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口号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
让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致努力，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华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1978年03月24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同志们！
我们党中央召开的这次全国科学大会，已经开了七天了。
在大会开幕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了话，方毅同志作了报告。
他们的讲话和报告，都很重要，很好。
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表示热烈的拥护。
大家受到了巨大的鼓舞，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这次大会还要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表彰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我们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这次大会一定能够开得很成功，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将发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央对召开这次大会是非常重视的。
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不久，中央召开了全国第2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来又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当时中央就考虑，开了农业大会、工业大会，还应该开科学大会。
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我们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
接着，中央又专门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
由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盛大规模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在我们党、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1次。
这是我们党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我们的大会，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会。
一年多来，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经过党和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条战线上的集体奋斗，经过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以及五届政协这几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大会，我们的国家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走上了天下大治的轨道。
现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总任务已经明确制定了。
新宪法已经颁布了。
各条战线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八年的规划和二十三年的设想，都已经提出来了。
虽然有一些具体的章程、政策、规划还有待于制定和完善，但是总的说来，抓纲治国的大政方针已定。
现在的要求，就是按照已经确定的路线、政策、规划，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排除干扰，战胜困难，去一步一步地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任务。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规定的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庄严地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就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总任务的规定表明，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世界上有各种道路的现代化。
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化。
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符合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才能真正造福于广大人民，才是世界各国人民看了高兴的。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这是早就由现实生活证明了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想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总是做不到。
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在中国建设起相当可观的现代工业基础，造成了进一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
“四人帮”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他们反对四个现代化的罪恶目的，是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只会沦为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继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那些部分，才能不断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
只有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地更加巩固和向前发展，也才能对内真正有效地战胜资本主义，对外在抵御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艰巨的工作。
在这里，我想着重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我国各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富有创造才能的人民。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学会了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极可宝贵的本领，创造了伟大的业绩，赢得了伟大的进步。
现在，为了更大规模地向自然开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为了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
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掌握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技能和管理方法。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
这是一项战略任务。
这个任务不解决，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甚至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们实行的是最黑暗、最腐朽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在他们的摧残之下，科学文化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
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决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为实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进一步扫清道路。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
只有动员和依靠亿万群众才能进行这个事业，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把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切实地组织起来，才能进行这个事业。
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熟练农民和其他熟练劳动者，是大批大批的各行各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干部。
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特别能战斗的工业大军、农业大军、科技大军、文化大军和国防大军。
人少了不行，一部分人也不行，一定要亿万群众，一定要整个中华民族来一个大提高。
事情很明显，如果我们的工人不具备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学习新的生产技能，那么，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就难以掌握。
如果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没有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懂得使用电力、机器、化肥、农药等等，不学会科学种田，也就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没有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那就不能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很好地组织和指挥现代化战争。
相反地，只要亿万群众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就不但可以成为熟练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而且在他们中间一定会涌现出大批的技术专家、革新家、发明家、科学家。
因此，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这件事。
决不能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仅仅是科学技术部门的事情，决不能只靠科研机关和大学的少数人去办。
鼓舞亿万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努力学习和实践，这正是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最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强调依靠亿万群众，同时又要大力加强专业科技队伍的建设。
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我们要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要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新生力量，迅速壮大专业队伍。
要提高专业队伍水平，造就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
我们希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工农兵相结合，在业务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把个人钻研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我们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理论学习、阶级斗争和工作实践，更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这样，我们大家就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专业队伍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尖兵和骨干力量，他们担负着科学技术上的攻坚任务，担负着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的任务。
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历来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组成了人民战争的钢铁长城。
我们的科技队伍也应当是这样：
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亿万群众是科技战线上的广大民兵，而集中的专业队伍则是科技战线上的野战军、地方军。
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给专业队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专业队伍又反过来给广大群众队伍以指导，并且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提高。
这应当是我们国家科技队伍的体制，同时也就是我们科技战线上的人民战争的胜利道路。
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广泛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普及和提高统一起来，把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组成浩浩荡荡的科学文化大军，大大加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步伐。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方面，这就是青少年的培养。
青少年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青少年要从小健全地发育身体，培养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还要从小养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优良风尚。
我们党和国家，要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办好小学、中学、大学，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开辟各种各样的学习途径，创造条件，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他们中间不断地造就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使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人才辈出，兴旺发达。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向我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主席教导我们：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要求，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政治思想工作不但不能减弱，而且更要加强。
我们党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是有一套优良传统的，要发扬这些传统，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加深入，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是不行的；
但是只搞政治，不懂技术和业务，长期当外行，也是不行的。
毛主席在1958年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
“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
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不少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确实钻了进去，学习很有成效；
但是也确有一些同志，对毛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并没有深刻理解。
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制造了种种谬论和混乱，谁要是抓了业务和生产，就要受到他们的压制和打击，当然更谈不到去钻现代科学技术了。
现在，许多干部精神解放，奋发努力，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业务、学技术，情景喜人。
我们各行各业的各级干部，都应当这样做。
我们在科技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干部，尤其要加强学习，根据科技工作的特点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管理工作和后勤工作。
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劳动，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
要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做他们的贴心人。
要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才干。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这些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
我们历来反对那种认为外国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中国永远只能落在外国后面爬行的洋奴哲学。
“四人帮”别有用心，把向外国学习诬蔑为“洋奴哲学”，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是为了打倒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向外国学习的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
如果真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其结果，就只能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情十分明显，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是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得不断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产生的，我们能够不学吗？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发生的，我们能够不学吗？
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们现在比世界先进水平是落后了，我们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要迎头赶上去，这就必须善于吸收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把它们统统拿过来，为我所用，把学习外国和自己的独创结合起来，以利于尽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从落后转化为先进了，还要不要学呢？
那个时候，外国仍然会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好东西，我们仍然要向人家学习。
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从现在到公元二千年，二十三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前八年。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件事，也是如此，我们也应当有三年、八年的规划和二十三年的设想。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努力在整个社会提倡勤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只有诚实谦逊、坚忍不拔，才能真正学到一点东西。
一定要在全体人民中养成和发扬下苦功学习的浓厚风气。
以爱学习为光荣，以不学习为可耻；
以又红又专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
以埋头苦干，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为光荣，以好逸恶劳，光吃社会主义为可耻。
要使我们整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学校。
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对于这件事情的伟大意义，我们还应该看得更深、更广、更远。
随着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
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验都离不开唯物论和辩证法。
我们要推动一切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自己的工作，同时，要通过广大群众学习科学技术，进行科学实验，大大地普及唯物论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正是借助于批判地吸收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他的革命结论。
所以说，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对于学好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要的。
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将大有利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和各项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有利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列宁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说过：
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
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
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
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
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
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
列宁的这些话讲得多深刻呵！
我们今天提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也是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密切关系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从长远来说，就是要在全民族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
这样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的人，就是能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人，就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的工人。
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同志们！
建国前夕，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事业。
我们的国家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
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
近几百年来，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落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经济技术封锁困不死我们，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压不垮我们。
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我们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不是也造出来了吗？
我们不是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吗？
对于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作出重大贡献的许多科学家，包括已故的李四光、竺可桢等同志，人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
历史的和现在的事实说明，我们中国人同样长着一个脑袋两只手，不比别人笨。
关键还是在于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延误和挫折，都是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的结果。
现在，继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粉碎了“四人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
当然，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扫除障碍的工作今后还要做，但是，现在阻挡我们前进的最大的障碍是扫除了。
亿万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大进军，几百路、几千路纵队的专业科学技术战士，可以在广阔的道路上纵横驰骋了。
我们完全有信心和决心去完成新时期对科学文化战线提出的重大任务。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同志们！
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够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够鼓舞起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新事物和建设新世界的积极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按照统一的计划，向共同的目标前进。
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需要我们学习，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克服。
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什么东西都能学会。
依靠广大群众的团结力量，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
我们的口号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
让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致努力，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附图片）
华主席在大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伟大号召：
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新华社记者摄

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分组举行座谈
认真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
华主席关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他们决心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切。
新华社北京03月25日电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使代表们连日来一直兴奋、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从昨晚到今天，代表们分组举行座谈，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华主席的重要讲话，许多代表激动得夜不成寐。
代表们一致指出，华主席的讲话，是宣言书，宣告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是动员令，动员全国亿万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
是纲领性文献，指导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华主席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件大事，提到战略任务的高度，提到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我们听了以后，仿佛登上了高山，视野更开阔，看得更远了。
许多代表在座谈时说，华主席的讲话气势磅礴，讲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讲出了整个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综合研究所总工程师闵恩泽说，华主席指示我们专业科研队伍要担负科学技术上的攻坚任务，这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要象当年长征过金沙江，渡大渡河，打腊子口那样，发扬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精神，去攻克一切堡垒。
大寨大队的代表贾承让、高玉良说，有人认为当庄稼佬，拽牛尾巴，要什么学问！
这是外行话。
俺村有好多老年人说，咱种了一辈子庄稼，如今越种越不会种了。
这是因为大寨科学种田的水平提高了。
华主席的讲话进一步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今后，我们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大搞农业科研，大搞科学种田，大抓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农业科技队伍。
一些领导干部说，华主席的讲话，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刻苦学习业务和技术。
代表们在学习、座谈中，以华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武器，忿怒批判了“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摧残科学文化的罪行。
辽宁省委书记苏羽说，华主席在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任务，对政治与业务、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学习与独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论述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著名的植棉模范吴吉昌激动地说，前几年，“四人帮”摧残我、迫害我，不准我搞棉花种植的科学试验，那时我只能偷偷地搞；
今天，有华主席为我们撑腰，有邓副主席当我们的“后勤部长”，我什么也不怕了。
许多代表表示，华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这是对“四人帮”捣乱、捣乱、再捣乱，分裂、分裂、再分裂的罪行的有力批判，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做学习的模范，做团结的模范，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代表们学习、讨论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华主席的伟大号召，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自己的一切。
唐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肖来潮说，今年元旦，华主席视察唐山时就指出，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我们公司党委根据华主席的重要指示，从今年01月份开始，每星期日上午请有关科技人员讲科学技术，公司各厂的领导班子和广大工人每周也都安排了学习日，争先恐后地学习科学技术。
这次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落实华主席的指示，把党委和全公司的学习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大庆油田的代表们说，华主席号召，要使我们整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大庆决心办成这个大学校中的一个先进班，我们大庆人要争当这个班里的优秀生。
武汉地区高等学校的代表们纷纷表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教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
积极培养专业队伍；
培养学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精神，造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优良风气；
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办好各种科学讲座和短训班，普及科学知识。
甘肃省科协负责人刘焕文说，我们一定要把科协的工作更加活跃地开展起来，采取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并积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学术交流。
（附图片）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石油工业部代表，认真学习和讨论华主席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

赞“人梯”精神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代表们倡导着一种可贵的“人梯”精神。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这些天又谈到他在五届人大会议上表达过的心愿：
我甘愿当作“人梯”，让年轻一代蹬着我的肩膀，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
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听了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后，立即赶回实验室，同十二名助手商量，决意带好二十名研究生，架起多级“人梯”，攀登细胞生物学的顶峰。
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会议期间主动向党委书记提议，要组成一个“尖刀班”，自己给他们开路，向着物理学的高峰登攀。
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这种争当“人梯”的精神，使人们想起了解放战争年代“十人桥”的故事。
那是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战略决战的历史时刻。
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潍县团”在淮海前线追击国民党军队途中，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战士们不顾敌人炮火的封锁，纷纷提出：
“没有桥腿，我们当桥腿！”
十名勇士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凉的激流中，用肩膀扛着两架木梯架起了一座浮桥。
勇士们向岸边的突击队员高喊：
“大胆地过吧，同志们！”
“过吧，我们保险！”
“潍县团”一个营的指战员迅速通过这座“人桥”，跳上彼岸，猛虎般地向敌人追去。……
几个月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天险，拿下南京，捣毁了蒋家王朝。
“人桥”十勇士的崇高精神，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我们正处在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需要发扬“人梯”精神，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人梯”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
是一种献身的精神，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一种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革命精神，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人们高兴地看到，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年高不服老，不但自己努力攻关，而且帮助青年人作出贡献，“人梯”精神正在产生巨大力量。
我国年轻的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就是在老数学家庄圻太的亲切指导下攀登数学高峰的。
他们在函数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凝聚着这位老数学家的一片心血。
庄圻太教授不但帮助他们确定研究方向，而且精心修改他们的论文，从结构、数据到证明方法，都认真推敲，反复运算，有时修改一篇二十多页的论文，竟写下十几页的意见，花费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以来，庄圻太教授自己没有发表学术论文，但他帮助他的这两位学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十多篇学术论文。
我国著名量子化学家唐敖庆教授，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有一次，唐敖庆收到无锡树脂厂青年技术员任晨光的一封来信，报告他搞成了一项技术革新，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财富。
唐敖庆为这项成果感到高兴，但是发现任晨光的理论推导有错误。
于是，他千里迢迢专程赶到无锡，对这个青年进行具体指导，后来又亲自进行实验，帮助他得出正确的理论推导。
在唐敖庆的帮助下，任晨光终于写成一份科学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八十三岁高龄的化学界老前辈杨石先教授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已经半个世纪。
五十年代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带着两名教授和三名助手，办起了我国第1个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二百多名研究人员。
今天，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人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是他学生的学生。
看到几代师生欢聚一堂，杨石先教授激动地说：
“我决心再带一批研究生，让更多的年轻人蹬着我的肩膀冲上去！”
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多么值得赞扬啊！
他们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象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去照亮别人。
他们披荆斩棘，排除险阻，为后人开拓前进的道路。
他们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是我们事业的无名英雄。
帮助别人取得科学成就，这同样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贡献。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说明老师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优秀成果。
人民，首先是学生，将永远感激他们。
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有一句名言：
“假若我能比别人瞭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
当一代新人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时候，怎么能忘记这“人梯”和“巨人们的肩膀”呢！
为了攀登科学高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还需要把“人梯”精神发扬光大起来。
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当好后勤部长，千方百计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是一种“人梯”精神；
当教师的同志，孜孜不倦，以毕生的精力培养青少年一代，为科学事业人才辈出打好基础，这是一种“人梯”精神；
做图书资料、出版工作，搞器材供应，搞行政福利工作的同志，勤勤恳恳，为科研第1线服务，满腔热忱地帮助科技人员克服各种困难，解除后顾之忧，这也是一种“人梯”精神。……
奔向二○○〇年的新的长征开始了。
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前进道路上，人们正搭起“人梯”，架起“人桥”。
当年“潍县团”十勇士的喊声仿佛又在我们耳边响起：
“大胆地过吧，同志们！”
“过吧，我们保险！”
（附图片）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新疆代表团副团长、哈密地委书记李嘉玉，多年来坚持带头学习农业技术，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赞扬。
图为他在小组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摄

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
胡福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唯生产力论”的概念。
唯生产力论（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的“唯”字，同唯物论（Materialism）、唯心论（Idealism）的“唯”一样，在汉语中是虚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唯一”来解释。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抹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谬论时，曾指出：
这种谬论是被第二国际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
这就是说，这种谬论是庸俗生产力论。
后来，有人把斯大林批过的这种谬论称之为“唯生产力论”，但认真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
与唯物论是表明物质决定精神一样，那么唯生产力论也当然只能是表明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唯”字，就把唯物论（即物质论）说成否定精神反作用的机械唯物论，同样也不能把唯生产力论说成否定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庸俗生产力论。
辩证唯物论是建筑在科学的“物质”概念之上的，同样的，科学的物质“生产力”的概念，奠定了历史唯物论的基础。
当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物质决定精神具有不同的特点，因为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存在，它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制约着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同生产关系组成一对矛盾才发生作用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把历史唯物论简单地说成唯生产力论。
当然，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
多年以来，他们总是利用我们在某些概念上的不够严密和完整，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他们把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诬蔑为修正主义。
其实，这分明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这个原理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马克思详尽地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要生活、要繁衍，首先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生存和从事政治、艺术、宗教等活动的基础，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历史的基础。
可见，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原理就是历史唯物论。
“四人帮”为了把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诬蔑为修正主义，胡诌了一套谬论，说什么“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在他们看来，一旦这种“变革”停止了，生产力再也不能发展了；
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信奉者。
果真如此吗？
否。
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孤立地存在着，也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地发展。
但是，这同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展是两回事。
因为任何一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都有相对的稳定性，都相对独立于生产力。
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保护下，由于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及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使生产力不停顿地向前发展。
只有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它的性质时，变革生产关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四人帮”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就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四人帮”用这种谬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完全是枉费心机。
它分明是一种政治权力决定论，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四人帮”为了把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说成修正主义，还把恩格斯批判庸俗经济唯物论者巴尔特和列宁批判第二国际否认暴力革命的斗争等归结为批判唯生产力论。
他们胡说，唯生产力论是新老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受到敌人两个方面的攻击，一种是公开反对这个唯物论的原理；
一种是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论是什么，抓住字面作文章，把这个原理庸俗化，否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战斗。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批判否定生产关系反作用的谬论时，其一，给这种谬论下了科学的定义，或者称它是“庸俗生产力论”，或称“机械唯物论”。
而“四人帮”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斗争歪曲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以蛊惑人心。
如果真的象“四人帮”所说唯生产力论是新老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而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中竟然找不到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其二，革命导师在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的谬论时，仍然坚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阵地，揭示他们背叛历史唯物论的本质。
这是“四人帮”极力抹煞但却抹煞不掉的事实。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
徐占焜
“四人帮”不但有造谣手段，而且有造谣“理论”。
“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就是“四人帮”的“造谣有理”论。
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根据林彪的这个哲学，曾经出现一幅井冈山会师的画，画面中心是毛主席和林彪握手。
1928年04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是中外皆知的历史事实。
但是，林彪的那伙死党，为了给林彪树碑立传，就把林彪抬出来代替朱总司令，美其名曰“路线会师”！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林彪这个造谣哲学加以理论化，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
新闻报道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一样，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才是第一性的。
新闻只能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事实是新闻的基础。
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实，但决不能任意改变客观事实。
而“四人帮”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就是根据他们反革命的主观意图，任意捏造事实，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完全颠倒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
这是典型的唯心论。
1973年，“四人帮”“需要”在云南培植一个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于是物色了一个从上海去云南的青年，树为“知识青年的榜样”。
事实上这个人不是党员，但姚文元需要这个人是党员。
他看了上海派去的写作班子代这个人写的体会文章后说：
“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
姚文元一句话，文章里就写上了“最近，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后，靠十一个电话在九小时内把这个人突击入了党！
这个假典型之所以假，还不仅仅是这个人没有入党就先在文章里写成是党员；
实际上，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知识青年的榜样”，根本够不上党员的条件。
应该说，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赤裸裸的造谣，还是比较容易识破的。
“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利用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来说假话。
这种手法更能欺骗群众，也更为恶劣。
按照这个理论，凡是不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实，即使是大量存在，也舍而不取。
反之，凡是他们需要的，即使是个别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也要大肆宣传。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记者在新闻里写了北京市百万人民泪洒几十里长街送灵车的场面，姚文元看了，一字不剩地统统删掉。
相反地，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时候，几个张铁生之类的小丑嚎叫一通，“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就捧场叫好，硬说这是什么“群众”的意见。
任何阶级写新闻报道，都不是有闻必录，都要有所选择。
而实际生活是复杂的。
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两个事例，来证明某个思想、观点，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待事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列宁有一段极为精采的论述：
“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方面，比起列宁讲的那种“连儿戏也不如”来，又等而下之了。
因为他们并非无意地、不慎地随便挑选出一两件事实，而是蓄意地、精心地挑选“事实”，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寻找“根据”。
这就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
“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当然，要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个别老干部变坏的实例，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四人帮”却断言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百分之七、八十都要变，甚至说是一条“规律”。
这就成了天大的谎言。
“四人帮”把造谣说成是“路线的需要”、“阶级的需要”。
什么阶级、什么样的路线才需要造谣呢？
只有没落的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反动路线才需要造谣。
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
讲真话，就等于打倒他们自己。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一致的，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人民群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因此，无产阶级新闻的阶级性和真实性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新闻当然要服从路线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但是，决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捏造事实。
为了某种政治利益的需要，歪曲事实真相，这不是无产阶级政治。
用说假话的办法去宣传党的路线，只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败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事业。

标准只有一个
张成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哲学家们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
笛卡儿说，只有象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
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实用主义者说，“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赤裸裸地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
基督教会说，耶和华说的才是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第1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
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再三强调：
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
毛主席说：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请注意！
毛主席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2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
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这是不能怀疑的。
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当然不能这样说。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
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
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重温《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札记
郭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二十年前，我党八届六中全会重申马克思主义这条基本原理，提醒人们，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
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无论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错误路线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惨痛教训，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条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性。
特务分子张春桥说：
“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我就不管了。”
这番话道出了“四人帮”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以便乱中夺权的狂妄野心。
同时，从理论上说，不管物质基础，撇开生产力去搞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时指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
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
无产阶级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充分利用新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经常的、大量的、长期的、不容中断的工作。
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去相应地变革那些不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
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把生产力看成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首先下大功夫大力气发展生产力；
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成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从主观愿望出发，不管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总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勉强去做那些实际做不到的事情，肯定是要失败的。
硬要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面，不但实际做不到，而且必将带来进一步退两步的严重后果。
它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使生产关系倒退下来，甚至倒退到比原来还不如的地方。
进一步退两步的做法，决不能称作是革命的行为。
拿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来说吧。
倘若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过早地取消按劳分配，用按需分配代替它，那么很快就会将全部社会产品吃尽用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继续进行，弄到连吃饭都发生问题。
这种“按需分配”只不过是个假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分配，甚至是比平均主义更糟糕的分配。
再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来说。
倘若过早地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或者削弱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乘虚而入，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买卖泛滥成灾，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大量产生出来。
发展下去，不仅搞不成什么共产主义，就连社会主义都维持不住，反而会向资本主义倒退。
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变革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相反地，条件不成熟，要勉强地改变生产关系也是不行的。
就如拔苗助长一样，看起来苗儿显得很高，但过不了几天就枯萎死亡了。
道理很简单，它破坏根系，使植物失去土壤的营养。
张春桥鼓吹一种不要物质条件的“过渡论”，说什么“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要靠“穷精神过渡”。
在“过渡”问题上，革命精神之所以能起巨大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具备了实现“过渡”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
否则，如果象张春桥鼓吹的那样，靠什么“穷精神过渡”，听起来非常革命，实际上是打着“左”的旗号搞破坏，这种所谓“过渡”，绝不是向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向后倒退回资本主义。
我们有些同志，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时分辨不清，也认为可以不顾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只要组织起新的领导班子，就能迅速变革生产关系，把所有制水平提高一步。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是会通过劳动者反映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只凭领导人的设想办事，必须听取广大劳动者的意见。
这样就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
在“干部同意，群众不通”的情况下，就不应当急忙实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
当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干部要向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
说服教育必须讲道理，讲道理必须摆事实，摆事实就得具备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
一旦客观上具备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条件，而不变革过时的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
不提高所有制水平，就无法促进生产发展，使群众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
摆出这样的事实，道理便讲得清楚，群众就会相信而跟我们走了。
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牵动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它是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不能靠损害一部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来增加另一部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
举例来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存在着穷队和富队、穷社和富社的差别；
我们要努力缩小这种差别，但是，不能用抽肥补瘦的平均主义办法，而只能采取大力帮助穷队、穷社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
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关系，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有下面一段话：
“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现阶段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是符合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状况的。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大队，实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
要实现这种过渡，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大队领导班子坚强；
（二）大队经济有一定的基础；
（三）生产队之间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
（四）群众自愿。
具备了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过渡后穷队能增加收入，富队也能增加或起码不减少收入，人民公社就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壮大。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领导和组织过渡，就不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
相反，如果还没有深入揭批“四人帮”，还没有坚强的领导班子；
或是大队经济基础不强，富队穷队经济差别较大，存在着“富队怕过渡、穷队盼过渡”的情况，那么“过渡”的条件便不能算是成熟了。
如果硬要过渡，就会破坏生产，脱离群众。
在实现“过渡”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在条件确实成熟的时候，才能过渡；
条件还不成熟，就不应匆忙过渡。
当前，我们首先是要认真学大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为逐步实现“过渡”创造条件。

北京郊区一座大型蔬菜温室投入生产
新华社北京03月25日电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人民公社依靠社办工业的力量，自筹资金，兴建了一座面积达二十八亩半的大型蔬菜温室。
这座大型温室，全部采用轻型钢架、玻璃结构，柱高二点二五米，脊高三点三米，中间通道能开进轻型载重汽车。
室内安有暖气管道、通风设备等。
为温室生产服务的附属设施有：
锅炉房、配电室和自动化控制室等。
严冬时节，记者走进这座大型温室，室内温度是摄氏二十度。
明亮的温室里，满眼绿色，带花的黄瓜挂满了支架，西红柿压弯了枝头。
身穿毛衣、衬衣的社员们，在整齐的菜畦里锄草、浇水。
据温室负责人介绍，这座温室于去年03月开始试种，一茬黄瓜平均亩产一万二千斤，改进栽培技术后产量还可大大提高。
大型温室比土温室节省土地和劳力，便于科学管理，实现稳产、高产。
北京全年霜期一百七十天左右，约有四个月难于在露天种菜。
在搞好土温室的同时，发展现代化温室，对实现首都市场蔬菜淡季不淡，均衡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玉渊潭人民公社的这座大型温室，于1975年10月动工，历时一年多初步建成投产。
在兴建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帮助和支持。
公社自筹资金，并依靠自己的社办工业，加工和安装了温室的大部分设备。

北京高等院校扩大招生名额
二十三所院校增加招收两千四百多名新生
新华社北京03月25日电
为了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北京二十三所高等院校增加招收两千四百多名新生。
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发出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名额、试行走读生的通知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立即行动起来，决定从1977年已经参加高考、初选合格的考生中再择优选拔一部分新生。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十分重视扩大招生的工作，反复研究了落实方案。
经过各系党组织和教职工的认真讨论，决定全校增收三百名走读生。
教育系原不打算招生，现在，教职工思想大解放，决定招收新生，大家正抓紧编写教育学讲义。
学校各部门也都动员起来，修缮校舍，调整教室、宿舍，认真检修、配置实验器材，还充实了教学实验人员，努力做好迎接新生的准备工作。
北京经济学院接到教育部、计委的通知后，当夜作出决定：
艰苦奋斗办学，学院行政部门搬到校内原来准备拆除的旧工棚内办公，把办公室用于教学；
充分利用原有建筑和教学设施，增辟阅览室，积极为走读生提供学习和休息条件。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后，这个学院将比原计划增招新生百分之八十以上。
北京师范学院采用调配教师讲大课的办法，来解决基础课教师不足的问题，可扩大招收二百四十多名走读生，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还将招收五百多名新生。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方交通大学等院校，也正在努力挖掘潜力，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扩大招生名额。

向二○○〇年进军！
——发自科学大会的信
本报特约记者　马识途
现在是1978年03月19日早晨六点半钟，我相信你们正打开收音机听来自北京的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了！
我相信全中国——不，全世界都在收听这条消息，无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响应华主席号召，“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这是八亿人民新的长征大军中的先头部队——科技大军誓师出征了。
我以有机会在这支部队的后勤部里当一名勤务兵而引为最大的光荣。
昨天中午，代表团宣布，吃好午饭，睡好午觉，准备下午两点钟出发去人民大会堂。
谁吃得下？
谁睡得着？
许多代表都在院子里汽车旁边等着，在屋里的也在看表，等待出发。
两点一刻钟，我们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外面广场上。
一行一行地排成几十路，整齐步伐，走向大门。
这不是五千多人在广场上跨步前进，这是人类的五分之一在跨步前进。
我听到这伟大进军的脚步声，我感觉到这个小小寰球在脚下颤动。
东方的巨人高举起毛主席伟大红旗，大踏步开始新的长征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们走进大门，在宽大的休息厅里休息。
许多代表穿梭地走来走去，在寻找着，在期待着。
“哈，老朋友，你还健在呀！”
“我怎么能死呢？”
两个七十左右的老朋友意外相逢，先是握手，然后拥抱，高兴地互相取笑。
但是我想这并非取笑，他们是认真这么说的。
他们在“四人帮”的棍子、帽子下讨生活，朝不虑夕，谁知道能不能活着见面？
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谁？
为什么那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那么亲切地扶着他坐进长沙发里去？
看他们多么激动，热泪盈眶地在倾诉什么？
摄影记者呀，请不要按闪光灯打扰他们，让他们安静地畅叙别怀吧！
那边站着的两个中年人为什么那么愤激？
在控诉，在批判，慷慨激昂，挥舞拳头。
在“四人帮”横行时，作为被专政的“臭老九”，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满腔义愤要说？
我也在大厅里寻找着。
也碰到了过去一起在科技战线上作后勤的老兵。
原科学院华东分院的老边，科技大学书记老武，还碰到别的几位，谈了起来，都是彼此彼此，“四人帮”砸烂了这些单位，搞垮了许多研究所，这些人不得不靠边，改行；
或者被攻得不可开交，被批得一蹋胡涂，落得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和“臭老九”的命运差不多。
铃响了。
我们走进大会堂入座，大家都在望着主席台上，在指指点点，细声议论：
那满头银发的是谁？
周培源教授。
就是那个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写篇文章呼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就被“四人帮”围攻不已的物理学家吧！
那一位，一定是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他，从一个小店的学徒，努力奋斗，学成为一个出色的数学家；
就是他不愧为一个伯乐，发现和培养了“千里马”陈景润；
就是他，立下誓言要把两个肩头献出来，让后辈踏上，去攀登科学高峰。
可惜的是发现他本人的好伯乐、数学家熊庆来，已经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不然今天三辈同台该多好啊！
陈景润也在台上嘛，就是那瘦瘦的一个。
那个头上开顶高的人我认识，是钱学森，他在我国征服天空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哦，那个是原子能专家钱三强，那个是在生物遗传学上酝酿大突破的童第周。
那个是喷气专家吴仲华，外国就是根据他的理论，设计了高速喷气客机。
哦，那个看来年纪不大的是谁？
是在齿轮测量上突破世界水平的黄潼年。
那个农民模样的是谁？
用辩证法种花生出名的姚士昌嘛！
看，坐在手推车上推过来的是谁？
高士其呀，爱科学的孩子们的老朋友。
哦，还有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半导体专家黄昆，妇科专家林巧稚，桥梁专家茅以升……都来了，都来了，真是数不尽的群星灿烂！
真的，我感觉那天幕就是蓝色的天空，在上面缀着闪烁发光的群星，围绕着毛主席和华主席。……
你问我们的老院长郭老怎么样吗？
郭老年高有病，可是坚持要来参加这次盛会，坐手推车也要来，他就坐在邓副主席旁边。
听说中央只准他参加半小时，果然到时候华主席就亲自到郭老身边劝他休息去了。
科学家们都看到了，华主席是多么关怀知识分子！
但这是后话，这时候我们还盯着主席台上前面的空位，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哩。
忽然大家站了起来，雷动的掌声，我们一直期待着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了。
“华主席呀，要不是你当机立断，领导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还能站在这里鼓掌欢呼吗？”
我亲眼看到站在我左边不远的一位老人一直望着华主席，身子在微微战栗，嘴唇在动，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老泪横流了，这是欢乐的眼泪，再不是痛苦的眼泪，但却是在极度痛苦之后的极度欢乐的眼泪。
邓副主席讲话了。
字字句句那么明确，亲切，大家屏息听着，深怕漏掉一个字。
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动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
——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我本想记住鼓掌次数，但是因为次数太多，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
陪伴掌声的又有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眼泪呀。
党把我们当作国家主人；
党承认我们按照党的需要，做好科学研究就算红了；
党号召我们向现代化进军，副主席给我们当后勤部长哩。
我们这些战士该怎么奋不顾身地战斗呢？
还有什么科学险关攻打不破呢？
方毅副总理作报告了。
这是多详细的战斗布置。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党中央发号令，方毅副总理作为一个总参谋长，向我们作了战斗动员，说明了进攻的主要目标，必须打破的主要难关，进攻中注意的问题和主要措施，我们都听清楚了，牢牢记住了。
我们向党宣誓：
攻克一百○八个高地！
打破八个重要难关！
坚决执行十项措施！
战旗已在我们的头上飘扬，冲锋号已经吹响，科技战线的老将们，新战士们，后勤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大家行动起来，勇敢地冲锋呀！
向二○○〇年进军！
散会出来，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有如千树银花，分外光明灿烂。
大家回来，怀着不能平静的心情，连夜开起座谈会来。
多少感奋的眼泪，多少钢铁的誓言，有的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我呢？
想写诗，写不出来，只哼了两句：
暮年烈士兮，望战旗之高飘而雀跃，
伏枥老骥兮，闻鼙鼓之雷鸣而长啸！

外事往来
由瑞士联合银行董事长菲利普·德·韦克率领的瑞士联合银行代表团03月23日离京去杭州、上海、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瑞士客人是03月19日到京的。
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宴请了他们，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卜明同他们进行了业务会谈。
　新华社副社长穆青03月24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新加坡摄影学会前任副会长陈立诚为团长的新加坡摄影学会旅行团。
首都新闻和摄影单位的负责人吴印咸、兰子安、林扬等参加了宴会。
旅行团是在参观访问了广州、上海、无锡、南京后于23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去桂林等地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

政策落实　百业兴旺
尚志县发展多种经营，集体经济壮大，社员收入增加
编者按：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国动员，大办农业；
指出要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合理安排，加强领导，使农业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
尚志县的情况说明，贯彻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一场尖锐的斗争。
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地方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严重阻碍集体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当前，必须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尚志县位于完达山脉西北麓，是个“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宜于发展多种经营。
但这个县多种经营的发展，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公社化后，尚志县委加强领导，曾开展过“八养、十种”的群众运动，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全县形成了以养猪为主，以林、蜂、烟为骨干的养、种、猎等多种经营基地二百七十个。
1968年，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近两千万元，粮食总产二亿五千多万斤，社员平均收入八十八元。
1968年以后，尚志县多种经营的发展遭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他们硬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倾向”来批，胡说什么支持集体副业，就是支持资本主义倾向；
支持社员家庭副业，就是支持“小生产”。
这些谬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有些队砍掉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
全县多种经营项目只剩下了林、蜂等几个，多种经营基地只剩下一百多个，专业队伍几乎全部解散。
多种经营收入和社员收入普遍下降。
“分半田”的农业生产也抓不上去，亩产一直在二百斤徘徊，总产下降了二千多万斤。
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以后，县委常委们眼看着落后的局面，心里十分焦急。
刚来的县委书记冯文翰同志说，党派我们到这里来，是叫我们带领群众搞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对群众的疾苦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不能领导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尚志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大自然没有给予财富吗？
不是，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野生资源。
是社员不想增加收入吗？
也不是，这里的群众很勤劳，早就经营着许多种集体和家庭副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县委常委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有关教导，并到基层搞调查，具体分析了苇河公社的旭光五队和化一五队的情况。
旭光五队一度搞单一生产，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了，粮食产量下降，资金靠贷款，集体家底空，社员生活困难。
化一五队坚持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原则，发展养猪、造林、养蜂、养鱼等多种经营生产，每年多种经营收入三万二千多元，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粮食增产，社员劳动日值年年增加，生活不断改善。
通过典型分析，县委认识到，这几年搞得这样困难，不怨天，不怨地，就怨县委没有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把正当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了。
正象群众所批评的，“是自己堵了自己的路”。
辨明了是非，弄清了政策，他们就把恢复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在全县掀起了恢复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的热潮。
用什么办法恢复发展多种经营？
尚志县又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有人主张，只恢复费力小、收益多的项目，搞“打快拳”、“现得利”。
这样就使得许多传统副业生产恢复很慢。
如白瓜子过去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三、四十万斤。
可一些公社却把白瓜子基地改种粮食，结果使白瓜子的产量下降。
他们总结了苇河公社的经验，提出了把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作为“两翼”，保农业生产这个“主体”。
县委还组织了四千多人，对全县自然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本着因地制宜，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原则，首先恢复了猪、林、药、蜂、渔等三十多个骨干项目。
他们又采用抓骨干、办基地、群专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法，建立了以猪为主，以林、蜂、药、烟、木耳、渔为骨干的养、种、栽、培、编、加、采、猎等多种经营基地三千一百多处。
专业队伍也发展到了六千四百多人。
尚志县经历的另一个斗争是应不应扶持社员家庭副业？
当时，“四人帮”一伙胡说，让社员搞家庭副业是为资本主义“输氧供气”。
一些同志对社员家庭副业不但不敢扶持，还采取各种办法“控制”。
比如，社员用业余时间搞“小秋收”，收入本来应归社员所得，可有些生产队硬要提取积累，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使“小秋收”产品收购总额由每年四百多万元下降到六十多万元，大量国家急需的产品在山上烂掉。
群众批评说，这是顾了集体，卡了国家，害了社员。
县委常委重新学习有关政策，认识到扶持社员正当家庭副业是政策允许的，支持社员经营少量家庭副业没有错。
县委决定在优先发展集体生产，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种植自留地，从事编织、饲养、山产品采集和狩猎等正当家庭副业生产。
对于社员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主管部门和基层供销社应及时给以指导和帮助。
对大宗山产品采集和一些不适于集体生产的副业项目，实行统一组织、分散生产、扶助运输和提供原料等办法。
同时对社员进行三兼顾教育，恢复了一年两次的物资交流会，收购农副产品，奖售轻工业品。
政策落实，促进社员家庭副业健康地发展。
1977年，全县“小秋收”产品收购总额为六百多万元，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收入都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本报通讯员

淮北矿务局提前完成首季生产任务
据新华社合肥03月25日电
在学习、落实五届人大精神的热潮中，安徽省淮北矿务局提前十一天完成首季原煤生产任务，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七。
开拓进尺、洗精煤产量等也提前完成了全季生产计划。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挪威外交大臣
新华社北京03月2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及其随行人员。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同弗吕登伦外交大臣就双边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邓副总理说，中国和挪威一直是友好的。
自从1954年两国建交以来，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波折，即使小的争吵也没有。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说，我们对中国的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看法使我们开阔了眼界。
当他谈到中国五届人大规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邓副总理说，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要善于学习。
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们要同先进国家交往、合作，包括挪威在内。
参加会见的弗吕登伦外交大臣的随行人员有，外交部秘书长高尔格·克里斯蒂安森，挪威驻联合国大使奥勒·奥尔高。
挪威驻中国大使安达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长黄华、部长助理宋之光，副司长张毅君、高建中。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03月25日会见了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及其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韦利萨罗普洛斯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希腊国庆日
新华社北京03月25日电
为庆祝希腊共和国国庆日，希腊驻中国大使韦利萨罗普洛斯今天中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交通部副部长郭建，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等。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不要空头声明，要实际行动
本报评论员
03月20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题为《关于苏中关系》的官方公告式新闻，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02月24日就中苏两国发表一项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问题给我人大常委会的信。
塔斯社没有勇气公布中国复照的内容，却对中国外交部在03月09日的照会中表示的原则立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并就中苏关系发表了歪曲事实的评论，妄图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决定公布中国外交部受人大常委会委托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同时全文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来信，供一切关心中苏关系的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
应该怎样来评价苏方提出的中苏两国发表一项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的建议呢？
用中国的成语说，这叫做“旧调重弹”。
类似这种空空洞洞的表面文章，我们领教过不止一次了。
1971年，苏联向中国方面提出过所谓互不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其实质内容只是一句空话：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在解决相互关系中的争议问题时不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并不以使用武力相威胁”。
1973年，苏联又提出关于互不侵犯条约草案，虽然文字稍作改动，但还是一句空话：
“缔约双方保证不以任何类型的武器在陆上，海上和空中侵犯对方，也不以这种侵犯相威胁。”
本来，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国与国之间理应遵循的公认准则。
在中苏边界存在争端并多次发生苏联挑起的武装冲突之后，中国方面首先提出了这一原则，并在中苏两国总理1969年09月11日会见时达成了谅解，一致同意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双方为此应该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
可是，苏联方面却置这一有具体措施保证的两国总理谅解于不顾，拒不签订协议，偏偏要搞没有实际措施的空洞条约，中国方面当然不能同意。
如今，苏联方面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声称愿意改善中苏关系，提出发表什么相互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另一方面仍然不愿意履行两国总理谅解，这怎么能够把中苏“关系正常化事业推向前进”呢？
“一语为重百金轻”，苏联方面连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有具体措施保证的庄严谅解都要推翻，怎么能使中国人民相信苏联方面关于发表一个空空洞洞的所谓相互关系的原则声明，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搞欺骗宣传呢？
塔斯社在它的公告式的新闻中对中国立场的攻击，完全是强词夺理，有必要予以驳斥。
塔斯社说，中国方面为改善中苏关系提出了“令人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
什么是苏联认为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呢？
塔斯社故意含糊其辞，不敢把真相公之于众，这是耐人寻味的。
谁都知道，在中苏关系上，中国是受害者。
正是苏联领导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正是苏联领导对中国使用武力，挑起边境冲突；
也正是苏联领导大量增兵中苏边境，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面对这样的事实，并且积多年之教训，中国方面深知苏联领导言而无信的特点，因此我们才要求苏联方面拿出改善关系的实际行动来，即：
首先按照两国总理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样。
苏联方面不是口口声声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吗？
如果这是真诚的，那就应该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就应该从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
现在苏联领导竟把中国方面的这些起码的和合情合理的要求斥之为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而加以拒绝，不是只能表明苏联领导坚持要对中国保持武力威胁吗？
既然苏联领导要求声明“不以使用武力相威胁”，那么，实行这条原则，为什么就变成“令人不能接受”呢？
这难道不是证明苏联领导本来就根本不准备把自己的声明变为行动吗？
塔斯社又说，中国五届人大会议表明，“对苏联的敌视继续被奉为中国的国策”。
这是对中国人民一致拥护的五届人大会议的恶意攻击。
五届人大会议重申了中国政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
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一向怀有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这场原则争论必须长期进行下去。
但是，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
现在的问题倒是苏联领导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拒绝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解决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那些实际问题，坚持对我国保持武力威胁，不断进行对我国的颠覆活动。
自从我党粉碎“四人帮”以来，苏联领导还继续不断地对我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妄想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凡此种种，只能证明，对中国的敌视倒是苏联领导顽固坚持的“国策”。
塔斯社还说，中国关于愿意改善同其邻国关系的声明“没有辅之以实际行动”，“言行显然是不一致的”。
不错，苏联是中国的邻国。
为了同苏联这个邻国改善关系，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多次提出包括解决边界问题在内的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苏联方面一再拒绝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而是热衷于搞那些空洞的条约、声明，欺骗苏联人民和国际舆论。
苏联在中苏关系上留下了许多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记录。
著名的中苏总理谅解，本来是两国政府首脑亲自达成的，可是在这之后八年来的事实证明，苏联方面说了不算，不仅拒不履行这一谅解，甚至在有的场合否认有这种谅解的存在，企图把两国总理谅解一笔勾销。
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言行不一吗？
这种言行不一的态度不加以改变，怎么能取信于人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过：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我们郑重地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奉赠给苏联方面。
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需要的不是什么空头声明，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
苏联领导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几、塞、象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非洲国家领导人赞扬非洲人解决自己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电
蒙罗维亚消息：
为调解几内亚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03月18日和19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举行了西非六国首脑会议。
会议就几内亚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
这次会议是在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的倡议下召开的。
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和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同托尔伯特总统一起参加了调停，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经过协商会谈，在会议达成的协议上签了字。
这项协议规定：
几内亚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之间恢复完全外交关系；
发展各级和各方面的合作；
在遵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项条款的情况下，实行人员和商品的自由往来。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赞扬蒙罗维亚六国首脑会议取得成果。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03月22日强调指出，蒙罗维亚会议的成果将对西非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说，事实“证实非洲人是能够通过直接接触、对话和磋商来再次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卡布拉尔最近打电报给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赞赏他对三国会晤作出的努力。
冈比亚总统贾瓦拉03月20日说，蒙罗维亚协议反映了所有各方使这一地区获得和平的政治愿望。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执行主席、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说：
“非洲的智慧再一次战胜了企图分裂我们可爱大陆的国际颠覆势力。”
佛得角总统佩雷拉祝贺几内亚人民和政府为非洲，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团结和合作作出了贡献。
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说：
“我们为兄弟间关系的恢复感到庆幸，并看作是整个非洲在争取人民团结、尊严和共同进步的决定性战斗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科摩罗国家元首萨利赫指出，蒙罗维亚首脑会议再次证明，非洲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岐。

和平协商的积极成果
几内亚、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三国实现三国关系正常化，恢复外交关系和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是非洲国家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按照非洲方式，通过和平协商取得的一个新的积极成果。
几、塞、象三国消除分歧，增强团结的事实，生动地证明非洲国家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彼此存在的分歧。
这样做，有助于这些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有助于推动非洲团结反霸的斗争。
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向非洲渗透、扩张中，竭力利用非洲国家间存在的某些分歧，进行挑拨离间，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以图达到它们控制非洲国家的罪恶目的。
几、塞、象三国的和解，不为大国干涉提供可乘之机，这无疑是对霸权主义“分而治之”阴谋的沉重打击。
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彼此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为非洲国家遗留下来的争端和分歧，只要本着友好、团结、合作的精神，从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大局出发，排除外来势力特别是苏联的插手，通过和平协商，就一定能够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这是非洲当前斗争的需要，也是非洲国家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新华社）

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
答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我人大常委会的信
新华社北京03月26日电
03月09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受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向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面交了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就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苏中两国发表一项所谓“相互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并为此举行“双方代表会晤”的“建议”作了答复。
苏联的“建议”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中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信中提出的。
这封信今年02月24日由苏联外交部第1副部长马尔采夫递交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田曾佩。
02月27日，这封信的副本又由托尔斯季科夫大使面交中国外交部。
03月20日，塔斯社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信。
下面是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全文；
同时并把苏联方面的来信全文附在后面，在中国报刊上发表。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照会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托，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8年02月24日来信答复如下：
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中国是受害的一方。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存在着原则分歧，这种分歧是要长期争论下去的。
但是，中国方面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向认为，原则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
为此，中国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69年09月中国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就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达成了谅解。
中国方面始终遵守这些谅解，并为全部实现这些谅解认真地耐心地同苏联方面进行了八年之久的边界谈判。
然而苏联方面不但不愿履行两国政府首脑所达成的谅解，甚至连谅解本身的存在也加以否认，致使边界谈判迄今没有结果。
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却有增无减，苏联执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也没有一点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来信中建议两国发表一纸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空洞声明，其用意显然不在于改善中苏关系，而是别有企图。
苏联方面如果真想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就应该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行动，首先就应当按照1969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就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样。
你们连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这样起码的事都不愿干，发表一个毫无价值的所谓相互关系的原则声明，除了欺骗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外，还有一点什么实际意义呢！
难道在你们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情况下，还能指望中国人民相信你们真有什么改善两国相互关系的善良愿望吗？
要求你们把中苏边界的军队撤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样，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中国方面将一如既往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方面愿意看到的，不是什么空头声明，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78年03月09日于北京
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我人大常委会的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几年来，苏中关系已具有不能不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性质。
现存的状况正在导致产生互不信任的气氛和国家关系中紧张局势的加剧。
苏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根据苏中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希望采取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定的实际措施。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旨在使苏中关系回到睦邻的轨道上来的具体建议，并表示苏联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曾正式声明，中国是可以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苏联建立关系的。
苏联人民真诚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友好的、繁荣的强国。
为了表达苏联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一次表示它愿意结束目前苏中关系中的不正常状态，阻止关系进一步尖锐化的危险进程，而这一进程将会对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对远东、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命运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为了使双方所表示的将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的愿望物质化，并将此愿望体现在有分量的国际文件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建议，我们两国发表一项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
苏联认为，关于双方坚决遵循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等原则，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的共同声明，将会把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事业推向前进。
如果发表这样一项文件的主张本身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建议举行足够高的级别的双方代表会晤，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商定彼此都能接受的声明文本。
苏联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如果中国方面认为苏联代表为上述目的前往北京是适宜的话，我们对此亦表示同意。
我们也准备研究你们的旨在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78年02月24日

我驻罗大使举行宴会
招待罗大国民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3月24日电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03月24日举行宴会，招待从中国访问回国的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副主席维·特奥多雷斯库，罗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杜·图尔库什等。
李庭荃大使和乔桑同志先后在宴会上祝酒，为华国锋主席和齐奥塞斯库同志健康长寿干杯。
宴会始终充满着热烈和亲切的气氛。

李强部长抵达开罗
新华社开罗03月23日电
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03月23日到达开罗，对埃及进行访问。
到机场欢迎的有：
埃及贸易和供应部部长扎卡里亚·陶菲克·阿卜杜勒·法塔赫等官员。
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也到机场迎接。

澳共（马列）《先锋报》发表文章
号召深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
《美洲华侨日报》欢呼中国大地响起新长征的号角
新华社堪培拉电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先锋报》03月16日发表文章，号召澳大利亚革命者深入研读《毛泽东选集》第5卷，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则同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文章说：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他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象所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毛主席的著作是行动的指南。”
文章写道：
“对澳大利亚革命者来说，重要的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则同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任何其他的态度都是不能允许的。”
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而且必须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并且从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教诲中学习如何更为有效地在澳大利亚工作。”
文章还要求澳大利亚革命者同样深入地学习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文章说：
“这个报告在各个方面都始终明确地维护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新华社北京03月24日电
纽约消息：
在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最近发表题为《红旗引路继续长征》的社论，热烈欢呼我国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
社论说，旅美侨胞为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热烈欢呼；
为中国大地上响起了新长征的号角，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深感振奋；
为中国政府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致力于解放台湾、统一中国，同声喝采。
社论指出，中国宪法的序言明文肯定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千秋万代铭记毛主席的不朽贡献。
这项英明的决定，深得海外侨胞的心。
社论说，毛主席生前指出，中国要在本世纪内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今天，中国八亿人民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做好部署，誓师出发，继续长征。
社论说，长征的号角，催促中国人民踏上万马奔腾的前程，也激荡着海外侨胞的心。
侨胞们坚决拥护中国人民继续长征，支持这一项将会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事业。
社论说，新宪法上明文落实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概念，写上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誓言。
落实这一连串的政策，中国革命的队伍一定会更加壮大，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日子，必将早日来临。

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史密斯政权入侵赞比亚
我代表发言支持赞比亚等前线国家和津巴布韦人民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03月18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03月17日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的武装入侵。
决议赞扬赞比亚和其它前线国家继续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正义和合法的斗争。
决议重申，为在这个地区实现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必须使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获得解放，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
安理会应赞比亚的要求，在过去三天中开会讨论了史密斯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问题。
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在发言中列举事实，指控史密斯政权的部队03月06日到08日对他的国家进行了野蛮的侵略。
他指出，对赞比亚和其它前线国家采取这种颠覆、挑衅性的侵略行动的目的，是企图从经济上、政治上打击它们，迫使它们放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
上沃尔特代表迪姆邦·巴姆巴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指出，史密斯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是史密斯、沃斯特破坏南部非洲稳定的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结束史密斯政权的统治。
莫桑比克代表何塞·卡洛斯·洛沃在发言中表示，莫桑比克完全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为争取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和压迫的锁链下解放出来所作的努力。
博茨瓦纳代表托马斯·特卢指出，不管是内部镇压还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的侵略，都不能阻止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事业。
胜利一定属于津巴布韦人民。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乔治·西伦迪卡在发言中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对内进行种族压迫，对外进行疯狂侵略。
他说，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决心以武装斗争推翻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
科威特、牙买加和其他国家的代表，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谴责史密斯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并且表示无条件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和前线国家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发言中指出：
“史密斯政权妄图用武力迫使赞比亚等前线国家停止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这绝不是表现了它的强大，而恰恰暴露了它的虚弱和行将就木。”
他说：
“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和决议，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支援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这是他们争取整个非洲大陆完全解放的神圣职责。
不管种族主义者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包庇下怎样施展阴谋诡计；
也不管自诩为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怎样千方百计地插手和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都改变不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终将走入坟墓的可耻下场。”

斥贝京谬论
新华社记者述评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首领贝京，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包括他前几天跑到美国去访问的期间，又发表了一系列坚持扩张、坚持侵略的谬论，进一步暴露了他与亿万阿拉伯人民为敌的面目。
贝京的谬论之一，是占领别人的领土有理。
自从1948年0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的第2天起，它先后进行了四次侵略战争，三十年间侵占了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和埃及、叙利亚等国的一部分领土，共达七万多平方公里。
十天以前，它又侵占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南部的大片领土。
所谓“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肮脏的侵略史。
为什么要侵略别人？
贝京这回在纽约和华盛顿又老调重弹，说是为了保卫以色列的“安全”，而侵略是以色列“固有的自卫权利”。
贝京狂妄地宣称，对任何要以色列撤军的协议“均不承担义务”。
一国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阿拉伯国家一天不收复失地就一天不会停止战斗，以色列一天不归还这些领土，中东就一天实现不了和平。
但是，贝京却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回到1967年06月04日的边界线，因为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这个犹太人国家的末日的开端。”
这是什么话？
贝京之流曾记否，希特勒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扩张制造借口，无中生有地捏造一个“生存空间”论，侵占了大半个欧洲，结果走向了末日。
贝京谬论之二，是践踏别国主权有理。
贝京表示，在他一切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从别国被占的部分领土上撤军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还要在那里保留以色列的“定居点”。
多年来，以色列当局在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竭力推行建立以色列人“定居点”的政策，企图使占领永久化。
迄今已建立了一百零五个“定居点”，而以色列当局还嫌不足。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透露，以色列打算在今后三年内使“定居点”总数增加到一百五十个。
贝京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些“定居点”呢？
原来这些“定居点”大部分建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有的还伴有空军机场，既是在别国土地上的殖民据点，又是武装据点。
贝京本人说得很清楚：
“这些定居点将完全置于一支以色列防御部队的保护之下”。
“所有以色列定居点都将原封不动，由以色列的一支防御部队保护它们的安全，其他力量是做不到的”。
他又说：
要“在以色列周围，在它的南部的周围建立一个广阔的安全带，这不仅是为了这一代人，而且也是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
以色列捏造了自己的所谓“安全”，竟然肆意践踏别国的主权，在人家领土上建立起一批又一批定居点作为“安全带”。
试问，以色列是不是也同意让它的四邻在以色列境内建立起一个个“定居点”、一条条“安全带”呢？
贝京的谬论之三，是迫害巴勒斯坦人民有理。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满足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归它的土地，从“建国”第1天起就以强梁手段，把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实行鹊巢鸠占。
以色列当局一直顽固地拒绝恢复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更竭力反对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合法地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今年02月12日，贝京主持的以色列内阁会议发表公报称，巴勒斯坦国的出现“对以色列国的生存构成一种致命的危险”。
人们听了这一论调，不禁要问：
究竟是巴勒斯坦威胁以色列，还是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
三十年来铁一般的事实是：
被以色列赶出家园的大量巴勒斯坦人流落他乡，沦为难民，而留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则遭到野蛮镇压，流血牺牲。
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生存遭到极为严重的威胁。
而贝京之流有意颠倒黑白，反而对巴勒斯坦人民倒打一耙，说他们“威胁”了占领者！
贝京狂妄地宣称，巴勒斯坦人只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即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取得“有限的自治”，而这部分土地要继续置于以色列政权和军队的控制之下。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一笔勾销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不让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迫使留居被占区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在以色列的刺刀下忍气吞声。
真是欺人太甚！
三十年的历史表明，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法西斯暴行把以色列带进了死胡同。
它成为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众矢之的，成为世界公众舆论谴责的对象。
至于以色列的内部，其处境也很不妙，军费日增，债台高筑，物价飞涨，怨声载道，罢工四起。
长此以往，以色列统治集团的日子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近来贝京之流也说什么“渴望和平”、“祈求和平”，然而，他们的行动却是悍然大规模入侵黎巴嫩；
他们的言论，却是鼓吹侵略有理。
这怎么相称呢？
如果这帮人执迷不悟，沿着侵略扩张的死路继续滑下去，不仅为世界人民所不齿，而且总有一天要受到广大的以色列人民的严惩。

日本和苏联发生七级地震
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03月23日和25日先后发生强烈地震。
23日早晨至中午前后，连续发生了数次地震，其中两次震级分别为里氏震级三级和七点二级。
震源深度约四十公里，没有使生命财产受到损失。
25日晨四时四十八分发生的地震，震中在北海道以东约三百公里海底，深度约四十公里，震级为里氏七点七级。
据塔斯社报道：
03月25日，苏联吉尔吉斯山区发生了七级地震。
　（新华社）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宣言
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
新华社卢萨卡03月24日电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了四天以后，于03月23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8年卢萨卡宣言》以及向将在今年04月24日至05月03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的一些建议。
《卢萨卡宣言》表示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它指出，理事会“确信，纳米比亚人民加紧进行的武装解放斗争，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努力中，仍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宣言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不顾联合国的一再要求，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宣言谴责南非竭力延长它的非法占领的图谋，加紧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残暴的镇压，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把所谓“内部解决”强加给纳米比亚以便为种族主义的占领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一再采取侵略行动。
宣言强烈谴责南非关于吞并沃尔维斯湾的决定，并且指出，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宣言认为，“纳米比亚局势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宣言表示希望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敦促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03月23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设午宴招待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1967年成立的，原名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它的任务是取代南非对西南非洲的统治，管理西南非洲，直到这个地区取得独立。
1968年联合国根据非洲人民的愿望，把西南非洲的名称改为纳米比亚。
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阻挠，这个委员会未能进入纳米比亚。
新华社卢萨卡03月20日电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03月20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开幕。
赞比亚总理迈因扎·乔纳，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代表、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的副秘书长唐明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文多琳娜·科尼（赞比亚人）主持。
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联合国的一些机构、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驻这里的外交使团以及赞比亚政府官员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大会开始时，代表们起立为在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默哀。
乔纳总理在会上讲了话。
他强调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仍然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障碍。
他指出，南非当局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继续在纳米比亚建立“班图斯坦式的政权”并且企图并吞沃尔维斯湾。
他说，但是，在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民面前，所有这些肯定都将要失败。
他重申赞比亚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他说：
“我们赞比亚支持解放运动，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确的、是正义的。
我们支持非洲、中东和世界任何地方正义的事业。”
唐明照代表瓦尔德海姆在会上致词。
他说：
“当前在纳米比亚国内和国际上的事态发展可能根本影响这个地区的前途。”
他说，这次会议无疑将分析纳米比亚的形势，动员国际社会来“支持实现一个按照联合国原则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他指出：
“国际社会明确地不能接受南非企图单方面采取的、没有有关各方参加的所谓‘内部’解决的办法。”
科尼主席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动员国际公众的支持，以便迫使南非按照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决议的要求，撤出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
努乔马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最近，南非当局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正在着手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已经十分庞大的占领军，企图创造条件，以便强加于纳米比亚一个傀儡政权，并准备对自由战士发动一场大的军事进攻。
他强调说，但是，什么都不能阻止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己国家的解放。
他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纳米比亚人民都决心进行英勇抵抗，为夺取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作出最大的牺牲。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和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举行会谈
遵循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
比利时《独立和自由》双月刊指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新华社马德里03月16日电
以何塞·桑罗马总书记为首的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由奥斯瓦尔多·贝契总书记率领的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最近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谈。
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两党表示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反对世界大战严重危险的斗争，这种战争危险是两个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争霸世界而引起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富于侵略性，是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双方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的阵线，在此基础上，两党一致认为，欧洲各国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欧洲各国和人民必须与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
公报说，两党也“决心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两党决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密切和加强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政党的关系，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公报说：
“两党遵循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个世界的科学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指引各国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战略路线。”
公报强调：
“两党表示支持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伟大盟友——社会主义中国。
双方认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帝事业，都是非常有益的。”
公报最后表示希望今后密切两党在平等、独立基础上的关系。
新华社布鲁塞尔03月24日电
比利时双月刊《独立和自由》三——04月号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和它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决定的”。
社论说：
“帝国主义，就是争夺霸权，独自称霸”。
“昨天，是纳粹德国；
今天，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是美国和苏联”。
社论指出：
“今天，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帝国主义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它的侵略力量削弱了。”
社论强调指出：
“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利用它的对手美国的困难，正在到处伸手。”
社论指出：
“苏联疯狂发展其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并且企图通过扶植国家垄断资本和输出资本来对世界进行统治”。
“目前，面对着日益衰弱的美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为了自己而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社论说，由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是全面的和长期的，从而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
“战争准备正在经济、技术、思想、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
社论最后指出：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会直接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

许多国家政府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黎巴嫩
卡特和贝京会谈未能解决双方意见分歧
据新华社电
许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继续谴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从那里撤出。
埃及内阁03月22日发表一项声明重申，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在公正持久的基础上解决中东长期存在的流血争端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
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向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表讲话说，全体阿拉伯人民必须支持为阿拉伯民族取得最后胜利而坚持斗争的黎巴嫩兄弟。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和人民认为，以色列继续坚持其顽固的立场，这使阿拉伯国家完全有理由采取保卫自己的立场，保卫其民族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确保阿拉伯民族现在和将来的安全。
老挝政府外交部发言人03月23日发表声明，老挝政府和人民坚决要求以色列反动当权者停止一切阴谋和战争行动，同时必须彻底地、无条件地从它们非法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走。
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最近就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一事发表声明，“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得不到承认，显然就无法找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好办法。”
新华社北京03月24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本周同03月19日到达美国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罪行遭到世界各国舆论谴责的情况下举行的。
卡特在21日和22日在白宫同贝京进行了三次会谈。
贝京在华盛顿还同美国国务卿万斯举行了会谈。
随同贝京访问美国的以色列外长达扬也同万斯单独举行了会谈。
据报道，03月21日，在华盛顿有数百人示威，抗议贝京的访问，他们高呼：
“停止犹太复国主义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
卡特21日在白宫欢迎贝京的讲话中企图把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南部的罪责转嫁给巴勒斯坦游击队。
据报道，卡特在同贝京的会谈中还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所承担的义务。
但是，据报道，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未能解决它们在中东和谈“战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贝京坚持以色列有权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阿拉伯领土，并且坚持在被它侵占的阿拉伯各国领土上继续建立“居民点”的扩张政策。
03月23日，在贝京离开华盛顿时，白宫宣布，美国决定不就这次会谈的结果发表一项最后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