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经验
——揭批“四人帮”一伙炮制的所谓“朝农经验”
编者按：
在“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有一个叫得最响的反革命口号：
“同十七年对着干”。
这个反革命口号最早出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炮制的“朝农经验”。
按照“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朝农经验”提出“狠批十七年”，“同十七年对着干”，完全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肆无忌惮地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
当然，“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也好，兜售“朝农经验”也好，都不光是为了在教育战线“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的狂妄野心，是要完全否定各条战线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在各条战线上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
“同十七年对着干”，实质上成为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认真揭批“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朝农经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揭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深入发展，也是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搞好教育革命的需要。
“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期间，《人民日报》带头吹捧“朝农经验”。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光《人民日报》一家就发表了二十七篇吹捧“朝农”的报道和文章。
特别是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时，《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或者加“编者按”，或者加“短评”，刊登了好几篇文章和报道，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四人帮”另搞一套，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呼风唤雨，推波助澜，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在《人民日报》的影响下，所谓“朝农经验”充斥全国各种报刊，流毒各地。
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几篇揭发批判所谓“朝农经验”的材料，清算“四人帮”炮制“同十七年对着干”反革命口号的罪行。
1974年12月02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登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调查”，在全国吹响了所谓“朝农经验”的第一声喇叭之后，所谓“朝农经验”便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而越吹越响。
《人民日报》有些“按语”和“短评”，给朝农戴上了“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一顶顶五光十色的桂冠。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许多人对所谓“朝农经验”提出了疑问，但是由于“两个估计”的束缚，不少人心有余悸，还不敢理直气壮地揭露“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倒了“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两个反革命“估计”，人们思想大解放，纷纷提出所谓“朝农经验”究竟是什么货色？
它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四人帮”利用
“朝农经验”干了那些罪恶勾当？
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深入揭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斗争中必须解决的。
所谓“朝农经验”就是“同十七年对着干”
何谓“朝农经验”？
1975年12月，“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曾得意洋洋地问学生：
“朝农经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学生答道：
“社来社去。”
他说：
“不对，朝农经验的实质，一句话，就是同十七年对着干”。
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实质内容的“朝农经验”，有个发展过程。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一伙煽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妖风。
“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当时是进驻原沈阳农学院的负责人。
而朝农的那个亲信，则是沈农当时的领导人之一。
他们狼狈为奸，利用广大师生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机会，疯狂攻击沈阳农学院是什么“美国的分院”，逼着党员教师承认“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反党的”，污蔑学校的党支部是“国民党的支部”，校党委是“南京政府”，恶毒咒骂广大教师是什么“哈巴狗”、“绿豆蝇”、“小王八”。
1971年夏季，“四人帮”一伙抛出反革命的“两个估计”，遭到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强烈反对。
1973年10月，朝农水利系发生了一场“对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要不要一分为二”的辩论。
这对“四人帮”推行“两个估计”，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四人帮”在朝农那个亲信立即进行镇压，叫嚷：
“十七年怎么一分为二？
那是修正主义统治，你想在那里分出点什么好东西来！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翻案。”
他的同伙也跟着叫喊：
“对十七年一分为二，这是打着哲学旗号为修正主义评功摆好。”
1974年，“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掀起了批所谓“复辟”、“回潮”、“倒退”的恶浪。
朝农那个亲信的反革命叫嚣也跟着升级。
他在“朝农现场会”上，公然叫嚣：
“我们就是要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对此大加赞赏。
从此，“对着干”，就成了他们推行“朝农经验”的“根本性指导思想”。
1976年02月14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了以朝农那个亲信的一个讲话为基础改编的黑文：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
这篇集“朝农经验”之大成的反革命黑文，从教育方针、教学方法到学校领导等十个方面，杀气腾腾地提出了“对着干”的具体干法。
这篇反党黑文，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污蔑为“地主、资产阶级向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继续”，学校领导干部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广大教师“只能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从而全面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事实。
他们还在这篇黑文中，疯狂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和原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把邓副主席和周荣鑫同志在1975年要求全面贯彻毛主席教育路线的讲话诬陷为“奇谈怪论”，是什么企图维护“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大搞“智育第1”。
他们把坚持既普及又提高，诬蔑为“维护过去‘正规化’的一套旧制度”；
把要求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骂为“闭着眼睛瞎说”；
要求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积极性，也被攻击为“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同工农的关系”。
总之，谁揭发、抵制“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谁妨碍“四人帮”利用教育篡党夺权，他们就同谁“对着干”。
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另一篇黑文《不斗争就不能前进》中，把这一反革命经验，宣扬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了走资派赖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妄想煽动全国人民坚持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下去”，“斗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天地”，露骨地要把“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推向各条战线，搞乱全国。
事实说明：
从1974年他们第1次喊出“同十七年对着干”，到1976年提出“十个对着干”，“朝农经验”逐步系统化了，形成了一个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他们要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
所谓“朝农经验”，从学校性质到培养目标，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无一不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在“朝农现场会”上，辽宁那个死党教唆朝农毕业生回社队以后，要专门“挑刺”，带头“造反”。
迟群则大讲要办什么“反潮流的大学”，“通过学校培养实行全面专政的人”。
不久，朝农那个亲信在一次学习班发言中公开提出：
“农学院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培养的学生“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还胡说“新农民，首先要新在这里”。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朝农那个亲信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亲自主持修改了朝农的办学“方案”，声言：
“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给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辽宁那个死党在同“四人帮”密谈时说得更加露骨。
他说：
“我们朝农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就凭这一条，我就批准他毕业。”
张春桥赞赏说：
“只要有这一条就行。”
迟群的所谓学校“只有一个造走资派反的专业”的反革命谬论，就是从这儿来的。
“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就是“四人帮”全面对抗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为他们培植走卒和打手的。
社会主义觉悟，即德育，本来要求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忠诚老实，遵守纪律，为革命刻苦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四人帮”一伙把它篡改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抓‘走资派’”。
朝阳地委那个亲信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我总想把朝农变成自己的干部学校、政治大学，造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造反派、先锋战士，要让他们能分析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大队党支部，上边的也能分析，能识别走资派，斗垮走资派，就是中央也敢反。”
这清楚地供认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智育，本来是指教育学生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为了取消智育，“四人帮”一伙歪曲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的指示，胡诌什么“劳动就是以学为主”，“干就是学”。
朝农那个亲信则规定：
“党委就抓主课（他们搞的所谓“阶级斗争”）和会战（全院性每年两次突击性劳动），业务由系里去管。”
他们不顾广大师生的抵制，大砍基础理论课，破坏实验设备，禁止恢复教研室，不准编写教材，随意占用教学时间。
一九七六届毕业生在校三十四个月中，牧医、果林、农学三个系和水利系农田水利专业，上专业课的天数只占总天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到百分之二十。
“几上几下”，本来是按农时季节下去帮助生产队安排生产计划，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办政治大学”以后，他们提出了“几上几下政治化”。
考查学生“几下”期间的表现，主要看“同走资派斗争”得怎样。
结果，“几上几下”这个朝农师生在教学方法方面进行改革的初步尝试，完全变成了抓“走资派”的反革命预演。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据点
“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在“现场会”上同迟群勾结上以后，立即撕下了昔日“举抗大旗、走共大路”的伪装，宣称他们是“学清华、北大学出来的”。
1975年10月中旬，即“四人帮”拼凑力量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关键时刻，他派了五十四人的代表团到清华、北大接头串连。
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破格接待，秘密交底。
代表团负责人在两校组织的大会上叫嚷，在北京“看到了一股什么流”，“闻到了一点糊巴味”，发誓要和“两校战友”“战斗在一起”。
“四人帮”在清华、教育部的黑干将同朝农的亲信勾结越来越紧，他们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出马，到朝农传递信息，协调步伐。
1975年12月，“四人帮”炮制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党大毒草出笼以后，朝农那个亲信紧紧跟上，把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的插话，当作“奇谈怪论”来批判。
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周总理是什么“民主派”，狂叫要“打倒”邓副主席，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四人帮”为了充分发挥朝农在篡党夺权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地给朝农的亲信撑腰打气。
叛徒江青给朝农送来了学生，“四人帮”覆灭前夕，她还叫嚷“只要我不死，一定到朝农去！”
1975年12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令他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派人赶写了一篇有关朝农的“述评”和《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短评”，不指名地攻击周荣鑫同志，把他的正确意见当作“修正主义”、“错误思潮”来批。
1976年02月，在“四人帮”另搞一套逐步升级的重要时刻，《人民日报》又发表“清华、北大参观学习朝农的汇报”，宣称朝农的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中，鼓吹“革命同志”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提高斗争能力”，煽起一股串连风。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二十四万人次涌向朝农。
朝农那个亲信拚命推行“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公然宣称“现在从上到下，有一条又黑、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人家来，主要是了解咱们朝农的运动是怎么搞的，是怎么同这条路线斗争的，中央（指“四人帮”）就是用这个办法领导运动。
我们就是要讲斗争，起点火的作用。”
他们在外地是如何“点火”的？
这里仅举一例。
河南省南阳地区镇平县一个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一贯打砸抢的反革命分子，窜到朝农请求支援。
朝农那个亲信亲自接待，亲切地称他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还派人以“调查”为名前去支持。
那个反革命分子把朝农作为靠山，自称“朝农名誉常委”、“朝农驻南阳地区联络员”，纠集帮派势力，挑动武斗，到处抓“走资派”，把这个地区的十二个县搞乱了十一个。
大量事实证明，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1976年，朝农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所学校了，完全变成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联络帮派势力、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黑据点。
“辽海两校一线穿”。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派遣代表团到朝农串连。
他们肉麻地对朝农那个亲信说：
“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向往朝农。
我们是怀着当年到延安上抗大的心情来朝农的。”
朝农那个亲信听了，神魂颠倒地对人说：
“人家都把我们比做延安了，我们自己还不理解这里的深刻含义。
文化大革命时把客人请到北京，现在是把客人请到朝农，我们究竟给人家一些什么？
要好好研究研究。”
他到处造谣：
“江西共大是不行了。
全国学朝农，中央（指“四人帮”）很快就要表态了。”
正当这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美梦做得香酣的时候，一声霹雳震乾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共辽宁省委和朝阳地委采取果断措施，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基本查清了朝阳农学院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根据实际情况，中共辽宁省委批准，撤销了朝阳农学院，恢复当地原来的农业、农机、水利三所中等专业学校和地区农科所。
这几个单位的同志们表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一定要抓住“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要害，深入批判“朝农经验”，揭穿它的反革命实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朝阳日报》记者　王　强
本报记者　景险峰　孟繁华

抓好田间管理
夺取油菜丰收
福建龙海县在春耕生产中，既抓粮食作物，又抓经济作物。
图为罗坑大队吴厝生产队社员在油菜田喷药除虫，进行油菜后期管理。
新华社记者摄

江西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江渭清当选为省革委会主任
新华社南昌02月20日电
江西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02月14日至18日在南昌市举行。
出席这届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名。
代表们在会上表示，一定要发扬井冈山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团结起来，抓纲治赣，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选出了新的一届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和江西省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江渭清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白栋材、黄知真、刘俊秀、方志纯、信俊杰、彭梦庾、李毅章、王昭荣、赵志坚、万里浪当选为副主任。
在省革命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柳滨（女）被任命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渭清同志在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江西是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资源丰富，人民富于革命传统。
但是由于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的多年破坏，革命和建设几起几落，成了“重灾区”。
一年多来，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省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夺得了一年初见成效的重大胜利，全省政治、经济形势一派大好。
去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出现了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可喜景象。
江渭清同志号召全省军民，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努力作战，尽快地把江西建设成为一个稳产高产的商品粮、油、竹木基地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江渭清同志要求全省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
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各项工作胜利前进。
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造更多的第1等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和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团结起来，大干快上；
团结起来，抓纲治赣。

落实党的政策　郫县一年巨变
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全县出现“七增一减”新气象
据新华社成都02月20日电
本社记者曹光晖报道：
1977年，四川省郫（pí皮）县出现了“七增一减”的新气象：
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长两成以上，平均亩产由一千斤增加到一千三百多斤；
农副业总收入增加百分之十四；
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增加百分之十一；
集体储备粮增加十二倍；
公共积累增加百分之五十四；
社员分配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五；
社员口粮增加百分之十一；
生产费用下降百分之四点二。
全县一千七百多个生产队，队队做到收益分配兑现；
百分之九十一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是什么原因使郫县一年巨变呢？
这个县的干部、群众说：
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是调动社员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关键。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整套农村经济政策，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根本保证。
但是，“四人帮”挥舞大棒，攻击建立劳动管理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诬蔑实行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诽谤搞好收益分配是“物质刺激”，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弄得干部社员有章不敢循，有劲使不出。
去年，郫县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带领干部社员砸烂精神枷锁，把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重新端正过来。
郫县县委认识到要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首先要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这对矛盾。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促进生产。
一方面，要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产增收，另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使社员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因此，县委根据近几年来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出勤率低的情况，下力气抓了加强生产责任制这项工作。
他们的具体作法是：
（一）普遍建立“三定”制度，挖掘劳动潜力。
各生产队民主评定每户社员全年的基本投工、投肥任务和基本口粮。
实行“三定”制度后，去年各队的劳动出勤率，普遍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二、三十。
（二）积极搞好劳动定额管理，提高劳动效率。
去年全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建立了作业管理小组，实行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五定”责任制，并采取“定额到组，活评到人”的评工记分方法，深受广大干部、社员的欢迎。
各队实行定额管理后，劳动工效一般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质量也有了保证。
（三）奖励对集体贡献大的先进社员。
去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有二万四千多名社员受到了各级党委的红榜表扬，其中有八千多名社员还获得了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的物质奖励。
1977年恢复耕牛饲养、繁殖的奖励政策后，全县耕牛死亡率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九十，小牛的繁殖率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四十。
认真贯彻党的政策，采取以上这些措施后，1977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社社队队增产，样样作物增产，生猪、耕牛等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丰收后，郫县县委根据增产增收、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去年的年终分配中，扎扎实实地抓了五件事：
一、以各公社为单位，先后召开三次大会，宣传形势，总结成绩，表扬先进，广泛开展“丰收是怎么得来的”、“丰收了怎么分配”、“丰收以后怎么办”的大讨论，教育干部、社员本着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搞好分配，使社员都能得到实惠。
二、组织有干部、财务人员、贫下中农参加的经济清理队伍，翻仓查库，清理工分和肥料、粮食、钱财、票物，实事求是地查清全年产量，弄清家底，为搞好分配打下基础。
三、坚决收回不合理的借支、垫支和超支的钱款。
使全县社社队队做到分配兑现。
四、对分配上存在困难的穷队给予适当的照顾。
五、全面检查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初步制订第2年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并落实“三定”任务，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为了严格把好收益分配这一关，县、社党委的第1、二把手纷纷深入基层，亲自试点，做出示范，指导全面。
同时，从上到下，各级干部带头遵守制度，模范执行党的政策。
县委机关家住农村的干部，凡欠了生产队款的，都做到了当年清。
去年，全县百分之九十一的社员做到了增产增收。

丁学礼在宁夏试验成功麦稻两熟
农民专家丁学礼今年六十八岁，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二队科学实验小组的领导人。
他对宁夏引黄灌区改革水稻栽培技术和在实现水稻高产、春麦高产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而且选育出不少水稻优良品种。
宁夏引黄灌区海拔一千到一千三百多米，气候寒冷，无霜期不过一百五十天左右，难于麦稻两熟。
丁学礼不迷信，不保守，勇于创新。
他满怀信心地搞麦稻两熟的试验。
为此，他改水稻水育秧为旱育秧，使育秧不占农田来为两熟争取时间。
为了防止失败给集体造成损失，丁学礼从自己家里拿出稻种，自己动手搭起一个十平方米的简易温室，还生上一个小火炉，然后在塑料薄膜上铺土施肥，进行育秧。
他整整四十个日日夜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人累瘦了，秧育成了，接着，丁学礼又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外地的寄秧办法，把要等收麦后才插的部分秧苗暂寄在稻田里。
这样，古城公社部分稻田的麦稻两熟终于获得成功，历年亩产都在一千五百斤左右。

向矸石山进军
——记邯郸市利用煤矸石的群众运动
走进煤矿区，往往可以看到，煤井旁边由煤矸石堆成的矸石山。
过去，这大量的煤矸石被人们视为“废物”，长期抛弃在那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少煤矿区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开始大量利用煤矸石，让它们为祖国的现代化发热发光。
在向矸石山进军的战斗中，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打了一个漂亮仗，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邯郸是我国煤炭基地之一，峰峰、邯郸两个矿务局的十几个煤矿就座落在附近的太行山麓。
那年年增高的矸石山，历年积存总量达三千万吨以上，占地两千亩。
邯郸市利用煤矸石虽有较长的历史，但有组织、有领导的大量利用，是从1975年，特别是从1977年开始的。
1975年，在全国四届人大精神鼓舞下，邯郸人民意气风发，决心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06月份，市委向全市提出：
国民经济要大上，就要走革新、改造、挖潜的道路。
在燃料方面，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广开能源。
从此，利用煤矸石成了全市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内容。
在改造炉灶，利用煤矸石方面，第二商业局饮食公司所属的利民食堂，走在前头。
为了节省煤炭，支援工农业生产，他们学习外地建造简易煤气炉的经验，克服各种困难，改建炉灶。
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建成了矸石煤气炉。
这座炉一次加进八百公斤矸石，可以烧十四小时，供每天营业八百元所需的煤气，绰绰有余。
过去烧好煤，每天要花十二元，现在只要四角八分钱。
利民食堂矸石煤气炉建成后，邯郸市委非常重视，立即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全市很快形成了自力更生、大建矸石煤气炉的群众运动。
二商局饮食公司各单位，首先做到普遍使用煤气炉；
机关、学校、厂矿的做饭、烧茶、取暖，也开始广泛使用。
到去年年底，全市共建成矸石煤气炉二百一十五座。
光这一项，就烧矸石四万一千多吨，节约好煤两万多吨。
普遍推广矸石煤气炉，是邯郸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向矸石山进军的第1战役。
从去年07月，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河北省委有关文件开始，又进入了第2战役——把煤矸石的利用从生活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
半年多来，他们迈出了多大的步伐？
请看以下几个材料：
邯郸有四个火力电厂，其中三个电厂的锅炉掺烧煤矸石。
掺烧的比例，一般达百分之十，邯郸热电厂有的锅炉掺烧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制氧机厂锻造机件使用的烧煤烘炉，改造为矸石炉，已正式投入生产。
陶瓷公司所属陶瓷七厂，将矸石煤气炉用于烤花，使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峰峰矿务局、第2农药厂等单位，用矸石作化工原料，提炼三氯化铝、硫磺等，已取得成功经验。
另外，开始大量以煤矸石作原料，生产砖、水泥等建筑材料。……目前，在生产中利用煤矸石，已占全市利用总量的一半以上。
邯郸市在利用煤矸石方面的成果，是经过了许多斗争取得的。
市增产节约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谈到，思想阻力之一是“身在煤海不愁煤”，不懂得利用煤矸石的重大意义。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当试验中碰到困难，出点岔子，能不能顶住冷风，坚持不打“退堂鼓”。
最大的阻力是，万恶的“四人帮”乱扣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搞得一些单位的负责人不敢抓煤矸石的利用。
1976年这项工作进展不快，原因就在于此。
面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前进中的阻力，邯郸市委态度坚决，决心很大，一直认真抓这项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市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通过树立典型，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利用煤矸石运动的开展。
去年，全市树了五个典型，为各行各业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
市委还选择三个烧煤最方便的单位做突破口，让他们做出表率，用来克服各种思想障碍。
这些单位，一个是燃料批发部，是整天卖煤的；
一个是王凤煤矿，是整天出煤的；
一个是市委机关，是领导全市的。
过去，这三个单位都有自己不烧矸石的“理由”。
燃料批发部有人说：
“我们这里每年都要堆放十万吨煤，只要风少刮走点，雨少冲走点，就够我们烧的了。”
王凤矿有人讲：
“只要采煤工人倒倒鞋壳篓，食堂就能烧几天。”
市委机关呢，有人觉得只要电话一拨，从哪个煤矿都可以要点好煤，何必费事去烧矸石。
自从大家学习了华主席的有关指示，市委认真一抓，烧煤最方便的三个单位，带头大量利用煤矸石。
王凤煤矿开始搞双体煤气炉的时候，由于矿党委组织职工算了一笔节煤帐，大家的劲头挺足；
可是，后来炉子出了毛病，一个炊事员被煤气熏倒，不少人议论纷纷，主张下马。
矿党委毫不犹豫，组织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党委书记亲临现场，指挥施工，直到把炉子搞成功。
在煤矸石利用方面，虽然还有某些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邯郸人民已经尝到了利用煤矸石的甜头。
据市增产节约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介绍，今年他们要在机关、厂矿、学校、饭馆等单位大力推广矸石煤气炉和沸腾炉，工业锅炉要积极提高掺烧矸石的比重，大量利用煤矸石制造建筑材料，提取化工产品，开展煤矸石综合利用，同时要组织矿区农户改烧矸石炉灶，推动城乡居民采用矸石蜂窝煤、矸石煤球。
这些措施实现以后，预计全年可利用矸石一百万吨以上，相当于全年的“洗矸”总量。
　本报记者

技术员陈光达培育成功水稻新品种——高粱稻
四川省井研县农科所技术员陈光达培育的水稻新品种——“高粱稻”，在川南丘陵区一些县大面积推广，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
二十三年前，中学毕业生陈光达回到农村老家，决心培育一种能抗风、防倒伏的水稻新品种。
陈光达决定用高粱同水稻进行远缘杂交。
为了掌握高粱开花的规律，陈光达不分日夜守候在田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耐心观察。
为了摸清水稻扬花的习性，陈光达也花了很大功夫。
经过细心探索，他才弄明白当地水稻一般在上午扬花，特别是晴天的上午，阳光一照，田里的气温上升，如果这时一片云彩遮住阳光，天空阴暗下来，这一明一暗之间，水稻便立即大量扬花了。
这是因为水稻扬花不仅需要温度，而且需要湿度，云彩一遮，田里的湿度发生变化，就促进了水稻扬花。
摸清了这些细微末节，陈光达就掌握了人工杂交的主动权，他一丝不苟地进行取粉、杀雄、授粉等比绣花还细致的工作。
以高粱作父本、水稻作母本的远缘杂交初步成功了。
他获得了三颗第1代水稻杂交种。
这三颗稻谷具有不同于一般稻谷的明显特征：
形状较圆，颖壳较厚，外壳呈紫红色。
它是否具有杂交优势呢？
还要在第2代、第3代……中继续培育、观察。
陈光达把这三颗种子播了下去，经过精心栽培和管理，幸好有一颗成活了。
现在当地大面积推广的“高粱稻”，就是由这一颗种子发展起来的。
经过几代培育，新品种的杂交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如穗大、子多，子粒较大，千粒重增加，茎杆粗硬；
但也有缺点，一个是植株增高到一米以上，一个是生长期长达一百六十天左右。
为了解决植株增高的问题，陈光达采用“转育”的办法，用新品种作父本，“珍珠矮”水稻作母本，再次进行杂交培育，经过几年的努力，植株降到了八十厘米以下，适合当地大面积栽培的要求。
但是，随着植株的降矮，子粒变小了，空壳率也增加，旧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矛盾。
陈光达对此毫不气馁，他坚信科学技术就是在矛盾中发展，在斗争中前进的。
他经过详细调查后，挑选当地的高产水稻品种“泸丰青”作父本，又一次进行杂交转育，终于在保持矮株特点的情况下，使子粒变大，空壳减少，恢复了原来的杂交优势。
在解决生长期长的问题中，陈光达从早到晚在田间忙碌，观察比较，早中选早，把理想的早熟穗挑出来，进行繁育，坚持不懈地年年选、年年育，终于使生长期缩短到一百四十天左右。
陈光达从一粒种子起家，培育出来的水稻新品种“高粱稻”，不仅具有抗倒伏、耐旱、耐瘠等优点，而且产量也高。
井研县农场连年大面积种植，平均亩产都在一千斤左右。
近几年来，井研县各社队和邻近的县引进这一新品种，进行大面积种植，在相同的条件下，比当地的一般品种产量要高二至三成。
（附图片）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苏独伦公社东风三队队长、天津知识青年邱家恒（左一），和科研小组一起研究新培育的小麦良种。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成本、消耗逐年下降全员劳动效率和工业企业利润显著增长
潍坊市努力用现代技术武装工业
近三年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一的速度向前发展。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成本、消耗逐年下降，全员劳动效率和工业企业利润显著增长
新华社济南02月19日电
潍坊市大力学习和推广新技术，加快了工业发展步伐。
潍坊市的干部、工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坚持学大庆，开展技术革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干的更欢。
广大干部、工人老老实实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学创结合，急起直追，努力把全市工业生产尽快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
现在，全市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已经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仅是1976年到现在，就搞成功两千三百多项技术革新，其中较重大的有八十多项。
此外，还推广了二十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建起了七条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和二十多条机械化流水作业线。
由于广泛采用新技术，最近三年间，这个市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一的速度向前发展。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成本、消耗逐年下降，全员劳动效率和工业企业利润显著增长。
潍坊市原来是一个手工业城市，现代工业主要是在解放以后靠革新、改造、挖潜，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中共潍坊市委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感到，要高速度发展工业，必须广泛采用新技术。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市委自觉地把虚心学习新技术，广泛采用新技术，作为一件大事来办，象领导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那样，把科学技术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使全市各个工业部门发展很快。
近几年来，市委领导同志每年都要带领工办、计委、科技部门和各主要工业局的负责同志，到兄弟省、市、自治区学习取经。
一些工业局和厂矿也经常派人到外地学习。
1972年和1975年，市委书记亲自带队，两次到常州，除了请常州市委全面介绍他们加快发展工业的经验以外，还一个厂一个厂地学习他们广泛采用新技术的经验和有关的新技术。
几年来潍坊市各工厂企业在市委领导下，坚持学大庆、赶常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革新、改造、挖潜，有计划地推广和应用新工艺、新技术，逐步使整个企业或行业的技术改造配套成龙。
与此同时，潍坊市工业部门经常针对某一行业普遍需要解决的技术课题，请兄弟单位或科研部门的同志来潍坊开设专课讲座，传授新技术。
例如为了学习和推广球墨铸铁新工艺，节约优质钢材，市有关部门还主动邀请山东省机械局的工程师来这里讲授球墨铸铁的基本原理和工艺要求，使这项新工艺较快地普及开来。
潍坊市有几十只耗焦量大的冲天炉，被人们称为“焦老虎”。
后来，他们学习外地经验，又请外地有关专业人员来潍坊作关于优选法的报告，在柴油机厂用优选法进行提高焦铁比的试验，使焦铁比迅速由平均一比八上下提高到一比十三以上，全市一年可以节约焦炭两千三百多吨。
中共潍坊市委还十分重视组织本市各行业和企业之间互相学习，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从1971年以来，这个市先后组织了铸造、热处理、金属切削、设备维修、电子、化工、纺织等六个技术交流队。
去年，市里又成立了科学技术交流站，市委建立了技术交流领导小组，市属各工业局和各厂矿也都建立了科研所和相应的科研组织，全市初步形成了以科研所为中心，以三结合的技改小组为骨干的四级科研网，对于普及新技术起了推动作用。
（附图片）
山东省潍坊棉纺织厂青年职工为革命学习技术，钻研业务。
这是他们在一起交流先进经验。
本报通讯员摄

科研走在前　生产大发展
——从北京市化学工业发展看速度和科学的关系
在一个工业部门，一个工矿企业，科学研究应当摆在什么位置？
它同生产发展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看一看北京市化学工业发展的情况，很说明问题。
北京市化学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解放初期，它只生产一些加工产品；
现在，仅市化工局管的产品，包括化工原料，就有好几千种。
全局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七百多倍。
这么巨大的变化，是同大搞科学研究分不开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事实确是如此。
以北京化工厂为例，1950年，这个厂还只能生产一些最普通、最基本的化学试剂，品种少、产量小、产值低。
1957年到1959年，适应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需要，这个厂狠抓科研工作，结果使生产来了个大发展，开辟了光谱纯试剂、基准试剂、高纯试剂、有机特效试剂等新门类，并且跨出化学试剂的界限，研制和投产了塑料增塑剂、塑料引发剂、冷冻用致冷剂、照相材料等产品。
1965年，适应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需要，这个厂又抓了六个新门类产品的科学研究。
厂党委抽调大批科技人员组成六个攻关班子，要求全厂各车间、科室都为攻关大开绿灯。
结果，有四个新门类的产品成了这个厂的重要产品。
1970年，适应电影、电视、电子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个厂又一次组织专门班子，下很大力量，研制和投产了为电影、电视、电子工业配套的化工材料。
二十多年来，这个厂就是这样地由单一生产化学试剂的企业，发展成为广泛服务于国防、科研、工、农、医各部门的综合性化工企业。
它既生产化学试剂，又生产化工原料，还生产各种直接为现代科学技术服务的特种化工产品。
年产值由最初的几十万元发展到一亿一千万元，年产量从几百吨发展到一万五千多吨，品种由一百多种发展到一千五百种。
科研走在前，生产大发展。
北京化工厂的历史有力地说明，生产建设的速度同科学是密切相关的。
企业要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使科研走在生产前面。
特别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整个生产过程不是直接依靠劳动者的技巧，而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切实抓好科学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四人帮”任意给抓科研的人戴帽子，打棍子，甚而把“科研应当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的科学论断，说成是什么“唯生产力论最典型的语言”。
这伙反革命黑帮，妄图否定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科学实验，从而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有的同志口头上也讲工厂抓科研重要，可是思想上总觉得生产是硬任务，科研是软任务。
科研科研，可拖可延，今年不抓，还有明年。
结果是年复一年，科研总是靠边，生产上得很慢。
这种情况表明，这些同志并没有真正认识科研的重要性，看不到科研不搞好，生产就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行。
试问：
设备不更新，技术不更新，品种不更新，光拚体力，拚设备，不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哪里会有生产大跃进？
如果我们真想而不是假想高速度，我们就应当让科研走在生产前面，大搞科学实验。
当然，在生产和科研的具体安排上，矛盾是有的。
我们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正确处理好当前生产和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矛盾就不难解决。
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开始只有一个车间，一个品种。
工厂党委既看到近期生产，又看到长远发展，统筹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同时，挤出一部分力量，加强科技队伍，开展科学实验，结果是新车间增加了五个，新产品增加了十个，产值增加了二十多倍。
北京化工三厂也是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积极组织厂内厂外“三结合”，使科研走在生产前面，生产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这些单位的经验都说明，只要企业党委真正重视，安排得当，就不会一头挤掉另一头，相反，会促进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使企业年年有新套套，年年有新贡献。

青海高原夺得春小麦高产
青海高原已成为我国春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
1976年，全省春小麦总产量比1971年增长将近一倍，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
青海省地处内陆高寒山区，春小麦从海拔一千八百米的河谷到三千六百米的山区都有种植，但解放初期亩产只有百斤左右。
有人说，春小麦是低产作物，青海高原自然条件差，要想高产非常难。
究竟能不能高产？
这个问题只有深入进行科学实验，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
早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青海省个别单位就开始探索春小麦高产稳产的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生物研究所、贵德县农科所的科研人员，进一步深入基层，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开展春小麦丰产规律的研究，在春小麦的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光能利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生长规律和高产栽培技术等方面，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他们得出的科学结论是：
青海高原虽然自然条件差，但在不利因素中包含着许多有利因素，非常适合春小麦的生长。
一是太阳辐射强，日照时数长，光合作用充分，有利于干物质的增长和积累。
二是昼夜温差大，夜间温度低，呼吸消耗少，干物质的积累多。
三是气候干燥，相对湿度低，减轻了倒伏和病害的威胁，适宜于密植。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改变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春小麦就可以高产。
1970年前，他们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在柴达木盆地、黄河上游河谷、湟水流域等不同地区的试验田里，分别创造出了亩产千斤以上的春小麦高额产量，并首次突破了亩产一千五百斤大关。
这一科学实验成果，终于驳倒了“春小麦低产论”的观点，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看到了春小麦增产的巨大潜力。
广大社员群众高兴地说，从没见过的“千斤田”，现在看到了。
要想夺高产，就要请科学实验来当“开路先锋”。
青海省农业部门各级党组织和青海省科委，从中得到启示，大抓科学研究，使春小麦的产量不断提高。
（据新华社）

党的阳光照亮了越剧发展的道路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对越剧的砍伐
袁雪芬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战斗生活，想起了越剧艺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历程，想起了我们在党的关怀下锻炼提高、不断进步的难忘岁月。
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05月，上海解放的第1天，苏州河北面的蒋匪残敌还在顽抗，子弹还在头顶上飞啸，我们上海越剧界就在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带领下，组成了五个宣传队，赶到电台演唱新编的节目，宣传党的政策，欢庆上海的解放。
从此，党的阳光照到了越剧舞台，越剧和祖国几百个地方戏曲剧种一样，开始获得新生。
解放后不久，党就提出了“改制、改戏、改人”的三改政策，为我们举办了地方戏曲研究班。
党不但把我们从戏霸、老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不久，我们参加了国家剧团，成为光荣的国家文艺工作者。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到合作化、四清，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志愿军、解放军中间，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们越剧队伍的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同志加入了共青团，不少同志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改制、改人的同时，剧目的改革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逐步进行。
除了净化舞台，对传统剧目重新整理之外，十七年里也编演了大量现代剧目，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土改时，我们编演了《柳金妹翻身》，抗美援朝时演出了《父子争先》，三反五反时演出了《人面兽心》。
1958年大跃进的日子里，我们创作了《纺纱闯将》、《红花绿叶》等一批现代剧。
1963年之后，现代剧目更是以绝对的优势出现在越剧舞台上。
拿我自己来讲，十七年里演出的现代剧和近代剧就占全部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二。
虽然有些现代剧目的艺术质量还不够高，但它起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越剧舞台十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工作有着必须记取的教训，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着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回顾往事，我们怎能忘记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哺育，怎能忘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
是敬爱的周总理，把党的温暖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
周总理全面准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他对待我们思想上那些旧社会带来的烙印，总是严格要求，耐心帮助；
看到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一些进步的时候，他总是充分肯定，热情鼓励。
我们越剧工作者和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一样，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教育，不被“四人帮”的暴虐所压倒，始终坚持对党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信念，不正是十七年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的结果，毛主席革命路线起着主导作用的证明吗？
敬爱的周总理，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正确地对待我国丰富多采的地方戏曲艺术。
周总理反对那种一概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他对传统艺术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对症下药，正确引导。
对越剧，他就曾仔细调查过这个剧种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它为什么有那么多观众，群众喜欢什么，从而给我们指出改革的方向、途径。
比如对越剧音乐唱腔的改革，周总理既要求我们保持越剧的特点，又要求不断改革和发展，以表现今天的革命内容。
对越剧男女合演的问题，周总理也十分重视，他多次对我们越剧老一辈的女演员说：
女演男的形式，到你们这一代为止。
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我们先后招收了两批男女学员。
看到活跃在今天越剧舞台上的男演员，看到表现着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越剧艺术的新面貌，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了什么？
只能说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越剧艺术发展的道路，照耀着地方戏曲的园地。
可恨万恶的“四人帮”，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屠刀，砍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砍向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
首先，“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大搞改朝换代，把许多文化艺术工作者污蔑为“黑线人物”、“黑尖子”，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百般摧残。
这还不算，“四人帮”还搞阴谋，施诡计，把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整垮打散。
上海越剧院在周总理关怀下培养出来的男女合演的一套班子，绝大部分被他们强迫转业、下放，只留下了七个同志，严重破坏了越剧革命。
有的主要女演员，被迫转业到外地派出所工作。
其次，“四人帮”把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成绩统统砸光，他们肆意践踏党的文艺政策，把全国几百个地方剧种、几千个戏曲剧团打下去。
叛徒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对越剧更是恨之入骨，什么“靡靡之音”、“不可救药”等等帽子一顶顶压来，叫嚷要彻底砸烂，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不要说传统剧目了，连根据鲁迅先生著名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这样的剧目，他们也不放过。
越剧《祥林嫂》初演于解放前1946年。
那时我们虽然限于水平，未能很好地表现出原著的精神，但这个戏毕竟抨击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对旧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
国民党的特务、流氓耍弄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事端，对我进行打击、迫害。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根据原著认真改编，用越剧的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再现了祥林嫂的艺术形象。
正是解放后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给了这个剧目以旺盛的生命力，今天重演仍然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慑于进步舆论的压力，还未敢公开扼杀《祥林嫂》，“四人帮”却把这一剧目诬为“大毒草”，判处了“死刑”。
“四人帮”比国民党反动派走得更远。
显然，其罪恶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今天，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砸碎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越剧舞台也和兄弟剧种一样，开始出现百花争艳的大好景象。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时候，我时时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深刻教育，时时想起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应该更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
在演出剧目方面，首先应该努力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把革命现代剧放在首位。
同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传统剧目，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努力做到古为今用。
我们决心跟上大好形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高高地飘扬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

“四人帮”要依靠什么样的“左派”
——浙江工人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阶级路线
“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推行了一条极端反动的阶级路线。
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把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下去，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新老反革命分子和流氓、打砸抢者当作“左派”扶上台，以建立他们法西斯的“帮天下”。
深受其害的浙江省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3个战役中，清算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滔天罪行，批驳了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在城市工作和厂矿企业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然而，“四人帮”却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
他们竭力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诬蔑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没有革命要求”，革命不能依靠他们，“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左派’”。
他们以“左派领袖”自居，狂叫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壮大左派力量”！
在这面反革命黑旗下，“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和爪牙们鼓噪而起，一个个贴上“左派”的标记，结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一时间，浊浪翻滚，沉渣泛起，把个好端端的浙江省糟蹋得不成样子。
1976年，全省工业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72年的水平，整整倒退了四年！
“四人帮”依靠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左派”呢？
浙江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指出，多年来，“四人帮”在谁是真正左派的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颠倒了是非，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今天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一曰是不是“左派”，“关键要看造反、反潮流”。
“四人帮”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胡说“造反、反潮流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集中表现”，是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主要标志。
什么是“造反”、“反潮流”呢？
他们说：
“矛头向上”就是“造反”，“狠整当权者”就是“反潮流”。
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造反和反潮流的概念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
然而，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上反党中央，下整班组长，发誓要把革命老干部“统统打倒，打不倒就赶跑，赶不跑就搞臭”！
他们对毛主席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另搞一套，进行干扰破坏。
他们打着“反潮流”的旗号，以批所谓“两否（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一倒（复辟倒退）”为名，大翻批林整风的案，把大批革命老干部打成“复辟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他们甚至把专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的杀人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加官晋爵，委以要职。
广大工人指出，“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是以“造反”“反潮流”为名，穷凶极恶地向党向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反的是社会主义潮流，如果让这样的“左派”上台，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二曰“新生力量就是左派”。
“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还用“新”和“老”来划分“左”和“右”。
他们一方面给自己戴上“新生力量”、“革新派”、“法家”等一顶顶桂冠；
同时，恶毒地咒骂浙江的老干部是“右的势力”，是“复辟派”，“算帐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狂叫“稻黄了要割，猪肥了要杀，干部老了就要靠边站”，强行要这些干部让位于“新生力量”，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自然法则”，“历史规律”。
而对他们这些“新生力量”，谁要是稍有触动，那就不得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新生力量”的帽子就会接踵而来！
为了证明他们这些“新生力量”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左派”，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的凶恶打手、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及其同伙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炮制了一个所谓“新生力量掌权”的“经验”，大肆吹嘘，并且强行在全省工交战线推广。
这个所谓“新鲜经验”，就是大搞篡党夺权！
他们把这个厂党委的六名常委赶跑了四名，把二十二个党支部书记撤换了二十一个，从管理科室到生产班组长统统大换班。
而把被我公安机关拘留过的犯罪分子请出来，当了厂“党委书记”，一个赌棍兼打砸抢分子当了“第1副书记”，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流氓阿飞不仅混入了党内，而且被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这些“新生力量”夺权以后，大肆挥霍国家钱财，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还恬不知耻地说“能捞则捞，捞到顶实惠”。
他们对全厂职工实行法西斯统治，工人们稍有反抗，轻则办“强制性学习班”，重则棍棒毒打。
工人们愤怒地说，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新生力量”，而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反动力量，是专搞打砸抢，闹得企业不安宁，干部、群众不得安宁的破坏力量！
这样的“新生力量”掌权，同日本鬼子、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三曰“十七年的受压者最革命”。
“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爪牙们全面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把十七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压者”通通打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
胡说这些人“吃过修正主义的苦”，“造反精神足”。
并公然叫嚷要打开监狱找“左派”。
在一阵阵的反革命妖风中，一小撮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劳改释放犯，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受害者”、“左派”、“新生的无产阶级”，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大搞阶级报复，大整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四曰“流氓有作为”。
“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叫嚷，流氓“特别勇敢”，“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王洪文则干脆摆出上海滩大流氓的架势，狂叫“杀人放火算不了什么”，武斗“我也干过”，“我倒喜欢用这些人”。
于是，那些行凶作恶的地痞流氓、惯偷扒手、专搞打砸抢的亡命之徒，也统统成了“左派”。
打砸抢搞得越厉害，就是“造反性”越强，功劳就越大，“官位”就越高。
在“四人帮”的包庇纵容下，这些坏家伙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随意抓人打人，大搞“请财神”（抓人）、“砸破庙”（捣毁家具财产）、“加工场”（拷打），施用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致使一些在旧社会挨过资本家皮鞭的老工人身上，又留下了他们一伙棍棒的血迹。
“四人帮”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把一切新老反革命分子统统打扮成“左派”扶上台呢？
浙江工人们在批判中指出：
这是因为“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需要这些爪牙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和凶恶打手，而这些牛鬼蛇神也只有仰仗“四人帮”才有可能如此猖狂地为非作歹！
“四人帮”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代表”，而是地富反坏和一切新老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总代表，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反革命复辟的悲剧就会出现。
但是，“四人帮”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尽管他们拚命以“极左”的手法来掩盖他们的极右实质，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他们只能和历史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一样，落得个彻底覆灭的可耻下场！
现在，浙江省工交战线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3个战役，汹涌澎湃，势如破竹，“四人帮”长期以来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被砸烂了，被他们搞颠倒的敌我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
那些在“四人帮”庇护下猖獗一时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打砸抢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阶级阵线已基本分清。
曾经被“四人帮”斥之为“既得利益者”、“保守势力”、“走资派附庸”的广大革命职工，如今扬眉吐气，干劲十足。
浙江省工业生产连续几年倒退的严重局面，已经扭转过来了。
新华社记者　童宝根

沂蒙山区贫下中农批判“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时愤怒指出：
“变动论”就是变天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山东省沂蒙山区农村的贫下中农，正在批判“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
他们愤怒地指出：
所谓“变动论”就是变天论。
记者最近在临沂地区农村采访，访问了好几个社队的揭批大会，深深感到贫下中农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深刻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
可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竟对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妄加旁批，扬言要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的书，“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
“四人帮”胡说什么“阶级关系有了新变动”，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
“四人帮”的这个反动理论，对农村的破坏也很大。
“四人帮”说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过时了”、“劳动模范是既得利益者，蜕变了”，“现在谁受压谁最革命”。
他们这么一鼓噪，农村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纷纷出笼，混水摸鱼，打砸抢，“反潮流”，闹得贫下中农不能生产，不得安生。
人妖颠倒，生产下降。
以临沂地区为例，这个地区帮派势力猖獗的1974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由1973年的五十三亿斤下降到四十四亿多斤。
这个曾经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有过巨大贡献的农业先进地区，竟被“四人帮”糟蹋成为一个“重灾区”，可见“四人帮”对农村破坏之大。
沂蒙山区的人民恨透了“四人帮”，现在他们奋起揭批“四人帮”。
“打蛇打七寸”，他们就把“四人帮”的“变动论”拿出来示众，一条一条加以批判和驳斥。
一批“依靠贫下中农过时”论。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胡说什么“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
“四人帮”说贫下中农已由民主革命派蜕变为保守派，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革“走资派”的命，所以不能依靠了。
这股邪风一起，贫下中农就遭了罪。
蒙阴县旧寨公社四十六个贫协主任，其中三十一人被打成了“黑老保”。
有的被整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不少社队的揭批中，用许多事实证明，“四人帮”不仅不依靠贫下中农，反把贫下中农视为眼中丁。
毛主席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
“四人帮”打击贫农，无非是要在农村里搞复辟变天。
二批“英雄模范人物蜕变”论。
“四人帮”胡说过去的英雄人物、劳动模范是既得利益者。
把我们党从战争年代、土改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根子，社会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统统打倒。
临沂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是“假典型”、“黑样板”，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
他们诬蔑先进单位平整的土地是“修正主义的地”，栽的桑树是“修正主义的桑树”。
他们甚至捏造了一个“高产必变修”的所谓规律，胡说什么“二三百斤是革命的，四五百斤是修正的，八百斤以上是走资派掌权，亩产超千斤的先进模范拿绳子拴没有错！”
大家知道，临沂地区从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历次革命中涌现的战斗英雄、支前英雄、劳动模范不少。
“四人帮”在临沂地区反劳模，砍红旗，把广大农村搞得天下大乱。
沂沅县农业战线树立的“十面红旗”，他们给加了“十大罪状”。
黄庄公社青冶行大队1938年就建立党支部，“四人帮”横行时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旗”。
一些帮派骨干公开叫嚷：
“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人数不多影子大，不把他们打倒，夺了权也掌不牢！”
他们对曾多次见过毛主席的莒（jǔ举）县爱国公社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进行百般打击。
这次揭批“四人帮”，吕鸿宾激动地说：
“‘四人帮’惨无人道地对老英雄、老模范下毒手，就是要拆桥断路，挖掉党在农村的‘根子’，毁掉革命的骨干，打断贫下中农的‘脊梁’。
这一阴谋必须彻底戳穿！”
三批“受压的最革命”。
不少社队在这次揭批中认为，“四人帮”的这个理论，就是给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翻案，让形形色色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上台。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说什么“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什么？”
临沂地区的帮派骨干也跟着胡说什么“地富不一定不革命，贫下中农不一定都革命。”
他们公然叫嚣“黑乎乎的要造反，受迫害的要掌权”。
于是，临沂地区农村中一小撮被贫下中农早已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混进了所谓“造反派”，被“四人帮”拉入自己的队伍，组成了一支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
日照县1974年有一百零二名戴帽四类分子打着“受压的要造反”的旗号，戴着柳条帽，拿着水火棍，四出“打砸抢”。
日照县城关公社后崮子大队甚至有一个坏分子拿上人民法院给他判刑的“判决书”，去向帮派骨干分子报到，证明他是要造反的“造反派”。
可见“四人帮”所谓的“造反派”是一些什么货色。
那时候，临沂地区农村“四害”横行，阶级敌人十分疯狂，恶狠狠地叫嚷着：
“今天可有了出头之日！”
这次，沂蒙山区广大贫下中农在批判中，对“四人帮”搞变天认识最清，也最为痛恨。
他们说：
“四人帮”要翻土改的案，翻镇反的案，把已经被打翻在地的阶级敌人重新聚集在篡党夺权的黑旗之下，妄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沂蒙山区的贫下中农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批得最深。
它揭示出所谓的“变动”论的本质，就是要把一大批革命的老干部变成“走资派”；
把广大贫下中农变成“保守派”；
把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模范人物变成“假典型”、“黑样板”；
而把一小撮地、富、反、坏、叛徒、特务、流氓、阿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变成所谓“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法家”、“无产阶级的少正卯”等等。
这就全面地颠倒了农村的敌我关系，篡改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对我们党、对我国革命、对贫下中农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强烈的复仇心理，使他们到了发狂的地步。
他们喊出了被我们打倒了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
沂蒙山区人民从这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翻案与反翻案、复辟与反复辟的大搏斗中，深刻认识到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贫下中农的生命线。
一年多来，地、县、社各级党委都派出了工作队，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组织和整顿贫下中农队伍。
许多社、队还整顿了贫协组织。
有的县委还召开了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和奖模大会，张灯结采，敲锣打鼓，理直气壮地为英雄模范人物恢复名誉。
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
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沂蒙山区蓬勃兴起。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

为什么蜈蚣能收购这么多
湖北省荆门县供销合作社
荆门县是蜈蚣产区，1976年曾经收购蜈蚣一百九十六万条。
当时，蜈蚣收购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主要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发动群众，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经济政策。
我们根据蜈蚣资源情况和捕捉特点，坚持集体捕捉与个人捕捉相结合的原则。
学校师生以集体捕捉为主，其收入分配采取两种办法：
学校组织学生集体捕捉，收入全部归学校；
学生利用课余、假日捕捉的归个人。
学校的这笔收入，一般都用于减免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和购置文体用品。
社员捕捉蜈蚣，社、队集体组织的，收入归集体，按多劳多得的原则，给社员合理的工分报酬；
社员利用工余、假日捕捉蜈蚣所得的收入，全部归个人。
由于认真落实了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蜈蚣收购工作就有可靠的保证。
因此，收购量逐年上升，产区也逐步扩大，捕捉方法也越来越多。

各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官员应邀参观《山东潍坊年画展览》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我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山东潍坊年画，博得了各国驻中国外交官员的赞赏。
他们今天在北京参观了《山东潍坊年画展览》。
年画，是我国劳动人民喜爱的一种美术形式。
山东潍坊是我国几个著名的民间年画产地之一，相传有三百多年历史。
《山东潍坊年画展览》是从02月04日开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
今天下午，文化部邀请了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前来参观。
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也前来观看。
展览会上展出的一百五十多幅潍坊年画，都是当地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创作的。
这些作品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生活、理想和愿望，形式多样，构图饱满，线条挺拔，色彩鲜艳，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艺事业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潍坊年画，也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令人喜爱。
陪同各国外交官员观看展览的有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有关方面负责人华君武、卢耀武、钱其琛、朱明、刘华等。

政策对头　抓药不难
发展中药材生产，不仅能保证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而且能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促进粮食和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
甘肃岷县自1973年以来，全县仅种当归一项就为农业提供资金一千八百多万元，用来购置大批农业机械。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想机器，盼机器，发展当归有机器，促进农业出力气。”
这是一件对国家、集体、个人都大有好处的事情。
“四人帮”在农村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妖风，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反，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来批，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使许多地区对中药材生产不敢管，不敢抓。
对野生药材的采集，集体不敢搞，社员不让搞。
有的地方甚至把已经种上的药材也拔了，胡说什么“宁可不吃药，也不发展资本主义”。
这是造成近几年抓药难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发展中药材生产，就一定要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政策端正过来，使党的政策一项一项地落实。
在组织药材生产和采集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
药材的采集、种植，首先依靠社队集体经营，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
不适宜集体经营的零星分散小药材，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房前屋后种植，利用工余假日采集。
也可以因地因品种制宜地允许社员在自留地种植国家需要的少量药材。
收益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集体采集野生药材，特别是进山采药的专业队，除给予适当的口粮补助外，收益分配要略高于本队同等劳力的水平。
对社员个人采集或种植的药材，要积极收购，付给现金，谁卖谁得。
要认真执行奖售政策，保证兑现，不要轻易变动，真正取信于民。

王炳南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赴巴、孟、印访问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由会长王炳南率领，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进行友好访问。
在机场上，王炳南会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中国人民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三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我们代表团这次是应巴基斯坦政府和孟加拉国、印度有关组织的邀请前往进行友好访问的。
我们是抱着促进中国同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向他们学习的目的前去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对加深中国同三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应有的贡献。”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萨仁智。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积极发展当归生产
中共甘肃省岷县委员会
我们岷县位于岷山山麓，盛产当归、红芪等一百三十多种药材。
特别是当归，多年来畅销全国，驰名中外。
解放前，我县当归最高年产量不过百万斤。
二十多年来，随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起伏，当归生产虽然经历了三起两落，总的来说还是不断发展的。
近几年当归面积稳定在三万多亩，总产量达八百几十万斤，每年调拨全国各地的当归五百多万斤，供应出口一百万斤。
每年当归收入占到全县多种经营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我们抓当归生产的主要经验是：
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必须弄清粮食生产和当归生产的辩证关系，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当归生产。
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发展多种经营歪曲为发展资本主义，把社员正当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胡说什么“宁可不吃药，也不发展资本主义”。
我省紧跟“四人帮”的那个人，也借口“增加集体副业比重”，既不允许社员群众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又不组织集体生产。
在“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有的社队提出“粮食要上，当归要让”、“粮食下川，当归上山”等错误口号，从土地、肥料、计划安排上排挤当归，有的甚至把种在川地里的当归翻掉。
有个时期一律不准社员自留地种当归。
这些，就挫伤了社队集体和个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当归生产的正常发展。
针对以上情况，县委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当归生产。
在岷县，发展当归生产是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利于扩大社队积累，加速农业机械化，巩固集体经济，增加社队收入。
忽视当归生产，就是放弃了这些有利条件。
只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才能使集体经济越办越好，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在种植面积分配上，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适宜种植当归的社队多种，不适宜种植的不种。
在土地利用上，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稳定面积，提高单产。
劳力安排也加强管理，统一使用，做到一年四季有人管，施肥、锄草、收获突击干。
1973年以来，全县仅当归一项就为农业提供资金一千八百七十二万元。
用当归和其它多种经营的收入，购置了拖拉机一百四十三台，各种农用机电设备四百五十三台，汽车两辆，以及大量的耕牛、化肥、架子车，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1973年，我们在检查总结当归生产工作中，对社员自留地种当归的问题，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贫下中农的意见。
社员家庭副业，只要不是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破坏国家资源，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都应当看作是正当的，要按照国家的计划和需要，积极加以指导和帮助。
县委决定：
在保证优先发展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允许社员自留地种植少量的当归，产品必须卖给国家。
由于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几年来，自留地种植当归作为集体生产的补充部分，为满足国家需要，发展集体经济，增加社员个人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认真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
我们在整顿药材企业过程中，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不断教育广大干部职工认真执行收购政策，保证政策兑现。
县药材公司还经常印发宣传材料、张贴广告、陈列样品、宣传商品等级规格，使广大群众熟悉党的收购政策，把收购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县委还在1974年作了规定：
奖售粮专项拨给指标，不能挪用。
同时对拖欠的奖售粮全部作了清理兑现。
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社队和群众发展当归生产的积极性。

谷牧副总理欢宴舍费尔副主席及南代表团
谷牧副总理和舍费尔副主席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今天晚上在宴会上共同指出，铁托总统去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使中南整个关系有了新的高涨，推到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双方在实现铁托总统访问期间同华国锋主席商定的一切问题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今晚的宴会是谷牧副总理为欢迎舍费尔副主席和夫人以及由舍费尔副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而举行的。
谷牧副总理和舍费尔副主席，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谷牧副总理在讲话中说，近几年来，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铁托总统去年对我国进行的历史性的访问，这次访问把中南关系推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近半年来，我们双方为贯彻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会谈的精神，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谷牧副总理热情赞扬铁托总统和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南斯拉夫人民。
他说，南斯拉夫的现代史是同铁托总统的名字分不开的。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总统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不结盟政策，为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
他赞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忘我的精神，辛勤劳动，为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
谷牧副总理说，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我们两国过去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在面临的共同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相互鼓舞。
他说，舍费尔同志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这次访问我国，使我们有机会就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将本着华主席和铁托总统会谈的精神，积极地、认真地同南斯拉夫同志们进行讨论。
我深信，经过双方努力，我们的会谈必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舍费尔副主席在讲话中谈到了铁托总统不久前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以及他同华国锋主席所进行的会谈的意义。
他说，无论从那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对我们两国，对独立国家之间进行平等的国际合作事业，以及对世界进步与和平，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
他说，我们满意地指出，作为那次访问的成果，我们整个关系有了新的高涨。
我们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正在非常顺利地开展。
舍费尔副主席说，去年，我们在实现铁托总统访问期间同华国锋主席商定的一切问题方面，作出了共同努力，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确实令人鼓舞的成果。
他说，我们和你们都同意不能止步不前。
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我们两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加深我们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
他说，我们两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其蓬勃发展使我们有必要进行广泛的、平等互利的合作。
这样，我们就能更具体地实现在双边关系中所面临的任务，为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为加速我们两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一机部副部长项南，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新华社社长曾涛，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郭献瑞。
今天下午，舍费尔副主席和夫人等贵宾由石林副部长陪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舍费尔副主席的夫人在今天上午参观了首都体育馆，游览了颐和园。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政府代表团团长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团员参加了会谈。
他们是：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洛伊科·德鲁洛维奇，南中贸易混合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巴比奇，联邦财政部副部长博日达尔·拉杜诺维奇，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委员萨瓦·武伊科夫，外交部大使博罗·拉法伊洛夫斯基，联邦新闻委员会主席助理米尔科·马林诺维奇，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萨瓦·纳德尔连斯基，联邦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委员会秘书留比萨·亚雷迪奇，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米洛斯拉夫·比聂德伊基奇。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一机部副部长项南，以及高璐、江泽民、于洪亮、高建中、任小轩。
今天下午，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同舍费尔副主席举行了会谈。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政府代表团团长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奥地利《阶级斗争》发表文章指出
苏联正在走希特勒侵略老路
新华社维也纳02月19日电
奥地利《阶级斗争》杂志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走当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
文章在谈到苏联加紧在全世界进行扩张时说：
“如果苏联想要取得世界霸权，那么，它就必须削弱乃至摧毁美国在世界各大洲的实力，从它那里夺走猎物。
要求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的这种地位，使得苏联就象当年希特勒德国一样成为特别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强国。
它要到处扩张，甚至最后不惜以一场世界大战来实现它的利益”。
“同希特勒德国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指望通过一种进攻战略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削弱和排挤美国的实力，从而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
文章强调指出：
“作为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和现代工业、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西欧，是苏美争夺的焦点。
因此，苏联打算把西欧夺到手，以此给美国以致命一击，并且依靠西欧巨大的经济潜力来进行夺取世界霸权的斗争。
因此，苏联在这里集结了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欧洲）中部对西欧发动进攻，从南北两翼发动钳形攻势实行包抄，并且围绕欧洲建立封锁线。”
文章说：
“当希特勒加紧进行扩军备战、侵略和扩张时，他声称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平，目的是蒙蔽各国人民。
如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高喊和平，也是为了在‘缓和、裁军、安全和合作’的烟幕掩盖下，继续从事它针对西欧的扩军备战活动。
与此同时，他们大肆煽动反华。
这些难道不正是希特勒的老花招吗？”
文章最后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很大，但是，正如希特勒法西斯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摧毁一样，他们的下场将会比希特勒更糟！

欧安会以来苏联在欧洲的军事扩张
“欧安会”真的能给欧洲带来安全吗？
看一看“欧安会”以来苏联在欧洲军事力量的增长，就会得出明确的结论。
尊重事实的人们都会看到，苏联一方面大讲“缓和”，宣扬什么“缓和物质化”，一方面却不断扩充它在欧洲的军事实力，形成对欧洲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上面图表就是明显的例证。

法国、瑞典和挪威军政界强调
西欧加强现代防务对付苏联扩军威胁
奥地利总理不理睬苏联在中子弹问题上施加的压力
新华社巴黎电
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雷蒙·德罗纳最近对《为独立而斗争》杂志发表谈话时指出，缓和“首先是苏联麻痹我们警惕性的一种手段”。
他还说，法国人“担心从东方来的进攻”。
他说，尽管俄国的领导人“在高谈他们的和平愿望和鼓吹世界和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过度地武装自己。
俄国是世界上最大限度地把经费用于军队和军备的国家”。
他说，“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
他强调说，如果苏联人首先发动一场冲突的话，他们会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他在回答“你相信缓和吗？”
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人人都在谈缓和，我认为这特别是苏联用来麻痹我们的警惕性的一个花招。
我深有此感。”
他说，俄国目前既有极其强大的核力量，也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部队。
因此，我们要加强（常规力量），或者毋宁说要实行（常规力量）现代化，因为我们的常规力量的装备确实是过时了。
雷蒙·德罗纳还指出，“法国人曾经觉得自己没有敌人了，再不需要搞防务了。
现在人们开始感到他们有某种不安了。
无可否认，大多数法国人不耽心美国来袭击……而是耽心从东方来的进攻。”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2月17日电
瑞典国防部最近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在瑞典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千五百一十六亿瑞典克朗（合三百一十六亿美元）的一九七八——197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国防开支为一百三十九亿克朗，占总预算的百分之九。
本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比上一年度增加十七亿克朗。
报告在谈到去年春季议会批准的加强瑞典防务的五年计划时说，根据这个防务计划，瑞典国防开支主要用于加强部队的现代化。
在今后五年内，要使陆军的二十个步兵旅中的十个旅和北部的四个诺尔兰德旅现代化，并组建能提高机动能力的特种运输部队。
海军要以更快的速度更新老式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并且发展新一代的A37型潜艇。
空军要在订购新式地面攻击机和训练机的同时，成批地生产维根JA37型截击机。
还要订购新式的瑞典制的防空导弹。
新华社哥本哈根02月15日电
奥斯陆消息：
据挪威《晚邮报》报道，挪威保守党02月13日发起加强国防的全国性运动。
挪威保守党主席埃林·诺尔维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一运动的目的是，继续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建立挪威强大的国防，并保持挪威与西方联盟紧密的合作。
他说，苏联在靠近挪威的科拉半岛集结军事力量的行径增加了挪威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挪威不大可能置身于超级大国的冲突之外。
他还说，挪威的任务是使对挪威的任何进攻不能得逞。
挪威保守党认为挪威必须增加国防费用。
据新华社北京电
莫斯科消息：
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最近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拒绝参与苏联同美国“在中子弹问题上的争论”。
克赖斯基总理02月06日到08日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就奥苏关系和一系列国际问题同柯西金举行了会谈。
他还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同他进行了谈话。
中子弹问题，是双方讨论的一个主题。
今年01月，勃列日涅夫就美国和西方正在酝酿生产和部署中子弹一事写信给西欧各国首脑，施加压力。
“粗暴”地警告西方“不要搞中子弹”。
奥地利政府也收到了这种信。
在这次同克赖斯基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再一次“特别强调了中子弹问题”。
奥地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到了上面所说的勃列日涅夫那封信。
他说，他告诉勃列日涅夫，奥地利在研究他的来信的同时，需要比那些直接有关的国家花多得多的时间“来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
克赖斯基说，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双方着重讨论了奥苏贸易。
他说，目前，奥地利同苏联的贸易有巨大逆差，对苏联有利。
会谈时，奥地利方面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建议。

西方警惕苏联突然袭击的威胁
编者按：
近年来，苏联日益加强对欧洲的军事部署，大力扩充兵员，更新武器装备，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舆论主张加强防务，警惕苏联突然袭击，现摘要转载如下：
近几十年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突然袭击的推测是站得住脚的。
鸵鸟及时从沙子里把头钻出来仍然可以清楚地看东西，只要它毫不迟延地挽回由于以前拒绝看到面前的事实而失去的时间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对欧洲防务的希望，也是对（防务）十分不足的欧洲的希望。
——摘自去年01月13日《自由比利时报》文章
在目前苏联对中欧地区拥有愈来愈大的常规军备优势的情况下，它可能发动“闪电战”，向西方突然袭击。
在某些情况下，苏联用最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方式和利用西方缺乏准备这点，可以发动攻击，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到达莱茵河。
沉醉在一片幸福感之中，对最危险、也是最可能在中欧八百公里边境沿线发生的冲突不加任何戒备，难道不是愚蠢透顶吗？
——摘自比利时克劳茨将军新著《欧洲有没有防务？
》
苏联人及其华沙条约国已准备在不发出什么警告的情况下发动一场短期的、异常激烈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特点将是大规模的闪电战，目的看来是要使北约军队在还来不及从欧洲战场以外得到增援的时候压倒部署在中欧的北约军队。
——摘自北约组织杂志：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评论》文章
人们认识到，在华沙条约国进攻开始前发出警报的时间可能被缩短到只有四十八小时，而且发出警报的问题不仅是这段时间有多长，而是在危机的时刻如何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即：
动员、空运、海运等等。
——摘自美国《战略研究》季刊去年夏季号社论
西方军界领导人确信，形势是非常危险的。
在监听了俄国人的演习——这些演习都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研究了（有关俄国的）情报，对俄国军事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分析以后，西方军界领导人都接受这样的观点：
苏联军事战略是牢牢地以大规模和全面使用空军、炮兵和导弹部队进行突然袭击为基础的，从而取得和保持一种进攻态势。
——摘自英国去年02月09日《每日电讯报》署名文章
美国和其它北约国家已经不能再指望有一个进行动员的时期，因为，华沙条约组织有能力在欧洲中部对北约组织发动一场“闪电式”的突然进攻。
——摘自美联社去年01月25日消息：
《美国陆军的一份报告摘要》
苏联军队的战略是进攻性战争，这种战争具有明确的目标：
侵略欧洲和地中海地区。
苏联海军陆战队的进攻能力，很明显对意大利是一种特殊的威胁，因为意大利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苏联陆军的结构和战术都是准备进行“闪电战”，正象第2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德国所采取的侵略性的进攻性战略一样。
——摘自意大利《红星》今年最近一期文章

西欧联合反霸是历史的需要
本报评论员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重点是在欧洲。
面临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争夺的加剧，特别是苏联威胁的日益增长，西欧联合反霸形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苏联霸权主义的面目在欧洲更加暴露，战争危险的严重性已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
绥靖主义的思潮遭到揭露和抵制，反绥靖的力量有所增长。
总的说来，西欧联合反霸的形势是继续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人们记得，当年欧安会开场之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又是和平的“里程碑”，又是合作的“新阶段”。
然而曾几何时，现在的欧安会续会却是另一番景象：
零零落落，冷冷清清，已经引不起人们多大的兴趣了。
人们记得，几年前在欧洲一提起苏联的威胁，还常常是模模糊糊，不少人对此半信半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对“缓和”还有不同程度幻想的人，也承认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是一个客观存在。
多数西欧舆论认识到，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它防御的需要，尤其是在常规力量方面，它对西方国家已占居优势，完全有可能对西欧发动突然袭击。
如何对付苏联突袭的威胁已成为当务之急。
人们记得，前几年当西欧国家讨论到加强防务问题时，往往难于一致。
有些国家的当权人物甚至还借口“缓和”，提出削减防务。
而现在，加强防务，增进西欧军事协作，越来越得到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支持。
西欧主要国家制订了短期和长期的战略防御规划，决定进一步加强防务，继续改进武器装备。
一些国家还在深挖洞，积极建立民防，加强抵御侵略的军事准备。
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西欧的联合尽管存在困难和阻力，还是不断地有所发展。
西欧共同体的合作在一些方面又取得了进展。
它从六国扩大到九国以后，现在又在酝酿接受新的成员国。
西欧国家军事上的合作和协调在继续扩大。
国家间的、区域性的各种形式的联合不断出现。
共同体同第3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有了新的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西欧联合反霸斗争的这些积极成果，是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一年来，西欧各国经济复苏十分缓慢，生产回升步履艰难，失业和通货膨胀依然严重，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也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分岐和争吵。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联合反霸的事业还是得到了进展。
这就有力地表明，联合反霸已经成为西欧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一个日益联合的、强大的欧洲，是完全符合欧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
历史上，西欧主要国家本身就是争霸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就不存在整个西欧联合反霸的问题。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
世界上出现了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而原来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地位却起了变化，受到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欧国家为了维护独立主权、保卫民族生存，就需要联合起来。
当前对于西欧国家来说，同美国之间固然有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最大的危险是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
尤其是近几年来，苏联源源不断增兵欧洲，更新武器装备，部署新式导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它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了在中欧的军事优势，增强了在大西洋、地中海的舰队，加紧对欧洲北翼和南翼的军事威胁。
它在非洲、中东大肆侵略扩张，建立战略据点，力图从侧翼迂回包抄西欧。
最近苏联向非洲运送大量武器，并直接派遣军事人员和外籍雇佣军插手和干涉非洲之角的事务，就引起了西欧国家的严重不安。
面对北极熊的贪婪的欲望和凶恶的利爪，西欧各国除了联合起来，抵御威胁，别无他途。
合则强，散则弱。
它们如果不联合起来，就只能是一个分裂的、软弱的欧洲，就会被北极熊一个一个吃掉。
如果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拥有三亿人口的、能够抗衡超级大国的一支不可轻侮的反霸力量。
一个日益联合的、强大的欧洲，也是完全符合全世界人民反霸斗争总的利益的。
苏联要称霸世界，首先要征服欧洲。
欧洲是当代世界的财政金融、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比较集中和发达的地区。
谁占有欧洲，就能利用它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
当年的希特勒就是从侵略欧洲开始他的狂妄的战争计划的。
因此，在欧洲挫败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战争阴谋，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霸斗争蓬勃兴起，给予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以有力的打击。
西欧国家和人民的联合反霸斗争，成为全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西欧共同体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开始注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改善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
它们主张同第3世界用开展“对话”来代替对抗，并在一些问题上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反霸斗争。
西欧国家的这种态度得到了第3世界的赞赏，它们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总之，西欧联合反霸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尽管西欧国家在联合的道路上还有它的难处，但形势逼人。
只要苏美两霸对欧洲的争夺继续存在，只要苏联的威胁继续存在，西欧国家要联合，要反霸，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
应当看到，西欧联合反霸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苏联绝不愿意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西欧，这样一个西欧是苏联争霸欧洲的严重障碍。
西欧越是分裂、越是软弱，对苏联就越是有利。
直到现在，苏联仍然顽固地拒不正式承认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不断进行挑拨离间，阻挠共同体的发展和扩大。
它千方百计，软硬兼施，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威胁西欧；
另一方面又玩弄“缓和”骗局，散布种种欺骗论调，分化和麻痹西欧国家，以利于它各个击破。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拆散西欧的联合，以便有朝01日把它在东欧搞的所谓“大家庭”扩大到西欧，以至霸占整个欧洲。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西方有些人主张对苏联姑息、退让，以求苟安。
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在大西洋彼岸尤为显著，不能不影响到西欧。
这就增加了西欧局势的危险性。
归根结蒂，这种思潮乃是害怕苏联的产物。
有些人鼓吹不要刺激苏联，否则苏联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将毁掉欧洲”。
因此他们对西欧联合反霸不起劲，认为只要多给苏联一点经济实惠，就能“软化苏联”；
只有依靠“裁军”、“缓和”这个“仁慈的愿望”，欧洲才能得救。
这是十足的幻想。
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向苏联大量输血，其结果恰恰是“强化”了苏联，“软化”了西方，是“自杀”的政策。
至于担心联合反霸会刺激苏联，那更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侵略者，你越是怕它，它就越要吃掉你，刺激不刺激都是一样的。
而乞求侵略者的“仁慈”，尤其危险。
当年的希特勒德国，难道由于张伯伦、达拉第之流拜倒在它的脚下，就大发“仁慈”，不向欧洲开刀了吗？
没有那回事。
恰恰相反，正是当年的绥靖政策，促使纳粹的铁蹄蹂躏了整个欧洲大陆，而正是各国的抵抗力量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同希特勒德国浴血奋战，最后拯救了欧洲，赢得了和平。
这是人们不会忘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有利条件。
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西欧国家联合起来，促进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并加强同第3世界的联系和合作，就一定能够赢得反霸斗争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不仅蚕食，还想鲸吞
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向外国记者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
苏联正在蚕食非洲大陆。
早就深深领教过并在一年前断言今天的苏联是“社会新殖民主义”的尼迈里总统，又一次击中了莫斯科新沙皇的痛处。
苏修统治集团指使它的喉舌塔斯社跳出来反扑，居然指责尼迈里总统的谈话“违反事实”！
事关世界人民视听，特别是关系到当前非洲许多国家存亡、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谁个揭穿得正确，谁个狡辩得无理，让事实来回答吧。
苏联蚕食过非洲那些国家？
历史早已逐一明载，而且是苏联以自己的帝国主义行为写下来的。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苏联蚕食埃及。
苏联乘埃及遭受以色列侵略之危，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埃及进行了十多年的逐步渗透，企图全面控制埃及，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求在一块块埃及领土的上空升起苏联国旗。
——苏联蚕食苏丹。
由于苏丹人民和尼迈里总统不接受苏联霸权主义，截至1977年，苏联三次策划阴谋颠覆苏丹合法政府。
——苏联蚕食安哥拉。
1976年，苏联为了控制即将独立的安哥拉，派遣大批古巴兵侵安，挑动安哥拉的一派，打击另两派，为苏联火中取栗。
——苏联蚕食扎伊尔。
1977年，苏联假手雇佣军，大举入侵扎伊尔。
蒙博托总统统率扎伊尔军民，在许多国家同仇敌忾支持下，浴血奋战八十天，赶走了苏联雇佣军。
——当前，苏联又在进一步蚕食，目标就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非洲之角。
由于苏联进行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火日益扩大，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在遭难。
蚕食，蚕食，不断地蚕食，事实历历在目，不容狡赖。
就是在苏联，也有人对此不尽讳言。
苏联非洲研究所在1976年底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会议组织者斯塔鲁申科在总结报告中就说，加强苏联对非洲国家事态进程的影响，有助于“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范围的扩大和获得成功。
人们只要把此话中的“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一词按其真实含义读作“纳入苏联‘大家庭’的国家”就全都清楚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要“影响非洲国家的事态进程”，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对非洲国家进行蚕食，这个计划也够险恶的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尼迈里总统在这次谈话中还进一步指出，苏联对非洲不仅是蚕食，而且还想鲸吞呢！
他警告说：
“他们（苏联）的意图是要拿下整个非洲。”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最近也说，“苏联企图充当非洲之角和整个非洲地区的独裁者”。
他还指出，谁不听苏联发号施令，谁就要遭到它的攻击。
扎伊尔一位官员也揭露说，苏联要“实现他们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对（非洲）大陆重新殖民化的图谋”。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塞内加尔、冈比亚、刚果、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利比里亚、赞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领导人或报刊都纷纷谴责外来势力挑动非洲之角的冲突，有的更揭露苏联的直接侵略活动。
苏联对非洲既在蚕食，又想鲸吞，尼迈里总统、西亚德总统以及其他许多人说的都是铁的事实，绝不是塔斯社所能抵赖得了的。
然而，非洲终究是属于非洲人民的，非洲人民正在觉醒，苏联侵略非洲的行径已激起非洲人民的愤慨和反抗。
“打倒苏联霸权主义”“俄国佬，滚回去！”
的呼声已在非洲大陆响起，苏霸老爷们你们听到了吗？

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接见索马里外长
讨论非洲之角事态最近发展情况
新华社开罗02月20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02月19日接见了索马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
同一天，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布特鲁斯·加利也接见了索马里外长。
他们讨论了非洲之角事态最近发展情况。
索马里外长向加利部长递交了西亚德总统给萨达特总统的一封信。
索马里外长于18日和19日对埃及进行访问之后已回国。

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东京消息：
据日本气象厅宣布，02月20日下午一时三十七分（当地时间），在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底发生了里氏震级为六点八级的强烈地震。
这是这个地区几十年来发生过的较大的一次地震，它波及了日本东北地区的岩手、宫城、山形、福岛等县。
据初步统计，有十六人受伤，有些房屋和公路遭到破坏。

暴风雪袭击英、法和西德部分地区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02月19日，暴风雪袭击英国、法国和西德的一些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瘫痪，电讯联系中断，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生活发生困难。
英格兰西南部受到了三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的袭击。
许多地方同英国其他地区断绝了联系。
苏格兰和威尔士也下了大雪。
这些地区过去几周连续降雪，以致数百英里长的公路被十八英寸深的雪所覆盖。
有些地段，积雪堆积起来，厚达二十英尺。
在德文、多塞特等地区，数以千计的人家得不到水、电供应，许多住房遭到破坏，大量汽车困在公路上，交通陷于瘫痪，一些学校被迫停课。
在法国，巴黎和诺曼底地区降雪达九英寸。
交通中断，供电线路遭到破坏，并造成多起交通事故。
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地区，被困在公路上的汽车达几百辆。
巴黎最大的夏尔·戴高乐机场由于跑道积雪太厚而一度关闭，从巴黎到鲁昂和瑟堡的电气火车线路中断。
在西德，大雪使这个国家西南部的公路、铁路和空中交通中断。
慕尼黑的市内交通陷于停顿，附近的机场几乎取消了所有的航班。
在巴伐利亚州南部及巴登—符駦堡、莱茵兰—法尔茨地区的公路上，大雪造成了交通堵塞，公路上的汽车“长龙”有时长达四十公里。
巴伐利亚州有的地区，五英尺的积雪完全埋没了路轨，致使火车无法通行。

西亚德总统呼吁阿拉伯各国帮助反击外来侵略
也门外长希望阿拉伯国家克服分岐消除红海紧张局势
西方报刊对苏联军事人员干涉非洲之角表示不安
新华社开罗02月20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呼吁阿拉伯所有国王和国家元首迅速进行干预，帮助索马里反击外国对索马里的侵略。
索马里总统19日在给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的电报中提出了这个呼吁。
他提请注意由古巴飞行员驾驶的苏联飞机对索马里城市和农村的空袭在不断加剧。
西亚德总统说，这场侵略不仅给索马里带来危险，而且也是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威胁。
与此同时，阿盟副秘书长赛义德·诺法勒说，西亚德·巴雷总统的电报已转给阿拉伯国王和国家元首。
他强调指出，阿拉伯各国在支持索马里保卫自己领土、反击外来侵略的权利方面是一致的。
新华社摩加迪沙02月20日电
第1批三十名索马里留苏学生冲破苏联当局不允许索马里飞机在莫斯科着陆的阻挠，改乘日本飞机，已于02月19日经罗马回到了祖国首都摩加迪沙。
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了索马里高等教育和文化部的官员以及索马里革命青年联盟官员的欢迎。
这批留学生的发言人对记者说，苏联政府不发给他们通常应发给的津贴费，并且诽谤索马里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他还说，留学生的安全也遭到威胁，苏联政府妄图迫使他们背弃本国的政府。
然而，相反地，学生们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
新华社萨那02月20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报道，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最近在访问阿布扎比时对当地报界说：
“也门希望使红海避免任何紧张局势。”
他还说：
“也门致力于同红海沿海国家的合作，以有利于沿岸国家。”
他指出：
“在有必要召开红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的时候，应当先同有关国家协商后才召开。”
他还说：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希望阿拉伯国家之间消除分岐。”
据新华社北京02月18日电
一些西方报刊连日来在评论非洲之角的战局时，都对苏联和古巴军事人员直接参加这场战争表示十分不安。
英国《卫报》02月11日报道说，曾在索马里担任“高级军事顾问”“至少三、四年”的苏联将军格里戈里、巴里索夫参加了欧加登的战争。
该报说，巴里索夫在去年11月被驱逐出索马里后，就“直接被调往”亚的斯亚贝巴。
在欧加登地区，“讲俄语的坦克手在无线电讲话中提到了他（巴里索夫）的名字”，“每当坦克手遇到不利地形或艰巨战斗的时候，据说他们的指挥官就需要通过无线电‘向巴里索夫请示’。”
美国《新闻周刊》02月13日一期在一篇题为《非洲之角的争夺战》的综合报道中说，苏联人在去年11月，即在索马里政府驱逐了三千名苏联顾问以后，就开始向埃塞俄比亚大规模空运军需品。
苏联在埃塞俄比亚“投入了惊人的人力物力”。
这家周刊说：
最近，苏联飞机上的古巴飞行员执行了空袭索马里目标的任务。
同时，在北也门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苏联大使对一些外国使节们说：
“我们一定给索马里人一个永远不忘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回到索马里——我们一定要使他们屈服。”
《新闻周刊》还说，一些西方的“分析家们”认为，苏联在这一地区所寻求的长远目标是：
“试图在非洲之角谋求一个立足点，以弥补它在中东失去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通过苏丹对埃及长期施加压力，并增加克里姆林宫对红海运石油的航道的影响”，“其最终目标是使西方得不到非洲资源和阿拉伯石油，从而从侧翼包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访哥白尼故居
新华社记者
今年02月19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诞生五百零五周年。
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夕，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了哥白尼故乡——托伦市，并瞻仰了这位对人类认识宇宙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故居。
托伦市位于华沙西北二百多公里，维斯瓦河由其南侧浩荡奔流而过，直泻波罗的海。
一过维斯瓦河铁桥就进入托伦市中心。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狭窄的街道、栉比的房屋和一些历史遗迹。
经过五百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古城仍以其特有的民族风格和历史风貌屹立在我们面前。
托伦市区内外许多地方建有哥白尼塑像和有关天文方面的纪念碑以及以哥白尼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街道、广场和天文台。
市中心有一座手里捧着天体运行仪的哥白尼的铜像。
这座铜像连同基石高达七、八米，甚为雄浑轩昂。
市内的哥白尼大街原名圣安娜大街，十九世纪后半期始得现名。
哥白尼就是出生在这条大街的十七号住宅。
这是一栋红色三层楼房。
虽然几经整修，当年风姿仍存。
这座建筑物从1960年起正式成为哥白尼博物馆。
进入哥白尼故居，我们情不自禁地追思这位伟大学者的一生及其光辉业绩。
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整个欧洲处于伟大进步变革的时代。
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兴起，并在与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不断发展。
欧洲到处都燃烧着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烈焰，许许多多新生事物在欧洲大陆上迅速地涌现出来。
哥白尼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以他的太阳中心学说，向宗教迷信和旧的学术传统宣战，揭开了宇宙的一层奥秘。
一四七三年，哥白尼诞生在托伦市一个商人的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沦为孤儿，由其舅父抚养长大。
一四九一年，十八岁的哥白尼到了克拉科夫，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学习。
克拉科夫大学是当时全欧闻名的文化中心，也是波兰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
这个学校对数学和天文学十分重视。
在那里，哥白尼对天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钻研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学说，并学会了用天文仪器观察天体。
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促使他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和意大利文等几种外国文字，大量阅读天文学、数学和哲学书笈，并于一四九六年到意大利留学。
一五○三年，哥白尼在意大利留学后回到波兰。
归国后，他住在北部滨海的埃尔门兰德。
从那时起，他坚持不懈地逐日观察天象，记录了大量数据，进行了大量演算和分析，并对所收集的古今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一五一〇年前后，他开始写《天体运行论》的初稿。
同时他还把其中的基本观点用拉丁文写成一篇《浅说》，抄送给天文学者传阅。
大约在一五三〇年，他才最后完成《天体运行论》手稿。
在这部包括六卷的伟大著作中，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
他提出地球是动的。
地球不仅有自转，而且和太阳系其他行星一道按各自的轨道绕太阳公转，月亮则是地球的唯一伴侣，绕地球旋转。
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人们达一千多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在天文学中奠定了现代的太阳中心体系的基础。
他的学说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反动的宗教权威，引发了天文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巨大革命，人类宇宙观也从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恩格斯曾给予哥白尼以崇高评价。
他说：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
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天体运行论》的手稿最后完成后，由于教会的反对，被列为禁书，多年得不到出版。
从博物馆内展出的《天体运行论》的各种版本看，该书最早版本一五四三年出现于德国，一五六六年出现于瑞士，一六一七年出现于荷兰。
在波兰，直到1854年，即哥白尼逝世后三百余年才得以正式与读者见面。
五百多年过去了。
今天，当人们纪念哥白尼诞辰的时候，回想从哥白尼以后的天文学的惊人进步，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今天，天文学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银河系以外的宏观现象了。
在探索无穷宇宙的征途中，哥白尼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离开哥白尼博物馆时，我们在大门前看到一张布告。
它宣告：
托伦、克拉科夫、奥尔斯汀等哥白尼居住和生活过的七个城市将为哥白尼诞生五百零五周年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举行“天文日”、“哥白尼日”、天文学术讨论会和天文爱好者比赛会等。
波兰人民通过这些活动追思这位杰出学者。
哥白尼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

非统组织解委会和非洲舆论谴责史密斯“内部解决协议”
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
新华社北京02月20日电
的黎波里消息：
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02月18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结束会议时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宣布的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内部解决协议”。
决议重申对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的支持，并且呼吁非洲和世界各国对南非实行有效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
这项决议号召加强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所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支持。
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希萨诺02月18日在马普托发表声明，谴责罗得西亚的“内部解决协议”。
他指出，它只不过是史密斯政权“为了在罗得西亚阻挠实现民主和避免合适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又一个图谋”。
毛里塔尼亚《人民报》02月17日发表文章指出，史密斯政权宣布的这项“协议”“完全是一桩骗人的买卖”，其目的是“使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武装斗争流产，欺骗国际舆论和挽救它那摇摇欲坠的政权”。
文章表示相信，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将挫败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计划，把解放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赞比亚每日邮报》02月17日发表社论指出：
“只要史密斯控制着罗得西亚的治安部队，并且强大得足以进行战争，那么他同别的方面达成的协议就不如签署协议的那张纸值钱。”
新华社阿克拉02月15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02月15日报道，加纳外交部长罗杰·费利最近在宴请外国驻阿克拉使团团长时重申，加纳致力于实现非洲统一和解放的事业。
费利部长说：
“我们不能同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种族主义非法政权共存，我们将继续反对它们”。
他强调，加纳将继续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直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非洲人能够行使自决权，能够和平和有尊严地生活为止。
新华社乔治敦02月18日电
金斯敦消息：
牙买加外交部长珀西瓦尔·帕特森最近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
声明揭露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加强镇压，并且玩弄种种花招对人们进行欺骗。
声明强调说，现在是让世界各国人民清楚地认识种族隔离的全部真相，以便使他们参加并积极声援和实际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行列中来的时候了。
鉴于联合国大会宣布1978年为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牙买加政府成立了以帕特森部长为首的全国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国内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活动。
帕特森部长在上述声明中号召牙买加人民积极参加有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