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之五”是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本报陆续报道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吉林省轻工业设计研究所、河南省安阳地区农科所等单位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的经验，引起了广大科研人员、政工干部和后勤工作人员的关注。
有的同志来信，表示要向这些单位学习；
也有的同志反映，一些单位至今还不能保证六分之五。
他们认为，能否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把“六分之五”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
也许有些同志会说：
“六分之五”，明明是个有关时间安排的政策措施，把它说成尖锐的政治问题，未免太过分了。
不，一点也不过分。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研工作有自己的特点。
只有让科研人员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坚持不懈地钻研摸索，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许多连续性特别强的科研项目，往往是一开了头，就不能随意中断，否则，便前功尽弃。
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
我们的宏伟目标，要求科研人员尽快地出成果。
既然要求科研人员迅速出成果，却又不给以足够的时间保证，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显然是不行的。
党中央规定，至少必须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就是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
所谓“至少必须”，就是说，对于科研工作能否取得成果，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没有这个最起码的条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落空。
这不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吗？

夏季丰收不到手　田间管理不罢休
农林部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小麦、油菜等越冬作物长势，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
会议指出：
必须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劲思想，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
新华社石家庄03月12日电
农林部最近在河北邯郸地区召开了主产小麦、油菜的十五个省市、四十一个地区的农林部门负责人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越冬作物的生长形势，研究制定了夺取夏季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丰收的措施。
会议期间，传来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喜讯，到会同志受到莫大的鼓舞。
大家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两个大会的召开。
今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
打好夏季粮油丰收这一仗，不仅关系到全年粮油增产的大局，而且对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农业全面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会议认为，今年我国小麦、油菜等越冬作物播种质量好，基本苗足，一类苗多。
目前大多数地方冬小麦的长势不仅比去年同期好，比夏粮增产幅度较大的前年同期也好。
油菜的移栽面积大，秧苗壮，缺棵少，长势好，也是近年来所少有的。
这就为夺取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会上，大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了当前越冬作物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
去冬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偏高，部分播种过早、播种量过大、水肥过多的丰产田和一些春性较强的小麦普遍出现旺长。
有的旺长麦苗由于养分消耗过多，出现脱肥变黄，有的拔节的主茎已经冻死。
小麦、油菜都还有一部分三类苗，长势黄弱。
而且，有些麦田病虫害严重，有些地方麦田春旱已经出现。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晚霜冻可能偏迟，小麦、油菜遭受冻害的威胁较大。
会议指出，小麦、油菜从现在到收获还有两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小麦、油菜生长发育加快，需水需肥增多，自然灾害频繁。
因此，要夺取今年夏季粮油丰收，必须很好地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1，正确分析越冬作物生长形势，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劲思想。
目前，一些干部和群众只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灾害估计不足，缺乏抗灾夺丰收的准备，存在侥幸取胜思想；
有的只满足于苗情比去年好，认为可以比去年增点产，缺乏争取大幅度增产的雄心壮志。
针对这些情况，各地必须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进一步搞好思想发动，教育干部、群众认识夺取夏季粮油丰收的重要意义，一分为二地分析当前作物生长的形势，从高速度、高标准的要求出发，花更大的力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把夺取丰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第2，狠抓关键性的增产措施。
要大积大造肥料，尽量满足追肥的需要，解决麦苗脱肥变黄的问题。
要认真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千方百计过好“冻害关”。
要大力防治病虫害。
要做好防旱抗旱和排水防渍工作，同时注意防倒伏和干热风。
要抓好越冬作物管理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做到丰收不到手，管理不罢休。
第3，继续加强组织领导。
现在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对各方面所需要的劳动力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越冬作物管理的专业队伍要坚持下来，防止前紧后松。
要进一步开展夏季粮油生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好以公社、大队为单位的检查评比活动，把田间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应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离京赴菲律宾
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应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外贸部长李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王海容等。
陪同李先念副总理访问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王晓云、刘华等。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陪同李先念副总理前往马尼拉。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的夫人和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瑞姆，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应邀前往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 摄

排除各种干扰阻力　坚决落实党的政策
上海市为万余名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
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后，齐声赞颂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不少人参加了领导班子，成了揭批“四人帮”的闯将，团结的模范，学大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标兵
新华社上海03月12日电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上海市委和有关的党组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一万多名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使正气得到伸张，好人得到解放，冤案得到昭雪，调动了这些同志及其亲属的革命积极性。
上海是“四人帮”及其余党苦心经营多年的老窝。
这伙反革命黑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上海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以种种莫须有罪名残酷迫害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01月28日和1968年04月12日，愤怒的上海人民两次掀起了炮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革命行动。
狡诈狠毒的张春桥公开表示“不予追究”，暗地里却策划大抓“反革命”。
1968年的所谓“九·五行动”，就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镇压那些反对张春桥的群众，对全市各大专院校师生员工进行了突击搜查、抄家，制造白色恐怖。
他们更假借历次政治运动之机，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因参加了两次“炮打”张春桥，又反对叛徒江青包庇其余党于会泳等人，被张春桥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本营”，许多人被扣上“双料反革命”、“老炮手”、“小爬虫”等罪名，受到迫害的人竟占全院人数六分之一。
上海五七○三厂的革命干部和工人，因为反对王洪文，先后六次受到镇压，受迫害者多达二百七十人。
“四人帮”在上海起家，张春桥、江青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因此上海知道他们反动历史的人很多。
尤其是公安、文化等系统的干部，因工作关系比较了解他们的丑史，他们更是成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对象。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叫嚷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彻底砸烂”，诬指公安部门“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制造了一批所谓“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资敌通敌”等假案，袭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几十种野蛮刑罚，惨无人道地迫害公安干警。
上海图书馆保存着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有人仅仅因为接触过这些资料或知道“狄克”是张春桥，就受到拘捕、隔离、办封闭式“学习班”。
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工作的二十九个人全部遭殃，连公勤人员、图书修补工也不能幸免。
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了打倒一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竟然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迫害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老战友和亲戚友好，追查所谓“黑后台”。
对他们倒行逆施，另搞一套表示不满的人，对他们不准悼念周总理、诋毁陈毅副总理、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表示义愤和反对的人，他们都强加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加以迫害。
他们为此建立了秘密特务组织，豢养一批打手，进行反革命侦查，大搞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和有关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有计划地为那些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把这项工作作为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同“四人帮”斗争的立场问题，对阶级兄弟的阶级感情问题，提到路线斗争高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同时，挑选那些同“四人帮”没有瓜葛，立场坚定的同志，组成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子，具体抓好这项工作。
不少单位做到了书记挂帅又“出阵”。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纺织局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领导干部都深入基层，亲自动手，抓典型案例，审阅有关材料，召开座谈会，找知情人谈心，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案件处理工作。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充满着斗争。
上海市委和有关党组织带领群众，坚决落实党的十一大规定的政策，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平反工作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
许多单位采取的步骤是：
一、揭批“四人帮”；
二、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
三、宣布重新处理。
多次召开落实政策、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为大批冤案假案彻底平反。
全市工交系统、文教系统和各区都先在基层召开中小型揭发批判会；
然后各区、局、大专院校分别召开批判大会，共有五百多名受迫害者登台发言，愤怒地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罪行。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为受害者平反，除了宣布撤销原来的错误结论和处分、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销毁一切有关材料外，还满腔热情地为受害者一个一个地做好消除影响的工作，并在可能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因受迫害而造成的生活困难。
原市委监委一位同志因受“四人帮”迫害而自杀身亡，使家属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经济上也造成很大困难。
上海市五·七干校党委在重新处理时，不仅在政治上给死者恢复了名誉，为家属消除了影响，而且按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给予补助，帮助解决家庭困难。
这位家属感动地说，“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华主席使我们获得解放，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的恩情。
有些同志因受“四人帮”迫害，过去工作安排不当的，重新安排了工作。
对一些因父母遭受迫害而影响子女入党、入团、参军、升学和工作的，各单位在重新处理时，都分别发函给有关单位，说明情况，消除影响。
一万多名遭受“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平反以后，齐声赞颂和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了揭批“四人帮”的闯将，团结的模范，学大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标兵。
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骨干作用。
还有不少人当选为上海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市政协五届委员，有的被选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杭州制氧机研究所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科研人员业务工作时间
新华社杭州电
杭州制氧机研究所党支部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改变领导作风。
党支部领导成员走出办公室，深入到科研班组，了解情况，进行工作，改变了过去坐办公室听汇报，大小事都开会，占用科研人员时间较多的情况。
二、政治学习讲究实效，不占用业务工作时间搞政治活动。
这个研究所过去每周有两个半天和每天班前半小时进行政治学习，但往往流于形式，效果不大。
现在，所党支部加强对政治学习的领导，强调提高学习质量，在时间安排上，首先考虑保证“六分之五”，政治学习一般安排在班后进行。
三、减轻科研人员的行政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活动。
以前，由于安排不当，有的科研人员忙于跑器材和其它行政事务工作。
贯彻《通知》精神以后，所党支部立即纠正了这种现象。
对于那些担负领导职务的科研骨干，也尽量使他们不致因为担负领导职务而减少业务工作时间。
四、合理安排科研人员的劳动。
所党支部认为，科研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而且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片面要求科研人员参加过多的体力劳动。
过去，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每周有一天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每月底、季末和年终都要参加完成工厂的突击性的劳动。
现在，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结合科学实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与科研项目有关的劳动，既不脱离体力劳动，又不占用业务工作时间，影响科研的连续性。
目前，杭州制氧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革命积极性不断高涨，他们决心刻苦钻研业务、攻克科技难关，以出色成绩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举行活动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乌兰夫、廖承志、胡厥文、沈雁冰、许德珩、史良、朱蕴山、季方、庄希泉、荣毅仁、童第周等参加了首都的纪念仪式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参加仪式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史良、朱蕴山、季方、庄希泉、荣毅仁、童第周，有关部门负责人童小鹏、李贵、齐燕铭、蔡啸、李金德、聂真、贾汀。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摆着松柏和鲜花。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
到会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
沈雁冰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廖承志同志，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分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叶圣陶、严济慈、陈逸松、茅以升、林巧稚、周培源、胡愈之、董其武；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杜聿明、李文宜、李纯青、吴桓兴、宋希濂、张孝骞、张含英、周士观、郑洞国、赵朴初、钟惠澜、费孝通、徐伯昕、徐楚波、黄维、黄汲清、黄鼎臣、萨空了、程思远、谢冰心、雷洁琼、潘菽；
在京的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屈武、刘斐、朱学范、甘祠森、刘仲容、侯镜如、钱昌照、吴茂荪、许闻天、孙越崎、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陈建晨、吴秀峰、王枫；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其他爱国人士顾颉刚、庄明理、田富达、刘芸生、李明扬、爱新觉罗·溥杰、邹秉文、王家桢、陈铭德、葛志成、张纪元、李伯球、赵君迈、沈兹九、经普椿、郭翼青、罗西欧、郭秀仪、陈修和、许宝骙、宋伟斌、何思源、杨公庶、刘瑶章、黄翔、赵子立、张学铭、张知行、张丰胄、余湛邦、董益三、沈醉。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范儒生、崔月犁、高戈、史林峰、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苏从周、李文澜、张克明、关世雄、莫艺昌、顾均正、方荣欣、王竹溪、李贻赞、傅学文、李恕。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今天分别举行活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今天上午瞻仰了中山故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和中国福利会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
前往瞻仰中山故居的有：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赵行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张承宗，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梁国斌、苏步青、李干成、吴若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韩仰山，民革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刘侠任、张汇文、阮玄武、武和轩，各界人士吴耀宗、赵超构、陈植、董承琅、李锐夫、吴肇光、蒋兰荪、傅培彬、雷兴翰、林田烈、许文思、蔡睟盎、霍锡祥、郭秉宽、丁济民、田桓、陶菊隐、史说、宋瑞珂、赵一雪、李荩宣、张义纯和中国福利会的负责人。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前往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
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统战部、政协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分别在孙中山先生座像前献了花篮。
前往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的有：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执中，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房震，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朱辉、陈良、顾问陈玉生，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徐想起，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杨廷宝、华诚一，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徐美峰，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省民革在宁常委廖运升、夏琫瑛、赖惕安、丁毅忱，各界人士程秉文、任美锷、刘本立、刘光文、刘燕公、李德黔、肖平波、吴白匋、宋文治、陈章、邹树文、罗炳之、杭鸿志、范国声、胡敏、徐英锐、钱钟韩、梅开基、谢从周、周维迅、司晓南、桂庆和、章师明、张彭寿、陈义康、李春华、张文心、陈颐鼎、李九思、邱行湘、陈金城、张文和，归国华侨章臣桓、台湾省籍同胞曾人宗以及南京市部分群众代表。
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仪式。
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罗范群，省、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谭桂明、李静阳、郭凌、曾艾荻，政协省、市委员会负责人周志飞、谭天度、蚁美厚、王越、罗培元，民革省、市委员会负责人秦元邦、何宝松、金淑仪等参加了仪式。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王越主持了纪念仪式。
刘田夫、蚁美厚、罗范群、谭桂明、秦元邦等分别代表省、市有关单位和民革地方组织向孙中山先生塑像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瞻仰了孙中山先生塑像和碑文。
参加纪念仪式的省、市各界人士还有：
胡希明、方君壮、黄复康、莫雄、叶少华、胡根天、陈一百、肖根性、王者师、范兴登、叶佩华、李振中、李维纲、黄和春、林伟俦、黄淑等。
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举行了纪念仪式。
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中共省、市委统战部，政协省、市委员会和民革省、市委员会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
省民革负责人钱远铎主持了纪念仪式。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
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夫全，市革委会副主任熊飞，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胡金魁、蔡捷、何方宏、王嘉瑞，省政协副主席王之卓，省、市民革、民盟和工商联负责人孙家齐、许祖岷、林宪章、秦育之、赵厚甫、王际清、徐雪轩以及五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市各界人士和在武汉的台湾同胞、归侨代表夏以焜、余传斌、汪德彰、王茂才、方暾、过晋源、杨铨、祝秉珩、洪子云、洪炉青、涂建堂、谢直、韩明炬、康朴、唐鸿烈、曾京、肖作霖、段国杰、何元恺、但伯昆、高光游、王典昭、周裕德、张海商、江水生、康清泉、吴秀凤、侯杞新、陈应桐等。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红岩村〔木刻〕吴凡

艰险的征程　不朽的业绩
——回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战斗的片断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代表团、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
从“西安事变”前到解放战争的十年间，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忠实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制止内战　实现抗战
1933年01月，我党中央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武装民众、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件下，一致抗日救国。
1935年08月，党中央发表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宣言（即“八一”宣言）。
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提出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从此，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担负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条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巨任务。
1936年冬，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扩大对华侵略，全国抗日怒潮高涨。
蒋介石断然拒绝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亲自到西安，继续压迫张、杨扩大内战。
张、杨受我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
第2天，张学良就派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中央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同志于16日到了西安，对参与事变的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妄图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扩大内战的阴谋。
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民怨沸腾，人人皆欲杀之而后快。
当时，何应钦陈兵潼关，说客、间谍、托派、汉奸，充斥西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在张、杨内部制造矛盾，在南京、西安之间挑动内战。
这时的西安，刀光剑影，随时都有厮杀火并的危险。
就在这种严重关头，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以他惊人的毅力和智慧，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与各方举行会议，进行协商、恳谈，说明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亲日派乘虚而入的阴谋，说明日本妄图独占中国与美、英的矛盾，是逼蒋抗日的国际条件之一。
同时根据三方协议，迅即命令我工农红军进驻渭北，布防陕南，以实力支持张、杨，巩固其内部团结。
我党高瞻远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正确主张为各方面所接受，使亲日派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毛主席指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先后在杭州、庐山、南京、武汉，直接同蒋介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谈判斗争。
1937年08月，周恩来同志同朱德同志、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
在强寇压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与瞩望之下，蒋介石被迫承认我陕甘宁边区，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
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灵活地运用革命策略，坚持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08月25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第2年0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
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李克农等同志的争取和努力，抗战开始前后，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太原、广州、兰州、重庆、长沙、桂林等地成立了代表我党我军的办事处。
这些办事处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壮大我党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近一年的工作中，坚持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不断的斗争，坚决维护我党我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对阴谋吞并和公开封闭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内外宣传毛主席关于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驳斥了汪精卫的
“抗日必亡论”，也批评了某些人的“抗日速胜论”。
10月初，他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再次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方针。
周恩来同志敌友界限分明，无论在武汉还是重庆，和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一道，做了大量团结友军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以及有关工作同志的协助下，武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华北、江南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进步青年。
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还举办了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同时把从延安学习后出来的干部和学员分配到新四军去开展敌后工作。
还应一些坚持抗日的友军的邀请，派抗大、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的学员，到这些部队去做抗日政治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和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3厅，团结和组织了当时云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界人士，分赴各战区积极开展抗敌宣传工作。
当时，三厅在武汉组织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开展的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尤为激动人心。
武汉三镇的上百万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市民和公务人员，在短短五天内，踊跃献金达一百万元以上，显示了武汉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在整个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海外广大爱国华侨捐献金钱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对归国华侨青年要求参加抗战、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爱国行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在武汉、重庆，周恩来同志还多次热情地会见归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先生以及南侨总会等侨团代表，并安排了陈嘉庚先生等去延安观光、访问。
1938年08月，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09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抗战形势与前途》的报告，向陕甘宁边区各界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并且讲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10月，武汉沦陷前夜，日寇逼近郊区，敌机狂轰滥炸。
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办事处、《新华日报》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临危不惧。
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要照顾到群众，要走在最后，不能走在蒋介石的前头。
在军务繁忙的日子里，他还抽出时间和报社的同志安排出版最后一张报纸，并口授了最后一篇社论。
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凌晨报纸印出后，周恩来同志才和同志们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11月12日夜，国民党制造了“长沙大火”事件，周恩来同志对此异常愤慨。
他和叶剑英同志从火海中脱险出来后，又会同叶剑英、郭沫若同志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及第3厅的同志返回现场，而国民党的官员早已跑光了，警察也没有了。
周恩来同志临时在余烬未尽的长沙财政厅设立了善后救灾办事处，并指派三厅几个演剧队也参加救灾。
他们进行了掩埋死尸，抚慰灾民，安置伤病员，恢复交通等善后工作。
壮我百万雄师
周恩来同志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凝结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从南昌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到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年谈判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壮大，作了巨大的贡献，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1934年01月21日，他在瑞金为红军烈士纪念碑亲笔写的题词，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
“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西安事变”中，当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兵临潼关，阴谋进攻西安时，为了抗日救国，我党即派红二十五军奔赴陕东南商洛一线，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联防，以制止何应钦挑动内战。
当红二十五军行军途经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赶到咸阳，具体解决了红二十五军的物资装备问题。
当部队到达兰田县城，又见到街上一辆辆载满棉大衣的卡车，同志们才知道这是周副主席特意从西安运来给红军战士在秦岭山地御寒用的。
大家无比激动，含着泪花感激党中央的关怀。
“七七事变”后，1937年九、10月间，当我八路军在山西连续取得首战平型关、奇袭阳明堡、收复雁门关等威震中外的辉煌战绩时，周恩来同志不顾隆冬严寒，奔波在太原、临汾之间，为我八路军解决军需装备问题，安排和解决八路军同友军协同作战的问题。
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军队弃守太原、临汾时，周恩来同志都是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的。
1939年02月，周恩来同志从重庆经桂林、衡阳、江西，于03月下旬到达皖南，看望了正在艰苦开展游击战的新四军，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报告，与叶挺、陈毅等领导同志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以及我军的作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抗战八年以至日本投降后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时刻关怀着我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解决粮饷弹药的供应问题，改善了我军的装备供应条件。
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绩，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捐款、药品和其他物资。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华中调动十一个军、三十多万人的兵力，企图围歼李先念、王震等同志领导的我中原解放军六万余人。
1946年01月，国共签订协定并发布停战令后，周恩来同志立即同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力争，直接从重庆派出了军事调停小组到湖北省宣化店，解决我中原军区被围困的问题，迫使国民党和美方的代表达成拆除和停修包围我军的碉堡，由我方向宣化店运送军需粮食和医药器材的协议。
03月，周恩来同志又委托董必武同志亲自到宣化店，慰问我中原解放军。
05月03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得知白崇禧正在新乡召开军事会议，企图对我中原部队有所行动后，即于05月05日亲自飞往武汉，冒着大雨和山洪，途中趟过齐腰的河水，到了宣化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军，商定突围部署。
又在三人军事小组内据理力争，迫使美蒋调处代表同意我方将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经开封转移到冀南解放区。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中原解放军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阴谋。
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舆论喉舌污蔑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任何言行，都亲自或由代表团的同志出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通过报纸和记者招待会及时予以揭露。
1941年01月，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叛变”的阴谋失败后，又诽谤我十八集团军“未与友军协同作战，未与日军接触交战”。
这时，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在05月21日发表题为《为晋南战争作一个呼吁》的社论，污蔑“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应立即赴援中条山”。
周恩来同志当天夜里就写了致《大公报》的公开信，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逐条加以驳斥。
《大公报》不得不全文发表这封信。
这件事轰动了重庆。
接着，《新华日报》公布我十八集团军的战报、战果。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以特号大字发表了《周恩来负责声明》：
“十八集团军有战报！
有战果！
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挑战！”
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
五年之后，当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时，1946年04月16日、17日，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又分别登了一篇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为国民党张目。
周恩来同志立即责成《新华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并对草稿作了大量修改。
原稿题为《驳大公报》，他圈去了这个题，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八个大字。
这篇社论在18日发表，有力地驳斥了《大公报》对我党我军的污蔑和攻击。
1938年06月，日寇进犯中原、逼近开封时，国民党军队在郑州市郊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掩护他们逃窜，使豫东百万以上的人民死亡或流离失所。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伪称让黄河恢复故道，部署花园口堵口，又企图以水代兵，阴谋淹没我解放区军民。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及时向中外揭露了蒋邦的这一毒计，迫使蒋邦不能不与我就堵口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南京、上海、开封亲自领导了这一场捍卫解放区的斗争。
他和董必武同志写给晋冀鲁豫党委的电报上说：
“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刻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
1946年07月，周恩来同志由上海乘飞机到开封视察现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这场斗争。
他严肃地告诫与会同志：
国民党随时可能撕毁纸上的协议，我们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才不会吃亏上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解放区的复堤工程必须抓紧进行。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广泛发动群众，对大堤进行了加高培厚工程。
后来，果如周恩来同志所预见，在我复堤工程将近完成之际，蒋介石撕毁协议，下令“限期进行堵口”，企图在我加高培厚河堤工程完成之前，淹没我数百万军民。
周恩来同志身在南京，心里却时刻放着解放区军民的安危。
由于他的政治预见和一年之中在南京、上海、开封之间的辛勤奔波，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以水代兵”的阴谋未能得逞。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同人民子弟兵心连心，时时事事都想到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广大指战员。
1942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太行山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重庆，他特地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代论，哀悼左权同志说：
“我与左权同志相识近二十年，不幸抗战以还，我因远离前线，不克与其同生死共患难者竟达四年之久。
今天左权同志殉国了，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将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
他对于身陷囹圄、对党至忠的叶挺将军重获自由不到01月就不幸殉难，更是悲痛不已。
1946年04月，他在悼念叶挺同志时沉痛地说：
“希夷，你是北伐和抗战中的铁军虎将，你率领新四军为解放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年流亡，五年牢监，不管人民的敌人给你百般折磨，千般诱惑，万般威胁，你为人民服务的心，象钢铁一样坚强。
你的毕生奋斗，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每一个中国军人为之感动，足以使反动派羞愧无地。”
周恩来同志对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先烈，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砥柱中流　力挽狂澜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宛若巍然屹立的中流砥柱，领导我们顶住反共逆流，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我党对“皖南事变”，必须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方针。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出色地领导了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01月05日，在新四军奉命北移途中，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制造了突袭我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我九千余指战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部壮烈牺牲；
叶挺军长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当我重庆办事处电台收到新四军军部发来的在北上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愤慨，一次又一次地向国民党交涉、抗议。
0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周恩来同志怒不可遏，星夜驱车去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打电话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提出义正词严的抗议。
他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
“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
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从01月04日到01月17日，周恩来同志常常彻夜不眠，神色严峻地工作着。
周恩来同志预料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决不允许刊登抗议“皖南事变”的社论和新闻报道，17日夜间，就决定在18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他的亲笔题词。
报纸编印的当夜，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到报社审稿，报社编辑、印刷、发行人员机智地进行了斗争，顺利地把报纸印出，发给了重庆市广大人民。
周恩来同志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
表达了对新四军殉难指战员的沉痛哀悼，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向全中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周恩来同志预见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罢休，必定更加疯狂地施展法西斯手段，不让我们说话。
果然，就在02月初，国民党按照他们中央的“特种会报”，对《新华日报》做出“只许印，不准卖”的决定，并指示由特务控制的“派报工会”扣留《新华日报》，不分配给报贩发送。
当《新华日报》自己组织报童卖报时，他们又唆使特务殴打报童，扣留报纸，捣毁营业部的门窗。
02月04日傍晚，周恩来同志找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一起到曾家岩十二小学附近，让他亲眼看看特务扣留报纸、殴打报童的情景。
经过反复交涉，报童取回报纸。
周恩来同志把剩下的报纸当场散发给周围的群众。
周恩来同志在严寒的黑夜中，挺立街头两个多小时才离去。
这场斗争，大长了革命舆论的声势，迫使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在07日答复《新华日报》社三、五两日的抗议信时，不得不分别写下了“已分令宪警机关严切制止”和“已分令宪警查究，并对该报予以保护”的话。
但是，国民党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
事后，中统特务控制的“派报工会”改变形式，拒派《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领导我党同国民党区的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除向国内外大量揭露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制造分裂的种种罪行外，并向国民党提出如不接受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十二条要求，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
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撤销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
释放叶挺军长，仍任新四军军长；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
全国人民、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国外舆论，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纷纷表示不满和抨击。
救国会参政员邹韬奋，在参政会03月01日开幕前夕，愤而发表声明，辞去参政员，出走香港。
这时，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极力想通过民主党派，劝说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
周恩来同志为了顾全大局，请示党中央同意后，由董必武、邓颖超两同志以中共在渝参政员名义发表公开信，提出停止内战、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恢复叶挺原职、释放新四军全体被俘人员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由于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中共参政员就拒绝出席，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想粉饰和平，蒙蔽舆论的企图，使国内外都知道内战危机依然存在。
这封公开信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发，使《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只留下“中共参政员未出席参政会真相”这个标题。
周恩来同志又指示，将公开信和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十二条要求等，印成增刊，夹在03月10日的报纸内发行出去，从而使国民党更加处于被抨击、被指责的位置上。
当时在国民党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周恩来同志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开辟新的工作阵地，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亲自组织了一批文化界的骨干力量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等地去建立据点。
他们到香港等地后，积极创办进步报刊，宣传我党团结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搞投降、分裂的阴谋，扩大了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同志对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
他牢记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前不久（1940年12月25日）为党中央写的党内指示（即《论政策》）的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定勇敢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有条不紊地安排紧急转移。
他教育同志们加强党性锻炼，做好应变准备。
他向同志们讲革命先烈的事迹，勉励大家学习先烈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周恩来同志坚定、沉着、英勇无畏的伟大革命气魄，通过他的身教言教，使同志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增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增强了保卫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责任感。
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高举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旗帜，依靠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顽固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南京沦陷前，国民党就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暗中与日寇勾搭。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
国民党统治地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日寇对蒋介石加紧进行新的劝降活动。
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渐猖獗，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
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对许多问题急于求得答案：
国际形势会出现什么局面？
抗战能不能取得胜利？
怎样坚持抗战、扭转危机？
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寄托于我八路军、新四军，寄托于我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于1940年09月29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针对一部分人出现的悲观情绪、徬徨心理，强调“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指出依赖美国援华，只能是“叫你吃不饱，饿不死”。
他透彻地阐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出只要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
他还根据当时英、美、德、意、日等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预见到日本必将南进，日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周恩来同志近四小时的讲话，极大地坚定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提高了我党的威望，也给予在场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以深刻的影响。
毛主席指出，我党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应以中间派看待。
周恩来同志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这一思想。
他和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对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拥有军队的地方势力，做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
“皖南事变”以后，他广泛同各界接触，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治环境，针对各民主党派、江浙民族资产阶级、川康民族资产阶级、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特点进行工作，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从1941年05月到1942年09月，他为《新华日报》写了由他署名的十七篇代论和专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行径与日寇的诱降阴谋；
对某些抗战将领、各党派的上层人士和知名学者不畏强暴，警惕敌谣，加强团结，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表示赞赏；
对他们呼吁团结，力谏时弊，为加强抗战献计献策而作的努力，加以肯定。
周恩来同志的中肯求实态度，对党外进步人士，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
对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和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起了争取和分化的作用。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美英两国为了撑持远东战场，一方面给予蒋邦经济军需援助，拖住他不和日寇妥协投降；
一方面劝说蒋邦采取某些假民主的措施，以缓和他与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缓和中国的内战危机。
周恩来同志适时运用了美英与蒋介石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这一对我有利的条件，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我党在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界、科技界、工商界、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中开展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性运动，积极扩大了我党在青年、妇女、工人及文化、科技界等方面的群众工作。
他要《新华日报》增辟《友声》专栏，发表他们对国是的意见和具体建议。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1942年，毛主席写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整顿三风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同志满腔热情和倾注全力地在党内外宣传，以各种形式组织学习，并把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精神贯彻到南方局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
周恩来同志为了改进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加强在读者中有影响的一些进步报刊杂志，遵照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的教导，根据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给予这些进步团体和报刊以及时的指导，使他们能分别针对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地去开展工作。
例如，当时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及他们主编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学习生活》等期刊，虽然都是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但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读者对象。
因此，周恩来同志启发和引导他们，使这些刊物有别于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既不会在政治上脱离群众，又能在政治上影响和提高群众。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通过这些书店出版的各类书刊，广泛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党坚持抗战的各项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通过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各种形式，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制和封锁，使抗日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为各民主党派、国民党抗日派和广大人民，指出了抗日必胜的方向。
1944年，当日本侵略军入侵到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国民党军继续溃退时，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主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民主党派的队伍扩大了，斗争性增强了。
职工、青年、妇女运动和文化、经济、外事等方面的统战工作踏踏实实地发展了。
各阶层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改善生活的合法斗争日益高涨，坚持抗战、拥护团结的呼声响彻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
周恩来同志非常善于掌握斗争艺术，即使在敌人政权下，也千方百计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
1945年02月，重庆电力工人胡世合正在检查线路时，因指责国民党特务偷电，被特务田凯一枪打死，激起全市人民义愤。
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十分重视这一事件，作了具体布置，《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和短评，推动了全市（包括西南民族资产阶级）抗议特务暴行的群众运动。
重庆各厂职工为胡世合开了群众性的追悼会，会场附近的几条街，都挂满了挽联。
重庆一家机器厂的全体工人写的挽联是：
“工人弟兄们，个个团结；
九妖十八怪，人人诛得”。
国民党不得不公开枪毙特务田凯。
我党领导的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周恩来同志不但积极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且十分关心受生活煎迫的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和中小学教师、科研工作者、中下层公教人员的生活。
在我党和国民党的历次谈判中，在我党参政员发表的声明和讲话中，都十分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人劳动条件。
1942年，他责成《新华日报》特辟《生活一角》专栏，报道纺织女工、火柴工人、兵工厂员工、邮电工人、长江航运工人、天府煤矿工人、自贡盐工以及中小学教师、中下级公务人员的生活，并调查柴米油盐等物价变动对各业工人生活的影响。
由于周恩来同志处处关心群众和平时与社会接触的广泛，他了解不少厂矿的劳动条件和工人生活的苦况，有些甚至是他自己知道后出题让记者去调查采访的。
例如，火柴工厂上药工人的死亡率很高，《新华日报》发表了《他们毁损了自己，点燃着人们生命的火焰》一文，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同情，促使有些资方不能再漠视工人的要求。
《新华日报》不断收到各行各业群众拥护我党团结抗战政策的来信，其中有的反映了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压榨人民的暴行，有的人还同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
粉碎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1945年0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
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一党独裁统治。
他假惺惺地连发三个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
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毅然应邀。
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陪同下，于08月28日飞抵重庆。
可是，国民党对谈判毫无准备，一拖再拖，被动应付。
这本身就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无限崇敬和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他赤胆忠心，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尽量减少毛主席的劳累，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他遵照毛主席的决策，代表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又不断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
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毛主席直接同国民党、各党各派、工商界、文化界、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工人见了面；
通过举行招待会，直接同英、美、法、苏等国驻华使节、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外国记者和日本在华的反战人士见了面，表达了我党对谈判的诚意。
为了周密安排这些会见、座谈，并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每天深夜，在毛主席休息之后，他召集同志们检查和安排第2天的工作，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周恩来同志极为重视国民党统治地区各阶层人民对国共谈判的呼声和舆论，要《新华日报》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新华日报》及时发表了寄自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的工人、学生、教员、国民党员的投书。
这些来信要求国民党公布谈判结果，结束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惩办汉奸，给予人民民主权利。
谈判期间，重庆、成都、昆明的进步报纸、杂志，主动抵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拒绝送审稿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短评，支持了这些革命行动。
谈判期间，我党始终掌握了主动权，适时提出用纪要形式，记录一致同意的意见和各自不同的意见。
由于我解放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正如毛主席回到延安之后所指出的：
“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10月08日傍晚发生了我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同志乘汽车外出被枪杀的事件。
此事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外人士当时都认为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正陪同毛主席出席张治中先生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的酒会。
他得知这一凶讯之后，立即赶到医院，探望了垂危的少石同志，悲愤地说：
“二十年前，当你岳父廖仲凯先生遭反革命暗杀时，我也是在此情景下赶到现场的，不料二十年后你也遭凶杀……。”
他迅即责成各方认真调查。
后来查明事实真相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名新雇用的司机，在市郊急驶途中撞伤一名国民党士兵而未察觉，蒋军带队的班长开枪警告停车，将坐在车中的李少石同志枪伤致死。
于是，周恩来同志派人慰问了被撞伤的士兵，另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声明，由我方负担该士兵的医疗等费用。
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使许多中外人士十分敬佩，对我党的光明正大和政治上严肃求实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和各项谈判斗争。
但是，国民党对协议没有表现任何遵守的诚意，就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字的第3天，蒋介石就破坏协议，密令蒋军向解放区进攻。
1946年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破坏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令，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
毛主席曾先后指出：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重庆谈判以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英勇机智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开展斗争，发展和扩大了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配合各个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这个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和北平军调部我方以叶剑英同志为首的人员，根据大量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种种罪行，推动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势力。
他抗议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在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打伤民主人士，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种种流血暴行。
在我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昆明、上海、北平、重庆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军屠杀中国人民、要求美军滚出中国的群众运动。
他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公布了马歇尔扶持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阴谋独霸中国的大量材料，使各阶层人民认清了美国调处是个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更加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志对于美国参与停战调处，偏袒国民党，有损我军荣誉和安全的勾当，总是迅速、果断地予以揭露。
1946年08月23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获悉，蒋介石为了策划进攻苏北，从北平、天津、上海空运毒瓦斯炸弹给驻在泰兴的李默庵总部，阴谋对苏北解放军施放毒气，当天就向马歇尔、蒋介石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
伪善的马歇尔也不得不说，如有其事，那是“不人道的”，而私下却对他的部下臭骂蒋邦是一群饭桶，连这样绝密的事都不能保密，周恩来这么快就知道了。
10月12日，陈诚、白崇禧指挥察哈尔蒋军攻占我张家口的第2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鲁克斯，代表杜鲁门在南京给陈诚、白崇禧授勋，马歇尔特急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千万不能走漏此事。
但就在当天夜里，我们揭露了美蒋这一丑行。
一些外国记者立即发出电报说，“在决定中国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关头，蒋军占领张家口的时候，鲁克斯代表杜鲁门把勋章嵌在策动中国内战的将军们的胸上”，弄得马歇尔和蒋介石狼狈不堪。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周恩来同志即于次日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他在会上痛斥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一手制造伪国大，企图使独裁、内战、分裂、卖国合法化，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和美帝国主义假调处的真面目。
当有记者问到，如果蒋军进攻延安会出现何种情况时，周恩来同志坚定地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是在自己区域里实行自卫，假如国民党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里面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了。”
当记者问他何时再回南京时，周恩来同志说：
“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决议上来，请我们回来；
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
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
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如01日，受到毛主席的无限信赖。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
1943年08月02日，在毛主席参加的欢迎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晚会上，周恩来同志庄严地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激情。
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吗？
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吗！！
”
他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各根据地的胜利，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加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
1945年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号召全党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周恩来同志一贯善于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无论在“皖南事变”的急风恶浪中，还是在旧政协谈判、活动频繁的期间，只要有毛主席的新著作发表和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他都认真学，组织大家学，而且带头发言。
他亲自给我们讲党史，指定我们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求我们遵照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勤交友，勤学习，勤调查研究”。
他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预见能力。
在对敌斗争中，他把毛主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运用得恰如其分，令人敬佩。
他和各界、各阶层人士、青年、妇女、职员、工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国友人，都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接触。
在这些交往中，他善于求同存异，听取不同意见，从不教训人，从不强加于人。
很多青年朋友，由于和他谈过一次话，终生难忘，从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例是说不完的。
葵花向阳，仰望延安。
周恩来同志在渭河两岸、武汉三镇、嘉陵江畔、钟山山麓的十年间，无时不在想着毛主席，无时不在配合敌后斗争。
他每次从毛主席身边回来，都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热情关怀，充满信心地领导我们进行艰巨的斗争。
十年间，无论是奔波于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斗争，他都是那样地坚定、沉着，从容不迫，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领导同志和团结各方面的朋友，英勇地进行战斗。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大家始终感到方向明，劲头足，办法多，有信心。
当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以后，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可能要对中共代表团下毒手，而周恩来同志却无所畏惧地在南京、上海对中外记者说：
“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接受李公朴、闻一多同样的命运，要怕就不敢来谈判，来了就不怕！
暗杀绝不能阻止我们为中国之和平民主而奋斗。”
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政协会议以后接连制造的捣乱、挑衅、暗杀事件，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真是无耻卑鄙之至，我们要伸雪，要控诉！”
我们在重庆，经历了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第2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真是如临大敌，杀气腾腾，而我们却无所畏惧。
在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带动和影响下，敌人越反共，我们越是积极工作，英勇战斗。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中上层工作与群众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坚定地顶住逆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而又能很好地调整和组织力量。
正因为如此，当1947年革命走向高潮时，能够把各种力量汇集起来，形成包围蒋介石的汪洋大海。
周恩来同志一贯保持和发扬了毛主席为我党树立的优良作风。
他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勇于承担责任，严于解剖自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
这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勇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战斗的、光辉的一生。
他是坚持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典范，光明正大，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王张江姚“四人帮”对周总理如此刻骨仇恨、百般陷害和攻击，正是因为周总理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他们搞修正主义不能得逞；
正是因为周总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正是因为周总理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和人民心连心，使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得逞。
“四人帮”越是污蔑贬低周总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越是爱戴周总理，崇敬周总理，怀念周总理，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革命形象，更加鼓舞着全国人民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学习和发扬周总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
史良
（一）
人民热爱周总理
纪念诞辰八十周
青史永留多伟绩
英名远播震全球
（二）
盖世功勋逾古今
全心全意为人民
总理光辉共日月
实现“四化”慰忠魂
（三）
总理才高德更高
宏伟蓝图遗我曹
英明领袖华主席
领导大业喜今朝
（四）
红旗高举承先志
八亿神州意气豪
攻关不畏艰险阻
完成大业路非遥
1978年03月04日

乔桑主席率领代表团访问杭州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集会欢迎罗贵宾
新华社杭州03月12日电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古拉·乔桑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铁瑛，副主任陈作霖、王芳，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陈文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警备区政委张紫萍。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铁瑛同志和乔桑同志先后祝酒，共祝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上午，罗马尼亚贵宾参观了杭州织锦厂，受到数百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下午，乔桑主席等由谭震林副委员长等陪同游览了西湖。
罗马尼亚贵宾是今天上午由谭震林副委员长陪同从上海乘专机抵达杭州的。
陈作霖、王芳副主任等前往机场欢迎。
代表团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王一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朱万国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离开前，罗马尼亚同志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据新华社上海03月11日电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千多群众今天下午集会，热烈欢迎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古拉·乔桑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以及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应邀出席了大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王一平等出席了大会。
今天，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洋溢着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热烈友好气氛。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副总指挥傅一夫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代表全厂职工和家属，向罗马尼亚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傅一夫说，我们以喜悦和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英雄的罗马尼亚人民和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
他说，罗马尼亚的石油化学工业是发达的，罗马尼亚石油化工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乔桑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代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和罗马尼亚劳动人民，向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全体职工，向全中国劳动人民转达兄弟般的问候。
他说，他在中国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会谈，是我们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他说，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人民特别重视罗中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年代里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
乔桑同志祝愿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与日俱增。
王一平副主任在讲话中，热情赞扬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他说，我们要学习罗马尼亚人民和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学习你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他请代表团回国后向兄弟的罗马尼亚工人和罗马尼亚人民转达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人民的诚挚问候。
欢迎大会前，罗马尼亚同志在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进行了参观。
上午，贵宾们参观了马桥人民公社。
晚上，贵宾们应邀观看了革命历史舞剧《小刀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和大使馆外交官员
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大使馆外交官员和他们的夫人以及驻京记者，03月09日和10日分别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也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莫大崇敬。
在参观过程中，许多外国朋友仔细地观看了周总理的珍贵文物和照片，有些外国朋友还带着全家一起参观。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章文晋，部长助理宋之光，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华应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陪同外宾参观。

崇高的工作，火热的心
——记为五届人大、五届政协会议服务的宾馆服务员
春风送我们到北京，
北京人民格外亲，
亲如家人的服务员同志啊，
感谢你们温暖如春的阶级深情。
一首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留言簿上，一份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信，贴在宾馆的大厅里、走廊前。
为五届人大、五届政协会议服务的十多个宾馆、饭店、招待所的服务员们，不论是炊事员，还是餐厅、客房、电梯的服务员，不论是司机、医务人员，还是售货员、理发员、邮电员、话务员，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委员们的衷心赞扬。
“把我们的心献给人民代表。”
这简单的话语，表达了广大服务人员对代表们的深情厚意。
早在代表们到来之前，作为八个省、市、自治区代表驻地的西苑饭店的职工，就通过各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对代表的年龄和健康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把六十五岁以上和体弱有病的代表列成名册，分发到各楼各层各个班组，指定专人照顾。
饭店医务室还印发了一份简明的保健常识，发到服务员手里。
北纬、东方饭店的职工对全店的暖气、电灯、电话进行了检修，代表们住的房间布置一新。
各个饭店的炊事员们为了让代表、委员们吃饱吃好，都事先作了具体准备。
许多饭店还根据代表和委员的不同口味、身体健康情况和民族特点，设立了各种专席，准备了特种饭菜。
02月23日、24日，代表们乘火车、飞机陆续到达北京。
宾馆的服务员们象迎接亲人一样，迎候在宾馆门前，帮助提东西，问寒问暖，把代表们领到房间。
住在华侨饭店的是广东、广西的代表，他们从祖国的最南方来到北方，气候环境变化很大，身体能不能适应？
饭店的服务员早想到了这一点。
代表们一进房间，服务员就递上了热气腾腾的毛巾和糖水姜汤，让代表们擦脸、喝汤，解除疲劳，预防感冒。
住在四机部招待所的青海藏族女社员薄欠，甘肃哈萨克族女放牧员再哈，来时穿着草原上的皮马靴。
到达驻地后，两只脚闷热难忍。
她们想买双便鞋，招待所小卖部的售货员马上用纸绳给她们量了脚的尺寸，跑到街上买来合适的布鞋。
许多代表说，到了宾馆，真象到了家里一样。
五届人大开幕那天，许多代表激动得没有午睡，他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服务员最了解代表们的心，有的给代表们熨烫衣服；
有的给代表们理发、刮脸；
有的给代表们擦皮鞋。
许多老服务员想起在旧社会低人一等，受人欺凌的遭遇，更感到今天当家作主的幸福。
他们说，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很多就是我们服务行业的代表，他们是普通的售货员、炊事员、服务员，可是他们却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我们全体服务人员的光荣。
我们每想到这里，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再累心也甜。
“热情周到，体贴入微。”
这是代表和委员们经常称赞服务员的话。
住在友谊宾馆的近两千名政协委员中，八十一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百人。
宾馆服务员对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凡体弱有病的，01日三餐有人把饭送到房间去，进出有人搀扶，熬药、寄信、买东西、洗澡，服务员都主动热情去做。
住在前门饭店的西藏代表布德双目失明，服务员主动帮他洗澡，剪指甲，洗衣服。
贵州代表赵蓉霞，因手脚患骨质增生，洗澡有困难，前门饭店的服务员及时找来木工，做了块木板搭在澡盆上，使她能够洗澡。
住在西苑饭店的一位代表因为有病，不能吃盐，吃饭时总是把菜放在开水里涮一涮再吃。
细心的服务员立刻发现了，热情地问明原因。
炊事员专门上街采购了无盐酱油，为这位代表做菜，包饺子时也单为他拌馅。
山东省有一位委员做过胃切除手术，每天需要吃六顿饭，夜里三点还要加餐，服务员就和餐厅配合，按时把饭送到房间。
夜深了，代表们已经入睡，服务员们却还在操劳，他们发现有的房间灯还亮着，就悄悄推开门，给正在赶写材料的代表、工作人员送来了开水、热毛巾。
“擦把脸吧，同志！”
那亲切诚挚的声音，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代表、工作人员的心。
有的门轴开关时有响声，服务员怕影响代表休息，悄悄地给门轴里滴上几滴油，门不再响了。
夜班交班时，服务员特地告诉下一班同志：
那一个房间的同志加了夜班，工作到几点才睡，早晨要让他们多休息一会。……
五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开始。
服务员们说，代表、委员们来到北京共商国家大事，我们也要当好后勤兵，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会议期间，服务员们宁肯自己麻烦百遍，不让代表和委员们感到有一处不便，宁肯自己操碎心，不让代表和委员们分心。
北京市革委会第四招待所的服务员们，坚持一天三进客房搞卫生，两次刷痰盂、打扫厕所洗脸间，一天四送开水，天天晚上为代表们扫床铺被。
东方饭店理发室的老师傅，为了让代表们及时理上发，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
北纬饭店厨房有位老师傅患有冠心病，仍然带着两个徒工，负责四十多人的专灶，千方百计满足代表们的需要。
宾馆服务员们这种感人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代表和委员们开好会议，鼓舞着他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前进。
“子弟兵的母亲”、八十一岁高龄的戎冠秀老妈妈和其他几位老年代表在写给西苑饭店的表扬信中说：
服务员同志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使我们非常感动。
这是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的新气象！
我们要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好精神、好思想、好风格。
我们几个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也有七十多岁的，但我们人老心不老。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进行新的长征吧！
许多代表和委员离开北京时，含着激动的泪花，和服务员们握手告别。
大凉山上的一位农民代表在留言簿上写着：
“再见了，亲爱的服务员同志们，满载着你们的深情厚谊离开北京。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华社记者

杨扶青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等送了花圈，陈永贵许德珩胡厥文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第5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原水产部副部长杨扶青先生，因病于1978年0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杨扶青先生追悼会03月11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统战部、农林部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民建中央和其他有关人士、杨扶青先生的生前友好李金德、杨立功、齐燕铭、荣毅仁、童第周、童小鹏、李葆华、肖鹏、张根生、罗玉川等一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杨扶青先生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情并支持革命，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给以物质资助，做了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杨扶青先生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他关心国家大事，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
他热烈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
他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参加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盼望台湾早日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

首都新闻界举行音乐会欢迎索马里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1日电
首都新闻界今晚举行音乐会，欢迎索马里新闻代表团。
中央广播文工团民族乐团在音乐会上演出了中国和索马里乐曲。
索马里新闻代表团团长、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索马里驻华大使卡欣等，应邀出席了音乐会。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李连庆、王寿仁、顾文华，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等，出席作陪。

1969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
1969年0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贸易问题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鉴于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为了真正做到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国方面进一步提出，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为了使两国边境局势得以和缓下来，使中苏边界谈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国方面建议，中苏双方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当时，中苏两国总理就此达成了谅解。
但是，苏联领导背弃这一谅解，拒绝签订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

东南亚中立化
1970年09月09日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当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拉扎克首次提出东南亚中立化的建议。
1971年11月26日至27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外长会议签署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即《吉隆坡宣言》），并发表公报，正式宣布把东南亚中立化作为东盟五国努力争取的目标。
此后，东盟一再重申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区的主张。

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贺电
北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在您当选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时候，请接受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以及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我愿意相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得到发展，以利于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与进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托多尔·日夫科夫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我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祝贺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得到发展，以利于保中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斯坦科·托多罗夫

南亚无核区
1974年08月18日，巴基斯坦向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提出“将南亚宣布和建立为无核区”的提案。
大会以九十六票赞成通过了该提案，印度投反对票，苏联和美国弃权。
决议草案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应当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反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并请南亚地区的国家和那些可能有兴趣的其他邻近的无核武器国家，以建立无核区为目的，尽早着手进行必要的磋商，并且要求它们不采取任何有背于这些目标的行动。

印度总理和外长接见我对外友协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新德里消息：
印度共和国总理莫拉尔吉·德赛11日下午在议会大厦接见正在印度访问的以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王炳南团长向德赛总理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对他的问候。
对此，德赛总理表示感谢。
双方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并表示了今后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
双方认为，发展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亚洲局势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
王炳南团长说，中印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两国就开始交往。
在反帝斗争中，中印两国人民一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我们代表团这次前来访问，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这种传统友谊的发展，并向伟大的印度人民学习。
德赛总理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发展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表示赞赏两国人民相互学习。
德赛总理还要求王炳南团长向华国锋总理转达他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在此以前，03月08日，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接见了由王炳南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瓦杰帕伊和王炳南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同日下午，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在新德里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招待会后，举行了欢迎代表团的公众集会。
印度新闻和广播部长阿德瓦尼、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巴苏和王炳南团长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阿德瓦尼在讲话中对印中两国关系逐步地取得进展表示满意。
巴苏在讲话中说，印中两国加上其他第3世界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大国的主力军，是维护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斗争的主力军。
巴苏表示坚信，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将完全实现毛主席的遗志。
王炳南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以及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对代表团的访问所提供的方便和支持。
他说，他满意地看到，由于双方的努力，中印两国关系正在稳步得到改善。
中国人民历来高度评价他们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
王炳南表示深信，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中印两国之间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得到巩固和发展。
03月08日晚上，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设宴招待了中国代表团。
03月08日上午，代表团向甘地墓献了花圈。
王炳南和代表团其他领导成员还拜会了印中友协主席森德拉尔。

印度洋和平区
斯里兰卡在1964年、1970年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1971年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提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张。
1971年12月，斯里兰卡等十三国共同发起向第2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提案，结果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
宣言要求各大国在印度洋地区停止军事升级，拆除一切基地、军事设施和核武器配置，还规定不得在印度洋对周围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1976年11月29日第31届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就实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制订一个行动计划使关于印度洋问题的会议得以召开。
决议草案以九十七票赞成获得通过，苏联和美国弃权。
1977年11月18日第32届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再次要求有关国家一起实施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的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先生阁下：
在你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谨代表我所领导的政府和人民，向阁下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祝阁下在担任这一崇高职务中取得成就，并祝阁下个人幸福，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1978年03月10日于墨西哥联邦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你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时候，我谨代表我领导下的人民和政府，向阁下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祝你在担任这一崇高职务期间工作取得成就。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1978年03月10日于墨西哥联邦区

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阁下：
在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之际，我向阁下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衷心祝您在此崇高的岗位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中国人民幸福。
奥地利共和国总统　鲁道夫·基希施莱格

尼泊尔和平区
1975年02月25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提出建立尼泊尔和平区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尼泊尔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主要内容有：
尼泊尔在和平共处和尊重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尼泊尔不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危害别国的和平和安全；
尼泊尔不许从其国土上对别国采取敌对行动；
尼泊尔不加入军事联盟，不许别国在尼泊尔建立军事基地。

编者按：
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把报告第6部分《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中提到的一些名词简介如下：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1964年宣布的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是：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
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拉美无核区
1963年04月，在墨西哥政府倡议下，墨西哥、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发表声明，要求拉美国家缔结多边协定，保证不生产、不接受、不储存、不试验核武器，使拉美尽快成为无核区。
同年11月，上述五国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海地、巴拿马、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向联合国大会又提出建立拉美无核区的提案，提案获得通过。
1967年02月14日，二十一个拉美国家缔结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条约的第2号附加议定书要求有核国家尊重拉美非核化的规定，不采取违反条约规定的行动，不向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已签署这个条约。
条约于1969年05月开始生效。
我国于1973年签署了第2号附加议定书，苏联至今拒绝签署。

挪威国王奥拉夫首相努尔德利的贺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阁下：
在你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向你本人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幸福和昌盛。
国王　奥拉夫
1978年03月10日于奥斯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在你再次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谨代表挪威政府向你表示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挪威首相　奥德瓦尔·努尔德利
1978年03月10日于奥斯陆

苏联领导人的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在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之际，向您致以祝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勃列日涅夫
1978年03月10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在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谨表示祝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1978年03月1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贺电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先生阁下：
我热烈祝贺你在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伊丽莎白二世

蒙古领导人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在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之际，谨表示祝贺。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尤·泽登巴尔
1978年03月11日于乌兰巴托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在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谨表示祝贺。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姜·巴特蒙赫
1978年03月11日于乌兰巴托

银针传友情
李兆乾
在印度的一些城市和农村，现在已建立起三十多个针灸诊所，有一百多名针灸医生在那里工作。
无论是烈日炎炎的暑季，还是骤雨阵阵的雨季，这些诊所总是挤满了候诊的病人。
人们不仅赞扬医生们为解除人民的疾病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特别赞扬他们用闪闪的银针来传播印中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印度谈起针灸，人们都熟知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乔埃·库马尔·巴苏医生的功绩。
他在十多年前把针灸疗法从中国介绍到印度，传授给一批又一批学生，使针灸在印度生根开花，为印度人民造福。
巴苏医生不仅是印度针灸疗法的倡导者，也是用银针传播印中人民友谊的使者。
巴苏医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于1938年随印度援华医疗队前来中国，同在中国积劳病逝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并肩战斗，转战华北，救治伤员，在我国工作近五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他应邀访华，对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产生浓厚兴趣，决心把这一门优秀的医学科学介绍到印度。
第2年冬天，巴苏医生又专程来到北京，到中医学院学习针灸六个月。
1959年05月，巴苏医生返回加尔各答，开始用针灸治疗一些常见病，取得较好效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同时，要求向他学习针灸的医生、医学院学生也接踵而来。
巴苏医生在自己诊所开办了针灸学习班，每期三个月。
为了提高针灸医疗水平，1973年初，巴苏医生再次前来中国，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进一步学习针灸医疗技术。
三个月后，他返回印度，向全印医学科学院、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加尔各答医学院等医疗单位介绍中国针灸的新成就，并当场作了针灸示范，使针灸科学受到了印度医学界的重视。
印度的三十多个针灸诊所，主要开设在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高哈蒂、昌迪加尔和卢迪阿纳等地。
加尔各答是在印度建立针灸诊所最早也是诊所最多的地方。
现有二十二个诊所，其中三个设在市内，十九个设在郊区。
市内的诊所是由巴苏医生和他的两个学生在十多年前开办的。
郊区的十九个诊所，是由西孟加拉邦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从1973年开始陆续建立的，到去年10月底止，他们已培养一百五十名针灸医生，其中八十多人在加尔各答郊区针灸诊所工作。
这些诊所不仅有门诊，而且还走村串户巡回治疗。
诊所的收费很低，每次门诊只付三十五派沙（约合七分人民币），无力付费的穷人可免费治疗，深受当地工人农民欢迎。
孟买是印度工商业大城市，约七百万人口。
市内有柯棣华大夫烈士的妹妹瓦特萨拉·柯棣华医生和皮尔波蒂瓦拉医生开办的诊所。
最近瓦特萨拉医生参加北京针灸学习班后回国，提高了针灸医技。
在著名的毛织工业城市卢迪阿纳，巴苏医生的学生因德尔吉德于1975年09月开办了针灸诊所，命名为柯棣华大夫医疗中心。
两年多来，由于它治好了许多病人，影响不断扩大，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印度针灸医生治疗多种疾病，取得良好效果。
许多患关节炎、哮喘、胃病、坐骨神经痛、小儿麻痹症的病人，经治疗后已经痊愈或病情减轻。
各地的针灸诊所，都有一些治好较难医治的病例。
针灸是印度医学界中的一支新苗，在印度医学界朋友的精心培育下，将会茁壮成长，并在印中友谊史上写下绚丽的一章。

黎巴嫩总理胡斯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阁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我十分愉快地向你致以热烈、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幸福，并祝阁下在履行为友好的中国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中取得成就。
黎巴嫩共和国总理　萨利姆·胡斯
1978年03月11日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让非洲决定自己的命运
超级大国必须停止干涉并离开非洲之角
厄瓜多尔《商报》谴责苏联在非洲扩大统治地盘
据新华社拉各斯电据尼日利亚电台广播，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03月09日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访问时在拉各斯机场对新闻记者说：
“应该让非洲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表示相信，非洲能够解决它内部的问题。
新华社坎帕拉电
据乌干达广播公司报道，乌干达总统阿明03月09日在打给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加蓬总统邦戈的电报中说：
“非洲已经成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电报呼吁邦戈总统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继续为保证实现停火而作出努力，以便为两个姐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电报说：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曾经有过某种误会的非洲国家，由于采取十分积极的步骤，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电报说：
“我深信，非洲有办法和智慧来结束欧加登地区不幸的局面。”
据新华社喀土穆电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国防部长、苏丹人民武装部队总司令巴希尔·穆罕默德·阿里，03月07日在阿布扎比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讯社的记者发表谈话，要求超级大国离开非洲之角，让非洲之角的国家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解决它们的问题。
他在谈到红海安全的问题时说：
“红海沿岸国家正在进行接触，特别是在苏联干涉非洲之角以后。”
他说：
“这些接触是为了使这些沿岸国家之间能够进行协调，并且确定每个国家为使红海成为摆脱国际野心和冲突的和平湖而承担的义务。”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
基多消息：
厄瓜多尔《商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关于世界性阴谋》的社论，谴责苏联利用古巴来扩大它在非洲的统治地盘。
社论在谈到非洲之角的形势时指出：
“苏联正利用已经形成的政治局势，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力发动攻击，以便攫取地盘并扩大其统治范围。
苏联为了利用它慷慨地赠给古巴的军火，就驱使这个岛国的军队充当炮灰，以便实现自己的意图。”
社论指出，“苏联的统治空间越来越大”。
社论说，从非洲大陆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的不稳定形势被人利用了。
社论最后说：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事件不是最后一次；
就在所谓非洲之角这个地区以及黑色大陆的其他各个地方，还在酝酿着其他类似事件，而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

中菲人民情长谊深
刘玉遵
美丽富饶的群岛之国菲律宾，西滨南海，北隔巴士海峡遥对我国台湾省。
中菲两国是一水之隔的近邻。
在我们两国人民一千多年交往的历史中，满载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友谊佳话，传诵着反殖反帝斗争中互相同情和支持的诗篇。
中菲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一千六百多年之前。
从成书于三世纪的我国古籍关于通往菲律宾海域的记述可知，早在东汉、三国之际，中国人民已经知道经我国台湾前往菲律宾群岛的航路。
唐宋以来，中菲两国的民间贸易渐趋密切。
中国商舶到菲律宾进行贸易的日多，贸易地区也日益扩大。
据南宋赵汝适所著书中记载，当时中国商舶已到达三屿（今卡拉棉、布桑加、巴拉望诸岛）、蒲里噜（今波利略岛）、白蒲延（今巴布延）等地进行贸易，并受到友好相待。
贸易双方很守信誉。
每当中国商舶抵岸，菲律宾商贾即来“搬取货物而去”，到各地换购土产，然后“以其所得，准偿舶商”。
菲律宾的商人或驾乘自己的船舶，或搭乘回航的中国商船，前来中国从事贸易。
《文献通考》中有这样一条珍贵史料：
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麻逸国（菲律宾古国名）“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到了元、明两代，中菲两国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民间贸易进一步发展。
中国商舶不仅频繁地驶往菲律宾群岛北部、中部各重要口岸，而且还开始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苏禄群岛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关系。
十六、十七世纪期间，我国每年驶往马尼拉的商舶，多达三、四十艘（每艘载重约一百至三百吨）。
中国输往菲律宾的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农具、铁器、铜器、白锡等。
这些货物，特别是中国瓷器，深为菲律宾人民所喜爱。
菲律宾近几年来在群岛各地到处发现大批中国处州、磁州、佛山的古瓷，就是生动的证明。
从菲律宾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珍珠、黄蜡、槟榔、竹布、香料等，很受我国人民赞许。
其中苏禄出产的珍珠，所享声誉更高。
根据我国古籍记载，其时中菲两国的民间贸易，继续保持“信守始终，不爽约”的友好传统。
在明代，中菲两国还多次派遣使节相互进行友好访问。
公元一三七二年至一四二四年，菲律宾先后十六次派遣使节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明朝政府厚礼款待。
一四一七年，苏禄东王、西王、峒王率领三百四十多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携带珍珠、宝石等礼物前来中国访问，受到隆重的接待。
明朝政府向他们回赠了黄金、白银、罗锦文绮等礼物。
东王在取道山东回国时不幸病故于德州，明朝永乐皇帝为他厚葬，建墓、立碑并亲作碑文。
明末顾炎武在过苏禄东王墓时曾写下“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的诗句，表达了对这位友好使者的悼念。
明朝政府于一四○五年、一四一七年三次派遣友好使者，携带绒锦、紵丝、纱罗等礼物，前往菲律宾进行访问。
伴随着中菲两国民间贸易和友好往来的发展，我国福建、广东等地的居民移居菲律宾的日渐增多。
他们大都在菲律宾从事手工业、农耕，经营小商贩，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菲律宾的经济、文化事业。
中菲人民长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情谊。
中国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生产工具，如牛耕、冶炼、印刷、陶瓷制作、织麻、水车、犁等传入了菲律宾，菲律宾的一些农作物如白薯、吕宋烟等也引进了中国。
正是由于中菲人民有这么悠久而亲密的交往，我国历史上才会出现象赵汝适（宋）、汪大渊（元）、费信、张燮、何乔远（明）、谢尚清、陈伦炯（清）等人所写的有关中菲关系的许多著述，菲律宾群岛各地才会发现那么多古代中国的陶瓷、钱币与其它文物。
近代以来，中菲两国相继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共同的遭遇，使中菲人民加强了战斗情谊。
在反殖反帝的长期斗争中，中菲人民一贯互相同情和支持。
早在一五九三年，西班牙殖民总督达斯马林纳斯率战船侵犯菲律宾的马鲁古群岛途中，当时被殖民者强征到战船上服劳役的二百五十名中国船工，在潘和五带领下，揭杆而起，杀死了这个双手沾满菲律宾人民鲜血的殖民总督和一批殖民强盗，一举挫败了西班牙的这次侵略行动。
在十七、十八世纪间，菲律宾华侨积极支持邦板牙、班丝兰等地爆发的反对西班牙侵略的起义，支持菲律宾群岛南部人民的反抗西班牙的斗争。
如为玛巾达瑙苏丹运送军火，帮助棉兰老和苏禄人民装修土炮。
中国商舶还冲破西班牙的严密封锁，冒险给群岛南部人民运来各种货物。
一七四〇年，中国商舶在苏禄海面遇险，受到当地人民的援救，苏禄王还亲自遣使护送受救的中国商人和水手返回中国。
在殖民者疯狂屠杀菲律宾华侨的血腥岁月里，不少菲律宾人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援助当地的华侨。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雄的菲律宾人民掀起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和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风暴，犹如菲律宾的五十二座火山同时迸发，震撼群岛各地。
菲律宾的这场革命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1898年06月，菲律宾宣布独立后不久，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便在东京会晤了菲律宾革命者的代表，积极帮助菲律宾革命者在国外购买军械、弹药。
次年07月，孙中山把购得的一批军火，租海轮运菲。
惜因故途中沉没。
菲律宾革命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向孙中山赠送十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并准备派人到中国内地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这充分反映了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意愿。
菲律宾的华侨更纷纷投身菲律宾革命军行列，与菲律宾人民并肩奋战。
不少人在战斗中贡献了生命，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中菲友谊之花。
在第2次世界大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中菲人民互相鼓舞和支援。
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后，菲律宾人民纷纷集会、示威，谴责和抗议日本的侵略，并募集捐款、药品援助中国人民抗战。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菲律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统治的武装斗争。
菲律宾华侨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支队与菲律宾抗日武装力量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直到马尼拉从日本占领下获得解放。
1975年06月，中菲两国政府正式宣布建交，从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对友好邻邦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抵马尼拉受到热烈欢迎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到机场迎接　李副总理和夫人拜会马科斯总统和夫人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邀请，03月12日乘专机到达马尼拉，对一水相隔的友好邻邦菲律宾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
随同李先念副总理前来访问的外交部部长黄华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王晓云、刘华等也同机到达。
下午三时，李先念副总理乘坐的专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徐徐降落。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迎上前去，在飞机舷梯旁的红地毯上同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紧紧握手。
马科斯夫人亲自把洁白芳香的茉莉花环挂在李副总理颈上，并向林佳楣献了花束。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鸣礼炮十九响后，乐队奏起中、菲两国国歌。
李副总理在马科斯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随后同前来迎接的菲律宾官员和各国驻菲律宾外交使节见面。
机场主楼前的广场上，上千名儿童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
当李副总理和林佳楣在马科斯总统和夫人陪同下走近时，他们把新鲜花瓣撒向李副总理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
李副总理等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然后，李副总理由马科斯总统陪同，林佳楣由马科斯夫人陪同乘车前往总统府宾馆。
今天，马尼拉市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
阳光煦丽，椰林葱翠，数十万群众穿着绚丽的各式民族服装，有的跳着各地的土风舞，有的唱着民歌，有的弹着民族乐器，有的挥舞着中菲两国国旗或彩旗，热烈欢迎中国贵宾。
整洁的海滨大道——罗哈斯大街焕然一新，沿途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用中、英文写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李先念阁下及夫人一行”大标语牌和横幅比比皆是。
机场和市中心一带许多地方高挂着成排的五彩缤纷的大花篮。
欢迎群众几次拦住李副总理的车队，向中国客人献花。
到机场欢迎李副总理的菲律宾高级官员有：
外交部长、国事访问委员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副外长、国事访问委员会副主席何塞·迪·英格里斯和夫人，副外长、国事访问委员会副主席曼努埃尔·科连特斯，武装部队参谋长罗米欧·埃斯皮诺上将和其他内阁成员以及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纳西索·杰·雷耶斯和夫人等。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03月12日傍晚到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坎南宫拜会了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叶剑英委员长和邓小平副总理对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问候。
马科斯总统对中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就表示祝贺，并且对华国锋总理继续担任总理表示高兴。
拜会时在座的有：
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以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

我代表团长在联合国贸发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发言
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总体解决债务问题的主张
揭露超级大国妄图利用债务问题把争取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斗争引入歧途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出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9届（部长级）特别会议第3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润生，在03月08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发了言。
王润生团长指出：
“债务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他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严重，不能不妨害它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加重人民生活的困难，甚至会威胁到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立即、全面地减轻前者的债务负担是合理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说：
“债务问题的形成，是同建立在控制、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紧密联在一起的。
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并通过它们设立或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
王润生指出：
“广大第3世界国家所以债台高筑，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垄断、剥削、掠夺政策造成的。
一个超级大国别有用心地说，石油涨价带来了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从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这是企图转移视线，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石油生产国团结斗争，一举改变了过去石油被压价过低的状况，把油价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为发展中国家原料斗争树立了榜样，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石油生产国也以多种形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贷款和援助。
这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互助，互相支持，同超级大国借‘援助’之名，行剥削之实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超级大国企图转移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方向，挑拨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是徒劳的。”
他说：
“发展中国家债务丛集，也是超级大国对它们剥削的历史见证。
不管那个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重复多少次它‘没有剥削发展中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不负责任’的骗人鬼话，也掩盖不了它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丑恶行径。”
王润生强调说：
“这个超级大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既存在经济上的控制、剥削和掠夺，又存在政治上的欺侮、干涉和侵略。
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图用‘社会主义’的大旗包起来，逃之夭夭，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说：
“中国代表团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总体解决债务问题所提出的合理主张和建议。
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减免它们的债务负担以及增加对它们的发展资金援助等合理要求。
我们支持关于今后重新为有关发展中国家安排债务的建议。
在前一次会议上，第2世界有一些国家为改善同第3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方面作出了承诺，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赞许。
这对于讨论债务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他说：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的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
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对发展中国家今后债务的安排，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我们反对超级大国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优先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负担的迫切愿望，以所谓满足‘基本需求’这种‘贫民救济’的办法代替发展援助，并以此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混乱，离间它们的团结，从而把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引入歧途。
在处理债务问题上，应当充分体谅受援国家的困难，我们坚决反对乘人之危，借机逼债。”
王润生团长主张，这次部长级会议应该采取紧急行动和具体有力措施，迅速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9届特别会议第3期会议，03月06日在日内瓦开幕。
一百二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将讨论解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达二千多亿美元，偿还本息的负担日益沉重。
这不仅妨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而且加重了人民生活困难，甚至威胁到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
贸发会议秘书长科里亚在开幕会上讲了话。
他说，这次会议应当着重讨论三个问题：
第1，为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岛屿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债务问题，采取国际措施。
第2，为将来重新清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制订指导原则。
第3，研究商业债务的作用。

英报评论索马里从欧加登撤军
苏联赖在非洲之角想干什么？
新华社伦敦03月11日电
英国一些报纸今天发表文章指出，在索马里宣布从欧加登地区撤军以后，人们对苏联依然赖在非洲之角表示非常关切。
《每日电讯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索马里从欧加登地区撤军的决定改变了非洲之角的形势，但并不意味是“俄国挑战和向非洲推进的政策的结束”。
《卫报》发表文章指出，尽管索马里决定从欧加登地区撤军，“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危险”依然存在。
《金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能保证苏联和古巴在非洲之角的势力会很快撤离”。
即使索马里迅速从欧加登地区撤军，那里不再发生战斗，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苏联和古巴的军队会调过头去干涉其他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