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送彩礼不大吃大喝　既热烈又有教育意义
晋江县十四对男女青年集体举行婚礼
省地县均有领导同志参加　广大贫下中农赞扬婚事新办
本报讯
新年前夕，福建省晋江县有十四对男女青年，针对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当地“四旧”沉渣泛起的情况，集体举行了移风易俗的革命婚礼。
晋江县委在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过程中，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积极提倡婚事新办。
这十四对青年响应县委号召，决定举办革命婚礼，不送彩礼，不大吃大喝。
这次婚礼举办得既热烈愉快又有教育意义。
省革委会、晋江地委、晋江县委都派领导同志参加了婚礼。
县委领导同志给新婚夫妇赠送了红宝书——《毛泽东选集》第5卷。
会后，由省、地、县、社领导同志带领新婚夫妇参观了石狮镇揭批“四人帮”罪行展览馆，给新婚夫妇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这次革命婚礼，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赞扬。
晋江地区其他县的许多青年也准备举办这种革命婚礼，在婚姻问题上肃清“四人帮”的恶劣影响，移风易俗立新风。

劈山引水造良田
晋中地区平定县石门口公社南坪大队社员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四十多米高的南平山劈开，修造一条新河，改造旧河滩，可造田五百亩，增产粮食，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摄

办好自然科学刊物　促进科研大干快上
科学院召开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新华社1978年01月23日讯
中国科学院最近召开自然科学期刊工作座谈会，决心把自然科学刊物办好，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所属四十多种自然科学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编辑，包括柳大纲、汪猷、吴学周、张素诚、顾功叙、张钰哲、郑作新、沈昭文、王竹溪等科学家和教授，以及刊物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和出版印刷人员共一百二十多人。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克实等到会作了讲话。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指出，自然科学刊物是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重要阵地，是促进科学研究大干快上的重要环节，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陈景润等都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被发现、培养起来的，许多科研成果也通过刊物在国内外传播。
中国科学院所办自然科学刊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重视。
可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竭力干扰破坏自然科学期刊工作，强令刊物登载“帮论”、“帮文”，妄图把自然科学刊物变成他们的反革命舆论工具。
谁不按他们那套办，“超阶级”、“纯学术”、“用技术掩盖政治”、“脱离当前斗争”的棍子就朝谁打来。
致使一些刊物毒草连篇，文风不正，甚至改变了刊物性质，变成“四不象”，国内外读者不愿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代表们认为，自然科学刊物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的阵地。
它和政治性刊物各有分工。
象自然科学学报这类刊物，完全可以不转载报刊上的政治性文章。
它应当充分反映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面貌，提高科学水平，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代表们指出，学报是以刊登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为主的专业性学术刊物。
可是前几年，“四人帮”搞乱科学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硬以“工农兵看得懂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名，反对学报的办刊方向，实际是取消学报，取消基础理论，妄图阻挡科学技术的发展。
通过批判，代表们认为，自然科学刊物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要求，而有所分工：
普及刊物是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一定要办好；
学报是为交流科研成果，提高科学水平的，也要办好。
座谈会上，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罪行。
代表们认为，应当尊重自然科学刊物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恢复编辑职称，明确岗位责任制。
自然科学刊物应当造成良好的学术争鸣风气，办得群众爱看。
座谈会拟定在提高现有刊物质量的基础上，今年再恢复和增加若干种新刊物，陆续填补二十多个学科刊物的空白，力争缩短刊期，以适应科研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

对修正主义狠批了五年　对资本主义狠斗了五年
大寨经验在晋中推广开了
地委紧抓关键，帮助各县县委真学大寨，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
1973年04月，敬爱的周总理带病第3次到大寨视察工作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晋中地委负责同志说：
“你们要好好工作，尽快把晋中的每一个县都建成昔阳那样的大寨县。”
时间过去快五年了，晋中地区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搞的怎么样？
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和调查，现在可以欣喜地向大家报告：
大寨的经验在晋中推广开了！
全地区建成的大寨县和学大寨先进县，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农业生产连续五年迈大步。
去年全地区十四个县、市粮食亩产过“黄河”。
晋中地委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对修正主义狠批了五年，对城乡资本主义大斗了五年。
他们把各项政治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全地区粮食递增率、每人平均占有量、劳动生产率和提供的商品粮，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1972年到1977年，晋中地区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四，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业生产都有了较快发展。
群众生活相应改善，社员平均收入比1972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
真学大寨就有高速度
大寨、昔阳在晋中地区，可是1973年以前，大寨经验在晋中一直推广不开。
原因尽管很多，但关键在地委。
当时地委内部就有人反对学大寨，也有人只是口头上学大寨。
这个盖子揭不揭？
地委的态度很坚决，不但要揭，而且首先要揭地委内部的问题。
他们发动群众揭矛盾，党委内部搞整风，把假学大寨的问题端出来，把真学大寨的榜样树起来。
1973年冬季，地委在昔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为什么大寨经验在晋中推广不开？
大量事实说明，原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大寨红旗明学暗反，对昔阳经验明推暗压。
全区一百三十个学大寨先进单位，被砍倒了八十一个，这些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有段时间，学大寨的人受气，反大寨的人神气；
学大寨的人有罪，反大寨的人有功；
学大寨的人挨整，反大寨的人升官。
很多同志气忿地说：
“下边反大寨，地委有后台；
政策不落实，怎能学大寨？”
整整斗了两年多，终于把搞错的案件进行了复查清理和平反，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为了真正把昔阳学大寨的经验推广开，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晋中地委认真帮助各县县委解决真学大寨和假学大寨的问题。
他们按照华主席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三条，检查各县工作：
“查一查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认真批判了没有？
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真正树立起来了没有？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真正做到了没有？”
平定县和昔阳县地连地、山连山，过去大寨经验在平定一直推不开。
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地委调大寨公社南垴大队支部书记李锁寿同志担任平定县委书记。
这个学大寨的钢铁汉，坚决按大寨精神办，斗了一年，大干了一年，把平定建成了大寨县。
粉碎“四人帮”以后，晋中地委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解决真学大寨、假学大寨的问题，使各县县委真正认识到真学大寨才能有高速度。
关键要抓到“关键”上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那么，要在一个地区普及大寨县，地委的责任是什么？
晋中地委的负责同志说：
“有钢要使在刀刃上，关键要抓到‘关键’上。”
近五年来，晋中地委下硬功夫，花大气力，解决各县县委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
主要抓了几条：
一是经常要求各县对照昔阳县委，揭矛盾、找差距，学昔阳县委学大寨的真经。
盂县是1976年建成的大寨县，但是去年拉下了步子。
地委及时帮助县委一班人对照昔阳、平定找差距。
县委原原本本地把上级的批评传达给基层干部和群众，群众非常满意，并给县委提了许多批评意见。
去年03月，全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地委点出了和顺、榆次两个县的问题，一下把火点起来了。
榆次县参加会议的公社书记说，建设大寨县的计划落了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领班人在“四害”横行时动摇，当了逃兵。
这个问题一捅，县委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狠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联系实际，扫清障碍，促进学大寨运动。
和顺县也在班子里揭开矛盾，进一步深揭猛批“四人帮”，一年跨入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二是由地委统一部署，每年抓县委搞两三次整风。
整风前，地委先摸清各县班子的主要矛盾，以便切实解决问题。
如祁县县委主要领导人有问题，基层干部要求县委揭矛盾，有的县委负责人不支持、不欢迎，还压制群众批评，捂盖子。
地委发现后，便把祁县县委书记、副书记叫到地委，地委常委两次进行分析，指出矛盾，揭开盖子，解决了问题。
三是坚持以思想整顿为主，同时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
几年来，晋中地委从地直机关抽调，并从社、队提拔一批干部，充实各县县委领导班子。
根据干部在第11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对各县班子分别作了调整。
对于那些假学大寨，精神不振，干劲不足，作风不好的，主要是教育提高，个别的作了适当调整。
实践证明，县委领导班子真正过硬，全县面貌一两年内就会大变。
寿阳、平定就是如此。
可见地委抓到了“关键”上，普及大寨县的速度就能大大加快。
晋中地委旗帜鲜明地支持各县的工作。
在“四人帮”干扰严重时期，为了顶住这股妖风，地委在一年内连续召开了六次县委书记会议，大讲大寨的斗争历史和昔阳学大寨的战斗历程，大讲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讲地委的坚强决心。
地委明确告诉大家，要坚定不移学大寨。
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什么时候也错不了。
地委的坚强斗志和革命精神，使各县县委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腰杆硬，胆子壮。
打破旧的平衡　推广典型经验
昔阳学大寨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但有些人总认为高不可攀，不容易学到手。
晋中地委认为，要把学昔阳的经验变为各县干部的自觉行动，光有昔阳经验还不够，还要有运用昔阳经验的新典型。
1974年，地委树立了长期落后的寿阳，学大寨赶昔阳，一年改变面貌的典型，破除了许多人的迷信。
但有的人还是不服气，说寿阳面貌变得快，是因为干部多、班子强、土地潜力大。
平定县这个新的典型出现了，说服力更大了。
许多县委书记口服心服地说，再三心二意，摇摇摆摆学大寨，不要说群众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宽容自己了。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又由平衡到新的不平衡。
每出现一个新的典型，都意味着平衡的突破。
在这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永不停息的运动中，形成了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1973年前，除昔阳县外，全地区没有出现过一个农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县。
到了1973年，太谷、祁县这两个过去旗鼓相当的县比出了高低。
这一年，祁县的粮食总产量比太谷多三千多万斤；
到了1975年，太谷又超过了祁县。
原来盂县比寿阳的总产多五百万斤，到了1974年，寿阳就超过了盂县，去年寿阳的总产超过盂县一亿斤。
原来左权高于榆社，去年榆社增产百分之五十，远远超过左权。
在晋中地区的普及大寨县运动中，每出现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就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产，就出现一次高速度的发展。
五年来，几乎每年都要出现几个大幅度（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产的县。
这就把晋中全区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推向一个高速度发展的新阶段。
调动千军万马大办农业
晋中地委在每次整风中，都要认真检查和讨论普及大寨县问题。
每个常委不论分管那条战线的工作，都要为普及大寨县做贡献。
地委多次强调，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就是要一心一意领导好学大寨，就是要全力以赴，调动千军万马大办农业。
地委明确规定：
战线不管有几条，主攻方向是农业；
工作不管有多忙，抓不好学大寨就是空忙；
不论搞什么政治运动，都要和学大寨结合起来，当成一个统一运动来抓，只能推动学大寨，不能代替学大寨，更不能挤掉学大寨，取消学大寨。
不管那个行业，只能支援学大寨，为学大寨服务，不能冲击学大寨，削弱学大寨，更不能跟学大寨抗膀子。
地委在领导精力上，工作安排上，干部配备上，物资分配上，都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摆到重要位置。
地委经常教育各行各业的职工，要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地委向工业战线的同志提出：
“全区普及大寨县，工业战线怎么办？”
1972年全地区只有七个小型化肥厂，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四个，每亩化肥的施用量由二、三十斤增加到六十一斤，对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立了大功。
县办的小水泥厂由1972年的年产近六万吨，增加到十八万吨。
还生产了小手扶、小履带拖拉机，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做出了贡献。
这五年，是晋中地区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五年，也是山河面貌大改变的五年。
晋中地委深深感到，要普及大寨县，领导者本身必须善于应用昔阳经验来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
如在农村劳动力使用上，晋中地委十分注意在“人心向农”上做文章，在“劳力归田”上下功夫。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农村劳力的使用上曾存在着严重分散现象，除了脱产干部越来越多以外，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以及亦工亦农、亦工亦商的工人和代销员也越来越多，加上林、牧、副业上使用劳力的浪费，全地区留在农业第1线的劳力最多还不到总劳力的百分之五十五，这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大干快上呢？
他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扎扎实实采取措施，抓了“人心向农”、“劳力归田”的工作，全区有七万多人回到了农业第1线，使留在生产队的劳力不少于百分之七十。
这个措施加快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普及大寨县，地委怎么办？
昔阳所在的晋中地区，学大寨取得很大的成绩。
五年来，粮食生产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二点四，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普及大寨县、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树立了榜样。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这并不是说省委和地委就没有重大责任了。
就一个省来说，普及大寨县运动搞的好坏，关键是省委。
就一个地区来说，关键是地委。
地委应当怎样领导一个地区的普及大寨县运动呢？
晋中地委的经验说明，地委首先要抓的“关键”，是解决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把各县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建成象昔阳县委那样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三反一砍”妖风在晋中也很猖狂。
当时，学大寨的人有罪，反大寨的人有功，学大寨的人挨整，反大寨的人升官。
不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错整了的干部问题认真解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情就不舒畅，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学大寨运动就无法开展。
晋中地委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整错了的人恢复名誉，安排适当工作；
把坚决同“四人帮”作斗争，坚持学大寨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对那些犯有路线错误而又不肯改正的和那些长期精神不振、不起作用的干部作适当调整。
结果，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晋中地委还紧紧抓住县委领导对学大寨的态度和认识问题，通过整党整风，切实解决“真学与假学”的问题，把假学大寨的问题端出来，把真学昔阳的典型树起来，帮助各县领导班子正确对待大寨和昔阳的经验。
他们就是这样把一个一个县的领导班子建设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由点到面展开了，农业生产出现了高速度。
普及大寨县，地委怎么办？
晋中地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把普及的工作推进得更快些？
如何由点发展到面？
这是当前学大寨运动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各省（区）、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大寨县和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大寨县，产量再高也不可能有大面积增产的效果。
“典型一朵花，面上平不塌。”
这就失去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意义，也不可能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
因此，晋中地委在全地区迅速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值得引起重视。

桂林齿轮厂职工树立全局观念
以主人翁姿态把好农机配件质量关
本报讯
桂林齿轮厂党委在几年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对职工经常进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说明农机配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速度，关系着贫下中农的切身利益。
全厂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抓好农机零配件的生产，努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
他们在临桂县庙头公社大力大队第3、第4队，建立了手扶拖拉机齿轮田间使用耐久性试验点，经常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改进和提高齿轮质量。
去年下半年，经全国手扶拖拉机行业分片检查，这个厂的齿轮及轴合格率达百分之九十三。
桂林齿轮厂有些同志原来不重视配件生产。
1974年初，这个厂的二齿车间主任、共产党员韦金秀出席了四届人大，回厂传达了周总理在会上宣布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给全厂职工极大的鼓舞。
大家说，要把农机工业尽快搞上去，就要以当好主人翁的战斗姿态，积极地搞好配件生产，不仅要为主机厂着想，更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着想。
广大职工心里有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干劲更大了。
职工们每做一个配件，都从整台拖拉机的质量着想，努力提高配件质量。
副变速齿轮内孔产生锥度，是由于渗碳淬火时质量不好。
为了从根本上攻克淬火变形的难关，厂党委根据技术员的建议，在武汉钢铁学院师生的协助下，攻关小组连续进行试验，终于使齿轮内孔合格率由原来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六，耐磨性提高一点八倍，十一个质量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为了使产品质量过得硬，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坚持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生产上精益求精，管理上严格要求。
去年08月的一天，检验员发现一批驱动轴硬度不够，经过化验，是材质不对。
材料不合格，产品在使用中就会早期磨损，给贫下中农带来损失。
当时，这批产品已经有二千一百六十件装箱入库，有四十五箱五百四十件已出了厂，还有五千多件成了半成品。
是马马虎虎让配件出厂，还是对人民负责到底，一件不漏地清查出来？
厂党委立即组织有关同志开会，大家认为，这是关系工农联盟，关系贫下中农切身利益的大事，即使装箱入库了，也要一件件查出来。
全厂立即组织人员翻仓查库，查清混错钢材的驱动轴。
一条驱动轴重三点七五公斤，职工们夜以继日地一箱箱拆开，一条条搬上拿下打硬度、看光谱，终于把错料的八十多条驱动轴查了出来。
同时，对出厂的产品，也派人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检查，经过突击检验，清出了一条错料的产品。
职工们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受到“南拖”同志好评。

一个盲人的肺腑之言
俗话说，盲人出门行路难，一个腿脚不便的盲人出门，更是难上加难。
粉碎“四人帮”，雷锋精神大发扬，盲人出门也不用发愁了。
一位盲人曾向笔者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03月17日，我外出有事，回来时摸到车站，准备坐车回家。
车来了，我一时摸不着门，十分焦急。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说：
‘同志，我来背你上车！
’接着，一双温暖的手向我伸来，把我背上车，小心地扶到座位上。
到站后，又是这同志把我背下车，并且一直把我送到家。
这是谁呀？
从人们的赞扬声中，知道是一位值勤民警。
后来，我又让孩子去查问，才知道他就是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张家德同志。”
谈起这天的经历，这位盲人真是难尽自己的肺腑之言，他说：
“我虽然看不见雷锋，可雷锋就在我身边。
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
湖北省公安局供稿

一封感谢信哈尔滨市公安局领导同志：
我们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向你们反映南岗区通达派出所民警孙林谟同志抢救误用药而中毒的方亚琴的动人事迹。
方亚琴是南岗区汗祥街居民，贫农出身，今年四十八岁，患有肺气肿、肝炎等疾病，脑神经也不好，爱人已去世，家中有三个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七岁。
一次，方亚琴吃错了药，中午毒性发作。
她大孩子放学回家发现后，马上到派出所报告，孙林谟同志闻讯赶来，组织群众把病人抬到通达医院，然后又送到省立医院抢救。
在医院，老孙不怕累，不怕脏，打扫病人呕吐的脏物，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脱离了危险。
随后，老孙又把病人送到住院处，安慰说：
“你好好养病，孩子我回去安排。”
晚上，老孙从自己家里做了热呼呼的饭菜，给方亚琴的孩子送去，又安排邻居给孩子做伴，忙到深夜才回家。
孙林谟同志对待人民群众真象春天一般温暖。
第4居委会的王大嫂子说，那年她孩子抽风，也是多亏老孙及时送到医院抢救的。
群众说，老孙依靠群众，破了许多案，他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人民的好警察，学雷锋的好榜样。
居民　太淑贤、毛沅岱、杨秀玉、陈艳秋等人

全所动员　大办科研
冶金部金属研究所举办党政干部科技学习班
本报讯
去年09月下旬以来，冶金部金属研究所，举办党政干部科技知识学习班，请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讲课，向党政干部比较系统地传授冶金知识。
研究所党委领导同志亲自讲课，带头学习。
第1讲：
金属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任务、特点，就是由研究所党委常委、冶金学家李熏讲的。
大家认为，举办学习班将有利于加强所党委对科研工作的领导。
参加学习的同志积极性很高，越学人越多，打字员、传达室的同志也主动参加学习。
目前这个所已经出现了全所动员，大办科研的生动局面。

八旬骨科专家为发展祖国医学科学作出贡献
郑怀贤培养了五百多骨科医生
八十多岁的骨科专家郑怀贤，二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五百多名骨科医生。
他的辛勤劳动受到了人民的尊重。
郑怀贤现在是成都体育学院运动保健系主任、附属体育医院院长。
他从十多岁起就从事中医骨伤医疗工作和武术运动，从1958年开始，专门研究骨伤科。
他创造性地继承了祖国传统医学和民间医疗的经验，整理出具有自己特长的正骨、按摩技术，医术上有很高的造诣。
不久前，一名右腕舟骨骨折的飞行员，经他治疗后重新飞上了蓝天。
不少运动员由郑怀贤治愈运动创伤后，顺利地参加了全国或国际比赛，创造了优秀成绩。
郑怀贤的工作成绩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经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
郑怀贤在从事骨伤科医疗和研究工作的同时，始终把培养青年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运动保健系和附属体育医院培训进修骨科医生的工作中，郑怀贤以身作则，教育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求学员踏踏实实学到骨伤科的真本领。
他把六十多年来学会和独创的几百个方剂提供给学员学习和参考；
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正骨、按摩、制药等技术。
传授按摩技术时，他手把手地教，一丝不苟。
他还引导学员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去，实行辨证施治，而不是一律都按现成的药方办事。
为了传播医学知识，郑怀贤用很大精力总结经验，编写医学著作。
他曾经由于专心写作，一连三个多月没有出过校门。
在成都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研究室和附属体育医院骨科医生的协助下，他编写了《正骨学》、《伤科诊疗》、《伤科按摩术》等著作共一百多万字，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群众的欢迎。
通过参与郑怀贤总结诊疗经验和编写医学著作的工作，一些青年医生在骨伤科理论和诊疗技术方面有了很大进步，郑怀贤自己也得到提高。
粉碎了“四人帮”，郑怀贤无比高兴。
最近，他在一次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一定紧跟华主席革命到底。
他已制订了新的工作规划，准备进一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

加强领导，夺取血防工作新胜利
新华社记者述评
初冬季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彭冲带领出席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防工作会议的代表，来到江苏省昆山县、吴江县和上海市青浦县的一些血防工作先进社、队参观。
代表们所到之处，看到男女社员身强力壮，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热气腾腾，过去的血吸虫病重疫区，如今变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代表们从这些先进地区学到了血防工作的许多宝贵经验，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昆山县的五十多万人口中，过去曾有三十一万人得血吸虫病，真是“条条河浜有丁螺，家家户户有病人”。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昆山县委带领全县人民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大打灭螺治病的人民战争，经过连续奋战，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面貌大变。
昔日丁螺密布的“害人浜”变成了“米粮仓”；
地势不平，沟渠杂乱的小块田，改造成了“沟渠成线田成方，机耕大道树成行”的高产稳产田。
过去骨瘦如柴的“大肚包”病人，而今成了身体健壮的生产闯将、基干民兵。
1971年以来，这个县的粮食平均亩产年年超千斤。
昆山县和其他血防工作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要消灭血吸虫病，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
只要领导重视，路线对，方向明，决心大，群众发动充分，大打人民战争，计划、措施、政策落实，即使是一些疫情很重的地区，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
领导重视，首先是要深刻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认识血吸虫病的危害性，提高消灭血吸虫病的自觉性。
昆山县委领导不但自己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且把毛主席的指示送到千家万户，做到人人明白消灭血吸虫病的重大政治意义，人人知道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计划和措施，使消灭血吸虫病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有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伟大气魄，还要发扬苦干、实干、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
昆山县委根据农时和血防工作的特点，把血防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的统一规划，做到年有计划，季有打算，月有安排，生产和血防工作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总结，统一检查。
小忙大搞，大忙小搞，一年四季不停顿，生产血防两促进。
取得成绩以后，不自满，不松劲，不断总结经验，坚持反复斗争，做到除害务尽。
前一年，这个县有百分之八十的大队没有查到丁螺，但仍然把无螺当作有螺查，深挖细找，认真查灭，巩固、发展血防斗争的成果。
治疗病人是消灭血吸虫病，切断传染源的重要环节，是保护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过去昆山县靠少数医务人员治疗血吸虫病，一年只能收治一万二千多病人。
1970年以来，这个县建立了一支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有专业医务人员参加的血吸虫病防治队伍，使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大大加快了“送瘟神”的步伐。
七年来，全县开展了十二次普查普治，三十一万病人经过治疗以后，有百分之九十三恢复了健康。
如果不是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这样多的病人需要二十多年才能普治一遍。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的历史很长，分布很广，解放前夕流行范围遍及半个中国，患者达一千万人，有一亿人口受到威胁。
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疫区干部群众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取得了血防工作的伟大胜利。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血防工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和农田基本建设蓬勃开展，为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血防工作能不能大干快上，关键在于领导，领导的问题又在于决心。
对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是真响应，还是假响应？
如果是真响应，就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切实抓紧；
就要认真地查一查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
疫情是不是调查清楚了？
有没有把血防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
防治工作中的各项措施和政策是不是落实了？
总之，是要从疫区各级领导的实际行动，来看一看是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不是真正贯彻落实了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不是把疫区人民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
（本报有删节）

大力推广新技术
——记北京市技术交流站
北京市技术交流站，是一个深受北京市各厂矿企业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欢迎的单位。
几年来，这个站的干部、工作人员和技术交流积极分子，把做好技术交流工作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使技术交流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他们与全市一千多个厂矿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技术交流同厂矿企业学大庆运动结合起来，同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结合起来，同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对许多厂矿企业改变生产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技术交流的内容，从解决单项技术问题，发展到解决全行业的共同性问题；
从解决现实生产中的技术关键，发展到根据长远规划有计划地进行“革新、改造、挖潜”。
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交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四千多项，协助厂矿企业解决了四百多项生产技术关键问题。
他们举办技术讲座、短训班和报告会上千次，为基层培训技术骨干四万余人。
在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中，北京市技术交流站重视发挥由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技术力量的作用，建设一支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交流队伍。
冲击气缸是近几年发展的一项新技术。
1975年，交流站组织九个有关单位，成立有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研制推广小组。
小组群策群力，于1976年初研制成功第1台冲击气缸，其冲击性能赶上了国外同类产品。
北京第1纺织机械配件厂，采用冲击气缸制造布机配件，效率提高了二十三倍；
北京起重机厂采用这项新技术，效率提高四倍，节电百分之九十。
现在，由工人、科技人员、领导干部和大专院校的教师组成的技术交流队伍，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建立了机械加工、铸造、电子等四十一个专业技术交流队。
技术交流站在开展活动中，注意解决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他们曾先后对铸造、刀具、电镀等九个行业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提出技术交流方案。
本报记者

奋不顾身拦惊车
去年的一天，吉林省长白县城车来人往，十分热闹。
突然，一辆受惊的马车，由北向南飞驰而来，向人群冲去，眼见一场事故就要发生。
在这危急的时刻，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公安局刘龙同志挺身而出，一个箭步冲到惊马前头，紧拉缰绳，用力勒马刹车。
狂奔的惊马一下子把刘龙同志裹到马套里面，情况非常危险。
路旁群众担心他的安全，高声喊道：
“快松手，危险！”
刘龙同志左手狠拉缰绳，右手猛扳马头，终于刹住了车，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所感动，赶车的人和周围的群众跑上来紧紧拉住刘龙同志的手，激动地说：
“同志，你真是毛主席和华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啊！”
刘龙同志微笑着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华主席。”
吉林省公安局供稿

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交流活动
群众性的技术交流活动，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一个有效组织形式，是集中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的经验，以集体的智慧和才能研究解决生产技术关键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京市技术交流站，依靠广大积极分子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他们的作法值得重视。

舍生忘死战火场
一天清晨，吉林省图们边防检查站李在焕、王忠礼同志，驾车来到敦化县大石头镇，正遇上那里发生的一场火灾。
他俩立即停车，投入了救火战斗。
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密集的茅草房成了一片火海。
无情的火舌正向林业局制材厂俱乐部袭来，附近就是木材堆积如山的贮木场，还有一个油库。
如果火势继续蔓延，国家财产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失。
见此情景，小李焦急万分，纵身跳上平台，顺着墙上的便梯，飞快地爬上了十一米高的天棚，抱着水枪朝起火处猛射。
不一会，棚板开始塌落，整个天棚随时有坠落的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小李发扬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继续顽强与烈火搏斗，终因二氧化碳中毒昏倒过去。
在医院，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小李才苏醒过来。
他第1句话就问：
“火情怎么样？”
同志们告诉他，“大火扑灭了，厂房得救了，群众都脱险了。”
这时小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为了表彰李在焕、王忠礼同志，图们边防检查站党委召开大会，给李在焕记了三等功，对王忠礼予以嘉奖。
吉林省公安局供稿

彭冲同志作重要讲话
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研究制订消灭血吸虫病规划
南方血防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
会议要求到1985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和疟疾等病。
彭冲同志作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上海1978年01月23日电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1977年12月11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
会议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研究制订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草案）。
代表们信心百倍，决心抢时间，争速度，为尽快实现毛主席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遗愿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彭冲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干部，南方各省市自治区血防办公室和卫生局的负责干部，以及部分科学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卫生和血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国务院有关文件，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总结血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
澄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了奋斗目标。
会议研究制订的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草案），要求到1985年，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和疟疾、丝虫病、勾虫病。
会议回顾总结了血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丰富经验。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已经在九十多亿平方米的面积上基本消灭了丁螺，占有螺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有八百万血吸虫病人经过治疗恢复了健康，占病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在血防科研工作中，专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灭螺、治病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南方各地防治疟疾、丝虫病、勾虫病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血防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彭冲同志在总结血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指出，过去，我们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刮下马风，散布“疫情回升就让它回升”的谬论，批判了林彪一伙诬蔑党委领导血防工作是“不抓大事抓小虫”和“生产要想上，血防就得让”等谬论，血防工作就胜利前进。
当前，我们联系卫生工作和血防工作的实际，把“四人帮”这伙“瘟神”批深批透，血防工作的步伐就一定会加快。
曾经窃踞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不顾人民死活，叫嚷“血防工作顾不上”，不准召开血防工作会议，不准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血防工作情况，不准下达血防工作文件，不准宣传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代表们深入揭批了“四人帮”干扰破坏血防工作的种种罪行，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分清是非，推动“送瘟神”群众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把“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
会议指出，当前血防任务很艰巨。
疫区各级党委要把血防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实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在开展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时结合消灭丁螺，做到在建成大寨县的同时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搞好“两管五改”。
要培训一支以赤脚医生为主体同专业医疗人员结合的防治队伍，对血吸虫病人要大治快治，积极治疗早期和中期病人，抢治晚期和夹杂症病人，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疫情重、病人多的地方，要派出医疗队设点治疗。
会议决定恢复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强对血防科研工作的领导，争取短期内在改进诊断方法，寻找治疗新药和江滩、湖区灭螺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并且把基础理论的研究搞上去。
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的毗邻地区，要加强联防协作，做到团结战斗送瘟神。
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同志表示要继续积极配合，为消灭血吸虫病作出贡献。
会议号召疫区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树立的送瘟神的一面红旗——余江县，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坚持不懈，反复斗争，除害务尽的经验，不断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
会议期间，代表们到江苏省昆山县、吴江县和上海市青浦县的一些血防先进社队参观学习，交流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消灭丁螺，加强水源管理、粪便管理，集中治疗血吸虫病人等方面的经验。
彭冲同志和代表们在昆山县治疗点参观访问时，同血吸虫病人促膝谈心。
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副组长钱信忠还为社员检查肝、脾。
代表们把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使疫区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这几个县过去曾经是重疫区，现在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关于《风雷》的一封信
陈登科
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是作家陈登科同志就长篇小说《风雷》的问题答复读者的一封信。
《风雷》出版于一九六四、1965年，是一部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过较好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风雷》说成是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
叛徒江青还乘机诬陷作者是“国民党特务”，对陈登科同志进行了残酷迫害。
当时被篡夺了领导权的《人民日报》，曾经是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用来疯狂围剿《风雷》的阵地，1968年七、08月间，先后发表过三个版的所谓批判文章。
在安徽，当时有些人还化名“安学江”、“宛敬青”写所谓批判文章，以示对叛徒江青迫害《风雷》及其作者邀宠效忠。
安学江的文章《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以及《人民日报》在此文前面加的“编者按”（1968年07月08日），极尽指鹿为马，造谣诬蔑之能事，把《风雷》打成反党“大毒草”。
几年以前，“四人帮”诬陷安徽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策划陈登科写《风雷》的谰言，早已被事实所粉碎，《风雷》问题本应得到解决。
但是，由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继续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使《风雷》冤案未能昭雪。
现在，“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受到了人民的批判，安徽省委按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对包括《风雷》在内的一些文艺作品落实了政策。
这个冤案翻过来了，翻得好！
《风雷》事件启示着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对“四人帮”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制造的迫害革命文艺作品及其作者的冤案，也必须坚决地予以平反，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
××同志：
自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接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他们和你怀有同样的心情，既关心《风雷》的命运，又为《风雷》鸣不平。
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给予我的关怀，只能从内心里表示感激，还不能公开给他们回信，真实地向他们表露自己的心情。
因为我们安徽的情况，有点特别。
“四人帮”虽被粉碎了，但是，“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摇身一变，扛起与“四人帮”“对着干”的旗号，继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击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革命干
部；
继续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在省内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摧残曾经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革命文艺战士。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安徽的阶级斗争盖子终于揭开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也受到了人民的批判！
今天，安徽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进入第3战役了，在万民同庆的日子里，安徽省委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把“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非，逐个地纠正过来，带领四千五百万江淮儿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航线前进；
对一批文艺作品，其中包括《风雷》，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落实了政策。
叛徒江青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鹿为马，造谣诽谤，颠倒是非，混淆真伪，无中生有，杜撰伪造，强加给作者和作品的罪名，已经推倒，……。
正如你说的，凡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反动东西，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因为历史对那些说假话、说空话的人是无情的，对那些阴谋家、造谣者也是无情的。
真理终会战胜谬误，正义终会战胜邪恶！
江青和姚文元可以依恃他们篡夺在手的权势，强行从你的书架上将《风雷》抄走，投入烈火，焚成灰烬，化为泥土，但是，我相信《风雷》在革命文艺事业中所起的小小的积极作用，却是他们一伙扼杀不了的。
这些我不想多说了，仅就你所询问的一些事情，作简略的回复。
你在信中提出：
1968年07月08日《人民日报》按语中说：
“《风雷》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
到底是不是刘少奇授意我写的？
这是政治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有责任向读者说清楚，讲明白。
1967年11月01日，叛徒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卑鄙的手段，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当众撒谎，宣布我是“国民党特务”。
主子一声令下，有些人就跟着狂吠一阵，以示助威。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罪名，欺骗群众，强加给《风雷》的罪名，不下百条，在这些无数的罪名中，最毒辣的有两条：
一条是，《风雷》是刘少奇授意而由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策划我写的；
另一条是，《风雷》是宣传“桃园经验”的。
这两条罪状全是为着讨好叛徒江青，在文痞姚文元示意下捏造出来的谎言，是彻头彻尾对我的政治陷害和恶毒的诽谤。
《风雷》这部小说的构思，绝不是我杜撰臆造，而是我对淮北农村生活的多年积累。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我参加治淮大军，与淮北人民同睡一个麦草铺，同吃一锅饭，并肩携手，抗过严霜，战过冰冻。
到了1958年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指引下，我又一次到了淮北，走访了十二个县，到了三十多个公社，上百个大队，在生产队里落过户，也在农民家里作过客。
在一年多生活中，我除了和鲁彦周同志合写了电影剧本《卧龙湖》和《柳湖新颂》之外，还写了一些报告文学。
在电影和报告文学的基础上，我结合淮海战役那段生活，进而结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寻父记》——这就是后来的《风雷》。
《风雷》原结构有一百章，是1959年冬动笔写的。
当时由于文联行政工作缠身，写了几个月，只写了十多万字。
到1960年春节后，我便向省委请了创作假，到了蚌埠。
在蚌埠住了一个时期，仍摆脱不了机关事务的干扰，我便搬到濉溪县卧龙湖去，写了约二十万字，又转到宿县，一直到1960年05月底，我才写好了七十章。
去北京开文代会之后，本拟继续去濉溪农村，写完最后三十章，因省委决定我参加工作队，到亳县去，只好放下。
在亳县工作一年多后，又带着工作队转到蒙城县，一直到1962年04月才调回合肥。
在我结构这部小说时，已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任务。
当我从淮北农村回合肥不久，出版社便上门来催稿了。
我将原已写出的七十章初稿，草草整理出五十章，铅印出征求意见本，准备待各方面意见收集后，再作适当的修改。
因出版社急于要出书，我又增添了十章，计六十章，作为第1部，交出版社出版。
《风雷》是1958年冬开始结构，第2年冬动笔，1960年05月底在宿县城完成初稿的，不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初稿的结尾上，全写明了完成的日期，而那些文痞们，为着向叛徒江青表示效忠，硬是昧着良心，甘愿充当叛徒江青的帮凶，诬陷《风雷》是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
他们不仅将《风雷》挂上刘少奇的黑线，还牵上曾经担任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
而江青和姚文元，明明知道那位领导同志，是在1962年春才调来安徽的，当我写《风雷》的时候，他还未来安徽，刘少奇怎么可能授意他呢？
他又何能来策划我呢？
除了谎言，除了陷害之外，还能找出其他的言词来解释么？
至于第2条罪名，则更是荒诞离奇。
众所周知，刘少奇搞的所谓“桃园经验”是1964年秋天的事。
那时小说《风雷》不但早已写好，并早在1963年就在《人民文学》上选载和在《安徽文学》上连载了。
我怎么能够在“桃园经验”还未出来之前，就为它去鼓吹宣传呢？
江青这帮叛徒特务，文痞小丑，政治流氓，不仅随心所欲地颠倒是非，编造谎言，捏造罪名，诬蔑陷害，妄图将《风雷》置于死地，连时间也是颠倒过来计算的。
但是，事实必定战胜谎言。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英明领袖华主席所粉碎了，它的一切谎言也被全国人民所揭穿，“四人帮”所捏造和强加在《风雷》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终于也被安徽省委推倒了，使《风雷》得到新生。
你问我，叛徒江青为什么点了我的名？
当时，我也这样问过自己。
江青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捏造罪名，陷害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呢？
我和她有何冤何仇？
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沿村讨饭的孩子，与她毫无瓜葛。
抗日战争时期，我当过五年游击队员，扛过枪，打过仗，亲手抓过的汉奸特务、地主恶霸上百个。
而到后来，我自己却成了“特务”了。
是共产党把我解放的，是共产党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共产党教育我学习了文化，把我从一个战士培养成作家。
我是吃着共产党乳汁长大的，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党呢？
我经过了五年被关起来的生活，苦思了一千八百个难眠之夜，我才弄明白，江青所以要对我采取卑鄙无耻的陷害手段，并不是我与她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她出于一种政治需要，把我作为她的政治牺牲品，这完全是阴谋手段。
是为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伙同卖国贼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伪造一个例证。
为他们一伙的反革命“文艺黑线专政”论制造依据，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搞乱思想，搞乱阵线，混水摸鱼，窃取文化大权，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否定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以来的文艺事业的巨大成就，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同时又可借着“特务”这根大棒，打倒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
你在信中提到，你本是不爱看小说的人，由于你在文化大革命前，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你们的队长曾向你讲过，工作队的队员可以看看《风雷》，因此，你才买了一部《风雷》。
谁知这部《风雷》便成
了你传播反动小说的一大“罪状”，苦苦害了你几年。
我看了，内心实有些说不出的味道，假如当时有可能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小说是我写的，一切罪过应由我一人承担，读者是无罪的！
可是我做不到这一点。
在当时，我不仅有口难辩，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我无法来为同志们承担责任。
这并不是为自己辩解，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事实不止于此。
叛徒江青勾结卖国贼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阴谋篡党夺权。
当她窃取了文化大权之后，便自称是“文艺革命旗手”，“文化大革命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了。
她讲的话便是法，正因为江青点名我是“特务”，我所写的作品统统被打成“反党毒草”，
“特务小说”，“反动小说”，他们一伙诬陷我的其他作品《杜大嫂》、《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的；
《移山记》、《黑姑娘》等因为是写治淮的，就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至于《风雷》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挂上刘少奇的黑线，更是毒草中的毒草。
××同志，当你看了这封信，可能认为我的回答太简单，甚至于感到我是有意避开回答你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是的，我是不愿多谈我个人遭遇的。
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是“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直接受害者，我要起来控诉叛徒江青对我的迫害。
同时我还要向你申明，我并不想为我的作品去辩护。
《风雷》有缺点和错误，不但过去我欢迎读者对它进行批评，今天仍欢迎对它进行批评。
就是将来我还是欢迎对它的批评。
而叛徒江青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这帮家伙，诬蔑《风雷》是“特务小说”，完全是出于政治阴谋，出于反革命的政治所需，这种“批评”我是应该痛斥的！
因为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强加在革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与政治镣铐，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推倒它，揭发它，批判它，砸烂它，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投入战斗。

形象思维的解放
李泽厚
一
学习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作为一个曾经主张形象思维的理论工作者，感到格外兴奋。
毛主席这封信是大破“四人帮”阴谋文艺的锐利武器，又是大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指针。
它对肃清“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内的流毒，澄清理论是非、思想是非；
对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真正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大量好作品，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被“四人帮”批判、禁锢多年的形象思维和理论，也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形象思维”这个词，本已约定俗成，以前通见常用。
但十多年来，除了作为批判对象，在所有的书刊文章中都不再出现，完全消失了。
这是“四人帮”的又一罪孽。
他们搞掉的当然不是这一个名词，而是为毛主席所再三强调的、由这个词所代表和反映的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在信中三次提到形象思维，指出不管古诗今诗，都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去创作，否则将味同嚼蜡。
可见，形象思维问题实际关系文艺的本质特征。
承认或否认形象思维，是遵循、维护还是反对、破坏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的问题。
“四人帮”一向是任何客观规律的反对者和破坏者，因而也就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
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没法逃脱必然灭亡的惩罚一样，他们的文艺作品亦复如此。
他们否定形象思维，破坏创作规律，结果正好自食其果：
阴谋文艺一看就穿，戏刚开观众离座，曲未终剧场已空，谁愿看那种政治上极端反动、艺术上又极端低劣的破烂货色呢？
满口胡说的假革命道理，装模作势的“一号英雄”；……，艺术形象成了他们反动思想的传声筒，所有情节、场景、人物都是凭概念对号入座的形象图解。
他们想把篡党窃国的罪恶阴谋，用这种艺术图解装扮出来，强迫灌输给人民，与当时流行在报刊上的梁效之流的反动文章一个模式。
但是，谁也不愿去看它们。
其实，这种文艺不必用人来写，简单的机器就行了，拟一个程序，定几条指令，便可大量地生产出来。
这里需要甚么人的形象思维呢？
“四人帮”覆灭前夕曾哀叹他们的文艺“雷同化”。
它们又怎能摆脱掉这种与生俱来的致命病症呢？
不用形象思维方法，用一个概念模子翻出来的东西，又怎能不“雷同化”？
“四人帮”为了宣传他们那个“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不正是要求艺术将这个反动纲领和概念不断穿上一件件雷同化的形象外衣的吗？
这正是它们的“艺术特征”所在。
这就难怪他们要反对形象思维，扼杀从生活真实出发的革命作品，只许他们一“花”独放了。
因为如果用形象思维的方法，一般不大容易产生这种千篇一律的概念化的作品，也就不能够为他们那个反动纲领和概念服务。
不然，形象思维本是古今中外文艺创作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和理论争论，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展开讨论，为什么硬要消灭这个词语，给形象思维和主张形象思维的同志扣那么多的政治帽子，企图一棍子打死呢？
二
反对形象思维，有一个著名的所谓“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的创作公式。
就是说，艺术家是从生活形象（表象）出发，经过抽象的思维阶段（概念），再将这抽象思维和概念化为艺术形象（表象），于是艺术作品就产生了。
主张形象思维的同志是不赞同这种看法的，认为搞文艺创作，不论是吟诗作画、谱曲填词，总是“浮想联翩”，富有情感，整个创作过程不能脱离开感性形象的具体想象活动。
古人所谓“情瞳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陆机：
《文赋》），“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刘勰：
（xié鞋）《文心雕龙·神思》），“诗人比兴，触物园览。
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心雕龙·比兴》）等等，都是讲的这个道理，都是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具有鲜明的情感态度，通过各种创造性的形象想象活动，如心理学上讲的类比联想
（约可相当于“比”）、接近联想（约可相当于“兴”）等等，把本来不相关的东西（“物虽胡越”）联系溶合在一起，创作出优美的艺术形象、典型和意境。
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耳目视听都沉浸在愈来愈具体、明确、清晰的想象和情感活动之中（“溢目”，
“盈耳”，“情变所孕”）。
作品虽然以事物的外貌形象展示出来，却表达了作家所把握到的生活的本质真实（“貌术”、“理应”）。
它却具有独特的审美感染力。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综合想象过程，也即是形象思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硬插进去一个抽象的思维的概念阶段。
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到江南岸”，几经修改，才定为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字之差，形象有异，审美意味不同，这并非通过抽象思维，而是沉吟在形象想象的精细琢磨中才取得的。
正如贾岛老用手势去作“推”“敲”的姿态来捉摸他那“僧敲月下门”的诗句一样。
这些都不是离开具体形象作概念思辨所能解决的。
形象思维不需硬插一个概念阶段，并不是不要思想，相反，思想是整个创作的基础。
逻辑思维作为艺术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基础必须化在形象思维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而不是作为某个脱离具体形象想象的孤立的抽象阶段出现在创作过程中。
毛主席说，文艺工作者要到革命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又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很清楚，革命文艺的创作并非从一般的表象开始，而是在深入生活、学习马列、学习社会的基础上，从感觉与理解相统一的审美感受开始，浮想连翩，感情澎湃，逻辑思维也就作用于其中。
在整个形象想象过程中，思维都在暗中起引导、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它根本不是一个脱离形象想象的抽象概念的阶段。
这涉及一系列心理学、认识论的学术问题，不拟细说。
要指出的只是，用所谓“表象——概念——表象”的创作公式来替代形象思维，实际是抹杀艺术创作与理论思维的区别，否定矛盾的特殊性，取消文艺的审美本质，将艺术作品等同于一般的形象图解，把一首诗一幅画等同于一篇理论文章一张机器蓝图。
这个公式是特别反对形象思维中的感情特点的，认为这是甚么“使情成体论”。
但鲁迅早就说过，能憎能爱才是文。
没有爱憎感情的文艺创作和作品，即上述那种概念外化的形象图解，又怎么能打动人呢？
“四人帮”阴谋文艺及其“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理论”，可说恰好是这个公式的具体化。
他们从生活中拾取某些表象素材，通过抽象的概念，把人物分成几等几类，英雄编成一号二号，然后再把这些概念翻成形象表象，一号应该如何讲话，二号又该如何动作……如此等等。
这不正是“表象——概念——表象”公式的具体实现么？
否定形象思维，抹杀创作规律，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反对形象思维的创作公式，是打着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旗帜和政治口号出现的。
据说，这个“表象——概念——表象”公式就是文艺领域内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主张形象思维的同志就是在政治上哲学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这完全是横加罪名，颠倒黑白。
因为，在文艺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创作出革命的文艺作品来（物质变精神）；
这种文艺作品反过来又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使人民
“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精神变物质）。
这才是文艺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所以，文艺领域内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决不能把二者分割和对立起来。
那末，怎么能够把文艺领域里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解释成“表象—概念—表象”的错误公式呢？
在文艺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怎么就是坚持表象—概念—表象呢？
这岂不是鱼目混珠，把文艺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割裂开来？
这岂不是要用这个错误公式来替代和偷换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吗？
可见，这个反形象思维论，因为被“四人帮”所利用，尽管装扮得如何“革命”如何“左”，其实质是极右的。
与“四人帮”的许多理论非常近似，它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篡改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背弃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根本方向，起了为“四人帮”阴谋文艺鸣锣开道的实际作用，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不是作了雄辩的见证吗？
当然，清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之后，提出或同意这个公式的同志也仍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学术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百家争鸣，展开讨论。
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象“四人帮”那样不许别人讲话。
但现在首先要揭露和批判的是“四人帮”赞赏和运用这种反形象思维的错误理论所干的阴谋勾当和恶劣影响。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新生。
毛主席光辉信件的发表，使形象思维获得解放，它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百花盛开的春天。
胜利接着胜利，让我们再一次纵情欢呼吧！

商店关门去挖土才算支援农业吗？
编辑同志：
这次我出差到湖南邵东县，碰到县城各商店门市部（除半机械化门市部和一个小面馆外）、粮店、银行都关门开田去了（就是把荒山改成梯田）。
首先应当肯定县委积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决心大，干劲足，全县要在这一冬春开出大量良田。
但各行各业怎样支援农业，这个问题认识不一致。
把商业部门的门市部全部关起来去挖土，我觉得这种作法不妥。
应当立足本职，把工业同农业，生产同消费，城市同乡村的桥梁搭好，纽带捆牢。
组织好生产、生活资料，更好地为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邵东县城内有商业职工六百多人，县委分配每人开五厘田，大约需二万五千土方，每天要到八里远的地方去开田。
现在已经关门五天了。
据反映，区、公社和财贸单位都关门。
这样一来，带来的影响比较大。
首先，来往的旅客和进城的群众买不到生产、生活资料，交售农副产品无人收购。
有个区在广播中宣传：
最近开田，不准农民交售农副产品。
现在营业一停止，不仅给各方面带来许多不便，而且使一些搞不正当交易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商业工作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商业职工是光荣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商业职工的劳动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劳动，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大家尊重。
但一些人认为营业员、收购员、服务员可有可无，甚至说：
几天不卖货，死不了人。
农村中心工作很多。
每个中心一来，就关门停业，这样会脱离群众。
基层同志有意见不敢提，提了说你对以农业为基础没认识，干劲不足，怕苦怕累等等。
　黄宇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1月23日早晨会见日本茨城县知事竹内藤男和由他率领的日本茨城县中坚青年友好访华团的领导成员和团员代表。
廖承志会长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同他们共进早餐。
由六十多名日本朋友组成的访华团于01月20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抵京第2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笑一会见了竹内藤男知事等访华团领导成员，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设宴招待访华团全体成员。
23日晚上，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访华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以瑞典广播公司总经理奥托·诺登舍尔德为团长的瑞典广播代表团，圆满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01月23日离开广州回国。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
以朝鲜高教部局长郑钟洙为团长的朝鲜高等教育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01月2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国。
　由墨西哥国家土地研究总局副局长洛伏率领的墨西哥遥感代表团，22日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和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于16日抵达北京。
17日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钱三强会见并宴请了墨西哥客人。
应日本外务省邀请，以中央气象局负责人邹竞蒙为团长的中国气象代表团，01月2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

彭冲第2副主任和巴尔总理在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上祝酒。
谷牧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访问
巴尔总理和夫人离辽宁抵上海访问
辽宁省和上海市革委会分别设宴欢迎贵宾。
彭冲第2副主任和巴尔总理在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上祝酒。
谷牧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访问
新华社沈阳1978年01月23日电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和夫人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陪同，今天在辽阳和沈阳参观访问。
贵宾们在沈阳受到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绍山和省、市革命委员会其他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中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为法国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今天清晨，巴尔总理和夫人乘专列从北京抵达辽阳，参观了正在兴建的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
这个厂于1975年03月开始建设，其主要设备是我国向法国购买的。
一些法国技术人员在这里参加技术指导工作。
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陈璞如、唐宏光陪同贵宾们参观访问。
巴尔总理和夫人参观了这个工厂的施工现场，受到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正在这里视察工作的轻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的热情接待。
参观施工现场后，谷牧副总理同巴尔总理一起看望了法国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谷牧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在工地上辛勤劳动的法国专家表示慰问，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他说，巴尔总理前来工地访问，不仅对法国朋友是很大鼓舞，对在工地上工作的中国职工也是很大鼓舞。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国职工、技术人员同法国专家们更好地合作。
我相信，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工程的进展会更顺利。
巴尔总理说，建设这个工厂是法中两国经济和工业合作的象征。
他说，德斯坦总统派我到中国访问，不仅是为了保持而且是为了加强法中两国之间业已建立的关系。
巴尔总理对法国技术人员说：
法国政府很重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相信你们一定会为发展法中关系做出贡献。
他祝愿中国职工和法国专家在这个工厂的建设中取得成功。
法国贵宾在辽阳、沈阳参观访问时，还受到了省革委会副主任黄欧东，沈阳市革委会主任李治文、副主任宋光，辽阳市革委会主任庞然、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建厂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涛等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上海1978年01月23日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和夫人及其他法国贵宾。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出席了宴会。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主持了今晚的宴会。
他在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都是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伟大人民。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次巴尔总理和夫人对我国的访问，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遵循毛泽东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为增进同法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两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作出自己的努力。
巴尔总理接着在宴会上祝酒，他说：
在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的时候，我感到我们在加强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方面建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他说，我们非常高兴能访问中国最大的城市，访问就其人口和经济实力来说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城市之一的上海。
他谈到了在中国访问期间所得到的强烈印象。
他说，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东北的辽宁省，我都看到了你们在经济、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你们为加速贵国的发展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
全中国人民都动员起来致力于实现既定的、无疑是符合自己最深切愿望的目标，所有这些都使我很感动。
巴尔总理说，我的同事们和我本人高度评价中国对我们所表示的友谊。
我在同你们的领导人，特别是同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进行的坦率而深入的会谈中以及同许多中国负责人和劳动人民的接触中，我都感受到了这种友谊。
尽管我们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历史文明不同，又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我还是看到了使我们接近的一切因素。
宴会上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巴尔总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是由谷牧副总理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由沈阳到达上海的。
为欢迎法国贵宾，上海主要街道上悬挂着用中、法两国文字书写的大幅标语和一串串红灯以及彩旗。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副主任王一平、韩哲一，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储文、韦明、冯德培和两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巴尔总理和夫人等贵宾。

广宁县发掘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
据新华社广州电广东省考古工作者最近在广宁县铜鼓岗发掘了二十余座战国时期的墓葬。
墓中出土的大量器物，为研究岭南地区在秦朝以前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
广宁县新楼公社首约大队的铜鼓岗，位于西江支流绥江的东岸。
这次发掘的墓群，分布在山岗临江的崖边。
墓坑长三至四米，宽不足一米，大都是和绥江平行的南北向。
发掘时未见棺椁痕迹。
墓内随葬的器物多的四十余件，少的三、四件。
多数墓室中，死者腰部都有一把青铜剑；
有些墓室在死者腰部下面，还挖有一个“腰坑”，埋着一只拍印米字形花纹的大陶瓮。
从墓群中出土的三百余件随葬器物，主要是青铜器，其中有各种类型的匕首、剑、矛、钺、镞和锸、锄、斧、凿、削（小刀）、刮刀等，还有少量的生活用具如鼎、盘等。
墓中都有磨刮兵器、工具用的砺石。
陶器的数量较少，除大陶瓮外，还有缸、瓿、钵及盆、碗、杯等。

支援农业，能停送报刊吗？
编辑同志：
今天上午，我又一次到收发室取报纸。
这回总算没扑空，收发员塞给我挺厚一叠报。
我这是七天中第12次到收发室拿报。
前十一次都没有拿到。
什么缘故？
原来是公社邮政支局除了留下话务员外，其余全部支援本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去了。
近几年，因支援农业、修路等，停止投递报刊已是家常便饭。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需要及时学习报上发表的社论、文章。
我们盼报纸，望眼欲穿；
公社党委却置之不理。
邮局的职工干部去支援农业，不及时送报纸，断了农民的精神食粮。
停了数日再送，好多新闻变成旧闻。
况且人们哪有时间一下子看完积攒数日的报刊？
我今天拿到七天的报，共四十二版，起早贪晚地大干，报纸又不能不看，实在难以招架。
邮政部门的干部职工，同工商等战线、行业的干部职工一道，大力支援农业，是应尽的义务，是大好事。
可是，因支援农业，而停止了报刊的投递和其他行业的工作，就是不应该的了。
希望领导通盘考虑，既能支援农业，又不严重影响其它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黑龙江密山县黑台陶瓷厂四车间
刘伟业

老挝工商部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8年01月23日讯
由老挝工商部部长梅索·赛宋平率领的老挝工商部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局长明克到机场送行。
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京期间，访问了工厂，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游览了名胜古迹。

要学会“弹钢琴”
今天刊登的三篇来信，提出了一个正确处理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在多数的县或公社，当前应该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就农业生产和农事活动来说，可以把它看作当前的中心工作。
发动各行各业都来支援这项工作，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但是，“中心”并不等于“一切”，也不能代替“一切”。
如果为了保证中心工作，把其他工作统统停止，把全部人力都集中到农田基本建设中来，表面上看起来是重视了中心工作，保证了中心工作；
实际上，没有了一般工作，中心工作也就不成其为“中心”。
这样不仅会给一般工作造成损失，而且会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许多不方便，反过来又给中心工作以不利的影响。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会“弹钢琴”。
我们要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从思想认识上，在工作实践中，真正把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问题解决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这是公社党委决定的编辑同志：
收到你们转给邮电部、又由邮电部转给我省邮电管理局的一件来信，看后有些想法。
刘伟业同志反映的情况，不仅在密山县一个公社存在，在其他公社亦普遍存在。
前年02月，我们去密山县走了几个公社支局，都有停送报刊去支援农业的情况。
该县局领导曾向县委汇报过，得不到解决。
据我们下去了解，其他县亦有类似情况。
虽然邮电部门向当地党委请示汇报过，但均不能解决。
我认为应当支持这位读者的意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最迅速最广泛地使报纸同群众见面，这是我们邮电部门的责任。
停班不送报纸，这不是邮电部门决定的，是各地有关党委要求的。
邮电部门反映意见，公社党委不考虑，我们业务部门也无办法。
我认为报社应该考虑读者的意见，运用舆论的力量，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处吴　琼

黄外长会见奥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8年01月23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奥地利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维尔弗里德·格赖德莱尔，同他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维尔弗里德·格赖德莱尔大使是于01月22日到达北京的。

黑龙江右岸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新华社哈尔滨1978年01月22日电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黑龙江右岸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中出土的一千余件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华北地区一些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这一事实，又一次证明了黑龙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处旧石器遗址，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民公社境内。
参加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黑龙江省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在范围达一百四十平方米的遗址，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件。
这批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元头刮削器、石叶、石核、石片等。
参加这次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以及一批中年、青年科学工作者认为，这处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多年，在考古分期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附图片）
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公社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石器：
1．石核，2．楔形石核，3．半月形刮削器，4．刮削器。
这些实物证明，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黑龙江一带劳动、生息、繁衍。
新华社稿

中老两国签订两项议定书
新华社万象1978年01月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向老挝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的议定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派往老挝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作条件和待遇的议定书的签字仪式，01月20日在万象举行。
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徐晃和老挝国家计委副主任坎布·苏米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上述议定书上签了字。
徐晃团长和坎布副主任在签字仪式上共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01月19日晚，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为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老挝举行宴会。
农业生产、林业和水利部部长坎苏·赛雅森，计委副主任坎布等出席了宴会。

他们热爱沸腾的生活
——罗马尼亚彩色故事影片《沸腾的生活》观后
基　宇
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在自己制造的一艘巨轮上，装上自己制造的螺旋桨，造船厂厂长科曼发出试航的号令：
“试试看，前进，全速前进！”
浪花剪开了，海洋在沸腾，喜讯激荡着人们胸怀……这是罗马尼亚影片《沸腾的生活》的结尾。
这部影片以深刻、生动的情节和真切、明朗的艺术形象，反映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这正是罗马尼亚造船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影片围绕着制造螺旋桨的过程，塑造了共产党员、造船厂厂长科曼的光辉形象。
主人公科曼被放在特定的环境和斗争中，有层次地揭示出他的内心活动，使人物性格丰满，形象鲜明。
影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科曼与工人们制造的螺旋桨，虽然一次次地失败了，但是科曼没有退却，反而增长了夺取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为了工作，科曼废寝忘食，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直到亲友来祝贺才想起来。
他由于过度疲劳，竟在工作中晕倒。
同志和亲友对他无限关怀，医生急切地劝告：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心电图了，情况是严重的，至少你应该全休两个星期……”可是，科曼不知疲劳，不顾疾病，只想到带领群众，坚持战斗，去夺取胜利。
影片中这些情节和表现手法，由于结合个性刻画展开人物的思想境界，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风貌。
在制造螺旋桨的过程中，科曼跟一些错误思想倾向作了斗争。
影片对这一点的着力描写，把人物推向更高的思想境界。
当有人认为自己不能制造好的螺旋桨，不能同世界上最大的螺旋桨制造商竞争时，科曼毅然地回答：
“我们的工人没有经验这是事实，可他们有信心，我看就能成功。”
当有人提出自满的想法：
“我们计划执行得很好，还是先进厂，干嘛去操心与我们无关的事？”
科曼指出“坐等现成”的错误思想是要不得的。
工人们纷纷表示支持科曼。
有的说：
“厂长同志，我们永远支持您……这样可以减少进口了，是原则问题，也是利益和雄心问题。”
有的说：
“我们是内行，螺旋桨是好的，没问题。”
县委书记在关键时刻对科曼亲切地说：
“你根据党的要求处理事情，我还应该祝贺你！……我们为了减少进口才动员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任务……”科曼在党的正确指引下，与工人群众共同努力，共同战斗；
他们热爱沸腾的生活，发挥集体的力量，这是完成制造螺旋桨艰巨任务的可靠保证。
影片尽量避免生产技术过程的描写，而是着重把科曼放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朴素、流畅地刻画了他与各种人物之间关系，从侧面描绘了这个具有丰富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
科曼首先从政治上关心年轻一代工人的健康成长，例如，他关心小姨子郭丽娜如何正确对待生活和工作，关心她的男朋友安德烈，坚持让安德烈到实践中去跟班劳动。
科曼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例如有的工人头发留长了，科曼就催促他把长发剪掉；
有的工人急需一个煤气灶，科曼就亲自立即给予解决；
有人反映车间里没有打开通风机，科曼强调保护工人健康，尽快打开了通风机……影片这些描写，运用朴素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把各种人物和事件串连起来，说明了对待群众生活的态度问题，与影片的整个主题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大大加深了影片的思想深度。

加纳国家元首阿昌庞接见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阿克拉1978年01月19日电
加纳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昌庞01月17日下午在阿克拉接见新华社记者朱敏信和其他外国记者时说，在最高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加纳过去几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朱敏信是应邀参加加纳01月13日革命六周年庆祝活动和进行访问的。
阿昌庞主席在奥苏城堡同朱敏信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说，政府在发展农业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实行了“自己养活自己运动”的计划。
他还说，尽管加纳目前面临一些困难，“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01月17日晚，加纳新闻部长亚尼为在这里访问的外国记者举行招待会。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
谴责朴正熙集团制造永久分裂朝鲜的舆论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劳动新闻》01月18日发表评论，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制造永久分裂朝鲜的反动舆论。
评论说，朴正熙傀儡集团一向顽固地进行使民族分裂永久化的阴谋活动。
今天它又抛出“统一不可能论”，企图使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合法化。
评论说：
“今天，共和国北半部正在成为南朝鲜人民希望的灯塔和鼓舞性的堡垒，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我国的完全解放与独立的坚强基地。”
“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早就提出了在自主和民主的原则下，以和平方法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正确最合理的方针，并为其实现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今天，我国所以不能实现统一，并继续遭受着分裂悲剧，完全是由于朴正熙傀儡集团在外来势力的扶植下实行民族分裂永久化政策的结果。”
评论强调说：
“任何使分裂永久化的阴谋活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依靠北方和南方全体人民团结的力量，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坚定的支持和声援下，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

罗马尼亚农业机械化带来巨大变化
格尔博维乡生产迅速发展，社员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罗制造工业硅和工业用玻璃球的两个工程项目建成投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8年01月23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离布加勒斯特六十多公里的伊尔福夫县格尔博维乡“社会主义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机械化后，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全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格尔博维乡1950年开始推行合作化时，国家就在这里建立了农机站。
随着罗马尼亚国家工业、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农机站拥有的机器和设备，数量逐步增多，品种越来越多样。
1962年，即格尔博维乡全乡完成合作化的第2年，格尔博维农机站仅有拖拉机二十台，目前已增至二百二十台，并且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其它农业机器。
农机站在其周围四个农业社建立了四个分站，分别为这些农业社服务，负责一万八千公顷耕地的耕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农活。
仅格尔博维农机分站就拥有从四十马力至一百八十马力的各种拖拉机八十台，粮食作物播种机十台，其他作物播种机十七台，中耕机二十五台，肥料施撒机八台，松土机二十四台，自牵引粮食作物联合收割机十二台，甜菜收获机两台，牧草收割机十台。
“社会主义胜利”农业社共拥有土地六千四百公顷，其中耕地五千七百多公顷。
主要作物是玉米和小麦，玉米种了一千八百公顷，小麦八百公顷，此外还种了甜菜五百公顷，向日葵四百五十公顷。
农业社从合作化一开始就由国家农机站负责实现了所有作物耕种的机械化，接着实现了玉米、向日葵中耕的机械化；
从1958年到1962年实现了小麦收割的全部机械化；
从1965年到1970年实现了施撒化肥的全部机械化；
七十年代初，向日葵收割已全部机械化。
按计划，玉米在1980年、甜菜在1978年将全部使用机器收获。
由于实行机械化及采取其他措施，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提高。
1962年，小麦每公顷平均产量只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公斤，玉米二千二百公斤，向日葵九百公斤，而到1976年，在缺水灌溉的情况下，小麦产量平均每公顷仍然达到六千○二十一公斤（合亩产八百○二市斤），玉米每公顷七千五百一十公斤（合亩产一千○一市斤），向日葵每公顷三千公斤（合亩产四百市斤）。
劳动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
过去，这个社用手工收获，平均一吨小麦约需三十小时，一吨玉米约需五十小时，用机器收割，小麦只要四到五小时，玉米只要十五小时。
1962年，社员平均每人创造产值为一万列伊（罗币名），1977年达四万五千列伊，增长了三倍半。
机械化既使社员摆脱了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可节约出大量人力。
1962年在农业社劳动的劳力二千九百人，现已降到一千五百人，从农业中解放出了将近一半的劳动力投入工业和其它领域的生产。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强，粮食作物占用的人力也逐渐减少，一部分劳动力可以抽出种植蔬菜、烟草、发展畜牧业和从事其他副业生产。
现在，“社会主义胜利”农业社种植二百二十五公顷烟草，一百三十多公顷蔬菜。
农业社有一个养猪场、一个养牛和养羊场，现在养猪一万头、菜牛一千五百头、奶羊三百五十只、羊四千只。
畜牧业日产值目前占农业社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三。
农业社集体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社员收入逐年提高，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乡党委书记和农业社主席两位同志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社会主义胜利”农业社的广大社员并不满足于现有成绩。
他们决心遵照齐奥塞斯库同志去年视察农业社时所作的指示，为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把格尔博维乡建设成为一个农工业城市而奋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8年01月23日电罗马尼亚制造工业硅和工业用玻璃球的两个工程项目最近建成投产。
项目建成后，经过试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这两项工程是根据中罗经济合作协定由中国援建的。
在工程项目建设和试产过程中，中国和罗马尼亚工程技术人员密切配合，互相学习，并肩战斗，进一步增强了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
（附图片）
图为罗马尼亚特列奥尔曼区的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
罗马尼亚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青春之城”纪行
雪后放晴。
彩色的晚霞刚落下去。
月光静静地泻在白皑皑的大地上。
我们驱车在平壤到开城的公路上奔驰。
公路临水傍山，宽阔平坦。
路旁的松柏傲雪苍翠，迎风挺立。
到开城不久，朝鲜同志给我们讲了一个在这儿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故事。
有位姓朴的青年，不满现实，到处流浪，走遍了朝鲜三千里江山，最后来到开城城北几十里的一个地方，看见一带银泉从奇岩怪石形成的天摩山飞泻而下，他为这种奇绝的美景所吸引，就在这里落了脚。
他每天吹笛不已，以此表达他对黑暗的控诉和对光明的追求。
笛声悠扬，好听极了，感动了渊中的龙女，他们天天在一块儿玩。
有一次，他们爬上很高很高的岩石，男的吹笛，女的谛听，完全沉浸在欢乐中。
突然，一不小心，两人从高空跌入水底。
讲故事的朝鲜同志笑着说：
“他们到龙宫去过幸福生活去了。
因此，这儿叫做‘朴渊瀑布’。”
接着他又说：
“故事很美妙，毕竟是幻想，只有在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开城人民才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开城这个古都才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才被誉为现代化的‘青春之城’”。
解放前，美帝及其走狗李承晚统治时期的开城同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阳光照耀下的开城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过去的开城，没有一个象样的工厂。
只有三、四家破落的手工业纺织作坊和两、三家简陋的铁匠铺。
开城连一根针、一支铅笔都不能生产。
如今的开城，不仅有纺织厂、服装厂、针织厂、鞋厂、瓷器厂、食品加工厂、人参加工厂、铁制日用品厂、挂钟厂，还有机械厂，共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能生产大型压力机、新式刨床、车床和钻床等多种机器。
开城今天的工业产值已增加到美李统治时期的一千一百六十多倍，现在六个小时就能生产1949年全年的总产量。
过去的开城，完全是个消费城市，农业凋蔽，粮食靠外地运进。
如今的开城，农业进展速度惊人。
去年粮食产量比起美李统治时期，增产四倍，粮食自给有余。
过去的开城，没有一所大学，只有两三所中学和三、四所小学。
有钱人送子女到日本读书，穷人家的学龄儿童只能给别人擦皮鞋或沿街叫卖。
如今的开城，教育事业飞跃发展。
全市已有五所大学，十几所高等专科学校，加上中、小学共一百五十多所。
在过去是贫民窟的地方，现在屹立着宏伟的开城少年宫，它的建筑面积达六千四百平方米，是对少年儿童进行课外教育的好场所。
过去的开城，只有一家私人办的医院，三、四个大夫，四、五个护士。
穷人生了病，根本没钱去治。
如今的开城，医疗卫生工作也在蓬勃开展。
这个直辖市有一所人民医院，建筑面积为一千四百平方米，有五百个床位，四百多名医生护士。
全市每两、三个洞有一个综合性的大诊疗所。
市里的专科
（如牙科、妇科、儿科）医院也不少。
郊区的郡也有人民医院，里则有诊所。
目前，医生护士是找上门看病。
已实行预治疾病分区担当制，每个公民都有专门的医院负责治疗。
美李统治时的开城，是天愁、地愁、人愁，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
社会主义的新开城，人民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是一座人间乐园。
我们深深感到，英雄的开城没有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战斗前哨。
开城人民多么迫切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南北统一啊！
我们驱车出开城南大门，约莫十分钟，抵达板门店，在这里我们更加体会到开城人民的这种心愿。
板门店是美帝侵朝失败后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地方，也是美帝对朝鲜人民犯下新罪行而遭到谴责的审判场所。
我们来到了泗川江桥，桥北有朝鲜人民军战士站岗，桥南可以看见打着“联合国军”旗子的美国兵。
我们登上朝鲜人民军哨所放眼眺望：
在军事分界线以南，荒山野岭，杳无人烟。
在北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村绚丽多彩，孩子们的读书声、歌唱声清脆嘹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一位朝鲜人民军指挥员指着对面的美伪士兵忿怒地说：
“朝鲜半岛的主人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朝鲜人民。
美国离我们这里相隔万里，美国军队凭什么赖在我国南半部不走？
美帝支持朴正熙卖国集团顽固推行民族分裂政策，把南朝鲜糟踏得不成样子。
分居在南北的朝鲜人民，虽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亲友近在咫尺，也不能见面，连音讯也不通。
敌人真是罪恶滔天啊！”
在开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亲人在南朝鲜，他们饱尝着骨肉离散的痛苦。
他们之中大批人是开城处于敌我双方拉锯战时，被敌人使用卑鄙手段，弄到南半部去的。
开城纺织厂的女工申顺德一家，就被敌人人为地分成了两半：
申顺德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被敌人骗到了南边，她自己和两个女儿留在北边。
解放后，在金日成主席亲切关怀下，申顺德成了劳动党员、工厂管理干部，女儿上了大学。
金主席在一次接见她时安慰说：
你一定能和丈夫团圆。
金主席还鼓励她和别的遭受家庭离散苦痛的人说：
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斗争去争取。
申顺德响应领袖的号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
为了迎接南北统一胜利日子的到来，她每年都给丈夫做一件衣服，而今衣服已经堆得高高的了。
许多有申顺德这样遭遇的人，在自己的庭院里种下柿子、核桃等果树，准备自己的亲人回来的时候送给他们。
但是这些水果年年丰收，可是仍不见亲人归来。
站在开城的子南山上，可以望见离这儿只有三十六公里远的汉城的后山。
北半部人民对南方亲人的情思和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是南朝鲜反动派人为地筑起来的任何壁障隔不断的啊。
到了夜晚，开城的大街小巷灯火明亮。
无论是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还是郊区农场，到处都在学习金日成主席在最高人民会议第6届一次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第2个七年计划所展示的光辉前景，讨论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新的战斗任务，以便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在回平壤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回想着开城的一位负责同志在陪我们观赏朴渊瀑布时的谈话。
他谈到朝鲜有三大瀑布：
一个是金刚山的九龙渊瀑布，一个是开城的朴渊瀑布，还有一个大乘瀑布在南朝鲜。
他邀约我们在朝鲜统一后，一道去观看大乘瀑布。
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个日子不远了。”
他的话，不仅反映了英雄开城人民的心声，而且反映了整个朝鲜民族的共同愿望。
我们深信：
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统一的日子，南北骨肉同胞团聚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本报记者施大鹏

齐奥塞斯库总统同汽车工业领导人举行工作会见
对发展汽车工业和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作指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8年01月20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01月19日在普雷迪亚尔休养站同罗马尼亚卡车和小汽车工业中心执行局成员和布拉索夫“红旗”汽车厂领导干部举行了工作会见，对发展罗马尼亚汽车工业作了指示。
会见时，齐奥塞斯库指出，汽车工业应把研究工作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研究院的专家要到劳动集体中开展活动。
齐奥塞斯库总统要求对卡车进行综合装备，使卡车能完成更多的作业，满足建筑、钻探、挖掘、森林采伐、运输等需要。
他还要求尽量充分利用汽车工业企业现有设备的能力和生产面积，提高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
同时，必须进一步改进汽车工业的组织工作，加强每个劳动岗位的秩序和纪律，采用现代化生产工艺以提高经济效益。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谈话中还强调要加强企业党组织和劳动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并关心群众生活。

不容侵犯的“铁刺猬”
中国记者组
1977年岁末，正值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节前夕，我们来到多瑙河畔的贝尔格莱德卡莱梅格丹城堡，参观了南斯拉夫军事博物馆。
我们在一幅据说是早已周游世界的照片前面，伫立良久。
这张照片记录了当年南斯拉夫瓦列沃游击队队长斯特万·菲利波维奇英勇就义的情景。
当德国法西斯的绞索套住他的脖子时，他大义凛然，向周围的群众振臂高呼：
“坚决反抗侵略者，共产党万岁！”
他的两眼闪着仇恨的火焰，紧紧握着拳头。
我们凝视着这张照片，仿佛听到他那呼唤人们为独立而斗争的声音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回响。
这是南斯拉夫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坚强不屈形象的一个生动写照。
苦　难　历　史
南斯拉夫处在巴尔干的“风口”上。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有多少外来侵略势力给南斯拉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
军事博物馆的解说员指着一幅画像告诉我们：
这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马蒂亚·古利贝茨。
那是在一五七三年，他领导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奋起反抗异族侵略和封建压迫。
外国侵略者野蛮地屠杀了几千名起义战士，而且强迫被俘的古利贝茨坐到用火烧红了的铁椅子上，然后将一顶烧得通红的铁制王冠戴在他的头上……。
一八○四年，卡拉卓尔杰领导塞尔维亚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外国占领者对起义的人民采取了更加野蛮的镇压手段。
我们在陈列室里看到了一具模型——一八○九年敌人在尼什地方用起义者的头颅和泥土混合建造的一座“纪念塔”。
这座“塔”，高四米半，宽三米九，共用了九百五十二个人头，分成五十六行，每行十七个。
敌人的这一暴行，使当时的世界舆论大为震骇，一位法国作家在一八三二年出版的《通向东方之路》的书中，写下了这段史实，谴责侵略者对南斯拉夫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博物馆的解说员说，贝尔格莱德作为一个城市，在它经历的二十三个世纪中，曾四十次遭到严重破坏，最后一次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
全市的工业设施有一半被摧毁，三万栋住房有一万五千栋被破坏，交通全部陷于瘫痪。
全市三十二万人口，有十万人丧生。
德国占领者为了恫吓贝尔格莱德居民，在1941年08月，把五名被捕者吊死在市中心广场的电线杆上，挂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在我们参观当中路过贝尔格莱德市郊一个叫巴尼茨的地方，陪同人员对我们说，德寇在这里屠杀和埋葬了八万南斯拉夫人。
解放前夕，敌人为了消灭罪证，又把尸体挖出来焚毁。
但是敌人愚蠢的举动，永远也掩盖不住他们残暴的兽行。
英　勇　斗　争
不管历史上的侵略者多么凶残，都未能使南斯拉夫人民屈服。
他们把南斯拉夫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南斯拉夫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英雄的人民。
1941年04月，德意法西斯的几十个师团，不宣而战的侵入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宣布投降，并逃亡外国。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决定组织武装斗争，领导各族人民树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大旗。
短短几个月之内，武装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全国各地。
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四年战争中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八十万人的正规军，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绩。
从萨拉耶沃到杜布罗夫尼克的途中，我们在奈雷特瓦河畔遇到了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老战士泽比奇
·扎尔科上校。
他告诉我们，铁托总统曾在这里指挥过一次著名的战役：
1943年03月，法西斯军队出动重兵对游击队发动第4次进攻。
当时，解放区有四千名伤员必须渡过奈雷特瓦河，向东南方向前进，转移到黑山地区。
这时，敌人袭来，把游击队和伤员包围起来。
在这危急时刻，铁托下令炸毁急流滚滚的奈雷特瓦河上的铁桥，派部队向北面佯攻，摆出要背水决战的样子。
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便把主力调去堵截，放松了对奈雷特瓦河的监视。
这时，指挥部迅即组成突击队渡河，歼灭了对岸的守敌，紧接着在一夜之间架起浮桥，闪电般地护送四千名伤员胜利渡过了奈雷特瓦河。
扎尔科说，解放后，这里建起了南斯拉夫的第1座水电站。
入夜，奈雷特瓦河两岸闪烁的灯火，使人油然联想起当年在这一带驰骋转战的游击队员们军帽上红色五角星闪射的光芒。
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南斯拉夫的游击战士们想的是什么？
在博物馆里，陈列着游击队员当年紧握过的两支普通的步枪。
一支步枪的枪身上，刻满了游击队战士战斗过的山脉、河流和地方的名字，却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名字。
另一支步枪是画家弗兰科·绍德拉用过的，他以艺术家的双手，在枪身上雕刻了镰刀、斧头的标记，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红色字迹。
这两支看来是普普通通的步枪，显示了在战争年代南斯拉夫的游击战士为着祖国的独立，为着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千里征战、出生入死的坦荡胸怀和崇高思想！
森　严　壁　垒
从战后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
历经战争浩劫的南斯拉夫人民，最懂得今天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
他们居安思危，时刻准备用战斗来保卫自己的祖国。
铁托总统曾经说过：
“我们要象一百年不发生战争那样进行劳动，要象明天就可能爆发战争那样做好准备。”
我们在访问中看到，南斯拉夫正在实行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实践铁托总统的话。
有一天，我们到斯洛文尼亚北部农村一户农民家里作客。
主人安托尼和他的妻子热情地用面包和盐欢迎我们，并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唱片”。
这张“唱片”是黑色包装，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
主人解释说：
这张“唱片”反映的是当年一个法西斯集中营拷打犯人时的凄惨情景，集中营就在离这个村子不远的地方。
主人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使我们看到，南斯拉夫人民在今天的幸福生活中，没有忘记过去。
今天，在南斯拉夫，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联合劳动组织和社会单位，都有自己的防御力量。
人民军中将斯特万·伊里奇对我们说：
“一旦战争发生，南斯拉夫可以毫不困难地动员二百万正规军。
加上组织起来进行全民防御的男女老幼，各种抵抗侵略的力量，可以达到八百万甚至一千万人。
这将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由于实行全民防御，南斯拉夫真正成了一个使侵略者无可奈何的“铁刺猬”。
在萨拉耶沃的动力投资公司，副经理阿赫梅德·西尔采对我们说：
“我们企业有八门大炮，都是我们自己出钱买的。
一旦警报拉响，我们的大炮可以立即进入阵地。
让敌人来看看我们是怎样准备的吧！”
在风景如画的布莱德湖畔，我们访问了有三千二百人的莱斯采村。
身穿蓝色民防队制服的民防队长托多尔·伊迪奇，向我们介绍了这里民防队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民防队担负着保卫当地居民生命财产的任务，他们分别编成五个消防班，六个急救班，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自卫队，还有两个负责疏散、安置工作的妇女班。
各班有必要的装备，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训练。
我们参观了一个消防班。
十几名民防队员身着绿色制服，个个精神抖擞，把消防车、警报器、水龙带等消防器材擦拭得干干净净。
可以看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
正当我们同主人谈话的时候，村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汽笛响声，震荡着宁静的布莱德湖上空。
主人告诉我们，这是每星期六中午十二点照例要进行的警报演习。
尖厉的笛声，使我们不仅想起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南斯拉夫人民战斗的往事，而且更深切地感到：
今天在全民防御的南斯拉夫，真是警笛长鸣，战备不懈啊！
（附图片）
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奈雷特瓦河上的断桥。
1943年，铁托元帅曾在这里指挥过一次著名的战役。
新华社记者摄
菲利波维奇英勇就义前振臂高呼口号，向敌人示威。

日本首相福田谈日苏关系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23日电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01月21日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他在谈到日苏关系时说：
“为了建立日苏之间的真正基于相互理解的稳定的关系，在实现了日苏间的最大悬案——把北方领土归还给祖国的基础上缔结和约，是不可缺少的。”
福田首相还说：
“（日本）政府基于这一观点，不久前曾派外相到苏联就缔结和约进行了谈判。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次谈判中也因苏联对领土问题的态度僵硬，而没有使问题的解决有所前进。
但是，（日本）政府今后将进一步顽强地继续进行谈判。”

暴风大雪袭击美国和西欧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22日讯
纽约消息：
严寒、暴风和大雪袭击美国东北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各州也降了雨雪。
据报道，20日开始，从华盛顿到新英格兰各州刮了一夜大风，下了一夜大雪，以纽约市受到的袭击最为严重，这个城积雪深达一英尺。
暴风雪的袭击使纽约陷入停顿。
市长宣布该市处于“紧急状态”。
许多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银行和百货商店停止营业，学校几乎全部停课。
长岛铁路和其他铁路的火车停驶。
纽约市两大机场和纽瓦克机场全部停航。
高速公路上数百辆汽车陷在积雪之中。
除纽约市外，哈里斯堡和罗德艾兰等地也都宣布“紧急状态”。
新英格兰地区的机场也全部关闭。
新华社巴黎1978年01月20日电
据法国报纸报道，连日来，严寒和大雪袭击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法国、英国和西德。
大雪使法国，特别是西北部、西部、东部和巴黎地区的交通发生困难。
在洛泽尔省，有百分之六十的村庄被大雪封锁，靠直升飞机运救济品维持生活。
由于大雪，公路交通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中部和西部，交通几乎断绝。
在高山区，特别是在比利牛斯山区，有雪崩的危险。
巴黎—尼姆铁路沿线的雪厚达两米，交通受到严重障碍。
在巴黎地区，有一万公顷的地面有积雪，特别是在一千二百公顷的快车道上，积雪估计有六十万立方米，约三十万吨重。
鲁瓦西—戴高乐机场由于下雪关闭一小时。
在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和格拉斯哥的机场都关闭了，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活动大大减少。
从苏格兰到南部海岸，积雪达二十厘米厚，许多班火车误点，英吉利海峡的海运非常困难。
在瑞士，平原地区特别受到大雪袭击。
在西德，东南部地区特别受到大雪袭击，在法兰克福，浓雾和路滑严重阻挠了交通。

津巴布韦人民武装频繁出击获新战果
爱国阵线重申要坚持反种族主义斗争
新华社马普托1978年01月17日电
据津巴布韦解放组织01月17日在马普托发表的战报说，在1977年01月到10月初，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自由战士在各种军事行动中共打死敌人一千八百九十人。
战报说，在这期间，自由战士击落了敌机十三架，击毁敌人军车一百三十一辆，缴获军车十五辆。
战报说，自由战士还多次袭击了史密斯政权所设置的纳粹式集中营，从中解放了大约两千五百名津巴布韦平民。
战报在谈到津巴布韦战场形势时指出：
“新的作战区正不断得到开辟。
在津巴布韦战区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战斗。”
新华社卢萨卡电
《赞比亚每日邮报》01月10日发表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部队去年第4季度的战报。
战报说，这个期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部队共打死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军队六百五十八人，打伤一千零六十二人，摧毁敌人七十五辆运兵车。
战报说，津巴布韦游击队在这期间还炸毁了敌人三座桥梁。
游击队的活动还曾使敌人铁路线上的四辆机车和二十节货车车厢被迫停开。
战报还说，游击队在这期间袭击并摧毁了一些敌人的基地和兵营，使一些敌人的设施不能发挥作用，并且打沉了敌人十二艘巡逻快艇，打落三架敌机。
缴获敌人步枪一百三十五支和大量弹药。
新华社1978年01月23日讯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领导人重申要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玩弄所谓“内部解决”的阴谋。
据马普托消息，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穆加贝01月19日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爱国阵线是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史密斯策划“内部解决”津巴布韦问题，这是无效的。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另一位领导人恩科莫也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这两位领导人参加了从01月16日到19日举行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协调委员会会议。
他们对记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会议讨论了巩固爱国阵线的团结的计划和进一步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

瞎说一通
苏联《新时代》硬说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毫无根据的”，并压日本不要存此“暂时性的想法”。
可是，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刊登的日苏谈判资料，证明日本的要求二十年如01日，从来不是什么“暂时性的想法”，而且1956年日苏商定“齿舞和色丹可在和约缔结后归还”，1973年苏联又确认领土问题属于悬而未决问题，可见不仅有历史的根据，还有苏联确认了的根据。
如果不是采取背信弃义的霸权主义态度，苏联《新时代》怎能无视日本报纸刊登的日苏双方商定的历史文件，而瞎说一通呢？！

缓和“笑料”
“欧安会”续会吵了几个月，吵腻了，快要收场了。
苏联急急忙忙抢先提出一个“最后文件”草案，把“人权”改为“人道”，要迫使会议通过，使“缓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
美国代表反对这种“含糊其词”的修改，认为它只会使“审议成为笑料”。
苏联不是充过硬汉，口口声声说在人权问题上，猪比乌鸦黑，它不怕同美国比一比到底谁干净些吗？
怎么现在忽然如此胆怯，不敢比它一比了呢？
“缓和”的“生命力”，要寄托在乌鸦同猪的和解上面，这才真是近乎“笑料”了。

萨达特总统谴责以色列推行老的扩张政策
回击苏联诬蔑埃及同以搞“单独解决”的指责
新华社开罗1978年01月23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01月21日在人民议会紧急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说，埃及所以中断埃以谈判，是因为以色列仍然推行老的扩张政策，拒不讨论全部撤出被占领土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等重要问题。
萨达特总统说，他在耶路撒冷会谈中的首要目标，是要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不仅是撤出埃及的土地，而以色列拒绝这个建议，他才决定召回埃及代表。
他强调指出：
“我不允许在我们的国际边界以内的一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有一个（以色列）定居点，即使这意味着必须同你们（以色列人）战斗到世界的末日。”
他还指出：
“谈判的大门保持开放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得受到挑战。”
萨达特总统在讲话中回击了苏联诬蔑他同以色列搞“单独解决”的指责。
他说：
“我们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西奈之前，先撤出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不是象苏联所说的那样一味谋求单独解决。”
他说：
“苏联应该知道，由于以色列拒绝撤出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已中断了谈判。”
萨达特总统再次谴责苏联继续拒绝向埃及提供零件和取消以前签订的武器交易协定。
他还说，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批武器，加上苏联对埃及实施武器禁运，以色列才得以对抗阿拉伯人要求归还被它占领的土地的正当要求。

铁托主席主持召开南共联盟会议
南斯拉夫去年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成绩显著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20日电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约·布·铁托01月19日在伊加洛主持了一次会议。
会议为筹备南共联盟下次中央全会和第11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共盟政治及组织发展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爱·卡德尔和弗·巴卡里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斯·多兰茨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和共盟自治省委员会主席以及人民军共盟组织代表会议委员会书记。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20日电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斯·安多夫01月20日在此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南斯拉夫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有贸易关系，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在1977年取得了显著成绩。
安多夫指出，1977年，南斯拉夫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达到十亿美元以上，比1976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向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占南斯拉夫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
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额占南斯拉夫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六。
去年，南斯拉夫在国外帮助建设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近年来，南斯拉夫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四十个工程企业，三十二个水电站和火力发电厂，七十八个大型变电站，几千公里远距离输电线路，三十个港口、码头，以及一批住房、医院和学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