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水运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我国广大水运职工今年一开头就干得挺出色。
01月份，交通部直属航运和港口的船舶货运量、港口吞吐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和百分之四十五，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军爱民　民拥军
春节就要到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
各地区、各部队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正热烈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
祖国大地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举旗抓纲夺胜利的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们立下的规矩，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人民军队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五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在艰难中诞生，在战斗里成长。
战场的严峻考验，证明它过得硬；
党内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证明它挺得住。
王明要葬送它，张国焘要分裂它，刘少奇、彭德怀要改变它的性质，林彪、“四人帮”要搞乱它、篡夺它的领导、毁掉它，哪一个也没有得逞。
在我们党第9次，特别是第10次、第11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充分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伟大作用。
我们党能够如此顺利地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保持全国局势的稳定，做到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这是同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分不开的。
“四人帮”搞政变，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准备，但终于无能为力。
他们就是搞不到军队，一个连也搞不到。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人民解放军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疾风知劲草”，历史反复证明，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确实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是深深扎了根的。
在春节拥军活动中，我们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力宣讲解放军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11次路线斗争中的丰功伟绩。
一年来，部队抓纲治军，已初见成效。
部队抓纲的经验，很值得地方的同志学习。
1975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工作要以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纲，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经过短时间的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全党全国各条战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人帮”对那次会议恨之入骨。
他们用种种卑鄙手段，在所谓“纲”的问题上大作文章，诬蔑军队以整顿和准备打仗为纲是“不抓阶级斗争”，是“多纲论”。
围绕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第11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推倒了他们强加给那次会议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肯定阶级斗争这个纲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是有不同的具体内容的。
军队以整顿和准备打仗为纲，不仅没有离开阶级斗争，恰恰是狠抓了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军队工作中的体现。
是非分清了，方针、任务、政策、措施明确了，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章可循，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部队工作的面貌日新月异。
我们要学习解放军抓纲治军的经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就是坚持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纲；
同时还要认真研究自己这个领域、这条战线的各种矛盾，弄清楚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找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工作重点。
这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思想的。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是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互相学习的好机会。
现在，解放军正在开展学大庆、学大寨、学全国人民的运动。
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的活动，也搞得热气腾腾。
部队是把这些学习活动作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的，抓得很有成效。
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也要切实响应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把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学到手。
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继续开展学雷锋的活动，学习他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工商企业、人民公社、文教单位和街道等基层组织，要向“硬骨头六连”学习，干部争做排头兵，战士争做硬骨头，做到政治、思想、军事和生产、工作、纪律、作风都过硬。
领导机关要向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学习，保持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搞好思想革命化，学习上走在前，工作上拚命干，生活上往后靠，搞特殊不沾边。
解放军的这一套经验在全国推行开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春节期间，对于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烈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各地要进行热烈的亲切的慰问，在政治上关怀他们，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今年春节期间的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国务院、中央军委已经发出通知。
这里，我们仅就拥军优属工作说了一些意见。
我们相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1978年的各项战斗任务一定能胜利完成。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夺取抓纲治国新胜利
京沪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新华社1978年02月02日讯
首都军民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夺取抓纲治国的新胜利。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最近向驻京部队全体指战员和烈军属发出了慰问信，并且组成四个春节慰问团，分赴解放军总医院和空军、海军、北京部队总医院亲切慰问伤病员。
北京市京剧团、北京杂技团、北京市曲艺团、北京市艺校歌舞队等文艺单位的演员们，到病房里表演了精采的文艺节目。
全市许多区、县、街道和社队，连日来纷纷同当地驻军举行各种形式的军民联欢会。
在许多军政、军民座谈会上，大家畅叙在抓纲治国斗争中结下的新的革命情谊。
01月中旬以来，北京市东城、密云、大兴、顺义等区、县已分别召开了烈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代表会议，树立标兵，表彰先进。
西城区委五位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分别到九个街道，同烈军属和退休老红军以及复员退伍军人进行座谈，给他们带去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各区、县还组织了优抚政策检查组，深入检查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发现问题，立即研究，妥善解决。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各级党委对指战员普遍进行了拥政爱民的传统教育，表彰拥政爱民的好人好事。
广大指战员以雷锋为榜样，出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动人事迹。
驻守山区的部队，还派出宣传组、医疗组、理发组，走村串户，宣传群众，助民劳动，为贫下中农社员服务。
各部队团以上单位都组织了纪律检查小组，到驻地附近的厂矿、社队、机关和学校征求意见，切实加强纪律整顿，使我军革命传统发扬光大。
据新华社上海1978年02月02日电
春节前夕，上海呈现一片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景象。
01月20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组成的上海人民春节拥军慰问团，带着一千万上海人民对子弟兵的深厚情谊，分别前往驻上海三军部队慰问亲人。
军民欢聚一堂，畅谈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伟大胜利，回顾军民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破坏军民团结的罪行。
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更大的胜利。
连日来，上海各文艺团体也深入部队营房、码头、机场、医院，为部队指战员进行慰问演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致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和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慰问信。
各区、县都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检查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鼓励烈军属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不少烈军属怀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心情，纷纷写信给部队，鼓励自己的亲人为保卫祖国多作贡献。
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中，驻沪各部队普遍成立了纪律检查小组，走访群众，听取意见，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据新华社天津1978年02月02日电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正在天津市热烈展开。
01月28日、29日两天，由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率领的天津市春节慰问团，分路前往驻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进行慰问，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连日来，各区县、街道、人民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到部队驻地和烈军属家里探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全市中、小学学生也开展了对烈军属做好事的活动。
许多商业工作者热情地把节日商品送到部队驻地和烈军属家中。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驻天津各部队也广泛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
各部队派出代表，前往驻地附近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居民区征求意见，检查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
许多单位组织宣传队、电影队，慰问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
一些曾在驻地参加过“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在节日前夕回到工作过的单位，看望干部和群众，畅谈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他们互相鼓励，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团结一致，为抓纲治国做出新的贡献。

应尼泊尔王国比斯塔首相邀请前往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离成都赴尼泊尔
赵紫阳等四川省、成都部队、成都市负责人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成都1978年02月03日电
应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成都前往友好邻邦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前往机场欢送邓小平副总理的有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1政治委员赵紫阳，成都部队司令员吴克华、第2政治委员孔石泉、政治委员陈先瑞以及四川省、成都部队和成都市的其他负责同志。

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篡改
《解放军报》编辑部
王张江姚“四人帮”曾经在抓纲的问题上，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地大闹过一通，这一点，人们记忆犹新。
他们全盘否定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恶毒手法，就是攻击会议确定以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作为军队工作的纲，胡说什么那是“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是什么“多纲论”，是什么“以目乱纲”、“以目代纲”。
他们对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肆意歪曲篡改，把所谓“反对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根大棒，拿在手里，到处挥舞，打人整人，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其他战线上掀起一股批这个为纲、批那个为纲，这也不准讲纲、那也不准讲纲的恶浪。
在这股恶浪的冲击下，我们党在四届人大以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出现的大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
许多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人们的思想上也造成混乱。
事实表明，“四人帮”在抓纲问题上把水搅浑，大作文章，完全是为了乱党、乱军、乱国，以便他们乱中夺权。
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侧面。
揭露“四人帮”在抓纲问题上的鬼蜮伎俩，澄清被他们搅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是我们当前完成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各项任务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四人帮”攻击我们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硬把“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说成是“不抓阶级斗争”，是“搞复辟”。
这是极其无耻的污蔑，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阶级斗争是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社会里，总是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阶级斗争在人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总是处于主导的地位，总是纲，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它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论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必须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纲。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但是，阶级斗争是具体的，阶级斗争这个纲，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毛主席又说：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们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总路线；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我们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还为我们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规定了自己的路线。
所有这些路线，都是纲，都是阶级斗争这个纲的体现。
在第10次路线斗争中，我们党曾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
在第11次路线斗争中，我们党又提出以揭批“四人帮”为纲。
试问，否定或者抛开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纲，把它们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怎么能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整顿、准备打仗为纲，正是“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时期在军队工作中的体现。
我们讲的“整顿”，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整掉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保证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搞乱人们的思想，败坏部队的作风，组织上也插了一手。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整顿是不行的。
我们整顿军队是为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这不正是抓了阶级斗争吗？
打仗，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不论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中，都是主要工具。
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我们加紧做好打仗的准备，这不也正是抓阶级斗争吗？
显然，军队工作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这不仅没有离开或者违背以阶级斗争为纲。
相反，它恰恰是旗帜鲜明地抓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它的矛头是指向林彪和“四人帮”，指向伺机侵略和颠覆我国的国外敌人及其走狗的。
这就是“四人帮”所以对整顿、准备打仗为纲那样切齿痛恨、肆意诬蔑的根本原因。
（二）
“四人帮”的批所谓“多纲论”，也是极其荒谬的。
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指向毛泽东思想的。
什么是纲？
毛主席指出：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
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
纲，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就教导我们：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我们不仅应当在不同时期随着事物内部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不同的具体的纲；
而且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出“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规定为各个领域的纲。
这都是完全正确的。
这决不是什么“多纲论”，而是充分运用抓主要矛盾这个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毛主席历来总是既讲总路线，又讲具体工作路线；
既强调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也要我们抓好不同领域的纲，例如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等等。
毛主席提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是根据工业和农业内部各个生产项目之间的矛盾关系，指出钢铁生产、粮食生产是它们当中的主要矛盾。
这同在抓工农业生产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丝毫没有矛盾。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论述各级党委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问题时，还曾把产量指标、水利、肥料、土壤、种子、改制、机械化等十四个项目提出来，作为重点，并且指出：
“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
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
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
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人帮”拚命批所谓“多纲论”，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同其他领域的纲互相对立起来，不正是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我们有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不同时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抓的总的纲，又有不同领域的纲，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总路线和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的关系是一样的。
人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牢牢掌握住总的纲和总路线，离开了总的纲和总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成为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左右摇摆，贻误我们的工作。
反过来，只讲总的纲和总路线，不抓各个领域的纲和具体的工作路线，不处理好各个领域中的矛盾，也做不好工作，总的纲和总路线在那里也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我们要坚持既抓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又抓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纲。
这决不是什么“多纲论”，而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
其实，“四人帮”大叫大嚷地批所谓“多纲论”，并不是真的嫌纲太多了。
他们自己搞的纲还少吗？
他们不是搞过臭名昭著的“反经验主义为纲”吗？
他们推行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实际上不就是他们的“纲”吗？
可见，他们并不是真的反对多纲。
所谓批“多纲论”者，不过是他们蓄意制造混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革命伎俩罢了。
（三）
“四人帮”诬蔑我们“以目乱纲”、“以目代纲”，胡说抓了纲，目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甚至说什么
“阶级斗争抓好了，颗粒无收也没关系”。
这是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纲举目张”的指示，搅乱纲目关系。
纲与目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
纲举目张，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好解决。
但是，抓纲并不能代替抓目。
决不是说，抓了纲，就可以不动脑筋，不费力气，自然而然地解决其他问题。
我们必须象华主席指出的那样，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纲与目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没有纲就无所谓目，没有目也无所谓纲。
离开了目，纲岂不就成了一根光溜溜的绳子吗？
地方不搞工农业生产，军队不进行军政训练，不掌握杀敌本领，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以巩固，还谈什么抓阶级斗争？
林彪鼓吹的没有业务的政治，“四人帮”鼓吹的没有目的纲，是一路货色，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是通过破坏目来破坏纲，以便大搞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四）
“四人帮”在抓纲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曾经有着一定的迷惑性。
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是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指示加以歪曲篡改，拿在手里招摇撞骗的。
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采取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抢先透露等多种卑劣手段，制造混乱，搞了不少的鬼名堂。
本来，从毛主席关于纲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是讲的阶级矛盾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关系，决不是说，在其他领域的各个矛盾之间，就再没有主次之分、纲目之分，就再不能提别的纲了；
也决不是说，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能有具体的内容。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撇开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歪曲这段话本身的确定含义，硬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说成仿佛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领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提“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再提其他的纲。
这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哪里有半点相同之处呢？
这完全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反对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在抓纲问题上耍弄的一套把戏，说明了他们是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是一伙狡诈毒辣的阶级敌人。
修正主义者的一般特征，是鼓吹阶级斗争息灭论，而自己决不息灭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在我们党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后，“四人帮”已经不可能再用阶级斗争息灭论的老调来骗人。
于是，他们便把自己打扮成“阶级斗争为纲”的热烈拥护者，来进行反革命的勾当。
“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公开打出的一面假革命的旗帜，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借此进行反革命的夺权活动。
他们歪曲篡改这个革命口号，颠倒敌我，把它作为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武器，用来大搞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
他们的“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就是“篡党夺权为纲”，“揪‘民主派’——‘走资派’为纲”，“用资产阶级大棒整人打人为纲”。
正是因为这样，当广大干部和群众真正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起来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破坏，并且拚命整你，把你打成“复辟派”、“走资派”；
就承袭林彪“政治冲击一切”的衣钵，用他们的所谓“阶级斗争”来冲击一切，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战备，破坏各项工作。
我们要充分揭露“四人帮”的伪装，深刻认识“四人帮”的反动实质，彻底澄清他们在抓纲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决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军队工作以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纲，是完全正确的。
我军今后一个时期，一定要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还要抓好“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这个为主题，为着眼点。
在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们在抓纲问题上澄清了“四人帮”长期以来制造的混乱，还其本来面目，这是全党全国全军的一件大喜事。
毛主席在《矛盾论》这一不朽的著作中，反复教导我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指出：
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在抓纲问题上的歪曲篡改，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必将极大地提高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使我们更自觉地学会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和作战指挥中，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并全力捉住主要矛盾，以增长领导才干，改进领导方法，提高作战指挥的艺术。
我们一定能够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更大胜利。
（原载02月03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语录
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

努力为祖国争光
国家体委　林慧卿
《人民日报》01月04日发表了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的消息，发表了《必须重视侨务工作》的社论和廖承志同志的文章，我们体委二十多名归侨心情十分兴奋。
大家普遍有一种春天又来了的感觉。
我们体委的归侨，大多数是五十年代从东南亚、日本等地回来的。
当时，大家都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离开家庭和父母，离开熟悉的侨居国，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回国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党和人民的爱护下，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具备了某种专长和一定的工作能力。
体委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积极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爱护我们这些归侨，所以，大家都安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有一些同志还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
可是，这些年来，“四人帮”反党集团在体委内培植了一个以他们的亲信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四人帮”的那个亲信污蔑侨胞回国仅仅是“为了找出路”，还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顶不住了，都要走了。”
当时，很多归侨遭到排挤和迫害。
1976年“四害”横行时，有些归侨被迫要求出国“探亲”。
打倒了“四人帮”，粉碎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家忧虑和压抑的心情排除了，有几个已经申请出国但还未走的同志，主动撤回了申请书。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今年将要召开，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制定的一整套侨务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必将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贯彻。
展望未来，怎能不激动万分！
我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

努力发展旅游事业　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李副主席作重要指示，耿飚同志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1978年02月02日讯
随着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要求了解新中国，迫切希望到中国来参观游览。
我国旅游部门广大干部、职工正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为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我国的旅游事业是解放后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1954年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并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分支机构。
1964年，正式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旅游事业有了一些发展，接待人数不断增加，接待对象不断扩大。
迄今为止，已经接待了来自全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费旅行者。
各国同我国旅游部门有业务来往的单位日渐增多。
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接待各国朋友，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变化和建设成就，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许多外国朋友回国以后举行访华报告会、座谈会，发表文章、著书，或放映在华拍摄的幻灯片、电影片，热情介绍新中国的情况，转达中国人民对各国人民的友谊，戳穿了帝修反的造谣污蔑，为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作出了贡献。
“四人帮”全盘否定我国的旅游事业，他们把带领外宾参观游览诬蔑为“游山玩水”、“为资产阶级效劳”，并对出版风光、文物的图片画册，扣上“复旧”、“贩卖封资修”等罪名。
因此，有一个时期，包括长城、故宫在内的许多名胜古迹都不让外宾参观游览，不让出版介绍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宣传材料。
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旅游部门的干部、职工深入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种种谬论，分清了路线是非，决心努力搞好旅游工作。
一年多来，尽管接待任务有较大增加，但是不少单位服务质量有了改进。
我国具有发展旅游事业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我国有辽阔的幅员，壮丽的河山，优美的风景，有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名胜古迹，有雄伟的古代建筑，有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纪念地。
发展旅游事业，涉及许多方面，需要各有关部门关心、重视和支持。
目前旅游部门广大干部、职工正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对旅游事业的干扰和破坏，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为了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旅游部门正采取措施，逐步改善和增加现有的物质设备，并准备开放一些新的旅游点，开辟新的旅游区、旅游中心和沿江沿海旅游专线，以接待逐年增加的外国旅游者。

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
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最近在全国工业交通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
我们要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和华主席关于“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指示，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尽快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示说，我们应该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一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提高，四个现代化是搞不起来的。
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最近在全国工业交通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全国工交战线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华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为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他说，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大解放，在战略上有一个大决策，在速度上有一个大突破。
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和华主席关于“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指示，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尽快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就是这个战略大决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袁宝华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大庆油田和开滦煤矿广泛采用先进技术、高速度发展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介绍了山东省烟台、昌潍两个地区技术革新的五条经验：
（一）党委重视，统一领导，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从上到下有一套搞技术革新的组织系统。
（二）全面规划，抓住重点。
重点抓了支农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三）大搞群众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土法上马，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四）把培养壮大技术队伍，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
（五）大搞综合利用，充分利用工业“三废”，变废为宝，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他说，各地工交企业开展技术革新的成果说明，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但可以实现高速度，而且可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后来居上。
在历史上，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继承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后来居上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人力和自然资源条件好，只要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后来居上是毫无问题的，而且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
袁宝华在谈到今后开展技术革新的意见时说，我们要坚决贯彻革新、改造、挖潜的方针，通过技术革新充分挖掘老企业的潜力。
经过二十八年的建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潜力是很大的。
改造老厂比建新厂效果要快得多，所用的资金、人员、材料和时间，一般只相当于新建厂的三分之一，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路子。
袁宝华说，当前，影响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最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电力、燃料、运输。
如果把电力、燃料、运输搞上去，同时把产品质量搞上去，把消耗降下来，我国整个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就会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技术革新的重点必须放到这个方面来。
他强调指出，最近，华主席指示我们要通盘考虑能源政策，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问题。
工业生产上得快或慢，在很大程度上看我们的能源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广大职工在利用新技术大力开发和广泛利用各种能源方面，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比如在增加煤炭、石油、天然气生产方面，在积极发展水力发电方面，在充分利用石煤、煤矸石、泥煤、褐煤、油母页岩和各种余热方面，在大搞沼气、有计划地发展原子能发电、研究利用太阳能和地下热能、风力、潮汐能方面，以及其它新能源的探索和研究，都离不开新技术。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速度就容易上去了。
袁宝华说，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从落后的技术转移到先进技术基础上来，是一场大革命。
这场革命必然要冲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要遇到形形色色的思想阻力。
这就要不断地和各种保守思想作斗争。
没有思想斗争的胜利，也不会有技术革命的胜利，思想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前提。
袁宝华在讲话中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每一个重大新技术的应用，往往会引起工业内部一系列的变化，出现一系列新的业务问题。
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及时学习新的科学技术，而不能停留在一知半解或原来的概念上。
有人说，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不论过去学过技术的还是没有学过的，都有一个“扫盲”的任务。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确实应该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一个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努力缩小我们已经落后的主观世界与正在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差距。
最近几年，要把我们的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普遍进行一次培训，要订出计划来，限期完成。
要把技术业务学习制度建立起来，象大庆那样，领导干部每周至少要带头学习一次。
自学吃力的，可以请人辅导。
袁宝华提出，我们反对保守，绝不是提倡蛮干。
我们要象大庆那样，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凡是未经过实践考验、证明确是成功的，绝不可冒称成功，贸然推广。
要从实际出发，求实际效果，不图虚名，不搞浮夸。
我们主张采用先进技术，但也不能否定某些落后技术装备在一定时期的作用。
我们要在采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基础，发挥现有设备潜力，坚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为了搞好技术革新，促进先进技术的采用和推广，袁宝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新技术的推广工作要有一个部门管。
管工交生产的，要管技术革新。
各级都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工抓技术革新，对新产品、新技术要采取扶植政策，实行优先的原则，在生产安排和人力、财力、物力等条件上要加以落实。
第2，推广新技术和企业的革新改造要纳入国家计划，要象基本建设计划和生产计划一样认真制订，在各级计划会议上讨论，在资金、物资上统筹安排。
第3，要整顿技术管理。
要结合批判“四人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技术责任制建立起来，把技术后方壮大起来。
第4，在工业管理体制上，要有计划地进行改革，实行专业化生产。
不能都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
只有实行专业化，搞大批量生产，才便于采用新技术。

希望有关部门宣传贯彻侨务政策
中国舞剧团　李克瑜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破坏党的各项政策。
他们混淆敌我界限，把一般的“海外关系”同“里通外国”划等号，使得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很大的压力，背上思想包袱。
我是在剧团搞美术工作的。
多年来，我们团几次出国访问演出，我设计的舞剧服装都能出国，而我本人却因为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
我有个儿子在郊区插队，表现不错，大队党支部决定发展他入党，但因为我们有“海外关系”，迟迟没有解决。
1973年，我爱人的姐姐从美国回来参观访问，她很想看看三十年没见面的亲属。
但是，当时因为受到“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的压力，未能如愿。
当时，不少人为了减少麻烦，不敢和海外亲人通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下决心和海外亲属保持正常的联系。
这对自己或是对国家，都是有利的。
例如：
唐山地震后，我们给海外亲友写了平安家信，使他们放心。
敌人造的一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制订的侨务政策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执行了。
但是，“四人帮”的流毒绝不是一下子能彻底肃清的。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大力宣传侨务政策，尤其是要向搞人事工作的同志以及基层干部进行宣传，以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使党的侨务政策能从上到下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

我还要为侨务工作服务
经普椿
我是个侨务工作者。
因为是廖承志同志的亲属，所以，也算是个侨眷。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原中侨委做了十多年的来信来访工作。
我认为，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教导的要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尽力做到有信必回，有来访者必见、必谈。
通过工作，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侨务政策，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敬爱的周总理具体指导下制订的。
实践证明：
这些政策、文件和指示，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之有效，受到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欢迎的。
可是，十多年来，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却别有用心地胡说这些侨务政策，都是廖承志等侨务工作同志炮制的“毒草”、“黑货”。
我是多么想不通啊！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林彪，特别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为了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而搞的阴谋。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各项工作都在蒸蒸日上，侨务工作也有了希望。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但我不觉得老。
今后，我还要努力于侨务工作。
毛主席和周总理制订的侨务政策，我一定要继续学习好，执行好，落实好。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靠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华侨、归侨、侨眷和侨务工作者，都有责任。
我一定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来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扬眉吐气　阔步前进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洪丝丝
很多归国华侨听到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召开的消息，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侨务工作》和廖承志同志的文章《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都非常高兴。
大家一见面就谈论这件喜事，还纷纷打电话交换感想。
有的说：
“我们要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解脱了套在我们归侨身上的精神枷锁。”
有的说：
“过去我们受林彪和‘四人帮’歧视、迫害，抬不起头，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阔步前进了。
这是我们的第2次翻身，第2次解放。”
就我个人来说，确实是这样。
我一家四代是华侨，在旧中国受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国外仍然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
我两次坐过帝国主义的监牢，两次被帝国主义驱逐出境。
如果中国不解放，我几乎走投无路。
新中国成立了，国内各族人民得到解放，我回到了祖国，也才得到解放。
可是这些年来，林彪和“四人帮”干扰破坏党的侨务政策，用一块“海外关系”的大石头压在我们归侨身上。
说什么“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等。
我是搞文字工作的，是“四人帮”所谓的“臭老九”。
“海外关系”加上“臭老九”，这两块大石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现在好了，随着“四人帮”被打倒，压在我们身上的两块大石头都被掀掉了。
这确实是我的第2次翻身，第2次解放。
相信广大归侨都有同样的感受。
廖承志同志说过，那些因为受了“四人帮”歧视、迫害而出国的人，如果要求再回来，我们应该欢迎。
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听了这句话，也一定十分高兴。
前几天，外语学院法文系有位同志到我家来，拿出一封他的亲戚从香港寄来的信给我看。
他这个亲戚本来是归国华侨，在国内大学生物系毕业以后，曾经在一个植物园工作。
他参加培育了许多珍贵的植物，对祖国做出了一些贡献。
可是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每逢首长或外宾到那个植物园参观，有人就叫他离开，不让他接近首长和外宾。
他因为不能忍受这种歧视，被迫申请出国。
最近他在香港听到党在落实侨务政策，就写信回来，表示要再回国。
他现在在香港一家商店工作，生活可以过得去。
但是他想，祖国形势既然大好，回国可以发挥他的植物学的专长，为祖国服务，这样生活才会更有意义。
他在那封信里还说，他在外面的不少朋友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从这封信可以看出：
国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于党重视统战政策，重视侨务政策，是多么欢欣鼓舞。

誓将余生献祖国
北京文史馆　张国基
我在海外期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负，渴望祖国强盛起来。
基于这种思想，我努力教育自己的学生热爱祖国。
民主革命时期，我的许多学生回国参加了革命，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有奔赴延安的。
祖国解放以后，在我工作的学校，就有几千名学生排除种种干扰和困难，告别双亲，毅然回到祖国。
后来，我自己也回到了祖国，在北京华侨补校担任校长。
在我任职期间，有近二万名归侨青年，从补校毕业，奔赴全国各条战线。
看到那么多的学生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贡献力量，心里真高兴。
可是，正是这些青年，仅仅由于他们是归侨，海外有亲人，前几年就受到“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日夜盼望能有那么一天，一声霹雳驱散乌云，重现党的侨务政策的万丈光辉。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年前，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不久前，又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
消息传来，广大归侨、侨眷，无不激动万分。
我虽然已经八十四岁了，但是我愿将余生之年，为祖国多做贡献。

从禁锢图书看“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组
最近，出版工作者正在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严重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
这些年来，图书馆的图书开放流通工作，深受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大批图书定为“毒草”，长期禁锢，图书开放范围越来越窄，数量越来越少。
“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在图书馆藏书中，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一类图书，是“四人帮”封禁的首要目标。
多年来出版的大批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英雄事迹。
这类图书，在介绍革命历史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都起过很大作用，一向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所喜爱。
但是，“四人帮”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出发，把这类图书视为洪水猛兽。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更气急败坏地叫嚷：
“革命烈士传记一类”“配合了”“反动思潮”。
其它如什么“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为走资派树碑立传”，“背景有问题”，“人物有问题”等等罪名，更是不一而足。
就这样，写周总理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写朱委员长的《朱总司令的故事》，写与叶副主席革命事迹有关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广州起义》，写邓副主席领导右江起义的《回忆红七军》、《广西革命回忆录》，写贺龙同志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贺龙》，写陈毅同志的《难忘的三年》，以及《刘志丹的故事》等图书，全部成了“禁书”。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出版的现代革命文艺图书，是“四人帮”封存的又一个重点。
张春桥胡说：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是一个“空白”，无耻吹捧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新纪元”。
这样，连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都被他们一笔抹杀，还有什么现代革命文艺优秀作品可以幸免呢？
象京剧《逼上梁山》，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话剧《刘胡兰》，小说《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红岩》、《暴风骤雨》，电影《李双双》，戏曲《朝阳沟》，以及大量的诗歌、民歌等等，尽管有的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是周总理赞扬过的，“四人帮”统统诬之为“毒草”，打入冷宫，予以封存。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图书，凡不符合“四人帮”帮派理论的，也都列为封存对象。
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张春桥却加以歪曲，胡说什么：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
结果是：
解说、注释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图书，由于不符合“四人帮”的胃口，被封存了。
反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把哲学变为手中尖锐武器的优秀图书，有的也被封存了。
在双百方针鼓舞下产生的哲学、史学、经济学以及文艺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文学史讨论集》等等，被封存了。
甚至一些资料性、知识性图书，科学家传记等等，也被视为异端，不能开放。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鼓吹说，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只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产生破坏作用，不能为我所用，必须通过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彻底的扫荡。”
在这个“彻底扫荡”论之下，图书馆有关文化遗产的图书资料，这些年基本上都处于被禁锢状态。
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称赞的其他杰出作家，例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盖斯凯尔、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不许开放。
一些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对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有一定作用的作品，例如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以及古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流传的具有反封建、反压迫、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神话、寓言和民间文学作品，也被封存起来。
有关哲学、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大部分被束之高阁。
毛主席多次指示对中外文化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列宁也说过：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四人帮”及其党羽却妄图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业绩都扫荡干净，把我国人民拉回到“穴居野人”的蒙昧时代去！
最后，还有一类所谓“防扩散”的图书，其中包括“四人帮”自己在解放前和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书和文章。
“四人帮”极其害怕他们的尾巴被革命人民抓住，有关他们的历史资料，更被严密封存，订下了极其严格的“防扩散”规定。
谁要是触犯，竟至招致杀身之祸。
用大量封存图书的法西斯手法，抹掉革命前辈形象，摧残文艺百花，扼杀百家争鸣，扫荡文化遗产，掩盖自己罪迹，妄图使广大人民群众不知党的优良传统，不懂科学文化，不会分析鉴别，不明事实真象，这就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愚民政策。
愚民是为了治民。
愚民政策，历来是没落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反动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
愚民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大肆禁书。
例如，在清代，许多进步的或具有民族意识的图书，都在所谓“语涉违碍”、“词意抵触”、“离经叛道”、“诋毁本朝”等等“罪名”下被禁无遗。
国民党反动派给革命图书加上“宣传普罗意识”、“鼓吹阶级斗争”、“赤化”、“触犯审查标准”等等“罪名”而横加摧残。
“四人帮”大肆禁锢图书，正是承袭他们老祖宗的衣钵。
当然，文化是有阶级性的。
在图书馆中，确有一批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
但是，这些图书在“四人帮”看来却是宝贝。
“四人帮”一伙不仅广为搜集，深为欣赏，而且也在实际上为这些毒草在社会上的流传开辟市场。
这几年来，不少地方所谓“手抄本”和其他文化垃圾的“沉渣泛起”，便是“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恶果。
对这种现象，张春桥却说：
“黄色书籍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拿出来让大家一起读嘛！”
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反革命教唆犯的丑恶嘴脸。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出版战线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正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被“四人帮”长期禁锢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图书正重新陆续开放。
我们要挖掘更多的藏书潜力，流通更多的书刊资料，并加强阅读辅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图片）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积极编撰科技书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新华社记者摄

批判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
他们要专谁的政？
——批判“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
1975年夏天，当“四人帮”接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庄严的题目，大做特做敌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时候，他们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公然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口号：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
无论从理论上的荒谬性，政治上的反动性，实践中的危害性来看，这个口号都典型地体现了“四人帮”的那条极右路线。
现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连同他们那套“专政的办法”都彻底垮台了，甘肃省的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部署，在甘肃省委的领导下，正抓住这份反面教材，进行深入的揭批、清算，这不仅对于在甘肃农业战线拨乱反正，很有必要，而且对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批臭“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肃清其在全国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同样有很重要的意义。
颠倒黑白的估计
怎样看待我国走集体化道路二十多年的农民，怎样看待我们党多年战斗在农村第1线的干部，这是一个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
“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胡说什么发展农业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二是小生产、小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反抗；
三是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和抵制。”
而排除这些阻力的办法，“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上不去。”
这样，他们就把“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当作阶级敌人一样，一古脑儿列入了专政范围之内。
他们的一个同伙说得更明白：
现在的专政对象，包括
“没有改造好的小生产者”。
这个颠倒敌我、混淆黑白的估计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声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这一荒谬的口号，就是“学习”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论全面专政”的“心得”。
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
我们必须相信：
（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正是毛主席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武装了广大干部的思想，鼓舞了我国几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但在“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死党、余党、代理人的眼里，不仅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农民是顽固的小生产者，而且已集体化二十多年，经历了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反而成了“阻挠和反抗”办社会主义农业的“阻力”。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
“农民思想赶不上形势”；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说：
农民满脑子是“个体经济”，对农民不能施“仁政”；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说：
对待“小生产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专政”。
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敌视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的工农联盟，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他们以“极左”的词句，重弹托洛茨基的老调，为他们对广大农民和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
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甘肃省各地揭发出的大量事实证明：
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大肆鼓吹的“全面专政论”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不少基层干部，因为抵制他们的错误作法，被诬为“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和“正在走的走资派”，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通渭县是“四人帮”在甘肃省代理人直接抓的点。
他在这里到处揪“民主派”、“走资派”、“保守派”、“投降派”，声言要把那些所谓“一拳能把墙土打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坏人提拔当干部；
并在许多地方推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所谓“新鲜经验”，组织民兵小分队，随意打人、抓人、关人、整社员群众。
宕（dàng荡）昌县车拉公社扎玉河大队自1975年08月起，成立了以所谓“造反派”为骨干的“民兵小分队”，宣布“小分队有权执行一切任务”。
几个月内，被揪斗的干部社员就达十六人。
有的社员被多次捆绑吊打，整得死去活来。
他们还把“小分队”的打手、骨干，突击入党提干，篡夺了党支部的领导权。
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原大队、生产队五十九名干部，被撤换了三十八人。
就这样，把一个原来每年给国家贡献几万斤粮食、油料的大队，搞得粮、油大减产，1976年吃回销粮三万七千斤。
象这样被他们搞垮的社队并不是个别的。
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流毒所到之处，影响所及的地方，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命令主义成风，瞎指挥盛行，违法乱纪的事屡见不鲜。
人民公社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被剥夺了，不要说政治民主、财务民主，就连生产民主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要说推广高粱，连出苗的玉米也得拔掉，要说果树上山，平川上正在结果的梨、柿、核桃也得统统砍掉。
播种麦子一个县要同时开耧，限期播完，并派工作组“坐阵督战”。
结果，由于片面强调并强迫早播，有些地方麦苗冬前拔节，造成死苗减产。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明确！
而“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倒行逆施，胡说什么“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党在农村进行的一切工作，对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教育的办法决不是什么专政的办法。
他们口口声声不离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好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的“农业生产”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推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极力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对农民实行剥夺。
早在1968年和1969年，林彪、陈伯达一伙，就在农村扇起了一股所谓“割私有制尾巴”的邪风。
甘肃农村一些地方曾深受其害。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各地正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四人帮”就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复旧”、“反回潮”的妖风。
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紧紧跟上，污蔑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鼓吹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要怕共产风”，“不要怕倾家荡产”，“不要怕蛮干”，大搞形式主义。
如果说最初几年他们破坏党的政策还带有几分“蛮干”的性质，那么，到1975年，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党文章出笼以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就带上了“理论”的色彩，他们向党的政策发起的进攻就更加全面、更加猖狂了。
从此，一切破坏党的现行政策的行径，都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帜下，明火执仗地干了起来。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
就是到条件成熟进行过渡的时候，也只能是生产队“共”大队和公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
这些毛主席明确指示过的问题，却被“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搅乱了。
泾川县城关公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中，仅发展公社企事业就占用生产队土地七百二十九亩，其中多数未办审批手续，还得由生产队担负征购任务。
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砖瓦、木料等，折价五万九千多元。
这个公社的吴家水泉大队第3生产队在这两年中被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的物资、钱款，占农业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无偿调用的工日占全队劳动工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而两年来用于这些劳动工日的粮食补助和上级人员无偿补贴粮，就相当于他们1976年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一。
结果使这个队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的穷队，全队百分之八十九的户变成了超支欠款户。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多次论述过的。
而“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却胡说什么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他们打击农村广大干部坚持政策的原则性，打击广大社员社会主义劳动的积极性。
在“四人帮”流毒所及的地方，生产队的合理规章制度取消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名存实亡了，劳动失去了衡量的尺度，“出工划杠杠，做活是样样”；
“干的八分，站的八分，看的也是八分”。
他们那套办法推广到哪里，哪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受到严重的挫伤。
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达到极右的目的——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
许多老贫农伤心又气忿地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样下去，搞得社员的心都“乏”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作？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
“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他们宣扬的这套假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大厦可以建筑在缩减个人的需要，甚至荒谬到“颗粒粮食不收”的基础上。
如果他们这一套不顾人民死活的“专政”办法真的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只有一个结果：
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垮台，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只有喝西北风。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炮制和推行的敌视人民、残害人民的“全面专政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等等，也一齐破了产。
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及其流毒和影响，还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仍然需要时间，需要下功夫。
现在，我们看到，甘肃省和全国广大农村，一个揭批“四人帮”同农业学大寨相结合的伟大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随着“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清除，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够高速度发展，长期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甘肃，也一定能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林田

批判“四人帮”摧残出版界编辑队伍的罪行
叶圣陶
出版界也是一个重灾区，曾经被“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糟蹋得非常厉害。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可看的书。
许多优秀读物被他们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封存了，有的销毁了。
书架上摆满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小册子，谁也不爱看。
“四人帮”这样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公忿。
“四人帮”糟蹋出版界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编辑队伍肆意摧残。
他们不顾事实，全盘否定党的出版事业，叫嚷出版界也是“黑线专政”，污蔑党领导的出版社是“贩卖封资修毒草的黑店”，诬蔑党培养的编辑队伍是“招降纳叛”的“黑班子”。
编辑队伍里的许多骨干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打击；
年纪大一点的，被迫提前退休；
许多人被挂在一旁，不让工作；
有的人被赶出了出版界。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出版界的前途表示忧虑，就被他们扣上“黑线回潮”的大帽子，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思想”来批斗。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出版战线和其他文化战线一样，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支编辑队伍绝对不是什么“黑班子”！
他们中间的骨干，有许多是在解放以前就为党的出版事业做了不少工作的；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诚心诚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他们遵照毛主席“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教导，把“认真作好”四个字反复体会，随时用来衡量自己的工作。
他们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编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知识读物、专门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
当然不能否认他们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和成绩相比，缺点和错误毕竟是次要的。
而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和修正主义的破坏和干扰。
这些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四人帮”别有用心，说编辑队伍是“黑班子”，无非是要把长期受到党的教育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编辑干部全部赶走，把出版阵地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里，作为他们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制造复辟资本主义舆论，进行篡党夺权的工具。
一年多以来，出版界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经过初步整顿，已经很有起色，出版物的门类品种逐渐齐备，被“四人帮”“枪毙”的优秀读物开始重版，还出了一些读者迫切需要的新书。
许多出版社已经订出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出书规划。
形势大好，前途光明，但是对编辑队伍曾经遭受的破坏还不可低估。
目前的情况是老的编辑剩下不多了，他们长期被闲置不让工作，有许多新的东西还得从头学起；
新参加工作的呢，有的业务生疏，经验不多，急切等待必要的培养和训练；
尤其是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还有待于深入地彻底地澄清。
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套在大家身上的精神桎梏，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都愿意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
但是，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尽快提高路线觉悟和业务技能，才能保证使愿望成为现实。
我们要牢牢记住，全国人民都在殷切期望一支又红又专的编辑队伍迅速成长壮大，跟上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招待会欢迎日本客人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由县知事清水一郎、县议会议长室田直忠率领的日本群马县日中友好之翼顾问团和以石原惠三为团长的日本群马县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笑一，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等，出席了招待会。
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招待会上，王笑一副主任和清水一郎知事先后祝酒，共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日益发展。
出席招待会的我国东方歌舞团演员和日本朋友一起，演出了文艺节目。
由日本群马县各界人士一百三十多人组成的顾问团和访华团，是分别在02月01日和02日到达北京的。
访华团在来北京之前，访问了上海、杭州。
今天下午，顾问团全体成员和访华团领导成员拜会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受到王笑一副主任的热情接待。

图哈米特使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哈桑·图哈米副总理，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今天下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图哈米特使在毛主席座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
“埃及人民向毛泽东主席致以衷心的深切的敬意”。

壮族民间歌舞剧《刘三姐》重新上演
据新华社南宁1978年02月03日电
本社记者谢式邱报道：
叶剑英副主席1961年03月07日观看壮族民间歌舞剧《刘三姐》后，为广西《刘三姐》剧组题诗赞扬说：
“壮家三姐擅斯文，一曲能当十万军，正是鸡鸣风雨夜，中流砥柱出钗裙。”
事隔多年，一度受“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压制而停演的歌舞剧《刘三姐》，今天又在南宁舞台上同广大观众见面了。
歌舞剧《刘三姐》，是广西文艺工作者根据广西壮族关于刘三姐的民间传说，并采集了成千上万首流传在民间的山歌，经过去粗存精，加工创作而成的。
1960年夏，周总理推荐《刘三姐》到北京演出。
这年10月0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出歌舞剧。
后来，毛主席在谈到这出歌舞剧时说，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
朱德委员长观剧后，还亲切地接见了演员。
新上演的《刘三姐》，剧本、音乐、舞台美术都做了一些修改，更加突出了刘三姐反对压迫的斗争精神。
演员们高兴地编了山歌唱道：
过去“四害”太可恶，帽子棍子实在多，山歌民歌不准唱，就象财主来禁歌；
如今放声唱山歌，歌声滚滚震山河。
壮家歌手激情涌，一唱就是几万箩。

外事往来
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船东协会主席法兰梯奇为首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航运代表团一行十六人，02月03日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租船公司邀请，于01月29日来北京进行友好访问和业务会谈的。
南斯拉夫客人在京期间，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会见了他们。
南斯拉夫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格鲁伯为代表团来访举行了招待会。
以杨沫为团长、曲波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01月30日返回北京。
02月01日晚，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举行宴会，祝贺代表团访问成功。
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

多伦多交响乐团离京去上海访问演出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由乐团主席沃德罗普率领的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圆满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今天上午在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侯甸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演出。
到机场欢送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有关方面负责人林平、卢耀武，以及音乐界人士。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戴维森也到机场送行。
多伦多交响乐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音乐会，二万余名首都群众欣赏了他们的演出。
广大听众为加拿大音乐家们的成功演出感到高兴，对他们带来了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加拿大音乐家们在北京期间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同中央乐团的文艺工作者举行了座谈和联欢，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昨天晚上，沃德罗普先生举行了答谢宴会，王炳南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同图哈米特使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特使哈桑·图哈米副总理继续举行了会谈。

贾米森外长一行结束对我国访问离开广州
新华社广州1978年02月03日电
加拿大外交部长唐纳德·贾米森和夫人一行圆满地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广州。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同机离开广州。
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宁，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桂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到机场送行。
加拿大贵宾是在桂林参观访问后于今天下午抵达广州的。
02日晚，桂林市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贾米森外长和夫人等贵宾。
郭鹏主任和贾米森外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宴会后，加拿大贵宾观看了桂林市歌舞团演出的歌舞杂技节目。
今天上午，贾米森外长和夫人等贵宾在桂林游览了漓江。

首都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同青少年举行盛大春节联欢会
方毅、倪志福同志出席了联欢会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
在寒风扑面的隆冬，首都体育馆却温暖如春。
今天，这里热闹非凡，不时腾起热烈的掌声和青少年们欢乐的笑声。
大批来自首都科研、教育、生产第1线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今天在这里同上万名中小学生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聚一堂，举行了盛大的春节联欢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倪志福，出席了联欢会。
出席联欢会的还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教育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有关部委和各学会负责人，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
这次盛会是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
首都中小学学生代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喜气洋洋地踏破隆冬的严寒，提前列队入场。
许多科学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怀着对青少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联欢。
他们中不少人虽已年逾古稀，但革命朝气不减当年。
整个会场上，气氛活跃、热烈，充满着人们对一年来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胜利喜悦。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宣布大会开始。
他在讲话中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抓纲治国，初见成效，各条战线，欣欣向荣；
祝贺科学家、劳动模范和教育工作者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祝贺广大青少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努力进步，刻苦学习，茁壮成长，成为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著名劳动模范、北京钢厂革委会副主任白树茂，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青少年们提出殷切期望，要求他们珍惜时间，刻苦学习。
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因病未能参加联欢会，但他特意为青少年们写了一首题为《春天——致祖国的青少年》的诗，表达他对青少年们的关怀和鼓励。
北京市中学生代表在发言中汇报了他们课外科技小组活动的情况，表示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为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青春。
今天的联欢节目丰富多采，新颖活泼。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老科学家马大猷和何寿安、应崇福、周坚等表演的小合唱《朝着宏伟的目标前进》，引起了青少年们的极大兴趣。
这些科学工作者在十分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自修”歌曲，并非一件容易事。
当大家听到他们高唱：
“宏伟的目标，壮丽的图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英雄的气概，钢铁的决心，紧跟领袖华主席奋勇前进，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誓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奇功”时，群情振奋，掌声热烈。
人们说，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向党表达的坚强决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是由来自北京市七十多所中小学校的九十多名学生组成的。
他们演唱的童声合唱《华主席在期待着我们》，更是令人激动。
他们充满豪情地歌唱道：
“祖国有富饶的江河湖海，祖国有壮丽的高山平原，大自然的秘密等我们去探索，无尽的宝藏等我们去勘探。
我们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胸怀大志，又红又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代的双肩。
努力吧，华主席在期待着我们去建设祖国美好的明天！”
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们，听着孩子们嘹亮的歌声高兴地鼓起掌来。
联欢会上还有六岁儿童表演的独唱，九岁小学生表演的小提琴独奏，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新招收的十岁到十四岁的新生表演的琵琶独奏、小号独奏、钢琴独奏、扬琴独奏等。
北京市少年宫航空模型组还表演了线操纵模型飞机。
首都文艺工作者也热情地在联欢会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附图片）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马大猷、何寿安、应崇福、周坚等科学家们在联欢会上表演了小合唱《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华社记者摄

中南两国就建立直达航线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2月03日电
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与南斯拉夫联邦交通和联络委员会代表团就两国建立直达航线问题达成协议，于02月0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这项协议的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之间将建立直接的航空线路和定期的航班。
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团长阎志祥和南斯拉夫联邦交通和联络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留波米尔·萨利奇分别代表两国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前，南斯拉夫联邦交通和联络委员会主席博什科·迪米特里耶维奇接见阎志祥，并同他进行热情友好的谈话。

乌巴蒂外长回到曼谷对记者说
泰国柬埔寨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两国同意设立外交使团并互换大使
新华社曼谷1978年02月03日电
据曼谷报纸02月03日报道，泰国外交部长乌巴蒂·巴乍里央恭宣布，泰国和柬埔寨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乌巴蒂是在结束对柬埔寨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于02月02日回到曼谷在机场上对记者讲这番话的。
乌巴蒂外长说，他这次对柬埔寨的访问是“非常富有成果和非常成功的。”
他说，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1975年10月31日两国达成的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恢复关系。
他说，两国同意在对方的首都设立外交使团并互换大使。

友谊之路盛开友谊花
01月的加德满都，正是春意盎然，百花含苞待放的美好季节。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尼泊尔的友好喜讯，给刚结束在这个友好邻邦援外工作的同志，带来了美好的回忆。
尼泊尔人民勤劳勇敢的高贵品质，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热情奔放、待人友好的开朗性格，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又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使你们象在家里一样温暖”
修筑环城公路所需要的石料，大部分要从市区十多公里外海拔二千多米高的哥达瓦里深山林区中开采出来。
要在这个海拔较高，气候较冷，常年晒不到阳光的地方建造石料场，尼泊尔技术员布文卡几和其他尼泊尔工人首先想到的是，那里条件差，中国朋友刚来，会不适应环境而影响身体和工作。
他们在建造铁皮简房时，专门为中国朋友住的一间加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
中国朋友知道后，一定让给尼方朋友住进去。
尼泊尔轧石工人沙曼说：
“你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建设，我们一定要使你们象在家里一样温暖。”
后来，双方把这一间小屋称为“友谊小房”。
几年来，中尼朋友在这间简陋的“友谊小房”里，经常一起商讨工作，交流技术，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1975年07月，是尼泊尔雨季高峰。
一天，中国技术人员邓来福和三位尼泊尔修理工人，冒着瓢泼大雨，在奔腾咆哮的脑科河里，正为抢修一台挖掘机而紧张地工作着。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老邓发现，多伦巴杜却一直用自己结实的身躯紧紧地倚靠在他的身旁，不声不响地在为他挡着冷风急雨。
老邓激动地一定要他到驾驶室去休息。
多伦巴杜一边抹着满脸雨水，一边乐哈哈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请来的朋友，我要象对待兄弟一样的对待你。”
老邓虽然浑身湿透了衣衫，但心里却热乎乎的，浑身充满了力量。
1975年底，电焊工顾耀良患胰腺炎，急需住院治疗。
但市区一家医院，由于床位紧张，一时发生了困难。
这件事，被在这家医院工作、素不相识的老烹调师知道了，她悄悄地动员了正在住院、病快痊愈的侄子提早出了院，把床位让给中国病人住。
老顾住院后，这位老烹调师，每天总要去病房二、三次探望、照料。
她经常询问老顾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和需要吃什么口味的饭菜等。
当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件事而向她表示谢意时，她却说：
“我过去患过慢性病，是中国医生为我治好的。
现在，中国朋友在我们国家里生了病，我难道不能帮助你们作一点应该作的事吗？”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工作”
1974年底的一天，巴尔库桥工地上中尼工程技术人员正在为钻孔灌注桩而紧张地施工。
突然，在吊放钢筋笼后发生了吊勾被钢筋缠住而无法解脱的险情。
双方研究只能潜入到冰冷刺骨、两米多深的水下去排除故障。
在工地指导工作的我方技术员正要脱衣下去时，忽然，听到“卜通”一声，一位尼泊尔工人早已跳了下去。
半分钟过去了，大家焦急地围在孔边，等待张望。
一会儿，只见他冒出了水面，哆嗦着说，吊勾缠得过紧，一下子脱不开。
中国工人急忙想拉他上来，但他又一个猛劲潜了下去。
半分钟又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大家正为这位工人的安危耽心时，突然见他浮出了水面高兴地说：
“解开了，解开了。”
桥梁技术员比姆拉基，是个好学、肯钻研技术的尼泊尔工程技术人员。
全线桥梁工程完工后，他又提出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学习沥青路面的施工技术。
每天一清早，他就到施工现场，主动和中国技术人员一起做开工前准备工作。
虚心好学的态度，使他较快地掌握了沥青路面的施工技术知识。
当我们表示要学习他这种认真钻研技术的工作精神时，他高兴地说：
“你们总是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技术，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工作，向你们多学一些，将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处处爱护中国朋友
1975年03月的一天，工地仓库不慎失火。
中尼两国工程技术人员闻讯后，全力以赴，抢救存放在仓库中的易燃物资。
尼泊尔消防部门出动了大部分消防车辆，附近兵营开来了大水车帮助抢救。
我方工人毛显智等正在奋不顾身地搬运烧烫的机油桶，而烧断的屋架正在坍落。
突然，真乃巴杜等尼泊尔工人也钻进了火场，一边搬运东西，一边大声地要中国工人赶快离去。
真乃巴杜衣服被烧着了，但他全然不顾，却焦急地对着毛显智说：
“我们要为你们安全负责，请你们赶快撤离。”
可是，谁都没有离开火场一步。
火终于扑灭了，真乃巴杜和其他几位尼泊尔工人却挨个地跑到中国朋友面前，察看、询问伤情怎样。
在场的中国技术人员都为他这种关心照顾的诚挚情感而深深感动。
1975年10月的一天上午，阿旦斯瓦石料场在放炮炸石完后，两百多位尼泊尔民工正在紧张地进行开采石块工作。
突然，离地面二十多米的一个峭壁旁，一块一吨多重大石头正在松动坠落。
山脚下，中国技术人员周盛宾和尼泊尔工人正在商量工作。
周围尼泊尔工人见状后一边急呼要中国朋友赶快离开，一边却不顾自己安危，朝着老周奔跑过来。
现场的惊呼声，首先被正在商量工作的那几位尼泊尔工人听到了，他们赶紧拉着老周躲避，那块隆隆而来、呼啸而过的大石块正好砸落在刚才他们商谈工作的地方。
这时，在场的尼泊尔工人、技术人员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把老周等团团围住，纷纷询问伤着没有。
老周十分感动连声向他们道谢。
开山工人卡几说：
“你们不怕困难和我们在这里一起工作。
你的安全我们可要负责啊！”
尼泊尔人民这种临危不惧，紧急关头为中国职工安全而忘我抢救的例子还有很多，它将永远铭记在中国朋友的心头。
真正的朋友和兄弟
几年来，中国技术人员和尼泊尔人民在共同工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1976年底，路面施工进入紧张阶段。
道路民工吉塔不慎被运料车压伤。
消息传到中国技术人员住处，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中国工人，带了水果、罐头几次前往医院去探望他。
吉塔眼含热泪无限感触地说：
“我有过许多经历，你们中国沙提（尼语：
朋友）真正把我当成朋友和兄弟。”
1977年初，环城公路工程离竣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尼泊尔助理技术员克拉一次在工作中左脚受了伤，但他仍每天一拐一拐地坚持来工地工作。
中国技术人员几次劝他，好好在家休息、养伤。
这位曾在中国学习过的尼泊尔朋友依依不舍地说：
“我知道中国朋友在这里工作一结束，就全部要离开我们回国的。
让我与你们在一起多呆一些时间吧。”
1977年10月，加德满都环城公路工程完工后，中国技术人员要离别一起工作的尼泊尔朋友回国了。
这一天，很多尼泊尔朋友拿着一串串花环，一早就来到机场等候。
他们中有被中国医生长期治疗而恢复健康的尼泊尔朋友，有从很远的山区赶来的工人，有学校的学生。
在修配厂工作的修理班班长沙甘带着全班工人，每人拿着一串花环送给中国技术人员。
他紧紧地握着中国技术人员杜金荣的手，激动地讲：
“再见了，亲爱的中国朋友”。
并指着戴在老杜颈上花环的鲜妍花朵说：
“愿尼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永远盛开！”
　
本报通讯员

对亲密邻邦尼泊尔王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抵加德满都受到热烈欢迎
比斯塔首相到机场迎接比兰德拉国王会见邓副总理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8年02月0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的邀请，02月03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加德满都，对亲密邻邦尼泊尔王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当邓小平副总理的坐机飞越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加德满都特里布文机场降落以后，比斯塔首相同走下飞机舷梯的邓副总理紧紧握手，并且说：
“热烈友好地欢迎你。”
邓副总理回答说：
“非常感谢”。
比斯塔首相又指着随同来访的韩念龙副部长、沈平司长、高建中副司长说：
“我认识他们。”
比斯塔首相陪同邓小平副总理走在长长的红地毯上。
五个身穿紫红色衣裳的尼泊尔小姑娘，把几个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献给邓副总理，挂在他的颈上。
接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邓副总理被邀请站到台上，乐队奏中尼两国国歌。
在比斯塔首相陪同下，邓副总理检阅了仪仗队，随后同前来迎接的尼泊尔官员和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等数百人见面。
今天，加德满都阳光灿烂，机场被布置得象过节一般。
机场内外都用许多色彩鲜艳的旗帜装饰起来。
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上和市中心许多地方悬挂着两国国旗和用尼中两国文字写着“尼中友谊万岁”的横幅。
比斯塔首相陪同邓小平副总理乘汽车去国宾馆。
到机场迎接的尼泊尔高级官员有：
代理首席法官巴苏德夫·夏尔马、全国评议会议长拉姆·哈里·夏尔马、回农村运动委员会主席比什瓦·班杜·塔帕、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财政大臣贝卡·巴哈杜尔·塔帕和其他大臣。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尼中友好协会和尼中文化协会的负责人等。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和使馆全体外交官员、援尼中国专家的代表等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8年02月03日电
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国王02月03日下午在王宫会见了正在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国王对邓小平副总理说：
“欢迎你到尼泊尔来。”
邓副总理向国王转达了华国锋主席的问候。
国王表示感谢。
会见时，比斯塔首相在座。
随同邓副总理访问的韩念龙副部长、沈平司长以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也在座。
在此之前，邓小平副总理到加德满都市中心的烈士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并在纪念册上签了名。
邓副总理还在尼泊尔教育国务大臣帕舒帕蒂·沙姆谢尔·拉纳的陪同下，参观了古色古香的加德满都老王宫，并在来宾簿上签了名。
数千名市民聚集在附近街道两旁，欢迎中国客人的到来。
在近旁的庙宇的高达数十级的台阶上也站满了人群。
（附图片）
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新华社记者 摄（传真照片）

米尼奇副主席说去年南斯拉夫外交活动非常成功
南中两国友好和全面合作前景广阔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2月03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01月31日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作了关于1977年南斯拉夫对外政策和活动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南斯拉夫去年的对外政治活动，不论是在发展和进一步促进同许多国家的双边关系，还是在所有重要的多边国际活动方面都非常成功。
米尼奇强调说：
“在我国整个国际活动中，具有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的是铁托总统的不平凡的活动，他本人对不断扩大和发展我国同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所做出的贡献，他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平等的国际合作而进行的不倦努力，他为加强不结盟国家的团结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解决最重要国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
他说：
“我们在充分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和相互尊重各国内部发展的道路和各国国际地位的特点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了关系，而不管其社会制度不同或者相同。”
他在谈到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关系时说：
“去年，我们对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我国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使这一关系正常化给予了特别重视。”
“铁托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及他同华国锋主席和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全面合作，并且从进一步确立本国发展道路，确立两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和确立民族价值与特点的意义上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鉴于这次访问是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近几年关系不断发展进程中的最高成就，因此，中国和世界都称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这是有道理的。
同时，这次访问也为进一步发展所有方面的全面平等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他在谈到南斯拉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不结盟国家的关系时说：
“共同的目标以及为实现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议所通过的目标和纲领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密切了我国同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属于这些国家之列）的关系。
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同上述国家的友好关系在相互信任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
米尼奇说：
“我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长期主要工作之一，是我国在不结盟国家运动中的活动，我国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和明显的作用。”
米尼奇在报告中还谴责某些外来势力对不结盟国家不断增加压力，使它们发生分裂的企图。
他指出：
“所有这些压力的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削弱不结盟国家的相互声援和团结以及通过干扰它们的行动来阻止不结盟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不断增加的影响。
勿庸置疑，不结盟国家的运动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米尼奇还在报告中说，南斯拉夫“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去年也在进一步扩大的标志下得到了发展”，“同美利坚合众国各方面的关系与平等合作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邓副总理拜会比斯塔首相并举行会谈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8年02月0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02月03日下午到尼泊尔外交部拜会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随后同他举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拜会时，邓副总理向比斯塔首相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他的问候。
拜会和会谈时在座的有随同邓副总理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等。
会谈时尼泊尔方面在座的有：
外交大臣阿里亚尔、财政大臣巴哈杜尔·塔帕、外交部秘书卡纳尔、刚离任的驻中国大使比克拉姆·拉纳等。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发表社论
纪念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01月31日发表社论说，02月01日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二十九年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陈平同志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各族革命人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战斗，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和多次大进攻，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社论说，1977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党中央‘四·二六’声明的光辉照耀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战斗，打击敌人，取得了比1976年更大的战果。
我军在一百三十三次战斗和其他军事行动中，共歼灭敌人五百六十多名，其中打死打伤敌方军警五百四十多名，包括敌人军官七名。
此外，还消灭罪恶累累的敌奸走狗二十一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社论强调指出，1977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还粉碎了反动派联合发动的在边境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使敌人扑灭武装斗争的图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社论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英勇战斗的同时，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把更多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人民武装更加发展壮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更加巩固和扩大，武装斗争继续向广阔的地区发展。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巨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形势。
社论说：
“事实一再证明，久经革命战争考验和锻炼的民族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
社论说：
“展望光明的前途，我们充满信心。
同时，我们也看到，要赢得革命的胜利，还要克服新的困难，冲破新的障碍。
因此，革命军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陈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战争而努力奋斗。”

不全是笑料
塔斯社的高明的经济评论员，对我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支持西欧的联合一事，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北京需要‘小欧洲’？”
照他看来，“小欧洲”似乎是可以随人之“需要”而猎取的东西，而据说北京正是“需要”向西欧“扩张”。
人们可不要把塔斯社这个大发现仅作笑料来看待。
因为，这种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语言，只有那些把四分之三重兵压在西欧头上的冒险家们，才说得出来。
谁不知道，这群冒险家先则攻击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则企图拉它同“经互会”“合作”，又打又拉，无非是要搞垮它，搬掉这个不利于他们称霸欧洲的大障碍。
但联合的欧洲并不“小”，莫斯科“需要”吞掉它，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争霸的招供
苏联海军副总司令科托夫发表一篇文章，有限度地承认苏联远洋核动力导弹舰队实力几倍、成百倍地增长，苏联整个海军已“能在世界海洋的任何一点顺利完成战役战略性战斗任务”。
但他却又说，这样速度和规模的扩军，是象勃列日涅夫所标榜的那样，出于防御性的需要。
其实，这恰恰证明勃列日涅夫撒了谎，因为准备到“世界海洋的任何一点”去“战斗”，是搞什么“防御”吗？
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希特勒和所有妄图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搬弄过。
所以，这位副总司令的文章，无异是苏联争霸全球的野心的自我暴露。

“亲戚越走越亲”
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了友好邻邦缅甸探望亲戚——三千一百万缅甸人民。
从燕山之麓来到印度洋畔，从渤海平原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附近，从长城脚下来到大金塔旁，走亲戚的路途是不短的。
在北京上飞机时，人们穿着厚厚的冬大衣，而到达仰光机场时，只穿一件短袖衬衫就可以了。
仰光以热带城市美丽的风光来欢迎贵宾。
高大挺拔的椰子树，结实累累的香蕉树，翠绿的棕榈，盛开的鲜花，到处可见。
吴奈温总统告诉邓小平副总理：
“现在正是缅甸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的确，缅甸正值凉季，既不象热季那么炎热，也不象雨季那么多雨潮湿，是最舒适的季节。
“达由（中国）巴玛（缅甸）漆基耶（友谊）第缅耶巴赛（万岁）！”
当邓小平副总理下了飞机，在吴奈温总统陪同下走上了长达百米的红地毯时，热情的欢迎群众就高呼着这一口号。
在这以后，邓副总理所到之处，都可听到群众反复高呼这句充满真挚情谊的话来迎迓他。
缅甸领导人和人民期待邓小平副总理的来访，已经很久了。
1975年11月吴奈温总统访华，会见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曾经当面向毛主席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缅。
毛主席答应由邓小平副总理回访。
现在，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实现了，中缅友好达到了新的高潮。
邓副总理到达仰光机场时在书面谈话中说：
“我们这次来缅甸访问，正象两国领导人历次访问一样，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结束访问前夕，邓副总理在告别宴会上祝酒时又说：
“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我们两国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关系。”
“我们就象走亲戚一样，过得非常愉快。”
“亲戚越走越亲”。
这是邓小平副总理去年09月19日当吴奈温总统又一次访华时在宴会上对总统说的话。
确实，用这句话来表达两国人民的情谊和两国友好关系，是很贴切的。
自从两国1950年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
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九次访缅。
陈毅副总理也曾多次去访问过。
吴奈温总统曾先后十次访华，其中包括1977年一年内的两次。
邓颖超副委员长去年02月到缅甸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
现在，邓副总理再一次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缅甸人民。
仰光报纸《卫报》01月28日的社论表达了缅甸人民对邓副总理来访的高兴心情。
社论在标题中把邓副总理称为缅甸“家家户户的客人”。
报纸写道：
“仰光市民不分老少、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贵宾。
人们站在街道两旁欢迎车队经过，还有些人虽然没有出来，但是对他应缅甸总统和总理的邀请来这里访问感到高兴。”
在缅甸新闻电影厂工作的一位缅甸朋友告诉我们，当邓副总理到达仰光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在机场的学生乐队里奏乐。
在陪伴我们乘车由机场赴仰光市区的途中，这位朋友看见他的妻子（一位大学讲师）站在街道旁群众欢迎队伍中挥动着旗子。
他说：
“我们是锁了房门全家出来欢迎的。”
在吴貌貌卡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一位缅甸官员告诉记者，那一天，他的家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小女儿是学校乐队成员，去了机场，大女儿参加了夹道欢迎。
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胞波”亲戚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在邓副总理的车队驶过街道时，不论在首都仰光，还是在山道威农村，都可以看到：
身穿各种颜色的纱笼的男女群众，挥动着旗，喊着“达由巴玛漆基耶第缅耶巴赛”，眼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辉。
不少人尽力探身向前，尽情高喊，好让车里的中国贵宾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
在额不里海滩边的树林下，阵阵的凉爽的海风送来浪涛拍岸声。
这时，一位缅甸朋友谈起了缅甸人民为什么把中国人民称为“胞波”。
原来，“胞波”就是“同胞兄弟”的意思，根据缅甸古老的民间传说——中国人的祖先和缅甸人的祖先是同胞兄弟。
在邓副总理访缅的六天期间，缅甸领导人给予他亲切的款待，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吴奈温总统在邓副总理抵离仰光时都亲自到机场热情迎送，出席了邓副总理的告别宴会，发表了热情的祝酒词。
在中国客人到缅甸的当天，他在落成不久的新的总统府设宴招待。
他告诉邓副总理，这是第1次在新总统府接待外宾。
山友将军和吴貌貌卡总理都热情接待邓副总理。
在邓副总理在仰光的各项访问活动中，吴貌貌卡总理始终作陪，还陪同邓副总理到额不里海滩休息。
额不里海滩——这个风景如画的海滨胜地，接待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中缅友好关系史上曾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这一次又增添了新的佳话。
邓副总理在那里观看了富有民族色彩的划船比赛和摔跤比赛。
划船比赛是山道威市所属各村之间的传统体育比赛。
在中国客人到达前，已经举行了预赛，选拔出实力最强的几队，特意等邓副总理到达后举行决赛。
细长的独木船划破海上碧波飞驶而去。
在每一局比赛中，当那只船获胜时，全体船员举桨欢呼，然后，队长便把木桨扛在肩上，有节奏地舞蹈起来，全体选手们合唱着豪放的歌曲，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在比赛的终点，一根铁杆竖在海中，上面用绳索平挂着一根竹杆，哪只船上的选手首先从这根竹杆中抽出一根预先插入的藤条，就取得胜利。
经过几局较量，最后取得成人组冠军的是名叫泰觉盛的一队，它来自纳札宾村。
当地军政负责人、缅西军区司令敏贡上校告诉邓小平副总理，这个队已连续三年获得冠军，因此，在比赛时它的船头放着一个很大的流动银盾。
当地若开邦的摔跤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
比赛结束时，两个运动员不仅友好地握手，而且都张臂舞蹈起来，表现出友谊重于胜负的精神。
邓副总理饶有兴味地观看了比赛，并应主人的邀请，为划船比赛和摔跤比赛的冠军发奖，同健儿们一一握手。
吴貌貌卡总理则为亚军发奖。
邓副总理在额不里海滩连续两晚都观看了缅甸艺术家的民族舞蹈节目。
这些舞蹈动作优美，富有民族特色。
其中有一个节目《象舞》，同中国的由杂技演员表演的《狮子舞》有相似之处。
这只大象时而昂首向天，时而用后腿站立，以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生动地表现出一只大象的雄健刚毅的形象。
邓副总理身体健康，步履轻快，而缅甸主人还是体贴入微，尽量不让他多劳累。
邓副总理深切感谢主人的心意。
当他从额不里海滩回到仰光，在告别宴会上重逢吴奈温总统的时候，吴奈温总统关切地问：
“休息得好吗？”
邓副总理笑着回答：
“非常好！
照顾得很周到，过意不去了。”
在访问过程中，每提到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时，人们都深深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他九次访问缅甸，足迹遍及仰光、曼德勒、蒲甘、东枝等地，两次同缅甸朋友共度泼水节……。
人们也深切怀念陈毅副总理，他所作的《赠缅甸友人》的诗篇，在缅甸人民中传诵至今。
就在这次吴貌貌卡总理欢迎邓副总理的国宴上，缅甸歌唱家又一次演唱了用这首诗谱写的歌曲。
缅甸朋友总是不忘旧谊，曾经多少次提到周总理的名字，回忆他执行毛主席的外交政策、为中缅友好所作的贡献。
在01月26日吴奈温总统宴请邓副总理的席间，一位缅甸高级官员说：
“我一直记得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缅中两国的友谊是经过时间的长期考验的。”
另一次，一位缅甸朋友深情地向我们谈起他十多年前参加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见到周恩来总理时的情景。
他说，那时，北京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他亲眼看到周恩来总理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到一位缅甸朋友身上。
他说，此情此景，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在访问中，邓副总理代表了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和总理邀请吴奈温总统再次访华，也代表中国政府欢迎山友将军、吴貌貌卡总理等缅甸领导人访华。
而吴奈温总统也邀请邓副总理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再来缅甸。
走亲戚还要继续，而且越走越亲。
新华社记者　李延宁

就苏联飞机飞越土耳其领空次数激增
土耳其向苏联提出警告
新华社安卡拉电
据土耳其《国民报》01月27日报道，土耳其就苏联飞机去年12月份飞越土耳其领空的次数激增一事向苏联提出了警告。
报道说，根据蒙特勒公约规定，苏联飞机只要预先通知土方，就可以按指定航线“临时”飞越土耳其。
过去，苏联此类飞行一般每月为十至十二次，而1977年12月，竟然超过了三十次。
这种情况超出了蒙特勒公约规定的“临时”通行的限度。
因此，土耳其政府就此向苏联提出警告，并且要求苏联将其飞越土耳其领空的次数减少到正常水平。
报道说，苏联通知土耳其时说，飞越土耳其领空的这些飞机是“民用”飞机，但是，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的通过人造卫星取得的情报表明，这些飞机是安—12型和安—22型军用运输机。
据这家报纸报道，在过去两个月里，苏联建立了一条把军用物资和武器从苏联格鲁吉亚和塔什干的一些基地运往非洲之角的空中桥梁。

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发表新著
揭露苏联加紧同美国争夺澳大利亚
新华社堪培拉1978年01月27日电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发表新著《澳大利亚和超级大国》，揭露苏联正在加紧同美国争夺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先锋报》01月26日刊登了这本书的摘要。
希尔的书指出，“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新的、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面貌出现，并在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剧烈争夺中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争取独立斗争的对手就既包括美帝国主义，而且在更严重的意义上说也包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希尔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苏联对澳大利亚渗透和扩张的事实，他说：
“在澳大利亚周围航行的苏联旅游船是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多种目的效劳的。
其中一个明显目的是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搜集澳大利亚水域的航行情报，这类情报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扩张和最后发动战争至关重要。
这些船配备着电子侦察装置。”
希尔说：
“苏联还派遣军舰进入澳大利亚水域。
最明显的事例是苏联军舰‘费奥多尔·利特克号’1974年底闯进澳大利亚水域，水手以蒸溜用水为借口登上一座澳大利亚礁石，事后澳大利亚海军却在那里发现了一部被留下来的电子监听器。”
“在澳大利亚水域捕鱼的苏联的渔船也进行间谍活动。”
希尔说，苏联的商船队正在渗入澳大利亚的贸易。
苏联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活动很猖獗。
苏联对澳大利亚的矿产有很大兴趣。
希尔说：
“正象美国在澳大利亚保持军事基地是为了保护其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和把澳大利亚当做为其帝国主义全球利益服务的战略基地这一双重目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在尽力争取在澳大利亚建立基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报告主张
西方必须准备对付苏联空中进攻
据新华社1978年02月01日讯
美国《纽约时报》01月30日刊登的一篇专稿，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苏联空军过去二十年里所搞的现代化使得西欧容易遭到一场“破坏性的”空中进攻——这种局面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对抗措施。
这篇专稿的题目是：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说，欧洲容易受到苏联现代化空军的攻击》。
文章大量引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纳德·伯曼01月29日发表的这项研究报告的内容。
报告指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苏联“空军的作用已经发生变化”，它已经成为一支由新式飞机组成的进攻力量。
苏联的飞机现在能够在一场战争的头几天对北约空军基地和核储存地区发动一场“破坏”性进攻。
在谈到苏联显然已决定不单纯依靠核系统作为战术武器问题时，报告指出，作为一种替代办法，苏联和华约将对北约在中欧的空军基地和储存核武器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非核空中攻击，从而保证苏联地面部队的机动能力并迫使北约组织不能选择使用核武器的方案。
北约组织现在必须设想，苏联的计划人员正在考虑用一场持续几天的激烈的常规战争来替代一场核冲突。
西方军队必须准备度过一场由常规部队进行的大规模空中进攻，并要求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和数量更多更为耐久的飞机掩体以及最终改组和重新装备北约部队以对付苏联的现代化空军和地面部队。
报告竭力主张，由于苏联空军不断发展，西方应采取强有力的步骤。
报告说，大西洋联盟“必须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很可能是苏联最初的空中进攻的主要目标的设施、空军基地、核储存场及指挥和控制中心”。
为了对付现代化的苏联空军和陆军部队，“北约组织的地面部队必须获得新装备，使他们能够在没有直接的、低空的空中支援的情况下独立作战”。

苏联型流感向东欧蔓延
新华社1978年02月02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型流行性感冒自去年11月在苏联流行以来，目前正向东欧一些国家蔓延。
据匈牙利卫生部报告，在匈牙利，苏联型流感患者在不到一个星期中就增加了两万人，目前患者已达九万。
匈牙利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布达佩斯说：
“这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到达高峰。
我们预计将在本月中旬到达”。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电台报道说，罗马尼亚首都及外地，已发现六万多名这种类型的病患者。
南斯拉夫有关方面02月01日宣布，估计全国已有四万人患苏联型流感。
苏联卫生当局宣称，这种流感首先于去年11月在西伯利亚发现，12月中旬蔓延到莫斯科。
另据美国传染病专家估计，这种被称为Ａ—1型病毒可能在今春传到美国。
此外，据日本厚生省宣布，01月中旬一周内，在日本有十三万人患了这种类型的感冒。

西亚德总统说进步的标准决不是同苏联的联系
索马里拒绝成为苏联的走卒
新华社1978年02月03日讯据中东社报道，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强调说，苏联—索马里友好条约实际上是苏联废除的，因为苏联没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没有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服务。
他说，苏联人本来希望索马里追随他们的立场，索马里拒绝了。
02月02日在巴黎出版的《阿拉伯祖国》杂志发表了西亚德总统的这次谈话。
他说，我们拒绝成为苏联的走卒。
进步的标准决不是同苏联的联系。
我们是独立的自由的人。
我们有自己的事业。
他在答复问题时表示愿意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非洲之角的争端。
他说，索马里有许多朋友，情况决不是苏联希望的那样。
他还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正在日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