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人民的心愿
全国科学大会收到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电报和各种献礼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连日来，从祖国四面八方，给全国科学大会发来了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和电报，寄来了各种献礼。
这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对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热烈支持和殷切希望，表达了他们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赤诚心愿。
在全国科学大会秘书处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办公室里，一叠叠信件摆满了长长的桌面。
仅大会开幕前后几天，就收到了五千多封来信和电报。
收到向大会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约五、六百件，其中包括学术论文、设计图纸、合理化建议、远景规划图、实物模型、药方以及锦旗、诗画等等。
工作人员们正在紧张地阅读、处理。
黑龙江省有一位老年知识分子，去年听说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受到很大鼓舞，立即从病床上起来，对自己过去编译而未出版的一部科学著作进行补充和校正。
今年03月初，这位老人病危，临终前嘱咐儿子，一定要把他的著作手稿献给全国科学大会。
现在，老人去世了，他的遗愿实现了，他那凝聚着多年心血的著作手稿，已由他的儿子寄给了大会。
山东省济南市一位老中医，向大会献出了他祖传四代、又经过他几十年行医经验加以补充的著作《痔瘘全科》。
他在信中说：
“我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又患有冠心病，行动不便，但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长征，誓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安徽农学院教授陈椽理，把自己十多年辛勤劳动写成的《茶叶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和《茶与医药》三部著作的手稿，献给了全国科学大会。
在山东省潍坊市参加全国粘虫防治研究协作座谈会的七十八名代表特地拍来了电报，表示要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下，树雄心，立壮志，为彻底扑灭粘虫灾害，保证农业增产，贡献自己的力量。
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作出了贡献的科学工作者的尊敬和鼓励。
这里有装在硬壳纸筒里寄来的字画，有系着红绸带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等等。
一位工人送来一面锦旗，向出席大会的代表和战斗在科技战线的英雄们致以新长征的敬礼，他说：
“科学是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我们就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青海省乐都县一位业余美术工作者寄来一幅国画，画的是华主席亲切接见科学家们的动人场面。
江苏省海安县西场中学一位教师为大会精心刻制了八颗印章，其中有四颗刻的是叶副主席的《攻关》诗篇的全文。
报纸上登出《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的长篇通讯后，北京市某工厂有一位读者，得知大会代表、山西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四人帮”摧残致伤，第2天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要求给吴吉昌按摩治病。
少年儿童的来信特别感人。
江苏省铜山县三堡公社史庄小学有两个红小兵，是兄妹俩，给大会寄来了两条红领巾，要求送给两位年龄最高的科学家，并且附来了一首诗说：
“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请您戴上我们的红领巾，愿您健康，愿您长寿，愿您焕发青春！”
“华主席的新长征令，震动了亿万儿童的心，在老一代科学家队伍的后面，我们所有的红小兵，正奋勇前进！”
北京市一一五中学二年级十二班的学生给大会来信表示，他们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不畏劳苦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好好学习，打好基础，准备担当历史赋予青年一代的使命。
山东省济宁市第10中学航空模型小组的学生，为了迎接大会召开，每人赶制了一架小飞机模型，用大红纸包装，送给了大会。
他们在信中说：
“我们决心为四个现代化勤奋学习，长大后把宏伟的事业担当起来。”

全国冶金战线和辽宁省工交基建战线的一件大喜事
鞍钢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中共辽宁省委和冶金部宣布了命名通知
新华社沈阳03月22日电
在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今天召开的纪念鞍钢宪法诞生十八周年大会上，中共辽宁省委和冶金部宣布：
命名鞍山钢铁公司为大庆式企业。
会上，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和冶金部关于命名鞍钢为大庆式企业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
鞍钢自去年03月以来，坚决贯彻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辽宁和鞍山问题的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取得了重大胜利，工业学大庆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鞍钢已经达到了大庆式企业的标准。
中共辽宁省委和冶金部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热烈祝贺鞍钢跨进大庆式企业的先进行列。
他们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和冶金部向鞍钢赠送了锦旗。
他们在讲话中说，鞍钢职工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奋战，“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冶金部的亲信在鞍钢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
鞍钢各级领导班子经过整顿，成为团结战斗的核心。
一支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已经形成。
整顿了企业，加强了管理，整个鞍钢人心大快。
生产大上，面貌大变。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
鞍钢在“四人帮”严重破坏下造成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鞍钢正在工业学大庆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中共辽宁省委和冶金部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鞍钢成为大庆式企业，这是全国冶金战线和辽宁省工交基本建设战线的一件大喜事。
它必将对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全国冶金战线和辽宁省工交基本建设战线都将开展学大庆、赶鞍钢的群众运动，要和鞍钢来一个比赛。
鞍钢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出席今天大会的一千六百多名代表和鞍钢广大职工。
鞍钢党委书记徐少甫在发言中说，命名鞍钢为大庆式企业，是对鞍钢职工和家属莫大的鼓舞，莫大的促进。
它将鞭策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做到得一分荣誉，找十分差距，增百倍干劲。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鞍钢宪法的伟大旗帜，艰苦奋斗，继续革命，为加速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科学大会继续分组座谈代表们开始分批参观和观摩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全国科学大会今天继续举行分组座谈，学习和讨论邓小平副主席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方毅副总理的报告。
从今天起，代表们开始分批进行参观和观摩活动。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谬论　加快农业发展步伐
甘肃落实农村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
新华社兰州03月22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落实过去多年行之有效的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以此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加快发展农业、建设大寨县、尽快改变甘肃农业落后面貌的中心环节来抓。
去年12月，省委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定额管理、副业生产、牲畜繁殖奖励以及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政策，一项一项地恢复起来。
目前省委和各级党委都在认真研究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问题。
广大干部和群众高兴地说，省委这样做，符合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符合我们的心愿。
甘肃是“四人帮”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地区。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在一系列“假左”口号掩盖下，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搞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农村经济政策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全省的农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1976年，全省粮食严重减产，搞得第2年挖库存，挤储备，许多地区吃返销粮。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垮台以后，省委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省委认为，对解决这个问题要有紧迫感，要有革命加拚命的那么一股劲头，急起直追，一刻也不松懈地把被
“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造成甘肃省农业发展速度缓慢的根子在哪里？
解决的办法在哪里？
广大干部和群众回顾甘肃解放以来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痛切地感到：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乱了，人心散了，农业就大倒退；
政策对了，人心齐了，农业就大发展。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把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当做“资本主义”批判，把农村搞得乌烟瘴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提出要恢复“解放初期的作风，合作化时期的管理，1962年以后的农村经济政策”。
省委充分肯定、积极支持正确的意见，认为恢复、落实过去行之有效、实践证明是对的政策，是当前农村最紧迫的问题，是迅速改变全省农业落后面貌的主要途径。
恢复党在农村行之有效、实践证明是好的政策，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
甘肃省委反复强调，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
在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时，省委首先组织一些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拟定了一个包括六个方面、二十一个问题的“农村调查提纲”，发到各地、市、县，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迈开双脚深入农村作调查。
随后，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头到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的中部干旱山区和具有很大增产潜力的河西走廊调查研究，解剖麻雀。
在中部干旱山区的秦安县刘坪公社等单位，省委第1书记宋平同志邀请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开调查会，就按劳分配、增产增收、农田基本建设、民主办社等问题，一个一个地同他们商量，并整理了座谈会纪要，给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搞农村调查作出了榜样。
半年来，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共写出农村调查报告二百多篇，为怎样恢复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制定和进一步修改《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根据。
深入揭批“四人帮”，是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强大推动力。
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对“四人帮”揭得越深，批得越透，干部群众的思想就越解放，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工作就越顺利。
去年有一个阶段，地、县一些领导干部，思想没有从“四人帮”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不敢大胆放手、实事求是地去进行工作。
有的人也讲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但一接触到恢复党的农村政策，就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总要等上面说了话、发了文件才敢办。
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组织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在农村散布的“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假左真右的反动谬论，让大家深刻认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弄清恢复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利益、群众利益的所在，是党的事业的急切需要，从而积极地行动起来，自觉地去恢复、去落实，二是抓了如何正确对待上级指示，如何正确对待外地经验的问题。
省委强调，对上级指示，对外地经验，都有一个结合本地实际，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和学习推广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就要敢说敢为，当机立断。
省委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要大家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按客观规律办事，避免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在政策问题上大胆地去拨乱反正。
省委抓了这两个方面工作以后，许多干部、群众普遍感到手里有了真理，思想来了一个大解放。
对恢复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感到理直气壮了。
在恢复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过程中，中共甘肃省委还特别注意抓各级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坚决批判那种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和瞎指挥等坏作风，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对于那些一时拿不准或者目前确实无力解决的问题，省委强调要逐级请示报告。
省委成立了调查研究室，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及时交流经验。
政策自有回天力。
去年七08月以来，由于甘肃省开展了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研究、宣传、学习、讨论和落实，农村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去年全省的夏粮生产，虽然因为“四人帮”及其在甘肃代理人的干扰破坏而大幅度减产，但到了秋天，由于农村政策在许多地方开始落实，群众劳动积极性高，革命干劲大，仍然夺得了秋粮的丰收，全年粮食产量仍然相当于或略高于前年的水平；
伏耕、秋翻、冬种、积肥、农田基本建设都比往年扎实，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
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后，从农村传来了许多喜讯：
“两个基本保一个基本”（完成基本劳动日、基本肥料，保证基本口粮）的政策恢复以后，社员天不亮就下地，晚上天黑才回来；
大牲畜繁殖奖励政策恢复以后，牲畜养育情况开始好转；
家庭副业政策恢复以后，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也大大好转。
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一个扎扎实实大干农业的热潮正在兴起。

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
本报特约评论员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华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新的进军号令。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万众一心，抖擞精神，迈开大步，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一年来的经验
粉碎了“四人帮”，伟大的中国，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一年多来，我们迅速地涤荡着“四人帮”留下的污泥浊水，顺利地渡过了“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危难。
全国各条战线有如万马奔腾，迅猛向前。
形势发展如此之好，如此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意料。
一年来的经验何在？
集中到一点，就在于我们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去年0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0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是08月党的十一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就全国来说，十一大路线的确立，使大好形势发展得更加迅速；
从地区来说，哪里对十一大路线理解得透彻，执行得坚决，哪里的形势就好，成绩就显著。
正是在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保证了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够排除各种干扰，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如果说，党的七大路线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指引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那么，党的十一大路线，必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的根本保证。
提高自觉性
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明了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
这是十一大路线在当前的具体体现。
八项任务中，第1项是纲。
是不是执行十一大路线，首先要看是不是抓住了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同时，八项任务不可分割，体现了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精神。
在当前，只有全面贯彻这八项任务，才算是认真执行了十一大路线。
我们当然不能把工作中的任何偏差、错误统统看成是路线问题，但是，如果时至今日，你那里揭批“四人帮”的局面还打不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调动不起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潮还掀不起来，这就很值得从路线上找找原因，检查一下你那里的领导班子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究竟怎么样。
毛主席在1929年为红军第4军第9次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曾经指出：
“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要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就必须排除存在于党内的种种思想障碍。
当前的思想障碍在哪里？
我们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种：
一种是对十一大路线理解不透彻，因而贯彻不力。
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有“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他们路线是非不清，精神枷锁没有砸烂，碰到问题仍然疑虑重重。
余毒不清，余悸难除。
这些同志，还需要在思想上下一番破旧立新的功夫。
流毒洗掉了，是非分明了，正确的路线才能在头脑中自觉树立起来。
一种是对执行十一大路线有抵触。
这主要是极少数中毒很深、犯了错误又不愿改正错误的人。
在他们那里，各项政策得不到落实，领导班子得不到整顿，被颠倒的是非得不到纠正。
有的至今还在捂盖子，压群众，抵制揭批“四人帮”的运动。
有的同志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四人帮”垮台后捂过盖子，十一大以后，作了检讨，改正了，应该得到谅解。
但是，如果在十一大以后，拒不执行十一大路线，那是不能允许的。
老账未还，又欠新账，坚持下去，这笔账就不那么好还了。
要有一系列政策措施
毛主席多次指出，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要在总路线指导下，制订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他还教导我们，“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
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政策正确，就能保证路线的正确贯彻。
政策错误，路线也不可能对头。
不抓政策，不可能分清路线是非，十一大路线就不可能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
因此，提高执行路线的自觉性，就必须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执行路线和政策要有措施。
没有措施，路线和政策就不能落到实处。
措施越实在，取得成功的条件就越充分。
有了切实的措施，还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要高屋建瓴，全力以赴。
否则，路线和政策就只能停留在嘴上，纸上，会议上，就有落空的可能。
党的十一大路线，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奋斗方向。
五届人大具体体现了十一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只要我们不断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继续坚持这条路线，捍卫这条路线，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就能保证我们沿着正确的航向奔腾向前，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进军，实现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

围绕批判极“左”思潮的一场激烈斗争
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　人民日报理论部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这就明确提出了批极“左”的必要性。
“四人帮”和林彪一样，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用极“左”的面貌来掩盖其极右的实质。
只要撕下他们的“左派”伪装，就会显露出他们的极右原形。
因此，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不许批“左”，谁批“左”谁就犯了他们的忌讳。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
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左”的思潮，所以连无政府主义也不许批，批了就有罪。
这里面的曲折和内情，很多读者不知道。
1972年，围绕着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事情的背景
本来，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都不自1972年始；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了。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是以煽动极“左”思潮为手段来进行破坏的，其主要矛头，是对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
在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粉碎后，根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广大群众中，在全国报刊上，曾经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由于当时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都是“五·一六”的大后台）还在台上，这个批判是不可能彻底的。
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暴露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特别告诫我们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要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
林彪的叛国投敌，自我爆炸，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批林整风作了正确的部署。
在开始，是着重批《“571工程”纪要》，揭露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同时又指出他们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
接着，毛主席又批发了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大后台，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反复强调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反对无政府主义。
显然，这对于剥去林彪反党集团的伪装，揭露其反革命极右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期间，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包括解放老干部，整顿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等。
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但也受到了当时还没有暴露的“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干扰。
不论在国内工作中还是外事工作中，这种极“左”的流毒还是严重的。
因此，1971年底至1972年秋天先后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和科学会议，都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1972年08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并尖锐地指出：
“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
09月，周总理又说：
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再次提出了批极“左”思潮的问题。
就在周总理08月初的那次讲话以后，过了几天，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别有用心地提出：
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看出了这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
周总理刚刚指出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张、姚就慌忙出来说“不要过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极“左”思潮是已经批“过头”了，还是没有批透呢？
张、姚的这次谈话，在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中引起很大的反感，有的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决心不听张、姚的一套。
根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周总理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理论部编发了署名龙岩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还配了一篇关于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老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的小册子的文章和一篇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体会文章，组成一个版，突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思潮的主题。
这个版在1972年10月14日见报了。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
1972年0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
华国锋同志指示说：
“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
李先念同志指示说：
“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
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
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
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呢？
它主要根据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指出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无政府主义兴风作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
其目的是要把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还指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只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自觉地清除林彪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
这个问题，必须在批林整风中加以解决。
这样的论述有什么错？
其他两篇文章，更找不出任何问题。
不料这样一篇文章、一块版，却闯下了大祸。
鬼蜮的伎俩
1972年11月04日，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突然登出了一篇所谓工人座谈会纪要，集中火力攻击龙岩的文章，给这篇文章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
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在上海，他们拿到《文汇情况》，如获至宝，兴冲冲回到北京。
姚文元把《文汇情况》批给人民日报“讨论”，装模作样地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说他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张春桥则扬言说：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啦，觉得受到侮辱。
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是这样吗？
撒谎！
现在已经查明：
他们不但看了这篇文章，而且讲了话，作了布置。
当时，姚文元看后恶狠狠地说：
“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
于是张、姚让原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给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挂长途电话，询问文章的作者和产生背景，等等。
当他们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可以一箭几雕，于是密令那个大头目通过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通过工人的嘴巴把他们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这就是那篇“纪要”出笼的背景。
据曾经参加座谈会的工人同志回忆，他们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只是由于张、姚的授意，才违心地发表了否定的意见。
一个工人同志揭发说：
“1972年10月底左右，我在文汇报社参加读书班。
有一天，报社的一位同志拿着龙岩同志的文章来，说是‘康办’（注：
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地点）传过来，要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
这样批无政府主义，究竟好不好？
这样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确不正确？
’并说，‘张春桥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他）认为：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
’然后，我们学习班成员根据这个调子进行议论，并推出我与另一位同志去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大概在第2天举行，由报社同志主持，调子跟以前听到的差不多，我们几名工厂来的同志就根据这个调子，各人都作了发言。”
很明显，这次座谈会，完全是“四人帮”导演的一出滑稽戏。
这还不够，11月24日，文汇报又奉旨出了一期《文汇情况》，列举龙岩文章发表后一些报纸上的正确提法，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
两期《文汇情况》，表明一个观点，就是：
无政府主义根本不能批。
这一点，当然是人民日报绝大多数同志不能接受的。
到底是中央文件算数，还是《文汇情况》算数？
张、姚对龙岩文章有意见，为什么自己不说，却假借工人名义？
这是搞什么名堂？
龙岩文章的背景，张、姚明明知道，他们还要这样搞，矛头是指向谁？
当时在张、姚完全控制下的报刊，也曾批过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人民日报就不能批？
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选题计划，姚文元明明同意过的，为什么突然翻脸变卦？……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几次讨论会，都讨论不下去。
有的同志翻出了中央文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要求姚文元明确表示态度。
理论部的同志则干脆拒绝讨论。
张、姚的意图受到报社许多同志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这一来，张、姚恼羞成怒，伙同江青，公开跳出来，把龙岩的文章打成毒草，并大肆追究责任，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
从此以后，“无政府主义”和极“左”就成了批判的禁区。
荒唐的理由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批无政府主义，究竟有什么理由呢？
“四人帮”说，林彪路线是极右，因此就不能批林彪的极“左”。
这是根本说不通的。
说极右，是指它的实质，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既有极右的一面，又有极“左”的一面。
林彪一伙是反革命两面派，既要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又要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打扮成“最最最”革命的“左派”。
概括起来说，就是假左真右。
要揭露他们的极右实质，就特别要戳穿他们的极“左”的假面具。
否则，怎么能提高对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力？
怎么能防止以后上当受骗？
“四人帮”说因为实质是极右就不能批极“左”，这不仅是保护林彪，而且连过去批“五·一六”煽动极“左”思潮的案也要翻了，因为“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也是极右。
“四人帮”又说，林彪不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林整风的一项内容。
姚文元叫嚷：
批判无政府主义“不要和林彪挂起来”。
11月24日的《文汇情况》，公然把“林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和“批判无政府主义是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两条，作为反面论点列举出来，引导大家注意。
1972年12月，“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评论，针对龙岩的文章说：
“真正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阶级敌人”，是指社会上的或混入基层单位的阶级敌人，不是指林彪反党集团。
所有这些，意思很明白：
林彪并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
这不是公然为林彪开脱吗？
“四人帮”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条理由更为荒唐。
他们说，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林，是批群众。
江青叫嚷：
“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还气势汹汹地质问：
“你们这篇文章，是批林，还是批群众？”
张春桥胡说：
“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呢？”
这真是闭眼说瞎话！
怎么能说，群众中没有无政府主义呢？
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暴露得很明显了。
1967年，毛主席就指出：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
毛主席在谈到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时，又说：
“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这难道还说得不清楚吗？
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批无政府主义是“转移斗争大方向”，那岂不是说，闹无政府主义才符合他们的大方向吗！
？
龙岩的文章把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帐记到林彪一伙头上，正是为了避免批群众。
文章中说，无政府主义“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就是这个意思。
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极“左”思潮，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而林彪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煽动极“左”思潮，目的是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政府主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种策略手段。
他们不是真的不要政府，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政府。
正如龙岩文章所说的，他们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
“四人帮”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无政府主义？
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极“左”？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不但极右的实质相同，“左派”的伪装也一脉相承。
无论是“打倒一切”的“黑线专政”论，还是鼓吹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论；
无论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还是以“反对管、卡、压”为名，取消规章制度；
无论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说明“四人帮”同林彪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
因此，“四人帮”深知，如果对无政府主义继续反下去，对极“左”思潮继续反下去，势必会反到他们头上，这是一。
其次，通过肃清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流毒，形势会安定，生产会上去，这对他们的篡党夺权，是极为不利的。
他们对10月14日那块版如此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正说明批无政府主义批对了，批极“左”思潮批对了。
龙岩的文章有这样一句话：
“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这句话刺到了“四人帮”的痛处。
“四人帮”在报社的那个心腹和帮派体系的成员，抓住这句话大批特批，这恰好表明他们心中有鬼。
难道这句话不是说中了吗？
“四人帮”不许批无政府主义，正因为他们自己要大搞特搞无政府主义。
他们害怕批林彪的“左派”伪装，正因为他们自己还要继承和发展这个伪装。
在后来的那几年里，“四人帮”不是变本加厉地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造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吗？
“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
——周总理说得多么对啊！
要害在夺权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排斥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篡夺人民日报领导权。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委托周总理管人民日报。
“四人帮”对这件事又怕又恨，怕的是这件事于他们大大不利，恨的是他们没有把人民日报这个要害阵地夺到手中。
当时，“四人帮”虽然在报社安插了一个心腹，但是此人德才兼缺，搞阴谋虽有两手，对业务却一窍不通，念文件别字连篇，作报告笑话百出。
这样一个大草包，只因为和张、姚有些老关系，是他们的一条忠实走狗，张、姚就硬要扶他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自然要引起报社群众的愤怒。
张、姚虽然多次示意，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心腹，报社群众却硬是不买帐。
张、姚看到周总理的担子比过去更重，就采取了毒辣的一手：
事无巨细，全往周总理身上推，自己不闻不问，企图把周总理的身体拖垮。
这样一来，许多连文理不通的稿子，都送交周总理审阅了。
周总理常常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说：
“你们以后不要我再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1972年夏天，周总理提出，人民日报在建立正式领导机构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
周总理还说：
“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青的，不行。”
几天之后，周总理催要名单。
“四人帮”的那个心腹推托说因病未办。
周总理立即驳斥：
“你病重了，怎么办？
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四人帮”那个心腹遭到周总理多次严厉批评，又受到报社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地位岌岌可危。
“四人帮”要扶植那个心腹上台，扭转局面，需要找个由头。
他们看到，龙岩的文章也好，一块版也好，都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而批极“左”思潮是周总理讲过的，批无政府主义又是当时国务院的几个负责同志讲过的，于是就从这里开刀。
江青杀气腾腾地叫嚷：
“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张春桥恶狠狠地说：
“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
还叫嚷说，人民日报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必须镇压。
当时许多革命干部向中央写信，表示反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也被说成是“邪气”“抢班夺权”的阴谋。
于是，从1973年至1974年，在报社进行了一场名曰“批邪”运动的反革命围剿。
这场运动的矛头，明的是对下，暗的是对上，——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四人帮”完全排除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社充满了白色恐怖。
对于所谓“邪气”，大会批，小会斗，帽子棍子一齐上，真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四人帮”不是说反无政府主义就是反群众吗？
他们却借反“反无政府主义”而大整群众。
“四人帮”不是说批无政府主义是扭转大方向吗？
他们根本不批林而大搞所谓“批邪”，这才是真正扭转大方向！
这就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
煽动极“左”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真正要实行的是极右的法西斯主义。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了残酷斗争，才把报社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暂时镇压下去，拼凑了一个以他们的心腹为头子的领导班子。
从此，人民日报落入了“四人帮”的掌握之中，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报。
“四人帮”恶毒地诬蔑说，1972年下半年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回潮”，或“右倾回潮”，而人民日报刊登批极“左”思潮和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是这种“回潮”的表现之一。
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是对着周总理的。
在林彪灭亡之后，正是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林彪和“四人帮”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做法，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被“四人帮”说成是“回潮”。
他们口中的“反潮流”，就是反对这个拨乱反正的潮流。
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谁批无政府主义，谁就是搞修正主义；
谁批极“左”，谁就是极右。
今天，他们设置的禁区被冲破了，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成果。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深入发展的时候，必须注重揭批他们高唱的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揭批他们用假左伪装掩盖他们极右的实质，特别要注意揭穿他们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不怕风险坚持真理
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人们的尊敬，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新华社哈尔滨03月11日电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受到了黑龙江省教育部门的表扬。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前些年这个大学的哲学系各教研室被解散了；
马列主义原理课被砍掉了；
教师动不动被扣上“复旧”的大帽子，无法进行工作。
1975年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哲学系马恩列斯著作教研室副主任邹毅想到，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在学校里讲不成课，我们可以走出学校，到农业生产第1线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
他提出了建立函授组的建议，得到有关教师的积极响应。
系总支和校党委也及时批准了他们搞函授的计划。
1976年03月，他们来到黑龙江省国营八五三农场辅导政治经济学原理课，发现农场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害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不敢大胆领导春耕生产。
函授组的同志感到问题很严重，决定大胆作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且联系黑龙江省的一些实际情况，系统地批判了这个谬论。
以后，函授组每到一个函授点，都要联系实际讲解这个问题，除了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还同很多干部群众进行了耐心的交谈，帮助他们从理论上分清是非。
有时遇到少数人要求按照“四人帮”的调子讲课，函授组就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
有人要求他们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没有看出那里面有什么“毒”，批不了。
1976年07月，函授组又一次来到八五三农场上辅导课。
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产阶级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的辅导课很有说服力。
但是，却和一年前张春桥、姚文元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在听课的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大多数人称赞讲得好，却有少数人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指责和质问。
函授组连夜开会，首先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辅导课的内容，确信所讲的观点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根有据。
他们一致认为，原则问题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真理。
他们决定对那些指责和质问，从理论上正面给以回答。
第2天，教师周永学再次走上讲台，面对四五百名听众，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最后，他郑重地指出，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导师在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
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作为我们辩论问题的依据。
对于这次解答问题，农场党委负责同志表示支持，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也都表示支持。
他们不怕风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尊敬。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不怕风险坚持真理
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人们的尊敬，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新华社哈尔滨03月11日电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受到了黑龙江省教育部门的表扬。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前些年这个大学的哲学系各教研室被解散了；
马列主义原理课被砍掉了；
教师动不动被扣上“复旧”的大帽子，无法进行工作。
1975年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哲学系马恩列斯著作教研室副主任邹毅想到，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在学校里讲不成课，我们可以走出学校，到农业生产第1线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
他提出了建立函授组的建议，得到有关教师的积极响应。
系总支和校党委也及时批准了他们搞函授的计划。
1976年03月，他们来到黑龙江省国营八五三农场辅导政治经济学原理课，发现农场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害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不敢大胆领导春耕生产。
函授组的同志感到问题很严重，决定大胆作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且联系黑龙江省的一些实际情况，系统地批判了这个谬论。
以后，函授组每到一个函授点，都要联系实际讲解这个问题，除了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还同很多干部群众进行了耐心的交谈，帮助他们从理论上分清是非。
有时遇到少数人要求按照“四人帮”的调子讲课，函授组就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
有人要求他们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没有看出那里面有什么“毒”，批不了。
1976年07月，函授组又一次来到八五三农场上辅导课。
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产阶级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的辅导课很有说服力。
但是，却和一年前张春桥、姚文元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在听课的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大多数人称赞讲得好，却有少数人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指责和质问。
函授组连夜开会，首先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辅导课的内容，确信所讲的观点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根有据。
他们一致认为，原则问题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真理。
他们决定对那些指责和质问，从理论上正面给以回答。
第2天，教师周永学再次走上讲台，面对四五百名听众，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最后，他郑重地指出，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导师在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
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作为我们辩论问题的依据。
对于这次解答问题，农场党委负责同志表示支持，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也都表示支持。
他们不怕风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尊敬。

科学的春天
上海汽轮机厂　胡永槐
李四光颂看一看我们脚下的小小地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值得探究，亚洲大陆有位研究地球的人，遗留下的“财产”十分富有——他可以预报地震……他可以找到石油……啊！
李四光——这个闪光的名字，将与“四大发明”一起彪炳千秋！
灯火中关村的夜晚哟，灯火亮晶晶，一盏又一盏宛如银河里的繁星；
夜深了，人静了，有一盏灯火还亮着，这盏灯火映照一个登攀高峰的人。
党表彰了他数学上的杰出成果，党赋予了他研究员的光荣职称；
此刻，陈景润正用这不灭的灯火，和八亿人民一起，迎接四个现代化的
黎明……
桥拜访茅以升，来到他的家，摆设极朴实，墙挂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座钱塘江大桥，似天上采虹在杭州湾飞架！
钱塘江大桥是他的第1部杰作，而今八十高龄依然雄心勃勃谈规划；
科学工作者莫不就是一座桥？
载着祖国的脚步奔向四个现代化……
致高士其高士其已经瘫痪了几十年，“五官”及手脚都不听他的使唤。
然而，他的秘书却告诉我：
“高老每天要批阅青少年寄来的稿件。”
稿件中，他看到祖国新人的英姿才华，笔墨里，渗透他培育人才的赤诚情感；
他在批阅一篇篇稿件，他也在为未来的大厦添瓦加砖！

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
编者按：
《韶山的节日》是周立波同志1965年除夕写的一篇散文，刊登于1966年04月23日在广州出版的《羊城晚报》副刊《花地》。
这篇散文记叙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59年06月回韶山的动人情景。
这样一篇好作品，何以竟成为“事件”呢？
只因为文中写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烈士，这就犯了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大忌。
他们制造种种借口，对周立波同志肆意施行迫害和打击，给文章戴上“反动的作品”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刊登它的《羊城晚报》，当然罪该万死，就连同它并无关系的《南方日报》，也受到株连，同样顶上“放毒、造谣的旧报纸”的罪名。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于这个事件，今年第1期的《湘江文艺》上刊有周立波、秦牧两同志的文章，作了详尽的揭露。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利用窃据的权力，滥施淫威，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
罗瑞卿同志当年陪同毛主席回韶山，周立波同志在文章中原来写到此事（刊出时已删去罗瑞卿同志名字），竟也成为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诬陷的借口。
最近，罗瑞卿同志给《湘江文艺》编辑部同志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陪同毛主席回韶山的情况和对《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看法。
我们今天刊载罗瑞卿同志的信，同时转载《韶山的节日》原文，作为对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反革命罪行的又一次声讨和批判。
《湘江文艺》编辑同志：
谢谢你寄给我湘江文艺一册！
有我的名字的三篇文章，我都读了，我简单回答：
事情都是真实的。
所谓看先人坟墓，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我们领袖毛主席1959年回到韶山后，略事休息，即起身从他的驻地向外走，我们这些陪同他的人，还以为他老人家要外出散步，或去访问他在故园建立党支部时候的老友，或回到他的旧居看一看，结果都不是。
他老人家走到他的旧居对面一户农民家里，走进屋去，房中只有一位中年妇女，这女同志突然见到自己的领袖到来，惊喜交集，难免有些拘谨、紧张，我们的主席，只问了她的家庭人口、生活情况，年景收成如何等等，即出来向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走去。
这小山当时连路都没有，他老人家一直健步登上山顶，我们这些陪同的人，都还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走了一会，才发现一座小小的坟地，一看碑文，才知道是我们领袖的父母合葬墓。
当时他老人家立下来，行了一个礼。
我们都行了一个礼。
当时大家都觉得后悔没有问主席，不仅未准备一个花圈，连一朵纸扎的白花，都没有准备，幸而当时陪同去的一位青年，还算灵活，马上折下一些松枝捆成一束，送给主席，献放在墓前。
回来后，主席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她）们二位。
整个的过程，就是如此。
我们的主席这样做，这样说，我完全同意秦牧同志的意见，“……丝毫无损于领袖的光辉！”
我还不只一次听我们的主席说过：
他童年时代怎样同他的父亲动不动就打人的家长制作风作斗争，他的母亲如何保护他的故事，这同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母亲，而却很不满意自己的父亲有何区别呢？
叛徒和“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确实是对任何赞颂过杨开慧烈士的人，她都恨之入骨！
因此，周立波同志因所谓《韶山的节日》事件，受到“四人帮”无休无了的诬陷和打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因为江青和她那些爪牙的淫威，我们毛主席的答李淑一同志一词——《蝶恋花》，听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前，谁都不敢演唱。
沈阳军区文工团把《蝶恋花》创作成为一个舞剧，1963年左右曾来北京上演，听说毛主席看过，而且称赞是个好戏。
江青听说了，就对该团施加压力。
据说，她对该团领导人的谈话，是这样的：
“小小的一首词，听说你们创作成一出大大的舞剧，可惜我没有时间去‘鉴赏’！”
话虽不多，但其反感、愤怒、仇恨之情，已充分溢于言表，从此该团不敢再演此剧了。
去冬军队第4届文艺会演，沈阳军区文工团才将此剧再次排练重上舞台。
张平化同志和我都看过，张称赞此剧内容好，艺术上也很美，我也有同感。
就是这样的好戏，竟被这个叛徒禁锢了十几年。
江青和林贼相互勾结迫害我，当然有很重要政治上的原因，但在这个问题上恨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她知道我称赞过多次演唱《蝶恋花》唱得较好的一个演员。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是长期潜伏下来的特务张春桥。
两三年前，曾有同志告诉我，“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同林彪早有勾结，甚至都参与了林彪对我的谋害。
当时我还不大相信，因为江青同林彪的勾结，我是知道的；
他（她）们的相互吹捧，我也亲自听到过。
而张春桥等人却同林贼素不相识。
现在看来，还是我太天真，头脑简单。
不久前，报纸上曾载有张春桥向人吹嘘，林贼那个真称得起臭名昭著的、所谓学毛著的二十五字诀，他是参与了的，这就证明林张之间，早有勾结。
为了周立波同志的一篇短文，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一个书记兼宣传部长，时间也还不长（原为副部长），居然对中央宣传部和党的中南局气势汹汹地发号施令，并要把他的意见下令全国报纸照办，还有所谓为“罗长子”翻案之滔天大罪等等，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这个特务分子，其所以敢于这样横行霸道，狗胆包天，不是恰恰证明他有当时江青、林彪在他看来是硬得不能再硬的后台老板，而且他投靠林彪已经靠得很紧了吗？
谨此布复，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顺致革命敬礼！
罗瑞卿
1978年02月27日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
1959年0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
这一天成了这个山冲的真正的节日。
人们激动、快乐，有些小孩子欢喜得流出了眼泪。
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山居男女的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也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
两天经历的细节，山里人至今还不能忘记。
下边的记述是根据人们的回忆写成的。
回来的第2天是个晴天，毛泽东同志穿一件洁白的衬衣来到了他的旧居“上屋场”。
这房子一半是瓦屋，一半是稻草盖的；
人们说，过去它就是这样。
“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匪帮把它没收了，糟蹋得不成样子。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收回来，按照冲里一些老人的记忆修复了。
毛泽东同志走进堂屋，背后跟着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
小小的堂屋原先只有一半属于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先生。
和湖南的普通农舍一样，这屋子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kān刊）子。
随行的同志问道：
“当年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同志笑笑回说：
“是这样的。”
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穿过横堂屋，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双亲的卧室。
房间左边墙壁上挂两个镜框，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
毛泽东同志站在两幅遗影的面前，静默地凝望一阵，然后对旁边的人说道，“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
意思是说，不会由于那样的症候去世那么早。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去世时五十三岁；
顺生先生逝世于同年，仅四十九岁，得的是重伤寒病。
这两种病症现在都不难治好。
到了毛泽东同志自己当年的住房，这是卧室，也是书斋。
青少年时代，他常常在这里点起一盏竹筒络起的桐油灯，熬夜读书。
床头墩椅上，还摆着一个古旧的、简陋的灯盏。
左边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是毛泽东同志跟他母亲以及两位老弟的合影。
对这幅相片，他似乎感到极大的兴致，含笑问道：
“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
接着又说，“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跟我现在象不象？”
他用了“拱出”这样纯粹的湖南土话，意思是冒出。
据人们考证，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毛泽东同志二十六岁时的留影。
那时候，他刚刚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
碰巧他母亲由毛泽民同志陪同，在那里诊病。
他们一起拍了这张合照。
他站在老人座椅的右边，身穿一件白竹布长褂，魁梧奇伟，面颊丰满；
眉宇间流露一种英俊和果毅的神情。
这房间的木格窗子的近边，有个楼口，没有梯子，不能上去。
楼口下边的墙上，挂了一个嵌着说明的镜框，大意是1925年06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间楼上，召集了韶山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雪耻会，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
毛泽东同志看后改正道：
“是党支部。”
他们由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里屋。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毛泽民同志在家时居住的房间。
床铺右边墙壁上挂着烈士的遗像，头戴一顶红军帽子，身穿灰军服。
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阵，说道：
“这张相很象。”
在长期的、尖锐的、剧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家牺牲了六人。
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九岁；
他的大弟毛泽民同志1943年被盛世才匪徒杀害于新疆，年四十七岁；
小弟毛泽覃同志1935年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阵亡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交界的地区，年仅三十。
他母亲过继过来的小妹毛泽建同志1929年牺牲于湖南衡山，年仅二十四；
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1950年殉难于抗美援朝的前线，年二十八岁；
他的侄儿，也就是毛泽覃同志的儿子毛楚雄烈士1946年牺牲于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年仅十八岁。
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
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
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了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象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
出了后门，来到了小小的晒谷坪。
这上面的山，下边的田，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劳动的见证。
山将永存，田将永在，毛泽东思想也将永远磅礴于世界。
地坪边上有一座黄土筑墙的小茅屋，人们说是秋收时节放稻草用的。
小坪的下面有几块菜土，豆角蔓、苦瓜藤和紫苏叶子都翡青繁茂。
毛泽东同志经过时问道：
“菜是哪个种的呀？”
“我们种的。”
管理旧居的一位老同志连忙回答。
“给哪个吃呀？”
“给招待所的人吃。”
菜土旁边的山上有棵不大不小的枇杷树，牌子上说明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栽种的。
“是您栽的吧？”
有位同志问。
“不记得了；
不过那时候我很爱栽树。”
晚上，毛泽东同志住在山腰丛林里的一座房子里。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
如今回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呵。
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
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隙里还透出微弱的烛光。
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同志平素爱睡硬板床，寓所为他准备了一张。
时候已经是第2天上午，他在硬板床上睡了一会，起来洗完脸，就往外走，没有说明要到哪里去。
罗瑞卿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跟在后面。
到了“上屋场”对门的“谢家屋场”，他走进他从小认识的贫农毛霞生家里。
屋里只有一个妇女，没有其他的人。
这位中年农村妇女平常从相片上认熟了领袖，这时候，突然看见领袖来到了自己屋里，后面还有其他的首长和人员，她惊喜交集，仓卒间未免有一些紧张和拘束。
毛主席站在堂屋里，问了问她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就离开她家，走上她屋后的山。
罗瑞卿同志和其他人员不知道他上山干什么，都跟了上去。
这小山茅封草长，连小路都没有。
主席到了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站住了。
这时候，大家看了墓碑，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
为了保护这座坟，韶山的穷人们曾经和国民党展开过斗争。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浏阳一带举行了有名的秋收起义，红旗又举起来了。
湖南军阀何键派一连人来到韶山，要挖掉毛泽东同志父母的坟墓。
他们的意思是要破坏红军的风水。
匪兵们追问老百姓坟墓的地点，谁都不肯说；
有一个穷人笑道：
“老总，跟我来吧，我告诉你们。”
匪兵们一人扛一把锄头跟那人上山。
找到两拱坟，贫农指着说：
“这就是的。”
于是开挖了。
他们七手八脚地抡起锄头，把坟顶刨开，把腐朽了的棺木撬起来，把里头的白骨东丢一块，西抛一根，于是一声呜嗬下山了。
那个贫农心里高兴得要死，因为，他哄匪兵挖开的是一个地主祖宗的坟墓。
坟山的风水是没有的。
但护坟的故事充分表现了贫苦农民爱护共产党领袖的亲人的深情和厚意。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没有准备花圈，连纸花也没有带一朵。
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主席。
他从容地献在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
于是，略停一会，他就转身沿着茅封草长的山坡往回走，人们跟随着。
路上有人问：
“要不要把坟修一下？”
他边走边说：
“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
这个学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
校舍建在半山腰上。
后山的青翠的松林衬托着红砖砌墙的整洁的新屋。
望见毛泽东同志跨过校门外面的木桥，快进操坪时，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拥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
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
这些幸福的伢妹子们将要跟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们一起，接过毛泽东同志和他亲密的战友们最初点起的光焰冲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全部消灭干净的时候。
从孩子群里跑出一个小姑娘，庄重地，略现紧张地朝毛泽东同志跟前走去。
她叫彭素清，韶山公社竹鸡大队一个贫农的女儿。
她恭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的举手礼，然后从自己颈上解下红领巾，立起脚来，系在毛泽东同志衣领的上面。
“你不要了？”
毛泽东同志笑着问她。
“送给你。”
“我这样大了，还带红领巾？”
带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相。
韶山公社有一座韶山水库，水深而冷。
毛泽东同志走到水库大坝上，脱了外衣，穿起游泳裤，卟通一声跳到水肚里。
这位几次横渡长江的游泳家用侧泳的姿势游了一阵，然后仰脸躺在水面上，好象睡在床铺上一样，稳稳当当地，不沉也不动，岸上的人们笑了。
这一天，回到绿树成荫的住所，毛泽东同志吃过中饭，就午睡了。
午后，罗瑞卿同志到那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住所去看毛主席。
主席午睡刚起，在穿衣服的时候，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
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接着又说，“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同志在韶山，还询问了韶山公社的生产情况和规划，召集了韶山革命老人的座谈会。
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天一夜，就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到长沙去了。
韶山成了中外驰名的圣地。
这里流传着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好多的故事。
相传有一年秋收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家里在那个小地坪里晒了谷子，在旧居前坪，别的一家也晒了谷子。
忽然之间天空里乌云密合，大雨来了。
南方山里的夏天，天老爷落雨照例是不把信的，说来就来了，叫人搞手脚不赢。
在倾盆大雨里，毛泽东同志不顾自己家里的谷子，连忙跑到前坪帮助别人收谷去了。
新近开放的韶山陈列馆的解说员小王同志是一位愉快的、微胖的北方姑娘。
她告诉我说：
“听这里人讲，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有组织的才能。
七岁的时候，跟冲里的一群孩子在山上放牛，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组看牛，一组砍柴，一组采摘野果子。
每天到断黑时候，牛吃饱了草，柴砍得不少，苦槠子、毛栗子也捡了很多。
毛泽东同志把柴禾和果子分给大家，一人一份。
他自己的一份常常让给别的人。”
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是这样热爱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的。
1965年除夕
〔原载1966年04月23日《羊城晚报》副刊《花地》，重刊前作者略有修改和补充〕

余秋里副总理会见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
加拉拉尔团长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今天上午会见了由阿富汗商业部长穆罕默德·汗·加拉拉尔率领的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
余秋里副总理同阿富汗朋友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他对加拉拉尔部长说，你同李强部长的会谈谈得很好。
昨天中阿两国签订了新的年度贸易议定书，贸易额有了增长。
我们希望今后有进一步的发展。
余秋里副总理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怀和重视中阿两国的关系。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也十分重视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
现在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
他说，对在阿富汗帮助建设的中国专家，希望你们多给予指教。
他们工作中如有缺点，请你们提出批评。
加拉拉尔部长说，阿富汗同中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是好朋友。
阿富汗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我们希望，随着新的贸易议定书的签订，两国贸易会不断增加，商品交换会更加多样化。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阿齐姆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以及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梁枫、刘和林、叶景灏等。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商业部部长穆罕默德·汗·加拉拉尔今天中午举行答谢宴会。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崔群，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崔平，以及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奚业胜、梁枫、刘和林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阿齐姆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这几天参观游览了长城、定陵、故宫和天坛公园。
他们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去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余秋里副总理会见由阿富汗商业部长穆罕默德·汗·加拉拉尔率领的阿富汗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匡16日上午会见了以英国出版家协会会长格雷厄姆·格林为首的英国出版家协会代表团。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陈翰伯、许力以会见时在座。
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03月17日上午会见了以英国出版家协会会长格雷厄姆·格林为首的英国出版家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会见时在座。
交通部副部长潘琪03月17日下午会见并宴请了以日本总评副议长、日本运输劳联中央执行委员长中川丰为团长的日本运输劳联代表团。
代表团在华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无锡、南京、济南和胜利油田。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03月18日晚上宴请以深谷隆司为团长、林养哉为副团长、居崎司为秘书长的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访华团。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17日到达北京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03月22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英国广播公司常务董事阿拉斯太尔·米尔恩为首的英国广播公司访华团。
英国客人是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前来访问于03月20日到达北京的。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03月21日晚举行宴会，欢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第1副主席、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员小组主席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魏克德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有关方面负责人谢黎、张秉玉、徐维勤等出席宴会作陪。
齐默尔曼先生及其随行人员是应外交学会邀请于20日下午到达北京的。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03月21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辻村明一行。
辻村明教授一行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03月19日抵京的。
美国血管外科专家朱利伊斯·雅各布森教授和夫人03月21日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美国客人是应中国医学科学院邀请于03月16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外宾参观了医院、工厂，并与医务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
（新华社）

我新任驻冰岛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枫，今天上午离开北京赴任。

挪威外交大臣弗吕登伦和夫人到京
黄华外长举行宴会欢迎挪威贵宾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和夫人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从杭州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挪威贵宾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副司长高建中等。
挪威驻中国大使安达和夫人，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陪同弗吕登伦外交大臣和夫人访问广州、杭州后同机到达北京。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和夫人一行抵京后，由宋之光部长助理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
挪威贵宾是在访问广州后于21日抵达杭州进行友好访问的。
当天晚上，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弗吕登伦外交大臣和夫人一行。
贵宾们在杭州期间，曾访问了梅家坞茶叶生产大队，参观了这个大队的学校和幼儿园，访问了社员家庭，并来到茶山上观看了茶树生长情况和采茶表演。
贵宾们还游览了西湖风景，观看了文艺演出。
贵宾们抵离杭州时，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革委会主任张子石等到机场迎送。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外交部长黄华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挪威王国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和夫人一行。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黄华外长首先讲话，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我们坚决支持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我们赞成西欧国家和第3世界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黄华外长说，中挪两国人民很早就有交往，关系一直是友好的。
自从1954年建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中挪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挪威不威胁中国，中国也不威胁挪威。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发展中挪关系不仅符合我们两国当前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黄华外长指出，当前我国国内形势大好，最近胜利闭幕的五届人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侵略、干涉、颠覆、控制、欺负的斗争。
他表示相信，弗吕登伦外交大臣这次访问，必将为进一步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在讲话中说，我们两国在面积、人口、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
但是，不论国家大小如何，我们的基本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独立和取得我们两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们两国关系一向是友好的。
我们把这次访问看作是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的一个手段。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世界上。
我们面临着世界各国共同的许多问题。
作为一个小国，挪威试图通过国际合作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极为重视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我国极为重视逐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应该建立一个可以保障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享有自由、正义和进步的世界秩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也不论政治、经济制度如何，都必须进行合作。
他说，挪威同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有着牢固的联系，这些是挪威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因素。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谈到了他在瞻仰毛主席遗容时的激动心情。
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业绩已经改变了中国，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深信，他的继承人将成功地完成为在二○○〇年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
他指出，挪威人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五届人大规定的各项崇高目标而做的工作。
挪威驻中国大使安达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宋之光、曹春耕，以及何理良、王珍；
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等。

方毅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学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兹温科·克内热维奇博士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中，克内热维奇博士对正在召开的我国科学大会表示非常感兴趣。
他说，科学和教育是不可分的，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南斯拉夫人民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人民在克服困难，加快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钦佩。
方毅副总理说，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是我们建国以来一次空前的科学盛会，在这次会上将澄清关于科学方面的一些路线是非问题，例如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红与专的标准等，这些问题过去被“四人帮”搞乱了。
大会并将讨论我国科学发展的规划。
方毅副总理表示希望今后加强同南斯拉夫在科学教育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涛，有关方面负责人于洪亮、胡守鑫。
（附图片）
方毅副总理会见了以兹温科·克内热维奇博士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慕华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毛里求斯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毛里求斯驻中国大使卡赛纳利。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鞍钢在斗争中大干快上
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钢，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干快上。
华主席期待的“我国冶金工业加快发展大有希望”的局面，已经在鞍钢展现出来了。
长期以来，“四人帮”打着极“左”的旗号，推行极右的路线，肆意歪曲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抓生产的干部诬蔑为“目干部”，把“长角长刺”的干部封为“纲干部”，把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诬蔑为“为走资派卖命”。
结果，政治与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被割裂成为“两张皮”，许多干部、工人的思想被搞乱了，不知政治挂帅应当往哪里挂，劲往哪里使，给鞍钢的革命和生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鞍钢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大讲”、“十大批”活动。
通过大批判，广大职工气愤地说：
过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党羽把干部分成“纲干部”、“目干部”，“纲干部”浑身长满刺，调子唱得高，干活不出力，政治挂在嘴皮上。
而那些所谓的“目干部”，猫大腰流大汗，天天戴着帽子挨批判。
“四人帮”弄得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抓生产成了罪人。
砸烂了“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摆正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做到了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充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广大职工高兴地说：
“四人帮”把革命生产分了家，现在又团圆了。
我们是搞钢铁的，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钢铁上！
在“四人帮”横行时，鞍钢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党羽和在冶金部的黑干将直接插手鞍钢，把他们的亲信和打手安插到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里，精心培植了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从上到下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
他们倒行逆施，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党对企业的领导。
鞍钢党委为了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在清查中，采取果断措施，把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一个个地挖了出来，并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同时，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选拔了二百八十五名厂处级干部，充实和加强厂矿、处室的领导班子。
去年，他们还整顿了六百五十四个车间、工段的领导班子，并为基层调整加强了八百四十七名干部。
特别是对于一些因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受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击、迫害的同志，鞍钢党委遵照华主席的教导，敢于把他们被诬陷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并且把他们安排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
经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组织纯洁了，思想路线端正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真正成为团结战斗的核心。
现在，在鞍钢，党委说话灵了。
冷轧厂是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户。
原党委书记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他拉拢一伙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把一个好端端的冷轧厂变成了他们的“帮天下”，一连几年没有完成计划。
鞍钢党委坚决清除坏人，调整加强了这个厂的领导班子后，工厂面貌一新，去年八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超额完成计划，跨入了学大庆先进单位的行列。
打倒了“四人帮”，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鞍钢各级党组织及时把它引导到生产上去，有力地推动了钢铁生产的发展。
鞍钢去年建成的七号大型高炉，是大搞会战的胜利成果。
这个工程，是鞍钢进一步提高炼铁生产能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工区高炉林立，管道纵横，场地狭窄，给施工带来了许多困难。
著名劳动模范王崇伦是会战工地的总指挥，他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
许多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找到了王崇伦，要为改建七号高炉出力。
更多的人，都自动来工地参加劳动。
上万名会战大军，激战九个月，克服无数困难，终于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地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大型高炉，做到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创造了我国高炉建设史上的奇迹。
鞍钢工人阶级热烈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的大家来一个比赛的号召，广泛开展了比思想、比干劲、比团结、比作风、比贡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革命比赛。
各单位党委亲自抓，竞赛领导小组定期检查评比。
厂与厂、车间与车间、炉子与炉子、机台与机台、班组与班组之间的“一条龙”协作赛、同工种对手赛、技术攻关赛、技术表演赛，犹如滔滔长江，汹涌向前。
三大钢厂你追我赶，不断刷新着炼钢生产纪录。
“四害”横行时，鞍钢的企业管理受到了极大破坏。
谁要一提加强企业管理，“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分子就说这是什么“管卡压”的“钢鞭子”；
谁要坚持党的经济政策，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就说这是福利主义的“金鞭子”。
他们用这两个“鞭子”到处打人，打得企业无章可循，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企业整顿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折断了“鞭子”，砸碎了精神枷锁，把被废除的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又重新恢复了起来。
强化生产指挥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指挥分散、层次繁杂，说话绕弯，互相扯皮的被动局面。
在整顿企业中，鞍钢各级党委都分别整顿了机关，精简了机构，压缩了非生产人员，做到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实行“三个面向”、“五到现场”，树立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的革命新风，和工人一起大干社会主义。
工人们高兴地说：
粉碎“四人帮”，干部上前线，作风大转变，干群同奋战。
几年来，“四人帮”手拿杀伤棒，腰别三尺剑，乱打乱砍，砍掉了科技队伍，赶跑了知识分子，使鞍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受到摧残。
鞍钢党委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一些被诬陷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把长期在基层顶岗劳动的九百五十二名技术人员，本着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原则，重新安排了工作。
鞍钢先后提拔晋级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五十人，工程师四百一十八人，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正在成长壮大。
为了搞好科学试验，尽快出成果，公司成立了科研办公室，从上到下建立起四级科研网。
一些生产车间、工段都配备了主管技术的副主任、副段长。
去年一年，共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项目三千一百二十一项，其中重大的有四百二十二项，有的填补了我国的空白，有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一个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潜力、要产量、要速度、创名牌、攻尖端的群众运动，正在鞍钢蓬勃展开。
《鞍钢报》记者

我大使向塞浦路斯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3月22日电
尼科西亚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塞浦路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曹痴03月21日在尼科西亚向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递交了国书。
随后，基普里亚努总统和曹痴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尼科斯·罗兰季斯等官员。
曹痴大使是03月13日抵达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的。
18日，罗兰季斯外长接见了曹痴大使。

我对外友协代表团在印度参观访问
新华社北京03月20日电
新德里消息：
以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03月17日上午出席了印中友协安得拉邦分会在海得拉巴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参观了全印柯棣华委员会海得拉巴分会针灸治疗所和乌斯曼大学。
同一天，王炳南团长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沅先后拜会了安得拉邦邦长萨拉达·慕克吉和首席部长切纳·雷迪。
在这之前，由王炳南团长率领的部分团员访问了太米尔邦。
这个邦的邦长巴特瓦里会见了他们，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访亲问友十万里
——回忆周总理十四国之行
十四年前，敬爱的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亚非欧十四国。
那历时七十二天、十万八千里的行程本身，就是周总理用心血绘制的巨幅历史画卷。
从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02月底，在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处处印下了周总理的足迹，处处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敬爱的周总理啊，在您离开我们的悲痛时刻，从亚非、从全世界各个首都发出的电波，全世界各种报刊登载的浩如烟海的文字，都用赞诗讴歌了您。
在您足迹所到的十四国，人民把您称作“万隆精神的缔造者”、“非洲解放事业的战友”、“第3世界的真诚朋友”、“伟大的革命家”……尽管万恶的“四人帮”严加封锁，不许在中国传播，但那声音却飞越一切国界，飞越世界上一切高峰，跨过世界上一切洪流……
十四年过去了。
周总理当年培育的幼树，今天已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周总理当年提出的原则，经受住了国际生活实践的考验；
周总理当年的预见，正在变成现实；
周总理当年开拓的友谊之路，正在被不同肤色的人们铺展、延伸。
今天，十四国之行，已经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周总理革命实践的丰碑，矗立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觉醒的、先进的非洲”
在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天，周总理在索马里首都向世界宣告：
非洲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
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先进的非洲。
这是周总理在第1次访问非洲之后，经过第一手的调查和研究，作出的符合六十年代非洲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它象万钧雷霆，击破了帝国主义关于非洲是“黑暗的大陆”、“愚昧落后的大陆”之类的欺人之谈，批驳了一切自命优越、自诩先进的老殖民主义者和自封为非洲的“救世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新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种种嘲辱之词。
它象万道霞光，拨开了云雾，擦亮了世界上许多低估非洲大好形势的人的眼睛，鼓舞非洲人民满怀信心走向全非洲的解放，走向光明的未来。
当时的非洲，独立国家已经从战后的四个增加到三十多个。
但是，许多国家的独立还不完整、不巩固，有些国家的机构里还保留着殖民主义时代的官吏、军人；
它们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尚未消除。
还有不少国家仍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
非洲人民面临着许多困难。
怎样看待非洲的形势呢？
从这些困难得出悲观的结论吗？
不，周总理从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抓住了非洲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到了主流。
他指出，从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奴役、压迫、掠夺和屈辱的非洲人民，今天站立起来，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件。
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伟大历史潮流。
他多次讲到：
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热情勇敢、生气勃勃，表现了站立起来的人民的豪迈气概，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的精神，这种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一切新兴国家的立国之本；
有了这种斗争精神，就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任何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
他在摩加迪沙的群众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说：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周总理关于非洲的科学论断，已经并且将继续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当人们看到今天亿万非洲人民站在第3世界反对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列时，谁不感念周总理当年的英明的预见呢！
周总理对非洲的高度评价是同对整个第3世界的高度评价联系在一起的。
他那时指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已经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支伟大力量。
在加纳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还引述了毛主席这一段话：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这句话把人们从对殖民主义制度的黑暗年代的回忆，引向对人类光辉前途的憧憬。
这句话也揭示了周总理十四国之行的时代意义。
为了团结被奴役的黑色民族和整个亚非拉被压迫民族，为了组织第3世界这支埋葬帝国主义制度的队伍，周总理付出多少辛劳啊！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又提出了第3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的光辉论断。
周总理不正是为维护和加强这支主力军而战斗到最后一息吗？
“天涯处处有芳草”
周总理在访问十四国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有句名言：
“天涯处处有芳草”。
他用这句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教育我们要认真地向亚非各国人民，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这完全不是外交辞令。
在十四国之行中，周总理以身作则，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
周总理高度赞扬亚非人民旺盛的政治热情，要我们学习他们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
访问苏丹期间，周总理多次讲到了戈登的故事。
在旧上海，旧英租界上有一条马路，叫“戈登路”。
这个戈登，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帮助中国清朝反动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就是这同一个戈登，七十年代又成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
这个逃脱了中国人民的惩罚的殖民主义者，却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军用长矛刺死在喀土穆。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多次向苏丹主人表示，感谢苏丹人民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恨，表示要向苏丹人民学习。
周总理对亚非国家在独立后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以很高的评价。
六十年代的头几年，我们国内正在进行着开发石油的大会战。
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
摩洛哥在1962年刚刚在卡萨布兰卡建成一些现代化炼油厂。
周总理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
在加纳，本来没有安排参观炼油厂的节目。
但周总理的车队经过一家炼油厂的时候，还是征得主人的同意，停车进行了参观。
这家工厂每年炼油一百二十万吨，却总共只有三百名职工。
周总理就要中国的有关部门把它的长处学到手。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崇拜者，曾把非洲的艺术描绘成“原始的”、“落后的”。
在科纳克里，周总理观赏了几内亚艺术家的表演之后，热情赞扬了他们的艺术。
那刚健有力的舞姿，扣人心弦的“塔姆塔姆”鼓声，显示了西非艺术的民族特色和战斗豪情，根本没有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周总理当即告诉记者，一定要突出宣传西非艺术的健康、朴素的战斗特色，要还西非艺术的本来面目。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一路上，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彻底消灭大国沙文主义、平等待人的光辉榜样。
周总理教导，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越是小国，越要尊重。
在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
在周总理访问加纳前几天，突然发生了帝国主义策划的谋害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事件。
为了安全，改变访问计划吗？
不！
周总理认为，人家越是困难，越要支持，越是要去。
他坚持按原定日期到加纳访问。
而且，在礼宾安排方面尽量照顾加纳总统的安全，主动提出不要总统到机场迎送，总统的一切活动都在官邸进行。
在苏丹，东道主原来提出请周总理从机场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
我们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两国领导人的安全，没有同意这样做。
周总理知道后，严肃批评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并且提出在离开时一定要满足对方要求，从宾馆到机场一定要坐敞篷汽车。
这仅仅是礼宾的安排吗？
不！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情怀。
周总理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
但是，在和被访问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却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们注意自身安全，警惕帝国主义的暗算。
一路上周总理遇到不计其数的外国记者向他采访、提问。
那些世界性大通讯社和超级大国的大报的记者，仗着他们的传统优势，总想垄断周总理出访的新闻报道。
可是，周总理却细心为第3世界、为亚非国家的民族新闻事业着想，为它们争地位，在访问中单独回答了埃及中东通讯社、加纳通讯社、摩洛哥广播电视台、突尼斯《行动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提出的问题，对马里、几内亚电台发表了谈话，使他们得到独家新闻，打破大国的新闻垄断。
周总理足迹所到之处，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他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对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的亲切感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
不论在宾馆，在机场，在参观单位，在一切隆重的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各种各样的人亲切握手，其中有服务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欢送的人群，非洲鼓手，专机上的机务人员……在宾馆，他总要见一见招待员和厨师，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个国家的总理，在繁忙的外交访问中这样对待普通人民，在世界的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外交史上开创的先例。
这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谦虚美德吗？
不，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劳动人民的情谊的自然流露。
“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
周总理在总结十四国之行的报告中说，“我们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我们还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些原则，和周总理倡导和参与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十项原则等等，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准则，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些原则，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加的旧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强烈挑战，给被压迫民族和一切中小国家提供了抗击大国霸权的有力武器，为新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可遵循的准绳。
这是周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参与制定我国重大外交决策的典型范例。
敬爱的周总理啊，在这些原则里闪耀着您多么卓越的才智，凝结了您多少辛苦、多少心血啊！
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总理在访问非洲的途中提出的。
他一再仔细推敲，这些原则怎样充分反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周总理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
在出访以前，总理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我国对外援助的综合资料，总理在上面作了许多精心的批注。
这次他来到国外，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周总理也考查了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援助”给第3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
他看到苏联搞的那些“援助”项目同西方帝国主义一样，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
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无限的同情，按照毛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规定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并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
中国专家必须同当地人民同甘苦，不能特殊化。
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最彻底的决裂，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在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具体地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进一步提出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它们的中立、不结盟政策；
支持它们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反对任何外来干涉。
这些原则赢得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赞同。
为了促进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周总理早在万隆会议上就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使得会议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扰破坏，取得成功。
在这次出访中，周总理又给我们作出了贯彻求同存异方针做团结工作的范例。
当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欢迎周总理宴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不同意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时，在座许多来宾都紧张起来，注视周总理怎样反应。
周总理即席从容地回答说：
不错，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全场立即情绪活跃，掌声雷动。
之后，周总理又摆事实，讲道理，阐明我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比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要迫切得多，两国完全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携手前进。
终于，使两国会谈取得了重要成果。
对朋友耐心团结，是同狠狠揭露敌人的挑拨阴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周总理十四国之行，正是在苏联同美国炮制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骗局以后掀起新的反华浪潮的时候。
一路上，周总理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都有那末个把记者提出挑衅性的问题。
周总理利用这些机会，详细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严正批驳帝国主义的诽谤，彻底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的谬论，争取和团结了朋友。
连当时一些西方报纸也承认：
周总理此行在反击“遏制”中国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重大胜利”，“今后事态的发展不再长此以往由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会谈决定了”。
“入于污泥而不染”
在阿尔及尔，东道国的高级官员在一家原来是法国人办的、当时已收归国有的豪华饭店里，宴请周总理。
饭店的人员请周总理题字。
周总理写道：
“入于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
一个革命者要经历多少这样的考验：
从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到敌人占领下的白色地区工作；
长期在农村战斗取得胜利之后，又进入城市；
从朴素的革命国家里，又到国外复杂环境中做外交工作……。
周总理正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才总结出这样深刻的道理。
他语重心长，既是同刚刚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战友之间的共勉，又是对我国从事外事工作人员的谆谆教导。
十四国之行，正是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色的集中表现。
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了，他老人家不辞辛劳，长途跋涉。
访问的日程从早到晚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精神飒爽，神采奕奕，忘我地，通宵达旦地工作。
有个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世界上睡得最少的人。
这话毫不夸张。
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北部城市阿斯马拉的前夜，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官员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完成文字的最后推敲。
公报的草稿送到周总理手里，已经是四点钟左右。
而早上七点多钟就要去机场，欢送仪式在等待着他。
等飞机起飞以后，到索马里的文稿又送到总理手上了。
同志，请你算一算，总理在阿斯马拉睡了几小时？
全程十四站，哪一站总理又能比这多睡一会儿呢？
1963年的最后一天，结束了在摩洛哥的访问来到地拉那。
驻地拉那的使馆同志们听说，周总理在埃及访问时，天气燥热，休息又少，鼻子出了血。
谁不为总理健康着急？！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厨师同志还是满怀激情地煮了绿豆汤。
“总理，喝碗绿豆汤，清清热吧！”
“总理，好好休息一下吧！”
可是，总理何尝休息了呢。
参加东道国除夕联欢活动以后，已经是午夜以后了，周总理还一定要回到使馆同中国同志们一道过年，一道吃年饭、谈心，在使馆的除夕晚会上一道唱歌、跳舞。
周总理兴致勃勃，带头唱了革命抒情歌曲：
“洪湖水呀，浪打浪……”周总理和大家一道迎来了1964年。
访问的日程再紧，周总理总要挤出时间来探望常驻国外工作的中国同志们：
从大使到厨师、司机，援外的技术人员，当然也包括记者。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总理来到使馆就象家里来了亲人。
他问寒问暖，问长问短，笑声朗朗。
总理总是要和大家一道吃饭。
然后还要同大家一起照像。
总理总要问：
有没有漏掉的？
大师傅（厨师）照了吗？
在摩加迪沙，总理发现摄影记者一路为别人照相，自己却没有照，就把记者拉到身边，让别人给照了一张。
周总理不知疲倦吗？
是的。
对自己，他从不知疲倦；
但是，他却非常知道别人的疲倦，体贴入微。
在访问中，有好几次他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打搅随同总理日夜操劳的陈毅同志的休息，“让他多睡会吧！”
或者说，“到最后非叫他不可的时候再叫醒他。”
对于随行的其他工作同志也是这样。
夜深了，当同志催他休息的时候，他却倒过来要催他休息的同志休息，“你们累了，早点休息吧！”
外国记者对新中国总理的衣着，也是十分注意的。
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总理穿旧了的一双皮凉鞋、一身旧中山装这类情况。
实际上还远不止此。
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同志发现，总理的旧呢大衣的里子破了，劝总理买一件新大衣。
总理拒绝了。
脱下大衣，请使馆女同志缝补了一下，它就继续伴随着新中国的总理，继续作出它的“贡献”了。
周总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了那么多丰功伟绩，而他自己非常谦虚，总是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同志们。
十四国之行后，在一次吃饭时，陈毅副总理说：
“这次总理访问十四国非常成功。”
总理说：
“这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还有你陈老总的积极工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
见到亲人倍思乡。
我国驻外人员见到了周总理，有人就向总理倾诉思乡之情。
周总理笑了：
“你们知道吧，中国有句古诗：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勉励大家要有为世界革命献身的国际主义精神。
每到一处，总理几乎一有机会就要对驻外人员讲这句诗。
周总理说，多少外国人，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今天，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也要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献出我们的一切。
在开罗的中国大使馆的大厅里，周总理挨个地问同志们学了什么外国文、谁学了阿拉伯文？
许多人回答不曾学阿拉伯文。
总理恳切地说，要学驻在国的语文。
为了增进了解和友谊，为了尊重和学习人家，要学人家的语言。
在马里，东道国安排周总理参观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
就在展览会的大厅里，周总理还抽空接见了帮助马里建设的中国技术人员，十分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总理回国后，在总结的时候，还讲到我国援外人员正克服不适应异乡生活习惯的困难，同当地人民同甘共苦，埋头苦干，他们是无名英雄。
总理勉励他们发扬为亚非人民服务的国际主义精神。
对记者的工作，周总理也是严格要求，关怀备至。
从北京出发以前，周总理就叮嘱：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要根除大国沙文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之害，我们自己深有体会，所以，我们对亚非拉这些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要尊重，不要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
一路上，他亲自提醒记者，人家这项工程可以报道；
非洲的民族舞蹈艺术应当细写……访问活动那样忙碌，工作那样紧张，他还很细致地照顾记者的工作。
周总理还很重视发挥记者的作用。
在旅途中，一有机会他就找记者谈话，征询记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他要求记者熟悉情况，研究形势，敏锐地察知事物的动态和脉搏；
要与各方面的人接触，跟大家谈话。
访问归来，他指示新华社要多派记者到国外去，为第3世界和各国人民服务，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勤奋地工作。
周总理十四国之行，不只亲身为我们做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伟大榜样，而且利用访问的机会，给我们在国外工作的人员、记者，上了一堂又一堂的国际主义课。
正是总理的教导，鼓舞着千百个在国外工作的人员为第3世界人民的事业、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身。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但总理出访十四国的幕幕场景，仍象电影一样在我们脑海重映。
伴随着总理出访进行采访的那些幸福的日子，就象是昨天。
总理爽朗的笑声，娓娓动人的言吐，犹在我们耳边回响。
他对我们的教诲，依然是无穷的力量，永远鼓舞着我们用自己的笔，为世界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灿烂的明天而讴歌。
新华社记者

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北京03月20日电
瓦莱塔消息：
马耳他总理多姆·明托夫03月17日在总理办公厅接见了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马耳他副总理卡萨尔和发展部长维斯廷·阿贝拉接见时在座。

巴、黎联合部队英勇抗击以色列侵略军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示威　各国政府谴责以色列侵黎
新华社贝鲁特03月21日电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联合部队03月20日在黎巴嫩南部继续同以色列侵略军进行战斗。
这家通讯社说，联合部队从03月19日晚至20日下午在黎巴嫩南部各个战场上打死打伤敌军七十多名，击毁敌人坦克和军车二十多辆，并在靠近蒂尔的海面击中一艘敌人军舰。
据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亚西尔·阿拉法特03月20日视察了在黎巴嫩南部和蒂尔的联合部队阵地。
新华社贝鲁特03月19日电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侵略军03月19日继续向黎巴嫩南部发动进攻，企图侵占蒂尔城，受到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联合部队的阻击。
报道说，以色列不断使用各种海、陆、空武器向蒂尔地区狂轰滥炸。
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联合部队英勇地连续第5天战斗在通向蒂尔城的干线上，抗击敌军。
报道指出，敌人的野心已经很清楚，就是要全部占领利塔尼河南部地区。
但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过去的四天里，联合部队打死打伤敌人约四百五十名，击毁、击坏敌人的军车约一百辆，击落敌机四架。
新华社贝鲁特03月17日电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连日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入侵黎巴嫩南部、袭击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和难民营。
在纳布卢斯，十五、16日、21日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巴勒斯坦人烧毁了以色列的一些军车，学生们向前往企图制止示威的以色列警察掷石头。
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使用棍棒、石块、燃烧瓶和刀同以色列军警搏斗。
在拉马拉，巴勒斯坦人袭击并且占领了一个以色列警察站。
在加利利等地区，也发生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行动。
在伯利恒的耶稣学校的学生举行静坐示威。
据新华社报道　连日来，叙利亚总统、埃及外长、伊朗国王、约旦国王、民主也门政府、塞浦路斯政府、毛里塔尼亚政府、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比利时外交大臣、西德外长、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分别发表谈话和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阿拉伯联盟03月19日决定向黎巴嫩提供价值三十万美元的药品和医疗援助。
伊拉克政府和突尼斯政府也决定向巴勒斯坦提供物资援助。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03月18日呼吁尽快召开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讨论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造成的局势和对付阿拉伯民族所面临的危险。
斯里兰卡外交部03月1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不结盟国家协调局03月17日在纽约举行紧急会议后发表一项公报说，协调局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这严重时刻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乌干达外交部长、非洲统一组织政府间新闻委员会主席朱马·奥里斯最近打电报给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呼吁阿拉伯联盟国家对这一侵略采取共同立场”。
埃及《消息报》03月16日发表社论说：
以色列的侵略暴露了它“企图在阿拉伯领土上进一步进行扩张，并在对黎巴嫩南部的无辜居民进行大屠杀后完全控制黎巴嫩南部”。
突尼斯《行动报》03月17日的社论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表明，“以色列的复仇主义政策找到了最残暴和最疯狂的表现方法。”

扩大科学研究　应用先进技术　发展国民经济
罗马尼亚在科研和技术革新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果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建立各种科研机构培养人才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在1977年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在生产中引用先进技术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这对加速国民经济部门现代化的进程，更合理地利用原材料和燃料，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期间一大批科研和工艺发展项目的工作已经完成，其中有不少突出的项目。
在采掘方面有科兰达金属共生矿的利用，关于编制研究性井和开采井掘进和配套的工艺；
在动力方面，改进了罗维纳里电厂的锅炉的运行；
冶金方面，包括充分利用日乌谷地区在炼焦和动力方面性能很低的褐煤，生产特种钢和特种合金钢；
电气电子方面，有财务会计计算机，航空电子元件；
化工方面，有制取顺丁橡胶的新工艺，制取以甲硫醇和甲基噻吩烷为基础的除草剂新工艺，制取特纯磷酸—铵盐的新工艺，制取酒精新工艺，制取用于硬性聚氨酯泡沫的聚酯新工艺；
在轻工业方面扩大了化纤成份的新针织品；
在农业方面有小麦新品种、玉米和向日葵的新杂交种，苹果和梨的新品种；
在运输和电讯方面有加固路基的新方法，车站和编组站的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装置，等等。
1977年试制成功二千二百一十三种机器、设备、仪器、新的或重新设计的工艺设备，其中有：
十五万吨油船，八千四百四十马力和六千三百三十马力的船用中速柴油机，FELIXC——512中速和高速电子计算机等。
1977年采用的新工艺有六十项，并推广了前几年在生产中应用的一百四十八项先进工艺，这些工艺几乎全部以本国的构想作为基础。
其中突出的有：
碳酸盐层油井用复合酸酸化的增产方法，为工程建筑压铸低合金钢，电子束焊接，激光加工等。
由于有一千三百三十种新材料和消费品投产，更好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和人民消费的需要。
在中央工业的加工部门，从本五年计划开始投入日常生产的新产品或重新设计的产品的产值在1977年占整个商品产值的百分之二十点一，而计划规定为百分之十八点四。
据新华社拉各斯电
尼日利亚政府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中，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强培养本国科技人员。
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建立了下列六个科技研究机构：
联邦工业研究院、建设项目设计院、全国医学研究院、尼日利亚产品储藏研究院、尼日利亚建筑和公路研究院、全国技术发展中心。
为了协调全国的科研活动，去年03月成立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局，这个局准备动员大学、研究机构、私人组织以及科技学校的大批科学家，重点从事农业、医药、工程等科学研究项目。
科学家们的努力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技术革新和科研成果已经得到使用。
尼日利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培训本国的科技人员。
为适应培养技术人员的迫切需要，已经成立了全国技术教育局。
从1977年以来，尼日利亚政府还派遣了两千多名学生到国外去接受技术训练。
据新华社达喀尔电
近几年来，塞内加尔采取各种实际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1973年，塞内加尔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总局。
1974年，塞内加尔还成立了农业研究院，该院负责管理农业、兽医、家畜驯养和海洋学研究中心。
在过去三年中，研究院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附图片）
墨西哥图拉炼油厂的废水处理池一角。
新华社记者摄

挪威纪行
良好的挪中关系
在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应邀即将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前夕，挪威外交部新闻司安排记者访问了他，同时也访问了挪威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雷乌尔夫·斯滕和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佩尔·许辛—达尔。
他们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都对挪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一开始就对记者表示，他很高兴接受访问中国的邀请。
他说：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我第1次访问你们国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方面，通过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扩大我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和了解；
在另一方面，不带任何成见地去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建设性努力。”
弗吕登伦外交大臣满意地回顾了挪中关系的发展。
他说：
“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非常好，而且这些关系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很好。
我高兴地说，在你们解放以后，挪威是第1批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自从那时以来，我们看到了我们两国间的接触和交流一直在增加。”
他指出：
“这些以多年的合作为基础的积极发展，本身就预示着我们可望在将来取得更富于成果的结果，而且，这些积极发展情况对我们两国都将是有益的。”
他强调说：
“我认为，目前存在着扩大合作以造福于两国的广泛基础”，“我访问中国就是加强这种合作的手段”。
挪威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雷乌尔夫·斯滕对记者说：
“我们对同中国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双边联系非常感兴趣”，“我们还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在解放以来所取得的社会进步”。
他表示希望，挪威外交大臣的访问将在双边合作方面取得圆满的成功，在贸易以及政治和文化关系方面能获得具体的结果。
他在谈话中强调了挪中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问题。
他说：
中国已经就经济发展新计划作出了决定。
在经济发展计划范围内，应该有着中国同挪威进行经济合作的余地。
勤劳勇敢的人民
挪威地处欧洲最北部，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里。
境内多高山、冰川，林木遍野，可耕地不到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
严酷的自然条件锻炼了人民。
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下的勤劳勇敢的挪威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逐步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经济。
今天，挪威的航海业、造船业、电力工业、电气冶金、电气化学、森林工业、渔业以及新兴的海上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工业都很发达。
挪威历史上就是一个航海国家。
目前，它的商船队总吨位达二千七百二十万吨，居世界第4位。
航运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挪威水力资源极为丰富。
全国水电站星罗棋布，年发电量将近八百亿千瓦。
挪威的水力资源大都来源于高山积雪，因此，挪威人都称水电为“白色的煤炭”。
皑皑白雪，在勤劳智慧的人民面前变成了宝贵的民族财富。
挪威的许多工业部门就是在这一丰富的电力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六十年代中叶，北海海底石油的发现给挪威经济带来了活力。
从1971年起，挪威开始在北海大陆架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到1975年，挪威的石油生产已经自给有余。
现在，挪威是西方工业国家中唯一的石油输出国。
据统计，在北纬六十二度以南的挪威沿海大陆架，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在十亿吨至二十亿吨之间，天然气储量约为一万至二万亿立方米。
预计到1980年，挪威石油的年产量将达到四千八百万吨，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三百三十亿立方米。
另据初步探查，挪威北部沿海和斯瓦巴德群岛周围大陆架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维护独立的信念
挪威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在目前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欧洲的情况下，不能不对自己的安全和独立感到忧虑。
斯滕在同记者的谈话中回顾了挪威的历史。
他指出，挪威经受过几百年的外国统治，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又曾被纳粹德国侵占，至今许多挪威人仍然不能忘怀自己的国家遭外敌蹂躏的惨痛情景。
在谈到现实的威胁时，他说：
“挪威是苏联的邻国。
苏联通向公海的出海口很少。
由于这一点，人们可以在距挪威边界很近的摩尔曼斯克地区看到苏联最大的海军基地。”
他根据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深深地感到：
“在一场现代战争中，挪威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世界大国将对获得挪威漫长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岸线很感兴趣。”
挪威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佩尔·许辛—达尔在与记者谈话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
“我们国家的战略和军事地位在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看到苏联在北面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因此，“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卷入的国际危机时，挪威北部可能是暴露得最厉害的。”
他说：
“我们并不认为，苏联在北面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针对挪威的。
我们认为，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是整个世界局势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由于苏联方面的军事设施离我们的领土很近，如果发生危机或者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可能要应付的正是这一事实。”
佩尔·许辛—达尔还扼要介绍了挪威加强防务的情况，并且指出：
“我们全部的防御努力是为了维持和平。
我认为，任何人、任何邻国以及其它地方的任何人，如果他们愿意客观地看待这个小国，那他们就会很快得出结论，我们为了能保卫我们的独立所做的一切同我们周围的环境相比是很少的，它只能起一个防御作用。”
在挪威短短几天的逗留期间，使人深深地感受到，挪威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
中挪两国虽然相隔万里，然而，两国人民在历史上都曾长期遭受过外来侵略和压迫，今天，他们又都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任务。
这种情况使两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新华社记者　刘绪民

法国支持现政府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
新华社巴黎03月20日电
法国支持现政府的各党派已经在国民议会取得多数。
03月19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进行第2轮投票。
据法国内政部20日清晨宣布，在国民议会全部四百九十一个席位中，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得了一百四十五席，共和党、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和激进党组成的法国民主联盟得了一百三十七席，支持政府的独立人士得四席。
上述支持政府的各党派共获得二百八十六席，已经超过国民议会席位的半数。
反对党得了一百九十八席，其中法国社会党得一百零二席，共产党得八十六席，激进社会党左翼得十席。
另有法国海外的四个选区的结果还没有公布。
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二的选民参加了第2轮投票。
这个比例是第5共和国历届国民议会选举中最高的。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19日就选举结果发表谈话说，这次选举使“我们机构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美国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经营条约
英法日加四国对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表示欢迎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03月16日以六十八票对三十二票批准了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永久中立和经营的条约”。
这一条约是同新的
“巴拿马运河条约”一起在去年09月07日由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签署的。
这项条约规定，在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生效后，巴拿马和美国将保证巴拿马运河永远中立，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并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开放。
随后两国又在去年10月14日发表一项“谅解声明”表示：
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美国和巴拿马有权采取行动，但这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有权干涉巴拿马内政。
美国和巴拿马的军舰在需要或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其他船只迅速通过运河。
美国参议院这次批准这一条约时，曾按照双方的“谅解声明”作了修正。
巴拿马方面已于去年10月23日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正式批准了上述两项条约。
美国参议院为批准上述两项条约，从今年02月27日开始激烈的辩论，03月16日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批准了关于巴拿马运河中立的条约。
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将于04月份在参议院付诸表决。
另据报道，美国参议院曾在02月27日以五十五票对三十四票否决了一项对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是对新运河条约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提出的。
修正案要求把美军在运河区的驻扎期延长到二○二〇年。
新运河条约规定的期限是二○○〇年。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据此间报纸报道，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03月09日发表公报说，英国政府03月09日在下院发表正式声明，表示无保留地支持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法国也在03月10日通过其外交部发言人向巴拿马重申了德斯坦总统曾向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表明的决定，即法国“赞赏（巴拿马运河）条约对国际谅解和合作所作的贡献，并希望条约能顺利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日本和加拿大政府人士分别表示欢迎新巴拿马运河条约。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03月14日发表声明说：
“日本作为巴拿马运河最大的用户之一，对运河的前途十分关心。”
声明说：
“日本认为新条约是受欢迎的，因为它将促进保持和发展国际海上运输，保障所有国家在通行时得到平等对待而不受歧视。”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03月14日在众议院讲话时说，他的政府认为，新巴拿马运河条约将有助于给西半球带来更大的稳定。
编后
巴拿马人民七十多年来收复运河区主权的英勇斗争，曾先后两次迫使美国修改运河条约。
1964年01月，巴拿马人民掀起震动世界的斗争风暴后，再次迫使美国政府同巴拿马谈判，双方终于在去年09月签署了新的条约。
这是巴拿马政府和人民长期坚持斗争赢得的重大胜利，它得到各国政府和舆论的广泛支持和欢迎。
但是，斗争没有结束。
巴拿马人民要完全收回运河区主权，还需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美国参院批准关于运河永久中立和经营条约时，就有一部分参议员持反对态度，企图修改两国首脑签署的新运河条约。
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严正表示，任何有损巴拿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修改，都是不能接受的。
事实证明，在坚持斗争的巴拿马人民面前，霸权主义决难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