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当前首先落实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按劳分配政策，抓好去年的年终分配兑现工作
社员高兴地说：
政策对了头，干活有劲头，生产一步一层楼，集体经济有靠头。
新华社合肥02月14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大干快上，加速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前几年，“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肆意歪曲和篡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作修正主义路线去批，把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去批。
他们诬蔑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工分挂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诱发资本主义”，诬蔑合理的规章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攻击抓“勤俭办社”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攻击抓“分配兑现”是“收买人心”，攻击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尾巴”。
谁不赞同他们的胡言乱语和倒行逆施，就给谁扣上“复辟”、“倒退”、“回潮”、“反对新生事物”等大帽子。
这些紧箍咒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弄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学习政策，讨论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过问政策，有章不敢循，无章不敢订，使不少地方出现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严重情况。
据滁县地区来安、天长两县统计，1976年与1973年相比，农业生产总费用的增长比总收入的增长多一百多万元。
1976年全地区有一部分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
粉碎了“四人帮”，揭露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这就扫除了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大障碍，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地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给各级党委按政策办事撑了腰。
中共滁县地委学了省委的《规定》，雷厉风行地抓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
他们首先从地、县机关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社队，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规定》，组织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文件，坚持用党的政策武装干部、群众。
地委还把省委《规定》翻印三万份，发到生产队。
广大社员群众听了《规定》，欢欣鼓舞，说《规定》讲的尽是社员心里的话，条条讲在点子上。
过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假学大寨搞阴谋，弄虚作假捞资本，强迫命令瞎指挥，根本不顾人民死活。
现在省委讲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政策，执行的是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办的事是我们社员的心愿，我们衷心拥护。
在大张旗鼓宣传省委《规定》的同时，滁县地委还对从何处入手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过去，一些社队增产不增收，社员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群众意见很大。
他们说：
我们社员和你们干部不同，你们干部每月发一次工资，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是年终分一次，如果分配不合理，分配拿不到钱，我们那有心思来种田？
社员的这些朴素语言，教育了地委“一班人”，使他们认识到，要贯彻好省委的《规定》，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落实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抓好1977年的年终分配兑现工作。
为了搞好1977年年终分配，按照地委指示，从去年12月以来，全地区各县以公社为单位，举办“两长三员”（生产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员、保管员、记工员）学习班，具体研究年终分配问题。
全地区参加学习班的有十万多人。
凤阳县梅市公社蒋庄大队1977年粮食总产达四百三十万斤，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九百一十斤；
提供商品粮二百一十万斤，超过任务的六倍，每人平均提供粮食九百三十七斤。
县委在这里召开分配兑现现场会时，这个大队各生产队共计拿出现金十三万元分给社员，进款千元以上的有三户，八百元以上的十户，五百元以上的四十七户，三百元以上的一百零一户。
分配会上给劳动模范戴大红花，出光荣榜，进行表彰和奖励，分配会变成了大鼓干劲，实现今年农业大跃进的誓师会。
社员拿着刚刚分到的红纸包着的现金，个个喜笑颜开，当场在信用社存款四万多元，到供销社买生活日用品价值二万多元。
这个现场会影响很大，立即传遍了四面八方，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
社员高兴地说：
政策对了头，干活有劲头，生产一步一层楼，集体经济有靠头。
当前，滁县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和省委《规定》，从办社方针到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奖励政策等方面，一项一项地抓落实，按照边破边立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他们决心把党的政策当作命根子，今年一定要抓出显著成效来。

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当前首先落实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按劳分配政策，抓好去年的年终分配兑现工作
社员高兴地说：
政策对了头，干活有劲头，生产一步一层楼，集体经济有靠头。
新华社合肥02月14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大干快上，加速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前几年，“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肆意歪曲和篡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作修正主义路线去批，把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去批。
他们诬蔑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工分挂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诱发资本主义”，诬蔑合理的规章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攻击抓“勤俭办社”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攻击抓“分配兑现”是“收买人心”，攻击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尾巴”。
谁不赞同他们的胡言乱语和倒行逆施，就给谁扣上“复辟”、“倒退”、“回潮”、“反对新生事物”等大帽子。
这些紧箍咒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弄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学习政策，讨论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过问政策，有章不敢循，无章不敢订，使不少地方出现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严重情况。
据滁县地区来安、天长两县统计，1976年与1973年相比，农业生产总费用的增长比总收入的增长多一百多万元。
1976年全地区有一部分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
粉碎了“四人帮”，揭露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这就扫除了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大障碍，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地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给各级党委按政策办事撑了腰。
中共滁县地委学了省委的《规定》，雷厉风行地抓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
他们首先从地、县机关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社队，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规定》，组织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文件，坚持用党的政策武装干部、群众。
地委还把省委《规定》翻印三万份，发到生产队。
广大社员群众听了《规定》，欢欣鼓舞，说《规定》讲的尽是社员心里的话，条条讲在点子上。
过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假学大寨搞阴谋，弄虚作假捞资本，强迫命令瞎指挥，根本不顾人民死活。
现在省委讲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政策，执行的是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办的事是我们社员的心愿，我们衷心拥护。
在大张旗鼓宣传省委《规定》的同时，滁县地委还对从何处入手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过去，一些社队增产不增收，社员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群众意见很大。
他们说：
我们社员和你们干部不同，你们干部每月发一次工资，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是年终分一次，如果分配不合理，分配拿不到钱，我们那有心思来种田？
社员的这些朴素语言，教育了地委“一班人”，使他们认识到，要贯彻好省委的《规定》，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落实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抓好1977年的年终分配兑现工作。
为了搞好1977年年终分配，按照地委指示，从去年12月以来，全地区各县以公社为单位，举办“两长三员”（生产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员、保管员、记工员）学习班，具体研究年终分配问题。
全地区参加学习班的有十万多人。
凤阳县梅市公社蒋庄大队1977年粮食总产达四百三十万斤，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九百一十斤；
提供商品粮二百一十万斤，超过任务的六倍，每人平均提供粮食九百三十七斤。
县委在这里召开分配兑现现场会时，这个大队各生产队共计拿出现金十三万元分给社员，进款千元以上的有三户，八百元以上的十户，五百元以上的四十七户，三百元以上的一百零一户。
分配会上给劳动模范戴大红花，出光荣榜，进行表彰和奖励，分配会变成了大鼓干劲，实现今年农业大跃进的誓师会。
社员拿着刚刚分到的红纸包着的现金，个个喜笑颜开，当场在信用社存款四万多元，到供销社买生活日用品价值二万多元。
这个现场会影响很大，立即传遍了四面八方，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
社员高兴地说：
政策对了头，干活有劲头，生产一步一层楼，集体经济有靠头。
当前，滁县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和省委《规定》，从办社方针到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奖励政策等方面，一项一项地抓落实，按照边破边立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他们决心把党的政策当作命根子，今年一定要抓出显著成效来。

参加煤炭水电等战线施工的基建工程兵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02月14日讯
在煤炭水电等各条战线上参加施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今年01月份完成的任务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点二。
担负开滦煤矿工程任务的基建工程兵某部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坚持冬季施工，超额百分之二点七完成元月份计划。
担负一个大型水电工程的某部指战员，今年元月份完成的建筑安装工作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三点七倍。

往前赶争主动
西藏01月份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
据新华社拉萨02月14日电
“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高速度地发展西藏经济”，已成为西藏工交战线广大职工的共同誓言和行动。
他们抗严寒，战风雪，争时间，抢速度，01月份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月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二。
原煤、发电量等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到百分之五十点七；
汽车配件、原木等比去年同期成倍增长。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政策
本报评论员
力争我国农业发展的高速度靠什么？
靠学大寨，靠农业机械化，靠科学种田。
归根到底，要象大寨那样，充分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没有亿万群众的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
怎样充分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关键在于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毛主席为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且为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制定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符合我国农业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些年，林彪、特别是“四人帮”，搞乱我们国家的农业，就是从这个命根子上下毒手的。
他们诬蔑落实党在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复辟倒退”，诬蔑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诬蔑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物质刺激”，诬蔑清理超支欠款是“黄世仁逼债”，等等。
更阴险的是，他们打着大寨红旗反大寨，贩卖假左真右的私货，什么“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什么“割自留地等资本主义尾巴”，什么赶“社会主义大集”，等等。
这伙祸国殃民帮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破坏尽了，糟蹋够了。
在这样严重的干扰破坏下，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被搞乱了。
到底什么是毛主席的政策？
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分不清是非了。
结果是农村经济政策没人敢提，没人敢抓，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泛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猖獗，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和损害。
有的地方生产连续下降。
这样，哪能谈得上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呢？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大障碍，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具备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检查一下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比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等各项方针，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分配方面的政策，以及自留地、奖励等等政策，要把它们一项一项地落实下来。
当前，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一件大事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
这项政策关系七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的关键。
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切切实实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要加强劳动管理。
这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的前提。
现在，不少地方的生产队劳动管理混乱：
一是“三多一少”（外出劳力多，非生产人员多，非生产用工多，农业第1线劳力少）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而且减少了第1线劳力的分配所得；
二是有些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劳动没有定额，质量没有要求，消耗没有标准，开支没有制度，这就很难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也很难保证分配兑现。
怎样解决？
也是两条：
首先，保证农业生产第1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
其次，认真加强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实行定额管理，合理评工记分，搞好劳动计酬，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纠正那种“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的现象。
现在要着重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同时要防止扩大差别。
无论是搞定额管理，或者是评工记分，都要简便易行，不要搞繁琐哲学。
随意加重生产队的负担，也是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否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按劳分配政策也就无法落实。
有些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公社，私招乱调农村劳动力，还要生产队补钱贴粮；
有些地方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物资去盖楼、堂、馆、所。
这些削弱生产队的违法乱纪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确保社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生活能够逐步改善。
现在有的社、队集体留粮过多，上挤国家，下挤社员；
有的社、队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劳动一年，所得无几，甚至有的社员年终不能分到现金，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社队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杜绝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尽量减轻社员负担，保证绝大多数社员收入每年有所增加。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除了按劳分配政策，还有其它政策，都是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重要的政治工作，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在农村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密切联系实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批两打”，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搞清楚，把政策界限分清楚，让社会主义正气升起来。
要象大寨那样，以党的基本路线统帅经营管理，把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政策的落实工作结合起来。
有些同志至今不敢理直气壮地抓政策，甚至把它跟学大寨对立起来，这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紧箍咒还在作怪，必须毫不迟疑地砸碎这个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党委要把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把整顿和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党不去抓，如果不按政策办事，如果无规可守，无章可循，能争得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吗！
？
现在，有些省委第1书记亲自抓农村经济政策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农村工作的面貌迅速改观，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这种精神和作风，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只要我们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就能进一步调动七亿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战斗号召。

越整顿越好
——北京部队炮兵某团党委抓部队整顿的调查
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炮兵某团指战员联系部队建设经历的一个“马鞍形”，痛斥“四人帮”攻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罪行。
干部战士说：
事实证明，那次会议和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好得很。
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那次会议的精神，搞好部队的整顿，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了的宝贵时间夺回来。
（一）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前，这个炮团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指引下，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给部队建设造成了不少损害。
那时，这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挥舞“单纯军事观点”大棒，破坏部队战备训练，煸动“反潮流”、“对着干”妖风，破坏纪律，强制搞“评法批儒”，破坏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鼓吹“小节无害论”，传播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打着“反经验主义”黑旗，破坏党的领导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
在他们捣乱下，是非不清，思想混乱，机关作风飘浮，教育脱离实际，一些优良传统丢掉了，军事训练成绩下降。
干部战士中的不良倾向也时有发生。
眼见这些危害部队建设的现象，团党委成员们心急火燎，一致反映“不整顿不得了！”
尤其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同志，吃不下，睡不好。
他们回顾我军几次大整顿；
军政素质大提高，赢得大胜利的历史，积极主张搞一次大整顿。
就在这时候，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了下来，干部战士兴奋得象旱天盼到了雨水，奔走相告。
党委成员们逐字逐段学习，对照检查思想作风，一气学了三天，都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开得好，叶、邓两位副主席讲得好，同林彪那伙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得好！
党委副书记、团长石平高兴地说：
“这两个重要讲话说到俺心窝里了！
就照这样干！”
团党委当即按照整军备战的要求，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肿”、“散”、“骄”、“奢”、“惰”在本团的表现，制订出分期分批整顿部队的规划。
（二）
团党委首先召开团、营、连三级的党委和党支部书记会议，进行自身整顿。
到会人员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纠正不正之风。
党委六名常委象洗了一场“热水澡”，浑身轻松，精神大振，处处起模范作用。
党委抓了自身抓基层，派出党委成员带领工作组，分别到七连、三连、四连、九连、修理所，帮助党支部整顿。
七连原是师、团的一个先进连队，后来受到“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影响，搞得上下不团结。
团党委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到七连，和党支部“一班人”认真领会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等重要指示的精神，学习叶、邓两位副主席的讲话，并发动群众揭矛盾，找根源。
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回忆革命老前辈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事迹，认清了把自己的资历和成绩当作包袱，正是邓副主席在讲话中所批评的骄横作风的一种表现，这种作风既影响革命团结又妨碍自己继续革命，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他回顾苦难家史、个人成长史，向全连做了检查。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也检查自己没当好“班长”，主动承担了责任。
战士们见党支部“几把号又吹成了一个调”，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开展了讲党性、讲传统、讲团结、讲大局、讲纪律的活动，上下一条心，人人争先进，圆满完成了当年各项任务，其中实弹射击获得全团第2名，团党委派到其他连队的工作组，也着重帮助领导班子从思想上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对个别“软”、“懒”、“散”比较严重的连队领导班子，做了适当的调整。
团党委尝到了整顿的甜头，准备继续整顿领导班子的时候，“四人帮”挥舞的“整顿就是复辟”“整顿就是翻案”的大棒，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
许多同志迷惑不解地问：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整顿”，怎么能说是“复辟”！
部队整军备战，是天经地义的事，翻的哪门子案！
一些党委成员不断念叨：
我们整掉林彪路线造成的损害，整出了党性，整出了团结，整好了作风，没有错！
有些同志又把叶、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挤时间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心明眼亮。
他们说：
“这两个重要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还是要照着办！”
“整顿明明是革命，鬼东西才说它是‘复辟’！”
“反对整顿的家伙，才是为林彪翻案！”
团党委成员们互相商议：
咱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整顿”不让提了就改称“帮助”。
于是又派人到连队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可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干部战士心情不舒畅，积极性受到挫伤，部队建设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三）
打倒了“四人帮”，挖出了破坏整顿的根子，指战员们的革命热情火山般爆发出来，强烈要求为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恢复名誉”，放手大搞整顿，整掉“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团党委因势利导，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重温叶、邓两位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联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本团抓了整顿而对“四人帮”有所抵制的事实，进行了一次“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的讨论。
干部战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那时要整掉的，原来正是“四人帮”勾结林彪一伙，长期经营、竭力鼓吹、拚命保护的东西，他们诬蔑“两个重要讲话”，攻击整顿，是害怕我军用毛泽东思想整军备战，害怕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害怕我军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使他们篡党篡军、阴谋复辟的反革命目的彻底破产，除了“四害”，我们要放手大搞整顿！
去年以来，团党委在01月份开门整风后，先后派出十四个工作组，由党委正副书记参加，分别整顿了团直机关、一个营党委、七个党支部。
其他营党委、连队党支部也自觉地搞了两三次整顿。
一连过去说得多，做得少，不断在团里介绍经验，可工作不扎实，兄弟连队说他们“铁嘴豆腐脚–能说不能干”，本连战士也说：
“吹”多了，害了“软骨病”。
今年，团党委书记、政委刘焕成带工作组到一连蹲点整顿，同干部战士一起揭批“四人帮”，讲实事求是的作风，并把连队拉到革命老根据地学习我军革命传统，还有意把艰巨任务交给一连“啃骨头”，培养敢打敢拚作风。
去年全团在某山区埋设电缆，一连三次克服在河流埋电缆的困难，次次打得响，兄弟连队说他们“软骨头变成了硬样板”。
大整顿大进步，全团上下搞整顿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不少连队每打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战役，自觉地进行一次整顿。
去年年初，五连党支部不等团党委派人来，结合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主动以整风精神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进行了第1次整顿，连队面貌发生了变化，施工中连得两次流动红旗。
在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时，连队又进行第2次整顿。
党支部组织全连学习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联系实际，查思想，谈认识，分清是非，全连的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新的提高。
过了几个月，有些同志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一松劲，工程又落后了，流动红旗也被六连“扛”走了。
怎么办？
党支部正副书记一合计：
“还是搞整顿”。
他俩带头检查了骄傲自满的表现和危害，亲自登门到六连取经。
第3次整顿后，党支部抓思想、促施工，工程任务又提前完成了，流动红旗又夺了回来。
炮团党委放手抓整顿，部队出现了各项工作全面跃进的局面。
两个比较先进的连队更先进了，两个比较后进的连队跨入先进行列。
全团提前两个月优质、安全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全年施工任务，军事训练获得较好成绩。
指战员们欢畅地说：
“整顿是个宝，部队建设离不了！”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

卢龙县积极种植中草药
本报讯
河北省卢龙县积极种植中草药，使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
1977年全县共产药八万六千一百斤，收入现款五万八千多元，使一些社队解决了办合作医疗的用药和所需的资金。

奇迹是怎样出现的
——唐山陡河电站重建记
在英雄城市唐山，人间奇迹不断出现。
继开滦煤矿迅速恢复震前水平之后，唐山陡河电站，又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屹立起来，强大的电流，日夜不停地输往京津唐地区的广大城乡。
看到过陡河电站遭受地震灾害的人们，一定还记得，当时，已经建好的十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生活设施，百分之九十倒塌，发电设备受到破坏，一百八十米高的烟囱折断，施工机械遭到损坏，参加电站适设的职工和家属也有很大伤亡。
但是，坚强不屈的陡河电站的建设者们，排除万难，英勇斗争，只经过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一坐崭新的大型电站，奇迹般地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陡河电站是一坐装机七十五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亲自批准建设的重点工程。
这一工程，从1974年初正式开始兴建，全部建成后，对保证首都用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山地震前，厂房已基本建成，第1台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已投产发电，另一台同样出力的机组也正在紧张地安装。
地震袭来之后，大部成为废墟。
怎么办？
眼前的一切，是对每一个电站建设者的严峻考验。
是清除废墟，原地重建，还是搬迁别处，另起炉灶？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详细的调查研究，他们得出了结论：
另起炉灶，省事，但是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就地重建，节省投资，时间减半，但是工程艰巨，要吃大苦，耐大劳。
走哪一条路？
英雄的电站建设者们，毅然肩负起祖国交付的重任，决心就地重建，把地震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力争早日发电。
但是，重建的困难是很大的。
就说清除工地上六万多吨的废墟，人们要是没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都要望而却步的。
电站建设者们首先攻下了这一关。
他们在震后的艰苦条件下，千方百计战胜工具和设备不足的困准，日夜不停地在工地上大干苦干，到1976年底，全部清除完毕。
在这场抢时间争速度重建新电站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这里只能讲几个例子。
抢修烟囱，是一场艰巨而又艰险的战斗。
一号烟囱，高一百八十米，地震时在一百三十米处折断，重建的方案是再接高二十米，恢复到一百五十米的高度。
二号烟囱震前只多筑四十多米，也要加高到一百五十米。
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能否坚持高空作业，把烟囱及时修复，成为一个关键。
要在一百三十米高空组装滑模平台，是十分艰险的一关。
一根根钢梁在烟囱外悬空伸出三米，工人顺着十五厘米宽的钢梁，一点一点地爬到钢梁的末端，在四面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进行平台外圈组装。
试想，这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啊！
国家建委二局一公司一处一队的同志们，组织了一个突击队，突击队员个个都是铁打的英雄，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心不慌，腿不软，毫无畏惧，在余震频繁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滑模平台组装的任务。
正当他们在高空中进行紧张施工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预报两三天内将有大的余震发生，要求停止高空作业。
但是，突击队员们说，修复烟囱的进度是一天一天排出来的，时间紧迫，施工怎么能停下来呢？
他们继续在高空战斗。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六点五级的余震终于发生了，当时烟囱已加高到一百四十七米，高大的烟囱顶部，以一米多的幅度在高空中不停地摆动着，林立在烟囱顶端的钢筋，相互碰撞，激起强烈的火花。
当时正在上面施工的二十多名英雄的电建工人，一个个机智勇敢，面无惧色，抱住钢架，同地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
地震刚一过去，烟囱还未停止晃动，大家又继续工作。
在整个修复烟囱的过程中，五级以上的地震先后发生了六次，他们没有一次停止过工作。
这个突击队是陡河电站工地七千多名建设者的一个缩影。
“你震你的，我干我的”，这一句习惯的口头语，充分显示出英雄的陡河电站建设者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将倾斜度七十七点五厘米的主厂房框架进行整体扶正，这是一个创举。
地震后，由六十多根三十七米高的混凝土柱子组成的主厂房框架，立柱和横梁本身基本完好，而整个框架却严重倾斜。
是推倒重来，还是修复加固？
参加工程会战的陕西省电管局总工程师李毅斌，多次到现场探险摸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建议将倾斜度七十七点五厘米的主厂房框架进行整体扶正。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承担框架扶正任务的吊装队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精心制定具体方案，经过试验，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12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这天，采取“整体、慢速、同步、自动调速”的办法，正式进行主厂房框架的整体扶正。
这天，八台卷扬机牵引着用钢丝绳连结成整体的几十个受力点同时启动。
卷扬机在徐徐地转动，人们屏息地观察着框架每一个具体部位的变化。
“成功了！”
顿时，工地上一片欢腾。
主厂房框架整体扶正一次成功，不仅为国家节省投资二百多万元，而且使工期缩短了七个月。
在重建陡河电站的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土建、安装、运输各个部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齐心协力，奋勇当先，在这场大仗、硬仗中，炼出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他们用四十天时间，干完了平时要四个月才能完工的冲灰中继泵房工程。
施工中，连日滂沱大雨，敷设通往泵房的四公里电缆，是二、三百名工人和干部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米一米拉到的。
为了抢时间，司机利用卸车时间加油，安装工人在厂房没有结顶、门窗没有装好的情况下安装。
司机班长王明德驾车往返北京与唐山之间，由三天一趟改为两天一趟，一天一趟，两天三趟。
许多在地震中受伤致残的老工人，治好伤以后重新投入火热的工地。
老锅炉工马呈祥，地震时一只胳臂被砸断，出院后立即投入抢装磨煤机的战斗，四十多天没有离开现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工地总指挥、党委第2书记张桂楠，胃部切除，时时作痛，连吃饭都感到困难，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在工地上，日夜三班，几乎班班都能见到他。
到夜晚，他忍着病痛，宁愿披着一件大衣坐在工地上看着大家干活，也不肯回去休息。
医生和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劝他休息，他说：
抢建电站就是打仗，这里就是战场，同志们在日夜苦战，指挥员怎么能离开前线呢？
直到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不久病逝，始终坚持指挥战斗在工程第1线。
奇迹是怎样出现的？
陡河电站的建设者们回答说，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心中时刻想着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期望，想着华主席、党中央的嘱托，恨不得竭尽全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一点贡献。
这就是我们能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破坏抗震救灾，攻击唐山人民的无耻谰言，更加激起了电站建设者们的满腔怒火。
高速度建设起来的新的陡河电站，就是这些无畏的英雄对“四人帮”最有力的批判。
　本报通讯员

热心中西医结合的老中医陈达夫
陈达夫在钻研中医内科、中医眼科和运用西医理论逐步熟悉眼底结构的基础上，反复研究、思考，写成了题为《中西串通眼球内容观察论》的学术论文，第1次把西医眼底结构和中医内科的有关人体经络分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提出的许多眼病其基本原因是内科病，治疗眼病必须从内科入手的观点。
这篇论文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四川仁寿县社员毛贤芬双眼患视神经萎缩，视力急剧下降。
四川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眼科医生陈达夫给她连续服用四十多副中药，毛贤芬双眼的症状逐渐消失，视力由患病时的零点零三恢复到一点五。
毛贤芬和她爱人高兴地写信给医院党委，感谢共产党教导出来的好医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幸福。
今年七十三岁的眼科医生陈达夫，是四川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他继承祖父、父亲的衣钵，从二十八岁起就为人们治疗眼疾。
中医眼科只能看见外眼的结构和病象，不能探索眼球内部的秘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刚行医的时候就很想学点西医知识，可是，他当时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只好买回猪、牛眼睛，进行解剖研究，结果，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安排他担任现在的职务，并且给他配了助手，使他有条件对眼科疾患进行系统研究。
根据临床实践，陈达夫认为，治疗眼部疾病，应该掌握全身与眼这一局部的关系，对眼疾不能孤立看待，治疗时必须从中医内科入手。
他运用这一基本观点指导眼病治疗，使许多患有被认为难以治愈的中心性视网膜脉络炎、视网膜剥离、视神经萎缩等眼疾的人，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视力。
陈达夫在总结上述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具有特色的眼科著作《眼科六经法要》，运用中医内科的基础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各种眼病的症状与人体各部分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运用中医内科治病的原理对眼部疾患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一套法则。
陈达夫常说，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必须把二者的长处集中起来，走毛主席指引的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建立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多年来，他认真学习西医眼科知识，还与前来进修的一位西医眼科医生订立了互教互学计划。
他所在的眼科目前已发展成为设备比较完善的中西医结合的眼科。
党组织的关怀，周围同志们的帮助，使陈达夫的眼界大为开阔，他在钻研中医内科、中医眼科和运用西医理论逐步熟悉眼底结构的基础上，反复研究、思考，写成了题为《中西串通眼球内容观察论》的学术论文，第1次把西医眼底结构和中医内科的有关人体经络分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提出的许多眼病其基本原因是内科病，治疗眼病必须从内科入手的观点。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为了认真贯彻中西医结合这一方针，陈达夫还积极学习推广中西医结合针拨套出术治疗白内障的新经验。
四川第1例针拨术就是他和一位西医眼科医生合作完成的。
由于这种针拨套出术吸取了中、西医的优点，手术简单，疗程短，病人痛苦少，适应性强，受到病人的欢迎。
十多年来，他所在的眼科，已为六百多名白内障患者成功地作了这种手术。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达夫精神更加振奋。
他说，我虽然体弱多病，但决心把有限的年华用在祖国医学事业上。
目前，他正在准备撰写新的学术论文，进一步总结他的眼科治疗经验。
新华社记者

这也是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常州市大搞科学实验，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激光、材料科学等正在不同程度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有力推动了生产发展
新华社记者述评
参观过常州的同志，都说常州人精明。
精明在哪里？
精明在大搞科学实验上。
过去提起江苏省常州市，只知道它的名牌产品是芘箕、木梳；
而如今，这个古老的江南城市，已经拥有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纺织、冶金、煤炭、建筑材料等工业，许多部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了。
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激光、材料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正在不同程度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去。
近几年来，全市每年都实现大小革新项目二千多个，已累计建成生产流水线、联动线和半自动线近百条，推广应用了七百多项新工艺、新流程、新技术，试制成功了一系列新产品。
许多工厂年年有革新，年年有贡献，科学实验的新鲜事儿层出不穷。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在常州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常州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个职工一年的产值，解放初期只有三千九百多元；
而现在，已达二万四千四百多元。
常州市的工业发展速度，从1965年到现在，达到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
从1965年到1976年十一年间，国家对常州工业的投资是二亿一千多万元，主要用来推广新技术；
而同一时期常州工业给国家提供的社会主义积累，却达二十五亿八千多万元。
常州市的实践表明，抓不抓科学实验，打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事关重大。
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抓不抓科学实验，同样是一个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对“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这个正确论断，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围剿，胡说什么“科研走在前面就是反革命政治走在前面”。
“四人帮”在江苏省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也疯狂攻击“常州是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要看唯生产力论，到常州”；
诬蔑党委抓科学实验是“只管生产流水线，不管方向和路线”。
常州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四人帮”这种反动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试问：
亿万人民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着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为着奔向共产主义而大搞科学实验，大打科学技术之仗，这怎么能说是“反革命政治”呢？
难道让我们的国家落后挨打，人民群众贫困愚昧，而不奋发图强，急起直追，这倒是“革命的政治”吗？
“四人帮”否定科学实验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妄图取消科学，破坏生产，搞乱思想，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恰恰说明他们奉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治。
事实证明，常州市各级党组织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坚持大搞科学实验，大打科学技术之仗，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正是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继续革命觉悟高的表现。
常州人精明，首先就因为常州的党组织继续革命觉悟高。
有了这样的觉悟，就能象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样，把科学实验这项伟大的革命运动真正抓到手里，就能经得起风吹浪打，一些糊涂思想就能得到澄清，一系列政策措施就能贯彻落实，就能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科学实验大军。
常州市的同志正是这样抓科学实验，而且抓得很紧的。
他们从市委到基层党组织，都把科学实验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从上到下建立和健全科技管理机构。
每年都结合生产需要，制订科技规划，并且把它编制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去，采取各种措施，促其实现。
他们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近几年来，对全市知识分子的使用状况先后作了三次调查，凡使用不当的，基本上都作了合理安排，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各系统还举办各种技术讲坐、训练班和业余学校，短短几年间，就培养、壮大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工人技术队伍，形成了局、工厂、车间和班组的四级科技网。
每年组织首季开门红、“五一”“七一”献礼、国庆报喜、年终评比等活动，都把科学实验作为重要内容，大张旗鼓地树立典型，表彰先进。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些工作也从未间断过。
有了继续革命的觉悟，就会有战略的眼光。
有这样一个比喻，是常州的同志常说的：
抓工业，就要象小孩吃糖那样，“嘴里吃一块，手里拿一块，眼里还盯着一块”。
嘴里吃的一块，就是现在干的；
手里拿的一块，就是正在研究试制的；
眼里盯着的一块，就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常州电子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国内不少地方正在生产锗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硅管的试制和生产；
当别人生产硅管的时候，他们则开始了集成电路的试制和生产；
到了人们开始试制和生产集成电路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批生产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试制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样品，并且想着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进军的问题了。
常州半导体厂现在一年的产值，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解放初期全市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这决不是偶然的。
常州柴油机厂经历了一个由专用机床、组合机床、多工位自动化组合机床，到全厂形成十八条机械化和半自动化生产线的过程，也很说明问题。
现在，这个厂的柴油机年产量，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千多台，提高到三万六千多台。
原来由几个生产芘箕、木梳的手工业社合并而成的电焊条厂，由于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1976年粉末冶金配件产量比1969年增长六十五倍，去年又在安徽大学和科研部门帮助下，开始设计、安装“电子计算机群控粉末冶金压制自动化车间”，建成后，只要一个工人看仪表、按电钮，就可以操纵全车间八套油压机进行生产。
常州市的各行各业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兴旺发达起来的。
常州市同志的战略眼光，还表现在他们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起千军万马，既抓好生产第1线，又抓好科技大后方。
常州市的技术力量本来是比较薄弱的，科技人员只占全市职工总数的不到百分之三。
尽管这样，他们实行了厂内厂外两个“三结合”。
厂内，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技术骨干作用。
厂外，他们又实行生产、科研和使用单位“三结合”，从市委到局、厂的领导干部亲自出马，同外地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联系挂勾。
市委书记就亲自到南京工学院联系，要求支援和协作。
他们的方针是：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结果呢，全国有一百多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经常有人在常州开展科研工作，还有几百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同常州建立科技情报联系。
外地到常州搞科研的同志，工作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找工厂、局和市科委负责同志当面协商，很快解决。
这样，外地搞科研的同志很乐意跑上门来，大家都有积极性，成果就出得快。
近几年来，常州市有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就是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协作完成的；
在协作过程中，又培养提高了本市的科技队伍。
市委负责同志说：
“我们的科技后方，就本市来看，是小的、弱的；
但是，从协作单位之多来看，则又是大的、强的。”
工人们也自豪地说：
“我们的研究所遍天下！”

不会“类乎”牛羊
解放军某部　张雨生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鲁迅有句名言，他说：
“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这是真理，是明白无误的真理！
头脑稍微正常的人们，决不会害怕“类乎”牛羊，而拒绝厨师把香喷喷的牛羊肉端到自己面前。
禁止人们吃用“牛羊”已经多年了，这是“四人帮”的罪恶。
这帮心怀叵测的家伙大搞“空白”论，对过去的文艺作品一概否定，一律查封，不准人们接触，不准作者借鉴。
他们大搞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又象清末一些昏庸的官僚，盲目排外。
我们的遗产，被他们全部锁在书库里；
外国人的遗产，被他们全部拒之门外。
他们不断地恐吓天真的青年人说，看了过去的作品，接触了文化遗产，就要“中毒”，就要被封资修“俘虏”，似乎谁吃了牛羊，就一定会“类乎”牛羊。
读读鲁迅这段话，可以壮壮我们的胆气。
面对“牛羊”，不要不敢伸手。
被“四人帮”贴上封条的书库，不妨闯进去选看它几本。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读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不是纯粹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批判地借鉴其中有益的东西；
不是用来代替我们的创作，而是用来发展我们的创作。
世界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就，读一点文学史，看看文学发展的概貌，就会看出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前人的影响。
一个作者从不阅读别人的作品，从不借鉴别人的经验，无论他怎样有才华，也写不出好的作品来。
不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读一点古今中外的名著，对于了解历史，了解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也是有益的。
马克思创立的革命学说，还有三个来源，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不学习，不批判地借鉴前人的经验，那怎么行呢？
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也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人帮”把中外文艺史上的名著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他们的这个谬论，流毒甚广，致使一些同志不敢读它，甚至还干涉别人读它。
是不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作品，就一定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呢？
当然不是。
列宁早就指出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
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中，当这两个阶级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不是同他们阶级一样，出现过许多生气勃勃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吗？
这些作品，是可供今天人们吃用的“牛羊”，只有剥削阶级那些没落颓废诲淫诲盗的文艺，才是应该提醒人民群众别食的鸦片。
“四人帮”对革命人民大搞封锁，不准别人吃用“牛羊”，自己却大吸鸦片。
牛鬼蛇神旧戏，西方黄色影片，低级庸俗的乐曲，成了他们须臾不离的食粮。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借鉴和继承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遗产，完全是两码事。
鲁迅所说的是吃用牛羊，不会“类乎”牛羊；
而不是说大吸鸦片，也不会使精神麻醉。
我们要区别什么是牛羊，什么是鸦片。
牛羊除去蹄毛，必有精粹，对于滋养人们的身体有好处。
鸦片是毒品，除了少量的当作药用的以外，应该列入禁食和扫荡之列。
纵眼望去，中外文艺史上肥壮的“牛羊”很不少，饥不择食，连蹄毛一并吞下去，是疯子；
害怕“类乎”牛羊，不敢吃用，是傻瓜。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象鲁迅所说的：
“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从塑造典型看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
陆贵山
长期以来，“四人帮”通过塑造他们的代表人物，极力为自己一伙树碑立传，疯狂推行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彻底清算他们通过“塑造典型”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行径，对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进一步认清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很有必要。
恩格斯指出：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依赖于典型环境而存在。
塑造当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
再现这样的典型环境，首先应当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揭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
阴谋文艺的授意者和炮制者们为了图解“四人帮”鼓吹的“黑线专政”论，别有用心地搜集和夸大生活中的个别事实和消极现象，把我国的各条战线涂抹得漆黑一团：
工交战线象《搏斗》所丑化的那样，“工厂停工”，“火车停开”，“货场上只堆着一些灰土和红薯干”；
农业战线象《红松堡》所诽谤的那样，农田基本建设搞“包工到户”，害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
医疗卫生战线象《春苗》和《占领颂》所攻击的那样：
《春苗》恶毒污蔑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还不如地主阶级的“仁德堂”，《占领颂》写一个从旧社会挣扎过来的肝包虫病患者，在新中国的医科大学里竟被用来当作活“教具”，攻击新社会还不如旧中国。
这些毒液四溅的艺术描写，穷凶极恶地否定社会主义的光明，抹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作用，歪曲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十分明显，这是为“四人帮”的“改朝换代”狂呼乱喊。
“四人帮”作为地、富、反、坏的政治代表，总是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瞎子眼里无光明。
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颠倒敌我关系，蓄意用他们“设置”的所谓“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来歪曲和取代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反动影片《反击》狂热鼓吹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革命谬论：
当年斗“还乡团”的老干部韩凌，变成了今天的“还乡团”；
当年解救韩凌的人，正在遭受韩凌的迫害。
这些阴谋文艺的毒草作品，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阴暗面一古脑栽赃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大肆诬陷老一代革命家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
攻击由于杜文杰们掌权，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专为“老爷们”研究“养身疗法”，而不顾贫下中农的亲骨肉小妹的死活；
由于韩凌们掌权，新中国简直是天昏地暗，好象只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才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才是使中国大陆得免于沉沦的“救世主”。
阴谋文艺的代表性作品之所以肆意颠倒光明和黑暗，颠倒敌我，颠倒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从根本上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目的是为了表现一个见不得人的反革命主题：
打倒革命的老干部，抬出反党的“帮英雄”。
江青一伙口口声声说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真是这样吗？
否！
他们塑造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是按照“帮”原则、“帮”理论炮制出来的体现“帮”意志的“帮”英雄。
为了骗人，“四人帮”给“帮英雄”披上了层层伪装，“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一、“帮英雄”是按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英雄史观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才人物”。
江青一伙曾鼓吹，他们塑造的“帮英雄”是“高大完美”的。
对“高大完美”，必须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高大完美”是相对的。
无产阶级当然要塑造自己阶级的理想人物，但是，英雄离不开党的哺育、群众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由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条件所规定，受个人的经历和实践范围所制约。
“四人帮”一伙所炮制出来的“高大完美”的形象，却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生命、有个性的活物，而是从一系列的“帮原则”和“帮理论”中孵化出来的怪胎。
《金钟长鸣》里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巧姑，“巧”到凭她的一只“慧眼”就能洞察秋毫。
《千秋业》里表现的部队的施工计划、防御作战演习方案、反坦克地雷的发明创造都是“灵童”杨玉清的“天才脑瓜”想出来的。
《初春的早晨》里的郭子坤，更是一个开愚启顽、振聋发聩（kuì溃），登高一呼、应诺雷动的非凡人物。
鲁迅曾讥刺这种“天才”角色是“离开泥土的花”，象“一碟子绿豆芽”。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
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不能一分为二，他们脱尽新旧、好坏、是非的矛盾，思想深处没有斗争，这是林彪的“灵魂纯正”论的变种。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是“不能再发展”的尊神和“雕像”，正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不因环境的改变和情节的推进而发展。
即使写儿童小英雄，也不准写成长。
“四人帮”一伙不遗余力地美化和神化他们的“帮英雄”，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
小说《聊斋》曾描写过一个吃人的狞鬼，为了掩盖他的面目往往披上一张“二八姝丽”的画皮。
“四人帮”也是如此。
他们在“帮英雄”的鬼脸上涂上厚厚的雪花膏，是为了包住他们寡廉鲜耻的丑恶灵魂，掩盖江青一伙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罪恶原形。
“四人帮”一伙为自己罩上“高大完美”这一金灿灿的光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党欺骗群众，充当党和群众的霸主和恩主，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
毒草电影《占领颂》为了给“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树碑立传，竟然通过草原上一个老贫牧之口，肉麻地吹捧：
“你对咱贫下中牧的情义，比敖包山重，比西拉木仑河长啊！”
请看，“四人帮”的那个死党俨然成了赐福于草原的“救世主”。
二、“帮英雄”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阴谋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
江青一伙为了利用文艺手段推行他们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居心叵测地捏造了一个陪衬＝服从＝被专政的反动公式。
他们胡说什么“陪衬即是服从”，“服从”即是“谁被谁专政”。
“四人帮”一伙正是按照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和反动的文艺公式，来处理文艺舞台上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的。
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把革命人民打成专政的对象，置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让“帮英雄”来主宰一切。
这分明是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制造舆论。
“帮英雄”们首先要专革命群众的政。
就如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革命群众写成历史的渣滓，或丑化为打人行凶的“暴徒”，或污蔑为“抢钞票”的“强盗”，而由“帮英雄”们对群众实行残酷的镇压。
“帮英雄”们更要专老一代革命家的政。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扰乱阶级阵线，倒转斗争矛头，演出了一出出真走资派抓假走资派的丑剧和闹剧。
反动影片《反击》通过攻击他们捏造的并被极度丑化了的韩凌，诬蔑革命老同志不懂马列，凶恶愚顽；
生活腐化，穷奢极欲；
作风霸道，骄横残暴；
践踏公法，私自刑讯……《冲锋向前》中的“帮英雄”恶狠狠地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冲锋”，发出了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掀它个底朝天”的反革命叫嚣，妄图由他们来挽狂澜，定乾坤，“露峥嵘”。
可见，“四人帮”鼓吹的“典型化”，完全是对革命势力的丑化，是对王张江姚一伙的美化，归根到底，是“四人帮”反革命意志的表现。
三、“帮英雄”是狂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极右派。
“帮英雄”是受“帮”意志支配的，“帮”意志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
列宁说得好：
“凡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主义的’部长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现了（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
用伟大列宁的话来比喻“四人帮”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是多么恰切啊！
“四人帮”这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从外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相策应，或通过炮制他们的“帮英雄”背叛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要么大抓“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军内走资派”，妄图毁我长城；
要么大揪“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走资派”，妄图打倒老一代革命家；
或让铁根、江涛一类“帮英雄”，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为复辟资本主义提供合适的气候……“四人帮”一伙还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罪恶活动相配合，让他们的“帮英雄”打着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幌子，反对抓生产，反对“四个现代化”，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打着批判“技术第1”、“知识私有”的招牌，鼓吹“技术无用”、“知识有害”，以推行愚民政策，妄图使中国的文化技术永步世界先进国家的后尘；
或者打着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旗号，掩盖“四人帮”的卖国主义的洋奴相，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爬行术，如此等等。
可见，“四人帮”一伙通过炮制灌注“帮”灵魂的“帮英雄”替国内外阶级敌人说话，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想干干不成、想办办不到的坏事，起到了“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的极其险恶的反动作用。
“帮英雄”正是“四人帮”用来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需要，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一种工具，是“轰击”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排炮”和“炸弹”。
通过对“帮英雄”的剖析，我们对“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的反动本质看得更清楚了。
江青一伙尽管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他们所搞的“文艺创作”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
他们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旗号炮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着颠倒被颠倒的历史的幌子继续维护历史的颠倒，打着无产阶级“占领”文艺舞台的招牌搞资产阶级的“反占领”。
“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根本任务”，也决不是塑造“帮英雄”，而是以“帮英雄”为一种手段，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根本任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我们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澄清“四人帮”在塑造典型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以鼓舞和激励广大革命群众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努力作战。

谈《陆游集》及其它
骆玉明　王国安
中华书局新版《陆游集》的出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
人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在循着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指示，进一步繁荣兴旺起来。
陆游，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之一。
他一生处在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交集，宋金对峙，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为了反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武力南侵，反对他们对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反对南宋统治者屈辱媚敌的投降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斗争。
在这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陆游以诗歌为武器，反对投降，讴歌抗战，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获得了杰出成就。
他的战斗诗篇，至今还拥有广大的读者。
如何正确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毛主席曾提出两个明确的原则：
一是要把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同统治阶级的封建文化区别开来；
二是要视其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及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四人帮”出于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公然践踏毛主席指示，以他们伪造的所谓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为标准，对中国古代作家和作品进行肆意的歪曲。
他们借古讽今，推类比附，大搞“古为‘帮’用”，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弄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成样子。
现在，比较有系统地出版一些象陆游这样的古代优秀作家的专集，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阅读、研究的资料，而且对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也是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文学，有一个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古代社会的生动、形象的图画。
如陆游的许多诗歌，或歌颂坚决抗战的将士，或痛斥屈膝媚敌的内奸，或抒写广大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或揭露封建统治者腐朽卑劣的嘴脸，热情磅礴，感奋人心，使读者如临其境，直接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激荡风云。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还有许多作品表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表现了我们民族许多可贵的光荣传统。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通过批判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毛主席曾经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勉励广大革命者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解放后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特地把陆游的《诉衷情》词和曹操的《龟虽寿》诗印发给与会的干部，激励他们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部《陆游集》，洋溢着反抗民族压迫，渴求祖国统一的爱国激情。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虽然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在思想实质和阶级内容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的艺术借鉴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国古代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是其中最为发展的一种，获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
陆游的诗歌，广泛吸取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语言雄快豪放，抒情深沉细致。
他的有些作品还往往能够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较好地结合起来。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我国的文学遗产要批判地继承，以创作出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为着创造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新文艺，向古诗学习，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当然，向古诗学习，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
古代作家，即使是陆游这样优秀的进步作家，他们的作品中，也存在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这是时代，尤其是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陆游集》里，就有很多吟风弄月，优游闲适，表现封建士大夫思想情趣的东西。
这就需要我们花一番功夫认真鉴别一下，哪些是反映了时代的本质方面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感情，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哪些则是剥削阶级思想、情感、趣味的表现，以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还应当指出，即使是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作品，我们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去对待。
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
毛主席在序中说：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为什么反其意而用之呢？
陆游坚持抗战立场，遭到投降派的打击排挤。
他作此词，一方面抒发心中的激愤，表明自己决不改变主张，一方面也流露了强烈的消极颓唐、孤芳自赏的情调。
这种情调，同我们无产阶级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
毛主席反其意地抒写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和革命乐观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批判继承的光辉榜样。
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过去遭到了刘少奇、尤其是“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流毒甚广，今后的工作是大量的，有关出版部门更是责任重大。
《陆游集》的出版，是一个可喜的成绩。
我们觉得，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把《剑南书稿》和《渭南文集》合成一帙（zhì智），并收入了孔凡礼的《陆游佚稿辑存》，力求使读者能够看到陆游作品的全貌；
对毛晋辑录的《放翁佚稿》和毛扆（yǐ以）续添的逸诗的可靠性，虽持怀疑态度，但仍收入，态度是严谨的。
在出版说明中，对陆游的生平及时代，陆游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局限，都作了扼要的介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不仅把异体字，通假字尽量改成通行字体，而且使用了简化字，给予印刷及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方便不少。
当然，也要注意到个别字简化后会影响到内容表达的准确性，须审慎检阅，区别对待。
而且，考虑到某些专业工作者深入考订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出一些不同版本，如古代善本书的影印。
使我们感到不足的是，象陆游这样重要作家的专集，少了一篇全面分析介绍的文章，这对帮助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阅读、分析这部书，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此外，《陆游集》在文集中使用了新式标点，诗歌却仅作断句，这就使全书体例无法统一。
《出版说明》中这样认为：
因为诗歌多是五、七言体，所以仅作断句。
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标点只起了间隔文句的作用，这种看法恐怕不全面。
其实，新式标点（尤其是专名标号）对理解诗的内容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除某些卷帙过于浩繁，而对象又不是一般读者的古籍外，都应尽可能使用新式标点。
长远的看，我们还希望对陆游这一类古代重要作家的专集，能组织力量进行必要的注释。
其它一些重要的专集，除出版有价值的旧注本外，也应搞好适应文化发展、时代要求的新注本。
并配合这一类专集的出版，同时组织编写、出版一些研究性著作，使对文学遗产的批判、分析、研究、继承等几方面的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
这是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的。
鲁迅在黑暗的旧中国发出了这样的预言：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打倒了“四人帮”，鲁迅的这个光明的预言，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必定会迅速地得到实现！

他们刹住了毁林的歪风
湖南黔阳县洪江镇公社杨家湾水库工地周围山上盛产竹木，少数人损公肥私，有的搞木材做衣箱，有的砍楠竹编织篮子、竹篓。
不久前，公社党委派滩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桂哇到水库工地，担任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坚持和民工“三同”，民工很拥护他。
有人对他说：
“老杨，你们那里木材少，何不趁这个机会做几只箱子？”
还有人劝他用楠竹编些家具，他都回绝了，并且对这种毁坏山林、化公为私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一天，杨桂哇到工地木工房去，看到有人又在私做木箱子。
他发动群众讨论，同时把已经做成的箱子和一些半成品拿出来，开了个小型展览会，群众一边看，一边评议，讨论得很热烈，最后一致决定：
损公肥私的行为应该受到批评，用公家竹木做的东西要归公。
从此，杨家湾水库工地上的劳动纪律显著改进，乱拿公家的竹木做家具的歪风刹住了。
本报通讯员

南斯拉夫卫生代表团离京赴朝鲜访问
新华社02月14日讯
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卫生与社会保健委员会主席佐拉·托米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卫生代表团今天离京赴朝鲜访问。
代表团是前往朝鲜访问途中于11日到达北京的。
当天，卫生部长江一真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代表团在京逗留期间曾同卫生部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医院。

大寨英雄赞
最近，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对1977年的革命和生产进行了一次总结，并通过群众性的民主评议，共评选出为攀登新高峰做出了优异成绩的七十一名标兵和五十六名模范社员。
这些大寨红旗的擎旗手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带好继续革命的头，带好大干社会主义的头，先进更先进，再做新贡献。
被评选为标兵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是个一心为公、劳动实干、吃苦在前的好带头人。
这是郭凤莲（左）和标兵、青年社员李润娥在一起推土造平原。
大寨大队树立标兵，表彰先进，给评选出的标兵和模范社员戴上了红花。
标兵、大寨大队宣传队队长贾秀文，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决心红在农村、专在农村。
这是贾秀文（前）在排练文艺节目。
热爱集体的标兵贾承富，在植树造林、绿化山坡方面作出了优异成绩。
这是贾承富（右一）在向社员传授剪枝技术。
标兵、优秀共青团员贾怀柱，劳动积极，不怕苦，不怕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这是贾怀柱（前）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
（这组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帮助科技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出以后，国家海洋局海洋仪器研究所党委对全所科技队伍进行了一次普遍调查分析，采取三项具体措施，帮助青年科技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一、针对科研人员的具体情况，组织学术报告会。
去年，他们邀请无线电结构设计专家，来所办讲座，每周一次，共办了两个月，有一百一十多人听讲。
二、根据专业上的急需，把青年技术人员送到有关高等院校，进行短期培训，着重解决一两个方面的问题。
目前有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进修。
三、鼓励青年科技人员自学。
目前全所科技人员自学的空气很浓，所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积极给予鼓励，并从各方面创造方便条件。
　（据新华社）

我国家足球队与香港代表队和瑞士塞域队比赛
新华社香港02月14日电
以李凤楼为领队，杨秀武、叶大衡为副领队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应香港足球总会的邀请，春节期间在香港与香港代表队和瑞士日内瓦塞域足球队进行了两场友谊比赛，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队分别以四比一和一比一的结果，取得一胜一和的成绩。
中国队结束在香港的比赛后，已于02月13日前往澳门，与澳门代表队和香港的东升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中国国家足球队是02月04日从广州抵达香港的。
02月07日同香港代表队进行了首场比赛。
上半场十三分钟，中国队沈祥福近门射球入网，首开纪录。
接着中国队王长太又头球攻门成功。
下半场比赛二十二分钟，中国队射入一球。
香港队并不气馁，奋勇力拚，二十七分钟，前卫球员邓鸿昌近门将球射入，追成一比三。
最后，中国队又攻进一球，以四比一获胜。
02月12日，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香港足球总会邀请的瑞士塞域足球队比赛。
塞域队是瑞士著名的一个足球队，队内有来自英国及瑞士国家队的队员，比赛经验丰富。
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无建树。
下半场比赛九分钟，中国队容志行将球传给杨玉敏，杨带球推进对方防线，射球入网，以一比○领先。
这以后，塞域队防守严密，并组织多次快速反击，三十八分钟，塞域队球员菲斯达在禁区外劲射，球擦地入网，扳成平手。
此后比赛高潮迭起，博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但双方都未进球。

抓紧落实技术干部政策
本报讯
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正抓紧落实政策。
这个所原副所长、三级工程师王齐光同志，在建所过程中有贡献，对石油机械专业很熟悉，但长期没有担任领导工作，现在已经恢复他的职务，回到领导岗位上了。
在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所党委作出决定，恢复原有九名工程师的职称，并把相应的技术责任制明确建立起来。
过去，这个所科研人员的非业务活动名目繁多，占去大量时间。
为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所党委经过具体分析，认为有的可以免除，如跑器材之类；
有些一时还免除不了的，统筹安排后，将时间严格控制在六分之一以内，以利于科研工作连续进行。
为加强科学技术队伍的培养，所党委决定先开办外语学习班，目前已与兰州石油机械厂共同开办了一个英语班，请甘肃师范大学教师讲授。
在青年工人中还开办了制图训练班。
学术讨论、专题讲座、撰写论文的活动，在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也渐渐多起来了。

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02月14日讯由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稻山嘉宽和最高顾问土光敏夫率领的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访华团一行二十多人，应邀前来我国签订两国长期贸易协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主任刘希文，委员奚业胜、梁占祥、彭润民、吴曙东、孙纯、麦文澜、王步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
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京的日本经济贸易界朋友，也到机场迎接。

此风刹得好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煽动和破坏，不少地方出现过象杨家湾水库工地那种乱砍林木，化公为私的现象。
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制止这种歪风。
但是，有些干部怕扣帽子，不敢干预。
杨桂哇同志一到工地，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旗帜鲜明地领导群众对歪风邪气作斗争，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保护山林，是关系工农业生产，关系人民生活，关系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杨家湾水库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领导干部态度鲜明，依靠群众，并且以身作则，采取措施，这种歪风是不难刹住的。

沭阳发动群众植树
江苏省沭阳县发动群众大搞植树造林。
从今年元旦开始，全县每天出动一万多人植树造林。
现在，全县共备足树苗三千五百多万株，已植树一千多万株。

河南冬季造林进度快质量好
河南省各地在冬修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进行了冬季植树造林。
冬季树苗处于休眠状态，容易栽活。
过去，河南一些地区就有冬季造林的习惯。
河南省各地有组织的冬季造林是近年才开始的。
由于干部和群众热烈响应华主席发出的“要在全国大大提倡一下植树造林”的号召，这次冬季植树造林进度较快，质量较好。
从去冬到现在，全省共整出准备造林的林地六十五万亩，已造林三十五万三千亩，营造农田林网二百七十三万亩，农桐间作一百一十三万亩。
全省各地冬季四旁植树共约七千多万株。
河南各地都把植树造林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争取尽快绿化荒山，防止新修的农田再遭冲刷。
今年春耕以前，全省还将进行规模更大的春季造林，现正积极准备苗木。
安阳地委为抓好种苗，搞好苗圃，最近专门召开了一次县、市负责人会议。

王耀庭主任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02月14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今天会见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十团体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晚上，王耀庭主任举行宴会，欢迎代表团。
贸促会副主任王文林等出席宴会作陪。
代表团是应我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于02月13日到达北京的。

王震副总理会见奥地利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02月14日讯
王震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奥地利新任驻中国大使葛德乐。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福建政和县培育珍贵树苗
福建省政和县培育了六亩香樟、楠木、花梨等珍贵树木种苗，准备今春植树造林时栽种。
地处武夷山区的政和县，是福建省重点林区之一，香樟、楠木、花梨等珍贵树木较多。
这些树木大都零星分散，不便管理，再加过去只砍不造，因而出现了后继无源的危险。
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加强了对林业工作的领导，一面制止对珍贵树木的乱砍滥伐，一面大力采集珍贵树木的种子，进行育苗。
除国营林场开辟珍贵树种苗圃外，一部分社队林场和林业大队也开始培育。
去冬，全县又采集了香樟、楠木、花梨等树种一千多斤，今年春暖时再培育一批树苗。
（据新华社）

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业务
本报讯
去年08月以来，京棉一厂开办技术课，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业务，带动了全厂职工的技术学习。
“四人帮”横行时，京棉一厂的领导干部，不敢钻技术，抓业务，安于当外行。
对科学技术的新动向，新发展，他们“看不见，听不到，讲不出”。
遇到生产、科研工作中的问题，他们或者抓不到点子上，或者说些外行话，大大削弱了对生产、科研和技术革新的领导。
为了加强业务学习，提高领导水平，去年08月，厂党委决定每星期三晚上开办技术课，每周还安排半天作为干部业务学习时间。
技术课由本厂技术、业务干部来讲，还邀请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来讲。
内容包括棉纺工业的基本知识、国内外科技动态、企业管理工作等等。
技术课开办以来，参加听讲的人非常踊跃，有厂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各车间、科室的负责人以及政工干部等。
还有部分工人也来听课。
由于厂党委重视，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推动了全厂职工的技术学习。
各主要车间也开办了工人技术课。
青年工人到资料室借阅科技书籍的人数显著增加。
全厂出现了为革命学技术的新风气。

陕西召开科研器材调剂会议
本报讯
陕西省科技局、农林局，最近在武功县召开了全省科研器材调剂会议。
会议解决重点科研项目和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急需，共调剂了库存科研仪器七千二百三十七台件，加上材料、玻璃器皿、化学试剂等，合计价值一百二十余万元。
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承担的“渭北旱原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这一项目的深井汘水泵研制任务，急需三相仪表校验台和两种压力表，通过会议调剂，得到了解决。
西北大学承担的碳铵分解结块抑制剂的研究，由于没有调温调湿箱，影响到一些数据处理，通过会议也得到了解决。
会议还重点解决了为农业服务的科研项目所需的仪器设备。
西北冶金地质研究所、西安医学院、省化工研究设计院等单位，还主动提出为兄弟科研单位承担某些测试、分析任务，以充分发挥大型精密仪器的作用。

黄华外长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
新华社02月14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其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等会见时在座。
会见以后，黄华外长设便宴招待美国客人。

黄河下游两岸大搞植树护堤
去年入冬以来，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沿黄两岸的男女社员和治黄职工，纷纷上堤植树，到今年01月底统计，已栽下杨、柳等树苗一百二十多万株。
黄河大堤两侧经过连年的植树造林，现在共有各种树木两亿五千多万株。
有的堤段到了夏季，是林荫夹道，郁郁葱葱的绿色长廊。

埃及去年生产二千多万吨石油
新华社开罗02月13日电
埃及工业、石油和矿业部长艾哈迈德·伊泽丁·希拉勒02月0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埃及去年石油产量达到二千一百六十万吨，比1976年增加了五百万吨，其产值达到四亿二千二百万埃镑。
这位部长说，埃及去年出口的石油总值为二亿八千四百二十万埃镑。
今年，石油将成为埃及获得硬通货的最大来源。
希拉勒指出，埃及去年对石油部门的投资达到二亿三千三百万埃镑。
据报道，在今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中，埃及将优先向石油工业投资。
现已拨出一亿四千三百万埃镑作为勘探石油和扩充石油管道的费用。

“空文”不空
苏联《真理报》花了很大的力气，发表一篇几乎占整版篇幅的冗长文章，企图最后突破美国不断削弱的防线，搞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
文章极尽打、压、拉之能事，企图迫使美国不要理会那种认为必须提防苏联取得核优势的要求。
它气势汹汹地警告美国：
“苏联是不会在一纸空文上签字的”。
这个意思很明白。
过去任何一个“禁试”、“限制战略武器”的苏美协议，都是掩盖它们更大一轮军备竞赛的“空文”，而现在苏联也决不是要搞一个不是空文的协议。
苏联所追求的是，美国屈服于苏联“裁军善意”和建议的东西。
这对苏联来说，当然“不空”，但对美国来说，却势必要让自己的核武器库相对“空”一些了。

萨达特总统访问法国和意大利
埃法主要关心是：
索马里领土不能受到苏古人员入侵
意大利总理支持萨达特总统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
新华社巴黎02月13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02月12日和13日访问了法国。
在法国期间，他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就中东和非洲之角的形势举行了会谈。
萨达特对他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会谈表示满意。
他12日在离开总统府时对记者说，“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我非常满意”。
萨达特总统在1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同以色列的谈判中，埃及“主张达成一项精确的原则宣言，而不是含糊的”。
他说，宣言必须包括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出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在谈到耶路撒冷问题时，萨达特说，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会同意以色列对这一圣地享有主权”。
萨达特说，他同法国总统在讨论非洲之角形势时，双方主要关心的是，“索马里领土不能受到古巴和各种苏联人员的侵入，而这些人目前正在进行战争”，他们想入侵这个国家。
新华社罗马02月13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02月13日访问意大利后，于当天离开罗马回国。
意大利是萨达特总统访问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最后一站。
他同意大利总统利昂纳、总理安德雷奥蒂和外交部长福拉尼就中东形势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萨达特总统向意大利领导人介绍了他这次出访的情况。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安德雷奥蒂总理在会谈时向埃及总统保证，意大利支持他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
萨达特总统强调指出，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是将要同以色列拟定的联合原则声明中的两个中心点。
据新华社开罗02月14日电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结束了对摩洛哥、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和意大利等八国的访问，02月13日晚上回到开罗。
前往机场欢迎萨达特总统的有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理马姆杜·萨利姆和其他高级官员等。

避而不答
塔斯社02月11日在一篇题为《不光彩的角色》的评论中，提到美国国务卿万斯前一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对非洲之角局势发表的谈话。
但避而不谈万斯揭露的苏联派遣八百到一千军事顾问和三千名古巴人到非洲之角的情况。
人们记得，塔斯社曾在02月07日的一篇评论中驳斥了华盛顿“流传”的苏联插手和挑动非洲之角战争的“谎言”。
但现在塔斯社不敢否认万斯提出的事实，那就只能证明苏联干涉非洲之角的罪行决非“谎言”，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的正是苏联自己。

阿拉伯舆论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之角
埃及苏丹科威特呼吁在非统组织内解决非洲之角争端反对外来干涉
蒙博托总统强调加强团结反对大国煽风点火分裂非洲
新华社02月14日讯一些阿拉伯国家报纸，最近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揭露苏联干涉非洲之角的行径。
突尼斯《行动报》02月12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评论在揭露苏联加紧军事扩张时说，苏联和这一地区之间确实建立一条空中运输线。
大批苏联武器已经运到这里。
在这里已有“近三千名古巴士兵和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
埃及《金字塔报》02月11日在谈到埃及对非洲之角局势的态度时表示，总的说来，埃及反对任何外国对非洲的干涉，并且认为非洲问题应该在非洲范围内解决。
这家报纸说，埃及准备帮助冲突的各方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科威特《火炬报》02月14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苏联和古巴军队插手在非洲之角发生的事情，使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受到直接的威胁。
文章指出，苏美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和勾结，都是为了分裂阿拉伯人民。
据新华社开罗02月14日电
埃及、苏丹和科威特最近向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发出照会和备忘录，呼吁在非洲内部解决非洲之角争端，反对外来干涉。
据开罗报纸02月14日报道，埃及最近向非洲统一组织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非洲国家致力于谋求解决两个非洲国家之间争端的办法。
备忘录指出，埃及认为，应当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在非洲大陆内部找到这种解决办法。
埃及支持非洲国家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反对外国干涉非洲的问题。
据开罗报纸报道，苏丹02月11日向阿拉伯联盟递交一份照会要求将阿拉伯团结、红海安全和外国对非洲之角的干涉等问题，列入预定于03月27日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联盟外长级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2月11日，阿拉伯联盟秘书处向各成员国通报了科威特外交部就其对非洲之角事件的态度所提交的照会文本。
照会说，科威特的立场是基于必须努力维持这一重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及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金沙萨02月13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02月12日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谴责外来大国在非洲的干涉行径。
他说，这些国家在非洲煽风点火，力图分裂非洲，以维护它们在非洲的利益。
他说，非洲既不需要大炮也不需要战车，而是需要拖拉机和锄头来保证它的发展和造福于人民。
蒙博托总统对非洲大陆上紧张地区出现的越来越危险的局势感到不安。
他说，非洲的儿女一旦懂得对话和协调行动必须代替武器的语言时，就会在走向统一、团结和进步的道路上完成重要的一步。

飞越世界屋脊访友邦
新华社记者　李延宁
飞越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天接地”。
在山的那边，有我们的友好邻邦尼泊尔王国。
“喜马拉雅”本是梵语，它的意思是“雪之家”。
珠穆朗玛峰的名字来自藏语，意思是“鸟儿飞不过的高山”。
尼泊尔人把珠穆朗玛峰叫做“萨加玛塔”，这也出于梵语，可意译为“高达天庭的山峰”。
这些名字都反映了喜马拉雅山的高入云霄。
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乘飞机从成都出发，经过拉萨上空，就在珠穆朗玛峰附近飞越了这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来到山国尼泊尔作正式友好访问。
这条航线正是1976年06月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到中国四川和西藏地区访问时飞行的路线，那时华国锋总理亲切地接待了他。
这次，邓小平副总理在02月03日到达加德满都的那天下午同国王在王宫会见时，首先转达了华主席和总理对比兰德拉国王的问候。
随后，当话题转到来访的航线时，邓副总理说：
“这条路线是陛下首先打开的”。
比兰德拉国王回答说：
“这是一条尼中友谊的通道。
现在您又促进了这一友谊。”
国王还满怀深情地说：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有愿望飞越喜马拉雅山来访问尼泊尔，他的愿望现在由您来实现了。”
周总理1957年01月在贺龙副总理陪同下，1960年04月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曾两次访尼，但是当时都不是经由这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去的。
横亘中尼两国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不愧是“世界屋脊”。
世界十座最高的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中，就有六座在中尼国境线和国境线附近（在尼泊尔境内稍远的地方还有两座八千米以上高峰），至于六千、七千米以上的山峰就多得不计其数了。
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确实是很壮观的。
那一天天气晴朗少云，不难极目远望。
邓副总理兴致勃勃地走到机首驾驶室里，观看了美景。
在未到国境线前，可以看到：
西藏高原上的高山湖泊和山间溪流冻结的水面，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然后，一条由数不清的戴着冰雪白帽的高峰构成的长长的银带出现在眼前，连绵不断，直至隐没在飞机两侧的天际。
这条银带，同南北两边矮了一大截因而没有雪帽的山峰和山地相对照，显得很突出，名副其实地呈现了“世界屋脊”的面貌。
其中挺拔屹立着海拔八八四八米的世界第1高峰珠穆朗玛峰，八五九八米的第3高峰干城章嘉峰，八五○一米的第4高峰洛茨峰，八四七五米的第5高峰马卡路峰，一个个雪白晶莹，都在视线之中。
只是珠穆朗玛峰仍然把它的顶端隐藏在一团淡淡的白云的轻纱中，不肯露出它的全部面目。
可以想象，在那古老的年代里，这样巍峨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曾给当时两国人民的交往带来了多大的困难。
也许正因为如此，早期中尼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晋代的法显和尚和唐朝的玄奘虽然分别在公元四○六年和公元六三五年曾先后访问了尼泊尔，朝拜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尼泊尔南部的兰毗尼，却都是通过当时的西域（即现今的新疆）先到印度，然后由地势平坦的印、尼边境进入尼泊尔的。
但是，正如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尼时所说的那样，中尼两国人民间历史悠久的友谊“连喜马拉雅山也阻隔不了”。
在法显、玄奘以后的千百年里，尼泊尔人民和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民，不辞艰险，通过喜马拉雅山某些隘口，进行了友好的往来，互相贸易，交流文化，彼此在历史上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现在，使中尼两国人民十分高兴的是：
一条全程一○四公里的凝聚着中国技术人员和尼泊尔工人的血汗的“友谊公路”，代替了过去的羊肠小道、吊索桥、拉纤桥，已经使加德满都同中尼边境的科达里之间成为通道，从那里再同中国境内通往拉萨的公路连接起来。
从“友谊公路”自1967年全线通车以来，喜马拉雅山再也不是中尼两国人民交往中的障碍，而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了。
“好朋友，好邻居”
飞机一过国境，不到半小时就降落在加德满都机场。
几个小时以后，邓小平副总理在比斯塔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上发表讲话说：
“中尼两国人民一向是好朋友，好邻居。”
“正如我们华国锋主席指出过的，中尼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光辉范例。”
比斯塔首相也同样高度评价两国之间的深厚情谊。
他在讲话中指出，两国关系“具有亲切的气氛、有成效的合作和具有互相信任的特色”，是“不同政治观点的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典范”。
几天后，在邓副总理的告别宴会上，比斯塔首相对邓副总理说，“阁下的访问是我们悠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是我们的友谊的见证。”
确实，我们可以说，在这次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中，他受到的热情、亲切、往往不拘礼宾规格的接待，是中尼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新的有力而生动的见证。
在邓副总理到达前，比兰德拉国王正在尼泊尔西南部苏尔克特视察。
他是特地从几百公里外回到首都，以便接待中国客人的。
在邓副总理到达的那天傍晚，国王在王宫里亲切地会见了邓副总理。
晚上，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又亲自出席了首相举行的国宴。
第2天晚间，国王和王后在王宫设便宴宴请邓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时，更是充满着十分亲切的家庭气氛。
国王让不到七岁的天真活泼的王太子迪潘德拉出来同邓副总理见面、握手。
国王的二弟贾伦德拉亲王也参加了这次晚餐。
在晚餐前后，比兰德拉国王和邓副总理作了长时间的热情友好的谈话。
比斯塔首相不仅为邓副总理举行国宴，出席告别宴会，进行会谈，还陪同邓副总理参加加德满都市民群众欢迎大会和在皇家植物园种植“中尼友谊树”。
邓副总理种植的是一株从中国引进的水杉树苗。
水杉是落叶乔木，长成后可高达三十五米，胸径二点三米。
这是一种现今除中国四川、湖北某些地方外在世界各国已经绝迹的稀有植物，不妨说是“植物中的熊猫”。
尼泊尔朋友选择它作“中尼友谊树”是含有深意的。
在植树后，宾主一起在植物园野餐。
尽管现在加德满都河谷地区还是冬季，早晚较凉，然而在中午和暖的阳光下，穿毛衣也不嫌热。
比斯塔首相、邓副总理、内政大臣辛格、外交大臣阿里亚尔、韩念龙副外长等在四周绿树环绕、已经冒出青青新芽的草坪上，边谈笑、边进餐，确确实实如同好邻居们在假日同作春游一般。
尼泊尔人民对邓副总理的欢迎也是非常热情的。
在短短的四天中，令人感动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
在加德满都市民群众欢迎大会上，市评议会的三十九位男女议员排着长队，一个接着一个，向邓副总理各献一束鲜花。
花束堆满了邓副总理面前的桌子。
在帕坦和巴德冈的古色古香的王宫广场上，这两个城市的市评议会的议员们向邓副总理献鲜花花环的时候，也是每人献一只，以致邓副总理身旁的随行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几次三番从他颈上取下一些花环，好让后面的议员能够继续把花环挂上去。
邓副总理的车队从帕坦驶往皇家植物园的途中，沿公路居住的许多农村居民特意在大门前放着他们汲水用的近两尺高的大黄铜水？，
擦洗得闪闪发光，上面插着鲜花。
按照尼泊尔风俗，这是对最尊贵的客人热烈欢迎的表示。
在邓副总理的告别宴会上，加德满都市评议会主席敦加纳提醒记者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市民群众大会）主席台前点着的一对酥油灯？”
原来按照尼泊尔风俗，这也是只有在最尊敬的贵宾来临或者远行归来亲人到达等场合才点燃这样的灯，以表示吉祥。
令人更难忘怀的是帕坦和巴德冈两市王宫广场上出现的群众欢迎场面。
这两个广场，同加德满都的故宫广场一样，都是尼泊尔古代艺术和建筑的精华所在。
具有精致的雕花木窗和金门的宫殿，金色屋脊或尖顶的庙宇，高达数层的佛塔和石亭，雕像、塑像、华表……全都集中在并不很大的广场周围。
每个建筑物的柱子上、屋檐下、门上、窗上又是无数雕刻或彩画的佛像或神话故事。
一个初访者实在是目不暇给。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古建筑物往往是圈在围墙之中，自成院落的。
而在尼泊尔这里独特的是，这些美丽的古建筑物就在大街闹市之中，在居民的住宅和商店近旁，甚至同它们夹杂在一起，仿佛是闹市中的露天博物馆。
就是在这两个古老的广场上，千千万万的尼泊尔群众，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挥舞着小旗，露出了发自内心的亲切的笑容，使劲鼓掌，热烈欢迎中国贵宾。
在宝塔和寺庙的高高的台阶上，居民住宅的窗户里、阳台上甚至屋顶上，到处都是欢迎中国客人的群众。
维护独立　发展经济
邓副总理这次访问中足迹所至的首都加德满都和帕坦、巴德冈，也是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过的地方。
它们是尼泊尔悠久的历史文明的摇篮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三个主要城市。
它们分别是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还存在于这个河谷地区的三个马拉王朝小王国的首都。
一七六九年，兴起于尼泊尔中西部廓尔喀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国王统一了整个尼泊尔，被称为沙阿王朝。
现今的比兰德拉国王是沙阿王朝第10个君主。
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的尼泊尔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正如邓小平副总理在加德满都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所说的：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举入侵东方的时代，尼泊尔坚强不屈，始终保持了独立。”
一个小时以后，在参观国家博物馆的时候，陪同参观的博物馆负责人指着一幅画像对邓副总理说，这是当年抗英斗争的一位将领。
在已故国王马亨德拉和现今的比兰德拉国王领导下，尼泊尔政府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
尼泊尔政府和人民一直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比兰德拉国王在1975年加冕典礼时提出了一个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其中主要内容包括：
尼不加入军事联盟，不许别国在尼建立军事基地；
不许从尼国土上对别国采取敌对行动等等。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这次邓副总理在国宴上和在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郑重重申，“坚决支持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并准备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义务。”
这些话当场博得了热烈的反响。
尼泊尔报纸在头版上用大字标题标出：
《邓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尼泊尔的和平区建议》。
尼泊尔也正在努力建设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
山国尼泊尔的耕地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十四。
但是勤劳的尼泊尔人民依靠辛勤的劳动取得了粮食自给有余（水稻占农业种植面积百分之五十七）的成果。
同其他许多第3世界国家一样，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尼泊尔正在努力发展工业和交通，使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对外贸易上，尼泊尔政府近年来注意使贸易多边化。
尼泊尔人民迫切期望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穷落后，这是具有同样愿望的中国人民十分理解的。
我们衷心希望，尼泊尔人民在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附图片）
尼泊尔首相比斯塔02月04日上午到国宾馆拜会邓副总理后，和邓小平副总理继续进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
江山
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第1个外国记者
1936年06月的一天下午，陕北黄土高原上赤日高悬，燥热的西风卷起阵阵沙尘。
在通向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一条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进着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位牵着两头毛驴的农民。
毛驴驮着行李卷、照相机和医药箱。
后头，跟着两个年轻的外国人。
他们消瘦的脸庞和敞开的衣襟上，落满了尘土；
虽然十分疲劳，但是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
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
从北平出发，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穿过土匪横行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一心要访问被蒋介石反动派横加无数罪名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斯诺，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为期四个月的西北苏区之行。
斯诺一九○五年诞生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就在这一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上海。
此后，他先后受聘为好几家美、英报刊杂志驻中国的记者，曾经游访中国的许多地方。
旧中国那内忧外患、疮痍满目的种种悲惨景象，深深地嵌进了斯诺的意识里。
1933年初春，斯诺从上海来到北平。
在当时的燕京大学执教期间，接触到了一些革命学生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他积极关心和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且想方设法了解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从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胜利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陕北。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拚命封锁事实真相，极力制造种种谣言，使得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和胜利消息，很难为世界人民所了解。
为了澄清社会舆论，推倒这道密封的墙，斯诺决心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采访活动。
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斯诺马上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斗争；
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正在被革命的洪流激浪冲击涤荡；
一个人民幸福的新中国，已经闪现出美丽的曙光。
他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了紧张的采访活动。
他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灰兰色军装，同前线指挥员以至被称为“红小鬼”的司号员亲切谈话；
来到农民的窑洞里和边区的工厂中，同当地人民一样吃小米饭，晚上睡在一条土炕上，广泛地了解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直到他们的文娱体育活动和家庭情况。
使斯诺永生难忘的是，在此期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多次在窑洞里会见他，同他在煤油灯下通宵促膝交谈，“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介绍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自己参加革命的战斗历程。
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斯诺进行过多次长谈。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材料，其中最珍贵的是他逐字逐句记下的毛主席的长篇谈话记录和给毛主席照的像片。
这次陕北之行，使斯诺同革命根据地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后来，他在一本书中这样回顾自己离开根据地时的心情：
“我最后一次走到保安的大街，越走近城门，我越一步懒一步的拖着。……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回家乡，倒象在离开家乡。”
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
斯诺回到北平后，不顾数月连续采访的疲劳，立即昼夜奋笔写作这次苏区之行的所见所闻，并把这本书取名为《红星照耀着中国》，即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他用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的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详细概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的现状和发展，以及普通农民、工人、红军指战员和基层干部的革命理想和新的生活。
特别是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生动详尽地记叙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一再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
经过这次访问，斯诺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方针的正确，并且正确地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
他写道：
“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或许要遭受失败，或许要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依然继续成长，而且到底要获得胜利”，“这种胜利到来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的破坏力的喷射是那样难以抗拒，要把目前蹂躏东方的帝国主义的暴行毁灭净尽。”
不论是在《西行漫记》这本书里，还是在给许多中外朋友所作的谈话、演讲中，他始终热情而又无可辩驳地向人们宣传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苦难的旧中国才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
斯诺的这些文章、照片和谈话，象穿透乌云的阳光，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有力地戳穿了蒋介石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散布的种种诬蔑之词，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次年，《西行漫记》一问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被国外评论家称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在美国，此书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跟斯诺洽商刊登他写的陕北之行文章的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
在伦敦，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这部书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
在沉沦于白色恐怖中的国民党统治区，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斯诺写的介绍陕北苏区的书籍和文章；
有的人不畏繁难，珍爱地手抄传阅；
有的人怀里揣着《西行漫记》，奔上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其它地方，看到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顽强不屈的斗争，再次详细调查和深入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各个方面，并把这次访问的见闻，又一次向世界作了报道。
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十三年。
在这并非短暂的岁月里，他还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
他和别人合作，把鲁迅先生的许多小说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
他曾经多次冒着极大的危险，营救我党的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他还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合作，创办了中国合作化组织（简称“工合”）。
1941年春，斯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国。
亲眼目睹了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亲身经历了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这两个截然不同社会的斯诺，从此确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向：
他的脉搏的跳动和中国人民前进的历史步伐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十九年后重返中国
1949年10月0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斯诺所憎恶的那个受尽欺凌、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他从心底里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热切地盼望重访解放后的新中国。
但是，斯诺由于同情中国革命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五十年代在美国受到麦卡钖主义的迫害，甚至没有几家报刊杂志敢于登载他的文章，这就迫使斯诺不得不举家迁往瑞士定居。
1960年06月，斯诺冲破重重障碍，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又回到他已经阔别十九年的中国。
在1964年和1970年，他又继续来访。
三度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切地会见了他，有时还邀请他到家里作客，向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使斯诺非常兴奋和感动。
在这几次访华中，斯诺深入农村、进工厂，到革命圣地，对重游旧地表现了很大的兴趣。
他想亲自通过对比，细致地观察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八亿愚公”改造中国所发生的伟大变革。
1970年08月，斯诺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志丹县（原保安县）访问。
1936年，红军刚刚到达这里，斯诺看到的是一片荒芜贫瘠的景象。
现在他面对着一片繁荣兴旺的志丹县，怎么也认不出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他深有感慨地对陪同的中国同志说：
“我根本没有想到，在中国西北这么个极其偏僻的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
1975年10月0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赠礼仪式：
斯诺夫人把一顶伟大领袖毛主席戴过的红军帽，亲手交给了邓颖超副委员长。
这顶缀有鲜艳红星的灰兰色红军帽，是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时，红军送给他的。
一天，在毛主席的窑洞门口，斯诺为毛主席拍照，恰巧毛主席没有戴帽子，于是就戴上斯诺的帽子拍了照，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张题为《毛主席在陕北》的珍贵照片。
后来，斯诺带着这顶帽子通过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一道道封锁线，走了许多地方。
安定下来以后，为这顶军帽特制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帽盒。
盒子用贵重的红木制成，内衬紫红色的丝绒，钢质的帽托使红军帽长期保持了挺脱的状态。
可以看到，斯诺在这顶有着特殊意义的红军帽里，倾注了对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多么深沉、真挚的感情啊！
在这几次来华访问中，斯诺先生还先后将自己多年收藏、万里展转的珍贵历史文物——1936年和1939年两次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拍摄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我国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一部电影胶片和大量照片、底片，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尽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断了二十多年。
但是，斯诺坚定地相信笼罩在联系中美两国的太平洋上空的乌云，终究会被驱散，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在这些“高天滚滚寒流急”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不渝地以自己炽热的“微微暖流”，年复一年地吹拂着这浓密的乌云。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斯诺利用自己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有利条件和多次到中国采访的机会，积极了解和收集有关新中国的情况，运用著书、讲课、演说、写信、谈话等各种方式和途径，热情地向美国人民介绍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
他每次到中国采访，常常是废寝忘食，有时甚至带病工作。
例如，1970年访华前夕，他刚刚动了一次手术，路过香港又生了病。
但是，他仍然坚持带病来到北京。
陪同的中国同志一再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他都婉言谢绝：
“我是来中国工作的，不是来看病休养的。”
斯诺工作认真，作风严谨，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报道他所看到的中国。
他每次来中国，都把《西行漫记》的原稿带来，以便当该书再版时，可以根据所得的最新材料加以订正。
1970年，他着手写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之一《漫长的革命》，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
这本书还没有写完，突然严重的癌症迫使他停止了写作。
当时，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的病情，几次要求他同意提前出版这本书，他都没有同意。
直到逝世前夕，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次执笔，在别人的一再劝说下，才同意整理出版。
当这部书在美国问世的时候，书的作者已经与世长辞了。
1970年斯诺的来华访问，可以说是又一次难忘的“陕北之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家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极其重要的谈话。
斯诺访华回去以后，写了《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同周恩来的谈话》等七篇文章，如实地向世界报道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内容，介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等方面的情况，披露了中美关系将有一个大的发展的重要信息，对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面对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斯诺是多么兴奋啊！
特别是在那一个时期，有许多准备来华访问的美国人，纷纷到瑞士去拜访他或给他写信，要求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
这一切，给了正在病中的斯诺以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他躺在病床上谈话，口述信件，尽力给这些美国客人以帮助。
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刻，斯诺仍然念念不忘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每当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的第1件事就是要求看报，特别是要求阅读报道当时中美关系的新闻和文章。
到后来，斯诺连报纸也不能看了，就让自己的孩子给他读报。
有一次，他拉着前往瑞士为他治病的马海德医生的手，真挚地问道：
“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
我多久能恢复工作？”
另一次，马海德医生和他交谈时，祝愿他的体力能够随着春天的来临而恢复，继续写他没有写完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他紧紧握住马海德医生的手，两眼闪动着兴奋的光芒，满怀希望地说：
“那该多美啊！”
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在1971年冬，斯诺发现患了癌症，接着就动了手术。
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
当时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曾多次前往他的家中探望和问候。
有一次，他听说陈志方大使带来了周总理的慰问信，极为感动，不顾剧烈的病痛，让儿子搀扶着走下楼来，同陈大使热烈拥抱，一再表示对我国领导人的感谢。
斯诺的癌症发现时已进晚期，手术后癌细胞又继续扩散，并且伴有并发症，病情极为严重。
为此，我国政府专门派遣了一支由斯诺先生的好友马海德医生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医生、护士、翻译组成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探望，协助进行医疗和护理工作。
中国医疗小组怀着对斯诺的深厚感情，把他的卧室变成家庭病房，为他进行了认真的身体检查和支持治疗，不分昼夜地精心护理。
为了加强医疗力量，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还曾两次赶来增援。
斯诺很早就有一个愿望：
访问毛主席的故乡韶山。
但是，他的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
在卧病的那些日子里，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曾几次在昏迷中轻轻地呼唤着：
“韶山”“韶山”。
1972年02月15日凌晨，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自己的家中停止了呼吸。
终年六十七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斯诺的逝世寄予无限的哀思，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敬爱的周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等，也分别给斯诺夫人发出了唁电，对斯诺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他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的斯诺，曾在一张便笺上留下动人心弦的临终遗言：
“我热爱中国。
在我逝世以后，象我活着的时候一样，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
另一部分，我愿把它撒在生我的祖国——美国的哈得逊河里。”
遵照斯诺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已于1973年10月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这儿是他生前任教过的燕京大学。
敬爱的周总理参加了安葬仪式。
从那时起，在这镌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之墓”中英文字的墓碑前，在这松柏常青、碧水环抱的未名湖畔，留下了成千上万我国人民和外国朋友前往缅怀的脚印。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有远见卓识的埃德加·斯诺先生，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坚持正义的美国人民中的一员。
不论是在旧中国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还是在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今天，斯诺先生始终以他几十年不变的正直、坦率、热诚的心，来对待中国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史上，斯诺先生同中国几十年友好往来的历史，是令人赞美和极其动人的篇章。
埃德加·斯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附图片）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埃德加·斯诺重病时摄于瑞士的书房里。

加尼总理接见我驻也门大使
新华社萨那02月14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兼总理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加尼02月14日上午在总理府接见了中国驻也门大使赵禁，并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喀土穆庆祝苏丹——中国友好日
据新华社喀土穆电
苏丹团结、友谊与和平全国委员会和苏丹—中国友好协会02月02日晚上在喀土穆联合举行仪式，庆祝“苏丹—中国友好日”。
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尼迈里总统的画像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
两旁挂着苏丹和中国国旗。
会场还悬挂着“苏丹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万岁”等标语。
苏丹—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米尔·贾迈勒丁和中国驻苏丹大使张越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热烈赞扬中国和苏丹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深厚友谊。
仪式后，放映了尼迈里总统1977年06月访问中国的电影。
同时，还展出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图片和展品。

在访问中国和朝鲜后
萨达特总统特使图哈米回到开罗
新华社开罗02月14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副总理哈桑·图哈米在访问中国和朝鲜后，于02月14日上午回到开罗。
图哈米特使同中国和朝鲜的领导人就中东形势举行了会谈。
图哈米特使在机场受到埃及官员、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和朝鲜驻埃及大使郑斗焕的迎接。

法国将在我国举办的油画展览在巴黎预展
新华社巴黎02月13日电
法国外交部和国家博物馆02月13日在巴黎大宫殿联合举办了准备到中国展出的法国油画的预展，并向法国新闻界作了介绍。
这个《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共展出油画八十八幅，其中包括法国一些著名的作品。
这些油画将从03月中旬开始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这将是法国第1次到中国举办的油画展览。
负责这一展览的总专员多米尼克·博诺在预展时对法国新闻界表示，他对于能到中国举行油画展览感到高兴，并且希望法中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