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公报
（1978年02月23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02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同志，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的胜利召开，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
华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华主席指出，从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半年间，我国的大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经胜利实现，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好。
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进入1978年以来，各方面的形势更加喜人。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心情舒畅，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安定团结、大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已经出现。
华主席指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先后召开了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还召开了政协会议。
这些会议的召开和选举结果，很得人心。
华主席说，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我们的国家已经顺利地渡过了“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危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召开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华主席说，即将召开的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进一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说，五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也是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地希望我们开好这次大会，全世界也很注意这次大会。
我们相信，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我们这次全会的工作，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一定能够开得好，一定能够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华主席的讲话，受到全会热烈的拥护。
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全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六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审议。
全会一致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分别提请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讨论。
全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也决定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
（附图片）
左上图：
华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左图：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五届政协第1次会议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陆续到京
首都人民热情迎接八亿人民的代表，全城洋溢着团结、欢乐的气氛
新华社北京02月23日电
出席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第1次会议的政协委员，正从各地陆续到达北京。
首都人民热情迎接八亿人民的代表，全城洋溢着团结、欢乐的气氛。
连日来，一架又一架的专机，一列又一列的客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到首都。
载着广西各族代表的专机降落后，一百零五岁的宜山县龙头公社龙田大队板所三队贫协组长、共产党员冉大姑，在两位女乘务员的搀扶下第1个走下舷梯。
她满面春风，高兴地对记者说：
“我活了一百多岁，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无边。
今天我这个百岁老人还当上了人民代表，来北京见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大家一道商量国家大事，真是非常光荣，非常幸福。”
为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到来，北京市商业、服务业和交通、卫生部门的广大职工，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
京西宾馆、前门饭店、西苑旅社等旅馆和一些大的招待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服务人员们不辞辛苦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服务。
代表、委员们的住地都专门设立了医务室。
首都一些医院抽调了一百多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负责医疗保健工作。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第2汽车公司、首都汽车公司抽调了几百名司机，为大会服务。
许多服务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说：
我们接待的是八亿人民的代表，我们愿意多辛苦、少休息，让代表们、委员们以饱满的精力开好会。
代表和委员们带着全国人民的嘱托，带着革命和生产的新成就来到首都，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商量、决定国家大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豪情。
在机场和车站上，在前往宾馆的途中，在各个代表团的住地，到处可以听到代表和委员们的欢声笑语。
他们决心把这两个大会开好，坚决贯彻大会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参加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喜气洋洋地来到首都。
云南省瑞丽县委书记、傣族干部瑞板说：
我作为傣族人民的代表参加五届人大，来和大家一道共同规划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满心高兴。
我一定要拿出当年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的那股劲头，当好农业学大寨的排头兵，努力建设好祖国的边疆。
西藏代表、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一到北京，抑止不住内心的激情，唱了一支她创作的献给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颂歌。
她唱道：
怀抱青稞唱丰收，座座雪山迎朝阳；
手捧哈达唱颂歌，翻身农奴喜洋洋。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即将召开的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进一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保障党员、群众民主权利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共黑龙江省嫩江地委严肃处理克山农场打击报复事件
本报讯
最近，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了嫩江地委《关于克山农场党委副书记李春山同志等打击迫害反对吃喝风的王玉山同志的调查报告》，完全同意嫩江地委对这起案件和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黑龙江省委在批示中指出：
克山农场发生的这起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案件，不是偶然的，是“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流毒和影响在党内的反映和表现。
要求各级党委在揭批“四人帮”和整党整风运动中，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进一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当克山农场淀粉厂职工王玉山同志的来信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下达后，中共嫩江地委、黑龙江省扭亏增盈办公室、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和嫩江农场管理局等单位，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玉山同志揭发的克山农场党委副书记李春山同志等打击报复的事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
调查的情况是：
1977年10月初，克山农场淀粉厂原指导员赵友和一名副厂长要调出，另调入王凤池任厂长，原厂长梁国礼改任指导员。
梁国礼同志为了“欢迎”和“欢送”领导班子成员，提出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预备点烟、茶，并做几个菜会餐。
农场党委副书记李春山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的精神，不仅批准了这个“会餐”，而且在10月13日下午一时亲自主持了淀粉厂为领导班子新旧领导成员举办的招待会；
四时左右，又由李春山带领厂车间主任以上干部二十三人，分三桌吃喝，共花费公款八十元零五角。
尤其严重的是，李春山等同志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和迫害批评和制止他们吃喝的共产党员王玉山同志。
10月05日下午，李春山曾亲自在淀粉厂职工大会上传达国务院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关于抓紧当前扭亏增盈工作的紧急通知》。
淀粉厂青年工人王玉山听到厂领导要搞会餐的消息后，认为和通知精神不符，就在07日下午写出了一个“声明”，明确提出“会餐是不符合10月05日下午全厂职工所学习的《紧急通知》精神的”，要求领导“选择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意义的方法来欢送某领导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指导员梁国礼同志开始觉得“声明”提得对，就向由农场党委派出的驻厂整顿企业工作组汇报了这件事。
工作组长张玉坤同志、副组长高友同志却反而来做王玉山的工作，说什么“会餐是经过淀粉厂党支部、工作组研究，请示李春山书记同意的，你那个‘声明’没用。”
王玉山当即给李春山打电话问：
“这次会餐是不是经你同意的？”
“这样做符合扭亏增盈《紧急通知》的精神吗？”
李春山根本不听王玉山的劝告。
13日下午，王玉山听说厂领导坚持要会餐，就又到他们会餐的地方，找到李春山，把所写“声明”给李看了一遍，要李表态。
李看后竟说：
“我看你今天要闹事啊！”
接着，又由梁国礼等三人来“说服”王玉山，不许他再“闹”了。
这时，酒菜已经端上桌。
王玉山为了制止这场吃喝，曾直接找到被“欢送”和“欢迎”的赵友和王凤池等劝阻和讲理，他们都不听，李春山一再鼓动大家吃喝，为王凤池上任干杯。
事情发生后，李春山曾两次派人去场部请示党委书记冯运兴，冯叫他按党的政策处理。
李春山竟找来了公安分局负责人李长枝，叫他把王玉山带走，并说：
“我代表农场党委正式宣布办王玉山的劳动教育学习班。”
王玉山反驳说：
“你李春山不能代表党委，你的决定不算数。”
高友和梁国礼等竟表示支持李春山的决定。
公安分局的同志感到这事处理不当，曾找农场党委书记冯运兴汇报情况，提出：
王玉山“还是留在本单位，在内部解决合适”。
冯未置可否。
14日，李春山向农场党委汇报时，把王玉山同志的正确行动说成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到会的五名常委都同意由公安分局给王玉山办学习班。
李春山还亲自督促公安分局填写《治安处罚裁决审批表》，并亲笔签名。
王玉山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申明了自己不同意参加劳动教育学习班的三条理由。
10月17日，王玉山在淀粉厂的揭示板上又给李春山写了三条意见：
“强烈抗议李春山派公安人员办我强劳学习班，这是我党不允许的；
强烈要求李春山马上收回个人指示，不许在淀粉厂横行；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扭亏增盈领导小组的通知精神，10月13日的会餐是不符合《紧急通知》精神的。”
并把自己的意见用电话通知了李春山。
李春山和高友等人为了掩盖违法乱纪的行为，先在工作组和厂领导内部“统一思想”，然后又召开支委会、科室工作人员会和全厂职工大会，由高友等人出面大讲“会餐是经过农场党委批准，是正确的，王玉山闹会餐不是为了扭转盈亏，而是无理取闹，以后都不要瞎议论了。”
接着又向农场党委请示：
继续办王玉山的学习班；
办学习班期间工资停发；
并调离空压机工作岗位。
这个错误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党委书记冯运兴、副书记王明旭等四人的同意，公开向群众宣布。
他们不但停发了王玉山一个月零七天的工资，还就王玉山的所谓“闹事”问题，找他的爱人谈话，给她施加了精神压力。
根据调查的情况，联合调查组认为：
这一事件的发生，克山农场党委是有责任的。
应以此事为例，进行路线和政策教育、党纪国法教育。
党委书记冯运兴支持李春山的错误行为，压制王玉山同志的正确行动，错误较严重；
但经过帮助，认识较深，改正决心较大，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党委副书记李春山是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者，他擅自批准并主持会餐，当王玉山同志同其错误进行斗争时，竟不顾党纪国法，动用专政工具对王玉山同志进行打击迫害，情节十分恶劣，经过帮助，有所认识，决定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对参与这一事件的高友等有关人员分别进行批评教育。
王玉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敢于向错误行为作斗争，应给予表扬。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嫩江地委都同意联合调查组对这一案件和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强调指出：
李春山等同志的这种恶劣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伤害了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挫伤了党员、群众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的积极性，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并指出：
对类似克山农场的案件，一经发现，要迅速检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对于敢于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同志，要给予支持和表扬。
要切实保障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决不容许压制批评
本报评论员
中共嫩江地委严肃处理李春山等人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案件，黑龙江省委已经通报全省，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这对严明党纪国法，保障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极为必要。
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活跃党内的民主生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抵抗资产阶级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党的肌体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我们党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永远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说过：
“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
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
毛主席曾经指示：
对于那些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以及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予以揭发；
情节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制裁，如果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是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
但是，身为克山农场党委副书记的李春山，不仅无视中央关于严禁用公款请客的三令五申，而且压制群众的正确批评，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打击迫害坚持原则斗争的共产党员，情节恶劣，错误严重。
中共嫩江地委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该案中犯有错误的同志给以必要的处分，这是完全正确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摧毁我们党的一个极其险恶的手段，就是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践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窒息党内的民主空气。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行之于上，帮派势力效之于下，卖身投靠的爪牙助帮为虐，把党纪国法视为儿戏，任意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甚至对坚持真理的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势力窃取权力的地方，他们的这些罪恶行径，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裁。
影响所及，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沾染了爱好别人阿谀逢迎，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一点批评的坏习气。
个别人更是飞扬跋扈，称王称霸，对批评自己的同志千方百计地打击报复：
或者公开、露骨地加以压制；
或者若明若暗地处处刁难；
或者当面接受，背后捣鬼；
或者怀恨在心，一旦人家有了一些缺点、错误，就无限上纲，加倍“偿还”；
或者自己不出面，指使别人伺机寻衅，以泄私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少数公安机关的同志，不顾社会主义的法制，不是严格地按照国家法律办事，而是屈从于某些人的权势，有意无意地成了他们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华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克山农场发生的这起案件再一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多么必要。
这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决不允许压制和打击党员、群众对领导人员的批评。
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都要加强对干部和党员的传统教育和纪律教育，支持党员、群众同种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对于一切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人和事，要及时发现，严肃处理。
所有党的干部，都要尊重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热情鼓励、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切实改进自己的工作；
那些平日喜欢搞“一言堂”，对批评者动辄加以训斥，甚至存有报复之心的同志，更应以李春山为戒，迅速改变作风，免蹈覆辙。
党员和广大群众，要出以公心，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大胆地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建议，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和错误，坚决同各种违法乱纪、危害革命事业的行为作斗争。
共产党员王玉山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歪风邪气，中共嫩江地委对案件及时调查、严肃处理的事实，充分说明：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广大党员、群众是有高度觉悟的，党的绝大多数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是富有战斗力的；
任何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人和事，最终都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
尽管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造成的干扰破坏十分严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就一定能把毛主席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真正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彻底平反昭雪“四人帮”制造的假案冤案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经过调查核实，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纯属假案、冤案，对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一律进行彻底平反，对于冤死的同志坚决给予昭雪
新华社上海02月23日电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推倒“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对“四人帮”制造的假案、冤案进行平反和昭雪。
“四人帮”横行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一些研究单位中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假案——“‘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把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打成“特务”。
这一假案株连到十四个研究单位，有数百人被诬陷为“特务”，被隔离审查。
现在经过调查核实，没有一个是特务。
今年01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大会，宣布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纯属假案、冤案，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一伙就抛出“改朝换代”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科技战线诬蔑为“黑线专政”。
王洪文多次胡说：
“科技系统敌情复杂，历次运动都没搞好，坏人越积越多。”
当时把持上海科技界的一个头目，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他跟着王洪文大放厥词，叫嚷科技系统“特务多、反革命多、集团案件多、进口货（指国际间谍）多”，“特务象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1968年，他们利用清队，无中生有，制造假案，把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伪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联在一起，叫作“‘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把解放前的科研人员都作为“特务”，而且诬陷他们“潜伏下来又发展新的特务”。
把持上海科技界的那个王洪文的小兄弟，还窜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蹲点”，大搞逼、供、信，使用种种法西斯酷刑，全所竟有一百多人被打成“特务”。
当时炮制的黑经验是：
“不出大门，不花一文路费，一下子就清出一大批特务。”
然后在上海整个科技系统召开所谓“经验交流会”，强令各单位推广他的黑经验。
在这股黑风下，不仅解放前留下来的、国外回来的老科学家被打成“特务”，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许多科技人员也被打成“特务”。
更有甚者，他们把解放前在敌占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同志都当作“特务”进行审查。
他们对这些地下党员说：
“过去国民党抓你们没有抓住，你们跑了，这回都给我们抓住了。”
他们甚至荒唐地把解放后党领导下的科技情报组织和学术组织，也作为“特务组织”，填过“自然辩证法协会会员表”和“外文翻译人员登记表”的，都被说成是参加“特务组织”履行的手续。
有的科研人员向上海科技情报所领过阅览证，也被作为“参加特务组织”的罪证。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始被审查的三人，逐步扩大到一百多人。
连1967年以前进所的大学生和主要党政干部都成了“特务”。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大肆推广逼、供、信的经验，说什么“党的政策是支票，拳头棍棒是现钞，半夜听人叫（用刑），天亮拿材料”。
他们完全采用国民党反动派残害革命人民的手段，施用肉体摧残、精神折磨等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
他们在许多研究所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外国特务”的假案，使不少由国外回来的科学家遭受迫害。
原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黄武汉是一位徒工出身的优秀电子学家，共产党员，对发展我国电子学和激光研究工作有不少贡献。
1953年，他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冲破重重阻挠，带着全家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四人帮”及其余党诬陷他是“派遣特务”、“科学买办”、“洋奴”、“英国间谍”、“双料走资派”，被非法隔离，扣发工资，最后被迫害致死。
他的爱人也被打成“女特务”，隔离九个月。
黄武汉的师傅、七十岁的老工人也被打成“特务”。
黄武汉的姐姐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因黄武汉同志的所谓“特务”问题，被降职降薪，长期受审查。
黄武汉的妹妹和他的两个孩子全被非法隔离审查，甚至连保姆也不放过。
“四人帮”对老科学家的迫害，甚至连死去的人也不能幸免。
原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学家。
他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终身致力于科学研究，在理论研究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搞科学研究夜以继日，非常刻苦。
1962年，他在患癌症住院期间，还写了二十万字的学术论文。
朱洗病逝后，党和人民对他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作了肯定的评价，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吉安公墓，并将他生前的事迹立碑留念。
“四人帮”一伙把朱洗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竟然在他的墓前开现场批判会，砸掉墓碑，挖掉坟墓。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制造冤案、假案迫害科技人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一些科技人员长期背着“特务”的包袱，精神上受着折磨；
有的被害致死同志的家属和孩子长期受到岐视；
不少同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科研业务受到很大破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科研所的研究工作中断了，有的实验室被拆掉，资料散失了。
有的科学家多年辛苦积累的资料和卡片，全部弄丢了。
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和各研究所党组织对凡因“两线一会”特务集团这一假案、冤案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一律进行彻底平反，一个一个给予落实。
对这些同志的档案正在组织专人认真加以清理，对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坚决推倒，对一切虚构的罪证，捏造的材料予以销毁。
工作安排不恰当的，给以调整，恢复他们原来的技术职称，同时根据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健康状况，恢复和提拔了一些科技人员和科学家担任室和所一级的领导。
他们被抄走的财物一律归还。
对于冤死的同志，坚决给予昭雪，或开追悼会，或准备进行骨灰安放仪式。
对他们一生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价。
对于在假案、冤案中所有被株连的家属和亲友，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正确处理，受害者的家属、亲友在那里，就到那里肃清流毒。
对冤死的黄武汉同志作为因公死亡处理，发给抚恤费，丧葬费，并给他的老母亲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对受株连的黄武汉同志的爱人、姐妹、孩子、保姆以及他的师傅，都由党组织分别发函到他们的所在单位平反。
对朱洗教授的冤案，今年01月，除当众宣布平反昭雪外，将重新立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批“四人帮”诬陷朱洗教授的罪行；
恢复已中断多年的朱洗生前的研究课题；
出版朱洗遗著；
重新放映拍摄他的科研成果的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恢复对他家属的生活待遇。
对遭受诬陷迫害的其他同志，都进行了平反，党组织分别找他们谈话，征求他们对落实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还到受害者的亲属工作的单位进行访问，说明情况，并分别发函到他们子女所在工作单位，消除影响。

彻底平反昭雪“四人帮”制造的假案冤案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经过调查核实，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纯属假案、冤案，对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一律进行彻底平反，对于冤死的同志坚决给予昭雪
新华社上海02月23日电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推倒“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对“四人帮”制造的假案、冤案进行平反和昭雪。
“四人帮”横行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一些研究单位中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假案——“‘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把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打成“特务”。
这一假案株连到十四个研究单位，有数百人被诬陷为“特务”，被隔离审查。
现在经过调查核实，没有一个是特务。
今年01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大会，宣布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纯属假案、冤案，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一伙就抛出“改朝换代”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科技战线诬蔑为“黑线专政”。
王洪文多次胡说：
“科技系统敌情复杂，历次运动都没搞好，坏人越积越多。”
当时把持上海科技界的一个头目，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他跟着王洪文大放厥词，叫嚷科技系统“特务多、反革命多、集团案件多、进口货（指国际间谍）多”，“特务象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1968年，他们利用清队，无中生有，制造假案，把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伪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联在一起，叫作“‘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把解放前的科研人员都作为“特务”，而且诬陷他们“潜伏下来又发展新的特务”。
把持上海科技界的那个王洪文的小兄弟，还窜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蹲点”，大搞逼、供、信，使用种种法西斯酷刑，全所竟有一百多人被打成“特务”。
当时炮制的黑经验是：
“不出大门，不花一文路费，一下子就清出一大批特务。”
然后在上海整个科技系统召开所谓“经验交流会”，强令各单位推广他的黑经验。
在这股黑风下，不仅解放前留下来的、国外回来的老科学家被打成“特务”，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许多科技人员也被打成“特务”。
更有甚者，他们把解放前在敌占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同志都当作“特务”进行审查。
他们对这些地下党员说：
“过去国民党抓你们没有抓住，你们跑了，这回都给我们抓住了。”
他们甚至荒唐地把解放后党领导下的科技情报组织和学术组织，也作为“特务组织”，填过“自然辩证法协会会员表”和“外文翻译人员登记表”的，都被说成是参加“特务组织”履行的手续。
有的科研人员向上海科技情报所领过阅览证，也被作为“参加特务组织”的罪证。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始被审查的三人，逐步扩大到一百多人。
连1967年以前进所的大学生和主要党政干部都成了“特务”。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大肆推广逼、供、信的经验，说什么“党的政策是支票，拳头棍棒是现钞，半夜听人叫（用刑），天亮拿材料”。
他们完全采用国民党反动派残害革命人民的手段，施用肉体摧残、精神折磨等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
他们在许多研究所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外国特务”的假案，使不少由国外回来的科学家遭受迫害。
原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黄武汉是一位徒工出身的优秀电子学家，共产党员，对发展我国电子学和激光研究工作有不少贡献。
1953年，他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冲破重重阻挠，带着全家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四人帮”及其余党诬陷他是“派遣特务”、“科学买办”、“洋奴”、“英国间谍”、“双料走资派”，被非法隔离，扣发工资，最后被迫害致死。
他的爱人也被打成“女特务”，隔离九个月。
黄武汉的师傅、七十岁的老工人也被打成“特务”。
黄武汉的姐姐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因黄武汉同志的所谓“特务”问题，被降职降薪，长期受审查。
黄武汉的妹妹和他的两个孩子全被非法隔离审查，甚至连保姆也不放过。
“四人帮”对老科学家的迫害，甚至连死去的人也不能幸免。
原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学家。
他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终身致力于科学研究，在理论研究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搞科学研究夜以继日，非常刻苦。
1962年，他在患癌症住院期间，还写了二十万字的学术论文。
朱洗病逝后，党和人民对他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作了肯定的评价，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吉安公墓，并将他生前的事迹立碑留念。
“四人帮”一伙把朱洗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竟然在他的墓前开现场批判会，砸掉墓碑，挖掉坟墓。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制造冤案、假案迫害科技人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一些科技人员长期背着“特务”的包袱，精神上受着折磨；
有的被害致死同志的家属和孩子长期受到岐视；
不少同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科研业务受到很大破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科研所的研究工作中断了，有的实验室被拆掉，资料散失了。
有的科学家多年辛苦积累的资料和卡片，全部弄丢了。
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和各研究所党组织对凡因“两线一会”特务集团这一假案、冤案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一律进行彻底平反，一个一个给予落实。
对这些同志的档案正在组织专人认真加以清理，对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坚决推倒，对一切虚构的罪证，捏造的材料予以销毁。
工作安排不恰当的，给以调整，恢复他们原来的技术职称，同时根据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健康状况，恢复和提拔了一些科技人员和科学家担任室和所一级的领导。
他们被抄走的财物一律归还。
对于冤死的同志，坚决给予昭雪，或开追悼会，或准备进行骨灰安放仪式。
对他们一生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价。
对于在假案、冤案中所有被株连的家属和亲友，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正确处理，受害者的家属、亲友在那里，就到那里肃清流毒。
对冤死的黄武汉同志作为因公死亡处理，发给抚恤费，丧葬费，并给他的老母亲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对受株连的黄武汉同志的爱人、姐妹、孩子、保姆以及他的师傅，都由党组织分别发函到他们的所在单位平反。
对朱洗教授的冤案，今年01月，除当众宣布平反昭雪外，将重新立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批“四人帮”诬陷朱洗教授的罪行；
恢复已中断多年的朱洗生前的研究课题；
出版朱洗遗著；
重新放映拍摄他的科研成果的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恢复对他家属的生活待遇。
对遭受诬陷迫害的其他同志，都进行了平反，党组织分别找他们谈话，征求他们对落实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还到受害者的亲属工作的单位进行访问，说明情况，并分别发函到他们子女所在工作单位，消除影响。

把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同借鉴国外的技术成果结合起来
石化部领导举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汇报讨论会
据新华社北京02月22日电
最近几天，石油化工部的正副部长们，同全国各油田的领导干部一起，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汇报讨论会。
通过汇报讨论，到会同志看到了世界石油工业新的技术成果，开阔了眼界，受到了启发。
汇报讨论会开始后，由出国考察刚刚回来的一位副部长介绍了国外石油技术发展的概况，随同考察的其他同志就一些专门的技术问题相继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些同志接连讲了三天，康世恩部长和石化部的副部长们始终到会同大家一起听讲。
他们听得认真，问得很细。
部的领导同志一面虚心学习，一面同到会的同志讨论哪些先进技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采用；
哪些技术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宜参考，不应照搬；
哪些技术虽好，但限于我国的条件，目前要创造条件逐步采用。
大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既谈我们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特长，又摆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些方面的差距，一改“四人帮”横行时，在棍子、帽子下出现的那种对国外先进技术害怕谈论、不敢学习的反常局面，整个汇报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十分热烈。
本来，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独创的石油勘探开发理论和一整套新工艺，大庆油田在开发和建设当中，就创出了许多世界纪录和先进水平，但石化部的领导同志并不以此为满足。
他们鼓励到会同志成绩面前找不足，继续革命攀高峰，把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同借鉴国外的技术成果结合起来。
康世恩同志在会上说：
要搞十来个大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上。
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办法，都学到手，为我所用，千方百计把我们的发展速度搞上去！

深入开展“四学”运动　加速民航建设
民航总局召开全国民航系统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六连经验交流会议
新华社北京02月22日电
民航总局最近召开了全国民航系统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经验交流会议。
这次会议是把民航系统的“四学”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动员大会；
是树雄心、立壮志，加速民航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誓师大会。
历时七天的会议充满了鼓干劲、争上游、团结战斗的气氛。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民航系统“四学”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代表，以及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和省（区）局、学校、工厂、飞行队、航空站等单位的领导干部，共三百多人。
代表们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发展民航事业的重要指示，学习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广泛交流了民航各单位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先进经验，使与会代表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
他们表示，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战斗，奋发图强，大干快上，开展革命竞赛，为加速民航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努力作出贡献。
民航总局局长沈图主持开幕式，政治委员王静敏致闭幕词，副政治委员王文作了关于深入开展“四学”运动，为加速建设革命化现代化的民航而奋斗的报告。
会议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民航的黑干将干扰破坏民航建设的罪行，总结了民航系统开展“四学”群众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今年民航各项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措施。
会议指出：
要坚决贯彻毛主席“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周总理“保证安全第1，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华主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等重要指示，广泛深入开展革命竞赛，普遍认真建立岗位责任制，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技术练兵活动，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把民航各项工作搞上去。
会议表彰了七十四个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八十八名先进个人。
树立某飞行总队、航空学校第二训练团、某飞行大队等五个单位为安全飞行标兵单位；
一○二厂、第九飞行大队一中队等十一个单位为学大庆、学硬骨头六连的先进标兵单位；
某飞行总队副总队长尹淦庭、第二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赵录子等十九人为民航先进个人标兵。
会上，给他们发了锦旗和奖状。
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向全国民航系统干部、职工提出继续深入开展“四学”的群众运动，发展大好形势，加速民航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倡议书。

假左真右和宁“左”勿右
华泽
遵照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指示精神，通过剥去“四人帮”的“左派”伪装，进一步暴露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什么说“四人帮”是假左真右？
这种假左真右和极“左”思潮是什么关系？
“左”是不是比右好？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这一步工作做好了，对于分清路线是非，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各条战线的大跃进，都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左、极“左”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左，指的是一种政治态度，是相对中间、右而言的。
左派，即革命派，是同中间派、右派相比较而存在的。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左派革命坚决，右派反革命坚决，那在左右之间动摇不定的，则称中间派。
带引号的“左”，即“左”倾，也称极“左”。
“左”倾同右倾一样，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错误倾向。
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其基本特征，是害了急性病、幼稚病，不顾主客观条件，不区别矛盾的性质，蛮干一气。
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的：
“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产生这种“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脱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其认识根源则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左”倾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任其发展泛滥，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对革命事业危害是很大的。
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亏。
极“左”，作为一种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犯“左”的错误的大多数，只要经过教育，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彻底认识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本人又不坚持错误，是可以改过来的。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人，开始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滑越远，终于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那么，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能不能改呢？
斗争的实践证明，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什么是假左真右呢？
就是披着“左派”外衣搞极右。
林彪、“四人帮”就是这种典型。
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时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
他们明明是右得不能再右，却要装扮成左得不能再左。
他们不仅一般地讲些马列主义的词句，喊些革命的口号，来欺骗人，而且常常从极“左”方面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以适应自己反革命的需要，大干破坏革命的勾当。
这种假左真右，表面上同“左”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极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林彪、“四人帮”这些隐藏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既要反革命，又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慑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强大威力。
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观欲望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特别是在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后，广大群众对右的机会主义的识别力提高了，警惕性增强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赤裸裸地用右的面貌出现，那就很容易被识破，被抓住。
于是他们就巧妙地打扮一番，常常装成比别人更革命的样子，大搞极“左”，以为这样既能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又可掩盖自己反革命的嘴脸。
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两面派，欺骗性最大，对革命的危害也最烈，是无产阶级的死敌，党的死敌，人民的死敌。
“四人帮”以假左面目煽动利用极“左”思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一股极“左”思潮，这是林彪、“四人帮”蓄意煽动起来的。
林彪、“四人帮”为要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切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要收罗起来，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连封建阶级的思想统统要加以利用，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因为他们是以“左派”伪装出现的、以搞极“左”的办法作为破坏革命的重要手段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特别看中了极“左”思想，认为是他们更适合利用的宝贝。
他们拚命煽动极“左”思潮，煽动和利用一些群众特别是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真烂漫的青年的过火行为，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其阴险毒辣的一种手法。
本来，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中，群众里面会有右的思想，也会有“左”的思想，这都不奇怪。
只要革命的政党加以重视，善于引导，是不难克服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示我们，既要防止和克服右的思想，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
还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在那著名的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一方面热烈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
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毛主席又强调指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方面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坚决地热情地保护革命干部包括犯了错误而不应该打倒的干部；
一方面坚定地支持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从爱护的观点出发，严肃而又耐心地教育他们注意克服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可是，林彪和“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到处煽风点火，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
他们常用的反革命策略是：
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出一个革命口号，作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马上接过去，装出一副跟得最紧、执行最坚决的姿态，然后加以篡改，变成种种极“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引诱人们跟着他们去另搞一套，以便浑水摸鱼，在“革命”的幌子下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下面我们举点事实来看看吧。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很快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姿态出现，从极“左”的方面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是“批干运动”，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改朝换代”，鼓吹“否定一切”，“砸烂一切”。
如果真的按他们这一套去“革命”，结果只能是改了社会主义的“朝”，换成资本主义的“代”，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垮台。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大搞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他们便从极“左”的方面把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分割开来，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进而“打倒党委闹革命”，进而连共产党本身也要彻底否定，用群众组织取而代之，等等。
共产党的领导都不要了，都要反了，这是哪一个阶级的“革命”，又是革谁的命，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马上接过这个革命的口号，一方面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荒谬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鼓动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疯狂地迫害革命干部；
另一方面，用“阶级斗争”来否定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性，鼓吹什么“乱一点有生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
按照他们那种“斗”法，结果是越斗，坏人越高兴，资本主义越泛滥，歪风邪气上升，生产下降、倒退。
毛主席号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四人帮”也加以歪曲、利用。
他们打起“继续革命”的招牌，把马列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
叛徒江青走到哪里都是口口声声“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
结果怎样呢？
按照他们那种“批”法，只会是越“批”越修，越“批”，社会主义越臭，资本主义越香。
总之，林彪、“四人帮”代表的是国内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散布各种极“左”的口号，都是为了实现其极右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而整个地推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整风运动。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批判的时候，很自然地要揭露和剥掉林彪“左派”的外衣，并且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故意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肃流毒，分是非，划界限。
这个批判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同林彪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凭着他们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感到大事不好了。
照这样批下去，他们自己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左派”的外衣就要被撕破，极右派的原形就要暴露了。
于是，就倾巢出动，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这也不准批，那也批不得，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呀，“矛头指向群众”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呀，等等，硬是要把批林运动打下去。
谁要是再敢说个“左”字，那就简直是大逆不道。
可是，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总觉得“四人帮”讲的那一通是歪理，是在玩弄假批林、真保林的把戏。
而“四人帮”却自以为得计，不仅把林彪的一套继承下来，而且恶性地发展了。
党的十大以后，他们更加利令智昏，一次又一次地煽动利用极“左”思潮，另搞一套，向无产阶级进攻。
但是，真理必胜，假左终究掩盖不住真右。
极“左”搞得越荒谬，极右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彻底。
“四人帮”疯狂反党之日，也就是他们彻底垮台之时，他们终究落得了和林彪反党集团同样的下场。
“左”比右好吗？
“左”比右好吗？
这个问题，毛主席反复讲过多少次了。
毛主席指出，“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
那么，为什么一个时期里“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又流行起来，并且在各个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呢？
罪魁祸首还是“四人帮”，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很广很深的流毒。
首先，“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混乱，混淆左右，颠倒敌我。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本来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四人帮”却肆意歪曲篡改，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权利要废除，社会主义政策要否定，统一战线要推倒。
谁不同意他们这一套，就是“到站下车”。
“右倾”、“复辟”、“回潮”等等一大堆帽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任何一个革命同志扣上。
讲革命团结，是右；
讲落实党的政策，是右；
讲实事求是，也是右，一句话，凡是按马克思主义办事，都是右。
在“四人帮”这一套谬论毒害下，有的同志误认为越“左”越革命，因而不怕别人说“左”，只怕别人说右，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
由于这些同志站在极“左”的方面看待事物，他们心目中的“右”实际上是正确，宁“左”勿右，实际上是宁错误勿正确，不过自己还不完全自觉到罢了。
“四人帮”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还杜撰出这样一个反动逻辑：
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右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修正主义路线专政，因此，我们党的所有干部都是右的。
他们不仅对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这些同志也是要革命的），而且对根本没有什么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乱打乱抓，长期不予解放。
反过来，对于他们的死党、亲信、打砸抢者，对于那些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为他们利用而大闹特闹的人，则封为“左派”，论功行赏。
这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左”比右好。
“左”一点不仅算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还可以捞点好处，右的错误可犯不起。
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患得患失，顶不住反动潮流，因而也随波逐流，宁“左”勿右，正确的不敢坚持，拿党的原则作交易。
他们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实际上这种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有那么一些老干部（其中包括有一些本来确是有右的思想的干部），不是就这样一步步走上错误道路，越陷越深吗？
所以，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正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有的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
不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立场决定方法，方法问题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到革命的立场。
怎么能把立场和方法绝然分开呢？
一个革命者说话办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而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遇事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有的眼看着革命干部不能解放出来发挥作用，眼看着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眼看着革命事业受损失，却在那里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难道这不是立场问题而仅仅是方法问题吗？
还有的说，“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这更不对。
路线决定政策，政策体现路线。
二者密切不可分。
试想，离开了各项具体政策，那路线不是就给架空了吗？
如果一个革命者处处违背党的政策，那怎么算是“路线觉悟高”、“大方向正确”呢？
把方向、路线同党的政策割裂开来，通过搞乱政策，来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干扰革命的大方向，这正是“四人帮”的鬼蜮伎俩，是他们假左真右的一个突出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无论“左”或右的错误，都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人民的。
我们想一想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再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对革命和生产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左”比右又好在哪里？
我们还要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时至今日，“左”比右好这个东西还象一根铁索，紧紧框住一些人的头脑，障碍了批判“四人帮”的更加深入，障碍了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充分发扬，障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障碍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
现在还不把“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加以澄清，更待何时？
从斗争经验中学习
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长途中，经历了十一次大的路线斗争。
我们有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经验，也有同右倾机会主义（包括林彪、“四人帮”这种有时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假左真右）作斗争的经验。
毛主席对前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且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其他许多指示中，对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
这是我们进行路线学习的极好教材。
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时刻要记住的是：
第1，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左”和右，都是片面性，都从不同的方面破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准确性。
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比较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意同斗争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那就会大大增强识别机会主义路线的能力，容易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即使有时在工作中出现一些片面性，也不难克服。
第2，一定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特别要警惕假左真右。
总是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左”；
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又可能出右。
防右是马克思主义，防“左”也是马克思主义。
至于重点是什么，那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3，一定要认真改造世界观。
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总要表现出来。
如果不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那就既有可能犯右的错误，也有可能犯“左”的错误。
左派不教育，可以变右，也可以变成极“左”，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让我们大家都从斗争经验中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使自己成为一名坚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抓纲治国的重要一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
（原载02月23日《解放军报》）

要注意抓死角
《长江日报》评论员
我市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自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以来，发展是很快的，特别是清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曾遭受“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点企业、要害部门，群众发动得比较普遍，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得比较彻底，为在本市夺取清查工作的全胜，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下了基础。
目前，在清查工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注意抓一抓死角。
在这方面，红星制伞厂就是一例。
红星制伞厂是个有二百多名职工的小厂。
一年来，全市各行各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热火朝天，可是，红星制伞厂某些领导却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更为反常的是，这个厂对与“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不清不查，却把反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基本群众弄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
开展“三大讲”，深受“四人帮”及其帮派之苦的老工人要发言，厂领导不支持，却弄了个所谓“典型引路”，“控诉”起那些曾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作过斗争的群众来。
群众对厂领导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议论纷纷，极为不满。
对此，厂里领导不仅不改变态度，有的领导还公然威胁群众说：
你们要就把我搞死，不搞死，你们是晓得我的。
群众是压不住的。
他们多次向上级党委反映这个厂的情况。
市二轻局党委对此十分重视，组织了局和公司调查组，两次去这个厂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果断措施。
最近，在这个厂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正在召开，人们压在心头的话正在向工作队倾吐，局面正在打开，原来的一潭静水，正在卷起波澜。
红星制伞厂这类情况，在全市不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知道，市二轻局系统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是搞得比较好的。
在揭批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尚且有这样的死角存在，这更加说明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
绝不要因为运动在前进，形势无限好，就以为大局已定，天下太平，以致松懈麻痹，放过死角，留下空白。
哪里有死角、有空白，哪里就会留下政治灰尘，留下帮派体系的市场，甚至气候适当，那里还会闹“地震”。
各条战线、各级党委都要过细地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红星制伞厂的情况，务必要用揭批“四人帮”伟大运动这把铁扫帚，扫遍各个角落，不留死角。
死角，在军事上是直射炮火不能直接命中的地方。
而这往往也就是敌人利用来保存自己的所在。
政治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那些小单位、新建单位、人员调进调出比较频繁的单位、工作点比较分散的单位以及没有显赫有名的帮派体系的重要人物的单位，容易为人们忽视，容易留下死角，使一些同“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有牵连的人和事滑过去。
因此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单位成为死角，主要原因是那里的领导班子中有问题。
或是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掌权，企图抵制运动，幻想来一个“春风不度玉门关”；
或是领导人自身不干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某种牵连，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也希望运动走过场；
或是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怕矛盾、怕斗争，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领导人也会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这三种人对上是瞒，对下是压。
所以，捂盖子、压群众，就成了死角单位的一个共同特点。
要扫除死角，必须从解决领导班子入手，问题严重的不能让他们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有落后的单位，没有落后的人民群众。
在成为死角的单位里，广大群众却是极为活跃的。
他们对那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是不满的；
对捂盖子、压群众的领导是坚决抵制的。
我们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发现死角。
一旦发现死角，就要认真加以解决，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管而不力。
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
“少数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要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市二轻局党委发现了红星制伞厂这个死角后，两次派出调查组，两次听取汇报分析研究，很快作出派出工作队的决定。
当日决定，次日人员集中，第3天就下到工厂，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雷厉风行解决问题的作风。
（原载02月15日武汉《长江日报》）

政协江西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
杨尚奎当选为江西省政协主席
新华社南昌02月2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02月13日至19日在南昌市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共七百五十二名。
委员们列席了江西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政协江西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百零五人。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当选为本届政协委员会主席，罗孟文、甘祖昌、梁达山、潘震亚、李世璋、胡德兰（女）、刘护平、钟平、赖绍尧、谷霁光、潘式言、何世琨、陆孝彭、沈翰卿当选为副主席，刘坤当选为秘书长。
杨尚奎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
中共江西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江渭清参加了开幕式。
中共江西省委统战工作办公室主任、三届省政协副主席罗孟文代表省三届政协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委员们联系实际，愤怒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工作的罪行，畅谈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统战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大好形势。
委员们表示，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为把江西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得更加美好壮丽，积极贡献力量。

江苏省革委会欢宴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
据新华社南京02月23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今晚在南京的宴会上说，华国锋主席昨天在百忙中会见了我们代表团，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荣幸。
华国锋主席对我们代表团的关怀，表明了南中两国之间的高度友谊和合作。
今晚的宴会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为欢迎舍费尔副主席和夫人以及由舍费尔副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来南京访问而举行的。
舍费尔副主席在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很高兴地获悉，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我们深信，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人大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他说，我们在北京访问期间，就我们两国未来的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和非常有益的会谈。
南中两国发展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是有助于巩固和加深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的。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冰石主持了今晚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江苏省人民对南斯拉夫同志来南京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汪冰石副主任说，舍费尔副主席的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加强中南之间的合作和友谊。
陪同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来南京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等出席了宴会。
随同代表团来访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房震等。
今天下午，南京市红小兵为南斯拉夫贵宾演出了音乐舞蹈节目，受到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时，在红小兵演奏的南斯拉夫乐曲声中，舍费尔副主席和夫人等贵宾高兴地走上舞台，同小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南斯拉夫同志在南京还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和人民商场，游览了东郊风景区。
南斯拉夫同志是今天上午从北京乘专机来到南京的。

首都人民热烈欢迎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首都人民兴高采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来自西藏的政协委员一下飞机就受到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到达首都。
来自港澳的人大代表，在工作人员搀扶下高兴地步出机场。
来自上海的政协委员。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共产党第11届二中全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世界的粮食生产与有关斗争
新华社记者述评
目前世界各国的粮食产量和消费量是很不平衡的。
苏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粮食问题兴风作浪，这就使国际市场上的粮食问题更加尖锐。
随着世界人口和粮食消费量的增加，粮食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第3世界的国家正在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取得可喜的进展。
近年来世界谷物生产概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公布的材料，1977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为十四亿五千七百万吨。
其中小麦为三亿八千四百万吨，比上一年创纪录的四亿一千八百万吨降低百分之八；
稻谷总产三亿六千二百万吨，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五；
玉米、黑麦、燕麦、大麦、高粱和小米等粗粮共为七亿一千一百万吨，也比上一年略有增加。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谷物产量继续增加。
1970年至1977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三千五百万吨。
1976年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达到十四亿七千七百万吨。
粮食主要生产国美国，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设备较好，近年来每年产粮二亿吨至二亿五千万吨之间。
但是由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持高额利润，所以农业生产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粮食生产丰歉无常，波动极大，1973年收获二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吨，而1975年又急剧下降到一亿四千万吨，年产量相差八千二百五十万吨。
从1971年到1977年七年期间，苏联就有五年减产。
在第2世界，除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自给有余，每年有较多粮食出口外，其他不少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都要进口。
东欧国家中，匈牙利农业发展较快，目前按人平均谷物产量已超过一吨；
而波兰近几年来每年都要进口六百多万吨谷物；
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谷物也不能完全自给自足。
第3世界国家中，阿根廷是世界五个小麦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其他四个地区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市场和美国）。
在其他一百二十多个第3世界国家中，目前粮食完全自给或自给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四十几个。
由于过去殖民主义的长期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一般比较落后，粮食生产水平也普遍较低，因此，近年来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
当前世界的粮食问题
美、苏两国约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占有世界农用耕地四分之一以上。
1977年两国生产的谷物合计四亿五千五百多万吨，占世界谷物总产将近三分之一。
第2世界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占世界耕地面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近年来平均每人占有谷物半吨左右。
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三的第3世界，平均每人所占的谷物只约四分之一吨。
世界粮食生产不平衡的这种状况，从历史根源来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进行剥削和掠夺并在这些国家人为制造单一经济而造成的。
此外，发达国家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较多，农业上大量使用机械、化肥、良种和先进技术，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目前地球上一方面有数以亿计的人营养不良，另一方面却出现大量粮食过剩。
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是美国，它的余粮倾销世界各地。
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美国农产品中，有近百分之六十的小麦、大米，四分之一的高粱和五分之一以上的玉米可供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
美国利用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把出口粮食作为政治武器，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1974年它就曾把粮食作为政治武器，想压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其禁运石油进行让步。
世界的粮食价格，虽然由于近两年收成较好，库存增多，趋于平缓，但是1977年11月的小麦出口价格每吨仍为一百一十七美元，比1972年的平均出口价格每吨七十美元增加百分之六十多。
而在1973年至1974年度期间，美国小麦的离岸价格曾经到过平均每吨一百七十七美元。
世界粮价的上涨，同1972年以来苏联大量抢购粮食是密切相连的。
据苏联的统计材料，从1972年到1976年的五年里，苏联就共进口谷物八千三百多万吨。
苏联农业每减产一次，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就波动一次。
人们注意到，苏联近几年来进口的大批粮食，其中一部分是被用于战略储备和转口的。
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虽然因进口粮食而随之增加了购粮费用，但是它们输出的工业品价格也同样上涨。
因此，主要的受害者是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
不少第3世界国家在粮价暴涨面前，处于既缺粮食、又买不起粮食的困难境地，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反映。
第3世界努力增产粮食
广大第3世界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
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第3世界国家在低粮食消费水平的情况下，还是粮食的出口地区。
战后，美国为了转嫁农业危机，通过援助和商业性输出方式，向第3世界大量倾销剩余粮食。
结果，这些地方的粮价被压低，谷贱伤农，许多农民被迫改种经济作物或流入城市，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打击，不少国家越来越依靠进口粮食。
1960年，第3世界国家净进口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五万吨，七十年代以来，这个数字上升到三千万吨左右，个别年份甚至超过四千万吨。
第3世界的缺粮国对于依靠吃进口粮的痛苦，体会是深切的。
特别是在粮源短缺、粮价飞涨的年头，它们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就更大。
为了逐步改变缺粮状况，保障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有效地同超级大国的粮食讹诈进行斗争，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提高农业生产。
可喜的是，第3世界国家在这方面已取得初步成绩。
1975年，世界各国的粮食产量平均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二，而第3世界国家则平均增长百分之四。
它们的粮食自给程度有所提高，进口数量也相应降低。
据统计，1975年，第3世界国家净进口粮食三千五百万吨，比上一年减少六百万吨，1976年净进口三千二百多万吨，比1975年又少三百万吨。
少数发展中国家，如尼泊尔、肯尼亚、赞比亚不仅达到自给有余，还可少量出口。
近年来曾经举行过多次国际性会议，讨论粮食的生产和供应问题。
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这些国际会议上发出强烈呼吁，要求研究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
经过斗争，1974年在联大第6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就解决粮食问题规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积极发展第3世界的粮食生产；
增加粮食储备；
对缺粮国家进行特别援助等。
围绕粮食问题的斗争近年来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息。
这场斗争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肩负反帝、反殖、反霸历史使命的第3世界国家，有着勤劳的人民，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生产潜力，具备发展粮食生产的一切有利条件。
第3世界国家的人民只要摆脱外来的控制和剥削，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脉，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国资源，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那么，较快地解决粮食问题是大有希望的。

保尔·斯太根主席在庆祝党的成立五周年集会上指出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在斗争中成长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2月22日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斯太根02月18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庆祝该党成立五周年的集会上指出，“事实证明，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是挪威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者”。
他在讲话中说，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挪威的革命力量和修正主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以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为首的革命力量的变化。”
他号召挪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斯太根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指出，“苏联在非洲之角从事的战争必然引起一切真正反帝战士的反对。”
他说，“苏联企图在红海地区取得立足点，以便扼制通往欧洲的海上通道。”
他强调指出，广泛支持非洲人民反对超级大国干涉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要求：
“苏联从非洲之角滚出去”。
斯太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于认识今天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动员挪威工人阶级和群众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准备的世界大战是极其重要的。”
他说，“最重要的是揭露苏联，因为，它是这场战争最卖力的策动者。”
他最后说，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不能满足于过去五年的工作。
他说，“我们保证，在今后五年中将作出更大的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拉让江下游第3军分区指挥部发表文告
批判错误路线发展武装斗争
新华社北京02月23日电
据“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最近广播，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拉让江下游第3军分区指挥部去年01月就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展情况发表文告。
文告说，“我国的武装斗争在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武装斗争低潮的考验，革命武装斗争不但胜利地坚持下来，而且还逐步地向前发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国武装斗争的星火必将燎原，武装斗争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
文告指出，世界革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
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继续坚持团结和进步。
苏联修正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文告说：
“过去一年，我国革命在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影响下，也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公开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对革命人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事，而对敌人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争取了部分出去人员重回部队和吸收了一批新兵，使部队有新的补充。
我们还积极开展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杀死、杀伤了一批敌人和处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
在武器制造方面也有新的创造。
过去一年，部队内部更加巩固，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都有新的提高，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之后，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更加朝气蓬勃地迈步向前。”
文告说：
“在党的新政策指引下，我国武装斗争必将有新的发展。”
文告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是艰巨的。
这不仅有赖于我党我军全体同志的努力奋斗，而且更有赖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文告最后号召北加人民在以文铭权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奋勇前进。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02月04日还广播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坚决彻底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高举武装斗争红旗奋勇前进》的声明和沙捞越农民协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1977年发表的题为《彻底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誓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文告。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的声明说：
“北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在1973年年底遭到一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
1974年03月09日，当这个错误路线出现不久之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同志就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和谴责。”
声明说：
“这次的严重路线错误，使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使革命斗争遭到一次比较大的挫折。”
“但这次的错误和挫折，已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我们已更有决心、更有信心和更有办法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声明说：
“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只要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武装斗争是能够胜利坚持和发展的。”
声明最后重申：
“只有主要依靠武装斗争，只有坚决走毛主席所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北加里曼丹的民族解放。
当前，摆在我们全体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面前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狠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坚决把它批倒批臭，更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沙捞越农民协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的文告号召北加里曼丹人民彻底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愚公移山》影片在美国上映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电
纽约消息：
美国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02月14日开始上映大型纪录片《愚公移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是荷兰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摄制的。
美国文学、艺术界人士、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成员以及旅居纽约的华侨观看了影片。
伊文思和罗丽丹也观看了影片的上映并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
这次影片的上映是由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市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这部影片将在每星期二的中午和晚上分别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唐奈尔图书中心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厅上映四十五分钟，直到03月28日为止。

挪中友协举行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中国友好协会最近在奥斯陆举行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总结了1977年的工作，通过了1978年的工作计划，并选出了新的全国理事会，谢蒂尔·克拉内再次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据这个协会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协会工作的政治路线。
他们一致认为，这条路线对于促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公报说，1978年是这个协会成立的第10周年。
在这一年里，协会计划组织更多的访华活动，并出版八期协会刊物《中国和我们》。
代表大会还就中国粉碎“四人帮”的问题通过了一项声明指出，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执行的路线是毛泽东主席的路线的继续。
声明说，代表大会对中国人民清除“四人帮”以及为肃清“四人帮”的反革命影响所作的努力表示理解。
根据代表大会的新闻公报，挪—中友协现在已有七个分会和近三千名会员，发展新会员将是这个组织1978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和丹麦—中国友好协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
中国驻挪威大使刘述卿应邀参加了挪—中友协奥斯陆分会举行的宴会。

日本友好人士川崎秀二先生逝世
新华社东京02月23日电
自民党国会议员川崎秀二于02月22日上午三点十分在东京因病逝世。
终年六十六岁。
川崎秀二先生在生前曾对促进和发展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做出了贡献。
日本自民党决定于03月16日在东京举行川崎秀二先生的葬礼。

蒙博托总统视察“人民宫”工地赞扬扎中友谊
新华社金沙萨02月23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陪同下，02月22日视察了金沙萨“人民宫”工地，受到扎、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
视察时，蒙博托总统很感兴趣地听取了扎伊尔公共工程和领土整治国务委员马费马·恩甘泽和负责建筑“人民宫”的中国工程小组组长杨锦波的介绍。
蒙博托总统对工程进展表示满意，他赞扬中、扎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卓有成效的合作，并要求他们为中—扎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齐亚将军宴请我对外友协代表团
齐亚将军强调巴中两国在反帝反霸和捍卫独立中互相支援
王炳南团长赞扬巴基斯坦人民不畏强暴反对侵略光荣传统
新华社伊斯兰堡02月23日电
巴基斯坦政府首脑、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02月22日晚在这里举行宴会，招待由会长王炳南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顾问、国防和协调总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负责工业和生产的顾问哈比布拉·汗，负责外交事务的顾问阿迦·夏希和外事秘书沙阿·纳瓦兹等高级官员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和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齐亚·哈克将军接见了代表团，并且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宴会上，齐亚·哈克将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
“不可改变的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已经使中国和巴基斯坦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今天，这种传统的友谊是牢固地建立在我们共同努力恪守指导国际活动的崇高准则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基础上。
坚持这些准则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在我们历史上的困难时刻，一贯地给予了我们坚决的支援。
对此，我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深信，我们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将一如既往互相支援。”
齐亚将军在回顾了他在去年12月对中国的圆满的访问说：
“我们相信，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努力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周恩来总理阐明的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任务中将得到完全的胜利。”
王炳南在讲话中说：
“中国人民一向高度赞扬勤劳勇敢的巴基斯坦人民是不畏强暴的人民，他们具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的光荣传统。
现在，他们正在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以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
他说，在国际事务中，巴基斯坦和亚非拉国家人民一起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
巴基斯坦因此博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赞扬，并且提高了国际威望。
我们相信，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将克服所有的困难，并且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我们衷心地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和强盛的国家。
他说：
“在我国人民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之后，革命和建设事业正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坚决实现毛主席的遗愿，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以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王炳南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的邻邦。
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并且亲自指导促进中巴友谊的工作。
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中巴友谊保持不变。
他说，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
可以肯定地说，中巴友谊将与日俱增。
在宴会结束时，齐亚将军和王炳南会长互赠了礼品。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23日下午，代表团乘飞机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白沙瓦访问。

尚未解决的问题
辛平
日本《每日新闻》02月21日报道了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20日下午同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会谈时的如下一个生动的镜头：
“波利扬斯基大使：
日苏两国除了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外，是否从能做到的事做起进行合作呢？
（在波利扬斯基大使讲这番话的时候，坐在旁边的秘书西连科用严峻的目光对这位大使耳语了些什么。）
波利扬斯基大使：
（神态慌张地）不！
领土问题是已经解决完毕了的呀。
安倍长官：
日本认为，领土问题尚未解决。
领土问题解决之后，搞睦邻条约，搞什么都可以。”
西连科秘书为何用严峻的目光对大使耳语？
大使又为何听到耳语之后神态慌张？
原因很明显。
因为，这位大使一时不慎，承认了日苏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指苏联长期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问题。
苏联当局曾经承认日苏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但为了长期霸占日本北方领土，后来又自食其言，硬说日苏之间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秘书提醒了波利扬斯基的“失言”之后，这位大使神态慌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位苏联大使赶忙“更正”，更显得是掩耳盗铃。
当他刚说出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时，日本官房长官马上回敬说，“领土问题尚未解决”，顶得他慌忙改变话题。
最近日本报纸还报道了这么一件怪事：
苏联《远东问题》（季刊）俄文版在去年12月出版的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精心炮制的题为《苏联远东的珍珠》的长文，大谈什么千岛群岛（包括齿午、色丹、国后、择捉四岛）是俄国“最先发现的”，因此“是俄国固有的土地”。
文章并且对日本人民要求恢复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大肆攻击污蔑。
但是，同一期的《远东问题》杂志的日文版中，却没有刊登这篇与日本息息相关的“重要文章”。
这件事引起了日本舆论界的注意，它们揭露了这种精心的安排，并且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了在日本外相园田直于01月上旬访苏前夕制造“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舆论的。
《每日新闻》指出，苏联是企图“证实苏联首脑关于‘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的说法，再次抵销日本要求一揽子收复北方四岛的主张”。
但是，这种“论证”的策划者是如此的心虚，只是把它刊登在俄文版上，企图用来愚弄国内读者，而不敢刊登在日文版上公诸于与这个领土问题直接相关的日本人民。
日本报纸反其道而行之，把这篇歪曲历史事实的文章的内容公布了出来，日本公众看了莫不愤慨。
归还北方领土北海道促进会代表干事本间庆藏指出：
“苏联《远东问题》季刊发表的这篇文章，勿宁说是一个使日本人民更加认清北方领土问题的反面教材。”
他坚定地表示：
“今后，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国内要求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规模，而且还要加强同世界人民之间的团结，来阻止苏联的扩张政策，反对它的霸权主义。”
（新华社）

巴巴多斯决定建立二百海里经济区
新华社北京电
布里奇顿消息：
巴巴多斯议会在听取了外交部长亨利·福德关于外国渔船掠夺加勒比海的自然资源的证词后，一致通过关于建立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法案。
福德外长不久前在议会作证时说：
“加勒比地区不能坐视外国渔船未经许可而在它的水域内任意捞尽它的稀有的渔业资源。”
他说，巴巴多斯必须有条不紊地管理和保护巴巴多斯岛周围海域里的渔业资源，因为加勒比海已经成为拥有远远超过巴巴多斯的技术和物力的工业化国家的捕鱼区。

“拉丁美洲”名称的由来
拉丁美洲是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产生有深远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
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曾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达数百年之久，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等等，都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移民的涌入、定居而广布于大陆各地。
更重要的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逐渐取代当地的印第安语，成为普遍采用的正式语言。
从十九世纪起各殖民地纷纷独立，绝大部分国家以西班牙语为国语，巴西则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
这两种语言都是属于拉丁语。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会议
为了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威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四个拉美国家于1962年在联合国提出了关于建立拉美无核区的第1个提案。
1963年，在墨西哥倡议下，在上述四国总统联名签署的信件中，要求拉美各国政府给予合作，建立第1个无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地区。
1967年02月24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正式成立，墨西哥等二十一个拉美国家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尔科区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条约于1969年05月开始生效。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包括序言、三十一项条文和两项附加议定书，其中第2号议定书要求有核国家尊重拉美非核化的规定，不采取违反条约规定的行动，不向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拉美国家要求建立无核区的正义主张，一向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除苏联外，都已在第2号附加议定书上签了字。
在去年举行的拉美禁止核武器组织第5届会议上，拉美国家对苏联至今拒不签署第2号附加议定书提出呼吁。
苏修核霸王伪善面目暴露无遗。

拉美国家加强团结维护民族主权
秘鲁总统和阿根廷海军总司令积极支持拉美一体化政策争取拉美国家的发展
拉美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举行会议　墨西哥和中美六国加强合作发展咖啡生产
新华社利马电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02月15日强调说，秘鲁积极支持拉美一体化政策，以争取拉美国家的发展。
他在危地马拉新任驻秘鲁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说，“我们属于拉美大家庭，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就使我们应该执行一体化政策。
秘鲁积极支持这种政策”。
秘鲁总统还表示，秘鲁政府早就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以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拉美各国的互相合作。
新华社北京电
巴西利亚消息：
据巴西报纸报道，阿根廷执政委员会成员、海军总司令埃米略·马塞拉最近在里约热内卢休假时对巴西记者说，拉美一体化应成为这一地区国家的基石。
马塞拉说，拉美一体化“应当成为拉美国家大家庭的基石，它能够使我们这些国家得以参与决定世界性的事务。
我们不能容忍出现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满腹牢骚的卫星国这样一种前途”。
马塞拉还说，阿根廷和巴西两国应当负起它们对拉美一体化承担的责任，这种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特征。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第8次会议02月17日在墨西哥城结束。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二十一个食糖出口国的一百零四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讨论稳定食糖价格问题。
在全体会议和一些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显示了在反对美国增加食糖进口税方面的团结一致。
墨西哥商业部负责对外贸易的副部长埃克托尔·埃尔南德斯·塞万提斯说，美国政府事先没有经过协商就在食糖入口方面“采取关税限制”，“严重损害了我们各国的经济”。
他认为，与会代表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将有助于改善食糖的生产和贸易工作，有助于使食糖业给拉美国家带来更多利益。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不仅讨论了经济、统计和贸易问题，而且也讨论了甘蔗种植和食糖生产的技术问题。
此外，这次会议还就成员国食糖的生产和贸易政策统一了意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是1974年成立的。
据报道，这个组织成员国出口的食糖占世界食糖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和中美洲六国02月17日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首府哈拉帕城签署了关于保护和实现咖啡种植现代化合作计划的协议。
上述协议是由墨西哥咖啡协会会长福斯托·坎图·培尼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农业部代表签订的。
据报道，这项计划的工作总部将设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
通过这项计划，将交流为增加咖啡生产和防治危害咖啡最严重的害虫和黑穗病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成果和经验。
坎图·培尼亚在宣布上述协议时说，这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防治咖啡的黑穗病和虫害，因为这些病虫害目前已分别对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咖啡树造成了损害。
在咖啡生产正常的其它几个国家也需对此进行预防。
签署协议的这些国家每年共生产咖啡一千二百万袋，占世界咖啡产量的百分之二十。
咖啡生产对它们的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拉美国家加强团结维护民族主权
秘鲁总统和阿根廷海军总司令积极支持拉美一体化政策争取拉美国家的发展
拉美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举行会议　墨西哥和中美六国加强合作发展咖啡生产
新华社利马电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02月15日强调说，秘鲁积极支持拉美一体化政策，以争取拉美国家的发展。
他在危地马拉新任驻秘鲁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说，“我们属于拉美大家庭，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就使我们应该执行一体化政策。
秘鲁积极支持这种政策”。
秘鲁总统还表示，秘鲁政府早就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以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拉美各国的互相合作。
新华社北京电
巴西利亚消息：
据巴西报纸报道，阿根廷执政委员会成员、海军总司令埃米略·马塞拉最近在里约热内卢休假时对巴西记者说，拉美一体化应成为这一地区国家的基石。
马塞拉说，拉美一体化“应当成为拉美国家大家庭的基石，它能够使我们这些国家得以参与决定世界性的事务。
我们不能容忍出现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满腹牢骚的卫星国这样一种前途”。
马塞拉还说，阿根廷和巴西两国应当负起它们对拉美一体化承担的责任，这种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特征。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第8次会议02月17日在墨西哥城结束。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二十一个食糖出口国的一百零四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讨论稳定食糖价格问题。
在全体会议和一些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显示了在反对美国增加食糖进口税方面的团结一致。
墨西哥商业部负责对外贸易的副部长埃克托尔·埃尔南德斯·塞万提斯说，美国政府事先没有经过协商就在食糖入口方面“采取关税限制”，“严重损害了我们各国的经济”。
他认为，与会代表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将有助于改善食糖的生产和贸易工作，有助于使食糖业给拉美国家带来更多利益。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不仅讨论了经济、统计和贸易问题，而且也讨论了甘蔗种植和食糖生产的技术问题。
此外，这次会议还就成员国食糖的生产和贸易政策统一了意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是1974年成立的。
据报道，这个组织成员国出口的食糖占世界食糖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和中美洲六国02月17日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首府哈拉帕城签署了关于保护和实现咖啡种植现代化合作计划的协议。
上述协议是由墨西哥咖啡协会会长福斯托·坎图·培尼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农业部代表签订的。
据报道，这项计划的工作总部将设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
通过这项计划，将交流为增加咖啡生产和防治危害咖啡最严重的害虫和黑穗病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成果和经验。
坎图·培尼亚在宣布上述协议时说，这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防治咖啡的黑穗病和虫害，因为这些病虫害目前已分别对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咖啡树造成了损害。
在咖啡生产正常的其它几个国家也需对此进行预防。
签署协议的这些国家每年共生产咖啡一千二百万袋，占世界咖啡产量的百分之二十。
咖啡生产对它们的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拉美国家是怎样反对海洋霸权的？
问：
去年11月0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提到拉美国家发起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
在世界各国人民维护海洋权、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中，拉美国家是一马当先的。
1952年08月18日，太平洋沿岸国家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三国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署了《圣地亚哥宣言》，首次宣布对从沿岸延伸二百海里的水域“享有独占的主权和管辖权”。
1954年12月04日，三国又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的补充协定，重申了二百海里的领海主权并制订了保卫领海权的共同措施。
1970年05月08日，智利、秘鲁、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根廷、巴拿马、乌拉圭和巴西九国发表《蒙得维的亚海洋法宣言》，宣布各签字国扩大它们的领海区或专属管辖区为二百海里。
这个宣言的签署，是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海洋资源，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发展。
1970年08月08日，秘鲁等十四个拉美国家投票通过《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海洋法的宣言》，强调沿海国家有权确定其海洋主权或管辖权的范围。
1972年06月多米尼加等十五个加勒比地区国家发表的《圣多明各宣言》，主张维护二百海里海洋权，这样，宣布维护二百海里海洋权的拉美国家就达到二十个。
美帝国主义一向把拉美国家看成它的“后院”，把拉美地区的海洋看作它的“内湖”。
它的军舰在“内湖”任意出入，渔船在拉美海洋上肆意捕捞。
据统计，仅在1971年，美国渔船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域内非法捕捞的金枪鱼一项就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在向拉丁美洲扩张。
它对拉美国家富饶的海洋资源早就垂涎三尺，1966年起，苏联的渔船队就到达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1967年初，就有不下一百艘苏联渔船出没在南美洲的海域。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肆意侵犯和掠夺拉美国家的主权和资源，不断激起拉美国家人民的反抗。
拉美国家决心保护本国的海洋资源，仅在1971年，厄瓜多尔就捕获了五十余艘非法闯入其二百海里领海的美国海盗渔船，并课以罚款。
阿根廷海军去年09月下旬和10月初连续拘捕了九艘侵入阿根廷领海非法捕鱼的苏联渔船；
阿根廷曾为此两次向苏联提出抗议。
前不久，墨西哥渔业组织的负责人也揭露苏联无视墨西哥领海主权，在墨西哥领海非法捕大虾，指责苏联和一些外国的船只“每年掠夺走墨西哥湾出产的百分之五十的大虾”。
现在，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已成为拉美国家的共同呼声。
拉美国家带头掀起的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或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二百海里渔业区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附图片）
图为竖立在厄瓜多尔公路旁的捍卫海洋资源的标语牌。
　本报记者摄

日本首相不接受勃列日涅夫再次施加的压力
重申必须先解决领土问题再缔结日苏条约
新华社东京02月23日电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02月22日表示，决不接受苏联向日本提出的缔结把北方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的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的建议，重申日苏之间必须首先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福田首相的这番话，是在他会见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的时候说的。
据日本报纸报道，这次会见是应波利扬斯基的请求举行的。
会见时，苏联大使向福田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
这封信是对今年01月福田首相致勃列日涅夫亲笔信的复信，复信中再次提出要求日本同意同苏联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
在此以前，苏联当局曾多次提出过撇开领土问题先缔结这项条约的要求，都遭到了日本的拒绝。
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福田首相针对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说：
“不能缔结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的睦邻条约”，“应当遵循（1973年田中访苏时同苏联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原则解决领土问题”，“解决领土问题是缔结和约的前提”。
田中访苏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
“双方将在1974年的适当时期继续进行关于签订两国和约的会谈”，“解决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在这之后不久，苏联就说什么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在会见日本首相时又一次说，苏日之间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当即遭到福田首相的反驳。
福田首相强调说，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尚未解决。

秘鲁印加文化
秘鲁共和国是南美洲著名的印第安人国家，在一千六百万人口中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九。
秘鲁也是南美洲的文明古国。
公元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印第安人的印加族人以秘鲁南部库斯科为首都建立了“印加帝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图为秘鲁冒冒遗址中的建筑，墙面上遗存着各种浮雕图案。
新华社记者摄

西亚德总统号召人民加强团结捍卫国家主权
非洲报刊揭露苏联企图攫取非洲之角使非洲大陆重新沦为殖民地
新华社摩加迪沙02月22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02月21日在摩加迪沙举行的一次政府官员会议上宣布：
“索马里人民准备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索马里人民决不会被任何想损害他们主权的人所吓倒。”
西亚德总统指出，国家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捍卫索马里人民的主权和团结是每一个索马里人的职责”。
西亚德总统号召索马里人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生产。
他说：
“我们应当依靠自己，真正利用国家的资源，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说：
“克服目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索马里人民加强团结和确保国家的主权。”
西亚德总统表示：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索马里人民。”
同一天，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哈桑在会见伊朗记者时说，为了保卫索马里的主权，全国正在进行准备和训练。
索马里政府和人民都准备保卫国家的主权。
每天全国都有成千成千的索马里人涌向志愿兵登记站。
新华社北京02月23日电
非洲一些国家的报刊最近发表评论和文章，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之角和非洲的其他地区。
摩洛哥《解放》周刊最近一期发表的评论指出，苏联在非洲之角施加军事、技术和经济影响有着深刻的动机。
苏联长期以来就同美国在第3世界角逐，赤裸裸地推行了大国政策。
评论说，苏联企图控制埃塞俄比亚和亚丁，这样，它就将几乎完全控制红海和曼德海峡，也就是说几乎完全控制石油之路。
扎伊尔《劳动报》02月22日发表的文章说，在埃及、苏丹、索马里驱逐了苏联的顾问之后，苏联“企图攫取非洲之角，接着在（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扩张它的势力”。
文章在谈到非洲之角出现的紧张局势时说：
“人们不断提出的问题是：
促使苏联和它的古巴伙伴现在日益大规模地卷入非洲兄弟国家的冲突中去的理由是什么”。
文章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应当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找到一项解决办法。
《尼日利亚论坛报》02月2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苏联人每年在古巴花一大笔钱，“现在，苏联人利用古巴人在非洲充当炮灰的办法来使用这笔投资。”
文章说：
“苏联想利用三万名古巴远征军使非洲这块巨大的大陆（它比欧洲大三倍）重新沦为殖民地，这怎么能办到呢？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在非洲棋盘上的这一战略性的一局中，苏联肯定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