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栏目：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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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评论文章，本报已发表过三篇，即社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一月二十六日），编辑部文章《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一月三十日）和《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篡改》（二月三日）。
今天发表的是第四篇。
以后我们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本报编辑部

一年来，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举国上下安定团结，朝气蓬勃。
我们军队，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
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了学习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的活动，革命竞赛热火朝天，比学赶帮蔚然成风。
战备、训练、国防科研、施工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热气腾腾。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军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年巨变，根本原因，就在我们紧紧抓住了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

华主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
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治军必须抓纲。
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才能抓好“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带动各项任务的完成，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军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呢？
显然不是。
我们要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
现在，离全胜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什么叫全胜？
就是不仅要取得组织上的战果，而且要批透“四人帮”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取得思想上、政治上的战果。
我们决不可有任何自满松劲的情绪，一定要继续努力作战，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向前进。

古语说：疾风知劲草。
经过尖锐复杂的第九次特别是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是深深扎了根的。
我们这支军队，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一支好军队。
但是，我们对林彪、“四人帮”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切不能低估。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自觉地、不断深入地揭批“四人帮”，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论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中，军队都是主要的工具，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非搞纯洁不可。
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决不可掉以轻心。
一定要继续抓紧，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
只有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抓纲治军、准备打仗才有可靠的组织基础。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不是就是打击呢？
不是。
清查是为了弄清问题。
情况明，才能决心大。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
同时，我们要教育和挽救那些犯错误的同志。
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也希望把问题弄清楚，自己可以放下包袱，领导和群众也可以放心。
只有把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才能按照党的政策，作出正确的结论和进行正确的处理。
否则，你怎么区别对待？
怎么知道哪些是应该打击的，哪些是应该教育挽救的？
清查工作做好了，阶级阵线弄得非常分明，哪些是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是“震派”、“风派”、“溜派”、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谁都看得明白，才能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
否则，怎么能建立经得起现代战争考验和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班子？
也只有搞好了清查工作，使坏人受到打击，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好人扬眉吐气，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如果好坏不分，香臭不辨，挑乱破坏的人神气，埋头苦干的人受气，群众的积极性受压抑，心情不舒畅，怎么能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不揭不批吗？
不行。
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
有这样一种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不好好接受教训，滑过来了。
结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犯错误。
这种人，滑过来，滑过去，一次再一次地犯错误，如果再不痛改前非，而是以为“反正是内部矛盾，不能把我怎么样”，拒绝批评，那是很危险的。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
因此，对他们的错误，一定要揭发批判，还一定要帮助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
只要真正讲清楚了，就要给予解脱。
如果对他们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之真正得到教训，而是马马虎虎，让他们滑了过去，什么时候风吹草动，他们又会变成“震派”人物。
那样，不是真正爱护干部，而是害了干部。

有些单位，已基本完成清查的任务，就能松气了吗？
不能。
这些单位的清查工作，一般都还遗留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抓紧解决。
即使清查工作结束了，也不是揭批“四人帮”的结束。
深入地系统地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任务。
历史经验证明，肃清一条错误路线的影响，比打倒少数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更加艰巨。
我们要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批透“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
要不，希里糊涂过去，他们散布的毒菌还会重新繁殖，继续毒害人们。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是骗了不少人的。
有些同志中毒较深，思想还比较混乱；
有些同志，愿意也能够做好工作，“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却还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的手脚，思想不大解放，心有余悸；
还有些同志，同“四人帮”斗争很坚决，但是，在某些思想理论问题上也还分辨不清。
这些都说明，对于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还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
比如，军队工作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是什么“不抓阶级斗争”、搞“复辟”吗？
改善武器装备，是什么“唯武器论”吗？
抓军事训练，提高军事艺术，是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吗？
搞尖端武器，是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
等等。
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把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批倒批透，澄清是非，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全军才能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群众大发动，工作大跃进。

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一定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要有针对性、战斗性，扎扎实实，讲究实效，切实解决问题。
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由军政一把手带头，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即抓住对本单位影响深、危害大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讨论，分清路线是非，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有利于发动群众，人人上阵，个个开口：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务虚又务实，把揭批“四人帮”和解决本单位的问题结合起来。
联系实际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在许多单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和很好的经验，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打铁先要本身硬”。
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领导干部要亲自挂帅，身体力行，做出样子。
自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足，不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无论如何是领导不好运动的。
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对情况有个恰当的估计。
要根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总结一下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宣传大好形势，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
还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看到尚待完成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
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应当根据“全胜”的要求，找出薄弱环节，继续努力，使运动不断深入，决不能麻痹松懈，半途而废。
对少数搞得不好的单位，要切实抓起来，弄清原因在哪里，并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今年是抓纲治军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各项工作都要大干快上。
能因为任务重头绪多而放松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吗？
不能。
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纲，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思想上一定要十分明确，抓不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紧跟不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问题，是能不能贯彻落实中央军委一系列指示的关键所在。
华主席指出：“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
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就抓住了全局的中心，全局的主要矛盾，抓“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才有了大的前提，抓纲治军的其他各项任务才有方向，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各项工作才能带动起来，才能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要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规定的政策。
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要查清问题，又要有利于稳定大局。
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揭批查比较深透的部门和单位，领导同志更要头脑清醒，特别注意党的政策。
要严格按照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
对有关的人和事的处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做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搞好反修防修，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要充分利用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教育干部战士，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特别要刻苦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努力做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我们要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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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
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作者：赵美科/柴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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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师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断深入，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纲，最近在师团党委、机关中，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思想整顿，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在这次整顿中，党委提出了一些思考题，如：“‘四人帮’叫嚷‘越乱越有生气’时，你有没有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论和行动？”
“‘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单纯军事观点’的棍棒时，你的工作姿态怎样？”
要求每个干部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自觉总结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
这时，有人担心这是不是“上挂下联”、“人人过关”，会不会犯“矛头向下整群众”的错误。
党委认为，这样那样的担心，实质上是“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没有肃清，至今还心有余悸的表现。
要搞好整顿，首先得“敢”字当头，打碎精神枷锁。
师党委几名常委分别深入到机关各部门，发动群众学习、批判。
大家回顾这些年来搞政治运动，一提联系实际，林彪和“四人帮”就给扣上“上挂下联”的大帽子，结果使部队中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历史事实使大家懂得了，总结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提高政治觉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发扬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四人帮”，指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整顿中领导和群众一块受教育，共同斗私批修，方法是和风细雨，自我教育，根本不存在矛头向下整群众、人人过关的问题。

破除了精神枷锁，大家搞好整顿的决心更大了。
十九名师团首长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联系思想实际，带头解剖自己；
机关干部也自觉斗私批修，清扫流毒，提高觉悟。

这个师的党委认为，要搞好思想整顿，必须触及灵魂。
为此，他们注意抓了几个问题：

把毒根归于“四人帮”，又要在自己世界观上找原因。
师后勤部有一位老同志，近几年精力用在操劳家事上多，用在工作上少。
整顿开始时，他认为这都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造成的恶果，他们打击迫害老干部，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后来，同志们帮助他和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生堂作对比。
王生堂也是一位老同志，一直朝气蓬勃干革命，党安排他转业，他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
他看到同志生活有困难，想到灾区人民，先后把自己节约的存款献了出来。
同样是老干部，同样受“四人帮”的干扰，为什么两个人表现大不一样？
这样一对比，结论出来了，他说：“‘四人帮’的流毒所以能渗透进我的思想，主要是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失去了免疫力。
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坚持继续革命。”
不是消极地吸取教训，而是正确地总结经验。
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同志工作积极性很高，但个别同志由于路线觉悟不高，一度盲目地追风赶浪，宣传了“四人帮”的错误观点。
整顿中，一些同志片面认为，过去的错误就在于积极性太高了，还是少动脑好，别人咋搞咱咋搞。
为了正确地总结经验，领导干部和他们一块讨论，明确认识要搞好宣传工作，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领会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追风赶浪，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
要着眼于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不能任意拔高，弄虚作假。
这样总结，使全科同志端正了思想路线，振奋了革命精神，决心立足本职工作，为抓纲治军多做贡献。

经过这次整顿，在师团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中，好学上进，立志为部队建设多做贡献的空气，越来越浓了。
人们胸怀开阔了，革命责任感增强了。
整顿一结束，师团党委就制定了学习航空兵某师党委的规划，师团机关也制定了培养“硬骨头六连”式先进集体的措施。
目前，有六十三名师团领导干部和九十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深入到五十四个连队，定点挂勾，抓基层建设。
一个抓纲治军的新局面出现了。
师副政委陈桐林深有感受地说，“象这样触动思想的整顿多年没搞了，现在进行路线学习，打扫思想灰尘，好象回到了延安时期。”
（赵美科、柴建国）

作者：李明/李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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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今年一月，新疆部队邀请全军干部训练的先进单位——兰州部队某部的二十名参谋人员，来到天山南北传经送宝，有力地促进部队的干部训练。

去年十月，新疆部队党委传达贯彻上级有关干部训练会议的精神时，分析研究了干部训练的薄弱环节，决定邀请兰州部队某部来新疆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
为了使更多的干部能够到现场参观学习，减少参观人员的路途往返，新疆部队领导机关采用了分区定点、巡回传经的办法。
广大干部得到参观学习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老大哥部队千里迢迢把好经验送上门来，这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重要指示，夺回林彪、“四人帮”破坏部队训练所造成的损失，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抓纲治军三年大见成效的具体措施，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
守卫在边防前哨的部队和边远军分区的同志，不顾风雪严寒，长途跋涉赶来学习。
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第一政委汪锋、政委郭林祥和其他领导同志也观看了表演和展览。
刘震司令员要求全区部队，认真把兰州部队某部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搞好干部训练。

兰州部队参加传经送宝的二十名同志，吃苦耐劳，连续工作，每到一地，不顾疲劳，立即设置场地，摆出展品，进行表演。
他们作风好，功夫硬，对本身业务能够做到百问百答，没有差错，受到了反务前哨广大干部的称赞。

新疆部队参观学习的干部，学习以后，立即进行讨论，谈收获，找差距，订措施，决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把干部训练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某师副师长段长金参观学习第二天，就带领机关干部五十八人，办起了集训班，争分夺秒，苦学苦练，使参谋“六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各部队在春节前工作繁忙、时间紧张的情况下，都研究制定了加强干部训练、组织参谋业务学习的具体计划，坚持了学习制度。
广大干部除正课学习之外，还抓紧业余时间自学，自练。
他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学习军事，练出硬本领，保卫好祖国的西北边疆。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李慎明）

作者：吴德培/杨朝/吴其太/黄国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保密问题，是个关系到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战争年代，它影响到战争的进程甚至战争的胜负；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影响到革命政权的巩固。

多年来，帝修反为了破坏和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惜一切代价，在我国周围设立了庞大侦察和破译机构，空中发射了大量的侦察卫星，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窃取我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报。
国内阶级敌人也是时刻寻机千方百计地偷窃机密，为帝修反效劳。
我军担负着保卫祖国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任务。
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具有极大的机密性。
保守国家军事机密，关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不行，非十分不可。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住党的机密，要警惕牛鬼蛇神。

保守秘密，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毛主席谆谆告诫从事机要工作的同志，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在给警卫战士亲手起草的《出差守则》中，特别把保密问题当作一项要求提出来。
敬爱的周总理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昼夜都在敌特的严密监视、盯梢和窥探下进行工作。
周总理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机要人员说：你们“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
为了能及时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周总理给身边的机要人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保密，第二要准确，第三要迅速”。
为保证机要工作的安全，周总理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让机要人员在楼上工作，自己住在楼下把门、放哨。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培育和关怀下，保守党的机密，形成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从红军时候起，就规定书记、政委亲自掌管机要，广泛依靠群众搞好保密。
后来又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密工作制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出现了很多誓死保卫党的机密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杨开慧同志，为了保住党的秘密，任凭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直至壮烈牺牲。
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的刘胡兰，以及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等等，也都是视党的秘密重于生命，在敌人的铡刀下、枪口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党的机密不可丢”的无产阶级高尚品质，这些同志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全国解放后，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广大指战员和机要保密工作人员，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为确保我党我军机密的安全，作出了新的贡献。
但是，同其他工作一样，保密工作也遭到了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采取种种阴谋手段，窃取和扩散了党和军队的大量机密。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调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一些要害部门的文件档案材料，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叛徒江青卖国求荣，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直接为帝修反所用。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反中央的特务情报活动，甚至不顾党纪国法，动用侦察手段监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活动，刺探、搜集和公开散发党和军队的重要机密。
“四人帮”还操纵一些人，冲击党和国家的机要保密部门，冲击军事机关，抢劫国家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销毁重要机密资料。
他们还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在一些要害部门和首脑机关，安插亲信，布设“钉子”，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窃取情报。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机密安全，损害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起到了帝修反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对于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机密所造成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
就其表现来说，主要有三种：

一是自由主义。
有的人热衷于当“小广播”，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
这种人善于打听，惯于“摸底”、“套口气”，而且嘴尖舌快，别人不知道的事他能早知道，保密规定不准讲的事情他乱讲，遇上熟人、同乡、知心朋友、老同事、老部下，以及在家属子女面前，口若悬河，无所不谈，把党的机密当作谈话资料。
毛主席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它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
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引起警惕吗？

二是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有的人头脑中没有敌情，看不到现实的阶级斗争。
在连队、在基层，他说“知密很少，无密可保，传到我们这一级早已公开了”。
在机关，他认为“四周有墙，门口有岗，保险得很”。
有的人日理文电，所谓“多见不怪”，明明是机密资料，他看不上眼，到处乱丢乱放。
有的人私摘机密文件作为个人的资料，或者私带机密文件进入公共场所，根本不考虑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
还有的人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事项，甚至传抄机密文件，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互通情报嘛，又不是里通外国！”
这种麻痹侥幸心理和违背保密规定的做法，极易被敌人所利用。

三是制度废弛。
保密组织不健全，制度不落实，检查不经常，原有的保密机构早已有名无实。
有的单位对上级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尽管三令五申，但到他那里却只是一看了之。
有的机要保密工作人员长期缺乏训练，业务生疏，连有关规定和制度都搞不清楚，怎能当好保密战线上的尖兵。

上述种种，虽然只是存在于个别单位和少数人身上，但一发系全身。
既然存在漏洞，就必须坚决把它堵塞。
一旦出事，后患无穷，切不可掉以轻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做好保密工作，必须从思想教育入手。
保密要靠人，靠人的正确思想。
要把保密教育作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联系本单位保密工作实际，经常教育部队，提高政治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使我军一切人员真正认识到保守秘密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搞好机要保密，除了强调人人自觉，还要靠制度约束。
保密的规章制度是保密工作的准则，各级首长要以身作则，并督促所属部队严格贯彻执行。
保密问题，决不能认为只是机要保密人员的事，而是人人有责，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注意。
只要人人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养成良好的保密习惯，自觉地同一切危害保密的坏思想、坏习气作斗争，同敌人的窃密活动作斗争，就可以堵塞一切漏洞，使敌人对我无懈可击，确保我军机密的安全。
保密工作必须奖惩严明。
对保密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对违犯保密纪律，玩忽职守，造成失泄密者，一定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执行纪律。
搞好机要保密，关键在于加强党对保密工作的领导。
要进一步健全各级保密组织，在党委、首长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作用。
总之，保守机密，只要从加强教育，健全组织，严格制度，发动群众，执行奖惩等方面认真去抓，就一定能够抓出成效来，为实现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战略决策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韦绍行

十多年前的一天，当时还是机要员的陶柏群，刚刚接到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的命令电报时，一位与他关系很好的战友，来向他告别回家探亲。
望着就要出发的战友，只要陶柏群稍微透露半句，就可避免他半途返回。
但陶柏群深知，部队行动机密性极大，能否保守秘密，直接影响着任务的完成。
所以，陶柏群象往常一样给这位战友送行，部队行动的半点声色也没露。
第二天下午，这位战友出发到半路，就被部队的紧急命令催回了。

一九七五年冬，部队要进行一次近似实战的战备拉练。
出发前，他和全科同志一起，按照机要工作外出的有关规定，把携带的文件定包、定人、定位。
拉练过程中，白天行军，他带着大家紧紧跟上指挥所；
晚上睡觉，他教大家如何枕着文件包睡觉。
为了以防万一，陶柏群还把文件包带套在手腕上。
拉练一个多月，陶柏群和同志们没有带着机要文件串过一次商店，没有单独离开过部队半个小时以上，始终做到“人不离队，密不离身”，确保了党的机密的安全。

十多年来，陶柏群同志就是这样，把党的机密视若自己的生命，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更加增强了他做好机要保密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去年八月，科里有一份绝密文件要送到一千多里外的某团。
为了确保文件安全，陶柏群决定和科里何参谋一起完成这一任务。
按规定，送绝密文件人员在乘火车时必须购买软卧；
但那天晚上上车后，软卧床位已没有了。
尽管列车员把他俩领到硬卧车厢，乘警人员也协助他们警卫。
但陶柏群的警惕性丝毫没有放松，他和何参谋轮流紧抱着文件包面对面坐着，一直坐了大半夜。
第二天，虽然乘的是部队派来的专车，但陶柏群仍然不顾疲劳，紧抱着文件包，眼睛警惕地注视前方，经过一天多的长途行车，终于安全地把文件送到了目的地。

陶柏群不仅自己严守党的机密，还十分重视教育机要人员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保密观念，对党的机密安全，不容有半点疏忽麻痹。
去年六月的一天下午，两名机要人员销毁几份文件，陶柏群去检查时，发现纸灰下有两片指头大的稿纸边没有烧尽。
陶柏群联想到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少数同志的保密观念淡薄了，如不加强教育，就容易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当天晚上，陶柏群组织全科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加强党的机密安全的论述，并联系部队机要保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狠批“四人帮”利用职权窃取党和国家大号机密的罪行。
大家一致表示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牢记毛主席关于做好保密工作的教导，慎之又慎地搞好机要保密工作。
从此，全科同志高度警惕，严格落实各项机要保密制度，保密工作做得更加扎实了。

对于自己的家属小孩，陶柏群也是严格要求。
他给家里规定了一个“三不准”的保密“家规”：不准进办公室找他；
不准向其他机要人员打听任何事情；
不准到外边传播部队的任何消息。
这些年来，这个“家规”一直成为他的家属小孩的自觉行动。
去年底的一个傍晚，陶柏群八岁的小女孩放学回家，见妈妈还未下班，就跑来找爸爸拿钥匙，可来到办公室门口，只是在门口站着。
后来，有位机要员出来看到了，才进去告诉了陶柏群。
同志们都称赁陶柏群抓机要保密工作抓到了“家”。

陶柏群就是这样，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高度责任感，十七年如一日，尽心尽力做好机要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泄密苗头，他当科长八年，机要科没有发生过泄密事故。
（韦绍行）

作者：陈宝山/张福义

这个团党委重视抓好保密教育，组织干部战士阅读报刊上揭露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扩军备战、到处窃取情报的有关资料，批判林彪、“四人帮”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大量机密的罪行，提高了大家搞好保密工作的自觉性。
团党委还结合新兵入伍、老兵复员、部队外出施工和野营拉练，经常进行保密教育和检查。

党委在加强保密教育的同时，还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保证各项保密制度的落实。
（一）健全并发挥保密委员会作用。
他们做到保密工作月有汇报、季有检查、年终有总结，还在春节、“八一”、“十一”等节日，组织全团进行群众性保密检查，检查思想，清查文件，严密制度，堵塞漏洞。
（二）对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自觉做好保密工作的同志给予表扬奖励。
保密员卢绪伦，做保密工作十一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严肃认真，经手文件成千上万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部队外出施工，驻地分散，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检查文件保管情况；
部队撤出施工地域时，他又认真检查部队住过的房舍、工棚，防止失密事故。
团党委为了表彰卢绪伦以高度政治责任心做好保密工作的事迹，给予团嘉奖一次。
同时，团党委还对一些失、泄密事故的苗头，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大家引以为戒。
（三）抓好保密工作重点人员如连部文书、电台、总机人员的配备和培训，从组织上保证保密制度的落实。

这个团党委在加强对部队保密工作领导的同时，还要求党委成员增强保密观念，遵守保密制度。
几年来，党委成员没有丢失过一份文件。
一次，王参谋长看过一份电报后，有位领导同志找他到招待所去。
他先把电报锁进文件柜里，还感到这样做不符合保密规定，又取出电报后交给了机要员。
党委成员还做到对中央文件以及上级指示、党委意图，不经批准，不擅自扩大传达范围。
江副政委分管干部工作，有的同志想从他口中探听有关干部转业情况，他都耐心说服，做到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党委成员不仅以身作则，而且深入实际，帮助连队做好保密工作。
（陈宝山、张福义）

作者：严高鸿吕镇劝郑友良

“公”字占满心窝的人

八三二○九部队后勤处副股长周来根，近几年一直搞营房工作，整天和营房、营具打交道，经手物资上万件，公家的便宜一点不沾，被称为：“公”字占满心窝的人。

周来根一家只用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光线暗了一些。
有一次他的大孩子在他的面前唠叨：“爸爸，我晚上学习看字吃力，换一只亮点的灯泡回来吧。”
老周说：“咱们要带头为国家节约用电，灯光暗，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每天晚上，孩子学习，他就把电灯线放长一点，让灯光靠近桌子，就这样，一直没换灯泡。
他家用的一个锅盖坏了，木工班小孙提出给他做个新的，周来根不答应。
后来，他从引火柴中挑了点小木条，自己把坏锅盖修好了。

机关统一分配东西，周来根也总是先替别人打算。
前年八月防地震，团里给随军家属发了一些稻草和木料搭盖防震棚。
周来根先把东西分给别人，最后在地上扫了一些碎草背回家，木料却一点也没有拿。
回到家里，爱人有些嘀咕，他就对爱人说：“共产党员不管别人有没有，自己先拿个够，那是自私自利；
我们要学习雷锋公而忘私，甘当革命‘傻子’的精神。”
他就是这样，处处先为别人着想，受到领导和群众的称赞。

周来根一心为公，还做到了坚决不徇私情。
几年来，他不仅没有帮助别人办过一件损公肥私的事，还经常说服身边的同志不要慷国家之慨。
一次，后勤有位领导叫一位助理员帮他做一个木箱子。
周来根知道后，立即找到那位助理员说：“他是我们的领导，我们要尊重他，服从他；
但他叫我们办损公肥私的事，我们坚决不能做。”
那位助理员感到周来根说得在理，就没有做这个木箱子。
后来这位领导知道了，也十分敬佩，并表示要向周来根学习。

（钟继承、郑友良、赵仁春）

二十年一尘不染

八三三六一部队后勤部军需科副科长孔繁群从一九五八年当后勤股长开始，管钱管物二十年了。
在这期间，他前后经管木料三千多立方米，受权处理过许多报废了的木板，一直是奉公守法。
孔繁群的爱人随军已快二十年了，孩子也都大了，他一直没有做什么家具。
前几年，家里的衣物、棉絮塞在两只硬纸箱里，被老鼠咬了十几个洞，他爱人急得没法，才到市场上买了一个小橱。

后来，孔繁群到豆腐坊工作，从来不喝一碗豆浆，不拿一碗豆腐渣。
有一天，他带病凌晨起来工作，同志们发现了，就端来一碗豆浆硬要他喝下去。
可他喝完后，随即交了一角钱。
还有一次，老孔的爱人在豆腐坊隔壁的粮站买了两斤蚕豆，没有东西装，就到豆腐坊来向职工借了块手帕大的破布。
孔繁群见了说：“用完赶快送回来。”
后来，孔繁群回家又叫爱人把破布洗得干干净净，送回了豆腐坊。

孔繁群常说：“一个革命战士不仅要不谋私利，还必须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天，一位老战友找到他，想买一些豆制品。
孔繁群说：“我们是老战友，应该永远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共同战斗。
关于豆制品的供应办法，上级有规定，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
他耐心解释，使这位老战友受到深刻的教育。
（严高鸿、吕镇劝）

常在河边湿鞋

编后

我们每个同志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特别是管钱管物的同志，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防止和克服那种利用职权，损公肥私；
熟人登门，有求必应；
老乡到场，不用公章等不正之风，遇事出以公心，坚持原则，成为严守纪律，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模范。

放得心的好管家

有人说：后勤工作“家大业大，伸缩性大”，即使出点纰漏，“修修补补也就过去了”。
八三一一六部队后勤处军需助理员张伯新，却另有一番认识，他说：“后勤工作政策性强，责任重大。
管钱管物，决不能马马虎虎。”
他入伍七年来，从炊事员、给养员、司务长到当助理员，无论支付、收入、借款、结帐，都要用革命原则、党的政策、财务制度，来“称一称”，“量一量”，不打半点马虎眼。

有一回，张伯新的老乡卢水根的母亲来队，买东西需要钱，当时离发津贴费还有四天。
小卢找到张伯新，想借五元钱的公款。
他对小卢说：“领导多次强调，干部战士一律不准借公款，这个钱不能借。”
小卢说：“反正几天就还，总要顾点情面吧。”
张伯新耐心地启发小卢说：“你想想看，今天借钱给你，明天借钱给他，大家的伙食怎么能搞好？”
讲清道理后，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小卢。

张伯新按原则办事，对战士是这样，对干部也是这样。
去年，他调到团后勤当助理员，冬服发放时，有个营里的干部找他换绒裤。
他查了查服装证，便说：“你的绒衣绒裤不是一年发的，今年换绒衣，明年换绒裤。”
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报告领导，教育大家都要坚持原则。

张伯新常说：“正人必须先正己。
管家人应当成为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的模范。”
他从战士到当干部，从连队到机关，一向坚持原则，严于律己。
近两年来他当军需助理员，管被装、管仓库，但他对各种物资用品，从来没有多领、多买、多换一点。
他身上穿的，床上铺的，平时用的，大部分还是当战士时发的。
干部战士称赞他是：放得心的“好管家”。

（石宏炳、葛建生、罗青山）

作者：王喜云
栏目：党的生活怎样对待预备党员的预备期

这次讨论到此告一段落。
以后我们还将组织一些讨论，欢迎广大党团员和青年，不断给《党的生活》出讨论题目，讲心里话，以便共同分析问题，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新党章规定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我当初感到压力很大。
心想：“四人帮”横行时，人们有实话不敢说，不愿说。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我们应该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心里咋想就咋说。
我在向党组织汇报的同时给军报写信，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封信发表后，报上展开了“怎样对待预备党员的预备期”的讨论，我也收到了不少同志的来信。
大家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和亲身经历，对我进行了热情的帮助。
几个月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学习了新党章和叶副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认识有了提高。
下面汇报几点学习收获。

立党为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我们党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四人帮”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立党为私，把帮派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
他们招降纳叛，网罗亲信，鼓吹“入党做官”，“诱：以官，禄，德”，造成了我们党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党员质量下降的严重现象。
我也身受其害，在入党动机上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不能正确对待预备期。
通过学习，我深深懂得，立党为公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
一切要求入党的同志，必须端正入党动机，坚持立党为公，把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普天下劳动人民都得到解放而斗争。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我家在旧社会几代人当牛做马，是党和毛主席，是无数革命先烈，把我家从苦海里拯救出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今天，国内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不甘心失败，国际上的阶级敌人时刻妄想侵略和颠覆我们。
世界上还有很多劳动人民在受苦受难，革命任重道远。
可是自己却忘记了这些，只打个人的小算盘，怎么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为革命献身的无数先烈呢？
我决心端正入党动机，坚持立党为公，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时时处处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不图虚名，努力在思想上入党

一个人组织上入党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
只有思想上入了党，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四人帮”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性质，竭力破坏毛主席的建党思想，践踏党的组织原则。
他们大搞“突击入党”，把一些流氓阿飞、叛徒特务拉入党内，使一些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人也入了党，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我们党吸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规定新党员要经过一年预备期的考验才能转正，这是对“四人帮”“突击入党”一类货色的有力批判，也是帮助我们预备党员加速实现从思想上入党的重要措施。
自己在“四人帮”“突击入党”一类黑货的流毒影响下，只想到党员光采、好看，急着要求组织上入党，忽视了思想入党，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关于预备期的规定，这说明自己思想上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
几个月来，通过学习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使我懂得了从思想上入党的重要意义。
党的好女儿刘胡兰，生前是一个预备党员，共产主义战士王杰、模范共青团员胡业桃等英雄人物，生前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用实际行动植写了一份鲜红的入党志愿书，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愿望。
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把思想入党放在首位，不论是在预备期中还是在转正以后，都要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实现思想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自觉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在现阶段，我们国家还存在着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存在着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差别。
比较起来，农村条件是差一些，艰苦一点。
面对这个现实，共产党员应当抱什么态度呢？
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今天我们应该自觉地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工作，为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贡献力量。
“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在这方面，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和模范人物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象身经百战、三次负伤的甘祖昌同志，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他们在革命胜利后，自愿回到条件艰苦的家乡当农民，他们身上突出地反映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崇高品德。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都把劳动人民看作牛马，把种地看作是下贱的事。
“四人帮”承袭了历代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嘴里把缩小三大差别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最轻视农村，看不起劳动人民，竭力扩大三大差别，鼓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腐蚀人民群众和党员队伍，使得一些同志生在农村不愿再回农村，出身于劳动家庭不愿再做劳动者。
我自己担心预备党员回到地方可能影响安排工作，就是轻视农村、害怕艰苦思想的反映，是受了“四人帮”鼓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
我决心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服从党的分配，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二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这样工作才有指针，前进才有方向，斗争才有武器，观察认识问题才有是非标准。
“四人帮”竭力破坏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胡说马列著作“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些内容已经不适用了”。
特别是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封锁、对抗、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搞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搞乱了理论和人们的思想。
自己入伍后虽然读了一些马列、毛主席的书，但是，学习不够刻苦认真，理解得不够完整、准确、深刻，特别是没有重视改造世界观，所以不能正确对待预备期问题，这也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必须彻底打碎“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彻底清除他们那一套理论与实际脱节，言行不一致的坏学风的影响。
要认真读书，特别是要注重联系实际，切实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努力实现思想上完全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作者：赵北臣
栏目：党的生活

王喜云入伍五年来，迫切要求进步，早就盼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十一大以后，他被批准入党。
按新党章规定，预备党员要有一年的预备期。
他想到自己是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如果在预备期里退伍回地方，地方上会不会安排工作？
能不能按期转正？
由于考虑这些问题多，思想压力大，所以情绪低沉，工作也有些消极了。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说话少了。
他担心话说多了，得罪了人，会影响自己按期转正。

这种情况，很快被党支部书记刘庭宪察觉了。
一天，刘庭宪找王喜云谈心，王喜云也就向党组织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刘庭宪针对王喜云思想上的问题，和他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的有关教导，学习了新党章和叶副主席关于条改党章的报告，耐心地解释新党章规定预备期的意义，恳切地帮助他端正入党动机。

这一次谈心，还没有把王喜云心头的疙瘩全部解开。
他又给军报写信，反映了自己心里想不通的问题，要求得到帮助。
这封信在军报《党的生活》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王喜云对于报上刊登的讨论文章，读得用心，想得认真。
随着报上讨论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他决心象讨论中同志们指出的那样，把预备期当作奋斗一生的新起点，抛弃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立党为公，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斗终身。

思想认识提高了，王喜云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
无论执勤、训练、工作多么忙，他每天都坚持自学。
有一次，他出了一天公差，十分疲劳，就用凉水洗一把脸，照样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直到深夜。
他发扬“丁子精神”，挤时间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还选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地写读书笔记。

在工作中，王喜云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忠诚积极，模范带头。
他们班有一名党员，一度模范作用不够好，有一次班长给予批评，他还顶撞班长。
王喜云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回避矛盾，在党的会议上给那个党员提出了严肃诚恳的批评。
会后，王喜云又找那个党员谈心，进一步帮助他认识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性。
通过帮助，那个党员有了进步，能在工作中注意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了。

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在连队一打响，王喜云就积极地走在前头。
为了配合这场斗争，他主动承担了办黑板报的任务。
他入伍前只读过几年书，要搞好这项工作有不少困难，稿子不会编，报头不会画，美术字不会写。
但这些没有难住王喜云。
为了编好稿，他把报刊上的许多批判文章作了剪贴和摘抄，认真积累参考资料。
为了学会画报头和写美术字，他买来一本《报头资料选》，还把报纸上的报头剪贴起来，临摹学习。
为了画好一个报头，常常画了擦，擦了再画，并虚心征求同志们的意见，直到大家感到满意为止。
王喜云凭着一股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多作贡献的革命热情，主持出了三十多期黑板报，大力配合了连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赵北臣）

作者：仲民
栏目：党的生活看革命文物学光荣传统

北京景山以东人们叫做沙滩的地方，在五四大街路北，有一坐红砖砌的四层楼房。
今天的年青人走过它的身旁，可能觉得它和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比，有点平凡无奇。
但是，这坐红楼却不断引起人们的怀念。
六十年前，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
现在，这坐红楼已经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
一九一八年九月，毛主席第一次来到北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以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管理阅览室的书报，登记阅报人数。
毛主席当时月薪仅八元，生活艰苦，但他广泛阅读了许多介绍新思想的书刊，经常参加听课和演讲会活动，并且去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作社会调查。
一九一九年四月，毛主席离开北京去上海。

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志，是二十世纪初我国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
为此，《新青年》杂志被反动军阀政府封闭了好几个月。
李大钊同志不但为许多刊物写稿，还帮助一些进步团体开展活动。
在红楼，许多青年到图书馆来找他，他热情地推荐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或解答问题。
一九一八年冬，一部分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会组织的第一次学习活动就是李大钊同志讲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先驱者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工作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载入光辉的革命史册。
（仲民）

作者：应正海曾锦杰
单位：三三六三四部队
栏目：党的生活党内通信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对几个连队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党日活动的时间很不落实。
这里举出两例：

团直重炮连，一九七七年一至九月份只过了十二个党日，有二十七个党日时间干了别的。
计去师农场劳动和帮助地方抗旱占用九个，部队拉练和训练占用两个，团里召开大会占用六个，连队政治教育占用四个，连队搞生产占用四个，打扫卫生占用一个，节假日占用一个。

三营机炮连，一九七七年一至九月只过了九个党日，有三十个没有过。
计去农场劳动（两个半月）挤掉十一个，团召开各种大会与政治教育占用六个，连队生产占用三个，军事训练占用四个，节假日占用一个，还有五个查无着落。

从这两个连的情况看，造成党日活动时间不落实的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对党日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党日活动就没有坚持而被轻易挤掉了。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党日制度不能很好坚持，现在应该恢复和健全起来。
当前部队新党员比较多，坚持过好党日尤其重要。
因此，我们希望军报介绍一些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坚持过好党日，组织好党团活动的经验。

三三六三四部队 应正海 曾锦杰

作者：朱亚龙/石继林/陈荣坤
栏目：党的生活

某部党委接到《解放军报》转去应正海、曾锦杰两同志的来信，十分重视，由政治机关派人对几十个连队党日活动的情况作了调查。
事实证明，应、曾两同志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
部队党委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四人帮”长期鼓吹“与党委对着干”的谬论，把党的生活制度也当作“条条框框”，致使部分党员党的观念淡薄，党的纪律涣散，这是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

二、一些党的组织对党日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有的认为，进行了一般政治教育，就是过了党的组织生活。
个别单位的领导甚至规定某段时间可以不过党的组织生活。

三、机关安排工作没有统筹兼顾。
有的工作安排过死，使连队“挤”掉了党日，又没时间补。
有的工作无计划，随意向连队派任务，常常打乱连队的工作安排。
还有的把党日看成“机动日”，有时甚至占用党日时间去打扫卫生。

四、连队党支部对党日活动主动安排不够。
有的依赖上级布置督促，不是想方设法保证党日时间落实，而是采取“你不安排我不过，上级挤掉我不补”的消极态度。

为了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不再发生随意占用党日时间的问题，这个部队党委通报了去年各连党日时间落实的情况，下发了工兵机械连等单位党支部坚持过好党日的经验，要求各个党支部对照先进找差距，订出坚持过好党日的可行计划。
并研究制定了四条措施：

一、普遍进行一次坚持党日活动的教育，使广大党员明确，这项制度是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措施，应自觉参加组织生活。
领导机关无特殊情况，不在党日活动时间给连队派任务。
教育党支部把坚持党日活动制度作为支部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好落实。

二、重申要执行每周半天党日活动的制度，做到周有活动，月有党课，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党日时间时，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凡党日活动时间，必须用于党的组织生活，不得随意占用。

三、团每月、营每周对党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情况向党委汇报。

四、及时推广开展党日活动好的支部的经验，树立典型。

（朱亚龙、石继林、陈荣坤）

作者：徐海峰/丁治安
栏目：党的生活

某部二机炮连党支部，在研究该不该发展战士张明坤入党时，意见有分歧。
有的同志说：张明坤经常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危险时刻挺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荣立三等功，是连队为群众做好事的标兵；
既然是标兵，就应该发展入党。
有的同志不同意，理由是：论评选标兵，张明坤为群众做好事是全连比较突出的，应该被选为这方面的标兵；
可是论发展党员，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在团结方面的缺点比较多，暂时还不能入党。

这个争论关系到发展新党员的标准问题，引起了党支部书记卢国珍的重视。
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新党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标兵是连队某一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同志，而党员应该是具备党员八项条件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标兵的标准不能代替党员的标准，评上标兵的同志，党组织是应该很重视的，但不等于马上就该发展他入党。
于是，党支部肯定了张明坤的进步，同时又指出他在入党条件上还存在差距，决定暂时不发展他入党，分工专人对他继续考察培养。

这以后，张明坤注意克服团结方面的缺点。
最近，党支部又用对党员的八项要求全面衡量张明坤，一致认为可以了，才决定发展他入党。
（徐海峰、丁治安）

作者：孟宪俊/郭洁

甘肃省礼县，是“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炮制的一个闻名全国的假大寨县。

礼县地处长江流域的陇南山区，西汉水从它中间流过。
燕子河两岸，青山迭翠，树木葱茏。
川坝地区水库碧波荡漾，渠道纵横交错。
解放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群众生活安定。
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初的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多。
但是，这样一个好地方，从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黑手伸进来以后，却遭受到一场大灾难：学大寨运动受到了破坏，集体经济穷了，社员家底空了。
一九七五年，当他们宣布这个县建成“大寨县”的时候，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八十七斤，当年还吃了国家四百八十万斤返销粮。
群众气忿地说：“辛辛苦苦干一年，吃粮还要国家管，这算什么大寨县！”
剖析一下这个假大寨县，不仅可以看到“四人帮”的破坏给礼县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而且可以认识“四人帮”是如何打着“左”派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打着“批修”、“批资”的幌子，批干部，整农民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一贯的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都是坚定相信和依靠农村干部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
“四人帮”为了在农村实现他们的“帮专政”，首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颠倒黑白，制造混乱。

在礼县，“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对县委和全县干部队伍作了一个颠倒黑白的估计。
他们说：“民主派的特征是老、旧、右，这种人县上有，公社有，大队也有，要搬掉。”
“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着一个思想（小农经济思想）、一个主义（经验主义）、两股势力（资本主义恶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旧势力）”，要用大批修正主义的办法来解决。
接着，便在全县开始“拔钉子”，“搬石头”。
原县委书记和两位副书记，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被扣上“民主派”或“老右倾”的罪名，调离领导岗位。
一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也被撤换了，有的还被拿到大小会议上批判。

对待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作出贡献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打着大批资本主义的旗号来整的。
他们强调要抓“头上没有辩子的贫下中农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抓“小生产者”和“意志薄弱者”。

一九七六年八月，礼县县委内那个“四人帮”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到罗坝公社梁坪大队“拔钉子”。
他在这里蹲点近一年，用“民主派”、“生产党”的罪名先后撤换了大队、生产队干部二十五名。
一个生产队长请假上山砍柴，就被当成“小生产”的典型批判，并鸣枪三响，对参加会议的群众实行威吓。
大家气忿地说：“这那里是共产党的干部，明明是一帮土匪！”
在崖城公社何家庄大队，“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杀气腾腾地提出了所谓“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办农业”的口号，赤裸裸地对贫下中农实行“专政”。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一方面打着“批修”的幌子批干部，打着“批资”的幌子整农民；
另一方面，又把一大批所谓“一拳能把石头砸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提拔起来篡夺领导权。
他们把这些人捧上了天，把党的优秀干部、贫下中农踩在脚下，好端端的一个礼县被搞得天昏地暗。
于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便无耻地吹嘘：“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礼县。”
“四人帮”这条颠倒敌我的阶级路线，彻底撕破了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暴露了他们一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是一伙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鼓吹“换土壤”、“割尾巴”，搞乱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党在农村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保证。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打着“革命”的旗号，歪曲党的基本路线，大肆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
他们一会儿说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改；
一会儿又说社员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
在礼县这样一个生产逐年下降，社员工分值平均不到两角钱的条件下，他们竟然提出要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他们颠倒黑白，把平均主义当成是共产主义来提倡，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现金按人口、劳动比例分配”的办法，吹嘘它可以“缩小贫富差别”，“避免两极分化”，强行在全县四百多个核算单位中进行推广。
这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使一些一年不投一个工，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人，照样可以分得口粮和现金，而许多终年辛勤劳动的贫下中农多劳却不能多分，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祁山公社何台大队，搞了这套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后，倒真是贫富差别不大了，可是到“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垮台的时候，全大队每人平均欠外队粮食四百零九斤，欠国家贷款六十五元，大家清一色地“吃粮靠国家，穿衣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群众气忿地说，这就是“四人帮”的“叫化子共产主义”！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还继承林彪、陈伯达的衣钵，“割资本主义尾巴”，破坏集体林、牧、副各业，禁绝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

一九七六年农历八九月间，罗坝公社王河大队的枣子正由青转红，嫩绿的核桃、花茭挂满枝头，柿子、苹果、梨树的枝条也被累累的果实压得低垂了。
“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来到这里，把大队，生产队干部叫到一起，气势汹汹地说：“先进的大队房前屋后的树都砍了，你们王河留着这些资本主义尾巴，人心向不了农，劳力归不了田。
你们不砍，我带着砍，要全部推光头，彻底解放！”
他不顾队干部的劝阻，第二天带着二十多人的砍树队上了山，八天八夜，全队一万四千多棵果木树和用材树，不分集体的和个人的，也不管长了十几年的老树还是刚刚结果的小树，一扫而光，未成熟的果子撒落在山坡沟洼里。
砍完树的当天晚上，王河大队许多人家没有再冒炊烟，有的关起门来睡了几天觉不出工。

“四人帮”的追随者一刀一斧，砍的都是贫下中农多年辛勘劳动的血汗。
他们这个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一出笼，广大干部、群众都纷纷起来抵制。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竟猖狂地说，政策先进单位可以先改嘛。
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歪风便在全县刮了起来，到“四人帮”垮台前，全县四分之一的大队收交了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
党的政策允许的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有不少也被迫转入了“地下”。

礼县农村经济政策的大破坏，带来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大倒退。
一九七六年，全县相当一部分社队社员超支，分配不能兑现，一些社队的集体经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四人帮”破坏集体经济，把礼县搞得人穷队穷的累累罪行也从另一方面揭露了他们假“左派”的面目，使礼县的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匪帮。

借口“反右倾、破常规”，搞浮夸，瞎指挥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仇恨我们党，仇恨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他们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却以马克思主义权威的面目出现，喊着“左”的口号吓人。
他们把“反右倾，破常规”的口号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干部群众，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七三年冬，“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到礼县转了几天，召开了所谓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礼县现场会。
第二年，为了显示这个现场会在礼县取得了“辉煌成果”，他硬要把全县粮食总产报成两亿八千万斤，一下子就虚报了五千八百万斤。
“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拿着登载这个假数字的报纸到下面“落实”产量，把五千八百万斤粮食的空额硬性摊派到各公社，谁不接受，就反谁的“右倾”。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严密控制以后的礼县，大搞形式主义，表面上赫赫扬扬，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都在吹：礼县“社社队队在大干，社社队队在大变”。
但是，当人们来这里参观时，却只能走一条固定的“参观路线”，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他们划为“非开放区”谢绝参观。
对于参观者必然要到的一些“先进单位”，他们就从其他社队平调许多劳力来大搞所谓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制造“红旗招展，战场显眼”的种种假象。
一九七六年八月，礼县的几十万亩小麦已经黄熟，干部、群众正在“龙口夺粮”。
为了应付“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决定在这里召开的第二次现场会，他们又把大批正在收麦的劳力集中到公路两旁搞条田。
群众忿怒地说：“礼县农业学大寨没有上路，农田基本建设倒真是上‘路’了！”
生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指导生产，就要研究这个规律，符合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而不能违反这个规律，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什么新规律。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既反动，又无知。
他们连起码的农业生产知识都不懂，却硬来指挥生产。
农田基本建设的黄金季节在冬春，他们却硬要把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安排在三秋大忙季节。
一九七四年，全县百分之二十八的秋田还没有收，百分之八十八的秋播地还没有下种，他们就把绝大部分劳力拉到了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使山区相当一部分粮食、土豆、药材烂在了地里。
礼县有山有川，山川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作物的布局、品种的调配以及田间管理等，都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区别。
但是，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也被他们作为“保守”、“常规”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他们把适合川区种植的一个高产小麦品种在山区硬性推广，而适应高寒山区的洋麦、夏杂粮被一刀砍掉，造成了小麦越冬过程中大量死苗。
他们这种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搞乱了劳动组织，搞乱了作物的寨口，破坏了森林和牧场。
七八十岁的老社员忿怒地说：“我们种了一辈子地，这几年越来越不会种了。
谁知道这些家伙安的是什么心！”
当礼县正处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突然说“礼县学大寨上路了”，大寨经验“学到手了”。
宣布礼县建成了“大寨县”。
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是，礼县人民不管这一套，自从“四人帮”的黑手伸进礼县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抵制和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礼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决心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按照华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把礼县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寨县！

新华社记者 孟宪俊、郭洁

栏目：要闻简报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缅驻华大使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十一日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和夫人。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

朴成哲副主席路经北京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一行在去非洲国家访问途中，二月十一日上午路经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等到机场迎送。

在机场外暂停留时，谭震林副委员长同朴成哲副主席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届人大首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 汪锋当选为革委会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三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新的革命委员会和自治区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汪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宋致和、贾那布尔（哈萨克族）、祁果、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张竭诚、胡良才、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白成铭、张思明、王振文、谢高忠、巴岱（蒙古族）为副主任。

汪锋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汪锋同志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国防边防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严加戒备，防止突袭，如果苏修胆敢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

农林部召开第五次全国城郊养鱼现场会议

为了改善城市鲜鱼供应，最近农林部在合肥市和无锡市召开第五次全国城郊养鱼现场会议，研究了加速发展城市郊区养鱼事业的问题。

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城市大力发展市郊养鱼，取得了不少成绩。
据一百三十五个大中城市统计，四年来，在城市郊区建成的高产稳产鱼塘面积，已相当于一九七三年以前全国高产稳产鱼塘面积总和的三分之一，一九七七年城市郊区鱼产量占全国淡水鱼产量的九分之一。
许多城市鲜鱼供应状况有了改善。

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和近一百个大中城市的领导干部和代表，决心按照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更加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力争在短时间内使城市郊区养鱼事业有一个大发展，以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均据新华社）

栏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今日台湾，蒋帮官僚政客、买办豪绅，占有着绝大多数财富。
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而无数的劳苦大众，却是血泪斑斑，饱受压榨，日夜在生死线上挣扎。
台湾人民对蒋帮反动统治日益不满，经常发生反抗斗争。
在春节期间，祖国大陆人民更加怀念台湾骨肉同胞，对他们的悲惨生活寄予深切的同情。

工人苦难深重

台湾报纸上经常出现“工人贫病交迫，一家妻小嗷嗷待哺”的消息。
很多台湾工人，每天劳动达十二小时以上，身体饱受摧残。
而当他们一旦体弱多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就要被工厂主一脚踢出大门。
据台湾一家报纸报道，台北市工人朱添福，因为整天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没有几年就累得消瘦不堪，患了风湿、糖尿等病症。
他被资本家解雇以后，无钱治病，生命日渐垂危。
他的五个年幼的儿女只好含着泪水到医院去卖血，赚得一点钱挽救父亲的生命。
据《台湾新闻报》报道，台南县工人周峰源，因病被资本家赶出工厂后，全家生活极端困难。
他的孩子因为没钱交付学费也不得不中途辍学。
周峰源心里万般痛苦，几次企图自杀，都被他的妻子儿女苦苦哀求劝阻。
一家大小生活无着，终日泪水盈面。

台湾工人气愤地控诉说：我们也是人，也要享受人的生活，不能一天到晚为了微薄的薪资而卖命。

农民饱受压榨

近几年来，蒋帮借口“促进农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在台湾扩大推行“农业专业区”，强迫农民放弃原有种植的农作物，改为专业生产，结果农业未见繁荣，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据报道，台中县大安乡一百七十多户农民原以种水稻为生，被迫改为专业养猪后，蒋帮伙同私商拚命抬高猪饲料价格，压低生猪价钱。
农民卖一头猪要亏损四百多元（台币，下同），无不叫苦连天。
蒋帮将高雄县旗山地区划定为“养牛专业区”后，很多农户依赖高利贷买来种牛繁殖，养牛事业刚刚有发展，蒋帮却从外国大量进口冷冻牛肉，使牛价惨跌，每头牛要损失一万多元，养牛户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境地。
台中县潭子乡、大平乡八百多公顷农田被蒋帮划定为“竹笋专业区”，到了收获时节，蒋帮官营机构拒绝收购而私商又借机压价，农民个个愁眉苦脸，急得四处奔走求救。
而蒋帮“县政府”竟推托说：“政府并未公布保证价格”，也“没有承诺收购”。
很多农民气怒之下，砍掉了竹笋，改种其它农作物。

蒋帮对“蔬菜专业区”农民的中间盘剥更是十分残酷。
农民将种植的蔬菜按规定送到蒋帮“果菜公司”拍卖，要比直接零售给群众的价钱相差二、三倍。
另外农民还要向“果菜公司”交付卸货费、拍卖手续费、市场管理费等。
据《台湾新生报》报道，云林县四湖乡“蔬菜专业区”一个姓菜的农民把一万七千多斤白菜送到“果菜公司”拍卖，扣除运费、包装费、以及付给“果菜公司”的各种费用后，竟赔出三千九百多元。
近两年，菜农收入大量减少，而蒋帮“果菜公司”却盈利达数千万元。

退役老兵的悲哀

一九四九年随蒋帮逃到台湾的原籍江苏省的张英武，从蒋军中退役以后，流落台北市，孤苦一人栖身在“体育场”看台下一间小屋里，每日做些杂活维持生活。
去年九月，蒋帮“台北市政府”以“整顿体育场”为名，饬令张英武搬出他所寄居的小屋。
这个为蒋帮卖命多年的老兵，无可奈何地背着仅有的一条破棉被和几件旧衣服，站在屋门口，两眼茫茫，不知向何处去。

据报道，家住大陆的蒋军士兵退伍以后，年纪较轻的被蒋帮送去当劳工，年老体弱的，蒋帮根本不予安置。
原籍河南的魏汉昌，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蒋军。
一九六七年退役后，流落在台东县山区，住在山洞里，依靠开荒勉强生活。
直到一九七二年，他才同一个山地妇女结婚。
但是，因为生活实在困苦，他的妻子不得不忍痛外出另谋生路。
年迈的魏汉昌，抱着终日啼哭喊叫着“要找妈妈”的幼女，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原籍湖北的蒋军连长秦继华，退役以后找不到工作，一家八口，处于三餐不继的困境。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的妻子被迫为娼。
很多退役老兵忿恨地说：老子为蒋家卖了一辈子命，现在老了，死活没人管。
只有共产党来，我们才能得救。
（据新华社）

民间艺人晚景凄凉

在蒋邦反动统治下，台湾民间艺人的遭遇更加凄惨。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民歌艺人陈达从二十岁开始演唱，今年已经七十三岁，无妻无女，孤独地住在屏东县恒春镇海边一间破屋里。
他自编自演的民歌，取材于劳动人民生活，曲调充满着乡土味。
他早年创作的一首民歌《思想起》，反映了台湾劳动人民“心灵的痛楚”，流行在台湾各地。
但是，在黄色的、反共的歌曲戏剧充斥舞台的台湾，陈达根本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带着月琴到处流浪。

据台湾报纸透露，蒋帮“主管单位”对杂技节目是否影响表演者安全，很少过问。
尽管杂技艺人处处小心，意外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有几位特技大师，就是因为身体遭受意外损伤而被迫退出了这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