杯。
谷牧副总理在宴会上指出：
尽管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之间不仅没有隔阂，无需互相戒备，而且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他说，这些共同点中，最主要的是：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决心捍卫国家的安全，决不允许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或进行任何威胁和讹诈。”
谷牧副总理追述说：
1964年已作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而载入中法两国关系的史册。
这一年，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共同关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自那时以来，两国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谷牧副总理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
“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仍然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身受两次世界大战痛苦的欧洲人民渴望和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民肩负着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更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反对战争。
但不幸的是，的确还有妄图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
他说：
“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当今欧洲、非洲、中东、亚洲和世界各地动荡不安的总根子。”
他说，人们不难看到，“是谁口头上不断高唱裁军、缓和，实际上却疯狂扩军备战，并依仗其军事实力，到处伸手，挑起武装冲突，进行政治讹诈，干涉别国内政，从而成为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他说：
“我们十分赞赏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领导下的法兰西共和国为推动西欧联合和加强独立自主的防务作出的积极努力。
我们认为，西欧国家的联合和强大，西欧国家同第3世界的联合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关系，必将对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胜利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关系，并且在不久前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协定。”
谷牧副总理指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完成这项任务，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
他说，他和他的同事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要同法国领导人进一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时了解法国的经济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向法国人民学习。
中国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和陪同谷牧副总理访问的其他人员以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应邀出席了宴会。
　
法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掌玺、司法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卫生和家庭部长西蒙娜·韦伊，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农业部长皮埃尔·梅埃涅里，运输部长若埃尔·勒特尔，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奥，总理府负责科研的国务秘书皮埃尔·埃格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奥利维埃·斯蒂恩，参议院副议长皮埃尔—克里斯蒂昂·太坦热，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前部长莫里斯·舒曼，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能源总代表保罗·芒特雷·德洛耶，法国雇主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塞拉克和法国雇主全国委员会法中委员会主席保罗·贝利埃。
宴会是在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谷牧副总理同巴尔总理会谈
新华社巴黎05月03日电正在法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05月03日下午同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在法国总理府举行会谈。
谷牧副总理同雷蒙·巴尔总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中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奥和农业部国务秘书雅克·富希尔。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
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这之前，谷牧副总理同法国外贸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奥、环境保护和生活范围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分别举行了会谈。

不能对欧洲安全无动于衷
编者按：
下面是法国《国防评论》1978年04月发表的马尔吉纳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它揭露了苏美企图利用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以保持它们的核垄断的阴谋，指出法国必须拥有保护自己领土和欧洲安全的战略核力量。
这种言论表明，在苏联日益严重威胁西欧，同时企图限制和削弱西欧防御力量的情势下，西欧有识之士认识到保持和加强独立防御力量的必要性。
尽管各大国竭力否认，其实都在积极谋求工艺上的突破，确保它们的武器处于绝对优势。
在这场争斗中，难道我国的军备不会过时，其战略核力量的可靠性不会受到损害吗？
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的是，核军备具有无限的破坏力，它也和常规军备一样，不会是僵化不变的。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六十年代末期海市蜃楼4式的阶段，我们的打击力量的威慑效力将是微不足道的。
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使得昨天还十分新式的军备变成过时的东西。
因此必须予以改进和创新。
与此同时，世界形势也是日新月异的，在未来也不会停止发展。
例如核扩散问题就是考虑我们核威慑前途时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核武器方面，我们很可能面临两种彼此排斥的局面。
第1种局面是不会发生核扩散，第2种可能的情况是扩散。
第1种倾向，即不扩散核武器的倾向，是美苏两个大国所赞成的倾向。
这种状况并没有阻止两个大国继续进行它们的军备竞赛，但却特别是促使它们搞不扩散，这倒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是因为这是它们的客观利益所在。
因为，既然今后没有谁能指望对对方占决定性的优势，所以它们两个大国的利益所在就是不让别人损害它们两个的霸权。
此外，它们不能冒一个扰乱者打破它们之间建立的平衡的危险。
这是不扩散条约的非常具体的目标。
全面禁止核试验建议的目的，主要是制止扩散和防止象法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取得新的技术进步。
英国人在主要两方面依赖美国人：
战略运载工具和核试验；
这种依赖性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表示准备参加禁止一切核试验条约的原因：
说实话；
他们再没有说二话的自由了。
法国和中国却仍然是自由的。
因此，这两个国家应特别地警惕，并应特别注意使它们核力量仍是完全独立的，否则从现在起的一、二十年之内，这些核力量就不复存在了。
相当数量的国家从技术上看，在不久的几年里，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制造核武器进行试验和制造必要的运载工具。
重要的是要洞察到这种扩散形势对国际核游戏以及对我们自己核武器的意义可能产生的影响。
目前是恐惧代替了考虑：
面对着这个未知数感到害怕，害怕看到原子弹失去神圣作用，因而害怕看到它的威慑能力减少，害怕看到核战争的危险增长，两个大国害怕看到它们的霸权受到损害。
而实际情况却可能是另一回事，扩散可能导致的，不是增加冲突的危险，而是相反，可能使冲突的危险减少。
例如，如在欧洲发生了扩散，到时候可能增加成为庇护所的国家的数目，而我们本身的安全可能由此得到改善。
我不是说，法国应主张扩散。
我应该说几句关于最近概念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用“扩大的庇护”这一词来概括。
人们知道，我们的核武器并不仅是保护我国领土，而且也是保护领土的邻近地区，即保护我们的邻国。
美军一直驻扎在欧洲，并且无疑还应该留在欧洲，然而美国却设法在核方面越来越少地介入欧洲；
这势必会对我们自己的战略产生一些后果，因为我们的安全部分地同欧洲的普遍安全联在一起。
我们不能对欧洲这种安全无动于衷。
法国用核武器来保护自己，仍然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人们还没有看到出现高于核手段的新技术。
但是，如同我多次作出的那样，使用核手段意味着不断进展，考虑和研究工作永远不能停止。

日本首相福田访问美国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华盛顿消息：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05月01日到03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举行了会谈。
据报道，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主要讨论了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实行双边合作以及执行互相支持的政策是重要的”。
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将通过减少进口石油、遏制通货膨胀和刺激出口的办法来保护美元的地位。
福田首相则表示，日本将通过削减向美国出口钢、汽车、电视机和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来减少它同美国贸易中的顺差额。
据报道，福田首相和卡特总统在会谈中都强调了美日安全同盟的重要性。
卡特强调，美国同日本的关系仍然是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的基石。
双方还就两国同苏联的关系、中东问题以及即将召开的西方最高级经济会议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苏联又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电美国能源部发言人宣布，04月21日，苏联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这是今年以来记录到的苏联在这个试验场进行的第3次试验。

苏联推行扩军干涉政策欲盖弥彰
西德报纸揭露勃列日涅夫的“缓和”谎言
新华社波恩05月03日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福蔡特》月刊04月号发表文章指出：
“莫斯科固执的扩军努力及其在第3世界推行的干涉政策和武器援助政策，明显地加强了西方对苏联缓和誓言的诚意的怀疑。”
文章列举事实指出：
“苏联不顾其整个经济状况，不顾对居民供应总是不足的情况，继续不断地大量增加军火工业生产”；
“苏联武装力量现代化的状况，说明其政治目的不再是取得必要的、足够的防御能力。
这暴露了它猖狂地追求进攻能力优势的意向”；
“苏联的海军，无论就其规模或重要性来说，都不能说是为了保护海岸和航道的需要，而是要在世界海洋上表现其政治和军事的存在。”
文章指出，苏联这种强权政治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苏联的扩军政策对西方的安全极其危险。
它最近在非洲之角的卷入暴露了它的“缓和愿望”的真相。
新华社波恩05月03日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克福汇报》05月03日发表西德著名军事记者魏因施太因的文章，揭露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在西伯利亚发表的一次谈话中散布的苏联近几年“没有增加驻中欧军事力量”的谎言。
文章说，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真相的拙劣的美化”。
事实是，“十年来，俄国驻维斯杜拉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坦克军团得到了系统的加强。
这一地区新坦克的补充是随着俄国坦克生产的增加而增加的。”
文章指出，苏联军队的坦克数量至今已增加到四万六千五百辆，“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就增加了大约七千辆。”
苏联的装甲运兵车的数量已经从四万五千辆增加到五万三千辆。
文章说，苏联控制的华沙条约集团的炮兵也得到了加强。
据西方估计，华约集团拥有大约两万门大炮，其中一万八千门大炮处于战备状态。
文章还指出，驻中欧地区的苏联陆军部队得到了现代化空军的支援。
“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第3代歼击机的数量从零增加到了一千架，现代化歼击轰炸机从五百架增加到了一千二百架”。
苏联“现在拥有五千架直升战斗飞机，而过去只有一千九百架”。
文章指出，“从结构来说，苏联的陆军和空军都是进攻性的部队。”

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反对外国干涉
萨达特总统表示支持尼迈里总统为阿拉伯团结所作的努力，反对把阿拉伯世界划分为进步国家和反动国家
新华社喀土穆05月03日电阿拉伯团结委员会主席、苏丹总统尼迈里于05月03日离开喀土穆前往埃及访问。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尼迈里总统将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会谈，然后前往叙利亚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
尼迈里总统此行的目的是要消除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为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作准备。
尼迈里总统最近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讯社记者谈话时表示，他对恢复阿拉伯团结持乐观态度。
他说：
“对于阿拉伯团结委员会消除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恢复阿拉伯队伍的团结的使命能够获得成功，我是乐观的，因为这种团结不仅是阿拉伯民族在现阶段最必要的，而且在将来的一切阶段也都是最必要的。”
尼迈里总统欢迎关于在喀土穆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建议。
他表示：
“决定开会的地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使这次会议尽早召开，讨论一些手段和办法，以便对付威胁我们民族的危险。”
新华社开罗05月04日电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05月03日表示他保证支持苏丹总统尼迈里为恢复阿拉伯团结而进行的斡旋，并希望他的努力获得成功。
萨达特总统是在尼迈里总统到达亚历山大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
尼迈里总统来到这里主要是同埃及总统讨论恢复阿拉伯团结问题。
萨达特说：
“甚至在尼迈里总统着手他的使命之前，我就写信给他表示完全支持他的使命，特别是支持同那些称之为坚定阵线的国家恢复关系。”
在谈到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问题时，萨达特说：
“对于首脑会议的日期或地点我们不提条件或反对意见，不管其他国家参加与否，埃及是要参加的。”
尼迈里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很高兴听到埃及领导人保证为了阿拉伯团结使他使命获成功。
萨达特和尼迈里05月03日晚在亚历山大举行了三小时会谈。
在会谈时，尼迈里向萨达特阐明了他恢复阿拉伯团结的计划。
他表示将努力保证阿拉伯外长会议授予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尼迈里要求阿拉伯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来对付威胁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危险。
他说，如果具备了一切适合的条件，包括阿拉伯的关系恢复正常和停止宣传攻势，达到这一目的是可能的。
据新华社开罗05月02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在开罗北部的工业中心舒卜拉哈伊马举行的庆祝“五一”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埃及将维护阿拉伯团结。
他说：
“我们的战略基于这一事实：
我们都是阿拉伯人。”
“促进阿拉伯团结的第1步，是采取一项反对把阿拉伯世界划分为反动国家和进步国家的原则。”
“我们有一场共命运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我们义不容辞地有责任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
萨达特宣布，他已告诉苏丹总统尼迈里，埃及对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没有异议，唯一的条件是这次首脑会议不能为开会而开会，而是相互坦率，开诚布公，为制定义务而开。
他表示坚信，在对阿拉伯命运攸关的事业上实现阿拉伯团结是必要的。
在谈到对以色列的斗争时，萨达特总统说，世界人民“不再允许以色列有任何借口或托辞。
没有玩弄任何花招的余地，因为埃及的和平主动行动揭穿了以色列企图强加给世界舆论的一切骗人的辩解”。
萨达特强调说：
“我们仍然坚持我们建立和平的原则：
（以色列）应该完全撤出1967年占领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自决权，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绝不会背离这些原则。”

马克思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今年05月0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生一百六十周年。
在一个雨后放晴的早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又一次来到海格特公墓——马克思长眠的地方。
公墓四周，松柏苍翠挺拔，枝叶茂密。
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端，一条宽阔的人行道南侧。
这是英国工人在1956年集资重建的。
原来的马克思墓地处于海格特公墓深处不很引人注目的小径旁。
在马克思墓前，有一块约四米高的大理石墓碑，碑的顶上是铜铸的马克思头像。
墓碑正面上方刻着这位伟大革命导师的名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
墓碑中央镶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上面刻着：
“卡尔·马克思
生于一八一八年05月05日
卒于1883年03月14日”
墓碑正面下方刻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被迫长期在国外生活。
1849年08月，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来到英国，从那时起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都住在伦敦。
马克思在伦敦从事革命运动，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写作。
他在伦敦的日子里，同第一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
他的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福格特先生》、《法兰西内战》等都是在伦敦撰写的。
《资本论》的初稿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大英博物馆
我们走访了当年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常去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1973年改名为英国图书馆）。
在英国图书馆新闻处负责人班克罗夫特先生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
这是一间结构别致、宽敞而又明亮的大型圆锥体建筑。
阅览室内的四周是环形大书架；
正中是内外三层环形的图书目录柜，以此为中心，向四周伸展出一排排供读者使用的长桌和坐椅。
据班克罗夫特先生说，这间阅览室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希特勒德国空军的轰炸，战后已经过多次修缮。
虽然力图使阅览室保持当年的格局，但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面目了。
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有一个时期每天早上九点钟就到大英博物馆去，坐在阅览室里阅览各种书籍，搜集资料，一直到晚上七点钟。
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地租理论、哲学、历史、英国工业史等，博览了大英博物馆的大量藏书和资料。
据说，阅览室中D行第2号桌子，就是马克思用过的座位。
由于马克思长年累月地坐在这一个固定的座位上，以至在他脚下的地板上踩出了两个明显的脚印。
我们很想找出这两个脚印，但遗憾的是，这个阅览室的地板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天蓝色地毯。
有幸的是，在手稿部助理主任斯科菲尔德博士的帮助下，我们在手稿部看到了马克思当年进出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出入证。
上面有马克思苍劲有力的亲笔签名：
“卡尔·马克思”，日期是“1857年06月11日”。
在手稿部，我们还看到了马克思在1868年10月07日和1881年02月19日写给《资本论》俄文版译者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两封信的手稿。
在前一封信中，马克思应丹尼尔逊的要求，向他介绍了写作《资本论》的经过和参与工人运动的情况。
在后一封信中，马克思同这位俄国朋友探讨了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
第恩街旧居
从英国图书馆出来，我们来到了皮卡迪利广场不远的第恩街二十八号。
这是马克思在伦敦居住过的一所房子。
二十八号是一座极为普通的旧式四层楼房。
我们顺着楼梯上到三楼，只见在三楼的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卡尔·马克思
1851年至1856年在此居住”
马克思当年就住在三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
里面光线很暗，房间十分狭小。
房间里面没有任何摆设。
据楼下的一位房东告诉我们，这两个房间已被伦敦市政当局列为文物保护项目。
为了尽量保持旧居的原样，当局不让别人使用，也不让粉刷。
在这简陋的小屋里，我们思绪万千，想起了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描绘的景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
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
“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帐。
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帐呢？
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
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马克思就是在这种非常窘迫的情况下进行斗争的。
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马克思指导了当时欧洲和世界的革命运动，完成了许多光辉的著作。
我们仿佛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振笔疾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写下了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
我们仿佛看到，马克思的目光也注视到了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热情地论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
从第恩街二十八号马克思旧居出来，我们本想再走访一下马克思在此以前居住过的第恩街六十四号旧居，但是，由于几经战火，那座旧房已经荡然无存，无法查找。
事物在变化，世界在变化。
在马克思诞生以来的一百六十年间，在《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公布以来的一百三十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变化。
伟大的马克思第1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
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