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支援唐山　唐山支援全国
唐山市战胜震灾工业产值超震前水平
许多工业产品日夜不停运往全国各地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8年01月20日电
全国人民关心的地震灾区唐山市，1977年12月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地震前的月平均水平；
今年01月上旬的工业生产又比去年12月上旬提高。
全市原有的二百七十个区属以上企业全部恢复了生产，其中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企业达到或超过了震前的生产能力。
地震前的一千一百多种工业产品全部恢复生产，另外还增加了三十多种新产品。
目前，唐山市出产的原煤、洗精煤、钢、钢材、水泥和其它建筑材料等，日夜不停地运往全国各地。
著名的唐山陶瓷又重新畅销国内外市场。
震后出产于唐山的水泥机械、车床、自行车以及其它轻工产品，已经在许多地方发挥着效用。
我国华北这座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又恢复了它的朝气。

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
编者按：
在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很多党委正在认真分清干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以来审干中的遗留问题；
很多地区和单位的组织工作部门开始呈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干部工作者正在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最近，本报记者以“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为题，访问了一些有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请他们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把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成文，供广大干部工作者参考。
这些老同志多年来从事干部工作，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有亲身的感受和体会，同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做过坚决的斗争。
他们谈的意见，亲切、感人、很有说服力，对于广大干部工作者很有教益，对于广大干部也很有启发，很适合当前斗争的需要。
党的干部工作，是各级党委极其重要的经常工作。
干部工作者的任务，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对干部进行选拔、使用、培养、考察，概括起来，主要是知人善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把所有干部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才干，积极地完成党所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列宁说：
“任何政策，若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便无法执行。”
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如果组织工作跟不上，用人不当，路线和政策就会落空。
今天，我们有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正确的党的十一大政治路线和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又有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善于使用干部，就一定能实现党所规定的宏伟目标。
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肩负着十分光荣、十分重要的任务。
他们工作的好坏，关系着干部的政治生命和党的事业，关系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荣枯与成败。
要公道、正派、不信邪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党内历来存在两条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前者是公道的、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公道、不正派的路线。
几十年来，我们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没有哪一个不实行一条极端错误、极不正派的干部路线，林彪、“四人帮”更在这一方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为了搞垮我们的党，竭力混淆是非，颠倒敌我关系，想方设法摧毁我们党的干部队伍。
他们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革过命的命”的反动口号，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任人唯亲，结帮营私，互相包庇，排除异己。
在他们帮派体系之中的，就是流氓、阿飞也能当书记，当部长；
反对他们的，就是最有德才的也要靠边站，受惩罚。
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在组织工作方面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
“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邓小平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的严重破坏，197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恢复由政治机关考核和审查干部的优良传统，强调管干部的干部必须具备“要很公道，要正派，不信邪”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击中和揭穿了林彪、“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阴谋。
在如何挑选干部问题上，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从而对于“公道”、“正派”、“不信邪”的理解也绝然不同。
我们的公道、正派观，就是党的干部工作者，一切都应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出发，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胸怀坦白，正直无私，以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以及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去选拔、培养、使用干部。
离开这些无产阶级的干部标准，另立其他什么条件，都是不公道不正派的做法。
公道、正派的品质和作风，又同不信邪的战斗风格密切地联系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不信邪是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
在一种反对、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思潮到来时，干部工作者不仅要善于识别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而且要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气概，敢于同违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些组织部门和干部工作者，丢掉了公道、正派、不信邪的优良作风，曲意逢迎林彪、“四人帮”，把他们的亲信、爪牙安插到党和国家的重要部门，并委以重任。
有的人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把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搬到党内来，“任人唯亲”，“以人划线”，凡是支持过自己的，不管支持得对与不对，都是好干部；
凡是反对过自己的，不管反对得对与不对，一律视为异己，加以排斥。
把那些阿谀逢迎的人当作好干部，把坚持党性原则，敢提意见，骨鲠心直的人，视为坏干部。
他们借端整人，抓住小辫子，无限上纲，给人穿小鞋，甚至牺牲党的原则，拿干部工作做交易。
这种极不公道、极不正派的作风，严重破坏了干部队伍的团结统一，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因此，是否坚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作风，决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每一个干部工作者都应当考虑自己是否具备了这种崇高的品质和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干部工作者要坚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作风，首先就要对每一个干部有实事求是的了解。
了解一个干部不容易，彻底了解一个干部更困难，这需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反复考察：
要了解干部的一时一事，更要了解干部的历史发展过程；
要了解干部的优点、特长和工作成绩，也要了解干部的弱点、不足之处以及在工作中的失败和挫折，等等。
但我们决不能因为不容易了解就不去努力了解。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按照干部的本来面貌了解干部。
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
对干部的了解，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索，或者光靠听汇报、翻阅档案材料，是达不到目的的。
只有放下架子，屏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并加以分析，才能作到实事求是地了解干部。
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有一种假象，似乎调查会开得不少，情况也是从下面来的，但达不到了解一个干部的真实情况的目的。
这主要是没有真正走好群众路线，或者只是走了半截子群众路线。
干部工作者对干部要有真正的了解，就必须到干部所在单位去，耐心地听取群众各方面的意见。
在听取意见时，又最忌讳不喜欢听不同意见，喜欢听符合自己的意见，甚至加以主观推测。
一个情况本来已经有出入，经过推测和发挥更会弄得面目全非。
这样走群众路线是假的，是走过场，自然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
即使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也不等于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还需要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有些同志虽然收集了许多群众的意见，调查了不少情况，但慑于某个人的权势或谬于俗见，临到需要按照实际情况作出结论时，却怯步不前了。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这种只走了“一半”的群众路线，实际上等于没有走。
这些年来，在调查了解干部情况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干部工作者宁愿走遍千里，却不愿找干部本人谈话。
其实，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
有不少情况同本人一谈就弄清楚了，用不着长途跋涉，劳民伤财。
实事求是地了解干部，就是唯物辩证地看待干部。
一个干部有优点和缺点，有长处和短处，但这些又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都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优点可以转化为缺点，缺点可以转化为优点。
例如，有的人工作热情很高，事事冲在前头，这是很大的优点，但高昂的热情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任其象潮水一样泛滥，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做出违背党的政策的事情。
所以，我们考察干部，一定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决不能把干部的任何一方面绝对化了。
好的就是全好，白璧无瑕，永远完美无缺；
坏的就坏透了，一无是处，一辈子也好不了。
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残酷地迫害干部。
他们不是从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个人一时的好恶和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极端主观、极端形而上学地对待干部，一忽儿说好，一忽儿说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然不顾干部的全部历史，毫无根据地宣布某个干部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林彪、“四人帮”用这种阴谋手段，极大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者迎合“四人帮”的心意，把干部的政治生命当儿戏，随便点名，随便整人。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不惜歪曲历史，把一个单位宣布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把一个方面的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
他们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各级党委和在它领导下的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说来，“知人”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能“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基础，“善任”之后，可以更好地达到“知人”。
对一个干部基本了解之后，就是“善任”的问题了。
所谓“善任”，就是根据干部的德才条件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实事求是地使用干部。
只有实事求是地使用干部，才能使干部各安其位，各尽其能，专心致志地工作。
“善任”还包括宁缺毋滥的思想。
有些组织部门和干部工作者，为了迁就某个人的要求，为了照顾什么人的面子，或者怕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怕影响自己的所谓“前途”，将一个人放到不相称的重要工作岗位滥竽充数，应当说这是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的严重失职。
春秋时代有个晋悼公，在历史上被称为知人而善任的贤者。
他不仅照顾全局，使自己的将相各称其位，各展其长，而且坚持“宁可虚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滥位”。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产阶级应当比古人做得更好。
树立牢固的全局观点
坚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作风，必须有全局观点，那就是对各方面的干部一定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毛主席的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我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掌握，更好地付诸实践。”
贯彻落实华主席的指示，就要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在用人问题上“以帮划线”和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
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革命事业。
工作需要大家来做，靠少数人是不行的。
毛主席在1937年就指出：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需要许多最好的干部。
党的队伍中，有各个革命时期的干部，有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有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有政治工作干部和技术干部，有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
就地区说，有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有在中央工作的干部和在各地工作的干部，等等。
这些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工作经历、生活习惯很不一样，爱好特长、禀性脾气也不相同。
因此，在使用干部时，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一定要有全局观点，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善于安排各方面的干部，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得象一个大乐队一样，在统一指挥下，奏出最悦耳的音乐。
林彪、“四人帮”破坏干部队伍的一个严重罪行，就是在干部队伍中制造宗派，挑拨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的关系，把知识分子踢出干部队伍，歧视、打击工农干部。
他们把干部队伍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圈内有圈，派中有派，把革命工作分成好的，坏的，高贵的，低贱的，等等。
他们从中制造矛盾，谋取私利。
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决不容许宗派主义地对待干部，任何自立门户，亲一部分疏一部分的表现，都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在全面安排各种干部时，特别要注意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干部，无论反对对了或反对错了，都不能斤斤计较，耿耿于怀。
更不能因为某个人说了自己什么不好听的话，就暗中加以歧视和刁难，甚至借机报复。
一个干部并不因为他对某人有这样那样的意见，革命就不需要他了；
即使对某个问题有这样那样不妥当的看法，并不等于他对其他问题的看法都错了，或者连他的工作能力也不行了。
对于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同志，更应当积极鼓励。
一个领导者，不要害怕自己的部下比自己高明。
妒贤嫉能、压制打击比自己强的人，是剥削阶级的作风。
处理干部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要给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适当工作，千万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一棍子打死，是“四人帮”的办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来自各个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干部，有来自一、二、四等方面军的干部，也有来自白区的地下党的干部。
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经过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迅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并不因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叛徒张国焘，就排斥四方面军的干部；
也不因为有些人来自白区，就歧视他们；
更不因为有些干部在工作中犯了一点错误，就不给工作。
毛主席对待党内是非曲直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正气凛然的严肃态度；
对于一切干部那种光明磊落、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
对一切可以团结、可以教育的同志那种劈心相待、循循善诱的伟大精神，以及数以千计的关心干部的动人事例，至今还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前，在干部问题上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就是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任务。
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干部的干部，对过去审干中遗留的问题，要尽快严肃认真地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安排适当的工作，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在落实干部政策中，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就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不仅要置革命干部于死地，而且采取了封建统治者株连的办法，竭力想把干部的亲属及其子女一起铲除。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下，有的单位和部门出现了老子出问题，亲属子女受连累的现象。
不管这个干部是否真有问题和问题的轻重，动不动就往他的子女所在单位发调函，寄材料，甚至把一些诬蔑不实和似是而非的材料塞进其亲属子女的档案袋里，致使他们参军、上学、入团、入党都成了问题，他们的进步要求得不到支持，才能得不到发挥，蒙受了不白之冤，严重地挫伤了这一部分青年同志的革命积极性。
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重在表现。
毛主席还明确批示：
父母的问题不要牵涉子女。
毛主席是这样指示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处理了许多这类问题（包括对刘少奇的子女的安排），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现在，有些主管干部的同志，仍然坚持错误的做法，他们头脑中不仅没有党的政策观念，而且缺乏起码的阶级感情。
必须指出，如果父母一有问题，就不问子女表现如何，一律也扣上帽子，这种做法严重地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政策，往往被坏人所利用，使党内关系、党群关系紧张，压抑了干部及其子女的积极性，使人们不敢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出发提出批评意见。
在这种精神枷锁下，很多人谨小慎微，甚至苟且偷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怎样出现呢？
所以，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及其子女，是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大问题。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就要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
有的人把组织部门的工作，仅仅看作是日常事务的琐屑工作，这是错误的。
还有的人，以为把组织部门同宣传部门合并起来，就可以加强组织工作的思想性。
其实不然。
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恰恰削弱了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都要不断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但两者做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
组织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通过对干部的谈话进行思想教育。
每一次同干部谈话，都应当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干部工作者应当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念。
同干部谈话，要用很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干部，用满腔的革命热情去感染干部，用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去武装干部。
谈话的结果，要能使干部振奋起来，对工作充满信心，能够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方向，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贡献。
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情况很不相同，相互之间也由于各种原因不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对于这些看来极平常又繁琐的小事，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日积月累，小问题也会酿成大问题。
所以，一个干部工作者，对干部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采取耐心细致和不怕麻烦的态度，认真负责地去解决。
在这方面，我们党有一整套优良传统。
例如，在延安的时候，有个干部气鼓鼓地要求组织部门谈话，并声言非谈半天不能解决问题。
一位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回答那个干部说：
半天谈不完可以谈一天。
他热情、诚恳地接待了这位干部，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
有一个干部，因为一个历史问题没有弄清楚，被抹去了过去光荣的历史。
这个同志思想负担很重，要求组织把问题弄清楚。
当时是战争环境，证明人有的在前线，有的在敌占区，还有的在国外，如果放松一下，问题就会拖下来，甚至毁了这个同志。
但是，组织部门并没有因为客观条件有某些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而是认真负责，为了弄清这个同志的问题，组织力量，一一进行调查，终于作出正确结论，承认了这个同志的光荣历史，使他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现在上访的人和上访来信很多，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对他们的问题象踢足球一样转来转去，始终得不到明确、肯定的回答。
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应当不怕麻烦地去解决干部中的每一个问题。
我们应当明白，在我们国家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干部的问题，只有依靠组织才能得到正确解决，靠请客送礼，托人情，走后门解决问题，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纪律的制裁。
如果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对干部的每一个问题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认真负责地加以处理，问题再多也是不难解决的。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简单粗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干部之间的是非问题，需要说服教育，摆事实，讲道理，发扬民主，任何行政命令的办法都行不通。
人们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不仅要在道理上想通，而且要有实践的经验。
这就需要时间，应当允许保留意见。
因此，耐心等待，不怕麻烦，反复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干部切忌有求全责备之心。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是形而上学的。
但也不能对干部抬轿子，光说好话，有缺点也不批评，或者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这不是爱护干部而是坑害干部。
应当肯定每一个干部的优点，同时又有分析地指出他的缺点，并且讲明白缺点是怎样形成的和纠正缺点的办法。
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谦虚谨慎而又信心十足地勇往直前。
对于干部提出的问题，一定要坚持原则，妥善解决，决不允许无理取闹，也不迁就任何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但又要注意灵活性，允许接受在不伤害原则前提下的干部要求。
林彪、“四人帮”对他们帮派里的人是封官许愿，庇护，纵容，对于他们帮派外的干部则不顾死活，任意处理。
调动工作，事先并不征求本人的意见，一经宣布就勒令滚蛋，对干部的各种困难，全然不闻不问。
他们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听到一点不合心意的话，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戴帽子、打棍子。
这种法西斯式的恶劣作法，窒息了党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必须坚决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一个干部到了组织部门，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温暖、十分亲切，对组织无话不谈，无心不交。
这主要是因为组织部门和管干部工作的同志，对党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
他们了解干部，懂得干部，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干部，把干部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主动热情、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地解决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他们一切都从党的、阶级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满腔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从而赢得了广大干部的最大信任。
他们决不象林彪、“四人帮”一伙那样，由于一个干部说了一两句错话，冲撞了自己，就打棍子、戴帽子，使干部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干部工作者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对于自己工作中的差错，一经发现，就要勇于纠正，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听任错误存在下去而无动于衷。
干部工作者象光荣的人民教师一样，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把自己的光和热全部溶化在别人身上。
干部工作者的贡献，是通过对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正确使用，通过干部在各条战线上的辉煌成绩表现出来的。
我们国家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有着干部工作者的一份心血。
干部工作者决不能异想天开地发现一个什么大“集团”，在人事上搞出一个什么“破案”的大奇勋，存在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是根本不配作干部工作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单位的审干工作，被一些帮派骨干分子所掌握。
他们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了博得上司的欢心，别出心裁地要揪出一个什么“集团”，挖出一个什么“案件”来。
他们违法乱纪，乱关乱打，搞逼供信，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对于这种人，就不能和一般因受蒙蔽而干了错事的同志一样对待，必须追究必要的责任。
干部工作者还应当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工作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搞专案的年青同志由于缺乏这个条件，给干部审查工作带来了一定麻烦。
当时，有些老同志，试图用自己做干部工作的经验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育说服这些同志，可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这些同志既缺乏经验，又不虚心，很少听得进去，因而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对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这说明干部工作者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党内斗争的知识，没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的经验，是执行不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的。
在当前，干部工作者还应当努力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专门知识。
培养人材不容易，人材的浪费又是最大的浪费。
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是相当惊人的，这种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用人现象，今天不能再允许存在下去了。
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负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虽不能要求干部工作者成为技术专家，但应当要求他们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熟悉各条战线上的干部的情况，以便在安排、调配干部时，力求做到人尽其能，既不埋没人材，也不滥用不称职的人员。
我们的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我们肩负着极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组织部门、干部工作者，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在伟大时代中所处的地位，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和清除“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组织、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流毒和影响，把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最好，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党的生活编辑组整理

毛泽东语录
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
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

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师学习硬骨头六连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建设思想、作风、技术全面过硬的连队
红旗究竟应该评给谁？
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师学习“硬骨头六连”，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建设思想、作风、技术全面过硬的连队
巍巍燕山，军号嘹亮。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师，正在组织六个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连队，进行五公里武装越野竞赛考核。
为了鼓励干部战士的练兵热情，师机关特意做了一面“武装越野流动红旗”，准备授给优胜的连队。
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一个个象小老虎，快速运动在田野、河滩和山间的小路上。
打倒了“四人帮”，训练在大上，这次竞赛的成绩普遍好。
某团三连以二十一分三十二秒的成绩第1个到达终点，另一个团的三连以二十二分十一秒七的成绩接踵而至。
从速度上看，流动红旗毫无疑问应该评给某团三连。
可是评判组出现了意见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某团三连速度虽然最快，但是他们有十七个人没有按规定带水壶，按比赛规则应扣十七分，红旗应该评给第2个到达终点的三连。
另一种意见认为，三连有十七个人没有带水壶是事实，但是他们临场比赛前已向评判组作了报告，这又不是弄虚作假，不应该扣分，红旗还是应该评给第1个到达终点的三连。
持第1种意见的同志坚持说，三连没有带齐水壶评判组固然有责任，但是连队自己要求不严，标准不高，不应该得红旗。
在评判组争论的同时，三连的干部战士也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有的同志兴高采烈地说，我们速度最快，拿红旗理所当然。
谁不服气，咱们带上那十七个水壶再跑一趟！
多数同志认为，竞赛考核是思想、作风、技术的全面检验，我们没有按规定办，就不应该拿红旗。
党支部开了三次支委会，意见还是统一不起来。
后来，评判组经过全面了解情况，主动承担了责任，决定还是把流动红旗评给第1个到达终点的三连，但是要严肃地指出他们的问题，这样有助于调动干部战士的练兵积极性。
第2天，师里召开了六个连队的授奖大会，主持这次竞赛考核的张师长亲自给三连授旗。
当连长王法礼准备代表全连接旗时，指导员林松泉拉拉他的衣角，有的战士也暗暗地向他摆手，示意他不要接旗。
连长心里十分矛盾。
接吧，指导员和许多同志不同意；
不接吧，评判组已经做了决定，何况又是师长亲自授旗呢！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红旗接了回来。
红旗带回来后，连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为此，党支部召开了第4次支委会，大家重温了华主席、叶副主席为“硬骨头六连”的题词和硬六连的经验，围绕着学六连学什么，培养什么样的作风，建设什么样的连队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的说：
“搞竞赛是为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全面建设连队。
我们要一个过得硬，不要九十九个过得去！”
有的说：
“要了这面红旗，就是丢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降低了全面建设过硬连队的标准。”
支委们统一了认识，一致决定：
把流动红旗送给第2个到达终点的三连，并对没带齐水壶的问题向上级作深刻的检讨。
支委会讨论的意见传达后，得到了全连同志的赞成。
当天，连长捧着红旗，指导员拿着检讨书，全连同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来到了评判组，请求把红旗评给那个三连。
那个三连的干部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感动，很受教育。
党支部召开了支委会，对照硬六连和兄弟连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大找自己的差距。
同志们说，兄弟连队的行进速度比我们快，风格比我们高，这面红旗我们不能要！
两个三连你推我让，谁也不肯收这面流动红旗。
那末，红旗究竟应该评给谁呢？
参加竞赛考核的干部战士和机关的同志都在思考着、议论着。
张师长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对部队进行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推动学习雷锋、“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更加扎实、深入地发展。
他主持召开了有营干部和六个连队指导员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
会上，林松泉代表三连党支部对没按规定带水壶的问题作了深刻检讨。
他说：
十七个人没带水壶不是小事情。
看了电影《上甘岭》，就知道在战场上水是多么宝贵。
少带十七壶水，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直接影响战斗的胜利！
我们没有按规定带水壶，说明我们准备打仗的思想还树得不牢，还有练为看的思想。
第2个到达终点的三连的指导员祝皋，也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连队的问题。
他说：
“我们连虽然带齐了水壶，但也不能说明我们思想、作风都过得硬。
过河时，有的同志怕湿了裤子，慢慢腾腾地走；
个别同志为了争第1，在起跑线上故意拉长距离。
这些都说明我们学硬六连还没有学好。
我们一定虚心向硬六连和兄弟连队学习，建设全面过硬的连队，培养又红又专的战士！”
两个三连的发言，又中肯，又实在，使大家深受启发，深受教育。
某团一连指导员激动地说：
“两个兄弟连队高标准，严要求，敢于揭露矛盾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存在的问题，我们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有的同志存在锦标主义思想，说明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我们有的干部也往往不是眼睛盯着敌人，心里想着打仗，而是眼睛盯着红旗，心里想着争第1。
这样带兵，就要偏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一面流动红旗，象一面镜子，照出了连队的问题，也照出了领导上的问题。
要求部队严，领导首先要严。
没有过硬的领导，怎么能带出过硬的部队！
大家一致反映，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解决问题。
这次竞赛评比，确实评出了觉悟，评出了风格，评出了干劲，评出了团结，真是一次生动实际的路线教育。
红旗到底评给谁？
师首长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决定重新制作一面“学习硬六连，培养好作风”的锦旗，赠给最先到达终点的某团三连。
那面“武装越野流动红旗”，暂由师里保存，下次比赛时，看谁思想、作风、技术全面过硬，就把红旗奖给谁！
本报记者　赵　苏

这种作法值得提倡
打倒了“四人帮”，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练兵热潮。
这是十分可喜的。
练兵竞赛，和各条战线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一样，是为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这就要眼睛盯着敌人，心里想着打仗，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自觉地从难、从严、从实战的需要出发，为革命而苦练杀敌本领。
这样，我们的战士就能练成硬骨头战士，我们的连队就能练成“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就能建设成航空兵某师那样的革命化领导班子，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同全国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北京部队某师的广大指战员，有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有我军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
他们抓住“红旗究竟应该评给谁？”
这个竞赛中的问题，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发扬了正气，帮助少数有糊涂思想的同志端正了认识，收效显著。
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邓小平副总理同巴尔总理会谈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今天上午举行会谈。
法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外贸部长安德烈·罗西，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工商业和手工业部能源总代表保罗·芒特雷·德洛耶，外交部文化、科技关系司总司长罗歇·沃尔，财经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司长贝特朗·拉雷拉·德莫雷尔，总理军事办公室主任让—保罗·奥罗斯科海军上将，以及让—克洛德·佩耶，让·弗朗索瓦·努瓦维尔。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有关方面负责人孙锁昌、钱其琛、齐宗华、朱黎青、刘华。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法国总理雷蒙·巴尔01月20日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不受礼　不吃请　不徇私
北京第2毛纺织厂供销部门发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健全规章制度，严格按政策办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新华社1978年01月16日讯
北京第2毛纺织厂供销部门努力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反对受礼、吃请、徇私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发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去年，有的公社、大队通过熟人和老乡关系，要求工厂供应下脚毛和其他材料。
供销科坚持公事公办，只要不符合规定的手续，一斤下脚毛也不供应。
外地一个煤矿有人送来一汽车煤，要和供销科的几个负责人拉私人关系，说是让他们自己分一分就行了。
供销科负责人拒不收受，把煤送到工厂食堂，按价给煤矿付了款。
去年11月，供销科党支部书记的一个老同事，托他给弄一百公斤包装剩下的废钢丝，准备用来做沙发。
废钢丝是规定应当上缴的物资。
这位书记坚决不办。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工厂企业供销战线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资产阶级不正之风泛滥。
北京第2毛纺织厂就吃过这种苦头。
一次，有两个投机倒把分子，通过私人关系，来厂套购了大量下脚毛，还采取送礼行贿等不正当手段，盗窃原料，使国家遭受不少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第2毛纺织厂党委抓紧整顿企业，对供销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健全规章制度，加强了物资管理。
供销科的领导同志说：
党和人民把物资管理大权交给我们，我们绝不能丧失原则，拿国家的物资去作私人交易。
去年03月，供销科党支部以大庆为榜样，作出规定，要求干部不搞特殊化，不受礼受贿，严格按照国家物资政策办事。
他们把这规定公布于众，让群众监督执行。
规定作出之后不到一个月，有一个用北京第2毛纺织厂的下脚毛作原料的地毯厂，给供销科毛库办公室每人送了一块坐毯。
供销科党支部发现后，立即指出这是不对的。
但是，有的人却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还说“多条路能过江，少条路是堵墙”。
党支部便耐心地向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讲清道理，指出危害，引导大家认识所谓多条路，要看是什么性质的路，能过江，是过什么样的江。
有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就是要大步走；
损害国家利益的歪门邪道，就是要堵死。
毛库办公室的同志提高认识后，主动将坐毯原数退回地毯厂。
地毯厂的有关人员也受到了教育。
两个工厂的同志按照党的原则，加强了团结和社会主义协作。
从此以后，供销科从领导到群众都自觉地抵制不正之风。
去年11月，有一个毛毡厂给毛库办公室送来两捆毛毡边料，说是让大家分了做鞋垫用。
毛库办公室的同志把毛毡边料退了回去，并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
还有一些单位要给供销科的职工送香油、大蒜、茶叶，要给他们打衣柜、做圆桌等，他们也都一一谢绝了。
北京第2毛纺织厂供销科的职工们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只有不占不贪，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不偏。

乘大检查的东风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胜利油田在学大庆检查团大检查之后，继续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订措施，搞整顿，努力建设高标准大庆式企业
新华社济南1978年01月20日电
胜利油田在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大检查之后，继续发动干部、群众，举一反三，揭矛盾，找差距，订措施，搞整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检查的成果。
一个多月以前，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对胜利油田开展工业学大庆、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进行了一次严格认真的大检查。
大检查以后怎么办？
胜利油田广大职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回答：
乘大检查的东风，再接再厉，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检查团离开油田后，各级党委立即召开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集中研究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主动“亮丑”。
各级领导班子对照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对照检查团提出的问题，举一反三，进一步揭矛盾，找差距，制定整改的措施，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大庆式企业。
二是打“预防针”。
防止“检查团走了，思想散了，工作松了，老毛病又犯了”的现象发生，坚持做到思想不涣散，自检不断线，整改标准严。
三是部署新的战斗任务。
油田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油田形势，总结检查了工作，决定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学大庆，搞好企业整顿，大搞机关革命化，带领职工大干社会主义，大搞钻井速度翻番。
全油田职工决心一切从零做起，从点滴做起，扎扎实实搞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1978年更大的跃进。
钻井指挥部为了巩固和发展大检查的成果，学习石化部检查团的好思想、好作风，抽调三十六名干部、老标兵、老模范、老工人，组成传帮带工作团，深入基层，进行学大庆的检查验收和传帮带。
他们深入到钻井队、班组、宿舍，检查揭批“四人帮”、开展路线对比的情况，了解钻井速度翻番计划是否落实，并查看了每台设备。
传帮带工作团在四○六八钻井队检查出各种问题五十四个，帮助他们进行整改。
一星期后，传帮带工作团又来到这个队进行复查，发现他们以大庆为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工作很扎实，就及时对他们进行了表扬。
胜利采油指挥部东辛输油大队一○一库党支部，用石化部检查团送到家门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指导自己的工作。
大检查以后，他们继续发动群众，把十二台设备、二百多个阀门，全部进行了除锈和刷漆，平整场地一万平方米，做到了场地净，线路明，设备完好，器材摆放规格化。
输油大队党委立即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大队的工作。
胜利油田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搞整改，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在石化部学大庆检查团离开以后的半个多月，全油田就举办了一千二百多期学习班，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训练了二万三千多名骨干。
各级党委还对前段揭批“四人帮”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
对搞得好的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发动群众，克服差不多的思想，把运动引向深入；
对搞得差的，要采取措施，进行补课。
河口指挥部党委通过调查摸底，解剖了两个运动搞得不好的典型。
他们把这两个单位的问题拿到党委会上讨论，找领导上的差距，使大家认识到“四人帮”流毒的严重性和肃清流毒的艰巨性。
为了帮助这两个单位迅速赶上来，党委立即派出一名政治处副主任，带领四名机关干部前去进行具体的帮助，使这两个单位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
在整改过程中，胜利油田各级党委很注意抓干部作风的转变和机关革命化建设。
油田党委和各指挥部党委，都由领导干部带队，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们和工人实行“三同”，树立先进典型，帮助后进单位转变，把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
油田党委还抽调出六名领导干部和大批机关干部，组成义和庄前线会战指挥部，面对面地领导那里的各钻井队大搞钻井速度翻番。
油田建设第2指挥部，由五名领导干部和二十三名机关干部组成五个学大庆工作队，深入基层蹲点或代职，扎扎实实地抓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和基本功训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机关科室人员也努力做到“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努力做好后勤工作。
大庆会战和胜利油田当年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

秉公办事　不谋私利
“党和人民把物资管理大权交给我们，我们绝不能丧失原则，拿国家的物资去作私人交易。”
北京第2毛纺织厂供销科的领导对全科同志提出的这个要求，体现了严格执行国家物资管理政策，办事公道，不谋私利的好品质、好作风。
这几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有的同志中毒相当深。
例如，物资管理部门有的同志，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和制度办事，而是熟人登门，有求必应；
老乡到场，不用公章；
只要请客送礼，可以尽量满足。
有的人以“协作”、“支援”为名，相互交易从中谋利。
有的人以低价处理物资之名，为投机倒把开方便之门。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计划，影响了有关企业的生产，影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但是，还有的人继续说什么：
“多条路能过江，少条路是堵墙”。
旧习不改，我行我素。
这么想，这么作，不管是为个人，还是为小集体，都是错误的。
你既然违反了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所谓的“多条路”，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路，所谓“能过江”，只能是到资本主义彼岸去的江。
这样的路，既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也会毁掉个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资本主义是不能讲良心的。
我们应该象北京第2毛纺织厂供销科的同志那样，通过揭批“四人帮”，把这种通向资本主义的路统统堵死，把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邪门统统封住。

西藏各族人民决心实现农业机械化把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得更美好
翻身农奴大办农业机械化
西藏机耕面积已达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左右，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西藏各族人民决心实现农业机械化，把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得更美好
铁牛开上“世界屋脊”——西藏高原。
辽阔的西藏，机耕面积1977年达到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在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时期，西藏“刀耕火种”，使用原始的木藏犁。
1959年平叛胜利以后，实现了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1975年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组织起来的同时，用上了翻身农奴所说的“党给的犁”——新式步犁；
又办起了国营农场，迎来了国家和兄弟省、市、区支援的拖拉机。
现在，西藏的大多数县有了大中型拖拉机，更多的县有了手扶拖拉机。
几年来，高原上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
解放前，西藏的粮食亩产平均一百多斤，现在，已上升到将近三百斤，达到了自给。
已经有许多个县上了《纲要》，有的过了“黄河”。
使用机械耕种的地方，粮食都有较大幅度增产。
这使西藏各族人民进一步看到了西藏农牧业大发展的光辉前景。
西藏在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道路上，困难比其它地方要大得多。
那里至今还没有钢铁工业和拖拉机制造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需要的主要农业机械，由国家调拨，各兄弟省、市、自治区也积极支援。
每台拖拉机从内地装车运往拉萨，要越过崇山峻岭，跋涉万里长途。
拖拉机用的油料、配件，也从内地运去。
现在，自治区的多数县都成立了农机管理机构和修造厂，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农机化队伍。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和各兄弟省市区支援西藏的农机物资增加了。
为了解决运输矛盾，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任荣同志亲自挂帅，动员全区军用和民用车辆，从去年09月到11月，打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机运输大会战”，把支援西藏的农机物资运上高原，大大增强了西藏农业机械化的力量。
参加第3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西藏代表们说，尽管主要农业机械我们还需要国家支援，但是，农业机械化“化”得快慢好坏，得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向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学习，千方百计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
现在，区内已能生产几十种农机配件，和脱粒、扬场、播种等十几种农机具。
西藏高原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资源丰富的好地方。
实现农业机械化，腾出劳动力，把这些资源都开发起来，西藏将会为国家作出有益的贡献！
本报记者

要有章可循
忻章
安徽霍山县有个上土市公社，这个公社的良感冲大队有个下冲生产队。
去年春天，由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捂盖子，当地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开展不起来，许多思想是非界限还没有分清楚，又遇到了自然灾害，处境很困难。
这个生产队的十九户贫下中农社员，为了把集体生产搞好，就“秘密”地制定了一个“十八条”的章程。
这“十八条”，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本队的农副业生产、劳力、财务和分配的管理，一一作了具体规定。
章程搞出来以后，大家都签了名，一个不会写字的老贫农划了三个圈。
一年来，他们照章办事，增产了二成多，生产比周围的其他生产队搞得都要好。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国有国法，我们生产队就应该有个队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过：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毛主席历来主张各项工作要有章可循。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主席在革命战争时期亲手制定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过许多章程。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章可循嘛！
党章，宪法，就是党和国家的总章程。
有了总章程，还要有各行各业的具体章程。
工厂企业，要有自己的章程。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应该有自己的章程。
生产大队、生产队不同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它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社员，有那么多集体的事情，没有一个章程是不行的。
总之，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要各有各的章程。
有章可循还是无章可循，大不一样。
我们的各种具体章程，或称条例，或称规章制度，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系统化，搞出若干“条条”，这就成了章程。
章程立了以后，再回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逐步完善化。
章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只要它正确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如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又有广大群众“划圈圈”即赞成拥护，就能够为经济基础服务，对革命和建设事业起促进作用。
我们要立的是社会主义章程。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搞这样的章程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事情，下冲生产队为什么要“秘密”地搞呢？
这固然有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也反映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
“四人帮”在规章制度问题上散布过许多谬论，流毒很深，危害极大。
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就必须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谬论。
“四人帮”极力宣扬“规章制度无用论”。
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叫嚷：
要搞“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
他们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搞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
“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就胡说过：
“凡是搞什么多少条多少条的，不管几条都是不对的”。
他们就是不准你搞“多少条”，即使搞“几条”也不行。
事实无情驳斥了“四人帮”的“规章制度无用论”。
大庆、大寨以及下冲生产队的经验证明：
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是“无用”，而是有用得很。
“四人帮”这个反党集团，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规章制度”的。
他们的帮规帮法严得很。
他们的言论、行动无不受他们那个帮规帮法的约束，无不是为了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各行各业统统搞乱，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建立他们的“新天朝”，实行他们那一套法西斯专政的法规。
社会主义的章程，敌人越是反对，我们就越是要搞。
可以预料，在抓纲治国的新的一年里，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同志，都将把本行业本部门的章程搞起来，搞出那么“多少条”。
过去搞过的，也要适应新的情况，总结新鲜经验，加以补充修改。
下冲生产队的经历告诉我们：
有章可循好。
循社会主义之章办事，我们就能够胜利前进。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闭幕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1977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今天闭幕。
这届影展接待了观众九万人次。
人们热烈赞扬，打倒“四人帮”，摄影艺术面貌一新，展现了我国摄影艺术园地百花争艳的美好前景。
影展大厅里，毛主席、华主席的巨幅照片，以及人们用各种方式怀念毛主席、周总理的照片，深深感染着观众。
人们在照片前久久伫立，不愿离去。
观众还高兴地看到，展出的照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
观众普遍反映，这届影展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生动活泼。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展出了一部分风光花卉照片，色彩绚丽，多姿多彩。

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最近发出通报
严肃处理刘铎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
据《山西日报》报道：
山西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工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行各业大力支持、全体招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目前，考试和评卷工作已经胜利结束。
在招生过程中，也发现个别招生和监考人员，由于受“四人帮”毒害很深，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严重，无视党纪国法，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直接破坏了招生制度。
尽管这是个别的现象，但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最近就刘铎等人在招生工作中营私舞弊一事发出通报。
通报指出：
翼城县翼城中学政治教师、共产党员刘铎，为了使其两个儿子能考上大学，考试的前一天，他串通本校数学教师、监考人员李××、黄××，约定要李、黄在数学考试时设法为其儿子作试题答案，并传送夹带。
去年12月06日上午数学开考半小时之后，李××便私带试题，借故离开考场，回宿舍偷作答案。
刘铎将李××作出的答案迅速复写两份，一份由×××在事先约定好的厕所递给了刘铎的大儿子；
另一份由黄××在考场上偷偷传给了刘铎的二儿子。
代县教育局干部白建坛，在本村某考生的要求下，利用招生工作的方便，违反招生纪律，在去年12月11日下午中专理化考试时，当他拿到试题后，马上在某考生事先送给他的草稿纸上作好部分答案，然后，到了某考生所在的考场，偷偷将答案递给了某考生。
阳曲县泥屯九年制学校数学教师刘忠义，在参与评阅中专试卷期间，于去年12月18日上午，私自将其他小组领出的数学试卷拿去，对其弟弟答卷中的第二题做了修改，提笔把○分改为五分，又把第九题列出方程，评为八分，两处进行改动后，共为其弟弟的数学成绩增加了十三分。
为了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肃党的纪律，打击歪风邪气，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翼城、代县、阳曲县委已分别对刘铎、白建坛、刘忠义给以严肃批判，并予以必要的党内和行政纪律处分，发出通报。
通报要求各级招生委员会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把初选和录取工作认真做好。
各级领导干部和招生工作人员，都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原则，坚决杜绝“走后门”和各种营私舞弊等不正之风。
对于群众所揭发的“走后门”一类的问题，有关部门要严肃对待，认真进行调查，情况属实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对于“走后门”上来的考生，要取消其初选和录取资格，录取入学的要退回原单位。
《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短评《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短评指出，还在去年高考开始之前，我们就说过，对于那些胆敢破坏招生工作，徇私舞弊的人，要按党纪国法，从严惩处。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要看得太认真了。
他们决心向党纪国法碰一碰。
他们碰了，碰者，必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这叫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一切敢于向党纪国法挑战的人，都要受到惩处，任何人不得例外。
眼下，招生工作的体检、政审、初选、录取等工作就要开始，下一年度的高考工作不久就要来到。
我们希望那些有权可使、有“门”可走而又不愿严守党纪国法的同志，要从刘铎等人犯错误的事件中接受教训，千万不要再干那些蠢事。
我们应当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依靠广大群众，坚决同破坏新招生制度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举行全体（扩大）会议
兰州举行科学家、劳模和中小学生见面会
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最近举行第1届第2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热烈讨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
会议补选了联合会的正、副主席、秘书长和各学会正、副会长，讨论和制定各学会1978年工作规划。
学会联合会主席陈越平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语文学会、图书馆学学会和部队方面专业和业余的理论工作者，共三百多人。
据新华社兰州电
“我国的青少年要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打好基础，准备承担起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任。”
这是兰州地区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和劳动模范，在一次同中、小学生见面会上亲切的勉励和叮咛。
参加这次见面会的，有兰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的教授，中国科学院在兰州各研究所的研究员，一些工厂的工程师和劳动模范，以及一千多名中、小学生。

批判“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
沈萱
王张江姚“四人帮”，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幌子，炮制了“三突出”等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理论。
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就是这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荒谬论点之一。
这个谬论，在扼杀革命文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十分恶劣的作用。
（一）
文艺创作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这本来是正确的思想。
“四人帮”却恣意歪曲这一正确思想，象列宁指出的那样，他们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1974年03月，江青在同文化部两个亲信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黑话：
我“不主张在报告文学中多写活着的真人真事”。
不久，江青在又一次谈话中借口“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更加蛮横无理地指令：
“不要写真人真事”。
其后，“四人帮”一伙恬不知耻地以工农兵的代言人自居，胡说什么“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在反映生活上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缺乏教育意义和战斗作用”，“广大工农兵”“不满意那种写真人真事的作品”。
“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专横武断，以势压人。
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完全抹煞了各种不同文艺形式的特点。
例如，报告文学，它本来是一种具有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文学作品，一向以其能够及时歌颂革命和建设中的英雄人物，迅速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而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
它所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和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说服力大，感染力强。
虽然在其创作过程中，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对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取舍、剪裁、概括和提炼，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真人真事具有典型的意义，但却不容许虚构和伪造。
它所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正是它“写真人真事”。
江青不让报告文学“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那就等于取消了报告文学，把报告文学变成了报假文学。
至于其他的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同样被一棒打杀。
他们甚至要求话剧《雷锋》一定要改得没有雷锋的名字、没有雷锋的事迹、没有雷锋的精神才行。
在“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大棒打击下，革命回忆录，传记性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品，以及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公社史、工厂史、家史、村史在我国文艺园地几乎绝迹。
“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缺乏教育意义和战斗作用”吗？
这是“四人帮”捏造出来的天大的谎话。
事实证明，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某些文艺形式，通过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中英雄模范人物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早在二十多年前，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就写下了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
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去年华主席在视察辽宁期间，观看了话剧《雷锋》，满怀深情地说：
“雷锋的戏，我愿意看，高兴看。”
“雷锋这样的典型确实好。”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运动中，有多少英雄涌现，有多少英雄业绩值得歌颂！
在文艺作品中雷锋这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不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有力地教育、鼓舞千百万革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么？
“四人帮”根本不顾生活实际，给这类文艺作品捏造罪名，一律扼杀，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高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对写真人真事的目的正是反对歌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篡改革命文艺的方向和任务！
“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因此就“不要写真人真事”吗？
这里更包藏着“四人帮”不可告人的祸心。
列宁领导的10月革命，应该说是重大的历史题材吧！
然而，最早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革命文艺，恰恰是美国革命作家约翰·里德以真人真事为内容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
伟大导师列宁亲自给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写了序言，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称赞它：
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
给了它很高的评价。
无需多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上，《震撼世界的十天》将永远占有光荣的一页。
“四人帮”说什么“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不许革命文艺歌颂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颂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歌颂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许革命文艺如实地揭露他们一伙新老反革命的原形。
反之，对吹捧和美化“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他们则不管题材多么“重大”，是否“牵扯到党史、军史”都要通过伪造，把“四人帮”的形象写得尽量“逼真”。
甚至不惜指使人在一个什么“诗报告”中，设置一张照片，捏造一个声音，把江青吹捧为西沙自卫反击战的“指挥者”和“鼓舞者”。
这就说明，“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是假，千方百计地歌颂他们自己是真。
（二）
“四人帮”借反对“写真人真事”，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
“四人帮”强加给影片《创业》的十大罪状中就有这样的话：
“影片《创业》较明显地写活着的真人真事。
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有的是原话，有的根据原话稍加修改而来的。”
“影片中事件和人物也可找到大量生活原型。”
并说，这样做，就是“为刘少奇涂脂抹粉”。
在“四人帮”看来，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甚至和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了某些联系，就是“写真人真事”，就一定会“走上歪门邪道”，为“坏人和反动路线树碑立传”。
这就是说，文艺有了真实性，就会产生反动的政治性，要具有政治性就非得取消真实性不可。
这真是荒谬至极！
实践告诉我们，对文艺的真实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它大公无私，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它的力量就在于始终能够真实地反映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在无产阶级看来，文艺作品中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
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都是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阶级和阶级斗争，揭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产阶级文艺既有高度的革命性，又能最深刻、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早在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通过评论小说《城市姑娘》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革命要求。
其中，就包括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的思想。
恩格斯说：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他在另一封信中还说，“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他要求革命文艺作品，要正确反映现实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总形势及其发展趋向；
要表现觉醒的“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
要塑造出既有鲜明个性又能体现阶级本质和时代特点的艺术典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深刻地系统地阐明了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辩证关系，要求革命文艺作品“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以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
1951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毛主席指出，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极端错误地歌颂武训那样的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卑鄙奴才。
这就说明了，文艺家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认识和反映实际生活，才能创作出革命的政治性和艺术真实性相结合的作品来。
反之，就会产生象电影《武训传》那样的政治上反动，而又歪曲历史、歪曲生活的毒草作品。
“四人帮”是一伙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
他们代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仇视工农兵及其英雄模范人物，仇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现实中的一切。
他们反对“写真人真事”，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正是这种反革命心理的大暴露。
实际上他们反对革命文艺的真实性，目的还是反对它的无产阶级政治性，而要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帮文艺”的反革命性。
事实正是如此。
在七十年代利用文艺搞反党活动为自己和反动路线树碑立传干得最起劲、最无耻的莫过于“四人帮”。
就是这个下达反对“写真人真事”黑指示的江青，由于篡权心切，竟和外国特务勾结，出卖党和国家机密，伪造历史，企图通过那个记者之笔，为其登基当女皇制造舆论。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毒草影片《盛大的节日》里，也同样挖空心思地把铁根、井峰作为王洪文、张春桥的化身而肆意吹捧，把他们美化为创造历史的“救世主”。
（三）
“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还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化原则。
他们叫嚷文艺创作“不要使人有真人真事的联想”，“要写得离这些人物越远越好”，甚至不容许艺术典型有一点生活原型的影子。
1974年冬，“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在“审查”江苏省话剧团创作和演出的《大江飞虹》时，就曾多次打电话，带口信，三令五申：
“在人物、时间、事件、景物等方面”，不能让观众引起任何对南京长江大桥的“联想”。
剧团的同志在省委支持下，抵制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并于1975年参加了在北京的调演。
他们看了后暴跳如雷，恶狠狠地指责《大江飞虹》“内容、背景仍是南京长江大桥”，犯了与《创业》同样性质的“错误”。
众所周知，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一样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建成的，所以《大江飞虹》的“内容、背景”是南京长江大桥，就犯了罪。
这便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高喊反对“写真人真事”，歪曲典型化原则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为反革命政治服务的“理论”必然是荒谬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2个源泉。
当然，我们强调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不等于说文艺作品都是写真人真事的。
不，文艺作品，除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少数形式外，确实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
局限于写真人真事，不加工，不提炼，不概括，那么，我们就没有文艺。
文艺必须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使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四人帮”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切断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使文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文艺创作，扼杀了革命文艺。
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是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
文艺源于生活，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也源于生活中各个阶级和各种各样的人物。
鲁迅总结他自己和古今中外作家、艺术家塑造典型的创作经验时指出：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
一是专用一个人；
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鲁迅说他自己创作时，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高尔基也讲述过类似的体会。
创作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过程，正是作家、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人物、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集中概括，加以生发、改造的过程。
不以生活原型为依据，艺术典型何由塑造成功？
不准艺术典型中有“生活原型”，仅凭“三突出”的模式就可以塑造成功“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是“四人帮”歪曲典型化原则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谬论！
“四人帮”一伙既然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否定了塑造典型要以“生活原型”为依据，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也就完全否定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必要性。
他们反对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他们鼓吹文艺创作“首先确定主题思想”，然后去编造故事。
毒草影片《反击》就是按照“四人帮”的“创作秘诀”炮制出来的黑样板。
他们首先确定“写与走资派斗争”，而且要“写高级走资派”的主题，然后编造考教授、以“学报”取代党报等“故事”，最后以电影的形式预演了一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丑剧。
从上述可见，反对“写真人真事”谬论跟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局限的正确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四人帮”把“反对写真人真事”当作一把刀子，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
当作一根大棒，任意打杀无产阶级文艺作品；
当作一条绳索，捆绑革命文艺工作者，不让他们深入斗争生活，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
当作一支毒箭，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
他们妄图通过篡改历史、歪曲生活来达到他们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反动目的。
然而历史无情，这些跳梁小丑终于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必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杭州市换了新颜
经过大力清除“四人帮”横行时期积留下来的垃圾废物，杭州市湖光潋滟，街道干净，正变得更加秀丽。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杭州市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突击活动，清除掉垃圾、废土等堆积物三万余吨。
各个风景点都清扫一新。
全市街区还开展了向全国著名卫生先进单位小营巷学习的活动。
现在，杭州已有三分之一的街道居民区基本上达到了小营巷卫生工作的水平；
许多街道居民区不仅常年做到街道整洁、环境干净、蚊蝇少见，而且普遍恢复和健全了除四害、讲卫生、预防疾病的竞赛评比制度，培养了一批卫生工作积极分子。
小营巷等先进单位，还总结出一些除四害的新的技术措施。
前些年，在“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黑干将的干扰、破坏下，曾经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杭州市，变成了满街垃圾，四处污秽；
行之有效的一套除害灭病卫生制度，也被他们扣上“不抓大事抓小虫”的帽子，受到冲击破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和表扬过的卫生红旗小营巷，也受到攻击和诬蔑。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的负责同志亲自抓爱国卫生工作，领导全市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大力推广小营巷的先进经验，恢复除四害、讲卫生的好传统，现在已经取得了成效。
（新华社）

巴尔总理和夫人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和夫人今天下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巴尔总理和夫人在毛主席座像前默哀。
巴尔总理献了花圈。
我国外交部长黄华陪同前往瞻仰。
巴尔总理的随行人员也前往瞻仰。
（附图片）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和夫人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
巴尔总理和夫人在毛主席座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新华社记者摄

巴尔总理和夫人观看《逼上梁山》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和夫人等贵宾，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北京市京剧团演出的历史京剧《逼上梁山》。
在演出结束时，巴尔总理同演员们热情见面，赞扬他们演得好。
谷牧副总理，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贾汀等陪同观看。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下午，巴尔总理和夫人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陪同参观了故宫和天坛公园。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纪登奎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本自民党参议员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团长增田盛，副团长夏目忠雄和夫人，秘书长长谷川信，团员石本茂、金井元彦、降矢敬义、山内一郎，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纪登奎副总理对日本朋友的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朋友们为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应当谢谢你们。
日本朋友表示，他们决心齐心协力为促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最大的努力。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秘书长孙平化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和东德签订今年换货和付款协定
新华社柏林1978年01月1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1978年换货和付款协定01月19日在柏林签字。
根据这项协定，今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比去年有所增长。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库·芬斯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贸部部长霍·泽勒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签字前会见了王润生副部长。

佩雷斯总统接见我驻委内瑞拉大使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8年01月19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01月19日在总统府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凌青，并进行了友好谈话。
在此之前，委内瑞拉外长西蒙·阿尔维托·孔萨尔维曾在01月12日向凌青大使授勋，以对委、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表示满意。
凌青大使于01月18日晚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二百多位委内瑞拉朋友出席了招待会。

我驻尼大使向比兰德拉国王递交国书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8年01月20日电
中国新任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使彭光伟01月20日在加德满都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递交了国书。
比兰德拉国王同彭光伟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彭光伟大使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对比兰德拉国王的问候。
比兰德拉国王请彭光伟大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问候。
彭光伟大使是01月14日到达加德满都的。
递交国书前彭光伟大使曾拜会了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

永远铭记扎伊尔人民的深情厚谊
去年10月，在扎伊尔赤道省首府姆班达卡市工作的中国医疗队期满回国时，赶到机场送行的赤道省省长亲切地对中国医生说：
“华主席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继续巩固和发展扎中友谊。”
“希望你们把扎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珍贵的友谊带回中国去。”
姆班达卡市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故乡。
医疗队在这里工作期间，受到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关怀。
两年来，蒙博托总统每次来到姆班达卡，都要去看望他们，亲切交谈，赞扬中国医务人员的劳动和扎中友谊。
扎伊尔卫生国务委员、赤道省省长和其他官员，经常关心医疗队的工作，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有一次市里停电时，省卫生总监亲自为医疗队送来马灯和煤油。
1976年扎伊尔国庆节时，省长派人送给医疗队一批印有扎伊尔国徽和国旗的玻璃杯，留作纪念。
他着重说明：
这些礼品“象征着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约两年前的一天，三名中国医务人员在街上突然被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围住。
孩子们齐声喊道：
“中国医生好！”
“中国好！”
“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
这时，一位扎伊尔朋友走上前来解释说：
“你们的工作深入人心。
幼儿园的老师经常向小朋友讲：
‘我们这里来了中国医生，是毛泽东主席派来给我们治病的。
我们见了他们要问好’。”
中国医疗队听了深受感动。
中扎两国医务人员密切合作，治愈了许多重伤重病的人，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
一次，医院接收了一名从十米多高的芒果树上跌下来摔伤严重的少年。
当时他生命垂危，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抢救。
两国医生决定施行针麻手术。
剖开腹腔后，发现里面溢满了血。
两国医生就采用了扎伊尔医生行之有效的“自家输血”的经验，把溢出的血集中起来再输给病人，获得成功。
切除脾脏时，病人血压下降，呼吸停止。
中国麻醉师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使病人脱险。
有一天深夜，医院收到一位被汽车轧伤下肢的妇女，急需抢救。
恰巧这时停电。
中国医生决定在汽灯、手提灯、手电筒的照明下立即施行手术。
在扎伊尔医务人员协作下，中国医生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及时挽救了伤者的生命，而且还设法保存了她的下肢。
中扎两国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扎伊尔医生经常主动向中国医生介绍热带疑难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无保留地传授他们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扎伊尔医生的帮助下，中国医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类型的热带疟疾的治疗方法。
扎伊尔医生也从中国医生那里学会了针灸、针麻等技术。
到姆班达卡医院就医的人越来越多，有本省的，有外地的，有从六十公里外步行来的，也有从几百公里外乘船或乘飞机来的。
他们都同中国医务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许多病人出院后，经常到医院来看望中国朋友，或者邀请他们到家里畅叙友情。
一位病愈出院的妇女特意给中国医生送来了菠萝、香蕉等礼物。
当知道中国医生不收礼物时，她想了想，笑着说：
“你们什么都不要，那我给你们跳个舞吧。”
说罢，就跳起了富有节奏的扎伊尔民族舞蹈，表达她的心意。
扎伊尔人民的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了中国医疗队员，他们把它永远铭记在心里。
新华社记者

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访问柬埔寨
新华社堪培拉1978年01月20日电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先锋报》01月19日发表了一篇澳共（马列）主席爱·弗·希尔访问金边的报道。
报道说：
“1977年12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应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访问了民主柬埔寨。”
“希尔在金边同波尔布特书记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代表团广泛交换了意见。
两党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报道说：
“希尔表达了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对柬埔寨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特别是在1970年——1975年的武装斗争中获得的伟大胜利的敬意和祝贺。
这一胜利不仅是柬埔寨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反对超级大国和国内反动派的人民的胜利。
波尔布特同志代表柬埔寨共产党和柬埔寨军民向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和所有澳大利亚进步人士表示最热烈的敬意。”
报道说：
“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成就令人鼓舞。
同时，他们正在几条战线上反对武装侵略，英雄地保卫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
报道指出，“在武装侵略后面，有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十分阴险的社会帝国主义”。
报道表示相信：
“柬埔寨人民在斗争中一定会获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他们得到所有澳大利亚真正革命者的支援。”
报道说：
“爱·弗·希尔访问柬埔寨并同柬埔寨领导人交换意见，加强了柬埔寨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做出了贡献。”

西班牙《斗争》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西文版出版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宝库作出最重要贡献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所有马列主义者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指南
新华社马德里1978年01月19日电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斗争》最近一期发表社论，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西班牙文版出版。
这篇题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的普遍意义》的社论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是一个人们渴望已久、令人十分高兴的消息。”
社论说：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曾受到‘四人帮’的破坏和阻挠。
因此，第5卷的出版是中国人民与这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一件大事。”
社论指出，这件事还“完全驳斥了那些以为随着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将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人（的看法）。
事实是，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大大加强了”。
社论在评价毛主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时强调，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最重要的贡献”。
社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最激烈的问题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竭力在实际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时就是这样干的”。
社论说：
“同过去一样，承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今天仍然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毛泽东不仅懂得从理论上捍卫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还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社论说：
“毛泽东善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
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仍然存在着矛盾、阶级、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由于这一科学的发现，毛泽东能够确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武器。”
社论还说：
“毛泽东回答了不仅在这个国家而且在全世界提出的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要求解决的问题。”
社论最后说：
“1974年，他阐明了关于存在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修正主义者所憎恨，而宗派分子所不理解的——这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可估量的指南。
应该根据这一理论正确地分析国际形势。”

邓颖超副委员长离金边前往暹粒市访问
波尔布特书记等陪同到机场　农谢委员长等陪同访问
柬埔寨妇协主席乔帕娜莉等看望邓颖超副委员长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金边消息：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结束了在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友好访问，01月20日下午在柬共中央副书记、柬埔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农谢以及乔帕娜莉和英蒂丽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金边前往北部大区暹粒市参观访问。
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英萨利等陪同邓颖超副委员长从宾馆到波成东机场。
前往机场欢送的还有：
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卫生部长秀臣和文化教育部长云亚等。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在柬埔寨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陪同邓颖超副委员长离开金边前往暹粒市参观访问。
邓颖超副委员长的随行人员韩念龙、沈平和傅顺和等同机离开金边。
在中国客人离开宾馆时，数百名身穿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和儿童挥动花束，夹道欢送。
在波成东机场的建筑物上，民主柬埔寨和中国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数千名群众手持鲜花，高呼口号，热情欢送。
一位柬埔寨姑娘向邓颖超副委员长献了花束。
登机前，邓颖超副委员长同波尔布特书记、英萨利和温威副总理等亲切握手。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机舱门口挥动花束，向前来欢送的柬埔寨党政领导人和群众告别。
01月20日上午，邓颖超副委员长在英萨利副总理以及乔帕娜莉、郑奥恩、秀臣和英蒂丽的陪同下，参观了儿童医院和金边市第1纺织厂，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金边消息：
民主柬埔寨妇女协会主席乔帕娜莉，01月19日下午到国宾馆看望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宾主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共进晚餐。
到宾馆看望邓颖超副委员长并共进晚餐的还有：
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文化教育部长云亚，农谢委员长的夫人绍恩，温威副总理的夫人、七五工人医院院长闻恩，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夫人勒恩和卫生部长秀臣的夫人吉耶等。
邓颖超副委员长同柬埔寨姐妹在一起亲如家人。
她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共祝中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姐妹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19日下午，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乔帕娜莉主席、英蒂丽和云亚部长的陪同下，参观了金边革命小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金边隆重集会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十周年
波尔布特书记发表讲话，向革命军特别是在前线为保卫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英勇战斗的战士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18日广播，01月17日上午，柬埔寨革命军陆海空三军代表、工人代表和机关干部代表一万多人，在金边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柬埔寨革命军建军十周年。
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代表柬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及全体人民向柬埔寨革命军，特别向在前线为保卫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英勇战斗的战士，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波尔布特书记说，我们的军队不是在和平中诞生的，而是在轰轰烈烈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波尔布特书记在谈到柬埔寨革命军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夺取了1975年04月17日的伟大胜利之后指出，我军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是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由于我军来自工农群众，是贫下中农的子弟，由于我军经过了革命战争的不断锻炼。
我们的胜利打破了“小国打不赢战争”、“穷国翻不了身”、“小国只能做别人的附庸”、“贫穷的人民只能任人摆布”等反动理论和反动宣传。
波尔布特书记接着谈到柬埔寨革命军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他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保守机密，保卫领土，保卫革命，保卫人民，保卫革命政权，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粉碎敌人的间谍活动。
要根据柬埔寨的对外政策，尽可能多地团结世界上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坚持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坚决站在不结盟大家庭一边。
（附图片）
柬埔寨革命军进行武装泅渡训练。

日美官员就军事与安全问题举行工作会议
新华社1978年01月20日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和美国官员16日和17日在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举行了关于军事和安全问题第10次工作会议。
据透露，双方就目前美苏在亚洲的军事平衡问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以及美日在紧急状态下在防卫方面进行合作的前景等交换了意见。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些高级军官在单独会见共同社记者时说，只要苏联的军事威胁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存在一天，美国就不能在那里再减少它的军事力量。
这些美国军官还议论了日本为改善自卫队反潜作战力量所做的努力。
日本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防卫厅副长官丸山昂和外务省审议官高岛益郎；
美国方面有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戴维·麦吉弗里等。

“明智”不得
又一轮中欧裁军谈判就要开始了。
苏联《真理报》驻维也纳记者“要西方采取第1个明智而具体的步骤”，说这样“对话就会摆脱僵局”。
也就是说，裁军谈判能不能取得“成就”，取决于西方是否“明智”。
但究竟是什么“步骤”呢？
原来是要西方放弃“均衡裁军”的主张，让苏联驻欧部队在裁减后仍占优势。
这无异是企图通过“裁军”，削弱西方的武装，听任苏联的摆布。
如果西方真的照办，这对苏联来说，当然再“明智”不过的了。
然而象这样的“明智”之士，在世上恐怕太少了吧。

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安诺生指出
西欧面临的问题只能共同解决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8年01月18日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01月18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不能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单独解决，而只能共同解决”。
他说，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应该谋求成为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也不能允许超级大国决定我们人民的命运。
他认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对最近在这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高兴。
他说，在国际问题上“九国尽可能力求用一个声音谈话，以便大大地扩大我们的观点的影响”。
他还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应当在解决中东问题和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方面争取实现一项共同的对外政策。
关于中东问题，他重申了共同体去年11月发表的声明，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
安诺生在谈及今后六个月内要完成的工作时指出，直接普选欧洲议会“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理事会正在继续做它职权范围内所能做的一切，以便尽快确定举行第1次直接选举的日期。
在谈到吸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参加共同体的问题时，安诺生说，如果共同体对于位于南欧的这三个国家“不能承担其责任，那么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将更加受到威胁”。
他强调要使同希腊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并尽早开始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谈判。
他还指出，“扩大（共同体）的问题再次提出了这样的必要性：
不仅要加深共同体的合作，而且还要加强我们同其他欧洲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北欧国家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
安诺生在谈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所取得的成果时指出，尽管有很大的困难，共同的农业政策“得到了维护”。
他还说，应该“使共同体在农业和渔业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尊重”。
自从1977年01月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已经把它们的捕鱼区扩大到二百海里。
这一措施以及保护共同体渔业资源的利益“已使采取一项共同的渔业政策成为完全必要”。

欲盖弥彰
这几天，塔斯社忙于否认苏联策划侵略索马里的阴谋，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
01月18日，这家通讯社又发表正式声明，再次表演了抵赖术。
可是，作贼心虚，欲盖弥彰。
声明供认苏联确实站在冲突的一方，反对另一方索马里；
不过美其名曰：
“调解”不成，它才“抗击侵略”的。
但是，把别人的边境冲突说成“侵略”与“反侵略”，同时趁机插手干涉，这是它武装干涉非洲的惯用伎俩，任何美名也粉饰不了干涉者的黑手。
至于怎样进行干涉，塔斯社仅仅用“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这么轻轻一笔带过，显得未免太卑怯了！

法国加强防务捍卫独立和安全
李新
面临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威胁和扩张，西欧国家如何保障自己的独立和安全？
这是西欧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法国位于西欧中部，北濒大西洋，南临地中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两霸对欧洲的激烈争夺下，法国为了维护本国的独立和安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独立防务。
近几年来，法国又进一步调整了战略指导思想，采取了新的防务措施。
从六十年代戴高乐将军执政时期起，法国就奉行一项独立的防务政策。
1974年德斯坦任总统后，法国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它的战略，把原来的“多向防务”改为“扩大庇护”、参加“前沿战斗”的方针，明确了防御的主要方向。
众所周知，“多向防务”指的是对法国的主要威胁，可能来自东方（指苏联），也可能来自西方（指美国），法国将“回击来自任何方向的进攻”。
但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膨胀，苏联对法国和整个西欧的军事威胁有增无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调整了它的军事防御战略。
法国总理巴尔在去年06月阐明法国制定防务政策的根据时说：
苏联和美国“拥有惊人的核力量”和“日益增长的过份武装的状态”。
在欧洲的“东方存在着一个高度集中”“强大的军事国家，我们不能无视其施加影响和采取行动的能力”。
因此，法国“首先应当取得保障独立的现代化军事手段”，使侵略者“不敢进攻我国和威胁我国的生存”。
法国不仅要保卫本土，还把法国和西欧及其毗邻地区视作“一个军事整体”，而法国“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整体。
法国国防部长布尔热说：
“法国同中欧发生的事情，同地中海突然发生的事件，都必然是密切相关的”。
在西欧和地中海，法国表示将以其“全部或部分”手段援助受侵略的国家。
近年来，苏联加紧迂回包抄西欧，因此，法国加强它在地中海的兵力，把一些军舰从大西洋调到了地中海。
对于法国的这一战略思想的调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恣意诋毁和攻击。
苏联头目勃列日涅夫去年访问法国时，亲自出面，对法国施加压力，要它放弃独立的防务政策。
法国总统德斯坦对勃列日涅夫说：
“法国在苏联参谋部的某些防务计划中，是被当作苏联的敌手的。
法国参谋部也研究各种可能的假设。”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苏联威胁着法国，法国针对这种威胁采取防御措施，这是合乎常理的。
法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多年来发展了一支独立的核力量。
它拒绝签署苏美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等，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由于苏联在欧洲部署了新型的机动导弹，法国也在提高和增强其核防御力量。
同时，法国也不忽视常规力量的建设，并且在举行军事演习中，加强了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合作。
这表明法国正在考虑如何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常规战争，也不排斥对付一场核战争。
法国对于苏美高唱的“裁军”谰调也有所警惕。
它拒绝参加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下的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也不参加中欧裁军谈判。
正如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所说，要真正裁军，“首先要从那些拥有的武器与世界战略平衡所需比例最不相称的国家开始”。
法国的舆论界直率地说：
“超级大国先生们，你们首先裁军吧！”
法国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增强防务的措施，有利于捍卫法国的独立和安全，有利于西欧联合反霸的事业。

西德领导人强调要促进西欧联合
新华社波恩1978年01月19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01月19日代表政府在联邦议院就当前内政、外交以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发表声明。
施密特在谈到西德国内形势时说：
“1977年对我们来说是工作艰巨的一年。
我们没有能够使一切希望都实现，甚至不得不使某些期望落空。”
他接着说，而1978年对西德来说也不轻松，“我们国家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无忧无虑的。
在我们这里，也是许多人没有工作，其中许多是妇女、青年和年纪较大的职员。
青年人都希望能升学和受到职业教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有这种机会；
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
关于中东问题，施密特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问题是全面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
关于非洲问题，他说：
“只有通过非洲人自己和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能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
关于西德同第3世界国家关系，他强调说，西德坚持不向第3世界的紧张地区提供任何武器。
施密特在谈到西方和西德经济不景气的情况时说：
“我们不得不看到，世界贸易在去年有了显著的衰退。
我们经济收入的近十分之三是靠出口赚得的，而世界贸易的衰退则导致了出口订货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能象前些年那样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
西德外长根舍在联邦议院就施密特所作的政府声明进行的辩论发言中说明，西德外交政策的基础是：
促进西欧联合；
加强大西洋联盟；
本着同东方（指苏联和东欧）实行正常共处的精神继续推行缓和政策；
致力实现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划分欧洲政治力量的一个历史范例
李元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
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国际斗争中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一理论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它的无比强大的威力。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仇视和攻击这个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理论，胡说什么这是“抛弃”了阶级分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恶意的诽谤和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一世纪前关于划分欧洲政治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就不难识别和推倒这些修正主义先生们的诬蔑。
十九世纪中叶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
1848年，光辉的历史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第1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伟大号召，公开宣布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之后，第一国际宣告成立。
国际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政治舞台。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
有的要求推翻专制制度，有的要求铲除封建残余，有的要求消灭国家分裂状态，有的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一批被压迫民族纷纷起来要求实现民族独立。
这些各不相同的要求反映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矛盾。
这一时期，英、法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剩下的封建大国有沙俄、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
这些国家之间又有着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封建国家之间、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
所有以上各类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抽象地、孤立地去分析和对待错综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际无产阶级总的利益出发，“根据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解决了‘哪一方’即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推动国际工人运动胜利前进，经常考虑“应当进行什么样的联合，使什么样的反动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封建专制的）力量失败，使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才能给当时的民主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列宁：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6页）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各类矛盾进行分析，并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主要封建专制国家进行分析，确定沙俄帝国是欧洲革命的主要敌人，号召欧洲革命人民投入摧毁这个最大祸害的斗争中去。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拥有严格的科学依据，是完全符合当时欧洲总的客观形势的。
只要对当时的客观形势作一番综合的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不是资本主义的英国或法国，也不是封建专制的奥地利、普鲁士或土耳其，而“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5页）
首先，沙俄帝国是一个以最野蛮的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大国。
早在十五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农奴制已开始瓦解，而沙俄的农奴制还在发展；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桎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沙俄仍然处于愚昧和落后的农奴制度。
不仅如此，沙皇俄国还力图把落后、野蛮的农奴制度推广到国外。
所以，这个地域广阔、扩张成性的庞大的农奴制国家就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其次，沙俄帝国疯狂推行征服欧洲的侵略政策。
十八世纪初期，彼得一世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大片土地，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欧洲的北大门。
十八世纪后期，叶卡特林娜二世通过对波兰的瓜分，攫取了通向欧洲的宽阔长廊，继而又通过对土耳其战争，掠夺了黑海北部广阔的海滨地区，打开了欧洲南大门。
十九世纪沙俄又把侵略的目标扩大为，向北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增强其在波罗的海的霸权地位；
向西并吞波兰，以波兰为前哨，控制进而瓜分德国；
向南占领君士坦丁堡，独霸从黑海出入地中海的海峡，占领巴尔干，把它的疆界扩展到亚得里亚海。
沙俄从北面，从南面，从东部凶猛地扑向欧洲心脏地区，大量兼并邻国领土，严重威胁欧洲各国的安全和独立。
第3，沙俄帝国不仅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且它的军队更是当时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和后备军。
沙俄极端仇视欧洲一切革命运动。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它是反法联盟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沙俄穷凶极恶地充当了“欧洲宪兵”的角色，挥舞屠刀和大棒，镇压欧洲一切革命运动，维护欧洲的旧秩序。
恩格斯在总结德国革命运动时指出：
“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
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5—586页）
第4，沙俄帝国比其它封建专制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当它向东欧、中欧疯狂进行侵略扩张的时候，始终披着“斯拉夫兄弟”的保护者和“解放者”的外衣。
沙皇炮制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陷害斯拉夫各民族的卑鄙圈套，用心险恶地在奥、土统治下的斯拉夫各民族中散布幻想，似乎沙俄是“斯拉夫兄弟”的“救世主”，似乎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各民族能够依靠沙俄的力量从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沙俄的这一欺骗作用在分裂欧洲革命人民方面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尖锐地揭露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性及其反动实质，并以对沙俄的态度作为区别欧洲民族运动是否应当受到国际无产阶级赞助的一个分界线。
马克思、恩格斯斥责沙俄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是反动的，加以无情的揭露；
把斗争矛头指向沙俄帝国，为削弱和最终摧毁沙俄帝国服务的民族运动视作进步的，给以热情的赞扬和支持。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威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
（列宁：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选集》第2卷，第861页）事实正是如此。
波兰人民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历次起义，对摧毁沙俄殖民统治、打击沙俄帝国的世界霸权政策，推动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当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波兰独立运动的时候，他们比谁都清楚，而且不断地指出过，参加波兰独立运动的有波兰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这些人在剥削和压迫本国的人民方面，从来是不手软的。
但是，难道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热烈赞扬、高度评价、全力支持波兰独立运动而指责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抛弃了阶级斗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吗？
这里可以举出另一个例证。
即使在对待沙俄同土耳其封建帝国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绝不是把它们等量齐观的。
相反，在一定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当支持土耳其帝国反抗凶恶的沙俄的侵略。
大家知道，当时的土耳其封建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而且它自身已成为沙俄瓜分的对象，被沙俄称为“垂死的病人”。
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由于沙俄侵略所引起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了土耳其反抗沙俄的侵略。
而当时的土耳其在战争中也得到了英、法、奥地利甚至普鲁士的支持。
结果，沙俄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挫败，它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这对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第1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直到他的晚年不止一次地强调，由于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由于这个帝国对欧洲的侵略野心，其目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
（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5页）
伟大的列宁非常赞成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英明论点。
他说：
“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列宁：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页）
列宁热烈赞扬马克思、恩格斯把对沙俄的态度作为划分欧洲政治力量以及区别欧洲民族运动是否应当受到国际无产阶级赞助的一个界线，并称之为一个“策略范例”。
（列宁：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5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的这一光辉的历史范例，对于如何正确划分当代世界的政治力量，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天，苏联新沙皇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属于第1世界。
它们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今天，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在国际范围的斗争中坚决站在作为反帝反霸主力军的第3世界一边，支持西欧、日本等第2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