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电贺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2月17日打电报给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五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诞生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富有朝气的党。
多年来，你们党高举革命的旗帜，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反对苏美两霸、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维护挪威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你们党还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党的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前，国际形势正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我们深信，你们党在今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两党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和团结。
我们坚信，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战斗友谊和团结，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挪两党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8年02月17日

华国锋总理致科威特国王储兼首相萨利姆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02月17日打电报给谢赫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祝贺他被提名为科威特国王储并被任命为首相。
电报全文如下：
科威特科威特国王储兼首相谢赫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殿下：
值此殿下被提名为科威特国王储并被任命为首相之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殿下表示衷心的祝贺。
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祝中科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1978年02月17日于北京

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妥善处理王先梅反映的问题
干部的历史政治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家属
本报讯干部的历史政治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家属。
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最近妥善处理了王先梅同志反映的问题，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了榜样。
去年12月，国务院轻工业部王先梅同志就她爱人的历史问题影响到子女的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她爱人的历史政治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
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最近，记者访问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轻工业部等有关单位，他们说，中央领导同志对王先梅同志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后，已迅速向王先梅同志以及她所在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并已妥善地处理了王先梅同志所反映的问题，体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多次指示的党的政策。
王先梅同志及其子女听了传达后，激动得流着热泪一再表示：
“感谢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我们。”
各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听了传达后都很重视，表示要认真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去办，坚决落实党的政策。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王先梅同志信中和口头提出的主要问题，均已妥善解决。
王先梅同志的小女儿，今年将高中毕业。
1976年，学校没有让她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两次大会。
在她提出意见后，学校党支部副书记代表党支部，向她做了自我批评。
后来让她参加了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劳动。
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后，学校党支部书记表示，她的升学和毕业分配问题，不会因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
王先梅同志的大儿子报考解放军某部队政治部歌剧团，歌剧团原来打算录取，但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定下来。
现在，歌剧团已决定录取，并已报上级领导机关，很快批准了他入伍。
王先梅同志的其他子女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也表示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决不因为他们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在政治上加以歧视。
王先梅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审查，虽已恢复党组织生活，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
她要求组织上对她的审查有个正确的说法，并早日分配工作。
她所在的轻工业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已找王先梅同志谈过话，互相交换了意见。
王先梅同志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
最近，该单位党组织认真研究了她的要求，给她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对于她受审查的问题，已向她作了口头说明，肯定她没有问题，有关审查材料，将妥善处理。

武汉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新华社武汉02月17日电湖北省武汉石油化工厂最近建成投产并一次试车成功，从原油里提取了合格的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及液化石油气等产品，从此结束了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用油用气长期依靠外地供应的状况。
武汉石油化工厂由常减压和大型分子筛提升管催化裂化两套装置组成。
这两套装置都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
这个厂的建成投产，对于发展湖北省的国民经济，保证钢铁、电力、化肥的生产以及解决武汉地区部分民用燃料都有重要作用。
（附图片）
图为武汉石油化工厂外景。
新华社记者摄

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
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
1974年10月为子女的就业问题，曾向你汇报过我和孩子们的处境和困难，在你的关怀下，我的子女的就业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
眼前又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得不再次向你汇报。
一、我的小女儿是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面临着升学和分配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审查问题。
她自在外地读初中起，是历届三好学生，但因其父的问题，几经周折才被批准入团。
去年，她担任班内团支部书记，今年又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
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因其父的问题，学校未让她参加，而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
二、我的长子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的全套工艺技术，还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最近报考某部队政治部歌剧团，业务技术方面考试合格，对我的政治历史情况和他本人的现实表现都已作过调查，均符合录取条件，但因其父的问题，一直定不下来。
为此，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
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
我于1938年春、十四岁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未犯过错误。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
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
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
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王先梅
1977年12月08日

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报评论员
当前，在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一个很重要而又需要很快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干部因犯错误受审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或定为敌我矛盾而牵连其子女和亲属的甚多。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曾有很多指示，关怀青年一代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我们党历来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又曾对此作过多次批示。
1975年，在一个文件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把父母的问题和他们的子女加以区别，把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阶级政策，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是实现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重要决策。
这个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们就提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对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利用审干工作，搞逼、供、信，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许多革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他们用反动的血统论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采取封建统治者株连的办法，妄图把广大革命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起打倒，只要父母一被批判，不管问题是否真实和问题的轻重大小，就把他们的子女诬蔑为“叛徒子女”、“特务子女”、“黑帮子女”等等，极力破坏和瓦解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
在他们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妖风，搅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在子女问题上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针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在1968年，毛主席明确指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体现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有力地打击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的“血统论”，把子女同其家庭作了明确的区别，规定了严格的政策界线，肯定这些子女“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并且为了防止和制止林彪、“四人帮”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伤害这一部分青年，毛主席深有用意地指出，不准称他们为“黑帮子女”。
毛主席的指示，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这一代青少年的关心和爱护，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惯于接过革命口号，不断变换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法。
当毛主席批判了关于“黑帮子女”的提法以后，林彪、“四人帮”又接过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肆意加以歪曲，把它变成同“黑帮子女”一样的贬词，如果一个青年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仅处处受歧视，而且上学、入团、入党、服兵役等都成了问题，甚至连劳动就业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他们的进步得不到支持，才能得不到发挥，形成沉重的精神压力，严重挫伤了这一部分青年的革命积极性。
我们怎样看这个问题？
一般说，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子女是没有参予的，有的根本就不知道。
父母的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不能由他们的子女去承担责任。
革命与反革命是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生理现象，在父母子女之间，决没有革命与否的遗传关系。
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最后分界线，不是根据他们的家庭出身、父母的行为，而是根据他们本人的政治表现，看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维护那个阶级的利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上，老子反动，儿子是革命者的例子很多，相反，儿子反动，老子革命的事例也很多。
我们党从来没有因为父母有问题，就不准儿子革命；
也没有因为儿子出了问题，就把他们的父母逐出革命队伍。
这主要是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时代，各个阶级都必然引起分化：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有背叛原来的家庭，投降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出身于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也可能背叛原来的家庭，加入反革命营垒。
这里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走哪条路是可以选择的。
林彪、“四人帮”硬把父母的问题同子女牵涉在一起，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格格不入的。
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父母有严重问题的青年，我们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他们对自己父母的问题承担责任，但是又必须看到，他们中不少人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容易接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也容易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
他们的思想觉悟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是很难同其剥削阶级家庭和有政治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征途中又容易动摇、堕落，发生错误，甚至叛变。
这正是反动阶级加给他们的阶级烙印所起的作用。
我们要冷静地认识、分析这种现象，关心和加强对这一部分青年的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锻炼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使他们坚定地站到党和人民这一边来，分清是非界线和敌我界线。
我们应当肯定，争取这些青年是有很大可能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子女都是青年人，可塑性很大，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中大多数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对党对人民是有感情的，党在这些青年中是有崇高威信的。
虽然他们思想上有时也有矛盾，碰到问题会反复，但只要他们能自觉地严格对待自己，接受党和群众的教育；
我们严格掌握政策，工作方法得当，不怕麻烦，循循善诱，讲清道理，指明利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会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长期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
当然，实践结果证明，也会有少数青年自暴自弃，同家庭划不清界线，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带着花冈岩的脑袋进入坟墓。
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有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就把绝大多数可以教育、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人统统推到革命队伍外面去，放弃了对这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工作。
这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有利于无产阶级敌人的蠢事，我们是决不做的。
社会主义是一桩伟大的群众事业，需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其中包括父母属于敌我矛盾的子女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我们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给以恰当安排，使他们敢于负责，敢于工作。
如果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作出成绩，同样应当给以鼓励，使他们感到集体的关心和无产阶级的温暖，从而促使他们加紧思想改造，更加努力工作。
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要改造社会制度，一方面要改造人，这是相辅相成的两项工作。
对人的改造不能完成，制度的改造也不可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不能巩固。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
它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而且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此，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完全能够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还应当看到，父母有问题就牵连子女，不仅使好多青年蒙受了不白之冤，同时，也使许多干部顾虑重重，怕犯错误，不敢大胆工作。
有的青年在给父母的信中说：
你们不要给我们什么财产，只要不犯错误就好。
有的老同志感慨地说：
我们不怕坐牢，就怕自己犯了错误，子女受害一辈子。
在这种精神枷锁下，不少人谨小慎微，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怕字当头，不坚持原则，这既影响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又干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同时，这些同志如果不排除私心杂念、振作精神、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负责，还必然会犯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坏人和那些品质恶劣的人所利用。
他们把子女的父母的问题作为辫子抓在手里，一不顺心，就把青年的一些缺点、错误，同他们父母的问题联系起来，借以压制批评，泄私忿，图报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所以，把父母的问题同其子女本人不加区别的作法是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加快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时，必须扭转一种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
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过来。
他们错误地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父母有严重问题的子女，即使搞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是立场坚定的表现；
同样错误的是，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作“右”的表现，不肯实事求是地去落实。
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且会牵涉到他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
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新中国建立至今已近三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些地富子女的子女，已是第3代、第4代的人了，他们大多是解放后出生的，是靠父母劳动收入扶养长大的。
他们跟剥削分子的接触，不象他们的父母辈接触那么多，有的根本没有接触过，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怎么能不加区别地以原来的地富子女对待他们呢？
周总理在1965年视察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时指出：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
只要能同原来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向组织交代清楚他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们历来重视阶级出身对一个人的思想影响，不看到这一点是错误的。
同时，我们党也历来反对唯成分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取其中一方面，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党的阶级政策的。
出身不好，表现很好，能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坚决站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这样的子女，工人、贫下中农是欢迎的，我们对他们的进步要给以肯定、支持和鼓励，不应当有歧视。
在落实党的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处理好父母有问题的子女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把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推倒，把装在档案袋中的这类材料销毁；
在上学、入党、入团、服兵役、就业等方面，经过考验，凡是符合条件的，应当和其他青年一样对待。
只有这样，才能把父母有严重问题的子女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他们锻炼成为新的革命一代，在党的领导下，使他们同广大青年一起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余悸和余毒
毓璜怀德
批判“两个估计”的战斗一打响，教育战线精神大振，局面顿开。
革命师生跃马横枪，挥戈上阵，其势似钱塘春潮，如暴风疾雨。
然而，在这场战斗中，也有人荷戟彷徨，心有余悸。
“余悸”在于心，踟蹰见于形：
你要加紧把基础理论教学抓上去，他有顾忌：
“可别重犯‘脱离实际’的毛病。”
你要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他有犹疑：
“可别再吃‘脱离政治’的苦头。”
在打倒“四人帮”，教育得解放的今天，一些同志“心有余悸”，看来有点怪，其实也不怪，它正是“四人帮”横暴恣肆地推行“两个估计”，挥舞帽子、棍子所留下的恶劣影响。
“两个估计”实际上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推行的一种反革命三光政策：
它要把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下子扫光，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一下子抹光，把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一下子打光。
在“两个估计”风靡期间，教育领域处处埋“地雷”，处处划“禁区”。
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套帽子，身上挨棍子，手脚戴铐镣，精神披枷锁，动辄得咎，寸步难行。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教育工作者疯狂地实施法西斯专政，要把教师“永远按在深水之中”，要让子弹“穿过教师的身体”。
他们蓄意把教师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业务上搞空，生活上搞苦，弄得校无宁日，班无宁日，人无宁日，教育事业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教育阵地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景象。
至今一些教育工作者头上还留有“四人帮”帽子勒下的箍印，身上还留有“四人帮”棍棒打成的创伤，而这“痛定思痛”的“余悸”本身，就正是“四人帮”在一些同志精神上留下的一块伤疤。
当然，一些同志“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还有其自己思想上的因素。
对待过去的“伤痛”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多数同志在批判“两个估计”的战斗中，把“伤痛”化为仇恨的力量，积极杀上批判“两个估计”的战场，他们在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敢于拨乱反正，肃清流毒，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气概。
少数同志虽然也批判“两个估计”，但由于流毒未肃清，界线未划清，思想未澄清，前途未看清，心里不踏实，表现在行动上则是等待观望，束手束脚。
事情很明白：
“余悸”的根子，正通在“余毒”上。
“余毒”不清，“余悸”难消。
要将消极的“心有余悸”化为积极的勇敢进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斗争中进一步肃清流毒！
（原载《新华日报》）

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
张琢
革命必须面对现实。
一切坚实的革命者都是富于求实精神的。
鲁迅是最讲求实际的。
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对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脚踏实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是很有教益的。
睁了眼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有一种鲁迅称之为“闭了眼睛自负”的国粹家。
他们“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躲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成天在那里夸耀着中国如何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道德第1，烹调最美……。
谁要是向他们提一提外国的新鲜事物，提倡向外国学点先进的东西，就被斥为“卖国”、“崇洋”。
这样既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和人家的长处，当然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夜郎自大，陶醉于“国粹”中，也就不可能改革和进取了。
鲁迅对这种使中国永远停滞落后的假爱国的国粹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发表了专论《论睁了眼看》。
他鲜明地提出：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只有敢于正视现实，才可能改变现实。
今天，我们的情况当然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不如人家的地方，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四人帮”搞的“瞒和骗”就是鸵鸟政策，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决屏弃。
“睁了眼看”，正视一切，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使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起来的积极的办法。
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别国的东西，将一切好东西学过来，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
学习先进的东西才能赶上和超过先进，才能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急起直追
正视落后要有勇气，但那还只是“视”，更要紧的是要“赶”。
知道落后了，就急起直追。
掉在后头，就免不了会遭到各种议论讥笑。
这是对革命勇气和毅力的考验。
面对这个考验，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分析了“最先与最后”的辩证关系，教给了我们一种“不耻最后”的奋斗精神。
他以运动会上的赛跑做比喻说：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
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如果跑到中途，一看落后了，怕人嗤笑，就失却了比赛到底的勇气，中途溜号，挤入观众中，或佯为跌倒，让人抬走，看起来是“耻于最后”，其实是比那“不耻最后”，而坚持跑到终点的运动员要卑怯得多。
只有“不耻最后”，而不甘落后，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坚定沉着，尽跑尽跑的人，才有希望达到胜利的目标，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切实地干
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要一步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决不是只靠少数人能实现的。
我们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锲而不舍”，努力奋斗。
而且不能大哄大嗡，浪费人力和时间。
1925年，在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杀我国同胞的“五卅惨案”后，鲁迅含忿写下了《忽然想到》一文。
他说，面对这种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繁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
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元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
为了保证这运动的持续的进行，就不要只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
不要“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
还要防止有人借此以营私。
这实在是对症的良方，也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伟大事业，由于“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使我们损失了不少时间。
要把这些时间夺回来，就必须象鲁迅说的，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不搞形式主义，切实苦干，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坚持下去，共同奋斗。
要赶快做
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紧张工作，决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
决不能说，反正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成就的，来日方长，就可以松松垮垮，慢慢吞吞。
要只争朝夕，提高效率，打好速度仗，就要与懦夫懒汉世界观作斗争。
鲁迅对那种有闲阶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陈腐风气是深恶痛绝的。
（《北人与南人》）
人多好干活，是好事，可是人多泡时间，损失就更大。
鲁迅是最珍惜时间的。
他说：
“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他在《门外文谈》中尖锐地指出：
“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但我想：
时间就是性命。
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把珍惜时间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谈，就是因为他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呕心沥血，争分夺秒地战斗了一生，在去世前一个月，他写了一篇实际上成了他的遗嘱的文章《死》。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
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
想定之后，就结束道：
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
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
这怎么叫我们能不深受感动！
面对先生的遗言，我们是惶愧的。
鲁迅已经不能再为我们写作，为我们创作新的精神财富了。
但他“要赶快做”的精神，却激励着我们去战斗。
我们无论是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有这种时间紧迫感，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快做！

对于《剖析》的剖析
张民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忌讳，就是不敢讲经验。
1975年，邓小平同志说了一句不要伤害“有经验的干部”，“四人帮”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
在1976年0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一篇《剖析邓小平的经验》的文章，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这篇文章名曰“剖析”，实际上既没有“剖”，也没有“析”，而是采用卑劣的手法，把邓小平同志谈经验，同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中批判过的“经验家”谈“经验”，进行简单类比，任意穿凿比附，然后大张挞伐。
看过鲁迅的那篇文章的人，都知道鲁迅批判的“经验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后进行复辟活动的清朝遗老，他们拿已经被推翻了的清皇朝的“经验”为当时袁世凯想做皇帝造复辟舆论，这和邓小平同志讲的我们的革命干部的革命经验，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
但是，《剖析》却硬要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邓小平同志谈经验，也是“穿前朝靴，走前朝路”，是复辟倒退。
它还歪曲引用鲁迅的语言，攻击邓小平同志讲经验，是为了“抬着‘有经验’的轿子，恭请‘受冷不过，预备下山’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还乡团’”，是为了“维护前朝‘遗老’的切身利益”。
《剖析》这些所谓的“批判”，打着“革命左派”的幌子，把“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实质和盘托出。
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封建皇朝的反革命经验之间划等号，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前朝遗老”之间划等号。
难道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朝”？
难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前朝”？
他们那样说，完全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恶毒攻击，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恶毒攻击！
拿这种谬论来和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比一比：
同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样是资产阶级右派；
如果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右派还不敢象“四人帮”这样猖狂、露骨、恶毒。

无产阶级将获得整个世界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
范若愚
一
《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划时代的著作，到今年02月，正好发表一百三十周年。
《宣言》问世以来的历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而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公开的敌人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
一百三十年，作为考验一部著作的价值的时间来说，不算是短暂的。
但是，《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为时间磨损分毫。
《宣言》的基本原理是常新的。
《宣言》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
列宁指出，《宣言》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初学马克思主义要先读《宣言》，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常读《宣言》。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的结晶。
在中国，《宣言》的第1个中文译本于1920年出版。
毛主席曾经对人说过：
“1920年冬天，我第1次以政治为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
在我第2次北游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籍，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在那时候所能找得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
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正确的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
一本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1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又说：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的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见斯诺：
《西行漫记》）
有许多干部都亲自听到过，毛主席说自己每年都要把《宣言》读几遍。
毛主席的上述谈话，是同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论述完全吻合的。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优秀人物，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使当时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了要用《宣言》所阐述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要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宣言》对我们党的创建起了纲领性的作用，教育了我们党的第1批干部。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毛主席把《宣言》的基本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曾多次表示，要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宣言》写序文，做注释。
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今天，我们纪念《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正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强调要从这三个方面批判“四人帮”的时候。
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学习《宣言》，更有其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二
《宣言》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
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一再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概括了《宣言》的基本内容之后指出：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宣言》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宣言》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叙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过程。
《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
这一结论是《宣言》的根本精神。
《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指出：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坐待这种历史必然的自发实现，而要组织起来，以自求解放的革命行动来促进这种必然的实现。
因此，《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使无产阶级觉悟到要组织自己的政党。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要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这个党，是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党；
这个党，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斗争的党。
有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共产党，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就会加速到来。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1步，就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所谓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争得民主，就是争得无产阶级的民主。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民主。
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宣言》发表以来，它的基本原理，一直受到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篡改和攻击。
他们反对作为《宣言》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个世界观去分析社会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反对《宣言》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客观规律。
今天，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还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科学结论。
《宣言》发表后的一百三十年，有些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至今还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世界上第1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苏联却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这些，只能说明革命道路的迂回曲折。
社会历史的现象尽管纷纭复杂，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基本矛盾，是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的。
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但是，现在世界的经济、政治，为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条件，比起《宣言》发表时，是大大增加了。
世界在进步，前途是光明的。
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四人帮”妄图开历史倒车，把我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他们的妄想是彻底破产了。
毛主席指出：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我们同一切修正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学习《宣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深入揭发和批判他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动实质。
只有把对“四人帮”的批判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统统纠正过来。
一百三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们坚信，这个革命的预言一定能够实现。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向着共产主义的未来，阔步前进！

上海和平浴室增开儿童早场
两个多月来接待小顾客达一千多人次，对家长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个有力支持
去年09月的一天下午，有位工人带着一个小孩到上海和平浴室来洗澡，他着急得很，说儿子洗好澡，马上要赶到厂里上班。
服务员很快帮助他们安排了座位。
浴室负责人朱仪太想，现在各条战线都在大治快上，要是浴室能帮助家长解决孩子们的洗澡问题，对抓革命促生产不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吗？
第2天，他把这个想法在职工大会上提了出来，建议在中午营业之前增开早场，为儿童服务。
这个主意大家很赞同。
入冬以后，和平浴室的“儿童早场”就办起来了。
他们到附近的幼儿园去访问，一批批安排小朋友来洗澡。
01月07日早晨，轮到上海复兴西路幼儿园的孩子洗澡。
七位老师带领五十二个孩子，手里提着装有替换衣服的小包，排着整齐的小队伍来到浴室。
两位服务员早就在门口等候了。
小顾客的光临，使浴室顿时十分热闹，他们一个个在浴池里噼噼啪啪地嬉起水来，几个“小淘气”干脆躲到门后，玩起捉迷藏来了。
服务员不怕麻烦，轻手轻脚地替他们一个个洗澡。
擦肥皂时，他们特别细心，防止肥皂水流入孩子的眼睛、耳朵。
老服务员、先进工作者高旭很会揣摩儿童的心理。
他一边为孩子洗澡，一边同他们攀谈。
“小朋友，唱个歌给老伯伯听好吗？”
“好！”
一个胖男孩带头起劲地唱起来了。
有时高旭还讲故事、说笑话，用顺口溜给孩子们讲解卫生常识，逗得孩子们咧开小嘴哈哈笑。
洗好澡后，服务员又用大浴巾裹住孩子一个个抱到休息室来，帮助老师给孩子穿上衣服。
女服务员们给女孩子梳头、扎小辫子。
两位理发员也来加班，为孩子们理发。
两个多月来，和平浴室“儿童早场”接待的小顾客已有一千多人次。
春节前，这个浴室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固定联系的幼儿园从四个增加到六个。
（据新华社）

北京南小街第5副食商店正确执行物价政策
准斤足两好次分级按质论价
北京市朝阳门内一带的居民普遍反映：
南小街第5副食商店经营的蔬菜、水果、鱼、肉等活鲜商品，正确执行物价政策，好次分级，按质论价，准斤足两，买卖公平，受到群众好评。
最近，这个商店的门市部，大白菜分三个等级出售：
棵大心实、剥去残帮烂叶的五分一斤，心实但外表有冻伤的四分八厘一斤，六、七成心的四分二厘一斤。
这同有的商店的大白菜不分等级，好次混杂，统统卖五分一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水果柜台，那橙黄鲜嫩的鸭梨价格和其他商店一样，而质量相同的国光、红香蕉苹果和京白梨，却比有的商店略微便宜一些。
售货员解释说，鱼肉鲜果，质量等级差别大，国家对这类商品的销售价格，规定有合理的等级差价，商店出售时按质定价。
现在卖的这几种水果，有的有挤伤，有的个头小，所以比最高等级的价钱稍低一些。
这个门市部的肉馅也分好、次两种，带鱼按大小和质量分为三级，顾客一目了然，选购方便。
由于林彪、“四人帮”对革命和生产的干扰破坏，给商品供应和执行物价政策带来了恶果。
这个商店有一段时间由于不敢抓企业管理，经营量最大的蔬菜、水果等活鲜商品，常常不加工分等，有时售价就高不就低，对畅销货有时甚至以次充好，提级提价。
该过水的菜，就来个“萝卜快了不洗泥”，不该过水的菜有时又洒水压秤，既影响了蔬菜质量，又少给了顾客分量。
所以有些群众就质问这个商店：
你们为什么质次价高坑群众？
你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商店？
群众尖锐的批评，触动了这个商店的领导干部。
他们发动全店职工摆问题、查根源、论危害，批判资本主义生意经，狠抓了一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刹住了违反物价政策的不正之风。
这个商店还注意保证售出的商品分量准确。
每天开门营业前，各柜台的磅秤，有专人调试，过秤商品要求秤平提满；
蔬菜该去土的去土，该过水的洗净；
冻肉浸泡后要空水。
很多人都赞赏这个商店的售货员对群众负责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经营作风。

狠抓挖潜改造夺取高速度
——山西石圪节煤矿从年产一万吨到八十万吨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述评
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的一年。
工交战线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在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
最近，记者到山西省的大庆式企业——石圪节煤矿采访，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深感到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石圪节煤矿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树立的勤俭办企业的一面红旗，原来是个每年只能生产一万吨煤的小煤窑。
解放后经过五次大的挖潜改造，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八十万吨原煤的现代化矿井。
从1969年以来，这个矿原煤产量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六的速度向前发展。
平均每增加一吨原煤生产能力的投资，只相当于新建煤矿的四分之一。
其他如全员工效、吨煤成本、煤炭质量、坑木消耗和上交利润率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一直保持全国重点煤矿的先进水平，真正实现了多快好省。
石圪节煤矿的实践，说明了我们现有的工矿企业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潜力。
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将成为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石圪节煤矿在改造成为年产三十万吨矿井时，有人曾经认为，矿井定型了，没有多少潜力可挖了。
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矿井的提升能力还小于井下生产和运输，如能将提升能力扩大，煤炭产量还可以大大增加。
矿党委便发动群众，在扩大提升能力上动脑筋、想办法，结果又进一步提高了矿井的生产能力。
这件事，使全矿职工受到很大启发，更加坚定了改造矿井的信心。
自1966年起，他们又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三次大的技术改造，使矿井生产能力成倍增长。
山西省有关领导部门算了一笔帐，如果全省重点煤矿都能象石圪节煤矿这样，通过挖潜改造来提高生产能力，每增加一千万吨原煤生产能力，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三亿多元资金，而且见效快，建设速度要比新建矿井快得多。
石圪节煤矿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对现有企业进行挖潜改造，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才能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
根据这个矿党委的体会，老矿的潜力和自力更生之“力”，都在群众之中。
哪里是生产的薄弱环节，哪里需要改造，怎么改造，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最清楚。
所以也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矿井的潜力尽快挖掘出来。
1970年，这个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提升和采掘不相适应的矛盾，矿领导决定增加一口供提升用的斜井。
按照常规，打井要有专业队伍、成套设备，如果要靠国家来提供，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矿党委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工人们豪迈地提出：
“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搞扩建。”
他们从各个工种抽调了四十多个有经验的老工人，组成了一个建井队，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开始了斜井的建设。
与此同时，各车间工人也自力更生地制造了斜井工程所需要的三十多台设备。
就这样，他们依靠自己力量，用两年多的时间建成了一坐长四百八十米的斜井，使矿井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1973年，原煤产量便达到了六十二万吨。
接着，这个矿的党委又根据打斜井的经验，依靠群众继续进行技术改造，到1975年，原煤产量便突破了七十万吨。
石圪节煤矿在挖潜改造过程中，对国家给他们的投资、设备和人力，坚持精打细算，可要可不要的就坚决不要，能少要的决不多要。
1974年，上级根据石圪节矿生产发展的需要，分配给他们增加五十多名新工人的指标。
矿党委认为，经过技术改造以后，矿上已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就将招工指标退了回去。
1974年，上级主管部门拨给他们四百万元投资，用以改造井下运输系统。
矿党委进行精打细算以后，又把国家拨给的钱，退回了一百三十多万元。
石圪节煤矿在挖潜改造过程中，还十分注意处理好长远和当前生产的关系。
每当他们制定一次挖潜改造方案的时候，总要同时考虑到以后生产发展的需要；
每次改造完成以后，又要从新的平衡中找出不平衡的因素，以确定下一次改造的项目。
现在，石圪节煤矿主要环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年产九十万吨的水平，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现在又制定了一个第6次技术改造的方案，计划在1980年完成。
这项改造工程完成以后，石圪节煤矿的原煤产量将达到一百二十万吨。
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如果都能象石圪节煤矿那样，在挖潜、改造上狠下功夫，那么，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要快得多吗？

老工业城市工业发展速度能大大加快
钱敏
这些年来，“四人帮”根本不准人们谈建设速度问题。
谁要谈这个问题，谁就要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狂叫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他们划定了一个框框，社会主义只能低速度，而资本主义注定是高速度。
这完全是一派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言乱语。
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
这种论调真是反动极了。
我们重庆市是深受“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
过去一年来，重庆市六百万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抓纲治渝，初见成效，形势十分喜人。
去年市郊农业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
工业生产提前五十八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商业购销两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服务质量显著提高。
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一。
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都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四人帮”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全市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抓纲治渝初见成效的实践，不仅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使我们更加看清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现实可能性。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曾使重庆市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降低，但这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曲折。
去年工业总产值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5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的事实证明，只要排除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完全有可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我们重庆作为内地的一个基础较好的老工业城市，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要奋发努力，多作贡献，以比过去二十八年更高的速度，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
怎样才能加快重庆工业发展速度，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呢？
根据我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一年来的实践经验，我们有以下粗浅的体会和想法。
一、打碎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
这些年来，“四人帮”在建设问题上散布了大量反动谬论，给人们戴上了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象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一些同志的思想。
经过一年来的揭发和批判，被“四人帮”搞得很乱的路线是非基本上得到了澄清。
但是，在对工业战线形势的估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业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路线、思想、理论是非问题上，“四人帮”的许多谬论尚未批深批透，一些同志仍然心有余悸，因而迈不开大干社会主义的步子。
不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种种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市工业是不可能的。
“四人帮”恶毒诬蔑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工业战线是“黑线专政”，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工业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只是一种干扰破坏。
“四人帮”恶毒诬蔑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是“走资派”，工程技术人员是“反动技术权威”、“臭老九”，老工人、老模范、先进生产者是“既得利益者”、“工人贵族”、“走资派的附庸”，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业战线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人帮”恶毒诬蔑抓生产是“业务挂帅”，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工厂企业在政治统帅的前提下，以抓生产为主，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是执行了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四人帮”全盘否定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肯定，过去加强企业管理，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经验，一定要坚持，而且要加以发展。
“四人帮”恶毒攻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肯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坚持。
“四人帮”恶毒攻击企业为国家增加积累是“利润挂帅”，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增加积累是对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贵贡献，积累越多贡献越大，应当受到赞扬和鼓励。
“四人帮”恶毒攻击为革命钻研技术是“白专道路”，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为革命学科学、钻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只有如此，路线才正，是非才清，功过才明，人们思想才能大解放，才能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才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二、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来一个各方面的大整顿。
这些年来，“四人帮”在重庆的几个黑干将，网罗地富反坏，流氓阿飞，打砸抢者，以及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组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到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闹得企业不得安宁。
不坚决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不打倒那些鱼肉人民的“南霸天”、“北霸天”，人民就不高兴，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去年，我们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联系重庆实际，狠抓“两个环节，一个关键”（即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这两个环节，整顿领导班子这个关键），就使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突飞猛进。
事实证明，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是推动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继续狠抓上述两个环节。
以除恶务尽的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继续进行“双打”，把那些隐藏的阶级敌人和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挖出来。
狠狠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再闹“地震”。
整顿就是革命。
我们深感这些年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那一套反动谬论和倒行逆施，对我们党的肌体和职工队伍的思想腐蚀极大，造成组织纪律涣散，管理制度废弛，帮风派气盛行，歪风邪气上升，极大地妨碍着生产的发展。
如果不联系这些实际，对人民内部特别是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来一番大的整顿和清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
我们计划把“一批两整顿”作为今年的中心任务，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分期分批开展整党整风，进行企业、社队等各方面的整顿。
在工业战线就是把整党整风和整顿企业统一起来，整顿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整顿作风，整顿管理，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一定要下狠心围绕高速度的要求，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使之成为大干社会主义、搞高速度的班子。
整顿企业尤其要认真整顿管理，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
坚决克服企业管理上的落后混乱状况。
限期消灭产品质量差、物资消耗高、劳动生产率低、经营亏损多、为国家积累少、铺张浪费严重等落后现象。
工人群众说得好：
“拨乱反正严管理，优质高产低消耗，八项指标全达到，多快好省速度高。”
三、走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来一个生产技术上的大提高。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目前许多行业、企业的生产水平，都未达到设计能力和历史最好水平，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也落后于国内先进水平。
从固定资产和产值的比率来看，如果我们能使每万元的固定资产生产的产值达到我市历史最好水平，一年就能使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如果每个工人每年平均创造的产值能达到我市历史最好水平，一年就能使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从生产能力利用情况来看，目前一般都未达到设计能力。
例如，1977年钢、铁、煤等重工业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都只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机械、化工等设备利用率也是不很高的。
这说明，象我们重庆这样的老工业城市，生产中的“浮力”尚未用完，潜力就更大了。
根据重庆工业的历史和现状，我们认为，今后加快我市工业发展速度，主要不是依靠再新建许多的项目，而首要的途径是立足现有基础，大搞挖潜、革新、改造、配套，向落后开战。
我们对各行各业、各企业的要求是：
凡是没有达到设计能力的企业，必须在一、二年内达到设计能力；
凡是已经达到设计能力的企业，要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创造新的生产水平；
凡是需要填平补齐、配套的行业和企业，首先要在挖潜、改造上下功夫，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从全市来说，我们打算根据加强基础工业、建立支农工业体系、发展电子工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需要，抓住重点，抓好典型，有计划地大力采用、推广一批重大新技术成果，进而一条一条生产线，一个一个企业，一个一个行业地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加以改造，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电子工业，把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到生产中去，向科学技术要高速度。
四、打破企业、行业界限，来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协作。
近几年来，我们组织全市机械等有关行业、企业的大协作，未新建一个厂子，就造出了三千多辆“山城牌”卡车。
去年，我们又组织机械等有关行业、企业的大协作，未建一个新厂子，就造出了三千多辆手扶拖拉机。
事实生动地说明，大协作就能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
只要打破门户之见，广泛组织协作，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一厂一件，百厂成线”，许多缺门短线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从我市工业的基础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路子是很宽广的。
比如可以对现有的企业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逐步进行改组，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还可以组成若干生产公司，以生产某种产品为中心，组织有关企业，从原料、半成品到成品的一条龙大协作，并把这种协作关系固定下来。
还可以针对工业部门的薄弱环节，按专业化协作的路子，大搞填平补齐，配套成龙。
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革新、改造，以及高精尖缺产品的研究、试制等方面，更要组织好大协作、大会战，群策群力，迅速攻下难关。
五、实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来一个市郊农业和县社工业的大发展。
多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愈是工业发达的地方，愈是要重视发展农业。
工业城市也要大办农业，首先要把郊区农业搞上去。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市郊区农业和县社工业都很落后，与高速度发展工业的要求很不适应。
这种状况01日不改变，发展工业总是有后顾之忧，要想高速度是高不起来的。
唯一的出路是狠下决心，把市郊农业和县社工业搞上去。
当务之急，是围绕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奋斗目标，迅速建立起支农工业体系，发展县社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农业，促进农业的高速度发展。
尤其是要下功夫办好郊区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养鸡场，发展淡水养鱼，建设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肉、蛋、鱼及蔬菜等副食品供应基地，以保证城市人民需要，促进工业生产的持续高涨。

不能只强调开源，也要强调节流编辑同志：
1977年12月18日你报评论员文章《认真落实政策，抓好收益分配》，有不足之处。
整个文章没有强调经营管理、反对铺张浪费和节约开支等问题。
开源和节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近几年来，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不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
生产不计成本，管理不讲核算，农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造成增产不增收。
有一个单位大体有百分之三十的核算单位既增产又增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单位增产不增收，其余的有百分之二十，或者不增产，或者减产又减收。
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挥霍浪费、乱搞楼堂馆所，向社队乱摊乱派资金等不正之风刹不住，即便是拿到手的钱也会浪费挥霍或被“筹集”走了，生产队如何能增产增收？
社员又如何增加收入？
所以，当前对社队来讲，应当特别强调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同时加强经营管理，精打细算，节约开支，“把钢用在刀刃上”。
人民银行总行
农金局综合处 几个同志

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解放军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抓纲治军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人民解放军大批团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第1线抓纲治军，带领部队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著名战斗英雄、空军某部司令员王海，去年在基层工作一百五十多天。
凡是飞行日，他都到现场送第1架战鹰飞出，迎最后一架战鹰落地。
在基层，他不仅关心解决飞行训练中的组织指挥、思想政治工作、飞机零件供应、飞行气象保证等问题，而且关心解决空、地勤人员的洗澡问题、家庭问题。
为了飞好一个高难度课目，他在二十天里全神贯注地考察每个飞行员的每一个起落，常常在塔台上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全国战斗英雄、济南部队某师副师长黄树田以当年攻城杀敌的干劲，带领“大功七连”干部和战士严格训练。
暑天练刺杀，他穿起防护衣，手持木枪，挨个地跟每一个战士对刺，一招一势地详细指导，寒冬练战术，他伏在战士身边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身教言传。
在这位老英雄的帮助下，七连军事技术迅速提高。
去年全师举行“尖子连”军事比赛，一共十一个项目，七连获得八项第1。
全军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干部、老英雄都象当年指挥打仗一样，不怕酷暑和严寒，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了解揭批“四人帮”的情况，亲自总结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运动的经验。
他们有的飞舟跨海，深入前沿岛屿，有的横穿沙漠戈壁，实地调查战备工作；
有的到训练场和演习阵地，亲自抓军事训练和各种军事演习；
有的住进帐篷、草房，长时间地过“战地”生活，率领指战员结合现场研究战略战术。
去年，仅北京部队就有近八千名军、师、团的领导干部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或者当兵代职。
海军有六百五十多名师以上干部随舰艇出海搞训练，有的时间长达一百多天。
驻守闽西革命老根据地的某团分散在五个县、市执勤、训练和施工。
团党委成员以当年红军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革命精神要求自己，去年每人平均在基层工作一百二十多天。
他们在基层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站岗放哨、军事训练、施工劳动，样样都干。
在基层蹲点代职的副团长李振忠，白天在训练场上带领战士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晚上还给大家上辅导课，找学员们谈心，做思想工作。
人们称他是“在连队安了家的副团长”。
全军各级领导干部来到第1线，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带头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地广人稀、沙丘起伏的甘肃省民勤县担任县武装部长的宋汉英，前几年顶着“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亲自率领小分队到沙漠深处调查研究。
粉碎“四人帮”以来，他更加斗志昂扬，走遍了分布在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九个公社、二百二十六个大队和许多放牧点，踏查了全县的主要道路、山包和沙丘。
每到一地，他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解决民兵建设中的问题。
去年兰州部队负责同志到民勤县检查工作，宋汉英对民勤情况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被人们称作“活历史”、“活地图”。
长期深入基层的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团长郭锡章，平时身边总是带着五个本子，分门别类地记载各种情况和问题，其中有一本专门记载抓纲治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他勤于调查，对部队情况很熟悉，因此解决问题都比较符合实际。
许多领导干部在基层蹲点蹲得住，不解决问题不离开第1线。
北京部队某军年初从全军抽调大批团以上领导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头到二十七个后进连队蹲点，并明确规定“不改变后进连队的面貌，一律不撤回”。
各个工作组扎根连队，勤奋工作，一年内帮助全军二十七个后进连队先后摘掉了后进帽子，其中五个连队跃入了学习硬六连先进集体行列。

向李锁寿同志学习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的发表，对农村各级干部有很大震动，许多干部都说，当干部的就应当向李锁寿同志学习。
这篇通讯有以下三点给人的教育很深：
一是应当学习李锁寿同志关心群众生活，想群众所想的优良作风。
李锁寿同志下车伊始，就办了关心群众疾苦的两件事，深受群众欢迎，传遍了全县，体现了油盐柴米里面出政治。
各级干部必须学习李锁寿同志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作风，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调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二是应当学习李锁寿同志对资本主义敢批、对资本主义的路堵得住的革命精神。
他把锁簧公社作为突破口，大批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同时抓县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统一县委一班人的步伐，对资本主义敢批，对坏人坏事敢斗。
三是学习李锁寿同志带头大干、苦干的实干精神。
李锁寿同志一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多天，只有带头大干，才能带领群众大干。
建议《人民日报》多发表这样的人物通讯。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太阳公社评报组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2月17日晚会见并宴请以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事务局长楢崎富男为团长、大阪府本部理事长雨宫礼三为副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活动家访华团全体成员。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2月15日抵达北京的，近日内将去我国南方继续访问，然后回国。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2月17日晚上设宴招待泰国友好人士乃讪·帕他努泰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常怀、常媛。
席间，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据新华社）

“多种经营”不能代替“社队企业”
编者按：
读者所提意见是对的，特发表于此，作为对01月16日本报刊登的调查和短评的补正。
编辑同志：
你报1978年01月16日发表的大寨公社《搞好多种经营加速农业生产》的调查和《钱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短评，内容全部是社队企业。
所说的作用和方针、方向、道路，是华主席在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告中为发展社队企业规定的。
调查和短评把社队企业改名为社队“多种经营”或社队“经济”。
在短评的最后又引证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作为结束语。
我们不理解改变提法的依据是什么？
今后是否以“多种经营”的提法来代替社队企业？
我们认为不能代替。
毛主席有关多种经营的指示，是指农业的多种经营，即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不包括社队办的工矿业。
毛主席教导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指的是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并没有指多种经营。
华主席指的“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
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
对现有社队企业要加强领导，发现了问题，要积极整顿。”
也明确讲的是发展社队企业。
短评中把毛主席和华主席讲的社队企业改为社队“多种经营”和“社队经济”，是很不严肃的。
因为是党报的短评，讲的又是大寨公社，这就不仅混淆了“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的概念，还会引起人们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思想混乱和这样那样的怀疑猜测，对促进社队企业健康发展将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建议《人民日报》发表论述社队企业的文章，以澄清思想，挽回影响。
农林部人民
公社企业局 陆群

应报道各地学习李锁寿同志的情况
读了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的确叫人精神振奋，信心大增。
这不仅是农业学大寨的好典型，也是激励人们认真学大庆的好文章。
工厂也同样需要李锁寿式的党委书记，在厂矿企业，要真学大庆，党委的领导同志同样只能拉社会主义的车，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百天以上也应毫不含糊；
要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光喊革命高调不行，只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也不行，而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关心群众生活。
在“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的那些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如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拨乱反正，树真先进，揭假先进，帮助后进，扶正气，压邪气，群众大干快上的劲头能很快上来吗？
李锁寿这样的好典型，报纸不能只赞一赞、评一评就完事，据我们看，这个典型对推动当前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意义是很大的，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能不能象以前学习焦裕禄、王国福等同志那样，接着登一些各地学习李锁寿同志的报道，希望编辑部考虑。
河北省石家庄国棉五厂评报组

感人的实干精神
看了《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这篇通讯，深受教育。
李锁寿的实干精神非常感人，不仅值得县委领导同志学习，而且值得每个革命同志学习。
特别是当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条战线全面跃进的战鼓已经擂响了，这就更需要有千千万万个象李锁寿这样的干部。
在“四害”横行时，有的县委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学大寨雷声大雨点稀，嘴上喊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而实际却浮在上面，靠会议、报告、指示来领导农业学大寨，往往造成与实际两层皮。
还有的领导同志蹲点时，只挂个空名，一年没在点上蹲一个月时间。
有的领导同志一年换一个点，群众反映说：
“只见点搬家，不见点开花。”
规定每人每年一百天的劳动任务，有的一年只劳动十五天。
领导作风如此，对一般干部、对群众影响很大。
有的领导在蹲点过程中，总要带上一些能说善写的“秀才”，经验总结一大堆，可实际效果甚少，这种情况还能允许再继续下去吗？
当然，这些同志是一心要革命的，但其中却有少数同志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群众感情淡薄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少了，切望这样的同志认真学习《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这篇通讯，对照李锁寿同志的事迹想想自己吧。
吉林省科左中旗广播站肖国发

谷牧副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朋友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谷牧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十团体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贸促协会十个团体长期从事日中贸易，这次来访的都是中国的老朋友。
谈话时，谷牧副总理赞扬日本朋友们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作出了积极贡献，并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之间的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会见时在坐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王文林，外贸部副局长吴曙东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02月17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十团体访华代表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这个比喻不恰当编辑同志：
01月22日《读者来信》栏《祖国是亲娘，前途尽阳光》一信中说：
“我们这些华侨，就象是后娘养的。
苍蝇叮在玻璃窗上——看到光明，没有出路啊！”
把归侨比做“苍蝇”极不恰当。
比做“蜜蜂”较好。
隔着玻璃窗，眼看着社会主义花园中百花争妍，一心想采集花蜜增添财富，传送花粉使之结果的“蜜蜂”，心情正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啊！
北师大历史系翁乃群

阿吉雷武官举行招待会
庆祝墨西哥建军节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墨西哥合众国驻中国大使馆陆、空军武官阿吉雷中校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墨西哥建军节。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以及外交部、对外友协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索里亚诺出席了招待会。

黄华外长会见阿根廷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会见了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费德里科·德尔索拉尔·多雷戈，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德尔索拉尔·多雷戈大使是在02月15日到达北京的。

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科学发展
——我国部分科学家在国外考察参观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钱三强教授（左三）和童弟周（左五）、王应睐（左二）、王守武教授（左六）等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郊区参观射电天文工作站后，和澳大利亚科学院副院长埃文斯教授（左四）等合影。
吉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唐敖庆教授（左三）率领化学考察组在美国访问麻省理工学院。
（传真照片）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教授（左六）率领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在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氢泡室研究室参观访问。
由核物理学家杨澄中教授（左四）率领的重离子考察小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汉堡高能研究所的电子同步加速器。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稿）
中国科学院遥感技术考察组在英国伦敦莱顿大学参观访问。
我考察组组长陈述彭副教授（左二）和莱顿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佛勒（左三）互赠图书。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考察组林兰英教授（右二）参观访问法国巴黎第6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时，同巴尔干斯基教授（左二）讨论了固体物理发展的前景。

吉科宁再次当选芬兰总统
新华社赫尔辛基02月15日电芬兰总统选举于02月15日揭晓，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再次当选。
在总统选举之前，于01月15日和16日在芬兰各地选出了三百名总统选举人。
根据芬兰宪法规定，总统是由这三百名选举人组成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的。
在02月15日的选举中，乌尔霍·吉科宁以二百五十九票的多数当选。
新总统将于03月01日宣誓就职，任期六年。

建立科研机构发展科技教育
第3世界国家培训技术人员发展民族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电近年来，广大第3世界国家纷纷建立机构，努力培训本国工农业技术人员，在发展民族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
叙利亚据叙利亚《革命报》最近报道，叙利亚建成一坐温室农业科研站。
这个农研站的任务是补充露天农研部门的不足。
它除研究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外，还负责培植一年两熟的作物良种，以便逐步改变农作物一年一熟的情况。
据报道，这是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第1个温室农业科研站。
摩洛哥为了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摩洛哥政府重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
从1973年到1977年，已经培养出各种农业技术人员五千人。
仅农牧学院，目前每年就能为国家培养各类具有工程师水平的干部四百多人。
随着本国农业技术干部队伍的扩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得到发展。
目前，全国农业试验站已由独立初期的十六个增加到1976年的三十八个，从事研究的人员也由一百二十人增加到四百五十人。
这些试验站在培育新品种、改进操作技术、防治病虫害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四种主要粮食作物中都培育出了高产新品种，单位面积产量比传统品种高一倍以上。
塞内加尔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塞内加尔全国农村干部学校最近又培养出四十四名农、林、牧业技术人员。
为了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塞内加尔于1960年建立了全国农村干部学校。
从那时以来，这所学校已培养出四百七十四名干部。
加纳据《加纳时报》报道，设在库马西的加纳科学技术大学，在塔尔克沃矿业学校最近并入后，建立了新的矿山工程学院。
02月11日在塔尔克沃举行的合并仪式上，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夸基耶教授提出了全面的人员训练计划，以满足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
他说，国家的自力更生政策和政府要获得加纳人指挥经济的权力的愿望，只有在加纳人参加各级工业活动和管理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莫桑比克据莫桑比克《新闻报》报道，1977年，莫桑比克劳工部培训了四百六十六名各种专业技术干部，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工部同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积极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八个训练中心，1977年一年为国家培训的四百多名技术干部中有电工、木工、机械和打字等各种专业。
劳工部在培养技术干部中重视培养女干部。
1978年，劳工部计划举办更多的训练班，其中包括会计、电工、电机、冷藏、技术绘图等，有的已经开办了。
墨西哥据报道，墨西哥在1924年至1926年建立了四所农业学校，当时只有二十名教师和二百名学生。
现在已形成了由八百四十二所学校组成的农牧业技术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拥有教师一万一千五百人，学生二十八万五千多人。
这八百多所学校都有各种教学设施，学生除了听课外，还接受一系列有关农业、畜牧业、果树栽培、林业和农用工业的实践教育。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石油和石油化工专业人员培训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特别是1977年，超额完成了为国营石油工业培训人员的预定目标。
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胡利奥·卡萨斯最近对当地报界说：
“委内瑞拉石油和石油化工专业人员培训委员会1976年开始工作，这一年共举办了三百零五个训练班，参加者达四千一百五十七人。
1977年举办了一千二百九十四个训练班，参加者达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一人。
今年预期培训两万人。”
胡利奥·卡萨斯说，委内瑞拉石油和石油化工专业人员培训委员会两年来的活动是培训国有化的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所需要的各种人员，举办经理人员、检查人员、技术人员和手工业训练班。
他说，这个委员会除了执行自己的计划外，还同国内二十七个教育机构以及协调阿亚库乔大元帅奖学金计划的机构保持着联系。
目前，委内瑞拉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来取代那些不得不聘请的外国人。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
谴责朴正熙集团妄图“单独加入联合国”
越南外交部和老挝报纸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斗争
新华社平壤02月17日电朝鲜《劳动新闻》02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指出，最近，南朝鲜朴正熙集团频繁地进行“单独加入联合国”的活动，“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是为了使目前的分裂状态合法化，是为了通过制造‘两个朝鲜’苟延残喘。”
评论说：
“如果在朝鲜分裂为北方和南方的情况下各自加入联合国，或者允许南朝鲜‘单独加入联合国’，那么，曾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朝鲜将会被公认为两个国家，朝鲜的分裂将会被永远固定下来。
这不是安定形势，而只能是进一步增大紧张形势和战争的危险，使国家的统一更为遥远。”
评论说：
“如果要在实现国家统一以前加入联合国，那也要在实现联邦制以后，以单一的国号作为一个国家参加。”
据新华社河内02月17日电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02月16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
声明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02月01日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正确立场，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旨在制造“两个朝鲜”、破坏朝鲜统一事业的各种阴谋和手段。
朝鲜的统一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据新华社万象02月16日电老挝《人民之声报》02月16日发表评论，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
评论在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发表了一项备忘录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朴正熙傀儡集团阴谋永久分裂朝鲜的罪行后指出，美帝国主义加强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旨在把南朝鲜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评论重申坚决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提出的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以及1977年01月25日朝鲜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联席会议制定的四点方案。

朴成哲副主席访问民主也门
新华社亚丁02月17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率领党政代表团02月12日至16日对民主也门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和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总书记伊斯梅尔分别于14日和15日接见了朴成哲副主席。
据报纸报道，朴成哲副主席向伊斯梅尔总书记转达了金日成主席的口信。
口信谈到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为朝鲜的统一和也门的统一而斗争的问题。
朴成哲副主席同民主也门总理阿里·纳赛尔就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报道，朴成哲副主席说，这次访问“将为在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合作作出贡献”。
纳赛尔总理重申：
“也门人民和民主也门政府支持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科威特组成新内阁
新华社科威特02月16日电据科威特电台广播，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02月16日接受了王储兼首相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提出的组阁名单。
新内阁由十九人组成。
其中，副首相兼新闻大臣贾比尔·阿里·萨利姆·萨巴赫留任原职，原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和代理内政大臣，原社会事务和劳工大臣萨利姆·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任国防大臣，阿里·哈利法·阿齐比任石油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马哈茂德任社会事务和劳工大臣。
其他大臣均留任原职。

黎笋总书记接见罗曼诺夫
新华社河内02月17日电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02月16日接见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罗曼诺夫。
接见时，罗曼诺夫重申了苏联党和政府完全支持越南政府1977年12月31日和1978年02月05日关于解决越南和柬埔寨边界问题的两项声明。

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蒂米什县
罗马尼亚在科技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2月16日电齐奥塞斯库总统02月14日视察了罗马尼亚西南部蒂米什县的一些工、农业企业和研究、设计单位。
在参观该县举办的经济成就展览会时，齐奥塞斯库总统对该县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在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材料消耗、扩大产品花色品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胜利。
在视察一些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时，齐奥塞斯库总统同有关人员研究了通过加速产品的试制、革新和标准化进程，采用现代化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问题。
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了一个大型国营机械化养猪场。
这个猪场在科学组织生产方面是全国的一个典型。
其中有的分场通过生猪喂养和催肥全过程的机械化并在同一猪舍中分层饲养，使一个工人能饲养九千多头猪。
齐奥塞斯库总统赞扬了该场工人取得的成绩，并指示在其他饲养场推广这种具有高效益的先进饲养方法。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罗马尼亚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
罗马尼亚机械制造工业工艺设计研究所和电气工业研究所设计的一种电火花加工机床，1977年已由蒂米索拉电器工厂试制成功。
这种新产品目前正在成批生产。
推广电火花加工机床将使工具车间的生产能力得到扩大。
同传统的零件加工方法比较，使用电火花加工方法劳动生产率高，加工精度较好，并可节约大量工时。
布加勒斯特运输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设计和制造了一种高效率铁轨去毛刺机。
这种设备用于清除由于交通频繁使铁路路轨形成的金属毛刺（伤痕）。
这种设备可以对铁轨进行全套的修磨作业。
同过去采用的老方法相比，这种设备有效率高、维修时间短、节约劳动力和不需要拆除线路的优点。
使用这种设备每八小时可以清除四百八十米长度的铁轨毛刺。
（附图片）
罗马尼亚特列奥尔曼农业研究站的科研工作者正在棉花试验田观察棉花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摄

值得赞赏的态度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外长最近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讨论了非洲、中东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在有关非洲和中东形势方面，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西欧国家要求加强同第3世界联系和合作，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立场。
这一立场，有利于第3世界和西欧国家联合反霸的共同事业。
非洲之角的局势，是当前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
苏联在非洲之角蓄意挑动和扩大战火，以便浑水摸鱼。
它向那个地区运进了大量武器、军事人员和外籍雇佣军，策划、指挥和直接参加了这场战争。
苏联新沙皇的这种赤裸裸的干涉，激起非洲国家和世界舆论的忿慨和谴责。
在这次会议上，九国外长一致认为，非洲问题应当排除外来势力的影响，由非洲国家自己去解决。
外长们支持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对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法国外长路易·德居兰戈还强调指出，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非洲之角。
西欧国家的这一态度是积极的，值得赞赏的，是符合非洲国家的愿望和利益的。
在排除超级大国干涉的前提下，在苏联军事人员及其雇佣军全部撤走的情况下，非洲国家之间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是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和平协商来解决的。
至于中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在于以色列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目前，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坚持侵略和扩张政策，在谈判中不断设置新的障碍。
它在其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不断建立定居点。
这种蛮横立场遭到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坚决反对。
在这次会议上，九国外长对萨达特总统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主动性表示欣赏，并主张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
他们认为以色列建立定居点，有损于中东问题的合理解决。
西欧国家的这一态度也是对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义斗争的一种支持。
近年来，西欧共同体改善和加强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共同体国家认为在超级大国的威胁面前，特别是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只有加强联合，“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加强同第3世界国家的联合，才能更有效地抗衡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共同体支持“非洲应当由非洲人来管”的主张。
去年03月，苏联派遣雇佣军入侵扎伊尔时，共同体外长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任何行动”。
共同体还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
这一切都表明，第2世界同第3世界联合反霸的趋势正在逐步发展和增强。
中东和非洲，是欧洲的侧翼地区。
苏联对这些地区的侵略和扩张，其目的也是为了迂回包抄西欧，争夺整个欧洲。
因此，增进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和第3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合作，也是完全符合西欧国家的切身利益的。

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亚的斯亚贝巴消息：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02月14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英国和西德在非洲的政策。
他谈到美国政府正在向非洲之角的另一方“提供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他说，除非它们改变在非洲的政策，埃塞俄比亚“同这些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门格斯图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说，埃塞俄比亚从苏联等国“得到了用于防御的武器”。
“苏联和古巴的军事顾问正在进行帮助，使我们的武装部队熟悉这些武器。”

就苏核动力军用卫星坠落所造成的损失
加拿大政府要求苏联赔偿
新华社渥太华02月14日电加拿大外交部长唐纳德·贾米森02月13日在纽约说，加拿大将要求苏联赔偿一百多万加元，以补偿坠落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苏联核动力军用卫星残骸的放射性碎片对加拿大造成的损失。
贾米森说，加拿大政府已正式断定，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发现的放射性金属物是苏联卫星的碎片。
加拿大政府已将此事通知了苏联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作为要求赔偿的第1步。
贾米森说，加拿大将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更强有力的规定”，以防止再次发生象01月份在加拿大上空发生的苏联核动力军用卫星解体那一类空间事故。
贾米森在联合国大厦会见了瓦尔德海姆后对记者们说，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为寻找这些坠落物已花费了一百多万加元，在整个寻找工作结束时的费用大概“还要高得多”。
加拿大和苏联都是联合国一项条约的缔约国，这项条约规定，任何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对“由于其空间物体给地球表面造成的损失都负有完全赔偿责任”。

法报评苏美争夺和苏联干涉非洲之角
法国《世界报》02月10日刊登防务问题专家雅克·伊斯纳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据西方人士分析，古巴“外籍军团”的存在加强了苏联干涉非洲的能力》，摘要如下：
在核威慑的保护下，苏联建立了远距离干涉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所依靠的是为它服务的一个新的“外籍军团”的存在：
一些古巴军队和一些中欧的技术人员。
西方认为，苏联军用重型运输机的发展、得到商船队后勤支援的海军的现代化及其地理上的重新部署、武器出售的扩大（这等于在国外建立可使用的武器储存），都证明苏联在执行一项协调的计划，目的在于到时候使自己拥有一种堪与美国相比的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
此外，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古巴远征军可以在凡是苏联人不愿过份占据舞台前台的地方到第1线作战，这支远征军的存在今后会使整个部署得到它过去缺乏的严密、机动和灵活。
自从1976年02月向安哥拉派遣古巴士兵以来，西方情报机构多次警告它们的政府，让这些政府注意它们认为苏联人要优先并特别重视东西方之间政治对抗的“曲线道路”——即间接战争或颠覆性战争——的愿望。
西方分析家根据所看到的苏联军事杂志，说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近以来，红军的参谋部已不排除打一场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苏联军队的演习今后将是频繁的，它要求通过夜间进攻、敌后跳伞或通过水陆两栖登陆而进行的海岸侦察得到突袭的效果。
同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危险的核威慑的掩护下，苏联战略的这种进展，是属于间接战争——也象西方参谋部所设想的战争那样——范围的进展，也是属于莫斯科政权专门在不发达国家中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的范围。
照这些参谋部的说法，意识形态对抗就是国际蒙蔽宣传，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宣传的目的在于在民族解放事业的词句下，掩盖其新殖民主义的活动或政治——经济征服活动。
苏联在派遣军事辅助人员的同时，还向当地派遣了一些经济顾问和工业技术人员。
它提供资金，或亲自搞一些普遍意义的大工程。
它设法谈判捕鱼权，作为获得军舰停泊权或出让海军基地的过渡，而且它希望为航空或收听转播建立一些无线电通讯中心。
所有这些活动都带有同样的战略考虑，目的在于通过适当的行动来转移威慑的方向，在那些最悲观的西方分析家看来，目的还在于使苏联能为对欧洲大陆可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好准备。
各参谋部一致认为，苏联人的意图是要窒息欧洲经济，欧洲经济在取得它们的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方面，是紧紧依赖非洲资源的，如石油、某些金属、甚至铀。
法国《费加罗报》02月14日刊登保罗—玛丽·德拉戈尔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的牌》，摘要如下：
在非洲象在其它地方一样，俄国是作为一个国际大国与美国进行“争夺—勾结”的。
这种勾结使美苏两国要避免一场不可挽救的、会导致它们直接对抗的危机。
这种争夺则使各方绝不能让另一方在这里或那里取得某种好处，也绝不能让它乘机赢得一分和改善它的部署。
在这场赌博中，苏联可以打出什么牌呢？
俄国的第1张王牌是它的军事威力。
这一威力使它能采取一项积极的出售和交付武器的政策。
这一威力决不能在任何地方确保它取得最后成功。
但是，它往往给俄国提供了对危机的演变作出反应、施加影响和进行有效干预的手段。
苏联走运之处，也在于西方政策常常不为人所理解。
美国在安哥拉的选择已促使安哥拉人运接受苏联和古巴的援助以获胜。
南部非洲的形势使莫斯科给予民族运动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援助。
美国在1974年与亚的斯亚贝巴断交的决定，使苏联有了进行干涉的活动余地。
莫斯科政府未能使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和解，所以它就支持人口最多和最大的那个国家。
因此，只要什么时候开了个缺口，苏联就要渗入。
没有比这场赌博更旧式的了。
迄今，任何地方的“得分”都不是最后的，而是尚未结束的一局。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谴责史密斯策划的“内部解决”骗局
坚持武装斗争解放津巴布韦
新华社北京02月17日电马普托消息：
据外国通讯社援引莫桑比克电台的广播，津巴布韦爱国阵线02月16日发表公报指出，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15日宣布同津巴布韦一些民族主义者达成的“原则协议”，是对津巴布韦人民权利的背叛。
公报说，史密斯政权的所谓“内部解决”是无效的。
公报表示，爱国阵线将加强争取解放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据报道，正在利比亚访问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人之一穆加贝02月16日发表谈话，谴责史密斯宣布的“原则协议”。
他说：
“恢复非洲人尊严的唯一办法是武装斗争。”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另一名领导人恩科莫02月15日发表谈话，也谴责史密斯宣布的“协议”。
他说，津巴布韦的战争将继续进行。
新华社卢萨卡02月15日电最近一期《津巴布韦人民之声》刊物发表一篇题为《解放南部非洲》的文章，强调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解放津巴布韦。
文章说，枪杆子是史密斯和沃斯特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
津巴布韦人民“已经明确地选择武装斗争的道路作为重新获得他们失去了的东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现在武装斗争正在扩大和加强，解放力量正在全国各个角落打击敌人。
文章强调：
“被武力夺走的东西，只有用同样的办法才能夺回来。”
文章说：
“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者们相信，用恐怖的统治方法会吓倒我们的人民。
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的人民表现出了勇敢和果断，每周都有成千的人参加武装斗争”。
新华社北京02月16日电索尔兹伯里消息：
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02月15日宣布，它在索尔兹伯里同津巴布韦一些民族主义者进行“内部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谈判，已经达成八点“原则协议”。
史密斯撇开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而玩弄的这种“内部解决”骗局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双方达成的一项“制宪计划”原则协议规定，在将来拥有一百个席位的议会中，给占全体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白人保留二十八个席位，其中有二十个席位由白人直接选举，以保障白人的利益。
协议还规定不得对财产和土地实行国有化或没收等。
据美联社说：
“大部分要点显然旨在保障白人的经济特权。”
据透露，双方还要就成立“过渡政府”、起草“宪法”、组成武装部队和举行“选举”等一系列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据路透社报道，这件事“引起了一片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非议声，或者是表示怀疑，或者是直接了当地表示拒绝接受”。
报道说，只有南非族种主义政权的头子沃斯特“对这一消息毫无保留地表示欢迎”。
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说，在索尔兹伯里，这项协议“在许多城市黑人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他们抱怨白人将保留太多的权力”。

“稻草人”扔不掉
苏联驾驶员在古巴执行空防任务的消息，轰动西方，颇使一些绥靖幻想家开一开眼界。
苏联这一冒险行动，不止是为了使自己充当霸主，驱使别人当炮灰，而且是把苏联的“空防”范围扩大到美国的大门口了。
难怪有的西方报纸认为，这是自1962年苏联运载导弹到古巴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防务危机之一”。
可笑的是，苏联《新时代》最近还大骂美国有些人揭露苏联对美国进行军事威胁，要卡特政府“把‘苏联威胁’这个稻草人扔到‘大政策’的门外”，来同苏联架搭“相互了解的桥梁”。
但现在，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先来敲门架桥了，美国即使把它当作“稻草人”大概也扔不掉了吧？！

美国政府要求国会同意向中东出售飞机
新华社北京02月15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14日宣布，它将要求美国国会同意卖九十架军用飞机给以色列，包括十五架F—15喷气式战斗机和七十五架F—16喷气式战斗机，同时卖五十架F—5喷气式战斗机给埃及，卖六十架F—15喷气式战斗机给沙特阿拉伯。
美国国务卿万斯在14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的一篇声明中作出了这项宣布。
万斯在解释美国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这项共出售二百架军用飞机的“一揽子计划”时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义务”。
另一方面，他说：
埃及总统萨达特“几年前（1974年）决定采取一种涉及改变同苏联的关系的外交路线，他失去了主要的军事装备来源”。
万斯认为，美国“在满足埃及的合法需要方面有着基本的利害关系”。
万斯还谈到了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巨大重要性”，并认为它要购买一些F—15飞机的要求是“合理的”。

苏联是非洲之角动乱的根源
沙特阿拉伯王储和毛里塔尼亚报纸谴责苏联干涉非洲
土耳其一议员揭露苏联在非洲之角发动颠覆性战争
新华社科威特02月17日电据科威特报纸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第1副首相法赫德上周在向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非洲之角的动乱是苏联人制造的。
他说：
“索马里赶走苏联人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同意和鼓励的，我们认为，任何外国在我们这一地区的存在都是不安定的根源。
非洲之角的动乱是随着苏联人的到来而开始的。
索马里现在的遭遇可以作为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教训。”
他在谈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时表示希望：
“两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分歧。”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02月16日电毛里塔尼亚《人民报》02月16日发表文章，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非洲。
文章说：
“非洲需要的不是武器、军事顾问，而是和平和安定。
使非洲免除骨肉相残的战争、仇恨和内部的动乱，这也是对非洲人民的最好支持。
非洲人民愿意建立独立的经济，发展文化遗产，在国际上得到确认和保卫自己的主权，免遭不论来自何方的侵犯。”
文章在谈到非洲之角的战争时指出：
“非洲之角今天发生的悲剧诚然不是第1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它是扎伊尔和安哥拉最近两次悲剧的继续，也是其他许多悲剧的继续。”
文章说：
“必须全力以赴、刻不容缓地制止战争。”
文章认为，只有撤走外国军队，这场冲突才能得到解决。
文章在谈到在非洲之角恢复和平的重要性时说：
“这也将是对我们目前动乱的根源——外来干涉的胜利，并将再次证明非洲可以而且应该不要战争，以便在和平之中生活。”
新华社安卡拉02月16日电土耳其参议员、著名作家麦丁·托克尔在02月15日土耳其《自由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在非洲发动颠覆性战争。
麦丁·托克尔说，自从1976年02月安哥拉事件以来，苏联人一直在非洲打一场“非核战争”。
目前活跃在非洲之角的是古巴兵，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是俄国人。
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完全是苏联的。
他说，苏联人在“民族独立战争”的名义下在非洲发动颠覆性战争。
“他们使用苏联的武器，驾驶苏联的喷气式飞机，制定作战计划，并且进行颠覆。
一旦‘解放区’建立起来，他们就通过苏联的军事专家来加以扩大。”
他还说，跟在苏联军事专家后面来的是经济顾问和技术专家。
苏联人立即在这个地区进行巨大的投资。
他指出，苏联已经进入暖海，如今在盘算着要夺取几个要害地区。
他强调说：
“人们认为，苏联人的目的就是想使欧洲得不到能源，卡住欧洲的脖子。”
这位参议员说，苏联今天是在非洲进行这样的颠覆性战争，谁也不知道明天它会在什么地方下手。
据新华社东京02月15日电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机关报《国际贸易》02月14日发表述评，谴责苏联企图在非洲之角称霸。
述评说：
“最近，被称为‘非洲之角’的非洲大陆东北部的形势急剧恶化。”
述评说，苏联过去一直利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两国间进行挑拨。

走向反面
今天本版摘要转载了法国两家报纸评论苏美在非洲之角争夺和苏联的干涉的文章。
作者指出：
“只要什么时候开了个缺口，苏联就要渗入”；
苏联还利用古巴军队进行“间接战争”，“在凡是苏联人不愿过份占据舞台前台的地方”作战。
这都是对两霸特别是苏联干涉非洲之角的尖锐的揭露，苏联即使鼓如簧之舌也是无法抵赖的。
不过，正如法国《费加罗报》所估计的，苏联的干涉在“任何地方的‘得分’都不是最后的”，因为非洲之角是非洲之角人民的，不是两霸的；
苏联的军事干涉也只能走向反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